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Waltz,MantheS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Wr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inJerelRasati,“ThePowerofHumanCognitionandPolicymakerBeliefsinForeignPolicy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andTheoryofForeignPolicy,”inApproachestoComparative andInternationalPolitics,R.BarryFarrelle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6),pp.97—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罗特夫妇(HaroldandMargaretSprout)。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特夫妇在1956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大的反响，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注：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
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p.118.)这种被观察到的环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milieu)”，它和“操作环境(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注：Ibid.,p.224.)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他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也就是“心理环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策是否符合实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交政策结果。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态度变化(attitudinal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consistency)的观点，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
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斯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霍尔斯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ofthefact)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ofwhatoughtto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每一个决策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434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内容分析(contentanalysis)”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3584次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of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只要苏联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解释。”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1955年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 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虚弱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军队120万，杜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轮问对之后，一个记者说，“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些人当兵?”杜勒斯回答说，“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器。”(注：OleR.Holsti,“TheBeliefSystemandNationalImages:ACase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ForeignPolicy,ed.JamesRosenau,(NewYork:FreePress,1967),p.54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
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operational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Nathan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提炼，提出“行为准则”指“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仰，历史发展可以决定程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belief)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信仰对苏联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注：AlexanderGeorge“theOperationalCode:ANeglectedApproachtotheStudyofPoliticalleaderand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3,2,(1969).)这些准则可以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图(cognitive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amplificationofrelevant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in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ContinuityandChangeinItsSecondGenerationeds.,Laura
Neacket.al.,(NJ: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95),p.57.)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人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B.Bobrow,“TheChineseCommunistConflictSystem,”Orbis,9(Winter1966);H.BoormanandS.Boorman,“StrategyandNationalPsychologyinChina,”TheAnnals,370(March1967);TangTsouandMortonH.Halperin,“MaoTse-tung''''sRevolutionaryStrategyandPeking''''sInternationalBehavio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59,(March1965).)而且也被用来研究其他国家或人的外交政策。(注：StephenG.Walker,“TheInterfacebetweenBeliefsandBehavior:HenryKissinger''''sOperationalCode
andtheVietnamWar,”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no.21,1977.)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啬鬼(cognitive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6),p.28.)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程。(注：DeborahW.Larson,OriginofContainment:APsychologicalExplan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开始，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认识，而万斯基本上保持了对苏联原来的认识。卡特先是摇摆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彻底倒向布热津斯基。罗赛蒂指出，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外交政策越可能与这个统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与这个国家决策层的信仰不一致。(注：JerelA.Rosati,TheCarterAdministration''''sQuestforGlobalCommunity:Beliefsand;
TheirImpactonBehavior(ColumbiaS.C.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1987).)这两个研究都反映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可以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因决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专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决策时的形势特点而异。
三、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它一切影响外交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如罗赛蒂所说，“把信仰作为因果关系的核心的主要优势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时把环境和心理的因素结合到一起。同时，因为认知的方法是研究决策者的‘心理环境’的，因此学者在研究时还应该对‘操作环境’的直接影响保持敏感以使对外交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to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p.67.)
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常常会发现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念，如认识、认知、信仰、动机、印象、信息处理过程等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自己的界定，进而展开研究。罗赛蒂1999年在外交学院进行讲学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些不同的内容(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并发挥作用的，至今还没有理顺，这应该是这一领域将来的一项任务。在多元主义的美国，这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界定，这些概念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运用到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时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借助两种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也就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可能的话对研究对象本人或对与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访，报纸对研究对象的报道，以及传记等二手材料等，对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如数某一个词用法的次数，对研究对象在谈到某一个国家或事物时常常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归纳等手段，得出研究对象对一个国家或者事物的认识(或者是错误认识)、态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动机。进而找出研究对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找出认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对外交政策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本文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的研究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典范被多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等。(注：David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m:ChinaPerceivesAmerica1972—1990(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
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是“过程跟踪程序(processtracing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等。这种对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relation)。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因为信仰无形，认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者的观点和看法。(注：KeithL.Shimko,“ForeignPolicy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Drug`Wars'''',”inForeignPolicyAnalysis,pp.71—84.)这种方法在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喻就非常清楚可见。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的“纸老虎”的观点等。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这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注：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217.)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注：YuenFoongKhong,AnalogiesatWar:Korean,Munich,DienBienPhu,andtheVietnam
Decisionof1965(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那就是绥靖。(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来看待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的。见HarryTruman,Memoirs,vol.2,YearsofTrialand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赫尔曼提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则不发挥作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注：MargaretG.Hermann,“EffectsofPersonalCharacteristicsofPoliticalLeadersonForeignPolicy,”inWhyNationsAct,p.57;MargaretG.Herman,CharlesF.HermannandJoeD.Hagan,“HowDecisionUnitsShapeForeignPolicy:DevelopmentofaModel,”Paperpreparedforthe1991Annual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SocietyofPolitical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135（2016）05-0570-06
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一项重要发展是国际化，这显示它们开始思考中国崛起对于全球社会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全球社会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是它们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下简称气候大会）。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相较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它们参与气候大会有哪些特点。
一、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学者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研究，较少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情形。例如，巴斯・阿茨（Bas Arts）认为非政府组织对气候变化条约具有影响，这些影响取决于它们的专业知识、国家的态度和行为、环境机制的重要性、政府问谈判的性质。米歇尔・贝茨尔（Michele M.Betsill）提出非政府组织影响京都议定书谈判，议题性质、制度因素、组织自身情况可以解释影响程度。~克尔・利索夫斯基（Michael lisowski）认为非政府组织运用权力和优势去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权力包括人际沟通和过程管理的技巧，优势来自于建立跨国联盟、提升谈判透明度、声称具有合法性的能力。然而，比较中西非政府组织的现状，由于前者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其制约因素。
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情形。例如，张丽君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气候外交中的价值以及政府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些价值。郇庆治从国际原则国内化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再阐释和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促动性作用及其局限。赖钰麟从政策倡议联盟的视角分析它们应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张和活动。本文对于张丽君的研究的补充是，发现它们已开始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本文对于郇庆治的研究的补充是，深入探讨它们影响的制约因素。此外，赖钰麟的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主张和行动。相较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围还包括其他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公共外交和外交政策参与。
中国学者对于公共外交主体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韩方明认为公共外交是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来进行的。有些人认为不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次。梁婷婷、张庆园、余金城等对于公共外交主体的界定也没有强调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本文的理论观点是跨国主义，也就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主张社会行为者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因此采纳的是后一种看法。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开始参与公共外交的工作，而且其利益考量和政府并非完全相同。
中国学者较少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外交政策参与，因此讨论他们对于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研究。就中国非政府组织而言，高红和朴贞子分析其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政策参与的制度制约因素、促使政策参与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孙发锋提出它们的弱小化、行政化、营利化是其政策参与的主要障碍。就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而言，郑琦建议它们和政府应该从信息公开、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组织自身建设人手，以加强它们的政策参与。刘虹探讨其政策参与的历史和现状、方式、影响因素。本文对于政策参与的理论观点是碎片化的权威主义，也就是我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变得更为多元化，包括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人。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政策参与的范围将从国内政策扩展到外交政策。
二、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
三个特点
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活动主要可分为抗议、倡导、游说和建立网络等四类。本文以天津气候会议为例，简要说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抗议方面，它们并未举办任何抗议活动。在倡导方面，它们举办了宣传活动、边会和新闻会。在游说方面，它们将“中国公民社会致UNFCCC天津站的立场书”（以下简称“天津立场书”）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并和他进行正式会面。在建立网络方面，它们分别和日韩两国非政府组织、欧洲国家非政府组织、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活动，并为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举办欢迎晚宴。
一、瑞士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指导原则
瑞士联邦宪法没有专门的章节规定外交活动,宪法序论表达了联邦加强同盟,维护和增进各族团结、力量与荣誉的愿望。如果说荣誉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那么,维护和发展其荣誉便是瑞士外交之第一条指导原则。接着宪法在有关建立联邦目的的第2条中写道:“联邦的目的为对外保障本国独立,对内维护和平、秩序、保护各州的自由权利并促进共同的繁荣。’,¹这就明确规定了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标—保障国家独立。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独立是瑞士外交政策的唯一目的,而中立不在目的之列。1815年的联邦条例、1832年和1833年宪法草案都曾把维护独立和中立作为外交目的。但1848年的制宪者没有把中立作为外交政策的目的之一,其理由是“中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维护国家独立的措施”,º并且认为“一旦出现特定情况,为了可以放弃中立”。1874年的宪法继承了1848年宪法的这一精神。然而,1848年和1874年的制宪者并没有忽视中立问题。他们在宪法有关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职责的第85条和102条中都写上了维护独立和中立的内容。联邦外交文件也曾多次明确指出,“中立是瑞士百年来国际地位的基础”,是“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1977年瑞士还通过了第89条第5款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凡涉及瑞士加入国际安全组织和超国家共同体的决定须经强制性全民复决。除上面两种情况外,其他条约如有放弃或损害中立的内容,联邦两院应决定将其诉诸非强制性全民复决。可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维护中立已成为瑞士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然而中立的含义是什么,宪法规定的又是哪种中立原则呢?中立首先是某个国家超脱于某一特定武装冲突的立场。这种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由国际法规定,其内容载入1907年规范陆战与海战中诸列强权利和义务的第5和第13号海牙公约¼。第二种是永久中立,即以各列强签订的公约为基础.并逐渐为习惯法承认的一种国际地位。中立负有在任何一地,任何一方参加的武装冲突中悟守永久中立,不卷入战争,不介入冲突的义务。1815年以来瑞士的中立是第二种中立。从字面上推论,格守中立义务会导致瑞士采取某种收缩和孤立的对外政策,但这不完全符合实际。自建立联邦之后,瑞士一直实行与其国家的中立地位和实际可能相适应的积极的外交政策。由于其资源匾乏,依赖世界市场和资源,瑞士在经济上采取开放的政策;在政治上,瑞士很早就开展某种称之为“善意调停”的活动。所谓善意调停是和平地解决国家冲突的一种手段,也就是第三方经过友好的活动使冲突双方找到妥协的方法。比如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瑞士不仅积极促进双方的接触,并在埃维昂谈判期间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提供住所。从中可以了解瑞士主张的广义善意调停的含义,就是在国际冲突中主动或应某国要求由联邦、个人或国际组织,提供各种服务,以便维护和恢复和平。瑞士实行的广义的善意调停体现在一系列外交实践中,有些活动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这些活动涉及许多领域:例如参与红十字运动,代表中断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国家利益,在冲突双方完全脱离接触无外交代表的情况下,保护战俘,促进和解决国际争端,发展国际仲裁,接受有关的国际委托,欢迎在瑞士的国土上举行国际会议,设立国际组织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士处在新的形势下,冷战和东西方对立使中立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瑞士不是联合国的成员,需要找出新的方式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以便尽义务,图发展。为此,瑞士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休戚与共,提供方便和普建邦交”的三项外交准则气普建邦交是中立固有的要求,它反映了中立国家在战时保持同交战各国发展关系的权利。休戚与共是中立的结果和自然补充。它强调瑞士与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和对国际事务的积极态度,成为它利用中立地位从事各种和平使命的根据。提供方便是积极中立政策的又一个方面,它表明联邦准备提供各种善意的帮助。在这方面瑞士的外交实践颇丰。可见,瑞士的中立概念经历了发展和演变。它是积极的,富有生命力的。总之,维护联邦独立是外交活动的最高目标,中立是瑞士外交活动的宪法性原则。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中立是实现独立目标的手段。
二、联邦与州之间外交职权的划分
瑞士的正式名称为瑞士邦联,但她却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瑞士联邦宪法不仅规定了联邦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外交职能及其权能划分,而且也规定了联邦和州在对外交往方面的职权划分。宪法第八条规定,“只有联邦政府有宣战烤和以及与外国缔结同盟及条约的权利,特别是有关规定关税与商务条约的权利。”但这里规定的联邦缔约权不是绝对的,宪法第九条指出“关于公共经济与睦邻关系以及警察事项,各州特别保留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利。但该项条约不得有违反联邦或其他州的利益的规定。”作为补充,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凡各州与外国政府或代表有正式交往时,须通过联邦委员会的介绍。但关于第九条所列的事项,各州得与低级衙署及其官员联系。”从上述条款的限定词“唯有联邦有权”,“特殊情况下州亦可”,不难看出宪法第二条有关州的权利及与联邦关系的一般原则(凡未委任于联邦政府的权利概由各州行使)不适用于外交领域。但各州可依据宪法与联邦共享一定的外事权。以下拟分别说明联邦和各州的有关外交职能。(一)联邦的外交职能1.联邦缔约权宪法赋予联邦以三项特权:宣战、烤和、缔约。宣战靖和的内容似有悖于中立国义务。但这里讲的宣战烤和显然是对外来侵略而言的。至于缔约,宪法第八条做了明确的规定。联邦不仅可以缔结政治性条约,还可以缔结非政治性条约。第一类条约包括烤和和结盟,但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结盟是被禁止的。在瑞士长期的外交实践中,联邦缔约权被赋予了广泛的含义。缔约对象可以是国家、国际组织及教会等任何国际法主体;条约指一切协议,不论其名称、缔约方数量和缔约方式;联邦可缔约的领域也包括法定应由各州行使立法权的领域。但缔约必须符合宪法并出自实际需要。可见缔约方面瑞士实行的是相对集中的体制。2.联邦外交方面的其他权力瑞士联邦宪法第8条以及第85和1()2条的有关条款赋予联邦广泛的外交职能。首先,联邦有对外交往权,负责处理瑞士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承认国家、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设立外交和领事代表团、提善意调停、参加国际组织、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法典的编撰。其次,联邦有权推行有关的对外政策.如与国际组织合作提供共同发展和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援助、提供自然灾害援助、促进人权的保护和发展。再次,联邦有权规范和处理一些与对外政策或多或少有联系的问题.如给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参与其他方面的国际合作。最后联邦负责对外保护国家的经济、社会利益和文化民族传统。为此,联邦可就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进行立法,如限制外国人介入房地产法,限制外国人移民和防止外来文化控制法。可见,瑞士联邦外交政策不仅涉及国家间关系.而且也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二)瑞士各州的对外职能上面已淡到宪法中涉及州的对外职权的两个条款,即有关签约的第9条和有关对外交往的第l。条。其他一些条款也涉及州在对外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宪法第8、9条规定各州有条约复决权,24条13款提出州的外事咨询权等。1.州的缔约权据不完全统计,自联邦建立至今,各州签订了大约140个国际条约,其中40个是二战后签订的,20个是1973年以来签订的。可见由州签订的条约是十分有限的,但宪法赋予各州的缔约权迄今仍然有效。根据宪法,各州有权与他国签订某些条约。签约和条约的含义是丁L一泛的,但州的缔约权是限制性的。这种限制首先是范围上的限制。原则上,州只能在一定领域即公共经济、睦邻关系以及警察事项方一面行使缔约权;对州缔约权的第二个限制是内容方面的。宪法指出,无论是国际协议(7条2款),还是第9条规定的条约,都“不得有违反联邦或其他州利益的规定”。这里指出的是不得违反联邦或其他州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与宪法、联邦法或其他州的法律是否相冲突。宪法102条第7款规定联邦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州的有关条约是否符合上述要大州如对宙查结果不服,可上诉到联邦议会如果另一州对某一条约提出异议也要照此程序办理(见85条5款);对州缔约权的第三个限制是程序上的限制。宪法第10条规定禁_1l=各州与外国政府发生直接关系,原则上,是由联邦淡半lJ、签汀、批准有关州的条约。一般是州作为有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参加有关活动,由联邦以一州或多州的名义签约。然而联邦却可以授权各州自行签订某些条约。例如联邦建立之初,联邦议会曾同意保留瓦莱和佛里堡州宪法中关于该州同罗马教会的关系由双方协议规定的条款。此外,联邦还在联邦签订的某些框架性协议或联邦立法中附带授权条款,如防止水污染法,国际援助法都有授权各州与外国签订某种协议的条款。此外,宪法102条7款规定这类条约一旦缔结还要由联邦委员会批准。这条规定形式上有些重复和多佘,但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意义的,是瑞士联邦外交的又一个安全阀。2.各州其他外交职权宪法第10条1款中有关禁止各州与外国政府发展官方关系的内容主要是指州不得与外国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不得与外国政府谈判签约。但在瑞士的领事人员可直接与州政府接触,后者有权在其职权范围内与之做答。在瑞士的外交人员、外国政府首脑和成员也可应邀对各州进行礼节性访问。宪法第10条2款还允许各州发展与外国相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经常性的接触和关系,以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例如为环保、运输、领土整治、自然规划等目的,各州可建立各种地区性混合委员会,进行跨国界合作。近来,瑞士各州这方面的活动相当活跃。此外,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各州外交活动受到各种限制,但各州在联邦对外关系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惯例,各州参与联邦进行的涉及该州权益的国际谈判。此外,许多法律都明文规定,联邦在采取外交措施或签约承担某种国际义务之前,要首先向各州咨询。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咂渲饕饔迷谟谖け竟墓依妗R虼耍拦肮袂淇死锼雇懈ト衔拦淹平拦蚶娴哪芰ν淼厍蜃匀蛔试唇裘芰翟谝黄稹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和平；和谐；合作
一、中国“和”外交政策的提出与历史发展
中国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源远流长，一直是贯穿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主流思想。2005年12月，总理在出访法国时发表《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中指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以和为贵’就是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以团结互助、友好相处为最高境界；‘和而不同’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能容纳不同的文明存在，又能保留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和实生物’就是说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才能文物化新，推进文明的进步。”[1]2006年4月，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的演讲中，突出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他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2]主席和总理的讲话从文化和传统的角度，道出了中国实行“和”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和时代继承性。
新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我国在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外交策略中，倡导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以此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主张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和平的发展环境迅速壮大自己，另一方面自身的不断强大也会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是对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延续与深化。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从提出的“新安全观”思想到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用对话求安全、以和谐谋发展的思想不断丰富和深化，在和平的大环境下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现实针对性
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总体来看，和平是主流，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但同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仍然存在，世界还很不太平。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一些别有用心者到处制造中国，以打压限制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给中国的外交蒙上了不少阴影。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发展起来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滞胀中，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做出牺牲，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担负国际责任；中国的繁荣，必将促进世界的和谐。
（二）作用凸显性
2005年3月7日，英国BBC广播电台公布了一项在全球22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世界各国民众心目中，中国的国家形象良好。其中，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的和正面的国家和人数，超过了对美国和俄罗斯进行的同类调查。［4］事实再次证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没有称霸世界、打压他国，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000多个援助项目，累计提供援助金额2562.9亿元人民币，减免了与亚非拉、加勒比和大洋洲50个国家380笔金额达255.8亿元人民币的到期债务。［5］中国政府倡导的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以人为本性
中国“和”外交政策作为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对外体现，具有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本质属性。随着我国到海外创业、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如何保护好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我国正积极与有关国家协商沟通，了解和加深彼此之间的交往和感情，建立起友好国家，努力为海外华民创设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依托；另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主动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2011年3月，利比亚发生内乱，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在利华民的安全和利益，不吝代价，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和交通工具，迅速撤离2.9万移民，有力地保护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出了一个以人为本的大国风采。
三、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基本格局
中国“和”外交政策以积极构建和谐共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繁荣的地区发展环境、相对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为目标和依托,在外交策略上形成了“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舞台是重要补充”的外交策略总体格局。[6]
（一）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和谐的周边邻里关系是对外交往的基石。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睦邻友好关系，在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上,大力倡导和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中印实现首次战略对话，妥善解决了共同敏感的边界问题；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签署并发表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并成功举行了首次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韩贸易额不断增加，2005年已经突破了1000亿美元，民间交流更是日益密切；中巴、中孟、中缅等周边关系进一步加强；在东南亚地区,中国继续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与东盟国家在2010年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中亚地区,中国继续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加强对话，努力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二）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大国关系
中美、中欧、中俄、中日关系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世界的格局与稳定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构建好和谐稳定的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策略的主要目标和主要着力点。
中美关系具有两面性和继承性。一方面,中美由于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在价值观方面也存在着重大分歧；由于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时有激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涉及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也促使中美关系趋向稳固。
中欧关系相对稳定。中欧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双方都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舞台上都处于上升势头,在国际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的合作领域、合作程度日益加深，目前中欧关系正处于一个成熟而富有成果的新时期。
中俄既是大国又是邻国，传统友谊极为深厚。进入21世纪后，双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中俄双方基于共同利益与共同理念，都积极致力于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相互取长补短,互为战略依托，能源合作范围进一步加大。
日本经济近期正陷入低迷状态，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显得无所适从，中日关系长期处于谷底徘徊。尽管中国政府拿出了十足诚意和行动，主席、总理先后访日开展了“暖春之旅”和“破冰之旅”，但中日关系要想真正步入和谐发展的轨道，还需要日本领导人及民众正确面对历史和现实，端正心态，积极作为，方能促使中日关系早日走上健康之路。
（三）努力构建多边外交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更加积极自主地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事务的处理，积极活跃在多边国际制度的制定中。2005年10月，中国首次主办了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取得了较好成效。博鳌亚洲论坛、20国集团峰会、国际金融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已经愈来愈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身影也越来越活跃，国家领导人年度外访记录一次次被刷新，中国政府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致力于多边外交的构建。
（四）积极开展多元外交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中国的外交手段也更加注重人性化和多元化，除传统的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民间外交外,文化外交、科技外交、社团外交、救援外交等正方兴未艾。2004年11月12日,国外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截至2010年底，世界上共有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在世界广泛传播。当世界各地发生海啸、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时，中国积极主动提供各种救援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面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援建请求，中国政府慷慨解囊竭尽所能。正是中国这种人性化、多元化的外交方式，既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又有利于消除中国，为自身发展创设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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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04-23.
［3］文舟.中国形象超过美俄[N].环球时报，2005-03-09.
［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所谓“另起炉灶”是新中国将以新的政治立场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更新换代，洗心革面，改变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屈辱外交关系的局面。这标志着新中国要彻底摆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外交关系，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以新的面貌与其他国家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决心。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将帝国主义的在华残余势力予以清除干净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标志着我们捍卫新中国独立自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所谓“一边倒”是指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向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靠拢。这表明新中国在严峻的国际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斗争的决心。
这一时期的新中国在三大外交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先后与苏联、保加利亚、波兰、蒙古等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逐步地得到了许多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这些外交关系的发展标志着新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良好开端。
二、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
随着国际形势与中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一边倒”外交策略已经不能适应特定的历史条件。因此，“一边倒”外交战略随之终结。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战略得以暴露，中苏关系从此破裂。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形势下，美国制造了紧张的台湾海峡局势，企图把中美关于台湾问题与中国解放台湾的问题混淆起来，用来掩盖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和对中国的内政干涉与领土侵犯。面对中国与国际上两大国家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顶住压力，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在这个时期内，虽然中国的外交整体局势紧张，但也有一定的进展。先后有2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同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三、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
60年代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随着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当时现状是国内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国际出现的“苏攻美守”态势，使苏联与中国关系急剧紧张与恶化。面对此种局势，中国在外交上做出了重大转变，就是打破以往中美的外交僵局，逐步实现与美国的正常化发展。毛泽东就针对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这一个伟大的外交战略产生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促进中国更多外交关系建立的化学效应。
四、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进入70年代末，美苏两个国家争霸形成僵持的形势，面对这个重大转变，中国调整了对国内外的战略思想。认为世界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发生世界大战，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外交方面指出当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思想，提出了“真正的不结盟”战略思想。用邓小平同志的话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使中国的外交呈现出新的战略格局，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与建立，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专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五、90年代初到2002年十六大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格局，世界两极格局逐渐分化为多极化，走向多极化成为当时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主题。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现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方位外交战略”。这个战略的提出，符合时代的需要与特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开创了世界各国外交的新格局。
六、2002年十六大至今
期间有纷争、波折也有合作、共赢。起初，出于联合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主动与中国接触，并最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冷战后，随着中国的实力不断壮大，美国则在很多方面需要借重中国，两国间的关系则更加密切。在国际形势这一因素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受其国内政治的影响，在美国则更是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政治的状况。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160多年前就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托克维尔困境”，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可能是世界上处理外交方面最贫乏的制度。同任何一个大国一样，影响和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美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和社会的多元特点又增强了美国外交决策的复杂性，使得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更为复杂的因素。诚然，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安排，权力制衡的政治理念，多元的社会特点等都会制约外交政策的实施和制定。最能体现全民意愿的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同样也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克林顿总统的竞选与执政
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不外乎国外因素与国内因素两方面。一方面，美国任何一项外交政策都是对某一或某些国外因素所作的反应。另一方面，国内因素又是美国外交决策的基础。近些年来每逢美国总统大选之期，中国议题以及对华政策总是能够成为争论焦点。而中国议题往往能够把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国内与国外因素牵连在一起。这种选举政治如何对国家外交决策产生影响，我们可以从总统选举的实例中一窥究竟。
克林顿政府是冷战后的第一届新政府，中国在冷战之后日渐强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两国的交往和依赖也随之加深，期间的摩擦和矛盾难以避免。毕竟两国在政治制度上、历史文化上都相去甚远。苏联解体以后，中美联手抵御苏联的战略前提已不复存在，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和作用也有一个全新的评估。不同党派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和标准。
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由于部分媒体的歪曲报道，美国民众的情绪被煽起，造成对中国的严重误读。当时，美国总统布什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中美关系，抵制住国会压力，极力保持住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总统及其团队则在竞选过程中利用中国议题大做文章，抨击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由于在治理国内经济上欠佳，布什在这次竞选中败北，克林顿胜出，成为美国新一届的总统。
上任后，克林顿处理对华关系明显要受到1992年“选举政治”的影响，1993年，克林顿政府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伤害。幸而，经过实践，克林顿政府认识到这一方式的不妥当之处，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可以看出，克林顿总统初期虽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兑现承诺，但在对华政策上还是比较谨慎，不是完全按照他竞选总统时的说法去履行，而是不断在修正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
二、美国选举政治何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一)竞选策略
在总统竞选过程中，任何议题都可资利用，尤其是对竞选者来说。他可以抨击在任者的外交失误以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从吸引选民关注的策略出发，竞选者也常常提出与在任者不同的外交政策和理念，以彰显自身的独特性，而忽略了这些政策是否切实可行，是否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竞选者缺乏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在竞选过程中难免出现短视的判断和行为。例如，克林顿在竞选过程就不顾两国长远利益，利用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大做文章争取选票。他入主白宫之初，也是在按照竞选时期的一些承诺来制定对华政策。
(二)任期与连任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美国总统任期先后为序，呈现出某些规律性的特点：(1)任职第一年，缺乏外交政策经验，经常制造一些“外交麻烦”;(2)任职第二年，外交政策经验增多，大部分美国总统开始在外交领域有所作为;(3)任职第三年，处于竞选连任的考虑，大部分总统趋于保守，难有作为;(4)任职第四年，争取连任成为该年度的首要考虑，外交政策领域显有突破;(5)成功连任后，则可以摆脱选举政治的束缚，第二任期是大部分总统最有作为的时期。从这一视角可以看出，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大都以负面影响颇多，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统出于个人政治生涯的考虑，将国家利益置于第二位置。托克维尔早年就洞察到：“连选连任的渴望支配着现任总统的思想，他的一切施政方略都指向这一点，他的一举一动都着这个目标。”克林顿总统不似他的前任布什总统那样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同时又是成功谋得连任任职八年的总统，在这期间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处理与中国关系方面也是符合以上所描述的这一规律的。
(三)两党政治
美国是世界上典型的两党制国家。自19世纪以来，共和、民主两党轮流执政，历任总统也基本上在两党之中产生。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也允许第三党派的存在，但是两大党派均能够很快吸收小党的政治纲领或政策主张，致使小党很难长时间存续。所以总统的竞选也仅在民主、共和两大党之间角逐。两党对美国外交政策理念存在一些分歧。“就外交思想而言，共和党奉行现实主义，而民主党推崇理想主义;共和党的外交风格偏重单边主义，而民主党则喜欢多边主义;共和党的外交风格偏重单边主义，而民主党则喜欢多边主义;共和党倾向于民族主义，而民主党强调国际主义。在防务/外交政策方面，共和党主张强大国防、独善其身、相对孤立，而民主党则倡导裁军、集体安全、多边合作、对外干预。在外交政策目标上，共和党倾向于将安全排在第一位，而民主党有时将人权/民主排在第一位，有时又将经济排在第一位。美国的党派之争直接造成了府院之间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布什总统执政后期，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美国两党在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上政见相左，成为对外政策中的一大争议。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也总统与国会也时有争论。
. (四)争取选民
立国之初，由于担心民主的风险，国父们反对总统直接选举。因此，他们设立了选举人团。总统选举分两个步骤进行，先由选民选出各州的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总统。今天，美国已经接受了总统直接选举，选举人团也仅是一种形式的存在。这种赢者全得的选举方式使得选民在选举中的作用大大增加。总统的竞选理念和纲领都要十分迎合选民的意向和心理，然而选民对于他国的认知和判断未必就是客观合理的，总统的竞选及之后的执政就未免受这一因素所囿。当然国内政治经济是选民的首要关注，每当国内经济状况不尽如人意时，外交政策就成为了转嫁国内矛盾的一条出路。无论是从总统的竞选策略入手，还是选民的自身情绪来看。在国会和舆论要求取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地位的情况下，布什总统深知在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尽量保持中美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是当时美国国内经济状况不佳，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克林顿利用国内国外两个议题来攻击布什政府，更易赢得民众舆论的支持。
三、中美关系能否摆脱选举政治的影响
中国及对华政策之所以会沦为总统竞选的一张牌，是由于美国各界对中国的判断和定位的不一致性。有分歧就有争论。这要追溯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其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考虑到中国的基本现状和发展前景，美国国内出现了对中国采取“接触”还是“遏制”战略的不同意见，无论是克林顿政府时期还是布什总统时期，对华定位总是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克林顿总统在任期内也是不断调整对华政策，从制裁，到接触，到合作，中美关系虽存在波折但还是不断向前发展。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对华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战略竞争对手”到”利益相关者”的阶段。奥巴马政府时期，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更加紧密，美国积极重返亚太也表明了美国对亚太地区对中国的重视和倚重。当然，无论制定何种的对华政策都是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的。
时至今日，选举政治又会在何种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中美之间是否已经建立的更为成熟的大国互动关系。我们可以从2012年的总统选举过程中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在经济危机阴霾笼罩下的本次大选，“中国牌”再次成为奥巴马和罗姆尼争论的焦点。与克林顿总统竞选时期相同的情况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争论的话题已不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罗姆尼的一路竞选下来，对华的态度均十分强硬。他宣称，在他当选的第一天就要给中国贴上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标签。2012年以来，奥巴马也开始在国情咨文中表露出对华贸易政策施压的风向。今年对中国的指责多半是因为美国国内的经济低迷，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这样的策略同样是在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拉取选票。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约翰逊所说：“很多美国总统喊着对中国强硬的口号上台。但是一旦他们真的入主白宫，了解中美双边关系的实质后，他们就会意识到情况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可以见得，在竞选阶段，总统候选人的策略难以避免出现一些非理性的、短视的理念或者口号，以迎合舆论所向。
然而，竞选成功之后，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的哪一位上台，继续在中国议题上如竞选时所言大做文章，那不仅会伤害中美两国关系，也会有损美国的国家利益。据统计，到2011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1.6万亿美元，占其总额的26%;双边贸易上，美国对中国出口额为1038.8亿美元，自中国进口额为3993.4亿美元。除此以外，民间交往不断深入和扩大。可见，中美之间的经贸文化纽带更具韧性，对抗只会损害双方共同的利益。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交往与共处，参与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活动，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候选人们同样深知，美国在很多领域里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两国间的和平相处才是大势所趋，并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5-0071-14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码：A
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以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做了很大的调整：积极改善同中东国家、俄罗斯的关系，推行与邻国以“零问题”（Zero Problem）为原则的外交政策，同时在伊拉克战争开辟“北方战线”问题上与美国交恶，长期以来积极申请加入欧盟未果而對欧盟产生不满。在中东剧变的大背景下，土耳其谋求在乱局中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灵活调整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争取发挥更大作用，以提升国际地位。本文以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为切入点，探讨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同时分析中东剧变给土耳其外交带来的冲击，以洞察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质。
一、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现任外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外交思想的实践。达武特奥卢曾为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2009年5月被任命为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的外交思维。“战略深度”外交思维是以土耳其历史深度和地缘战略深度基础而提出，土耳其曾经有过辉煌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同时位于中东、巴尔干、中亚、高加索、里海等地区的交汇处，因此土耳其不应该把自己定位为安于一隅的国家，不仅要在所在地区以及邻近地区扩大影响力，而且应该追求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参与制定而不是一味顺从国际规则。同时，不应将自己定位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因为这是太过被动的外交姿态，显出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的国际影响力。土耳其要努力成为世界政治中承载地缘和历史责任的“积极贡献者”和“中心国家”，与美国、北约和欧盟的关系保持和谐的同时，不能影响发展与俄罗斯、中国或中东国家的关系。
在国家层面上，土耳其以往的外交政策过于强调与西欧、美国的关系，而忽视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应该重新审视以往被忽视的与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关系，在没有放弃与西方国家友好的前提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应该更加平衡和多样化，以防止与美国、欧洲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地区层面上，以积极的行动主义（Activism）为指导，土耳其在应對中东、巴尔干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态势发展方向时应具有强烈的外交前瞻性，在所有这些地区中应该承担起塑造良好秩序的角色，而不应只是被动应對危机的国家，需要在危机发生前进行有效的干预。在全球层面上，战略深度主义进一步延展了土耳其共和国在建国初期所制定的“国内和平，国外和平”的外交总体战略，不仅要维护本国的秩序、稳定和安全，还要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实践这些外交政策时，主张以软实力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利用与所在地区国家在文明、历史上的渊源和联系，发展经济，推动政治融合。制定所在地区未来的战略构想，以共同的安全框架，政治上的對话，经济上相互依赖，辅以文明、宗教共性为基础，扩大其在所在地区的影响力。
土耳其的“战略深度主义”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主张土耳其实行“睦邻”的外交政策，以与邻国的“零问题”原则代替“零和”的外交思维。睦邻外交是土耳其的外交传统，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就彻底放弃了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实行尊重邻国和领土完整的睦邻友好政策。达武特奥卢认为，妥善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是实现土耳其全球战略宏图的前提条件之一，土耳其在与邻国的冲突中大量消耗国力，因此欲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承担主要角色，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与邻国“零问题”的政策是土耳其通过建立多维度的友好关系重新定位地区和全球角色，以“對话和合作”代替“强制和冲突”，保证土耳其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和独立性。對于土的邻国外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析，一是此举可以提高土耳其与邻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二是向所有邻国体现土耳其的重要性。
“战略深度主义”还认为，土耳其应实行多维度外交，逐步改变以往单一的外交，实现外交平衡。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拥有多重地区认同，因此有实力也有责任实行一体化和多层次的外交政策，历史和地缘位置的独特结合带给土耳其一种责任感，为解决地区冲突和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作出贡献，这是源自土耳其多层历史深度的责任召唤。冷战期间，土耳其基本上实行的是“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种单调的外交战略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在全球化、多极化的当代国际格局下，亲西方战略略显单薄，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不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因此，土耳其除了继续发展与西方国家和邻国的关系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地发展与本地区外的非西方国家关系，以实现外交发展的多样性，以一种更为宏观的地缘战略视角，重视以往所忽视的亚洲、非洲地区。
有西方学者给“战略深度主义”冠以“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nism）的标签，“新奥斯曼主义”起初是用来定性上世纪80年代末土耳其总统厄扎尔（Turghut Ozal）治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用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奥斯曼主义定性“战略深度主义”不免有些夸大其词，因为无论在与当年的奥斯曼帝国实力對比上，还是从战略深度的外交思想中，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土耳其奥斯曼主义的复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土耳其的国家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并没有被丢弃，凯末尔主义對土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向东看”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战略深度主义”的指导下，在外交上表现出了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一些外交事务中，与西方盟友的外交政策不合拍，甚至有很大抵触，土耳其出现了脱离西方的外交迹象，这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关注。
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上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打破了以往的外交传统。为了实现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目标，土耳其频频向以往敌對邻国示好。2004年，土耳其和叙利亚完成了两国历史上的首次高层互访，2007年，土叙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有了新的进展，两国在能源、经济方面合作紧密。并且在地区事务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的政策不惜与美国政策相左，2009年，土耳其反對美国提交联合国的有关制裁伊朗的决议，并且联合巴西与伊朗签署了向伊朗交换核燃料的“三方协议”。同时，土耳其与伊朗签订了“安全合作协议”，以共同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另外，土耳其积极改善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并收到了良好效应。2009年4月，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公布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路线图”，期待能够冰释前嫌，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土耳其在与美国的敌国关系升温的同时，却与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剑拔弩张，以色列是埃尔多安上台以来为数不多的与土关系恶化的国家。土耳其和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根支柱”，两国作为中东地区的“另类”，都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两国关系曾一度发展顺利。1996年，两国签订了军事协议，在中东地区形成了准军事同盟关系。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以来，土以关系急转直下，土耳其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十分不满，尤其是以色列對加沙地带进行非人道的封锁。2008年12月，以色列发动针對加沙地带的代号为“铸铅行动”的军事打击，土以关系骤然恶化。埃尔多安在2009年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不满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针對中东和平进程的言论而愤然离席。2010年5月以色列袭击土耳其籍人道主义救援船致使土以关系跌至断交边缘。维护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独立和安全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之一，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争端，触及到美国的这一目标，并且使美国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冷战期间，土耳其最大的安全忧患是北方的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2004年12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土耳其，成为32年来第一位访土的俄总统，提升了两国关系。两国的往来有着切实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2008年，俄罗斯成为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土俄贸易量是土美贸易量的四倍。同时作为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两个邻国，土俄两国都或多或少地對美国和欧洲存有不满。并且土耳其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土耳其65%的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进口来自于俄罗斯，两国能源合作的前景甚好。
土耳其對西方的政策分两个层面，一是困扰土耳其多年的加入欧盟问题；另一个是以大西洋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土耳其一直矢志不渝地追寻着自己的“欧洲梦”，但就目前来看，土耳其的“欧洲梦”还将会继续做下去。尽管埃尔多安政府一直在努力按照欧盟所规定的“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进行国内改革，欧盟對此仍不满意。土耳其认为，欧盟所谓“哥本哈根标准”实质是针對土耳其的“安卡拉标准”，對土加入欧盟实行“双重标准”。在欧盟内部，除传统敌国希腊和塞浦路斯强烈反對土耳其入盟外，法国和德国是抵制土耳其加入欧盟比较强烈的国家，它们仅允许给予土耳其“特殊伙伴关系”。这不仅打击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决心，并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方向。
美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而不是如以往般顺从美国，甚至有时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左。自2003年以来，美土之间龃龉不断。首先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否决了美国通过土耳其开辟伊拉克战争的“北方战线”议案；2008年8月土耳其又延缓援助被俄罗斯入侵的格鲁吉亚，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不如以前，美土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面临挑战。除了两国产生的直接摩擦外，土耳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同步。尤其是土耳其改善与诸如叙利亚、伊朗等国的关系，让美国极为反感，这间接地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相悖。
埃尔多安政府不断加强与中东穆斯林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疏远，土耳其的外交风向是否改西向东？土耳其这种外交行为是战略改变还是政策转移？需要认清的是，一国外交战略发生重大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并且这与一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利益有着直接的联系。亲西方的“凯末尔主义”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土耳其外交思想中，这决定了土耳其的外交战略方向不会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化。在国家的對外战略中，战略目标应与国家的综合实力相匹配，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對外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现。土耳其现在的国家实力正处于一种上升期，但又远未达到与西方国家完全抗衡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在外交舞台上，既想有一番作为，而采取积极、多样的外交政策，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亲西方的外交轨道。埃尔多安也一直在强调，土耳其加入欧盟是主流，也是土的外交战略。因此，土耳其将西方国家视为對外战略的首要目标，这一外交基轴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
三、中东剧变中的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
自2010年底起，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现政权纷纷，从而导致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中东地区长期积压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国内矛盾以及地区国家间的矛盾集中凸现出来，由此开始了地区新一轮的动荡。中东剧变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造成了很大冲击，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周边地区保持稳定与和平。面對已经不存在的周边稳定形势，埃尔多安政府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政策，希望在混乱的中东地区有所作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营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东剧变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埃尔多安政府“零问题”外交出现松动，根据不同的邻国调整相应政策。“零问题”外交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此政策的目的在于以主动的姿态化解与邻国之间的宿怨，为土耳其的综合发展创造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当始于突尼斯的变革蔓延至土耳其邻国叙利亚时，土耳其的“零问题”显得极其脆弱。我们可从埃尔多安政府對叙利亚问题的立场看出端倪，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土耳其政府无法确定叙局势的走向，對叙危机采取一种模糊的外交政策，希望阿萨德政权通过变革来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但是，随着叙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阿萨德政权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對抗不断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确要求阿萨德政权下台，土耳其在“亲民主”的旗帜下开始對阿萨德政权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参加由西方国家所组织的“叙利亚之友”多边论坛，并且允许叙反對派在土从事反叙政府的各种活动，暗中對反對派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叙反對派夺取巴卜海瓦等口岸。土耳其还与沙特、卡塔尔密切配合，在距叙边境大约100公里的阿达纳设立一处秘密基地，为叙反對派提供军事、通信等重要援助。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不仅突破了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的外交传统，采取非强制性的、软实力的方式推动地区稳定。同时违背了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原则，“零问题”外交逐步向建立协调地区体系的外交目标过渡。中东剧变颠覆了土耳其的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使它必须在与邻国政权保持“零问题”和满足邻国的诉求之间进行选择。
（二）中东剧变破坏了土耳其追求的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同时却为土进一步扩大国家影响力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东剧变中一些区域内国家的实力大损，凸显出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埃尔多安政府显然不会错过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二是“土耳其模式”成为中东国家所尝试效仿的样板之一。所谓的“土耳其模式”主要是指在伊斯兰教信仰比较浓厚的国家实现政教分离，建立一个世俗化、民主化以及市场化的国家，土耳其在“伊斯兰和民主之间产生持久婚姻”，可以启发其他中东国家探索各自的发展道路。中东剧变正是由于一些政权民主、自由不够，从而导致根基不稳，后的国家势必会摸索国家的民主、自由之路，显然土耳其的成功模式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备选选项。因此，中东剧变后，埃尔多安政府显得尤为积极，埃尔多安完成了對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三国的“阿拉伯之春之旅”，积极与新组建的政权加强联系，进行了一系列的“亲民主”活动和讲话，如在访问埃及时发表演讲，呼吁埃及人民“不要惧怕世俗主义，世俗国家并不是意味着人民都是无神论者，而是意味着尊重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实践自己的。”
（三）中东剧变为土耳其未偏离“亲西方”外交基轴提供了明证，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应對中东剧变上保持了一致的基调，同时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土外交的根本点。在中东剧变发生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政府并没有立即在国际上表态，而是静观其变，其实观察的视角无非有二，一是中东国家剧变的广度和深度到底如何，是否到了从根本上颠覆政权根基的程度；二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和立场，以便于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的立场。这在埃及和叙利亚局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埃及民众抗议刚开始时，土耳其不能确定事态将如何发展，并没有對埃及局势表态。但当意识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决心让穆巴拉克下台时，土耳其最终确定了對埃及的态度。在叙利亚问题上，埃尔多安政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步调一致，不仅参加了西方国家组织的“叙利亚之友”，同时作为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和美国在背后向叙反對派提供援助上进行合作。在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政府又显示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面，在人道主义干涉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持一种消极甚至是反對的态度，关键的因素是土耳其在利比亚有150亿美元的投资，25000名土耳其籍工人在利比亚工作，使得土對利政策显得比较谨慎小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与美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的矛盾仍旧存在，對中东剧变意见的一致并不能打消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如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土耳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国家的地位，美国则反對。
中东剧变對土耳其外交来说，带来了一些机遇。尽管中东剧变破坏了土耳其所要维护的地区稳定与和平，但在中东各种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有利于提升土耳其国际地位和扩展地区影响力。在地区大国中，以色列虽有美国的背后支持，但在中东地区的孤立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在武力上對其他中东国家进行征服，却得不到这些国家的真心支持。埃及作为地区大国曾经在地区等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剧变后的埃及国内问题尚待解决，一时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以往的作用。一般看来，伊朗在这场剧变中获益颇多。长远来看，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内部存在很多问题，甚至盟友政权的维持都成为问题，尤其是叙利亚。一旦巴沙尔政权，在美国和以色列高压制裁下，很难保证中东剧变不会蔓延至伊朗。因此，就目前来，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比较稳固，有利于外交的进一步施展。
但中东剧变對土耳其来说，不仅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土耳其外交上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暂时失去稳定和平的国际周边环境，这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和保证。叙利亚危机已经给土耳其“零问题”外交造成巨大的打击，周边地区环境的恶化压缩土外交政策的操作空间，这需要土政府不断调整本国外交政策。土外长达武特奥卢访问英国时发表演讲指出在变化的世界之中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需要变革。二是如何调节西方国家對中东国家的高压政策和土维持稳定周边环境之间的平衡。在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和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失衡的局面，这是土耳其未来需要面對的挑战，一旦美国认为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希望利用中东剧变的势头武力攻打伊朗，埃尔多安政府又将如何应對，无疑是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种挑战。
四、影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
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调整是土政府在应對新的国际安全形势，结合正义与发展党自身的外交思想而作出的理性应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束缚。
（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推动埃尔多安政府调整土外交政策，土耳其重新定位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战略环境的不断变化给土耳其调整与西方的关系制造了很多难题，长期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把西方置于优先位置。冷战结束，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黑海和中亚地区出现新的机会和挑战，土耳其重新审视亲西方政策。从冷战后大的国际安全环境来看，土耳其冷战期间最大的安全威胁苏联解体了，安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没有来自北方的安全之忧，这为土耳其改变冷战时期的安全政策提供了基本条件，俄罗斯由于国力的衰微，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西化，加之俄与土耳其在能源、经贸上的往来，两国关系逐渐升温，不会给土耳其带来冷战式的威胁。同时，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土耳其南部的安全局势恶化，尤其是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独立主义倾向严重，直接威胁到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这样土耳其的安全威胁由北部转移到南部。因此，与中东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對于解决库尔德问题有一定的裨益。同时，冷战结束后，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建立了与土耳其在文化和种族上具有渊源关系的国家，这为土耳其提供了积极施展外交影响的广阔空间，土耳其有意在中亚五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9·11”事件后，美国的安全战略转移到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反對恐怖主义上来，无暇顾及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而优先考虑美国的安全问题。土耳其拒绝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开辟“北方战线”让两国关系出现阴影，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还是冷战后的战略伙伴关系，都不能定性如今美土之间关系的实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给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带来很大负面作用，土国内出现了美国既是土耳其的盟友又是土耳其潜在威胁的声音。土耳其为了保证本国的国家安全，采取了一种较为务实、理智的外交政策。
（二）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土耳其對自己认同定位困境的产物。自凯末尔改革以来，世俗化、现代化一直是土耳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土耳其毕竟是受伊斯兰教影响深远的国家，尽管凯末尔改革从制度层面上实现土耳其的世俗化，但在广大的土耳其民众中，伊斯兰教的影响仍然很大。因此，土耳其发展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从宗教渊源上能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同时，土耳其在西方看来是一个拥有众多穆斯林但又实行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和世俗主义的国家。土耳其在评估外交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关系时认识到，北约和欧盟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土耳其成为西方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亲西方并不一定总是符合土耳其的利益。土耳其精英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土耳其偏向东部认同，会获取更多的利益。
（三）欧盟一直将土耳其拒之门外是影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欧盟一直以未达到“哥本哈根标准”为由，拒绝土耳其入盟。土耳其也意识到，欧盟2004年的新一轮扩大遇到很大的困难，法国、荷兰拒绝欧洲宪法而引起制度危机，在欧盟未解决内部问题前，土耳其加入欧盟仍非常遥远。当下欧债危机还未化解，欧盟内部出现问题，这都不利于土耳其入盟。2010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英国伦敦发表演讲提到，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向，部分原因应归咎于欧盟把土耳其“拒之门外”。“一些欧洲人”不想给予土耳其“寻求的那种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致使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疏远。当今土耳其面临的不是伊斯兰主义，而是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大多数土耳其人仍以西方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欧洲對土耳其实行“双重标准”，美国忽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土耳其對欧洲逐渐失去了耐心。
（四）土耳其两大国内政治问题影响着外交政策。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裂痕严重影响着土耳其對外政策的实现。土耳其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库尔德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国内库尔德民族分离运动上，且在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也對土耳其的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由于萨达姆政权的消亡，出现了权力真空，加之美国欲拉拢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以稳定伊拉克国内形势，土耳其對此更加忌惮。因此，为防止上述国家库尔德人之间的联合而使其实力强大，同时为打击库尔德人在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庇护所，土耳其不得不加强与这些中东国家的关系。另外，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起，凯末尔进行世俗化的改革，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在土耳其国内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土耳其外交政策向东还是向西，势必受到这两种思想碰撞的影响。加之正发党本身是伊斯兰政党，土耳其外交政策就产生了向与土耳其地缘位置更接近、相同的伊斯兰国家转移的可能。
总之，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土耳其對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开始重新定义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关系。
五、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势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在国际舞台上引起不小的震动，西方认为土耳其的外交方向从此发生转移，西方将失去土耳其，土耳其将加强与东方国家的联系。其实，这些都是對土外交政策的一种误读，土耳其未来仍将西方作为外交政策发展的主流方向。
美国媒体能说服受众吗?
同济大学:美国媒体与读者是怎样的关系?
格维兹曼:自从纸质报纸诞生以来,媒体一直拥有一种独特的地位,是独立于政府而存在的。它除了受到拥有它的商人控制外,不受其他任何人控制。新闻记者有责任对事件的真实情况进行报道,并且必须是全面报道。对于一个有争议的事件,如果只报道它的某个方面,并试图让读者信服,那是很容易的,但是那将会误导读者。新闻记者时刻要记住的是,他只能把事件的全部面貌告诉读者,然后由读者决定如何判断此事。
但是在美国,实际情况有时却是,新闻工作者设法说服读者,而不是让读者自己作决定。以伊拉克战争为例,从2001年到2002年,美国公众越来越担心伊拉克正在发展核武器,并且可能用来袭击美国,或者向提供核武器。公众的这些担忧是基于一些媒体的报道所形成的,但是没有人(包括政府和情报机构)能确切地予以证实。联合国核查人员也去了,同样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却认可了2003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当伊拉克没有发展核武器这一事实真相大白后,美国公众非常愤怒,觉得受了欺骗,而且认为政府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媒体也认为政府欺骗了它们。
2006年,布什所在的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失败,很大程度上与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有关。再后来,奥巴马竞选总统,也把矛头对准共和党人支持的伊拉克战争。奥巴马上任后不久,便把一部分兵力转移到阿富汗,在阿富汗增兵两万。现在,他的军事参谋要求继续增兵阿富汗。但是,这将在政治上带来麻烦。国会和媒体有人希望更多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阿富汗问题,而不是继续派兵,扩大战争规模。所以,奥巴马如今在阿富汗面临当初布什在伊拉克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媒体正在聚焦阿富汗战争问题,这会影响到广大选民的态度。
美国政府能控制媒体吗?
同济大学:美国的媒体如何应对来自政府的压力或控制?
格维兹曼:我曾经在华盛顿做过很多年的记者,从白宫和国务院等处采写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新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经常接触到一些未公开的消息,政府有时要求媒体不得泄露,因为政府担心披露出来会产生有害的影响。比如,1961年,当时的肯尼迪刚刚选上美国总统,他继承了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个秘密计划,即由流亡在美国的古巴人发起一次侵略古巴的行动,这个行动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的。我们《纽约时报》的记者获知了这个消息,因为他们发现了用于训练这些流亡者的营地。他们正准备报道这个新闻时,肯尼迪总统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分社社长詹姆斯,要求阻止有关报道。詹姆斯同意了。
但是,通常情况下美国媒体是非常独立的,不会根据政府的要求,报道什么或不报道什么,他们和政府没有这样的协议。白宫有发言人,发言人经常邀请记者讨论一些事情,白宫也希望从记者那里获得一些观点,但媒体并不当真。最终,白宫和媒体之间往往关系是很差的,每一位总统在处理同媒体的关系时都遇到难题。奥巴马总统同媒体的蜜月关系可能也要结束了,尤其是他的医保改革计划可能导致这种蜜月期很快结束,这是我的预测。
美国媒体能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吗?
同济大学:美国媒体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多大影响力?
格维兹曼:没有媒体就没有民主。媒体告诉民众一些政府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因此媒体也是社会的监管者。布什总统确实在2004年获得了连任。当时距离伊拉克战争爆发只过了一年半,人们那时还不是那么反对这场战争。越南战争的过程也是这样。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它们还没有很严肃地看待这场战争,只是报道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
关于媒体如何影响外交政策,这是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媒体只是力图报道公众人物所说的话。总统不断地说我们该做这个该做那个,这些言论会影响公众,因为媒体报道他的讲话。总统可以到电视台做一个小时的电视讲话,反对者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媒体很难影响政府的政策,它们只是把事实报道出来,同时也报道人们随后提出的看法。这些报道最终影响选民的投票趋向。
张之香:我觉得布什总统在2004年赢得连任的原因不在于他发动的战争或外交政策,而是因为他的对手克里不是一位强有力的挑战者。就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故事可以说说。我们中美教育基金会有一个项目,曾经邀请一些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国学者和一位记者到美国的迈阿密大学去观摩布什和克里的第一次辩论。辩论结束后,我问中国代表,谁赢得了辩论?他们都说,克里参议员赢了。甚至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共和党人也都认为克里参议员赢了。然而,有一位女性代表说,虽然克里赢了,但我不喜欢他。她说,布什总统才是有良心的人。他是个好人,而且一直都是。
我想,这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我还要补充的是,我们的政治人物获得选举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出自他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应该从国内经济方面去找。
美国的新媒体发展现状是怎样的?
同济大学:请大致介绍一下美国的新媒体情况。
格维兹曼:美国的媒体分为传统媒体(诸如报纸、杂志等纸质报刊、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即新媒体,诸如网络报纸和博客等)。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关系就像是夫妻关系,是一种彼此不能分开的共存关系。我本人在这两种类型的媒体中都有过较为丰富的经历。
在我看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各有优势,在美国有更多的人主要从网络媒体中获得新闻,但这不意味着人人都这样。年龄较大的人主要从纸质媒体中获得新闻,而年轻人一般更多地从新媒体中获得新闻。这导致报纸等纸质媒体面临某种危机,因为它们的生存依赖于人们愿意购买它们(以及连带的广告),而网络媒体通常是免费的。如何解决这种危机,是人们正在考虑的一个重大难题。
目前,美国新闻人非常担心这种危机,他们正在想办法,既让网络媒体能够生存下去,又让读者在阅读网络媒体时花上一点钱。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以《纽约时报》为例,作为全球最大媒体之一,它拥有很受欢迎的网站,每天有1200万网络读者,同时,每天有100万人购买作为平面媒体的《纽约时报》。尽管网络媒体也有广告收入,但从销售平面媒体中得来的大部分钱要被用于维持网络媒体的运转。
提到新媒体,不知道大家是否对Twitter熟悉,它是一种糅合了博客、网络即时通讯和手机短信为一体的网站。新媒体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正在不断拓宽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
刚才谈了不少新媒体的类型,诸如网络报纸、博客、twitter、face book等等。我们以伊朗核危机为例来说,很多美国人从twitter等新媒体获得有关伊朗的信息,不过,虽然像twitter、博客这样的新媒体有一些影响,但传统媒体的影响要更大,特别是像《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大报发表的社论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美国社会现在分裂得很厉害,介于保守主义和中性自由主义(central liberalism)之间。《纽约时报》是偏自由主义的,《华盛顿邮报》偏中性自由主义,但许多电视媒体是属于右翼保守主义的。
对媒体来说,国际新闻报道重要吗?
同济大学:请您比较一下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对各自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制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对其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单元。单元是构成国际系统的一个基本的行为主体，也是个国际系统的物质基础，如果不存在单元主体就不会存在系统。在国际系统的行为主体中，单元主要被认定为是国家，而并不是国际组织或者是跨国公司等其他行为主体。本文就从对国家外交政策形成影响的各种单元特征角度进行探讨。
一、 国内政治系统和国际政治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其外交政策就是其在世界上需要实现的各种目标以及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和战略等。比如美国，对外政策通常都是源自于一些专门为美国总统等提供意见参考的机构，同时其对外政策等也都会受到美国国会或者是一些辩论赛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美国政治体制其决策主体的多元性就导致了美国总统或者一些专门提供意见参考的机构以及国会等都会跟单元，也就是国家行为主体的政治特点以及文化特点等存在许多联系。在广义的政治学概念中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被包含在一个系统之中的，阿尔蒙德以及小鲍威尔等在对政治学的研究之中借用了生态学的观念，对于政治系统指出政治制度不仅存在于其国内环境中，同时也存在于国际环境中，政治制度不仅改造这些环境同时也被这些环境进行改造。在这些的系统之中，国际政治就成为了国内政治的环境，而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通过输入与输出进行沟通，国内政治最终成为了国际政治的子系统。而对于一个单元，也就是国家行为体来为国际政治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对国内政治进行服务。所以说国际政治跟国内政治之间并非是隔绝的，而是有消息互通的，甚至相互影响乃至互为因果。
（二）、在对单元政治特点进行梳理的同时需要考虑到两个问题：国际政治对于国内的影响，以及国内政治的国际化影响。就单元的外交政策来说，这是国内政治决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属于国内政治，但是就起实施的对象来说又可以看作是国内政治系统对于国际系统的政策输出。在这个输出的过程之中，外交政策就成为了沟通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桥梁。通过外交政策可以让二者之间进行互相作用以及反馈，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再次回到国内政治系统之中来实现外交政策的最初目标。从这里可以看出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的最终结构输出到了国际政治系统中，又成为了构建国际政治系统的原因。
（三）、一个国家行为主体其对外政策属于其国内政治的范畴，所以制定其对外政策的时候会受到其国内的政治体制以及参与政治的各种力量的影响，同时国内的政治气氛以及议程等都会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这种来自不同单元主体的政治差异就导致了不同单元主体制定其对外政策中存在很多的不同，而政府内部的各种力量以及机构、个人等也都会参与到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来。比如说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影响其外交政策的个人和机构之间的分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互相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来说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会牵扯到多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比如说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其中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定位和定性等就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这样一来，实际上美国外交政策所反映出的就是对于美国政治制度所产生的最大影响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趋势。
（四）、国际政治的国内化影响以及国内政治的国际输出指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界限上的模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外交是国内政治的一个延续。但是在目前阶段，国内政治也有可能变成外交政策的延续。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单元主体的内政除了会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之外还可以是外部对其内部进行反馈的客观条件。在国际化的关联性之下任何一个单元主体都不是简单孤立的存在，而是会出现辐射性的效应。单元的外交政策比如含有的国际性会导致国际成果，因而也就会导致对其他国家的反映而被国际化。
二、 国内文化特征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对于单元主体来说其民族文化因为包括了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对国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化的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其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有较大的影响：第一就是因为一个行为主体其文化的形成过程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其沉淀下的文化积淀具有长期性。第二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或者是其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稳定性。第三就是文化其施加出的影响是会超越阶级和政党存在的，其表现在社会中家庭生活以及企业生产和政府政策的各个方面。例如说在经济文化中美国强调的是公平竞争而中国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第四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成功的一面也都有失败的一面，但是并不存在一种文化超越另一种文化。
（二）、政治文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美国有关学者将其定义为一个主体对其政治进程以及政府工作的性质和风格的态度。在一个民族内部政治文化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政治态度以及感情。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民族历史遗迹社会、经济等都有很大关系，同时政治文化也会直接影响到政治角色的行为。在对任何一个政治主体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需要研究其实际的政治行为，还需要对其带有政治倾向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解。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了两种内容，第一是内部人民看待自己和外部的国家观念，第二就是人们处理其对外关系的方式。
（三）、国家外交其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国家利益，而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政治文化。人是在文化中成长的，那些掌握了实际政治权力的人更加容易受到文化的影响，其行为和态度等都是存在许多文化根源的。例如我国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的时候经常会引用一些中国古诗词来解释自己的对外政策。当我们在谈及政治文化时主要的参考对象是美国，尽管美国外交政策主要是总统在综合各种意见之下的产物，但是却依然渗透了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
（三）、政治文化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1、一个国家的文化会影响到这个行为主体的外交政策内容以及目标，比如说国外许多学者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扩张归于在美国文化因素中存在的个人动因，和美国文化中有关权力是建立在商业以及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观念；或者很多人都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归因于在日本文化系统中的思维框架存在的危险性。而在冷战之后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不仅对于国家行为主体的各种行为活动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国家认同。例如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特质等影响到我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倾向于自省，而美国则更加影响于将本国的政治制度以及普遍价值等向世界推广。从一个国家的文化角度来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分析的学者认为，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其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的联系，被称为战略文化。例如美国学者金淳基曾经指出的，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扩军行为更多的体现的是我国在过去一个世纪所受的屈辱的反抗。
2、文化所施加出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其直接影响决策者并且通过决策者来影响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由代表这个国家文化以及民族特性的代表所制定出的，这个国家主体其长久以来所沉淀下的文化传统以及道德价值观念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外交政策决策者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及信仰等。而制定外交政策的人，其反映出的则是本民族的文化需求。例如由于我国在近代长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始终坚持着国家不得侵犯的原则，并且坚持将独立自主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而美国文化系统中的天定命运的思想观念导致了美国在不同时期其外交政策有不同的理念，例如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理想主义，而卡特则是人权外交。
3、一个国家行为主体其文化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机制和过程，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会直接影响到基本政治体制以及政治制度。例如美国所采取的三权分立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日本和英国的民主立宪制度等都是跟本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美国文化中鼓励的是个人主义，所以在这种政治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就会首先考虑到如何来有效的避免权力会过度的集中，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这种政治体制也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出台往往是一个互相斗争的过程，每个部门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争抢利益。对日本来说，其外交机构的设置就受到了日本家庭制度的影响，其家庭制度的资历特点以及明显的级别等都对其外交机构的设置产生了影响。而印度文化中对宗教的重视等导致印度政治文化中对外交政策的落实方式不够重视，对于甘地或者尼赫鲁来说都没有为了解决实际的外交问题而制定政策。
4、文化所施加出的最后一个影响就是点，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执行以及实施方式产生影响从而让国家的外交政策有文化以及民族特色。外交政策是代表了国家利益的人进行交往的社会现象，所以在特定文化中的各种文化规范以及习惯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外交主体对外的特点。比如说我国文化中人际交往中比较重视面子的特点，在外交中也有较为突出的表现。而对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对于外交的政策来说，中国强调的是矛盾，要分清敌我，在早期强调的是一边倒，而后期强调的是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
三、 意识形态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分析
各国政府在制定各种外交政策的时候，意识形态对其施加了重要的影响。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第一就是功能认知。意识形态是过去生活所积累下的知识以及经验，在人们所进行认知的过程中，可以充当分析灵镜的功能，具备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体，在对同一个客体进行看待的时候可能就因此而产生各种不同的理念。也就是说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决定了我们在现实中的各种行为。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来自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及种族习惯和语言系统、宗教文化系统等，就可能会出现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比如说世界历史上一些较大的冲突事件等大都是发生在意识形态冲突较为严重的时期。比如说冷战时期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当时的领导者在其认知上出现了误差，而这种误差又来自于其意识形态中强烈的意识。
（二）、第二个功能就是意识形态具备的规范，在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主要起到一个框架的作用，一方面，意识形态有限制和约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一定的指导。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此进行认识，就是意识形态对人来说提供了一整套的知识，让其在潜意识中受到一组习惯以及准则的支配。从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其一的主要功能就是让个人或者是集团的外交方式更加复合各种规范。在冷战期间，尽管在美苏两大阵营内部也存在各种利益冲突，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在国家体系之间都有缓和彼此利益冲突的愿望来维护其一直的国家利益。在冷战结束以后，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阵营冲突不复存在，但是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
（三）、第三个功能就是合法，其指的就是意识形态会提供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语言来让其有关的制度合法化，为外交政策寻找依据以及各种理由。例如美国为了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是其却打着输出民主的旗号。
除了上述几个作用之外，意识形态还具有目标功能的作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直接目标。
结语：对于一个单元主体来说，其外交政策主要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环境以及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种力量交汇也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正处于复兴的中国来说，外交政策更是关乎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利益的重要手段，对此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讨。
参考文献：
[1]金卫星.二战期间的美国筹建战后世界多边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历程[J].史学月刊. 2003（12）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 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 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 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 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 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 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 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 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 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 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 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 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 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 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 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 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 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 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 。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 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 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 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 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 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 Waltz，Man the Sate an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 “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 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 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 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 Wright，The Study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 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 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 in Jerel Rasati，“The Power of Human Cognition and Policymaker Beliefs in Foreign Policy 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 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 and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in Approaches to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R.Barry Farrell ed.，(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6)，pp.97—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 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 罗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特夫妇在1956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 大的反响，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 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 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 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 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 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注：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The Ecological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118.)这种被观察到的环 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 milieu)”，它和“操作环境(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 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注：Ibid.，p.224.)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 。他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也就是 “心理环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 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 策是否符合实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 交政策结果。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 态度变化(attitudinal 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 的观点，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 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 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 外交政策的结果。
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斯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 霍尔斯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 of thefact)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 of what ought to 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 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 将来的一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 。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 中每一个决策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 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 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434 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3584次 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 of 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 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 ，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 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 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只要苏联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 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 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生各 种各样的解释。”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 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1955年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 地利国家条约》，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 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虚弱 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军队120万，杜 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轮问对之后， 一个记者说，“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些人当兵 ?”杜勒斯回答说，“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器 。”(注：Ole R.Holsti，“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A Case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ed.James Rosenau，(New York:Free Press，1967)，p.54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 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
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operational 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Nathan 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提 炼，提出“行为准则”指“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仰，历史发展可以决定程 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 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 belief)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共产党 领导核心的信仰对苏联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注：Alexander George“theOperational Code: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 and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3，2，(1969).)这些准则可以 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 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 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 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 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 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 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 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 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 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 图(cognitive 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 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 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 amplificationof relevant 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 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注：Jerel Rosati，“A Cognitive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 Foreign PolicyAnalysi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eds.，Laura
Neack et. al.，(NJ: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1995)，p.57.)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 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 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人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 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 B.Bobrow，“The Chinese Communist Conflict System，”Orbis，9(Winter 1966);H.Boorman and S.Boorman，“Strategy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in China，”TheAnnals，370(March 1967);Tang Tsou and Morton H.Halperin，“Mao Tse-tung's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d Peking's International Behavior，”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9，(March 1965).)而且也被用来研究其他国家或人的外交 政策。(注：Stephen G.Walker，“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and Behavior:Henry Kissinger's 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no.21，1977.)转贴于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 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 啬鬼(cognitive 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 )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 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 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 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 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 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 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 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 “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 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28 .)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 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 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 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 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 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 程。(注：Deborah W.Larson，Origin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 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 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 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 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 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开始， 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认 识，而万斯基本上保持了对苏联原来的认识。卡特先是摇摆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 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彻底倒向布热津斯基。罗赛蒂指出，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 识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外交政策越可能与这个统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决策层的 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与这个国家决策层的信仰不一致。(注 ：Jerel A.Rosati，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 for Global Community:Beliefs and
Their Impact on Behavior(Columbia S.C.University of SouthCarolina Press，1987).)这两个研究都反映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 可以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因决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专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以及 决策时的形势特点而异。
三、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 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 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 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它一切影响外交 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 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 ，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 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 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 ，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 ，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如罗赛蒂所说，“把信 仰作为因果关系的核心的主要优势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时把环境和心理的因素结合到一起 。同时，因为认知的方法是研究决策者的‘心理环境’的，因此学者在研究时还应该对 ‘操作环境’的直接影响保持敏感以使对外交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注：JerelRosati，“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 ForeignPolicy Analysis，p.67.)
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常常会发现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 念，如认识、认知、信仰、动机、印象、信息处理过程等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 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 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 自己的界定，进而展开研究。罗赛蒂1999年在外交学院进行讲学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些 不同的内容(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并发 挥作用的，至今还没有理顺，这应该是这一领域将来的一项任务。在多元主义的美国， 这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界定，这些概念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运 用到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时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借助两种 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也就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可能的话对研 究对象本人或对与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访，报纸对研究对象的报道，以及传记等二手材料 等，对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如数某一个词用法的次数，对研究对象在谈到某一个国家或 事物时常常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归纳等手段，得出研究对象对一个国家或者事物的认识( 或者是错误认识)、态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动机。进而找 出研究对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找出认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对外 交政策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本文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 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的研究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典范被多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 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 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 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 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毛泽东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 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 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 ，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 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 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 等。(注：David Shambough，Beautiful Imperialism: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 —199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是“过 程跟踪程序(process tracing 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 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 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 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等。这种对 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 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因为信仰无形，认 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 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 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 者的观点和看法。(注：Keith L.Shimko，“Foreign Policy 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 Drug`Wars'，”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pp.71—84.)这种方法在 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 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 喻就非常清楚可见。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 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毛泽东的“纸老虎”的观点等。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 ，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强奸”，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 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 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这 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 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 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 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 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 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注：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p.217.)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 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 (注：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n，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Vietnam
Decision of 1965(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 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 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 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 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 ”，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 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 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 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 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那就是绥靖。(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来看待朝鲜战争爆 发后的形势的。见Harry Truman，Memoirs，vol.2，Years of Trial and 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 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 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 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 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 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 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赫尔曼提 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 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 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 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 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 信仰则不发挥作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注：Margaret G.Hermann，“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in Why Nations Act，p.57;Margaret G.Herman，Charles F.Hermann and Joe D.Hagan，“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Development of a Model，”Paper prepared for the 1991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Political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