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既涉及到地方政府管理，又涉及到居民自治，是多元参与的动态复杂过程。实现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治有效衔接，有利于促进基层自治组织成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一、基层社会管理理论分析及阶段模型
就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而言，扩大社会化管理和民主政治、减少政府行政控制是必然趋势，但是要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根据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和发育状况，相应调整和转变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适时地缩小干预领域、调整干预力度、变换干预方式，扮演好政府不同阶段的角色。
在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管理基层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充当着“监护人”角色，尊重社会力量的独立性并适时地培养扶持和监督指导，与其互补共治。如图1所示，政府作用的发挥会经历“抚养培育-辅助成长-指导监督”三个时期，在完全实现社会自治之前，政府不仅要承担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责任，而且应积极培育和强力促进社会力量的成熟。社会自治力量在成长的不同阶段经历与政府相对应的“索取依赖-学习进步-成熟独立”三个时期。图1中显示了二者相互对应的不同时期以及各自在社会基层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图1）
我国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功能尚不完备，存在官方色彩浓重、自主独立性差、影响力不强、经费来源难以稳定以及内部治理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这种自立能力尚弱的“幼小”主体急需“监护人”（政府）营造良好的环境，给予必要的帮助，以适度的干预形式组织、协调和推动其迅速健全成熟。当前阶段，地方政府不仅不应放手，而且应发挥主导作用，将关注的重点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转到重点培养基层自治组织发育成熟上来，主动承担相应责任，积极辅助和培育社会自治能力，视社会力量的发展状况及时调整干预的程度和领域。当基层自治组织发育成熟、功能完备、有能力实现社区“自治”时，政府必须放眼于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宏观指导，放权于基层自治组织，将现行“强政府”性质的政府主导管理结构转变为社区自治为主、政府仅做必要引导和严格监督的治理模式，实现社区管理服务与政府监督指导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直至完成“政府主导-二元治理-社会自治”的过渡和交接。
二、基层社会管理实践探索及评价
在我国，曾先后出现过行政主导的“上海模式”、社区自治的“沈阳模式”、半行政半自治的“江汉模式”以及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杭州模式”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它们或将社区建设的重心放在街道办事处，以行政支持、加强地方政府作用为导向，或界定责任和功能边界，“多中心”组织保证，或以政府下放权力、注重社区自治为特色，或注重社区结构性体制创新，构建“选聘分离”的管理体制。这些模式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在不同程度上理顺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展示并推动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在我国社区管理和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各类治理和相应成效之间的关联看，基层社会管理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和尝试。
（一）政府组织与社区组织的分权。1998年民政部在全国选定26个部级社区建设实验区，开展社区建设实验和社区体制改革，并于1999年至2000年先后出现了“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沈阳的“自治型治理模式”提出了政府与社区分权的课题，但是没有破题。当时，全国社区体制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居委会没有自治性，仅仅是区街政府的“一条腿”。与“沈阳模式”相比，“江汉模式”注意从初始制度的创设上着力消除“沈阳模式”未触及的“体制瓶颈”，是探索有中国特色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一次有益尝试。“江汉模式”体现了不少科学理念和价值取向，但由于没有触动城市行政体制，随着政府职能社区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
（二）逐步让权社区的探索。2000年以来，有的城市开始了社区体制改革的新探索，试图弥补江汉区社区体制改革的不足。理论界把这一新的探索成果称之为“社区工作站模式”。从学术角度来看，社区工作站模式是政府职能社区化模式，是为实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在社区设置承接社区行政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许多城市纷纷掀起了创建社区工作站的浪潮。与“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相比较，社区工作站新模式表现出极大的创新勇气，不同程度地理顺了政府与社区关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走出社区行政化困境需要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
这些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也充分表明相对成熟、成功的社区建设都以资金投入为健全基础设施和宜居环境的重要保障，以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为重要基础，以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居民自治组织为重要力量，以人文关怀为重要感情维系。而这些条件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府的高度重视、关心支持和引导投入。这些实践也充分验证了在现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采取政府主导基层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三、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导作用
政府应弱化具体细致的管理，加强监督，鼓励并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根据社会自治力量在当前阶段呈现出的特点，调整对其干预的程度、形式和领域，特别应注重对社会力量的培育，扮演好政府现阶段在社会治理中的“监护”角色。
（一）出台政策规章，保障社区法制化管理。面对社区管理的新形势和基层社会的深刻变化，必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社区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以制度的力量依法治理社区。一是制定和不断完善发挥市场机制、共建机制、志愿机制作用的政策，特别是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政策、扶持企业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政策以及鼓励志愿服务深入持久开展的政策，使政府从“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做更加需要政府关注和下工夫的事；二是制定和完善向新建社区、人口密集社区、困难群体聚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社区倾斜的政策，促进平衡发展。
（二）抓好组织整合，凝聚社区建设力量。长期以来，存在于社区的单位和其他组织，由于对社区事务不够了解，又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社区服务，不愿也难以参与社区管理和建设。政府应发动各类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建设。首先，整合地方政府力量，组建由政府负责人挂帅、民政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社区管理办公室，统筹规划社区建设，形成合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其次，在地方政府主导下，鼓励社区所有成员参加的社区建设联席会议，整合区域所有成员和资源，协调区域内各群体的利益关系，并服务于各群体，使辖区内的社区管理有秩序进行，和谐统一。可以整合基层政府的工作机构，在街道层面设置“一站式服务”，改进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方式；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养老等福利项目。
（三）创新管理体制，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在制度层面，地方政府担负着加快社区配套制度建设、切实保证社区组织自治性质的使命，应通过完善各项制度，解决社区居委会的职能界定、权利义务以及与各个方面的关系，用制度保障社区管理。充分发挥社区自治作用，地方政府要着重做好几个转变：一是把与社区群众关系密切的事项交给社区，提升社区组织管理地位，实现由微观具体向宏观统筹的转变；二是主动帮助社区排忧解难，搞好服务，做好协调，实现由行政命令向协调、指导、服务转变；三是对社区建设成效考评中，居民满意度指标要占合理权重，促使社区组织对民负责、为民办事，实现由上而下垂直考核向兼顾上级认可和群众满意的综合考评转变。
（四）培养扶持NGO，提高社区自治能力。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调整和角色的重新定位，从政府转移出来的大量公共服务职能需要更多微观主体来承接和具体实施。与此同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因为参与主体不够多元而受到制约。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政府之外的NGO存在并有效发挥作用，承担从政府集权式管理向社区治理过渡的中介角色，促使政府职能转换，完成政府与社会市场的衔接。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大力鼓励、促进、推动基层社区领域NGO建设，在其建立、发展过程中进行适度培育和合理引导，使其与社区自治组织一起进行社区管理和建设。可以通过建立机制营造环境来培植NGO，促进NGO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发挥作用。
（五）搭建沟通平台，建立有效沟通渠道。建立高效便捷的沟通渠道，打造信息交流平台，对社区居民的情绪宣泄、意见表达、问题反馈进行快速收集和及时回应。对矛盾进行化解，对或愤怒或悲伤的情绪给予抚慰，对群众意见、建议充分考虑和负责任地处理，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完善政府自身建设的同时，推动基层社会健康发展。
无论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还是社区建设管理的实践，都明确和验证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应坚持政府主导的模式。地方政府不仅应在当前阶段介入和干预社会基层管理，而且应该将培育社会自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力争在法制建设、规划设计、组织整合、体制创新、培育NGO以及搭建沟通平台等方面有所突破和成效，为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社会自治“修好路”、“加满油”。
（作者单位：1.河北行政学院；2.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
[2]邓名奋.论社区自治进程中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思路.学习论坛，2007.1.
[3]石庆玉.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中国集体经济，2007.7.
[4]陈伯涛.构建和谐社区的主体及途径.领导干部网，2007.8.10.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1-0037-03
一、中国基层社会民主自治的历史经验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久远,从秦汉至明清,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组织就一直在基层社会实行一定程度的乡村自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基层社会主要表现为单位而不是社区,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基层社会被党政一体化领导,行政性占主导,城市基层缺乏基本的自治空间和能力。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单位制式微和瓦解,强国家、弱社会局面改观。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也由单位制结构转向社区制结构。社会的发育给社会管理和整合带来了新的问题,城市基层社区的居民自治的实质性发展正是源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后,原来单位办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必然要回归社区。同时,单位体制外的社会空间急剧膨胀,个体户、私营企业都需要社区来管理,外来民工、流动人口更给社区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难题。
中国城市社会由单位制结构向社区制结构转变,对于以传统的单位为基层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面临着如何调整和适应新的形势的问题。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党建还是在新时期的社区党建,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党对社会层的领导。党对社会层的工作要解决执政深度和稳度的问题。执政深度取决于政党能够在社会上获得多少支持,这种支持基于何种原因,是否能够可持续。执政的稳度与深度有密切关系,取决于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政党支持人群在社会中的分布和比例等等。所以社区党建是党的社会层领导的根基和实现方式。在社区党建中如何保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保证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具有挑战性。
同时,社区自治需要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和引导,因此对党的建设也是机遇。首先,党的基层组织是国家协调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其次,党的基层组织是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基层自治的主体是社会个体,但是,社会个体的结构是多元的,社会关系也是比较松散的,自治组织与自治活动要在这种社会中发展,就需要有一个主导性的力量。因此,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需要有效的政治力量支撑。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这个主导力量自然是党的基层组织。从一定意义上讲,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的内在要求。
二、新华街道的案例分析和典型经验
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街道的基层民主自治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基层党建在基层自治中发挥着积极的领导作用,获得过全国明星街道称号。
1.小区物业自治。新华小区是老式弄堂,由于缺乏物业公司管理,长期以来存在脏乱差的局面,治安环境也不好。居民虽然都有改善的愿望,但一直苦于没有有威望的、具合法性的个人或组织来把大家组织起来。后来新一届新华居委会党总支书记,从建立与大家的信任开始,最终把小区的物业自治小组建立起来了,小区的综合环境改善非常大。新华小区党总支和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非常注意防止自治小组成为一个脱离民意基础的组织,无论大事小事,都引导自治小组去征询每一户居民的意见。每次碰到需要解决的社区问题,小组成员都会事先开会讨论,设想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再去征询其他居民的意见。凡有重要决议,必须开“听证会”。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小区物业自治,是缘于社区治理的需要。社区管理出了问题,政府无法包办,因为资金不足,物业公司也不会来管理了,那就只能居民自己管理;需要居民自治并不必然产生居民自治。小区以前的脏乱差状况有很长时间了,苦于没有人来组织他们进行自治。基层党组织及时组织开展自治小组工作,获得了居民的赞赏和支持;基层党组织是通过做群众工作获得居民信任后才组织自治小组的;自治小组本身的持续和发展需要有一套规范,规范的原则是民主协商。自治的本质在于民主而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断,只有大家都参与进来,自治才会是长久的。
2.突发事件处理。2007年10月,地铁10号线要在新华街道陈家巷居委的2068弄登云公寓附近施工,需要占用一个大花园将近三分之二的面积。陈家巷的党总支书记在接到通知之后,先在党内形成了统一意见。然后党总支把登云公寓的居民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经济条件好、政治觉悟高的老干部;二是一般的工薪阶层家庭;三是经常需要依靠政府救济的弱势群体。党总支把楼组里所有的党员都召集起来,负责上门给居民做工作。在这起事件中,党总支和居委会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保证居民不要上访,一方面,他们主动与施工单位沟通,帮助居民争取权利。他们估算了施工对于居民的各种损失,代表居民与施工部门商谈补偿的费用。另一方面还联系了上海市房屋质量监测中心,实地测量施工对于居民住宅安全的影响,为今后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收集证据。最后,居民的情绪保持了稳定,施工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
以上对地铁施工事件的处理,体现出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工作的方法和策略,有的方法和策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有的是新时期的创新。具体分析如下:接到通知后,基层党组织保持镇定,并首先在党组织内部民主形成意见,分析处理对象的特点,最后提出解决方案。根据居民对象不同,说服工作讲究的策略不同:对于老干部,如果平时很关心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和他们讲市政工程建设的道理,他们是能够理解和乐于接受的;对于相对弱势的群体,由于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救济比较多,平时也多和居委会和基层党组织打交道,因此对党组织和居委会具有某种情感性和依靠性,他们也是支持这项工作的;对于最难说服的那一部分居民,党组织的策略是解决他们目前的实际困难以及尽量争取满足他们的要求,让沟通力强的党员去做工作,发动群众去做群众工作等等。
说服工作的效果如何,不在于说服工作本身,而在于:党组织平时与居民的关系如何,是否能得到居民的信任,党组织平时是否关心居民、公正维护居民利益;在修建地铁的事件中,基层党组织处于什么样的立场,是处在极力保障工程施工的政府立场,还是为减少施工单位损失,抑或是公正、切实地维护相对弱势的居民的实际利益?基层党组织需要发挥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真正做到公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做合理而艺术的调停人,而不要盲目卷入利益冲突中。
3.社区专业工作室。俞静工作室,是主要针对当前各居民区新老交替、新进的社区工作者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现状而建立的,旨在培养社区社会工作者。正式人员共3人,负责人为泰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君慧心理咨询服务工作室,是为满足社区各类人群心灵沟通、心理咨询、心理服务而建立的。负责人为陈家巷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蓉之林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室,是针对近年来因小区物业管理矛盾和争议不断增多、上级业务部门人力不足而建立的。负责人为左家宅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发展,社区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一些变化,包括群众利益诉求、民主诉求的新变化,维权意识、精神文化的新需求。专业工作室具有针对性,能有效地解决基层社会和居民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使得基层党组织和居民群众有了更多的沟通互动。同样在党的工作方法上,工作室探讨了如何将党的传统工作方法与专业化、社会化工作方法相结合,与专业性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工作新路。例如,工作室心理咨询人员认为,很多居民的问题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心理的问题,如果没有心理学的知识,而按照传统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做工作肯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工作室源自于哪里?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党的基层干部的智慧与作用,是他们首先在解决各自社区的问题中积累了经验,然后寻求其他力量的帮助把工作室建立起来,也是这些基层干部负责工作室的主要工作,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工作室的工作确实给基层群众自治以及社区群众带来了成效。首先,工作室具有教育的功能,比如俞静工作室已先后为街道培养了两批社区工作者,君慧心理咨询服务工作室开展心理知识培训,蓉之林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室开展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其次,真正化解了许多社区矛盾,为社区提供了免费的服务;最后,它们本身作为一个居民的自治组织存在,同时它们也促进了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良性发展,比如蓉之林工作室协助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帮助其有序开展工作等等。
三、新华经验与启示
新华街道的基层群众自治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工作理念和思路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1.基层群众自治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也必然是一种共治。所谓应该是指,从群众的概念分析来看,生活在基层社区中的党员是社区群众的一员,社区的基层党组织除了具有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它本身也应该是群众自治中的一股重要的群众力量。因此,群众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应该是共治的。所谓必然是基于以下的分析:首先,中国基层社会群众缺乏民主自治的传统,基层群众自身自治观念较弱,难以自发形成自治组织来治理社区。新华小区物业自治小组的个案告诉我们,基层社会尤其是城市基层社会缺乏具有威望的群众组织者,这样的状况下谈基层自治和基层民主无疑是口号上的。因此,其他力量包括党组织以及国家行政来推动社区自治的发展就是必然了。其次,基层社区是一个开放式的社会系统,社区自治必定不是封闭于社区的范围内。从社会系统的视角来看,群众自治要依法自治,法制的制定与完善离不开国家力量的影响。党和政府要领导社会,它们的政治方针在基层社会必有体现,也就必然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商业组织对社区自治的影响从物业公司可见一斑。因此基层群众自治不能仅仅从民主选举的角度封闭地看问题,也不能把自治与党的领导和政府的行政对立,而应从社区治理的视角来看共治的应然性和必然性。
2.基层自治要采取组织的形式,走专业化道路。基层群众自治需要采取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组织的制度化、程式化、权威性等等是自治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组织的这些特点使得基层自治具有稳定性和极强的操作性。没有经过组织化的群众是很难有战斗力的。但组织的这些特点并不能保证组织运作的有效性,组织也可能流于形式,成为自治的摆设,甚至染上官僚的作风。因此,成立某种基层自治组织不是来自于党政的命令,而是来自于自治的需要,自然而然地形成于社区。像新华小区的物业小组、社区的专业工作室等等都是源于社区的需要,党组织加以引导推动而成,并不是空降而来的。组织成效的大小取决于组织成员间以及组织成员与组织外人员的沟通、协作的程度。基层自治组织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是因为:首先,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基层群众的需要或者说基层存在的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笼统的说教或者一刀切的模式能解决,它需要专门的社会工作服务、专业化的知识来解决。比如新华街道的三个工作室,它们解决的是社区的专业性的问题,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就拿心理咨询来说,没有基本的心理学素养,基层群众的心理问题就没法解决。其次,基层社会包罗万象,分化的社会必然导致分化的服务和分化的组织。作为基层的自治组织,它也应该多元化和专业化。另外从组织的效能来看,越是层级少的、技术性高的组织一般越具有效能。
3.基层党组织在基层自治中应发挥引领、服务作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应如何在基层自治中体现?从新华街道的经验看来,他们把领导一词作了很好的诠释,也很好地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领导”一般的是带领、导向、管理的含义,具有上级的俯视的感觉。基层党组织如果是以一种在上的、领导者、被服务者的姿态去领导基层自治无疑是会被边缘化的。其实,在新华街道,服务与引领的语词比领导的语词更合适。基层的领导就是引领与服务,领导与服务在这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新华街道处理建地铁产生的突发事件中可以看出,平时服务了、引领了,关键时刻才能领导与组织,才能实现基层自治。
参考文献:
[1]董建辉.传统农村社区社会治理的历史思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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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琳,宋晓辉.发达国家(地区)和中国广东城市社区建设与基层民主之比较[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06,(9)
基层自治意味着社会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具备了这个能力，国家治理才能在比较低的成本上取得比较高的效益。如果基层自治能力不行，基层治理体系不完善，基层自治作用不显著，国家的治理就是高成本的，而且同时可能是低效率的。所以，基层自治是一个创造低成本、高效益的治理体系。另外，基层治理的水平是国家治理水平的风向标，是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完善的重要衡量标准。任何国家，它一定是多维治理的，而最最基本的主体就是社会，最最重要的空间就是基层，所以没有基层治理也就没有社会自治。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时候，应该要包容、帮助、推动社会的成长，使社会成长之后去承担自我治理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我国的基层治理不是通过创建体系来完成的，因为这个制度体系我们已经具备，而是应该通过创造、培育新的治理主体，让基层自治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当代中国，基层情况千差万别，基层治理能够动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方式肯定也各有不同。但不管有怎样的差别，要实行地方治理，首先，要组织起来，松散的基层社会要变成有序的社区组织；第二，要有公共利益关怀；第三，在这个关怀下有社区认同；第四，在社区里面有一两个核心组织起作用，比如说外国人社区里可能是商会或其他组织；第五，要有社区精英，他们能够很好地动员和服务社区。在任何一个社区治理中，这些都是基本的要素。要将这些基本要素整合起来，必须要具备三个层面要素：一是要有一些社区公约，二是要有一些组织机制和体系，三是社区要有自己的文化。但是，从我们今天的社区治理实践来看，三个层面中我们比较充分的要素是组织，因为我们有党组织、村委会、居委会等，但是公约和文化是缺乏的。
关于基层治理的体系，首要是参与者应该是居民，居民不参与，所谓治理就是空中楼阁；其次是居民自组织，比如业委会、各种兴趣团体等；第三，在居民自组织主体中有一个核心组织，能够把各种各样的组织再组织起来，那就是我们的政党组织；第四，核心主体是拥有行政权的政府，由其提供服务，进行管理，渗透到社区去。基层治理体系就是由个人、居民组织、组织的组织、政府四个层次构成的。
社区治理需要一定的组织机制基础，这是前提。但是，我们还需要看这个组织机制是嵌入的还是内生的，从社区自治来看，最好的机制是内生的。我们的问题是，社区无法内生出组织，嵌入的组织能够解决社区“管理”的问题，但是不能转化为社区本身的一个内在的力量，也就解决不了社区“治理”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基层治理经常会出现“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情况。因为，治理深入到一定的细致层面，它一定是社会自我组织、自我参与形成，它一定是社会和政府合作而形成的，如果没有这种合作，只是政府单方面的行政行为或政治行为，那么这个行为也许能够达到行政目标或政治目标，但达不到治理目标。
治理的最基本目标是创造一种有序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在不同的社区里面应该是有差异的；但行政却是程式化的，靠程式化的行政管理不可能解决社区里的所有问题。一个社区存在的问题，另一个社区不一定有，这也正是说明了基层自治存在的必要性。
在目前的基层治理工作中，维稳是重要的一块，基层社会的维稳，第一层意思是保一方平安与和谐，第二层意思是保证社区里不要生出危险因素。维护社区的自我稳定和安全，是任何一个社区都要面临的问题。但社区的维稳能力和范围是有限的，它应该限于社区治理的事务范围之内。社区成员所具有的权利空间是超越社区的，而社区的治理权能却仅限于社区事物和社区范围内。社区成员的“维权”，很多时候是针对国家、政府甚至市场行为的，涉及到的权利义务关系远远超出社区“维稳”和社区治理的范畴，要社区针对这样的“维权”行为进行“维稳”是勉为其难的。比如，由于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上访，再让社区去做维稳，实际上等于让社区来承担由上一级政府或者国家所带来的问题，这超出了社区的能力范围。
维权是维稳的基础。基层治理层面的维权，维护的是各种各样的基本权益，比如：居住权、公民基本的交往的权利等。这个维权除了面对政府之外，有时候还面对市场和社会。因此，社区不仅要维整个社区的权，而且要维所有居民的权。维稳是消极的，维权是积极的，等到权利被侵害才维权就有可能导致维稳，而保障社区以及社区居民的基本权利不因社区任何一个人的不当行为而被侵害，这叫维权，如此这个社会就和谐了。因此维权是更高形式的维稳。维权本身也是很好的社区建构机制，当我们能够维权的时候，实际上社区就开始形成协商和谈判的机制。当我们的社区治理能够使这个社区的基本权益得到保障，这个社区就一定是自治的。
不能把社区的维稳混同于国家的维稳，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和维稳的任务简单地转移给社区，那是不现实的。社区对国家维稳最大的贡献是保护社区的平安和谐，不让危险的因素在社区里产生。超出这个层面的维稳和维权，应该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解决。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75-02
“一个社会民主政治的过程和民主政治的生活，不仅要依靠一定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规范，而且要看这个社会各种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权力运作。只有社会的每个细胞都能在民主程序下运行，社会的民主政治才具备充分的条件。”[1] 随着中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已成为现代城市最重要的“细胞”，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城市社区民主也由此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战略性空间，其发展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整体产生深远影响。
一、发展城市社区民主有利于带动高层民主
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体的高层民主和以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为主体的基层民主，应同时推进，不可忽略和偏废某一方面。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必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与最广大城乡基层民众联系密切，具有高层民主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基层民主发展好了，其示范作用可以推动高层民主的发展。城市社区民主直接关系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在基层民主建设中有着特殊地位。实践已经证明，城市社区民主发展对高层民主具有影响和示范作用。如在中国一些地区，城市社区民主已经影响到区一级的人大制度改革，城市社区民主选举的一些细节如透明的投票箱、不由上级政府指派候选人及竞选等，都对上一级人大的选举产生了示范效应。通过城市社区民主建设带动高层民主的发展，使得基层民主和高层民主这两个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推进，有利于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随着城市社区民主的深入发展，其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社区、某个城市，而是成为全国各地城市不可逆转的潮流。城市社区民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广泛、最深入的实践活动。发展城市社区民主，有助于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扩展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使公民在更高层次上享有并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民利。通过城市社区民主建设，探索和构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活动的有效形式，再通过城市社区民主的外延性和示范性作用，必将超越社区范围自下而上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发展城市社区民主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进行多年，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较为显著的突破相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尚显滞后。探寻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新生长点，至关重要。有学者指出：“基层民主发展伴随着体制改革而进行，体制改革愈深入，基层民主发展的空间愈大；而基层民主愈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化愈有保障，形成体制改革与基层民主发展的良性互动。” [2]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加速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将成为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生长点。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初步确立的。其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等方面，都起过积极作用。但当国家转入全面经济建设后，它的不适应性逐步暴露出来，各种弊端表现十分明显。在这一体制下，基层民主的发展空间也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先导。通过改革，人民成为利益主体，享有更多权利，基层民主的空间得以大大拓展。随着基层民主的发展，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从而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的深化。
追溯城市社区民主的发展，它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深刻变迁和城乡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结果。如果没有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难以有城市社区民主的兴起，而通过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又必将推动城市治理体制的深入。城市社区民主作为城市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重要途径，它能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奠定深厚的民主基础，并通过示范和推动作用，影响到高层民主的发展，这将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促进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发展城市社区民主，强调社区的“自治”职能，必然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也必将敦促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随着城市社区民主的发展特别是自治制度的完善，社会事务真正由社区和居民自己来管理，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这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
三、发展城市社区民主有利于形成日益成熟的社会直接参与机制
民主从形式上划分，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两种类型。直接民主是一定范围内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相对于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重大问题决策的间接民主，直接民主更能体现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是最理想的民主形式。
早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基层民主的突出特点就是民主的直接性。人民群众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就可以直接行使民利，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随着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社会直接参与机制将日益成熟，不仅有助于社区居民直接行使民利，也为更广泛层面的人民直接行使民利探索和创造必要的实现形式。城市社区民主处于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城市中，其探索和形成的民主机制既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也有很大的示范作用和辐射功能。随着社区直接选举、直接参与、直接监督等机制的完善，将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日益成熟的社会直接参与机制，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四、发展城市社区民主有利于培育合格的民主主体
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是广大人民。实践已经表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提高。
民主由制度规定变成生动现实，离不开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公民的参与。换言之，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能力直接关系到民主的实现程度。城市社区民主建设，与广大城市人民的切实利益密切相关，能够使民主的理念、民主的精神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之中，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通过发展城市社区民主，可以使居民提高民主意识，熟悉民主程序，使公民在广泛、直接的政治参与中培育民主精神，提高民主能力。人民群众在区域社会生活中直接参与，有效管理公共事务，必将为未来参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和管理更高层次的国家事务积累民主经验、锻炼民主实践能力。这样富有较强烈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具有较丰富的民主经验和民主能力的公民，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合格主体。
此外，通过发展城市社区民主，培养居民的现代政治理念，使他们具有强烈的民主、法制、公平、竞争等意识，在积极参与中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有助于中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养成。对于民主传统薄弱的中国来说，培育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很重要。通过城市社区民主建设，建立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协调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将带动更多社会成员有效参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城市社区民主的发展影响和带动整个国家民主的发展，在更广泛的层面培育民主精神、形成民主氛围，使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都充分体现民主的理念、民主的原则，从而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实现。
五、发展城市社区民主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对于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展城市社区民主，使社区居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实践中直接、广泛地行使民利，是城市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
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有其特定的内容、形式、制度、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仅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还不够，因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需要具体的制度保障、实现途径、运行方式和组织形式。因此，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符合人民当家作主要求的具体制度和相应的实现形式，人民有效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人民民主的国体明确规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与这一国体相适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都以制度形式或规定、或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应该说，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并不乏制度规定，关键是如何完善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使人民能真正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如何改革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使人民能行之有效地管理国家各级组织，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逐步扩展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必然趋势。城市社区民主探索了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机制和形式，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利。人民群众通过社区民主这一有效载体，依靠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可以充分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需求。城市社区民主为人民在日常生活领域内取得广泛、直接的民利提供了保障，使城市人民当家作主不再是空谈。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也使得社区民主未来有极大的发展空间。社区民主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是重要的公民政治参与形式，是培养公民民主精神的最好土壤，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石。特别是随着社区民主在实践中的日益成熟，它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彰显了强盛的生命力。作为中国最有发展潜力和最有发展机遇的民主形式，社区民主将会有更大的突破，人民当家作主也将由此寻找到突破点。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午，与会代表参观了基层基础工作搞得较好的××区××办事处、××区××办事处××社区、××区××办事处××社区、××区××办事处××社区、××区××办事处××社区、××区××镇。下午，命名了一批平安街道（乡镇），××区、××区、××区、××县、××区××办事处、××市××镇作了经验交流发言。会议规划明确了我市平安建设的奋斗目标，就是通过五年的努力，使全市政治更加稳定、社会更加安定、秩序更加良好，“平安城市”建设达到新水平。力争实现“五个明显提高”、“五个稳中有降”、“五个防止发生”，把我市打造成平安之市、首善之区。
过去的三年，我市以“平安城市”建设为载体，全面构筑“六大网络、五大系统、四大机制”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大力夯实平安建设的基层基础，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营造“居住在××、创业在××、平安在××”的良好环境，形成了上下齐动、各方参与平安创建的浓厚氛围，初步实现了“五个明显”的目标，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协调快速发展。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是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促进平安建设深入发展，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下面我就进一步抓好基层基础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要认清形势，充分认识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基层基础是平安建设的根基，是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不强，人祸难防”。平安建设要有大的进步，社会治安要有明显的改观，基层基础建设必须先行。具体讲，必须认清四个需要：
（一）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政治和治安大局保持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将更加复杂、更加突出，集中表现在：由于一些地方经济落后，群众文化生活条件较差，封建迷信活动、陈规陋习、社会治安问题比较突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完善，随着城市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致使社会矛盾凸显，刑事犯罪、突出治安问题呈现多发、高发态势；由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人财物的流动性、信息传播的便捷性进一步发展，社会管理基础薄弱、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更加突出。在这种形势下，要完成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开展平安建设，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从更广的范围、更高的层次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动平安建设各项措施在基层的落实，为我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二）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平安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平安，就没有和谐，筑牢平安建设基层基础，有利于平安建设的深入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促平安也是政绩”的思想，充分看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所带来的巨大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在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环节上进一步深化平安建设工作，全面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切实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努力营造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规范有序的法制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三）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是增强群众安全感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求富裕、盼平安的愿望十分迫切，对生产生活环境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防范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而经济利益和经济形态的多元化，带来了社会治安的日益复杂化，社会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强了治安防控工作的难度，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明显弱化，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又未有效建立，使各类违法犯罪有了可乘之机，给群众安全感带来了冲击。从我市近年来一些典型案例和发案原因分析看，除传统原因外，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发生与基层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基础防范措施不够健全有关。如果不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就无法切实解决刑事发案高位运行的态势，就无法切实增强群众的安全感。为此，各级各部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基层基础建设，认真解决平安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让从业者舒心、安心、放心地创业，让企业放手、放胆、放量地发展，真正使平安建设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工程，成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期盼的民心工程，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工程。
（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国泰才能民安，安居才能乐业。富裕与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富与治安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保障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实践检验。科学发展观要求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更注重社会事业的发展，始终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在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必须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只有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才能有效预防各类案件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实现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这是提高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重要任务。开展平安建设，夯实基层基础是市委、市政府抓稳定、保平安，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决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扩展范围、提高层次、明确载体、增强实效的新举措。各级各部门要找准平安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搞好平安建设基层基础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担负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没本文来源：文秘站 有平安，就没有发展；没有平安，就会失去民心，失去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为此，我们要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目的出发，进一步加强对敌斗争，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两抢一盗”等多发性犯罪、严重经济犯罪，深入开展禁毒斗争， 切实加强对突出治安问题和区域的整治，以打促防、以防促治、以治促稳，筑牢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努力提高维护社会稳定、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强化措施，稳步推进基层基础工作
强化基层，夯实基础，是平安建设的永恒主题，也是平安建设各项措施能够真正落实的前提。抓基层基础，就是要抓好基层组织建设、长效机制建设、基层防控体系建设和“社会人”的管理，切实解决体制、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和基础性问题。具体讲，要从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要在基层组织建设上下功夫。要整合基层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力量，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法综治组织为骨干，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基础的平安建设工作网络，筑牢维护社会治安的第一道防线。一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平安建设的组织基础。要进一步加强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采取有效措施，夯实平安建设的组织基础。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整合社会资源，有效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为民排忧解难、服务经济发展，带领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要通过深入开展平安街道（乡镇）、平安社区（村）、平安单位、平安校园、平安企业等基层创建活动，推动各项工作措施在城乡基层单位的落实，积小安为大安。二要强化基层政法、综治组织建设，夯实平安建设的工作基础。要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政法委、综治办建设，强化乡镇（街道）综治办的职能，配齐、配强综治、维稳专职干部，保证人员的相对稳定。要重点加强”两所一庭”建设，从力量配置、办案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必要的保障，特别要夯实公安基层基础，实现警力下沉，警务前移，逐步加强刑侦、禁毒、巡逻和基层派出所等实战单位力量，创新专业打击工作思路，研究制定统一的警力配置标准，构建警力资源数据库和管理平台，建立科学的警力配置机制，优化队伍结构，提高整体战斗力。在乡镇、街道机构改革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力量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充分发挥基层政法、综治组织在平安建设中的骨干作用，加大对基层政法、综治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其政治、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基层政法、综治队伍思想政治建设，进一步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夯实平安建设的工作基础，努力维护社会治安。三要强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夯实平安建设的群防基础。社会治安不能只靠政法、综治部门”单打独斗”，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牢固树立”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观念，着力解决基层”有人抓、有人管”的问题，切实整合人力资源，进一步加强治保、联防、调解、帮教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完善专群结合的工作制度，按照责权利相统一、专兼职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壮大群防群治队伍，夯实平安建设的群防基础；要试点和推广在社区（村）建立综治办的做法，最大限度地整合基层社会管理资源，提高基层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要加强对群防群治队伍的管理和培训工作，明确职责，严明纪律，确保各种群防群治队伍充分发挥作用，把治安防范的触角延伸到社区、延伸到村寨、延伸到人民群众关注的每个环节。
（二）要在基层长效机制建设上下功夫。平安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既要持之以恒地抓，又要有长效机制作支撑，要通过机制建设保证各项措施能够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一要加强和完善责任保障机制。各级各部门要严格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战略高度，层层建立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和单位责任制。围绕平安建设的目标任务，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状，真正把平安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基层，落实到部门（单位），落实到责任人，实行工作、责任和考核捆绑，让领导、单位和个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增强责任意识，为平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二要加强和完善奖惩激励机制。要把基层基础工作的成效作为检验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准，列入干部考核评价的主要内容；要推行绩效考核，科学评价基层政法综治干部工作实绩，建立基层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激励机制，要建立提拔任用干部的导向机制，今后提拔任用干部要向基层倾斜，从基层选拔优秀人才，使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平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要重视基层政法综治干部的首创精神，及时推广和总结成功经验，把立功授奖的名额向基层倾斜，加大表彰奖励力度，及时表彰基层基础工作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履行职责和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三要加强和完善经费保障机制。要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主导，分级负责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投入机制，保证基层平安建设的必要经费。市财政在每年××万平安建设专项工作经费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保持适度增长；各级政府也要将平安建设专项经费真正纳入财政预算，逐步建立投入增长的财政保障机制，做到根据工作需要逐步增加。要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群防群治经费保障机制，本着“谁受益，谁出资”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解决基层群众自防自治队伍所需经费的不足，确保基层群防群治工作正常有效地开展。
（三）要在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上下功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强化基层，夯实基层的关键。各级各部门要在继续推进“六大网络、五大系统、四大机制”建设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基层治安防控，把治安防范措施落到实处。一要深入推进社区防控。要按照“防范严密、控制有力、全面设防”的要求，加强社区治安防控工作。继续把社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城市建设、社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将治安防范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用建筑的总体规划，找准治安防范与城市建设、社区建设的结合点，把治安管理、矛盾调处、发案控制纳入社区管理，形成街巷巡逻、楼宇巡视、邻里守望、技术监控为一体的社区治安管理格局，提高社区治安防控水平。二要深入推进重点防控。既要重点做好城市繁华地区、城郊结合部、“城中村”等公共复杂场所、治安复杂地区的治安防范，又要重点做好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内部安全防范以及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内部防范；既要守住公共娱乐服务场所、特种行业等传统“老阵地”，又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拓展防控空 间，控住典当行、汽车租赁业等“新领域”；构筑社会面、企事业单位、重点部位、特殊行业、新兴领域等全方位的治安防控，提高重点防范水平。三要深入推进技术防控。积极推进传统防控向科技防控的转轨，加强各类应用系统和技术手段建设，有重点地扩大技防覆盖面，确保对重要目标、治安卡口、交通要道、公共复杂场所等重点部位实行全面监控，并把技术防范措施逐步推广落实到企事业单位、社区和家庭；积极推进治安防范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整合政府、企业和民间行为，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平安建设。四要深入推进农村防控。要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契机，全面加强农村治安防范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农村治保、调解、民兵和治安联防等组织建设，因地制宜落实治安防范措施；继续实行民警驻村制、巡防制和包片制，建立形式多样的农村群防群治网络，全面推进农村治安防范。
（四）要在“社会人”的管理上下功夫。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形态、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基层平安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管理的任务更加繁重，在工作中，我们要重点抓好犯罪多发群体的管理。一是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按照“底数清、情况明、管得住、不失控”的要求，管好暂住人，管好出租屋，管好“城中村”，清除治安隐患和死角；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信用制度和监控制度，加强企业劳动用工管理，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认真分析流动人口违法犯罪动态，加强阵地控制，提高发现、控制和打击流动人口中违法犯罪人员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违法犯罪。二是对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要按照“帮教社会化、就业市场化、管理信息化、工作职责法制化”的要求，健全各级刑释解教人员安置解教工作机构，搞好衔接、安置帮教以及社会保障工作，加强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提高安置帮教效果；健全刑释解教人员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定期排查和回访制度，落实帮教措施，做到不漏管、不失控，减少重新犯罪。三是对吸毒人员的管理。进一步健全吸毒人员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开展“五无创建”活动，实现“大收戒”，落实“大帮教”，降低复吸率。四是对闲教青少年的管理。要以实施“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为载体，大力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要借助社会、学校、家庭的力量，摸清底数和情况，健全管理档卡，规范管理，对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以社区为单位，落实“一帮一”的措施，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充分发挥工读学校的作用，搞好教育管理。
三、狠抓落实，确保基层基础工作扎实推进
基层基础工作，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狠抓落实。贵阳市要在全省作表率，走前列，必须在四个方面狠抓落实。
（一）要在加强领导，强化责任上狠抓落实。加强基层基础、深化平安建设，是各级党委、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作为硬道理，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责任，作为硬任务，严格实行领导责任制。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是加强基层基础、深化平安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其他相关领导承担分管工作范围内的责任。要严格落实部门和单位责任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层层分解目标任务，将基层基础、平安建设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单位），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各级党委政法委、综治委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的作用，加强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推动基层基础和平安建设深入开展。
（二）要在转变工作作风上狠抓落实。转变作风抓落实，就是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决克服心浮气躁、形式主义和等不良作风，脚踏实地、务求实效。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的高度出发，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着力解决基层基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基层政法、综治部门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要防止和克服仅仅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的不良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到工作的第一线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个一个地攻坚克难，一个一个地打赢硬仗，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的第一目标，把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我们的第一追求，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我们的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我们的第一标准。
（三）要在总结经验、典型引路上狠抓落实。发现和树立典型，通过典型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推进工作，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自从开展“平安城市”创建工作以来，我市各区（市、县）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创造了××××等成功做法，有效提升了区（市、县）治安防控整体水平。前不久，××××同志视察了我市的基层创建工作，对这些成功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今天会议参观的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我们要在今后的基层基础工作中，注意培育典型，创出特色，努力营造一种鼓励探索创新的良好氛围，形成一区（市、县）一特、一街（乡镇）一品的平安建设模式，以基层、片区的平安，促进全市整体、全面的平安。
（四）要在督促检查上狠抓落实。要加强对基层基础和平安建设的督促检查，坚持把基层基础工作和平安建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年度工作目标管理，完善检查监督、定量考核和评比奖惩制度。要把加强基层基础、深化平安建设的成效，列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要实行平安建设末位警示制、一票否决制和领导责任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基础、平安建设先进标准及考核奖励办法，对先进地区、系统、单位实行动态管理。要大力表彰奖励基层基础、平安建设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地方、系统、单位和人员。对基层基础、平安建设工作问题突出的地方和单位实行末位警示和重点管理。对因工作失职、渎职导致发生重大、重大刑事治安案件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对、重大案件不及时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当地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7.01.09
党的十报告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铡⒆晕医逃、自我监督”，发挥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民主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央首次将社区治理写进党的纲领性文件。“访惠聚”工作作为自治区稳疆安疆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解决新疆各种复杂现实问题的固本之举，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近年来，全疆各主要城市基本形成了以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随着社会转型和发展，市场化、城市化不断推进，新观念、新事物和新经济业态不断涌现，城市社区治理日益复杂和困难。基层治理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种路径探索。而新疆城市社区的治理不是简单地维护基层社会秩序，而是要把党的领导植根于基层，实现党的领导与基层自治的有机统一。
2016年上半年，笔者围绕“访惠聚”工作推进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中，网络问卷采取单选和多选（多维测量）两种形式，设计问题23个，实际有效参与问卷调查229人；实地走访社区人员围绕6大问题开展主题询问、访谈106人，听取工作专题汇报6场。通过实证分析，笔者梳理了社区治理存在的困境及原因，并通过对比国内外的经验，结合“访惠聚”工作，对如何推进克拉玛依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建议和思考。
一、新时期克拉玛依市社区治理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克拉玛依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不断涌入，“单位制”社区不断瓦解，社区“非熟人社会”属性更加明显。
克拉玛依市经济实力较强，社区居民可支配收入较高，居民综合文化素质较高，“访惠聚"32作的深入推进为基层带来了新理念、新方法，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有了更高标准的期待。
1.社区治理“弱参与”，治理体系不完善
（1）“弱参与”问题。随着城市社会日益多元化和碎片化，社会个体“原子化”趋势日益明显，青壮年群体参与社区活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冷漠”，随着“红细胞”工程的推进，这一现象有所改观，但青壮年群体主动参与社区事务比例仍较低。社区活动参与者多为老年人、低保户、待业青年和学生等，抽样调查发现，老年人、待业青年和低保户群体占到社区活动参与者的61%。从参与活动的内容深度看，超过76%居民参与社区公共设施的擦洗、文体娱乐活动、捐款捐物公益慈善类活动、治安巡逻等，与社区事务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选举的有关事项如社区居委会选举、社区维权活动等参与率很低。
（2）“街居制”下街道组织权责不匹配现象突出。随着城市管理中心的下移，导致街道组织的职能明显增多，但相关管理权限却没有被赋予，街道资源整合能力不强。社区居委会不断丧失了自治本色，社区经费几乎全部都源于财政拨款，社区全职工作人员的选任和升迁皆由街道决定，社区居委会面临“行政化”和“被边缘化”的窘境。
（3）社会组织发展缓慢。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基层治理体系不完善也使得通过社区治理体制在“非熟人社会”中构筑社会生活共同体变得困难重重。一是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日益严重，市区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下沉的工作日益繁重，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捉襟见肘。二是社区现有社会组织大部分为政府机构的衍生物，行政色彩十分浓厚，自主活动的能力和动力缺乏，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低下。三是社会组织的成长缺乏相对宽松的环境和空间，引导、培育和监督体系都没有同步建立。
2.社会资本发育不良，人际交往成本过高
德国社会学家Granovetter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公民社会和国家福利都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的提升对个体安全感和幸福指数的提升都有显著影响。总体来讲，克拉玛依市社区社会资本发育滞后，人际间的交往成本过高。
（1）同一社区的人际信任感下降。抽样调查显示，仅31%的居民对同一社区的陌生人选择信任或非常信任，尤其是在新社区，这一比例还会下降。（见图1）
（2）社区普遍缺乏一个经过居民共同体认可的互惠规范。现有的社区规范或居民公约缺乏对我国传统文化因子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公共文化精神和传统伦理规范的挖掘，很难获得居民共同体的认可。
3.社区治理的错误认知
观念作为市民的习惯认知会显著影响居民的行为。调查显示，超过70.54%的居民对社区治理存在错误认知，认为社区居委会代表政府的意志；部分居民和“访惠聚”活动工作组成员甚至认为社区居委会是政府机关。（见图2）社区居民、居委会工作人员大都把社区比作国家和政府的“末端神经”或“腿脚”，这种说法虽然生动形象，但却是对社区地位和功能的贬低，是对社区基础性和基层性的认识误区，过于关注其在架构维度的基层性特征而忽视了在功能维度上的基础性作用。
4.社区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工作效能低
克拉玛依市社区工作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兼具组织协调能力和实用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2015年底，克拉玛依市社区工作人员队伍中，35周岁以下的年轻人不足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人员占比不足31%。任何事业的兴衰关键在人才，社区工作人才的缺乏会显著制约社区治理创新。只有对社区基层工作人才培养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日益完善，才能使社区工作者积极性不断提高，但人才培养和培训机制需要加强。社区繁重的工作日益超负荷，治理创新无从谈起，这都显著制约着社区工作效能的提升。
二、克拉玛依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1.客观方面
我国社会处于变革和转型期，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治理中“碎片化”“原子化”不断加剧，社区治理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难以避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者。随着“熟人社会”的打破，新中国成立初期“破四旧”、社教运动等对传统道德的冲击，原有乡村基层治理中传统道德约束体系的打破，现代社会法治文明与道德文明及社会伦理共识尚未从根本上确立，尤其是法律体系的不完善，都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2.主观方面
社区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结构不够合理是制约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客观现实，同时居民参与社区共治共建的动力缺乏也是造成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见图3）。
（1）缺乏际控制感。社区居委会在维护社区居民切身利益方面“失语”，居民对社区治理机构的信任感缺失；尤其是对社区居委会的换届选举、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居民认为参与并未影响最终的结果，缺少实际控制感，参与动力缺乏，导致“弱参与”局面的形成。
（2）参与平台的缺失与社区活动本身缺乏创新。居民参与网络建设相对滞后，社区活动参与者几乎都是老年人、低保户等群体，又因为社区活动无法满足青壮年群体的需求，导致青壮年群体参与积极性不高，使社区活动进入恶性循环。
（3）人格倾向。热情外向、具有同情心、责任感和开拓精神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次数多、频次高，能起到对社区骨干的培养和挖掘，进而发挥榜样力量的作用，从而吸引更多人参与社区治理，带动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各类精英分子需加强联系和互动。
三、国际经验与本土创新
1.国外镜鉴
（1）英国的“邻里关系重建”与“全英赋能”计划。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全面反思了以往社区治理“重视物理硬件环境的改善而忽视对社区居民的重视”，提出了“邻里关系重建”（Neighborhood Renewal）及“社区新经营方案”，同时将“参与”定位为“最具突出的（社区）特征”（FlagshipInitiative），注重将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结合在一起开展。英国政府设置了一个数额较大的基金，全国各社区、各社会组织都可申请，但申请的前提条件是“所使用的资金和开展的工作必须涵盖其他民族社区。同一社区必须重视跨越政治区分”，这一项目设置为北爱尔兰地区的社区重塑起到了关键作用。
英国通过“全英赋能计划”构建全国性的社区人才培养和培训计划，在培训学员的组成中，注重将政府官员、社区工作人员和社会组织服务者放在一起开展培训和研讨。
（2）新加坡社区治理中的“国家法团主义”。“国家法团主义”是指国家或政府在具有极强的资源调控能力的基础上，根据治理需要在某一社会领域发起和创立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和制度安排给予社会组织以合法性和资金支持，国家对组织的运转和利益表达具有较强的控制权，社会组织也具有较明显的半官方色彩。
新加坡在社区治理中的“法团主义”模式保证了基层组织的可控，更为关键的是“对于新加坡一个后发国家，在国家和市场尚未完全发育起来以前，这种治理模式可以避免受到现代公民社会力量的挑战”。
2.国内探索
国内各地社区治理普遍借鉴了上海市“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基本框架，框架的突出问题是社区居委会实际上成为了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但各地在此基础上对社区治理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社区由“政府主导型的行政型社区”逐渐向“政府推动和社区自治相结合型的社区”演进，在少数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构建起“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的自治型社区”。
（1）建设社区（村镇）学院，培养社区治理人才。2013年，四川省都江堰市成立了村（社区）政学院，学院的主要领导由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党校主要领导兼任，培训内容主要以农村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为主，旨在提升社区（村镇）干部的综合素质，同时探索村政和社区治理的发展规律。
（2）社区多元共治机制的形成。2012年，深圳市南山区花果山社区率先在全国构建社区大党委为主导的社区多元共治机制。社区治理由社区大党委主导，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居民社会组织和驻社区单位代表共建共享理事会负责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理事会成员每3年改选一次，由全体居民投票产生；同时社区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家园网两个服务平台，通过购买服务，聘请社区社会组织或由社区居民志愿者负责管理和运营社区服务平台，新的社区治理体制虽然也面临一些问题，但激发起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凝聚了多方共治的合力。
四、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探索
“访惠聚”工作的开展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基层社区治理只有坚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基层群众依法管理社会事务，才能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高效。
1.“一核多元”模式下“党建+治理”
多年来，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调研发现对于社区治理的看法难以形成较为集中的意见，著名社会学家帕斯卡尔提出“无法达成统一的多元主义是混乱。结合克拉玛依的实际和“访惠聚”工作的实践，我们认为必须发挥好基层党组织这一“核心”作用，通过建强基层组织、树立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引入多种力量，才会更为科学、高效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首先，深化“红细胞”工程。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党员是社会转型期少有的能够保持组织属性的力量，在以“陌生人社会”为主的社区中能够构建一种强大的新型联结机制。2013年，“红细胞”工程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不可忽视的是效果显著源于刚性的“组织约束”。“红细胞”党员如何转化成一支具有较强的内生力量、自发参与的社区治理力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继续深入实施“红细胞”工程，发挥这支党员队伍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激发“红细胞”党员的公民心，动员“红细胞”党员在社区成为社区自组织的带头人，比如社区业主委员会作为随着城市住房体制改革而出现的基于产权意识和契约观念而产生的新型社区居民自发组织，其动员能力日益凸显，引导社区“红细胞”党员牵头成立社区业主委员会，构建多元共建机制，凝聚社区治理的巨大合力；同时，要将党员志愿服务统一纳入市民志愿服务的大系统，避免人为割裂，着力构建具有内生力量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其次，深化区域化大党委领导下的共建格局。克拉玛依社区区域化大党委结合“访惠聚”工作和“三联动”（领导包点+单位联点+干部驻点）工作机制，社区治理不断得到深化。社区区域化大党委共建格局“好在共建，贵在坚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龙头，吸纳社区辖区企业、联点单位、社会组织等，共建共享、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初步实现了“社区思想工作联做、科学文化联教、社会治安联防、公益事业联办、环境整治联管、经济工作联抓”的“一核多元”的共建共治格局，形成了一批党建联席会、共建理事会、志愿者服务协会等制度，社区治理工作效能得到显著提升。现有区域化党建还停留在“共驻共建”层面，街道社区与驻社区单位的互联互动、共建互补是影响克拉玛依市基层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的瓶颈问题，下一步工作中应从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和需求入手，更加注重共享，通过组织纽带把双方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资源共享把双方积极性调动起来，通过活动共联把双方优势发挥出来，确保社区治理的生命力。
2.“家文化”引领下的社区共同体建设
客观上的社区地域共同体已经形成，社区治理的关键是要建设精神层面的共同体，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可。现代人交际网络早已超越地缘性，但“家”在国人的观念中还是代表了归宿和安全，具有特殊的感情寄托。
首先，培育社区参与网络，打造参与平台。克拉玛依“访惠聚”工作组注重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网络，通过社区“和合论坛”、邻里沙龙等，建设“妇女儿童之家”“民族团结之家”“关爱亲情之家”，打造社区的“熟人社会”。通过“家文化”引领，组织了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搭建了社区居民交流的平台，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增强，社区关系网络形成，为社区治理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发挥居民公约的“柔性控制”作用。社区治理的一项重要诉求就是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为社会运行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基础。社区工作组和社区居委会注重发挥“居民公约”的作用。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区实际，社区制定了具有社区特色“居民公约”，引导社区居民共建社区精神共同体，同时也规范了社区治理和居民的行为，有助于形成“家文化”引导下具有传统道德和时代精神的伦理规范。
再次，发挥文体活动的凝聚作用。在条件允许的街道社区打造由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文艺队、足球队或其他体育队，开展跨街道社区的走访演出、友谊比赛，将文体活动打造成一种品牌，通过亮出社区身份、电视直播等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文艺队、体育队的认可，提高集体荣誉感，进而增强其对社区的归属感，打造温暖的社区大家庭。
3.项目管理下的社区工作效能提升和社会组织培育
首先，引入先进管理理念，提升社区工作效能。“访惠聚”工作开展以来，各工作组带给社区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先进的工作方法和管理理念，“授社区以渔”。克拉玛依市“访惠聚”工作办和部分工作组在工作中引入项目管理理念，将“访惠聚”重点工作和社区重点工作实施项目管理，将完整的项目管理闭环引入重点工作，社区工作效能得到提升。
其次，引入项目化管理，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克拉玛依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刚刚起步，在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中要加强引导，重点培育单一功能的组织，防止社会组织以公益的形式谋取暴利，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组织管理中，实施项目化管理，政府购买服务，实现柔性管理、刚性约束，构建适合克拉玛依实际的社会组织运行机制。
4.社区治理中的“顶层设计”
首先，深化“三联动”机制。“三联动”和“访惠聚”活动的紧密结合，凝聚了基层治理的巨大合力，“访惠聚”工作领导小组在单位联点的分配时注重结合社区实际，基本形成了“党群部门联弱，政法部门联稳，政府职能部门联贫”的格局，但“三联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其次，城市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全覆盖。随着克拉玛依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人员流动性更强，形成了大批城市新兴群体，通过街道建立党建服务中心，社区建立党建服务站点，依托工商、税务等行业监管部门，将党组织等党建工作情况纳入企业申报和年检范围，通过抓好社区商圈楼宇党员示范户，带动其他商户。市委应明确网信、新闻等部门对网络媒体的党建工作负有业务监管和党建指导的责任，街道和社区党组织负有党建兜底责任。
再次，社区能力提升和培训机制的常态化。社区问题的解决和效能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基层工作人员，联点单位对社区的支援应当从“人力支援”向“智力支援”转变，需要凝聚合力，加强对社区能力提升和智力培训的投入，由市委牵头，汇聚党校、驻市高校、“访惠聚”工作涌现出的对基层工作有深入系统思考的干部资源，开展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再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治理观念，提升其在多种治理资源参与的情况下能够娴熟组织各方力量共同开展社区治理的能力。治理不同于管理，治理讲求的是参与，基层治理需要党主导下引人多种社会力量来实现，管理需要培养领导、治理需要培养权威，基层治理只有树立起自身的权威才能实现高效运转。
最后，启动社区治理的地方性立法工作。克拉玛依市已获授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可以着手开展有P社区基层治理方面的立法工作，确保基层治理有章可循。
5.新疆社区治理的特别关注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多种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其城市社区治理存在很大的特殊性。
一、建实网格，完善治理体系。一是科学整合，突破“条块分割”障碍。前期我们重新规划调整3大类20个社区网格，社区布局更加合理，组建以社区牵头总览，包保单位、驻区单位企业共荣共建、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打破以往分割管理的壁垒，社区为核，共同治理。依托党群综合服务大厅及各便民服务店，缩小服务半径，20个社区基本建立“15分钟服务圈”，精准快速解决各类疑难杂症，用'小网格'撑起社会治理的'大平安'。二是健实网络，强化单元长职能发挥。每个社区网格下完善了“社区—片区—楼院—楼栋—单元”五级网络，明确负责人，建立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做到“人员、职责、任务”三落实，特别是今年以来把单元长选配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广泛听取各项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切实把单元长选实选准，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群众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服务，把治理触角延伸到基层楼栋单元。三是抓好带头人，建立专业化基层队伍。按照职业化、专业化、年青化的要求，加强社区四支队伍建设，特别是着重抓好带头人队伍建设，利用近期社区“两委换届”契机，选优配强，把基层“好班长”选出来，用起来。11个“以村为核”社区平移过渡社区“两委”成员，街道选派9名机关干部到社区担任书记，实行书记工作与“绩效工资”挂钩机制，激发社区书记干事创业动力。同时按照“工作在居住地社区”的原则，调整了52名社区工作人员，增强配齐了470余楼院长，签订正规劳务合同，把队伍建设作为基层治理的中间力量切实把作用发挥到位。
一、建实网格，完善治理体系。一是科学整合，突破“条块分割”障碍。前期我们重新规划调整3大类20个社区网格，社区布局更加合理，组建以社区牵头总览，包保单位、驻区单位企业共荣共建、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打破以往分割管理的壁垒，社区为核，共同治理。依托党群综合服务大厅及各便民服务店，缩小服务半径，20个社区基本建立“15分钟服务圈”，精准快速解决各类疑难杂症，用'小网格'撑起社会治理的'大平安'。二是健实网络，强化单元长职能发挥。每个社区网格下完善了“社区—片区—楼院—楼栋—单元”五级网络，明确负责人，建立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做到“人员、职责、任务”三落实，特别是今年以来把单元长选配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广泛听取各项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切实把单元长选实选准，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群众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服务，把治理触角延伸到基层楼栋单元。三是抓好带头人，建立专业化基层队伍。按照职业化、专业化、年青化的要求，加强社区四支队伍建设，特别是着重抓好带头人队伍建设，利用近期社区“两委换届”契机，选优配强，把基层“好班长”选出来，用起来。11个“以村为核”社区平移过渡社区“两委”成员，街道选派9名机关干部到社区担任书记，实行书记工作与“绩效工资”挂钩机制，激发社区书记干事创业动力。同时按照“工作在居住地社区”的原则，调整了52名社区工作人员，增强配齐了470余楼院长，签订正规劳务合同，把队伍建设作为基层治理的中间力量切实把作用发挥到位。
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新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观念的碰撞和更新进一步突出，职工群众对物质和精神生活也提出了更新、更高、更多元化的要求。在这样一个全新、复杂的背景形势下，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发生着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日渐突出。
一方面，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体制讲究生产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流动性，促使了职工的流动性相应加大，随之出现“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趋向，人们在社区活动中的空间增大、时间增多。同时就业岗位和方式的多样化使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意识开始淡化，因而与此相对应的社区作为每个人必定的生活区域，作用也日渐突出。原来的思想政治工作一般依托单位进行，现在社区承担了更重要的作用，更主要的职能，并将以新的方式展开。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社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旧体制的转换引发的矛盾，西方价值观和不良文化的渗透对人们思想的侵蚀等都决定了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紧迫性，也决定了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使用强制或简单的方式，而要用行之有效、有说服力的工作方式，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一切群众的矛盾、困难解决在最基层。
2、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和需求日显层次化。
在新型分配方式的驱使下，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逐渐拉开，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和需求在原本就复杂的基础上，更呈现出层次化的特点。以我们玉山物业公司所辖小区的居民来看，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包括：困难群体（包括残疾、特困户等）；无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普通工薪和高薪阶层；在职和离退休的党员干部等。由于经济、文化层次分明，差距明显，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也不尽相同。从需求层次来看，呈“生存、享受、发展”的阶梯形构成，这种需求上的反差给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弱势群体在为生存而拼搏，比较富裕的群体在享受的同时为发展而努力。这就决定了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得从实际出发，因人而宜，更具针对性，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层次化。
3、对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
首先是管理局、社区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领导，不断加大物业公司和各小区党支部自身建设的力度，配齐配强领导班子，特别是针对社区工作的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发挥了社区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组织、指导和协调作用。我们玉山物业公司的二个小区党支部都建立了党员学习日制度，他们通过党员学习日，组织全体党员，逐章逐节地学完了《邓小平理论》、《论‘三个代表’》等专题读本，还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学习讨论活动；二是重视了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改善干部队伍结构，从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家委会干部逐步扩散到小区党员、楼栋长，为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2002年我们按上级要求对所辖的两个小区家委会进行了换届改选，并专门设立了由小区居民担任的副主任职务，使群众真正参与到了小区管理工作中来，雅苑小区家委会从组建之初就组织专人摸清了辖区内在职党员底数，并按要求划分了党支部，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网络逐步完善，在小区、家委会、楼栋长的建设、选拔中，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层层落实，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范围，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形式使思想政治工作网络覆盖于社区的方方面面。
4、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日渐丰富。
在各级党委的重视下，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已经越来越丰富，并且将进一步得到充实。一是中央精神、路线的宣传教育。我们在党员中注重开展对同志关于“三个代表”论述的宣传，注重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学习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广大职工群众的政治敏锐性，加强了大局观念，坚定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信念。二是时事教育，及时针对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加强形势观念和时事观念。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教育和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增强干部群众反对愚昧、抵御歪理邪说的能力。四是理想信念的教育，开展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的“四信”教育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三爱”教育。五是讲文明、树新风的教育，弘扬正气，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宣传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努力提高居民素质和文明程度，为创建良好的治安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和人文环境提供保证。
5、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日渐多样化。
目前，思想政治工作正以多样化的形式深入社区，并与文明小区的创建工作相融合，2002年，我们玉山物业公司明确提出了“四进”社区的内容，制定了实施计划并积极落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2年我们玉山物业公司共组织大型文化活动数十次，并在小区内建立完善了文化广场、背景音乐、老年活动室，门球场，篮球场，普法、科普宣传栏，健身园等多处基础设施，这些都已成为贴近百姓生活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阵地，深受居民群众的欢迎。
二、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面临复杂的新情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对新形势下的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高，而教育主体薄弱。
对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人力与物力的缺乏使得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对象和需求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层化与队伍建设薄弱形成反差，目前，小区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以家委会干部和退休党员为主，面对众多的教育对象，势单力薄，人员的缺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二是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富内容与物质条件的不足形成反差，各类形式多样的活动都需要资金的支撑，而小区资金来源途径少，资金缺乏，很难由物业公司独立的组织各类活动。
2、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复杂，而教育针对性弱。
根据现状的分析，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有很多类，但目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泛泛而谈，缺乏针对性。笼统的宣传教育容易留于表面、留于形式，无针对性所引发的是实效性差。打工人群、无业人群、困难人群、党员干部都需要对其特殊性进行分析和研究，分别要侧重加强法制观念、转变思想再就业观念、自强自立精神、奉献精神等的思想教育。
3、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丰富，而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参与面窄。
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逐步丰富是新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群众和党员干部既是社区内受教育的对象，又应该承担自我教育的教育主体作用，这才能符合形势发展的需求。而目前发动起来的只是少数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且以退休党员为主，面窄人少，造成无论什么活动都只有“老面孔”参加，特别是在职党员职工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积极性、主动性差，发牢骚的多，关心公益活动的少，不愿参加志愿者活动。
三、探索加强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我们不断消除思想政治工作的“空白点”；群众利益格局的变化要求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工作的新内容；人们社会活动方式的变化，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政治思想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对社区工作中起到指导性作用。
1、以职工群众的思想和需求为切入点。
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要把职工群众的思想和需求作为切入点，做到有的放矢。小区管理人员，特别是家委会干部要通过串百家门，及时了解不同教育对象的心理需求，掌握热点和难点问题，努力做到民有所求，我有所应。随着形势的变化、新情况的出现，掌握动态，及时应变，使思想政治工作贴近人心，不入俗套，常做常新。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了解社情民意，更多地邀请居民和党员干部加入家委会的议事层，出谋划策，共商小区的管理和发展；登门拜访，走街串巷，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做到“知底、知情、知心”。
2、以为民办事，排忧解难为着力点。
思想政治工作要讲求虚实结合，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家委会和物业站干部要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多为群众办实事，不断满足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提高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尤其对于困难人群，应通过发动志愿者结对帮困，给予及时、有效地帮助，做到经济上解困、生活上解忧、思想上解惑、精神上解闷。
3、以建设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为重点。版权所有
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重大转型之际，社会结构也在逐渐发生着变革，公民的思想和观念更是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他们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和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也更加强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应运而生，城市基层政权的社会职能发挥和城市社区的治理都是社会管理的关键环节，改革传统的基层政权组织和社区的结构模式，建立一套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趋势。
一、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一）治理理论
当今社会，治理理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依据，它不同于一般的管理，是政府管理的有效补充。具体到社区治理上来说，它可以针对产生的新问题，与社会各方合作，通过协调各方关系，最终解决问题。社区治理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可以调动社会各界多方力量参与管理社区事务的积极性，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绩效；另一方面，它可以有效扫除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完善而产生的管理盲区。城市社区治理在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将地方政府、社会自治组织、社区物业公司、社区内部企业、社区居民等不同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各方通过持续互动的过程，使社区治理产生高效、积极的效果。
（二）现实需要
现代社会，社区是分布其中的一个个细胞组织，中央倡导的和谐社会归根结底来说就是这些细胞的和谐。近年来，随着对社区治理的不断推进，社区治理逐步朝着社会化、规范化、大众化的方向前进，在此过程中，需要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这就对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更应该在实质的创新上寻找突破口。不应该将社区治理仅仅看成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又一种创新形式，而应该是多方参与配合的、自发的有序管理状态，这是构建和谐城市社区的现实需要。
二、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及其特点
社会管理创新涉及到各级政府和社会事务的诸多方面，对城市基层政权和社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城市基层政权组织和社区是联系群众的最前沿，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所有环节中，城市基层政权组织和社区最贴近普通群众，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最能涉及到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另外，城市基层政权组织和社区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政府环节。城市基层政权组织，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街道办事处和非政权组织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面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显现出来的弊端，结合新的社会治理的理念以及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网格化模式将日益取代“各自为政”的传统基层治理模式，逐渐成为一套适应新时期，具有新特征的新型基层社会管理模式。
所谓网格化，最初主要是用于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后来逐渐被引用被并加以改造成为一种政府管理领域的新模式和新方法。而城市网格化管理，就是这样一种基于数字化信息管理方法，将城市基层政权所属区域以网格为单位加以划分，使得各网格之间能有效的进行信息的交流，资源的共享，以实现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扁平化和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专业化。住建部在全国27个地区推广城市网格化管理，很多地区都在从当地实际出发，结合成功经验，已经开展或正在着手进行城市网格化的试点改革。城市网格化管理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改变了城市基层政权的组织结构模式
首先，城市的社会管理网格化将促进政府的扁平化管理，在城市网格化局面全面推行以后，城市街道一级的政府将被逐渐撤除，直辖市所辖区，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所辖区将直接联系城市社区和居民委员会，各个社区和居民委员会原街道的所属部门和人员将全部分摊到城市网格之中，实现“人在网中待，事在网中办”。其次，社会管理的网格化将有利于实现基层政务的一体化推进。每一个网格中的网格管理员，同时肩负起网格内的所有社会工作，例如民政等，这些政务部门与网格中的居民之间就通过这些网格管理员从中联系，这些网格管理员即成为了一个微型的“政务处理中心”。
（二）实现由管制向服务的转变
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民生问题，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以更为科学的手段，更为合理的方式转变社会管理职能，更好的保障民生。与此相适应，我国也在积极地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地向服务型政府发展，而社会管理创新所追求的是我国社会管理体系的现代化重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根本性转变。城市基层的网格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城市基层政权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探索，基层政府将其对城市居民息息相关的各项政务的服务通过网格管理员推入到第一线，将被动地对城市居民进行管制性的控制转变为主动地为网格成员开展服务性的管理。
（三）推动了多主体的共同治理，推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会管理创新的另一个现代化举措就是由单一的政府管理转为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治理。在城市网格中，基层党组织，政府部门，居民自治组织包括居民自身都是网格中的一个环节，是网格化管理的平等参与主体，共同参与管理网格中的一切社会事务。这种网格化的城市管理模式，也是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的转变提供的有力支持，将传统的党对具体事务的领导转变为一种宏观上的指导，党的组织也不是凌驾于网格之上的，而是存在于网格之中，和网格中的其他主体一起以平等的社会身份参与具体事务的管理。这种转变，更有利于体现人民的社会主体地位，更便于最基层居民的诉求表达，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的干群之间的矛盾，更利于稳定基层社会的秩序。
三、百步亭社区创新治理模式的具体做法
百步亭社区是武汉市内最大的安居示范工程，也是荣获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唯一社区。百步亭社区治理模式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诞生的创新产物，该社区治理创新模式既满足了政府对企业合理放权和政治稳定的需要，又满足了居民要求基层社区民主自治的合理愿望。百步亭模式为研究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思路和经验，主要做法如下：
（一）创新党建工作，发挥社区党委领导作用
百步亭社区党委对社区党组织建设高度重视，始终将其作为核心工作来抓。为了使社区党建走出一条富有成效的路径，社区党委从实际出发，创新性地将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从全面领导社区治理的体制保证型，积极向开放式领导，放权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对其进行指导和协调的功能作用型转变。为此，社区党委建立了区域化的党组织网络，将支部建在居委会，党小组建在楼栋。这样一个通过整合后的区域性网状组织体系有利于党组织活动的正常开展以及党中央精神的高效准确传达，确保了社区党委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真正成为社区居民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主心骨”。百步亭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重要贡献，就在于真正搞清楚了社区党委到底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层层渗透进基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在领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中灵活自如地转换。
（二）创新管理体制，发挥管委会统领作用
百步亭社区在管理体制上做了大胆尝试，强化和丰富了各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责。“社区管理委员会”由社区内各组织机构成员和业主代表构成，通过上级江岸区政府的授权，代为履行服务型政府的管理职能。“物业管理公司”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一方面，物业公司员工工作在社区，对社区居民情况非常了解；另一方面，物业公司专业性较强，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社区居民的生活矛盾通过物业帮助，直接化解在萌芽状态，既减轻了管委会的工作压力，又促进了社区物业与业主的关系，还发展繁荣了服务型产业。
（三）创新开发建设理念，发挥企业主导作用
百步亭集团全权负责百步亭社区的各项管理工作，这就打破了社区治理一直以来以行政化管理为主的局面，而转向以创新型市场化经营为主。百步亭社区治理模式的优点在于吸收了社会上有实力的企业参与进社会治理中来，运用市场的力量来配置社会资源，和传统的行政化管理相比，不仅提高了管理效率，还减少了政府的行政开支。百步亭模式的经验说明，在城市社区治理上，政府可以调动社会上有实力的企业参与进来，通过企业的经济实力更加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达到建设城市、治理社区、服务人民的目的。这样可以解决诸如规划难制定、审批难落实、资金难到位、公共设施难完善等现实困难，实现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共赢”的良好局面。企业通过参与社区治理，不仅自身得到了丰厚的利润，还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以及政府各项政策的扶持，反过来促使企业承担更多服务居民、回报社会的义务。
（四）创新“志愿者”概念，发挥居民协同治理作用
百步亭社区创新“志愿者”概念，将社区党委、社区管理委员会、物业公司、居委会、自治组织等部门的全部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居民全部定义为志愿者，这样就出现了社区内人人都是志愿者，人人都主动提供志愿服务的良好局面。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是提供志愿服务的主力军，承担了大量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的职能，却不在社区拿工资，大大节约了政府的人力成本。通过“志愿者”概念的创新，百步亭社区发挥由政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等多元协同治理作用。在志愿服务的需求上，由于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掌握着不同的工作技能，可以满足居民个性化的需求。在志愿者的激励上，社区对优秀志愿者采取了诸如免费体检、免费旅游等一系列激励措施，激发志愿者的服务热情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的动力。在志愿者的培训上，定期组织各种讲座，不断提高志愿者的服务技能。
四、完善我国城市网格化治理的深度思考
现代社会科技日益发达，信息瞬息万变，政府的社会管理方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就基层政府的城市网格化管理来看，也同样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和较高的要求。例如，网格化所要求的数据信息的处理越来越细化，部分发达地区甚至将网格化和数字化相结合，打造出一套高质量的数字化城市网格管理模式，因此，网格化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就在于需要发达的信息技术的支撑。另外，除了技术因素外，网格化也同样面临着来自社会环境变化的挑战，例如，流动人口管理的压力，又如，我国的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如何将网格化管理与社会保障制度相挂钩也是值得商榷的课题。
（一）城市的网格化管理要始终坚持民生的价值导向
当下社会，民生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管理最为焦点的问题，推进城市的网格化管理必须坚持民生的价值导向。首先，城市的网格化管理是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手段，而基层政府又是最贴近人民群众的第一阵线，所涉及到的公共服务都是关系到城市居民最直接的民生问题，例如，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的安全、美化等方面的要求，又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等如何在所居住城市获得相应的保障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看似琐碎，但是否处理得当却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进而体现出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和党的执政能力。其次，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因此，城市的网格化管理作为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型举措，就必然要坚持民生的价值导向，将维系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民生问题作为城市网格化管理的方向性问题。
（二）城市的网格化管理要加快配套的软硬件设施建设
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配套的软硬件技术的发展程度。首先，与城市管理网格化相配套的软件条件包括制度，组织，资金，人事等的配备。城市网格化如果一旦在全国全面推广，将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行政体制的格局，城市的政权组织将实现全面的扁平化管理，基层组织的人权、事权、财权将面临重新分配，因此，如何建立健全城市网格化相适应的制度保障，如何构建城市网格化的组织体系，如何处理好原有的人权、事权和财权的重构等都是城市网格化过程中值得重视的软件条件。其次，与城市网格化管理相配套的硬件条件主要是指相应的信息技术的支撑。城市的网格化是一种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上的新型管理模式，其实施必不可少的条件就在于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网格化面临的众多复杂的数据信息进行系统地管理，并能为上下之间信息的互通提供更为有利和便捷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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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东冬.从民生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和有效途径[J].商业时代，2015（30）
[4]王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结构、效应及构建路径[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8）
发挥城市党建引领作用 激发“城市细胞”新活力
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石，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基层载体，加强社会管理已成为当前社区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随着政府各项职能的转变，“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社区也在变化着、发展着，曾有人用“上管千条线、下根针”来形容社区工作的千头万绪。社区是城乡发展治理的“最后1公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把治理同党建结合起来，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要坚持“党建引领”，必须发挥党组织在社区发展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发展”的作用。党的基层组织是城市工作最坚实的力量基础，必须始终以抓实基层党组织为关键，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健全街道、社区、小组（网格）、基本单元4级组织架构，推动基层治理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党的工作全覆盖。通过强化理论武装“思想铸魂”，夯实基层基础“组织铸魂”，密切干群联系“作风铸魂”，着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优势。
要坚持“党建引领”，必须坚持“服务为本”做好服务这篇“大文章”。坚持分类治理、精细治理、创新治理相结合，找准居民需求和社区问题，着力破解四大难点。坚持问题导向，从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严起来，推动主题党日活动、“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全面落实落细，社区建成“一站式”服务大厅，在社区内开展综治服务、民政服务、法律服务、生活服务、劳动保障、卫生计生6项便民服务内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办业务”。同时打造群众文化活动阵地，建成党员活动室、文体活动室、卫生室、警务室等场所，开展为老人免费查体、为困难群体开展献爱心等活动，通过活动让居民主动融入社区，提高城市管理服务的参与度与认可度，推动党建工作真正从活起来、实起来到强起来，确保始终走在前、作表率，把人民的“获得感”作为衡量社区发展治理成效的“试金石”。
要坚持党建引领，必须形成“资源整合”多方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资源整合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将公众、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相关主体的能动性，集约化开发运用；将更多人力、物力、财力配置到基层社区，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公共服务。坚持条块结合、资源整合、全面统筹、系统推进，推动城市各领域党建工作充分融合发展，多方资源融合发挥作用，同时，坚持“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充分释放和扩大各领域党建“外溢”效应，真正做到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共享，最终实现社区治理“人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