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但由于没有构建系统的文化理论，而为后世研究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挖掘和梳理留下了诸多争议的空间。近年来，在不断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发掘和全面系统地构建唯物史观的需要的推动下，国内许多学者都着手进行了唯物史观中文化理论的研究。构建文化理论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化本质的界定。文化本质一直是学术界莫衷一是、难达共识的研究范畴。从唯物史观的文化思想出发，目前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文化即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观点认为，文化产生于实践活动，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和成果，是人不断自我超越的本质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这一文化本质的界定粗看是符合唯物史观对文化的规定的。然而，“对象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过程和结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界定将物质生产实践（以下简称物质实践）的过程、结果和精神生产实践（以下简称精神实践）的过程、结果都包含在文化范畴内了。这一文化本质的规定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文化本质范畴的边界在哪里？具体来说，就是在定义文化本质的时候，它的范畴怎样界定。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将文化划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个范畴。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仅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①。按照这一划分逻辑，“文化即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观点涵盖了人们在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中所获得的所有成果，是一种广义的文化。诚然，在对人类实践活动进行划分的时候，存在着一个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边界模糊的问题。我们很难将一个凝聚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视作单纯的物质活动的成果或精神活动的成果。
例如，我们熟知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故宫、兵马俑、丽江古城等。仔细考量，每一样文化遗产，都既是人类物质实践的高级成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精神活动的高级境界。同样，我们所熟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戏剧、民间手工技艺、民间医药等等，这些所谓的“非物质”的文化成果，真的是脱离物质的外壳就能够纯精神地存在和进行传播的吗？在解决这个难题之前，我们不妨借马克思对商品的解构厘清一下思路：商品的二因素，即价值和使用价值也是同时存在于同一件商品中的，商品为之商品，二因素缺一不可。然而，商品的二因素并不能因为互相不能离开对方，而成为一个东西，成为商品的唯一规定。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一样，并不能因为它同时包含了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而把二者看作是一个东西，用所谓的“文化”概述之。马克思曾明确地表述过人类的精神活动和意识是不能离开物质中介而单独存在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②。反过来理解，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每一样人类物质实践创造的物质成果都是不能离开它所承载的精神价值而独立存在的。否则，人类的物质实践就不是对象性的活动，更无法与动物的生存活动有本质区别了。动物通过自己的本能，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获取生存资料，从而完成自身和种群的延续。然而，最蹩脚的工程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劳动的结果在劳动之前就“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③。也正是因为这种在观念上的高明，使得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时候，不断地实现着对客观自然界和主体自身的双重改造。“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④。
生产同一件产品，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体现出来的生产资料、劳动者素质、生产效率、工艺、管理水平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重复的物质生产活动仅仅包含了过去的文化成果，而物质劳动只有不断注入新的文化成果，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不同经济时代有不同的生产形式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表现，也是文化不断进步的体现。实践不仅在唯物史观的阐述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文化本质范畴乃至整个文化理论的阐述和构建都有着重要意义。实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有时泛指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总和，例如，“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⑤，这里的“实践”包括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而实践有时仅指物质实践，例如，“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⑥，这里是将“实践”作狭义的理解，仅指物质实践。“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提法包含了“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双重对象化，然而，如果将物质实践连同精神实践一并纳入到文化本质范畴，无疑会导致文化的外延过大，难以凸显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实质。黑格尔揭示过文化的本质内容：“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论述到：“劳动生产了智慧”⑧。“劳动”即指物质实践活动，而“智慧”则是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此外，马克思还认为人的类活动分为两种：“实践上”和“理论上”。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⑨。可见，尽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边界模糊，我们在界定文化本质的时候还是需要仔细区分，否则，文化本质的界定就不是唯物史观对于文化本质的界定，文化观就不能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大厦相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关于文化本质范畴的边界问题的解答是，文化仅指精神实践活动和精神实践成果。其次，文化本质所反映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关系问题。将文化本质界定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能凸显出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关系。是物质实践占主导地位？还是精神实践占主导地位？抑或二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诚然，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不能严格地加以区分。物质实践常常借助精神创造的成果从而发挥巨大潜能，而精神实践也需要物质实践作为载体，使自身流芳百世、发扬光大。然而，毕竟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各自具有截然相反的属性：前者具有物质的、有形的、重复性的特性；而后者具有精神的、无形的、创新性的特性。二者对于社会历史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多次出现将人的类活动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方面的表述，例如：“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
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⑩，等等。这种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法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或者马克思的语言习惯使然。我们深入挖掘文本，不难体察其中的深意：只有将人的类活动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划分为物质实践的和精神实践的两个方面，才能既正确阐述唯物史观，肯定物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能给精神实践（即文化）赋予它应有的内涵和还原它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应有的地位。
唯物史观认为，文化的第一性就是它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第二性，亦即它对物质实践的依附。将感性的物质实践引入对人的本质、文化本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的理解和诠释中，从而将文化本质从纯粹精神活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唯物史观通过对物质实践的历史作用做出科学评定，从而扩展了对于文化本质的科学规定。而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示及对象化，其产生渊源、存在样态和发展趋势必然与物质实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第一，文化是意识的产物，意识是物质实践的产物。人类的意识在物质实践中得以产生、发展和进化。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科学地论述了劳动对于意识主体———人，意识的物质器官———人脑，意识的工具———手，以及意识的外壳———语言的决定性作用。“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輯訛輥“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輰訛輥几乎在同时，意识的不断升级就产生了人类越来越复杂和先进的文化，“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輱輥訛这就是人如何在改变实践对象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人类的实践活动正是包含了自然界的和人自身的双向对象化，双向对象化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化。达尔文将生物的进化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我们不妨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的概念来揭示文化的进化：人类社会所有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如宗教、道德、哲学、法、科学技术、艺术等等都是人们在物质实践中产生的疑惑、获得的领悟、总结的经验、体尝的美感、诞生的意识，文化就是由这样的意识进化而产生的理论体系。
第二，物质实践为文化活动开辟对象。文化是人类试图把握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知，从而摆脱精神能力的禁锢和超越物质条件的束缚，并获得自由的活动。但是文化在进行的过程中获得自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化活动的对象必定在人类物质实践限定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文化活动依赖物质实践为其提供对象。文化所涉及的世界只能是属人的世界，即由物质实践所指向的世界，在实践基础上由自在世界转化而来的相对自由世界。文化所追求的目标世界将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地由相对自由走向绝对自由。
第三，物质实践的需要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物质实践创造了一个多维世界，这个世界的任何内容都可以成为文化活动的对象。然而，具体哪些内容可以成为文化活动的对象，主要是由实践的需要决定的。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文化形态，例如哲学，它的理论、形态和发展主要是由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所决定的。宗教、道德、法、自然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形态，情形也是一样。
文化之所以不断地变化、发展，有时甚至产生暂时性的倒退，都是取决于人类物质实践的需要。“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輲訛輥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揭示某一些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秘密：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文化如此兴盛，为人类留下许多不朽的建筑、雕塑？而直到资产阶级兴起之后，科学技术才得到长足的进步，使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物质高速发展的时期？笔者认为，“文化即人化”的规定，不能准确反映唯物史观关于文化本质的观点；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视作文化的本质，既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物质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精神实践。物质实践活动及结果所具有的人类文化的印迹，并不能成为导致我们在理论上将物质实践纳入到文化范畴的理由。否则，文化本质范畴的外延过大有可能导致将唯物史观诠释为文化史观，进而导致文化决定论。因此，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由物质生产实践需要所推动，并由物质生产实践能力所决定的，人类一切精神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示，是对人的物质生产能力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唯物史观为文化理论带来的创新，正是从对于文化本质的新规定开始的。
二、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在研究和发掘文化思想的时候，一定要从文化本质范畴出发来构筑系统的文化理论，这样才能保证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文化理论。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及过，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系统地构筑文化理论，关于文化思想的论述零星地散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科学、系统的文化理论。文化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理论的唯物史观是不系统、不完善和不科学的。而文化理论也正是在唯物史观的论述中得以呈现的。首先，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黑格尔曾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批判，他综合分析了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质，并把文化的自我批判、自我扬弃看作是绝对精神的演变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遵循绝对精神自我批判而不断发展的。黑格尔将文化批判构筑在绝对精神的空中楼阁之上，尽管分析过程具有合理的因素，但是撇开劳动批判而对文化进行批判，是不能达到对社会的正确批判的。
马克思的文化批判则主要是通过文化异化理论得以证明的。马克思对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所遵循的逻辑是：从劳动批判上升到文化批判，再上升到社会全面批判。劳动异化有四个规定，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的关系的全面异化。在第一个规定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劳动者与他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丧失了作为劳动者的主体性。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分离是体力活动与脑力活动相分离的历史前提。唯物史观认为，“劳动生产了智慧”。物质生产决定文化生产，物质生产主体也应该是文化生产主体。而在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的主体与文化生产的主体相分离。在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中，由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失去了主体性，他们作为劳动主体，与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活动相分离，第二个规定因而也包含了文化异化的萌芽。劳动异化的第三个规定和第四个规定，是第二个规定的必然结果。人的类本质是人作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人的内在规定性在于人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也就是人在文化实践中与自己作为人的自由自觉地活动的本质特征相分离。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异化是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全面展开，也就是将人与自己的主体性相分离的这种状况扩展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的疏离。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除了物质生产和物质占有的不平等之外，还必然包含了文化实践和文化占有的不平等。
文化创造过程由部分人掌控、文化成果由部分人享受，背离了人的自由自觉地活动的本质。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对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然而仅仅这样是不能直接达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的，必须要经过文化批判这一中介，即工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直接导致文化生活的异化，从而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结论。文化批判是社会批判的必要环节，缺少文化批判就缺少了精神批判的中介，缺少文化批判的社会批判在逻辑上和现实性上都是欠缺的。其次，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近代世界历史是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前提条件，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扩大化所直接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铺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经验科学中的法文化论
(一)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的概念通常提到法文化,使人联想到什么呢?“法”和“文化”是人们常用的单词,一提到法,使人联想到国会制定的法律;但一提到文化,就想不起来适当的对象。通常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文化如教育、艺术等,乃是为了一定价值的实现做出人的努力和活动,通常“文化人”、“文化遗产”、“文化国家”、“文化生活”也包括在这一类。另一类是包括上述内容的广泛的文化,被称为“对自然的文化”、“表示人类社会特点的文化”,这是指一种人为形成的环境,不仅包括物质而且包括制度和观念的东西。在这里重要的是,法文化虽然联系到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但属于后一种广义的文化。下面就来详细说明广义的文化。文化人类学上用机能主义文化理论来为人类学奠定基础的B?K?马林诺夫斯基,曾在1926年通过《未开发社会中的犯罪与习俗》一书,从人类学的立场上展开了“民族法学”。他在1931年出版的《文化论》的开头中对于“文化人类学”作了如下的说明:人类在肉体的形式和社会遗产即文化上来讲相异。肉体人类学根据人类的体格、生理特点(肉体形式)不同来对于人类进行分类是成功的,但人类在其他方面也互不相同。如果一个黑人小孩长在法国,那么其结果大大区别于非洲森林中长大的小孩,因为他体验到包括不同的语言、习惯、理论、信仰(文化)以及社会遗产,他并且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及文化环境中的一员。这里指出了社会遗产在文化人类学中不可忽视的概念。它在现代人类学及社会科学中通常被称为文化。由此,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不同于动物,根据不同的文化而存在和抚养。从这种观点上看,人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像动物和自然环境一样非常必要。然而对人类来讲必要的只是一般的文化,而不像动物用天生的本能来适应特定的环境。虽然对人类来讲并没有特定的环境,但作为环境的文化个个都具有特殊性。这种有关文化的观点,在法学界上成为法文化论的小小的原因。再举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来讲所谓法文化概念。社会学家常把文化外的东西引进社会组织,这是错误的。社会组织可称为“标准化的集体行动手段”,说明构成社会组织的所有个人行动带有协调性,能促进协调行动的“情操”或“价值”的形成,并始终把其基础放到“社会中文化装备”上。文化具有心理学性质的“社会学实体”,通过好几代祖先的文化生产中才能理解—从这种观点上超越个人。文化是“与物质或心理学实体中不可分隔的物质装备与肉体习俗复杂的结合之结果”。亦即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带有物质和心理两个方面的基本模式,随之文化由物质和心理两方面构成。“物质装备”指的是工具、武器或衣服以及住房设备,它们构成部分的文化。如一定长度的木棍随着不同的文化可作为手杖、桨、挖洞时的工具来使用。这里木棍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文化内部物质装备具有如此价值,那么文化的心理方面的“肉体习俗”更为重要。即依据明显的方法被承认或以明显的自动方法发挥作用的社会规范,即习俗达到和谐性。像法律、习俗承认的规范可看成肉体习俗的获得。这不仅引出特定行动的内部强制机构,而且是“内部冲动”以及“文化条件”内部“逐渐调练”的结果。马林诺夫斯基有关文化和社会的看法基本上维持在人类学学说中。人类社会不像动物依据本能而是依据文化。如今更加注意文化的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强调惯学和学习的重要性。例如E?A?霍贝尔在《原始世界的人类》一书中称道:“文化是社会成员特定的学习过的行动样式而综合的系统。”在这里,“综合的行动系统”中的“综合”和在前面马林诺夫斯基所用的“文化脉络”相联系,但更加注重惯学。这一观点起源于贝内德把“文化统合”看成文化人类学中的概念。根据其“文化样式”,人类的文化行动虽然逐渐相一致,但并不意味着简单的组合。如现代科学主张,不是部分之间的简单的组合而是依照特殊的安排和相互关系的结果生成了“一个新的实体”。总之,文化作为一个统合的部分,具有个性和相对独立性。
(二)机能主义社会学中文化的概念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在确立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中把马林诺夫斯基的“社会组织”看成“文化的一部分”。用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观点来观察,不仅在文化人类学上而且在社会学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马林诺夫斯基注重文化统合的全体性,这就说明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通过整体的统合来执行一定的社会作用。人类具有一定的基本欲望,采取营养、生殖、繁殖、对抗威胁生命或身体的物质装备,采取一定的体系的文化满足人的基本欲望。文化协调第一次生物学欲望,通过执行派生出来的第二次手段命令来作为具体形式。‘这种命令意味着为了满足基本欲望,决定有必要建立行动、惯例、价值的命令或规范体系。随之组成经济组织、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也可把宗教、知识、技术看成满足需要的体系。把社会当成文化来理解的观点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心理社会学中形成一个“文化社会学”派。总之,依据人类基本的欲望或派生出来的满足需要的观点理解文化的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流派,创造出了社会学中的机能主义体系。机能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人类的行为构成一个系统,并且这种系统作用于维持全体,因而其内部组成一定的结构。社会系统包括在行为系统之中,构成文化系统,这种观点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主张相同,不把社会和文化当成同一个东西,认为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是文化。把人类社会看成文化的观点是由贝内德解释的。文化原来的意思不是满足基本欲望的自身方面,而是派生出来的满足必要的、特殊的方面。文化永远是一种特殊的个别的生活样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从人类活动具有的广泛可能性中选择的结果。从这种特殊意义上讲,全部的社会生活方式都可称之为文化。帕森斯认为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是行为,具有功能性,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象征性和意思性。如前所述,社会体系的作用结构内的常数(价值观)或社会当中文化的象征性之重要性已被指出,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的相互关系已被充分认定,在后面的法文化部分中将详细说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对作为象征体系的文化之关注,在当今文化人类学上正在成为一个倾向。
(三)两种法文化论在说明法文化之前,先弄清法的概念。下面在简单说明两种概念之后,重点解释法和文化成为一体的概念。第一个社会指标是社会规范。所谓的规范指的是行为的准则,行为必须规律性地进行。法规范超越个人的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据,在这一点上称为社会规范,是社会赋予的。第二个指标是强制性,对于违反指示的行为者进行制裁,最终通过实力来强制性地对付,至少在法里包括这一部分。然而,带有这种强制性的法怎样和文化联系形成一个法文化的概念?关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针对法文化的理解,存在着贝内德和帕森斯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前者是以霍贝尔观点为出发点。霍贝尔认为,任何社会都从自己的文化中选择一定的东西,一定社会的行动样式就是文化,法文化的重要问题是把文化联系到法来解释。这时法是带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在现实中执行。后者的观点反映在劳伦斯?M?弗里德曼的《法与社会》一书之中。法系统成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执行社会功能,包括社会制约、处理分歧、再分配、改革,广义来讲它们都归属到社会制约。法不仅具有上述功能,而且由结构、实体、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结构指的是法院、警察局等权力系统;实体指的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现实的行动的样式;最后,文化表示需求,意味着“有关于法的思考方式,态度、信念、期待、意见”等,社会作为有关法的思考方式创造出一些需求,即人们是否执行法的需求,如何利用法系统都由法文化来决定。如果人们对法文化无知,那么法的结构和实体就不带有现实性。如上所述,弗里德曼把法系统归到社会系统中,其中一部分由文化占居。如何评价两者差距?弗里德曼的法文化是由法系统或关系到这部分的人的观念、思考方式来构成。这就决定法系统和联系到这部分的人的使用方法。这里包括前面所讲的以结构和实体来组成的法系统,但有关思考方式则看成文化。有关文化的这种关系,以前没有讨论过。文化存在于部分法系统、成为有关法系统的思考方式。因此,把文化看成存在于法系统的外部更为确切。与前面讨论的帕森斯的理论相同,在社会内部法系统与带有自律性的文化系统并存。所谓的法文化理论,指的是从文化到法的外在的联系,因此,只要注重个别文化特色就认为适合以前的法意识论。在霍贝尔的法文化论中,法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样式在实现着。它的行动样式总在文化中,那么我们就能说法的行动样式就是文化。根据这一点来看,弗里德曼法的结构和实体的核心内容就用文化来解释。例如,法院的结构或家庭法的主体在内容上具有文化的独特性,但这种法文化论是从文化到法的内在联系。如果从霍贝尔的文化与社会同一论来讲,法文化就具有包括法意识在内的广泛的意义。在上述两种法文化论中,讨论哪一种较确切,这已超越个别的法文化论的基本问题,这种课题在法文化中成为一个总的理论。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来讲,拟应限定在法文化领域来解决问题。下面的讨论应该从社会科学的法文化论,转移到人类哲学的法理论。
中图分类号：F259.22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Dynamic programming is the way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logistics resources. The theory and method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key to solve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 of logistics resources for the industry supply chain and enterprise cost and efficiency. This paper classified the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programming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China into several types and did an overal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area from two perspectives： one is the macro logistics industry， and the other is the designated link in the process. In addition， an review was given on the research contents，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after consulting a large quantity of related literature with the hope to facilitate the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logistics industry； dynamic programming； resource optimization
0 引 言
现代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1]，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物流业是融合仓储、配送、运输、货代、信息等的复合型服务业，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物流业也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动态规划是运筹学中一种研究多阶段决策问题的理论和方法[2]，无论是对于物流行业中供应链的优化，还是对于企业内部物流成本和效率的优化，这种理论和方法都为企业的管理决策提供了不同层面的支持。因此，动态规划理论和应用研究成为当前物流领域解决供应链效率低下、保障资源有效配置的热点。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了动态规划在我国物流产业的应用研究现状，为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探索提供便利。
1 国内外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研究概况
近年来，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本文采用文献检索的方法对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整理。
通过ELSEVIER公司的Science Direct数据库，使用“Dynamic programming of goods”、“Logistics dynamic programming”和“Transportation dynamic programming”三个检索词进行检索，检索情况见表1。
使用清华同方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利用“物流动态规划”、“运输动态规划”、“货物动态规划”、“物流资源优化”、“交通运输优化”和“货物仓储优化”六个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情况见表2。
由表1、表2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国内对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研究要多于国外，这与当前国内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从以上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可以将研究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动态规划在宏观物流产业的研究；二是针对物流过程中某个环节，如库存采购、物流配送、仓库选址过程中的物流资源进行配置优化研究。
2 动态规划在宏观物流产业的应用研究
针对动态规划在宏观物流产业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分为：企业物流资源研究、行业物流资源研究、特定背景物流资源研究三个方面。
（1）企业物流资源研究。天津大学的赵双记[3]以宝硕化工供应链系统为研究对象，从采购、库存、生产三个方面入手，解决宝硕化工现存生产与库存之间的矛盾问题。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潘珩[4]对企业生产物流进行了研究，运用动态规划的方法，针对企业的生产物流和多种产品，提供了优化的分析和运算方法。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刘虹等人[5]根据企业的物流优化模型，提出一种新的矩阵运算的动态规划算法，更好地解决了企业对单个用户的供应链优化。
（2）行业物流资源研究。大连海事大学的边展[6]通过分析海运行业港口集装箱堆场的相关操作事宜，以提高装卸效率为目标优化了集装箱的装船顺序。黄冈职业技术学院的张孝忠、周慧兰，北京交通大学的董祥俊等[7]针对铁路行业的物资管理的特点，提出通过建立动态规划模型来变更存储设施选址的方法，降低了铁路施工企业物资运输和其他相关成本。华中科技大学的马士华等[8]通过考察公路运输行业中供应链物流运作能力的多项指标，对达到最优物流能力的最小物流成本进行了研究。
（3）特定背景物流资源研究。物流行业的特定背景非常多样，本文针对其中的应急物流、回收物流和不同生命周期物流进行简要总结。
北京交通大学的英升贺等人[9]针对应急物流的物资配送特征，建立了受灾地区接收点和非受灾地区发送点之间的配送网络。武汉理工大学的余浩然[10]利用多周期动态规划理论对再制造物流的设施选址和流量分配进行了着重研究，实现了节约和环保的生产理念。上海交通大学的佘小川等人[11]分析了产品在不同生命周期情况下采取的不同市场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规划方法对物流成本最小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来看，对于动态规划在宏观物流产业的研究呈现了以下特征：一是研究侧重于定性分析，对物流产业进行理论研究探索；二是侧重于定量分析，运用运筹学中的动态规划方法和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来建立优化模型。随着计算机和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第二个特征日益突出。
3 动态规划在物流环节的应用研究
对物流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动态规划研究主要是通过库存采购环节、物流配送环节和仓库选址环节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库存采购环节。长春理工大学的王景恒[12]建立了配送中心的货物装卸搬运模型，利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并通过实例证明了模型的可行性及实用性。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施新平[13]通过分析汽车动态库存服务方法，构造了以时间为函数的动态物流库存管理模型，促进了企业库存管理能力和创新服务能力。曲阜师范大学的徐健腾[14]利用组合最优化理论分别对单一产品多断点、单断点和易腐产品的经济批量问题进行研究。
（2）物流配送环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周森[15]利用自然数序列来编码，以遗传算法为依托来解决车辆的路径优化问题，得到了低于案例成本的方案。山东经济学院的袁杰[16]提出了先分配车辆后指派车辆的处理思路，利用动态规划方法和蚁群算法为目标分配车辆，实现了将最短车辆路径问题向最优客户问题的转化。重庆大学的陶波[17]通过研究B2C电子商务企业的物流配送，建立整数规划的最短路径模型，并利用动态规划法为理论求解并得到质量较高的解。重庆邮电大学的任志霞[18]利用运筹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分别对0-1规划问题、背包问题和路线优化问题进行研究，为配送环节提供帮助。
（3）仓库选址环节。南昌大学的胡章云[19]通过考虑供应商的供应量、客户的需求量及配送时间等因素，建立了不确定环境下配送中心的动态选址模型，利用动态规划思想来支持长期的动态选址决策。武汉理工大学的徐利民等人[20]针对不考虑时间因素的静态选址，提出了运用动态规划求解的思想，并结合实例分析了加入时间变量后企业如何做出选址决策。东北大学的陈冰冰[21]利用一个企业的数据进行实例分析，建立了双层规划和动态规划相结合的物流中心选址模型。浙江师范大学的卓婧婧等人[22]基于树型动态规划来简化配送网络，提出较之传统动态规划、层次分析法等更有优势的选址算法。
以上三个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各有特点：库存采购环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库存管理能力、装卸搬运方法和经济批量等问题的优化；物流配送环节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最短路径的优化和计算；仓库选址环节的研究则集中于在考虑不同因素情况下对最佳选址模型的建立。这些研究主要采用动态规划和其他辅助方法来建立模型或者求解，部分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仿真或者以实例验证。理论指导性较强，但实践指导性较弱。
4 国内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对国内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可以看出，研究既有理论方法的探索、配置模型的构建，也有与特定背景结合的探讨，研究态势多元化。本文认为，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研究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1）结合我国供应链体系，将动态规划运用到生产、仓储、销售、配送等整个供应链中，以供应链整体优化为目标，促进物流资源的整合优化。
（2）结合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情况，研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动态规划整合。
（3）结合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按照我国物流业的发展状况、物流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市场需求等，在战略层面对我国物流环境进行规划研究。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动态规划在物流产业的应用是现代物流管理研究的重点，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希望本文对动态规划在我国物流产业应用研究的相关文献的总结分析，能够为我国物流行业和物流企业提供帮助，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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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先进榜样人物是新闻媒体众多人物形象中具有积极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群体。榜样是道德的楷模，是先进文化的符号，也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代表。榜样作为一个物理存在，具有催人奋进的无穷力量。分析新闻传媒中榜样人物的文化符号性，揭示其蕴含的积极文化意义，对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榜样的文化符号性
符号学认为，任何事物都表现为某种符号。符号是人类载送信息的代码和携带意义的载体。现实环境中的榜样人物是自然符号，无论其业绩如何辉煌，行为如何感人，在新闻传媒广泛报道他们之前，他们的事迹仅在社会的小范围内被认知。因而榜样人物出现在新闻传媒构建的拟态环境之中，变身为新闻符号，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榜样的作用。符号本身就是文化，新闻亦是文化，因此榜样人物具有鲜明的文化符号性。
榜样人物的符号性。德国学者卡西尔把人抽象为“符号”，把人的行为和人类的历史抽象为“文化”。换言之，作为物理存在的人，其本身即符号。符号可感知的层面即符号的形式，在符号学中被称为“能指”。任何一个可感知的符号形式都必须来源于一个物理实体，人们据此才能去识别符号，并具备进一步理解其形式背后意义的可能性。除“能指”之外，符号还具有抽象的内容，即“所指”。“所指”是符号表达的思想、情感、意志、价值、意义等内容。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榜样人物是现实环境中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道德模范、时代先锋，是携带特殊意义的符号，其一言一行皆可观可感，他们是符号可感知的形式层面，即“能指”。
榜样人物是新闻符号。新闻传播活动是以新闻符号传播新闻信息和接收新闻信息的活动。新闻传播通过创制新闻符号营造着由无数新闻事实组成的拟态环境。新闻符号由语言、文字、声音、图像、图片符号以及它们之间的整合而构成。新闻传播者通过“把关”、“议程设置”并依据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新闻价值判断，将榜样的言行、事迹、思想、道德加以符号化。传媒所创制的新闻符号，是对榜样的事迹、业绩和精神境界的一种符号式转换，传播者将这些内容或意义进行传播，受传者对这些表达内容或意义的符号进行解读，以此来认知和理解新闻所表述的内容和思想，并对这些内容进行评价、判断、反馈，进而在思想意识中做出反应。
通过报道、宣传榜样，现实环境中的榜样人物以新闻符号的形式出现在拟态环境之中，这种拟态环境仅是现实环境的部分映像。也就是说，榜样人物从现实环境中的自然符号转变为拟态环境中的新闻符号，需要经过新闻选择过程，并通过编码将要传达的信息利用符号来实现可感的过程。现实环境中很多人物符号并未进入到拟态环境，原因在于其不具备新闻价值或尚未被传播者发现。榜样的感人事迹运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加以传播，创制出大量能够反映客观现实环境并具有象征意义的新闻符码。
榜样人物是文化符号。符号即文化，文化的传承需要可感载体。凡属精神、道德范畴的文化皆具有抽象的意义。抽象意义无声无息，无影无形，无法触摸，无法识别，也无法传递。精神文化必须具备一个能承载它的可感载体，使之携带着精神、价值、意识、思想、意义等抽象内容而实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其意义需要物理形式来承载，需要特定的可感符号而具象化，而榜样恰好是这种可感符号的代表。榜样人物以符号的形式成为传承中华道德文化的载体，成为承载传统文化精神的符码。文化中抽象的价值、意义，通过榜样的形象以及他们的光荣事迹、感人经历而得以充分传达。榜样人物作为文化符号被受众的视觉或听觉感官所感知，因而确定了其文化意义，这种意义即符号的“所指”，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
榜样的文化意义
符号具有“表义”功能，文化符号蕴含着文化意义。意义包括观念、价值、精神、认知等概念，新闻传媒中的榜样人物作为一种可被感知的文化符号，携带着正能量和积极的文化意义。
榜样人物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光辉灿烂，其最核心的内容是传统美德。传统美德的内容博大精深，各学者对其表述皆有不同，但阐释的内涵基本一致。具体而言，中华传统美德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大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襟怀，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为政以德”、“修身为本”的重德观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诚信意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爱精神等等。
先进榜样人物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例如捐肝救子的暴走妈妈陈玉蓉，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孝女孟佩杰，高位截肢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见义勇为的最美妈妈吴菊萍，舍己救人的英雄军人孟祥斌，义薄云天的守墓老兵陈俊贵，热血热心的“雷锋传人”郭明义，践行信念的好村官沈浩，老百姓的贴心人段爱平……这些榜样人物作为携带文化意义的符码，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给养，传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榜样人物宣传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何一个民族、政党、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文化规范和价值判断标准，从而形成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观的核心，是全社会的精神旗帜。中共十报告首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为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充分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观，对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重在“落细、落小、落实”，对榜样人物进行报道、宣传，能够塑造受众的思想观念、引导受众的社会行为。榜样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现之一，核心价值观以榜样人物的文化符号作为传承和传播载体。
榜样人物带给我们的感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这些感动或者是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新闻报道传播关于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培养国人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既是对新闻事件的采集与挖掘，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践行。榜样人物的事迹和精神，使核心价值观变得更加具体、可感，增强了文化认同。
榜样文化的其他积极意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崇尚榜样、敬佩榜样、学习榜样的民族，而榜样文化是最具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从现实环境中的榜样人物和新闻事实，到新闻媒体中的榜样人物和新闻符号的创制，是一个复杂而具体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与传媒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现象。传媒符号在文化世界中以叙述事实的方式呈现，由此释放出来的建构性、整合性的属性，决定了新闻媒体总是一定社会制度条件下的社会主流文化、主导价值观念的传播载体，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手段和构建工具。榜样文化宣传大真、大善、大爱、大美、大义等积极的文化元素，对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
榜样文化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引导舆论，进而引导受众的行为。
传媒“议程设置”是发挥榜样文化舆论引导功能的前提。对于榜样文化而言，首先要提供关于榜样人物最新事实变动的信息，减少受众对其认知的不确定性，其次才能对榜样文化蕴含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进行宣传并引导社会舆论。信息是形成舆论的必备条件，是意见态度形成的基础。
新闻媒体传播信息流，是实现舆论引导的前提。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中具有各种各样的议题，这些议题的重要程度、价值意义均有所不同，新闻传媒的作用就是对这些议题进行合理的设置，从而创建可以引导舆论的传媒拟态环境。媒体传播与宣传的榜样文化中也存在着议题日程的安排，传媒会给予其不同的报道程度。受众对榜样人物的认知，主要来自于传媒营造的拟态环境。如果没有媒介的拟态环境，榜样人物的事迹无法被大范围地、长时间的广泛传播，大多数受众可能永远也无法认知和了解他们。
新闻媒体根据一定的新闻价值标准、宣传价值标准，采集现实环境中的人物和事件，通过文字、图片、画面、声音、音响等视觉符号或听觉符号，把榜样人物的生活场景、生平事迹、言行举止、崇高精神真实地再现出来，直观、生动、准确地传递新闻信息。通过传播先进感人事迹，引导公众舆论，发挥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新闻媒体对先进榜样人物及其事迹进行适时、集中、重点报道，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受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与判断，从而能够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
榜样文化对公众的舆论导向作用。舆论是公众的态度、意见，是人民的呼声。当今社会，社会舆论的主体和内容都是多元化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时而会出现。引导公众正确的舆论，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表现在对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引导，具体表现为政治导向、文化导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导向、行为导向等各个方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给公众共同的意识形态指出正确的方向，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进步非常必要。新闻舆论对社会领域的新闻事实进行宣传报道，有意识、有目的地向受众传递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的倾向性意见，可以形成较强的舆论态势传播，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舆论引导主体所代表的价值观方向发展，营造一种良好的、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新闻舆论影响公众舆论，就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
中国人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应该具有共同的、正确的群体意识。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功能在于引导国民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规范。榜样文化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促使公众在心理上产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使社会成员和群体的意见、态度在社会舆论中占有主流和主导的地位，增强舆论的优势。
行为引导是榜样文化舆论引导的深层目标。新闻传媒对受众的引导不仅仅体现在舆论引导方面，还体现为对受众行为模式的引导。新闻传媒通过树立榜样、塑造榜样，能够起到社会行为示范作用。榜样不同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示范价值。新闻媒体弘扬先进榜样人物的精神品质，为社会提供思想的先导、行动的方向，为社会群体提供真实、鲜活的典范，使榜样们成为一本本真实、鲜活的教科书。
榜样文化构成了新闻传媒拟态环境中的一部分，其宣传的价值观、高尚的行为，最初可能只是社会局部现象，不具有普遍性，但经过新闻传媒的报道，榜样文化可以影响现实环境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使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精进不休，社会风气蒸蒸日上，精神文明程度与日俱增，实现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真正发挥榜样的力量。
如何有效发挥媒体的榜样文化舆论引导功能
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功能受到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于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其舆论功能，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发挥媒体传播者的把关作用。新闻媒体的传播者根据一定的把关标准，对榜样人物的新闻事实进行发现、挖掘、选择、收集、提炼、加工、制作、发送，将榜样人物的信息进行符号化的传播活动。传播者如何选择榜样人物，如何选择报道形式、报道篇幅、版面位置，如何选择报道时段、报道频率，以及如何选择传播媒介、报道时机等问题，都是围绕传播者设置的议事日程而进行。传播者通过把关，做好榜样文化的内容建构，提高榜样文化内容的传播效果，是提高其舆论引导功能的最重要因素。
发挥多种媒介的联动优势。榜样文化的传播，需要中央媒体、地方媒体，报刊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的共同参与。每种媒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多种媒介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能够将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功能发挥到最佳状态。例如央视的《感动中国》颁奖晚会，通过综合运用电视画面、解说词、音响、字幕、同期声等方式把榜样人物的生活场景、生平事迹真实地再现出来。短片中新闻工作人员的解说，获奖人物的感言以及其他人对榜样的评价，几乎每次都让台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热泪盈眶。特别是利用特写镜头展示人物细节，往往可以使受众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网络媒介的发展也为榜样文化开辟了新的传播途径，如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专门开辟了《“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时代先锋》等专栏，主流网站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对多种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组合，是实现榜样文化有效传播的必然选择。
结语
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各职业人群中都会不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榜样人物，传媒符号的表述性，即体现在将这些榜样的言行、事迹、品德加以符号化的过程。作为自然符号的榜样人物，经过传播者的编码加工，成为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新闻符码。新闻符号的创制也成为一种象征行为，即用榜样人物的新闻事件叙述、先进榜样的塑造、榜样精神的挖掘，来表示抽象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境界、意识形态等概念，进而表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取向的行为。
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是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即对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作家的创作活动，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研究的进行，都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他领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学，跨学科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中，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瞩目的焦点。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注重创作与欣赏的过程，在方法上主要诉诸于想象和虚构；而科学则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为根据等含义，是一种工具理性，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且更注重成果。由于拥有各自的领域和功能，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貌似遥远，但是作为构成人类文明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联系是不容切断的。在文学发展漫长的历史中，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文学观念、创作手段及研究视阈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生物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学说便是一例。
一、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于l9世纪中叶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即通常所指的进化论。他运用大量地质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等方面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存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揭示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因，从而使进化论真正成为科学。
英国生物学家a．r．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提出了类似思想，并于1889年第一次把达尔文的学说称为“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冲破了支配生物学的“上帝创世说”的精神枷锁，彻底地击毁了科学思想界中的宗教统治，开辟了自然科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进化论的影响又远远超越了生物科学本身，它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突破了宗教神学宇宙观的禁锢，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它用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合理地说明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特创论和目的论利用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长期宣扬的上帝有目的地创造生物的观点，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把它引为自己学说的自然史基础。唯心主义者则试图利用达尔文主义宣扬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进化论等流派。围绕达尔文主义所展开的哲学斗争，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达尔文主义的重要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对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中明确地把人类纳入生物系统中，将人类视为生物进化链中的一环，这一观点的产生随即撼动文学世界。许多作家将进化论的观点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产生了大量的自然主义作品。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是第一个把人类当作动物(而不是像动物那样)来对待的现代作家。在左拉看来，人即是动物，或善或恶由环境而定；动物性是人类的基本特性。此种人类兽性观就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影响下欧洲普遍的人性观念的反映。在《人兽》及《戴营丝·拉甘》两部小说中，左拉试图把当代科学融进文学，将达尔文的生物中心主义和机能主义浑然渗透于其中。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代表托马斯·哈代对达尔文主义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评述的：“哈代的进化论思想并非表现在个别作品里，而是渗透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从小说到诗歌，哈代似乎都尽力按照进化的学说进行构思和思考。哈代以生物进化的科学思想为观察点，运用全新的世界观、生命观、宇宙观和方法论描绘和强调社会进化的规律”，对于达尔文主义的中心理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进行了翔实的文学阐述。
最早将进化论思想与文学创作契合的形式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它虽始于欧洲，却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是欧洲文化的传承者、发扬者。自然主义文学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大众意识之中。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哈姆林·加兰、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以及西奥多·德莱赛，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给世界带来极目绚烂的作品：《一个孩子的城镇》、《破碎的偶像》、《红色英勇勋章》、《凡陀弗与兽性》、《马丁·伊登》，《嘉莉妹妹》以及《美国悲剧》，其中很多都是描写生存的小说，表达了作家们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解。此后，在美国现代派作家多斯·帕索斯、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特以及后现代作家德里罗的著作里也都继续传承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理念。除小说之外，达尔文主义也同样活跃在美国戏剧舞台上：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毛猿》，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以及萨姆·谢泼德的家庭悲剧三部曲《饥饿阶级的诅咒》、《被埋葬的孩子》和《真正的西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不同程度及不同角度上都得以体现。
西方众多的文学创作者通过这些传世佳作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学阐释，进而印证了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他们重塑文学观念、聚焦新的“真实”，记录下社会价值观从理想化和人文化到物质化和工具化的变迁，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心理本质，即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化过程，再现人们的情感行为和物欲追求一体化的动物本性。
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同样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影响。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全面阐述达尔文学说的《天演论》，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引入中国思想界，唤醒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文学观，推动了五四的文学革命。当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三种刊物《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都大力宣传“文学进化”的观点，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人道主义的科学根基，成为一代文人学者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主导观念，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新的小说、诗歌、戏剧类型得以产生的一个理论前提。如果没有进化论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也许就会是另一种局面。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它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达尔文主义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研究大致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在17世纪以前，文学研究主要采用古典主义一人文主义的模式，研究者把古典作品作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尺度，凡事成功地模仿古人的都是上乘之作，凡破坏传统，不模仿古人的均被视为劣品。18、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中新思想、新方法的影响，文学研究转向了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这种研究对作家的生平传略、思想发展过分偏重，对于作品的处理也比较机械。第一次大战后，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被美学一形式主义的模式所取代。研究者认为，作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作品在内的各种因素作审美的剖析和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批评界开始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以及产生各种不同反应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纳入其研究范围。此后，文学评论界更是空前活跃，产生大量“离经叛道”的文学批评理论。美国著名学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boyd)和著有《达尔文进化心理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一文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加洛(josephcarrol1)以及《特洛伊的掠夺——重读伊利亚特》一书的作者乔纳森·高舍尔(jonathangottschal1)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学达尔文主义，即将生物学中探寻生物体的发展模式运用于探寻文学作品中人类行为的内部机制，将达尔文主义与文学批评研究相结合形成文学达尔文主义。
首先，对于文学存在的目的，文学达尔文主义本着科学实用论的观点做出论述：第一，随着人类进化，智商日益增高，对于未知世界探索的猎奇心理日益增强，需要文学作品为人类插上想象的翅膀。某种程度上讲，是文学作品满足了人类早期的精神追求。第二，文学作品为人类构设了训练“适者”去“生存”的场景，从而使人类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经验。第三，文学作品能够满足作家创作时的性幻想，是作家想取悦一位或多名假想中心怡悦异性的手段。第四，文学作品是文化整合的工具。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随着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人们的心理呈现出趋同之势，形成“基因一文化共同一进化”(gene—cultureeo—evolution)的文化大同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第五，文学作品始于宗教，并最终归于宗教，是人类精神领域永恒的慰藉。第六，文学作品中丰富辞藻的绚烂魅力使得它成为人类愉悦身心的法宝。
其次，对于文本的分析评论，文学达尔文主义则立足于生物进化论的科学观点进行解读。传统文学理论通常把文本视为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而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则更为极端地认为，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各种文本的交相印证，他曾指出：“文本外无他物”。因此，在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眼中，传统的文学批评研究不外乎在文本中寻找某种研究者所青睐的理论印记罢了。例如，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人，读小说是为了找出小孩想与双亲乱伦的暗示；而马克思主义者要寻找的肯定是经济与阶级的冲突。对此，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强调指出传统文学批评深受人的动机与认知偏见的影响，他们强烈呼吁文学批评中人性本质论的必要性，他们相信，文学所反映的是自然选择下的普世人性本质，因而，不能探微而要跳出文本，要从动物性的择偶、遗传基因、血亲关系及适境生存等角度来对文本进行宏观解读，要去分析人类各种行为的根本动因。
在解读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时，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不去考虑辞藻的优美、情节的曲折及艺术手法的巧妙等细节因素，而是更注重在阅读中去检验特定文化生态下形成的基本生物倾向。小说以“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开篇，以“班纳特太太两个最值得疼爱的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正是她做母亲的生平最高兴的一天”结束删，通篇无人能摆脱择偶及遗传基因等一系列生物问题。高贵而浪漫的伊丽莎自·班纳特(elizabethbennett)与达西(darcy)的结合便是以社交的优雅隐藏生殖需求：她一定要找到有权势的配偶以保证她繁衍后代；而他一定要找到年轻貌美的配偶以使得他的基因良性遗传，这便是人类择偶的生物进化标准。尽管在奥斯丁的描述中班纳特太太总是傻乎乎的(invariablysilly)，但是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却认为，她想方设法要把女儿嫁出去的根本原因是要完成她的生物进化使命——遗传基因。只有她的女儿出嫁、生子，她的基因能得以延续，而基因延续则是一切生物体的终极本能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对此，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荷尔登(j．b．s．haldane)曾做出这样的评述：我可不愿为救一个兄弟而牺牲生命，但如果换成两个兄弟，或是八个表兄弟我便死而无憾了。
当我们耳边再一次响起哈姆雷特的踌躇话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时，我们头脑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或许寻求复仇的机会还不够成熟?或许俄狄浦斯情结使他犹豫再三?又或许是丹麦王子自身赢弱的性格缺陷使之裹足不前?然而，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则将其犹豫不决的原因归咎于个人既得利益与基因延续的生物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要杀死自己的叔父进而继承王位呢(既得利益)?或让母亲与叔父的后代——同母异父的兄弟继承并延续他3／8的基因(生物利益)呢?我们姑且不谈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尚有几分，但文学达尔文主义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模式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图分类号：Q34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3（c）-0084-02
社会生物学是一门兴起于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盛于六七十年代，至今一直在不断扩展、深化和完善的新兴综合学科。美国著名动物学家E•威尔逊是当代社会生物学的代表人物，其在1975年发表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也成为当代社会学的代表作。威尔逊等社会生物学家提出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更好的理解人类的遗传行为和文化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主要内容
为了解释人类精神的起源，威尔逊在《基因、精神与文化》一书中提出“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即生物学影响着文化进化的方向，同时人类的生物学进化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为说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性质和特点，威尔逊设想出两种实际并不存在的物种：艾地龙人（eidylon）和赞尼德林人（xenidrin）。艾地龙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都预先在大脑中被设计安排好了，甚至他们用来综合句子的单词都是先天固定好的。尽管艾地龙人也在教授和学习文化的每个细节，但这一切都是由遗传上预先决定的，所以，这是一种纯粹的遗传传递模式。另一种是赞尼德林人（xenidrin），与艾地龙人刚好相反，这个物种具有真正的白板式大脑，其精神完全是他们历史的产物，所有的文化可能性都向赞尼德林人敞开了大门。赞尼德林人的基因仅仅指导着他们身体和大脑的构造，但并不指导他们的行为，所以，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化传递模式。威尔逊认为，人类的文化传递模式介乎两者之间，是“基因-文化”传递。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制约和指导；另一方面，文化的压力又影响着基因的生存和变化。在他看来，“基因和文化由一条具有伸缩性而又不可断掉的纽带连接在一起。随着文化的汹涌向前――通过来自外部的发明、新思想和新人工产品的引入――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制约和指导。与此同时，文化发明的压力，也影响着基因的生存，最终改变着纽带的强度和扭力。”[1]威尔逊认为，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紧密联结起来。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是理解“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的关键。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基因用特殊的规则武装了人类的精神，使得人类的大脑不同于赞尼德林人白板式的大脑，人类的文化发展要受到基因的制约。“人类的基因影响着人类精神的形成方式――接受哪些刺激，忽略哪些刺激，如何处理信息，最容易唤起的回忆种类，最易于激起的情绪反应，诸如此类的精神活动方式。造成这种效应的那些过程，称之为预成规则。这些规则根植于人类生物学的特殊性之中，并且影响着文化的形成之路。”[1]预成规则主要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初级的预成规则是一种自动的过程，它的作用是自始至终过滤和编码感觉器官获得的刺激，并感受来自大脑的刺激。在整个过程中，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受到以前经验的影响。次级预成规则对大量信息的整合进行调节。”[1]它通过选择部分感觉、记忆和多彩的情感，导致内心选取一定的文化基因而舍弃另一些文化基因，这一过程即基因通过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作用于文化的过程。同时，文化也通过预成规则对基因施加影响。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某些预成规则会使得个人逐渐地适应于文化的选择。遗传了这些预成规则的人要比那些缺乏或是略微具备这些规则的人生存的更好，从而繁衍更多的后代。这样，许多世代之后，更为成功的预成规则就会伴随着指令这种规则的基因，在群体中传播开来。这样，文化环境就作为一种进化上的选择压力，通过对行为和心灵的选择，从群体水平上选择和改变着基因，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即文化通过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反作用于基因的过程。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获得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完整图景：基因限定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每个人携带的基因不同，指导其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也不同；初级预成规则调节感觉的接受和心理发育，次级预成规则推进和疏通文化的获得；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决策和发明，文化不断地被更新和创造；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某些人具备的预成规则要使他们比哪些缺乏或是略微具备这些规则的人生存和繁殖得更好；许多代之后，成功的预成规则就会伴随着指令这种规则的基因在群体中传播开来。[1]
二、“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消极之处和积极意义
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曾遭到反对者激烈的批判。但是，其中的一些批评，特别是早期的很多批评，过于政治化，把他的理论完全当作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或者为资本主义现行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去批判是不公正的。这种理论的不完善之处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点：首先，“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唯心主义倾向显而易见。“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不少结论实证性还不够，主观臆断性很强。现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能够表明人的基因与他们的社会行为或文化习俗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分子生物学现在仅仅能够证明基因与人的生理结构和遗传性疾病有因果联系。“如果要证明基因与文化也有这种联系，那么就要进一步证明人的生理结构的基因型与表现型、表现型与个体行为、与个体间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固定模式之间都存在着因果关系!”[2]这是一个递进的证明过程，而现在连第一步即基因型与表现型之间的因果关系都还没有得到证明。所以，在基因与文化之间的众多的复杂环节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的情况下，现在还不能对基因与文化有无因果联系作出科学的判断。另外，“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片面地夸大了人类与动物的统一性，把基因对一般生物的决定支配作用，几乎全部直接移用到了对人类文化行为属性的分析上，从而模糊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弱化了人类社会性的本质，从而导致对人类本质及其天性的片面理解。“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虽存在明显不足，但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1、“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尝试打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争：人文主义把人文看成是世界之本，而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人类社会之本，从而造成了当代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脱节。法国社会科学家J・P・布蒂内认为，近二十多年来，“社会科学――尽管怀着实用主义的，甚至是富有战斗性的抱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情况是一种失败。”他认为当今世界的种种难局，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而言，原因不在于自然科学不发达，而是社会科学的落后。社会生物学的创立，恰恰就是在力图架起一座将科学联为一体的桥梁。正如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一书中所写：“社会生物学是一种桥梁学科，桥的这一边是自然科学，桥的另一边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3]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科学规律。社会生物主义还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同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有机结合，把自然和社会作为有机整体来把握，试图填补这两大文化领域之间的鸿沟，这既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和特征，也符合现实对人类文明提出的要求。2、“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尝试打造人类文化学与社会文化学的桥梁。社会生物学试图将社会的复杂性、人类的复杂性、生物群体与个体的复杂性一直还原到生物性最简单的单位――基因，再按照分子生物学的思路则最终还原为DNA分子中原子、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反对社会生物学的人们强烈反对将复杂的社会性归结为相对较简单的生物性，将复杂的生物性归结为简单的原子、粒子的物理、化学性质。但是，“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是建立在批判文化人类学和前期的社会生物学基础上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首先，“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是建立在批判文化人类学基础上提出来的。文化人类学具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的贡献在于使文化进化的观念得以重新确立，但是它忽视了生物因素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在人类文化学者看来，文化是独立的体系，具有自身的特定法则，应该独立研究。如怀特认为“人类的生物因素同文化进程的解释问题是无关的。文化进程必须从文化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加以阐述。”[4]在他们看来，“是文化决定着人类的行为，而不是人类控制着文化。”[6]他们并不认为生物与文化在个人的构成上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而是认为文化是人类行动的决定因素。但是，我们知道，人类毕竟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遗传进化影响着文化发展，而且人类某些文化现象可以从生物学角度加以解释。“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正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怀疑，它从生物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的文化现象，对于人类进一步理解文化行为提出了全新的视角，为人类全面的理解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次，“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是建立在前期的社会生物学基础上提出来的。前期的社会生物主义具有明显的基因决定论倾向。早期的社会生物学家主要是运用社会生物学的一般性原理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他们认为整个生物学的基础是基因，任何生物行为必须建立在基因遗传规律的基础之上。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同源，认为文化的进化最终是通过生物进化产生的。虽然他们意识到了文化进化的存在和作用，但在对待遗传与后天经验对人类行为有何种影响的问题上，更为倾向遗传因素的先决作用，这是一种强烈的基因决定论观点。威尔逊等学者逐渐意识到了过强的生物决定论带来的问题，他们修改补充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试图通过研究人类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把握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威尔逊构建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招致了许多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威尔逊的做法是将自然科学简单地外延，缺乏坚定的依据和推理。威尔逊从生物学角度研究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努力也许并不成功，但他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毕竟是探索“连锁环节”的大胆尝试。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这种追求真理的尝试会一次一次地进行下去，就像不灭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伴随这一探索过程始终的正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社会生物学家所具备的探索、创新精神。
三、“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
社会生物学在中国可谓波澜不惊，“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也是如此。威尔逊和他的前辈达尔文在中国遭遇了相似的命运。“人们宣扬他们的学说并不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试图借助科学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虽然学术界大多表示了肯定的意见，但社会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无法与科学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种种称赞因而就成了空洞的标签。”[4]对威尔逊的理论在中国刚刚开始起步；至今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和研究团体，对“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研究更加稀少，但是其在中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社会生物学在西方社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之时，我国刚刚走出的阴影，百废俱兴，学术界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两种思想和行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正激烈交锋。中国的青年一代在思想上也在进行着关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激烈较量。“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作为社会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科学实证”特征，为中国青年一代带来了科学、务实的学术春风。威尔逊等社会生物学家本身既是生物学家，又是社会学家，所以他们兼具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态度和社会科学家的批判精神。虽然“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在理论上有不完善之处，但是，其思考方法、研究角度对于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一代，冲破时期的形而上学、人云亦云的思想陋习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作者简介：
张春颖，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
参考文献：
[1]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查理斯・拉姆斯登：《普罗米修斯之火：对人类精神起源的沉思》.李昆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83页.第27页.第214-215页第149-150页
[2]赵敦华.文化与基因有无联系――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军社会领域的思想轨迹[J].文史哲. 2004.4
[3]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人的天性》.林和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组织文化包含三个层次。最外层器物层是组织的物质文化。它包括组织进行正常活动的物质条件，这是组织物质文化的基础;组织活动的产物和成果，这是物质文化的体现。中间层制度层是组织的制度文化。它包括组织的管理制度，这是制度文化的主体;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与管理，这是制度文化的实施系统;组织的人际关系，这反映了制度文化的性质与水平。最内层精神层是组织的精神文化，它是组织文化的灵魂。它包括作为知识技能体系的专业，如专业知识，专业观念、专业活动，这是精神文化的起点，组织成员的教育、卫生、体育、文娱等文化设施、文化形态、文化活动，这是精神文化的有形体现;组织成员的思想信念、理想追求、价值准则、伦理道德、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习惯传统、思维方式等，‘这是精神文化的实质和核心。
物质、制度和精神构成组织文化的三要素，各有其不同的功能。物质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基础，制度和精神文化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制度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关键，它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统一为整体;精神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主导，它决定了组织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发展方向。而整个组织文化的功能则是满足社会需要、_仁级要求和组织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统组织文化三要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价值观念是组织文化的核心，集中体现组织文化的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往往在一定的文化精神指导下去完善和改进组织，的制度的，甚至在一定的组织器物上也常常反映出组织的某种精神观念。从另一个角度看，物质文化水平及其使用方法也依次影响和决定着组织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组织活动的成果上，总是打上组织深层文化的烙印，凝聚着组织成员创造力的特点，蕴含着组织群体的心、「理素质和思维的特定形式。
组织文化的本质内容是组织精神，包括坚定的组织追求(组织目标)、强烈的团体意识、正确的激励原则、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可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也可称组织管理哲学)。组织的物质、制度、精神三大要素与组织的特点与实际相结合，便形成了各组织之间互不相同、各具特色的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载体是组织文化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和实际手段。它一般包括组织的设备设施和各种工作成果，各种成文的规章制度、守则、手册;专业资料、专业成果;组织特有的口号、歌曲、徽记;各种习惯风尚、行为规范、一般观念和价值观念等。组织文化载体种类上的差异、水平_L的高低以及整个载体和谐统一的状况，反映了组织文化的风貌、特色和发展程度。
二、组织文化与企业文化
组织与企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企业是营利性的社会经济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而组织则是各种具有共同目标、行为心理相互作用、在特定关系模式(结构、体制)中从事一定活动的社会群体的集中概括。组织不仅包括企业，而且还包括行政机关、党群组织、军队、学校、科研机构等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群体。本文所讨论的组织主要是指各种基层社会组织。因此，较之企业文化，组织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组织文化理论是企业文化理论与组织管理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较之企业文化，组织文化不但具有更为广大的外延与深刻的内涵，而且有着极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内蕴宏富的文化传统。自文明产生以来，人类就一直生活在各种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之中。组织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特性与存在形式，是人类的本质特性。而企业则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特定的发展阶段—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组织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知识、理论和传统。以我国为例，远的有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结构细密经验浩繁的行政组织文化，近的有战争年代创造出的卓有成效的革命组织文化。它们既是现代组织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宝贵历史遗产，也是企业文化发展需要汲取的重要知识宝藏和精神源泉。日本企业重视研究《论语》、《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组织文化理论是企业文化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它又丰富促进了企业文化理论的深化与进步。首先，作为系统的理论形态，企业文化理论提出在先，组织文化概念提出在后。组织文化是受企业文化的启发、在企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次，尽管企业文化理论提出不久且仅具雏形，但随着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与发展，实践愈来愈证明:它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企业组织，而且也可广泛地适用于一切社会组织。因为任何组织文化都是社会大文化之下的亚文化形态，具有彼此的共性及其共同的文化运行机制、共同的管理活动规律。由企业文化发展到组织文化，是管理理论发展与组织管理实践的逻辑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再次，只有通过更高层次更为广阔的组织文化视角，才有利于更深层地反思和总结人类丰富的管理文化，更深入广泛直接地吸收、继承和发展一切人类管理文化的积极成果，并据以改善和改进实际的组织管理工作。组织与文化是人类所有管理活动的共性特征。所以，组织文化的提出反过来又促进了企业文化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丰富与成熟。
由上可见，组织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是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企业文化的发展，需要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充分地吸取其他各种组织文化丰富的历史经验、理论精华与优秀传统。例如，要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就要继承和发扬我国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组织文化的精神，充分借鉴具有优良传统的革命军队组织文化，包括其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另一方面，新时期各类组织的管理工作，也需要不断地吸取组织管理尤其是企业文化的新鲜成果，改进和提高组织的效率，适应迅猛发展的时代新要求。
三、组织文化的特征
组织文化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与文化学理论的综合产物，具有不同于一般管理理论与文化学理论的特定内涵与外延。与一般文化学研究不同，组织文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各种具体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有效地管理组织，研究的方法不仅采用单纯的静态描述比较方法，还采用各种实证方法、动态分析乃至实验方法等。
组织文化较之当代管理理论具有以下特征:
(1)综合性。当代管理理论一般是分别从不同侧面研究组织运行的规律，而组织文化则是综合立体全方位地研究组织，并力图阐明组织内部各要素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2)民族性。在重视组织管理一般理论的基础上，组织文化更注意到民族各地区在文化上的差异及其在管理上的影响，强调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优秀文化传统。
(3)个性。组织文化重视组织的个性特征及其在管理上的影响。当代管理理论常常试图寻找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组织运行模式，而组织文化理论更强调在管理中要注意到组织的个性特征。组织应该按照自身的特点去进行有效的管理。
(4)历史性。组织文化理论把组织活动作为一种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动态过程。组织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在其生长的过程中，先天的素质、历史的积累、后天的营养与现实的环境等多重因素都会对其发生影响。因此，对组织的管理要考虑到组织的历史与传统，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活动。
(5)群体性。对于管理中人的因素，当代管理理论注重对个体人的研究，对群体的研究则大多集中于组织内部的小群体，而组织文化则重视对群体人的研究，尤其是重视组织群体的行为心理在管理中的独特功用，认为组织文化实质上是组织群体的文化。组织群体的行为心理是组织文化最深层的运行机制与基础，是组织文化的本质特征。组织群体文化的和谐、向上与一致性，是组织文化的生命，是组织秩序、效率与成败的基础，是判断组织文化优劣是非的重要标志。
(6)主体性主动性。当代管理理论常常有意无意地把管理活动中的人(个体与群体)当作一种消极被动的客体。早期泰罗时代的“经济人”假定是如此，后来的行为科学的“社会人”的认识也是如此，后者往往把人纳入了消极的需求刺激行为反应的机械模式之中，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管理中人的被动局面。组织文化把人当作管理活动的主体，注重主体行为的自觉性主动性，注重通过组织文化的塑造、群体心理的墙养，来挖掘、激发、输导主体内在的巨大潜能、活力和创造性。在组织中，主体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主体是组织的真正主人。
(7)精神性。与以往的管理理论不同，组织文化理论突出强调组织精神等精神文化范畴在组织管理活动中、在组织文化塑造过程中的核心主导作用。这一点在以往的管理理论中并不为人所重视。
总之，组织文化在管理理论.上、在管理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综合性、民族性、个性、历史性、群体性、主体性主动性与精神性等独特特征，把当代管理理论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使管理从以往过分重视制度、体制、结构、战略等硬囚素硬管理，向着重视精神、价值、传统、作风、群体、个性等软囚亲软管理过渡和转变。
四、组织文化的功用
(1)目标导向功用。为了实现组织预定的目标，把组织成员引异到组织所确定的目标上来，传统的做法强调单纯的策略手段引导。与此不同，组织文化强调通过组织文化的塑造来引导成员的行为心理，使组织成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自觉自愿地把组织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因为，在健康的组织文化环境中，组织目标本质上是群体的目标，它反映了群体的精神愿望、生活信念，道德理想与行为准则。这种溶于组织文化的组织自标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能够引起组织成员普遍的心理共鸣与行为反应，能够规范统一组织成员的行为心理。
(2)‘“软”约束功用。为了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与传统理论强调单纯制度“硬”约束不同，组织文化理论强调“软”约束。组织文化注重管理活动中的精神、价值、传统、群体等软因素，强调软约束软管理，能够弥补组织管理单纯“法制”(，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管理)的不足。组织的规章制度只是组织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规范的反映，‘已对组织成员行为的调整范围很有限。由于其刚性的特质，使它很少能顾及人的复杂实际与多方面的需要，因而很难焕发出组织成员的积极丰动性。所谓组织文化软约束功用，就是指通过组织文化的塑造，可以在组织群体中培养出与制度硬约束相协调相对应的环境氛围，它包括群体意识、社会舆论、共同的风范和风尚等精神文化内容，从而造成强大的使个体行为从众化标准化的群体心理压力与动力。这种软约束比硬约束具有更为强大持久深刻的实践效果。
(3)群众凝聚功用。组织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是组织群体共同创造的。在优秀的组织文化中，寄托了组织成员的理想、希望和要求，关系到他们的命运和前途，也决定了他们的现实生命.共同的文化习性、传统风范、心理意识、行为规范，使组织群体产生强烈的内聚外斥的动力机制。组织文化愈发达水平愈高，群体行为心理就愈协调愈统一，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自豪感和我群意识就愈强烈，组织群体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愈大。
(4)积极的激励功用。组织文化能起到传统激励方法所不能起到的积极的激励作用。因为组织文化的塑造能给组织成员以多重需要的满足，并能对各种不合理的需要通过组织精神的培养给予调节。同时，优电的组织文化能够在组织成员行为心理中持久地发挥作用，避免了传统激励方法引起的各种组织行为短期化和非集体主义性的恶果，使组织行为趋向合理。
五、组织文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1)它是改进和加强组织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课题。以往有些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之所以出现和日常工作“两张皮”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塑造组织文化重要手段的政治思想工作未能结合组织的实际需要。如呆我们能够依据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形成良好的组织风气、作风和行为的规范，把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引导到为组织进步发展而奋斗上来，那么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再是只讲空话了，.而成为有形、有情、有声、有效的实际工作。
(2)它是适应和改进组织管理的客观姗要。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建设高绩效高水平积极向上的各种组织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紧迫任务。这就要求全体组织成员的意志、责任心和主人翁的工作态度，集中到为完成组织任务和发展上来。社会丰义的主人翁精神体现在与组织同呼吸、共命运上，体现在人们关心和爱护组织的实际行动上。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与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研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如果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与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作用，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作用时，将劳动能力量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特别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关于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作者简介：张伟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99级经济学（基地班）
自建国以来，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于是学者们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标准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讨论。如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呢？有的学者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有的学者却对此产生怀疑，认为传统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按要素分配，便以新的方式提出劳动非价值唯一源泉，而这又涉及到了自马克思时代就开始的多元价值论和一元价值论争论的问题。鉴此，笔者特撰此文，对这两个问题存在的几种观点谈些看法。
一、
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与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研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如果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③ ，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 （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⑤ 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
价值的形成与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作用，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作用时，将劳动能力量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达尔文幼年时，家中打算把他培养成一代名医，继承祖业；后来又把他送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主修神学，但是他却迷恋上了博物学研究。1831年，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当年12月便以学者的身份搭上即将出航的英国海军部军事水文地理战舰“贝格尔”号，开始了对他一生科学活动具有重大影响的环球科学旅行。“贝格尔”号先航行到巴西，在南美洲的东海岸逗留了2年多，随后绕道南美洲的西海岸，由此往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岛，后来经过印度洋，从南边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再回到巴西，最后由巴西返回英国。全部航程从1831年12月27日到1836年10月2日，历时约5年。
这次科学旅行为达尔文成为一个坚定的进化论学者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贝格尔舰上的航行，算是我生平最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我的整个生涯。”在5年的考察中，他观察到生物界的大量现象，收集到极为丰富的生物材料，进一步促使他思索物种的起源问题。后来，他又博览群书，广泛收集资料，特别是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得到启示，认为生存竞争是生物进化的动力。1858年7月，达尔文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宣读了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并于第二年出版了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系统地阐述并确立了他的学说――达尔文进化论。
进化论的核心
《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不仅说明了物种是可变的，对生物适应性也作了正确的解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并给宗教以一次沉重的打击。随后，达尔文又发表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著作，对家养动物的人工选择作了系统的叙述，并提出性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进一步充实了进化论学说的内容。
事实上，从18世纪后期开始，已经至少有30多位学者用科学精神探讨过生物进化这个问题，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至于一些包含生物进化的思想，则要追溯到十分遥远的古代。把生物进化作为一门科学进行探讨，并首次提出系统进化学说的是19世纪初(1809年)的拉马克。半个世纪后，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科学的生物进化论诞生了。此后，进化论又为孟德尔开创的遗传学所修饰和发展。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原理。该学说认为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而生存的空间和食物都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即“生存竞争”论；在同一种群中，个体之间存在着各种变异，那么具有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则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那些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则适应不了环境，就会被淘汰，这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论：生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其微小的变化积累为显著的变异，于是形成新的亚种或者形成新的种，即“渐进”论；还认为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是由共同祖先进化而来，因此生物有它的一致性，即“共同起源”论。
进化论的疑难
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世就引起世人瞩目。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巨著出版的当天，该书第一版1250册即被抢购一空。它冲破了当时的神学统治，以及“物种不变”的凝结空气，使宗教界的上帝信念发生了根本的动摇。然而，在科学领域内永远不存在终极真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没有也不可能终极人类对生命演化的认识。达尔文学说不仅本身就有一些不足之处，包括一些缺点、错误，乃至在著作中的含糊其辞，而且还留下了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达尔文本人也特意在《物种起源》中写了“学说的疑难”和“对于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异议”两章，承认对他的学说，人们“可以提出许多而且严重的异议”。
上述问题的出现，其实并不奇怪。首先，如同任何科学伟人对科学的贡献一样，在后人看来，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达尔文自然也不例外。其次，达尔文时代的生物学各个分支学科还都处在初级的阶段，不能用今天的科学结论来苛求。例如，由于遗传学知识的贫乏，达尔文无法阐明生物进化的机理。他同意拉马克把获得性状遗传作为一个法则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拉马克所说的那种获得性状对进化并不重要，只有遗传的变异才具有明显的进化价值；又如，达尔文比较注重个体存活的进化价值，但实际上，适者生存主要是在于产生更多的后代，并不是杀死它的竞争对象。雄鹿虽然战胜了它的竞争者，但如无后代仍不能为自然所选择。因此，差异的生殖能力是选择的主要因素；再如，达尔文强调了物种形成中的渐变方式，多次引用“自然界没有飞跃”的观点，这是不全面的。现代进化科学的成就表明，骤变也是物种形成的重要方式。此外，达尔文过分强调生物界中残酷斗争的一面，忽略了广泛存在的协调、和谐关系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
对进化论的修正
达尔文学说是进化理论的经典模式。近100多年来它在反复修正中逐渐充实、提高和完善，并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第一次大修正是1892年以后，以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为代表，并形成了新达尔文主义。第二次大修正是在1938年以后，以美籍苏联学者杜布赞斯基为代表，出现了现代达尔文主义即综合进化论。
综合进化论认为生物的突变(基因突变)、自然的选择、生殖的隔离是物种形成和生物进化的机制。生物遗传物质的突变(基因突变)是所有遗传性变异的来源，是进化的关键。综合进化论无论是在个体的表现型水平上还是在基因水平上，都重申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在生物进化中的主导地位，并且用现代遗传学的观点来解释生物的变异、自然选择的本质等热点问题，否定了获得性遗传是进化普遍法则的流行观点，使生物进化论进入了现代科学的行列，至今依然是生物进化学说的主流。
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物科学的飞速发展，对达尔文进化学说提出了种种挑战，到20世纪90年代则形成了大挑战的局面，也就是目前仍在进行的是第三次大修正，其中已经取得的成就主要来自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有多少分歧和争议，人们都无法否认物种起源的真理和伴随着变异的遗传法则。
“中性学说”：让进化论进入分子水平
现代进化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概念、新理论一般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达尔
文学说的补充、修正和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例如1969年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提出的“中性突变漂变假说”，简称“中性学说”，也是对达尔文学说在微观水平上的补充。中性学说并不否认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在决定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但它认为在进化过程中只有极少部分的遗传密码的变化是属于适应性的，而大部分的变化是通过“遗传漂变”进行的。中性学说强调分子水平的多数突变是中性的，但并不是全部突变都是中性的。中性学说的贡献在于填补了达尔文及综合进化论的研究空白，推动了进化论的发展，使得进化论的研究由宏观形态进入微观的分子水平，同时进化论研究中的定量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间断平衡论”： 较好解释了生命大爆发
寒武纪是距今5.9亿～5.1亿年前的一个地质时代。在这一时期里，大约有50个门的大量多细胞生物出场，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在几百万年时间里一起出现。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也表示自己无法解释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现象。因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生物是“渐进”的，地球上繁多的物种是从无到有，从一到二这样循序渐进、缓慢演变而来的。
相对于达尔文无法解释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现象，美国科学家埃尔德里奇和古尔德于1972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生物进化理论――“间断平衡论”。认为生物进化的过程不完全是达尔文强调的连续渐进的过程，而是突进与渐进交替的过程：生物进化过程不是达尔文强调的线形进化图形，而是间断平衡图形；新种的形成不是缓慢变异积累过程，而是由基因突变或地理隔离形成。
间断平衡论修正了达尔文只承认渐变、认为“自然界没有飞跃”的错误，但是，后者属于局部性质的问题，况且渐变的进化过程也是大量存在的事实。
“小进化”与“大进化”
20世纪40年代，美国遗传学家戈德施米特提出了“大进化”的概念与模式，认为对生命进化而言，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不是“小进化”(种内进化)，而是“大进化”(种间进化)。“大进化”是通过系统的突变(涉及整个染色体组的遗传突变)而产生新种，甚至形成新属、新科和新目。“大进化”研究中的一些内容无疑补充和发展了达尔文关于“小进化”的论述。此外，“协同进化论”认为，一些生物物种的进化与另一些物种的进化是相生相克的，既互相制约，又是相互受益的；它们之间通过竞争夺取资源，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通过共生节约资源，求得相互之间的持续稳定。协同进化观念的提出，纠正了达尔文过分强调生存竞争中斗争性的一面，在反映自然进化过程方面要更全面、更准确，但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现象在生物界也是广泛存在的。
众所周知，人类学家宣称，人类学是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传统分为四支（特别是在Boasians的研究推动之后）：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1]。Robert Borofski（2002）的研究揭示出来，在文化人类学的子分支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薄弱[2]。人类学的分支越来越专一化。过度的专业化是人类学面临的一个问题。
人类学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这个词本身。20世纪初，人类学家把人类学界定为关于文化的科学，而现在人类学家逐渐变为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3]。人类学家把文化界定为他们用来研究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大量关于文化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4]。尽管文化的概念众多并且没有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人类学家普遍承认这样的假设：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换句话说，文化与自然相对，拥有自己存在和进化的方式。
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文化达到了一种滥用的程度，尤其是被“种族中心论”的人误用。Adam Kuper陈述了它的成功：“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到文化中来。”[5]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见证这个世界的文化膨胀。
Keesing在1974年预测了未来的研究热点：“‘雅诺马米文化’、‘日语文化’、‘文化的发展’、‘自然与文化’：我们的人类学家仍然使用这个词，我们仍然认为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从灵长类动物存在的学习传统，使用工具和操纵符号，我们再也不那么肯定文化符号的习得性遗传是人类所独有的了。”
仅仅一年后，Edward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他定义社会生物学为“所有社会行为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6]”同时，他宣称社会生物学的目的是“利用当代综合进化论的成果重新规划社会科学。[7]”
自从70年代以来，所谓的进化派社会科学一直在学术界中发展和传播。我用“进化的社会科学”这一标签来称谓用进化论的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一派研究。这个标签反映了在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交叉，现在有很多学者使用这个词。在进化的社会科学领域最先进的无疑是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人类行为生态学，人类行为学，模因论、以及“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的方法。上述学科的代表发展了他们自己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称之为文化进化论。
那么，早期文化人类学家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而社会生物学家的定义则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性，或者说文化是符合“自私的基因”的利益的。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中也有关于文化的类似表达。
人类行为生态学和“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理论，都在文化人类学对立的角度使用文化的概念，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文化不是生物适应的产物，基因并不能操纵文化。
在行为生态学中文化是在某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生物最大化自己繁殖度的适应性策略。他们在人类行为的水平上研究文化；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对于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型策略（SmithWinterhalder1992）.那么，文化是一种行为的适应性。
共同进化方法包括基因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动力系统。例如，William Durham已经列出了基因与文化作用的五种关系（1991）：cultural mediation（文化调节），genetic mediation（基因调节），enhancement（增强），neutrality（中立）and opposition（反对）.前三种是互动的，后两种是比较的（Durham 1991，205207）。总之，他认为两者在互动中可能会影响到对方。基因与文化的关系将参照：（1）相同的目标（增强）；（2）矛盾的目标（反对）；（3）不同，但目标并不矛盾（中立）。文化不能解释为基因进化的产物。在协同进化理论中，文化是基因与社会文化环境协同进化的产物。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概述了目前的被看作是整体科学的人类学中的危机。首先是，人类学的过度强调分支化和跨人类学的薄弱的合作性。其次，危机的根源是，文化概念在人类学中的滑坡，它被指责将西方的工具加在非西方的社会中的一种中心主义的建构。第三个根源是，“文化”这个概念的膨胀，人类学成功地给出“模因”，并认为它承载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它最终将涵括任何东西。并且如果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危机的最后一个根源是，在进化社会科学中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的讨论。它的表征是从人类学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但是一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背景。
基于文化学理论框架的生命文化学，方便了人们对进化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理解，生命文化学是一个文化学的分支。生命文化学这个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伊诺・若斯在1980年提出的，它是一个物理人类的分支的标签，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关注文化和生物现象。生命文化进化从文化属于非生物学的适应性这个前提出发，将人类与其它生物区分开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人类独立于他过去的进化。
相反，文化有它进化的根源，人类是被他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且建立在人类基因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另外，生命文化学处理一种更为宽泛的主题包括动物和人类的不同。生命文化学进一步研究的是生物和文化适应性及进化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并关注后天PK先天讨论的结论。生命文化学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传统这一方面和从进化社会学另一方面，为了支持人类作为生命文化个体的整合性研究。简单来讲，生命文化学采用了从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认识的相关的发现并从文化角度来进行解释。
生命文化学对于目前的人类学在三个方面的难题起作用。首先，生命文化学支持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性学科的合作性研究。其次，它将文化看作是在科学对人的研究中理论上、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工具。最后，它方便了对人类学和进化论方法在文化的研究上，对人类本质的二分的难题的克服。
[参考文献]
[1]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