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人与自然；生态思想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39-02
20世纪以来，在工业革命的助力下，全球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的大量消耗，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一场维护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生存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各种思潮、理论、组织纷纷涌现，形成规模空前的生态运动和生态革命。国内外的众多学者从不同理论和学说的角度，分析目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希望通过理论分析、思潮引导、组织影响来解决生态问题。
一、生态自然：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人是自然的产物
人类的进化史是自然界的演化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自然资源的支持。地球最初只有无机环境，经过10亿年的演化出现了有机分子，后出现了生命的基本结构――细胞，形成生命体。经过无性繁殖到有性繁殖，生物物种逐渐丰富起来。大约七千万年前，哺乳类动物分化出灵长目动物，随后进化为古猿，并最终进化成人。研究发现，人的物质构成与地球、宇宙的物质构成具有同一性；与地球上的其他动物也具有同一性。因此，可以确定的是，人确实是自然界进化后的产物。
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人的大脑也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心理状态与心理活动都是人的机体构造、行为方式的演变和机能提高的产物，人类进化形成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二）自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和媒介
人是类的存在物，类的形成是需要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这种交往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必须与自然界进行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所以自然界就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桥梁和纽带。
自然界是由人本身的自然和人身外的自然组成的。以人本身的自然而言，人的身体是人际交往的物质承担者，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否则无法完成各项活动。以人身外的自然而言，自然界是人与人联系的媒介物，有助于维系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因此，必须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才能使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三）自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人类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自然，人类的生存需要从自然界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工具，而且人类的精神世界也离不开自然。离开自然界，人既不能生存，也不能发展。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需要依赖自然界，这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旦离开自然，人类社会就会失去最起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来源，o论物质需要或精神世界都会难以为继，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
（四）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为人与人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都会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加以反映和强化，即使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也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实现的，没有人类社会的交往与互动，仅凭个人是无法与整个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的，体现出了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学思想，即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与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在社会关系中，才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自然存在才能超越动物的本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受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总之，马克思生态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着眼点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希望分析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就需要首先梳理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以此为切入点，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人与自然异化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即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分析解决自然生态问题的方法，先从作为创造者的人入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消除生态危机。这些生态思想为当今自然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正确道路，具有非常深刻的前瞻性。
二、生态经济：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关系的实质
（一）二重性理论
马克思的二重性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人的二重性，阐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对于自然来说，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自然长期发展的结果，是自然的产物，自然对于人来说具有先在性。二是劳动的二重性，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需要劳动来作为桥梁与纽带，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是通过劳动交换来实现的。因此，劳动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三是生产的二重性。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是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离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的客观制约性，生产过程都会停止。四是商品的二重性。商品是人们劳动的目的，又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创造，同时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也体现出商品的自然生态属性与社会经济属性，实现了社会规定性与自然规定性的高度统一。
（二）全面生产理论
马克思在《形态》中首次阐述了全面生产理论，将自然、人、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全部生产和再生产。不同于动物对自然的低层次利用，人类进行的能动的自然改造是一种高级形态，能够使自然为人类所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全面生产是人类各种生产的有机统一体，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且是一种全球性的生产活动，它超越了生产人群与生产地的界限，这一全球性生产活动使原生自然得到充分利用和完美保护，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三）物质交换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改善，关键在于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体现在其对立统一的关系上，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时，也应当思考如何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这也体现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桥梁与纽带，认为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能沉醉于掠夺、战胜自然的喜悦中，因为这样的“胜利”只会得到自然对人类更加无情的报复。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更应学会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四）物质循环理论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将物质循环这一概念引入经济领域，并且进行了渊源式的系统阐述，指出物质循环包括生态循环和社会经济循环。物质变换与物质循环都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活动，这些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当代价值，对低碳经济思想的起源、内涵具有深层次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为当代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思路。
三、生态社会：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
（一）生态人口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发现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存在人口过剩问题。马克思指出，人口的多少并不是由生活资料决定的，因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口增长比例并没有固定规律，相反，人口增长与否是历史的选择，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最终由历史来决定人口的变化情况。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历史和社会制度方面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批判，认为马尔萨斯将人口的增加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将社会现象变成自然现象来看待。但马克思认为，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人类所创造的科学技术不断征服自然，使自然服从于人类，表达了他们在人口问题上积极的、鲜明的态度。他们不仅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分析了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他们指出，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分布不同，过分集中和过分稀疏都会破坏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
马克思认为，解决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有两种方法：发展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自我调节。在人类发展史中，人口的再生产常常是盲目的，自我调节也是被动进行的。现代社会下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剧，人口的再生产应该积极主动，并且增加物质生产。另外，他们还指出人口再生产不能只着眼于人口总量，而应协调好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二）环境问题
马克思在其“绿色思想”中，曾经提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人由于其主观能动性，通过劳动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各种交换，满足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自然环境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需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与人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自然进行了无限制地索取和掠夺，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形成人与自然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所得的剥削，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不断恶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应该齐头并进，只有解决了这两大矛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在马克思的所有文献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一词，但在《资本论》中却明_提出了被当代社会概括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可持续消费观，反对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强调人类的消费活动不能超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而应与其相适应。同时，他们也反对抵制消费，主张消费的目的应该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消费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最后指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不断扩大现有的消费量，并且将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形成新的需要，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
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之一是实行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对循环经济进行了阐述。他们在《资本论》中指出，将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将投入到生产中的原材料的利用提到最高限度，体现出减量化原则，同时指出减量化的方法，认为生产工具的改良和创新，以及现代化机器设备的使用，都能够有效地减少对原材料的使用，同时，大大提高原材料本身的效率。
参考文献：
[1]罗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9）.
二、马克思的现代哲学理念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早期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他的哲学活动则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马克思没有受到早于他的叔本华生命、意志哲学、孔德实证主义、基尔凯郭尔存在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但他深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独立地提出了科学实证的哲学要求。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个理论异常活跃发达的时代。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根基的绝对理性主义的哲学精神，使一般理论家都倾向于脱离实际的理论争辩，而马克思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使他首先关注的是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是时代的现实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马克思在他1842年初出茅庐之时，就强调一种超越传统的哲学解放精神：“假如你们愿意明白事物存在的真相，即明白真理，你们就应该从先前的思辨哲学的概念和偏见中解放出来。”[2]（P33）由于黑格尔思辨哲学是全部传统哲学发展的顶峰，这里所说的从思辨哲学的概念和偏见中的解放，实际上就是从一切形而上学哲学传统中解放出来，而不仅仅是指从黑格尔哲学或从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应当再是传统的脱离实际的思辨，而应当是人民的和时代的最深层的精神理念：“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2（]P33）根据这一哲学信念，马克思要求这样一种“用双脚站在地上”的关于“当代世界的哲学”：“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其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就其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的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一般的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2]（P121）在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话里，马克思表明了他的新的哲学理念：他要求创立一种“用双脚站在地上”的、“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新哲学，即由抽象的关于一切存在、整个世界的思辨，回到具体的、现实的、有关人类世界的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回归现实的哲学精神，促使他开辟了新的关于人类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方向。
三、马克思所开拓的哲学新世界
1.马克思开拓的哲学地平线：存在物互为对象的具体联系世界。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新唯物主义”呢？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时，已经表明他的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地平线，与普遍的抽象的“存在”、与普遍的抽象的“物质”或“精神”相反，而是作为包括人在内的实际存在的“自然存在物”，这是从事实出发的新唯物主义精神。它是自然的、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即具体的“自然存在物”[4（]P121）。马克思之所以要从这一视界出发，在于费尔巴哈早就“扬弃了无限的东西，创立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作为哲学的出发点[4（]P111）。而现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就是从无限的东西回到有限的具体的境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方向是现代性的。但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不同，他不是从自然存在物中寻找它们的共同本质，而是强调这种“自然存在物”是“互为对象”的即相互关联的存在物，任何存在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物，都有它的对象性存在，否则就不是自然的存在物，就不能参与自然界的生活。马克思强调“：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的存在物，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的存在物，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就不能作为对象来行动，它的存在就不是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就是一个非存在物[4（]P121）。而“非对象的存在物是一种（根本不可能有的）怪物”[4（]P121）。他举太阳与植物这一明显的例子说：“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保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作为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作为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一样。”[4]（P121）这样，马克思就进入了关系的世界。因此，马克思没有停留在孤立的存在物上，这不是哲学的态度。他的哲学视界，是存在物背后的“互为对象”，即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各种具体联系形成的具体存在境遇，具体的关系，这就是新哲学所关注的东西。因为，正是这种存在物背后互为对象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和联系，才构成了真实的世界。在这里，既不能只要存在物而不要它背后的关联，也不能只要关联而不要存在物，只有它们的联结一体才是具体的真实的存在世界。这样，马克思就从“在者”进展到了那决定它“何以在”的“存在因”；由“存在物”进展到了存在的互相关联的关系和联系的世界。换言之，这种互为对象、互相依存正是一种规定着存在物因何存在、何以存在的“存在因”，正是这种存在物背后的依存关系、相互关联，形成了具体的存在物的存在根据。只有把握对象的关系和联系，才能进入对象的具体境遇。这样，马克思就从抽象的形而上的普遍领域，走向了具体世界的具体境遇，并由此开辟出了以具体的存在境遇为根基的哲学地平线。这是现代哲学摆脱形而上的抽象而回到具体真实世界的重要开拓。仅从这一层次上看，我们也可称之为从存在物出发而把握其相互联系的具体境遇的存在唯物主义、具体唯物主义。这是他的“新唯物主义”的第一层规定性。确认马克思哲学的地平线是具体的存在境遇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表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所以新，首先在于它扬弃了哲学两千年来的形而上的追求，而回到了形而间的具体联系世界中来。从而为正确的哲学认识找到了实证的前提，创立了“实事求是”的哲学立场。这正是他借费尔巴哈的词语称之为“彻底的自然主义”[4（]P120）、“真正的唯物主义”[4（]P111）的东西，是他的“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的哲学新地基。他的哲学慧眼所看到的不是精神，不是物质，而是具体的关系和联系的世界。这就从近代哲学的抽象的无限性世界中走出，回到了具体存在、具体境遇的现实世界中来，开辟了现代哲学的地平线。但是，马克思没有停滞在这里。他对思辨唯心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都疏远了具体的现实的人。他批判黑格尔忘记了人，“把人的一切活动消融在思辨辩证法中”[3](P67)，也批评培根之后的“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3](P164)。有鉴于此，马克思一开始就把握住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互为对象的人，他的一切思考都是与人有关的。他的互为对象的存在世界，不过是人类活动的自然前提（它就是由一个个感性地、有形有体的对象背后的互相关联组成的具体存在的世界）。
2.马克思新哲学的起点：从具体联系世界走向人类世界。现代哲学是从对人的关心开始的。马克思从互为对象的存在世界出发，是为了把握同样互为对象的“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即既有受动性又有能动性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秉赋和能力，作为在他身上存在着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4]（P120），这种能动性与其天然受动性之间，就形成了人之为人的初始矛盾。这种矛盾使人成为自觉的“有我”的存在物，成为一个存在者，成为一个主动的自为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4]（P126）。人天生就有“为人的”能动性，成了自觉地为了人的生存而活动的存在者。一个以人的生存、人的关系、人的人格而自为地生存着的存在者。人作为存在者，像自然存在物一样，与其他的存在物、存在者处于不可分割的关系中，每个人都有它的生命性、主体性、能动性（有其“我”性，有其人性、精神性和具体性）。这样，马克思的哲学世界，就不再仅仅只是互为对象的“存在物”相互关联的世界，他从这里出发，而进入了互为对象、结成关系和联系的具体地存在着、生活着的“存在者”的关系世界，即人的世界、人类世界。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说，前者（存在物）是“作为客体的自然界”而存在着的；后者（存在者）是“作为主体的自然界”[4]（P126）而存在着的，马克思在存在物及其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所看重的，正是“作为主体的自然界”的互为对象的存在者世界，即以个体的人为存在形式的结成关系和联系网络的具体的“人的具体世界”。从物的存在出发而又超越物的存在而进入人的世界，是马克思所开拓的现代哲学的特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与现代其他哲学家不同：他的人的世界是人的具体关联的世界，即既是个体存在又是类的存在的“人类世界”。马克思说：“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的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如果说人总是以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那么，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的存在，正如在现实中，他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对这种存在的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属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4]（P76）。对人的这些表述，表明马克思所借以出发的，不仅仅是人的“个体存在”，而更是既有个性又有类性的人的“类存在”；不仅仅是人的自然存在，更是人的社会存在。这里，就马克思也关注人的存在、个体的存在言，可以说，他同样开创了存在主义的哲学境界。但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要比个体存在更进一步，他的彻底性使他深入到了个体存在的更深入一层的规定：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类的关系。这样，马克思对个人的把握也就是对于人的关系的把握，人的类的把握；而对于“类”的把握，也就是对于个体的把握。因而，在马克思面前展开的人的世界，就成了以个体为体现的人的关系和人类世界。它表明马克思哲学是以人的关系和人类世界为对象的，马克思哲学的人类性就奠定在这里，这是他的哲学第二层重要规定。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对其关系加以更深入的讨论。
3.马克思的人类世界是由关系规定的世界。如前表明，马克思所说的存在物“互为对象”，即两个相互区别开来的存在物之间有某种具体的同一性，并因这种同一性而互为存在的条件。人类社会更是这样。马克思指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4（]P121），即以其他的存在物、存在者为自己的存在前提的存在物，这就总要与它们处于不可分割的关系和联系中即任何个人都不能不与其他物、其他人结成形形的关系和联系。于是，人总是处在某种具体的关系和联系中的人。各方在这种关系和联系中相互中介，以某种方式交流着、交往着，从而成就双方的特质，实现双方的生存。由于人的广泛的互为对象的存在，从而使人的世界成为一个有着种种具体的关系和联系组成的（5）马克思的活生生的关系世界。通过这个关系世界，马克思由存在的物质性而深入到了实物存在的关系性，进入了那规定着人的存在、人的本质的关系际、人际、主体际的世界。人在这种间际世界（姑且这样名之）中交流着，生活着，被种种关系规定着。因此，马克思的人类世界不是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而是由“互为对象”、相互中介的人组成的关系世界，是由具体的关系和联系规定着的、作为人的全部丰富性的人类世界，是个既包括物质活动又包括精神活动的丰富的人类世界。在这里，人不仅是物质的存在者，也是精神的存在者。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者，还是政治的存在者，伦理的存在者，宗教的存在者，精神的存在者，艺术的存在者，乃至情感的、生活的、需要的存在者等[4]（P126），而所有这些存在都是由他的具体的关系所规定的。正是这些关系的规定，人才成为“现实的人”、“具体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换言之，马克思的人类世界，是由种种关系规定着的人的生命存在、社会物质存在的包含了人的全部丰富性的活生生的人类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具体地、有机地相互关联、相互联系地存在着、创生着的关系世界。他是否由此形成了一种关系规定论或关系本源论？如果这一点可肯定，这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第三层的规定性。
4.从关系规定论上升到实践关系论。人作为关系的存在物，他总是处在人与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与人的、人与物的、人与权的、个人与类群的种种关系之中。在马克思看来，“人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3]（P52）。马克思表明，人凭借人的本性和世界之间发生“全面的关系”。而这种全面关系的建立，在于人的需要：人感到在他之外存在着的“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4]（P121），这种需要迫使人不得不与自然世界发生关系。找到了人基于自然而实现于自然的“需要”，紧接而必然要提的问题是：人如何实现自己对于自然物的需要？马克思的回答是：人的能动性使人可以通过劳动活动、通过物质生产实践的感性物质活动，来实现自己对于自然物的需要。这样，马克思就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对象性的关系，上升成为需要与满足需要的物质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人来说是靠生产实践来实现的。因而，人与世界的最重要的关系是基于人的生存需要的生存掌握关系。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把这种生存关系区分为“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3]（P191），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全面地把这种关系区分为“头脑的、艺术的、宗教的与实践-精神的”[5]（P216～217）四大掌握关系，即认识的、审美的、的、实践活动的四大掌握关系，这就概括了人对世界的最基本的生存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一反仅仅从认识关系上看待人与世界的哲学传统，而强调要从人对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关系出发看待人和世界，这从马克思的下述批判可以看出：“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5（]P404）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关系是绝不能颠倒的。把人对世界的生产实践关系看作人对世界的根本生存关系的意义是重大的，它表明，马克思所唯之“物”不是别的，而是人对自然、对世界的物质实践关系。因此，实践关系论是马克思哲学的又一特质。在这里，马克思所看重的是作为自生产、自建构的、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这是马克思“唯物”含义的真实所在。马克思正是从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看待世界的。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马克思创立了实践世界观。于是，马克思就由人的自然存在的唯物主义，进展到了人的社会存在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了，它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这种特殊存在为对象，为基础，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第四层新颖的规定性。
5.从满足需要的生产活动到唯物史观。更进一步看，马克思把人的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看作是第一性的历史活动。并进一步发现了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社会历史。于是，马克思就从最初的自然史，上升到了人类的社会历史即人类史中来了。从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也就随着对象的改变（由自然史转化为人类史），而转化成为历史形态，他称之为“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第五层新颖的规定性。问题是，到了这里，以前的规定性是否都被否定了呢？在这里，前面的各种规定，宁可说都不过是从不同层次审视的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得到的不同深层的内容，因而它们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层内容。如果丢掉了前者，后者的存在就没有了根据。因为历史不能不建立在人的自然存在、人的社会存在、人的关系存在、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问题是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最终规定呢？笔者认为，它仍然只能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一种规定，但还不是它的最高规定性。
人格价值思想是马克思人的学说中的光辉篇章之一,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在当代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人格价值是什么,取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的人的类本质思想和马克思的人的社会关系本质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人格价值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理想人格价值的预设:类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类存在物,在其本性上是自创自为的价值存在物;而作为价值存在物,人又总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类本性”。“类”作为人所独有的存在方式,既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又是人所活动的原则。马克思把人的本性规定为类本性,把类生命实践规定为人的根本的存在方式。人的类生命本质决定了人要不断地超越自己的功利性需要,并追求更高层次的生命生活。因此,它为人们塑造着一个个的理想世界,促使人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奋斗不已,并在客观上促进着全人类的本质的共同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格价值就是人区别于物的根本价值和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价值,对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追求和最终实现也是人类的对自己的人格价值的追求和实现。
二、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才能实现自由的自觉的类本性
1.马克思把人看作是类存在物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是类存在的观点。他说:“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不仅是说, 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既把自己本身的类, 也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 而且是说(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 , 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 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 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马克思还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其他许多地方还频繁地使用“属人的本质”这种说法, 实质上这讲的也是人的类本质。他说:“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性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 表明属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 或者, 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本质。”“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 自然界才对人说来是人与人间的联系的纽带, 才对别人说来是他的存在和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 才是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 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从这些论述中,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对人的类本质的存在,马克思是肯定的。
2.马克思把劳动、实践看作是人的类本质
马克思不仅肯定了人的类本质的存在,而且还具体阐述了人的类本质的内容。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地创造性活动,而且人的类存在主要表现在人的感性实践或改造
世界的活动中。他指出:“生产活动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类的特性”就是类本质,人的类特性就是人区别于他物的类的规定性亦即类本质。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区别于他物的类的规定即类本质,而不是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即人与人相互区别的本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更明确地阐述了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 ,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生产劳动确定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类本质。此外,马克思在《手稿》中、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中,也有详尽论述。马克思指出“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作类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自我确证。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
3.马克思把类本质分为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来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活动。劳动创造了人,正是劳动生产实践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正是在劳动生产实践中,人们一方面改变了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所能支配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改变着自己,人在按照美的尺度塑造着自己,劳动是人们满足需要、发挥潜力和争得自由的源泉。即劳动是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是“生活的乐趣”是人的本性的表现。但马克思又在考察异化劳动剥夺人的类生活中,阐述了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变质了、异化了。他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马克思进一步发现,异化劳动还造成了劳动者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颠倒了类和个体的关系,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使人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同时“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劳动的异化导致了人的异化。
三、现实人格价值的基础:社会关系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类”概念只是一个共性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人对自身理想人格价值的追求也只有通过人自身的活动来得到实现。因此,怎样从这种“类”的共同性走向具体中来,必须由类切入到人的社会存在中来。作为现实活动的原则,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或群体,只能根据自己的特定需要来进行自己的生产生活,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他的。个人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又必须要人积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活动,通过改变自己的外部世界及人自身来实现。因此,要想实现理想人格价值只有在人类不断发展进步中,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最大可能地进行人格关怀,尊重人的生命价值、满足人的现实需要、维护人的尊严。
马克思不仅充分肯定地明确地阐述了人的类本质,表明了人的共性,把人与其他类的动物区别开来, 而且还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人的另一种本质:社会关系本质,继续揭示不同社会条件造就的不同个人。 马克思对于人的社会关系本质非常重视。对于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句话:“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指的就是人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征, 亦即人的社会关系本质。这正如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
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本质呢? 它与人的类本质又有什么区别呢?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 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 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 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 才会有生产。”这就是说, 人们生活在世界上, 是处于两种基本关系之中, 一种是人与自然的生产关系, 另一种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前一种是类外关系, 后一种是类内关系。人在类外关系中, 表现的是人与自然事物的族类区别,体现出人的类的规定性即类本质。人在类内关系中, 表现的是人与人的相互联系与区别,体现出人们的各自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即社会关系本质。人的类本质表现的是与自然相联系中的人, 而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则表现的是社会联系之中的人。
马克思在异化理论中阐述了这两种本质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克思所讲的异化劳动和人的本质异化, 实际上就是人的类本质在社会关系本质中的丧失: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劳动者依然是具有劳动本质的人; 而在社会关系中, 劳动及其产品被他人占有并反过来支配劳动者, 这就使劳动者在社会关系中丧失了做人的权力, 不成其为具有劳动类本质的人。异化劳动的消除与人的本质的复归, 实际上也就是让在社会关系中丧失的类本质重新归还于劳动者, 从而使人的类本质与人的社会关系本质一致起来――唯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劳动者的社会――不仅被剥削者成为劳动的主人, 而且剥削者也被剥夺从而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成为具有劳动类本质的真正的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关键词：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生态观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生态人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生态人类学立足于人类民族文化的差异，探索和总结人类生态行为的差异及其生态后果，揭示生态灾变的成因与形成机制，探寻既能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又能确保生态安全的人类文化支持体系。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多有探讨，集中反映了其生态自然观。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化生态人类学理论研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具有生物性的一面。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发展的产物，始终以寄生方式植根于自然生态系统。因此，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具有先在性。在人类出现以前，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之前，自然就客观自在地存在了并按一定的规律运行着。人类以及人类活动受自然规律的制约，这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点。自然界及其辩证运动是人类产生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人“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违反自然规律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构成威胁。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马克思坚持自然的先在性和客观性，同时又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对人和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的自然界不是那种与人无关的、孤立存在的自然界，而是成为人的对象世界的自然界，即“人化自然”。“被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与人分离的或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自然界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提供了自然环境和条件。人类在利用自然界提供的外部条件中不断地稳态延续和发展着。
自然界为人类社会提供生活资料，为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提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活动场所。“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人类在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改造了自然，也创造了自然。自然界由于人的作用而与人发生了一种属人关系。因此，马克思强调，“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离不开自然界，要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人类社会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对自然环境具有依赖性。因为人类必需从所处的外部自然环境中摄取物质和能量，但是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千差万别，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人类用文化的手段满足他们的需要”，因而也产生了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借助于自然界而进行的，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和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也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在生产力大体相似而其他社会条件相近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丰富与贫乏、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的效率，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生存状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影响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 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
人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凭借不同的文化，通过劳动和自然界发生物质变换。人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并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生活的要素和自己存在的基础。人通过劳动不断地改造和支配自然界，从而创造了一个“人化的自然界”。物质生产劳动是表征“人类特性”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是人所特有的生命活动。人以自己的劳动为中介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并与自然相对立。人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并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作为能动的人而言，要想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要想从自然界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人与自然界之间还需要一个变换的过程，这一变换的过程就是凭借文化进行劳动实践。以劳动实践为手段，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劳动实践。自然是人的劳动实践的对象，离开自然，人就失去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可能性。
生产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不仅生产出人们生存和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劳动产品，同时生产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即人类的劳动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意味着建立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社会结合形式。人是社会和环境的产物，社会和环境也是由人的活动创造和改变的。“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在主体改造客体的实践过程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从根本上说，劳动不仅创造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的存在状态和规定性，而且创造了一切属人的存在状况和规定性的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并通过发展了的劳动使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不断变为现实。
人正是通过劳动而占有和支配自然界。离开了劳动，人与自然的交往和对自然的占有就不可能发生。人与人类社会的存在也不可能。通过劳动，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人与自然由此发生联系和相互作用。通过劳动这一中介和纽带，人使自然发生变化。因此，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系统整体。劳动实践把人和自然有机统一起来，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
三 生态灾变形成的根源
人类凭借文化，通过劳动这一中介，改变了自然的原始状态，使天然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化，自然界按照人的希望和需要发生变化。“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作用于自然，一方面改变了自然界本身的形态和面貌，另一方面也把人的精神要求和价值目标物化到自然界中，改变了自然，也扰乱了自然，引起了对自然的破坏。
人类要获得生产生活资料就必须经历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劳动过程。人类通过生产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对人类发生影响并制约着人类的活动方式。人类的劳动实践具有两面性，即人类的劳动实践是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但也可能以异化形式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成为破坏自然的力量。虽然人总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来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为我的”和“属人的”关系，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时空范围内，人的“为我”的活动也可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异己的”否定性的效应。尤其是当社会存在着强制性分工、存在着私有制和社会分裂为阶级因而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也存在着分裂的时候，人类创造的“为我之物”，就可能“异化”于人而成为异己的存在物。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过分地追逐利润，扰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肆意地破坏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大自然也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无情地报复着人类。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家不惜一切代价，不仅对工人残酷压榨和剥削，而且肆意破坏自然环境。所以，人与自然的对立，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人和自然关系的恶化，是资本和自然关系的恶化。为了利益最大化，资产阶级不会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生产规模扩大对自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相反，他们对自然进行尽可能多的开发和消耗。资本主义把人的一切需要简化为对物的贪求。对于物质财富的贪求又不断地刺激着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这种生产模式，在其前端造成资源的枯竭，在其末端造成环境污染。私有财产统治下的社会，自然界的一切被当成获利手段，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人与自然对立的制度性根源。
四 人与自然和解的途径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中介。在人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是财产关系――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关系。人对过去的劳动成果的占有状况必然影响人们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活动，而对自然的进一步改造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在私有制社会，由于劳动的异化，自然界成了人与人相异化的媒介。被物欲所控制的人们无节制地掠夺自然界，使自然界不仅不能促进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使人与自然相对立。只有建立一种人们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社会公有制，人才会成为自然界自觉的主人，才会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不让自然作为盲目的异己的力量统治自己。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在其社会内部解决。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被消灭，异化劳动产生的条件被消除。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才会恢复和谐的状态。异化劳动的消除意味着人以劳动为核心的类本质的实现。自然界不再是人的异化的媒介，人也不再是自然界异化的根源。马克思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正确处理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并立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去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才能真正地实现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总之，马克思在《手稿》中阐明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人类实践劳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阐明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社会制度层面提出了解决办法。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为生态人类学深入理解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人为生态灾变产生的深层原因，探讨消除人为生态灾变的对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注：本文系广西社科“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桂东古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策略研究”（编号：08BZS002）。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马克思、思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二、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内涵
一般认为，马克思所使用的“物质变换”的概念有三种含义：一是指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这是在化学变化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指的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以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二是指社会的物质变换，即商品交换意义上的物质变换，亦即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以人的经济行为为中心的经济学意义的物质变换。三是指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以劳动为中介的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1]。在以上三种含义中，“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最重要、最能体现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一种含义[2]。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中，劳动直接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具体体现如下：首先，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起点。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自然联系之中。自然界本身并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板、走锭精纺机等，这些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因此，只有以人的劳动和人的物质生产为中介，才能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否则就没有任何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劳动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劳动是人类社会的起点。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的劳动，不仅是人类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更主要的是经济学意义的劳动，劳动的过程不仅仅是自然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人的经济活动的过程。其次，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根本内容。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通过发挥主观创造性有目的地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必需的生存资料，从而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人类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界，使他身上的自然力包括体力和脑力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使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成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马克思说：“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4]。由此可见，劳动过程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根本内容。“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再仅仅是遵循自然本身物质变换规律的个体生命物质代谢，而是人类通过劳动实现的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最后，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既是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又是人的物质资料的消费过程，而这两个过程都是物质变换的过程。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是生产消费过程，人的物质资料的消费过程是生活消费过程。无论是生产消费过程还是生活消费过程，都会把消费后的剩余废物排放到外部自然界，并对外部自然界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自然界和对人类最终是有益的抑或是有害的，是人类以生产活动来引起、调整以及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三、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本质上是生态经济关系
人类的生产和劳动实践活动，就是人类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经济实践活动，因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来完成的。这样，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关系就与人类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在现实性上，人类的生产和劳动实践活动不仅要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同时也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换，即实现个别劳动之间相互交换其劳动，两者内在的统一性则表征着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有机统一性。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有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才能实现，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只有通过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才能实现。首先，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马克思指出，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么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马克思同时指出，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这样，人类的劳动过程首先反映出的就是人类的生理学和生态学方面的特性。而根据生态学的理论可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其实就是人类的生命系统和人类外部的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恰好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生态实质。其次，在社会的整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体现为自然界中的物质代谢、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换以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运动过程，同时也是人类不断地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而且不断地将废弃物和排泄物返回自然界的过程，这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也是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最基本的联系。“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5]。物质变换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联系起来，形成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其实就是物质变换的生态过程和经济过程相互交织与相互融合的过程，是生态经济的运动和发展的过程。这不仅是生态经济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客观规律。最后，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目的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以及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马克思不仅全面揭示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而且还科学地阐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双向的物质变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就曾精要地作出“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的著名断论。除此之外，马克思通过其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不仅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而且明确地提出关于在自然生态再生产的过程中的自然物质减少的补偿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劳动生产必须将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占有和索取与人类对自然界的补偿、爱护和恢复良性循环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科学地处理与协调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只有将改变自然与全面建设自然和美化自然与创造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和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物质变换的断裂
基于自然生态系统自身拥有一定的净化能力和修复能力的作用和规律，社会产品一般都能随自然的作用而回归自然。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界能够完全吸纳人类社会的一切排泄物。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时，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生活消费向大自然排放过量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严重地污染环境，也远远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和修复能力，从而造成物质变换的危机，导致新陈代谢的断裂。马克思有关物质变换断裂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他的“物质变换”概念的生态经济的蕴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6]另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7]。在《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一文中，马克思又提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大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就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生产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8]对于马克思所述的“物质变换的断裂”，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物质变换的断裂”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异化。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物质的交换和能量的转化。在特定的社会形态里，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由于各种缘由占有一定的自然，使得人类一味地追求金钱财富，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福斯特认为：“物质变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达自然异化（以及它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概念的具体方式，自然异化概念在他早期著作的批判中居于核心地位”[9]。福斯特的观点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综合体违背自然的生命律，掠夺土壤中的营养成分，使之构成要素异化，致使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产生裂缝，即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10]。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出现的物质变换裂缝实质上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及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导致的自然本身的异化，而自然本身的异化在人类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不和谐以及当代的生态危机问题。从物质基础上来看，这种断裂就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的异化，亦即自然界自身的异化以及作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即劳动的异化，从而从根本上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异化的最本质的特征。其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物质变换的断裂”。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11]。其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突出的表现在于对资本的支配，并使资本成为社会存在的普遍的中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是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外部自然的破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本性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由此造成资本积累对作为生产资料来源的自然资源的永无止境的渴求，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大生产在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将大量的废弃物排回自然界，大大超出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修复能力，使得人和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受到干扰和阻碍，变成断裂，最终导致土地贫瘠、矿藏枯竭、气候恶化等生态危机问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自身的破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为追求利润，想方设法节省成本，甚至“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12]，工人的异化甚至已经达到威胁其自身的生命健康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分离开来，劳动意愿和劳动必要性分离开来，使作为劳动者的人甚至活得不如过去自给自足的时候。伴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人与自然被强行分离，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生断裂。马克思“物质变换的断裂”的理论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物质变换断裂的根本原因，也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要实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解”，就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消灭资本本身，也就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其一，关于人，马克思表述的有：人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精神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自由存在物；人的本质力量，人的主动性与受动性，人自身的辩证法；人的感觉，欲望、意识、思维、理性、认识、精神、观念；人的生命，人的需要、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活动、人的交往；人与动物的区别，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人的本质力量及其对象化，自然界的人化，人类学的自然界，自然界的人类性，人本主义等等，这是在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中寻求解决人类问题的哲学思考，是人类学唯物主义的自然基础和人的基础。
其二，关于人性（人的类本质）和人类，马克思表述的有：人，人性，个人，人类，社会化了的人类，人的类存在；人的需要，人的尊严，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自由个性，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的劳动、生产、实践；人的独立性、创造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的解放，人类解放等等，这是他追求人的、人性的合理发扬的人性解放、人类解放的人类学唯物主义理论；是人类学唯物主义的人的理论基础；也是第一方面向“社会化了的人类”的深入；
其三，关于人类社会，马克思谈到：人类，人类社会，社会化的人类；人类社会的不平等，马克思的反专制、反特权、反暴政，争自由，争民主，反对蔑视人、轻视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权，正义，出版自由；国家与法，国家与人民，人民与法，人民和国家，市民社会，人类社会，个人与集体，真正的集体，共同体等等，这些表明他是人文主义的最进步的发扬者，是他追求人类的政治合理性和政治解放的人类学唯物主义理论；是人类学唯物主义的政治理性基础；显然，这是对第一、二方面即对人的更深入、更具体的社会政治探讨。
其四，关于现实社会的经济活动的本质与矛盾，马克思论到的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劳动，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社会分工，雇佣劳动，异化劳动，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经济，经济学，利益，拜物教，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利润，经济异化，政治经济学等等，这是追求人类的经济合理性和经济解放的人类学唯物主义理论；是人类学唯物主义的经济理性基础。
其五，关于人类的生产实践与其历史发展观，马克思论到的有：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辩证法，矛盾，实践，人的感性活动，从主观方面理解世界，理论与实践；人的需要，人的生活，劳动生产，物的生产，人的生产，精神生产；人类史，历史科学，人的科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往与交往形式，普遍交往，生产方式，历史前提，人类生存前提，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社会，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存在；历史，历史观，社会历史规律；人的活动，具体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古代社会，东方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等等，这是追求人的思想合理性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解放观的人类学唯物主义理论；是人类学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基础；是对“人类史”、人类历史的总的看法。
其六，关于人的关系存在，马克思谈到的有：人的关系，物的关系，非人关系，关系和联系，对象性的存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生产关系，人的伦理关系，人的生存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人对世界的认识的、实践的、审美的、宗教的掌握关系；人类社会的支配关系，社会的普遍交往；人类性的，人类学的，人类存在的辩证法，辩证方法，等等。这是他力求合理地理解人类世界、把握人类世界、推进人的解放的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是为了把人们从错误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中解放出来的哲学理论；也是整个人类学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其七，关于人的异化与人的解放，主要有：异化，劳动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政治制度的异化，异化的产生与克服；人性，人的关系，人道主义，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真正的集体，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等等，这是追求人类的生存合理性的人的自由、人类解放的人类学唯物主义理论；是人类学唯物主义的人的解放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回归到人本身的更深层的探讨。此外，马克思还以这种人类学视野观察把握自然界，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正是在这一视野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他的人类学哲学。
二、马克思从人类学视野把握人类世界的三大基点
把握住了人类世界，还有个如何建立人类学哲学的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他的哲学理论的立脚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可以说是建立人类学哲学理论的三大基点。在现代哲学的发展中，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基础上更上升了一步，即抛开费氏的自然性的、抽象性的人的本质，人的类特性，而进入社会性的、具体性的人类世界建构他的哲学，从而开创了具体关心人类问题的人类学哲学。在这一哲学里，马克思不是不关心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的类特性，而是把它们放在人的具体的社会存在中考察他们的具体表现。这样，马克思就为真正的人类学哲学打开了道路。它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为这一哲学所确定的三大基点上：即孙正聿先生研究的马克思哲学的立脚点、出发点和归宿点［2］（p163）。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与旧唯物主义相比较，强调他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3］（p17），即站在人类社会的基础上研究社会化了的人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3］（p30），是“现实的个人”，即“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3］（p74）即从具体的人出发研究人类的社会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表明了这一哲学的最高宗旨和未来奋斗目标，即归宿点：“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p260）“立脚点”表明了马克思哲学的哲学立场，不是自然界，不是物质世界，不是自然性的人，而是以社会形式生存发展着的人类，从而使这一哲学具有人类学的性质。“出发点”进一步为马克思哲学把握人类世界确定了原则，即不是从人的自我意识出发，不是从某种精神出发，不是某种抽象的东西，也不是抽象的自然的人，而是具体地真实地存在着的人，它表明马克思哲学是从真实的存在出发把握问题的、关心人的具体命运的哲学。这是新唯物主义的特征。“归宿点”表明，马克思这一哲学的最高宗旨，全部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是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服务的。它表明马克思的哲学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是为了人的合理发展的哲学。立脚点、出发点、归宿点的提出，为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具体确立画出了蓝图。它表明，马克思哲学是因人而起、为人而作具体研究把握人类问题的人类学哲学。从康德开始的西方哲学的人类学转向，在马克思这里得以完成。
确认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视野和由它形成的人类学哲学，还应当强调如下方面：1.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不是以自然为基点，而是以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类为基点；不是以自然物质为基点，而是以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点。2.马克思人类学哲学决定性地使哲学由整个世界转向了人类世界，开创了哲学的人类学时代。3.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立足于对人类的社会人文关怀，这种社会人文关怀是宏观的，是对人类个体及其总和———全人类的关怀，以这一关怀为基础的哲学，应当是关于人类如何合理生存与发展解放的哲学。通过以上几方面，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就完全摆脱了抽象的无人身的精神、漆黑一片的客观物质，而进入到了以人类学为视点的互为对象、充满关系、生机勃勃、感性地生活着的人的世界，就其现实性上讲，这其实就是感性地、活生生地在人的实践面前展开来的人的现实世界。而人，作为“属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这个世界的最有生机的活动者和创造者。这个以自觉的、能动的、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为主体的、从他们的关系和联系、生产和奋斗、实然状态和应然方向、内在矛盾和发展解决方面揭示和把握他们的哲学，就是人类学唯物主义哲学，即人类学哲学。这是一个全新的哲学天空。
三、人类学哲学：关于人类世界合理生存与发展解放的哲学
西方环境伦理学产生于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反思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人类社会实现工业化的三百年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代总和的无数倍，作为结果是自然环境遭到日益破坏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环境危机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显露，人类仅对环境本身的研究已经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从而转向环境与人类关系协调的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又称浅环境伦理观。其基本观点:第一，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惟一相关因素;第二，人是惟一的道德人，也是惟一的道德顾问，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第三，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它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产物。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自视为自然的主人，试图征服、统治自然，把自然界当作任意索取的仓库，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破坏，这种生态环境价值观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行为，引起生态危机的出现，而后者认为人类以自身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价值衡量的尺度，其对自然的剥削程度小于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人类始终是认识的主体，任何认识活动都是以认识主体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作为利益主体的人与人类理智地、合理地对待自然的行为并不发生矛盾，这也是促使人类采取此类行为的内在动力。
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其重要的现实理论依据。人类伟大的哲学思想家牛顿和笛卡尔，推动了人类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牛顿和笛卡尔是“机械论”和“二元论”思想的倡导者。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是在近代机械世界观，以及牛顿力学和笛卡儿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思维方式片面强调分析方法，割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对立的观点应用于环境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极力倡导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无视自然，无视自然界其它生命的存在价值，一切均以人为中心，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开发利用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上绝境。这种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主体地位，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为这种目的论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伦理学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无关，动物不应得到道德的关怀，动物是无理性的、无感觉的机器，它们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只有理性存在物的人类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大自然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存在的，其它生物无内在价值，它们不能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不能成为人类关怀的对象，并且人类对动植物，对自然环境不负有道德义务，只有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
人类中心主义究其实质是以财富单一价值为取向、以科学技术为获取财富的高效手段的现代文明，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以人为衡量万物生存价值的尺度，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把大自然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对自然实行无情掠夺，对自然不讲伦理道德。其实质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道德人，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它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只能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之外。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从人作为主体地位的视角出发，以人为中心，只考虑人的利益，认为动物没有内在价值，人类可以随意地利用它们。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持观点是“动物有感受痛苦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有这样的感知，使它们有权不受人类的任意侵害”。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提倡素食主义、善待动物，不要让动物长期连续工作，要使它们得到足够的休息，不要让它们负担太重，但追究其根源，其实质是对这些动物的关心是为了更好地服从人的利益，为人类服务。功利主义这种理论是基于动物与人类一样有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它们的苦乐具有内在的道德意义，动物的生命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尽管动物解放/权利论对现今来说仍然是狭隘的.但相对于人类抄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来说，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扩大到动物，把道德关心及权利主体的范围由人扩展至动物，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进步。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生物中心论，也称生命中心论。其观点是，人类不应单纯地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应超越对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考虑，应看到地球上各种生物(不仅是动物)都有其利益和内在价值，不管他们是否对人类有价值，都应值得人们的尊重。人类与其它生命形式是同质的，一切生物都具有生命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为别的生命形式而存在的。一切生命形式都是平等的，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以及争取幸福的权利。其思想是把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所有存在物。这种观点相对于动物权利/解放主义来说对环境价值的认识又提升了一个阶段。
动物权利/解放和生物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将道德关心的对象关注于动物和生物个体的研究，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观则集中对生态系统整体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把整个自然界纳人道德关怀的视野。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界的存在物是相互联系的，都应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既包括有生命的物质也包括无生命的物质，包括土壤、水体、植物、动物，甚至它们的综合体，进一步扩大了道德关怀的范围。与动物权利/解放论和生物中心论相比，生态中心主义更加关注其共同体而非个体，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将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所有存在物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当且仅当环境伦理学建立在非人类自然实体具有独立于人的价值的原则论断或前提下，它才可能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为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关系提供了人类利益和需要以外的价值，它没全盘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否定追究人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根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目的是论证自然界的价值、内在价值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非人类中心主义中各种不同观点的差异表现为价值定向差异，如生物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个体有机体，生态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集体有机体。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平等观理论上也存在分歧，如平等的范围问题争论最大，但他们都主张把平等扩展到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中去，主张赋予它们平等的道德权利。“人类中心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三、人类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分歧的焦点——自然价值
上述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理论及观点进行了剖析。那么，究其根源两者分歧的焦点是什么呢?其根本是对自然价值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具有价值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自然的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是两者的统一。在环境伦理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有着不同的见解。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太多的争议，重要的是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自然的价值是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中对自然的把握，即对人的有用性上表现出来的自然价值，即使用价值;在自然的必然性上表现出的自然价值，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于自然的内在价值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万面的见解:第一，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第二，有无内在价值能否成为接受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第三，具有内在价值是否意味着道德地位一律平等?
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自然界中活生生的有机整体构成了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人作为生物物种具有内在价值，是自然界中的普通成员之一。自然界中万物的存在与地球共生，而生命不是人所特有的，其它生命对地球存在的维持、平衡、完整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自然界的其它存在物具有内在的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每一种生物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独特作用。内在价值是由于内在原因而存在，它不依赖于外部的原因，是事物本身的价值。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范畴中，人是价值的主体，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及其程度。在评价某种事物是否有价值是以对人是否有用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从自然对人有用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称这种满足人的自然属性为自然的外在价值。自然的外在价值是一事物因与别的事物发生关系而具有的价值，是以其它事物的存在为基础的，这种外在价值是对别的事物有益，能满足生物有机体和其它组织系统的存在需要，是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自满自足。主要表现在:第一，自然对人具有经济价值。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是人类从事各项活动的重要资本，各种土地、水、森林、矿物及各种动物资源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如果没有这些资源的支持，人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如何进行经济活动了。第二，自然对人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现象研究，使人类在不破坏自然界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界及自然界的各种资源。第三，自然界对人类的精神具有陶冶作用。
“任何客体，无论它是什么，只有当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兴趣时，才获得价值”。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在某种条件下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具有相互转化的功能。我们可以从食物链的关系中看到:兔子吃草，草的内在价值作为食物成了兔子维持其生命的工具价值，而老虎吃兔子，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兔子又转化为满足老虎生存的工具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工具价值的草在死后经过分解又为其它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养料，又由工具价值转变成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关系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有价值，离开了人，自然无价值可言，但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中其它生物也具有价值，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其它生命也可以是价值的主体，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体。罗尔斯顿认为:“传统的理由是说价值就在于利益(实为人类利益)的满足。但现在，这个定义看来只是出自偏见与短视一个规定。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评价行为“不仅属于自然，而且存在于自然之中。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看似辩证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关系”。自然的价值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普遍联系或客观规律，但它是一种以人为尺度的自然价值，自然系统是一种自在价值，是其它一切价值的源泉。“我们既要承认不仅人是目的，而且其它生命也是目的;而且要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在这里，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它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欲咫)历史的教训向人们启示:人类不能再只考虑自己一种物种的利益了，不能只从人类生存工具价值的角度去对待具有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生命系统了。只有当人类实现了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转换后，人类才能看到对于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也具有工具价值，才能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真正转变。
西方环境伦理学产生于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反思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人类社会实现工业化的三百年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代总和的无数倍，作为结果是自然环境遭到日益破坏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环境危机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显露，人类仅对环境本身的研究已经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从而转向环境与人类关系协调的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又称浅环境伦理观。其基本观点:第一，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惟一相关因素;第二，人是惟一的道德人，也是惟一的道德顾问，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第三，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它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产物。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自视为自然的主人，试图征服、统治自然，把自然界当作任意索取的仓库，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破坏，这种生态环境价值观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行为，引起生态危机的出现，而后者认为人类以自身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价值衡量的尺度，其对自然的剥削程度小于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人类始终是认识的主体，任何认识活动都是以认识主体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作为利益主体的人与人类理智地、合理地对待自然的行为并不发生矛盾，这也是促使人类采取此类行为的内在动力。
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其重要的现实理论依据。人类伟大的哲学思想家牛顿和笛卡尔，推动了人类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牛顿和笛卡尔是“机械论”和“二元论”思想的倡导者。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是在近代机械世界观，以及牛顿力学和笛卡儿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思维方式片面强调分析方法，割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对立的观点应用于环境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极力倡导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无视自然，无视自然界其它生命的存在价值，一切均以人为中心，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开发利用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上绝境。这种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主体地位，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为这种目的论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伦理学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无关，动物不应得到道德的关怀，动物是无理性的、无感觉的机器，它们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只有理性存在物的人类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大自然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存在的，其它生物无内在价值，它们不能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不能成为人类关怀的对象，并且人类对动植物，对自然环境不负有道德义务，只有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
人类中心主义究其实质是以财富单一价值为取向、以科学技术为获取财富的高效手段的现代文明，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以人为衡量万物生存价值的尺度，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把大自然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对自然实行无情掠夺，对自然不讲伦理道德。其实质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道德人，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它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只能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之外。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从人作为主体地位的视角出发，以人为中心，只考虑人的利益，认为动物没有内在价值，人类可以随意地利用它们。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持观点是“动物有感受痛苦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有这样的感知，使它们有权不受人类的任意侵害”。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提倡素食主义、善待动物，不要让动物长期连续工作，要使它们得到足够的休息，不要让它们负担太重，但追究其根源，其实质是对这些动物的关心是为了更好地服从人的利益，为人类服务。功利主义这种理论是基于动物与人类一样有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它们的苦乐具有内在的道德意义，动物的生命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尽管动物解放/权利论对现今来说仍然是狭隘的.但相对于人类抄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来说，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扩大到动物，把道德关心及权利主体的范围由人扩展至动物，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进步。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生物中心论，也称生命中心论。其观点是，人类不应单纯地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应超越对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考虑，应看到地球上各种生物(不仅是动物)都有其利益和内在价值，不管他们是否对人类有价值，都应值得人们的尊重。人类与其它生命形式是同质的，一切生物都具有生命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为别的生命形式而存在的。一切生命形式都是平等的，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以及争取幸福的权利。其思想是把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所有存在物。这种观点相对于动物权利/解放主义来说对环境价值的认识又提升了一个阶段。
动物权利/解放和生物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将道德关心的对象关注于动物和生物个体的研究，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观则集中对生态系统整体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把整个自然界纳人道德关怀的视野。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界的存在物是相互联系的，都应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既包括有生命的物质也包括无生命的物质，包括土壤、水体、植物、动物，甚至它们的综合体，进一步扩大了道德关怀的范围。与动物权利/解放论和生物中心论相比，生态中心主义更加关注其共同体而非个体，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将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所有存在物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当且仅当环境伦理学建立在非人类自然实体具有独立于人的价值的原则论断或前提下，它才可能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为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关系提供了人类利益和需要以外的价值，它没全盘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否定追究人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根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目的是论证自然界的价值、内在价值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非人类中心主义中各种不同观点的差异表现为价值定向差异，如生物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个体有机体，生态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集体有机体。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平等观理论上也存在分歧，如平等的范围问题争论最大，但他们都主张把平等扩展到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中去，主张赋予它们平等的道德权利。“人类中心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三、人类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分歧的焦点——自然价值
上述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理论及观点进行了剖析。那么，究其根源两者分歧的焦点是什么呢?其根本是对自然价值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具有价值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自然的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是两者的统一。在环境伦理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有着不同的见解。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太多的争议，重要的是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自然的价值是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中对自然的把握，即对人的有用性上表现出来的自然价值，即使用价值;在自然的必然性上表现出的自然价值，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于自然的内在价值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万面的见解:第一，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第二，有无内在价值能否成为接受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第三，具有内在价值是否意味着道德地位一律平等?
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自然界中活生生的有机整体构成了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人作为生物物种具有内在价值，是自然界中的普通成员之一。自然界中万物的存在与地球共生，而生命不是人所特有的，其它生命对地球存在的维持、平衡、完整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自然界的其它存在物具有内在的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每一种生物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独特作用。内在价值是由于内在原因而存在，它不依赖于外部的原因，是事物本身的价值。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范畴中，人是价值的主体，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及其程度。在评价某种事物是否有价值是以对人是否有用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从自然对人有用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称这种满足人的自然属性为自然的外在价值。自然的外在价值是一事物因与别的事物发生关系而具有的价值，是以其它事物的存在为基础的，这种外在价值是对别的事物有益，能满足生物有机体和其它组织系统的存在需要，是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自满自足。主要表现在:第一，自然对人具有经济价值。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是人类从事各项活动的重要资本，各种土地、水、森林、矿物及各种动物资源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如果没有这些资源的支持，人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如何进行经济活动了。第二，自然对人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现象研究，使人类在不破坏自然界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界及自然界的各种资源。第三，自然界对人类的精神具有陶冶作用。
“任何客体，无论它是什么，只有当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兴趣时，才获得价值”。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在某种条件下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具有相互转化的功能。我们可以从食物链的关系中看到:兔子吃草，草的内在价值作为食物成了兔子维持其生命的工具价值，而老虎吃兔子，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兔子又转化为满足老虎生存的工具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工具价值的草在死后经过分解又为其它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养料，又由工具价值转变成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关系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有价值，离开了人，自然无价值可言，但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中其它生物也具有价值，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其它生命也可以是价值的主体，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体。罗尔斯顿认为:“传统的理由是说价值就在于利益(实为人类利益)的满足。但现在，这个定义看来只是出自偏见与短视一个规定。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评价行为“不仅属于自然，而且存在于自然之中。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看似辩证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关系”。自然的价值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普遍联系或客观规律，但它是一种以人为尺度的自然价值，自然系统是一种自在价值，是其它一切价值的源泉。“我们既要承认不仅人是目的，而且其它生命也是目的;而且要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在这里，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它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欲咫)历史的教训向人们启示:人类不能再只考虑自己一种物种的利益了，不能只从人类生存工具价值的角度去对待具有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生命系统了。只有当人类实现了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转换后，人类才能看到对于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也具有工具价值，才能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真正转变。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6-0079-06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危机，同时也是人类认识自然理念和观念的危机。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能够在科学理性的反思下，重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和伦理观。人类要从“自然观”的认知层面实现对生态困境的超越，就有必要重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实践论“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透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在系统总结历代哲学家自然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通过人类实践的中介，超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困境，实现了自然观之“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契合共生，为当下人类积极应对生态难题提供了“自然观”的道德认知凭藉和道德哲学的思考维度，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人与自然的“异化”
“异化”一词源于拉丁文“alienation”，具有让渡、转让、疏远之意。黑格尔曾经在其主体的自我内部精神的矛盾运动中指明，“异化”实际上是主体内部精神的自我否定过程，是转化、派生出自我的对立面并压迫、制约自我与他物的过程。费尔巴哈借助“异化”批判宗教中的神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过程。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社会批判理论揭示了人类面临的时代困境，“今天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但在同时，它却又在维持着苦役和行使着破坏。个体由此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他的时间、意识和欲望；而文明所付出代价则是，牺牲了它向人们许诺的自由、正义和和平。”［1］这便是由人的劳动异化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文明社会的异化。
基于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对人性做出了原初的“本真状态”的假设，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行，出现了人性的扭曲与异化，马克思由此进一步展开了社会批判理论：人的能动创造本性作用于自然，自然应当成为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本质的外化；然而由于人的类的本真状态的丧失，出现了人的异化，自然的人化也就不是真正人的自然，人类与自然为敌必会带来自然与人类为敌，即自然以一种异化的姿态奴役、主宰、压迫人，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工业社会所造就的商品经济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然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物质财富增值的背后却是人的世界的贬值，当劳动成为异化于人的类本质而存在的机械活动时，人的生命活动便同人相异化，人类原本的类本质追求便成为人类个体谋求生存的手段，人类便失去了作为能动的自由主体的性质，成为劳动的异化存在。马克思批判指出，劳动的异化促动着人与自身“类本质”的异化，
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应当是推动人类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动并不断实现人的“类本质”的过程。人类作为生命主体和类存在，在意识与道德自我意识的激发下，应当能够不断反观和思考自身的生命活动和生存生活，从而不断趋向生命的自主与“自由”。马克思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实践活动却是以异化劳动的形态呈现的，异化劳动的进行成为人的“类本质”不断流失的过程。异化劳动下，人类的生活、生命与动物的谋生活动相等同，人之为人的本质蜕化为谋求肉体生存的手段。然而，肉体生存一旦上升为人的生命的本质追求，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也就模糊了。
异化劳动伴随而来的是异化消费，物欲消费成为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目的，“物”的占有成为人类生命本真状态的表征。如此，物的世界反过来占有和支配着人的世界，人类在物欲的牵引下成为物性的人格化再现，人类的价值和尊严的衡量标准便成为对物质占有的多寡和等次高低，物质欲望的释放和满足，使人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极度“物化”，人拜倒在“物”的脚下，成为物的奴隶。如此，人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成为生命的终极目的，贪欲的释放和人性的堕落同时涌现，物质丰饶中的无度以及对自然的疯狂占有和征服必然成为自然世界的景象。
在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中，自然成为人类物欲占有和征服的对象，它不再是人的本真力量的表现和确证，而人类则在丧失了自身的类本质的基础之上成为臣服于物欲的工具。当人类欲望的释放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便成为人类的工具意义上的存在，人类被物欲工具化，自然被人类工具化。人类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存在价值，蜕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自然失去了作为系统生命的有机整体性，成为原子化的孤立、静止、僵死的质料存在。自然相对于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系统价值甚至内在价值。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而演变为纯粹的目的与手段、征服与占有的关系，原本应当具有的生命关爱和道德关怀被遮蔽，纯粹的物欲征服背后掩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进一步引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过度干涉，以及自然对人类滥用的疯狂报复。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28卷第6期牛庆燕：马克思实践论“自然观”及其生态难题回应马克思曾经指出，当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异化也就产生了。这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由人的异化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异化，也是近现代以来生态困境的历史导因之一。
二、劳动实践与“异化”的扬弃
（一） 劳动实践——必要的中介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从劳动实践的视角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明确指出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中介，劳动实践使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成为区别于动物的生命存在，成为具有自身本质力量的类存在。“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3］169并且，“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57即，人类作为“类”存在物，其超越于动物的本能式生存方式，是在一种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指导的生命活动中，依靠自身创造的文化和知识的力量不断地确证自身，追求生命的自由和自主的过程中实现的。自然作为客观存在的生命本体，其存在并不以人类的物质需要和意志愿望为转移；人类作为能动的意识主体，只有在利用工具并积极地改造自然的生命活动中，才能够在自然中获得物质资料、能量与信息，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个必要的中介转换，这就是人类的劳动实践。
劳动实践活动促进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并把统一的自然分化为“人化的自然”与“自在的自然”。如前所述，人类作用于自然的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消极本能式的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人类通过实践活动积极能动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自在的自然不断被“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成的过程。当然，通过实践活动的中介，人也不断被自然化和社会化，这就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以及“自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自然化”相统一的过程。
首先，“人化的自然”与“自在的自然”。“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3］126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自在自然被打上人类的目的和意识的烙印，按照人的方式和人的需要规定物质的自在存在形态，从而转化为“为我之物”参与到自然规律支配的自在世界的运动过程之中，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3］131 “自在自然”相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言则是具有一种先在性和客观性，而实践活动相对于自在自然而言则具有历史局限性，它永远无法穷尽自然许多未知的奥秘，因此又需要不断的“人化”的力量予以不断地探索。
其次，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实践活动是人类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与联系的纽带。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依靠劳动实践的力量从自然中获得提升，并且“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的介入使得人类从原始混沌状态中独立出来，超越于动物的本能生存而成为人之为人的存在，在人化的自然中不断地生产和创造属于自身的新的生存状况和规定性，因此，人类的活动既依托于自然并符合自然的运作规则，具有“自然性”，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塑造着个人与他人的价值互动关系，而“自然性”与“社会性”同样依靠劳动实践的中介获得统一。
因此，只有在社会的劳动实践中，自然才成为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离开了人类社会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无法理解，“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178自然恰恰只有在依靠人类的理性和智慧而获得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后，自然的存在、本质与规律才在人类的理解下获得广泛而生动的发展，不断印证着自然存在的内涵与价值，“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3］57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122即，人类的社会属性与在社会中进行的实践活动共同推进人与自然的统一，续写着作为自然史的人类历史。
因此，综上所述，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主体的自然与客体的自然、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相统一的中介和纽带，劳动实践的发生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可能，并进一步推动着人类世界的历史演进。
（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已经从实践本体论的视角指明了人与自然界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是人们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就等于说自然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3］95因此，人类应当把自然这种人的无机身体作为自我生命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弃绝统治自然的工具和目的性思维，因为遵循自然规律实际上也是在尊重人的“类”的内在规定性。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相对于人类而言，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研究价值与审美价值，推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完满，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自己的无机身体、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自然由某种“价值之链”和“存在之流”联系起来，人在自然之中，自然在人之中，人类自身的命运与自然自身的命运、自然的未来与人类的未来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三）“类”意识的觉醒与“异化”的扬弃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视角出发，必然会使人突破传统自然观的局限，把伦理关注的范围扩充到人与自然宇宙万物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扬弃人与自然、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分离和对立，使自然在真正完整、稳定和美丽的意义上绽放自身的价值，使人类在“类”的生命完整性和丰富性的角度表现自身的意义，因此，人类在理性自觉地掌握现代高科技成就的基础上应当超越人与自然消极意义上的原始的共生和谐，而寻求人与自然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动态平衡，在尊重自然与人类生命存在的基础上建立良性互动和共存共荣的生态关联。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是一种扬弃人的自我异化、使人向合乎人性的“类”的方向复归、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过程，自然在不断的“人化”过程中也便成为真正的人本身。马克思在其社会批判理论中指出，在一种自发的形成的社会当中，只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还存在分裂，并且分工还不是出于个体自觉自愿的活动，那么，人类的劳动就是异于人类生命活动的异化劳动。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的解放，人类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自然成为对象性的人本身。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120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基础上扬弃了人的本质异化的社会条件，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并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解，“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这是生态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路径，彰显着马克思实践论“自然观”的伦理意蕴。
三、实践论“自然观”及其生态难题回应
马克思的“自然观”强调人类生活实践是人与自然交流与互动的桥梁和纽带，实际上，人类生活实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式谋生的根本方式，是人类在满足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基础之上的主体能动体现，是人类超越了生物性的本能式生存之后，在伦理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所达成的生命意义追求。因此，“自然观”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内蕴于人类的生态实践之中的，这样的生态实践“自然观”突破了技术实践基础上的机械论自然观，超越了伦理实践基础上的道德自然观，在精神文化追求基础上实现了“自然观”之“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辩证契合。
（一）技术实践与“机械论自然观”
求生存是人的生物本能，动物依一种生存的本能从外部自然中直接获得物质满足，而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重要之处恰恰在于获得物质资料的方式，在一种思维意识的作用下，人类能够借助于劳动工具的中介，通过劳动实践活动间接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满足。人类这种实践活动是借助于技术的手段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又可以称为技术生活实践，这是历史上自有人类的实践活动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出现的最基本的实践关系模式。
“文艺复兴以来日益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促进了机械技术的发展，并激发学者们借鉴机械技术的成功，用机械论的思想理解大自然的运行。”［5］人类以技术实践主体的身份把自身的需要和尺度赋予自然万物，作为衡量自然价值的标尺，因此，人类的技术实践活动成为直接的、有限性的目的活动，以无限性地满足自身物质需求为目的，并发展为向自然征服和掠夺的实践活动，自然成为单纯满足人类需要的有用物，在客观对象性的意义上被解析和探索，自然生命系统的丰富性和有机性被忽略甚至放逐，这就演化为“机械论自然观”。“主体是高级的，意味着能动、主动、积极，而自然界的事物，也就是客体，则是低级的，处于被动、受动、消极、受控等地位”。［6］传统“主客二分”的工具论思维模式割裂了自然的科学认知价值与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关系，并且，这种近代工业文明时期的二分式思维模式在张扬和增强了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也同时暴露了人类生命物种发展进程中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在物欲膨胀的精神背景下忽视了人与自然的一体相关性和自然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囿于人类狭隘的物种利己主义的单一性和片面性，从而忽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审美维度，实践和认识活动成为人与自然相关联的唯一纽带， 从而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近代文明时期这种“主客二分”的工具式思维使得人与自然进一步分离和对立。“‘技术理性统治’是现代文明困境的技术根源，当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攫取自然资源的有效手段时，科技异化了。”［7］由此，自然界在人类初年作为大地之母的神圣性和至上性被彻底颠覆。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当自然界被机械僵化的观念所重构时，自然的世界便演化为死寂被动的物的世界，科技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类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野蛮史，因此，人类早期的技术实践内蕴着需要加以辩证否定的机械论自然观的设定。
（二）伦理实践与“道德自然观”
人类在伦理生活实践基础上不断建构着属于自身的“道德自然观”。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担保，道德生活是人类生存基础之上的核心体现，当人类以人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生命时，既展现了自身的生命价值，同时也赋予人与自然之间直接的伦理关系，这是人与自然本质实现统一之后的内在规定，推动着人类在对技术实践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伦理实践的跨越式提升。作为“类”的人的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是人类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生境、社会以及物种自然界的系统完整的道德关怀，更是人类对整体自然生态系统的道德意识的觉醒和自身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完善，在传统人际伦理的文化背景上开拓生态伦理的崭新视野，要求人类在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层重新检讨和审视自身。
“人类的最大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类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碍着我们向更好的未来进化。”［8］人源于自然并与自然一体相依，人类既是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人类的生命存在与命运以及自然的生命机体的持久存续与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热爱自然、关爱生命不仅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在要求和终极使命，也成为人类趋善的行动诉求和实现生命崇高的道德承诺。居于自然与社会联结枢纽之上的人类应当进行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和意义思考，站在狭隘的人类中心立场难以真正对自然生态系统引发一种由内而外的热爱、尊重与敬畏情感，人类只有依靠生态道德意识的觉醒，动员情感的“道德冲动”力量，基于“类本质”的人性“普遍物”，用真心、伦理精神和道德思维去培养对自然的“爱”的情感，关爱自然万物，真诚关注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困境难题，进行道德哲学形上高度的价值了悟和统摄性的生态把握，为当前的一系列生态难题的解决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和探究。如此，不仅是关爱人类自身的情感影射，而且是应对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生态难题的可能的有效之途。
这是人“类”的生态道义责任，也是应对生态困境的理论突破口。由于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在人类伦理实践观的作用下，伦理与道德的关注视野由传统的人与人拓展到人与自然，以伦理和道德的人性把握方式关爱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生命自然界，这就是生态伦理所极力倡导的伦理实践及其“道德自然观”。
（三）生态实践与“自然观”之“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辩证契合
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能够在生态实践的基础上建构属于自己的生态“自然观”，这是人类全面发展的表征和人类自然使命的觉悟和觉醒，它应当超越人类技术实践的有限目的性和伦理实践的价值抽象性，从“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辩证契合的高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话、融合与交流的视野中建构辩证与开放的“自然观”体系。
“世界是一个自身有生命、渗透着神性、处于生长过程的有机体，世间万物都由其生长而来。”［9］整个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不仅是人类同大自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与整个自然生命系统协同进化的历史。“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10］，人类是整体自然生态系统的内部要素，人类作为自然之子，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人与自然二者具有内部同一性，人类依靠自身理性的力量可以能动地改变自然却不能脱离自然而孤立存在，因为“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某种目的性，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11］。所以，人能够超越自身却永远不能够超越自然本身，只有在有意识地维护自然的和谐与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够确保人类自身的永续与繁荣。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运行有利于维护地球生物圈的稳定、完整和美丽，这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运行本身的内在目的和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态伦理实践是人类在经过痛彻的自我反省之后的“自我发现”，是拯救生态危机并探求可持续发展的深切的人文忧患，是一种对客观自然规律科学认知基础之上产生的谦恭和敬畏的伦理心态，是“真”与“善”相伴而行的伦理使命和伦理责任。
从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到对“人定胜天”的执着，直到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确认，显现着人类道德不断进化的足迹，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的存在，同时也是社会的存在和精神价值意义的存在，人类能够通过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反观”将自然物作为审美对象，将自身的“自由”建立在对自然的和尊重之上，在遵循自然之“是”中不断超越，达到“应是”状态，在“精神自由”不断实现的过程中，达至“物我一体”的诗性境界。如果说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存在是为了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需要，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则是为了修护人与自然生命系统的整合与互动，这既是自然生态秩序平衡的维系与构建，更是人类长远的生存利益的需求。在此种“自然观”的关照下，人们以道德的情怀关爱自然，关注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人类的全面发展和最终解放与自由为旨趣，实现人类对自身本质的全面占有，并释放自然丰富全面的多维价值。生态实践论“自然观”站在“全球视野”的文化高度关注整体的生态难题，力图融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意志和道德行为，从而共同面对和处理人类世界的生态困境，寻求一种“诗意栖居”的绿色文明生活境界，它既是人类道德意识形态的完善和进步，更是人类文明形态的进展和飞跃。
由此，人与自然之间应当包含一定的伦理关系，人类理应“有德性”地对待自然，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人类应当积极修复被损坏的环境，对自己的生存家园进行自觉的护理和照管，并努力为自身的行为后果承担生态道德责任，这是人类对其“类本质”不断把握和占有的表现，是“类本质”力量不断彰显的生命过程，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然之途，是绿色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完成了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马尔库塞.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9.
［2］ 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5］ 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44.
［6］ 肖显静.后现代生态科技观［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87.
［7］ 牛庆燕.重建生态平衡：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2）：79.
［8］ E·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M］.黄觉，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5.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发展，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根源于它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讲的实践就是人们所从事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物质活动,是人与对象、主体与客体通过相互作用而实现统一并使人类获得生存、发展和解放的社会历史进程。本文在简单介绍实践的相关概念后，将主要从人与世界关系的视角，来谈谈我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解。
一、什么是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地分析了实践的矛盾本性，从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去把握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所谓实践，就是人类有目的地进行的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
实践的特征有：客观现实性。实践是客观的物质的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实践不是仅仅停留在意识范围内的活动，而是通过人与客观世界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而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的对象性活动。同时，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可以感知的，所以它又被称为“感性的活动”。自觉能动性。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不同，人类的实践是在自觉的目的和明晰的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历史性。实践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活动，而是社会活动，并受着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实践一开始就是社会地进行的，任何个人活动都不能离开社会的联系。实践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历史性。那种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和具体的历史条件的抽象的“实践”是根本不存在的。
二、实践是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
作为人类能动地探索和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本身就是人与世界关系最基本的形式。同时，实践也是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基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认识到实践在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性地位，对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重要的作用。
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在曾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马克思这里谈的物质生产劳动只是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而不是实践的所有形式。其他的实践形式虽然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有异于劳动实践，但基本构成却是一致的，即任何实践都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是主体借助于中介指向客体的一种现实的活动过程，其基本构成要素是主体、客体和中介。从历史上看，正是劳动实践使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并使统一的物质世界分化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对立的方面。人类是从自然界进化发展而来的，所以在人类产生以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要处理好与自然界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崇拜依附于自然；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对自然进行初步开发；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控制、支配自然，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尤其是到了近代，人们夸大了自己在与自然关系中的绝对地位，人类开始一味地对自然强取豪夺，从而激化了与自然的矛盾，人类不得不面对各种生态危机的挑战。人与自然的关系本应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由于人类在之前的历史中只认识到了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没能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善与自然的关系。
实践使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使人与自然相对立，但人始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存于自然，所以，人与自然也是相统一的。人类应该以实践为基础，处理好与自然界的关系，与自然和谐发展。
实践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具体地说，生产实践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基础。生产实践既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因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并相互交换其活动, 才能进行物质生产。因而，实践集中表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实践是人与自身关系的基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本活动，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改造世界即实践决定着认识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正确的认识又能指导实践，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总的来说，实践处于基础性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通过实践，既改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身。一方面，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本质。实践在创造人、使人类从自然界分化独立出来的同时，也造就了人类特有的本质。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也不断地强化和扩大着自己的本质力量。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变得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从而人的智力和思维能力得到进步。
人在生产劳动基础上历史地产生、存在和发展，在实践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不断改善、更新着自己的社会关系，也在实践过程中改造着自身。
三、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批判地吸收了以往人类哲学思维的积极成果，根植于人类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及其历史发展之中，在哲学方法论上实现了对旧哲学实践观的合理超越，是一种科学的实践哲学。它如实地反映了人类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及其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体现了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事物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所以，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都不会过时的。
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不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一个最终完成了的绝对封闭性体系一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心的实践观也需要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发展。
作者简介：张玉莲（1989．10-），女，汉族，四川资阳人，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001—02
生态危机凸显以来，劳动实践作为人类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受到西方绿色理论，尤其是深生态学的批判；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一定程度上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作为理论基石，拓展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矛盾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没有从内在关联上说明人类实践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实践理论的生态学内涵，来说明劳动实践并不是生态问题的成因，而是人在其根本存在方式的维度上，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上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载体。
一、劳动实践中的人与自然
生态问题伴随着人类控制、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日渐凸显，已发展成为影响和制约人类存续发展的时代问题，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绿色理论将人类实践同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实践理论中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过分强调，无限的发展生产力以及专注于改造自然、忽略自然对人类的制约作用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是生态问题的根本成因。那么，实践中的人与自然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呢？
首先，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联系的根本方式，不存在人的实践关系之外的自然界，也不存在脱离了任何具体生态环境的人类实践。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这不仅表现在人作为与其他一切自然生物一样的生物体特性，也表现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必须依赖自然而存在。第二，实践是人类在自然界中存在、并创造社会生活的根本方式，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信息交换，“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6—57。第三，在现实的历史层面上，人类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是实践的统一体。这一方面表现为具体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文明形式，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不同的社会生产和文明形式对环境的改造作用。
其次，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主体际关系。在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实践一直是被作为人类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来理解的，这造成了深生态学对马克思控制自然思想的狭隘理解。自然在历史和社会文明，尤其是物质中，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伙伴”，和人一样具有“自主性”和“目的性”，表现在自然具有不依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单独的类的发展作为主旨，而是以全面的自身的发展为最终目的。人与自然的主体际关系具体地表现在实践客观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征之中。第一，实践的客观现实性不仅体现在活动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客观性，还表现在实践必须依靠客观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生产资料和具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才能得以开展，它的成果也必须以相应的客观形式表现出来；第二，实践的自觉能动性也不仅体现了人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创造性活动，也表现在人的生产实践必须符合外部世界的尺度，必须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正确认识自身的需要；第三，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生产无法超越现存的社会史，也表现在社会生产必须基于一定的自然史。
最后，人与自然的统一根本地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之中。人与自然紧密相关的主体性具体表现在人的实践创造的人类史和自然史的高度统一当中，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过多地关注生产方式转型中生态变迁的作用，但后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内在地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自然的生产力是生产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而自然的生产关系，是受着自然条件制约着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协作方式，是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和它们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生产力的客观性表现在自然的生产力决定着人类劳动中的生产资料、再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自然的生产关系的客观性表现在人必须遵循和保持自然系统内部的各种依存的联系。自然以内在于人类实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方式发挥着其主体性，它与人类的实践互动方式，产生了文化、社会、劳动和自然的整体。人作为既是自然物又是属人的特殊物种是这一互动过程的集中体现。
二、劳动实践与生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