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思想的科学本质:思想是我们一直捉摸不透的东西，而按照信息论假说来讲，思想其实就是一种信息，大脑中的某些特定分子摩擦碰撞，引起了某些信息子的规则排布，在三维空间中的表现就是产生电流，引起脑细胞的活动，这便是思想的本质。现实中我们所谓的思想还要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需要通过一个完整复杂的调节机制将其表达出来，这个调节机制对于人类来说便是神经系统，因此只有我们能将复杂的思想表达出来；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一个人有或者没有文化，是指他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后者是狭义的解释，前者是广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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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镇党委将以学习十精神为主线，继续开展好每月一次的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结合时政热点、新生知识、工作难点有主题、有计划、有效果地开展好中心组理论学习。2、组织好每个季度的机关干部学习会。按照“走出去、请进来”的模式，组织广大机关干部“走出去”学习好的经验和做法，同时邀请理论领域专家、学者到镇机关单位进行理论宣讲，提升和丰富机关干部的学习能力和知识。3、开展特色学习活动。如读书月、党风廉政教育、十知识竞赛、十主题论文等学习活动，通过“读、写、听、说”提升机关干部理论学习参与面和积极性。
二、扎实推进农民群众教育，培育宣传文化品牌
深入推进“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工作全覆盖常态化，整合我镇优势、特色资源，继续打造宣传文化精品。同时积极组织广大群众参与各类讲座、文体活动，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把党的政策、社会建设的成就和农民教育工作渗透到全镇各个角落。
三、深化文明创建活动，巩固文明创建成果
继续开展文明创建工作，让各界群众加入创建活动中来。持续开展好爱老敬老、扶贫助困等系列创建活动，协助政府开展好计划生、综治平安、法律援助等民生工作。
四、做好正面典型宣传，营造争先良好氛围
做好精神文明建设，继续挖掘辖区各类典型，尤其是“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好事”的评议和推选。同时宣传各级评选评议出的道德模范、好人好事，号召各界群众学榜样、争先锋。此外，加大对道德模范、好人好事的宣传报道，关心道德模范、好人好事的个人和集体，增其强荣誉感和责任感。
五、重视社情舆情工作、加大宣传信息报道
充分利用网络通讯媒体平台，持续做好社情舆情关注与收集工作。与此同时，根据工作开展特色内容，做好各级媒体与重点刊物新闻信息报送工作，加大我镇宣传力度，提升古陂对外良好形象。
六、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着力文体基础建设
二、企业文化建设促进思想政治共开展的途径不断地创新
企业文化不是那种硬性规定的规章制度，它需要员工自觉地遵守，是一种自觉地行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为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提供一些解决的措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提出一些新的对策。首先，企业文化能够促进精神与物质的紧密结合、相互融合，企业文化中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按两个方面，能够促进思想理念与经营方式的紧密结合，在企业文化对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更好的解决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其次，企业文化能够促进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结合，将管理制度中强制型的制度逐渐的变成员工能够自觉遵守的制度，补充了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空乏。另外，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的管理理念与价值观念的统一，促进员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不断地增强，使思想政治工作在思想佳偶方面的不足之处得到弥补。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三、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一、马克思对“文化”概念的回避
在马克思著作中对“文化”一词使用频率很低，也没有对“文化”这一概念做出明确的定义，同时也缺少关于文化本质、文化发展规律等问题的完整系统科学论述。但这并不意味马克思在文化问题研究方面的空缺。马克思之所以很少提及“文化”一词，是因为马克思所处时代文化问题尚未凸显，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机器化生产所导致工人失业问题以及深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所以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多在剖析和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矛盾，并未有把目光过多放在文化问题上。其次，在18、19世纪的德国思想界，“文化史”观念泛滥着唯心史观，马克思为了与唯心主义划清界线，不得不刻意避免使用“文化”这一概念，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为什么尽量回避使用“文化”这一概念。
二、马克思文化思想来源
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虽很少直接使用文化一词，但是马克思作为一种新历史哲学的创立者并没有忽视文化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世界的哲学分类中明确文化的来源及其哲学地位。马克思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分别是自然界与人类。自然界是不依靠人的意志存在的，是未经人类活动影响的客观存在与现实，同时也是人类实践的客体和对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类则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主体，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文化就产生与人类与自然界的交互关系之中。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到：“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中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这里“精神生活”即是文化，论述了在人与自然的交互过程中形成文化。“正是在改造对象的过程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马克思这里说到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是类存在物，认为自然被人通过能动的改造后为人所服务。
三、马克思文化观的发展与完善
马克思在科学的论证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了他的文化观。《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还是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在内的综合性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阐明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运动的内部规律。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认为社会不是由单个机构或个人简单组合而成，而是由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和各种要素构成的有机体，充分肯定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社会构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思想、宗教、经济等多个方面，他们的总和构成了社会有机体，它们的对立统一则促进了社会有机体的运动和发展。马克思生动的描述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要素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共同促进。
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的研究，使马克思文化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史前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的研究，对文化发展多样性有了新的认识。他是从历史环境和文化的差异性来论述文化多元性的，他认为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有不同的结果。不同部落或种族之间文化交互的相互作用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使较落后地区的文化出现了文化跃迁的现象；在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同地区种族间的文化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也就形成了在共时态上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因此，马克思认为文化的发展亦不是单线的，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吸收和借鉴较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是可以跨越发展的。
四、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国家之间的综合竞争力也越发激烈，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带给我们新的挑战，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源泉，丰富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求，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实践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要事无巨细的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最基本的规范做起，从细小的事情做起，做好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工作，使理论走到人民大众身边，做到妇孺皆知，切实成为人民大众的生活规范。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还要提高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特征是“文化魅力”，它不是靠强制实施，而是凭借她的自身感化力发挥作用。当今世界越来越呈现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而文化介于两者中间，兼有两者的共同特点。伴随传媒、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文化的认同性越来越代替了文化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是要保护好民族文化。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我们需要提高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二是向外辐射民族文化的能力。中国文化只有走向世界，才能在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保持话语权。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
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
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不是思想文化“要不要”市场化的问题，因为只要你搞市场经济，文化市场化就是难免的。你不想搞，它也会自发地走向市场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价值观问题，即“应当”还是“不应当”的问题。文化“能不能”市场化的问题，是由文化的本性和规律决定的，是一个“事实性”问题;而“应当”还是“不应当”的问题是“价值观”问题，即文化市场化是“好”还是“坏”的间题，这个问题不是由市场经济的本性和规律决定的，而是由人性决定的。“事实”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即“是”的问题，而“应当”则不是存在论的问题，而是“价值论”的问题。价值、“应当”不是从事物的存在和规律性推导出来的，而是根源于人性的选择。因此，根据市场经济的本性和规律而主张把文化推向市场的观点，正是从“是”推导出“应当”、从“事实”推导出“价值”的哲学的突出表现。这是对人的蔑视，对人文精神的蔑视。“文化能否市场化的问题”中的“文化”概念，既不是指“物质文化”，也不是指精神文化中的“科学文化”，而是指“人文的思想文化”。因此，我们在这里反对把思想文化市场化，不是反对把一切文化市场化，而是反对把“人文思想文化”市场化。
一、物欲与崇高:两种不同价值的冲突
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在商品交换中，参与交换的每一方都是以自己最大的物质利益的获得为目的。正是对最大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市场经济得以发动的价值论基础。在交换中，买者总是想以最少的金钱换取最好、最多的商品，而卖方则总是企图以最高的价格把剩余的或最不受欢迎的商品卖出去。尽管迫于一定的供求关系的压力，通过讨价还价的争斗，双方都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但双方的出发点都始终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除非买卖双方是精神病患者，否则在买卖中决不会出现买方总想多付钱，而卖方总想少收钱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中是不能学雷锋的。因为雷锋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只关心别人、心中唯独没有自己的共产主义精神。而市场精神则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以牺牲他人利益来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自利精神”。只有在市场经济活动之外才会有雷锋精神和雷锋的行为。我们不能指望靠市场经济塑造和培养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只能在市场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才能形成。例如，香港很多富商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受灾人民都做过无私的捐助。这是雷锋精神，但他们的这种精神决不是由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而是由他们所接受的人文教育的结果。这些市场经济时代对社会无私捐助的“雷锋”，在经济活动(如商业谈判)中同样会斤斤计较、分文不让的，否则他们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必然破产，因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市场经济的铁的规律。
市场经济自然选择的运作逻辑对人性自利给予了系统培植，并使其渗透于各个生活领域，反过来，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又成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基础。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都是从自利心出发的。正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激励着人们为实现最大的物质利益而奋斗。消灭了自利心，就不会有正常的商品交换，也不能形成以利益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功利主义价值观包括三个主要原则:第一，利益原则，即经济活动中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我的最大物质利益。第二，选择原则，即趋利避害。这里的“利”是物质利益，这里的“害”是对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的损害。通俗讲来，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利就干，无利就不干;利大就大干，利小就小干”。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规律，决定了它的经济主体必须按照动物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去行动才能获得生存。第三，实效原则。为了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迫使经济主体必须注重行为的实际结果。“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准确地揭示了实效原则的经济实质。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我们说思想文化“不应当”市场化，首先根源于市场经济同思想文化之间的价值观的冲突。
决定市场价值的唯一的因素就是“量”。市场经济是以量对质的支配为特征的。它首先抹去了商品千差万别的质的差异和特征，把商品在价值上的差别仅仅归结为量上的差别。商品之间的比较和交换，完全依据商品的量的规定来进行。当商品所有的质上的区别都被抹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是生产这些商品所消耗的“人类劳动”的量了。因此，劳动时间就成了评价商品价值的唯一的尺度。商品的价值被归结为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抽象的人类劳动。这样，在商品经济的规律中，毒品与粮食、电脑与萝卜、化妆品与导弹是没有质的区别的。他们的唯一区别就是生产他们所消耗的劳动时间的数量上的区别。不同质的商品被当作同质的商品来对待，其结果就是彻底消除了商品价值在质上的对立。为此，市场找到了作为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货币成为不同商品的共同的价值象征，所有的商品价值都可以放到货币的天平上得到确认和度量。
而人文的思想文化价值在性质上却同商品的价值根本不同。思想文化的价值注重的是“质”的方面，是以“质’夕对“量”的支配为特征的。文化价值首先确定的是真、善、美同假、丑、恶的区别，即在质上的区别，然后才有量的区分问题。如果在认识上不分真与假，在道德上不分善与恶，在艺术上不分美与丑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文化价值可言?思想文化的价值，是超越功利的，是对崇高的价值理想的追求:它以“真”反对“假”，以“善”反对“恶”，以“美”反对“丑”，是以崇高的理想价值反对低俗的否定性价值。因此，如果把思想文化纳人市场，抹杀了文化价值的质的区分，让其按照市场的价值规律运行的话，就等于彻底抛弃和背离了文化价值。这正是思想文化不应当市场化的根本原因。
二、文化产品的一次性:无法交换的文化价值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重复性的、大量的生产。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生产此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平均时间。因此，物质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确定的。但是，人文的思想文化的生产是“一次性”的。如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只有它们的创作者的创作活动才是生产，而他人和后人学习、阅读的活动就不在是生产，而是消费了。《水浒》的生产者只有施耐庵，其他人抄写、阅读和印刷就不是生产了，而是传播和消费了。正因为这些思想文化的生产是一次性的，而不是“大量的”和“重复的”，因而对它们的生产不存在社会平均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它们的交换价值。既然它们的交换价值都不能确定，而交换价值的规律又是市场经济进行交换的基本规律，因而思想文化不存在进人市场进行交换的基本条件，我们是不能把这些人文的思想文化纳入市场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
说到这一点，人们可能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黑格尔的《逻辑学》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两本书的后面不是明确写着定价吗?怎么能说我们无法确定它们的交换价值呢?而且这些书每天都在书店中出售，怎么说不能纳人市场呢?一个农民卖了80斤玉米，用这些钱去书店买了一套《红楼梦》，这不是粮食同《红楼梦》的交换吗?
在这里，提这个问题的人是把《红楼梦》或《逻辑学》内含的思想文化同承载这两本书的物质实体等同起来了。思想文化的存在，总是要有它们的物质载体的。但它们的文化价值并不等于它们的物质载体的价值。曹雪芹花了毕生的精力创作的《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肯定不限于这本书后面的定价的价值。这本书的定价只是此书的物质载体的价值，即印制这本书的成本和利润，而不是《红楼梦》这本书的文化价值。如果你买的不是一本现代印刷厂印刷出来的，而是手抄本，那么，这手抄本的《红楼梦》肯定要比印刷厂印制出来的书要贵得多，因为手抄本的形成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其成本就高得多。但是，即使比这贵得多的手抄本的价格也不是这本书的文化价值。书店卖的《红楼梦》是用工业的方法批量“制造”(而不是创造)出来的。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生产”和“重复性生产”。因此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的交换价值是可以确定的。但思想文化的产品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作为思想文化的“创造性”产品，因为创造它们的文化生产是“一次性”的，因而其交换价值是无法确定的。
不仅思想文化同物质产品在交换价值方面不存在“可比性”，而且在消费价值或使用价值上也不存在“可比性”。人们对物质产品的消费是“一次性”的，如一双鞋子穿破了就不能再穿了，就得去买新的。而人们对思想文化的消费却不是“一次性”的。孔子的思想我们现在仍然在学习，经过了2 500多年，它的(使用价值)消费价值仍然不减。不仅如此，一些具有文化价值的“文物”，它的文化价值还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增加。恐龙的化石在白里纪时代可以说没有什么价值，而现在它却具有了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文化的价值是无限的，即“无价”的。因此，从使用价值或消费价值上看，思想文化同物质产品也不具有“可比性”。既然思想文化同与物质产品(商品)在交换价值方面和消费价值(使用价值)方面都不具有可比性，因而思想文化是不能市场化的。
三、文化媚俗:文化功能的丧失
从思想文化的功能上看，思想文化具有如下社会功能:
第一，教化功能。它是人们灵魂的净化器。它通过信仰、理想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从短浅的、世俗的功利主义价值目标中解放出来，去追求崇高的、神圣的、美好的价值理想。净化人的心灵，平复人的本能冲动，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是人文思想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正是道德的社会功能。
第二，思想文化是整个文化系统的核心，它为社会文化提供统一的终极解释原则。这个终极的解释原则，既是一个本体论原则，也是一个终极价值原则。因此，它是社会的神经中枢，起着维护社会各个方面统一的作用。这正是哲学本体论和宗教的社会功能。
第三，为个体生命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牛命提供终极意义。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活着，应当怎样活着?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死亡?什么是幸福?等等。这些问题就是人生观的问题。
要保证思想文化的社会功能的真正实现，其前提就是必须保证思想文化的纯洁性，不能容忍思想文化被功利主义所左右。一旦思想文化被功利主义价值观所俘虏，它就必将失去其应有的社会功能。那么，怎么保持思想文化的纯洁性呢?避免思想文化市场化是保持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如果把思想文化市场化，就必须使思想文化按照市场经济的本性和规律运行，从而使思想文化被功利主义所左右。这是因为:
第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原则。而思想文化是不能使经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文化本质上是超越功利的。它的功能就是要把人从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狭隘的价值追求中解放出来。思想文化的价值是“目的性价值”，而非“工具性价值”。因此它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增长和个人获得物质利益的工具。不仅如此，由思想文化的超功利性所决定，思想文化本身的建设也不能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如果按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思想文化建设，就必然使那些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文化设施和机构被排挤到可有可无的境地，从而陷人生存危机。一般的学术刊物都不能获得利润，它们的存在只能依靠补贴来维持。博物馆也不能靠自身获得的利润来维持。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博物馆的存在也是无法维持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大多数都不能依靠利润来维持，以至于出版学术著作要作者自己掏腰包。如果要把思想文化市场化，学术、文化价值越高，在市场经济下生存就越困难。具有文化价值的高雅文化，大多不能靠利润最大化来维持。
第二，如果要把思想文化市场化，就必须使思想文化适应消费者的要求。这是市场交换的一个基本原则。你要把你的东西卖出去，你的东西就必须是买主所要求的。所谓的“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够那样“火爆”，从事这些活动的明星们之所以比专家们、学者们有更多的崇拜者，赚更多的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是适应消费者需要的。说得更直接一些，就是“媚俗”。如果不“媚俗”，就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文化产品就卖不出去，就无法在市场中生存。文化“媚俗”的结果，就是思想文化完全失去它的社会功能:文化不再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不再是对崇高理想的向往，不再是对人类心灵的净化，而是成为商品经济的附属物，使文化领域成为文化商人的舞台，成为这些人发财致富的手段。为了把思想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不是思想文化“要不要”市场化的问题，因为只要你搞市场经济，文化市场化就是难免的。你不想搞，它也会自发地走向市场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价值观问题，即“应当”还是“不应当”的问题。文化“能不能”市场化的问题，是由文化的本性和规律决定的，是一个“事实性”问题;而“应当”还是“不应当”的问题是“价值观”问题，即文化市场化是“好”还是“坏”的间题，这个问题不是由市场经济的本性和规律决定的，而是由人性决定的。“事实”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即“是”的问题，而“应当”则不是存在论的问题，而是“价值论”的问题。价值、“应当”不是从事物的存在和规律性推导出来的，而是根源于人性的选择。因此，根据市场经济的本性和规律而主张把文化推向市场的观点，正是从“是”推导出“应当”、从“事实”推导出“价值”的哲学的突出表现。这是对人的蔑视，对人文精神的蔑视。“文化能否市场化的问题”中的“文化”概念，既不是指“物质文化”，也不是指精神文化中的“科学文化”，而是指“人文的思想文化”。因此，我们在这里反对把思想文化市场化，不是反对把一切文化市场化，而是反对把“人文思想文化”市场化。
一、物欲与崇高:两种不同价值的冲突
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在商品交换中，参与交换的每一方都是以自己最大的物质利益的获得为目的。正是对最大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市场经济得以发动的价值论基础。在交换中，买者总是想以最少的金钱换取最好、最多的商品，而卖方则总是企图以最高的价格把剩余的或最不受欢迎的商品卖出去。尽管迫于一定的供求关系的压力，通过讨价还价的争斗，双方都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但双方的出发点都始终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除非买卖双方是精神病患者，否则在买卖中决不会出现买方总想多付钱，而卖方总想少收钱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中是不能学雷锋的。因为雷锋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只关心别人、心中唯独没有自己的共产主义精神。而市场精神则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以牺牲他人利益来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自利精神”。只有在市场经济活动之外才会有雷锋精神和雷锋的行为。我们不能指望靠市场经济塑造和培养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只能在市场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才能形成。例如，香港很多富商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受灾人民都做过无私的捐助。这是雷锋精神，但他们的这种精神决不是由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而是由他们所接受的人文教育的结果。这些市场经济时代对社会无私捐助的“雷锋”，在经济活动(如商业谈判)中同样会斤斤计较、分文不让的，否则他们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必然破产，因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市场经济的铁的规律。
市场经济自然选择的运作逻辑对人性自利给予了系统培植，并使其渗透于各个生活领域，反过来，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又成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基础。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都是从自利心出发的。正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激励着人们为实现最大的物质利益而奋斗。消灭了自利心，就不会有正常的商品交换，也不能形成以利益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功利主义价值观包括三个主要原则:第一，利益原则，即经济活动中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我的最大物质利益。第二，选择原则，即趋利避害。这里的“利”是物质利益，这里的“害”是对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的损害。通俗讲来，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利就干，无利就不干;利大就大干，利小就小干”。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规律，决定了它的经济主体必须按照动物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去行动才能获得生存。第三，实效原则。为了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迫使经济主体必须注重行为的实际结果。“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准确地揭示了实效原则的经济实质。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我们说思想文化“不应当”市场化，首先根源于市场经济同思想文化之间的价值观的冲突。
决定市场价值的唯一的因素就是“量”。市场经济是以量对质的支配为特征的。它首先抹去了商品千差万别的质的差异和特征，把商品在价值上的差别仅仅归结为量上的差别。商品之间的比较和交换，完全依据商品的量的规定来进行。当商品所有的质上的区别都被抹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是生产这些商品所消耗的“人类劳动”的量了。因此，劳动时间就成了评价商品价值的唯一的尺度。商品的价值被归结为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抽象的人类劳动。这样，在商品经济的规律中，与粮食、电脑与萝卜、化妆品与导弹是没有质的区别的。他们的唯一区别就是生产他们所消耗的劳动时间的数量上的区别。不同质的商品被当作同质的商品来对待，其结果就是彻底消除了商品价值在质上的对立。为此，市场找到了作为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货币成为不同商品的共同的价值象征，所有的商品价值都可以放到货币的天平上得到确认和度量。
而人文的思想文化价值在性质上却同商品的价值根本不同。思想文化的价值注重的是“质”的方面，是以“质’夕对“量”的支配为特征的。文化价值首先确定的是真、善、美同假、丑、恶的区别，即在质上的区别，然后才有量的区分问题。如果在认识上不分真与假，在道德上不分善与恶，在艺术上不分美与丑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文化价值可言?思想文化的价值，是超越功利的，是对崇高的价值理想的追求:它以“真”反对“假”，以“善”反对“恶”，以“美”反对“丑”，是以崇高的理想价值反对低俗的否定性价值。因此，如果把思想文化纳人市场，抹杀了文化价值的质的区分，让其按照市场的价值规律运行的话，就等于彻底抛弃和背离了文化价值。这正是思想文化不应当市场化的根本原因。
二、文化产品的一次性:无法交换的文化价值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重复性的、大量的生产。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生产此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平均时间。因此，物质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确定的。但是，人文的思想文化的生产是“一次性”的。如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只有它们的创作者的创作活动才是生产，而他人和后人学习、阅读的活动就不在是生产，而是消费了。《水浒》的生产者只有施耐庵，其他人抄写、阅读和印刷就不是生产了，而是传播和消费了。正因为这些思想文化的生产是一次性的，而不是“大量的”和“重复的”，因而对它们的生产不存在社会平均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它们的交换价值。既然它们的交换价值都不能确定，而交换价值的规律又是市场经济进行交换的基本规律，因而思想文化不存在进人市场进行交换的基本条件，我们是不能把这些人文的思想文化纳入市场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
说到这一点，人们可能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黑格尔的《逻辑学》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两本书的后面不是明确写着定价吗?怎么能说我们无法确定它们的交换价值呢?而且这些书每天都在书店中出售，怎么说不能纳人市场呢?一个农民卖了80斤玉米，用这些钱去书店买了一套《红楼梦》，这不是粮食同《红楼梦》的交换吗?
在这里，提这个问题的人是把《红楼梦》或《逻辑学》内含的思想文化同承载这两本书的物质实体等同起来了。思想文化的存在，总是要有它们的物质载体的。但它们的文化价值并不等于它们的物质载体的价值。曹雪芹花了毕生的精力创作的《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肯定不限于这本书后面的定价的价值。这本书的定价只是此书的物质载体的价值，即印制这本书的成本和利润，而不是《红楼梦》这本书的文化价值。如果你买的不是一本现代印刷厂印刷出来的，而是手抄本，那么，这手抄本的《红楼梦》肯定要比印刷厂印制出来的书要贵得多，因为手抄本的形成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其成本就高得多。但是，即使比这贵得多的手抄本的价格也不是这本书的文化价值。书店卖的《红楼梦》是用工业的方法批量“制造”(而不是创造)出来的。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生产”和“重复性生产”。因此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的交换价值是可以确定的。但思想文化的产品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作为思想文化的“创造性”产品，因为创造它们的文化生产是“一次性”的，因而其交换价值是无法确定的。
不仅思想文化同物质产品在交换价值方面不存在“可比性”，而且在消费价值或使用价值上也不存在“可比性”。人们对物质产品的消费是“一次性”的，如一双鞋子穿破了就不能再穿了，就得去买新的。而人们对思想文化的消费却不是“一次性”的。孔子的思想我们现在仍然在学习，经过了2 500多年，它的(使用价值)消费价值仍然不减。不仅如此，一些具有文化价值的“文物”，它的文化价值还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增加。恐龙的化石在白里纪时代可以说没有什么价值，而现在它却具有了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文化的价值是无限的，即“无价”的。因此，从使用价值或消费价值上看，思想文化同物质产品也不具有“可比性”。既然思想文化同与物质产品(商品)在交换价值方面和消费价值(使用价值)方面都不具有可比性，因而思想文化是不能市场化的。
三、文化媚俗:文化功能的丧失
从思想文化的功能上看，思想文化具有如下社会功能:
第一，教化功能。它是人们灵魂的净化器。它通过信仰、理想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从短浅的、世俗的功利主义价值目标中解放出来，去追求崇高的、神圣的、美好的价值理想。净化人的心灵，平复人的本能冲动，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是人文思想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正是道德的社会功能。
第二，思想文化是整个文化系统的核心，它为社会文化提供统一的终极解释原则。这个终极的解释原则，既是一个本体论原则，也是一个终极价值原则。因此，它是社会的神经中枢，起着维护社会各个方面统一的作用。这正是哲学本体论和宗教的社会功能。
第三，为个体生命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牛命提供终极意义。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活着，应当怎样活着?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死亡?什么是幸福?等等。这些问题就是人生观的问题。
要保证思想文化的社会功能的真正实现，其前提就是必须保证思想文化的纯洁性，不能容忍思想文化被功利主义所左右。一旦思想文化被功利主义价值观所俘虏，它就必将失去其应有的社会功能。那么，怎么保持思想文化的纯洁性呢?避免思想文化市场化是保持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如果把思想文化市场化，就必须使思想文化按照市场经济的本性和规律运行，从而使思想文化被功利主义所左右。这是因为:
第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原则。而思想文化是不能使经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文化本质上是超越功利的。它的功能就是要把人从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狭隘的价值追求中解放出来。思想文化的价值是“目的性价值”，而非“工具性价值”。因此它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增长和个人获得物质利益的工具。不仅如此，由思想文化的超功利性所决定，思想文化本身的建设也不能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如果按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思想文化建设，就必然使那些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文化设施和机构被排挤到可有可无的境地，从而陷人生存危机。一般的学术刊物都不能获得利润，它们的存在只能依靠补贴来维持。博物馆也不能靠自身获得的利润来维持。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博物馆的存在也是无法维持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大多数都不能依靠利润来维持，以至于出版学术著作要作者自己掏腰包。如果要把思想文化市场化，学术、文化价值越高，在市场经济下生存就越困难。具有文化价值的高雅文化，大多不能靠利润最大化来维持。
第二，如果要把思想文化市场化，就必须使思想文化适应消费者的要求。这是市场交换的一个基本原则。你要把你的东西卖出去，你的东西就必须是买主所要求的。所谓的“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够那样“火爆”，从事这些活动的明星们之所以比专家们、学者们有更多的崇拜者，赚更多的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是适应消费者需要的。说得更直接一些，就是“媚俗”。如果不“媚俗”，就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文化产品就卖不出去，就无法在市场中生存。文化“媚俗”的结果，就是思想文化完全失去它的社会功能:文化不再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不再是对崇高理想的向往，不再是对人类心灵的净化，而是成为商品经济的附属物，使文化领域成为文化商人的舞台，成为这些人发财致富的手段。为了把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234-02
理论范畴是人们对事物、现象进行理性思维的结果，是关于事物、现象的认识和理论思维形式的基本概念。它是一个概念系列或概念群，包括与其涵义相联的外延部分，如特性、结构、功能、类型等问题。探究事物或现象的理论范畴，对于揭示和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具有根本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兴话题。它以文化为视角，以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发展和提升为目标，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在面临诸多的文化危机和挑战，以及当代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日益突显的新形势下的一次理论诉求行动。要从文化的源泉中去汲取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力量，首先就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本质问题，澄清内在联系，掌握相关规律，从而为具体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有力支撑。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本原问题
本原，在哲学上是指一切事物的最初根源或构成世界的最根本实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本原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认识，即根本构成和历史溯源。
首先是根本构成。社会学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等，都可以归结为是各种文化现象”。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教育又是社会互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另有，社会学认为人的社会化从文化的角度看实质是社会文化的内化，其关于社会化的基本内容中所包括的政治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由此可见，在社会学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同等语义的。文化人类学认为，“社会或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关系真正存在的网络，而文化是一种意义构造，指涉的是一种观念体系” ，并且有学者形象地将“社会系统比作交响乐团，文化系统比作乐谱”。因此，文化人类学语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观念体系。文化哲学则提出，文化分广义文化（一切人的实践及成果）、中义文化（精神文化）和狭义文化（艺术），由而，根据研究者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也可以是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层面。根据以上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原的观点比较来看，就我们研究的目的和实际意义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哲学中广义文化相连结的内容更符合我们所要开展的理论探寻的价值取向。
其次是历史溯源。溯源，从发生学角度看，是探掘事物形成前的萌芽阶段、胚胎形式、模糊状况，但确是事物产生的前提、基础和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文化人类学视野中将这一社会实践活动往前追溯，可以究至人类原始思维发生的最初形态——原始宗教，其中就蕴涵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原始宗教实际上是人类最初从物质的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的精神的社会生活，这种精神的社会生活是一个庞杂而混沌的整体，它在原始部落的社会规范的保持与延续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宗教活动涵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现象集中体现在原始社会的各类宗教仪式上。中世纪以后的欧洲普遍用灌输宗教教义代替社会规范和道德伦理教育的现象也充分说明了这种研究结果的合理性。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原始社会中不同价值观念和不同利益代表的群体之间的对抗，氏族之间或氏族内部也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协调关系、调整利益或思想发动、战争动员等。而从教育史学的观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功能等诸要素是同原始初民的教育活动共生、同构的。”以上观点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产生的根源，也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活动的起源。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概念确立
就词的构造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复合词，文化是其根本属性。我们可以推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概念内涵必然是处于文化的概念内涵的下位，文化与其之间是整体与部分、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关于文化的定义，中外学者给出的答案非常多，并且由于视角不同，内涵也呈现较大差异。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审视认为，“要给文化下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定义，必须分三个层次来分析，即广义的文化、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 [6]。首先，他们指出，马克思对文化的解释——文化是指自然的“人化”，强调了两层含义：其一，文化是外部世界的人化；其二，文化是人的自然本性向主体性的转化，由而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明确了文化的本质。因此，广义的文化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凡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结果都可以叫‘文化’”。其次，他们指出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文化，即人类一切精神现象。因为无论是哪种文化，都渗透着精神文化，缺乏人的精神或意识，就不可能成为文化。再次，他们指出狭义的文化是艺术，因为艺术是精神文化的精华，在精神文化中具有独特地位。
应该说，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智慧，实现了文化的定义从片面走向全面、特殊走向一般，使其更加具备了普释的能力和意义。如前文所述，就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意义而言，“大文化观”似乎更加符合我们实践的需要，因为要科学、有效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实际效果，就必须通盘考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因素、条件和基础。故而，在广义文化的概念内涵下划定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概念内涵是科学合理的。于是我们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定义为：人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但这个由哲学层面而来的概念似乎过于抽象，不便于人们的掌握和使用。王宁在《中国文化概论》中将大文化的定义表述为：“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这个定义的局限性在于对文化的概念指向为过去式，但其对文化的本质认识仍符合文化哲学的要义。借鉴这种表述方式，我们也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定位为：人类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共同创造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是广泛性。任何一种文化，都受到地域和民族因素的限制而呈现一定的有限性。如我国在历史上就形成的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圈，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等等，彼此之间差异明显，即使是最共性的生活层面文化——建筑、饮食和服饰等，互相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则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概念下，用相同的思想品德的内容和要求，对其中的成员施加影响的一种实践文化。它是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范围内以全体成员为目标而广泛进行的，不受地域、民族等文化传播所固有障碍的局限。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文化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也在借助现代科技发展成果，积极实现最广泛的传播和覆盖。
二是阶级性。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他认为，思想是具有阶级性的。而即使是社会道德，也有其自身的阶级属性。因为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归根到底是从经济利益、阶级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在本质上是应社会统治阶级统摄民众思想和意识之需，是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相互对立的基本面和实现阶级统治的根本面，因此，它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意识性。
三是内隐性。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由于指涉的是以人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为主的内容，所以不可避免的具有内隐性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中知识类层面的内容传授在教育活动中可以直接看到，但政治信仰、道德取向、价值判断等问题就无法直接观察和评判，必须通过适当的渠道和载体才能掌握和评价。其次，就个体而言，每个个体对自身的思想意识的确定和把握也存在难度，懂、信、行之间经常会有不一致表现。而且在诸多现实的情境下，许多人由于自身缺乏细致思考，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相应的言行，但其本质并非笃行真信。从促进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内隐性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在认识和甄别上难度加大，所以在实践上也是挑战最大的文化现象。
四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文化生成和提升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也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惟一源泉中产生发展的。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思想观念和意识问题，而为了回答解决这些问题，充分发挥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就应需而生。同时，要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能切实担负起推动实践、促进实践的功能，就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与人的实践紧密相接，使其既能在实践中增加文化体验，更加认同相关的思想品德观念，又能用其所接收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去更好地化解实践中所产生的思想困顿和道德迷茫等。因此，只有在动态的、开放的、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才能释放出社会先进文化的光彩。
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主要功能
一是认识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认识功能体现在文化的传承机制上。将人类的认识成果、经验体会和精神活动成果以教育的形式往下传承是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而言，它包含着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相关政治理论、社会伦理道德的知识体系，人们正是在系统接受这些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够认识社会、剖析现象，才能根据自我不断成型的政治观点、道德取向进行现实的批判和选择，进而调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认识功能使每一个个体进入社会、融入社会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个人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但仍能在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现象，其实质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熏陶作用实现了其相关的认识过程。
二是导向功能。所谓导向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能使人们在一定知识基础上进行的价值判断活动多数趋向于统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传授人们相关社会政治、道德等知识并积极促进其内化的人类实践活动，其终极目标不是懂不懂、掌不掌握怎样的知识体系问题，而是人们信不信、行不行知识体系中所蕴涵的价值选择的问题，也就是知识观念内化程度的问题。所以，人们未必懂什么是政治、什么是道德，但其对真善美、假恶丑以及公平、正义等的评价标准却可以通过人们的规范教育、口口相传、以身示范等渠道获取并内化，从而使人们对诸多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进行评价和取舍时最终能做出趋同的反应和结果，使社会能在不同的个体特性共存下实现维系和统一。
三是规范功能。规范功能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能对社会成员的某些思想、言论和行为具有规范的作用。在一个社会群体里，为了协调大家的利益使之能共同生存和发展，其成员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一种共识，必须共同遵守相应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追求共有的价值观，形成特定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包括强制性的，如国家法律等；也包括非强制性的，如道德和风俗等。这些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等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的每一成员的行为、举止进行着约束和调整，使其符合一定的规范，符合社会成员共同的利益基础。当个体的行为一但有越轨时，便会遭到社会其他成员一致的攻击、惩罚、排斥等，付出相应的不同程度的代价，从而使规范成为了社会个体成员思想和行为中的“紧箍咒”，个体的行为自由成为了有前提、有限制的自由，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有了真正保障。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6.
[2] [3]马广海.文化人类[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397.
坚持发展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这不但是新世纪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重要保证。在当前来说，就是务必把切实加强全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其中心环节来抓。正如在去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主要有5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社会性质，就必须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其中心环节。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一种先进文化的发展，都必须坚持其所处的社会性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亦同样如此。那么其所处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呢?这就是在去年《讲话》中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告诉我们所要倡导发展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既非姓“封”，更非姓“资”，而是姓“社”，并且这一姓“社”文化也非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所共有的，而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当代中国这一特殊社会性质，决定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这一文化，就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内容，无疑也就是作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要解决的主要内容。正如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
那么什么是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内容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不过在这儿应当明确的是，这两大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都是半斤八两，而是有主次之分的。一般来说，思想道德建设是主要矛盾，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则是次要矛盾。原因是思想道德建设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而且直接影响着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发展，乃至最终影响到我国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程。这正如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第二，要坚持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就必须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其中心环节。所谓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党过去一贯强调的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一种先进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一个先进的或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来进行的。我们之所以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先进文化，就因为其首先有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样一个先进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我们党80年来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但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我们建设和发展先进文化的根本。从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事业的历史来看，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双百”方针和“两为”方向逐步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乃至今天根据新的历史时期发展需要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都无不验证了一条真理。
要做到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就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中心环节来抓。“马、列、毛、邓”在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中的指导地位，主要体现在实践中的人们如何在正确理论指引下，从思想道德建设的高度出发，按照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和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要求，去大力发展那些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并具有中国风格的精神食粮，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他们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使之在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要坚持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本质功能，就必须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其中心环节。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大凡作为一种文化来说，它都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并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社会本质，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所起的作用亦各异。一般来说，先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它在本质上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先进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要求，进而起到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正是由于先进的文化在本质上具有这样一种社会功能，所以近代以来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在内的一切革命或进步的阶级和政党都很重视抓好先进文化的建设，并把它看作是实现自身奋贩目标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明确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
但是，应当看到，先进文化的这一社会本质功能要得以很好体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对全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建设。这是因为，作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否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这对于能否实现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步与发展关系极大。因为任何时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步与发展，都是建立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准基础之上的。不可设想:在一个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道德水平低下的社会里，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我们今天要想通过“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在本世纪中叶基本上把我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整个中华民族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的提高。不然的话，就毫无成功之望。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本质功能的体现，同直接从事这一文化建设实践者们的思想道德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归根到底是要通过一大批实际文化工作者的社会实践活动方可实现。但这一社会实践的成效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实践者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而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它又同我们是否重视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这就从间题的一个侧面说明，在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上，倘若忽略了对包括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内的全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建设，或是抓得不力，那么要想坚持很好地体现出反映我们所处伟大时代深刻而巨大社会变化的这一本质功能，便是一句空谈。
第四，要坚持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其中心环节。“三个代表”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谓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简言之，就是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培养“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仅体现了其发展的社会性质，而且站在时展的高度，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构建提出了明确目标和要求。但要正确把握好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切实抓好对全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如前所述，任何一种先进文化的发展，都是要以一定社会成员所必须具备的思想道德水准为基础的。所以，对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来说，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好与否，无疑会直接地影响到其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仅如此，它甚至于还会影响到我们党在思想政治上的先进与否。原因是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朝何方向发展，它很大程度上反映或体现了其所领导的政党在思想政治上的走向。正如在《讲话》中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精神上的一面旗帜。”
另外，作为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范畴的先进文化，其前进方向主要是由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思想道德、尤其是世界观来决定的。纵观古今中外、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化发展的历史，先进文化同落后或腐朽的、甚至于是反动的文化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它们各自的思想道德观念、尤其是世界观上的差异性，其矛盾和斗争也主要表现为各自不同的思想道德观、尤其是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而也就决定了它们各自沿着迥然不同的方向前进。因此，作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来说，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对处于核心地位的思想道德建设予以高度的重视。否则，就无从谈起，甚至于弄得不好，还有可能会发生方向上的逆转。在这方面，前苏联及东欧政治剧变的历史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年不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上不重视或是根本就不抓思想道德建设，结果使其文化的发展由“向东”倒向了“向西”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对于我们今天把握好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是至关重要的。
第五，要坚持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职责，就必须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其中心环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告诉人们，要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必须历史地承担起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这一重大职责。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并已在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不能不看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某些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特别是某些严重腐蚀人民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文化还依然存在，甚至于在某些地方还大有市场。因此，如何在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去有效地改造落后文化，努力防止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以及各种错误思潮或错误观点对人们的侵蚀，以不断营造起一个弘扬社会正气、鞭挞人间丑恶、宣传健康向上、崇尚文明道德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氛围，就是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中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
然而，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要很好地肩负起改造旧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这一历史职责，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应当把切实加强全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和旧习惯仍将长期存在，加之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某些假、丑、恶的东西也不时地在影响和腐蚀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同落后或腐朽的文化之间的斗争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另外，进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乘我实行对外开放之机，也千方百计地加紧对我进行各种腐朽的思想文化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渗透和腐蚀，这就更突出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提到过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胜谁负’，圈的问题，至今并未完全解决。譬如:我们当前同“”的斗争，即是一鲜明例证。所以，在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问题上，强调将抓好全社会成员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中心环节，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同落后或腐朽的文化之间的斗争，说到底，其实质就是用什么样的思想道德观念去影响人、教育人的问题。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目的，就是要从贯彻“以德治国”基本方略出发，努力培养“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一要求，去坚持不懈地对全社会成员进行以“三义”、“三德”、“三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以不断提高他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使之为推动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作为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来说，能否很好地肩负起改造旧文化、抵制腐朽文化这一历史职责，其根本的还在于自身如何切实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因为这一建设的本身就是一种对旧文化的有效改造和对腐朽文化的坚决抵制。
小标题:
一、引言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区别与联系
三、当前电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普遍存在的问题
四、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
五、结束语
一、引言
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后对电信市场的逐步开放，以及我国电信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电信企业越来越重视企业的市场化运作与企业的经营效益。与此同时，电信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忽略。目前电信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普遍存在着认识不统一、方法老化、缺乏创新等问题。
在国内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与理念在不断地提升，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内企业界的关注，很多企业逐渐意识到企业文化是企业得以长久、稳定发展的“重要资源”。实际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同样，思想政治工作也能够体现出企业文化的成效。因此，如何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去，是当前电信企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区别与联系
1、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区别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范畴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属于政治文化范畴的内容，而企业文化属于管理文化范畴的内容。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了的优良传统，它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企业文化源于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它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包括企业价值观、企业的精神文化、行为规范和物质文化等内容。
其次，从作用方式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通过宣传、教育、谈心等方式，围绕着企业生产经营这个中心，重点解决企业员工的思想政治问题，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以保证企业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企业文化主要通过文化手段，强调建立企业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点，通过加强企业员工的群体意识，营造出企业特定的企业文化环境与氛围。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影响员工的思想，制约员工的行为，促使员工高效的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目的。
第三，从作用领域来看，思想政治工作主要作用于企业员工的思想领域，通过解决员工的思想问题对员工的行为产生引导作用。企业文化则通过精神、物质、制度等多种途径作用于员工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各个方面，全方位的影响员工。可以看出，思想政治工作侧重于员工的思想领域，而企业文化则涉及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领域。
2、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联系
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且有着各自不同的范畴、作用方式和作用领域，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两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从工作对象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工作对象都是企业员工，都是在做人的工作。两者都强调协调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都重视培养员工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职业道德素质。
其次，从工作方向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企业经营发展服务的思想。我国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自然要受到社会主义思想、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第三，从工作目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员工的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建工作来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最终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文化通过企业特有的文化环境的塑造，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使企业得以发展。
第四，从工作途径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在很多工作手段上是相同的。比如思想政治工作通常会采用一些文体活动、座谈会、劳模表彰等方式开展活动，这与开展企业文化活动的方式基本相同。
三、当前电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普遍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电信企业的市场与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如何占领市场份额，如何开发新产品等一线工作方面，而在一定长度上出现了忽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当前我国电信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电信企业体制的不断改革，电信企业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会。企业党组织不仅要处理好与工会、职代会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与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会的关系。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就造成了一些电信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的要求，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
2、思想政治工作缺乏系统教育，统筹安排。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新价值思潮和行为观念不断涌现，这正需要企业的政工部门及时帮助员工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目前很多电信企业在这方面的教育方式简单，系统性差，没有统筹安排，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3、相关人才与经济资源配备不足。电信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后备人才与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减员增效”思想的指导下，很多电信企业的政工人员都由专职人员转换成了兼职人员。另外，很多电信企业用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经费和设施投入也越来越少，个别企业甚至已经没有了这方面的投入。
4、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老化，缺乏创新。很多电信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沿用几十年前的老方法，没有任何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化、走过场现象严重，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会引起年轻员工的反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创新势在必行。
四、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
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为电信企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具体而言，具有以下积极的作用：
1、有利于与企业经营管理紧密结合。目前很多电信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脱节比较严重，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而企业文化架起了两者之间沟通的桥梁。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直接作用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有助于与企业经营管理更加紧密的联系。
2、有利于创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体制。电信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要成立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委员会机构要比较健全，要包括企业各个部门的代表，并且一般由电信企业总经理或党委书记担任一把手。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就可以利用企业文化建设的体制优势，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有效地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效果。
3、有利于借鉴企业文化的活动形式。企业文化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培训班、专题讲座、参观学习、技能竞赛以及文化、体育、公关、公益等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对员工进行理想、信念、道德、纪律和价值观的教育培养。这些活动形象、活泼、生动，易于接受，利于凝聚。电信企业可以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这些活动中，有利于使员工在潜移默化中对敬业精神、道德情操等得到提高。五、电信企业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与途径
电信企业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与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企业核心价值观
企业核心价值观是指企业及员工的价值取向，即对事物的判断标准。换句话说，是企业在追求经营成功过程中所推崇的基本信念和奉行的目标。企业核心价值观决定了企业的基本特征、主产经营风格、管理特色以及每个员工的个人取向。
比如电信企业可以将“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有助于电信企业在内部建立和培育出创新的管理氛围，灌输一种超越对手、开拓进取、勇于探索、争取最好的信念，鼓励员工不断的进行创新实践。
2、健全员工行为规范体系
电信企业员工的行为代表着整个电信企业整体的形象，特别是经常要与客户打交道的员工更要注意自身的形象。如果在企业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就不可能在客户面前体现电信企业的整体素质。比如某电信企业就设计出了以下的员工行为规范：
（1）做人的要求：做富于责任感的人，“企业兴亡，我的责任”，在外我以企业为荣，在内企业以我为荣，营造企业与个人休戚与共互相依存的气氛。
（2）做事的要求：我们深知为了使利润最大化而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都是违背行为规范的。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采取保护和增加社会利益的行为。
（3）准时的要求：任何上班迟到、开会迟到、会议推迟在公司内部均要受到重罚，从而强调“准时”、“一丝不苟”的企业作风。
（4）会议要求：拿数字、拿方案说话，杜绝传统文化中的凭感觉、凭猜测；在会议后将会议结果按授权级别及时在网上公开透明；在信息共享上按级别人人平等。
（5）公共礼节：上班期间严禁喝酒与聚会，无事不得扰乱他人安静的工作；能使用电话、网上联系的，尽可能采用，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打扰。
3、加强民主管理建设
企业的创新离不开广大的员工，集思广益，广泛集中员工的智慧才能实现企业的全面创新。加强民主建设有利于实现企业员工的创新。比如某电信企业实施的“员工提案”制度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提案的类型包括一般提案、职务提案、工作改善提案等等。提案途径可以采用员工自行上报、责成各阶层管理人员向员工收集等。为了确保好的构想能够付诸实施，公司还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措施。
4、完善企业内部沟通管理
思想政治工作要取得实质成效，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努力，所以企业内部的沟通必不可少。企业要尽量减少沟通层次，努力提高管理者与员工沟通的有效性。比如某电信企业推行的定期谈话制度，有效地增强了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减少了工作误会和管理矛盾，加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同时，员工与客户通过沟通建立起和谐、信任的人际关系，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
5、开展职业生涯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