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然人”培养观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1.道德教育的目标。
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社会对道德教育活动所要培养的人的思想品德所做的规定，是对其活动结果的具体要求，也是这个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卢梭的“自然人”培养观所提出的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有着自由、独立、善良乃至幸福的“自然人”。当然，我们的道德教育目标还应该加强对人的道德意志的锻炼以培养其自立能力，阶段目标设定要尊重人的个性以及通过对个体道德情感的陶冶来巩固其良知等方面。卢梭反对溺爱孩子。他强调，当一个女人过分地关心孩子，她可能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她为了使孩子不感到病弱，渐渐地却使得孩子越来越羸弱；她不想孩子遭受到大自然自身的风险，所以让他远离所有痛苦，但灾难在遥远的未来却全部累积到他身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告诫我们的教师、家长乃至社会，要做的不是给青年人现成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自己动手去获得生存的途径。
2.道德教育的内容。
道德教育的内容是道德教育目标的体现和具体化，其科学、系统与否直接影响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一个人的道德品德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所形成的，所以道德教育所采取的相应内容为：人类情感的培养，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能力，锻炼人的意志。这无疑也会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3.道德教育的方法。
为了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更好的践行道德教育的内容，我们就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根据卢梭对“爱弥儿”所实施的教育手段，可以提取出我国道德教育的方法：尊重人的自身规律，分阶段进行，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统一体的教育模式，提高法律约束三个方面。
三、卢梭的道德教育观对我国德育工作的现实启示
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性革命”。他的道德教育理念涵盖了丰富的德育思想，在德育实践过程中，对我国目前的功利性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多元化困境与未来道德教育的革新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实践性意义。
1“.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缺失———道德教育的功利化。
随着已经失去教育意义的旧的道德价值体系的瓦解，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道德教育混淆于政治传声筒教育的现象。例如，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体系中就存在着舍本逐末、背离受教育者自身发展规律的现象。这种状况给道德教育的实施进程以及实际功效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当今教育带有严重泛工具化的性质，教育文化偏向注重专业技能的传授，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人人认可的“好”工作，进而实现自己所谓的“人生价值”。这种“价值”被解释为以衡量物质经济条件为主要内容的世俗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人才”模型主要是高分低能的检查机。道德教育生存于这种畸形的教育背景下，好比浮萍，无法停留，即使存在，也只是教育机器的零件。如何摒弃我国目前道德教育的功利化现象，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应借鉴卢梭的道德教育理论的起点思想，即遵从“自然人性”以及教育要符合人自身发展规律和内在需求，实现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人的自由”。
中世纪人们对自然现象普遍缺乏兴趣，其根源在于一种超自然的观点和向往来世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表现出研究自然的兴趣，这种状况主要是自然主义精神促成的。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截然不同，前者关注现实生活，重视经验和事实;后者则倾向于神秘。“而那时期比较鲁莽的人，要揭示外在世界的秘密，却采取荒诞不经和虚伪欺骗的手法。他们不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却不耐烦地希望用神秘的手段和高于感官知觉的特殊的内在的启示，来迫使自然供出自己的秘密。”其他人并不满足于这种探究自然秘密的方法，而是急于要掌握控制自然的能力，迫使它符合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确实认为自然是神秘力量的表现，相信同这些精灵发生神交就可以控制自然现象。他们希望通过秘密的技术和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神秘的方式，或者发现毕达哥拉斯学说所指出的写成自然这部书的隐秘的数字，来达到这种目的。这就是巫术或魔术。……他们还极重视用巫术的方法转化金属，这就是制造金子的技术或炼金术。”总之，人们希望找到探索自然奥秘的试金石，并对自然完全加以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荒唐的因素逐渐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而神秘的毕达哥拉斯数论则培育了对数学的兴趣。
英国学者沃尔夫指出:“科学的近代是跟着文艺复兴接踵而来的，文艺复兴复活了一些反对中世纪观点的古代倾向，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对中世纪的生活和实在观心怀不满的人都拥护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趋向于自我克制和想往来世。恪守宗教生活誓约的理想的基督教徒一心想着天国。他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从根本上说毫无兴趣。……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诗人、画家和其他人激起了对自然现象的新的兴趣;有些勇敢的人充满了一种渴望自主的理智和情感的冲动。”随着人文主义者对人性和人的自然本质的揭示，他们开始对自然界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尤其是通往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进一步振奋了人们的探索精神。他们不再把对自然界的理解建立在信仰和启示上，而是直接诉诸于对自然界的考察和探究。“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大多开始于对传统文本的阅读不同，近代早期的科学家最为看重的是观察和假说的建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蓬勃兴起，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世间再度看见往昔于二千年前在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所见的景象———为数众多的研究者与教师、实验室、资料收藏、交换知识观念的设施，简言之，一种适宜于科学进步的社会与知识环境。”这是地球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科学复兴。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出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天文学上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说”，创立并发展了“日心说”，由此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序幕。
随着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发现自然界，对周围事物产生极大的好奇心，这是当时的时代个性。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古典科学著作得到广泛传播，有利于人们摆脱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家的观念及经院主义哲学的束缚。17世纪是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大学的外面，到处都充满了对科学的好奇，这种好奇心在平信徒中比在神职人员中更富于创造力，因为长期以来神职人员几乎是学术的惟一的监护人。在意大利以及别的地方，科学团体正在兴起，讲师的职位正在设立，重要的本国语著作也不乏人在撰写。应用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正在飞速发展;不久，培根将强调自然知识的功用，并把手艺人的经验提升到几乎与哲学家的见识相等同的水平”。这场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与理解，并为整个欧洲思想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科学文化界的巨大变化，德国著名教育史家鲍尔生指出:“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超自然主义的旧神学的崩溃，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尤其是作为现世主义的新哲学基础的数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神学和基督教的兴趣，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斗争中，曾经再度兴起，并曾在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在某时期还几乎压倒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世俗教育的势力;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宗教兴趣却被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势力所排挤，而且在很多领域中确实被消灭了。”正如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样，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则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培育了人们的理性、自信心、优越感、乐观主义和科学探索精神。
二、科学教育的探索:倡导科学教育的先驱们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探索科学教育的兴趣空前高涨。
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最早敏锐地洞察到科学的实用价值及其教育意义，并积极倡导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拉伯雷的《巨人传》、培根的“所罗门宫”、弥尔顿的学园、配第的科学组织、夸美纽斯的泛智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洛克的绅士教育，几乎涉及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拉伯雷是16世纪法国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长篇小说《巨人传》中通过描述巨人卡冈都亚受教育的过程，将经院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进行鲜明对比，讥讽经院主义教育的可笑和无用，突出科学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拉伯雷的科学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卡冈都亚给儿子庞大固埃的信中。在这封信中，卡冈都亚为儿子拟定了一份新的教育大纲:“……至于七艺中的几何、算术和音乐，在你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你不过五六岁)，我曾经教过你一点儿，你要继续学习下去，如果可能，把余下的都学完。至于天文学，要学习所有的规则。……至于自然科学知识，我要你仔细地学习;要做到没有一处海洋、河流和泉水里的鱼类你不知道;天空中的飞鸟、森林里或是在果园里的一切灌木和乔木、生长在地面的各种草和花卉、隐藏在地球内部的各种矿产以及世界东方和南方可以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宝石，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知道。此外，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希腊、阿拉伯和罗马各地医学家的著作，也不要轻视犹太法典的学者和谶纬学家的学说;你应该学习解剖学，获得关于微观世界即人的充分的知识……”卡冈都亚的要求几乎囊括了当时自然界的全部内容，是一个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幅现实主义教育的宽广图画。在新教育大纲中，拉伯雷主张通过旅行、参观、实地考察等教学方法，把科学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他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教育思想，但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在整个完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拉伯雷重视自然科学及直观教学等观点，为后来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培根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科学归纳方法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处处洋溢着对新知识、新发明以及科学的热情向往和赞扬，充满了对僵死、空洞的经院哲学的嘲讽和轻蔑。他在1594年圣诞节演出中借“王子”之口表达了征服自然的科学教育理想:(1)建立一个最完备、最广博的图书馆，以便收藏一切对启发理智有价值的书籍，而不管它们的出版年代、印刷方法、使用的语言和地区等因素;(2)建造一个宽敞奇妙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各样十分茂盛的植物，花园与放养适当种类的淡水湖和咸水湖相连，在花园四周的房屋饲养一些珍禽异兽;(3)开设一所美丽的陈列室，分类陈列任何人工或机器所制造的东西;(4)开办一个设有工厂的实验室，拥有生产工具、熔炉和实验器具等。培根的科学教育理想后来成为他在《新大西岛》中描述的“所罗门宫”的雏形。“所罗门宫”是专门为研究自然和人类而建立的一所规模较大的科学教育机构，它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设施。例如，用来凝结、冷冻和保存各种物体的大洞穴，用来进行土壤实验和嫁接、发芽、试验的各种果园和花园，用来饲养各种鸟兽的动物园，用来配制各种各样的药草制剂、药材和药品的药房等。“所罗门宫”还拥有进行各种科学试验的实验馆，如光学馆、音乐馆、机器馆、数学馆、香料室和魔术室等。总之，在科学主宰着一切的“所罗门宫”，科学与学术享有极大的自由，人们热心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可以说，培根在科学上具有远见卓识，他几乎预见了现代科学的各种实验和创造活动。他的构想揭示了科学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科学知识的世俗化绘制了蓝图。培根的后继者受其鼓舞把“所罗门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各国科学社团正是顺应这种新时代的需要而诞生的。
弥尔顿是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也是科学教育的倡导者。他对传统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建议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兼具实科性质的学校，他称之为“学园”。学园的课程计划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神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其中自然科学占很大比重。弥尔顿为学园拟定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算术、几何、天文、自然地理、物理、数学、三角、筑城学、建筑学、工程、航海、农业、生理学、医学、解剖学、自然哲学中的气象史、矿物学史、植物学史、动物学史以及自然哲学方法论。他还主张让学生阅读一些医学家的著作，使他们了解一个人的气质、脾气、幽默以及如何应对粗鲁;主张把猎人、捕野禽者、渔夫、牧羊人、园丁、药剂师和其他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航海家、解剖师的实践经验引入自然科学的教学。“这些知识和经验给他们染上真实的自然色彩，使他们不会忘掉，并且给他们以与日俱增的快乐。”在弥尔顿生活的时代，近代自然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不足以取代古典著作的权威，因而他虽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却主张学生从古希腊罗马著作中学习自然科学，这说明他的科学教育观具有新旧交替时期的两重性。这种使古典主义课程和实科教育相结合的理想，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创办的学园中变成了现实，而且在洛克的《教育漫话》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配第是17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针对当时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弊端，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利于科技传播与发展的科学组织。这一建议被认为是后来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先声。为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普及科学技术教育，配第建议创办劳动小学和机械中学。劳动小学主要对儿童进行基础知识及能力和制造业训练，因而课程分为两部分:前者包括阅读、写作、绘画、制图、算术、几何、外语、音乐等;后者包括车工、制作数学仪器和钟表、雕刻、制作乐器、磨制玻璃工艺、植物栽培和园艺、船舰模型、地球仪、解剖学等实用技术。机械中学是一种实科中学，除学习科学知识之外，还要学习旋工、钟表、雕刻、造船、地球仪、罗盘针、香料等。机械中学设有科研机构和配有科研设备，如生物示范园、水族馆、陈列馆、机器模型、图书馆、天文馆、地球仪、试验田等。受培根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配第主张采用直观教学原则，强调学习与劳动相结合，重视儿童在工场中的实际操作。为更好地了解手工艺知识的发展状况，他建议对所有知识重新审查，并从中筛选一切有关实际或实验的学问，将它们编成一部大型著作。配第强调教育与科技及手工业生产相结合，设计新的学校模式，反映了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强烈要求改革传统教育的愿望。他的关于收集各种科学知识汇编成书的建议是夸美纽斯泛智论及百科全书的先导，他所描述的机械中学与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宫”交相辉映。配第在教育史上首次使用了“实科”这个词，后来德国教育家席姆勒将在哈勒创办的新学校称为“实科中学”。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他从1634年起开始致力于探讨“泛智”问题，所谓“泛智”是指广泛全面的科学或智慧。1650年他应邀担任匈牙利政府的教育顾问，期间创办了一所“泛智学校”，并为该校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名曰《泛智学校蓝图》。这份计划内容丰富，自然科学占有较大比重，如五年级逻辑班教室门口上方写着“不懂自然哲学的人不得入内”，墙上贴满了逻辑法则，学习内容有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光学、机械发明史、文体、希腊语、戏剧表演等。夸美纽斯的泛智思想和重视科学教育的主张体现在其一系列著作之中。例如，在《母育学校》中，夸美纽斯为6岁以下儿童提出了一个广泛详细的教学计划，内容包括自然、光学、天文学、地理学、年代学、历史学、家政、政治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语言等学科，他认为通过这种启蒙性质的教育可以为儿童奠定各门科学知识的基础。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拟定的国语学校课程除当时流行的读、写、算、宗教和唱歌外，还增加了经济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自然、世界历史等常识;拉丁语学校除了开设文法、辩证法、修辞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外，还增设物理学、地理、年代学、历史等学科。总之，他主张加强新兴自然科学知识教学，对学生进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夸美纽斯对科学教学法也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他把教学中的直观性奉为“金科玉律”，认为“科学的真实性和确定性有赖于感觉的证明者胜于任何其他证明”。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泛智论贯穿于夸美纽斯为各级学校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之中，这一理论适应了张扬理性、尊重科学知识的时代潮流，表达了重视普及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美好愿望。康帕内拉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设计的太阳城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古典主义和神学几乎销声匿迹。按照他的设想，从2、3岁起儿童就应在有学问的老人带领下，一边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戏，一边观看和学习四周城墙上的图画，从而获得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从7、8岁起儿童一边学习初等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边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生产劳动，如各种手工业、农业、畜牧业等;接着开始研究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医学等，并经常举行讨论和辩论;最后大家在各种科学和手工业部门获得与其能力相符的职务。在太阳城各城区的内外城墙上都悬挂着华丽的图表，这些图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天文、占星学、几何、历史、逻辑、修辞、文法、医学、物理、农学、地理、动物学、地质学、政治学等。太阳城有许多教师负责讲授这些图表和绘画的意义，因此儿童在10岁以前就能毫不费力地通过直观教学掌握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康帕内拉认为，仅从书本研究某种科学的人只是一些外行和学究，只有联系实际的教学才能培养出随机应变的有才智的人。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太阳城里知识统帅权力，除了按知识划分外，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教育是普及和强迫的，它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训练学生适应各种职业。《太阳城》是继莫尔的《乌托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其中的科学教育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安德里亚是17世纪德国思想家，他在《太阳城》和《乌托邦》的影响下，于1618年写成《基督城》。基督城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建立了许多科研机构。例如，在解剖室，研究者从事动物和人体解剖实验，以帮助人们弄清人体各器官的位置，认识生命和各器官的运转;在物理大楼，展示着自然发展史的各种图像，包括气象万千的天空、各个地区迷人的景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动物的画像、万物的形态以及各种石头和宝石，这些都是用于科学研究的自然界样品;在数学大楼，有供研究用的天体图和地图，有星罗棋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仿制品等。基督城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了有利于科学技术应用的各种工场，这些工场从事金属加热、冶炼、溶化和铸造、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和陶器。基督城强调培养公民的科技兴趣，要求人人接受科学教育，因而在自然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中公民对于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味，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基督城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基督城中心有一所宽敞美丽的学校，学校设有8个讲堂，分别是文法、算术、逻辑、天文学、自然科学、音乐、伦理学和神学，青少年可以自由地在8个讲堂接受科学教育和训练。安德里亚重视通过直观教学进行科学教育，基督城与科学教育相关的设施有实验室、解剖室、药品供应室、机械器具陈列室、绘画和图片工作室、数学实验室等，学生在这些实验室接触实物，能更形象地认识事物。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重视科学实验和科学教育等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在《教育漫话》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绅士。绅士既不是教士或学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业家。为使绅士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艺，洛克提出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教学计划。在这份教学计划中，他依据“功用”原则选择学习科目，主张课程设置应把现代实用科目与古典科目结合起来，兼顾实用与装饰。洛克要求绅士学习的科目包括书写、阅读、图画、速记、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地理、写作、算术、商业、数学、天文、几何、历史、年代学、伦理学、民法、法律、逻辑学、修辞学、自然哲学、跳舞、音乐、击剑、游泳、骑马、园艺、细木工等。他以功利主义思想为指导，论述了绅士学习各种科目的意义。“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是一个绅士所容易知道及必需知道的，此外，还有许多事物乃是以愉悦与利益，作为对寻幽探奇者的艰辛劳动的丰厚回报。不过我认为，上述种种事物宁可从诸如那些亲身进行过合理实验与观察的作者去获得，而不是来自于纯思辨方式的构想。”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许多领域进行探索，广泛地阅读，大量地研究人类及其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具有精神上的自由;而一个虽然深入彻底但只研究了少数几门学科的人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洛克倡导实物教学，主张让儿童亲自观察各种事物，使他们获得有关事物鲜明的印象，从而牢固地记住它们。洛克为年轻绅士所拟定的教学计划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实际需要，是弥尔顿科学教育观的新发展。《教育漫话》成了17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学园的理论支柱，直到18世纪末以前这种新型学校还在英国久盛不衰。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上述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探索科学教育理论，大力倡导科学教学，这种科学思潮是教育理论中对经院主义教学内容进行改造的催化剂，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学校盛行宗教神学、古典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推动学校教育进一步贴近生活和社会实际。
三、科学教育的实施:新型学校与科学教育的传播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家们对科学教育的探索和大力倡导，在欧洲主要国家诞生了一批新型中等学校。
这些学校除开设原有的古典主义学科外，科学技术知识开始普遍受到重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观察、实验、实习等)也得到广泛运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教育的传播。16世纪德国教育家梅兰希顿按照新教思想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新型中等学校，其主要课程除人文学科、古典语言和宗教教育外，在规模较大的学校高年级还讲授科学基础知识，如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在17世纪后半期就开始酝酿的哈勒学园堪称当时教育革新的典范。这是一所以贵族学校为基础招收高年级学生的寄宿学校，它试图把传统的古典学科与现代语言、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在现代科学方面，学园设有几何、数学、生物学、解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而且把重点放在实物教学和实际应用上。例如，几何课尽可能增加野外实习，数学中的分数要以实物讲解，夏季应到乡村或田野讲授生物学，冬季要利用雕刻或动物尸体讲授解剖学。在哈勒学园的影响下，大多数地位较高的学校都在课程中增加了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1708年席姆勒在哈勒创办了一所“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学校”。这所学校以数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为中心，讲授数学、物理、机械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绘画和制图等实用科目，在教学法上广泛应用了绘画、图表、标本、模型等直观教具，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1747年赫克尔在柏林创办了经济—数学实科学校，设有算术、几何、力学、建筑学、制图、贸易、商品制造、自然知识、人体知识、动物学、植物学、桑树栽培和养蚕等课程，学生按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簿记、矿业、商业等分为不同的班级，先接受数理基础训练，然后按志愿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这在科学技术教育上迈出了一大步，随后在德国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批类似的实科中学，成为德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法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掌握在教会团体手中，学生均需服务教会并恪守共同的教规。1637年曾在耶稣会学院受过教育的笛卡儿发表了《论正确指导理性和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一文，认为耶稣会教育并未给他留下任何确定的信念，于是转而依靠理性方法研究哲学和科学，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受笛卡儿的影响，基督教圣乐会首先对耶稣会教育权威提出了挑战。圣乐会崇尚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改革中等学校。圣乐会中学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体现了教育新观念特别是现实主义:古典文学在课程中占显著地位，但也包括法语、现代外语、法国史以及数学、地理、物理、化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大多数课程用法语教学，强调历史、代数学和算术，运用地图和其他直观教具讲授地理，在实验室从事物理、化学和解剖学研究。圣乐会虽然在名望和势力方面不能与耶稣会相匹敌，但其教育活动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该时期法国贵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除学习贵族的必修科目拉丁语外，更注重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现代语言;经院哲学被笛卡儿哲学所取代，数学和新兴科学代替了传统的“四艺”，并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讲授;为了提高贵族子弟未来的行政管理能力，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备受重视。该时期国家对工商业的干预也刺激了法国科学教育的传播。例如，17世纪中期在朗格勒为战争孤儿创办了一所贸易学校，开设数学、建筑学理论课程以及织布、制鞋等实践课程。法国政府也成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授艺术、设计和建筑等科学知识，如1648年的皇家绘画学园、1671年的皇家建筑学园、1682年的国立航海学校、1688年的艺术学校等。18世纪法国高级技术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了给海陆军部队和建筑业输送工程师，1716年奥尔良公爵创建了“路桥人才集团”，专门提供建筑、数学、物理和化学教育的路桥学校由此诞生，该校是欧洲最好的土木工程学校。与此同时，采矿学校、绘图学校、商业学校、军事学校、航海学校也纷纷建立。科学教育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法国在技术教育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实行科学教育的先驱机构当推“学园”。由于文法学校和大学都掌握在国教徒手中，许多非国教派教士创立了一种规模小而且收费廉的新型中等学校，他们吸收了弥尔顿和洛克的思想，重视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运用英语教学。例如，1715年瓦特在伦敦创办了一所实科性中学，学校拥有各种各样的实验仪器，建立了科学实验室，采用演示和实证等教学方法，传授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学、军事学、簿记和自然科学等。1740年由约瑟夫•兰德尔建立的希思豪学园，专门为中上层阶级提供所需要的课程，8岁至18岁的学生达170人，图书馆拥有藏书1400册，科学仪器包括太阳系仪等。后来兰德尔在约克开办了另一所学园，宣称不采用文法学校僵化、专制、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采用更灵活和实用的方法。随后，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创建的瓦林顿学园在课程现代化上更进了一步，课程包括英国文学和文法、历史、化学、地理、解剖学和自然科学等。18世纪末弗罗兰在巴斯创办了一所学园，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博物学和应用科学;第二类阐述人与人类自身的关系，包括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文法、逻辑、修辞学、诗、绘画、音乐和体育;第三类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古代和近代史、政治学、经济学和名人传。与此同时，弗罗兰的妻子也为女子建立了一所实科中学，其办学精神与男校基本一致。以上这些学校注重科学知识教学，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同时有助于训练一批作为工业革命先驱的职员、机械师、技术革新者和企业家，因而深受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欢迎。该时期传统的公学和文法学校也开始增加一些现代学科，如1770年伍得彻尔文法学校在招生广告上声明，除希腊语和拉丁语外，还讲授算术、簿记、对数、几何学、测定法、三角学、力学、测量术、水准测量、航海学、地理学、自然哲学、天文学以及地球仪的使用等。17世纪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文化教育发展缓慢。在17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只有24%的城市居民(成年男性)识字。17世纪末沙皇彼得一世考察欧洲各国后，为增强国力，在军事、财政、工商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其中创建实科学校进行科学教育是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措施。为培养军事和工业部门的各种专门人才，1701年在莫斯科建立了炮兵学校，要求教给炮兵及官员子弟以读、写、算及其他技术的科学知识。学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前者学习读、写、算，后者学习几何、三角、制图及炮兵技术等，学制四年，合格者送往部队或参加其他工作，不合格者送到炮兵厂当工人。随后，彼得一世颁布法令创办数学与航海学校，要求教授数学、航海学以及与航海有关的各种科学。学校分为数学班和航海学班，学制四年，所设课程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量学、航海学等。学生毕业后大多送往荷兰、英国等地深造，回国后担任舰队军官。从1701年至1716年，数学与航海学校为俄国海军培养了1200名骨干，还培养了不少造船业的专家和教师。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还允许设立了外医科学校、工程学校、外国语学校、计算学校、矿业学校等，这些学校在科学教育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学校中，知识的世俗倾向、新的教育形式、与实践的联系扩大了人的视野，增强了人认识周围世界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世俗文化的活动范围。”可见，在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批新型学校的建立、课程内容的世俗化、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及新式教学方法的运用等。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形成的新知识、新理念与新方法，不仅给欧洲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此以后，欧洲教育逐渐朝着科学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迈进。
二、如何传承与发展地利用先进的教育理念
2注重幼儿时期的品德、品行的教育
农村里，父母因为忙于外出打工，常常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因而，为小朋友们创设一个清洁，优秀、舒适、富有教育意义的环境，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的重要。教师要注意每个幼儿的德育教育，要有针对性的教育，把德育深入每一个幼儿的内心。例如：让农村的小朋友回归大自然，去感受家乡的美丽，教会孩子们帮助父母做家务事，对表现比较好的我们可以颁发“大红花”以作奖励。这样不仅培养了小朋友了小顺心，而且还培养了小朋友积极主动的性格。
3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因地制宜
俗话说：“环境塑造人”。由于经济的发展，农村“城市化”倾向逐渐加剧，许多家长一味模仿城里人，不惜本钱给孩子买各种洋玩具或很贵的玩具，使孩子在室内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孩子在野外的时间相对减少，虽然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与大自然贴得那么近，却很少有机会与大自然亲近，他们不认识稻谷，分不清麦苗和小草，不知红薯长在哪儿……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些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对土地、对自然的感情将会越来越淡薄。良好的环境能给幼儿提供思考、观察以及动手能力表现的条件。嫩而过陶冶幼儿的情操，发展幼儿的智慧，让幼儿的身心得到慢慢的健康发展。
3.1变废为新
充分的发动孩子和家长收集废弃的物品，经过自己的精心设计、加工、改制之后，成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大自然中，我们有着取之不竭的资源。例如：利用烂泥巴进行美工活动，孩子们可以尽情地摆弄，挖洞、团圆、堆高、捏塑，获取造型经验和乐趣。可以使用废弃的糖纸折叠、裁剪成各式各样的蝴蝶、小人，将用后的汽水易拉罐剪成不同形的花儿，用装鞋子的硬纸盒裁剪成不同的图案等。
3.2制作标本
孩子在幼儿时期总是换踹着一种好奇、新颖的心态，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心态，让孩子们制作各式各样的果实标本，然后进行粘贴。例如：收集玉米籽、大豆、葵花籽等，可以制作成美丽的花朵；收集树叶、小草、小花等可以制作成一幅动人的山水画。这些制作似乎是很幼稚或者是是很粗糙，但是那包含着有幼儿们的童心、想象力等，因而孩子们会非常珍爱自己的作品。我们还可以摆在校园的走廊，让别的小朋友也欣赏，这样不仅提升了小朋友的自信，而且还培养了小朋友的意志力。
3.3设置自然的植物园
在设置的植物园区里，我们让小朋友从自己家里带上种子，如：玉米、高粱、向日葵、麦子、大豆等，然后让小朋友自己种下，每天浇水、施肥，看着种子慢慢的发芽、长大、成熟，从而提高小朋友们热爱劳动的积极性，同时还能亲身的体会父母的辛勤。也可以为小朋友们设置小动物的饲养区，我们可以养殖一些小兔子、小鸡、小鸭、小狗等，让孩子们经常与小动物进行接触，并熟悉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特点，从而培养孩子们的爱心与责任心。
4从小培养环保意识
教师要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站在孩子的立场去看待周边的事物，结合幼儿教育的特点，联系日常生活中的环保教育。幼儿园环保教育应该是能够广泛反映我们生活环境以及幼儿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环境知识。这里的环境，应该是我们的周边，我们的家园。在周围的环境中，幼儿有许多可以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事物和现象，如观察垃圾堆及被污染的河水、听听刺耳的噪音、欣赏美妙地音乐等等。只要我们老师时时做个具有环保意识的有心人，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随手可得的教育内容自编成教材，以专题环保教育为主，将丰富的环保教育知识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及各种教学活动中，让幼儿从感性的活动的基础上获得并形成有关的知识。让幼儿从小就有保护环境的意识。
5就地取材，制作特色性的玩具
玩具是幼孩时期不可缺少的物质。但是在农村并不能像大城市里有大量的、高档的玩具，为了弥补不足，我们只能教孩子们自己制作玩具，就地取材。然而在在制作的过程中还能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操作能力等。例如：将高粱杆用针线将其穿在一起，然后进行数数，并学习数的分解、合成等，还可以使用高粱杆或者是麦秸等进行拼图；用积木搭建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等；用水果或者是蔬菜雕刻不同的不同的工艺品；用破碎的布料为洋娃娃制作花哨的衣服、裙子等；用葫芦做成不倒翁、花瓶等；用筷子做成秤杆，用瓶盖制作成秤盘，再用线将其穿起即可。在这样的制作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动手和丰富的想象力，制作出自己喜欢的玩具，更加能让他们的童年值得回忆。
6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关键词】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自由存在；实践科学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3）01―0027―06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是人类存在与作为的产物，它诞生的前提就是人的主体意识开始由自觉思维走向自由思维，亦即通过人的学科建构自由思维探索，将它从他律的“囚徒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它获得新生，显现出其庐山真面目。也正由于此，我们说，人的存在先于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本质，正是人，使它的本质揭示和显现成为可能。可见，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行动，究其实质，就是要在现实世界中，与未知的科学世界中保持一种最基本的关系，通过自己的建构行动超越自然世界原本简单而又稳定的存在决定论，以在世界的纯粹物质性中，把握人通过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并在这种人的能动性改造中，完成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自律性建构，从而使得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逐步由自在走向实在。惟因如此，笔者认为，在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中，人作为主体是自由的，他作为人的自由是必须保证的。人在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建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它自身，而是一个对自我在场的绝对超越。当人步入一个纯粹的形而上世界之中时，就意味着人将因为保持了一种自由的理论性思维、建构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选择性思维、否定性思维及批判性思维，必然做出符合自己“心智特征的选择”（康德语），并且对作为整体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存在着的诸多存在结构”，做出符合自己心智的合理“解释”（萨特语）。
显然，正是由于自由的人所进行具有鲜明自我特征的自由创造，我们才领略到种种与众不同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及其理论的魅力，才从千姿百态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和理论中，目睹到远程教育合作主体千差万别的鲜明个性特征。也正基于此，笔者确信，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构建，归根结底，首先应当归功于人的自由创造人格、人的自由创造合作行动，恰恰正是因为人作为主体的自由创造行动，才使得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呈现出群星灿烂、异彩纷呈的理论态势。由此可见，对象着主体自由意志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其行动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存在，通过自己的自由行动选择，选择了属于自己的自由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行动及其模式。诚如萨特所说的那样，建构的理由和建构的根据是与建构主体的自由选择行动一起爆发出来的，就像在许多情况下，自由表现为自由动机、自由动力和自由目的及其整体一样，“我的每一个活动，哪怕是最小的活动，都是完全自由的”[1]。不过，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的主体自由性发挥，并不意味着人的有关理论自由建构是任意的、随意的，甚至没有理性节制的。其实，它恰恰说明，在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中，构建行动往往具有理智意向性，甚至经常被理智意向性所规定，所以，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自由行动，其实也得受这样那样的文化制约，就像我们平常所认识到那样，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必然、必须受客观存在着的物质现实性的制约。也正由于此，笔者认为，人类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动机是极其复杂的，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及其文化理论构建的愿望是多种多样的，正是因为物质现实性的多种可能性和人的自由建构意志的多元性，才导致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自由建构呈现出种种与众不同的心理需求和观点认识。
1.知识习得假设论
在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的自由存在论中，自由的知识语言习得假设成为一种最有意思的观点。按照其代表性人物斯蒂芬・狄・克拉申（Stephen D Krashen）的认识，语言合作应当是人类合作的最初起源，谁曾见过不与他人交流的语言呢？语言的特性决定它必然会将两个以上的主体联系在一起，使他们通过彼此间的合作，掌握更多的知识及其话语权。因此，在远程教育中，知识的语言习得假设，成为各个开放大学及其教师、学习者走向合作办学、合作教学和合作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种合作文化理论假说，它可以分为五个类型：一是“区别假说”（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其理论核心就是克拉申对人的“知识语言习得”和“知识语言学得”做了区分，按照他的观点，“知识语言习得”是潜意识的合作过程，是学习者注意意义的自然交际的结果，而与之相对的“知识语言学得”则是指一种有意识的语言学习相互支持过程，即通过开放大学教师的讲授辅导，以及学习者有意识的练习、记忆等活动，达到对所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二是“监控假说”（The Monitor Hypothesis），根据这个假设，克拉申认为，人的“语言知识习得系统”与“语言合作学得系统”的作用各不相同，“知识语言习得系统”成就的是一种人在潜意识中获得知识语言的能力，它是真正的语言能力，而“知识语言学得系统”，则开发的是一种人的有意识的知识语言获得能力，它是人类大量使用知识语法规则监控能力的必然结果，二者的存在，都以与他人的知识文化交流为目标，它们的出现与作用，都是在学习主体与其它主体的互动合作中实现的；三是“输入假说”（The Input Hypothesis），依据这个假说，克拉申提出，只有当习得者接触到“可理解的知识语言输入”，即略高于他现有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方、第三方的知识语言输入（这种输入或许是由他人或学习机器来完成的），而他又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对知识信息或知识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对形式的理解时，才能产生知识习得，这种知识习得其实恰恰正是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教学一直追求的理想目标，据此，他提出，理想的远程教育知识输入应具备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既有趣又有关 （interesting and relevant）、非语法程序安排 （not grammatically sequenced）、要有足够的输入量等特点的观点；四是“情感过滤假说”（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克拉申认为，有大量的可理解的“知识语言输入环境”并不等于学习者就可以学得很好，原因是在学习者的知识语言习得过程中可能还会受许多情感因素的影响，只有知识语言输入经过了其他主体的巧妙情感过滤，这些知识语言才有可能最终被学习者完美地“吸收”（intake），反之，如果其他主体的知识语言输入情感屏障性较高，他们获得的有效知识语言输入量就减少，他们的远程学习效果也就差；五是“自然顺序假说”（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根据这个假说，克拉申认为，学习者对知识语言结构的习得是按照由外到里、由浅入深、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等知识语言习得自然顺序进行的，在远程教育过程中，为学习者提供支持服务的那些合作主体，不论是开放大学及其教师，还是其他学习者，都应当按照此顺序假设操作，只有如此，才能切实提高学习者的远程学习效 率[2]。由此可见，知识语言习得假说论的确是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建构的重要动力之一。
2.交际能力锻炼论
在种种建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呼声中，交际能力锻炼论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借助其覆盖全社会的远程开放大学系统，为学习者的广泛交友、相互切磋、互帮互学、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培养人脉、练达人情、共同进步提供一个平台。由于开放大学的学习者都是成人，都有自己的职业背景，广泛分布于社会的各个界别、行业和阶层，因此，广泛的交际不仅有助于学习者在校的合作学习，而且有助于他们校外的工作合作。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学习者才非常看重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氛围，并通过其“天网、地网和人网”“三网合一”的互动平台，寻觅知音，有的学习者甚至发出倡议，与其他同学共同做事，为社会服务。具体到我国电大而言，就是许多学习者充分利用中央电大、省级电大和地市电大的“三级互动”平台，跨时空、跨地域、跨专业、跨年级漫游交友，寻求合作学习、合作做事的机会。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型大学，成人学习者的这种交际能力锻炼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由于他们大多是社会人，在社会生存、人生规划、事业发展中，都离不开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少不了与形形的人群打交道，所以，开放大学的这种人际交往能力锻炼，很可能非常有助于他们事业发展的成功。就像美国心理学家卡耐基所断言的那样，一个人事业的成功，30%取决于才能，70%则取决于其交际能力的大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开展及其文化理论建构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印证了功能派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要素”。那么究竟什么是制度呢？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而制度博弈论的代表人物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 ）则认为，“在一个人群P中，当其中的成员在一重复出现的境势Γ下，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R而成为人群P中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制度”[3]。我们不妨把这个“P”当作是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为学习者所提供的知识信息和交际能力，显然，正是为了这个共有的知识信息和交际能力，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才生生不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才不可或缺，并成为人类社会有组织的、非常有意义的理论体系建构活动之一。正是它，不断推动我们致力于建设和完善远程教育合作这种奇特的“社会制度”，让开放大学及其教师和学习者在合作这一事务上，不断地和某些社会机构、社会团体、社会人群进行交往和联络，让他们在一种规律性的、技巧性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获得知识和人生的增长点。基于此，笔者认为，交际能力锻炼论肯定也是促进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产生的重要原因。
3.教学交往情感论
在远程教育中，人们发现，由于失去了面对面的传统教学情境，教师的教学失去了与学生交往的现场亲切文化氛围，原来他们所掌握的那种课堂教学情感策略一时找不到表现的对象，最终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从而使其教学顿时变得黯然失色，失去了生动的知识渲染力和暗示力，而学习者也因为无法感受到教师现场教学丰富的情感表现元素，其课程学习体验变得索然无味。特别是在网络自主学习时，由于面对的是抽象、单调、贫乏的文字符号知识文本信息，失去了传统课堂教学情境里那些与他们同样充满激情的同学们的呼应和支持，他们的学习顿时变得孤独和落寞。在一个因为情感缺失而导致知识缺失、文化缺失的个人化教学情境里，学习者与人交往的欲望激增，那种曾经被虚拟学习冷却和固化了的学习交流热情再次被激活和焕发出来，他们渴望开放大学能够给他们创设和提供一种充溢着丰富教学交往情感那样的再现式课程教学情境，由此，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构建命题以一种人们不曾想到的方式被提了出来，教学交往情感因素由此上升为影响远程教育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认为，在远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对象进更多主体情感体验的课程教学模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呼唤，如何创设一种能够卷入更多教育主体――不论是教师还是学习者，无论其身在何处，都能积极参与的合作教育、合作教学或学习模式，成为研究远程教学、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惟因如此，我国学者洪梅指出的那样，“教学过程的本质由两种根本关系决定：交往关系（主体――主体）和认识关系（主体――客体）”，“教学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和交往过程”[4]。这说明远程教育系统就是一个由主体与主体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合作教育系统，通过师师、师生、生生的交往互动和共同发展的合作教学和学习模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合作教育文化氛围，为师生们授业解惑、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养成习惯、个性发展等，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途径，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人人更加乐于接受的创新性的教学体制和学习机制，而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研究，显然有助于这个创新性教学体制和学习机制的建设。这说明，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也是远程教育教学交往情感渗透的必然选择。
4.教育沟通渗透论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的出现，也是教育沟通理论诞生的必然结果。由于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学习型社会，国民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的沟通已不可避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沟通已成为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远程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沟通初现端倪，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相互沟通的倾向已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构建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远程教育“立交桥”，形成一种与各种教育相互融通的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当量替换、一专多能的远程教育合作机制，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共享，促进全民学习、全域学习、全面学习和全程学习，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正由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努力建立符合国情的职前与职后教育培训相互贯通的体系，使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与培训互相衔接，并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互相沟通、协调发展”，在当前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时代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衔接的教育体制”，“为毕业生提供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已成为新时期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电大也不例外，它必须在建设学习型国家中担当主力军的角色，为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协调和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远程教育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学校之间的相互沟通、专业之间的相互沟通、课程之间的相互沟通、教师之间的相互沟通、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学习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也是非常有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这种沟通，不仅活跃了开放大学的校园活动文化氛围，缩短了沟通主体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且还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保证了远程教育的品质和质量，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成为开放大学发展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有效手段。 因此，笔者认为，沟通教育是一种非常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方式，它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表征着远程教育离不开主体之间的信息传播、交往、交流特性，也表明远程教育离不开“若干人或者一群人互相交换信息的行为”（《大英百科全书》）。就像我国学者王泽英所言，沟通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沟通指以符号、记号为媒介实现的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即人们在互动过程中通过某种途径或方式将信息传递给对方接受信息的人”，“广义的沟通则是人类整体的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交换观念、思想、知识等信息，而且交换相互作用的个体的全部社会行为”，“沟通的本质是人们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流”，“信息的交流在于符号，在符号互动意义上实现沟通”，“所以符号互动论者常将‘互动’与‘沟通’通用”，二者“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本质相同。他还认为，沟通活动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称为自我沟通”；二是“在少数人之间的沟通称为人际沟通”；三是“组织和其成员、组织和其所处环境之间的沟通称为组织沟通”；四是“职业传播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大量的信息传递给众多的人称为大众传播”[5]。根据他的认识，我们可将教育体系之间的沟通称为教育沟通，学历证书之间的沟通称为学历沟通，专业之间的沟通称为专业沟通，课程之间的沟通称为课程沟通，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沟通称为教学沟通，学习者之间的沟通称为学习沟通。这充分说明，沟通已经渗透到远程教育的各个层面，作为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它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远程教育体制、制度和战略之中，渗透到开放大学办学及其学科、专业、课程、资源、教师和学习者等多种多样的丰富社会关系层次之中，已经成为开放大学远程教育事业发展和运行的重要活动方式。也正由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沟通教育至关重要，它是远程教育文化生生不息和远程教育文化理论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动力。
5.教学互动诱发论
众所周知，远程教育是一种互动教育模式，在这种教育模式中，教师之间的互动、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学习者与学习资源的互动司空见惯，这些千姿百态的互动形式形成一个个丰富多彩的远程教育互动圈，装点着远程教育这个时空跨越、教学分离的教育模式的大风景。可是，究竟什么叫互动呢？就是事物相互之间的来回往复运动，它包括相向运动、相交运动、相对运动等丰富形式。其实，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最早阐述了互动的概念，以解释物体或系统之间的作用和影响，说明能量守恒定律。而在社会学领域，互动则是指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作用和关系，人们借助它来解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形成了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社会互动论”的学说。在今天，伴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交往范围、交往手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物之间、系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进入了新的层次。在这种情况下，互动关系研究引起社会多方的关注，互动概念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远程教育的互动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人们提出来的，被人们用于描述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环境里，教育主体与其他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教与学行为模式。按照迈克尔・穆尔（Michael Moore）和格雷格・基尔斯利（Greg Kearsley）的观点，互动理论的出现，乃是因为在远程条件下，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出现地理距离和物理距离而引发的。由于这种可能造成教师和学习者之间产生文化隔离或误解的时空屏障的存在，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合作教学模式或学习模式，促进和推动教师和学习者冲破孤立彼此的那种天然存在的“交互距离”，以便打破时空束缚，消弭由于时空距离存在而导致知识学习被隔离或产生误解的可能性。穆尔和基尔斯利指出，“互动距离是由于教师与学习者地理上的距离造成的理解和交流的空缺，这种空缺必须用教学设计的一些专门步骤与互动支持来弥合”，“互动距离就是导致交流缺失的物理距离，是教学者与学习者之间存在误解的可能性，必须由特别的教学技术来弥合的心理距离”，“互动距离是一个连续变量，而非离散变量”，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改变远程教育中存在的教学时空离散教师和学习者彼此的窘迫问题，让教师与学习者、学习者之间通过远程教育媒体进行对话，并借此形式彼此“积极主动地倾听”，从而在别人富有启发性的思想的激活下“提出更有价值的意见”，从而把远程教育教学和学习转化成一种“有指导的教学会谈”，一种“以学习为目标的指导性对话和带有助学特征的对话”，这样“师生之间交流的感觉可以提高学习的愉悦程度和学习动机”，“这种感觉可以通过完善的自习教材和适当的远程双向交流进一步强化”[6]。依据他们的观点，教学互动是远程教育的有效模式，正是教学互动模式的诱发才导致独具特色的远程教育教学合作文化和学习合作文化模式的出现。因此，在研究具有传奇特色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教学互动诱发论”的贡献，它的存在，也是推动我们不得不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如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的那样“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6]。
6.教育水平相长论
以交互为特征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及其文化繁荣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导致教育主体彼此之间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使得开放大学之间，以及它们与其它类型的大学和社会相关机构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办学进入一个规范、有序、和谐的新天地，使得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合作教学进入默契、融洽和友好的新境界，同时也使得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学习进入快乐交友、互学互帮、共同进步的新时代。一言以蔽之，就是它，推动教育主体之间进入一个相互促进和共同增长的良性运行状态，呈现出教教相长、教学相长、教研相长和学习相长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可见，基于合作文化模式为基础的远程教育催生出许多在传统教育中不曾看到过的教育亮点，在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分工协作、相互促进的政策引导下，各教育主体之间不断地拓展战略对话的渠道，寻求合作的机遇与可能，从而进一步激活了彼此的教育活力，强化了开放大学共商发展、共话发展的校园文化氛围。与此同时，由于各教育主体之间信息意识不断增强，信息摄取能力大幅度提高，已形成了一种信息互通、知识对称、增长均衡的远程教育教育机制，其共图发展、共谋发展的教育潜力已初现端倪。当然，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由于各教育主体都在不断致力于整个社会系统的远程教育资源整合、战略重组、体制创新、机制优化，适时采取一种优势互补、行动协调、集约经营的合作策略，这无形之中提升了各自的教育实力，为其共同发展和共赢发展创造了契机形成了一种共促发展、共荣发展的远程教育事业发展新格局。当前，随着远程教育合作观念的日趋深入人心，一个教育主体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大好局面正在形成，因为合作及其文化，远程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性大大增强。笔者确信，远程教育主体之间的教育相长必然要求人类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而这，恰恰是“教育水平相长论”出现的一个深层原因。
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人，只有人，才必须接受教育”。教育是人从自然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变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自由人的唯一方式，而远程教育正是一种可以让更多的教育主体参与进来、活动起来、团结起来、发展起来的合作文化发展模式，才使得它自身成为人类教育文明中一道宏伟、壮丽的风景。毫无疑问，远程教育合作文化正是开放大学及其教师和学习者主体获得“自由”的“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正是它，才使得其合作文化理论成为我们“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自由的人必须接受自由的教育，自由的教育必然是一种更加灵活开放的教育方式，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更加灵活开放的教育方式，正是因为它所拥有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合作文化品质，才使得它成为无数自由人从伴随他们由生到死的社会规定性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确证。惟其如此，我们说，正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将无数深陷其中的自然人、社会人转化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活生生的远程教育主体，让他们在天各一方、彼此疏离的自然世界里，共同协作，守望自己心中那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由此可见，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是让教育主体保持自己独立自由尊严的“最后一片栖息地”，作为一种自由存在的教育理论，它已成为促进人性自由、教育自由、人格自由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工具，并使得远程教育越来越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人的自主选课、自主学习为其终极文化旨归。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自然存在论，向自为存在论，向自觉存在论，直到最后向自由存在论的进化历程表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的远程教育文化情境并不能自由选择，但是可以确认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合作文化方式，来实现对于并不自由的文化情境的超越，如恩格斯所言，“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9]。由于人具有至高无上的自由选择权利，这就使得人对于环境、处境和情境自由超越，成为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恰恰是因为和人的自由超越权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结果也就赋予它可以由人来自由建构的无限可能性，而这也正是远程教育合作理论生成的奇妙之处。诚如萨特所指出的那样，行动对于人类现实来讲，就是通过行动超越世界简单而又稳定的决定论，以在世界的物质性中改造世界，人的存在应该归结于行动，而行动的首要条件就是自由，因此，人的存在就是自由。可见，正是由于人的自由创造，使得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虚无中一步步走向自由，正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诞生，又将人类一步步从自然王国引向自由王国。
按照康德的有关观点，笔者认为，建立在“自然存在论”基础上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究其实质仍然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科学，而建立在“自由存在论”基础上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名副其实的实践科学，它们的分野就是“学”和“用”的关系。不可否认，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以致用”，因此，将来自“虚无自然”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理论科学”转化成“自由存在”的“实践科学”，正是远程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把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虚无”的此岸世界中赎救出来，是我们的职责，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达到“存在”的彼岸。由此，笔者坚信，来自“自然存在论”这种“虚无”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是我们研究的起点，是我们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形式起因，而来自“自由存在论”这种“存在”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则是我们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必然归宿。将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自然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和“自由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本质差别不同功用区别开来，决定着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必须按照从自然建构到自为建构，再到自觉建构，直到最后进行自由建构的因果律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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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
自1978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沿着“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双重轨道上走过了三十年的艰难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一般教育原理的“大伞”和体系下研究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例如,在我国最早出版、影响也较大的由潘懋元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一书中所阐述的高等教育理论问题,更多地带有一般教育原理的痕迹。正如潘先生所说,由于“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新学科,并无成熟的科学体系可以遵循”,“总的来说,是参考普通教育学的一般体系而定,但并非照搬”,“它的内容是从高等教育方面取材,不同于普通教育学。”另外,这是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专著,读者面较广。“考虑到读者对象一般并未学习普通教育学,所以普通教育学所阐述的一般教育与教学的重要理论,在高等教育学中仍有阐述”(潘懋元,1984)。在第二阶段,注重吸纳和运用其它学科的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来探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在第三阶段,研究者一方面继续强调以其它学科诸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却更加急迫地希望建立起高等教育学自身的话语和理论体系,以划定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和其它学科的边界。
在这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一是探讨一般教育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特殊应用,二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般理论研究,三是高等教育理论中的具体理论研究,四是其他学科的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渗透、融通和应用。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和概念体系,但是目前主要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还很薄弱。汪永铨先生早在1999年就指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成熟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学学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专有科学语言和完整的概念体系;高等教育实践经验还没能很好地上升到理论阐释和建构层面;真正属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专门理论还没有得到建立[1]。甚至于,学术界对高等教育研究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以及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哪些命题属于高等教育原理等问题的认识都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喻岳青,1999)。这是我国学术界开始主动反思高等教育理论自身性质的表现。随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自我意识的不断加强,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体系上也得到不断完善,出版了许多在学界有影响力的《高等教育学》专著,从而形成了一种颇为繁荣的局面。然而,从最近一些学者关于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现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很薄弱”这一判断并非不合时宜。例如:胡建华先生分析了“六五”到“十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项目,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项目比例只在18%-29%之间(胡建华,2005)。别敦荣先生通过对《高等教育研究》这一权威性期刊21高等教育学研究1997-200》年发表的1《》7篇文章的统计分析,发现属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文章只有3”2篇(别敦荣,2008)。这些数据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薄弱提供了考量的框架。如果没有持续的量变积累过程,发生质变的可能性总是不大的。
第二,比较缺乏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及其内在规定性的自觉反思和研究,研究共同体在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时对自身所谈论的理论的性质缺乏明确的说明,也还没有自觉反思这些理论的来源。不可否认,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生成与创新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沉淀。与其它国家相比,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还处于“青春期”,至今也就只有三十年的时间。而且,高等教育理论现状的不尽如人意,也并不是我们不重视理论导致的。相反,理论长期以来是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是否运用了某种理论,得出了某种理论观点,这往往会成为判断它是否具有影响力和穿透力的重要标准。然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主体一般很少主动去追问理论的本质与特征、理论的来源以及构成理论的要素等关键问题,而是偶尔从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寻求零星的灵感,或是潜意识中认为这是哲学家的事情而将问题抛给了他们。实际上,如果缺乏对“理论”本身的追问,难免会在研究中迷失方向。追溯理论观念的起源和理论的内在规定性,是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这在其它学科的发展历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
第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还远未形成,阻碍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量和质上的繁荣与提升。尽管高等教育学术界已注意到方法论的重要性,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却面临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从教育理论共同体的构成看,“大多是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培养出来的”,而且教育理论共同体的后备军大多来自文科,他们在学术课程和研究氛围中遭遇的“更多的是人文传统”。从教育研究的产出看,“尽管有一些数量性的研究,但这并没有成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主流”,在教育研究领域,实证主义的范式还根本没有形成,“尤其是在教育政策方面还远远没有认识到科学决策对实证研究的倚重”[2]。另一方面,受到近年来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也掀起了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指责和批评。不可否认,这些指责和批评有助于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反思,从而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应注意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西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并未因为受到大量猛烈批判而被彻底放弃。
譬如:美国尽管自2”世纪7”年代以来由于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等思潮而经历了方法论大战,但是那种强调观察、调查统计和定量法的操作性实证主义仍然是美国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的主流,在教育研究领域里,大量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仍然是以定量法研究而完成的[3]。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上面临艰巨的任务,需要在竭力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同时,避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所经历的曲折。
二、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之思
在现代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划分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只是勉强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人文社会科学曾经一度将获得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教育学过去在相当长时间里为跻身人文科学之林费尽心思。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实际上受到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多重累积挤压。面对这一现实,需要研究主体以宽阔的视野,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的演变历程,反思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
理论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历程。大约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术界在静心反思科学发展历程时不无感伤地发现,当自然科学从形而上学中获得解放时,人文科学却还长期保留着它对形而上学的从属关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知识的力量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压抑着人文科学[4]。为了寻求人文科学的有限独立,为其探寻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人文科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解惑”。对自然科学的尊崇和非难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心态一直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解惑”历程,形成了两种大相径庭的理论观念。
其一是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念。这种理论观念是狭隘的科学观念的滥觞,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为自然科学的成功大为着迷的心态。尽管自孔德提出实证主义以降,其间经历了以石里克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美国式的操作性实证主义两个阶段的流变,但实证主义的根本精神却是一脉传承的。
在实证主义那里,理论被放到自然科学的天平上称量,自然科学成为科学的典范,形而上学的断言被以科学的名义除名;科学的基础是观察,研究的程序是从假设开始,通过观察得来的经验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科学作为独立于社会和道德价值的中立活动,并不对它的研究对象做出价值判断,其任务是在坚持事实和价值的分离的基础上对可观察现象给予简练的描述。
其二是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试图破除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和价值中立的神话,而且也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发起攻击。在后实证主义看来,理论只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是“可错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个人价值判断和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制。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要通过现存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科学革命是经验观察和先验范式之间互动的双向过程[《]。在后实证主义思潮的鼓舞下,人们不再相信自然科学会提供某种真理性知识或普遍性法则,以及能够从中产生普遍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也不再相信过去被奉为圭臬的科学观念及其所涵括的客观性、合理性和真理性的标准。人们转而相信科学获得巨大成就的秘诀与其说出自某种方法论的内在逻辑,毋宁说取决于科学的社会、文化、制度和组织等因素[》]。
上述两种理论观念对教育研究者探索教育理论的性质都产生过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教育理论性质上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争。教育学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总是喜欢追问“教育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尽管较少有人认真反思何为“科学”,但这种追问的语气大多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依据所确立的“科学标准”审视教育学。这在教育学界曾风靡一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学界造成不少困惑。根据实证主义理论观,如果教育学是“科学”,那么它必定遵循“客观主义”和“价值无涉”原则。然而,在奥康纳看来,教育理论不可避免地含有形而上学和价值判断成分,这使得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因而与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比较起来,教育理论至多只是一种“尊称”罢了[7]。显然,教育理论有自己的独特性质。正如周作宇教授所论,以往从科学和哲学看到的教育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只有在关注教育活动的同时,“在文化大结构下探讨教育理论,才能真正把握这种独特性质”。石中英教授通过对教育问题、教育概念、研究主体等教育学活动诸要素具有的若干重要文化特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在-唯科学主义.遮蔽下的教育学活动的“文化性格”,指出“教育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8]。这些研究旨在提示,教育理论的科学性有其自身的独特内涵,不能“曲于一蔽”而忽视教育理论的人文性一面。
关于教育理论的性质的争论仍在继续,因为作为思想源头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之间还有激烈的竞争,尽管实证主义理论观在遭受后实证主义思潮的批判和讨伐过程中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而逐渐式微。然而,在西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科学仍被视为可以解决一切有关人类和社会的问题,客观性、合理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规范、科学方法仍被当作追求有效性的不二法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念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实际上只是一种合理性对另一种合理性的竞争和对抗。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人文性之争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当前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的探讨已经落后于教育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分化的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也为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套上令人迷惑的外衣。但不可否认,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的不断深化和分化为反思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念之间的纷争,让我们能够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从更为综合的层面思考和应用理论。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不能不从理论最一般的特点出发。
首先,应超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从更为宽阔的视野把握理论的一般性质。理论既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性或非经验性思考过程(即研究者的信仰、想象力等),也可以产生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结构。正如亚历山大指出,理论是由先验环境和经验环境双向互动组成的思想的连续统一体,观察、方法论假设、推测、规律、分层、定义、概念、模式、一般理论假设等是这个连续体的主要成分[9]。
其次,我们也不能不从教育理论的独特性质这一视角去考量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形式这个事实本身决定了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理论之间的亲和性。一定意义上,离开一般教育原理谈论高等教育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高等教育理论所具有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理论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它是研究主体在特定时空下对高等教育问题而非其它教育问题做出的尝试性解答。高等教育问题主要来源于研究主体对高等教育历史和实践的追溯和关注。高等教育的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价值问题构成高等教育问题域。
研究主体采取不同方法研究问题域中的各种问题所得出的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解答和抽象,是高等教育理论的表现形式。概而言之,高等教育理论除了含有理论的一般性质外,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理论,是对高等教育问题做出的尝试性解答。不论是以实证主义还是以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观为基础解答高等教育问题而形成的高等教育理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一方面我们不应排斥那些更多地受到可精确描述的观察的影响而具有经验描述特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否认那些较少受到观察的影响的高等教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
三、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未来发展的初步探索
在我国高等教育六十年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学术界进行了很多理论研究,在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但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强劲迅猛的发展态势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没能对实践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也没有充分发挥它对实践的引领作用。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的诸多问题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新中国高等教育经历六十年的发展,高等教育总规模在2007年已超过2700万人,毛入学率达23%,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7000万人,我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10]。遗憾的是,我们很少能看到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发展成就及其路径所做出的具有理论穿透力的解释。
理论能不能引领实践,关键在于它能不能对实践中的事实和价值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提出合理可行的决策咨询,并提供具有前瞻性的预测。当前亟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这不仅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永葆活力的需要,而且是理解和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另外,高等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自2”世纪9”年代以来,学术界已经开始从逻辑起点和学科问题及范畴两条路径着手[11],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在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规律以及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是,在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过程中,“大多以教育学体系为参考框架”,而且“理论体系与经验体系、工作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区分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缺乏以科学的方法论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薛天祥,1994)。具体来说,在当前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还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当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在社会科学领域大行其道时,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却刚刚踏上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的道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一方面不要放弃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基础构建的“科学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自觉地反思和超越这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认识到这种理论体系对高等教育实践的解释作用和推动作用的局限所在,从而促成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多元格局,以更好地服务和引领高等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G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5―0042―02
一、自然教育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哲学基础和理论来源
（一）社会背景
自然教育思想的产生与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分不开。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带来了西方前所未有的黑暗和愚昧，教会的统治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封建神学对文化的垄断则直接导致了科学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导思想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在人文主义思潮下，教育思想家们开始将视野转向自然，并促使人与自然的成长、自然的特征与教育的特征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将自然和社会联系起来。由此，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就脱颖而出了，为近代西方自然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发展动力，给教育实践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二）哲学基础
伴随着西方人文思想的萌发，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多年的统治开始崩溃，神的魅力大大减弱了。为了摆脱修道院生活，人们开始极力追捧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人们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中看到了自然的力量，开始崇拜并尊重自然，他们推崇感觉、经验，并且把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如，布鲁诺等人提出了世界万物运动变化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哲学家们的唯物主义倾向激起了人们研究自然的兴趣，揭示自然的必然性、规律性成了认识的根本任务。但是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们对自然教育思想的理解依然是零碎而片面的，仅仅涉及表面性的东西，而没有触及自然教育的根本原则与内涵。
（三）理论来源
西方自然教育思想的产生还有其独特的理论来源。文艺复兴时期自然教育思想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应该遵循事物运动的法则和人的天性来进行，综合发展人的多方面的才能。他的这一思想开创了西方教育史上“教育遵循自然原则的先河，并对后世教育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和谐教育思想也被不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家所吸收并纳入到自然教育的思想体系之中。而柏拉图建议人们用游戏的方式去引导孩子们的学习，在道德教育方面，柏拉图强调儿童应该生活在一个比较完美的环境中。以上这些教育观点便是自然教育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
二、近代西方自然教育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一）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原则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结合前人的教育观点，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原则。他坚持认为，教育应该遵循事物的运动法则和人的天性，把德、智、体结合起来促使人的多方面才能得以综合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想开创了西方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教育遵循自然原则的先河，具有指导性意义，并且对后世自然教育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二）夸美纽斯的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
在西方，真正提出并系统阐释自然教育思想的人是17世纪捷克的教育学家夸美纽斯，他被公认为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其举世闻名的《大教学论》的出版，被认为是西方自然教育思想进入客观化自然教育思想阶段的标志。
（三）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
卢梭认为“自然”根本的内涵是人，也就是儿童本身，是儿童“内在的自然”以及发展的自然进程。卢梭十分重视“人的天性”“人本位”，他坚持认为自然教育是人本化的教育，这种教育能够真正发现孩子的自然天性的价值，着力强调儿童应该在教育中占本体地位，开创出教育科学人本化的先河。卢梭的这一自然教育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西方自然教育思想的发展。
（四）心理学派代表人物的自然教育思想
1.裴斯泰洛奇首次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了应该从心理角度探讨教育与自然发展的关系，把人性的发展理解为人的心理发展，要求教育教学与人的心理发展协调起来，并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的著名命题。
2.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真正地把心理与教育相结合，在此基础上研究教育与人的心理发展的关系。
3.福禄贝尔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幼儿领域。福禄贝尔指出，自然教育首先便是个体内部发展的过程，对此他提倡教育要引导有思想、有智慧的人逐步从容而有意识地把神圣统一的内在法则加以再现。
4.德国著名的教育家第斯多惠也受到了卢梭和裴斯泰洛奇的影响，并进一步发展了对自然适应性教育原则的解释。
5.斯宾塞继承了裴斯泰洛奇的“教育心理学化”思想，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兴趣教育、快乐教育和自我教育，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五）杜威的生长论自然教育思想
美国现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杜威是生长论自然教育思想的创始人。他根据进化论、儿童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科学方法论，把教育适应自然原则转向了研究儿童的天性和其各个阶段心理年龄与特征，着重强调儿童的天性、兴趣、本能、独立性和创造性，“儿童为中心”和“教育即生长”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教育适应自然原则的深化发展。
三、自然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
（一）使教育摆脱了经院主义迷宫的束缚
旧教育的根本弊端在于违反自然法则，违反儿童天性，摧残儿童，扼杀儿童成长的自然生机。因此，教育家们转而寻求自然，把教育活动放在自然的广阔背景下去进行。他们抛弃了旧教育中神学的、僵死的、不能给人的自然成长以任何益处的东西，大胆地把儿童引到自然中或把自然的各种事物呈现在儿童面前，让儿童接触并认识它，从而丰富认识，获得更多能力，求得自由自在的成长。
（二）提高了儿童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
自然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儿童提供新的成长方式。自然教育思想家们第一次把儿童放到了教育活动的显著地位，要求教育活动必须保证儿童以自由的成长和个性、智慧的充分发挥，必须符合儿童的心境、性向和能力，使儿童的积极成长有了可能。
（三）确立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
自然教育家们一般都很重视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去选择自然教育的方法，他们强调教学必须注意诱导儿童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并把游戏作为儿童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方式。此外还要求儿童广泛地进行练习和活动，注意在教学中培养儿童的能力。
（四）自然教育思想给后世的影响
首先，自然教育思想为人们展示了一片新的广阔天地，启发后世的教育家们在极其广泛的背景下去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其次，自然教育思想对于儿童天性的推崇引起了教育家们对儿童的广泛重视，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开始逐步为教育活动所接受。最后，自然教育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在当前教学活动中仍被广泛采用并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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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当代主要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对于西方教育管理主要理论流派的类型，大多数学者是按照教育管理理论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来加以分类的。在分析教育管理理论时一般是先介绍一般的行政理论或管理理论，然后再分析这些理论在教育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查阅教育管理类相关书籍文献，笔者发现也有学者将西方教育管理的理论流派分为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和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这三大理论流派。
（一）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科学教育管理理论是受科学主义的管理理论特别是西蒙的科学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的。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伴随着著名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而成长起来的一个主导性理论流派。该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格林菲斯、哈尔平、坎贝尔、霍伊和密斯科尔等人。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认为教育管理也应该是一门科学，它应该具有物理学那样的严谨性和规律性，该流派对管理有其独到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该流派认为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它重视人的理性和组织的结构在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并主张通过培训，帮助社会管理人员来掌握科学的管理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对事物的不确定性进行不懈追求的一种精神理念，使人们面对未知的世界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勇于探索其中的规律，而不是被动地甘受外在世界的摆布。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有学者指出，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与1927年-1932年美国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的试验以及在这一实验基础上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学说有着内在的联系。研究者通过研究霍桑试验的实验结果，发现工人的积极性更多的与人的精神因素相关。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对管理中人的精神需要等非认知理性因素加以重视，而人际关系学说就是对这一发现所进行的理论概括。霍桑试验及人际关系学说使社会科学家对研究管理中人的因素产生了积极的兴趣。直至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与科学主义教育管理流派相对立的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流派。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流派关注组织中的人，关注人的非理性方面，比如人的意志和情感等，至于理性方面，则更关注价值理性和伦理理性。
对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流派，有学者指出主要包括格林菲尔德的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霍金森的教育管理价值理论、福斯特等人的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萨乔万尼等人的教育管理文化理论以及麦克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等。第一，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该理论表现出了对人的因素的特别关注，认为管理理论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人的意志、情感和动机。第二，教育管理价值理论。霍金森认为教育管理研究应该特别关注“价值”及其在管理活动、管理理论特别是管理哲学中的地位，这促进了人们对教育管理中道德和伦理问题的关注。第三，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将自己的宗旨定位为“为人的自由而管理”，它批判了阻碍人的自由的社会制度，表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提出领导必须具有批判性、必须具有变革能力、必须具有教育性、必须是道德的等观点对教育管理者或领导者的实践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第四，教育管理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想要理解和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包括教育组织，仅仅批判社会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研究人的主观性表达，如语言、信仰、组织等文化。第五，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这一理论大致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于之前提到的理论，该理论的研究仍略显不成熟，该理论主张将整个个体置于管理的视野，关注人的内在状态，强调管理需要用心而不是单凭理性或理智的说服。
（三）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自然连贯主义的教育管理流派是一种企图建立一门新型的管理科学的理论流派。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大致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澳大利亚的两位教育管理学家――科林・依维斯和盖伯利乐・拉克姆斯基。该理论流派以自然科学中神经系统科学的发展为依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管理理论体系，为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在如何吸收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开拓了教育管理者的眼界。它的决策模型和培训模式能够给予当今教育管理研究者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启示。然而，自然连贯主义只看到了人类认识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几乎完全忽视无论是认识的主体、认识的客体还是认识的中介系统都受到了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极大影响。
总之，西方近一个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大多是围绕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观点而展开的，从而也就形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以及为调和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教育管理理论而形成的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二、对高校教育管理的反思
在收集整理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的过程中，笔者了解了一些教育管理学家对教育管理的思想观点，并得到了相关启发，由此对高校的教育管理做了一些反思。
（一）加强家校联系。高校中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异地求学，离开了父母的照顾，对于新环境、新学习和新人际都需要适应期，而部分学生可能会在此过程中因适应能力差或缺乏人际交往技巧而出现不适应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而当前高校中因人际交往障碍、环境适应性差而引发的大学生心理事件越来越多，在学校进行心理矫治的过程中加强学校和家庭的联系沟通，可以进一步了解问题学生的成长环境及性格特点，进而加强心理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真正帮助有困惑的学生解决问题，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与人际观，更好地适应新生活。
（二）注重学校教育。健全人格是学生走向社会必需的一种素质，高校应该将教学管理的重点放在青年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上，多维度地为青年学生群体的健康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
第一，加强教师的自身道德修养。学识渊博、德操高尚的教师往往具有独特的榜样示范作用。教师应充分尊重和信任学生，要注意保护学生自尊心，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对于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学生，要及时发现并充分肯定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表现的欲望、被人重视的需求。在批评学生的时候不能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要以理服人；对人格有缺陷的学生要注重对他们的心理辅导和训练，给予他们特殊的关怀和指导，促进那些不良人格品质向良好方向发展，直至逐渐形成健全人格。
第二，丰富校园文化。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是学校的灵魂，也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核心。现代大学生群体由高中紧张的学习进入到大学相对轻松的学习生活中，往往会存在进取心不足的情况。所以，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组织有针对性的文化活动，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中都能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激励和推动他们去获得成功，使他们在获得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同时，逐渐克服和消除他们人格当中自卑、懦弱以及懒散、懈怠的面，以形成健全人格。当然健全人格的培养离不开社会交往。因此学校要积极组织各类丰富多彩的交往活动，拓宽学生的心理交往空间。比如可以充分利用节假日组织文娱联欢，开展体育竞赛、社会调查、志愿者活动等，从中增强他们主动交往的意识、培养他们的社交习惯，锻炼其社交能力，为形成健全人格奠定基础。
第三，实现学生参与管理的多元化。在当前的高校管理制度中，除了班干部制度，存在权威主义伦理学色彩的还有高校学生会制度。这些制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一部分人而否定另一部分人；利用一些人来管理一些人，分而治之，这样可能会与培养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自我发展能力的初衷背道而驰。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培养学生的自尊、自信和自爱，发展他们的自我潜能。高校学生工作者应转变管理观念，创新管理模式，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发展中来，可以指导和鼓励具有管理组织能力的学生组建社团以丰富校园文化，也可以通过轮流任职的方式进行班干部管理，还可以通过管理意见征集等方式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集体合作意。
第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当代大学生受严峻的社会就业形势的影响，往往更具有竞争意识和为就业提早做准备的意识。然而，也有部分学生在校园生活中出现功利化的倾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谄媚虚伪甚至弄虚作假，为了综测而费尽心思只为毕业时简历上能多一些奖项而增加自身竞争力。尽管争取各类奖项也是青年学生进取心强的表现，但在激烈的竞争中靠真才实学获得所需才是正当的，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往往失掉了基本的道德，这样的“人才”进入职场往往会污化职场风气。此外也有部分学生因就业压力而产生心理焦虑等症状，甚至引发因就业问题而导致宿舍关系闹僵等极端事例，这对于健全人格的形成也是不利的。因此，高校应注重对学生职业规划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及创业观，缓解就业压力。
总之，教育管理是长期发展的过程，需要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形成有效的教育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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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教育；教育范式转换；共同福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1-0021-06
2014年4月25-26日，由美国中美后现展研究院（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USA）、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美国培泽学院（Pitzer College）、美国西雅图大学（Seattle University）、美国汉瑞克斯学院（Hendrix College）、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新华社洛杉矶分社协办的第八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8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在美国著名生态城克莱蒙召开。会议主题是“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Education for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这是首次以“生态文明教育” 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设置了“现代教育的另类选择”“教育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教育”“为了生态文明的高等教育”“生态教育”“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教育理念”“教育与可持续性”等议题，吸引了中国和美国共200余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与会。美国方面共有十余位长期从事生态教育、博雅教育、全人教育、有机教育的代表性专家学者提交论文并做报告，中国方面共有五十余位专家与会，可以说，此次会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在发展“生态文明教育”方面的最新动态。本人有幸参加并参与组织本次会议，现从四个方面就中国和美国生态文明教育理论及实践方面的最新动态加以总结。
一、现代教育范式必须向生态文明教育范式转换
一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教育，被认为是现代化发展的强大推进器，而且，现在全世界似乎都在模仿美国这种“成功的”教育范式。然而，在人类从现代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洞悉了现代教育范式的缺陷，并呼吁从现代教育范式向生态文明教育范式转换。
（一）现代教育范式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致命缺陷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中美后现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博士在“为什么需要学校？”的大会主旨报告中，梳理了现代教育越走越窄的发展道路：首先教育逐渐被学校所垄断，然后学校教育又由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逐渐沦为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其目的只是为经济服务。现代学校教育教给学生专业技能和研究技巧，允诺学生将来能改善其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这样的教育表面上很有吸引力，因此每个人都以上大学为目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了教育资源极大浪费，另一方面，这种以经济成功为导向的教育体制本身是破坏性的，充满激烈甚至无谓的竞争，让绝大多数学生产生挫败感。一所成功的大学只教学生技巧而没有智慧，培养的学生不幸福且不负责任，这是十分荒唐的，且带来了人性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等一系列严重后果。[1]49-57
来自河北工业大学的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交流访问研究生杨洋，从自身切身体会道出，当今的竞争式教育将教育目的异化为在分数上战胜他人，不利于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从过程哲学强调万物相联的角度看，合作式教育比竞争式教育更能促进学生发展，因为学习不仅仅是分数，人生也不只是一场比赛。[2]
美国里昂学院（Lyon College）布伯（Paul Custodio Bube）则明确指出，现代教育是反生态的。教育过去一直都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和下一代社会领导者。从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东方的孔子，教育目的都是培养为和谐公正的社会所必要的智慧和美德。然而，现代社会以控制自然的启蒙理念为特征，与此相关，注重开发自然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崛起了，这就使公民的理想远离了和谐公正，转变到竞争和政治权力上了。因此，公民教育已经从培养和谐正义的美德，转变为获取技术技巧，以加速开发自然，满足贪得无厌的自私消费欲望，而不是为了满足可持续、公正和生态上负责任的社会。[3]3-4
中美后现展研究院王治河在“生态文明呼唤一种热土教育”的大会报告中提出，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主流西式现代教育，以升学为手段，以为全球市场和现代都市培训职业人才为目的，片面强调书本上面所谓的普遍化的科学知识，它既疏离自然，也远离生活，隔断了学生、学校、教育与自然、社会、传统和实践的血脉联系，本质上是一种无根的离土教育。它允诺大家都有不错的工作和“钱途”，有进入大城市的机会，大家趋之若鹜，结果一方面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许多工作岗位人才稀缺，农村空心化甚至消失，农业凋敝。这种离土教育导致对乡村和农民的蔑视，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地方感、家园感和归宿感匮乏，对于当今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265
杨志华：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代表们普遍认为，现代大学教育普遍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致命缺陷：一是以经济成就为导向，忽视社会责任；二是重视专业技能教育，忽视美德智慧培养。这种教育不利于培养关爱自然和关心未来的生态公民，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将现代教育范式转换为生态文明教育范式。
（二）走向生态文明教育范式是一场教育的“哥白尼革命”
何谓生态文明教育范式？在此，学者们将生态文明教育理解为一种新的教育范式，而不只是一个新的教育内容或模块。美国学界所谓的“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或中国学界主张的生态文明教育，反对现代教育以经济成就为目标、技术为主、个体利益优先、竞争至上等根本理念，相应地，弘扬以社会责任为目标、智慧美德为统帅、共同福祉优先、合作至上等诸多新理念。与现代教育范式相对，生态文明教育范式的“硬核”，是认为生态文明教育应为全社会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共同福祉服务，而不是像现代教育那样，狭隘地为个人的经济成就服务。这可以说是教育的一次“哥白尼革命”。
生态文明教育范式，就是以生态文明的共同福祉价值观为指导的新教育，其教育目的、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课程评估，都围绕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展开。具体来说，生态文明教育范式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教育功能应该服务于共同体（特别是本地共同体）的共同福祉；第二，教育目标是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第三，教育内容以品德养成为重点；第四，教育方法侧重教师身教言传和师生平等对话；第五，课程设置应打破学科界限。
常识告诉我们，教育应该为社会的、生态的共同福祉服务。可在资本主义鼓吹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柯布呼吁的这种回归常识的教育改革，现在还只是悲怆的乌托邦式梦想。这也凸显了当今生态文明背景下现代教育范式转换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柯布博士强调，“只有重新思考学校恰当的目的和将所有能量都导向实现这些不同的目标，学校才会对目前人类状况做出积极的贡献”[1]53。
二、教育范式转换可以利用三种文化资源
学者们乐观地看到，人类有足够的文化资源和智慧帮助现代教育实现范式转换，走出发展困境。最基本的文化资源有三种：中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一）中西优秀传统文化对生态文明教育不无启发
布伯强调，古希腊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Lyceum）的博雅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于今天如何培养为共同福祉负责任的具有公正和谐美德的生态公民，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3]6-7
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被公认为破解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本指南。深圳大学景海峰在梳理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发展史的基础上指出，该理念蕴含了丰富的终极性意义，且将超验性与现实性有机统一起来，呈现了华夏文明独特的宇宙意识，对人与自然关系作了理性化理解，今天仍不无启发。[5]
自然主义的道家思想，也一直被认为是破解现代困境的一剂良方。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和培泽学院斯诺伊思（Sharon Nickel Snowiss）一直相信，我们可以向公元前500年的老子寻求智慧。《道德经》确实有一种对自然的理解，包括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这些理解甚至与当代科学所阐释的全息理论都有惊人的相似。老子反对出于无限欲望去无限攫取，他告诫我们，如果要健康幸福，就必须限制欲望。[6]55-56据苏州大学吴忠伟阐释，道家庄子重视“真人”自发的、不待刻意思虑的人类行为机制，因而真人只是自发“参与”而非刻意“消费”生态系统，对于今天克服消费主义也不无启发意义。[7]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可为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新的哲学观念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以超越现代性的局限性为宗旨的文化哲学思潮。在教育上，现代性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信奉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济人”假设，并以经济上的成功作为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自我欲望膨胀的人历史上一直都有，可只有到了现代，欲望膨胀才变得光明正大、冠冕堂皇。以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们宣称，人本质上是“经济人”，追求自我经济利益最大化实现、自我欲望最大化满足，乃人之天性。这不只带来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滑稽局面，更带来了共同福祉的忽视和衰落，必然导致“公地悲剧”式生态危机。“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在培养目标上要有一个根本的生态转向――从培养经济上的成功人士，转向培养关爱自然和关心未来的新人。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北京林业大学杨志华认为，以柯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这种转向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柯布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角指出，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理论上为满足经济学的“科学”地位而过于抽象化，犯了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的“错置具体性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在实践上既有害于生态健康、共同体福祉，也不利于个人幸福。从深层次来看，这种人性假设建立在现代主流哲学基础之上，包括存在论上的主观主义、原子主义和等级制教条，价值论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个体主义和消费主义信念。与之相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坚持过程-关系实在论、机体思想与和谐思想组成的新存在论，共同体主义、生态禁欲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价值论。从这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人在本质上是不断形成中的共同体中人（personbecoming and personincommunity），人生意义在于对共同体的奉献和对大自然的担当。这充分论证了成为关爱自然和未来的新人之理由，从而为教育的生态转向提供了坚实的人性假设和哲学基础。[8]
美国阿帕拉契州立大学（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卢巴斯基（Sandra Lubarsky）指出，我们都是生态恶化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面对迅速恶化的生态系统，有人选择做旁观者，而卢巴斯基号召大家做救助者。从旁观者到救助者的身份转变，需要哲学观念的改变。这种救助者的立场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卢巴斯基指出，从心理学来看，如果说人有自私自利的心理倾向，可婴儿就有利他助人的心理动机和倾向。从哲学角度看，利他源于怀特海所强调的敬畏感：认识到此时此地即“圣洁之地”，包含过去和未来，是“存在之大全”，因此我们要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教育应挑战影响深远的自利倾向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反对自恋倾向，通过培育学生的共情能力，见证道德模范的示范行为，研究救助者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人的具体事例，以培养利他的救助者。[9]
（三）马克思主义为促进教育范式转换提供哲学基础
斯诺伊思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批判立场，不仅批判了消费主义等导致生态危机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专注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6]51；而且基于其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重作为“劳动动物”的人与身外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强调连续的物质相互作用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因此，如果用爱因斯坦和最新的科学观点更新马克思的科学观点，认识到自然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为基础，将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生态社会[6]51-55。
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不仅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也是现代教育模式的病灶。马克思主义则高扬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价值观，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反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为促进现代教育范式向生态文明教育范式转换，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基础。
（四）三种文化资源将在生态文明教育中合流
学者们通过交流探讨发现，中国和西方传统的优秀文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智慧是相通的，有可能共同汇聚为人类文明的前进大潮，并在生态文明教育中合流，推动生态文明教育发展。
斯诺伊思认为，马克思和老子的思想，都强调通过实践获得关于宇宙万物相互联系的经验和生态意识，为我们改变对自然的意识提供了指导。[6]56-57而这种意识的改变，对于生态教育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无独有偶，中共中央编译局李惠斌则探讨了孔子与恩格斯对于重建敬畏自然和社会的启示意义。孔子有著名的“三畏”，恩格斯有著名的“自然界报复”说，都提醒人们要对自然心存敬畏。当然，恩格斯不是简单强调敬畏自然和社会，而是强调要认识自然、社会及其规律，从而对于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实行变革。在此意义上，恩格斯的敬畏哲学比孔子前进了一步。[10]
深圳大学王兴国探讨了后现代视野中的儒家生态文明观，指出古老的儒家生态文明观与现今的后现代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和相通性，可以说是一个提前了两千多年问世的“后现代生态文明”观[11]259。中美后现展研究院副院长、美国过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USA）执行主任克莱顿（Philip Clayton）也指出，孔子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总之，这三种文化资源在精神实质上有相同之处，而又与指导现代教育的现代文化有所区格。在从现代教育范式向生态文明教育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可以发扬这三种文化资源，来削弱现代文化对教育的强力影响。
三、生态文明教育是对各种另类教育模式的升华
如前所述，生态文明教育弘扬以社会责任为目标、智慧美德为统帅、共同福祉优先、合作至上等诸多新理念。事实上，这些理念一直或多或少地蕴藏在不同于现代教育模式的生态教育、有机教育、热土教育、全人教育、博雅教育等另类教育模式之中。与会者认为，生态文明教育并不需要另起炉灶，只需要在最新的生态文明教育理念的统领下，充实这些另类教育模式在生态文明时代条件下的新内涵，使之得以升华，最终促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新型教育范式。
（一）发展生态教育，强调相互尊重和爱
美国克莱蒙“非凡福祉”（Uncommon Good）机构创始人及执行主任明泰（Nancy Mintie）强调，面对可能到来的生态灭绝，传统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一纸文凭在一个崩溃的社会中毫无用处。他们需要学习真正实用的地方性、经验型知识，学会成为领导人类社会走出旧文明废墟的有远见的领导者。更关键的是，21世纪的生态教育要革新意识，认识到人们不是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环境中的独立个体，而是在一张充满生机活力的生命能量网中与所有事物和所有他者相互联系的人。如果说，基于相互孤立的实在模型的现代教育，所强调的是个体主义和竞争，从而导致恐惧；那么，基于量子物理学的相互联系的实在模型的生态教育，所强调的则是相互联系，及其所带来的相互尊重和爱。[12]
（二）发展热土教育，以地方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为旨归
王治河为后现代生态文明呼唤一种热土教育。热土教育是指一种以地方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为旨归的有根教育。它是对现代离土教育的反拨，是标准化、单一化、市场化的现代全球教育的抵抗者，它旨在培养学生厚重的责任感和深邃的归宿感。热土教育既认同所在地方共同体，也认同大自然，建立起与地方共同体和大自然的亲密关系，克服现代人的无根浮萍状态。[4]268-272
（三）发展全人教育，拓展生态文明素养
克莱顿在“全人教育：为何整体论是生态教育的核心”大会报告中指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颠覆了现代主义哲学的诸多主题，比如，将共同体而不是个人放在第一位，合作为主而不是竞争为主，不是简单相信追求财富能带来社会福祉，而是以整个社会和星球的福祉优先于财富追求，这是一种怀特海主义的整体论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也为生态文明征途中如何转变教育提供了方向，那就是基于这种整体论，培养完整的人或全人――负责任的公民和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人，在生态危机时代，首先应是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新人，即对整个星球福祉负责任且具有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的人。全人教育策略也是整体论的，它强调形成学习共同体，让学生在共同体中学习，相互合作，相互学习，跨课程学习，体验式学习，基于问题展开批判性、创造性反思，最终是为了解决当地共同体面临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检验促进学习。[13]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哈尔滨师范大学刘璐也呼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教育体系改革要重视全人教育，借鉴怀特海的教育整合思想，整合学习方式，整合课程，整合人文与科学，以环境教育为整个学校教育的任务，培养以美德和智慧统帅人格的“全人”。[14]
（四）复兴博雅教育，强调生态责任
美国阿帕拉契州立大学福特（Marcus Ford）在题为“为博雅教育正名及博雅教育的重要性”大会报告中指出，博雅教育历史悠久，但现代以来开始衰落，即使现在仍有美其名曰之博雅教育，也已变质了，最终目的也只是为经济服务。为了让生态文明成为一个合理的教育目标，我们亟需的博雅教育，必须试图增强学生向善的力量，培养共同体领袖和品德高尚的人，培养学生的敬畏感和责任感，更具体地说是培养这样一种生态责任感：为了人类和所有生命福祉的增长，将我们的社会建设得可持续、合理、公正。[15]64-66概而言之，生态文明教育，要教会人们一方面正确认识活的、有机的世界，另一方面努力成为共同体之中的全面发展的人，以一种利于自然与人类福祉的方式，促进包括自然与人类在内的共同福祉的丰富和发展。
四、生态文明教育在路上
生态文明教育，在实践上首先呼唤学校绿色转型。生态思想家柏励（Thomas Berry）曾建议用生态模式来组织大学。他强调：大学必须作出决定，或者在衰败着的新生代里继续培训养家糊口的专业人员，或者为正在呈现出来的生态纪而培育学生。[16]柯布曾在“怀特海式大学”一文里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关于生态大学的设想：我们的大学，可以就地球和它的居民的健康生存这样重要的问题组织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17]福特甚至列出了生态大学博雅教育的系列课程：全球问题、经济学、社会运动-社会进化、地方事务、西方思想经典、亚洲思想经典、形而上学。[15]66-67
然而，生态文明教育或者“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目前在美国仍然遭受冷遇。福特悲叹，美国很少有人去反思教育目的，人们对于实现生态文明也缺乏广泛认同。政治领袖和教育机构领袖都没有呼吁一种新的文明，或者呼吁深层的教育变革。深层教育改革只能寄希望于现有的近600所博雅学院和新创建的博雅学院。[15]68
中国是率先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策略的国家，“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18]。因此，生态文明教育在中国有更好的土壤，今天全国已开展丰富生动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早在1998年，我国就有学者正式提出了“生态文明教育”这一概念。[19]从2000年开始，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提出了绿色大学建设目标，并展开探索。自2007年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我国大学生态文明教育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20]2007年11月18日，在“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形成并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鹫峰宣言”，其中“呼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条。[21]2008年5月30日，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和组织评选了首批“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包括北京林业大学等10个单位。
在本次大会上，浙江师范大学楼世洲介绍了中国教育的区域协调可持续性量化研究成果，并提出了针对性发展策略。[22]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刘宗超和贾卫列介绍了该院多年来推动生态教育的系列具体举措。[23]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杨韬以他们大学为例，介绍了中国绿色大学建设最新进展，获得与会者极大关注。北京怀特海智慧教育中心主任阎晓霞介绍了在自然环境、游戏活动中培养幼儿健全人格的经验。[24]近年来，中国创立了越来越多的怀特海幼儿园。中国生态文明教育已从娃娃开始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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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自然的颜色、生命的颜色、成长的颜色。儿童绿色教育是“绿色”所代表的教育哲学意义与自然原理相结合所引发并需要实践验证的教育理念。其具体涵义是尊重自然，施法自然，道法自然，并以此为原则构建生命教育、自然教育、成长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教育理论。尊重自然是指尊重儿童的自然本性，并适时体验自然所赋予人类的思维、情感和环境信息；施法自然是将教育方式同自然规律结合起来；道法自然是指儿童在各年龄段进行自我生成构建时的自然导引。儿童绿色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教育本真的探寻、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理论、自然理念下的教学模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学理论。
一、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
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意味着：人可以并且也应当认识自己的心灵，而且首先是在心灵中包含着知识和理性明察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将此视作理性自识的一个重要根源所在。 因此古希腊的哲学观将哲学看作是一种与人有关的理性思考。儿童绿色教育根植于教育哲学，它的本质来源于这种与人有关的理性思考。
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从苏格拉底解释神谕开始，突出人的必死性、不完善性和有限性，再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引发西方近代思维的价值取向、观念基础和文化背景，再到最后的人本主义，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可持续等理念的产生。每一个阶段的对人相关的理性思考都是该阶段教育观的理论基础，而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一定方式，唤醒人的身体和精神，引发对人相关的理性思考。儿童绿色教育所引发的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表现为：天性不同而引发的不同个性和个体呈现；人的成长主要来源于内在生命力 的主动学习和自我灵魂的唤醒；人的自我生成是遵循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正确定位的前提，在此前提下人才能运用自然规律，以及利用自然完成教育领域内法则提炼；教育观所体现的教育方式必须符合人的自我生成方式。
二、教育本质的探寻
教育本质的探寻是整合各时期教育学家与儿童绿色教育理论相关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在先秦，孔子不仅主张对学生须“因材施教”，还非常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同样在西方，苏格拉底在向人传授知识时不是强制别人接受，而是发明和使用了以师生共同谈话、共同探讨问题而获得知识为特征的问答式教学法，即所谓的“苏格拉底法”。另外还有老子的“无为”，庄子的“天放”等思想，可以说这些都是儿童绿色教育理念的最初导引。
但真正以儿童为研究对象，提倡绿色教育模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夸美纽斯、卢梭、雅斯贝尔斯、蒙台梭利、杜威、陈鹤琴等教育思想家的观点。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炼“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他说：“现在，很明显，规则，即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艺术中起支配作用的原则，应当能够、也只能从大自然运转的源泉中借鉴。” 夸美纽斯同时也是第一个将教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教育家，他在《大教学论》中详细阐述了自然教育的价值、原则和具体实践方式。
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教育应顺应儿童天性发展的自然历程，必须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他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在《爱弥尔》一书中，卢梭用一个贵族童年教育的案例细致描述了自然教育的内容和具体操方式。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分析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青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的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总结卢梭、裴斯泰格齐、福禄贝尔等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炼了自己的早期教育思想。她认为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是一种积极的、活动的、发展着的存在，它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教育的任务就是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力”的发挥，使其按自身规律获得自然和自由的发展。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家杜威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由于生活就是生长，儿童的发展就是原始的本能生长的过程，因此，杜威又强调说：“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 在他看来，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
我国现代教育家陈鹤琴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他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是间接的、死的，大自然、大社会才是我们活的书，直接的书。” 学前儿童周围的环境不外乎两个方面：大自然和大社会。自然环境包括动物、植物和各种自然现象，如春天的桃花、杏花、扬花、柳絮，夏天的雷鸣电闪、蜻蜓荷花，秋菊冬雪等。
二、结合杜威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谈谈中国教育哲学现状
(一)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体系,19世纪美国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但理论科学却远不及欧洲,哲学方面也是如此。内战结束时,在美国的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18世纪末传入美国的常识唯识论,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哲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在美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实用主义功不可没。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民主哲学,哲学应走出象牙之塔,改造为人们掌握自然和建立更美好社会的工具。他进而认为只有通过行动,人们才能获得有效的思想。实用主义由于强调一切思想应由效果来判断,鼓励了对传统信仰的批判,引导人们自发建立务实的原则,推动了在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各领域进行大胆的实验。实用主义哲学直接推动了教育运动的开展,并且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也成为进步教育运动的理论基础。在杜威看来,普适的、永恒的、先验的真理并不存在,衡量真理的标准应是实用效果。人的思维是在疑难情境中产生,以获得经验并成为改造和指导人的活动的工具。因此真理是解决当前需要的工具,有用的就是真理,经验高于一切。
(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
教育是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有的活动,中国历来重视教育,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多半从事教育,重视教育,并且大多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如果说中国在杜威来华之前未曾提出过教育哲学的概念,但关于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却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均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建立起风格迥异的价值理论体系,并以教育的形式传播他们的理论,因此提出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论体系,秦汉以后儒家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并经过后世几代儒家学者的改造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并且儒家经学教育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和学风,从此,“读书和教书成为教学的基本形式”,“钻研文字成为治学的基本功夫”,“教育日趋脱离实际”。[2]可以说,哲学是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哲学影响着教育哲学的方向。中国古代有关宇宙观、人生观的理解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之一,儒家倡导天人合一,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与社会协调,实际是讲天人合德。因此,中国文化主要研究社会人事和伦理道德,重社会人事,轻自然研究,造成中国自然科学发展落后于西方,同时受到道家、佛家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注重心性修养,完全脱离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更加阻塞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和研究,使中国自然科学长期停滞不前。哲学对教育的影响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还有思维方式、方法论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重视经世致用、重行轻知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所谓的有学问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是如何安身立命和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是构造知识的逻辑体系,而是寻求如何把握对象的关键和契机的技巧,要求原则、原理具有应用的简洁性和直观性一系列原则、原理向人伦日用直接转化。因此,在教育上则可称为实用理性教育和知行相即教育。”[3]然而中国哲学又有其弱点。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讲述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此点亦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至于原因,冯友兰先生认为“盖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类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故中国读书人向不重视著书立说”,“故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穿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后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自立,而所以挟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4]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之所以不如其他国家哲学的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而是中国的哲学家没有潜心进行哲学研究,哲学专著往往不是完整的系统的。中国人重实行不重为知识而知识的研究工作,学习和教学往往为了“学而优则仕”,求学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中国人首先是为了“内圣外王”而进行学习,“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最后才是“立言”,即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可以说从哲学传统上讲,中国的哲学是缺乏系统研究精神的,同时中国人讲究“悟性”,重视直觉思维,在学习和研究中重视领悟和直觉,不注重形式逻辑,且重视思辨。因此中国的实证哲学受到直觉思维方式的限制难以发展。中国的教育传统便不注重实证,不注重观察和逻辑分析,也不注重研究的精确性,可以说中国的哲学是与教育哲学共生长的,两者是统一的。中国的哲学传统和教育哲学的传统是中国当代教育哲学发展的前提,古人的理论是我们研究的宝贵财富,也要求我们结合今天的现实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创造和研究。
(三)中国当前教育哲学现状
谈及中国当前教育哲学的现状,首先的问题便是对教育哲学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含义的怀疑。许多人都会认为:已经有了教育学,为什么还要有教育哲学。而在广大中小学,无论校长还是教师,都难以表达自己对教育哲学的理解,较少树立教育哲学的观念,一些顺应改革的校长教师常常谈及各种新鲜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各种研究也较多以理念或方法的形式出现,较少论及教育哲学,较少对教育哲学进行研究,往往谈及哲学便是希腊罗马,便是西方哲学史,较少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进行研究,新儒家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本土还不及香港台湾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教育,但近年来关于教育的报道常常是负面消息,而教育哲学的缺失与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譬如,教育者关于民主观念的缺乏直接导致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出现,将学生看作低于自己的个体,而不是将学生视为与自己平等的生命,这必将导致教育者忽视学生人格的独立性、平等性,恶意贬低和伤害学生人格和身心的现象出现;教育者不能从哲学的角度理解教育,而是单纯的将其视为传授书本知识的过程,这必将导致满堂灌、题海战和课业负担沉重的问题;并且教师及家长以考试论英雄的观点引发的学生心理的伤害和恶性事件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了;同时教育者忽视教育所包含的使学生社会化的应有之义,导致学生只会考试却不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在各种危机和选择面前往往表现出茫然无知、手足无措的现象,这也是教育哲学缺失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对于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教育哲学本身的研究已停止,而是教育哲学还停留在象牙塔内,还没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接受,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使教育哲学下移至民间,在实践中寻求发展,在社会整体的文化中生根,以求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适应今日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一)何谓教育哲学
杜威认为哲学与教育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教育哲学’并非把现成的观念从外面应用于起源和目的根本不同的实践体系:教育哲学不过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的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就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哲学乃是作为审慎进行的实践的教育理论。”[6]如前文所述,杜威认为哲学是教育的基础,并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来把握教育、建构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于上面这段话,我认为有这样正反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基本理论,也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和选择时所遵循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哲学是人们在发展过程中自己发明的一种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认识人生把握人生的一种工具,是一种不同于有形的实体的工具,是人类智慧的集合。因此,哲学不仅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这段话最大的可取之处便是强调哲学对教育的指导意义,认为哲学是教育的基本理论,倡导用哲学的观点把握教育实践、建构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哲学的必要性,这对于各国教育尤其是中国基础教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而在中国也有许多关于教育哲学的研究,对于教育哲学的理解也有很多,一直没有一个一致的概念。石中英认为:“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是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上。”[7]周浩波认为:“如何确立‘教育哲学’的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教育。”[8]而关于教育哲学的定义的表述也有很多版本,黄济先生是解放后教育哲学的奠基人,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使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9]同时他还认为“教育哲学应当是教育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应当给教育科学研究以理论上的指导,而教育科学的发展又给教育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10]黄济先生的这两段话充分说明了教育哲学的含义和教育哲学与包括教育学在内的教育科学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教育哲学,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