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宏村。
死寂的村子，让人感到恐惧------
男生们麻利地搬好了行李，洗好澡后就早早的休息了。虽然很累，但内心的一丝兴奋加上窗外汹涌江水的咆哮声，还是使我们久久不能入睡------
当然还是这一天，接近中午醒来时，真的象所说的那样太阳已经照到我们很多人的头顶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有机会去拜访一下老朋友了！
还是那座桥，岁月好像并没有影响我们似的影响它，依旧是那样的苍老；昨晚汹涌咆哮的江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潺潺的小溪，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只能叹服！清澈见底的水，当年我们就是在下面淌水，抓蟹，篝火，历历在目，就想发生在昨天，原来记忆也这么美好------
白天的村子热闹许多，比起夜晚的死寂，简直是判若两境，或许这正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所不曾能感受到的吧！比起两年前，这里增设了许多的小商店和摊铺；可以看到的是这里的人们更懂得了利用这里无限的商机；可是同时村民的那一份淳朴，村巷的那一份幽邃，先人留下的那份希望也渐渐地消失了。面对这琳琅满目的纪念品，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哀------
一天的调整休息就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中结束了。当晚，带队老师布置了任务并且分好了组，我知道我们真正的挑战来了，不仅是专业技术上的或是耐心毅力上的挑战，我想这更是在团队合作，协调上的挑战。 很多时候都会问自己：你能和别人合作的很好吗？ 我从不怀疑过自己的能力，过分的自信有时让我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我想对我的挑战也许后者更重要。真正能理解这其中的意味的人也许就已经算是一种成功了吧！当然，生活刚刚开始，更多更大的挑战还在等着我们，我们现在应做的就是从中去体验，并且学会什么------学会什么呢？
现在想来，真的庆幸当初得到了测量“承志堂”这样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这座被誉为“民间故宫”的清代徽州民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是的！不过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欢乐，是经验，是生活！我已经把它当成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就是这个朋友陪伴了我们整整十天，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地方，让我了解了它，同时它也了解了我。我不会忘了它，希望以后我去探望它时，它也会记得我！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朋友：
“承志堂”位于宏村上水圳中段，建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是清末大盐商汪定贵的住宅。
整栋建筑为木结构，内部砖、石、木雕装饰富丽堂皇，正厅有两进、三开间，左右有小厅堂，还有书房厅、鱼塘厅，以及娱乐场所排山阁、吞云轩等。全宅有9个天井，大小房间60间，庭院内有花木果树、水井、池塘，总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是一幢保存完整的大型民居建筑。全屋系木、砖结构，饰以砖、木、石，“三雕”。（单木雕即花了二十个工人雕了四年之久。）全屋有一百三十六根木柱。两层楼房有七处。 大小门口有六十个。当时造价花去白银六十万两(其中木雕上所镀黄金有一百两)。
全屋分内院、外院、前堂、后堂、东厢、西厢、书房厅、鱼塘厅、厨房、马厩等。还有搓麻将牌的“排山阁”，吸鸦片烟的“吞云轩”。还有保镖房、男、女佣住房。屋内有池塘，水井、用水不出屋。
大院前堂，按照过去宗族规定，只是迎接贵宾或婚娶寿诞喜庆日子，才大开中门的。额坊上的木雕图案是“唐肃宗宴官图”，长约六尺，高一尺余，图上雕有四张八仙桌，众官员坐、站、行、立姿态各异。图东西两头有服务人员，东边烧开水的手拿蒲扇扇风炉和西头理发的坐在高凳上给官员挖耳朵。每个图案线条清晰，构图饱满，行止逼真。在五、六分厚图案中，雕出六、七个层次。据北京故宫博物馆来人讲。故宫大梁上不能雕人物画像，否则把皇帝踩在脚下，有犯上之嫌。只能雕龙、凤、狮子、麒麟等吉祥物。所以这种图案只有民间住宅才有。
天井下檐四根支柱，雕有渔、樵、耕、读图案。叫门之上，即渔樵耕读之下，有一长幅图案，“百子闹元宵图”，全图一百个小孩，全是男孩，过去重男轻女，避免女孩站在男儿头上，不吉利。再详细看，有舞龙灯的、凤灯的、还有狮子灯及其它各式各样的花灯的。图中有旱船，船上有小孩，船下有四个轮子， 还有敲锣的，打鼓的，放鞭炮的，吹喇叭的，踩高跷的，两手捂耳的，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东西两边门上呈古钱币形，也像古元宝倒挂，财到的意思。又像商人的商字。除皇上封的七品官以上走中门进出之外，其他吏是小官，都要从“商”字下边进出，意思是商人高高在上。四周木雕图案有“董卓进京”，“三英战吕布”，“战长沙”， “战宛城”，“定军山”，“甘露寺”，“长板坡”，等徽剧节目。拱栅里雕的是倒挂双狮滚绣球。东西厢房门上是“吉祥如意”，图中雕的行双鱼的意思是年年有余。厢房联花门上有八个方格，系 “明八仙图”，图中雕有铁拐李，吕洞宾，张果老，汉钟离，曹国舅，蓝采和，韩湘子和何仙姑等。每个仙家还带一个道童，共计十六人。太师椅靠背上雕的是暗八仙图，看雕的道具来定仙人。腰板上雕的也是渔樵耕读四大弟子，还有南帝段王爷人物像。腰板之下雕的是福、禄、寿、禧四星高照。
前厅楼上是闺房，房顶有天窗，采光性能好，便于闺女绣花描红。阳台花栏轩设有燎望窗，小姐从这里可以窥望楼下大厅上，特别是相亲时，小姐可以把来提亲的才子看个仔细。 如合心称意，就会共结连理。瓦面上雨水流到天井四周锡制的水槽里，叫做“四水归堂”，而水沿着锡管流入地下水沼，就叫“肥水不外流”，有聚财之意。
后堂和前堂结构基本相同，但所有木雕图案就不同了。后堂主要是长辈住的地方，柱石上有寿字，称作“高党”。额枋上雕的是“郭子仪上寿图”图中间雕的是郭子仪 老夫妇，两边是贺寿的文武百官，跪着拜寿的是儿孙晚辈。下枋雕的是“九世同堂图”，描写的是山东郓城张继昌(又名“公艺”)家九代相见的故事。
后堂左侧下首厢房叫“吞云轩”。天花板上彩绘云雾袅绕中有罂粟花，这是徽州一带清代鸦片烟室的装饰。后堂左侧上首厢房叫“排山阁”，是专门给搓麻将牌的地方。阁后有暗间，可以临时回避衙门当差人的“敲竹杠”以及当时的小妾回避正房太太之用。
后堂右侧通向厨房，有六十平方米地面，过去有一大排灶台，还加上有二楼。厨房通西厢天井有水井一口，办几十桌酒席都很宽松。
最具有特色当数“轿廊”西边的鱼塘厅（如右图），是当时的管家住的地方。它的构造是大三角套小三角，厅的顶和地面都是由三角形组成。池塘周围有木结构“美人靠”栏背。十步石梯到水池，上有一方天井，下有两口明塘。坐在厅中，抬头望月，俯首观鱼，其乐无穷。它的正面墙设有一扇石雕漏窗，雕的是“喜鹊呈腊梅”图案，名曰“四喜图”，又称“喜上眉梢”，这是徽州石雕精品。还有大门上，花园门额上的砖雕花样繁多，丰富多彩，可与木雕与石雕媲美。这节俭的取得科学情趣的结合，是少有的建筑佳品。
这就是我通过这十天所了解到的这个朋友的基本情况。一些专业的数据我想在这里不用过多的提及，因为图纸上都会很清楚的。倒是这些我们听到的有关于它的典故更应该详细的说说，可以这么说，我现在对于它的了解已不亚于村里任何一个导游了。当然这些数据，故事的得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可能起先谁也没有估计到为了得到这些资料和数据会遇到很多的麻烦。由于体量的过于庞大令我们一开始根本无法入手，还有房屋本身结构上的复杂性使我们一度有点灰心丧气；当然，由于我们大家的努力这些困难被我们一一地克服了。体会最深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对建筑测绘的认识；无论是从建筑大轮廓的把握上，局部细节的处理，还是其中相互的连接，等等，我们都走了不少弯路。最后通过分析和反复的论证我们还是的出了最为精确的数据尺寸。这些在实地的工作中所得到的经验是我们在课堂中永远无法得到的，因为有些结构很难通过想象去完成；更甚至于有时你看着实物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误差和错觉的产生。这样反复的验证和观察对我们对于建筑结构的理解和体量的把握上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锻炼对于我们将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所有的同学都受益非浅。
应该说虽然我们没有很先进的测量设备，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完成了测量的任务。一些自创测量方法更是我们智慧的体现，也许这正是此次测绘考察的真正目的。
事实上，我们得到的又何止是这些？同学间的了解，从刚开始模糊到最后的清晰，无论是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总是一份珍贵的收获，因为当你了解了一个人时就是多了一段经历，多了一份对自己的了解。有什么比这样的经历更好的收获呢？还有那一份对老屋的情结，我永远忘不了。正由于此吧，当我最后告别十天来朝夕相处的这位老朋友时，一阵莫名的伤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这个朋友所经历的远比我所要了解的要多的多，相对于它来说，我们所遇到的那些所谓的困难有算得了什么呢？我相信它是有生命的，它肯定知道我们这几个小孩这十天想干什么；我相信它有灵性，是它在我们困难时会给我们灵感；我相信它的善良，因为当看到我们克服了困难获得了想要的数据时，它笑了------
凌晨四点，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宏村。
死寂的村子，让人感到恐惧------
男生们麻利地搬好了行李，洗好澡后就早早的休息了。虽然很累，但内心的一丝兴奋加上窗外汹涌江水的咆哮声，还是使我们久久不能入睡------
当然还是这一天，接近中午醒来时，真的象所说的那样太阳已经照到我们很多人的头顶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有机会去拜访一下老朋友了！
还是那座桥，岁月好像并没有影响我们似的影响它，依旧是那样的苍老；昨晚汹涌咆哮的江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潺潺的小溪，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只能叹服！清澈见底的水，当年我们就是在下面淌水，抓蟹，篝火，历历在目，就想发生在昨天，原来记忆也这么美好------
白天的村子热闹许多，比起夜晚的死寂，简直是判若两境，或许这正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所不曾能感受到的吧！比起两年前，这里增设了许多的小商店和摊铺；可以看到的是这里的人们更懂得了利用这里无限的商机；可是同时村民的那一份淳朴，村巷的那一份幽邃，先人留下的那份希望也渐渐地消失了。面对这琳琅满目的纪念品，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哀------
一天的调整休息就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中结束了。当晚，带队老师布置了任务并且分好了组，我知道我们真正的挑战来了，不仅是专业技术上的或是耐心毅力上的挑战，我想这更是在团队合作，协调上的挑战。 很多时候都会问自己：你能和别人合作的很好吗？ 我从不怀疑过自己的能力，过分的自信有时让我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我想对我的挑战也许后者更重要。真正能理解这其中的意味的人也许就已经算是一种成功了吧！当然，生活刚刚开始，更多更大的挑战还在等着我们，我们现在应做的就是从中去体验，并且学会什么------学会什么呢？
现在想来，真的庆幸当初得到了测量“承志堂”这样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这座被誉为“民间故宫”的清代徽州民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是的！不过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欢乐，是经验，是生活！我已经把它当成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就是这个朋友陪伴了我们整整十天，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地方，让我了解了它，同时它也了解了我。我不会忘了它，希望以后我去探望它时，它也会记得我！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朋友：
“承志堂”位于宏村上水圳中段，建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是清末大盐商汪定贵的住宅。
整栋建筑为木结构，内部砖、石、木雕装饰富丽堂皇，正厅有两进、三开间，左右有小厅堂，还有书房厅、鱼塘厅，以及娱乐场所排山阁、吞云轩等。全宅有9个天井，大小房间60间，庭院内有花木果树、水井、池塘，总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是一幢保存完整的大型民居建筑。全屋系木、砖结构，饰以砖、木、石，“三雕”。（单木雕即花了二十个工人雕了四年之久。）全屋有一百三十六根木柱。两层楼房有七处。 大小门口有六十个。当时造价花去白银六十万两(其中木雕上所镀黄金有一百两)。
全屋分内院、外院、前堂、后堂、东厢、西厢、书房厅、鱼塘厅、厨房、马厩等。还有搓麻将牌的“排山阁”，吸鸦片烟的“吞云轩”。还有保镖房、男、女佣住房。屋内有池塘，水井、用水不出屋。
大院前堂，按照过去宗族规定，只是迎接贵宾或婚娶寿诞喜庆日子，才大开中门的。额坊上的木雕图案是“唐肃宗宴官图”，长约六尺，高一尺余，图上雕有四张八仙桌，众官员坐、站、行、立姿态各异。图东西两头有服务人员，东边烧开水的手拿蒲扇扇风炉和西头理发的坐在高凳上给官员挖耳朵。每个图案线条清晰，构图饱满，行止逼真。在五、六分厚图案中，雕出六、七个层次。据北京故宫博物馆来人讲。故宫大梁上不能雕人物画像，否则把皇帝踩在脚下，有犯上之嫌。只能雕龙、凤、狮子、麒麟等吉祥物。所以这种图案只有民间住宅才有。
天井下檐四根支柱，雕有渔、樵、耕、读图案。叫门之上，即渔樵耕读之下，有一长幅图案，“百子闹元宵图”，全图一百个小孩，全是男孩，过去重男轻女，避免女孩站在男儿头上，不吉利。再详细看，有舞龙灯的、凤灯的、还有狮子灯及其它各式各样的花灯的。图中有旱船，船上有小孩，船下有四个轮子， 还有敲锣的，打鼓的，放鞭炮的，吹喇叭的，踩高跷的，两手捂耳的，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何会首选二者进行修缮？这除了隆兴寺在佛教与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及转轮藏阁、慈氏阁两座建筑自身价值及残破状况这些因素外，1950年雁北文物勘送徘袄凑定调查古建筑及其提交的调查报告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1950年初，随着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较大规模的野外考古及古建筑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鉴于当时需弄清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进行水利基本建设时，发现古城遗址详情及雁北地区重要古建筑如大同善化寺、华严寺、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在战争年代受损情况，文物局商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相关专家与该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建筑的调查工作。同年7月21日，由文化部负责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规模较大的关于文物的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体――雁北文物勘查团，该团由16人组成。时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及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陈梦家任副团长。勘查团分考古、古建两组。古建组组长为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赵正之教授任副组长;组员有清华大学营建系胡允敬 、汪国瑜、朱畅中等。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晚即抵大同。次日全团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护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组即分头进行工作。历时40天，迨至8月31日返京。期间专家们不辞劳瘁，通力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回京后分组写出了调查报告，后由团长裴文中整理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一书付梓出版，文物局长郑振铎为之作序 。其中的古建组调查报告，文字部分言简意赅，准确概括。并以图、表、照片形式反映调查目标的保存现状及残破情况，同时提出保护意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主要是通过实地调查，摸清古建筑现状，进而实施修缮保护工程的考查目的及工作方针。
因此次勘点为雁北地区，所以勘查团只是在接近尾声的8月29日至正定，勘查了隆兴寺、阳和楼、华塔、青塔、天宁寺木塔、开元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但刘致平在《古建组勘察总述》中写道：“在正定只有数小时勾留，然所见七八百年以上木建筑近20余所，可谓不虚此行矣。”正因如此，刘致平特将正定的古建筑与花费较长时间勘查的大同古建筑一起整理出《大同及正定建筑勘察纪要》。该纪要正定部分记有隆兴寺摩尼殿、戒坛、慈氏阁、转轮藏、大悲阁、阳和楼、天宁寺木塔、广惠寺多宝塔、开元寺砖塔及钟楼、唐纪功碑、铺面。所涉建筑简要记述了其建筑形制、时代、保存现状、残破情况等。其中对慈氏阁、转轮藏阁的记述是：“慈氏阁三间，六椽正方形，三檐九脊，斗拱五铺作，为元代重修。现已大部坍塌，修复不易。然应设法支撑牢固，勿使继续残破，以便将来修整。 转轮藏殿三间六椽，正方形殿，三重檐九脊，斗拱五铺作，与慈氏阁形制大小相同，似为宋金间物。明清大加修葺者。殿内正中为八角形重檐之转轮藏一，雕饰精美，为清初之物。现殿之楼板、楼梯全毁，屋顶朽坏，宜加修葺。”同时，刘致平教授通过此次勘查，还将应列为国宝的建筑列成《重要古代木建筑勘查表》，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阁、慈氏阁、开元寺钟楼榜上有名。
古建组的组长、副组长三人均系上世纪三十年代成立的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刘致平当年是学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先生的得意门生;莫宗江作为当年营造学社的测绘生、梁思成先生的助手，1933年曾两次随梁先生来正定调查古建筑。许多建筑图纸都是由他绘制而成。对关于正定古建筑最权威的调查研究文章――1933年梁思成的《正定调查纪略》内容都非常了解。另外，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也曾于1935年5月18日至20日来正定调查古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再者，1949年3月，由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合设的中国建筑研究所编辑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中收录的9处正定重要文物有隆兴寺、阳和楼、关帝庙、天宁寺塔、广惠寺花塔、临济寺青塔、开元寺塔及钟楼、县文庙大成殿、府文庙大成殿，为此次勘查明确了目标，这几处建筑的基本情况《正定调查纪略》中均有记述。所以此次雁北文物勘查团将正定定为调查对象并在数小时内完成勘查，无疑得到了早年中国营造学社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由于时间短促，勘查团对正定的勘查确有意犹未尽之感。对此刘致平先生感慨：“我等一行路过正定仅作数小时勾留，未暇细测。盖为日程所限不得不尔。而正定古物甚多，他日如有机缘，仔细勘测也。”
由于刚刚建国，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财力有限，所以确定修缮项目需根据实际情况慎而又慎，从重点中再选重点。1952年，为掌握一些重点地区重要古建筑的情况，以便安排保护维修，文化部又派时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的罗哲文和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组组长祁英涛前往包括正定在内的河北地区进行古建筑考察。并将考察结果及时向郑振铎局长进行了汇报。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报告》和1952年专家考察后所反映的情况，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重要古建筑修缮保护的重点地区。依据勘查报告中所反映的正定隆兴寺转轮藏阁、慈氏阁的重要价值、残破状况及“宜加修缮”的保护意见，经科学研究论证，文化部将这两座建筑列入首批重点修缮项目之列。
转轮藏阁、慈氏阁作为隆兴寺时存四座宋代建筑中的两座楼阁式建筑，价值不容小觑。梁思成先生评价：“转轮藏殿之结构，尤为精巧，是木构建筑之杰作。”而慈氏阁的结构为永定柱造，是国内古建筑此种结构最早的实例。由于慈氏阁残破甚重，有坍塌之险， 1952年11月14日刘致平再次带队，率卢绳、罗哲文、祁英涛、余鸣谦等一行10人对残破甚重的慈氏阁进行了详细勘测。之后为安全起见，先行将此建筑拆卸落架，而首先进行转轮藏阁修缮工程。
转轮藏阁修缮工程，不仅是建国后河北省第一项木结构文物建筑重点修缮保护工程，也是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1956年改名为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这个隶属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全国性业务机构承担的第一个外省市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特聘请由著名专家学者朱启钤、梁思成、杨廷宝、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诸先生组成的专家顾问组对工程进行全面的科学论证，形成专家意见，指导工程进展。并由国家、省、县三级组成了修缮委员会。国家下拨款项16万元。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余鸣谦先生为工程项目主持人。参加人员有李良姣、李全庆、梁超、何凤兰、姜怀英、汪德庆、李竹君、贾瑞广。该工程设计基本原则是以本地区同时期的实物及宋营造法式为主要参考资料，在建筑本身基础上进行复原。无资料依据者维持现状，此称局部复原。这是中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中首次运用此种理念和方法，对其后古建筑维修工程影响甚大。依照此原则，工程技术人员编制了详细的修缮说明书，绘制了大量的现状图、施工图、复原图。由于该殿阁于清顺治年间重修时二层增加了腰檐，此次修缮对大木结构进行了全面加固维修，并依照专家组的意见去掉了清代添加的腰檐，同时依宋代规制恢复了博风与悬鱼，瓦顶部分依当时现状进行修配。重新包砌台基、铺墁了地面。在新建筑材料尝试应用方面，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的瓦作师傅邓九安、徐庚申二先生出力尤多。二位师傅探索实验，将底层墙内原12根木柱改用钢筋混凝土仿木柱。构架交接处部分加用了不少铁活。整个落架复原性修缮工程始于1954年9月，1955年8月竣工。阁内正中安置的直径七米的木制转轮藏，为我国现存宋代小木作稀有遗物。期间对其也进行了修补。转轮藏阁工程结束后，利用剩余款项修补、还保养了寺院其它建筑，并对主要殿阁进行详细勘测。
论坛：2008第三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建筑学人在行动
节日的意义在于以国家法律规定形式表达政府导向和大众意愿，“中国文化遗产日”作为法定节日，重复传导出了国民对文化遗产的深厚感情和政府对保护文化遗产事业的高度重视。从2006年国家设立此节日以来，全国范围内的保护活动日益丰富，大众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关注正逐步增加。古建筑或遗址是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它们进行保护和研究是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创建建筑学学科以来，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即成为建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今，保护文化遗产的共识也凝聚了建筑师为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
当代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寻找中国建筑的精神和文化内核是中国当代的建筑师和研究者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但由于以往在本民族建筑学体系方面的研究仍不够深入系统，在探索中国建筑风格的探讨上尚存亟待开拓的空间。2008年“5.12”汶川地震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损失惨重，但同时也显露出了传统建筑杰作在防灾抗灾方面的独到之处，由此昭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挖掘工作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2008年7月11日，中国建筑经典丛书《义县奉国寺》首发式暨中国辽代木构建筑研讨会在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前隆重举行。这是近期继《蓟县独乐寺》出版后的又一丰硕成果，是建筑师与文物工作者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联袂合作的又一经典范例。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辽宁省文化厅厅长郭兴文、副厅长兼文物局局长张春雨、锦州市和义县各级政府领导到会并祝贺，来自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创作》杂志社、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义县奉国寺》图书编创出版人员70余人与当地各界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了首发式。
义县县长马海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义县人民以厚重的历史文化迎来了最尊贵的客人，古老宜州正以踏实的创业实践诠释着千年古城的深刻内涵。《义县奉国寺》的编撰和发行、‘中国辽代木构建筑研讨会’的在义县召开，是义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义县经济生活中的一件盛事。对于研究传承历史文化，提升义县对外知名度，促进义县旅游产业振兴，实现义县县域经济崛起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义县政府将以此为契机，把奉国寺古老而神奇的文化推向全国乃至世界。”
锦州市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金玉表示：“乘着这一经典丛书出版的风帆，义县古城也必将远航，锦州也会随帆插翅而高飞。”
辽宁省文化厅厅长郭兴文指出：“各级政府对本次活动的支持，体现了当代执政者高度的文化自觉。他们的行动在文物保护和合理利用方面，可以说树立了一个典范。”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讲话中对《义县奉国寺》的出版予以高度评价：“这是基层文物工作者与中青年学者、建筑学人通力合作的成果，也是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工作的表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们的传统建筑有着无穷的魅力，蕴含着先民的智慧与后人对前辈割舍不断的文化情感!”他建议：改变过去把“保护”与“建设”相对立的历史歧见，在保护奉国寺大殿及周边建筑遗址信息的前提下，将义县建设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腾飞又宜于人居的文化城镇。
为更好地加强对奉国寺大殿的深入研究与科学利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创作》杂志社与义县人民政府共同设立“中国古代建筑测绘研究基地”和“中国古代建筑摄影创作基地”，单霁翔分别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刘彤彤、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宇一起为基地揭牌。通过对古代经典建筑的直观感受来培养青年学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由衷热爱之情和民族自豪感，这个基地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大学建筑学专业学生缺乏实习场所以及古建筑单位测绘力量薄弱的难题；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摄影师被中华古代建筑瑰宝的恢弘气势吸引而来。
意义：学者眼中的《义县奉国寺》及其代表的积极方向
就中国建筑历史而言，唐宋辽金元遗存至今的古代木构建筑堪称为最可珍贵的中古时期建筑文化遗产，而辽代建筑显然占据着其中大部分的和重要的篇幅。辽宁义县奉国寺与天津蓟县独乐寺、山西应县木塔一起构成辽代木构建筑的三大典范，但由于历史原因，研究成果较少，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系列。从2006年开始，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创作》杂志社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部分学者组成的建筑文化考察组，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师生们，历时两年，编著了《义县奉国寺》。该书以近年来最新的实地测绘为基础，分别从历史文献梳理、实测数据采集与分析和建筑设计手法探讨等方面入手，对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建筑艺术及技术水平等课题做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阐释了该建筑的结构特点、建筑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明确了奉国寺建筑主体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该书是继已故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陈明达先生《应县木塔》(1966年)、《蓟县独乐寺》(2007年)之后，又一部集研究论著与测绘图、摄影资料于一身的经典建筑实例专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建筑艺术欣赏图籍。其意义不仅在于它们作为图书的出版本身，更表明对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个案整理和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单霁翔在《义县奉国寺》出版前即审阅了书稿并为之作序，此次又着重指出：“令人欣慰地看到中青年学者续写了中国营造学社学术传统的新篇章，从此，辽代三大建筑都有了一部集科学性、资料性与文化意义的专著，由此也将‘为中国建筑杰作树碑立传’的工作，纳入到正常的可持续的工作日程中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专著。”
努力：团结各方力量加快古建研究和成果整理出版的步伐
在中国传统建筑经典丛书《义县奉国寺》首发式后召开了“中国辽代木构建筑研讨会”，会议由金磊主编和
殷力欣研究员共同主持。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路秉杰、建筑学资深编审杨永生，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周治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贵祥、原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曹汛、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徐苏斌、青木信夫，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学鹰等专家学者回顾辽代建筑在文化艺术、工程技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探讨传统建筑理念对当前工作的借鉴价值，并对今后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社会发展等问题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
金磊首先表示：是奉国寺的庄严雄
伟的气势吸引了建筑学人的志趣，立志促成这部著作的出版，这同时表明了建筑学人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单霁翔首先作了题为《中国辽代木构建筑遗产保护与研究随感》的学术报告。报告中提出：
(1)要重温我国古建筑保护理论与技术的经典文献；
(2)深入开展辽代木构建筑的基础性专题研究，
(3)集中力量为我国伟大古代建筑遗产树碑立传。
单霁翔还向与会学者通报了汶川大地震中文化遗产的受损情况及抢救工程进展。他指出：文物系统过去几年在文化遗产资料积累方面的基础工作，在震后抢险中发挥了作用。今天我们痛定思痛，再度审视和思考诸如以辽代木构建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渊源及其传承，不仅是遗产保护的需要，更是文化重建的需要。
通过组织指导汶川地震灾后文物建筑抢险修缮工作，单霁翔还对文物建筑保护表达了几点体会：首先，我国传统建筑，特别是木构文物建筑良好的抗震防灾性能，应更好地贯彻到文物建筑抢险修缮工程之中；其次，要正确理解掌握我国传统建筑的营造与修缮技术，使包括木构建筑在内的传统建筑获得恒久的生命力：第三，文物建筑的勘察测绘及档案管理必须成为今后保护、研究、修缮的依据：第四，各类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工程，均应详细记录勘察设计与施工过程，及时编写保护修缮报告；第五，加强传统木构建筑的日常维护和“岁修”；第六，对于重要的文物建筑，应实施持续不间断的保护状况监测。
王贵祥教授指出：《义县奉国寺》的出版弥补了历史缺憾，填补了几项研究史上的空白，四位论文作者(殷力欣、丁、成丽、温玉清)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学术见解，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师生绘制的测绘图，陈明达先生生前所绘的分析草图、摄影师们拍摄的现状照片以及精心遴选的历史测绘图和照片等，为今后的持续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种设计院与学者合作的方式也为今后对更多古代经典建筑的研究开了个好头。他希望建筑历史学界从现在开始沉下心来，至少将元代以前的建筑完整系统地出版研究成果，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无论这个建筑即使再有任何变化，原始数据和研究材料将永远作为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留给我们后人。”
长期关注古建筑防灾减震功能的著名学者路秉杰教授从梁柱、木材、瓦片、受力、榫卯、梁架结构、斜撑、建筑形状等10个方面，分析了古建筑防灾减震的特性，他强调必须建立科学的技术保护体系，对古建筑的艺术结构、材料和环境进行长期监测。
曹汛教授凭多年的田野考察及文献考证认为，在古建筑历史研究中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许多建筑物断代结果值得商榷，希望更多的人予以关注和探讨。
徐苏斌教授和青木信夫教授则介绍说：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日本有很多成功经验。他们看到很多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研究的档案资料，深感中国人对本土建筑研究方面可做的事情非常多。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在中国近现代建筑的调查和保护研究上有所作为。
周学鹰副教授认为：“及时将学术研究成果及时形成出版物呈现给公众，是保证学术研究正常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学术界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一。此次《建筑创作》杂志社在主编金磊主持下，不拘泥于短期得失，富有远见和奉献精神地承编出版《义县奉国寺》，是走出学术研究困境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周治良先生和杨永生先生一致认为，建筑界应继承中国营造学社的优良传统，重视古建测绘工作。
本书作者之一、建筑文化考察组成员殷力欣研究员指出：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治学目的是“重新发现中国古代建筑学，从而为确立与西方建筑学迥异其趣的中国民族建筑学体系作理论探索”，在这样一个探索过程中，古代建筑实例的测绘和本体理论梳理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步骤。建筑文化考察组在今后将继续按照《义县奉国寺》模式，与各相关部门密切合作，把为中国建筑杰作树碑立传的工作持续下去。
本书作者之一、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丁代表王其亨教授发言，以题为《三维激光扫描在建筑遗产研究及保护中的应用》的报告，展示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近几年利用高新技术在测绘实践中的诸多成果。
在听取了各位专家的意见后，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当即表示：中国传统建筑具备优秀的抗震减灾能力，今后国家文物局将组织专家从结构，力学、材料等方面对古建筑的抗震减灾能力进行定量的、更科学化的研究：国家文物局还将在今后进一步加强对古建筑勘测工作，并将研究成果的出版整理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倡议：《义县奉国寺》首发式暨中国辽代建筑研讨会的启示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强烈呼吁加强各方合作，深化古建保护和研究，积极促进研究成果的公开出版发表。专家的建议和倡言，将以《中国古建筑保护研究及文化传播倡议书》的文献形式，在《中国文物报》全文刊发。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木结构建筑，体现着东方民族独特的智慧和美学面貌，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我们有义务将其视为中华文明的基本元素向公众普及其基本知识：在城市化高度发展的当下，我们应创造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和谐世界，尤其应审视中国的历史上先民创造的建筑文明，以先民的智慧之光引领当代建筑师走出困境、走向未来。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不仅使灾后重建提上议程，更使我们反思为什么以柔克刚的中国传统木构建筑能称为“建筑版太极拳”，中国人尤其要十分珍视自己的宝贵财富。
当前，我国古代建筑，特别是早期木构建筑，遗存无多。以中古辽代建筑为例，20世纪初尚存14处，经过1个世纪的变迁现仅余9处，保存状况更是令人堪忧。为此，专家学者郑重向全社会倡议：
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充分利用每年一度的“中国文化遗产日”，全力向我们的国民启蒙古代建筑基本知识，在全社会形成“认知遗产、热爱遗产，保护遗产”的文化氛围。
各文物保护单位、专业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和专业人士要重视古建筑考察、测绘等基础工作，团结协作、资料共享、成果共享，推动建筑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尤其要使已经开展了的辽代木构建筑的基础研究扎实而深入，为重新确立自成体系的中国建筑学而奋斗。
各文博与建筑专门机构要加大建筑文化启蒙，宣传力度，以饱满的热忱和较高的学术造诣，为我们的建筑杰作树碑立传，要在研究的基础上编辑出版集测绘、摄影、研究报告、工程修缮报告为一体的建筑专集，目标是让世界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并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好物质及精神准备。
2月26日，费罗和格蒙里及其他一些考察人员抵达比米里西港的一个小镇。巴哈马向导告诉他们，在这个地区有一些十分有趣的岩石，以前它们一直被泥沙所淹没，到最近才被发掘出来。从表面上看，这些岩石有点像一个几何图形。在亲自潜水下去仔细观察后，费罗和格蒙里报告说，几乎所有的岩石都是巨大无比，而后都是矩形状―― 最大的一块约有18―20英尺长，10英尺宽，这些岩石每块厚度约2―2.5英尺。整个建筑物大约有700英尺长，好像有些石头是经过重新安放和堆砌的。巴哈马向导还说，从1920年起，很多石块被打捞上来用于建筑。迈阿密、佛洛里达等地都用过这种石头。
与考察组一道来的瓦伦丁博士本来是一位世界知名昆虫学家，他对考古有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的造诣也是令人信服的。他指出，这水下建筑大约是在10 000―12 000年前完成的。至于证据，他说暂时不愿意披露于众。
根据这次考察，专家们写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安特勒蒂斯探查记录》。在书中，探查者们认为：这些水下建筑群在距现在10 000―15 000年前建成，它的建成是一个相当发达文明社会的表现和结晶。他们还推测，这些石头建筑是一座墙，当然它不属于安特勒蒂斯。本书包括一些由迈阿密一位名叫图兰勒的“考古探险专家”摄下的很多有参考价值的照片。图兰勒认为，这群建筑物被毁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0 000年左右。
7月12日，图兰勒和一群考古学者通过潜入水底探查，发现在海底有一大批横竖不一的石柱子。这些石柱子就在离比米里群岛不远的西侧。取出的标本经专家推论出这些石柱子本身不应该是巴哈马的，很多可能是从南美洲取来经过石工精雕细刻后再运到这儿的。这一发现使得图兰勒、费罗和格蒙里等人怀凝南美洲文化和比米里文化有一定联系。图兰勒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类似的“墙”段被淹没在海水里，他猜测，在若干年以前肯定有一堵墙把比米里群岛围住的。
查理斯・柏里兹在他的著作《被遗忘世界的奥秘》一书中曾记录下了关于巴哈马海底建筑传说的一些情况。但他根本没提什么费罗和格蒙里。对1968年的发现，他就曾经描写过“巨大的石头建筑物，约在距水面350英尺深的海底，离比米里偏北约一千码远”。他还记下了一些“瓦伦丁的努力”，“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又是一个地道的考古学家，瑞比卡夫是一个发明家和水下考古专家。梅尔是一个世界自由潜水最深纪录的保持者。”这一些人认为，这些石头曾经是构成一建筑物的一部分的围墙，这与费罗等人的观点相差无几。
二、活动主题
"承古建精华，创建筑新风”
三、活动时间
2011、11
四、参加对象
环艺二班全体人员及其他相关有兴趣参与的人士
四、活动形式
以班级为单位，考察长沙遗留的老建筑，通过观察、感受来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及对传统优秀知识文化的认识。
五、活动过程
（1）“建筑考察”活动主题的通知、宣传。通过网络聊天、短信、平时闲聊，散布班级将进行团日活动的消息，让同学先有一个初步了解和准备。
（2）“建筑考察”活动路线的确定。路线的确定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活动的效果及效率，出于慎重，我们咨询了（我们建筑基础课程的专业老师）罗畅老师的意见，她给我们推荐了一条既多内容又很简洁的路线，并告诉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应注意的重点和方法。最终的路线确定如下：
202司门口—黄兴路步行街中心广场—百果园—化龙池—大古道巷—坡子街西段—三王街—福胜街（德顺天饭店）—李富春故居—太平街—金钱巷—贾谊故居—河东站。
活动报名。我们在班级群里面发起了一个群活动，同学们都踊跃报名了，借此形式激发同学们的兴趣。
具体考察。考察从百果园开始，一直到贾谊故居，其中感受同学们反应最有收获的地方是化龙池和李富春故居。在化龙池那一条街全是酒吧，酒吧的造型、装饰、材料、色彩搭配给人一种新颖、独特的感觉，这要素基本上就是我们环艺专业的全部了，所以在这里，同学们真正的将课本的知识和现实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而在李富春的故居同学们参观了他住的房子，看高架木板床、床头雕花、木桌椅...........同学们在这亲身体会到了古木建筑的感觉。
（3）聚餐回校。走完贾谊故居快接近2：00bm，我们班级同学一起吃了个饭就都坐车回了。
六、活动效果及总结
一 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之关系
奢延城为西汉上郡奢延县之治所，东汉因之，汉末废。关于汉奢延城与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统万城之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根据以上记载，侯仁之教授认为“统万城也正是因汉代的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①。王北辰教授亦持同样的观点，并考证说：“文中既云‘改筑大城’，同时在二水之间又未另记有奢延县城，足证统万城乃汉奢延县城之“改筑”②。另外，上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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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研究”成果。
①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② 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
年代统万城曾出土了“西部尉印”铜印1枚，方形，桥钮，每边长2．3厘米、高1．8厘米，阴刻印文，篆体，铜印形制与印文典重说明其为汉代文物。有学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武职甲卒”的记载并结合上引《水经注》之文认为统万城就是由奢延故城改筑而来，并且汉代“上郡西部尉驻奢延城”①。
笔者认为，从《水经注》记载来看，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这一点当无庸置疑。不过，在十六国时期，大城之名屡见于史书之中，其与《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之“大城”有无关系呢?《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千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圭下，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②
关于赫连夏国境内大城之具体地点，史念海教授考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南”③，侯甬坚教授等则认为大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偏南处”，并说“此城与统万城的关系尚不清楚”④。但清人洪亮吉则另有说法，他在所著《十六国疆域志》中考证夏国所置之幽州沿革时云：
“幽州：《晋书·地理志》赫连勃勃僭号子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河西鲜卑杜客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晋书·载记》勃勃攻姚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郦道元《水经注》赫连龙升七年改筑大城，名曰统万。案此则统万城即大城。勃勃既以幽州牧镇大城，则改筑统万后亦属幽州可知。《晋地志》先言僭号子统万，后言置幽州牧于大城。二语微误。考自统万建后，《夏录》及《载记》不更言及大城，是大城为统万之一证。道元所言真可据矣。”⑤
笔者认为，洪亮吉力主大城即是统万城，论据充足，大致是可信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当时的奢延城为“故城”，熊会贞解释说：“汉县属上郡．后汉因之，汉末废。在今怀远县西北鄂都斯界内。”⑥实际情况应是东汉以后，奢延县废，但其城仍存，十六国后秦时期为赫连勃勃所据占，名之为大城，后来在龙升七年经改筑扩建更名为统万城。所谓奢延城、大城、统万城三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非常清楚，均在一地，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已。另外，《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一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将汉奢延故城(大城)扩大，而极有可能是在故城之西或西部另筑新城。当时的统万城实际上指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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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③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④ 侯甬坚、周杰、王燕新：《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一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⑤ 《十六国疆域志》卷16《夏国》。
⑥ 《水经注疏》卷3《河水3》熊会贞按语。
是这个新城，其遗址即今西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统万城共有四门，“南门曰朝宋，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北门日平朔”，正可在今西城四门遗址找到对应关系。史称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m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①，也只能在现在西城遗址得到充分的印证。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西城夯层薄，层次?密，夯打坚实，最为牢固”②，显然与东城非同一期工程。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改筑大城”的主要工程是新修一个内城，亦即现在尚清晰可辨的西城。有人据“西部尉印”铜印是在统万城垣的夯土中发现的，继而断定“这说明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所以在统万城里完全看不到奢延城的踪迹了一。笔者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是修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恐怕也仅限于奢延故地(即大城)的西部或者西城墙，现存的统万城遗址的东城之东、北、南诸墙估计仍是汉奢延城的旧规。
二 统万城的城市形态
关于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该城有三重城垣，即整个统万城是由外郭城、东城、西城三部分所组成。三重城垣之说为清道光年间陕西省榆林府怀远县(民国3年更名为横山县)知县何丙勋所首倡，何氏在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给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下简称《何氏调查报告》)中称：“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1956年9月，由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组织的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对“统万城”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报告中采用了何丙勋三重城垣之说，在俞少逸执笔的报告中称：“‘统万城’遗址，大部分被流沙掩没。城的方位，坐西北向东南(南偏东四十度)。现在比较显著的有内城和二道城；外城遗址据说在内城之北约六里，东南约二里，均尚有一小段。”⑤此说分别将何氏调查报告中头道城、三道城认定为统万城的外城与内城，但对于二道城的性质则未作进一步的说明。1975年至1977年考古学家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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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③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④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6《内蒙古伊克昭盟游牧所在》。又，何丙勋的“禀”文亦收于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唯文字稍异，“禀”文中无“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之句，但“禀”文之后的“杨江附记”中则明确称“西土地有白土城三层”，为“夏州旧都”。另据侯甬坚新近的研究成果，认为此“禀”文原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何氏为答复前任榆林知府李熙龄为修《榆林府志》事的询问“夹单”而专门进行实地踏勘后所作的调查报告(详参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城(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但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的题目下明确注有“壬寅复李太守夹单”字样，壬寅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以笔者估计何氏考察统万城的时间当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而相关调查报告之最终完成与呈交李知府的时间则要稍晚一些，这可能也是辛丑年(1841)秋李知府镌刻《榆林府志》时未将何氏调查统万城的报告收进去的一个原因。至于道二十五年(1845年)何氏呈给新任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很明显是原调查报告即“王寅复李太守夹单”的修改稿，这正是后来形成了不同版本的何氏调查报告的真正原因。
⑤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新曾先后三次到现场考察，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认为统万城“城址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西北略高．分为外郭城、东城和西城，群众称为头道城、二道城和三道城。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破坏严重，仅留断断续续地几段略高于地面的残迹，轮廓不大清楚。从其断垣走向和城址内瓦砾、骨渣分布范围判断，外郭城面积比东西城略大”①。在后来的论文中，戴应新先生明确说“统万城由外廓城和东西二内城构成多重的城堡工事，由东往西依次为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②。戴氏的观点影响很大，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就是他的说法。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近邓辉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大比例尺彩红外航空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复原了统万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提出了一系列与前人颇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将航空影像所显示的情况与何氏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三道土城比照，邓文推定何氏所说的头道城就是东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外郭城；二道城则是西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内城(或皇城)；何氏报告中提及的第三道土城，在影像上反映的不太明显。从航空影像上看，统万城的北部绝无任何古城的踪址，统万城以东、无定河北岸的土墙残基，当属于另外一组建筑，而不是何氏所说的头道城。仔细推敲何氏报告中三个土城的方位与前后顺序，第三道城应该位于西城东墙以西不远，即位于内城(西城)的西半部，应是“统万城的宫城”③。
邓辉等提出的新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张穆《蒙古游牧记》所引何丙勋的调查报告中说“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戴应新先生称统万城“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⑤，但他指认的“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⑥，显然不是何氏说的“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见到“头道城”。何氏说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这里的“二道城”应该是指现在西城东垣，今实测东城南垣551米、北垣504米，均超过一里，约是何氏所记里数的两倍，但这既可能是何氏记载有错误，也可能与何氏入城路线有关．何氏说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清代一武约为2．5尺，十武为25尺(约8米强)，所以邓辉等认为“数十武的距离，则为几十米的样子，即第三道城墙与第二道城墙相距约为几十米”⑦。不过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所引何丙勋调查报告异文说从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可见二道城与三道城之间的距离当在100米左右，比邓文推测的数据要大一些。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小于东城的东西宽度，这说明戴应新先生将东城与西城比定为何氏所说的二道城与三道城在里数上完全是讲不通的。总体上看来，现在的东城、西城与何氏报告中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的关系，基本上可采用邓辉等先生的新说(参表1)，亦即其分别指的是外郭城、内城和?m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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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③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所引何丙勋《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作：“计渡无定河即登彼岸，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
⑤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⑦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三 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
关于统万城遗址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
俞少逸在1957年调查报告中称：“二道城在东面存有五六公尺的城址，南面及西北角都尚存有痕迹。其中唯有内城城址最为显著。城址南北长五二七·一公尺，东西长六八·九公尺(北城壁多一曲折，所以北壁的东西长度应当再加上四·三公尺)，略成方形”；“(内城)城址一周和城连接的墩台还很多，计东面十一座，西面八座，北面六座，南面十一座。东南北三面的二十八座，都不甚显著，只有西面七座很突出，距城壁稍远，遗址尚高可十公尺上下”①。此报告只提到了统万城“二道城”(即现在通常说的“东城”)东面城垣城墙长度和“内城”(即“西城”)各壁城墙长度与马面的数据，各城城垣资料不全，亦未有各城城门的调查资料。
1975年至1977年间，戴应新曾三次到统万城遗址考察，所以记载的数据更全面和准确一些，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称东、西城周长与各垣长度为：“东城，周长2566米，其东垣长737米、西垣774米、南垣551米、北垣504米；西城，周长2470米，其东垣长692米、西垣721米、南垣500米、北垣557米。”报告又称：“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道，南门名朝宋门，东门名招魏门，西门名服凉门，北门名平朔门。南、北、东三门俱圮毁仅存基址轮廓，西门瓮城宛然尚存，门道宽3米。东城北垣无门，东垣有一门道，南垣情况不明，西垣则共招魏门与西城交通”；“城址外面加筑马面，由于各垣长度不同，马面有多有少，如西城北垣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东城北垣仅七座”②。关于西城的城门与马面，戴应新先生在另外的报告中又补充说：“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南、东门俱毁圮仅存基址，西门和北门瓮城尚存其轮廓，门道各宽三公尺。城址四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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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外加筑马面，西城马面较密，如东西和北垣各有一座，南垣八座。”①
稍事比较就不难发现，俞氏的调查报告与戴氏的调查报告的有关数据出入颇大，如俞氏报告中说“二道城”(东城)东垣长506米，而戴氏记为737米，其间相差竟达231米。统万城的城垣系由艰硬的白土夯筑而成，遗址虽经干余年风雨沧桑，基本保存完好，除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蔽外，其余各城垣轮廓基本上都是可以辨识的，前往实地调查应该得出大致略同的数据，而不致于有太大的出入。俞氏的调查资料之所以与后来的调查资料出入较大，据笔者分析主要是方位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按俞氏调查报告称统万城遗址是“在无定河的东北岸，城址的东北数里有淖泥河，向东南流入无定河。在城址上环顾四周，西南一带绵延着低平的沙丘，东北则是无边的沙漠”，但现在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统万城遗址在无定河的北岸或西北岸。由于方位感的偏差，统万城的东、西二城可能被认为是南、北关系，这从俞氏报告中没有采用东、西城说法并且认为最高的墩台(角楼)在内城西北角(其实是在西南角)②，就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俞氏所说的二道城东垣实际上相当于东城的北垣，内城的东、南、西、北诸垣实际上相当于西城的北、东、南、西诸垣。这样经过方位调整后，俞氏报告中有关各城垣长度的调查数据与后来戴氏报告中调查数据之间的出入就要小一些了(参表2)。
应该承认，由于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城垣方位和城垣长度来说，统万城的马面数目和城门位置更难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如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北垣马面6座，而戴氏记为10座，相差就十分悬殊。即使按照前述方案，将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的东、南、西、北诸垣调为北、东、南、西诸垣，马面数目仍差异较大。新近邓辉等从航空影像判读出西城的马面数目为：南墙9个、东墙14个、北墙11个、西墙9个③，与戴氏报告的数据相比较，南、东、北三墙分别多1个、4个和1个，而西墙则少1个，其中西墙马面数据差距最大(参表3)，如与俞氏报告相比较，则又相差8个，其马面数目竟是后者的2．3倍④。看来统万城的马面数目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勘测。
关于统万城的城门。俞氏调查报告未曾涉及，戴氏调查报告则确认西城有东、南、西、北四门，东城有东、西二门，其中西门与西城共用。各门的具置，戴氏在地图中也作了相应的标识(未标东城东门)。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罗城东门曰凤阳。本有三门，夷人多尚东，故东向开。”⑤这里所谓的“夷人”未明所指，按北宋前期统万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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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需翠指出的是，统万城遗址在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现已改为镇）白城子村，三面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界，加之通往统万城的小路颇为曲折而造成的方位感偏差，不少学者在早期的考察过程中也曾将属于陕西省靖边县境的统万城误认为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或将统万城西城遗址西南角的角楼误认成是西北角的角楼。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朱士光：《开拓统万城研究新领域的一次考察——记侯仁之教授1964年夏率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与统万城的考察》，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③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上引邓文在注释中称：“由航空影像判读出的马面数目与1957年的考古调查所得数字不尽一致，其中北墙、西墙的数字一致，南墙多出1个，东墙则多出2个。”但实际情况是各墙马面数字均不一致，前氏报告方位修正后的数字也是如此，见表3。
⑤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州城)为党项李氏政权所占据，有可能指的就是党项羌人，因赫连勃勃为匈奴族，古人往往以“胡人”相称匈奴人，与西来的党项羌人是有些不同的。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赫连勃勃改筑统万城时，应是将汉奢延城或十六国时期大城的主体部分改造为外郭城即罗城，估计当时的外郭城原有三个城门，除东、西二门，应该还有一个南门，其中西门与内城东门共有，唐末五代宋初之际为了军事防御方面需要，封闭了南门，从而改变了统万城外郭城即今东城的城门布局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54、《新唐书·党项传》，隋唐之际，原居青海、甘南的党项羌人，因受吐蕃势力之逼，大举内迁，占据夏州一带者号乎夏部，唐末时其首领拓思恭率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公元881年被唐僖宗擢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氏，封夏国公，管辖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从此夏州李氏便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五代时期，夏州城数度被中原政权的军队所围，所以城池的防守任务很重。除西城外，东城也是防御的重点。最近统万城出土的《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就提及墓主康公之祖文义就曾任“东城副兵马使”①，东城南门封闭的时间应以五代时期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盖，城垣已不甚清楚，但以后如果认真发掘，或许能找到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外郭城南门的部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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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四 统万城宫城的范围与永安殿的位置
前已述及，邓辉等最早提出现在的西城为统万城内城(皇城)，而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按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曾说三道城“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邓辉等认为：“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从这一片高地东侧到西城的东墙，只有很短的距离，与何氏所言‘数十武’的情况正相合。此处高地，应即何氏所言之第三道城。何氏报告中提到的‘鼓楼’遗迹就位于这处高地的东南面(‘钟楼’遗迹已不可见)，而所谓白土坡等?m殿遗迹当覆盖于流沙之下。这个现在被流沙所覆盖的第三城，应该说是赫连勃勃时修筑的统万城宫城。”①邓文认定宫城在西城西半部的另一个理由是史书中有关统万城“西?m”的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嘉三年(426年)“魏主行至君子津，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馀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②。邓文据此认为：“既然称西?m，当位于内城之西，而且此西宫必定紧靠内城城墙，魏兵才有可能乘隙攻进，并且在宫城城门关闭的情况下，越墙而出。”基于这样的认识，邓文在附图中即将宫城绘在西城的西半部的中间偏北处，宫城紧靠西城西墙。这个新说法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最近有人就略从其说而发挥之，认为统万城“西城西北部为宫城”③。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文关于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大致可从，但宫城具体的位置与范围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其城南门曰朝宋，北门曰平朔，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其子城在”④。此处的子城就是?m城，可见?m城在西城西门附近当了无疑义。据戴应新执笔的《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中附图所示，西城南、北二门皆在城垣偏东处，东门在东城垣中部，西门在西城垣南段中部，东城东城门未标出。邓文的有关附图与戴文附图相比，西城“南门、西门的位置大体一致，而东门、北门的位置相差较大”⑤，具体地说就是将西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北门则确定在北垣中部稍偏西处，东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与西城东门、宫城东门呈一条直线。既然邓文与戴氏报告一样认为西城西门是在西垣偏南处，所以宫城应当在西城西南部，并且紧靠西门以及西垣南段与南垣西段才合理一些。
在邓文的附图中，宫城的西垣与西城(内城)西垣共之，没有单独的城垣，东垣位于西城(内城)中部略偏东处，经过其所认定的宫城“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北垣位于西城(内城)北半部居中略偏南的位置，南垣位于西城(内城)南半部居中的位置，鼓楼遗址绘在宫城南垣之南。这样的认定，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至少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东垣就明显有些偏西了，从其附图中看，宫城东垣距西城(内城)东垣的距离至少在200米以上，远远大于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说三道城与二道城相距“数十武”(前引邓文释为“约为几十米”，实际可能当在100米左右)之距离。当然，从有关文献记载来推测，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西垣、南垣与北垣位置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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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③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大纲》，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④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⑤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其实，统万城宫城的位置、四垣之范围乃至整个内城的建筑布局情况，看来仅凭彩红外航空影像来复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应当从历史文献中再发掘更多的信息并结合考古建筑遗址进行准确的判断．真兴元年(419年)统万城“宫殿大成”，赫连勃勃刻石城南，颂其功德，石刻今已不存，但由秘书监胡义周所作的颂文则收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之中，颂文云：
“……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已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座而营路寝，阁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囿……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温宫胶葛，凉殿峥?V……崇台霄峙，秀阔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义高灵台，美隆未央……”
上引胡义周颂文不无文学上的夸大之辞，但所述基本史实当多有所本。颂文涉及统万城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形胜，城垣规模与形制，但更多的则是对宫室建筑、离?m别宇、池沼园林的生动描述。颂文中提及许多统万城建筑实体名称，如社、稷、明堂、路寝、永安(殿)、离宫、别殿、温?m、凉殿等等，大致都可以推测其具置。当然要推测这些建筑的位置，关键还是要正确理解颂文中的“美隆未央”一语。按《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史臣的赞文曾称赫连勃勃“遂乃法玄象以开?m’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这里的所谓“神京”，当是指赫连勃勃致北凉主沮渠蒙逊盟书所说的“二都神京”①，亦即长安和洛阳。当然，赫连勃事前后主要是与后秦打交道，后来还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对长安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相当羡慕②，而洛阳时已属于北魏，勃勃未曾去过，对其都城形制并不清楚，所以所谓“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当主要是参照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模式营建自己的都城与宫室，胡义周颂文中的“美隆末央”一语也透露出赫连勃勃模长安城建都而又欲在某些方面超过之的初衷。
众所周知，汉长安城内宫室颇多，未央?m在城东南，为汉帝之正宫；长乐宫在城东南，主要是后妃所居。除未央、长乐两大?m殿群之外，未央宫北又有桂宫和北宫，长乐宫北又有明光宫，皆属别殿性质。东汉迁都洛阳之后，长安宫室建筑多有损毁，但城内主要?m殿基础仍在，十六国时各割据政权也不同程度地整修过宫室建筑，如刘曜以长安为都时，曾建光世殿和紫光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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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② 据《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勃勃攻下长安以后，即帝位于灞上，颇慕“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故”，时群臣劝都长安，但他担心北魏进攻北京统万城，遂还都统万城，而于长安置南台(相当于陪都)，留长子?领南台尚书事以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赫连勃勃于真兴二年(410)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城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其对长安之向往由此可见一斑。
③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曾城长安未央宫①。前秦苻健时长安城内有“小城”，又有太极前殿、东宫、东掖门和端门②，后秦姚兴时有太极前殿、西?m、武库、东宫③．据史念海教授研究，前秦时的太极前殿“应在未央宫中”，“所谓东宫当指长乐宫而言，东掖门也应是未央宫的东阙”，后秦时的武库“极有可能就是汉时武库旧址”，“姚兴时的西宫和东宫当是当时未央宫和长乐宫。西宫和东宫的名称当是其时俗称，随其方位所在而赋予以普通称谓”④。凑巧的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中也有西宫之名，这很明显是借鉴了后秦未央宫的命名原则，笔者前文推定此宫在统万城西南部，看来还是相当可信的。
正因为统万城的主要宫殿位于内城西南部，所以尽管该城四隅皆有高大的角楼，四面城垣密设马面，但现在统万城西城遗址中唯西南隅角楼最为高大壮观，南墙9个马面规模最大(估计即《水经·河水注》中所说的“九堞楼”)，保存也最完好，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宫城的防御而进行的特殊安排。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汉长安城未央?m宫城四角修建了角楼，但“从勘探了解到只有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尚好”，角楼基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车刘村北，其西南两侧为汉长安城的西南二城墙，角楼基址夯筑，平面呈曲尺形⑤。汉长安城未央宫?m城唯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完好的原因考古工作未作过多的说明，依笔者意见，这应当与原来宫城西南角楼比其它角楼更为高大坚固不无关系。赫连勃勃的统万城四隅角楼中以西南角楼最为高大，当是模拟了汉长安城的做法。另外，紧邻统万城西城(内城)西南角楼的南垣的两个马面不仅非常高大壮观，而且皆有竖坑，其中WSD1号马面竖坑中曾出土大量粮秣柴草和石英质滚圆石球⑥，兼有军事仓库性质，这样的独特设计当然也是出于重点防守?m城的需要。
要比较客观地确定统万城宫城四垣之位置与范围，确定永安殿(永安台)的具置实是关键的一环。
从语句文辞上分析，胡义周在颂文中提到的路寝与永安(殿)当是一回事。路寝之名始见于《诗·鲁颂·?宫》：“路寝孔硕。”《毛传》：“路寝，正寝也。”《礼记·玉藻》说祭祀：“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以清听政。”可见路寝是帝王正殿所在。史载，真兴六年(424年)八月赫连勃勃．临终之际，“升永安殿，召群臣属以后事，薨于永安殿”，而勃勃死后，其第三子昌“即位于永安台”⑦，这可从历史文献上证明永安殿确实就是当时统万城中的路寝。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永安殿、永安台)所在。新近考古工作者已对此台基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台基“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夯土南缘与西城南垣基本保持平行，结构与西南隅台相同，即平面呈‘井’字形，相对独立的夯土块组成庞大的夯土台，夯土块之间自基础而上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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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②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③ 《晋书》卷107《姚兴载记》。
④ 史念海、史先智：《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⑤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⑥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⑦ 《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
的缝隙，平夯。夯土台周围有厚25厘米左右的踩踏面，之下即为原始沙层。自踩踏面而上，现存夯土台高近19米①。从现存遗址的形态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将此台基断定为永安殿(台)遗址还是比较可信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永安台大部已坍塌，坍塌后残留下人们生活的遗迹，如井、灰坑、柱洞、灶坑等。从地层中出上的遗物分析，永安台大面积坍塌在宋代以前”②。从相对位置来分析，清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描述三道城内南面西隅的“钟楼”遗址当即是这个已经大面积坍塌的永安台遗址。
至于邓辉等著文中所说“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云云是颇值商榷的。中国古代很少有在宫城城门设置瓮城的，统万城内城(西城)高大坚固，角楼山峙，马面如林，而宫城甚小，哪里有再筑瓮城的必要性呢?邓文在航空影像上辨认出的所谓“瓮城遗迹”，其实可能正是当时统万城别殿的?m垣遗迹而已(详后)。
统万城实际上是模仿汉长安城而修筑的，宫城位于内城西南部．汉长安城的未央、长乐诸宫城四面皆有完整的城墙，紧邻大城的宫城诸垣与大城城垣之间是有一定宽度的顺城街道相隔开的，这样的布局完全是出于宫城自身防卫的需要③，统万城的宫城估计亦是如此，其宫城应当有其独立的四垣。永安殿(台)为赫连勃勃之路寝(正寝)，类似于汉长安城未央?m之前殿，自应在宫城之中。所以可以推测当时?m城的东垣应在现在台基遗址之东，南垣应在台基遗址之南，紧临西城(内城)之南城墙，西垣应紧临西城(内城)之西城墙，至于其北垣的位置应大致在西城(内城)之中部，而不至于如邓文附图中所绘的那样过于偏北。整个宫城估计呈正方形的形态，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一样，但规模较小，边长估计300—350米左右。
关于宫城的城门设置情况，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前引邓文附图中将宫城绘在内城西半部，只有东、南、北三面墙垣，西垣与内城西垣共有，宫城西垣无门，东垣中间稍偏北处开有一门。据《资治通鉴》卷120所记，元嘉三年(426年)夏魏之战的战况是：“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m，焚其西门；?m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可知当时的?m城确实是有西城垣的。宫城四垣之中至少有一个“西门”，是临近内城西门的，至于其东、南、北三垣城门设置情况不明，如依汉长安城未央宫的情况来推测可能也各设有一门。
历史文献中记载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④。有人据此推测：“若一仞以八尺计，一步以六尺计，则内城墙高约26．7米，墙基厚60米，墙顶厚20米，宫墙则高约13．3米。”⑤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⑥，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但宫城墙的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这大概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宫城之城墙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墙基、城墙规模自然都要小许多，这应是宫城遗迹保存不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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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②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③ 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虽共有北垣，但城北为禁苑，常人不得随意出入，宫城的防卫亦是相当周密的。
④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⑤ 邓辉、夏正楷、王?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五 统万城内城(西城)的其它宫室与苑囿布局
与汉长安城实行多宫制一样，大夏国的统万城也是多宫制，除位于内城西南部正宫即西宫而外，还有其它宫室建筑。《资治通鉴》卷120记有西宫之名，当暗示统万城还应有一个东宫存在。汉长安城之未央宫和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统万城的西宫和东宫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来的。统万城的东宫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确证。另外，胡义周所作的颂文中也曾提到“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其中的“离宫”与“别殿”也均已找到遗址。
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认为，可明确断定为宫殿遗址的有两处，一处是“在西城东门内偏南，距东垣21米。门向南开，有砖砌台阶。土夯围墙长80米、宽64米、厚0．8米”，“该殿址西距楼观台基不远，遗物堆积不如那里丰富，又不在中轴线上，可能是主体宫殿的附属建筑”；另一处是“在东城东部稍偏北，比周围地面高出两米。1977年春，大队深翻土地，拖拉机在此处犁出方形石础数十个以及瓷高足杯、碗、开元通宝钱等．勘测中，我们又在这里发现壁画多块，确知其为宫殿基址而标入图中”。此外，有一“台基在西城南部正中，平面长方形，旁有一井。台身四周的壁面上有不少粗大椽孔，周围地面遍布瓦砾，台基后面和左侧沙丘之下，经钻探也发现有很厚的瓦砾层，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台基可能是位于?m殿前面楼观建筑的基座”①。这里东城的?m殿遗址的确定有些牵强，笔者怀疑是汉奢延城、十六国大城(幽州)治所以及后来统万城官署区所在地．至于“西城东门内偏南”处的宫殿遗址，可能确实存在，应当就是统万城的东宫所在。“西城南部正中”的台基最有可能就是史书中所谓的“西宫”所在。至于戴氏调查报告中所说的台基后面“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者，当即道光年间何丙勋报告中说的三道城内北头的“白土坡”，则可能是统万城的一个“别殿”遗址。汉长安城内西南部的未央宫和东南部的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汉长安城未央宫之北还有北宫、桂宫等宫殿建筑，很明显，统万城的西宫、东宫以及西宫之北的别殿均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营建的。史载元嘉四年(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后，曾“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馀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②，夏王之诸母、后妃、姊妹等估计就居住在东宫之内。考古工作者在统万城西城东南角所发现的宫殿遗址估计只是当时东宫正殿的遗址，整个宫城的范围可能还要稍大一些，但其总体规模要比西宫小许多。从现存宫殿遗址的情况来推测，其形态则有可能是东西略窄、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其开门情况，依照西宫宫门与内城城门的相对关系，估计当至少有一个南门，近内城南门，以便出入。至于西?m之北的别殿，估计是当时内城北部苑囿区内具有别宫性质的?m殿，规模不大，形制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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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胡义周提到“离宫”是在“露寝之南”，但西城台基遗址之南不远处即为南垣，其间再营宫殿的空间不大。按古代之帝王“离宫”往往修筑于宫城之外，所以估计这个“离宫”当在西城以南的无定河岸边。据考古调查，有一“宫殿遗址在无定河南的二条支流之间台地上，白色夯土基址范围很大，约二×一公尺，南、北部各有一土丘如坟冢。亦夯筑，直径各约四公尺，上有唐代穿凿的坟墓多处。夯土范围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里就是‘离宫’的遗址。高起的圆丘状夯土堆，当是建筑物的基址”①。除离宫、别殿之外，前引胡义周的颂文中提到当时统万城的内城中还有有社、稷、温宫、凉殿、苑囿等。其中温宫、凉殿等应当是当时西宫内的建筑，其遗迹均应在统万城西南部去寻求，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称西城台基的左侧(即东侧?)也“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是否与温宫、凉殿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古代都城中的社、稷一般都在都城之南部，统万城的的社、稷自然也应在西城(内城)的南半部尤其是台基遗址的左右前方去寻找。
覆实而论，邓辉等最大贡献是从航空影像上辨识出了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遗迹。邓文称：“大比例尺的航空影像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内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均残留有宽大的护城河遗迹。此外，还可以从影像上看出城内有开渠引水的迹象。从航空影像和地形上推测，城内的渠水可能是由西北角角楼南侧的护城河流进城来，河水入城后向东南流，经过?m城东侧向南，再转为东南流，最后从东南角角楼的北侧流入外郭城。”“城内西侧的护城河可能正是利用了某段古河道修建而成，而内城北面的古河道很可能就是早期统万城内城的主要水源之一。古河道较为丰沛的水源为城市居民和日常生活及宫廷苑囿提供了必需的水源”②。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发现，使胡义周颂文中所说的“石郭天池”、“华林灵沼”、“驰道苑囿”就有了着落。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石郭”指的就是统万城的城墙，而“天池”指的就是护城河。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已经找到了统万城的西城外侧的护城河(壕)遗迹并进行了发掘钻探③。至于统万城的池沼苑囿，从城内渠道的流向来分析，当主要位于内城的北部。西汉时期皇家园林上林苑在长安城西南，后秦时上林苑早已废弃，姚兴曾在长安城北、渭河南岸另起逍遥园，园内有藕池，“池观，莲荷被蒲，秀实可玩”④，园中又有澄玄堂、西明阁等建筑，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说法译经之处⑤。赫连勃勃统万城的池沼苑囿布局，大约是借鉴了后秦时的制度，只不过是将池沼苑囿安排在内城之内而已。
目前关于东城的考古发掘尚不充分，东城为外郭城性质，居民区当占了较大的比重，与西城主要为宫殿和苑囿区的情况多所不同。目前仅可推测，东城东部偏北部有一官署区存在，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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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邓辉、夏正楷、王?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4-8537(2007)09-0140-06
一
2006年初，数篇已经散佚70余年的论文原稿在中国文物研究所被发现。这些极其珍贵的手稿皆系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于1936年前后撰著，应是当年中国营造学社准备刊行的学术专辑《古建筑调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及最后杀青及刊行，这些文稿亦因战乱颠沛而遭劫散佚。在此后长达7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曲折磨难的路程?究竟又是如何在纷飞的战火中辗转而至今日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档案库中?或许都已经无从知晓。
两位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泰斗宗师的手稿同时再现于世，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梁思成先生著《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经中国文物研究所刘志雄、刘季人诸先生的整理，已先行于2006年第4期《建筑创作》刊载而刘敦桢先生著《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河北涞水县水北村石塔》、《河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苏州罗汉院双塔》等四篇未刊手稿，则由刘公哲嗣刘叙杰先生精心整理校订，即将收入正在编纂的十卷本《刘敦桢全集》之中。
今年9月19日，适值刘敦桢先生110周年华诞之纪念，《建筑创作》杂志计划以专刊的形式，以示纪念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也是值得每一位中国建筑师铭记的日子，因为从他们开始学习建筑的那一刻起，在建筑之梦最初开始的地方，必定有刘敦桢先生及其学生们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等经典教科书的陪伴左右，成为他们认识、了解进而去热爱自己本民族建筑的起点。
作为最先亲睹刘敦桢先生70年前手稿的晚辈末学之一，谨将近日来研读刘公《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一文的些许体会和感受，不揣浅陋，刊布于兹以此表达对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先贤前辈深切的怀念与无上的景仰。
二
时光回溯至1934年9月，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的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莫宗江、陈明达、赵正之等人以平汉铁路为中心，先后分三次赴河北调查测绘古代建筑遗构。其中，第一次行程于1934年9月下旬出发，先至定兴县，调查定兴城内元大德十年(1036年)所建之慈云阁；次赴定兴县西二十五里的同里镇，调查测绘石柱村北齐天统五年(569年)标异乡义慈石柱；再由同里镇前往易县，经过燕下都北部，并于易县逗留约近半月，先调查测绘易县城内开元寺之辽乾统五年(1105年)所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及城西关外千佛塔、圣塔院塔、以及泰宁山下的泰宁寺舍利塔等辽塔遗构；次赴易县城西兴隆庄测绘清西陵以及附近净觉寺、双塔庵诸塔。归途自易县返至涞水县，调查测绘涞水城内大明寺宋辽经幢，及城外之西冈塔，水北村唐石塔等。其间还曾赴涞水县西北石龟山遵化寺及釜山灵泉寺二处考察，并于灵泉寺发见金大定二十二年祖公禅师寿塔，最后由涞水前往涿县，调查涿县城外普寿寺，及城内智度、云居二寺砖塔，至此返回到北平，此次行程共计20余日。
第二次行程始自次年(1935年)五月三日，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等再次沿平汉铁路一线考察保定、蠡县、安平、安国、定县、曲阳、正定等地的古代建筑，时间约计月余。其中进行重点调查及测绘的有安平县圣姑庙、文庙，定县开元寺料敌塔、大道观、天庆观玉皇阁、贡院考棚、众春园行宫，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八会寺遗址、清化寺元幢、静岩院塔，正定县隆兴寺，开元寺钟楼等十余处遗构，本文述及《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一文，应为此次调查之后刘敦桢先生所完成的重要成果之一。第二次则是于1936年10月，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等赴河北、河南、山东诸省进行古建筑调查在河北境内先后调查与测绘涿县、新城、行唐、邢台、大名、磁县等地的古代建筑遗构20余处。
上述实地调查期间，刘敦桢先生及其助手通过实地测量、绘图、摄影记录，详细记录遗构状况及其重要数据，返京后再进行全面整理，绘制完成正式图纸，并通过已知实例与文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与论证，最后完成并发表调查报告。
1935～1936年间的三次河北古建筑考察结束之后，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曾陆续发表有《定兴北齐石柱》、《易县清西陵》、《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而《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整理发表在四卷本的《刘敦桢文集》之中。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自1932年春起，中国营造学社逐渐形成了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主导的研究力量，学社的工作重点也逐步从传统的文献考据而转向对古建筑遗构的实地调查与测绘。历经几年的实践与探索诸如《正定调查纪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等系列古建筑调查报告的陆续发表的，则标志着中国营造学社针对古代建筑遗构所运用的调查方法与研究理路(调查测绘、年代判断、分析总结、表述体例等)得以日臻明确成熟、完善。在这方面，如果说最初发表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等展示了梁思成先生开阔的视野、非凡的洞察力，其后不久梁思成、刘敦桢二先生合著《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则开始形成了较为完备固定的体例，即中国营造学社田野调查报告所沿袭的标准范式，也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之经典“范式”。前述1935～1936年问刘敦桢先生《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调查报告及研究论文的发表，皆可视为当时中国营造学社渐趋成熟工作方法之体现。
去年建筑文化考察组重访中国营造学社河北平汉铁路沿线考察旧迹时对比梁刘二公的不同的学风，我们曾有如下感受：
《沧浪诗话》云：“少陵诗法如孙吴，李白诗法如李广”，李广用兵如神却无兵法；孙、吴则有兵法可循，引申意指李白、杜甫皆为诗坛巨擘，诗作自是难分高下，区别只在于李白天纵其才，兴会标举，不事雕琢，后人
难于效仿；杜甫则体裁明密，工整严谨，字斟句酌，后人学之似有章可循。《沧浪诗话》对李杜之阅历、气质、性情乃至诗作的品藻，似或可借来套用于梁、刘二公身上――梁思成先生才思睿捷，逸采纵横，思路开阔，多有即兴而发的宏旨妙论，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刘敦桢先生尽管学识过人因其个性并不像粱公那么潇洒张扬有时甚至显得不如梁公那么有吸引力然刘公则是锋芒内敛，根基笃实，治学及文风更透出一种执着深广、沉郁顿挫的严谨与缜密。
今有机会重见这份刘敦桢先生手稿《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我们的感受愈发强烈，并为去年河北行之前未得先行学习而深感遗憾。
与《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中对于定州料敌塔约计七百余字的简略记述相较，这份遗著则是以简要的调查记略为基础深化拓展而成的研究专论。《河北定县开元寺塔》篇幅约计二万二千余言，全文由“略史、塔的位置及台基、塔的平面、外观、内部结构、其他事项”等六部分组成其中以塔史考证、塔之外观及其内部结构，着墨最多，广征博采，论述甚详。今之学者用功之深、用心之切如刘公者绝少，此稿虽为70余年前的旧作但仅就对定州开元寺料敌塔的详细考证与深入研究而论，迄今恐也无人能及。
通过当时料敌塔附近出土的实物诸如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年)《七宝瓶铭》、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年)高归彦施造白大理石佛像残座、武定五年(547年)丰乐、七帝二寺《造像记》，以及隋开皇五年(585年)的《七帝寺碑》、开皇十六年(596年)《正解寺碑》等，刘敦桢先生不仅将北宋以降散见于方志和各种碑记中的寺史沿革，由宋初追溯至北魏末期的七帝寺。其次者，他还依据民国十年(1921年)料敌塔南出土石匣“永徽四年(653年)二月十五日舍利……”之墨笔铭记佐以《梁书扶南国传》、《法苑珠林》、《三宝感通录》，遂考证料敌塔附近出土石匣乃埋藏舍利之用；刘公另据《高僧传・贞辩传》、《旧唐书・王处直传》、《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旧五代史・后唐庄宗纪》等史籍旁征博引，然后融会贯通，基本确定了隋唐时期定州开元寺之营建概况，并由此推论贞辩修补开元寺的年代，应在梁开平三年(909年)后数年之内。
关于料敌塔的营造和落成年代宋祁《景文集》、《畿辅通志》、雍正朝《定州志》等史籍中约有四种不同记载。关于塔的始建年代，有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与真宗成平四年(1101年)二种：工程告竣年代则有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和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二种。刘公将其逐一进行细致的梳理考证认为料敌塔正式兴工之前必经长期筹划，所以宋祁诗作特注“至道乙未经始”；但塔之实际开工兴造日期，应以元大德碑所纪述的咸平四年七月十八日较为详密可信。至真宗乾兴元年，塔的一部或大部完成以后或因经费支绌和工程上别种缘故，不得不暂时停顿，故宋祁《修塔记》之作称其告一段落。其后复继续修造，到仁宗皇四年，塔顶才结尖了毕，而附属工程则延至至和二年始告完成。刘公还以塔内第七层与第十一层走道壁面上所嵌的至和元年功德石二块，推论宋祁所述“至和岁乙未告成”，实有所本，而“经营一甲子”之语，亦与事实大体符合也。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略史部分之重点虽在于料敌塔营造年代的考证然宋金以后、降及明清料敌塔的建置情形，刘公的史料梳理亦极为翔实完备，并在文中以言简意赅的年表形式罗列出来，一目了然。此外，刘公还将引证的史料及文献(包括抄录的碑文、铭刻等)近六千言，全部附于文末的注释之中，不仅出处清晰，而且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关于料敌塔极为详细的文献索引，纲举而目张其自身即可视为独立成篇的重要学术成果。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开篇虽称略史，但关于寺及塔的史料扒梳却是精彩纷呈，刘公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绝非一般人可想见。或条分缕析，层层递进，或谨严缜密，删繁就简，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刘敦桢先生深厚的国学根基及其从容驾驭史料的大家风范，堪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史料整理与考证的典范之作。
三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二部分刘敦桢先生以实地踏勘塔的位置及台基入手，与各种史料互相参照，将寺及塔平面的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在全寺的西南角，即北魏以来的七帝寺正解寺和唐开元寺原有的范围，故所有北魏、东魏的造像铭刻，以及唐永徽问舍利石匣等，都发现于此一带之内。第二期在全寺的西北角，即北宋会能建塔的地点。据著者的观察，此塔约高八十米，其台身及台基所占面积颇为广大，而原有的开元寺为地势所限，既不能如北魏洛阳永宁寺和辽佛宫、普庆诸寺的塔，建于佛殿之前又不能遵照唐・道宣《戒坛图经》所述正中佛院的制度，将塔直接置于佛殿之后，故只能在寺的后面，另辟一区供建塔之用。因此之故，寺与塔遂一前一后，成为对立的形状。第三期在全寺的东侧和东南角，就是金大定年问增建的圆教院。自此部加入之后，致使原来的开元寺和料敌塔，都偏于西侧。”在论及寺与塔的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时，限于当年客观条件，刘公的分析和推论甚为谨慎，未及得出明确的结论，仅谦逊地称其为“不过以上所述，纯系一种设想，确否如是，非待事实证明后，不能作为结论”。遍查为数不多相关料敌塔的研究文献，此问题似乎仍未引起今人的关注，考古探掘也是无从谈起。其实所谓学问的“功力”，除却自如驾驭史料的真功夫之外，尚须有精密之思考力。时至今日读至此时，面对刘公七十余年前的存疑之处依然存疑，不由得让人心生慨叹。
通过详勘塔的各层平面细节，详细记述残损状况，《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三部分，刘敦桢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归纳分析了料敌塔在平面上值得注意的长处和缺点：“它的(塔之平面)长处，系在内部设有八角形的塔心柱，自基至顶，将各层梯级藏于塔心里面，不但为唐代初期的大雁塔、小雁塔所未有，就是比北宋周期诸塔置梯级于走道内的，更为方便整齐。它的缺点即各层都在东、南、西、北四面辟门，其余四面除最上两层以外，俱使用假窗。这种方法使有门的四面，与有假窗的四面，在重量上不能平衡。而且门下又无反券(Reversedarch)补助，致使各层门券上最易发生破裂导致产生部分崩塌的危险。”刘公此处可谓一语中的，论述精辟。将千年古塔的形制与结构细节及像解剖麻雀一样有条不紊地展示出来，而问题的提出和引人入胜，再到逐一剖析与结论亦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中国文物研究所专家主持料敌塔修缮工程而进行的残损勘察与结构分析，上述结论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也再次得到证实。
关于料敌塔的外观式样，刘公却又描述得如此简洁传神：“此塔八角十一层，而第一层比例稍高，故在腰檐上，
再加平座一层。自此以上，各层仅施叠涩式的出檐，并无平座和阑额、斗拱等类的装饰，手法异常简洁。其各层高度和直径的比例，也均能搭配匀当，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而且外轮线复具有很轻快的凸肚状(Entasis)故塔的形状秀丽莹洁，为北宋砖塔中不可多得的佳构。”王右军之《黄庭经帖》其法极严，其气亦逸，有秀美开朗之意态。刘公以“如初写黄庭”一语形容料敌塔之比例和谐、形象俊逸，可谓娓娓道来，跃然纸上，至为生动。论及塔高与塔围的比例关系，刘公则笔锋一转，将旧藉中极筒略的法则进行了归纳：“一为苏州姚补云先生所著《营造法原》内谓，‘塔盘外阶沿口周围总数，即塔葫芦尖至地高低’。换言之，塔的高度等于阶台周围的总长二为河北易县宋千佛塔明正统十四年《重修舍利塔记》云‘塔高一百又十尺围以称之。’《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记述山西应州佛宫寺释迦塔，也说‘塔高三十六丈，周围如之’。此外《江西通志》载清佟国重修南昌绳金塔，内有‘高十丈六寸，八方周围共十丈一尺六寸’之数语，皆言塔高等于塔围。案此所谓的塔围，也许就指塔身第一层的长度而言。但是此三者中，千佛塔和绳金塔未经调查；佛宫寺塔据梁思成先生测量的结果，也与《图书集成》所说的未能符合。”刘敦桢先生通过引证文献与实测数据对塔高与塔围比例关系的探讨，表明当时诸如设计方法、比例尺度、构图规律等涉及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已经引起他及学社同仁的密切关注。是否可以如此推论，刘公的得意门生陈明达先生后来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进展而终成一代大师，其所受到最初的启发和教诲，或许也应是渊源于此罢。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四部分则在详细记录塔外观形制与数据的基础上，刘敦桢先生深入分析了塔的内部结构，并认为料敌塔所设八角形塔心，内藏梯级，外设佛龛，无论功能或结构 皆为全塔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塔心结构各层外壁向内收进，塔心直径随之缩减，且各层平某下斗拱和外侧平座斗拱异常类似，致使观者从塔之残缺部瞻望，往往误会大塔之内另有小塔一座。对此，《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内部结构部分，非常细致入微地廓清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支那佛教史迹》及瑞典学者喜龙仁(O.Sirien)《中国美术史》(Historyof Chinese Art)内中关于料敌塔的谬误(一)误认塔心另为一塔。(二)误梯级设于走道之内。(三)误第二层以上走道上所覆的为穹窿。
当时的料敌塔外壁崩塌约四分之一却仍能屹然耸立，刘公将其归功于塔心结构支撑维系其他未塌部分的缘故并由此而提出了此种形制的产生演进是否受木塔中心柱的影响?抑或因环行礼拜的缘故，从北魏石窟的支提塔演变而成的假设。诸如此类“大历史观”观照下的推测与假设刘公《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文中屡屡提及与归纳，这对于后学研究思路的启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是既切近微观局部同时又把握宏旨要义的学术姿态，尤见刘公那种论列历史的高屋建瓴，驾驭史料的从容淡定，那种纵横捭阖张驰有度的大师风范，让我辈末学如置身其侧，闻其娓娓讲来，余韵未尽身心却已是长浸其中。
【Abstract】The article is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norms of the basis for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es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venues that may arise under the geological anomalies on the basis of examination of the work of the foundation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Key words】Foundation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testing; Test
1. 前言地基基础工程是建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基基础的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建筑物的结构安全，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重大。在现行建设法规的严格要求下，工程勘察作为一项建设工程的前期基础工作，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地基基础工程具有高度的隐秘性，如何从基础起就确保一个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确保地基基础持力层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地基土条件是否满足工程现状要求呢？这就需要专业的岩土工程人员去现场加以鉴别验证，也就是勘察工作后期服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地基基础的验槽、验桩工作。现以我个人多年的实践经验，就地基检验的必要性、基础验槽和验桩时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和工作重点作一小结。
2. 地基检验的必要性建筑场地工程地质条件经常是复杂多变的，尤其处在两种不同的地貌交界处或是存在暗埋沟塘地段以及基岩破碎地带等工程场地，更是有着“咫尺天涯”般的差异。在这些场地内，有限的钻孔难以完整反映场地实际地质情况、或是由于部分现场技术人员的经验差别而出现判断偏差，但正是由于这些差别，有时可能导致建筑物出现开裂、变形甚至倾斜、倒塌等质量事故。如何避免出现或有效地降低因场地地基土异常而造成的损失或浪费呢？其一是在经过前期的调查和现场踏勘后制订尽可能详细的勘察方案并严格执行；其二是认真做好地基基础施工时的验槽、验桩工作，并对所发现的地质异常做好补救工作。
3. 不同场地条件下各种基础型式地基检验的重点地基基础检验的目的是为了验证基坑开挖到设计基底标高后基底岩土层是否与勘察报告所提出的地基土岩层一致。在实际的地基检验过程中，由于勘察工作“以点带面”的特性，经常会遇到一些与勘察报告揭示不一致的异常情况。那么其异常情况一般会出现在哪种地质条件下呢？当遇到异常情况时又如何处理的呢？本人根据多年的岩土工程勘察和地基基础检验经验，将岩土工程勘察及地基基础检验过程中遇到的异常情况及相应的处理措施作一小结。
3.1天然地基基坑(基槽)检验。对于天然地基基坑(基槽)的检验，在地基土层比较简单的条件下，如勘察报告中对地基持力层的岩土分类、颜色、层面埋深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现场地基验槽时，只要将基底土层与勘察报告揭露的地层情况对比复核一下，一般基本无太大的差异。然而，当场地及地基条件复杂时，进行地基验槽就需要特别注意，以免出现意外。
3.1.1局部分布有软弱地基的场地。该类场地内一般地貌形态多样，如场地内发育有古冲沟、古河道或存在暗塘、暗浜等地貌单元时，最易遇到的异常情况大多是由于对软弱地层的分布及厚度变化情况了解不详细而造成的。因该地段浅部地基土主要是由古冲沟、古河道等新近沉积而成，相对于一般沉积土和老沉积土层来说其沉积时间短，尚未完全完成自重固结，因而其含水量较大、均匀性较差，呈软～流塑状，具高压缩性和低强度等特征，一般不宜作为基础持力层使用。由于古冲沟、古河道等多呈线状或条带状分布，勘察过程中受勘探点距的限制，某两个勘探钻孔恰好位于古冲沟、古河道两侧而未揭露出软弱土层，或某一个钻孔只揭露很薄的软弱土层而被现场勘察人员所忽视，结果导致基坑开挖后发现明显的异常情况。这类异常情况轻微的，可进行深挖换填等措施进行处理；严重的，就必须重新设计基础。由于该类情况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在各类建设工程场地内均有可能出现，有的在勘察期间发现后，适当加密勘探点后在设计前期得到了解决；但有的在勘察期间未能探明，后来在验槽过程中发现有较大的出入，就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处理，必要时应进行补勘，并对验槽过程中揭露的异常情况提出尽量经济合理的处理方案。
3.1.2半填半挖的场地。如场地位于丘陵区，由于建筑场地地形高低起伏，基础施工前须进行场地整平，在场地平整过程中为保持土方的平衡或为解决弃土的堆放问题，一般都采取有填有挖的平整措施，因而大都存在半填半挖区。由于其所填材料就是附近地势较高地段开挖的弃方，使得填土与原状土基本无明显的差别，对有经验的岩土工程师靠仅有的钻孔岩芯进行野外鉴别时也会受到迷惑而导致误判。在这类场地内，只有在基坑大面积开挖后，结合勘察报告，现场对填土与原状土在分界面处组成成分的均匀性、颜色的新鲜度、密实度的大小和堆填的痕迹上加以区别，再配合一定数量的动力触探等原位测试，可以较好的解决地基土层的分辨问题。
3.1.3土岩不均匀场地。如某住宅小区，在岩土工程详勘时按乙级勘察等级布孔，钻探揭露该工程场地南侧近山坡处基岩埋深较小，局部埋深较大，报告建议采用浅基础，以强风化岩为基础持力层，对局部基岩埋深较大地段进行砂石垫层进行处理。在基础施工过程中大部分地段无大的异常情况出现，但其中1栋在基槽开挖了一小块之后，发现与勘察报告明显不符，本人在现场验槽后发现，该基槽开挖揭露基岩面起伏极大，5米范围内强风化岩面高差达4～5米之多，最浅处埋深仅几十厘米，最深处已近5米，与勘探资料差异较大。经分析其原因，由于该地段原为岗地，后经开挖推填整平，其南侧推填过来的强风化岩石稍经压实后，与原岩极难区别，以致勘察时现场编录人员的误判。原因找到了，但据周边钻孔资料，再往北基岩面埋深更大，如还采用天然地基其施工难度很大，最后建议改变设计方案采用人工挖孔桩，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由此可见，在工程勘察工作中遇到土岩地基且基岩起伏较大时，只有地基基础检验才能全面分析问题的存在范围和复杂程度，针对具体情况提出合理有效的处理措施。
3.2人工挖孔桩基础地基检验。一般来讲，能够采用人工挖孔桩的场地多是河流高阶地或丘陵山岗地区，桩端持力层一般为下伏的基岩。由于基岩与其上覆土层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对持力层的鉴别是相对较容易的，但在遇到砂泥岩交互或风化程度不均匀的岩层（如花岗岩、闪长岩、安山岩等岩浆岩出现的孤石现象）时，对桩端持力层的确定应慎重考虑。基岩中存在相对软弱夹层或存在中～微风化孤石现象时，人工挖孔桩桩端持力层检验的重点就是在何种情况下才算真正到达桩端持力层。一般来说，沉积岩的沉积规律是泥岩和砂岩常伴生出现，就是没有纯粹的泥岩，也没有纯粹的砂岩，且由于泥岩的特殊性，进行风化分带一般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泥岩的遇水软化的性质对于建筑桩基而言是极为不利的。为保证建筑的安全和质量，勘察工作中常按其不利情况处理，当勘察遇到泥岩软夹层时，钻探终孔要求揭穿泥岩软夹层并进入砂岩不少于4米，这样在验桩时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在花岗岩等岩浆岩场地内验桩时，可大致根据不同风化带内岩石碎块断面的新鲜程度、破碎程度及裂隙发育程度、裂隙面填充物等特征确定桩端持力层，但由于这类岩石的风化一般是不均匀的，常在强风化层中存在中～微风化孤石，在验桩时极易给检验人员造成误判，这时可根据勘察揭露的情况进行详细判断，必要时在确定桩端开挖至持力层后，需对桩底岩层进行超前钻探，以确定桩底以下3d(d为桩身直径)或3m深度范围内有无破碎带和软弱夹层等。如存在上述不良地质条件，可采用深挖或灌浆等措施进行处理。
3.3复合地基的检验。对经地基处理后的复合地基的检验，根据处理方法的不同，可采取不同的检验方法。常用的地基处理方法中，对采用换土法和强夯法进行处理的复合地基，常采用动力触探试验进行检验。对采用深层搅拌桩、碎石桩、砂桩或CFG桩等方法处理的复合地基，应采用载荷试验确定其承载力。如进行检验后效果不能达到要求，则需重新进行处理，直到达到要求为止。
4. 结语由于岩土体的不确定性，在各种复杂的地质条件下，要求岩土工程勘察一丝不漏地查清整个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是有较大难度的，需要以地基检验来验证和补充勘察成果；而地基检验的前提是真实、完整、详细的岩土工程勘察成果。任何一项岩土工程勘察任务不能只重视勘察而忽视基础施工中的地基检验工作，或不能对勘察轻描淡写而试图依靠地基检验来处理岩土工程工作中碰到的地质问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进行了细致的岩土工程勘察，又经过了认真的地基检验，并解决了检验发现或可能存在的地质问题，才能使工程基础坚如磐石。
参考文献
［1］建设部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2
［2］建设部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2
［3］建设部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8
他毕生从事古建文物保护工作，倾力推进万里长城整修和北京旧城保护，并为诸多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奔走呼吁。
他曾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2012年5月14日，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营造学社的幸运少年
1940年，四川宜宾李庄镇，少年罗哲文随意翻看着一份报纸。那年他十六岁，赶上抗战爆发，中学都没念完，有时帮家里放牛，大部分时间百无聊赖。看到报纸上登出一则招生广告：“中国营造学社招收练习生……免学费，发工资……”虽然不知道“中国营造学社”是做什么的，罗哲文还是很高兴，决定去报名试试看。
梁思成也没想到会有什么样的人来报考，战乱年代，人心惶惶，即使在西南大后方，安心做学问仍是一种奢望。创办于1928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是当时中国顶级的建筑史研究机构，最初是北洋大员朱启钤利用美国对华专项基金赞助设立，梁思成1930年加入学社后，带领一众专家学者，做了大量古建筑维修工作。孰料1937年卢沟桥炮响，中国营造学社被迫离开北平南迁，辗转入川。
没有任何建筑学基础的罗哲文，居然成了当年考生中唯一被录取者，这让他喜出望外：“只见考题中有写字、画画等内容，对此很感兴趣……从此我便学起了古建筑。”罗哲文后来回忆，大概自己绘画的天分被梁思成看中，机缘巧合，这才得以入门。后来加入营造学社的王世襄和洪慰德，都是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却也没有罗哲文这样好运气。
梁思成让罗哲文跟着自己学测绘，参加田野调查，说：“罗哲文给我写、测绘，增加了我手的功能。” 林徽因也非常看重罗哲文这个小伙子，鼓励他学好外语和文学。罗哲文记得林徽因对他说，莫宗江、陈明达先生进学社时年纪更小，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开展调查研究了，“她说我只要认真学习，一定能赶上他们的。”梁思成更是手把手地教罗哲文，“他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做了详细的示范。”
1940年到1945年，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的几年，是罗哲文一生最充实、快乐的时光。白天跟着老师们在山间考察，或是读书、绘图；吃过晚饭，罗哲文和王世襄、莫宗江一起去河边散步。“走在最前面的王世襄是个胖子，个头也高一些，背着个书筐，中间的莫宗江拉着金岳霖教授的一条狗，再后面跟着的就是个头和年纪都要小一些的我。”罗哲文本名罗自福，别人常笑称他“罗斯福”，梁思成听了也觉得好笑，就给他改名“哲文”。
秘密为日本保全文化遗产
1944年夏天，罗哲文跟着梁思成，悄悄乘上一艘小火轮，顺长江直下，前往陪都重庆。
“那天天气酷热，梁先生叫我跟他到重庆去办一件事。”罗哲文很高兴，重庆是他从没去过的“大地方”。启程前梁思成没告诉罗哲文去做什么，倒请这位学生吃了冰淇淋，好像提前慰劳他。“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这种洋玩意儿，觉得味道好极了。”
到了重庆，师徒二人被安排住进一幢小楼，每人一个单间。小楼在山上，绿树掩映，出出进进的人都面无表情，行色匆匆。后来罗哲文才知道，这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所在地。梁思成告诉他，每天会有一些地图送来，梁思成会用铅笔在图上标出若干记号，罗哲文的任务是根据这些记号，用绘图仪器重新绘制带有特殊标记的地图。所有工作都要保密，尽量不要出门。
罗哲文二话没说，按老师的嘱咐开始工作。一看地图，他就明白为什么要保密了：全是50000∶1比例的军用地图，图上的方位除了中国的沦陷区，还有日本。
整整一个多月时间，两人埋头干活，罗哲文看到梁思成总是面带忧色。“那时我理解不了先生的良苦用心，更不懂得他苦心忧虑为了什么，只知道那些大比例尺的图一定是有特殊用处的军用地图。”罗哲文按照梁思成的要求，在日本地图上标出了奈良和京都两座古城。在这些地图上，梁思成画了很多圆圈和方框，标出的都是当地的著名古建和文物场所。“奈良和京都两座古城是整体圈出的。”
罗哲文没有想到，他和老师笔下圈圈画画，竟拯救了无数文物免遭轰炸。原来，这些地图是美军计划空袭日本之前，请中国政府协助标出“免炸”区域所用，梁思成作为古建专家担负了这一保护人类共有文化遗产的重任。
“当时梁先生接触什么人我不知道，打电话都用英语，我也从不打听。”罗哲文说，时隔四十年后，1985年他访问日本奈良，与日本学者交流，才知道当年自己无意间充当了这座古城的“保护神”。此时梁思成早已去世，生前从未细讲其中缘由。“六十年代中、日、美关系微妙，他不便说出与美军的这种合作。”罗哲文回忆，“梁先生素来谦恭，他认为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是自己的责任。”
骑着毛驴修长城
1945年日本投降，清华大学迁回北平，请梁思成回校主持建筑系。梁思成提出，由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合办中国建筑研究所，专门从事古建筑的勘察测绘工作。罗哲文获梁思成特许，破格成为中国建筑研究所的研究生，同时担任清华建筑系主任助理。罗哲文还协助梁思成编印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一百多页的书，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油印，罗哲文就在钢板蜡纸上一笔一画刻写出来。
1950年，二十七岁的罗哲文调到国家文物局，任文物处业务秘书，他成了局里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1952年郭沫若提议开发长城，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修长城”的任务交给了罗哲文。这一修就是几十年，长城，成为罗哲文一生魂牵梦萦的事业。
他第一次去看长城，是乘火车到八达岭，再骑一头小毛驴上山。“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经很晚。八达岭满目荒凉，夕阳照着山上的长城残骸。我想起当年戍边的战士就在这儿待着，当年的长城，一定非常雄壮。”罗哲文兴起，作了首诗：
断壁残垣古墟残，夕阳如火照燕山。
今朝赐上金戎刀，要使长龙复旧观。
“要使长龙复旧观”并不容易，罗哲文发现，长城经历两千多年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保存完整的段落已不多。他选择了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三个重点段落，展开艰苦的实地勘察，每天骑着毛驴上山，经常和衣睡在荒草地里。三个月后，罗哲文拿出一份八达岭长城维修计划，请梁思成审定。梁思成抱病看完罗哲文绘制的草图，在图上批了“整旧如旧”的意见。“老师提的意见，对我以后几十年的文物维修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他说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不要全都换成新砖、新石，不要用洋灰……‘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
1953年国庆节，修缮后的八达岭长城向游客开放，罗哲文和他的小毛驴又开始向嘉峪关、金山岭、慕田峪等地进发。金山岭长城是单面墙，罗哲文用山羊把砖驮上去，一只山羊一次只能驮两块砖。他还爬过很多险隘之地，“有一些地方单用脚上不去，要手脚并用，上面抓着，下面蹬着，才能上去，我曾经差一点摔死了。”
1984年，邓小平为长城保护工作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1985年，罗哲文和另外几位专家共同起草报告，申报长城为“世界文化遗产”，当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一直到2003年，罗哲文还以年近八旬的高龄，带领考察团西出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寻访汉代长城遗址，并穿越了“死亡之海”罗布泊。一生为长城奔走，罗哲文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为保旧城上书
1954年初，有一天罗哲文突然接到郑振铎的通知，让他赶快去北海团城，整理一份包括测绘图纸、文献资料、文物照片在内的完整资料，尽快在《文物保护参考》杂志上发表。
罗哲文知道，这是为了保护北京旧城，漫长而艰难的战役。他的老师梁思成，在进城之初就呼吁，一定要尽力保护旧城古建。然而在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热潮和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面前，旧城被大面积拆除，师生俩都心痛不已。有一次中南海里盖新楼，要占清音阁那块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特别要求，请国家文物局的同志先来鉴定一下。罗哲文就代表文物局前去勘察，认为清音阁是珍贵的文物，如果一定要拆，最好把物件分类编号，异地恢复。这个意见获得批准，清音阁最后搬到陶然亭公园重建，成为新中国最早异地搬迁的文物古建。
但是同样珍贵的北海团城，遇到拆迁令，就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有领导人认为，北京城要改善交通，马路一定要笔直宽阔，团城挡了路，要拆。罗哲文找梁思成想办法，梁思成请了苏联专家参观团城，上书说情也不行，最后一直惊动了。专门为团城拆迁问题开了会，听取文物专家们的意见，最后才决定将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数十米，计划要修的马路也顺势南移，这才避开了团城。
1966年，“”开始，北京古建再遭劫难。有关部门下令，为了修地铁，需要拆掉建国门西南角的古观象台遗址。当时国家文物局已经停止正常工作，专家都成了“臭老九”，说话没人听。罗哲文听说古观象台要拆，急坏了，自己带着相机和测绘仪去建国门测绘摄影，又联合北京天文馆的专家，起草了一份《关于保护古观象台的报告》。这次罗哲文有了经验，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又把报告转送到了的案头。很幸运，注意到了这份“群众报告”，一看还相当专业，就下令地铁施工绕开古观象台，还专门拨了一笔经费，用于古观象台的地基加固。
“”风雨中，罗哲文尽自己所能，保护了一批古建筑免于破坏，但更多的珍贵文物遗址还是被砸毁拆掉了。他自己也因为几次向上书，被造反派盯上。造反派从罗哲文的档案里发现，罗哲文父亲罗树培当年是靖国军里“手持双枪”的营长，而说过，小说《红岩》里的“双枪老太婆是土匪”——“双枪”胡乱一联系，罗哲文就被打成了“土匪的儿子”，遣送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北京市公安部门还把罗哲文年迈的老母亲武装押送回宜宾老家，押解人员向宜宾当地政府郑重宣布，罗哲文的母亲就是“双枪老太婆”，必须严加管制。
1981年，罗哲文回四川考察时，想起这段啼笑皆非的往事，赋诗云：
车过华蓥感慨多，十年岁月叹蹉跎。
我娘从未川东过，何来双枪老太婆？
为保护古建和长城一生奔忙
《罗哲文传》作者张海燕认为，罗哲文对中国古建筑保护工作的贡献，绝不逊于他的老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家愿意说梁林，是因为梁林的身上光环太多了，而罗老先生没有。这个时代，很多人会‘选择性遗忘’，而我希望，我们能把罗老记住得久一些。”
罗哲文生前似乎对此不以为意，他曾手书一幅字，写的是梁思成的诗：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晚年罗哲文恰如诗中所述，像年轻时一样四处奔忙，一刻不愿停歇。老舍的儿子舒乙与罗哲文是多年老友，形容罗哲文是个“小老头”：“他一半时间在飞机上，不停地出席各地的古建、文物专业会议，忙得很。”在推进文保工作的策略上，罗哲文与梁思成不同：梁是“泣血痛哭”，罗则赞同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公众参与的办法，因为他逐渐发现，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中，“城市决策者的权力越大，毁坏力也更大。”所以，他努力推进更多“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想的是“多保护一个总比不保护好”。罗哲文的弟子马炳坚说，老人有时一早上要赶两个会，家里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可请他去开会的人“一半尊重他的意见，另一半只是听听，该怎么修还怎么修。”开完会回来，罗哲文有时会对马炳坚感叹一声：“我被当幌子了。”
2010年8月5日，河北省邢台市历史公园内修缮后的古城墙发生两次坍塌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人们的争议，震惊声、遗憾声、质疑声此起彼伏。人们呼吁加大保护古城墙的力度，要求查明古城墙倒塌的真实原因。邢台市园林局将古城墙修缮的设计、施工和监理三方起诉到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如今4年过去了，这场“马拉松”式诉讼仍在继续。
修缮一新的古城墙坍塌
在历史的长河中，河北省邢台市这座古城曾以“顺德府，好城墙”、“京南第一城”闻名遐迩。然而，历经战争洗礼后，在邢襄大地上很难觅到气势恢宏、蜿蜒起伏的古城墙。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历史文化公园内的一段残存不多的古城墙因始建于汉代且采用夯筑式结构而尤为珍贵。据考证，现存的这段古城墙由十六国时期的赵石勒扩建，由明朝万历年间顺德府知府王守诚扩修。城墙保持着明代整修后的外貌，不仅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是市民休闲、观光的好去处。1993年，这段古城墙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2005年夏季，年久失修的古城墙到处杂草丛生，墙体损坏严重。邢台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历史文化公园内的古城墙进行修缮。通过上级审批和公开招投标的方式，河北省邢台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同兴发古建公司签订了修缮古城墙的施工合同。执法局的下属单位邢台市园林管理局同北京顺泰设计院（化名）和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化名）分别签订设计合同和监理合同。
在剪彩仪式后，投资近400万元的修缮工程动工。施工现场，运土机、拉砖车来来往往，百余名工人光着脊背，在炙热的太阳下筛土、铲泥、运砖……热火朝天的场面仿佛又回到那段全靠人力劳作的岁月。 经过一年的修缮，古城墙再现当年巍峨、高耸的壮观气势。质量验收顺利过关后，邢台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修缮后的古城墙交由邢台市园林局管理。
没过多久，一些游人发现公园古城墙东段顶部出现轻微裂缝。闻讯后，兴发古建公司立即对损坏部位进行了维修。然而，这只是修缮一新的古城墙争议的开端。2009年5月，古城墙的东段墙体和顶部出现多处龟裂，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邢台市园林局不得不在城墙四周贴上“安全隐患，请勿靠近”等显著标志，并派专人24小时驻守在古城墙脚下值班。
曾经坚固而有防御工事的古城墙如今成为无人敢靠近的“危墙”，好事办成了坏事，这让邢台市园林局的相关领导痛心不已，他们决定为“病危”的古城墙讨回公道。然而，打官司需要证据。
2009年7月，邢台市园林局委托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对古城墙的裂缝原因进行鉴定。在鉴定报告“出炉”一天后，古城墙西侧发生严重坍塌，滚落的墙砖砸毁了大量健身器材，所幸没有人员在坍塌事件中受伤。
坍塌的古城墙由谁担责
长达千年之久的古城墙没有坍塌，为什么在修缮后出现大面积坍塌？一些网友和当地群众纷纷质疑。有人认为是连续多日的降雨“惹的祸”，因不可抗力所致；也有人认为是因“豆腐渣”工程所致。事实究竟如何，谁该为坍塌的古城墙负责？
古城墙属于文物，修缮标准和施工要求与其他建筑物不同。这份由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中心出具的古城墙坍塌结论注明：一是设计图纸中未对城墙体内填筑的素土、灰土的夯实质量应达到的标准作出明确说明；二是古城墙基础深度及尺寸与设计不符，且施工质量较差，城墙内部填土夹杂碎砖块、石块，并且部分填土较松散、含水分量较高。综合分析，施工时填土质量较差，且工体压实质量未达到质量标准。
当邢台市园林局拿着这份鉴定报告追责时，施工方、设计方、监理方并不“买账”，他们均表示自己“严格按规定执行”，不存在任何过错，没有责任。无奈之下，邢台市园林局将古城墙修缮的设计、施工和监理三方起诉到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庭审时，三方被告辩称，邢台市园林局委托的鉴定单位不具有古建筑物质量鉴定资格，鉴定所依据的材料不全面。对此，法官依据当事人的协商结果，委托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对古城墙坍塌成因进行重新鉴定。
2010年9月9日，山东省建筑科学院技术人员在屡次深入现场勘查后，对古城墙坍塌的原因给出结论：邢台市历史文化公园内古城墙修缮工程的城墙内部填土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是导致城墙坍塌的直接原因，地基承载力不足、同一段城墙内外侧分期施工、建设过程不合理是导致城墙坍塌的原因之一。
原告认为，两份鉴定结论均表明，古城墙坍塌是由于三个方面原因所致：一是设计单位存在缺陷，二是施工单位未按设计要求施工，三是监理单位监理不到位。
被告北京顺泰设计院辩称，公司拥有古建筑修缮保护设计资质。公司所修复的内侧城墙砌体做法是按照古城墙外原有的砌体做法设计，并在隐蔽部位添加了适当加固措施。因此，在施工图纸中无须对地基承载力方面进行注释说明。古城墙坍塌后通过现场实地勘察，城墙基础并无坍塌现象，这说明原地基稳固，能承载上部城墙的全部负载，同时证明修缮设计合理，不存在过错。
面对原告的指责，被告兴发古建公司辩称：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在监理工程师的现场监督下，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竣工后，经质量验收为“合格工程”。取样检测中发现的碎砖、石头可能是原来城墙中的，或是施工中产生的碎石、碎砖等残留物，但这不能导致城墙裂缝。每次回填土都是经过检验、检测，含水分指标合格。检测认为部分填土含水分较高，这是城墙裂缝变形渗水造成的，不属于用土的质量问题。原告称施工时土体压实质量未达标，不符合实际。因城墙裂缝变形渗水后，土体质量已经发生变化，几年后再取样作为判断施工时土体质量依据是不合理的，应以当时施工时夯土压实系数为准。古城墙系历史文物，该工程是修复工程，修复后不可能像一般建筑工程一样坚固并保证使用寿命。我国对此并未规定合理使用期限。另外，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是古城墙部分坍塌的主因。据当地气象部门的信息：2009年5月9日的那场暴雨，24小时的降水量达175毫米，是邢台市55年来遭遇的最大一场暴雨。
被告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辩称，城墙倒塌的根本原因是建设方违法作业造成。设计完成后需要有关部门审查，原告没有审查，属于违法施工。
一审法官依据当事人的要求，委托评估公司对坍塌损坏的古城墙的修缮费用进行评估，最终认定修缮费用为282万元。
对簿公堂厘清是非
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试图调解此案，但四方当事人相互推诿，谁也不肯让步妥协。最终，法官的调解工作无疾而终。
2011年11月4日上午，四方当事人准时出现在法庭。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后，法官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第一，原告在委托设计单位进行工程设计时，未按规定向设计单位提供相关的地质勘察资料，致使设计单位未能按照详细的地质资料设计，导致设计工程存有瑕疵；第二，建设过程中的不合理导致修缮工程未能按照约定如期完工，是城墙坍塌的原因之一，原告应该承担古城墙坍塌的相应责任；第三，北京顺泰设计院在接受原告委托设计中，应全面、客观地按照相应资料对修复工程进行设计，在原告未提交地质勘察资料可能存在隐患的情况下做出设计方案，存在失误，应当承担责任；第四，河北兴发古建公司在施工中未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在明确要求素土夯实的情况下，在回填物中夹杂建筑垃圾、碎石块等是导致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的主要成因，因此，应对古城墙坍塌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第五，被告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疏于管理，应在其签订的监理责任内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坍塌的古城墙究竟如何进行赔偿，审理此案的法官几乎查遍了所有的资料，未找到修缮古城墙坍塌后合适的赔偿依据。
经合议庭研究后，法官决定依据承揽合同，按最为保守的《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定，划分当事人过错责任和赔偿数额：原告承担古城墙坍塌原因的20%责任，赔偿维修费56.2万元；被告河北兴发古建公司承担60%的责任，赔偿维修费170万元；被告北京顺泰研究设计院和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各承担10%的责任，赔偿维修费28万元。
收到判决书后，三方被告均对自己承担的责任不服，表示上诉。兴发古建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处自己对古城墙的坍塌承担主要责任错误；另外，本案所采信修复工程预算的282万元评估价严重错误。东段城墙坍塌长度为11米，修复工程预算为282万元，平均每米的预算高达25万元。我公司承建古城墙长为273米，标价为395.3万元，每米的修缮费用为1.4万余元，修复工程预算相当于原来的19.57倍。如此悬殊的赔偿，难以接受。
原告律师反驳称：“这些费用包括古城墙坍塌部分重建费用，还包括其他加固和维修费用。坍塌的古城墙属于文物，它的损害价值远远超出这些。”
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没有将古城墙坍塌的全部原因查清，错误地适用法律和合同条款，判令其承担巨额损失不正确。”
2012年4月10日，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邢台市园林局作为建设方，分别与上诉人签订设计、施工、监理合同，四方均应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的，应依法承担责任。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兴发古建公司不服，申请再审。2013年4月1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2013年12月16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后，作出维持( 2012)邢民二终字第25号民事判决的决定。
2014年6月，对再审判决不满意的兴发古建公司向邢台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民事抗诉书。围绕着坍塌古城墙的法律争议远远没有终止。以案说法解析“过失损毁文物罪”
本案是国内首例因修缮古城墙而引发的诉讼案件。本案看似是民事纠纷，却与刑事责任擦肩而过。因为，我国《刑法》第324条第3款明确规定：“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段古城墙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但这起案件没有按“过失损毁文物罪”立案追责的原因在于：一是没有人到公安机关报案，本罪名须公安机关掌握过失毁坏文物罪的相关证据。二是造成“严重后果”界定存有争议。三是这段古城墙坍塌部分可以弥补、修复。
目前，针对我国古建筑修缮制度的法律尚不完善，存在各地做法不一、缺少权威而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等问题。对于修缮文物出现的质量问题，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特别是对赔偿数额缺少法律依据，这也是三方被告喊“冤”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