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利益是构成保险关系的主要条件，是保险合同的客体，其成立之要件及意义因观点较为一致不再述及。
以下先就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有关问题稍事论述。
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一〉保险利益的主要样态
个人认为可加以列举为
〔1〕因物权而生之利益，又细分为
a、因自物权即所有权而生的利益，即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b、因他物权而生之利益；
他物权又可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投保人可因对特定所有人的特定财产进行依法利用和用益即有用益物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险利益，其中的典权尤其应予以注意，虽《民法通则》无规定而欲以消灭，但实际存在而使出典人对出典之房屋有其保险利益〔有关典权问题两岸存在较大差异，于此不再论述〕。
投保人亦可因担保物权中之抵押权、质权中之动产质押、留置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险利益。
c、因准物权即占有而生之利益；
占有分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有其保险利益自不待言，非法占有则应加以分析。它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包括确定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可变更的民事行为即相对无效的民事行为，后者在《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为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和显失公平的。相对无效并非当然无效，如当事人一方不申请变更或撤销，民事行为仍然有效，对因之取得之特定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2〕因债权而生之利益
a、因有效合同而生之利益；
b、因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行为而实现之利益；因《民法通则》而对特定财产具有保管和保护的责任，因而具有保险利益。
〔3〕因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又可分为：
积极之期待利益：指有利于投保人的利益。如有财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而生之盈利收入利益；
消极之期待利益：指期待某项责任不发生而有之利益，但应以现有之利益为寄存，若仅为一个希望或凌空之期待而在法律上不确定者则不得为之，如遗产继承之期待不得为之。
〔4〕因特定法律关系而生之利益
投保人因对特定财产有承揽、运送、保管等责任而生之利益；
海上保险中从有利于保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角度出发规定有可废止利益〔可撤销利益〕和或然利益〔或有利益〕。可废止之利益指对某种财物之权益尚未经法律最后认定之前而的先行之利益，如于战时所获敌船，若经法院判为战利品则利益完整；若判须释放。则利益被废止。或然利益指由于偶发或意外而来之利益，如买方以规格不符或其他理由拒付款同时退货卖方因风险回归而又有之保险利益虽无现有权利或利益、但依法律关系法律上确定的权利将因之灭失，此情况为主合同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债权担保之抵押物，保证人应合同债权人的合同请求代主合同债务人履行义务而对抵押权随之转移的抵押物具有保险利益。
这里介绍一种劳合社可承保的保险利益，有时人们以为劳合社经常签发一些古怪的似乎是具有性质的如承保一次选举结果的保险单，这是由于人们不大了解劳合社承保的根据加上媒体的错误渲染而生的错觉，劳合社的会员是曾为一次选举的结果而承保，但同样要求投保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就是如一个纯粹受政治因素支配的员工，如果另外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他就会失去他的工作，那么他就可以以此以选举的结果投保。而如果只是以选举的结果投机的人，则不会成为劳合社会员承保的对象。这种保险利益似可归为因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
〔二〕保险利益何时具有
财产保险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这是各国保险界认定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投保时是否应具有则有不同观点。
a、为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或道德危险行为的发生须强调在保险单签订时投保人须具有保险利益。因为顾虑事后核实的困难和某些对保险了解较深之不法分子的存在；
b、为避免交易呆滞，且发挥人类之互助精神而未有此限。
我国保险法虽未作明确规定，但多有学者认为应如前项而行。依我看法，严格限制保险利益应在投保时具有在保险业起步之时尚未昌盛之际有其一定必要，但随经济发展交易频繁保险业腾飞之际则应放开此限，以免保险反成经济活动之制。但于货物运输、海上保险中因实际要求而无两种观点之争，均认为只须损失时有保险利益即可，因在货物运输、海商活动中，合同成立物权的转移均较复杂，机械要求订立合同时物权一定要转移到投保人手中，是不合实际的。
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六条还规定了另一种情况，即保险标的以“损失或不损失”进行投保时，除订立时被保险人已知其损失发生而保险人不知其发生，即使被保险人于标的物灭失后方获得保险利益亦为有效。此条款系因彼时通讯设备缺乏、被保险人无法知悉远隔重洋之标的情况，为保障被保险人计而规定此有追溯力之条款。另有“以保险单证明保险利益”之保单即ppi保单，但于英国海上保险法第四条列为无效不受保护，故乃为全凭诚信为信赖之保险，应慎为之。
在保险有效期内是否需一直具有保险利益或可包括偶经转移而后于损失前又再回归，于法上并无明文规定，但依业界统一认为应在有效期内均应一直具有。香港保险总会之《个人保险》认为，在保单有效期内，投保人对标的物的关系可能会中断，那么“可保利益”便随之消失而保单亦自动终结，可作参考。
〔三〕保险利益的变更
保险合同的主体、标的变更时，保险标的亦随之变动，因而附着在标的之上的保险利益亦随之发生改变，如依我国保险法之定义，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由此可知，保险利具有专属性属于投保人所有，如投保人转移其保险标的，保险利益当然消灭，如无保险人同意认可，保险合同终止。但在一些情况下，多数国家的法律承认保险利益并不当然消灭而继续存在，新的关系人代替了投保人的地位，这种情况即为保险利益的变更。这些情况包括保险利益之移转与处分。
〔1〕保险利益之移转，分三种情况讨论：
a、继承
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利益是否应继续存在？财产保险中各国法例大都采取同时移转主义，即保险合同仍为继承人之利益而存在。我国保险法并无规定，但依《保险法》第十三条“保险标的的转让应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后依法变更”类推之亦应保险人同意方可。此举我认为不妥。因为若继承开始时继承人尚未决定是否接收继承时保险事故发生，若以此拒赔，一方面于死者生前之愿有违，又一方面会给积极之投保人带来消极之影响;
b、转让
保险利益附着于保险标的，保险利益是否随保险标的之转让而同时移转各国立法有其不同之处。有采用同时移转主义，即所有权移转时保险标的亦随之移转于受让人，如德国商法、日本瑞士保险契约法、法国保险契约法、韩国商法、日本商法；有采用不动产移转主义即认为保险利益之移转仅限于不动产之移转，如奥地利保险契约法。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须经保险人同意方可移转，而台湾地区之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或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时，保险契约除另有规定外，仍为继承人或受让人之利益而在。此系采用同时移转主义。我认为，日本商法之规定有其可取之处。日本商法地六百五十条规定：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转让他人时，推定其同时转让保险契约权利；于前款情形，保险标的的转让显著变更或增加危险时，保险契约即丧失效力。我国保险法并未加以规定，台湾地区之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要保人破产时，保险契约仍为破产债权人之利益而存在，但破产管理人或保险人得于破产宣告三个月内终止契约，其终止后之保险费已交付者，应返还之。此规定有利于投保人之债权人，同时又有恰当时间予保险人和破产管理人可慎虑行使终止权，有其可借鉴之处。我国《破产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在破产宣告到破产程序完成时依法可得的财产列入破产财产，而投保人若依保险法有其因合同约定外而可解除合同而得返还部分保费之权利。此保费当然为依法而得。
〔2〕保险利益之处分
合伙人或共有人就合伙之财产或共有物为标的时，合伙人或共有人其中一人或数人可否让与其保险利益于他人。我国保险法并未规定。《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则规定共同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应得有其他共有人的同意。若合伙人或其他共有人中一人或数人因有此权而转让而使保险合同失效或定需由保险人同意方可则有损其他共有人之利益。台湾地区于其保险法第十九条承认保险合同不因之失效，我国立法者应加以注意。
〔四〕有关重复保险之问题
保险利益如上所述有其多样性，因而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既如一投保人亦有可能对同一标的有多个保险利益。若同一投保人就保险标的之不同保险利益投保则表面观之不违有关重复保险之规定而有超额得赔之可能。因而如此情况应依权利混同或吸收之原则，仅得就较大一项之利益而为投保。但多数学者并未考虑，应予讨论认定。
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
在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方面，较早的观点认为，如果他人的生存可以给我带来现实的或预期的经济利益，那么，我对他人就具有保险利益，这一点可以大致适用于除以自身为被保险人的人身保险，这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投保，而以自身为被保险人的人身保险，因为一般要指定他人为收益人，所以这是为他人的经济利益投保。这种观点以经济观点来解释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利益，并不恰当，因为有时人的继续生存并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的增加，反而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的减少，这一点在失去工作能力或者因为年老或疾病而不适合工作的人的身上可以得到解释。再而言之，人的不再生存所带来的不管是经济上的利益的增加或者减少，都会给亲人带来心灵上莫大的哀痛，这心灵上的哀痛是金钱所无法弥补的，因而从经济利益的观点去看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是不适宜的。所以现在则进一步认为：亲密的血统关系或一定的法律关系就可以构成保险利益，而不用关心他们之间的金钱关系。但是这个观点也有其商榷之处，因为有的虽然具有亲密的血统却是没有了情义存在，希望对方早点不再存在，若以此亲密的血统关系投保则投保人希望被保险人的早日不复存在而获保险金，这是与被保险人的愿望所不相符合的，而有的虽然没有亲密的血统关系却情同手足或如同亲出，若是因此却没有保险利益不可投保，这与被保险人的愿望也有所不相符合同时也有违世上公理。就一定的法律关系而言，这种法律关系必须同时也经济上的关系即对方的继续生存可给自身带来现实的或预期的经济利益，如雇主对其重要的雇员的生存具有经济利益，合伙人或共有被人对其他合伙人或共有人有保险利益，债权人对债务人有经济利益，担保人被担保人有经济利利益。但是，若是以具有亲密的血统或一定的法律关系就可投保，难免会滋生对被保险人不利之现象，所以一般国家都规定，以他人为被保险人而订立人身保险合同，需要得到被保险人的同意，但是如父母以子女为被保险人或夫妻以对方为被保险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就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因为其间天地至情相融，一般不会有道德因素夹杂其中，但是也不排除意外因素有些利欲熏心之辈置此情此爱于不顾企图得获巨额保险金，因此在如果是金额过大的保险合同一般要经过保险业监督部门的批准。
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除了上述人员，还规定：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保险法中出现了“视为投保人对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字眼，这个做法是较具特色的，它把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和保险合同的有效揉和在一起。其他国家鲜有此做法者。关于投保人以他人为被保险人而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具有保险利益的性质，有以下几种规定：
台湾地区所列举的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为：
①本人或其家属，
②生活费或教育费所仰给是之人，
③债务人，
④为本人管理财产或利益之人。
其中所谓家属，是指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之一家人。应而可知，在台湾地区，投保人并不能为已出嫁独立生活的女儿订立人寿保险合同，应为并无保险利益的存在。
在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限制上还有一种观点要求以他人为被保险人之保险合同要求受益人亦需具有保险利益，即通常所谓的sob法则(sobject-owner-beneficiaryrule),s是指保险标的(sobjectmatter),o是指保险单所有人(ownerofpolicy),b是指受益人(beneficiary)，这个法则要求保险单之受益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需具有保险利益，尤其是以他人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
人身保险因为其自身特点而与财产保险有其不同之处，在保险利益何时存在的限制上，有不同的观点存在，我国保险法同样没有规定。一般的看法是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不必严格限制于投保时存在，但须于损失时存在，因为财产保险的功能在于填补损失，若没有利益，就谈不上损失。利益归属于何人，事故发生时，何人就有损失。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则于投保时应存在，在事故发生时不必存在。原因是由于人身保险只要在投保时对保险利益详加考虑，若保险单订立后没有保险利益关系亦少有道德因素之影响，同时，一定要求在损失时有保险利益也有违社会公平(虽然社会其实并不公平)，依英美惯例，夫妻以对方投保而后离异，保险合同能属有效，被保险人死亡后，其妻或夫依保险合同之规定，亦可从中受益。公司为其职工投保，而后职工离职死亡，保险合同亦属有效。
在保险利益的变更问题上，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亦有不同之处：
在保险利益之移转上，同样可分三种情况讨论。
①继承
人身保险是以人身为保险之标的，而人身当然无所谓移转的问题，被保险人的死亡，使保险合同因而终止，但如投保人为被保险人而死亡，存在一种情况，即投保人为债权人，被保险人为债务人时，保险利益移转为投保人之继承人所有，合同为投保人之继承人而存在。
②转让
人身保险之保险利益不随保险标的之变更而变更，但是存在随投保人的变更而变更的问题，如债权人转让其债权与他人，保险利益因而随之移转。
③破产
在人身保险方面，投保人破产时，如合同有受益人，保险利益不发生移转。
在保险利益的处分上，投保人可以经被保险人同意后，以保险金额的一部或全部，给付予其指定受益人，而指定受益人的行为，即是投保人处分保险利益的体现。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是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经被保险人同意后也可变更受益人。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同时规定：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一、我国保险市场开放面临的规制挑战
随着入世后对入世协议的逐步落实，我国保险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保险规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1．外国保险公司大量涌入，再保险市场在开放中面临着最大挑战。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先进保险技术和丰富管理经验的外国保险公司与不成熟的中资保险公司同台竞争，这无疑会给中资保险公司带来竞争压力，并压缩中资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保险市场份额将被重新分割。特别是再保险市场，根据前对外经济与贸易合作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具体承诺减让表》来看，我国的再保险市场将面临百分之百的开放，直面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
2．保险费率趋向市场化，使保险定价越来越细，不良风险获得保险保障的困难越来越大。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所采用的费率结构必须与投保人的风险水平相适应，至少应该接近于其他保险公司所采用的费率结构，这就要求保险公司根据不同的风险分级变量自由定价，否则会失去竞争机会。开放保险市场所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不同风险之间价格差异的扩大，保险公司将通过越来越多的风险分级变量把投保人根据其风险水平分成许多不同的费率组别，自由定价的政策将迫使保险公司充分利用有关保单持有人相关统计信息来确定保单价格，从而使保险市场价格趋于敏感性和多样化。
3．经营费用和人佣金将大幅下降。在所有实施垄断经营、价格控制、卡特尔或缺乏真正竞争的国家，保险公司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其经营效率普遍较低，如经营管理费用过高，支付给人的佣金远远超出必要的水平，而这些经营费用水平在完全市场化的竞争中是不可能维持的。随着我国加入WTO，保险市场不断开放，国内保险公司为了参与竞争，抢占市场，必定采取低费率政策，从而导致承保利润下降，无力支付高额的费用和佣金。因此，削减经营费用、降低人佣金将成为保险公司重要的竞争手段。这必将对目前我国保险经营方式和保险市场利益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
4．保险监管机构压力增大，监管体系将与国际惯例接轨。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使我国保险市场上竞争主体不断增加，成份愈加复杂，这将给我国的保险监管带来新的挑战。根据WTO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在对保险市场竞争的规制上，内资与外资保险机构在市场准入和退出、业务范围、经营规则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应一视同仁，这就要求保险监管应尽快通过体制和模式的创新以与国际惯例接轨。
二、现行保险市场竞争规制与WTO法律制度之间的差距
我国保险竞争规制模式在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等方面，虽然正在努力与WTO法律制度但仍有不符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过于强调保险市场的安全和秩序，疏忽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目标——自主、效益、公平竞争。尽管WTO法律制度在金融服务问题上给自由化以相对的保留，但是自由化始终是金融服务协议的基本目标。然而，我国现有的保险竞争规制模式在价值目标上，强调国家的管制利益，疏忽了市场主体自益的维护；强调行政性的强制监管，相对忽视保险业的自律和保险公司的内控。
其二，将内资保险与外资保险、外国保险区别对待。为强化外资保险公司的竞业监管，我国制订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等专门性规章。这些法规和规章表明，我国在针对保险市场主体的立法上试图做到内外有别。其实，《保险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也体现了内外资保险公司差别待遇。如《保险法》第7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办理境内保险的，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规定：“合资企业和各项保险应向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
其三，在保险法制的公开与创制方面，透明度尚有很大差距。透明度原则是世贸组织的重要原则。这不仅是一项程序性原则，也是一项实体性原则，它体现在世贸组织上主要协定、协议中。《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第7条对成员方国内法规创制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即对于成员方已经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其国内法律法规的制定必须遵循合理、客观和公正、统一的原则。统一性要求在成员领土范围内管理贸易的有关法规不应有差别待遇，即中央政府统一颁布有关政策法规，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上述事项的法规不应与中央政府有任何抵触。但是，中央政府授权的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除外。公正性和合理性要求成员对法规的实施实现非歧视原则。
透明度原则要求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必须及时地公开和通报，并应将有关法令、规章或行政指令等迅速地报告给服务贸易理事会，还应建立相应的机构和机制来确保这种公开和通报的全面与及时。我国现有保险法制的公开，虽有了一定的机制，但是仍然缺乏严格的执行和监督规程。特别是监管当局针对具体问题所做出的、实际具有法律效力的应对性答复和解释，往往缺乏严格的程序规范，其透明度难以保证。根据WTO法律制度的要求，任何成员方认为其他成员方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和法规将影响协议的实施的，有权向服务贸易理事会报告。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保险立法的缺乏透明度和统一性的状况，我国将可能面临众多来自WTO成员方保险公司的，从而在国际保险合作和竞争中陷入被动局面。
事实上，我国的保险竞争规制制度也缺乏透明度。政府对保险业进行规制的内容、措施、手段和程序缺乏透明度。诚然，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要确保透明度原则在保险市场竞争规制的实践中得到实现，还有一定困难。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虽然开始建立并受到普遍关注，但由于认识的偏差、物质基础的缺乏及体制的障碍，我国的信息公开，无论从内容、范围还是从形式和程度上都还远不能满足WTO的需求，甚至被认为是贸易上缺乏透明度的国家。其次，部门立法制约了国家法律体系的科学和统一。我国的保险法制的草拟和创制者大多是由政府职能部门——中国保监会来充任。由于政府职能部门存在着明显的行政目标、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草拟创制必然会渗透其主体利益色彩。这势必会影响保险法制的合理、公正和统一，从而在实质上违背透明度原则。
三、完善我国保险市场竞争规制的对策
1．确立保险竞争规制的市场化理念
所谓市场化理念，就是对以市场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一种信仰、期待和追求。市场化理念应该是保险市场竞争规制基本价值体现。因为：①市场化理念是竞争规制的重要理论基础。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市场竞争规制强调的是通过法律手段来约束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从经济角度分析，它主要通过对该行为的鼓励、限制或惩罚给竞争者以压力，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虽然这种压力的形成也依赖于直接的行政约束，但更多的或主要的通过市场的力量问接作用于市场主体，在这里，市场仍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也是市场规制与市场管制的实质区别所在。②市场化理念是WTO法律制度的灵魂。WTO所架构的是一种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应当是完整的、开放的，市场机制是完善的，市场监管是有效的，市场运行是规范的，这就要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有限度。这是WTO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包括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采取了市场经济制度或进行了以市场经济为走向的改革。各国经济的市场化使作为“经济联合国”的WTO的产生和发挥作用有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基本制度基础。要在我国保险竞争规制中贯彻市场化理念，必须对我国现行保险市场规制模式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包括：规制主体要从政府他律一元规制主体到除政府以外的包括保险行业协会、保险中介机构等多方参与的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结合的多元规制主体的转变；规制手段要完成从政府行政审批、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单一行政规制手段到对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合法性、合规性审查的法律规制手段为主的转变；规制的目标上要从保证保险市场的稳定和安全、控制保险风险为唯一目标的安全规制到安全优先、兼顾效率的规制的转变；规制的时问上要完成从事前上报审批的事前规制和向事前报批、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价和惩处的全过程规制转变；规制的内容要从以条款和费率监管为中心到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转变。
2．借鉴保险竞争规制的国际经验
保险市场的国际化决定了保险竞争的国际化，这就要求我国应开展和加强保险竞争规制领域的国际合作。WTO要求成员方在制度变革上应能逐渐地接受金融自由化理念。我国应在维护国内保险市场秩序的同时，要大胆地为保险法制的国际化创造条件，为我国保险市场早日真正地融入国际保险市场提供法律保障。
3．进一步完善保险市场规制的法律体系
为适应WTO法律制度的要求，必须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业发展的实际，顺应世界保险业竞争发展的趋势，加快完善我国的保险市场规制法律体系，建立有效的保险规制的各项法律制度，以规范我国保险市场竞争，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在遵循WTO国民待遇原则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法律资源，保护我国民族保险业。一方面，我们按照WTO的要求，抓紧修改现行保险法律法规，废除对外资保险公司的歧视性待遇规定(如经营许可证审批的条件过于严格、程序过于繁琐，经营地域和展业范围的限制等)和超国民待遇规定(如税收优惠和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优惠等)，以创造一个内外资保险公司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遵守国际义务的前提下，要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和其他相关国际法律给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保护性条款，以及我国在与WTO其他成员方谈判中所争取到的一些权利，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尚属于幼稚行业的我国民族保险业给予适当的保护，使我国的保险开放能够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
第二，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监管法律体系，构建一个以保监会为核心、保险行业自律为补充、保险公司自控为基础、其他相关部门(如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配合的保险市场规制的多元立体网络结构。在目前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还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尤其要在法律上明确保监会在保险竞争规制中的职责权限，加强保监会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同时，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为我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统一监管体制，做好必要的立法准备。
一、导论
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一种商业行为。保险从其本质上看就是一种合同（契约），或者是由合同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保险合同就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现代保险从其诞生时起就具有国际性质。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保险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海上保险，目的是为当时高风险的国际海上贸易提供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分支，构成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国际保险也在近年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而随着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国际保险合同也就大量涌现。所谓国际保险合同，简而言之，就是具有国际性的保险合同。要理解国际保险合同的概念，我们首先要弄清国际保险合同的“国际性”何在。
在国际私法上，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所谓的国际合同或涉外合同就是指含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的合同。这与我国理论和司法界对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国际私法调整的是具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法律关系。而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的标题也规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而对于这种“涉外民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8条中规定：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因此，凡是具有上述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都应当根据我国法律中的冲突规范来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这种判断国际民事法律关系的标准可以说是一种较为广义的标准。
按照这种标准，对于国际保险合同而言，凡是保险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或保险合同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的，或导致保险合同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国际保险合同或涉外保险合同，需要依据冲突规范来选择准据法。
我国的这一标准与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传统国际私法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判断案件是否具有“国际性”来确定是否依照冲突规范来选择准据法的方法，许多学者提出了批判，主要依据有：其一，如果说只有国际性案件才适用冲突规范来确定准据法，而纯国内案件只能适用国内法，那么这样做的逻辑依据是什么呢？为什么国内案件必须先验地适用法院地法呢？其二，在有些情况下，要划分某一案件到底是国内案件还是国际案件并不容易；其三，有些所谓的“涉外案件”或“国际案件”并不需要适用冲突规范来选择应适用的法律。
戚希尔和诺斯就认为，按照英国1977年不公平合同条款法第26条的规定，如果两个同国籍人，即使在外国缔结了一个纯粹是有他们双方在国内履行的合同，这份合同并不是国际合同。
由此可见，以法律关系的“国际性”来确定是否适用冲突规范选择准据法，这一标准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正因如此，晚近以来，许多学者提出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解决方法。
一派学者主张所谓的“任意性冲突法（FacultativeChoiceofLaw）”理论，即认为，通常情况下法院法官对于一个案件，无论其是国际案件还是国内案件，一概适用法院地实体法；只有当案件当事人主动提出应当适用外国法律并能提供证明时，法官才考虑是否适用冲突规范来确定准据法。
另一派学者则相反，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案件，无需区分它的国内性或国际性，而一概依照冲突规范来选择准据法。德国学者诺伊豪斯（Neuhaus）就认为：“冲突规范的适用范围从逻辑上讲应包括所有的私法案件，无论它们是国内案件还是国际案件”。德国著名国际私法学者克格尔（Kegel）也持相同观点。
这一问题在国际上也陷入争议。在有关国际私法的国际公约中，只有少数公约明确规定它们只适用于国际案件（涉外案件），如1980年欧共体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1条第1款）、1965年海牙收养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承认公约（第2条）和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1条）等。而大多数海牙国际私法公约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
在我国保险法领域，如果也采用“合同具有涉外因素”来判断合同的“国际性”，从而确定其法律适用，这尤其会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这是因为，在我国保险实务界，对“涉外保险”的理解与我国《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不同的。他们所理解的涉外保险范围更广，几乎凡是与外国沾边的保险业务都被视为涉外保险，比如外国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以及港澳台华侨在中国境内开办的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的保险；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公司或其设立的分支机构进行的保险；外国个人、驻华使领馆及其人员的保险；中国港、澳、台、华侨同胞的保险；中国驻境外的使领馆及商业机构的保险；中国出国人员或其他以外币投保的中国公民的保险等等。
1995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际保险部关于承保和理赔权限的暂行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凡是涉外的或利用外资的或以外汇成交的经贸活动，其保险业务不论以人民币还是以外币投保，统属涉外业务承保范围，其他业务均属国内业务范围。”根据这一规定，利用外资过程中的保险业务，如外商投资企业所投保的企业财产险也属于涉外保险业务范围。基于这一标准和认识，国内一些保险公司分别成立财产保险部和国际财产保险部，分别经营国内和国际保险业务。
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来理解国际保险合同或涉外保险合同，那么国际保险合同的范围也过于宽泛了。其中涉及到的许多类保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保险，而是国内保险。比如有关“三资企业”的保险。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均规定，所有外资企业是依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中国法人。就法律而言，它们和中国投资者设立的企业法人的国籍相同，并不具有涉外性，它受中国法律的属人管辖。
这里涉及到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保险机构的法律地位问题。根据2002年2月1日起实施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外资保险公司，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和营业的下列保险公司：（一）外国保险公司同中国的公司、企业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保险公司；（二）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经营的外国资本保险公司；（三）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分公司。而根据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第十三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所以，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都是中国法人，以其为保险人的保险合同，如果没有其他国际因素，则不是国际保险合同。而外资保险分公司本身不具有法人资格。它们的法律责任由其外国总公司承担，所以，外资保险分公司不是中国法人，以其为当事人的保险合同，应视为涉外保险合同。
另外，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前颁布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中国境内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以及外资企业之间以及他们同我国其他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之间订立的经济合同不应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而应适用《经济合同法》。按照这种规定，三资企业与我国保险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应当是纯粹的国内保险合同，而不是涉外保险合同。尽管这一《解答》随着《涉外经济合同法》被新《合同法》取代而失效，但它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显然，笼统地以合同是否具有“涉外因素”或“国际因素”来定义国际保险合同，有过于扩大国际保险合同外延的危险，不利于实现立法政策。确定一个保险合同是否国际保险合同，其根本目的在于确定是否应当适用国际私法规范来确定保险合同的准据法。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逐步赋予外国公司企业以国民待遇，我国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将逐步与国际接轨，因此今后我国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区分国内业务和涉外业务的意义也将越来越小。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已经形成一个难分彼此的网络。中国目前也日益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活动中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得“国际”和“国内”的区分日益成为不可能和不必要。所谓的“国际合同”或“涉外合同”所具有的法律意义今后将越来越局限在法律适用方面。
基于此，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合同具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来认定国际保险合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理论和司法实践上的传统习惯，我们将国际保险合同定义为：所谓的国际保险合同是指具有国际因素从而涉及到不同国家法律的适用的合同。根据我国法院的审判实践，我国法院即不接受所谓的“任意性冲突法”理论，也不主张不区分国内案件和国际案件而统一依照本国冲突法确定准据法的做法，而是象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在审判中首先对案件是否具有涉外性进行判断。如果是纯粹的国内案件，则一概依照法院地法进行审判；如果是国际案件（涉外案件），则依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因此，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法院要做的第一步仍然是对该合同的国际性进行识别。如果认为该合同具有涉外因素，从而需要适用不通国家的法律，则该合同就是国际保险合同。
1997年12月12日《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的缔结，使得保险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得以实现。这便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保险服务的国际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涉外保险法律关系的面愈来愈广。随着我国经济在中国加入WTO后完全纳入国际经济一体化大潮，我国的涉外保险法律关系也必然会愈来愈多。
但是，直到目前我国对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相对滞后。我国现行法律对涉外保险的法律适用无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了涉外经济合同争议的法律适用，其中也包括涉外保险合同。此外，最高法院过两个国际雇主责任保险合同纠纷的案例。就是这两个案例，还缺乏法律适用充分的依据。因此，研究国际保险合同所导致的法律适用问题便成为我国法学界和保险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本文拟在通过对有关国家，尤其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美国等国关于保险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分析，初步探讨我国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体系。
二、国际保险合同法律冲突的产生
在国际私法上，当法院在审理一个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法律的民事案件时，如果所涉及到的这些国家的民事法律规定都完全相同，适用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会得出相同的判决结果，那么就谈不上法律冲突和法律选择了。因此，法律冲突和法律选择问题的产生，其基本前提就是所涉各国法律规定的差异。
国际保险合同法律冲突产生的前提同样是各国相关法律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国保险法的差异
各国保险法规定的不同，是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法律冲突的起因。由于世界各国保险立法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因而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存在着许多差异。从比较法角度来分析，各国保险立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大陆法系国家保险立法
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存在显著差别。大陆法系国家保险立法本身又可分为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两大分支，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同之处。
法国是现代保险立法的发源地1681年法国颁布的《海事条例》中，第六章便规定了海上保险的内容，这是各国将海上保险法置于海商法之中的起源。1807年拿破仑制定的《商法典》第二编第九章也规定了海上保险的内容。而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中规定的射幸合同则适用于陆上保险合同。1930年，法国颁布了一部单行的《保险合同法》，共4章86条。对于保险业监管，法国则分别于1905、1922和1938年制定了相应的法规。与法国保险立法相类似的有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和土尔其等国。
德国的保险立法较法国稍晚，而且在编制上与法国有所不同。德国最早的保险立法是1701年颁布的《汉堡海损及保险条例》。1900年颁布实施的《德国商法典》第四编第十章对海上保险做出了具体规定。1908年德国颁布了《保险合同法》，共五章194条。在保险监管方面，则有1901、1913和1931年分别制定的有关保险监管立法。1983年德国又颁布了统一的《保险企业监管法》，计10章160余条，该法又于1993年进行了修改。
同属德国法系的还有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瑞典、丹麦、挪威、日本等国。瑞士1908年的《保险合同法》共5章104条，与德国《保险合同法》一起成为陆上保险合同立法的典范。意大利的保险合同立法则规定在其《民法典》债权编之中，计51条。而其海上保险立法则规定在1942年的《航行法典》之中。在保险监管方面则有1923年的《民营保险业法》。
日本的法律也属于大陆法系的德国法系。日本保险法最早规定在1899年《商法典》之中，包括陆上保险和海上保险。1900年日本又颁布了专门的《保险业法》，该法经1995年最新修订后继续生效。另外日本还于1912年颁布《保险业法实施细则》，1949年颁布了《外国保险人法》，1955年颁布《机动车辆责任保险法》，1966年颁布《地震保险法》等。
中国的保险立法始于清末的《大清商律》草案，一开始便受到日本立法的巨大影响。民国时期的保险立法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大清商律草案中的内容，于1929年颁布《保险法》，后又颁布《保险业法》，一直在台湾地区沿用。新中国保险立法始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1983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颁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颁布的海商法对海上保险做出了规定。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使我国保险立法得到初步完善。目前，国家立法机关正在对保险法进行进一步修改，以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形势。
2.英美法系国家保险立法
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以英国和美国最为典型。英国的保险事业发展很早，但最初并无成文保险立法，而是由习惯法加以调整。1906年英国颁布了《海上保险法》，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海上保险立法的范例，具有巨大影响。在陆上保险方面则有1982年的《保险公司法案》及《1990年保险公司（修订）附例》和《1993年保险公司（修订）附例》、1997年《保险单持有人保护法案》，以及1988年《道路交通法案》、1977年《保险经纪人法案》、1976年《标准合同法案》、1987年《汽车强制保险附例》等等。另外还有大量法规中涉及到保险的规定。除此之外，判例仍然是英国保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美国虽然与英国同属英美法系国家，但其立法体例与英国有很大不同。最显著的一点是，在美国，商事立法权属于各州权限范围之内，所以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保险法，而不存在全国统一的保险法。各州保险法大多以保险监管和对被保险人的保护规定为主，其中纽约州保险法案最为完备，共18章631条，内容主要包括保险官署的组织，保险公司的设立许可、撤销、合并及资产运用的管制，保险人与保险经纪人的许可和撤销，保险费率及有关机构的设置，保险公司的报告义务及纳税等。另外，加利福利亚州的保险法案也很有影响。
除英国和美国之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爱尔兰等国也属该法系。爱尔兰1989年制定有《保险法案》，澳大利亚则有1984年的《保险合同法案》。
英美法系国家保险立法与大陆法系国家保险立法存在着显著差异，这是自不待言的。即使是大陆法系各国之间以及英美法系各国之间的保险立法也同样存在着不同之处。就以再保险为例，各国对再保险的立法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将其规定在保险法中，有的国家则将其规定在民商法典中，有的国家则有一些专门的法令。对于再保险的性质，有的国家将起理解为一种针对原保险合同的责任保险，因此对其作出比较严格的规定；有的国家则将其理解为一种独立于原保险合同的契约，构成民法上的合伙，因此适用民法和商法上的规定；另一些国家将再保险看作是一种合作关系，从而适用有关合作法的规定。由此可见，各国保险法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各国法律都有自身的发展历程，各国也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各国保险立法之间的冲突是造成保险合同法律冲突的最直接原因。
（二）各国其他民商事法律之间的差异
1.各国合同法之间的差异
各国实体民商法之间的差异同样可能会导致保险法律冲突问题。首先，保险合同作为商事合同的一种，除了受《保险合同法》的调整之外，它还要受各国普通合同法的调整。就保险法的立法体例而言，世界上存在三种类型：有些国家制定了单行的保险合同法，如德国、瑞士、日本、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有些国家则将保险合同法规定在《民法典》中，如意大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另一些国家则将保险合同法规定在《商法典》中。无论各国采用何种立法体例，但保险合同法显然要受民商法一般原则的调整。即使是制定了单行保险合同法的国家，单行法中未做规定的地方，也要适用民商法的规定。比如我国的保险合同，除了受〈保险法〉的调整外，也要受我国《合同法》的支配。由于各国民商法，尤其是合同法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必然会导致国际保险合同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冲突的可能。
各国在合同法上的差异是由来已久的，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这种差异表现得更为突出。从合同的定义和概念、合同的分类、合同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合同的履行、合同的解释到违反合同的责任等，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均不相同。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本文从略。
其次，在责任保险中，承保对象可能会是被保险人所承担的合同责任。在保险法中，责任保险一般不承保被保险人的合同责任，但经过特别约定，保险人也可以承保。
所谓合同责任（或称契约责任），是指根据合同规定订立合同的一方对所导致的另一方或其他人的损害应负的赔偿责任。这种合同责任包括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投保了合同责任保险，这时，如果被保险人违反合同，他所承担的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就转嫁给了保险人。在国际保险中如果发生这样的纠纷，就需要对相关国家的合同法进行考察，以明确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国家在合同法上的差异就可能会影响到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2.各国侵权法之间的差异
各国侵权法之间的差异同样可能会导致国际保险合同法律适用上的冲突。相对于买卖、借贷、租赁、运输等合同法律关系而言，保险法律关系更为复杂，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只要有风险存在的地方，就会有保险。因此在国际保险合同案件中所涉及到的法律就远远不止保险法本身，而是经常地要牵涉到其他方方面面的法律规定。尤其是侵权法，对保险合同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许多保险合同所涉及到的保险风险都是侵权行为引起的。比如在人身保险中的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保险中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如产品责任保险、机动车责任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等。各国在侵权法上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各国有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五花八门，其中的差异与各国合同法之间的差异相比更为悬殊。
三、国际保险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
（一）意思自治原则
1.概述
意思自治原则的含义是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的准据法。16世纪法国法学家杜摩兰为了扩张巴黎地区习惯法的适用范围而提出意思自治原则。随着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意思自治原则也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支持，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法国于1910年在法国最高法院审理的美洲贸易公司诉魁北克航运公司案确立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英国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第一个案子是1760年罗伯逊诉布兰德案，之后于1865年通过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诉香德案和劳埃德诉基尔伯特案正式采纳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美国早在1825年在韦曼诉索萨德案就适用过最密切联系原则，直至1953年，最高法院在劳里琛诉拉森案毫不迟疑地适用了该原则。《冲突法重述第二次》187节确立了该原则。该原则逐渐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解决合同法律冲突的主要手段。
意思自治原则和合同自由原则的理由一样，都可以从促进商业贸易繁荣、自由主义、个人理性中来寻找理论根据。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上述观念显示出惊人的价值，并已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该原则在合同法律使用领域内仍保持重要的地位。
2.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方式。
意思自治原则意味着当事人可以选择他们的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受制于哪一国的法律，他们选择的方式一般而言有两种，一种是明示选择，当事人用明白无误的词语选择了合同所适用的法律，这样的选择方式各国冲突法基本均加以承认；另一种是默示选择，即当事人虽然在没有在合同中以明白的词语选择法律，但是从合同本身及合同周围的情况可以认为当事人实际上已经选择了某国的法律作为他们合同的准据法，这一选择已经如此明显以至于当事人可以不在合同中再加以规定。实际上默示选择是法官为当事人选择准据法，有时法官利用这一方法尽量使法院地法得以适用。因此各国对于默示选择法律的态度并不一致，英国承认默示选择法律的方法，《罗马公约》也采用了默示选择的方法，而我国并不承认.
（1）明示选择。
当事人如果使用明确的语言选择了保险合同的准据法，这种选择在一般来说会被法院所接受。在被视为经典的Amin保险案中英国法官迪普洛克（Diplock）勋爵认为：“英国冲突规则赋予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支配其合同的广泛自由。所以，第一步是审查保单，以确定当事人是否明文或根据所使用的用语必然默示地表明了其共同意思，即根据什么法律体系来支配其相互的权利与义务”。《罗马公约》第三条规定，承保风险位于欧共体外的国际保险合同应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至于承保风险位置的确定《罗马公约》则让各个成员国自己决定。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第186条也做出了相似的规定。
（2）默示选择。
在没有明确选择法律的情况下，法院就会寻找隐含在合同中的法律选择条款。那么通过哪些因素来推定这种默示选择呢？
首先可以看当事人所订立的管辖权或仲裁条款。如果当事人选择一个法域作为通过诉讼或仲裁解决其争议的管辖地，那么该法域法律就很可能被推断为应适用的法律。
其次可以看保险单的格式和用语。在AminvKuwait一案中，科威特的承保人依据劳埃德标准保险单格式为以迪拜为住所的一家利比里亚公司提供了一艘轮船的保险。保险单在科威特发行。合同规定，补偿金应在科威特支付，但合同货币为英镑。轮船在沙特被扣押，船主以推定全损索取补偿，但被承保人拒绝。船主在英国，请求对科威特的承保人送达传票。如果合同由英国法律支配，法院酒会批准送达传票。上议院认为合同应受英国法支配，原因之一是，在缔约时，科威特并不存在支配海事保险的有效法律。当事人必然打算由某一法律体系支配其合同，而且根据推断并非科威特法律。该案中，唯一值得选择的是英国法。因此，迪普洛克勋爵认为：“如不参照英国成文法以及对它制定的准则的司法解释，就不可能解释保险单或确定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保险单中的合同准据法是英国法”。
英国法院以前也很看重保单使用的语言和保单的形式。如果他们是英语或是英国的标准格式合同，英国法则常是当事人意图适用的法律，但是在英语作为国际商业语言的情况下，语言作为默示依据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保单的形式则有一点特殊。特别是在海上保险领域，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海上保险法借鉴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大部分海上保险和再保险业使用劳氏保单在英国进行的情况下，英国的标准格式合同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还可以看合同所使用的货币和合同的支付地。但这种联系现在已经不是很重要。
3.对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限制。
当事人虽然可以明示或默示地选择保险合同的准据法，但这种选择必须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才会被法院承认。当事人选择准据法首先受到一般的限制，即强制性规则和公共政策的限制，两者的适用实际上将减损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的效力。
强制性规则指虽有当事人协议也不能减损的法律规则。《罗马公约》对承保风险在欧共体外的国际保险合同开列了详细的强制性规则的清单。在《罗马公约》下，法院可能适用唯一联系国、重大联系国、法庭地、以及消费者习惯居所的强制性规则。《罗马公约》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双方当事人选择了外国法，不论其是否同时选择了外国法庭，如果在选择时一切于当时情况有关的其他因素都仅于一个国家相联系，这个事实不应该影响该国强制性规定的适用。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凡情况与任何国家具有重大联系，如果是而且只要是根据该国的法律无论合同适用什么法律，这些强制性规定都必须予以适用时，得予以适用，第二款规定该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得限制法庭地强制性规则的适用，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由双方当事人所作的法律选择，不得剥夺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所在国的强制性规定。《罗马公约》对强制性规则大规模的规定提供了最新的立法模式，也提出了强制性规则的域外适用的新问题。
公共秩序保留是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般原则，前述美国法院废弃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而适用被保险人住所的法可以认为是基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的法院地公共秩序原则。国际保险合同在此方面尤其特殊性，因为关于保险合同成立与否的问题牵涉到陈述、告知、披露等最大诚信原则要求下的义务，这些义务如有违反即可牵涉到违反诚信原则，甚至可能牵涉到欺诈的问题，这些问题甚关法院地的公共秩序，因此，它们能否作为公共秩序问题而不受准据法的调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事人选择保险合同准据法除了受到一般的限制外，还可能会受到可选择的准据法的范围的限制，这一点在欧共体的有关指令中体现地很生动。欧共体在关于人身原保险的指令中基本没有提供给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权利，非人身原保险的指令则提供了一个有限的选择权，在其《非人身保险指令第二号》第七条第一款各项规定：①如果承保风险所在地和保单持有人的惯常居所或管理中心地一致则准据法即为该风险所在地法；②如果承保风险所在地和保单持有人的惯常居所或管理中心地不一致则当事方可以在风险所在地法和保单持有人惯常居所地或管理中心地法中间选择准据法；③如果保单持有人从事工商活动或自由职业且保险合同承保了于这些活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并位于成员国的风险，则当事人选择的范围是这些风险所在地国的法和他的惯常居所地法或管理中心地法；④如果承保风险限于由承保风险所在地外的成员国的保险事故导致，则当事人还可以选择该地的法律作为准据法。在上述情况，除了最后一项以外，指令规定，如果可选择的成员国的冲突法给予当事人以更大的选择权利。则当事人可以行使这种权利。另外，《非人身保险指令第三号》第三章第2条规定88/357/EEC第七条第一款f项被修改为：“就79/267/EEC第五条d项所称的风险而言，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任何法律（anylaw）”。79/267/EEC第五条d项已被88/357/EEC第五条修改，其主要内容是对“大风险”（largerisk）下定义。这一修改使得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权利变大。对此，英国和爱尔兰规定当事人可以明示地选择指令指定的法律以外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德国则规定当事人仅在合同承保“大风险”（largerisk）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指令规定以外的国家的法律作为准据法；法国则规定保险合同适用法国法除非指令明文规定运用另一国的法律，当事人无选择任何法律的自由。
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一般也被要求与合同有关联。但英国法院对此似乎不作要求。在英国，及时选择法律是为了规避本可能作为推定选择而适用的外域法律体系，法律选择条款也会受到尊重。法院也将尊重与合同没有实际联系的法律选择条款。
4.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时间.
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同时就订立了法律选择条款，则一般不会产生疑问。但在保险实践中，当事人有时候在合同生效后再做出法律选择，对这种“浮动选法条款”的效力就有着很大的争议。英国法院是不承认“浮动选法条款”的，因为英国法院认为，“合同不能存在于真空之中”。与此条款相类似的，“诉讼送达条款”（serviceofsuitclause），以及“纽约可诉条款”（NewYorksuableclause）也受到相同的非议。
但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浮动选法条款”的效力得到承认。
《罗马公约》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得在任何时候都可约定使该合同适用一个并非原先适用于他的法律”，可见罗马条对于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选择的时间问题，没有给予当事人以限制，当事人可以在合同成立时、成立后选择合同的法律。中国也允许当事人在保险合同成立时或成立后选择其准据法。
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认为选择不能在合同成立以后达成的观点的理由即“合同不能在法律真空中存在”是不能令人同意的。现在各国大多允许当事人在时间上自由选择准据法，保险合同也是如此。
（二）保护弱方当事人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有一个假设：当事人的议价能力相等。但是由于当事人之间议价能力在事实上并不相等，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结果实际上在大多数场合下仅保障了地位强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而忽视甚至损害了地位较弱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权利，给交易中的弱方带来了损害。该原则的负面效果在消费合同、雇佣合同中表现地尤为明显。由于国际保险合同领域的中有些合同具有消费合同的特征（如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和一些财产保险合同），所以，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方面也存在意思自治原则产生的负面效果。
在国际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大多是资金雄厚、分支机构、众多行业经验丰富、拥有各种专业人才的法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却没有经验、财力又单薄，双方的议价能力、经济地位一般而言相差较大，这一点在人身保险合同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投保人、被保险人面对保险人事先印就的保单、面对保险人指定的准据法要么全面接受要么不接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此实践的后果，就往往导致保险人熟悉或对其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
面对这样的情况，立法者或者法官或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基于本身的法律训练所养成的的对正义的追求，而倾向于限制意思自治原则在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中的显要地位。
比如，欧共体关于《人身保险的第二号指令》规定国际人身保险合同一般不适用意思自治原则，而直接规定人身保险合同受保险承诺地（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则在其惯常居所地、法人的则在其管理中心地）的法律的支配（如果被保险人是自然人且其惯常居所地国和其国籍国不同则被保险人国籍国法律可以被选择），除非保险承诺地国的法律允许当事人选择另一国的法律作为该合同的准据法，当事人才可以选择准据法。
欧盟成员国比利时就此规定：当事人不得选择其他国家的法律作为准据法。
又如，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第192节下的commentE写道，即使（人身保险中）当事人之间存在法律选择的条款，如果这样的条款所指定的州的法律给予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低于依第192节本应适用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往往是投保时被保险人住所地所在州的法律）给予的保护，则法院是不会承认这样的法律选择条款的。但是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被保险人住所地的法律或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中法律选择条款提供了数个法律选择的可能其中又包括了被保险人住所地的法律或该保险是团体人身保险或可以判断出当事人的议价实力相等则当事人的法律选择仍是有效的。
这样，在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中运用保护弱势当事人原则成为值得瞩目的趋势，它在某些场合下甚至可以超越意思自治原则。
（三）最密切联系原则
1.概述
如果保险合同中既没有明示的法律选择条款，法院又找不到当事人默示选择的准据法，法院就将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国际保险合同的准据法。而各国保险合同冲突法的立法例对此的规定有所不同，有的仅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有的用特征性履行方法来辅助确定最密切联系原则，有的则在冲突法规则中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于准据法做出明确规定，并允许有所变通。
最密切联系原则起源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理论。为了确定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在19世纪萨维尼在其《罗马法体系》第八卷提出了“法律关系本座说”，认为法律冲突应依法律关系本座所在的的法律解决。在合同的法律适用上据此提出了履行地是合同法律关系的本座所在，因此合同的准据法应是合同履行地的法律。此后，美国学者又提出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认为合同仅依履行地法过于呆板，法律应根据合同的重力中心地或连接点聚集地来确定合同的准据法。实际上无论法律关系本座说还是最密切联系原则，他们都贯彻了一个精神：合同应和与之最有联系的地方的法律来调整。只是在用语方面，前者用“本座”后者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概括合同和某个地域的关系；在冲突规则的制定方面，前者在立法时即先验地的规定“本座”即履行地，后者则将判断的权利下放到法院手里，由法院依个案决定合同的准据法。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欧洲的使用则伴随着特征性履行方法。特征性履行方法是大陆国家国际私法的特有概念，意指合同的准据法是负担合同的特征性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的惯常居所或营业地的法律。当然由于《罗马公约》的订立，英国这个普通法国家也已接受了该方法，虽然英国的有关著作对该概念仍保有怀疑态度。
但是对于保险合同征性履行方法的适用也存在一些疑问。首先，就国际保险合同而言，它的特征性履行义务是什么？有人提出是保险人所负的义务。这样国际保险合同的准据法将可能是保险人所在地的法律。但是这样的结论对被保险人来说有点不公平。因为一般来说，特征性履行理论趋向于保护强者利益，对弱者不利。在国际保险合同当事人往往是一强一弱的关系，依该方法指导保险合同的法律选择，和保护弱势当事人的原则不符。所以我们认为，该方法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对此，值得注意的是适用于承保风险在欧共体外的国际险合同的《罗马公约》采用了特征性履行方法，而适用于承保风险在欧共体内的国际保险合同的欧共体指令则并不采纳该方法，这一做法也显示了该方法确实对保险人有利一些。
最密切联系原则实际上要取决于法官的推定。有观点认为法院在寻找当事人默示的法律与推定的法律时，两者在概念上的区别是明确的，但在具体案件中这样的区别有时是不明显的，在法院推断当事人默示意思时的依据也可能成为法院推定合同准据法的依据。确实，保险单的格式既可能是当事人法律选择意思的表现，也可能提供了法院寻找与合同有密切联系的法律的线索。但是一些因素是不能默示地显示当事人的法律选择的意思的，而只是客观的表明保险合同和某个法律之间的联系，如合同缔结地或合同履行地、承保标的物所在地等客观的标志。所以法院的推定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为合同寻找准据法的客观方法，这与依当事人的意思选择准据法的主观方法是对应的。
2.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国际保险合同中的运用
法院没有找到当事人明示的法律选择条款，也不能从保险合同的内容及其周围的情况中推出当事人默示选择的法律，则法院将会依最密切联系原则或者将其结合特征性履行或者以法律的具体规定为原则并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例外，灵活地决定国际保险合同的准据法，
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第188节规定，法院在决定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时，应考虑合同的谈判地、合同的缔结地、合同的履行地、合同的标的物所在地、当事人的国籍、住所这几个因素。这些因素通常也是其他国家法院在考虑准据法时的依据。但其中有的连结点的重要性在失去，比如合同的缔结地，在当代通讯发达的情况下，合同的缔结地既不易确定，即使确定也无多大意义，因而它在冲突法上的意义就趋于下降。
在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中，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在192节和193节规定之外的保险合同直接允许法院依最密切联系原则决定合同的准据法；针对其他的保险合同则规定先依具体的冲突规则并规定若其他州与其有更密切联系的法律则适用之。其192节关于人身保险的冲突规则规定，人身保险合同适用被保险人住所地的法律（如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若他州有更密切联系的，则适用该州的法律。《重述》认为之所以适用被保险人住所地法是因为：（1）人身保险牵涉公共利益；（2）住所地州就人身保险事务对被保险人拥有显要的利害关系；（3）住所地的保险法是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4）人身保险一般是格式合同，被保险人要么不订立要么全盘接收。从中可以看出，《重述》这样规定的根据是两个，一是保护弱势当事人原则，二是最密切联系原则，被保险人住所地即最大体现了与合同的联系，法律加以定型化并无不妥。与传统的法律关系本座说不同的是，法院仍允许这种规定可被具体事实例外地，这时法院便可不遵守该具体指定而另外确定准据法。同样的，《重述》在193节以同样的方法规定火险、保证险和意外事故险由风险所在地法律调整，除非有更密切联系的州存在。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共体指令对于欧共体内部的国际保险合同，仅就非人身保险合同允许法院适用适用有限制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于人身保险合同则基本直接规定了准据法。后者的规定更多的是依据“保护弱方当事人原则”而排除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可能。欧共体关于非人身保险指令第二号第7条第一款H项的规定，保险合同受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支配；这样的国家并非没有限制，法院只能从保单持有人惯常居所地、管理中心地、承保风险所在地或保险事故发生地的法律中寻找准据法。指令同时规定承保风险所在地国可被可例外地推定为与保险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在设置冲突规则的技术手段上，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和欧共体指令是一样的，但是在依最密切联系原则可选择的法律方面，欧共体设置了更多的限制。
欧共体成员国订立的《罗马公约》第四条规定合同受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支配，并规定负有合同的特定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惯常居所或中心管理机构所在地的国家应推定为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若将之运用于承保风险在欧共体以外的国际保险合同，即该类保险合同受负有特征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的惯常居所或中心管理机构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支配，除非情况表明其他国家与之有更密切联系，则适用该更密切联系国的法律。
什么是保险合同的特征义务？朱利阿诺－拉加德报告认为是保险人所负的义务，依此则保险合同原则上应受保险人中心管理机构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支配。所以，在确定承保风险在欧共体外部的保险合同的准据法时，《罗马公约》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并辅以特征性履行的方法，同时借助于对特征性履行地的确定赋予欧共体内部的保险人以更多的选择权以维护其保险人的利益。
将《罗马公约》和欧共体指令的规定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在两类保险合同的准据法的确定中贯彻了两种不同的原则，对外放弃保护弱方当事人原则，以完全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之名行保护欧共体的保险人之实；对内则依据保护弱方当事人原则，从保护欧共体被保险人利益出发限制甚至取消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或者虽依最密切联系原则但从立法上尽可能地排除保险人所在地法律的适用。欧共体的这种立法政策用心良苦，对我国的有关立法不无启示。
四、国际保险合同法律适用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准据法的适用范围
国际保险法的准据法的适用范围在我国并没有特别指出。司法解释一般规定，准据法适用于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释等方面。《罗马公约》第十条就风险位于欧共体以外的国际保险合同的准据法的适用范围规定如下：准据法支配如下事项，合同的解释、合同的履行、在法院根据诉讼法给予的权利限度内对违约后果包括在法律规定之内对损害赔偿的评价、关于债务消灭的各种方法、诉讼时效及诉讼期限、关于合同无效的后果。
根据英国普通法，合同的“准据法”是指支配合同及该合同项下当事人之义务的法律；它是指通常决定合同有效性及合法性、合同的解释及效力以及解除合同的条件的法律。在英国，合同准据法的适用范围包括：A.保险合同的有效性问题，包括合同能否因经济胁迫、错误引导或未披露而被撤销；B.保险合同的解释问题，除非是涉及准据法国家以外国家的货币条款，因为涉及特定国家货币的一切问题必须由那个国家的法律来决定；C.根据保险合同应支付的金钱数额问题，但支付方式受支付地法律支配；D.诉权问题，尤其是第三人承保人的权利等。另外，某些损害赔偿问题，以及仲裁条款的有效性问题，也应当由合同准据法支配。但是，程序问题，应当由法院地支配。
（二）反致问题
国际私法中的反致制度是指，如果法院地的冲突规范规定，对某一国际争议应当适用某一外国的法律，而该外国法律中的冲突规范则规定，对该案件应当适用法院地国的法律，这时法院就适用本国实体法来解决该争议。
对于国际保险合同是否适用反致制度，对保险合同准据法的确定至关重要。比如，依据英国的冲突规则，火灾险合同的投保人的权利决定于保险公司的营业地法；如果该公司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拥有营业所，投保人的权利就决定于该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法。而依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规定的冲突规则，火灾险合同的投保人的权利应决定于受保风险的主要发生地，即保险标的物所在地的法律。假定一家美国保险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某州，投保人的住所地在英国，当事人双方订立了一个火灾险合同，对位于该投保人住所地的一处房产进行保险。后来，双方就投保人的权利问题发生争议，投保人在英国法院，英国法院必然首先考虑英国关于保险合同的冲突规则，即适用保险公司总部所在地法律，在这里就是美国某州的法律。而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规定，应适用受保风险发生地法律，即英国法。如果英国法院接受反致，就会接受美国冲突规则的指引，适用英国本国的实体法来解决争议。同样，如果该投保人在美国某州法院，该州法院采纳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此时法院就会适用受保房产所在地法律，即英国法。但依照英国冲突规则，应当适用保险公司总部所在地法律，即法院地法。此时如果美国法院接受反致，就会适用法院地法。
对于这一问题，英国法院曾经在1939年的维他食品公司诉尤那斯船运股份有限公司案判决中作出了接受反致的判决。但这一做法受到了后人的批判。英国法院后来的判决也否定了在合同领域适用反致制度的原则。
在合同领域不采用反致制度的原则也得到了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肯定，该《重述》第186节注释B规定：“如果没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指准据法所属州的本地法，而不是那个州的包括其法律选择规范在内的全部法律”。欧共体《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公约》第15条、南斯拉夫1982年《法律冲突法》第6条第1款、1985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15条等晚近的国际私法立法和国际条约均作出了相同的规定。可以说，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不适用反致制度的原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这样做的理由是，它有利于保证法律适用结果的确定性和公正性。因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之前所选择的法律肯定是指该国的实体法，而不是冲突法。
基于此种理由，在国际保险合同中，也应同样地不适用反致制度。
（三）对不同种类保险合同的区分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保险所涉及到的社会领域越来越广泛。在人类生活的领域，随时随地可能遇到风险，而有风险就会有保险。由于风险种类的增多使得保险的种类也大大扩展。现代保险业中，各种新的保险类型可谓层出不穷。保险合同是保险业务的法律载体。保险业务类型的增多也使得保险合同的类型越来越丰富。
对于不同类型的保险合同，如果单一地适用同样的法律适用原则和连结规范来确定准据法，显然无法保护不同合同定当事人的特殊利益。因此，国际上对于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普遍采取对保险合同的种类进行区分的做法，分别探讨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1.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
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它通常包括人寿保险合同、健康保险合同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等。财产保险合同则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它又可以分为企业财产保险合同、家庭财产保险合同、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运输工具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信用和保证保险合同、机动车车辆保险合同、农业保险合同和海上保险合同等不同种类。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保险合同，由于他们的保险标的不同，因此在确定它们的连结点时就要考虑到不同的因素。
对于人身保险合同而言，对被保险人的保护已经成为当今保险法的趋势。比如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第192条就规定：“应被保险人的申请对之发出的人寿保险合同以及它所创设权利的有效性，当被保险人在其投保单中没有有效地选择法律时，由被保险人申请保险时其户籍州的当地法予以确定，除非在特定问题上其他州根据第6条陈述的原则与交易和当事人有更重要的联系，在此情况下，应适用该其他州的法律”。
对于财产保险而言，情况更为复杂，因为由于财产保险的标的不同，所涉及到的法律适用就会有差别。首先，财产可以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对于不动产而言，其所在地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比如房屋的火灾保险就可能由该房产所在地法律支配。就动产来说，交通工具的保险和一般动产的保险也存在差异。对于交通工具，通常由该交通工具的主要存放地、使用地或登记地法律支配。
对于责任保险来说，有关当事人的营业地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作为保险标的的损害来源地或损害发生地在某些情况下也应当得到考虑。
2.原保险合同与再保险合同
原保险合同是指普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再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以其所承保的危险责任，转向其他保险人投保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它实际上是保险人为了减少自己所承担的风险，将风险转移于其他保险人的措施。
与原保险合同相比，再保险合同除了具有一般合同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些独特的法律性质。首先，再保险合同具有一种合伙性质；其次，再保险合同具有责任性质。正是由于如此，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对再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做出了与普通保险合同不同的规定。比如欧盟就规定，再保险合同适用1980年《合同债务法律适用公约》的规定，而不适用关于人身保险和非人身保险的有关指令的规定。在英美法中，对于再保险，总是倾向于适用相关市场所在地法律，通常也就是缔约地，或导致合同缔结的活动（如经纪行为）所在地。
五、我国国际保险合同法律适用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对于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的关注是不足的。《保险法》没有涉外保险法律关系的适用的规定；《海商法》虽有《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但是在《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一章没有就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特别规定，而是依一般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决定（意思自治原则加最密切联系原则）。所以在确定保险合同的准据法时，我们只能依《民法通则》、《合同法》、《海商法》的一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曾提出在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涉外经济合同的准据法时，也确立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一般原则；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时，则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对于保险合同而言，最密切联系地被认为是保险人营业所所在地，除非存在更密切联系的国家。可见我国决定国际保险合同准据法的方法和欧共体调整承保风险在欧共体以外的国际保险合同的《罗马公约》的规定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上述司法解释在我国新的《合同法》颁布后已经失效。新《合同法》对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只作出了一条原则性规定，即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于国际保险合同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
即使是以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我国关于国际保险合同的冲突规则仍然显得极为简单，没有考虑到国际保险合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首先，没有考虑到在国际保险合同中对“保护弱方当事人原则”的运用。
如前所述，在国际保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保险人大多资金雄厚、经验丰富，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却没有经验、财力单薄，双方的议价能力、经济地位差距较大。为了保护相对而言处于弱方地位的被保险人，当今各国在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均通过特别规定来力求使有利于被保险人的法律得到适用。我国立法中还缺乏这方面的规定。这尤其不利于我国加入WTO后的形势。因为，随着我国保险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保险公司将会在我国开展业务，为了保护我国的被保险人，迫切需要指定相关的法律规范。
其次，没有区分保险合同的种类来分别制定冲突法规则。
如前所述，保险合同的标的即可能涉及人身，也可能涉及到各种财产，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甚至还包括法律责任。因此，各种类型的保险合同在法律适用上应当考虑到的因素是不同的。
按照我国此前的司法解释，在当事人没有做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保险合同一概适用保险人所在地法。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绝对。虽然依我国现有冲突规则，如果我国被保险人与外国公司发生人身保险合同关系时，并不排除适用我国法律的可能，但是这一结果的达成必然以保险合同中没有法律选择条款为前提，并且要司法解释提出的适用保险人所在地法的原则，这样的过程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来说都充满困难和不确定性，第一，如果外国保险人证明保险合同有法律选择条款，法院就只能无条件地遵守；第二，即使无法律选择条款，法院是否愿意司法解释中的一般规则仍是有疑问的。已如上述，保护弱势当事人原则，特别是保护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一个趋势，体现于冲突规则则意味着放弃保险人所在地的法律转而以被保险人所在地法为原则。我国理应对上述趋势有所反应，借鉴美国、欧共体的有关经验。
再次，没有考虑到在国际保险合同中对本国“强行规范”的适用。
从晚近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来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强行规范”（MandatoryRules；ZwingendeNormen）的广泛适用。早在一百多年前，萨维尼就在其名著《现代罗马法体系》第八卷中认为，存在一些具有严格的强制性的规范，它们不必考虑冲突规范所指引的是何国法律而必须强行适用.现代学者已经接受了这种类型的规范的存在，对它们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名称，除了“直接适用的法”（loisd‘applicationimmediate）之外，主要还有：警察法（Loisdepolice）、必须适用的法（leyesdeapplicacionnecesaria）、公共秩序法（Loisd`ordrepublic）、国际公共秩序法（Normasexpresasdeordenpublicointernacionl）、干预规范（Eingriffnormen）、排他性规范（Exclusivnormen）、特定的硬性规范（Normasrigidasexpresas）、地域限制性规范（spatialconditionedrules）、自我限制性规范（self-limitedrulesoflaw）等。
这种“强行规范”通常是与一国社会、经济利益有重大关系的实体法律。它反映了当今社会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已渗透到法律选择中来。法官对法律的选择不应当仅仅是“规则的选择”，而更应当是“结果的选择”，也就是对实体法的选择，因此，这种“强行规范”的大量适用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冲突法的实体化现象”.它表明，当个国际私法已越来越倾向于冲突法与实体法的结合。
晚近许多国家国际私法立法中均规定了“强行规范”的适用，如意大利1995年立法第17条规定，在外国法为准据法时，意大利的强行规范仍应强制适用。而1994年生效的加拿大魁北克国际私法立法不仅规定魁北克的强行规范必须强行适用，而且进一步规定，其他国家的强行规范只要与案情有密切联系，也可得到直接适用。这一规定具有突破性意义，它使“强行规范”的立法由单边主义向双边主义迈进了一大步。突尼斯1999年2月1日生效的国际私法典第38条、白俄罗斯共和国1999年7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第七章（国际私法）第1100条第1、2款等均体现了这一趋势。
就保险法而言，由于保险业属于一国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对国家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各国都对保险业加强监管，颁布了许多对保险市场和保险业务进行干预的立法，这些立法无疑都属于强行规范的范畴，它们在国际保险法律纠纷中的适用应当遵循特殊的连结原则。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解决我国未来国际保险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则应该借鉴各国国际保险合同立法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灵活掌握运用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采用“保护弱方当事人原则”对保险消费者提供保护，采纳“强行规范”理论加强对本国保险业的保护。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的立法工作。我国法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准备将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纳入到未来的《民法典》中来。由于我国原有立法对于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并未做出完善的规定，因此，在即将进行的新的立法中应当对这方面的内容加以弥补。
前不久，集中了我国国际私法学者集体智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已经出台。遗憾的是，在这部堪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示范法》中，有关国际保险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仍然遵循了我国先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规定，没有做出新的突破。这主要是由于于国际保险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我国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落后。因此，目前首当其冲的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为我国将来的立法打下坚实基础。
出于抛砖引玉的目的，我们不揣冒昧，对我国国际保险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提出如下建议条文：
“国际保险合同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国家的法律。本法另有规定者除外。
当事人可以在订立合同时或争议发生后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全部合同的法律，也可以针对合同的某一部分选择应适用的法律。
如果合同的所有其他相关因素均只与某一个国家有关，则当事人所作的法律选择不得排除该国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的适用；
当事人对于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未作选择的，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与国际保险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通常是指：
1.财产保险合同，为保险人营业所所在地国法律；不动产保险合同，为不动产所在地国法律；交通工具保险合同，为交通工具注册登记地国法律；责任保险合同，为被保风险发生地国法律；火灾保险合同，为保险事故发生地国法律；
2.人身保险合同，为被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的惯常居所地国法律；
3.集体保险合同，为保险人营业所所在地国法律；
4.再保险合同，为合同缔结地国法律；
【论文摘要】 独立担保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对独立担保制度的风险进行分析，是我们研究并完善独立担保制度的需要，也是我们有效避免其在实践中产生负面效应的需要。 【论文关键词】 国际贸易 独立担保 风险 一、独立担保的含义 独立担保真正在国际贸易中开始作为一种有效的担保手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其产生的经济背景是中东石油开发。随着中东石油的发现与大规模的开发，中东国家积累了大规模的财富，他们利用积累的财富向西方国家进口商品和对外承包工程。但是由于他们缺乏贸易经验，时常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欺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采购机构坚持要求承包商和出口商提供以银行为担保人的、无条件的、与基础合同无关的、见索即付的独立担保。 从那时起国际贸易中开始大量采用独立担保作为担保的主要方式，其适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后来有人称之为独立担保运动。作为对传统从属性担保制度的“颠覆”，有的学者认为，由于独立担保在国际经贸实际业务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国际贸易双方感到在没有独立担保情况下就无法达成交易的程度。 二、独立担保风险来源 1.申请人风险 一般情况下，银行在保函项下主要保证申请人履行某一项合约项下的义务，并在申请人违约，受益人索赔时向受益人支付一定金额。银行在向受益人作出赔付后，取得向主债务人(申请人)的立即追索权，可以要求保函申请人对银行作出的赔付进行补偿。来自保函申请人方面的风险主要是指:(1)申请人在银行向受益人作出支付后违约，不愿或在由于资金短缺等原因不能及时向银行偿债，则银行就可能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偿，使“银行因此处于一种信贷风险中”。(2)如果申请人破产、或无力偿债，而银行又不能从反担保人处得到补偿，就形成了一笔不良贷款。(3)申请人所申请担保项目本身也存在一定的效益风险。 这就是银行在保函项下可能承受的来自保函申请人方面的风险，即申请人因财务实力和信用状况带来的风险，实际上是申请人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但是如果银行不能有效防范，它们就会转嫁给银行，银行将面临并承担相应的类似于贷款的法律风险。 2.来自受益人的风险 来自受益人的风险主要是指受益人欺诈或滥用权利，也有的学者称之为“欺诈例外”。之所以称为“例外”，是指当受益人欺诈或者滥用权利时，担保人以此作为抗辩，拒绝付款。 对于欺诈，尽管在概念和具体案例的适用方面没有得到统一，但所有国家的司法实践都承认欺诈例外是一项抗辩，通常都要联系基本交易加以确定，并受严格的证据要求的限制。各国法院在指出欺诈例外的基础时，都提及欺诈破坏一切或欺诈抗辩等传统格言或经常在民法典中得到体现的诚信或禁止权利滥用这样的一般原则。从这一点上来说，欺诈侵犯了独立原则。 3.反担保风险 反担保方式主要有保证金、抵押、质押或由第三方出具的反担保函等几种形式。反担保人除了有申请人类似的风险外，还因保函业务本身债权转移的环节较多，过程较长，有其特殊风险，例如要由反担保追及到担保时范围和期限的问题。虽然保函明文规定责任范围和有效期，然而由于文字外延有时难以界定得十分确切，同时索赔还有一个时间过程，例如单据的邮递过程等，都会造成担保行在保函约定的一定范围、期限外对受益人履行偿付义务。这些因素，应在开具保函落实反担保条件时，转嫁给申请人或反担保人。否则，担保银行就会自行承担风险。 在抵押或质押作为反担保时，如抵押或质押的手续不全，未按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或转让及或重复抵押时都有可能造成银行按保函规定向受益人赔付后无法得到补偿，而由第三方出具的反担保函形式的主要风险是反担保人不具有代清偿能力，这些情况将使担保行在对外赔付以后，既不能在申请人处得到补偿，也不能在反担保人处得到补偿。所以，担保人银行在接受委托，落实反担保时，一定要审查反担保是否具有代清偿能力。除此之外，反担保的风险还一可能出现反担保人破产、无履约能力和不愿履约的情况。 4.担保银行自身风险 作为一家担保银行，随时存在由于内部管理不严、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和业务操作程序不规范而引起的一系列风险。譬如银行内部人员未经授权或超权限开立银行保函，不经审查相关情况和内容私自出具保函等。 另外，对外担保业务属于银行对外的或有负债，只有在申请人违约，由受益人提供有效证明及索偿文件时，银行才首先对外付 款，之后再向申请人追收款项。银行对外付款后，代付资金才转为对申请人的贷款。因而若处理得当，担保项下的银行风险并不大于现汇贷款业务的风险。但由于对外担保业务不可用的是银行信用，不需动用资金，而且是表外业务，可以不作账面反映，因而易于忽视隐蔽的风险，降低审查标准，放松对反担保和抵押的要求，不顾自身担保能力而盲目扩大对外担保业务量。这样，一旦风险发生，其危害性将更大，将极大威胁着银行自身的安全。 三、国际贸易中独立担保的风险防范 独立银行保函业务中，担保银行实际上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独立担保业务本身就有高利益和高风险并存的特点。而且，由于其承担的风险往往具有隐蔽性、多样性和延伸性犯，为银行在实务中的防范工作制造了很大的困难。银行往往承担独立保函风险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引起的：银行和申请人信息不对称、银行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还不能满足保函业务发展的要求、银行的风险意识不足、银行的风险防范措施机制不够健全等等。分析了风险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加强银行防范独立保函风险的能力。 1.加强对担保申请人的审查。银行保函虽然只是信用担保，不占用资金，但一旦出现了索赔事件的发生，银行必须代位清偿，实际上也就是等于银行对担保申请人提供了一笔贷款。银行要向被担保人行使追索权的风险其实和贷款风险相当。国外防范风险成功的银行将基本经验总结为一句话：“不要和骗子打交道”。所以，为了防止违约风险的出现，我们必须将独立银行保函当作贷款一样来对待，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对担保申请人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及发展前景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和严格的审查，保证银行“不要和骗子打交道”，确保银行最终审批同意给予提供保函的对象符合担保的有关要求，尽可能将风险杜绝于门外，把好独立银行保函法律风险防范工作的第一关。 2.落实并采取反担保措施，积极争取主动权 银行开具保函后，增加了自身的或有债务，为防止申请人无力还债，因此在对外提供担保之前，银行常要求申请人提供反担保措施，如提供保证金或提供抵押、质押等，并签订书面的反担保协议书，以分散出具担保合同的风险，积极争取担保银行掌握主动权，保证一旦银行对外赔付事件发生后，如果被担保人无力偿还银行的垫款，提供反担保的第三人就能补偿银行因履行担保责任而作出的任何的支付。对于提供反担保的第三人的主体资格也要进行严格的资信审查，必须保证提供反担保的第三人是资信可靠，有足够担保能力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以免担保银行对外赔付后，如果不能从担保申请人处得全部补偿，又将面临反担保无效或者反担保人无经济实力而使反担保文件成为一纸空文的风险。 3.做好担保前的项目可行性研究，加强提供担保后的监督和检查工作 出具保函往往是为了某一项目投标或某一经济合同的履行作担保，所以，银行还应对该项目或合同进行预测、判断和评估。对项目提供了保函后，也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时刻加强对项目进展情况的监督、了解和检查。这是实际工作最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以为经过了可行性论证和反担保措施的落实及保函手续费的支付，风险已经不存在。实际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担保申请人和反担保人都会产生经营风险，反担保物的价值也会有变化，因此还可能发生赔付的事件。只有在担保责任期限过后，才可以说风险己经不存在，否则，就永远不能松懈。 4.加强担保合同的拟定和管理工作 在保函的拟订中，因为保函自身的记载内容决定了银行所应承担的义务和风险，那就要求银行业务人员和银行法律专业人士严格操作程序，一起认真对待和审定合同条文中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细节，要做到字斟句酌，充分理解合同条文中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的含义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对各项内容都应予以明确地规定，不存侥幸心理，保证不因合同条文规定不清或留有疏漏而给将来的业务运作留下隐患。 5.加强对银行保函相关人员培训 一方面必须加强对银行业务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增强其风险意识；另一方面加强银行法律专业人士对保函具体业务的知识掌握和法律审查，尽可能减少银行业务人员的主观失误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孟国碧:独立担保项下担保人的抗辩权初探[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2 李国安:独立担保欺诈例外法律问题研究[J].现代法学，2005.2
【论文摘要】 独立担保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对独立担保制度的风险进行分析，是我们研究并完善独立担保制度的需要，也是我们有效避免其在实践中产生负面效应的需要。 【论文关键词】 国际贸易 独立担保 风险 一、独立担保的含义 独立担保真正在国际贸易中开始作为一种有效的担保手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其产生的经济背景是中东石油开发。随着中东石油的发现与大规模的开发，中东国家积累了大规模的财富，他们利用积累的财富向西方国家进口商品和对外承包工程。但是由于他们缺乏贸易经验，时常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欺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采购机构坚持要求承包商和出口商提供以银行为担保人的、无条件的、与基础合同无关的、见索即付的独立担保。 从那时起国际贸易中开始大量采用独立担保作为担保的主要方式，其适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后来有人称之为独立担保运动。作为对传统从属性担保制度的“颠覆”，有的学者认为，由于独立担保在国际经贸实际业务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国际贸易双方感到在没有独立担保情况下就无法达成交易的程度。 二、独立担保风险来源 1.申请人风险 一般情况下，银行在保函项下主要保证申请人履行某一项合约项下的义务，并在申请人违约，受益人索赔时向受益人支付一定金额。银行在向受益人作出赔付后，取得向主债务人(申请人)的立即追索权，可以要求保函申请人对银行作出的赔付进行补偿。来自保函申请人方面的风险主要是指:(1)申请人在银行向受益人作出支付后违约，不愿或在由于资金短缺等原因不能及时向银行偿债，则银行就可能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偿，使“银行因此处于一种信贷风险中”。(2)如果申请人破产、或无力偿债，而银行又不能从反担保人处得到补偿，就形成了一笔不良贷款。(3)申请人所申请担保项目本身也存在一定的效益风险。 这就是银行在保函项下可能承受的来自保函申请人方面的风险，即申请人因财务实力和信用状况带来的风险，实际上是申请人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但是如果银行不能有效防范，它们就会转嫁给银行，银行将面临并承担相应的类似于贷款的法律风险。 2.来自受益人的风险 来自受益人的风险主要是指受益人欺诈或滥用权利，也有的学者称之为“欺诈例外”。之所以称为“例外”，是指当受益人欺诈或者滥用权利时，担保人以此作为抗辩，拒绝付款。 对于欺诈，尽管在概念和具体案例的适用方面没有得到统一，但所有国家的司法实践都承认欺诈例外是一项抗辩，通常都要联系基本交易加以确定，并受严格的证据要求的限制。各国法院在指出欺诈例外的基础时，都提及欺诈破坏一切或欺诈抗辩等传统格言或经常在民法典中得到体现的诚信或禁止权利滥用这样的一般原则。从这一点上来说，欺诈侵犯了独立原则。 3.反担保风险 反担保方式主要有保证金、抵押、质押或由第三方出具的反担保函等几种形式。反担保人除了有申请人类似的风险外，还因保函业务本身债权转移的环节较多，过程较长，有其特殊风险，例如要由反担保追及到担保时范围和期限的问题。虽然保函明文规定责任范围和有效期，然而由于文字外延有时难以界定得十分确切，同时索赔还有一个时间过程，例如单据的邮递过程等，都会造成担保行在保函约定的一定范围、期限外对受益人履行偿付义务。这些因素，应在开具保函落实反担保条件时，转嫁给申请人或反担保人。否则，担保银行就会自行承担风险。 在抵押或质押作为反担保时，如抵押或质押的手续不全，未按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或转让及或重复抵押时都有可能造成银行按保函规定向受益人赔付后无法得到补偿，而由第三方出具的反担保函形式的主要风险是反担保人不具有代清偿能力，这些情况将使担保行在对外赔付以后，既不能在申请人处得到补偿，也不能在反担保人处得到补偿。所以，担保人银行在接受委托，落实反担保时，一定要审查反担保是否具有代清偿能力。除此之外，反担保的风险还一可能出现反担保人破产、无履约能力和不愿履约的情况。 4.担保银行自身风险 作为一家担保银行，随时存在由于内部管理不严、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和业务操作程序不规范而引起的一系列风险。譬如银行内部人员未经授权或超权限开立银行保函，不经审查相关情况和内容私自出具保函等。 另外，对外担保业务属于银行对外的或有负债，只有在申请人违约，由受益人提供有效证明及索偿文件时，银行才首先对外付 款，之后再向申请人追收款项。银行对外付款后，代付资金才转为对申请人的贷款。因而若处理得当，担保项下的银行风险并不大于现汇贷款业务的风险。但由于对外担保业务不可用的是银行信用，不需动用资金，而且是表外业务，可以不作账面反映，因而易于忽视隐蔽的风险，降低审查标准，放松对反担保和抵押的要求，不顾自身担保能力而盲目扩大对外担保业务量。这样，一旦风险发生，其危害性将更大，将极大威胁着银行自身的安全。 三、国际贸易中独立担保的风险防范 独立银行保函业务中，担保银行实际上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独立担保业务本身就有高利益和高风险并存的特点。而且，由于其承担的风险往往具有隐蔽性、多样性和延伸性犯，为银行在实务中的防范工作制造了很大的困难。银行往往承担独立保函风险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引起的：银行和申请人信息不对称、银行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还不能满足保函业务发展的要求、银行的风险意识不足、银行的风险防范措施机制不够健全等等。分析了风险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加强银行防范独立保函风险的能力。 1.加强对担保申请人的审查。银行保函虽然只是信用担保，不占用资金，但一旦出现了索赔事件的发生，银行必须代位清偿，实际上也就是等于银行对担保申请人提供了一笔贷款。银行要向被担保人行使追索权的风险其实和贷款风险相当。国外防范风险成功的银行将基本经验总结为一句话：“不要和骗子打交道”。所以，为了防止违约风险的出现，我们必须将独立银行保函当作贷款一样来对待，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对担保申请人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及发展前景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和严格的审查，保证银行“不要和骗子打交道”，确保银行最终审批同意给予提供保函的对象符合担保的有关要求，尽可能将风险杜绝于门外，把好独立银行保函法律风险防范工作的第一关。 2.落实并采取反担保措施，积极争取主动权 银行开具保函后，增加了自身的或有债务，为防止申请人无力还债，因此在对外提供担保之前，银行常要求申请人提供反担保措施，如提供保证金或提供抵押、质押等，并签订书面的反担保协议书，以分散出具担保合同的风险，积极争取担保银行掌握主动权，保证一旦银行对外赔付事件发生后，如果被担保人无力偿还银行的垫款，提供反担保的第三人就能补偿银行因履行担保责任而作出的任何的支付。对于提供反担保的第三人的主体资格也要进行严格的资信审查，必须保证提供反担保的第三人是资信可靠，有足够担保能力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以免担保银行对外赔付后，如果不能从担保申请人处得全部补偿，又将面临反担保无效或者反担保人无经济实力而使反担保文件成为一纸空文的风险。 3.做好担保前的项目可行性研究，加强提供担保后的监督和检查工作 出具保函往往是为了某一项目投标或某一经济合同的履行作担保，所以，银行还应对该项目或合同进行预测、判断和评估。对项目提供了保函后，也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时刻加强对项目进展情况的监督、了解和检查。这是实际工作最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以为经过了可行性论证和反担保措施的落实及保函手续费的支付，风险已经不存在。实际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担保申请人和反担保人都会产生经营风险，反担保物的价值也会有变化，因此还可能发生赔付的事件。只有在担保责任期限过后，才可以说风险己经不存在，否则，就永远不能松懈。 4.加强担保合同的拟定和管理工作 在保函的拟订中，因为保函自身的记载内容决定了银行所应承担的义务和风险，那就要求银行业务人员和银行法律专业人士严格操作程序，一起认真对待和审定合同条文中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细节，要做到字斟句酌，充分理解合同条文中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的含义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对各项内容都应予以明确地规定，不存侥幸心理，保证不因合同条文规定不清或留有疏漏而给将来的业务运作留下隐患。 5.加强对银行保函相关人员培训 一方面必须加强对银行业务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增强其风险意识；另一方面加强银行法律专业人士对保函具体业务的知识掌握和法律审查，尽可能减少银行业务人员的主观失误带来的风险。
(一)保险国际化的方式
从目前看,保险国际化方式主要有三种:
1.投资国外保险市场。即通过在国外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的方式,向外国保险市场渗透,这种方式是目前保险国际化的主流。但是,由于世界各国保险市场开放程度不同,开放方式各异,因此,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的难易程度也不相同。
2.投资国外资本市场。即将本公司的资金运用到国外资本市场,分散投资风险,寻求资本收益。这种方式一般受本国保险法关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规定的限制。
3.开放本国保险市场。通过完善保险法规,逐步开放本国保险市场,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参与本国保险市场,国内保险市场经营主体的国际化和本国风险管理的国际化。
(二)实际分析
从目前情况看,欧洲经济及保险一体化就是保险国际化的一个实例。为了推动欧洲共同体保险市场一体化进程,1994年7月1日,欧洲第三代保险决议生效。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统一欧洲共同体保险业执照、确立本国控制的监管原则和取消对保险业的高度监管;(2)统一执照将允许共同体成员国保险公司在本国注册,在欧洲共同体的任何地方从事保险业务;(3)由保险公司注册国负责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偿付能力的执照由保险公司的注册国来颁发,但所有共同体成员国都必须认可这次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自由决定费率和条件,监管局的监管目标只限于保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通过这次改革,过去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中实施的保险条款和费率需获得保险监管部门事先批准的要求已不再存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管理制度的改革几乎是一场革命,为了达到预期目的,立法者必须处理好以下主要问题:
1.必须克服各国过去不同的保险监管方式所形成的障碍。长期以来,不少成员国一直规定保险合同的条文必须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认为这样具体的监管可以增加市场的透明度,最大程度地减少公司之间的不同之处,并方便消费者比较和选择不同的保险产品。对于保险准备金,虽然所有的成员国都分析保险准备金是否充足,但各国对如何平衡指令性的调控和精算师的职责有很大的分歧,这一分歧在人寿保险中最为明显。还有些国家一直通过法律和监督人的方式,对保险准备金的具体细节加以规定。在这些国家里,批准保险费的同时一般也要批准技术性指标(预定利率,死亡率)。在整个合同有效期内,这些技术性指标都被用来计算保险准备金。在投资方面,许多国家规定了投资范围,并且规定在一定类别内最大的投资限额。由于各个成员国对监管方式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各个成员国一般都不愿支持彻底提供服务的自由。
2.事后控制。有些国家的监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每个保险产品和费率的事先批准。有些国家规定,每个保单用语都必须事先和监督机关达成协议。新保单形式的提议需由一些主要保险公司成员组成保险管理理事会传阅。提议被批准后,任何希望销售这种产品的保险公司都可以使用。但是,欧洲委员会指出,事先批准的程序不适合开放的竞争市场的要求,因为事先批准措施是为了减少竞争,并很可能给地方保险公司带来优势。因此,成员国必须废除事先批准的规定。
3.共同认可。为了开创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性的市场,保险产品和保险费率的事先批准,甚至备案性通知的要求都被禁止。从现在开始,着重于统一执行的标准及对保险准备金、资产的充足性与最低偿付能力差额的监管。保险公司即将有选择在哪个国家设立总公司,在哪种监督制度下开展业务的自由。
二、国际保险监管总目标的调整与监管发展趋势
保险国际化的发展使全球保险市场逐步融为一体,本国保险市场日益成为全球保险市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独立性相对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保险业的发展不仅要受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要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影响的程度将越来越大。
由于一国保险市场同时受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所以,可以预见,21世纪,各国保险业波动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加大。为了熨平保险波动周期,促进本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相应调整了宏观保险监管目标。总的来看,宏观保险监管目标主要有四个:一是保持社会对保险制度体系和机构体系的信任;二是增进社会公众对保险体系的了解和理解;三是在适当程度上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四是减少和打击保险犯罪。在实现上述宏观监管目标时,各国法律一般要求保险监管部门做到:(1)维护本国保险市场的稳定;(2)依法监管,尊重保险机构的经营自;(3)平衡消费者和保险行业间的利益,以及加予保险机构的负担和限制;(4)加快本国保险业的改革与创新;(5)在保险国际化形势下,通过有效监管,增强本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6)坚持市场化原则,保护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竞争。
在宏观监管目标和法律要求的指导下,各国保险监管发展趋势表现为:
1.混业监管体制将全面取代分业监管体制。20世纪末,金融业发展的新动向就是混业经营。在保险方面,这种混业经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寿险业采用子公司的形式相互渗透,并存在一种产、寿险公司交叉经营的第三保险业务领域;二是银行、证券、保险和投资之间相互渗透。在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之间的互动效应将越来越大。为了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解决混业经营所产生的问题和新的需要,不少国家都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进行了修订,对保险监管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目的在于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波动对保险业造成的风险。
2.产品监管的市场化趋向明显。产品的市场化突出表现为保险合同自由和保险费率市场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保险监管部门普遍认为商定保险合同内容和保险产品价格(保险费率)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双方的事情,应由双方自行解决,政府不应过多干预。同时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让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来实现自由竞争和保险产品创新。从目前看,大部分国家已不再审批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在实行产品市场化的同时,各国仍保留对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否决权,即如果保险监管部门认为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道德标准,或有不公平行为,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予以纠正。在放松保险产品监管的同时,各国保险监管部门普遍加强了对保险投诉的监管,注重研究网络经济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加大了对网上保险产品销售行为的监管力度。
3.偿付能力监管日益成为监管工作核心。近年来,保险监管重点越来越偏重于偿付能力监管。而且,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偿付能力监管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监管方式也日新月异。尽管各国的监管方式不同,但毫无疑问,全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正在由传统的静态监管向现代的动态监管转变,正在由业务和财务分离监管向业务和财务一体化监管的方向转变。
4.保险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日臻成熟。向社会公开保险公司的信息越多,越能帮助投保人正确选择保险公司以转嫁风险,越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大部分国家的保险监管部门认为,向社会公开保险公司的信息,可以通过社会的力量强化对保险公司的监督,有利于保险公司加强自律。基于此,各国保险监管部门普遍建立了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开保险公司信息,以便于社会各单位和个人了解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
5.依法监管走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保险监管也注定应依法监管。目前,各国都有保险监管法规,通过法规对保险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进行规定。这些法规同时也要求为保险监管部门错误的监管行为给被监管对象造成经济损失后,必须依法进行赔偿。在具体监管实践中,普遍增强了监管法规的透明度,大幅度地减少了“暗箱”操作行为。
三、我国保险监管政策建议
(一)现行保险体制评估
从体制方面看,我国保险业发展与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有一些较为明显的区别:一是世界保险业正在走集团化、综合化发展道路,购并活动频繁;我国则在实施分业发展战略,这种分业不仅表现在银行、证券、保险间的绝对分业,同时也表现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间的绝对分业。二是世界上正在实施混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创新,而我国则在落实分业监管方案。近几年我国保险业的大踏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但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加深,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必然会被纳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在未来开放条件下,现行的保险体制对21世纪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应从现在开始研究,适时提出完善方案,这样才能有备无患。
(二)实施开放性监管战略
开放性监管战略条件下保险监管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在国内保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我国保险市场的稳定与发展;二是在国际上全面提升我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采用市场手段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兼顾保险市场的效率与公平。为达到监管目的,建议:第一,中国保监会应与国际保险监管组织和他国保险监管部门建立国际保险监管支持体系,通过该体系监管国内保险市场上的外资保险公司和国际保险市场上的本国保险公司,以及接受本国分保业务的国外再保险公司。第二,与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建立监管信息通道,以监管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互动性。第三,加速本国保险业市场化的建设,适当增设中资保险公司,培育全国性保险市场,适当发展现有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培育地区性保险市场;建立市场退出机制,淘汰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公司,优化市场主体结构。通过发挥准入与退出机制的作用,建立适度竞争的完善的中国保险市场体系。第四,建立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的新的监管体制,加强对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和体系的过程控制,防范和化解保险风险。
(三)实施优质发展战略
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保险业的发展程度与市场潜力的主要指标。1998年我国保险深度只有1.4%,保险密度只有约100元。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保险深度已超过10%,保险密度已超过5000美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国,保险深度也已达到5%,保险密度也达到100美元的水平。在现有GDP水平下,如果用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平均水平衡量我国保险业,1998年我国保费总收入应该达到3997亿元,而实际上我国保费收入只有1247亿元。另外,虽然我国保险业已发展了50年,但新险种开发、老险种升级换代等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保险产品尚未形成优质品牌效应。如在世界上已流行多年的寿险投资连结产品和职业责任保险在我国则刚开始尝试。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从保险业务规模,还是从保险产品结构来看,我国保险市场潜力巨大。因此,目前应通过加强保险监管实施保险发展战略。首先,应抓住我国“入世”机遇,认真研究国际保险惯例和WTO有关保险业的规则,充分利用国外先进的保险技术,引进先进的保险产品和经营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其次,要深化改革,锐意创新,苦练内功,大力挖潜,合理开发和使用保险市场资源。第三,要以“保障经济、稳定社会、促进改革、造福人民”为总服务方向,大力调整保险产品结构,积极理顺费率体系,不断拓展服务领域。
(四)提高保险信息化水平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是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和信息资源的利用不仅成为保险公司生存的基础,而且是保险公司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克“敌”致胜的法宝。对我国这样一个保险业发展落后的国家来说,保险信息化程度将是决定我国保险业在未来开放性中国保险市场上生存的基本条件。因为在未来开放性的保险市场中,“本国”与“外国”不再是投保人选择保险公司的重要参照条件,只依靠投保人的爱国热情是不能维护保险公司生存的。在未来保险竞争中,可以依靠的只能是投保人对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选择。要创造品牌效应和提高保险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就必须加速保险业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程度。当前,建议中国保监会牵头制定行业信息标准,提出行业信息化建设要求和目标,通过建设保险行业公共信息网和各单位专用信息网,并适当联结保险行业公共信息网和各单位专用信息网的方式,建成中国保险业信息网。
(五)完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
二、我国保险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一）结构调整未得到实质性突破，分红保险一险独大
《新规》引入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用保险风险比例来度量重大附加利益，对混合保险合同提出分拆要求，这意味着非保险责任或保障程度低的保费不能确认为保费收入，其目的是引导保险公司调整业务结构，多做保障型业务，增强保险行业核心竞争力。《新规》实施后，作为保险公司的主打产品投资连结保险、万能寿险不再确认为保费收入，因而其比例不断下降，但《新规》对分红保险的分拆要求相对宽松，依然作为保险合同计入保费收入。据中国保险年鉴资料统计，2000年分红保险仅占寿险业务保费收入的0．88％，但2009年该比例增长到66．94％，2010年和2011年占比分别为77．25％、76．46％，之后各年比率不低于80％，2013年占比86．29％，分红保险成为目前主导寿险市场的龙头。分红保险的主要特点在于投保人除了可以取得传统保险责任保障外，还可以参与保险公司承保和投资所得盈余的分配。虽然它在某种程度带有保障功能，但更多的是一种理财产品，这种功能错位和金融过度，一方面淡化了保险的社会保障功能，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而且由于在理财上没有优势，在分红比例达不到银行、证券、信托基金的情况下，退保压力增大。目前，各保险公司退保率急剧上升，很多公司当年现金流为负，赔付危机已经显现，这实际上是为这些年来金融过度在买单。另外，《新规》用保险风险比例大于或等于5％作为保险合同的确认条件，促使某些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故意设置条文，增加出险率低，但出险时赔付金额较大的附加险，从而增加保险事故发生情景下保险人的支付额，使本来应该作为投资合同或其他合同的险种得以纳入保险合同的范围。
（二）公允价值有失公允，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可靠性受到质疑
保险合同准备金是为了承担未来保险责任而提取的准备金，它具有未来性、估计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一种或有负债。《新规》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准备金计量三因素模型（即对未来现金流的当前估计、风险调整和合同服务边际），以公允价值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能够客观、适时地对公司的保险负债予以反映，但是这个理想化的目标由于缺少一个公平有效的交易市场而受到阻碍，假设条件的复杂性，加之专业水平的限制也会影响计量结果的准确性。比如，关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率，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实务中统一是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确定的750个工作日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移动平均为基准，加合理的溢价确定。对于分红保险合同，对其现金流按照与非分红保险合同折现率相同的原则确定其折现率，并不区分不同的现金流。对于具有“长尾巴”赔款的非寿险保险合同也没有考虑对其折现。关于风险调整，目前我国大部分保险公司采用情景对比法来计算，即风险调整为不利情景下的负债与合理估计负债的差额。但不利情景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要考虑死亡率的变动（对于定期寿险考虑死亡率增加，对于年金险通常考虑死亡率减少）、退保率的变动（退保率的变动方向需根据产品特征确定）、费用增加等因素。对于非分红保险需要采用和合理估计负债相同的折现率，而分红保险需要考虑预期投资收益的变动，而这些因素目前没有一个科学的量化标准。在许多情况下，要求保险公司精心挑选为数不多的情景进行分析，而不是权衡无穷无尽的各种方案。关于合同服务边际，虽然我国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确认首日费用，没有确认首日利得，而将其作为准备金的组成部分，即用合同服务边际消除首日利得，但在保险合同准备金后续计量时锁定合同服务边际，选择摊销因子在后续期间内进行摊销，但不改变计算摊销因子的假设。如何寻找合适摊销因子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
（三）会计信息可比性降低，滥用会计估计变更操纵利润
《新规》改变过去按照保监会制定的统一的法定精算规定，要求采用盯市的方法，以合理估计金额来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但对于同一事项可能有不同的估计方法，这期间需要大量的职业判断和专门方法，精算假设和计量方法的选择不同会导致准备金的评估发生差异，从而使不同的保险公司会计信息难以比较。比如，保险公司在确定折现率时对合理的溢价需要作出大量的判断，在进行风险调整时要作出各种主观权衡。不同的公司在选择摊销因子时采用不同的逻辑前提，有的选择摊销因子的出发点定位于利源，因而选择以保额或预期保障利益支出作为摊销因子；有的则对所有险种都采用保额作为摊销因子；还有的对分红保险采用未来红利支出作为摊销因子。如何达到“随服务的履行系统摊销合同服务边际”的要求，《新规》并没有确定合理的选取范围和方法。另外，从理论上讲，作为会计估计的变更，按照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但《新规》明确要求保险公司对于2009年年度财务报告编制日以前发生的有关会计交易或事项应进行追溯调整，其结果是2009年所有的保险公司受益于《新规》的实行，采用追溯调整法通过少提责任准备金等手段进行调整，利润出现全面大幅度增长。
（四）保险监管指标计量基础发生改变，偿付能力报表编报规则面临重大调整
一个完整的保险会计体系不仅包括一般公认会计，而且包括保险监管会计。由于《新规》的实施，将大量改变保险监管指标不同项目的计量和核算基础，最低资本和实际资本的计算口径发生变化，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的计算相应会受到影响，认可资产表、认可负债表编报规则有待调整。最明显的是保险资产和保险负债引入公允价值的计量，在计算实际偿付能力时，有关保险资产和负债的认可价值是否应该也与公允价值挂钩，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另外，2001年，欧盟委员会下属保险委员会启动了偿付能力II项目，2009年10月正式通过，将于2016年1月正式实施。而目前我国偿付能力指标体系、偿付能力报表科目和披露内容依然沿用欧盟偿付能力I的标准，它建立在旧会计准则和报表科目之上，不能充分反映保险公司的风险，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不相适应。
三、完善我国保险会计准则的对策
（一）改进保费收入的度量标准，引导保险业回归保障
1．完善保险合同分拆规定。在确认保费收入时，无论是投资连结保险、万能寿险，还是分红保险，对于存在“显著”的投资组成部分，应将其分拆出来并比照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不能计入保费收入。如果投资组成部分与保险组成部分不是“高度关联”，则认为存在显著的投资组成部分。表明投资组成部分与保险组成部分是高度相关联的特征包括：（1）不可能发生一个组成部分到期或失效而另一个组成部分却没有相应到期或失效；（2）与各组成部分相应的产品在相同的市场或地区不存在单独的销售；（3）保险组成部分的价值随着投资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而变化。另外，保险公司在判断某种情形下是否支付重大附加利益时，应当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按照此原则，目前我国对于某些保险风险比例刚好等于或稍微大于5％的合同，有可能通不过重大保险风险测试。2．对保障型业务实行政策倾斜。保险公司应从产品设计、费用管理、绩效考核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规划结构调整。产品条款的改变对结构调整会产生重大影响，保险公司在定义保险责任及其他条款时，应结合保险合同识别和保险合同分拆的相关要求，明确和量化保险产品的本质特征及其审批备案标准，不断探索保障型和投资型业务的合理配比，深入分析保障型产品销售不畅的原因，优化产品设计方案，减少保障程度低的产品流入市场。科学制定财务费用方案，实施差异化的费率管理政策，从严控制投资型产品费率水平，严格控制其费用开支，提高保障型产品费率水平，放宽其预定利率限制水平，增强保障型产品的吸引力。建立和完善以结构调整成效作为考核目标的绩效评价体系，改变过去以保费规模和市场份额增长指标作为评价标准的现状，综合运用规模类指标、结构类指标、保障类指标和品质类指标来科学评估保险公司业务发展质量。
（二）完善准备金计量三因素模型，提高公允价值的技术含量
1．关于折现率。保险公司在确定折现率时不能采用权宜之计，例如国债利率、高质量的公司债回报率、或者两者的组合，所使用的折现率应当与金融工具可观察的当前市场价格保持一致。该金融工具的现金流量特征应当反映保险合同负债的现金流量特征，比如时间、币种和流动性等方面。后续计量时，折现率应当反映报告期末的所有可获得信息，即是一个“当前折现率”的概念，不得锁定。如果保险合同的现金流不依赖于特定资产的收益，折现率应当采用无风险利率，同时针对非流动性作出调整。如果保险合同的现金流的金额、时间或不确定性全部或部分依赖于特定资产的收益，则该保险合同的计量应当反映这一依赖性。也就是说，应该区分分红保险合同和非分红保险合同的现金流，对那些受到投资特定收益影响的现金流部分，其折现率应当反映特定的投资收益，不受投资特定收益影响的现金流部分，按照与非分红保险合同折现率相同的原则确定其折现率。另外，对于具有“长尾巴”赔款的非寿险保险合同要求折现，但如果折现的影响不重大时，可不考虑折现。2．关于风险调整。保险公司对未来现金流的金额和时间的不确定性应作出显现估计，即风险调整。风险调整应当是理性的保险人为了不再承担最终履约现金流超过预期值的风险所愿意支付的最大金额，它反映出保险公司风险规避程度和分散化效益。鉴于情景对比法的局限性，保险公司可以考虑采用75％分位数法、条件尾部期望值法和资本成本法，并披露置信水平信息［6］。3．关于合同服务边际。保险公司应当以在初始确认时确定的折现率对合同服务边际的账面金额累积利息。合同服务边际不再锁定，对未来现金流估计发生的有利和不利变动对合同服务边际的影响都予以调整。不限制合同服务边际调整的增加额。对合同服务边际的调整采用未来法。合同服务边际在任何时候不得为负，且应在保险期间内以简单的时间流逝为基础被系统的摊销计入当期损益；但如果赔付和给付预期发生的时间和简单的时间流逝基础存在重大差异，则应以赔付和给付预期发生的时间为基础。摊销的基础应与所提供的服务模式保持一致，保险公司应分别选择直线法、预期赔付支出和风险净值作为服务的转移模式。
（三）引入综合收益表列报方式，优化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1．积极采用汇总边际模式，将利润表改为综合收益表。保险公司传统的利润表基于收入费用观，采用保费分配模式，主要从保费收入、赔付支出、退保金、费用等计量指标进行披露，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的三要素没有体现，而且容易造成保险公司过于注重业务指标，片面追求保费规模，忽略了自身的内涵价值。为此，可以考虑借鉴IASB提出的汇总边际模式，将利润表改为综合收益表，列示风险调整当期估计变更后的变动、合同服务边际的摊销、与合同过去和当期服务相关的变动（经验调整）、按锁定的折现率累积的利息（保费负债利息支出）等信息。将折现率变化的影响计入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中的其他综合收益。折现率估计更新导致的变动与保险公司的经营努力关联不大，如果计入损益，损益将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较大，承保业绩信息受到干扰。因此，应将使用初始折现率计量的摊余成本信息在损益中反映，而将使用当前折现率计量的现时价值变动信息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这样分开列示，可以提供更加明细的有用信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资产负债的匹配度。当然采用这种方法，对系统有更高的要求，需要追踪保单所有期间的折现率估计参数。而且无法完全消除会计错配，对于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资产，错配仍然存在。因此在现阶段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资产配置情况，自主选择折现率变动计入损益还是其他综合收益，但是一旦选定，不得变更。2．在我国现阶段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保费分配模式与汇总边际模式相结合的模式。目前，汇总边际法遭到国内众多学者和保险公司的反对，这主要因为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管理所使用的计量指标是承保保费、赔款、给付以及承保利润等，保险公司普遍担心采用综合收益表后将失去这些量化指标，而且分析师、评价机构都用这些指标来计算关键业绩指标，业绩指标的变化会影响在主要财务指标的排名以及评级机构的排名。由此看来，采用汇总边际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仅涉及保险公司内部管理观念的变化，还涉及外部评价标准的调整。传统的保费收入仍含有重要信息，公司股东和外部报表使用者都十分看重，建议在报表中保留对传统保费收入的列示。该模式下保费收入的列示应采用“已赚保费法”，这里不仅体现在“已赚”和“应计”的差异，而且体现在是否将其投资组成部分进行分解，即保费收入应该是已赚保费扣除投资组成部分所对应的合同保费。建议对投资成分单独存在且易于计量的合同采用剔除的方式列报，如具有独立账户的保险合同，以及无重大保险风险的具有任意分红特征的投资合同。其他合同的投资成分分拆难度较大，建议不要求分列。理赔支出金额也应剔除投资组成部分，保险合同准备金项目下面应详细列示合理估计负债、风险边际和合同服务边际等信息。确认首日费用，保单获取成本应当按照与分摊合同服务边际一致的方法列入报表，即按照与保险合同项下提供服务的转移模式相一致的摊销基础。
RISKSANDPRECAUTIONSINTHEPROCESSINGOFINTERNATIONALFACTORING
Abstract:Internationalfactoringisacreativebankingbusinesswhichcombinesofthefunctionsofbalance,financing，accountmanagementandriskguarantee.Studyingthisbusiness’sriskandcountermeasureisthechieflyqualificationtolaunchthebusinesssuccessfully.ThispaperseparatelyanalyzestherisksthatFactorandExporterconfrontwhentheyaredevelopingandapplyinginternationalfactoringbusiness,andbringforwardcorrespondingprecautionsteps.
Keyword:internationalfactoringriskprecautionstep
国际保理------这一新兴国际贸易利器，因为能适应全球买方市场形势下进口商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近二十年来得到迅速发展。但这一流行于欧美的国际贸易支付方式在我国这个贸易大国却发展缓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十分关键的制约因素则是保理商和出口商对这一业务的风险还缺乏明确地认识，当然也就谈不上防范措施的采取。面对外资银行咄咄逼人的气势和我国出口商品竞争力逐年下降的事实，为促进我国银行和企业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笔者下面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国际保理业务中的风险
国际保理业务主要涉及到出口商、进口商和保理商三方当事人，因为进口商完全是凭着自身的信用表现来获得保理商对其债务的担保，所以风险集中在保理商和出口商身上。
对保理商而言，国际保理业务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风险：进口商信用风险和出口商信用风险。保理商买断出口商应收账款，便成为货款债权人，同时也承担了原先由出口商承担的应收账款难以收回的风险。如果保理商从融资一开始对进口商的审查就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高估了进口商的资信程度，对进口商履约情况做出错误判断；或者进口商提供了虚假的财务信息，伪造反映其还款能力的真实数据；或者保理商的事中监督不够得力，进口商的资信水平原来不错，但在履约过程中，由于进口的商品不适销对路、进口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突然变化等客观原因使得资信水平下降，无法继续履约等等，上述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保理商遭受巨额损失且难以得到补偿。同样的情况会出现在出口商一方。在保理商为出口商提供了融资服务的情况下，出现了货物质量与合同不符，进口商拒付货款的问题，保理商同样可能会因为出口商破产而导致融资款的无法追偿。
出口商则主要承担货物的质量风险。保理业务不同于信用证以单证相符为付款依据，而是在商品和合同相符的前提下保理商才承担付款责任。如果由于货物品质、数量、交货期等方面的纠纷而导致进口商不付款，保理商不承担付款的风险，故出口商应严格遵守合同。另外，进口商可能会联合保理商对出口商进行欺诈。尽管保理商对其授信额度要付100%的责任，但一旦进口商和保理商勾结，特别是出口商对刚接触的客户了解甚少时，如果保理商夸大进口商的信用度，又在没有融资的条件下，出口商容易造成财货两空的局面。当然，对我国来说，目前开展保理业务的多是一些金融机构，其营业场所和不动产是固定的，参与欺诈后难以逃脱，这种风险也就相对较少。
二、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对策
要想防患于未然，控制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在以上分析了保理商和出口商面对的种种风险因素后，就要趋利避害，做好防范，在一定成本控制下使风险降至最小。
对保理商而言，控制风险，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入手：
1、做好对进出口商的资信调查
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现在世界上有70%左右的公司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财务问题，而从前文对保理商的风险分析中更可以看到对进出口商进行资信调查的重要性。因此在国际保理业务的整个过程中，保理商要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对进出口商的综合经济情况和综合商业形象进行调查。其内容包括进出口商的工商注册情况、财务状况、公司结构、管理人员情况、历史重大交易额、法庭诉讼纪录以及专业信用评估机构对该公司的信用等级评估等等。在对进出口商进行资信评价时，要注意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结合，不仅要对其过去的资信状况作全面地了解和分析，也要根据其生产经营发展的变化趋势，对其未来的资信做出预测；不仅要对新发展的客户进行调查，对那些有过保理业务合作的进出口商也必须坚持信用调查。通过资信调查，保理商可以掌握进出口商的公司资料，从而可以确定与之交易的方式，达到减小交易风险的目的。
2、选择合适的保理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国际保理业务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对应于每一种保理类型，保理商面临的风险是有差异的。因此保理商要根据对进出口商的了解程度、客观经济形势等多方面因素选择恰当的保理方式。从国际保理业务运行实践看，双保理商保理模式明显优于单保理模式。双保理商保理模式是由进出口双方保理商共同参与完成的一项保理业务，在此模式下，出口保理商将该出口债权转让给进口保理商，进口保理商在其核准的信用销售额度内无追索权地接受该债权转让，并负责对进口商催收货款、承担进口商到期不付款的风险。这样出口保理商可以依赖进口保理商对债务人核准的信用额度来弥补业务风险，从而达到了转移、分散风险的目的。同时，保理商在不敢保证进口商的资信水平时，可优先采用有追索权的保理方式。有追索权的保理，是指尽管债权转让给了保理商，但信用风险仍由卖方承担。不管买方因何种原因不能支付，包括买方破产的情况，保理商对卖方都有追索权。可见，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方式下保理商的风险大大降低。因此可以说保理商选择了恰当的保理方式，也就选择了相对小的风险。
3、签订好保理协议
国际保理通过保理协议来表现其法律关系的实质------债权让与。保理协议明确了保理商与出口商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间接影响着销售合同，关系到保理商能否取得无瑕疵的应收账款所有权。保理协议通常以如下几类条款来保障应收账款的安全性：(1)出口商担保条款。由于保理商在法律方面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取得完整、合法、有效的受让债权，所以，出口商担保是保理协议的重要内容。保理商应要求出口商保证：所有应收账款在让与给保理商时是有效的，债务额同发票额一致，进口商将接受货物和发票，对此不存在任何争议、扣减、抗辩、抵销；出口商对此应收账款具有绝对权利，不存在任何第三者担保权益及阻碍；未经保理商同意，出口商不得变更销售合同的任何条款；出口商必须披露其所知晓的有关债权的全部事实；销售合同中的支付条件、折扣幅度、法律适用和法院选择等条款，须符合保理合同的有关规定。（2）通知条款。多数国家的民法规定，通知债务人是债权让与生效的要件之一。在国际保理实践中，让与通知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防止进口商向出口商支付，同时具有划分进口商的抗辩对象的效力。对进口商的让于通知关系到保理商能否及时有效地获得支付，所以在保理协议中通常都会对通知的方式做出详细的规定。如规定在发票上注明该债权已经让与给保理商，进口商应直接向保理商支付的字样。（3）附属权利转让条款。债权让与的法律性质决定了在债权让与给受让人后，与债权有关的附属权利也随其转让。因此，在保理协议中通常也都规定，一些附属权利随着保理商对债权的购买自动的转移给保理商。这些权利主要有：从属于应收账款所有权的权、对货物的留置权等救济权利、汇付背书权、能够证明受让债权的文件的所有权以及其它从属权利。保留对最后一项资料的权利，是为了避免出口商破产时，其财产管理人不提供给保理商能够证明其购买出口商应收账款的证据。（4）追索条款和保障追索条款。出口商在保理协议中做出上述保证，并不意味着违反保证的情形不会发生。一旦关于已保理的应收账款发生争议，保理协议中必须规定就这些债款保理商对出口商享有追索权。但是，追索可能因出口商丧失清偿能力而落空。为此，保理合同中还应规定，出口商就其所享有的债权的保障，保理商有权向出口商行使抵消，有权合并出口商名下的任何账户。
对出口商而言，保障货物质量不发生争议的措施就是降低风险的措施。除了要选择信誉良好的进口商和保理商之外，出口商还要做到以下两点：
1、严密合同质量条款，防止买方欺诈。
由于在保理业务中进出口双方对产品存在争议时，保理商概不承担付款责任。因此，出口商要特别注意销售合同中和质量有关的条款，确保和买方在产品质量问题上不出现争议。出口商尤其需要注意销售合同中的以下两个条款（1）品质条款。出口商对品质条款的规定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其内容一旦出现疏漏，挑剔的进口方就很有可能指控出口商违约。但是，由于合同中商品品质表示方法的局限性，国际贸易实务中卖方交付的货物很难做到和合同中规定的货物质量绝对一致。因此，出口商在订立品质条款时应注意以下问题：对那些很难做到与合同规定的品质完全相符的产品，在合同中应规定商品品质的公差和机动幅度，以避免交货品质与合同稍有出入而造成违约的风险；对条款内容的规定，语言不能笼统含糊，一般不要用“大约”、“左右”、“公平合理”等字眼，做到条款订的明确、具体、严密、准确，以避免不应有的纠纷；为避免所交货物与样品不完全一致而产生的违约，出口商可要求在合同中加列“交货品质与样品大致相符”等字句；在不是凭样品买卖的交易中，买卖方在提交样品时，应注明“参考样品”或“仅供参考”，以免发生误会；在以说明表示商品品质时，合同中应注明规格、等级、标准颁布、制定的年代、版本等；明确规定说明书的法律效力，图案说明应与商品内容、品质完全一致。(2)检验条款。按照各国法律和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按照合同检验条款得出的结果，是确定卖方所交货物的品质等是否符合合同的依据，同时是买方对货物品质、包装等提出异议、拒收货物、提出索赔的依据。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检验、由不同的检验机构检验、用不同的检验标准和检验方法检验，其结果都可能会大相径庭。所以在买卖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商品检验的时间与地点，以何种检验机构签发的何种检验证书为准，采用的检验标准和具体的检验方法。鉴于检验条款法律地位的重要性，许多不法进口商经常利用商检条款大做文章，或者在签订合同时便埋下陷阱，或者在签订合同后，要求改用出口商不熟悉的检验机构或检验标准，以期对出口商进行诈骗。对此要特别加以防范。
2、全面切实地履行合同。
保理合同和销售合同主体不同、标的各异，是两个独立的合同，但是出口商是保理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同时也是销售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这样两个原本独立的合同就通过共同的一方当事人------出口商联系起来：保理合同的标的是产生于销售合同的应收账款权利，销售合同中的条款影响产生于该合同的应收账款能否成为保理合同的标的，并制约保理商的收款权。因此保理商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就会通过保理合同要求出口商在销售合同中列入某些条款。而身受两个合同约束的出口商，应切实全面地履行自己在两个合同项下的义务，做到在两个合同中权利义务的协调，从而使保理业务带来的效益达到最优。
要降低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除了以上保理商和出口商应采取的防范措施之外，我国有关部门也应该加快相关制度的建设。例如，鼓励保险公司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转让”的保险业务，建立健全有关保理的法律法规等等。在对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和防范措施有了一个清醒地认识后，通过多管齐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国际保理会成为我国银行业务利润的一块重要来源和进出口商首选的国际贸易支付方式。
参考文献：
1、靳晨阳，国际保理法律问题研究，李双元主编《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一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2、林小龙、刘彦琳主编，《国际经贸合同法律实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3、杜文宏，国际保理中的债权让与，《国际金融实务》1998年第3期
国际保理（InternationalFactoring）又叫国际付款保理或保付。它是指保理商通过收购债权而向出口商提供信用保险或坏账担保、应收账款的代收或管理、贸易融资中至少两种业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其核心内容是通过收购债权方式提供出口融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保理公约》对保理定义如下：所谓保理系指卖方（供应商或出口商）与保理商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根据该契约，卖方（供应商）、出口商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或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为其提供下列服务中的至少两项：（1）贸易融资；（2）销售分户账管理，在卖方叙做保理业务后，保理商会根据卖方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向其提供关于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逾期账款情况、信用额度变化情况、对账单等各种财务和统计报表，协助卖方进行销售管理；（3）应收账款的催收，保理商一般有专业人员和专职律师进行账款追收，保理商会根据应收账款逾期的时间采取信函通知、打电话、上门催款直至采取法律手段；（4）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保，卖方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协议后，保理商会为债务人核定一个信用额度，并且在协议执行过程中，根据债务人资信情况的变化对信用额度进行调整，对于卖方在核准信用额度内的发货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保理商提供100%的坏账担保。
从国际保理的操作实践来看，保理的具体操作方式甚为丰富，有双保理机制、单保理机制、直接进口保理机制、直接出口保理机制、背对背保理机制等，其中双保理机制最为普遍而重要。就国际保理所涉及的银行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体系而言，保理商与出口商之间的关系是整个保理关系体系中最为基本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该层关系决定着保理业务能否合法有效地开展，它是出口商通过保理获得融资的关键所在，也是作为保理商的银行从保理业务中获取利益的核心环节。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出口商与作为保理商的银行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础透视银行在国际保理业务中面临的风险及防范对策。为准确把握国际保理业务中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及防范对策，有必要了解保理业务的法律特征。国际保理业务的操作实践及相关规则表明，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第一，国际保理是以保理协议为基础而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各种保理业务都是以保理协议为基础的，保理协议将保理法律关系主体连接起来，并且构造了各主体的民事权利义务体系。这些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平等的民商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如在典型的双保理运作中，出口商通过协议将其对进口商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本国的出口保理商；同时，出口保理商通过协议与债务人所在国的进口保理商发生关系，委托进口保理商负责债款回收并提供坏账担保。在此种机制下，实际上存在两个保理协议，即出口保理协议（exportfactringservicesagreement）和相互保理协议（inter-factoringagreement），前者是出口商和出口保理商之间的协议，后者是出口保理商和进口保理商之间的协议。
第二，尽管国际保理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有着比较复杂的法律关系，但是其核心内容是债权转让关系。在国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通过保理协议购买了债权，而不是将债权作为抵押并作为自己的资产进行业务处理。这与银行凭发票所代表的债权为抵押提供融资，然后用收回的债款偿还融资不一样，因为通过发票形式所表示的转让并不能使保理商有效地对抗第三者权益和债务人的反索。保理商通过购买债权获得对债款不受任何影响的权利，该种权利是保理商全额收取债款的权利，它通过收回的债款补偿其预付的收购价款，该种权利的形成是出口商和保理商签订保理协议的主要目的之一。通常情况下，保理协议中出口商同意转让给银行的权利包括了对债款的法定所有权、对债款的所有法定和其他求偿权等。
第三，国际保理是以国际买卖合同为前提，并且通常是采用赊销等信用方式的买卖合同。在国际保理实践中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保理惯例规则》就明确排除了以信用证（不包括备用信用证）付款交单或者任何现金交易作为转让的基础性贸易关系。该规则第4条指出：本规则所包括的业务范围应限于与出口保理商签有协议的卖方，以信用方式向债务人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该债务人所在国应为进口保理商提供服务；以信用证（不包括备用信用证）、凭单付现或任何现金交易为基础的销售排除在外。
第四，保理商通过收购债权获得对应收账款的权利包括了有追索权和无追索权两种情形。银行保理商为了明确因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形成呆账、坏账所承担的风险责任，通常应为出口商的所有客户逐一核定信用销售额度，以控制业务风险。为此，保理商在协议中往往区分了如下两类情形：一是对于已经核准的应收账款（approvedreceivables），保理商提供100%的坏账担保，对此种账款保理商没有追索权；一是对于超过信用额度的销售，即未核准应收账款（unapprovedreceivable），保理商仅提供有追索权融资。无追索权是保理商买断债权后，通过其具有的一定渠道向进口商催收欠款，倘若进口商发生信用危机或者清偿能力出现问题，保理商不能将转让给它的应收账款在退还给出口商而收回预付款；保理商只能通过各种法律途径来向债务人催收。但是对于因产品质量、服务水平、交货期等引起贸易纠纷所造成的呆账和坏账，保理商不负担保赔偿之责，并保留追索权。有的保理协议规定，出口商必须将所有的应收账款出售给保理商，但一部分称为不合格应收账款销售应该排除在外。这种不合格的应收账款，就是为核准的应收账款，通常包括出口商对自己卖方的返售、集团内部销售、物权不发生转移的销售或用于个人消费的销售。假如出口商错误将不合格应收账款填报为合格应收账款，则保理商仍可保留追索的权利。
第五，债权转让中银行保理商既有提供融资的义务，也有收取一定费用的权利。银行保理商收购价格应是发票金额扣除如下费用后的净额（即融资的额度）：出口商按合同规定给予进口商的回扣、佣金和折让，根据贴现率计算的贴现金额，保理商的管理费用（即保理费用）。保理费是出口商向保理商必需支付的费用。出口保理商有权按照自行确定的收费标准向出口商收取保理费用，并可以受进口保理商的委托代其收取保理费。保理费用的标准应该在保理协议或者附件中约定。保理商收取保理费用或代进口保理商收取保理费用，原则上应在收到国外付款时逐笔扣收，扣费时出口保理商可视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卖方对已转让给进口保理商但却发生争议的应收账款仍负有支付相关保理费用的义务。
>第六，由于国际保理涉及的当事人比较复杂，尤其是国际双保理机制下，当事人包括了出口商，出口保理商、进口商、进口保理商等，因此保理协议的法律选择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在特定的保理协议中当事人已经约定了适用的法律，但是仍然可能存在其他相关的法律冲突问题，如分属不同国家的当事人缔约能力，通常需要依据不同的法律来确定。
二、银行开展国际保理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
国际保理业务既涉及了进出口商之间的买卖法律关系，又涉及到出口保理商和出口商之间的保理关系，还涉及了出口保理商与进口保理商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些关系都可能影响到银行保理商开展保理业务的风险大小及其控制问题。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业务人员对国际保理业务相关的惯例和规则尚不熟悉，国内有关国际保理、业务的法律和监管规章仍然呈现空白状态，因此银行保理商了解国际保理业务的法律风险极为必要。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践来看，银行作为保理商应关注的法律风险主要有：
1.所购买债权的合法性风险。债权本身的合法性，不仅是合法转让债权的基础，而且是保理商依法实现债权的前提。基于此，银行在接受债权转让前，应该就债权的合法性进行分析。尤其是我国商业银行在从事针对国内企业的出口保理业务时，更有必要注意该问题。因为我国有许多法律和监管规章约束出口商出易的合法有效问题，诸如是否有出口权、是否超越经营范围等都是甚为关注的问题，它们直接影响到债权的合法性，也制约着债权转让的合法性。
2.债权的可转让性风险。债权的可转让性是银行保理商开展保理业务的前提条件。如果银行保理商接受的债权是不可转让的债权，那么它无法实现债权的有效索偿。债权的可转让性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法律是否允许债权转让；二是债权债务主体是否同意债权的可转让。
如果银行作为保理商接受转让的债权是法律禁止转让的债权，则银行必然陷入债权转让合法与否的纠纷中去。关于未来权利的可否转让，是许多国家法制中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在普通法系国家，判例法不承认对于一项尚不存在的或尚不属于出让人的财产的转让，此种法制背景下一揽子转让协议的合法性面临了挑战；但是衡平法的机制补救了判例法给保理业务留下的缺陷。值得注意的事，美国《统一商法典》明确放弃了传统判例法规则，承认只要有关的文书是适当的，未来的权利就可以转让。大陆法系国家的瑞士、德国等都在认在一定条件下，未来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国际保理公约》也注意到了将来权利的转让问题，该公约第5条规定：“保理合同关于转让将来发生的应收账款的规定，可以使将来发生的应收账款在其发生时转让给保理商，而不需要任何新的转让行为。”当然，该公约的签署国还不多，如要通过公约的机制防范转让将来权利的风险，则需要当事人之间在保理协议中明确规定受公约约束。不过，假如国内法律强制限制某些债权的转让，则转让协议的有效性仍存在疑问。
如果出口商和进口商在进出口合同中有禁止权利转让的条款，那么该种条款是否可以成为债务人对抗保理商的依据？从各国法律来看，禁止权利人转让其债权的情况通常是可以的。我国《合同法》第79条也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但也有不少国家法律规定，禁止权利转让的条款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从我国法律的规定和实践来看，银行最好仔细审查是否存在禁止转让权利的条款，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纠纷。从鼓励和促进我国保理业务发展的角度来看，将来的合同法制也应该肯定禁止权利转让的条款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另外，在实践中，权利的可转让性不是在进出口合同中得到明确的禁止，而可能发生在出口商其他借贷行为中的对外承诺。如有些公司在向银行借款时，承诺限制对于不属于通常业务过程中的资产处置，这种限制可能包括了特别地承诺不把其债权或应收账款通过保理或者贴现出售。倘若契约中明确禁止保理和贴现，那么保理商与这种出口商签署了保理协议，则保理商的权利可能面临前述贷款银行对抗的风险。
3.债权转让中的权利瑕疵风险。如果债权本身存在瑕疵或者与转让债权相关的权利存在瑕疵，那么接受债权转让的银行保理商势必陷入债权瑕疵纠纷中去。债权瑕疵通常有如下情形：出口商已经将应收款抵押给第三人；出口商将转让债权的部分或全部债权已经通过保理协议转让给其他保理商；债权转让中，没有将实现债权所必需的强制收款权、权、留质权、停运权、对流通票据的背书权利等进行转让。在我国法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权利人转让债权的有效性遭遇债务人的对抗问题。因为我国《合同法》没有肯定只需要出让人和受让人之间达成协议即可构成有效的可约束债务人的转让，相反强调了通知债务人的必要性。《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因此，如果银行误认为债权人同意即可成立有效的可对抗债务人的转让，而疏忽了对债务人的通知，则势必引发债务人抗辩债权转让对其具有约束力的风险。
4.出口商履约瑕疵存在与否的风险。出口商履约瑕疵引发的纠纷，在国际保理业务中极为普遍，事实上，国际保理协议中往往都明确规定：在出口商存在履约瑕疵的情况下，保理商可以不承担担保责任，即可以向出口商行使追索权，要求出口商偿还融资款项。但是银行保理商能否有效地行使追索权，有赖于履约瑕疵的证明。当然，如果存在质量瑕疵的贸易纠纷，则出口保理商需要向出口商行使追索权。但是如果贸易纠纷不成立，而是诸如信誉问题、经营风险等情况导致货款未能按时支付。则保理商必须履行对出口商的保付责任。为此，银行保理商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核实是否存在质量瑕疵。
5.强制追偿方面的风险。银行对应收账款的追索需要进口商的付款，如果发生进口商拒绝情形，而且拒付并不是基于其与出口商之间的贸易纠纷，则作为银行保理商需要通过司法途径来强制执行进口商的财产。这种情况下，银行将需要为诉讼支出成本，并且追索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商所在国法院的支持，而且需要进口商有足额的可清偿性财产。
6.法律适用方面潜伏的风险。进出口商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所适用的法律，可能不是保理商所熟悉的法律，那么保理商对应收账款适用的外国法律中涉及债权债务有效性等因素的把握存在困难，这也直接影响到保理商对应收账款项下权益的维护。
三、国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防范法律风险的对策
鉴于国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存在诸多的法律风险，为有效地控制和规避法律风险，银行保理商在国际保理具体操作中应注意如下几点：
1.通过出口商的承诺和保证机制，防止出口商欺诈或者隐瞒所带来的风险。为了防止诸多障碍债权转让有效性、完整性情形的发生，银行应该在出口保理协议中要求出口商对其债权作出如下承诺和保证。
第一，对债权有效性及价值的
担保承诺。债权的有效性和足值性是保理商权益维护的关键所在。银行保理商应要求出口商在协议中承诺如下保证：所出售的应收账款的债权是合法的债权；出口商已经全部履行了合同项下的责任和义务；按照合同规定向客户提供了符合贸易或服务合同要求的商品、服务。另外，应注意避免对超额发票所代表的债的购买。
第二，对债权可转让性的承诺。为了避免各种可能阻碍债权转让有效成立因素的出现，银行保理商应该要求出口商作出如下承诺：除了已经向银行披露的因素外，一开始就不存在任何阻碍债权可转让的因素，在保理协议期间也不会产生任何阻碍，尤其是不存在任何购货合同能使出口商因这些货物的分销而产生的债有任何要求或权利；债务人将担保每一项出售给保理商的债权都是不受阻碍的。
第三，对债权转让的完整性承诺。为了确保债权的有效实现，银行保理商应要求出口保理协议中规定：出口商保证无条件地享有向进口保理商转让的每笔应收账款的全部所有权，包括与该应收账款有关并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和其他费用的权利；该笔应收账款不能用来抵消、反诉、赔偿损失、对销账目、留置或做其他扣减等；但发票上列明的出口商给予债务人的一定百分比的佣金或折扣除外。为了维护银行出口保理商将应收账款有效转让给进口保理商，出口商应承诺同意作为应收账款受让人的进口保理商对每笔应收账款均享有与出口商同等的一切权利，包括强制收款权、权、留置权、停运权、对流通票据的背书权和对该应收账款的再转让权以及未收货款的卖方对可能拒收或退回的货物所拥有的所有其他权利。此外，银行保理商应在保理协议中将如下权利随着债权的转让而受让：为清偿出口商所让予保理人的债权，而向出口商发出的所有可付票据；有关债的任何信贷保单的受益；任何第三方对有关合同项下债务人责任的担保或保证的受益；记录或证明该被转让的债的所有账本、计算机数据，记录或文件的所有权等。
第四，对债权转让的惟一性承诺。银行应该要求出口商保证对每笔交易出具的正本发票均附有说明，表明该发票涉及的应收账款已经转让并仅付给作为该应收账款所有人的进口保理商。出口商应保证对已经转让给进口保理商的应收账款未经进口保理商允许，不再进行处理、转让、赠送等，也不再向债务人追索。同时，银行保理商应该要求出口商保证在保理协议期限内，未经银行书面同意，出口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应收款抵押给第三人；签订协议后，未经银行同意，出口商及其附属机构不得与任何第三人签订类似的足以影响到保理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的协议；未经银行书面同意，保理协议不得转让。出口商应进一步承诺：在签订保理协议后，促使其附属机构以同样的条件与该银行签订协议，防止出口商从中作弊，将高风险的业务转给银行，避免不同的保理商同时向一家集团公司的不同成员提供保理服务而可能发生的权益冲突。
第五，对进出口合同有关内容及其变更的承诺。银行保理商应要求出口商保证承诺：合同规定支付条件的自由度不能超出银行允许的范围；规定的折扣不超过银行所同意的限度；规定用银行所同意的货币进行支付。在依合同出售并交付货物、开出发票，并将发票所代表的债授予保理商之后，卖方可能因债务人要求退回某些货物而变更销售合同，这种变更过大则影响银行债权的维护。因此，银行应要求出口商承诺未经银行同意，出口商不应作出更改该合同的任何决定。
第六，在银行追偿诉讼中给予相应合作的保证。尤其是在发票贴现、未披露的保理、保理或整批保理的情况下，银行保理商应该要求出口商承诺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协助保理商追讨债款。特别是因债务人所在国家法律对于保理商直接针对债务人提讼设置障碍时，银行应要求出口商承诺：不管是通过法院还是其他方式进行诉讼，都应该对银行的诉讼进行配合，必要时保理商可以联合出口商或使用出口商的名义进行诉讼。
第七，承担有关费用的保证承诺。银行应要求出口商承诺支付所有货物进出口有关的运费，在银行享有完全追索权时与收取债款有关的各种费用（包括向相关银行支付的费用、追偿债权所需要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等）。为确保上述担保承诺的效果，银行应要求在保理协议中规定，如果出口商违反上述担保承诺，应承担如下义务：出口商保证就受违约影响的应收账款返回给银行；银行被赋予权利将此类应收款返回给出口商；信用风险自违约行为发生时即由银行转移给出口商。
2.慎重制定核准应收账款和未核准应收账款的条款，避免不合格账款带来的意外法律风险。应收账款的核准与否直接涉及银行对坏账担保的程度，也关系到银行追索权能否行使。为此，银行应该在出口保理协议中确定核准应收账款的办法，避免两类账款的区分不明确，引发保付责任纠纷及追索权行使困难的风险。银行保理商应在出口保理协议中约定：若出口商申请的正式信用额度获得出口保理商的核准，出口商保证在基础交易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按约定向进口商发运货物；若出口商在约定的期限内未向进口商发货并叙做保理业务，保理商有权按自定的收费标准向卖方收取资信调查费；在信用额度规定的有效期内，出口商向进口商发货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余额应不超过保理商核准的信用额度，超限额发货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将不受进口保理商的核准，但超出限额的应收账款（或其部分）将补足限额内已被债务人或保理商偿还或贷记的金额；这些应收账款（或其部分）的替代将按它们付款到期日的顺序进行并始终仅限于当时已被偿还或贷记的金额。
3.构筑有效的追索权和补偿机制。银行保理商为了有效地控制保理风险，确保合法权益的实现，有必要在保理协议中规定保留追索权的条款。具体内容应该包括，如果发生如下情形，则银行享有向出口商追索的权利：债务人破产或者债务人未能在债务到期后的一个确定的时间内支付（在无追索协议中被批准的债务除外）；债务人采取未经许可的债款扣减或者折扣；债务人对货物或者发票存在争议；出口商违反了保理协议规定的某项担保承诺。为了避免银行陷入贸易纠纷引起的呆账坏账纠纷，促成出口商必须向进口商交付合格的货物，银行保理商应要求出口商提供货物检验和运输方面的保证，并且一旦违背这些承诺，则银行享有追索权。对于债务人提出抗辩的情形应该具体约定如下保护机制：如果债务人提出抗辩、反索或抵消（争议），并且出口保理商于发生争议的应收账款所涉及发票的到期日后180天内收到该争议通知，则该应收账款立即变为不受核准的应收账款，无论其先前是否为已受核准的应收账款；出口保理商收到进口保理商转来的争议通知时，应将已涉及有关应收账款的细节和争议的性质通知出口商；如争议的提出在进口保理商担保付款之后但在发票到期日后180天内，则出口保理商有权从出口商账户中主动扣款或采取其他办法强行收回出口方已收到的担保付款款项（及相关利息、费用），并将收回的款项退还进口保理商。
4.银行应该注意排除接受一些比较特殊的债权。对于一些特殊债权，出口商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履行保理协议项下的承诺和保证，因此银行应该拒绝接受这些应收账款。这些特殊债权主要有：出口商向其自身供应商销售货物而产生的债权，使进口商与银行保理商之间的债务有可能被抵消；销售不成即可退货，这类合同产生的名义
上的债权；采用比保理商批准的更为灵活的方式进行销售而产生的债款；由于卖方的联营单位或个人销售而产生的债款等。对于授权转让为基础的保理业务中排除上述债款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对于全额转让为基础的保理服务协议中就比较麻烦。为此，在后种情形下应该在通知保理商时，将上述特殊债款与其他债款分开来，著名这些债款出口方不承担任何担保，因此保理商也不提供预付款融资。
5.严格审查出口商的资格。由于出口商的信誉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作为银行保理商的法律风险的有效控制，因此银行应该采取适当的机制来审核出口商。通常而言，首先应要求出口商是合格的主体。这关系到银行确认账款的合法性以及最终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地实现。基于此，出口商应该是经营正当业务的合格法人，即出口商是根据所在国有关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是独立法人，并享有在许可范围内正当经营的权利。其次，出口商应有良好信誉及较好的经营状况。出口商的信誉和经营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反映到履约能力和履约状况，也关系到银行是否陷入到贸易纠纷中去的问题。
6.规范和完善法律适用规则和纠纷解决机制。在法律适用上，应该明确规定调整保理协议的法律及惯例，以避免不可预见的法律后果。具体而言，应该在保理协议中作出如下约定：出口商同意出口保理商自签署本协议之日起遵循事前已与进口保理商签订的《国际保理业务协议》及国际保理商联合会（PCI）制定的《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办理相关业务；国际保理业务的标准程序是国际保理商联合会（PCI）务会员间业务联络的标准程序，它由FCI制订和颁布的《联络手册》作出规定。与此同时，出口保理协议应进一步规定：出口商同意向进口保理商转让应收账款的适用进口保理商所在地的法律，任何转让将采取进口保理商规定的转让通知文句和转让程序。前述约定有助于银行保理商积极主动、可预见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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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保理是一项集结算、融资、账务管理及风险担保等功能于一体的金融创新业务。本文在介绍了国际保理业务的基础上，指出加快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可以促使出口企业采取更灵活、更具竞争力的付款方式，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保理信用风险融资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对外贸易整体上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但出口商同时也发现随着国际贸易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形式转变以及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出口竞争日趋激烈。要想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采用灵活的贸易方式。从贸易实践来看，出口商一般采用付款期限在120天以内的赊销方式，对出口商而言即是一种较为有利的贸易方式。据资料统计，目前赊销贸易己占全球贸易总额的70%左右。贸易方式的改变，向出口商提供扩大国际市场机遇的同时，也使出口商又面临出口收汇的风险。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对500家外贸企业的抽样调查，我国企业的出口坏账率高达5%，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至20倍，目前，我国外贸企业的出口坏账总额累计已经达到1000多亿美元。日益严重的出口坏账问题，致使许多外贸企业常常陷于“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两难境地，不少企业因惧怕坏账风险而采取过于谨慎的信用政策，结果限制了业务的发展。一方面要扩大出口，一方面又面临着高额收汇风险。如何获得有效的出口保障，帮助出口企业规避和化解外贸风险，是摆在出口企业面前迫切而现实的难题。而集贸易融资和账务管理于一身的国际保理应运而生，刚好可以解决这些难题。 一、国际保理业务概况 1.保理业务简介。国际保理业务(International Factoring），又称国际保付业务，它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基础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当出口商以赊销（O/A）、承兑交单（D/A）等信用方式销售货物或者提供服务时，通过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协议，将所产生的短期应收账款的债权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来提供贸易融资、销售分账户管理、应收账款催收、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保等服务。所以，保理业务是为信用销售特别是赊销方式而设计的一种综合性金融服务，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出口商安全收回货款或获得融资。 2.保理业务的基本运作模式。保理的运作模式有两种:单保理和双保理。单保理模式下只有一个保理商，双保理模式下则涉及两个保理商。它们的运作过程不同，其中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较多的是双保理模式。在双保理模式中，供应商向出口保理商提出申请，出口保理商对供应商的经营状况进行审查符合条件后，与之签订保理协议，然后出口保理商与购货商所在国的进口保理商签订协议，由进口保理商根据对购货商的信用评估，核准给予供应商的信用额度，即可以提供坏账担保的额度，并由出口保理商通知给供应商，供应商与购货商在赊销或承兑交单基础上达成交易后，由供应商将发票及有关单据通过出口保理商寄给进口保理商，由进口保理商传递给购货商，并到期收取应收账款或者供应商将发票代表的债权转让给出口保理商，获得不超过发票金额80%的融资，待进口保理商到期收取款项后，再偿还出口保理商。 在双保理模式中，进口保理商与供应商之间没有直接的契约关系，它仅对出口保理商负责，而出口保理商对供应商负责，出口保理商不必对各个购货商的资信情况、购货商所在国市场情况、法律、贸易习惯等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将这些工作交由进口保理商来做，从而可以提高效率、降低风险。 二、积极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意义 推进国际保理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应用与发展，对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有利于出口企业采取灵活的结算方式，提高竞争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国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竞争已不仅仅是质量、价格的竞争，向买方提供商业信用也成为竞争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小型出口企业相当看重的结算方式还是传统的信用证方式。信用证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占据了国际结算方式的首选地位，但信用证对进口商有以下两点不利：第一，申请开证时须向开证行提供保证金，影响进口商的资金周转，加重了进口商的负担；第二，在信用证结算方式下，银行仅审查提单、商检单等单据的表面真实性，货物的质量只有等到进口商赎单提货后才能确认，因此，信用证不能保证货物的品质。由于上述两点不利，许多进口商拒绝使用信用证，信用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率迅速下降。而承兑交单 、付款交单等结算方式使进口商节省开证费、保证金等费用，减少资金占用，降低了交易成本，受到了进口商的欢迎。我们一般出口企业内部对 (D/A )承兑交单、(D/P )付款交单、(O/A)赊账等结算方式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对降低收汇风险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尤其在以买方市场为主导， 网上销售异军突起的新的国际贸易大环境下，许多客户都有赊销的要求。据统计， 目前欧美企业之间信用证使用比例已降至25%，亚太国家之间信用证比例也呈逐年下降趋势。因此，在结算方式采用(D/A)、(D/P)、(OA)等付款方式下，引入国际保理这一工具，可以大大分散出口商面临的收汇风险。 2.增加了解客户的渠道。我国中小企业信息闭塞，对国际市场和国外客户缺乏了解，这是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障碍。保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金融服务，调查进口商的资信状况是其服务项目之一，保理商利用其专业人员和网络优势为中小企业提供资信调查服务。所以保理成为我国中小企业获取国外客户信息、消除开拓国际市场障碍的有效手段。 3.保理能解决出口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融资难长期困扰我国企业的发展。融资是保理这种综合性金融业务的服务项目之一，保理商通过承购应收账款向出口企业提供出口合同金额80%的融资额。相对银行货款来说，保理更容易给企业特别是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提供出口所需的流动资金，这主要是基于： (1)保理融资对企业整体资信能力要求低。在贷款这种传统的融资方式下，银行关注的是贷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利润率和现金流量等考核企业整体盈利能力的指标，而对中小企业来说，整体资信能力大都比较差。保理融资方式的基础是出口企业的产品已经销售出去并由此取得短期内到期的应收账款，融资的依据是出口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被接受程度和盈利状况，而非资产负债的状况，保理商关注的是出口企业的应收账款的质量，将企业的整体资信能力置于一个次要的位置。这正可以规避中小企业整体资信能力较弱的劣势，有利于外销形势好的中小企业融资。 (2)保理融资不需要担保。银行贷款一般需要提供担保，而中小企业往往缺少可供抵押的财产或担保人。而保理融资则不需要提供抵押财产或担保人。 4.保理能降低中小企业的管理成本。应收账款相当于出口企业提供给客户无息贷款，出口企业的资金被客户占用却不付利息。从机会成本看，企业失去了将等额资金存入银行获取利息或用于其它投资获得收益的机会。中小企业采用保理业务可以将流动性差的应收款变现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货币资金，盘活了中小企业的资产，降低了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同时保理还可以减轻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和催收费用。 三、国际保理的适用限制 在国际贸易中，一般遇有下列情况时出口商可考虑选择叙作保理业务： 1.对国外进口商资信情况不了解，对方又不愿接受信用证结算方式，为了达成出口交易，不得不采用O/A 、D/A或D/P等结算方式。 2.出口商必须是在合法经营前提下，这往往是应收账款能够得到出口商、保理商、进口商所在国家法律保护的前提，也是保理商能够收取债款的保证。另外，出口商要承担货物的质量风险。保理业务不同于L/C以单证相符为依据付款，而是在交付货物与合同相符的前提下，保理商才承担付款责任。 3.出口商要具有一定的商业经验和年度财务报告。这是保理商了解出口商的经营状况、管理水平、清偿能力和发展前景，判断保理方式对该出口商的适用程度和经营风险的依据。 4.销售的商品不是复杂昂贵的资本性商品。 四、加快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几点建议 出口企业要想“走出去”，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就会遇到更多的风险与挑战。有些风险特别是结算的信用风险仅仅依靠出口企业自身的能力是根本无法规避的。因此就需要国际保理为其分担风险，使其能够更快的发展。如何使企业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并充分利用国际保理这一有效途径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 1.针对我国许多企业对国际保理业务不了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的状况，必须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外贸企业的经理和业务人员尽快学习和掌握国际保理业务这一有效的避免外贸收汇风险的方法。应该让他们充分了解到国际保理业务在财务管理、风险、融资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以进一步扩大其运用范围，创造更大的效益。 2.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 ，提高综合素质，为国际保理业务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国际保理业务既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国际业务，无论是提供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还是采用保理业务进行结算的企业都应重视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利用国外成熟的管理模式和丰富的交易经验培养专业人才，以期切实提高国际保理业务人员的理论及实务水平。 3.完善企业管理、强化风险意识。我们许多出口企业的经营管理往往还停留在传统企业管理阶段，无法系统的分析和规避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因此出口企业的经营者和业务人员都必须增强风险意识，从整体利益考虑， 充分认识到国际保理业务对化解风险、扩大出口的重要作用，要重视对出口结算业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的防范，把风险降到最低，保证企业的稳健经营。 4.转变观念，适应市场。企业不仅要有风险防范意识，更要有正确有效的防范措施，善于运用各种防范措施化解风险，扩大业务规模。我国一部分企业目前虽已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但却因噎废食，不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一些企业由于惧怕非洲、拉美、东欧、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风险而不敢同其交易，白白失去了许多机会，放弃了本来可能拥有的市场。还有一些企业由于担心采用灵活的商业信用支付方式会给收汇带来风险而坚持采用信用证支付方式，其结果只能是忍痛放弃许多诱人的合同，丢掉了客户，使其出口业务更加艰难。对此，出口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在现今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只有采用灵活方便的 O/A、D/A、D/P等方式开展贸易才能占领并不断扩大市场。而国际保理业务又是规避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解决企业后顾之忧的有效途径。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金融深度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和优化对本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以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有效、公平和盈利。作为提供契约型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重要金融媒介，同时又是以风险作为经营对象、以风险管理作为盈利来源的保险机构，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各国金融管理当局的严格监管。
金融管制的最优社会福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下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来源于金融业的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和不对称信息。从这三个方向出发对我国保险业进行简单分析，很容易感到我国加强科学有效的保险监管的迫切性和重要性：（1）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中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的一个原因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而逐渐走向自然垄断，这通常是通过联合、兼并等手段扩大经济规模，降低成本，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产量并操纵市场价格，使小型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对我国刚刚开始“发育”的保险市场来说，自然垄断是由计划体制下的“人民保险”转制而来的历史状况，保险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还是由主管部门说了算，有很高的人为的进入壁垒，保险企业是国有经济的“一奶同胞”，这样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垄断。（2）保险业具有高负债经营的特点，其所具有的外部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即保险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过程中，社会效益小于私人效益，社会风险大于私人风险，也就是说一家保险机构如果倒闭，将只会承担自身资产范围内的责任，而不会承担其所引发的市场振荡、连锁倒闭等社会问题的任何责任，这么巨大的外部不经济使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成为必需。我国保险业还存在着法律法规的滞后、各种市场主体尚未确立等现实问题，将使外部不经济更为凸现。（3）保险产品是一种背后是复杂的数学模型的风险契约，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天然存在着技术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再加上市场欺诈等风险，不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危害也是非常明显的。由此，我们所讨论的保险监管是为尽可能保证社会福利的最优，政府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市场介入。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国家的金融管理部门或其保险监管的执行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对保险市场和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保证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确保保险人经营的安全和盈利，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其中，保障出险后保险合同的如期履行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因此保险监管部门一般都将监管重点集中在对保险人偿付能力的监督方面。
一、保险偿付能力监管
保险人的保险偿付能力一般是指保险人对所承保的风险在发生超出正常出险概率的赔偿和给付数额时的经济补偿能力。由于保险人是通过分析以往长期同类风险的大量、完善和健全的损失或赔付数额资料的前提下，依据一定的数理模型，并假设过去同类责任赔款和给付的经验与未来状况大致相同，从而计算出损失概率以确定该保单的纯保费。由于风险发生的随机性、随着时间推移的事故不确定性以及风险计算的技术误差，实际发生的损失额与预计的损失概率之间通常有偏差，当前者大于后者，通常称为出现负偏差时，该保险人就面临着偿付能力问题。
由于保险人的偿付能力是保证其履行社会稳定职能的核心能力，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其保险业承担的社会稳定作用就越大，对保险业偿付能力的要求就越高，而一旦这个能力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相适应，轻则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重则会危害整个保险业的经营秩序，因而必须由国家进行监督管理。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机构的保险监管主要是通过立法或其它手段对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加以监督管理，如包括开业资本金和总准备金在内的偿付能力控制、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控制、确保保险企业流动性的保证金控制、定期或不定期的财务稽核控制、违规惩戒控制等。强化对保险偿付能力的监管，一方面可以确保被保险人的利益，充分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的完善和财务稳定，也是整个保险市场安全运行的客观要求。
二、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国际比较
发达国家对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系统的研究和实践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93年，越来越多的国家注目于保险业蓬勃发展所导致的税赋流失、资本的过快流动、危机防范技术的滞后等有害于经济健康发展的危险信号，此时，OECD保险委员会成立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专家小组，主要通过调查和分析成员国的保险机构维持偿付能力的技术，从而来检查该国保险监管系统的安全性。专家小组通过国际性监管规范的推行、监管机构的建立、预警技术的使用和出现问题时提供恢复的方法，为各国保险监管的工作提供参考性意见。但是，成员国在各自保险业历史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基本适合本国经济特点的保险监管系统。
1.美国的“各州立法管理，联邦协调监督”的监管体制
美国保险监管是以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确保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和保险费率的公平合理为目的的。由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历史形成了股份有限公司、相互保险公司、个人或合伙制公司等多种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而联邦政府和各州对保险监管均有分别的立法和实施，1945年国会通过的“麦卡伦。弗格森法案”将保险业的基本管辖权赋予了各州政府，联邦政府则负责全美保险业的劳资关系和联邦课税管理，以及各州保险监管立法的协调，也就是说，联邦保险局和各州保险局是平行关系，各司其责。一般联邦保险局只负责洪水保险、农作物保险、犯罪保险等特定业务的监管，而遍布全美的55个州保险局则对几乎所有的商业保险机构进行监管。为对各州保险监管的行动进行协调并加快统一化的进程，美国成立了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成员由各州保险局局长组成，主要职责为讨论保险立法和有关问题，并提供样板法律、条例、保险合同等，供各州保险立法或修正所参考，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全美尽管有55部保险监管法律，但其内容已无多大的区别。
NAIC倡导的对保险机构监管的一种早期预警信息系统（IRIS），有效地监督了保险机构的财务安全，对全美保险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IRIS是对所监管的保险机构的资本金、盈余与前年的比率，以及总保费的佣金占有率等财务比率依据各州统一的年度报告加以计算，筛选出“紧急监视公司”和“目标监督公司”两种保险机构，NAIC将此类公司名单通知所在州的保险监督官，责令该公司对其有关脱离正常范围的财务比率追查原因，并限期改正，从而预先防范该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
美国是世界第一保险大国，其保险监管的法律法规也最为完善，监管措施也最为严格，机构的设立和业务的开展均需经过州政府的批准，除了资本、资信等要求比一般金融公司高之外，审批条件已经十分规范，而且对外资保险机构普遍给予国民待遇。以纽约州为例，为实现保险偿付能力的监管，州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最低资本金为200万美元，而且一部分必须托管；规定的年度定期累积责任准备金的指导思想比较保守，因此提存数额较高；美国保险监管还规定了寿险和非寿险的分业经营原则，保险和证券业、银行业基本隔离的原则，但在母子公司之间可以兼营；保险机构股权投资的总额一般限制在法定资产的40%以内，其它投资范围依次为联邦政府债券、州或市政府债券、抵押贷款、企业债券、优先股和普通股。随着金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美国已经逐渐放宽保险监管的严厉程度，如保险产品的不断创新、保险资金投资范围的扩大、1999年末国会通过的可允许各种金融媒介相互进入各自的经营领域的法案等，以维持美国保险业的全球竞争力。
2.英国的“单头直接”的监管体制
由于历史的积累，英国被公认为全球最发达、最富有竞争力的国际保险和再保险中心之一，1990年全英国的保费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占世界总保费的7.5%.英国颁布的《保险公司法》规定，政府内阁的贸工大臣享有对保险业实行全面监督和管理的权力，而其保险监管的实施机构为贸工部下设的保险局，主要针对保险市场上商业保险公司的监管实施，同时通过立法对劳合社保险市场实行行业自律的管理。
英国以《保险公司法》和《金融服务法》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法规体系规定了保险局主要监管工作内容为：审批保险业务申请，调查违规经营，保险业高层经营人员的审查，报表审核或现场稽核，必要时依法进行干预经营、撤销营业许可等。英国还规定了提取风险准备金和法定保证金的制度，保证基金为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的1/3，另外其对保险经纪活动和保险资金的投资运作均以行业组织的形式进行限制和约束，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持对被保险人的偿付能力。
3.日本的“集中单一，外严内松”的监管体制
根据日本《保险业法》的规定，大藏省下属银行局保险部是日本保险业的直接监管部门，大藏大臣是最高监督官，大藏省内还设有保险审议会等官方咨询机构。与欧美保险市场上各国、各种形式的保险机构自由竞争的情况不同，日本是一个集中型的保险市场，只有几个有深厚官方背景的保险公司形成寡头，政府又极力保护本国企业优先权，严格限制国外保险公司的展业经营。1996年以来，日本颁布了《新保险业法》，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监管体制。
首先，保险部的监管工作重点由市场准入的严格审批转向对保险人偿付能力的管理，注重了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其次，对保险机构及其分支全方位进行公开标准和规范的监管，并且推动市场的分化和适度竞争；第三，国内保险业从产寿险的分业经营逐渐允许通过一定方式相互渗透，同时允许相互保险公司向股份制保险公司统一转制；最后，日本还健全了保险机构从市场退出的机制，允许保险公司破产，政府投入资金仅限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另外，从体现偿付能力的保险公司财务指标规定方面，监管当局也大幅度进行了调整，如提高设立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从3000万日元提高到10亿日元；设立了投保人保护基金，产险公司基金规模为3000亿日元，寿险公司基金规模为2000亿日元。
4.韩国的“双头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监管体制
韩国的保险监管机构由财经院和保险监督院共同担任。财经院的职责为负责建立实施保险监管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发展政策，审批经营保险业务的许可；而保险监督院是于1988年成立的，负责检查各家保险公司的经营，调查处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纠纷，以及管理保险保证基金等；另外韩国还有保险理事会、保险发展学院、寿险协会、非寿险协会等半官方行业组织，为保险监管提供自律和决策实施的支持。
韩国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制度：保险产品报告制度（规定了产品报告审批的规范和程序），资产管理制度（规定了安全性、效益性和社会福利性三项原则），保障存款制度（注册资本的30%必须以现金形式存入保险监督院），准备金制度（规定保险公司必须提取保费准备金、未到期保费准备金、分红准备金等，每年留存保费总额不能超过净利润的5倍），保险保证基金制度（各家保险公司每年须缴纳其保费收入的0.1%给保险监督院，作为保证金使用）。
三、对我国保险监管的政策性建议
1.建立我国规范的保险保证金制度
保险保证金制度是事后监管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保险行业自身对个别机构发生偿付能力危机时进行救助的源泉。我国虽然在《保险法》中规定了保险公司成立后应当按照其注册资本总额的20%提取保证金，但没有明确规定如何使用保证基金和如何进行危机救助，而且保证金仅仅有这一来源还嫌不够广泛。应有一个专门的行业中立机构来负责运行这个金，来源应扩大为法定缴纳保证金、各级政府或企业的捐赠、基金经营收入、行业积累等，保险立法应详细制定事后监管的责任分担和操作程序等，尽可能使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有一个完整的监管保障，从而在全方位保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
2.完善市场主体，发展保险中介
由于保险业广泛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被保险人的信息劣势使市场状况与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初衷相背离，所以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发达国家多年的实践，均证明了完整的市场体系离不开各类市场主体的完善，因此保险中介必须得到大力发展。保险中介主要有人和经纪人两种，两者均是保险合同双方的媒体，前者站在保险人的角度，作为保险产品的推销商和售后服务提供者；后者是站在投保人的利益角度，作为保险产品的选择分析者和消费指导咨询者。只有两者共同存在，并在科学的监管下正常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保险市场才能有序而健康发展。我国的现状为，只有零星的属于保险公司的人个体，非但缺少市场独立性，而且没有形成规模的公司群体，而经纪人制度的出台仍在期待之中，尽管经纪人资格考试已经试行了一届。
3.打破寡头垄断，保险公司实施小型化、股份化、多种成分化，鼓励市场竞争
与银行业的监管问题一样，营造合理适度竞争，客观上需要大量中小型的、非完全国有的保险企业成为市场主力，市场准入稍稍放松，严格科学监管，形成依据监管和稽核结果的优胜劣汰机制，在行业或监管当局有能力确保投保人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市场退出通道的畅通。
4.利用科学有效的风险预警制度，强化监管机构的预防监测能力
以NAIC的IRIS（保险监管信息系统）和RBC（基于风险的资本管理方法）为代表的保险机构偿付能力风险预警机制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运用，并各自进行本国化的改良，目前我国的保险监管还流于主观性和经验性。
5.统一并科学化体现偿付能力安全性的各项
财务指标包括责任准备金、理赔支付余额、经营安全性评价标准等在内的体现偿付能力的各项财务指标应由监管当局组织专业的科学测算，在行业的支持下制定合理的指标体系，既作为预警制度的阈值标准，也成为公认的评价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