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无论是从产业部门还是从收入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不同层面来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纽带。印度与中国都是发展中转型经济国家典型。印度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贸易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在世界贸易中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被影响者。 【论文关键词】 转型经济 印度 中国 贸易关系 一、印度贸易状况 印度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气候暖湿、资源丰富，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工业品出口额不断增加。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约80亿美元，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同比增长4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政治关系恶化而停顿，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问题，但就目前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净贸易比(NTR)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因此，通过单个NTR的值，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Trade 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分别设为向量X，Y，Xi是i产品的出口额，Yi是进口额；然后，根据公式Yi=α+βXiεi，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 （或劣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一般地，当│r│≥0.8时，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视为低度相关；│r│＜0.3时，认为关系极弱，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近年已达到80%左右。为使统计口径一致，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订，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美国进口历史数据(U.S. ImportsHistoryCD-ROM)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分别属于500组～999组，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现利用既有数据，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 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在90多个商品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年、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11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另外，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这是正常的，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方法。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要积极应诉，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减少恶性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effrey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M],经济学,2003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懂得，比较经典与广泛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含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懂得基础上还包含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懂得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懂得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合适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方案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含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方案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懂得，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鸣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鸣：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保存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持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汲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宏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懂得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法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供给把持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方案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响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响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法。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供给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一 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 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 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 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 简评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82-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包含了区域中心城市及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并处于开放的国内外区域经济环境下，其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主要应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二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开展的国内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以国际战略节点城市为代表开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这三个层面均为我国重要的改革进程。在第一层进程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城市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在第二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水平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实现腹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在第三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与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节点城市经济贸易水平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在国际化合作过程中能否可持续提升竞争力。
三个层面改革进程各成体系，并共同实现提升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战略目标。因此，梳理三个战略改革层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建立进程间统筹机制、形成三方协同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市产业升级以及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环节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笔者采取将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论文综述与重点论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层面的相关研究
1.国内外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2009年陈羽研究发现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了对比，归纳出“价值链思路”具有更为国际化、更为全面、经济学内核“内生”型、产业升级难度更大的特点；而“结构思路”则具有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更为宏观的特点。最后指出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需要统一认识，即“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而产业升级的基本对策就是向“研发（技术）”和“品牌（管理）”两端升级{1}。2012年唐晓云在回顾产业升级概念及国内外研究偏好的基础上，对产业升级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成果，从技术创新和创新政策这两个驱动因素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发现产业升级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2}：（1）内涵界定缺乏更广泛的基础；（2）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3）产业或区域的国内层面和国外相应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4）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关理论散见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创新理论中。2013年王海杰从技术、市场、制度、企业家等方面分别归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从技术路径、功能路径和区域发展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发现当前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3}：（1）国内大部分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2）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避开直接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锁定、实现区域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3）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积极的效应方面，对产业转移的成本及产业中存在的如地理、文化等阻碍因素考虑较少，而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4）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推进产业升级的企业家的培养及企业家资源的拓展的研究略显单薄。
2.近几年国际产业升级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10年杨丹辉通过分析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及其局限性，发现在承接外包的推动下印度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释放出的知识资源，带动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使印度产业升级突破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传统线性升级模式{4}。2010年陈羽、邝国良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与产业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国台湾对大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客观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资本和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并导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升级，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5}。2013年刘艳艳通过研究洛杉矶工业升级历程发现选择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新兴行业，并始终把握价值链的最高环节是洛杉矶实现产业优势的核心，而洛杉矶广阔的地域使得其产业选择具有多样性。同时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也非常重要，洛杉矶宽容多元、创新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及有利于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变革的制度环境，共同帮助其实现地区产业升级{6}。2014年盛朝迅研究发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有两点{7}：一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鼓励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等加快创新因素培育；二是通过加速创新型企业培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主体升级。
3.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唐永伟等人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NKI 数据库检索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核心论文，从研究文献、研究力量和研究热点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转型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8}：（1）涉及多个学科，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团体；（2）城市经济转型是研究的重要方面；（3）研究呈现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发达地区城市转型、城市文化转型4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文化转型研究是热点方向；（4）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的特点，对转型发展路径和效果的评价较为欠缺。2012年以后，对于城市转型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是李程骅和黄南。他们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国际城市经验等四个维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9}{10}{11}{12}{13}。分别提出了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产业体系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以及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对中国的启示。
4.近几年国际城市转型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08年张贤、张志伟分析了美国纽约和匹兹堡的产业调整过程{14}，提出一些国际经验如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产服务业、注重市场与政府协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关联、关心教育科技及其与产业联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值得借鉴。2011年张飞相、陈敬良分析了芝加哥、伦敦、新加坡等许多世界先进城市转型的历程{15}。概括出国外城市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即创建生态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建设文化城市，构建集约城市。指出了国外城市经济转型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以芝加哥为典型的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伦敦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替代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的产业高端化模式。2013年唐子来、王兰文从城市转型的背景出发，将转型城市分为全球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类{16}。通过梳理作为全球城市代表案例的东京、伦敦和纽约，作为工业城市代表案例的曼彻斯特、匹兹堡、多特蒙德和埃森，剖析了两类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型特点。进而分析了案例城市在转型中的功能定位、空间规划和实施策略，并总结了规划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2013年王德、吴德刚和张冠增在总结东京在19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城市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国际化、信息化、老龄化等方面的应对策略{17}。2013年王兰追述了二战以来纽约城市发展转型的动态和规划，诠释了规划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并集中分析了2001年后多个规划的战略议题和内容重点，发现纽约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明显，多元的规划类型体现和支撑了纽约的城市转型发展。{18}
二、“区域经济合作”层面的相关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形式，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比国内早。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1990年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架构，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应由自由贸易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构成{19}]。如果以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关税同盟理论的时间算起，国内比国外晚40年左右。从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发表时间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袁越兴1998年对于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1998年-2001年的研究重心在“经济全球化”，2006年-2008年研究重心转至“区域经济一体化”，2010年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综述和发展趋势判断。
1.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范兆斌、苏晓艳以动因理论为主线，从次优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动因、新贸易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新经济学、区域市场一体化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替代性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理论这四个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及最新进展情况{20}。马林、杨玉文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层次和理论基础两方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国内外理论进行了梳理{21}。梁双陆、程小军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性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进行了评述{22}。李欣红总结了1990年―2007年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关系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23}：（1）传统理论预期优惠贸易协定的成立将根据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区位和专业化模式；融合了新贸易理论和传统区位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区位。（2）实证分析研究的最多的是欧盟，对南南型合作组织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采用的数据以及分析方法差别很大以及国家经济千差万别，实证分析的结论有些与理论预期一致，也有与理论大相径庭，甚至矛盾的案例。2010年以后，姚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区域合作的模式、机制、对策、绩效评价、立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国际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24}：（1）在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解释方面不尽完善；（2）研究对象以欧盟和北美地区为主，亚洲背景的文献相对少且分散；（3）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国内文献虽然所论述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包含了区域合作的主要方面，总体存在两方面不足：（1）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2）对于区域合作法律健全问题关注较少。和燕杰从流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梳理了相关文献{25}，发现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的综合管理、规划、生态―经济评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及珠三角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三个方面。指出合作机制的设计和构建将是流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蔡丽、闫华清从竞争性、互补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竞争与互补两种贸易关系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关系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路径和制度安排，发现对于竞争和互补两种贸易关系的研究都注重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6}。但是，其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模式、路径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空间结构演化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对目前我国学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7}，并指出研究存在相关理论不够系统化、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对于各级政府间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不足。金泽虎、张红通过对单一型以及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变脉络进行研究，发现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有合作组织中逐步形成主导优势，这种现象也在麦克杜尔-肯普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得到验证，逻辑规范分析的结果如出一辙，即混合型经济合作将会成为未来区域经济组织形态的主流发展趋势{28}。陈静雅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了区域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机制，以京津冀城市间的一体化合作为例，分析了其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对其产业升级的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以价值链升级为突破口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对策思路{29}。黎鹏、杨宏昌、王勇认为应基于区位理论加强跨国区域相关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形成一致的思想认识与努力方向，并以区位理论系统指导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务实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通道和口岸建设，加强服务于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国际协调机制建设等{30}。
2.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内学者以珠三角、长三角、泛北部湾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汤学兵研究提出{31}，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四大动力和四大趋势。四大动力分别是政府推动产生的牵引力、市场推动产生的驱动力、资源共享和利益双赢产生的向心力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产生的吸引力。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四大趋势：一是以经济区或经济带为平台，区域合作具有坚实的载体；二是以合作区域的基础设施、创新体系、环境保护、市场体系、社会事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合作成本不断降低；三是合作双赢或多赢局面日益普遍，合作收益不断增加；四是合作范围日益国际化，使得区域合作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丁任重、孔祥杰总结了建国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兴起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规范化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形成的省（区）际间、省（区）毗邻地区、省（区）内和城市经济协作区等四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类型{32}。指出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地区间经济协作关系，扩大了地区间的商贸规模，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存在着主体单一、形式单一、功能单一的弊端。胡杰武、张秋生、胡靓根据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对2002―2008年我国企业跨区域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归集整理{33}，并分析了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跨区域并购，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存在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加工型企业存在向配套措施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各区域跨区域并购的净数量和净金额与区域内对应产业的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区域并购具有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3.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成立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开始，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日益增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徐奇渊、刘力臻对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述{34}。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市场扩大和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也可以借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增加开放收益的同时强化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沈铭辉研究指出，经过20年的运行，GMS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其合作主体、合作领域以及合作环境比较复杂且发生了变化，GMS合作机制的未来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充分认识GMS合作机制的定位，与亚行取得合作以推动该机制发展{35}。欧建峰在总结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应该运用发展重点合作伙伴、发挥“贸易创造效应”避免“贸易转移效应、开拓新贸易合作伙伴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这四项策略{36}。张彦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种当前亚太地区最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面对两种不同的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对未来经济合作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当前亚太地区主要国家（RCEP成员国和美国）的区域合作态度进行研究，提出三种启示{37}：（1）正确认识RCEP与TPP的“竞合关系”，重视研究RCEP与TPP的融合；（2）要重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水平；（3）要正确处理同RCEP和TPP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争取打造高质量的RCEP。于鹏研究指出，应借鉴各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有益经验，处理好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部署我国的自贸区战略{38}。申现杰、肖金成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出发，分析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从落实“五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优化国内区域开放格局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进行了相关思考{39}。张庆霖研究指出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是边境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地缘关系和已有合作框架的双重便利，加大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对接的力度与效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宏观框架虽然已运行多年，但在更微观层面上的落实亟需寻求新的突破，而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沉，显然有助于创新和丰富区域经济合作，使其更加微观与具体{40}。曹永福在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对TTIP、TPP、RCEP新态势进行了预测{41}。
三、研究趋势展望
已有的相关文献从三个层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角度均已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城市及区域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等问题；在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等问题；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等问题。
因此，后期研究应注重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联性，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案与体系相结合、描述与量化相结合、外在表象与内在机制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在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规避价值链锁定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开放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国内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经济机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第三，在中心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与中心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统筹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统一研究框架的关联。（2）在建立了密切关联机制的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城市转型问题与开放环境下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多角度关联性研究。
注释：
{1}陈羽，邝国良.“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核及研究思路述评[J].改革，2009（10）：85-89
{2}唐晓云.产业升级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4）：156-160
{3}王海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述评[J].经济纵横，2013（6）：113-116
{4}杨丹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后起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印度的经验及其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4）：166-171
{5}陈羽，邝国良.产业转移如何带动产业升级――台湾的经验[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5）：125-128
{6}刘艳艳.洛杉矶工业产业升级的主要经验及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13（4）：56-64
{7}盛朝迅.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4（6）：60-61
{8}唐永伟等.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J].资源与产业，2014（5）：17-26
{9}李程骅，黄南.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J].经济学动态，2012（4）：75-81
{10}李程骅，黄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14（2）：14-22
{11}李程骅，黄南.新产业体系驱动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14（2）：82-89
{12}李程骅，黄南.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审视及对中国的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41-48
{13}黄南，李程骅.产业发展范式创新、空间形态调整与城市功能变迁―基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城市转型研究[J].江海学刊，2015（1）：78-84，239
{14}张贤，张志伟.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城市转型――国际经验与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08（8）：83-87
{15}张飞相，陈敬良.国外城市转型的趋势及经验借鉴[J].企业经济，2011（5）：139-141
{16}唐子来，王兰文.城市转型规划与机制：国际经验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3（6）：5-9
{17}王德，吴德刚，张冠增.东京城市转型发展与规划应对[J].国际城市规划，2013（6）：10-16
{18}王兰.纽约城市转型发展与多元规划[J].国际城市规划，2013（12）：23-28
{19}[英]彼得・罗布森.戴炳然译国际经济一体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9-289
{20}范兆斌，苏晓艳.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因理论研究脉络及进展综述[J].江苏商论，2006（5）：152-154
{21}马林，杨玉文.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与实践及其对东北区域合作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07（5）：47-51
{22}梁双陆，程小军.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07（1）：44-50
{23}李欣红.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一个理论和实证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07（12）：31-37
{24}姚燕.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综述[J].中国集体经济，2010
{25}和燕杰.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文献综述及其引申[J].改革，2012（4）：126-133
{26}蔡丽，闫华清.竞争性、互补性与区域经济合作综述[J].经营与管理，2012（11）：79-81
{27}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综述[J].商业时代，2013
{28}金泽虎，张红.区域经济合作：混合型是否已成趋势――基于一体化组织形态的模型验证与逻辑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4-7
{29}陈静雅.基于价值链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策略探析[J].商业时代，2013
{30}黎鹏，杨宏昌，王勇.区位理论视阈下中国―东盟沿边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9）：48-53
{31}汤学兵.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和发展趋势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33-38
{32}丁任重，孔祥杰.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与组织转型[J].中国经济问题，2012（3）：42-47
{33}胡杰武，张秋生，胡靓.区域产业整合及经济增长研究――基于跨区域并购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2（6）：172-179
{34}徐奇渊，刘力臻.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文献综述[J].开发研究，2006（1）：51-54
{35}沈铭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与中国的角色[J].亚太经济，2012（3）：15-20
{36}欧建峰.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3（05）：42-43
{37}张彦.亚太主要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趋势――以TPP和RCEP为例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4（8）：80-84
{38}于鹏.主要国家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进展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14（11）：88-92
{39}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32-40
{40}张庆霖.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演化：边境区域经济合作――GMS框架下以我国西南边境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85-90
11月25日，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将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这个关于中国华商转型发展主题的第一论坛，将成为传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思想与经验的有效平台。
本届论坛在求是杂志社指导下，由求是《小康》杂志社与佛山市人民政府主办，佛山何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论坛得到了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领导的关注、支持，和海内外众多知名大企业的积极参与。
沿袭品牌资源
“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攻坚时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与转型，已成为党和国家共同的重大使命，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途径。
转型发展系列论坛为求是《小康》杂志社下属“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的分论坛，是针对经济社会转型打造的专业性、高规格、高品位、研讨型论坛品牌，资源丰富、影响广泛，集权威性、学术性、互动性于一体。“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经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编委会批准举办，是国家清理整顿各类论坛之后经批准保留、继续每年举办一届的权威论坛，是唯一以全面小康为主题的部级大型论坛。200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国家领导人、部委领导、地方党政官员及社会名流等累计数千人积极参与，近百家媒体追踪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确立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为进一步深入探讨“转型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理论与实践，吸引各界精英积极开展争鸣和交流，求是《小康》杂志社面向世界，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将沿袭“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的品牌影响和丰厚资源，精心设计选题，周密筹划，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各级党政领导及企业决策者、主流媒体记者等精英人士参会，确保论坛言论、争鸣的独到性和新闻价值，确保相关成果具有切实的实践意义和广泛影响力。
转型中的机遇
当下，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挫，三五年内难以走出危机的影响。美欧日市场的疲软，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吸纳能力减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近日接受采访中认为，上述情况固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危机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关键在于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危机，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危机，采取什么政策来应对危机。
他指出先例，“在90年代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妥善应对，曾经成功地化危机为机遇，面对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只要应对得当，同样也能够化危为机。”
郑新立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至少为我国发展带来难得的五大机遇：首先是扩大内需的机遇，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商品的吸纳能力减弱，制造一些贸易摩擦，会对我们出口的增长带来一定的阻力，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内需扩大的空间是很大的。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轨道交通，特别是高速公路重载列车的运煤专线和城市地铁的建设。
他提供了一组数字：美国最多的时候有40多万公里的铁路，现在拆掉了一些还有20多万公里。而中国到现在还不到10万公里。“如果我们用10年或20年的时间建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速铁路的网络，会把中国统一的大市场紧紧地连在一起。如果重载列车的运煤专线建成，能够把内蒙古的煤运到湖南、湖北，把新疆的煤运到中东部地区，这样就可以解决能源产地和用电负荷重点地区之间的矛盾，大大缓解沿海地区、南方能源短缺的局面。”郑新立说。
他认为，除此之外，还有解决城市新“三难”（“进养老院难”、“进幼儿园难”、“停车难”）方面改善民生的机遇；倒逼机制下，加大自主创新投入，产业升级的机遇；以及国际并购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同样是在为转型找寻破解对策与机遇，2011年10月29日求是《小康》杂志社主办的“2011中国转型发展高层峰会”在“长三角”经济核心区域江苏苏州吴江举行。此次也是我国首次以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为主题的高规格综合性峰会。会上著名学者、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谈到了中国转型的七大机遇。
陈文玲认为，目前，转型面临着七大机遇，为我们的企业转型、地区经济转型和国家经济转型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这七大机遇分别是：1.如果我国经济能够按照“十二五规划”中的7%或者世界银行、IMF预测的8%的速度继续发展的话，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有可能拉长10-20年；2.中国的经济将迎来一个消费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期，有可能在未来十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3.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投资大国，和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高端产业转移和高端要素重组的一个重要平台，为我们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外部环境；4.按照国家的战略，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人才总量将从现在的1.1亿增加到1.8亿，增加的幅度是58%，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将提高到16%，这为企业创造重大机遇；5.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可以继续推进，给企业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机遇；6.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非常快，但在整个世界制造业中还处于中端和低端。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还要推进，这给企业转型创造了很大机遇。7.人民币的国际化。整个金融制度更加市场化，更加国际化，会给我们的企业转型升级走出去、国际贸易各方面提供新的机遇。
当有人在为转型的困境与出路感到悲观迷茫的时候，站在研究前沿的经济学家更多看到了转型阵痛中的绝佳机会。一致的是，陈文玲司长和郑新立主任均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和中国制造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机遇。
作为广东省佛山市举行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的重要出席嘉宾，陈文玲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本次论坛上，她还将谈中国经济转型的机遇，为中国经济转型向好找寻良策。
转型外在环境亟待改革
除了转型中的机遇，一部分官员和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破解的障碍。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认为，在转型发展中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身份，履行的是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行使的是行政权力；政府作为国有资源和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行使者的身份时，履行的是经济职能，行使的是财产权利。前者是权力，后者是权利，显然不同。
因此，他认为，政府的两重身份和两种职能在政府转型中应予关注。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时，一方面要以所有者及出资者的身份行使好财产权利，另一方面又要以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身份行使好公共管理权力。
同样作为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的受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在面对经济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俱在的情况下，对政府加快职能转变也提出新要求。
面对经济转型，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职能呢？卢中原认为简单讲“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口号不够科学，应该是依托活跃的市场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构建有限、有效、有责的政府。这更适合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
在卢中原看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政府倡导的，但需要强调，经济转型的主体仍然是企业和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主要行使规划、引导职能，应当把很多基础的体制理顺，推动改革到位，使企业和市场能够产生内在的动力，形成一个高效率，能够持续的增长模式。
“政府应当推进市场的制度创新，加强风险的监管，包括完善市场信息和准入规则，维护竞争秩序等。在微观经济领域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同时要强化公益性规制。政府应慎用部门性的产业政策，因为这样的产业政策容易产生不公平竞争。”卢中原说。
探索“佛山模式”
佛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它以占全国不到0.1%的国土面积，不到0.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超过1.3%的生产总值。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佛山市以敢为人先的气魄，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78-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6.97%的增长速度，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快、投资环境好、综合实力强的城市之一。
广东的产业500强，佛山占了77个，整体工业占到广东经济总量的65%左右。今年佛山政府提出：到2015年，要把佛山打造成为广东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在十二五规划中，佛山市政府提出要加快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通过加强招商引资和扩大内需，强化金融、科技、人才对产业的支撑作用，破解土地、环境容量难题，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由佛山历届政府打造的“佛山模式”，曾被全国各地竞相效仿。30多年里，佛山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佛山经济的转型变化和演进，其社会意义巨大，几乎成为中国宏观层面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
而在当下，作为财富与智慧积聚之地的佛山，又将拿什么贡献给全国？能否在中国转型的新时期再次奉献全新的“佛山模式”？11月25日，主管部委领导、行业专家学者、企业精英领袖与主流媒体齐聚佛山，共同探索“佛山模式”。
所以，“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在佛山举办，凸显了佛山市委、政府领导对民生的重视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目标，表达了党政领导重视、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尽心尽力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决心，不仅能够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将对其他地方党政领导起到示范作用，从而树立良好社会影响，发挥重要社会价值。
论道转型发展
“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达到经济平稳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2012年，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仍在增加，影响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不利因素仍然较多。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江、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备受考验。佛山模式、温州模式、苏州模式的发展经验哪种能实现更高效持续的发展？那些正面临巨大危机和考验的城市将如何度过困局？那些安稳度过危机、正稳步发展的城市，能够带来哪些转型发展的经验之谈？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顺利度过“成长的烦恼”与“转型的阵痛”？
《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表示，“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把结构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党中央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把握经济发展规律、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小康》杂志社主办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顺应当前国际形势背景，将就中央有关精神与世界华商发展局势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探讨和准确传达。
本次论坛还将邀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网、中新社、新华网、中国网、新浪网、凤凰网等主流媒体与会报道。
11月25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珠三角工业产业集群的代表——佛山，探寻佛山在转型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所做出的各种尝试，以此为当下及未来五年面临迫切转型升级难题的中国城市，提供借鉴和经验之谈。
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拟邀嘉宾
何厚铧（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洪 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志庚（广东省副省长）
贺 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子学（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高明光（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邓先宏（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葛洪泽（求是杂志社编委）
陈文玲（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周长益（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
陈 伟（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司长）
周柳军（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
李建生（美中合作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
贾 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金 碚（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舒富民（《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佛山市领导
Roland(2000)认为，政治约束已经在实际转型进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2000年以前对政治约束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治约束及其对转型的影响，包括对激进和渐进两种方式的比较、转型的最优顺序、最优速度等方面的研究。200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从全新视角对政治约束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
Fidrmuc(2000)通过对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四个转型国家议会选举的考察，分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关系。他注意到这些转型国家政治进程中存在一种特殊现象，即转型前后选民支持的大规模逆转。通过对改革逆转效应的分析，Fidrmuc认为改革的经济效应决定了政党的政治支持，利益分配的不均造就了成功者与失败者，选民支持力量的平衡而非文化、历史因素决定了政治发展上的差别。为了验证这一点，他建立了一个包含地区选举结果和经济数据的数据集，对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支持了他的观点。
目前多数文献关注的是转型进程中政府对企业的作用(掠夺之手)，而关于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研究较少。Hellman，Jones and Kaufmann(2003)利用1999年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考察数据(BEEPS)发现，在很多转型国家中都出现了“俘获经济”。他们把政府俘获现象与政府腐败、影响力(influence)两种政企关系进行了比较，区分了三种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方式的成本与收益。他们的研究发现，从企业层次看，其面临的初始条件是政府俘获的决定因素；从国家水平看，不完全的政治自由化是导致俘获经济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可以从半权威主义整体(可控民主)中政府俘获的盛行得到部分经验上的证明。Hellman等进一步声称，只有发展透明的、竞争性的和法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对政府俘获问题的研究丰富了转型进程中政治约束的理解。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转型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一般对FDI的研究主要侧重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如研究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贸易自由度等因素对FDI流入的影响等。与通常的研究视角不同，Jensen(2002)着重研究了转型经济中政治因素对FDI的影响。他利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OLS)和Tobit模型对1993—1997年间1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经济改革的水平和政府俘获程度两种政治因素对外资流人具有显著影响。政府俘获程度较低的国家FDI／GDP水平高于政府俘获程度高的国家。
Gupta，Leruth，Mello and Chakravarti(2003)从政府规模的角度研究了转型中的政治约束问题，通过对24个转型国家政府规模和范围的估计发现，在减少与GDP和就业密切相关的公共支出的同时，政府规模不但没有缩减，而且其活动范围也不适当。他们同时指出，以往基于分配效率(令公共资源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的经验研究由于不能把选民偏好整合进成本收益框架，并且忽视转型路径和初始条件的研究，往往得出不切实际的结果。他们还特别强调了转型经济中政府角色转变失败的原因在于强大的既得利益，与一般论述不同，他们发现政治进程往往反映的是地区利益集团的偏好而非一般选民的偏好。
二、经济转型中的企业发展问题
企业发展问题一直是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增进企业绩效是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的中心(Estrin，2000)。这一领域涵盖了企业产权改革、企业绩效、组织结构、激励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私有化对转型国家经济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转型初期的文献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但Estrin(2000)注意到了企业产权私有化问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在Djankov and Murrell(2002)对企业重组问题的相关研究所做的全面回顾中，他们引证了89个有关私有化问题的研究，发现私有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大部分是正的，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这种影响在中欧表现得更为显著。Zinnes，Eilat and Sachs(2001)的研究部分支持了这一结论，他们的研究发现，转型国家的绩效来自“深度”私有化，并且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即使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国家也可能取得不同的结果。
Djankov and Murrell(2002)还发现，硬预算约束和创造竞争性市场对非独联体国家的企业重组是决定因素，但是在独联体国家却没有效果。Estrin(2000)则指出了中欧和俄罗斯独联体等国政治体系上的差别，并认为俄罗斯和独联体的政体导致了其经济重组上的低效，企业的重组必须被视为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私有化并不是企业改革的全部，还要引入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硬预算约束。
探寻转型国家企业规模和工资、租金分配等的关系是转型经济学的空白领域。Dobbelaere(2003)在保加利亚大中型制造企业数据集的基础上研究了所有制、租金分配和企业规模对工资的影响。他通过最小二乘法、面板和两段最小二乘估计发现，所有制是工资水平和租金分配的决定因素，租金分配在国企里的显著水平明显高于私有制和外资企业。此外在企业规模和租金分配及工资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这一点在本国私有企业里更为显著。
Uhlenbruck，Meyer and Hitt(2003)研究了转型经济中的组织转换，他们观察到中东欧的很多前国有企业面临组织重构上的失败问题，由于重组策略上的内部和外部约束，这些企业追求缩小规模而不是进行战略重组。利用组织学习和资源理论，Uhlenbruck(2003)等分析了转型经济中私有化企业的重组策略和内外约束，并建立了一个可检验模型用来解释后私有化绩效。他们声称组织转换的进程缓慢主要是因为资源发展和调度缺乏效率，这种问题必须通过提高管理资源能力的水平(学习、搜寻信息能力等)来解决。
Black，Kraakman and Tarassova(2000)侧重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了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的转型国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他们认为经济革命破坏了现存的制度，从而产生了一个制度真空，在没有良好制度配套下实行大规模私有化会导致“自我交易”(serf—dealing)的产生，同时惩罚性税收、腐败、有组织犯罪和官僚作风使得重组商业的努力趋于无效。
三、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问题
无论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其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和提高经济增长的绩效。转型初期的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这一领域，但同时这也是经济学家们取得一致意见最少的领域。
Svejnar(2002)对转型国家1989年以来的经济绩效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他比较了不同转型国家在GDP、通货膨胀、汇率、外债和金融风险、预算和税收、私有化与新企业的创立、本地和外国投资、就业与工资等方面的差异，认为捷克、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等国经济绩效表现好于其他中欧国家，而其他中欧国家的表现又总体好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尽量避免改革过程中的冲突和摩擦,使改革成本最小化,离不开对存量利益的调整,以及对增量利益的实现作出恰当的反映,会计学以其货币计量性、综合性、真实性等特征对引导资源的流动和配置有着独特的优势,而相关制度理论对我国的过渡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践即为我国的会计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又为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以中国改革为剖析面,将制度理论融入到会计学之中,来确定会计学改革的落脚点,开辟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转轨时期会计的实践相结合的新途径。
一、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概述及其在转型期中国的适用性
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它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考虑到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而且尽管从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中提炼出来,尽管因含有西方人的价值观和文化(甚至意识形态),制度经济学仍具有一般性。当今中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的转型时期,制度经济理论有助于分析我国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一)、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概述
从发展阶段上可划分为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代表为凡勃伦和康芒斯。凡勃伦认为,制度根源于人们的思想和习惯又源于人的本能,所以制度归根结底是受本能支配的。康芒斯将制度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集体行为所要求的是个人的实行、避免和克制”。而“制度”也就表现为这些能够对个体行动进行集体控制“业务规则”和“运行中的机构”。显然,康芒斯不仅将”规则”而且也将”组织”包括在制度范畴中了。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约翰K加尔布雷恩、罗纳德H科斯、道格拉斯C诺思和瑞典经济学家卡尔G缪尔达尔。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其主要理论包括:企业理论,制度起源和变迁理论,产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费用和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交易费用是指制度运行耗费的价值。在市场经济的现实运行中交易费用总是大于零的,因此产权的界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产权是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人们之所以要界定产权,目的就是要降低交易费用。产权的界定就是制度。制度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外部性内在化,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二)、制度经济理论在转型期中国的适用性
制度经济学尽管产生于西方,但其方法和原理更适合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尤其适合于新旧体制转轨的国家。
一方面,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理论对中国的具体问题和过渡问题有着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制度变迁理论运用交易费用分析法和相对价格分析法,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原因和过程,使人们容易将它运用到中国目前的制度变迁的现实中去;公共选择理论的特征是在强调人与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前提下,认为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是由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冲突的解决过程和方式决定的,这一理论特征很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的过渡过程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将是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好的沃土,其原因:第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需要自己的制度经济学,有需求必然有供给;第二、中国经济学家们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功底”有利于发展制度经济学;第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以及源远流长的历史,有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经济学。
二、制度经济理论在会计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20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的会计改革,在转型期间产生了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做出解释,而通过传统的会计理论难以得到满意的结论,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般理论及转型规律为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它广泛运用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使得这一分析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下面介绍制度经济理论与会计研究结合具体运用的几个方面。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22-07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内涵、推动力等理论问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并称为我国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就目前阶段而言，加快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既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总结国内外转变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找出不足，明确未来研究方向，这对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以及更好地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2]。
1.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3]。
2.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 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4]。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5]。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6-8]。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9]。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10-11]。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12]。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13-14]，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9]。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6-17]。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18]。
（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19]。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21]。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22]。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23]。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4-26]。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27]。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28]。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29]。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30]。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31]。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32]。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33]。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34]。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35]。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36-40]。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33，35，41-42]，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43]。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44]。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4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46-4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 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 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 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1]刘建党.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6，（6）：71-74.
[2]蒲晓晔，赵守国.关于近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的观点述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30-33.
[3]王德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4]陈元主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0.
[5]林宪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政策研究[J].求索，2010，（10）：33-35.
[6]杜锦锦，金晶瑜.国内外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J].政策望，2011，（07）：118-121.
[7]柯健.后危机时代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3）：46-51.
[8]邓平，邓娥.国内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综述[J].华东经济管理，2011，（07）：118-121.
[9]黄泰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实现机制[J].求是，2007，（18）：6-8.
[10]吴树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J].前线，2008，（1）：17-19.
[11]王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11）：4-6.
[12]杨玉霞，邢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及实现机制[J].学理论，2008，（6）：15-18.
[13]高梁.全球化、解放思想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开放导报，2009，（2）：14-19.
[14]高梁.自主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6）：21-24.
[15]王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中国集体经济，2009，（19）：15-16.
[16]Garaten A Holz.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78-2025： What We Know Talay Abou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morrow[J]. World Developmert，2008，36（10）：1665-1692.
[17]沈利生.“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评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139-151.
[18]刘庆宝，未良莉.我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07，（12）：257-258.
[19].自主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J].学术研究，2010，（3）：1-5.
[20]陈元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N].广西日报，2010-12-14.
[21]马西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及社会政策支持[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5）：26-29.
[22]蔡.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3]梁炜，任保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3-18.
[24]贾根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呼唤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J].经济纵横，2010，（9）：47-50.
[25]冷崇总.关于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J].价格月刊，2008，（4）：21-26.
[26]车春鹂，高汝熹.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6）：84-89.
[27]崔立涛.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8.
[28]康达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建设“两型社会”研究[D].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11.
[29]郑惠强.必须创新经济评价考核指标体系[J].港口经济，2010，（04）：7.
[30]张炳君，于淑娥.青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体系的定量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0，（04）：120-124.
[31]沈露莹，葛寅等.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学发展，2010，（06）：11-35.
[32]庄慧明，黄丽君，郑伟腾.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0，（4）：128-132.
[33]李志平，刘世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测算及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0，11：101-103.
[34]刘春宇，闫泽武.构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J].宏观经济管理，2010，（06）：40-41.
[35]石宏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评价与地区间差异分析――以辽宁省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11，（9）：124-128.
[36]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7]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8]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39]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40]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41]孙琳琳，任若恩.中国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J].世界经济，2005，（12）：3-13.
[4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43]江春，吴磊，腾芸.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2000―2008[J].财经科学，2010，（7）：5-62.
[44]高峰.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经验借鉴[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3）：113-116.
Abstract：Based on the two-section model， this paper creates a dual econom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model， and it discusses the equilibrium growth path of the model.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special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continuous growths of financial department output coul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and the increasing of financial efficiency could also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Key Words：two-Section Model，dual structure，equilibrium growth pat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4-0012-04
一、文献回顾
实践表明，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二元经济理论在经过融合和创新之后又成为近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1954 年，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创了研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先河。他认为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 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工业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来实现的。此后， 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1961）、乔根森（Jorgenson，1961）、 哈里斯和托达罗 （Harrist&Todaro，1970）等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通过改变有关前提建设、放松有关假定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进行修订研究，这些理论对此已经做了系统整理，其中涉及了本世纪以前对二元经济结构出现原因和解释路径的反思，各次级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深入分析和二元经济下收入分配关系的再思考。
近年来，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说明各种金融变量的变化及金融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由此得出一国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应采取的金融发展政策。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理论特别是金融深化理论已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理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充分证明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结构转化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金融深化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麦金农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一种“被分割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和住户被严重隔绝， 以致它们面对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产品， 有着不同的实际价格， 并且难以获得同等水平的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存在两个割裂的金融市场:一方面拥有少数现代化的、正规的金融市场和组织，被称为“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落后的、传统的和非正规的金融活动，被称为“无组织的金融市场”。而且两个市场之间由于存在种种阻隔无法实现资金的有效流通、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同时，麦金农用欧文・费雪的两时期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金融抑制条件下， 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均等待遇会导致一个国家中出现低生产率的传统技术和高生产率的现代技术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发展政策有助于消除其二元经济结构。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转化。例如，金融发展将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金融体系的总体规模将扩大， 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增多； 其二， 金融体系的结构将得到优化， 金融分割的问题得到缓解。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将导致金融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配置趋于合理， 流向传统农业部门的资金相应增多。而农业部门得到资金之后， 可以用于技术革新， 改善生产条件，改良生产工具， 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相应下降， 其劳动人口可以大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 从而农村劳动者的人均收入也会相应增加。随着农业相对于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 二元经济结构将逐渐弱化。当资本的供给赶上劳动力的供给时， 就实现了刘易斯所谓的二元经济转型。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的单一部门模型是主要一方面，但两部门模型也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用它可以研究单一部门不能研究的问题， 如它可以在新古典框架内讨论具有不同生产部门的经济特征、经济结构变迁，以及人力资本模型内生增长等问题，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人们试图在新古典框架下用两部门模型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化。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加尔比斯（Galbis， 1977）在接受麦金农基本结论与政策主张的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通过金融部门如何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解释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 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 改进金融中介储蓄和投资的配置机制， 使社会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 可以加速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王少国（2003） 在借鉴“加尔比斯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结果表明， 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既有阻碍作用， 也有促进作用。
基于经济系统中不同的部门划分以及不同的增长理论框架，出现了多种两部门模型：（1）消费品、投资品的两部门模型；（2）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两部门模型；（3）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模型；（4）物质、研发（技术）的两部门模型。
虽然目前国际上关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在一般理论上的探讨已经相当成熟，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成果比较多，也提出了不少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实用价值的政策建议，但到目前关于金融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形成成熟的经济模型；同时，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主要偏重于经济总量增长方面，实证研究主要局限于运用金融深化指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指标进行计量分析，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具有多重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体制二元结构及区域二元结构等，这些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之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以及各地区之间在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上的明显差异，使中国金融发展极不均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构建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探索我国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转化中的作用机制。
二、包含金融部门的二元结构转化模型构建
（一）基本假设
为了考察二元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的关系，本文将经济系统以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金融部门与实物部门两个角度来划分，令各部门的生产函数形式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即，其增长率
。其中，表示技术水平， 表示资本对部门产出的贡献率即资本弹性，表示劳动力对部门产出的贡献率，即劳动力弹性。
1. 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其基本假设有：
（1）经济中只存在两个部门，部门1是落后的或低效率的农业部门，相对于部门1的资本存量存在过剩的劳动力；部门2是技术相对先进的工业等非农业部门。其中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是土地、劳动与技术，现代非农部门的投入要素是资本、劳动与技术。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产品全部用于消费，现代非农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最终消费，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资本用于生产的再投入。公式中的下标表示部门投入变量。
（2）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
其中 表示土地，表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
是指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指数，它反映除土地和劳动投入之外对产出贡献的因素。
（3）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
是现代部门产出中用于再投入的生产要素，即资本， 表示资本投入于现代部门的比例，假定为常数。表示现代部门的劳动力，是指现代部门的技术进步指数，它反映除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对产出贡献的因素。
（4）在t时期部门1和2的产出分别为和，两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分别为 和 、 和 ，则两部门的总收入为：，同理可得、 。
2. 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其基本假设有：
（1）系统中存在两个部门：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同一个生产函数，公式中的下标表示部门投入变量。
（2）金融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在这里我们用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gF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
（3）实物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4）在t时期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的产出分别为
和 ，两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分别为和 、 和，则有：
两部门的总收入为： ，同理可得、
（二）二元结构和金融发展因素的引入
二元经济结构可用农业与工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和纯收入（或产值）相对比重来衡量，即二元对比系数。它是二元经济中农业和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显然，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即二元性越强。
根据定义，二元对比系数RD以下式表示：
至此，我们将二元对比系数和金融发展因素引入模型。
（三）模型的推导
在二元经济中，二元对比系数越大则表明经济的二元性越弱，即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的差距越小，我们以二元对比系数的相对增长率即二元结构转化率gRD作为二元经济转换的测度指标，
令各部门的增长率
经过一系列推导和整理，
设劳动力结构，则有
令
最后，我们推导出二元结构转化率gRD为：
这样我们就得到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
（四）均衡增长路径
所谓均衡增长，即各主要经济变量以不变的速率增长，各增长率均为常数，即 均为常数，因而各增长率对时间t的导数均为0。
将（11）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则有：
即为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
设 为均衡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有：
因此，在均衡增长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仅取决于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变化，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提高，有利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三、模型的分析
由（10）式可知，为正，因此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与金融部门产出增长率、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之比的增长率及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增长率正相关，而与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也就是说，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推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使得经济的二元性减弱，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 的定义可知，其 的值取决于两部门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的增速比较，若两部门总产出增长快于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那么二元结构的转化率将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同理，由的定义可知，其的值取决于两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增速比较，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由（11）式可知，若要经济二元性减弱，二元结构得到转化，即，
则必须令 ，
最后得出
可知，当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小于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与总产出中金融部门及农业部门的分配及劳动力在两部门分配的综合效应时，二元结构得以转化，经济的二元性降低。
由（3）式可将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gF进行分解，可得：
可看出，由于 、均为正，则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 与金融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增长正相关。而可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之一，因此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是通过 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与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起作用的。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因而推进二元结构的转化，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在两部门模型的框架上，构建了一个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二元结构转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结构转化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特征，其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表现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与金融部门产出增长率、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之比的增长率及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增长率正相关，而与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因而，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促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和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进二元结构的转化。
在均衡增长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仅取决于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变化，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提高，有利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参考文献：
[1]邵宜航，刘雅南.二元经济的结构转变与增长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0）.
[2]江春，许立成，金融发展中的制度因素:理论框架与国际经验[J]. 财经科学，2007，（4）.
[3]王少国. 我国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J]. 统计与决策，2005，（18）.
[4]王瑞芳，余长林. 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扩展两部门模型的实证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