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2 15: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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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载着较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国际经济危局下，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因此保增长是第一要务。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等高难度命题，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国家在完成保增长任务前提下的优先选项。一年来的经济运行效果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和资源整合力的国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已不再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任务。美欧等发达国家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经济指标，对中国来说则没有太大的实现难度。所以，面对中国一年来经济基本面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持续扩大，西方不少人臆测，中国是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胜利者。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决策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一场经济与金融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既有格局。中国至多只是全球经济力量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需夯实国内经济基础。中国经济不仅有远虑，更有近忧。
事实上，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不断做大，但自1995年便开始谋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反而在应对两次国际经济危机和促进就业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经济转型的迟缓辩护。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发挥中国竞争优势的最优选择。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使得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因此，尽管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备受诟病，却是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商务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红利在逐年递减，原先拥有的比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而“全民补贴生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但约束管理层调控经济行为空间的一大要素却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显然，如果不能根本改变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由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大力发展生产业，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消费驱动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
显然，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载着较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国际经济危局下，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因此保增长是第一要务。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等高难度命题，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国家在完成保增长任务前提下的优先选项。一年来的经济运行效果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和资源整合力的国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已不再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任务。美欧等发达国家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经济指标，对中国来说则没有太大的实现难度。所以，面对中国一年来经济基本面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持续扩大，西方不少人臆测，中国是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胜利者。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决策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一场经济与金融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既有格局。中国至多只是全球经济力量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需夯实国内经济基础。中国经济不仅有远虑，更有近忧。
事实上，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不断做大，但自1995年便开始谋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反而在应对两次国际经济危机和促进就业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经济转型的迟缓辩护。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发挥中国竞争优势的最优选择。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使得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因此，尽管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备受诟病，却是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商务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红利在逐年递减，原先拥有的比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而“全民补贴生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但约束管理层调控经济行为空间的一大要素却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显然，如果不能根本改变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由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大力发展生产业，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消费驱动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樊纲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9部。2005年和2008年，樊纲连续两次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在解读供给侧改革概念时樊纲指出，从长期来看，供给侧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樊纲举例，经济增长需要劳动力，劳动力还需要教育，即人力资本；此外还需要储蓄、投资等等要素，共同助力经济增长。
“投资要有效率，就要有技术进步，有创新，根本上就需要体制改革。”在樊纲看来，这些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率能否提高的潜在因素。樊纲指出，十三五规划正是要着力于这些增长要素的协调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高速。
樊纲着重分析了目前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产能过剩。“之所以供给能力过剩是因为中国经济过去十年中有两次经济过热，2004年到2007年，2009年到2010年两次叠加在一起。”樊纲说。
樊纲进一步分析，产能过剩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大量资源的浪费、金融杠杆过高、出现僵尸企业并由此产生债务的堆积等等问题，从而形成了经济低增长的压力。
因此，樊纲认为：“整个十三五期间，我们可能还都要努力去处理十一五、十二五两次经济过热产生的‘后遗症’，使我们的经济逐步恢复平衡，实现我们的持续稳定增长。”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二、研究领域及学术观点
蒋长流教授重点关注中国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健康与人力资本经济学、科技创新与管理。蒋长流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敏于探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观点较独特，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
基于要素积累与增长的新古典范式这一经济学中极具活力的研究基点，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其转型问题，2007年在《中国经济问题》发表《中国经济高增长期资本深化的原因探析》，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剖析中国改革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本深化动因，从资本形成路径、产业演进、经济转型、投资主体行为特征以及企业规模非理性等方面进行了解释，为中国经济转型式增长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视角。2006年在《改革》发表《社会网络、声誉困境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在《中国卫生经济》发表《就业身份锁定下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及其管理》，将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流动农民工的贡献与其人力资本弱质性和就业锁定效应的非对称性作为研究重点，试图就其就业阶梯上的低水平陷阱、声誉困境以及面临的健康负担压力进行深入剖析；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终目的应该惠及民生为宗旨，试图研究农民工身份转换的政策设计。蒋长流教授提出：离农迁移的农民工作为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进城求职和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嵌入于其所处的流动性的后生社会网络，声誉成为其嵌入后生社会网络的主要机制。由于弱关系纽结的缺乏以及就业身份的锁定，农民工在嵌入城市社会网络中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本声誉困境，这种困境缘于其所陷入的就业阶梯上的低水平陷阱。该观点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三、研究成果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集中区建设问题及对策》，《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淮南融入合肥经济圈之科技对接机制研究》，《合肥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企业对农民工就业的统计性歧视分析》，《社科纵横》，2009年第8期；《我国高新科技园区发展中的政府规制行为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08年第1期；《中国经济高增长期资本深化的原因探析》，《中国经济问题》，2007年第6期；《基于动态博弈的政府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分析》，《技术经济》，2007年第3期；《增长核算中的资本深化内生性问题》，《统计教育》，2007年第10期；《安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分析与政策建议》，《科技促进发展》，2007年第9期；《失业回滞理论对安徽就业问题的普适性研究》，《江淮论坛》，2007年第3期；《基于能力假说的企业创新外溢与创新激励分析》，《科技和产业》，2007年第6期；《FDI与安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07年第3期；《学者的眼光与企业家的心路历程》，《江淮论坛》，2007年第1期；《社会网络、声誉困境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改革》，2006年第7期；《就业身份锁定下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及其管理》，《中国卫生经济》，2006年第12期；《“高端服务”供给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特区经济》，2006年第11期；《非公平就业环境中农民工健康负担压力及其缓解》，《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5期。
四、主持项目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逻辑体系。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内部逻辑自恰和理论的推论要与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理论体系也是一样的，从最基本的假设出发，能够用来解释一系列经济现象。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应用到消费者行为、厂商理论和国际贸易等领域。但当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推论和观察的现象不一致时，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其体系进行改进。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休克疗法没有获得预期效果，新古典经济学也无法很好的解释实际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困境，这时我们就有必要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一番反思。问题不是出在经济学大师们不了解现实或者理论模型，而是新古典理论体系本身不适合解释转型经济，问题的根源出在新古典的一个暗含的基本假设——自生能力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在马歇尔的时代就比较完整了。除了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设之外,它还有一些暗含的假设,如信息是充分的，无交易成本等。斯蒂格勒提出了信息不充分获得信息需要成本,斯蒂格里茨和阿克罗夫等提出了信息不仅不充分而且还可能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科斯率先提出了交易成本，认为企业是节省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这些研究放松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暗含假设,拓宽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然而，思考不同转型经济改革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新古典经济学还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即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
所谓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个假设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时是合适的，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在竞争市场上如果好好经营还不能赚钱，大家就不会投资，这样的企业就不会存在，所以，存在的企业应该有自生能力。而在转型国家里，自生能力的假设就不成立了。很多企业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新古典提出的“休克疗法”却依然假定了转型国家中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显然和现实不符合，其提出的政策建议推行的结果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转型经济中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可以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理解。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如果不一致就没有自生能力，日本的农业就是一个例子，日本的农场都是自耕的小农，所以，不会有公司治理和管理的问题，但日本土地稀缺，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在日本不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力也贵，劳动密集的农产品也没有比较优势，因此，日本农场的生存必须依赖日本政府的补贴和关税保护。
转型中国家原先推行“赶超战略”，为了扶持和保护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为了支持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只依靠税收，政府必须扭曲资源配置，压低利率和外汇价格，高估国内货币价格，采用国家计划和行政的方式保证稀缺的资源被配置到优先发展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上，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内生于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由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必须给与补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企业的全部亏损做出补贴，从而形成预算软约束。最终，资源配置是低效的，整个经济的效率也是低下的。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经济学家对传统问题的理解也受已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影响。因此，在分析计划经济的问题时，只看到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预算软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其实内生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休克疗法的内容包括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和财政预算的平衡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在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前提下，上述三个内容是无法同时达到的。休克疗法后，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企业的生存仍然靠政府的补贴，私有化后的企业比原有的国有企业向政府索取补贴的积极性高，财政预算的平衡就不可能达到。因而，观察转型经济改革发展过程时，分析模型应该明确考虑自生能力的问题。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去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情形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采用了这个战略。因此，自生能力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只有放松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才能够更好的用来解决上述三种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林教授还以中国改革为例讨论了如何解决经济转型中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如何，决定了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针对中国目前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林老师给出了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建议方案：第一，对于那些有战略意义和敏感度高的企业，政府只能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扶持；第二，产品有很大国内市场的企业，可以采用以市场换资金的方式；第三，产品没有多少市场但有很好的人力资本优势的企业，转去生产符合国内经济比较优势，而且有相当大国内市场的产品。第四，连人力资本的优势也没有的企业，则只能让其破产。
讨论和点评
在林毅夫教授报告期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学生与林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简略单摘要如下：
论文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来自
赵忠：自生能力的定义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在现实中市场也可能不是完全竞争的。
林毅夫：如果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而要继续生存下去，市场就不能是完全竞争的，政府需要有给企业补贴的理由。所以，市场不完全竞争是果而不是因。例如，日本的农业在19世纪、20年代初是有比较优势的，那时，市场是开放、竞争的，但现在缺乏比较优势，市场的开放、竞争也就被抑制。
姚洋：自生能力定义了正常利润率，那么在开放的情况下，正常利润率又是什么？
林毅夫：在均衡状况下，正常的经济利润率为零，但会有正的会计利润。在达到均衡前，正常的经济利润会不等于零，其水平由竞争的市场决定。
赵忠：管理不当也可能是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原因。
林毅夫：管理不当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但是，在定义自生能力时，我假定企业是有正常管理的，所以，已经把管理的因素抽象掉。在这个定义下，企业的获利能力决定于其所在的产业、生产的产品和采取的技术是否符合于由其所在的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董先安：是否应该把开放（open）加入自生能力的定义里面，自生能力似乎等同于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
林毅夫：只要企业所选择的产业、产品、技术和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特性不一致，就不具自生能力，所以，在定义这个概念时，并不需要假定市场是开放的。但是，在讨论发展战略时，政府要赶超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所以，把开放的因素也放在定义里，和现实的状况更一致，较容易被人理解。自生能力和盈利能力相关，但影响盈利能力的除了和自生能力有关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以外，管理水平、市场波动等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
赵忠：按照休克疗法，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转变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自生能力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林毅夫：在转型经济中许多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生存而破产，但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让许多人失业同时失业而不管，于是在休克疗法后，企业虽然私有化了，国家给的补贴和保护并不能取消掉，而且，私有企业的经理、老板向政府要补贴的积极性比国有企业时高，但是，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政府收税的能力下降了，于是财政就会面临巨大的赤字，宏观的稳定不可能能维持，所以休克疗法并不能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并且，在许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是不可能同时时显得。
鞠建东：在计划经济中，哪种企业存在是选择的过程。一个国家先有了经济类型和市场之后，再由经济类型和市场来选择企业，企业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要选择和此相适应的生产技术和产业。
由于广东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和闻名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而且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高，传统增长模式的矛盾暴露得格外突出。当前，广东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最突出的问题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广东要提高地区竞争力，促进转型升级，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重点，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制度，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现在，韩国经历了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到现在1．5万美元的高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科技自主创新。在整个东亚地区，韩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比较成功的案例，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展示了广东转型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
一、广东自主创新能力与韩国的比较
从地域面积来看，2008年韩国为9.9万平方公里，广东为18.0万平方公里，广东为韩国的1.82倍；从人口来看，韩国为4846万人，广东为9544万人，广东为韩国的1.97倍；从GDP来看，韩国为9470亿美元，广东为5099亿美元，韩国为广东的1.86倍；从人均GDP来看，韩国为19542美元，广东为5369美元，韩国为广东的3.64倍。可见，从地域面积和人口来看，广东远大于、多于韩国，但是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看，广东与韩国的差距仍然很大。
1961年到1973年这12年间，是韩国工业化重新起步的阶段，韩国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类似广东改革开放前期20年走过的道路。在整个东亚地区，韩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比较成功的案例，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展示了广东未来自主创新可能的发展路径。以下是广东省和韩国主要自主创新指标的对比：
（一）广东发明专利的数量增长快，但是仍然低于韩国
2004年，在专利申请授权中，广东的发明专利申请只占全部专利的15.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5%，更低于韩国的40.1%。2005年广东申请专利数量占全国专利申请量比例和拥有专利数量占全国拥有发明专利量比重分别达到18.85%和21.50%。2008年，广东省专利授权量连续14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发明专利授权量首次跃居全国第一位。专利申请量共103883件，授权62031件。发明专利申请量28099件，发明专利授权7604件。PCT专利申请量3120件，连续7年保持全国第一，占全国PCT申请量的53.35%。然而，广东专利授权数虽然在国内占有较高比重，但国外公司在我国申请的发明专利仍然占主要比例，广东发明专利很少。
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调查显示，2006年韩国拥有的专利数己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特别是在半导体和通信领域尤其出色。该调查显示，1997年以来，韩国所拥有的专利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普通领域专利数达到88574项，增加54%，学界专利达到4706项，增加94%。在同一时期，韩国在援引论文数量方面在亚洲的排名升至第二位，仅次于日本。
另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2006年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CT)基准全球专利申请数目”，韩国向该组织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数为5935件，比2005年增加26.6，排名超过法国和英国上升为世界第四位。2009年专利申请数为8066件。
（二）自主创新人才总量和密度与韩国差距巨大
广东的自主创新人才密度与韩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R&D活动人员数，韩国是66人，广东为35人。
（三）R＆D人员国际数仍低于韩国
2005年韩国仅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论文数就居世界第14位（共2.3万篇）。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广东省发表国际国内论文总数（国际论文指SCI、EI、ISTP三个系统收录的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论文数之和，国内论文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制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D）收录的论文）、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专利数据来源于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和R&D经费（R&D经费来源于2003、200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投入分别居全国第四、第三、第二位。
同时，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出10个数与专利数最多的省市，并分析出其论文数、专利数（含国内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数）之和与R&D经费的比率。广东、申请专利数产出总量与2003、2004年投入的R&D经费比率为181.6，排在第6位。
（四）R＆D占GDP的比率广东低于韩国
据广东省统计公报，2009年广东只有1.6%，远低于同年韩国的3.1%。广东的R&D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2006年广东企业R&D经费占总经费的80%，政府资金只占9.5%，政府资金投入比例远低于韩国的25.38%。政府投入不足制约了广东创新能力的提升。
此外，韩国政府科研预算逐年增加，从2005年至2006年增加了14.2%，超过了同期总预算5.9%，2006年，韩国的研发总投入和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进入世界十强。研发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强基础科技研究及培养创造型人才，加快地方科学技术更新及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研究。2009年韩国R＆D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1%，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日本与芬兰，增长速度全球第一。2006年韩国的研发经费超过60%来自企业，20%来自科研院校，20%来自政府投入。
（五）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广东远低于韩国
2003年，广东省发明专利授权数为953件，占三类专利总数的3.3%；平均百万人口专利授权数为25件，仅为韩国的1/38。2006年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数据显示，韩国技术竞争力居世界第6位，科学竞争力居世界第12位。
广东当前正处在类似韩国1980年前后的发展阶段，广东当前仍然落后于韩国，但是，在新兴的绿色技术领域，广东与韩国的差距并不太大，关键是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太强，如果能够尽快解决自主创新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花大气力研究未来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广东在未来的新兴产业领域是有可能实现弯道赶超的。
二、韩国科技自主创新对广东的启示与借鉴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实践，三类创新方式在国家发展进步的各阶段是同时共存的，但三类创新方式的组合与重点却与一国的经济实力、物质基础、体制机制、社会文化、民族精神等等因素的状况以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通过分析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创新方式的重点也逐步演进。韩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显著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强调自主创新，并采取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方式。
（一）确立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借鉴韩国经验，根据广东自主创新的现状，紧紧围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推动科研院所及高校的体制与机制改革，并通过政策引导，使大学、科研院所的科技力量集中围绕企业的需求进行研究开发，支持和鼓励更多的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要以“产”字当头，支持和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及高校建立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逐步实现一些科研院所编入对口企业，使科技力量充实到技术创新的第一线，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特别是发挥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以实现最佳组合，产生最大效益。同时要鼓励联合研发与创新，完善相关机制，加强不同企业研发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和运行效率。
（二）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科技开发投入
借鉴韩国经验，要通过完善的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开发投入。一是降低企业的税收和各项社会负担，以逐步提高企业研发经费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二是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幅度，加快培育科技创新的资金市场，调动和引导社会资金，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投入，尽快实现研发费用稍快于GDP增长。三是建立健全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技术及人才开发费税金减免制度，以及新技术推广投资税金减免制度等，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重点支持对行业科技进步贡献大的研发机构建设。四是整合现有的科技发展资金，改进资金使用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设立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补助资金，重点支持一批技术先进、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前景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要对已经认定的国家级和省市级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国家工程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给予资助；要安排专项经费，鼓励企业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资助企业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与此同时，要加大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也就是要建立功能完备的、高效的金融支持系统，探索并形成各种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例如创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和科技担保公司合作，形成风险准备基金等；建立科技产业发展银行或中小企业发展银行；积极推进科技金融工具创新并运用它们（如对重大科技专项资产实行证券化、发放可转换债券、票据贴现等低风险业务）进行融资。
（三）加强企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借鉴韩国经验，一是对特殊人才要给予特殊待遇。企业应把80%或70%的奖金提供给20%或30%的技术骨干。此外，实施股权激励政策。二是建议在企业中实施“人才工程”，积极引导人才向企业流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可以挂职到具有博士后工作站的企业技术中心工作。三是规范人才流动秩序。有的国企科技人员被民营企业挖走，把核心技术、商业秘密也带走了，给原企业造成很大损失。建议广东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在鼓励人才流动的同时，更要加以规范。四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工作。重视发展国内的高等教育，为高素质人才实现自身价值创造条件。实行开放的用人制度，在用人范围上要突破单位、部门、区域甚至国籍的限制，面向国内、国际人才资源市场。同时，还须在合同聘任的基础上，采取长期的、短期的、兼职的、临时的等灵活多样的用人方式，为人才投资收益最大化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曹丽燕著.韩国的科技自主创新模式[J].北京: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2009.
[2]赫文平著.韩国自主创新典型案例分析[J].北京:中国经贸导刊,2006.
[3]李东华著.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韩国技术跨越的路径分析[J].北京: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7.
[4]来安方著.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韩国经验与中国借鉴韩国[J].上海:世界经济研究,2006.
[5]丁力著.韩国转型启示广东:培育本土企业[J].广州:广州日报,2009.
[6]朱克江著.自主创新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战略选择..2010.
三、低碳化体育旅游产品特点
（一）低碳体育旅游可带动经济效益
低碳体育旅游可带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开发体育旅游项目只需要的前期投入较少的资金，就会收获更多的经济效益。其次，体育旅游业的开发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直接为交通运输、宾馆餐饮、商品贸易、景区景点带来客源和市场，而且间接地带动和影响农业、工业、城建、文化等行业的发展，进而还能促进金融、保险、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二）低碳体育旅游有利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体育旅游着重点在“低碳”上，将节能和生态放在体育旅游的第一位，在旅游开发前进行详尽的评估和认真的市场调查，建立规范的规章制度，使得达不到“低碳”标准的体育旅游项目和产品不允许开发和上市。重节能，重保护，轻开发，这样就避免了许多不可再生的宝贵体育旅游资源人为的破坏与浪费。由于重开发、轻保护，造成许多不可再生的宝贵体育旅游资源人为的破坏与浪费。由于缺乏市场调查研究和详尽严谨的评估与规划制度，使得体育旅游产品的品质很多达不到低碳要求，积极培养和培训低碳体育旅游方面的专业管理人才，重视对游客环保意识和低碳生态意识的宣传和教育，为经济转型中低碳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排除障碍，并提供有利条件。
在颁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将旅游行业定性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这是在减排的大背景下，国家为配合低碳经济发展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积极信号。在中国“十二五”规划中，将“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作为重点内容，怎样应对全球环境恶化趋势，如何在全社会提倡节能减排，并保持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因此，中国大力发展“低碳旅游”的趋势已不可阻挡，那么作为“低碳旅游”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低碳体育旅游”也必将迎来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成为旅游产业中的新生力量。
四、低碳化旅游产品未来发展趋势
（一）大力提高低碳体育旅游服务质量
大力提高低碳体育旅游服务质量不仅包括低碳、便捷的交通、节能、温馨的住宿、可口的膳食、宾至如归的接待等方面的服务，还包括安全、完备的体育设施、丰富的体育用品、特色化的环保旅游纪念品和人性化的体育活动设计，这些共同构成了高质量的低碳体育旅游服务，以满足游客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前者为低碳旅游的共性所在，后者则是突出体育旅游特色之处，是打造高品质低碳体育旅游产品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做到这些才有可能提高产品的吸引力，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并使其产生归属感，从而提高低碳体育旅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科学发展，有效开发体育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开发是通过适当的方式把旅游资源及其所在地改造成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环境，从而使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得以发挥、改善和提高的技术经济过程。而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建立在对旅游资源本身的深层次认识和对其内涵的准确把握之上。中国有丰富旅游资源条件，只有反复论证，精心策划，突出地方特色，才能将旅游资源变为旅游产品。开发低碳体育旅游首先要保证它的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使旅游产品既具有地方色彩，又具有科学性，才能提升低碳体育旅游资源的含金量，提高低碳体育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树立科学发展观，给予低碳体育旅游以政策支持
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体育旅游业在旅游业中已极具活力和发展潜力，而低碳体育旅游的发展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面临很大的阻力。游客低碳理念弱、发展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政策缺乏等问题，目前我们应抓住全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旅游消费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在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两个政府部门的共同指导下制定加快发展低碳体育旅游的相关政策，通过政策的导向和杠杆作用，推动低碳体育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尽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和组织起草“加快发展低碳体育旅游业的实施意见”。
（四）建立科学的低碳体育旅游的绿色运营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01
一、国内理论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差距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如何？中国是否存在“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倒U形关系？ 导致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哪些因素导致收入差距缩小？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这些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能否通过政策手段加以改变？经济转型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1.市场化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从理论框架中看来，生产要素是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其中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分析了中国由于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形成的专业技术人员与一般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边燕杰和张展新（2002）认为伴随着市场化，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在增值，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张世伟、赵亮、樊立庄（2007）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
2.体制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变革这一角度来研究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成为热点，大多数文章认为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与制度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规范制度和行为有很大关系。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在研究中发现企业内部分配体制的改变引起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李建立（2001）认为，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包括税收制度不合理、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和行政性垄断。卢嘉瑞（2002）认为要消除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反腐力度。莽景石（2006）借鉴日本的经验，认为日本在完成了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同时，最终也完成了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转变，其中转轨起了的决定性作用。
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李实、赵人伟等人（1999）对省内收入差距与实际收入水平关系的几种函数进行了经验估计，结果没有从经验分析上支撑库兹涅茨假说。周文兴（2002）运用非经典时间序列方法，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同积关系；在短期关系中，体制变迁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非常大，但不同时期影响的方向不一致；在长期关系中，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王亚芬（2007）采用Granger方法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两者相互促进。
4.经济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陈宗胜在最初（1991）的模型中主要讨论的是经济发展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以后又补充了体制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并提出了颇具影响的“公有制阶梯形倒U曲线变异”理论。在公有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分配差别较小。当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进入较快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也相应地转为中下收入水平。两部门间的差别扩大，人口转移的速度加快，劳动差别随着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分布差别扩大和白领阶层的出现而扩大，从而导致收入差别相应扩大。郑玉华（2005）认为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作用既有扩大效应，又有一定的抑制效应，但总的影响是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李楠（2007）从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对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
5.政府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赵人伟、李实（1999）认为中国农村内部的税收再分配政策基本是无效的，而且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朱国才（2007）的研究证明我国政府转移性支付政策存在问题，背离了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初衷，进一步拉大了整体收入差距。薛敏、陈书伟（2007）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是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
6.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发展方面，章宏友（2001）提到收入分配的不公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到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并会产生攀比效应，滥发奖金和实物，危及社会的有效供给。姚先国（2007）指出我国经济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中，收入分配结构应随之发生变动。武小欣（2007）提出一是破坏了我国 GDP 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导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在 GDP 支出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二是影响国内需求的有效增长，阻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对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理论国内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内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文章都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的方法，难免带有一些主观的价值判断，难以让人完全信服。虽然也有一些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但受数据来源和技术手段所限，严重影响了分析结果的客观性。
第二，国内对于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一般遵循“市场——政府”范式，但是市场制度和行政制度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大，因此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王亚芬.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7（06）.
[2]郑玉华.地区市场化水平对居民收人分配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05（07）.
[3]李楠.中国所有制结构演变对收入的影响.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09）.
[4]朱国才.转移支付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分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03）.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问题日益严重。不论是城市被迫转型还是主动转型，转型问题是一个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政府转型还是企业转型，无论是替代产业选择还是转型路径设计，资源型城市转型都离不开对转型成本的研究。
一、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构成
转型成本，概括来说是指从产业转型开始至替代产业的确立、GDP及就业率基本达到或超过转型前的水平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具体来讲，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的构成主要有：
（一）政策成本
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针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比如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等，这是转型过程中政府必须支付的成本，政府的支持是企业转型的关键。
（二）劳动力转移成本
主要指由于工资刚性和技能差异引起的转型企业在组织和安置职工中必须支付的成本。包括下岗职工失业补贴、再就业培训费用等。
（三）环境治理成本
由于资源产业的发展常常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治理环境，必然会为以后经济发展埋下重大隐患。因此转型的过程也就是减少环境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恢复生态系统以往功能的过程。
（四）清除企业历史陈欠债务所支付的成本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需要清理的企业陈欠债务主要包括：企业拖欠的各种税款、拖欠银行贷款的本息、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相关债务、企业拖欠职工的各项款项等。
（五）理顺政企关系所需支付的成本
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资源企业承担了本应由社会和政府承担的职能，社会职能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影响转型。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对这些附属部门进行改制和分离，将其纳入社会有关部门统一管理，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支付相关的成本。
（六）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支付的成本
转型期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本支付
在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近几十年里，资源型城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诸如经济畸形发展代价、生态破坏代价、社会畸形发展代价等。随着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实施，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的迫切需要，资源型地区必然要支付转型成本，而且这种转型和发展成本将由过去资源产区单一支付的模式转变为由全社会支付。从世界资源产业进入转型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的转型经验来看，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给予直接资助、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如减免税间接资助、政府与金融机构对转型企业实行特别的信贷政策、积极争取国外资金的援助等。由于各个国家国情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这些经验虽然不能全部照搬，但还是有值得借鉴之处的。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各相关主体在转型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及应支付的转型成本有：
（一）中央政府应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转型成本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履行的基本功能是制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整体战略、制定扶持政策、提供社会保障、提供制度创新激励、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1.从国家层面制定转型的整体战略
中央政府应立足资源型城市的实际，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制定诸如产业发展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城市化发展战略等。2001年辽宁阜新获批成为我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2010年11月，山西省向国家申报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这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综改区”，面积达到156 579平方公里，包含太原、大同、阳泉等11个地级市，显示出中央对山西转型的支持。
2.制定切实可行的财政扶持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政策扶持，反而充当了牺牲者的角色，大量的利润空间被其他行业占据。我国大多数处于成长期的资源型城市并不是抛开资源谈转型，而是依旧希望围绕资源谈转型。因此，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考虑修正不利于资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帮助城市顺利转型。比如税负过重是资源型产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从产业和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国家应调整资源产品税赋，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扩大抵扣范围来降低应缴增值税税率。制定资源产业转型中专用资产补贴税，落实税收返还政策，降低部分税种的税率。同时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加大对资源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分级财政中增加地方政府留成比例。
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资源型城市转型应该是以生存、稳定为第一目标，其次才是发展和繁荣。在选择转型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解决职工的就业和温饱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转型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国家需要拿出一定的专项资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费和基本生活费等费用。同时建立社会最低保障体系，在解决职工进入社会统筹问题时，国家应给予经济补偿。
4.建立良好的服务体系
我国资源型城市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市场规律，而是根据国家整体对资源的需要进行布局和发展。市场经济时代，经济转型需要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环境。中央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法规为城市转型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运用行政手段打破体制障碍，提供制度创新激励，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金的介入。中央政府要通过监督、激励和服务机制，使得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各级政府效用最大化，同时使中央政府的功能目标得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良好的服务体系，政府才可以既从宏观上调节区域经济的发展，又从微观上保证区域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
（二）省、市地方政府应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转型成本
资源产业衰退，资源型城市就会衰落，而地方政府有维护地区繁荣、保持充分就业的责任。因此地方政府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负责经济转型规划方案的编制，地区产业政策的制定，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与经济转型规划的衔接等，同时承担起相应的转型成本。
1.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和转型政策
我国现有资源型城镇426座；在这些资源型城市中处在成长期的有82座，占19.25%；处在鼎盛期的有290座，占68.07%；处在衰退期的有54座，占12.68%。对于处在衰退期的城市已无需探讨是否转型，而是要及早实施产业转型。国外的转型实践表明，产业转型应在成长和成熟期进行，如果进入衰退期转型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城市会因为拥有资源而陷入可怕的“资源诅咒”。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放弃资源是其在转型过程中承担的最大的转型成本，但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城市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承担的。
2.制定优惠政策与区域倾斜政策
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层面的支持主要是针对转型制定优惠的财政政策、土地政策和引进高科技人才政策，同时与金融部门配合，多方筹集配套资金。如日本针对转型地区，采取产煤地域事业补助金和地方支付税等财政政策对产煤地域进行支持，对进入产煤地域的企业实行长期低息的设备资金融资和长期运转资金融资，减免地方税，减收额的8%由国家补贴。
3.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
经济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形成招商引资的吸引力，也可以增强国家对该地区支持的信心。经济转型的环境和氛围需要地方政府来营造，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也需要政府牵头。例如山西实行的生态治理保证金制度就值得借鉴和推广。
4.积极帮助转型企业减负
积极帮助转型企业剥离社会功能，解决企业过度承担的政府和社会职能。企业的陈欠债务包括企业拖欠的各种税款、拖欠银行贷款的本息、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相关债务、企业拖欠职工的各项款项等。在这些成本中，有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资产变现来支付，另一部分则需要国家及政府的扶持和支付。这些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企业很难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转型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资源型企业和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和转型成本
1.企业要提早做好转型的预期工作，在企业的兴盛阶段就要着手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多元化的产业链条，并在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将来转型的专项资金，未雨绸缪，做好企业的资金积累，为转型打好基础。
2.逐步分离企业的社会职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在集中精力抓好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完成产业的转型打好基础。
3.打破传统的用人机制，分离企业冗员，减轻企业的负担，同时要将分离冗员同组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结合起来，缓解就业压力，确保社会稳定。
4.全社会积极参与转型。资源产业转型无疑是现代社会中的一次重大变革，转型不单单是资源产业部门的事，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因此全社会都应积极参与进来，共同分担转型成本。具体来讲，科研单位应积极为转型出谋划策，提供理论指导；金融部门应主动配合，做好资金的筹措工作；教育界培训机构应帮助搞好转型企业职工的培训工作；社区和工会应力所能及帮助企业职工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职工也要积极参与到转型中，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劳动技能，充实到新的岗位上，或者重新开创自己的事业，带动更多的人员就业，再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三、转型成本支付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虽然目前全国都在提转型，但毕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经验。2001年辽宁阜新获批成为我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十年过去了，但全国现在还没有一套具体的指导城市转型的实施细则，政府在实行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是否连贯，是否存在以后出台的经济政策否定当前政策，这些都是转型过程中的风险。
（二）投资风险
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企业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或开发新的附加值高的产品，在新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存在技术能否适应和新产品能否开发出来的不确定性。同时这类企业有可能面临技术不成熟，缺乏高科技企业管理经验，市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企业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三）社会风险
资源型城市长期以来的特殊性，形成城市职工观念的特殊性，人们比较容易满足于现状，对转型可能抱着抵触的情绪，对社会的稳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于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如政策风险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加以避免。政府在制定转型政策时，要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一旦实施，要保持政策的严肃性和持续性。对于投资风险，可以设立转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对替代产业以及优先扶持产业的投资损失予以一定的补偿，并且支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于职工的问题，政府和企业应该把转型和培训结合起来，积极帮助转型职工再就业，同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职工的转型之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