我国的合意增长率与结构变化
合意增长率对应着自然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是在产出、资本与储蓄比率已知的情况下，将全部储蓄转变为所需投资增长率，等于是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的比值。随着不断进步的计量方式，已经能够在理论层面对合意增长率进行度量。本文主要利用合意增长率对经济结构领域进行理解，认为合意增长率是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相一致或是对经济结构优化有利。合意增长率就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较快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也较快，反之，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合意增长率也会较低。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的经济结构变化，其合意增长率一直无法提高；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变化逐渐迅速，合意增长率也逐渐提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时期，合意增长率的表现也将各有差异。本文主要结合我国从“一五”开始到“十二五”的近60年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及结构变化的规律进行探讨。依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可以看出我国从1953年至2012年的劳均GDP增长率、人均GDP以及GDP增长率均出现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及规律。以经济波动及增长速度为主，同时全面考虑到这一期间我国经济的制约条件、因素以及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经济结构特征进行分段描述。在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8年），该阶段我国主要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依靠。1953年的人均GDP仅为121元，到了1976年，人均GDP为318元，在24年中，劳均GDP增长率为3.6%，人均GDP增长率为4.2%，GDP的增长率为6.3%。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情况，按照钱纳里等就业份额与农业产值的标准来看，其水平极低，远远低于起步阶段的人均GDP100美元，到1976年，其人均GDP依然没有超过200美元的水平。但是，我国的工业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重工业投资作为导向驱动，加之城乡日益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计划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逐渐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缓慢发展。在转轨时期（1978-2000年），也就是我国进入了由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迅速变化的经济结构，转变工业化战略，迅猛发展经济的工业化推进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逐渐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在轻重工业之间，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并在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在转轨时期逐渐引入市场因素，成为计划与市场并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之一。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政府投资是核心，忽视了需求、城乡差异过大等许多不协调的经济结构而进行的工业化模式。但在转轨时期，这样的传统模式正逐渐被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兼顾，需求与供给并重，逐渐缩小城乡差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的工业化模式所替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转轨时期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快速变化，并且符合了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促进了合意增长率。随着转轨时期市场因素的不断作用，逐渐增加的私人投资，促进了农村适度开放，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逐渐增多了物质文化生活等多样化需求。这样迅速且良性的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极大程度地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转轨时期的20多年里，劳均GDP增长率为20.1%，人均GDP增长率为14.1%，GDP增长率为15.8%，较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当属奇迹。在持续稳定增长期（2001年以后），这也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进入了全新工业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逐步走入成熟，甚至迈向了高级工业化的持续稳定增长阶段。2000年时，我国人均GDP为7858元，到2012年已经高达38354元，也就是由800美元提高至6000美元。依据钱纳里标准，中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过渡的加速发展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巨变的阶段，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自从我国进入持续稳定增长期，伴随着空前增长的外需，随之而来的是相对不足的内需，由于我国各地逐步开展重型制造业，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政府投资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在持续稳定增长期，由经济增速层面看，我国具有相对较小的经济波动，并且呈现迅速增长且平稳的态势。这一时期的劳均GDP增长率为14.6%，人均GDP增长率为10.1%，GDP增长率为11.7%。人均GDP增长率比转轨时期更高，而GDP增长率则与转轨时期相同，劳均GDP增长率较低于转轨时期。由产业结构层面看，第三产业份额正在不断提高，第二产业份额没有太大变化，而第一产业份额正在不断下降。另外，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我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持续超过第二产业，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主导型产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60年的工业化发展进程，符合结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前工业化进程起步时期，带着强烈的随意性与主观性的战略计划，在配置资源中发挥着绝对的作用，形成了重视供给轻视需求，重视城市轻视农村，重视投资轻视消费，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重视工业化轻视服务化，重视政府投资轻视私人投资，重视国内市场而轻视国际市场等问题，存在许多非优化经济结构，但这一时期的非优化经济结构，仍旧起到了优化结构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在转轨时期，是体制转型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时期，在配置资源中，计划逐渐被市场所替代，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不断优化城乡结构，轻重工业化结构也逐渐合理。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且迅猛的结构变化，释放出了庞大的结构红利效益，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可持续且迅速的提升。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是我国后工业化进程走入成熟与高级阶段的发展时期，强劲的外需与低人力资本有效结合，让全世界关注焦点落在“中国制造”上。在该时期中，经济结构的改变，既体现出优化趋势，同时也存在些许恶化因素，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持续推动经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增速的放缓以及对结构进一步调整又意味着巨大的结构红利还未释放。
红利释放、合意增长率同结构优化
以事后的观点层面来看，若是将合意增长率看作与经济结构优化一致的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则可以看出，在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其合意增长率也极低，人均GDP增长率基本等于零。在工业化时期，由于整个过程中，如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以及需求结构等经济结构快速的优化，其结构红利效应由于结构变化的释放极其明显，大幅度增加了合意增长率。在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时间较短，所经历的国家也较少，该时期逐渐趋于稳定合理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与层次逐渐提高的需求之间，所形成的高供给能力水平与高层次需求相对不足，这样的不断调试以及不匹配的供求关系，极可能降低合意增长率。就我国现阶段来说，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以“一五”计划为开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8年，扭曲的结构变化虽然提高了合意增长率，但是，却对国民经济原有的发展潜力造成了阻碍，降低了红利释放与结构优化的潜力。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0年，该阶段结构优化持续且健康，将结构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出来，大幅度的促进了合意增长率提高。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该阶段的工业化逐渐成熟，并且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在不断优化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同时，却对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造成了恶化。一方面促进了合意增长率的提高，有利于红利释放和结构优化。而另一方面又对结构红利效益的有效发挥造成了阻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首先，应该积极促进劳动力进行跨区域与跨产业的流动，充分促进劳动力将应有的结构红利效应发挥出来。建立起全国一体化、进退自由、规范有序以及鼓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以促进劳动力由效率低下的第一、二产业，向效率较高的第三产业移动，将劳动力的结构红利效应最大化释放出来。其次，应该引导合理消费，促进我国内需消费逐渐替代外需消费，释放需求结构红利效应。引导合理消费的宗旨在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发展，以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同时需要对社会保障系统不断健全完善，引导公民进行适度合理的消费行为，以提升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最后，应该将政府投资规范化，鼓励私人投资，最大限度地激发投资结构的红利效应。政府的投资领域以及规模需要规范化，对民间投资门槛逐步降低，增加民间投资的领域，使市场为主导逐渐替代目前的政府投资为主导，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作者:高玉莲 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匡贤明.“改革红利”与社会公平解析[J].学习月刊，2013（4）
2.徐琳.试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的新发展[J].商业时代，2013,7（20）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跨区域相关研究；澳门；珠海；实证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15-08
一、引言
澳门与珠海一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两地地理位置也极为接近，最近几年，随着CEPA协定和横琴大开发战略以及港珠澳大桥工程的实施，澳门与珠海以及香港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澳门仅约3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是典型的微型经济体。澳门作为微型经济体，其经济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包括，人口少、经济活动规模小、经济运行体制相对独立、产业结构对外部具有较高的依赖性。珠海作为当初定位带动澳门经济发展的内地经济承接体，其产业发展也受到澳门经济发展的显性影响。由于澳门与珠海房地产市场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中，因此，受到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的房地产产业在两地的发展也可能存在差异和联系。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澳门与珠海房价之间的相关关系，从产业层面来研究两地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内在影响机制，分析澳门和珠海房价的内在联动机制，试图厘清澳门与珠海房地产市场联系的内在机理。
二、两地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构成的比较
任何地区房地产产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房地产业的业态形式。从理论上来说，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李萌、张佑林，2005）[1]。从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经济呈现持续增长趋势，除了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小幅回落之外，其余年份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0%，这个增长速度甚至快于珠海。尤其是在近两年，受到澳门赌权开放和横琴大开发等因素的刺激，澳门实现了GDP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澳门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也呈现上涨趋势。但是，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澳门房屋均价上涨的同时，珠海房屋均价也出现了快速上涨的局面，这种局面一致持续到珠海“双限”时期。显然，经济增长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基础，以下部分本文将从宏观层面分析珠海与澳门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及其产业结构构成的比较。
（一）澳门与珠海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房地产发展阶段比较
经济发展阶段的比较主要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和GDP增速三个方面来进行比较。
澳门与珠海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澳门回归后实施“一国两制”，澳门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减速，而是一直呈现良好的上升势头。从两地的经济总量水平来看，澳门经济总体水平一直高于珠海，在两地人口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澳门人均GDP水平更是远远高于珠海人均GDP水平，两者之间的落差大约达到5倍左右（如图1～图3，表1）。
从GDP增长情况来看，珠海市GDP增长速度总体高于澳门GDP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速珠海也在大部分年份领先于澳门，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澳门业迅速发展，2010年后其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都明显超过了珠海，其中2010年澳门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都超过珠海水平的两倍以上，显示了澳门经济强力的复苏和增长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澳门和珠海实际上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按照钱纳里对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标准，澳门2011年人均GDP达到66 300美元，处于发达经济阶段中的高级阶段，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层次，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制成品收入弹性减少，制成品在国内需求中的份额逐渐降低，要素投入的综合贡献率逐渐减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珠海2011年的人均GDP为14 208.73美元，处于工业化阶段的高级阶段，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经济重心逐渐向高级产品制造业转移，资本积累贡献率较高，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增加。
按照房地产产业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第一阶段，是在人均GDP 8 000美元以前，这时市场上所谓的房地产问题都是住宅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人均GDP从8 000美元到25 000美元，这时市场上的房地产问题就升级为商业不动产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人均GDP达到25 000美元以后，此时房地产问题就是商用不动产和金融配合，逐步形成金融引导、支持高端的商用不动产长期持有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融产品交易（冯仑，2011）[2]。按照这样的标准，澳门房地产市场应当属于第三阶段，即商业不动产和金融配合形成的金融产品交易问题。珠海房地产市场应当属于第二阶段中的早期市场，即从住宅逐渐向商业不动产升级，但此时的商业不动产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社区商业。待人均GDP增长到15 000美元之后，则进入商业不动产的高级阶段，即由社区商业向CBD核心区的投资性商用不动产、商用物业升级（如表2）。
（二）澳门与珠海的产业结构比较
澳门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主要的产业形态为建筑业。从建筑业和业的关系来看，具有一定负向关联关系，在澳门业陷入衰退的2003—2006年，建筑业呈现上行趋势，但当业从2007年开始快速增长后，建筑业在澳门产业中的比重就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澳门的第三产业主要包括业、房地产业和银行业，这样的产业结构符合澳门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的要求，但是，由于业的“一业独大”，使得澳门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单一性，业在众多产业中无论是总产值还是贡献度都远远领先于其他产业。
从近两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有三个明显特征。
1、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增长
2002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6％，其中重工业增长率为13．1％，轻工业增长率为12．1％，2003年则分别提高到17．0％、 18．6％和14．6％。两年中重工业比轻工业的增长分别高出1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从60．9％提高到64．6％。重工业增长不仅明显超过轻工业，成为带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从整个经济增长来看，重工业增长也发挥着主导作用。1998―2002年工业增长为9．2％，同期GDP增长为7．7％，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1．5个百分点；2002年GDP增长10．2％，工业增长8．0％，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2．2个百分点。2003年GDP增长9．1％，在农业和服务业增长速度均比上一年有所减慢的情况下，工业增长速度却达到17．0％，高出GDP增长7．9个百分点。因此，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增长速度的提高，不是短期因素所为，而是由长期积累因素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经济未来结构变动的趋势。
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的高增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与近几年消费增长平稳和净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相比，投资的增长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讲，投资高增长是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必要前提，与前期以轻工业为主和后期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相比，新的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投资的大量增加。2003年我国工业投资14460亿元，同比增长39．0％，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工业行业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据2003年统计公报显示，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纺织增长80．4％，煤炭增长52．3％。另外，就长期趋势而言，投资增长的作用也反映在近几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关系的变动上，投资率从1998年的37．4％上升到2003年的42．7％。
导致产业和投资格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消费结构升级。虽然近几年我国消费增长保持平稳，个别年份还有些偏弱，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经过多年的能量积累，消费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相比，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46．6％下降为2003年的37．1％，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45．6％。目前人们的消费观念、方式、内容以及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汽车、住宅、通信、旅游以及教育和文化娱乐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居民年均消费支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都在明显增加。2003年，在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消费支出中上述领域的消费占35．9％，农村居民达到34．9％。可以预见，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逐步释放出能量，成为带动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重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关联性，使经济高增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验表明，当大众消费进入汽车、住宅消费阶段后，投资高位运行，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将保持较长时期快速增长。与之相比我国的情况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将会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国人均GDP从目前1000美元到2020年3000美元的20年间，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不仅来自于传统消费需求的生机和不断释放，而且新技术发展必然引致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汽车和通讯消费的持续高涨已经显示出了这种特征。二是我国已经把加快城市化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结构，作为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农村人口，城市化又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如果能够持续提高城市化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所释放出来的潜力不可估量。在未来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以重工业为主导，以新技术应用和城市化发展为依托，有可能持续20多年，直至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近年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都是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如信息、汽车和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增长的速度发展。2002年，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也已连续3年以较高速度增长。随着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材、有色、化工及建材等行业的增长空间进一步扩大。2003年出现的以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为主的短缺和投资热潮，客观上反映出主导产业变化的特点，标志着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产业关联效应增强不仅反映在工业内部，也反映在基础设施领域。随着收入增长，人口流动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提高，大众消费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同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会拉长产业链条，增加物流规模，提高产业组织的复杂程度，使生产和流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趋于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低、中、高收入国家交通及通讯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上升。重化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张的同时，还将带动对服务业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以研发、物流和金融为中心的新兴服务业和以满足城镇居民需要为中心的生活服务业，都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从而会显著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3、新的发展阶段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趋势相统一，正在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角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加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90年代随着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世界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形成浪潮。根据商务部有关统计，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成立企业数量的最多年份是1995年；投资额最多的年份是近两年，尽管投资企业数减少，但投资额增大，表明大多数在华投资的500强企业已经进入规模扩张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500强在华投资的73％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使制成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而在我国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进口替展阶段基本结束，出口导向阶段趋于成熟。未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将会更多地转向资本技术产业，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原材料、元器件等上游产品的需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1998―2003年，我国各年GDP保持平稳增长，外贸进出口虽有较大的起伏波动，但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两倍以上。由于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致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从35％左右提高到60％以上，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同期，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由每年400多亿美元上升到500多亿美元；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9％提高到27．2％； 2003年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41．4％，进口占进口总额比重44．7％。我国经济对外依赖不仅表现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技术和资源方面。目前，许多高成长性行业如计算机、电信和汽车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仍然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重要资源的供求关系出现紧张，以致进口迅速增加。2001年到2003年，我国原油进口数量增加了50％，钢材年进口数量增幅超过了100％。
综合上述分析，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将因重化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从而将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另一方面，我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长，国内潜在的大市场将会对国际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二、新阶段提出的主要问题
1、经济社会转型压力增大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既是后起国家振兴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容易造成发展失衡、加剧社会矛盾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一般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正是一个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转换的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出现显著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处理得当，就能顺利地发展上去，反之，则可能出现徘徊以至于后退的局面。韩国在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化工业发展，不惜大量举借外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中陷入了债务危机，后经艰难的调整才渡过难关。拉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一度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快速增长，但随后因为经济结构扭曲，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最终酿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90年代中后期，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中断，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目前正在进入的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也是在体制转轨和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逐步显露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应有充分的认识。
2、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
重化工业化容易导致资源的集中和市场的垄断，拉大城乡、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资本的集中带来财富的集中；其二，人的能力的差别带来收益的差别。在重化工业化阶段，两方面的趋势都在加强。根据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曲线，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呈现扩大趋势，其最高点即收入差距最大的时期大致出现在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协调机制，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就可能走向反面。
3、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发生渐变
在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会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容易出现经济高增长与失业压力增大的“逆反”现象不平衡。重化工业发展使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性增强，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提高，这对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期的到来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另外，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我国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比较优势，都会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度的提高而逐渐消减，倘若仍然依靠这一类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来发展经济的话，我们将难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在世界制成品市场普遍过剩的情况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形不成核心竞争力，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步丧失。因此，面对新阶段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如何调整经济结构，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既保持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又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都将事关发展与稳定的大局。
4、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
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我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为27％，人均森林面积为20％，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而单位产出的能源或原材料消耗却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重化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增加，将使我国短缺的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特别是石油和矿产品的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对国际资源的依赖也会明显加强。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汽车、住宅业的发展对于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会显著提高。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还会带来“三废”排放的增加，给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合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效地解决资源瓶颈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5、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重化工业发展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虽然产业链条延长、中间需求增加，有利于扩充市场容量，但如果最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跟不上，则可能加剧市场过剩和通货紧缩。重化工业发展资本需求量大，信贷膨胀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赶超冲动”和“政绩攀比”倾向，更容易引起盲目投资。如果投资效益不好，就会加大内部金融风险，增加不良贷款，引发通货膨胀。此外，重化工业发展也会增加进口需求，对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在全面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任何外部冲击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总之，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增长的内在要求，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不确定性风险和调整的成本也会增加。因此，如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是这一阶段需要把握好的重大课题。
三、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取向
新阶段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正逢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许多严峻课题。从战略上讲，要把握好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认真解决好内部协调性和对外平衡性的问题。
1、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新阶段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走势和中长期结构变化趋势的重要依据。为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针对新发展阶段高增长和不平衡的发展特征，进一步树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既要利用好新阶段创造的新机遇，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又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大调整措施，注意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既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继续加快发展，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群的合法收益和积极性，更要强调通过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好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既要注重效率原则，关注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人均水平的提高，还要充分考虑公平，不断充实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以参与和共享来实现公正和平等，更好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为提高效率提供可靠保障和坚实基础。
2、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要注意结构变化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平衡
新发展阶段资源向重化工业和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其根本意义在于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产业发展的领域，带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同样，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不等同于城市加快发展，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转换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的发展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循环之中。因此，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关键在于使结构变化更加有利于产业关联和城乡互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结构的安排与要素禀赋的特点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结合起来。从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看，资源配置应突出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应在结构上坚持就业优先。在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应高度重视客观上存在的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势。解决这一问题可能的思路有两点：一要抓住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和结构多样化的特点，使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之间保持平衡，注意发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在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二要把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始终作为战略重点，保证劳动力质量同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这两点，前者旨在抑制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后者则着力于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增加。从总体上讲，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解决好结构升级与增加就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才是成功的。
3、宏观调控政策应注意适时适度和长短结合
新发展阶段具有结构变化剧烈，容易引起经济波动，调整代价较大的特点，这对宏观调控方向、时机和力度的把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宏观调控既要注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要注重开掘市场调节的自组织功能。新的发展阶段是市场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与以往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时期不同），政府调控主要不是通过直接干预来主导发展的方向，而是要通过创造环境来保持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府对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或失调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必要的，然而更多的问题是需要依靠市场经济系统内部力量来自求平衡。在市场有效范围内充分保护和发挥好市场的作用，是宏观调控的边界和基础。其次，短期宏观调控措施要有更长远的预见性，在总体上要服从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因为局限于解决短期问题而积累和加深长期矛盾。同时，也要避免短期宏观调控措施长期化，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在调控方向上与长期发展战略的一致性。再次，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弹性，无论是顺向调节还是逆向调节都应把握好时机和力度，多用“微调”的方法，为市场作用留出必要的空间和时间，循序渐进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一、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台阶是一个规律性现象
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按何种价格计量是一个重要而学术性较强的问题。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来源较多，其中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史数据，较好满足了长时间跨度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比较的需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认度。麦迪森数据采用购买力平价和国际多边比较方法，以1990年为基准水平，其计量单位简称1990年国际元。
根据麦迪森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数据，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战后高速增长的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国家表现得较为典型，并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特性。
第一，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日本在1946～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9.4%，战后高速增长保持了27年。到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之后增长率下台阶，1974～1992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至3.7%，中速增长维持了18年。1993～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1%。韩国1946～1995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8%，到1995年人均GDP达到11850国际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96～200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为4.6%。德国（当时为联邦德国）1947～1969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7.9％。在1969年人均GDP达到10440国际元之后开始下台阶，1970～1979年GDP年均增长速度降至3.1%,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第二，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下台阶以前的高速增长期，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下台阶后往往伴随着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相应上升。日本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二战刚结束时一度降至20%，而后迅速上升，至1970年达到46%的峰值；之后逐步下降，到2007年降至不足30%。韩国二战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15%，之后持续上升，到1991年时达到峰值，为42.6%,之后开始回落，2007年降低到37%。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6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53％，之后逐步下降，到2008年回落至30.2%。
第三，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总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动。下台阶之前的高速增长期，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下台阶后投资比重随之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日本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这里给出的是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包括存货资本在内的全部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的变化规律，和固定资本比重的趋势基本一致。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呈上升趋势，到1973年时达到峰值37.1%，与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大体重合。之后，投资比重逐渐下降，到2007年降至23.4%。韩国的投资比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呈现明显上升势头，从1960年的11.4%升至1991年的38.9%，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投资比重也都保持在37%左右，之后显著下降，到2008年降至29.3%。德国的投资比重转折和GDP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也基本重合。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投资比重保持在25%左右，到1965年达到二战后的峰值，为28.3%，之后逐步回落，到2008年降至19.2%。
第四，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会相应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后城市化进程也逐渐放缓。二战后日本的城市化率快速上升，1945～1973年城市化率从27.8%上升到55.4%，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1973年之后，城市化进程逐步放缓，2008年达到66.5%，1973～2008年期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32个百分点。韩国1950～1995年城市化率由20.9%提高到78.2%,年均增长1.30个百分点。1995年之后，城市化进程放缓，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81.5%,1995～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0.25个百分点。德国城市化水平起点相对较高，在“二战”前就超过了50％。1950～1969年期间德国城市化率从52.9%上升到72.2％，年均增长1.02个百分点，之后城市化水平基本稳定，2008年为73.6％。
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高速增长，并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出现增长率明显下台阶、经济结构显著变化的现象，反映了这些国家能够凭借适宜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短短几十年的追赶期内，“挤压式”地完成先行国家在一两百年内实现的工业化、城市化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增长速度下台阶，并不意味着已经全面实现现代化，主要表明以大宗工业产品生产和消耗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基本结束，随后是一个更“精细”增长阶段的到来。
在快速追赶阶段，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与模仿，从先行国家那里获得大量成熟技术；与此同时，后发国家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普遍较低，与已有技术和产出能力相对应的需求处在迅速成长和释放期。只要依托有效的体制和战略形成较强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就可以出现一个较长的持续高速增长期。而且历史经验显示，似乎时间愈靠后的后发国家，“挤压式”增长的特点愈加明显，完成同样工业化任务的时间愈短一些。当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后，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步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引进和模仿空间缩小，要素成本加快上升。另一方面，需求扩张速度减缓，能够引致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住宅和相关产业扩张速度放慢。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变化，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组条件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后发国家在“挤压式”追赶期的高速增长结束之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从现象上看，有的成功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速下台阶时，恰好叠加了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如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韩国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可以触发和加剧增长速度的滑落，但不构成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根本原因。人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尽管资源匮乏程度与日本相近，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并未打断韩国的追赶进程；而韩国之所以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增长速度下降，主因还是人均GDP超过1万国际元，进入了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
成功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即工业主导逐步转为服务业主导；相应地，投资比重下降，消费在需求增长中的份额上升；经济增长逐步进入创新和服务经济为主驱动的轨道。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二、增长阶段转换对发展方式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
增长速度回落，我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近期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研究表明，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观察，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回落。一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回落，典型的是拉美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另一种则是较完整地经过工业化高速增长期后的回落，典型的是上述日本、韩国、德国等二战后的增长经历。形态上看，二者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挤压式”高速增长，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首先，前者的增长回落大体出现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而后者则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其次，前者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后者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以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国家人均GDP 4000国际元和国家人均GDP 6000国际元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再过3～5年，我国将有很大可能达到成功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长“自然回落”时所达到的11000国际元的水平。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我国落入拉美和前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我国的增长形态，看起来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更为接近或相似。不同的是，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的增长阶段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越来越突出。从地区差距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来看，中国地区间的差距的形成有着时代、自然和自身因素的特点。
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四省经济的分析，基本突出了中国当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现状。四省经济梯度发展的特征非常明显，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吸引外资量、投资规模等都呈从东到西逐步减弱的趋势。虽然，西部大开发对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有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科技创新能力、交通运输条件、地理区位、国家发展政策、投资环境、历史因素等多方面。从绝对优势来讲，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是资源开发型产业的规模优势，多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从相对比较优势来讲，经济欠发达地区有一定加以利用赶上发达地区的条件，但是这些潜在的优势能否得以充分利用，需要很多支撑条件和发展的机遇。
全球经济一体化、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家西部大开发都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腾飞提供了诸多的机遇，但也带来众多挑战。西部地区能否很好的利用这些机遇和条件，赶上经济发达地区。首先在发展的定位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否通过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路线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西部经济摆脱经济低速循环发展的轨迹，需要内、外部条件的协调利用。显然良好的外部机遇和自身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发展新兴衍生产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赶上经济发达地区的较好的选择。
本文是在“泛珠江”区域经济合作这些区域经济合作大背景下，具有特殊地位的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四省如何进行发展定位，充分利用这些机遇和条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相关理论与文献
区域经济的对比分析实质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衡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现实检验。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首先是评价指标的选择，研究的目的决定着哪些指标能进入评价体系，同时，指标之间的关系和指标本身的经济含义会对研究的合理性、科学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那水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际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到底存在多大的差距，一直是世界各国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迄今为止，学者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评价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如汇率法（又称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购买力评价法、实际生活质量指数法、社会进步指数法、人文发展指数法、综合国力方程法、ASHA指标法等。
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很多，大致可分为三类：①东中西部的差距；②省际发展的差距；③沿海和内地的差距。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非常明显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形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很多，许多学者归因于投资倾斜、乡镇企业发展的分布不均、地方性财权下放、开放的次序及程度差异、基础设施建设差异等多种原因（魏后凯、杨大利，1997；林毅夫、蔡、李周，1998；王小鲁、樊纲，2004）。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和质的飞跃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相关理论有：①李斯特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未开化阶段、畜牧阶段、农业阶段、农工业阶段、农工商阶段。②胡佛－费雪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自给自足经济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村生产结构转化阶段、工业化阶段、服务业输出阶段。③罗斯托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④弗里德曼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阶段、过渡阶段、工业阶段、后工业阶段。
我国学者蒋清海以制度因素、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总量水平，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传统经济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全面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我国经济由东向西经济发展阶段的梯度特征非常明显，李娟文、王启仿（2000）结合蒋清海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以北京、东部的广东、中部的湖北以及西部的为例，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现状，得出北京处于全面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演变阶段、东部的广东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中部的湖北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
经济发展的差距所导致的互补成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的基本前提，而区域经济合作是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共同发展。四省经济发展的差距和阶段性特征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给予四省经济合作可能；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低水平发展为区域经济合作提出了必要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四省经济实力的比较
1．GDP与GDP增长速度
从四省经济发展的总量数据GDP和GDP的增长速度来看，福建、广西、云南三省经济总量与广东差距很大。而且，广东与广西和云南的差距整个90年代一直呈扩大趋势。从GDP增长速度来看，1995年以后，四省经济增长速度有着同步趋势。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当前的增长速度，云南和广西想赶上或超过广东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讲，想赶上经济发达地区，必须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表1：四省GDP对比
注：把广东省GDP看着100，其他省GDP占广东GDP的比重。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衡量国内贸易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方面能反映该地区的消费需求强弱；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该地区商业发达和集聚程度，是该地区需求和供给实现对接的重要方式。
从图2上可以看出，福建、广西、云南三省与广东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差距很大。用2003年的数据比较，广东分别是福建、云南的三倍，是广西的6倍。再与GDP总量对比比较，广东的GDP是福建的3倍，是广西、云南的6倍。通过这一简单比较可以看出，除云南外，其他三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的关系基本一致。云南相对较高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着其他原因。另外，1995年以前，福建、广西、云南三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趋势几乎一致，1996年以后，广西增长速度趋缓。
3．资本形成与固定资产投资
在资本形成中，固定资产投资占非常大的比重。剔除存货以后，四省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的最基本手段。
4．工业总产值
从供给的角度来说，工业总产值代表了工业企业的供给能力和参与市场竞争能力的大小。从图5可以看出，福建、广西、云南三省的工业企业依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
表2：四省具有优势的工业行业对比
资料来源：刘满平，“泛珠江”区域产业梯度分析及产业转移机制构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年11期。
从表2可以看出，四省工业行业存在明显的发展梯度，而且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广东、福建处于高层，广西、云南处于工业梯度的底层。梯度的存在为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产业转移提供了前提条件。
5．进出口贸易总额
进出口贸易总额代表了该省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从图6可以看出，广东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995年以后增长迅速，与其他三省的差距愈来愈大。虽然福建是著名的侨乡，有着全国第二的海岸线和100多个港口。但是，从该省进出口贸易总额来看，这些便利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作为地处内陆山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云南、广西，对外进出口总额在9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没有大的改变。
6．结论
①四省经济总量差距很大。广西、云南与广东的差距从总量上看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有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②广西与云南具有很强的一致性。③从需求角度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大致反映出地区经济总体差距水平。④四省GDP的增长速度，在90年代中期以后有着趋同的变化。在GDP增长速度变化趋势一致的情况下，GDP总量的扩大依然是增长速度存在差距。所以，经济欠发达地区要赶上或超过经济发达地区必须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三、四省产业结构分析
1．四省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对比分析
从各省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变化情况来看，四省第一产业都呈下降趋势，说明如果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第一产业在拉动GDP增长上已经没有潜力。四省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略有波动，但变化不大。第三产业都呈现比重增大的趋势，说明经济结构正在向第三产业为主的方向调整。
除广西外，其余三省的产业结构都是二、三、一的结构形势。广西，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差距不大。
2．三次产业就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
四省第一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2002年数据看，绝对数除广东外，其他三省都在增加，而且福建增加的速度很快，2002是1995年的5倍。所占比重除广东有下降趋势外，其他三省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其中福建增长最快，从1995年的3.17增加到2002年的7.84，增加了4.6个百分点。
四省第二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所占比重都呈现下降趋势，结合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变化情况。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所占比重下降的情况下，产值所在比重变化基本稳定，说明四省第二产业的投资效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有了一定的改善。
四省第三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所占比重都在上升。而且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却低于第二产业。说明四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依然处于从二、三、一结构向三、二、一结构调整的过渡阶段。也说明了第三产业的资本产出效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结合该地区的要素禀赋特点。在中国这个人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选择的技术进步路线应该是以大量的劳动与少量的资本的结合的方式。所以，四省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变化情况就值得加以研究。
在四省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构成中，第一产业依然是第一位的。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固定资本所占比重都在下降，而第一产业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解决就业所做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换句话说，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民）不得不被束缚在家乡的土地上，获得微薄的收入，而其所面对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和城市居民一样，这也说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旧很低。伴随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居民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是中国经济发展今后所要面临的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广西、云南两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非常大，超过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之和。广东、福建虽然也出现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的问题，但是，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差别不大。四省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第一、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就业呈现上升趋势。说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资源向第三产业转移。
将就业结构和三次产业产值联系起来考察，广西、云南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广东、福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第一产业就业偏高和产值较低，直接导致该地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收入水平低下。
云南第一产业比重超过70％，广西次之也达到60％。大量的劳动力，少量的资本和较低的产出，说明广西、云南第一产业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农业经济特征明显。
虽然第三产业就业、产值、固定资本形成比重都在增加。但是，第三产业主要以传统的流通与服务业为主，为现代农业、工业服务的金融、通讯和信息新兴第三产业比重低，现代化水平不高。这种超前发展而现代化水平低下的第三产业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将带来消极的影响。
四省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变化不大，但是就业和固定资本形成比重却出现下降趋势。广东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超过50％，说明广东工业化程度最高。云南的产业结构是二、三、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差距不大，这并不意味着云南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达到比较高级的阶段。云南产业结构呈现的第一产业发展而不发达、工业化水平较低以及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格局，只能说明云南依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传统形势的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很难形成经济增长的持久支撑点。
表3：四省第三产业中具有优势的行业分类对比
资料来源：刘满平，“泛珠江”区域产业梯度分析及产业转移机制构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年11期。
第三产业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和交通通信产业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金融保险业和社会服务业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科技教育和信息产业迅速崛起阶段。
从表3可以看出，广东处在第二阶段，并逐步向第三阶段迈进；福建处于第二阶段；广西、云南处于第一阶段。
四、四省对外开放程度比较
1．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时代，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成为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
注：进出口贸易总额单位是亿美元；GDP单位是亿元人民币。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该国（地区）GDP的比重，它是衡量一国（地区）贸易开放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也是反映一国（地区）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的标尺。
从图12可以看出，四省外贸依存度，广东最高，广西、云南最低。如果进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记价，广东的外贸依存度可以达到60％，而广西、云南只能达到8％左右。
可以看出，广东、福建与国际市场有着较高的联系程度，而广西、云南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要低的多。
2．利用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FDI）所形成的资本是最有活力的资本。FDI带来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以及当前流入中国的FDI所带来的国际市场的开拓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FDI流入发展中东道国具有的资本积累效应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FDI与国内资本之间存在替代性，那么这种影响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微乎其微，因为中国接近20万亿人民币的居民储蓄存在要比500多亿美元的FDI对国内经济发展从资本供给的角度来说要大的多。另一种是FDI与国内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那么FDI流入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影响。
FDI所具有的技术扩散效应，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扩散的主要载体之一。此外，通过“看中学”效应，FDI能够提高发展中东道国国内的人力资本、改善东道国国内公司的知识诀窍和管理水平。FDI还对发展中国家存在制度变迁的效应，卓有成效的制度变迁推动和促进经济增长。
从图13可以看出，广东引进FDI的规模远远大于广西、云南。FDI是一个对投资环境最敏感的资本形式，作为FDI主体的跨国公司在寻求投资地时，处于利润最大化考虑，必然会流向投资回报率高的地区。而影响投资汇报率高低的因素绝不是吸引外资的政策的优惠程度。可见，广西、云南在利用外资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五、四省经济发展合作的基础
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经济利益增长要求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是突破单个区域资源与生产率限制的有效途径。区域经济合作是建立在经济规律作用下各区域的发展差异－优势互补－利益共赢之上的。区域经济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区域内成员间生产要素的差异性以及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通过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在地区间的转移，最大限度地发挥差异性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提升整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四省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非常明显。按照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广东处于全面工业化时期，而广西、云南依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向全面工业化过渡时期。
表4：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特征
资料来源：李娟文、王启仿，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分析，经济地理（4），2000。
决定四省经济合作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是三大产业运动规律：产业阶梯式上升规律、区域产业成长不平衡规律、产业区域循环规律。
1．产业阶梯式上升规律
从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成长进程看，产业一般沿着轻纺消费资料加工业－重化工业和基础产业－技术密集产业－服务业－知识产业－文化产业的产业序列成长。
经过2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的准备和积累，四省经济已处于与快速工业化起飞的前夜，广东已进入全面工业化时期。伴随着进入快速工业化的轨道，产业在区域间转移、流动也必然会进入活跃期，此时推动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既是顺应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新要求，也必定大大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
2．区域产业成长不平衡规律
由于各地区工业化起飞时间不一样，工业化起飞条件和背景的差异性，导致地区间产业成长的不平衡性（见下图）。
图14：四省发展不平衡与差异性格局
发展的差异性和产业成长的不平衡性，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互补共赢的可能性和区域合作的前提。
3．产业国际（区域）循环规律
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往往会反映在产业运行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高低差距上。在开放格局下，在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引致产业在区域间的流动、传递和转移。一般而言，产业会从梯度高的区域向梯度低的区域流动或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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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渡过增速换档期、转入中高速增长后的一种阶段性特征。如果从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长周期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则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的新变化、新特征。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然而，在追赶进程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具体表现、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结构的相应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模式起着主导性作用。根据追赶型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表现，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的触发下，后发国家开始脱离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也有一些国家会持续较长时间。
―高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在增量扩能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需求及投资大幅增加。此时，大量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较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往往经历剧烈的产业升级和结构变化。基本特点是高投资、高增速，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等优化升级。我国过去30余年高增长，就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中高速增长阶段。后发国家与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专利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著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来实现。
―中低速增长阶段。追赶的后期，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进一步接近，大部分后发优势都已释放。传统市场空间已经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等获取高额利润。
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落后国家都能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如长期落入“贫困陷阱”的某些非洲国家;也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中途掉队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拉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
在经过了30多年的快速追赶、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之后，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前沿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突出表现在：新增劳动力数量虽然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现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相对增;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与之前相比均有明显增长，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强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与前沿国家相比，不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还是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都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拥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上。在1978―2012年的35年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9.8%。在不考虑“三经普”GDP上调的情况下，若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4%左右和7%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年平均增速可达到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实现十报告提出的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保持6.5%的年平均增长即可。
与此同时，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上看，由主要积累物质资本向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转变;从比较优势的利用上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上看，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也是从数量扩张型追赶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变。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典型规律。但是，作为转轨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也有鲜明的特色。比如，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将同时共存;超大规模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等。正因为这些特点的存在，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可高于历史上所有的后发国家。也正因为这些特点的存在，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矛盾和风险也可能更加突出。
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露。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很难及时做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的收缩而破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善于运作的土地财政模式也可能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而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在财政金融部门暴露。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并通过一定时期的调整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措施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然而，与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在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可能会出现像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增长性衰退”的状态。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我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动力就难以形成。
宏观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是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但是，加工贸易可以转移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出口高增长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的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在过去的10年间，平均来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通过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带来的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不利于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劳动报酬占比提高，将挤压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今年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机器人采购量最大国家。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10年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的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领域。与在工业内部的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岗位转换的难度加大。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增长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努力把握新机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深刻认识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正确引领新常态，努力把握好新机遇，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做好各项经济工作的大逻辑。
宏观经济稳定是新常态下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动力、结构和风险状况都会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新的条件下，自然要求经济工作要有新思路、新办法和采取新方式。必须看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并不会一帆风顺，增长动力新旧转化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经济社会风险可能会集中显露和释放，这些都对保持宏观经济总体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宏观经济短期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各种经济关系就会绷得很紧，不仅无法为推进各项改革创造条件，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使多年来的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连续三年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根本用意正在于此。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进”是根本出路。
新常态蕴藏着新机遇。新常态自然是新挑战，但也蕴藏着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巨大。国际市场对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虽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了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无限。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扩张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则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从而使我国经济进入健康、稳定、持续的长期发展阶段。
1．1．1异速生长模型。人文地理学家根据异速生长理论，认为处于不同维度的城市人口与城区用地面积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两个重要的发展指标，它们二者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常量，符合异速生长规律。通过建立关于城市人口和城区用地的异速增长模型，能够对城市的动态人地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可以用异速生长方程At=aPtb表示。如果把At，Pt同时同放在双对数坐标系中时，两者存在线性关系:lnAt=lna+blnPt。式中:At为某城市在时刻t的城区用地面积;Pt为某城市在时刻t的城市人口;a为比例系数;b为标度因子，即异速生长系数。
1．1．2模型评价标准及含义。在异速生长模型中，每组变量都有其相应的标度因子临界值，取决于模型中两变量维数的商。根据分形研究，城市用地维数的平均值为1．7左右，人口的维数为2，在理论上得到b的临界值为0．85。但是，实际应用中发现b符合实际情况的临界值为1。当b＞1时，城市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大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b=1时，二者速度相等;b＜1时，城市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小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1］(表1)。但是在实践中，异速生长系数对于城市人地关系的反映还需要结合城市化发展的其他指标进一步进行分析。例如异速增长系数＜1时，可能是由于城市经过高速发展之后，受到自身土地资源的约束，城市用地外延扩展减缓，用地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也很有可能是城市发展停滞，城区面积扩张缓慢，从而导致人均用地的减少。这说明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变化在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同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意义，不能够一概而论。
1．1．3数据选择新疆城市人口与城市用地的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1年新疆城市体系中共有2个地级市和20个县级市。其中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北屯市由于进入建制市序列的时间较晚，统计期间内统计数据不足，故在样本中剔除。
1．2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特征
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至2011年新疆城市人口由358．34万上升为560．32万，增长了56．37%，年均增长4．6%;城市建成区用地面积由473．41km2增加到921．82km2，增长了94．72%，年均增长7．89%。城市用地面积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新疆城市人均用地面积为132．11m2，2011年上升为164．52m2，增长了24．53%。将新疆城市人口总数及建成区面积总数作对数处理，绘制双对数坐标图(图1)，可以看出新疆城市人口与城市面积呈直线分布趋势，表明新疆人地关系满足异速生长关系。
利用Eviews软件对新疆2000—2011年城市人口及城市用地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异速生长分析，得到异速生长系数b=1．2923(R2=0．965)，呈现出明显的正异速增长特征。这反映了新疆城区总面积增长速度大于城市总人口增长速度，会导致城市人均用地面积逐年增加，土地利用粗放。利用异速增长模型对新疆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作进一步分析。大多数城市异速生长分析结果的拟合优度高于70%，部分城市分析结果的拟合优度甚至达80%，90%以上，这说明新疆多数城市人口与用地的增长关系符合异速生长规律(表2)。满足异速增长规律的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差别较大。b＞1的有奎屯、吐鲁番、库尔勒、喀什、克拉玛依、阿勒泰、乌鲁木齐、昌吉、和田和哈密，其中奎屯、吐鲁番、库尔勒、喀什的b＞2，呈现出明显的正异速生长特征，这些城市用地面积增长快于人口增长，这部分城市包括了仅有的两个地级市，城市规模大，对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的整体发展趋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b＜1的有乌苏、阿图什、阜康、塔城、石河子、伊宁和博乐，呈现出明显的负异速生长特征，这部分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大于城区面积增长速度，城市用地呈现集约化发展的趋势(表2)。新疆城市体系内只有阿克苏市的分析结果拟合优度较低，人口与用地的增长关系不符合异速生长规律，该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呈现逐年减少的发展趋势，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不断减少，城市用地也呈现集约化发展的趋势。
2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对新疆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能够对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的基本情况进行基本判断，但是为了准确判断其发展趋势，需要结合各城市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及所处的发展阶段进一步进行分析。从科学性、一致性和可得性的原则出发选取评价指标建立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3)。使用SPSS软件对2002—2011年新疆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其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只有一个，且主成分累积贡献率已达88．076%，故选取其为第一主成分。根据软件分析结果计算可得主成分综合模型:K=0．3857X1+0．3841X2+0．3831X3+0．3441X4+0．3800X5+0．3786X6+0．3837X7。通过该模型可以得到各年度新疆城市经济发展主成分得分。加权综合量K值的大小反映出2002—2011年新疆城市整体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且有加速的趋势(表4)。结合具体经济指标判断，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整体上处于加速阶段。进而利用指标体系对2002—2011年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测，求得每一年度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得分，得分越高越好(表5)。将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整体经济发展速度对比，可将全疆各城市划分为三类。(1)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整体速度基本一致，如克拉玛依、库尔勒、乌鲁木齐、阿勒泰、阿克苏和阿图什。其中克拉玛依、库尔勒的经济发展水平评测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乌鲁木齐经济发展水平评分一般，其他三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2)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全疆整体速度，如哈密、昌吉、奎屯、伊宁、石河子、和田和喀什。其中，哈密、石河子、昌吉经济发展水平评分一般，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3)经济发展速度慢于全疆整体速度，如吐鲁番、阜康、塔城、乌苏和博乐。其中阜康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高，吐鲁番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
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及各指标特征，对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所处阶段进行综合判断。其中克拉玛依处于经济发展的发达阶段，塔城、乌苏、阿克泰、博乐、阿克苏和阿图什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其他城市均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
3城市经济发展中人口与用地关系评价
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整体趋向正异速生长，城市用地开始出现粗放化利用的趋势，但是当前新疆整体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趋势仍不明显，并且目前新疆城市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阶段城市用地的合理增加能够有效带动经济发展。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总体处于良性发展趋势，只有库尔勒市、奎屯市、喀什市、和田市和阿勒泰市出现了恶性发展的趋势。新疆城市体系内城市人口与用地增长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的有10个城市，其中克拉玛依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发达阶段，奎屯市、吐鲁番市、库尔勒市、喀什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和田市以及哈密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阿勒泰市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的城市有7个，阜康市、石河子市和伊宁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乌苏市、阿图什市、塔城市和博乐市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阿克苏市人口与用地增长不满足异速生长特征，其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将新疆城市分为6类。
(1)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发达阶段。这一类城市只有克拉玛依市，从该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特征值可以看出该城市的土地利用虽然存在一定粗放化的趋势，但是城市经济在较高水平上仍然保持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城市经济与用地扩张进程一致，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2)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类中共有8个城市，其中奎屯市、喀什市、昌吉市、和田市、哈密市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基本保持正向增长，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发展速度;库尔勒市、乌鲁木齐市评分变动不大，与全疆经济发展速度一致。其中昌吉市、和田市、哈密市正异速生长特征值略低于全疆的特征值，土地利用粗放化的趋势不显著，且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城市，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乌鲁木齐市正异速生长特征值也与全疆一致，虽然经济发展速度近年来出现减慢的趋势，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库尔勒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全疆第二，且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一致，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特征值较高，土地利用粗放化趋势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喀什市、奎屯市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特征值很高，土地利用粗放化趋势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吐鲁番市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全疆水平，且正异速生长特征值很高，土地粗放化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3)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中只有阿勒泰市，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经济发展水平评分明显落后于其他城市，城市人口与用地出现正异速生长趋势，且趋势显著，虽然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略高于全疆速度，但土地的粗放利用没有带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4)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类有3个城市，包括阜康市、石河子市和伊宁市，其中阜康市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全疆水平，石河子市、伊宁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水平。这一类城市人口与用地负异速生长特征显著，且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疆排名前列，城市经济发展稳定，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5)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有4个城市，包括乌苏市、阿图什市、塔城市和博乐市。这一类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城市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全疆速度，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负异速生长特征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6)不满足异速生长规律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中只有阿克苏市，该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略慢于全疆，但是经济发展基础差，在统计期间内伴随着人口的逐年递增甚至出现了城市建成区面积递减的趋势，从而导致其不满足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规律，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
4结论与政策建议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间变化―――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配第－克拉克定理”。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继承克拉克成果的基础上，又侧重于从三次产业占国民收入比重变化的角度论证了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所取代。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以下时，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到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型变化。
后来钱纳里等人在库兹涅茨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整个经济结构变化过程，得出了产业结构变化过程的动态形式：第一阶段是传统社会经济阶段，经济增长主要由初级产业（首先是农业）和服务业支撑，速度很慢。大量低效率使用的劳动力停滞在农业部门，还未发生向高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快的非农业部门（首先是工业）大规模转移。第二阶段是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主要由急速上升的工业制造业支撑。产业结构和生产方法剧烈转变，劳动力大规模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部门。新技术得到迅速采用和不断扩散，新主导产业部门不断代替旧主导产业部门。第三阶段，经济增长步入发达经济阶段，工业制造业的贡献率下降，服务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那些与耐用消费品有关的服务部门在减速，而与医疗、教育、文娱、旅游有关的服务部门则在加速发展，服务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日益增大。
在第二阶段，还可以根据反映经济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或人均GNP或人均GDP；反映国民经济中工业化程度的工业或制造业的份额，或三大产业部门的产值及就业比例；反映城市化程度的城市人口比重；反映生产要素密集程度的工业内部结构等四项指标，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初期以轻纺工业为主；中期又可以分为以原材料为主的中工业化时期和以高加工度为主的时期；后期即技术集约化阶段。
根据以上四个指标以及我国的汇率和货币实际购买力等现实情况，我国的经济成长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以高加工度为主的时期。
二、发达国家与我国的情况对比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似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阶段我国三次产业的主要调整方向是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并迅速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第三产业应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主要的作用。但我们是否可以以第三产业的发展代替第二产业的发展，以信息化代替工业化的未完成阶段，从而逾越工业化后期中的技术集约化阶段，直接进入以“知识经济”为主要标志的发达经济阶段呢？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从中找出有益的启示。
（一） 发达国家的情况
库兹涅茨在多国经济发展史的“结构演变模型”中选取了59种类型国家的数据，考察了人均GNP500―1000美元（1958年美元）阶段三大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该阶段第一产业加速下降；第二产业迅速发展，其就业比重上升率为375％，产值比重上升171．35％；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仅上升了277．8％，产值比重上升45．52％，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钱纳里等人对此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由此可见，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在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第二产业无论是在产值还是就业结构上在国民经济的总量中都增长得相当快，并大大超过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超过第二产业，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史上是后工业化社会时期，即技术集约化阶段的标志。可以这么说，第三次产业获得长足发展，必然是在工业化成熟后的一段时间内。《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人均GNP7000美元为标志，第二次产业比重才呈现出由上升到下降的状态，相应的第三产业在增长速度上开始加快，与第二产业差距逐渐缩小并最终超过第二产业。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二产业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型变化过程。
为衡量不同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借用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在考察产业部门的产出比重变化与人均GNP或人均GDP变化的关系时，曾计算了各部门比重升降对人均收入增长的反应弹性值。反应弹性值越大，该部门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越大。
由此看出，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的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巨大作用。国外的经验说明，产业结构的演进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下一个阶段的前提和基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掘出每一个阶段的发展潜力，才能够达到下一个阶段高度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 我国的情况
据统计资料显示，1999年我国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率为－2．2％，即使在工业品市场供给普遍过剩的情况下，第二产业仍保持了8．1％的增长率。而第三产业在投资大量增加情况下换来的是7．5％的增长率（表1、表2）。由此可见，在我国90年代，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比所带来的工业产出增长是第三产业产出增长的三倍还多。
从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看，与经济增长率从13．5％回落到7．3％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变化是：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4．7％，第二产业提高3．8％，第三产业提高0．9％。不难看出，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不仅占有较大比重，而且还从47．4％上升到51．2％。可见第二产业是左右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产业部门（表3）。
从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预测的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变动状况来看，未来五年内，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仍然将在50％以上（表4）。这说明我国正处于产业演进的第二个阶段―――工业化阶段，工业作为主导产业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还没有达到第二产业比重的“∩”型下降阶段，没有为逾越到发达经济阶段打下足够坚实的基础，没有产业结构逾越升级的现实可能性。
三、结论
世界其他国家以及我国的现实数据都给我们一个强烈的信号：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有着比第三产业更为显著的支撑作用。我国要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仍应是现阶段的根本任务。
关于新世纪新阶段即21世纪头20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加快现代化，曾有不同的认识。不少省市特别是东部一些省市，都提出加快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有的同志主张用加快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但是，许多同志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2000年，我国人均GDP854美元，不仅同当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27443美元有很大距离，而且同当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2039 美元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1153美元也有较大距离。 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很大一部分地区农民收入没有达到小康收入水平，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农村有2800万人尚未脱贫，城市有近2000万人领取最低生活补助金）。根据这样的国情，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是，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看到，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不仅易于为人民理解，而且目标不那么张扬，不会给外国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就全国整体水平而言的。有条件的地方，如东部一些省市，可以发展得更快一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任务是，用20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涵义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更高，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做到。
二、一个主题——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讲的发展，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发展还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要快速发展。因此，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主题就是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0年， 我国GDP年均增长9.52％，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年，我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 按当年汇率计算超过1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认为，我国2000年GDP已达到4万亿美元。由于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和划分标准，1999年全世界中下收入国家为人均GNP756美元以上，我国当年人均GNP已达到780美元。2000年，我国人均GDP（由于我们利用不少外资，因而人均GDP，略大于人均GNP ）为840美元，有了进一步提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心就是要用大约20年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其基础和主题，则是要在这20年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即做到每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18％。这个速度虽然比前22年低一些，但是仍属高速或快速发展范畴。分析各方面的条件说明，实现上述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工作做得好还有可能超过。
中国具有并将继续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有世界上最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正在迅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同时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中国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生产力的组织，能够把各种生产潜力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尽管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今后20年仍然具有较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能保持7％—8％的平均增长水平，超过日本、韩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的时间。2001年和2002年前三个季度在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条件下，中国经济增势不减，仍实现7.3％和7.9％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和发展势头。
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经济2001—2020年年均GDP增长7.18％， 同期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长3％，则中国人均GDP到2010年为1592美元，2020年为3027美元，同期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2513美元和3097美元。可见，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跃升到世界第3位，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4％上升到占8.4％。
为在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关键词 ：现代 中国经济 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情况概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343.4元到如今的26955.1元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现在的8895.9元，从这所得到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我国的经济越来越繁荣，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改革开放初的一片萧条发展到了如今的繁华。在这期间，经济发展速度也呈现不同的形态，我们可以将其分为3个阶段：1978年-1991年的经济体制转型初期阶段、1992年-2002年的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3年至今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分层的产生因素
我国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1991年的经济体制转型初期阶段、1992年—2002年的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3年至今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从我国GDP增长情况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3个不同的阶段：1978年-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总体在增长，但总体增长幅度较小，较平缓，其中第二产业比重所占最大，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最小；1992年-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幅度较第一阶段大，第一产业相对而言上升幅度较小，且比重有下降的趋势。2003年至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迅猛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3年的568，845.21亿元，增加了近2陪多。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第一产业虽然自身在增加，但增加较平缓，其比重相对而言总体下降。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2年的10.1∶45.3∶44.6。与1978年相比，2012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8.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2.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20.7个百分点。
1.经济体制转型初期阶段
1978年-1991年期间，在这期间，我们称之为经济体制转型初期阶段。在1978年-1991年期间在体制和制度上，对我1949年以来实行的20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探索和改革，经济增长初见成效，国民经济有所增长。我国GDP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到1991年的21781.5亿元，GDP增长率为4.9%。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小，基础设施落后，对外开放程度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波动较大，需求结构很不稳定，所以相对于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说整体上增长速度比较平缓。
2.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1992年--2002年是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在这个阶段刚开始之初，世界上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苏联解体事件，这对我们是否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挑战。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邓小平进行了南方谈话，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新思路，有了新突破，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这个阶段，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为主、政府适当干预为辅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从附件的图中也可看出，此阶段GDP快速增长，GDP增长率为3.47%。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793.7亿元，实现了GDP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到2002年GDP达到了120332.7亿元，是1978年的33倍。期间，我国更加注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
3.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从2003年到至今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新阶段，这时，我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我国并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加入WTO为契机，抓住战略机遇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受到国际经济局势变化的影响。我国GDP经济增长率受2007年底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困扰从13%下降到2008年的9%，但是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增加到300670亿元，较1978年增长了81%。这个阶段的幅度上升最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增长很快，总值上在2013年已经略超第二产业了。
三、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我对未来经济保持乐观态度。中国经济在1979年至2011年的33年间保持了年均9.9%的增速，在前30多年里，我国是个制造大国，虽进行了大量的劳动，但是得到的利润很少，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期、换挡期，我国经济政策有度地降低了今后的经济发展增速，维持7%左右，在降低经济发展增速的同时，就业就要成大问题，但是如果我国未来经济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的大幅度提升以及技术性产品的不断开发，我国有政策鼓励创新创业。在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的同时，人民币在不久的将来将也会快速向世界蔓延。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加强，世界格局也在向多极化发展，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对我国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遇。马云的阿里巴巴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马云用智慧创造了一个帝国，他没有走中国的老套路，而是另取新路。我国不断鼓励青年学生进行创业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批批青年投入到商业中去，为中国经济增姿贴彩。中国经济一旦转型成功，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将会向前迈一大步。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