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影响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能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政治文化蕴涵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时,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构成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同时也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见，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政治文化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有效维护政治稳定,首先必须有思想稳定，这就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治文化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和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政治价值模糊、政治心理矛盾、政治信念淡化等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要努力回答和解决社会成员对深化改革的忧虑、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等问题,使政治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土壤中,这就使得政治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政治文化还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坚实思想基础,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政治资源整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突出特点是人治，王权至上,等级尊卑,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人治思想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有残存,例如清官意识、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政治文明建设,就其内容来讲,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个方面。而就其实践来讲,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先进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先进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主和法制等政治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并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来引导和促进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二要处理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要放在同等位置，两者不可偏废。三要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突出主旋律,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要加强政治引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正面灌输,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强化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同时还要关注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用先进的政治文化武装他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力和承受能力,并且随时代的转换,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二要建立政治文化传播网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传播,把先进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三要提高公民参政意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只有建立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巩固。四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一个国家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没有脱贫，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方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努力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
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鉴于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完善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注重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价值观念。要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传递作用，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应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渠道;二是要加强政治专业训练，塑造正确的政治人格，使公民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大众传媒的导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评价，当前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要鼓励人民直接参加政治生活，从事政治实践，直接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公民自主参与意识，同时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
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内容。这种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论证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党和政府权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逊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样是主导政治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问题，则采取自由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自由。”(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政治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现行政治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具有的潜在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实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等政治机制，可以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指战员、各派、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政治机制，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政治角色各关系也相对紧张。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指战员
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共也应该把他们中间“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1页。)。这很有助于满足这些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并缓解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
政策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试图使人们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娶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这涉及到作为法定执政党的中共对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人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向度上：中共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的一致性程度和中共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做出上述行为才能令人服信。对此，主导政治文化强调中共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认为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根本点(注：《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根据这一原则，主导政治文化突出强调中共必须忠实地代表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其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并主张中共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自己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增加政治系统输出结果的社会认同度。对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采取相应的照顾政策，对领导干部加强监督，加大反腐败力度。对新兴阶层中的先富群体，在鼓励其继续发展的同时，对其收入进行调节，以期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在人、财、物各个方面帮助他们加快发展。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采取极其灵活的“一国两制”方针，不强制性地要求台湾的民众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拥护祖国统一，只要爱国，就可以在两种制度下实现和平统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统一大政方针的认同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中国政治文化，除了上述主导方面的内容之外，还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地同上述主导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和离心性倾向，“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诋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发表和出版格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迷信颓废的作品与书籍；有的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歪曲、攻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这种影响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层面均有体现。系统层面，关于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党和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认同问题，、、分子明确反对现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的领导。同时，其他相关群体中也存在不同思想意识和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北方某市一所大学被调查的大学生有68.1%表示“欣赏西方的政治民主”，华中某市高校学生被调查者的17.3%认为“多党政治非常重要”，36.3%认为“分权与制衡非常重要”(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98年第1期，第152页。)；过程层面，关于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的判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成效感低，且认为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度并不很好，这在以下有关调查资料中有所反映。
政策层面，关于现行政治机制提娶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选择，人们也并非感到最优。从相关资料看，2001年，人们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公务执法人员素质差、主管部门渎职失职和政策失误，视为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前四位原因(注：汤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79—90页；
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而这四者恰恰是现行政治机制提娶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具有明显自由化和封建殊余因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对待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崇圣意识、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等。这些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者否定共产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主张改变共产党的地位及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搞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体制；或者过于强调政治权威和政治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把社会民众的利益和命运系在少数所谓清廉圣明的领导者手中，甚至践踏国家法律，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相关原则，把社会利益集团化，集体利益个人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主导政治文化内容格格不入。二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上述内容的构成决非偶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并受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外来诸种因素的影响。
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础上所形成的阶段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现实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72页。)这种“现实的生活过程”，从阶级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的视角看，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要复杂丰富得多。如上所述，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以及原有的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干部和指战员等阶级、阶层和群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也有的学者根据改革以来人们的利益损益状况，划分四个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注：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39页。)。还有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原有的基本阶级作进一步分层研究，例如将农民阶级分为八个阶层等。(注：李琳：《大分化：中国农民的进步与希望》、《发展导报》1993年5月28日第3版。)这些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自然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对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问题作出各自的反应，在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层面对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最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是构成上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主导部分的重要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政治现象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即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政治意识范畴，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受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存在。但是，政治文化不能自动地为社会存在和政治统治服务，必须通过灌输，使其内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为各社会利益群体所认同和接受，才能有效地为政治统治服务。关于政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利益关系只有经过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进行强制性配置的时候，才是政治关系。因而，政治关系或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阶级和国家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关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人民民主)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终于发现的使劳动者在经济上活动解放的政治形式。关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政治问题的重要内容，它与国家的出现、阶级利益特别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扩张密切相关。民族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去认识。关于政治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基本含义是人类社会运用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规则与机制等的不断完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中，政治发展的标准会有所区别，类型也不尽相同，但总的规律是向更合理与合法的方向演进。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得共同利益采取了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但是，“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84页。)。其中，政党是政治斗争最严整的表现。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相应的政治纲领，即阐明自己政治目标和根本任务等重大内容的规范性文献，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并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在现代意义的政党现象中，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都是特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代表者。联系本文第一部分的有关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国社会主导政治文化的内容，基本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也是影响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方面看，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696页。)存在于完整的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宗法式农业经济、集权专制的社会利益配置机制、家国混一的宗法制度和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基础上生成和演进，形成了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法兼重的治国方略、民本理念和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识、修身内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和共处观念、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和纲常意识、过于尊崇先祖的政治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从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设备和资金的同时，也介绍了大量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使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流入中国。就其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影响而言，主要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神学等思想和思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内容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意识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基础相切合，在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中均占有一定的比重，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很多都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交融传承沉淀下来，或融入主流，或汇入非主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形式。这就使得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显得更加复杂多样。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影响很大。一般而言，一定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在该社会的命运，取决于该社会对这种政治文化的需要程度，亦即该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社
会利益群体之利益的相关程度。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选择他们认可的政治文化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因此，在现有的中国社会利益群体格局下，上述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关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也是复杂的。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81-02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影响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能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政治文化蕴涵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时,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构成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同时也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见，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政治文化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有效维护政治稳定,首先必须有思想稳定，这就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治文化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和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政治价值模糊、政治心理矛盾、政治信念淡化等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要努力回答和解决社会成员对深化改革的忧虑、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等问题,使政治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土壤中,这就使得政治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政治文化还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坚实思想基础,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政治资源整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突出特点是人治，王权至上,等级尊卑,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人治思想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有残存,例如清官意识、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政治文明建设,就其内容来讲,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个方面。而就其实践来讲,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先进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先进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主和法制等政治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并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来引导和促进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二要处理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要放在同等位置，两者不可偏废。三要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突出主旋律,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要加强政治引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正面灌输,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强化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同时还要关注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用先进的政治文化武装他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力和承受能力,并且随时代的转换,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二要建立政治文化传播网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传播,把先进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三要提高公民参政意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只有建立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巩固。四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一个国家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没有脱贫，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方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努力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
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鉴于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完善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注重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价值观念。要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传递作用，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应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渠道;二是要加强政治专业训练，塑造正确的政治人格，使公民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大众传媒的导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评价，当前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要鼓励人民直接参加政治生活，从事政治实践，直接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公民自主参与意识，同时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影响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能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政治文化蕴涵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时，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构成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同时也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见，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政治文化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有效维护政治稳定，首先必须有思想稳定，这就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治文化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和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政治价值模糊、政治心理矛盾、政治信念淡化等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要努力回答和解决社会成员对深化改革的忧虑、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等问题，使政治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土壤中，这就使得政治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政治文化还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坚实思想基础，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政治资源整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突出特点是人治，王权至上，等级尊卑，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人治思想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有残存，例如清官意识、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政治文明建设，就其内容来讲，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个方面。而就其实践来讲，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先进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先进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主和法制等政治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并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来引导和促进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二要处理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要放在同等位置，两者不可偏废。三要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转贴于
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突出主旋律，弘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要加强政治引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正面灌输，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强化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同时还要关注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用先进的政治文化武装他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力和承受能力，并且随时代的转换，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二要建立政治文化传播网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传播，把先进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三要提高公民参政意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只有建立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巩固。四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一个国家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没有脱贫，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方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努力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
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鉴于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完善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注重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价值观念。要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传递作用，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应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渠道;二是要加强政治专业训练，塑造正确的政治人格，使公民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大众传媒的导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评价，当前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要鼓励人民直接参加政治生活，从事政治实践，直接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公民自主参与意识，同时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
二、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一词由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一般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在历史长河与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及未来发展有充分的认识。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大学生文化自觉是指作为一个群体的大学生对自己民族和执政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历史化和革命文化的认同和觉醒以及追求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国际思想文化领域交流日益增多，西方发达国家对优秀人才尽力争夺，对外文化渗透的力度不断加大，利用各种方式来传播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比较中华文华和其他文化的差异，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奋斗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悠久的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力量，是纽带，在新时期是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东西。只有深入学习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才能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蚀。在高校中，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忽视了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来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其实，思想政治德育课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课应该相辅相成、不分薄厚的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显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育人应该是一项隐蔽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课是艺术性的课程，它不像思想政治课那样咄咄逼人，目的性、说教性明显，容易让青少年接受教育者，不产生抵触情绪。它可以采取温和多样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把中国文化中优秀的文学、伦理、思想与宗教等和弦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教授给学生。往往文化中的美好爱情、热爱祖国、团结奋斗、孝心勤奋等主题都会得到学生的认同，其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渗透性与感染力都比较强。也就是说，文化课能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把深刻的思想艺术化，对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往往起着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2]也只有大量的接触到中国的优秀文化，大学生才会自觉自动地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优秀文化，克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只有建立自己文化心理的防线，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林林总总的时候，才能做到不惊慌、不震惊，守住自己的道德与伦理底线，也有思想武器与其对抗，经得起西方腐败思想的诱惑。
自从伽达默尔提出关于传统的多元历史性和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以来（Gadamer,1975），伴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潮剧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现实情境的展开，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正如汪丁丁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们各自的已经“消解”的传统（生物的、社会的、与个人的），传统是不能被消解的，它只可以转化。[1]不管你是否承认，我们似乎已经“消解”的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一直存在着，且作为“集体下意识”内化入民族深层心理结构，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
同志今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2]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如何与标志现代性的法治精神相融合？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一个仔细的梳理和反思。
一、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及其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延绵二千多年，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王权基础上，通过礼仪规范而施行的德治传统。集中体现为儒家的治政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应当指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中的德并非仅指“政治道德”，而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修养，即儒家的“圣王”理想。它要求为政者事君如父、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尊贤敬教、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品德。政道合一，伦理道德成为政治价值评价标准，完美的道德修养是从政者至关重要的条件。如唐太宗在警戒他的儿子们时曾说：“桀纣虽为天子，今若相唤桀纣，人必大怒。彦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唤赞道类此四贤，人必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唯在德行，何必论荣贵。”[4]可见道德之重要性。虽然，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中也有法制思想的存在，如孔子在《论语》结尾处指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这与罪刑法定思想、法治思想相去不远，但从总体上说，在“德”、“法”关系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儒家并不否定法的存在，但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德，有耻且格。”[5]，法律治表不治本，诛恶不劝善，所以儒家提出“礼”这个层次更高的类制度化的道德要求。“法”成为“德”的辅助工具。在儒家德治政治文化的德法关系上，大木雅夫的剖析颇为公允：儒家主张明君贤相之说，其基调是人格主义，但由于明君贤相不可能连接出现，为使平庸的执政者、执政官也能公正地施政和司法，儒家因此也强调完善法制以及把法作为信赏必罚的公正政治的基础。[6]
中国传统的“德主刑辅”德治政治文化与英、美国家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法治、立宪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相比，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1）高调的政治道德传统（2）自律本位的政治文化（3）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
（1）高调的政治道德传统。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着浓厚的人性可至善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内圣外王”传统文化影响之下，人们要求为官者具有完美的品德，要求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认为“政治是高尚的事情，参与政治是人具有良好品行的体现”[7]，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与西人的“原罪”观和自马基雅维里以来认为政治是争夺、维护权力、利益的思想大相径庭。
（2）自律本位的政治文化。在传统的“德主刑辅”的德治政治文化中，政治约束主要途径是，倡导为官者提高自身修养和遵循类制度化的礼仪规范。这种自律本位政治文化一直存在于国民的政治价值评判意识之中，表现在国人几千年来的“期盼清官情结”及对“他律”政治————的失望、疏离和无知。
（3）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及天下。得“德”之人先志在齐家，是一家之主；治国，是一国之主；平天下，则是天下之主。中国传统的礼制秩序或伦理角色定位系统保障着这种家长本位政治文化的推行和延续。当下，它表现为“权威主义”、“一言堂”、“百管干部”；表现为从政者对下要求绝对服从，对上则具有天然依附心理。
二、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历史评价
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是在小农自然经济方式、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及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在传统的、较为封闭的、文化高度统一的封建社会中，传统德治政治文化适应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以孔孟为代表的德治政治思想发端于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两个战乱动荡的时代里，德治政治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力主法治，“罪人不孥，刑杀无度”，终于二世而亡，一统天下仅15年。[8]汉兴之初，重黄老之学，先有吕后之乱，后有七国之争。汉武帝继位后，采纳了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提出“德主刑辅”德治政治思想，从此中国政治进入一个基本上长久治安，朝代更替的封建统治时期。由于德治政治思想基本上切合了封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而得以成功贯彻。那些崇儒的朝代基本上也都得到较好地延续和发展。西汉215年，东汉196年，唐290年，宋320年，明277年，清268年。德治政治思想经几朝几展，逐渐升华为政治文化，对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确保社会稳定、发展和繁荣，有不可抹杀的功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8世纪以前的中国能在农业文明中独占鳌头，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虽说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了传统农业国家的社会结构，促进了封建中国的稳定发展，但其终究是农业文明的一部分，与现代工商业文明存在着强烈的时代落差。传统德治政治文化表现出的诸多非现代性特征，使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捉襟见肘，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期，面临久久走不出的困境。
三、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性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9］面对逐渐趋向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道德调节、控制生活的能力显著下降，因此传统德治文化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着三个久久走不出的困境。
（一）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多元化带来的政治道德困境
在社会转型期，逐渐涌起的市场经济大潮激荡起多种多样的价值目标追求，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经历的社会成员对同一件事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价值目标追求，从而出现多元化的政治道德取向。当下，政治道德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传统高调政治道德作为理想追求似乎仍然存在，但无法与现实政治生活融合，也规范不了现实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价值取向多元化状态下，又不能形成适应转型期的、被人民广为接受的政治道德。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在考察、评价干部时还总是从“是不是老实人”、“能不能团结人”、“关不关心群众疾苦”、“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伦理或高调政治道德出发，而现实中的政治却越来越要与人情、伦理相分离，用公正和正义来做为其价值支点。
（二）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导致的“自律律不住、他律跟不上”困境
市场经济对社会的触动，主要表现在利益分化和重组。利益分配改变了以往单一的计划经济分配模式，这大大激发人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的觉醒。受个体利益驱动，加之，新旧体制转轨中的政策漏洞，使一部分人有用不正当手段和不公平竞争攫取利益的机会。靠自我道德觉悟和道德舆论来控制权力，在纷繁的利益诱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开放社会的人们不会在任何时候将任何行为都置于道德监督之下，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时其行为总是想而且也总是能逃避道德约束。在法律尚不完善，他律意识淡漠的政治领域，利益分化所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的。
（三）社会转型时期，中西文化碰撞引起的家长本位政治文化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文化进入我们的视野，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西方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家长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民主、自由、平等理念，使我们感觉到了家长式作风所带来的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侵犯，及其对经济、政治发展的危害。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深入、教育的普及更唤醒了人们要求平等、要求公正的意识，从而对家长权威产生了不服从心理。然而，延绵几千年德治政治文化所蕴含的家长本位文化根植于民族心理之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把家长降格为人民公仆，但人民公仆仍然行使着家长的权力，“当官就是为民做主”的思想至今仍有很大市场。
四、从“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从倡导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入手，以礼仪规范为秩序框架，保障了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发展，但自中国被迫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以降，特别在当下社会的艰难转型时期，传统“德主刑辅”的政治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困境重重。如何走出困境，实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期政治文化在促进变革政治体制、维系政治关系、指导政治行为上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需要精密而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也需要精密而深刻地理解其他文化之精神。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逻辑起点是对这一文化中的某一价值有理解后的批判，而这一批判的依据则是其他文化中与之有联系的另一价值。因此，要实现德治政治的创造性转化，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与之相联系的法治精神，以探求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之必要性和可能性。
传统德主刑辅政治文化是价值探求型（或曰理想型）的政治文化，它把治理国家的大事寄望于“圣君”、“贤臣”，这在处于封闭状态的农业社会确有可行之理由和事证。但在一个经济市场化、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儒家伦理道德很难成为直接可以普遍制度化的、明确且可操作的硬性规范体系，而且其道德内涵也难以满足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理性要求。因此，现代民主政治必须由“法治”作为其支撑框架。尽管法治主义者对“法”的来源、形成过程存在分歧，但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地位上都有一致的共识。法治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的治理中，一切人都要按照既定的普遍为人知晓的规则办事，不违背既定的规则，不凭个人的主观爱好行事，即使是统治者也不例外。（10）法治主义的核心是：“王”在法下。与“德治”主张“德主刑辅”一样，在现实政治中，法治主义并不反对发挥人的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不反对统治者个性的“奇里斯玛”的魅力。绝对的法治主义要统治者和管理者成为一个“只服从法律的人”没有个人“爱、憎”、“激情”的人，也是一种糟糕的理想主义，其设想不仅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也将导致人被“法”异化，丧失人合理批判现实的能力。所以，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在现实政治中，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这是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的逻辑起点。
在厘清“德治”与“法治”各自特点、相互联系之后，实现德治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关键是在于处理好“德”与“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法治”在当代社会是一种现实的治国思想。它通过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法治”进入政治制度领域，必须在外在制度层面上加以落实。在当下社会，应该具体落实在：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成为一个能够立良法的机构，应该依法组织起良好的政府、法院，更应该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依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在感召个人道德上，具有一定作用，但其进入政治领域，与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法治精神难以楔合。正如，中国历史上“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的儒家“圣王”理想，在实际上总是表现为政治化的儒家，变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圣王”理想也沦落为“王圣”。［11］由此，笔者认为，我们不妨把“德”的内涵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政治道德。它在社会政治领域内，规范社会治理方式，对社会政治伦理的或国家公民的政治行为起内在制度化的约束作用，体现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理性要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楔合。如公平、正义等范畴即可归入此类。第二个层次为社团道德。它主要来源于原有的民间道德规范，发展空间是正在发育的第三部门，社区等。它根据社团的不同传统、不同性质，对不直接触犯政府制定的法律、但是违反了社团普遍道德准则的行为,进行道德舆论谴责。第三个层次是私人道德。在这个层次上，个人可根据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修养自身道德。只要其行为不触犯法律、不有悖于作为一个国家公民和社区成员的政治道德和社区道德，其道德选择便是正当的。儒家传统中的修身及三不朽思想在此无疑有很大发展空间。当然，三个层次上的“德”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私人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受到社区道德的影响，而社区道德的演进的根源则在于私人道德的变迁。政治道德的社会化过程必然会形塑社区道德，而其能否有效的社会化，则有赖于社区道德对它的吸纳程度。这一道德内涵上的划分，有助于我们在政治领域寻找到“德”与“法”的楔合点。
以上转化，只是理论上的应然分析，传统德主刑辅政治文化经几千年历史积淀，弥漫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信仰、情感、行为等各个角落，要真正实现传统“德主刑辅”文化的转化，我们必须自觉在社会制度、民众的心理结构及行为模式等三个层面接受“法治”精神的挑战，只有在对挑战的不断回应中，才有可能发展出“德法并重”的政治文化。
注释：
[1]汪丁丁.《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2]罗国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人民日报.2001年2月22日第9版
[3]《论语.为政篇》.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
[4]《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
[5]《论语.为政篇》.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
[6]大木雅夫.《法治与德治——立宪主义的基础》.《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7期
[7]199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中，1995位调查对象有931明确认
为“政治是一件好事情”占46.7%，只有73位认为“政治是一件坏事件”仅点3.7%。
《中国政治人》张明澍.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逻辑》马庆钰《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二期
[8]《史记.秦本记》
[9]《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发展》包心鉴，《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10]大木雅夫.《法治与德治——立宪主义的基础》.《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7期
[11]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
onthecreativetransformoftheruleofvirtueintraditionalpoliticalculture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内容对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注重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且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其中。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可以实现内容上的完美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当前的主流文化，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盘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诸多育人的宝贵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如在“原理”课的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契合深化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如从古代神话的开天到女娲补天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人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渴求。通过神话故事的推介激起学生学习与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思想介绍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并形成深入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习惯，增进文化自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某种“抑商”倾向，但在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也形成了自己的“经商之道”，并积极探索经济运行规律。如春秋末年的“范蠡认为物价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他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自发波动”，中国古代的经商之道与价值规律虽表述形式稍有不同，但实质相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崇尚大同理想，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不能忽略诸如“大同理想”一类的重要社会理想资源。如《礼记•礼运》中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及近代康有为、孙中山等分别阐扬的“大同理想”，尽管他们的大同理想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痕迹，但其在中国社会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本土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理想的典型代表，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内在契合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充分挖掘其中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通过两者的比对、分析，建立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不仅通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还从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空间距离，缩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时间跨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育人化人中的作用。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载体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创新传播载体，即不断创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具体而言，要注重实现口语表达精致化和演示文稿即PPT展示精美化。口语表达精致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充满智慧的宝库，在其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接过程中，要注重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方式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方式现代性的双重转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现代语言展现古典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与奇效。口语表达可以采用古文的方式，但要做适当的解释，否则，学生没有听懂，起不到交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教学语言上做好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结合，展现出其历史的生命力与思想的深邃力。PPT展示精美化：现代化条件下的教学往往借助PPT的手段，PPT具有易保存、易共享的特点，特别是学生在课后可以下载PPT，考前复习会阅读PPT，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PPT展示精美化不仅体现在制作的精细与美工上，还应注重将现代艺术元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元素有机结合，在PPT平台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灵动性。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理性批判
大学时代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恢复其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自主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发挥理性思维的批判作用。教师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自觉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学会用理性批判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讲到历史观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引入历史上现实存在的、且争议较大的人或事，如清末帝后之争。有的同学可能将清朝的灭亡归结为慈禧一人之过，甚至将中国近代的受欺压、受的悲惨史实归到慈禧一人头上。一方面，允许学生积极思考，开动头脑，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让学生从思考“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作用”转到思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让学生从人物的批判到封建制度的批判，并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正确对待封建制度中的优秀文化。除了在课上引入中国历史上的人与事外，还可以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若干观点，如讲人的本质时，引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非善非恶论等，一方面，介绍他们思想中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辩证看待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并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说加以对比，进一步指出强调阶级社会中人性是具有阶级性的。
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手段外，还包括学校、政府、党团组织进行的正规的社会化活动，也包括社会和学生社团的自发的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要求开设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系统性、正规性、强制性和控制性。相比较而言，其他政治社会化渠道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化手段，在调控性和反馈性方面效果较差，有时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除了主流的政治文化，也有非主流的政治文化和糟粕的政治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使大学生分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政治文化，摒弃不良文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丰富、灵活自如有效缓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机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有效弥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强度不够、内容不深、教育不系统的问题。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大学生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而大学期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最有效、最直接、最系统和最快捷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它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体”，是大学生成为政治人的必经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用”，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作用。
1.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水平。政治知识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大学生才有可能形成相应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形成与完善政治人格；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的提高，是掌握一定政治知识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的认识、判断、评价各种政治现象，把政治知识提升到更高的理解层次。大学生政治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大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文化，帮助大学生获得政治知识和正确的政治信念，以此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课堂教学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授给学生，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观念。大学生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身素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自觉抵制非主流的政治文化，熟悉国家的政治准则，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
2.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大学生追求独立自由，有自己的思想，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参与意识。但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尚不稳定，情感波动比较大，容易冲动，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形成一些不良的思想观念：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政治态度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通常表现为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意志等。当大学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升华时，就会产生坚定的政治信仰，所以，政治信仰是大学生政治态度最高级的形态。个体对政治体系的强烈的认同意识可以对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保证国家的政治团结和稳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从网络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忠诚感和朴素的爱国意识，关心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过受大学生心理发展和政治认知发展的制约，这种认同感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征。大学生认同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现代化是个内涵丰富的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罗荣渠先生将“现代”定义为一个的概念，“现代”是已经存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具体时间上的界定是指十八世纪西方革命以来的时代。钱乘旦先生认为“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变动，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转换，它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1]（P23）由此来看，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一、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权威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因为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不同，它们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也各有特点。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生型现代化国家。这类国家是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它是因为其内部的渐渐变化而开始现代化的，“现代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中世纪的束缚一点点地解除，社会容忍程度一点点增加，人的自由慢慢扩大，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愿望逐渐被社会接受，所有的变化都是而然发生的，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1](P6)其代表国为英国。第二类是国家改革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国家在面临国内外危机的时候，统治者能够及时的进行变革，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革新，实现政治民主化。此类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第三类是国家革命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类国家多是亚、非、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他们在某一政党或个人的领导下，国内外的反动统治，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力量为主导，推进现代化。其时间多集中于“二战”以后，由于各国的具体环境和选择的社会性质不同，其政治现代化道路呈现多样性:印度直接移植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韩国走了一条“威权为体，民主为用”，先发展经济，后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就中国而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环境等一系列因素使其政治现代化更受关注：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威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等之间的争论在中国屡次出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界、思想界就出现了三次争论：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君主救国论”和孙中山的“共和制”间的论争；第二次是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之争；第三次是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和艾思奇、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的争论。三次争论以第二次争论最为激烈。在此次争论中，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权威、专制等思想的认识。独裁派以丁文江、蒋廷黻为代表。独裁派主张独裁主义，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权威主义。中国内乱外患不绝，因此国家贫弱的关键在于中央权力是否集中，地方势力、知识阶层是否拥戴中央政府。基于此，“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因而须先经过专制阶段；而中国有史以来尚未有过真正的专制，故当务之急便是建立这种专制。”[2]（P365、366）对于独裁派的主张，胡适、张若奚等组成强大的民主派阵营，对独裁派进行猛烈抨击。他们从独裁的不必要性、不可能性以及历史发展趋势这三方面论述独裁政治的不可行性。相反，民主因其公开性、广泛参与性、监督性等诸多优势，必会提高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凝聚国人的力量，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向强盛。因此，“在今日的中国，民治是可能的，而独裁是不可能的。”[2]（P381）这次争论在宣传气势上民主派赢得压倒性胜利，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的思想依然一片混乱。对于民主为何，如何实践，人们缺乏实践操作经验和规范的程序。在抗战大潮中，人们又不自觉地选择了独裁模式。
对于上世纪前半叶的这三次争论，我们可以把它们放于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考虑。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之下：辛亥革命打倒了封建王朝，却使社会权威价值丧失，人们思想处于混乱之中；30年代的中国则因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并且日本正一步步加紧对华侵略；40年代的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中，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因此，这三次争论的发生，不仅受文化因素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有着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在论战中，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将论战推向高潮，中国也因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选择集权模式。对此，我们不禁思考：倘若中国处于一个和平的发展时期，中国在现实中的政治选择又会如何呢？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又一次出现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中政治模式选择的争论，即“新权威主义”的论争，而这次论争正是在和平时期产生的。下文将通过对此次论争的回顾、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十几年来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作一探讨。
二、“新权威主义”争论的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巩固政权、改造、肃清思想等多种措施，确立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集权主义化模式。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控制国家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中央机构由信得过的和忠诚的党员构成，地方党组织严格服从上层安排，最后还确立了党高于国家政府机关的优越地位。经济上，在以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代表社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中央企业属于其中央相关部门的管理，地方的企业属于地方部门的管理，导致企业脱离社会，形成所谓的“条条管理”和“块块管理”的。社会生活上，将整个社会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完全控制之下，社会的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农民置于合作社之中；工人置于“单位制度”之中；知识分子则在一次次的批判和改造后，独立性日益弱化，或成为政权的依附者，或远离政治，与世无争。社会成员的阶级意识不断加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区分“阶级敌人”、“一般群众”、“革命群众”、“党员”等不同身份的人。
这种集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1958年达到顶峰。“”和的实行，无视实际条件和经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经济。在意识形态上，强调阶级斗争，不断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1958年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认为“新中国从确立到发展就体现为一种不断革命的发展过程：‘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3]（P25）。这种思想的最后总爆发就是“”的发生。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全面衰退，中国经济损失5000亿，相当于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6。[4]（P386）但因为的存在，这些问题很少被广大政府重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也因为的个人魅力没有受到人们的质疑。1976年随着的逝世，权力的更迭，中国共产党在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树权力合法性的任务。
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的自而展开的，但从一开始就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需进行相应政治上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但是，因为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的需要，政治改革始终没有深入展开。80年代中期，政治改革被提到前台，但在改革之初就遇到种种问题：①一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和投机的商人结合，倒卖市场紧缺物品，哄抬物价。②在对地方分权的过程中，地方财政能力不断扩张，但中央财政能力却不断缩紧，地方政府大行地方保护主义，地方“诸侯割据”严重，中央无法从全局控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物资紧缺、社会混乱的局面。
于是，改革了10年之余的中国，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思考经济、政治的发展。二者在现代化中的关系如何？政治民主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些问题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再度活跃，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热情再次被激发起来。1988年左右，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论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在上援引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在实例中则援引韩国等国家在“二战”后通过专家治国促使经济腾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发展策略，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集权下才可以加速发展，因此中国需要政府的权威和集权。反对新权威主义的（称为“民主派”），认为中国改革遇见的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等许多问题是政治改革中必然的，出现这些问题正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负面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下推动经济发展。这场争论在1989年之后逐渐衰退，但此间许多青年学者加入其中，探询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站在今日，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他们的讨论，结合中国此后十几年现实中走的改革之路，对“新权威主义”争论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走向。
三、“新权威主义”思想模式种种
新权威主义者对新权威主义的具体内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在持续争论中，我们依然可以对新权威主义进行归纳。在此，选取张炳久、吴稼祥、萧功秦三人，对他们的思想作一、归纳。
（一）张炳久：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半集权“的模式。
张炳久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一文。他认为政治是一种活的东西，国家对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体现这种政治模式对政权合法性巩固有多大意义。因此，理解当时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需从此出发，分析其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而不该简单认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可以、也应该同时马上开展的。“一个国家在化过程中追求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在没有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人类可以没有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没有秩序而有自由。”[5]（P32）在对这一论点进行分析时，张炳久把人类至今所经历的政治模式分为三种：集权模式、半集权模式、分权模式。集权模式是与传统经济相联系的，中国在1978年改革之前，西欧在中世纪都是这种模式；半集权模式是专制向民主的一种过渡，亦是由简单商品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必要过渡期；分权模式是，它表现在人民监督、权力分散、军队国家化等方面。在不同的政治模式下，经济与政治的各种关系亦有不同。详见下表：
“（指80年代改革之时），我国处于这种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就是说，计划经济和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对象。”[5]（P17）中国的改革就是要使中国由第一阶段步入第二阶段，即“经济上，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体制转换，建立以明确产权为基础、以组织良好的市场为条件的商品经济；政治上，完成由直接管理经济的全能性政府向间接服务于经济的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的转换，建立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5]（P2）
在具体分析到中国的半集权模式时，张炳久认为这种模式在中国应具有以下特征：①政治上的集权并非党政不分，应存在二元权力结构。形成执政党向国家政府机关输送人员，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由政府具体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党的领导模式；②经济上的自由表现在“政企分开”，实行“厂长负责制”，由厂长管理工厂的日常运作。厂长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主管部门任免。在现阶段，中国实行这种模式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十分脆弱，无法营造一个有利发展环境，这就需要“半集权”政治体制的帮助；②分权体制的一系列规则与运行方式需要长时间结合中国国情才能形成；③只有在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成多元的经济力量时，才能为多元政治力量提供经济基础。中国在实行这种模式后，的自会不断扩大，这会促进多元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也会精简人员，精简出去的人员则会在市场上寻求发展机会。再加上知识分子、农民等其它多种社会力量的发展，中国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后，会形成多元的社会力量，这为“分权模式”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二）吴稼祥：新权威主义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必要过渡
吴稼祥对新权威主义的论述是站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角度上分析的。他援引许多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强调新权威主义的普遍性和必要性。
所谓“新权威主义”，吴稼祥认为体现在两点：一是“新”。“新”是和“旧”对立的。之所以新，表现在“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中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7]这是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最大区别。另一点则体现在“权威”二字。这是与自由民主比较而言的；权威体现了中央权力的集中，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克制社会腐败、物价飞涨等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不同与旧权威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另一种政治模式，它是两者间的过渡桥梁。详见下表：
在分析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时，吴稼祥首先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走向现代都必需经历新权威主义。在《萌芽与移栽：个人所有权成长的历史道路》一文中，他发现英国的都铎王朝是其现代化的护航者。此后，又发现即使是在印度或美国这样看似没有新权威主义的民主国家中，其实新权威主义的角色是由早期殖民者扮演的，殖民时期的议会体制培养了人们民主的习惯。因此，“在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8]（P52）各国为何都有如此选择呢？吴稼祥认为，一切伟大变革时期，国家的政治结构都会受到冲击，尤其是大国的政治更容易在两种极端间摆动，“一种是旧权威主义的中央集权，不给地方自治权；另一种是类似于美国的邦联主义的分裂思想，想取消中央政府。”[8]（P51）前者导致旧体制复辟；后者使国家分裂，权威削弱。新权威主义正好将两者调和，既不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使权力过于分散。因此，各国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选择新权威主义也就不足为怪，这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逻辑。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传统权威走向衰弱，新权威主义的实行可以将各种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寻找新权威主义的依据时，吴稼祥还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主的逻辑----民主离不开市场。①在市场上，政府的公共权力与公共决策的数量相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有利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扩大个人空间；②市场培育了多元的经济利益集团，这有利于政治多元化的形成；③市场中契约化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契约化的发展，这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现实条件；④市场使政治、经济分离，这为政治体制内部权力分立创造了条件。因此，一个健全市场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赖以形成的基础。第二，市场的逻辑----市场化需要权威。市场化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由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80年代的中国，我们可以理解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处于“经济——政治”的高度一体化向“经济——政治”的二元分离这个过渡中。在此期间，由于没有健全的法规，这就很可能出现“权力寻租”和“市场分割化”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面对这一，就需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以政府的政策弥补之不健全，形成政府间接指导下的经济自由。
新权威主义何以不会受到压力，重蹈旧权威体制？吴稼祥认为这是因为新权威主义受到民主的压力。他把民主分为“运动的民主、活动的民主和制度的民主。”[9]前两者是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后者是现代化的结果。运动的与活动的民主存在于新权威政权之中，因为它将人们的政治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但却十分重视人们的合法利益之发展。在新权威主义下，权威并不是集中于一人之手，更确切的是领导集团内部权威加强，集团内部相互协商；同时，社会上逐渐发展的各个阶层也会加快提高自己的地位。来自内、外部的民主压力将会避免新权威倒回旧权威；最后，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制度化民主会逐渐形成，这是新权威主义的归宿。
（三）、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是第三世界非主义国家化的必要阶段
萧功秦对新权威主义的立足于，但他并不把中国改革中需要的模式归为新权威主义，而把它说为“现代化中的新权威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10]（P36）。萧功秦对中国现代化中政治体制的从8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今日，他先后发表了《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以及《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的研究中，作者首先从新权威主义出发，分析其概念、特点，然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中国社会不断变动中，具体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
萧功秦把新权威主义归于过渡性权威主义的一种，认为它是有别于开明专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模式选择。具体的说，“新权威主义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11]（P54）选择这种政权，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面临发展、健全法制、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稳定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其特点是：“①在经济上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主流趋同；②在政治上凭借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军事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③在意识形态上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④对西方先进的、文化实行开放的政策。”[12]在谈到新权威主义的发展前景时，萧功秦指出，新权威主义可能向民主政体顺利过渡，但因其借助传统思想整合社会，也就有可能退回保守、落后的传统社会。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祸害”。为了避免这种危害，就需要发挥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力量，让他们来监督政府活动，才有可能避免这种祸害的最终发生。
而对于中国在改革中所实行的政体，萧功秦并不把它归于新权威主义。这主要是因为：①产生的背景不同。新权威主义多是革命后的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失败后所实行的军人政权，但中国在1949年后就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因此，1978年的改革只能说是原有体制上的自我完善；②依托的经济基础不同。新权威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选择，而中国改革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改变原有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③社会结构不同。中国1949年以来，中产阶级因为商品经济的断裂，而没有形成，缺乏新权威主义学说所说的监督力量；④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源不同。新权威主义依靠传统文化资源整合社会信仰，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其完善，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因此，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中国的改革应属于另一种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萧功秦认为中国的改革从组织层面上看是全能主义结构下的新政运动。所谓全能主义结构是中国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其特点有五：其一，政权全方位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其二，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其三，权力高度集中；其四，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其五，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13]中国自1949年来，经历长达30多年的全能主义社会。在此种体制下政府机构臃肿，经济、政治效率低下，社会缺乏活力。因此，中国有必要摆脱这种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时的改革运动，可以表述为具有改革导向的政府运用人民革命继承下来的传统权威合法性资源来推动的，以摆脱全能主义结构和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为宗旨的新政运动。”[14]（P80）中国的“新政运动”不同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但新权威主义的一些同样可为中国改革所借鉴。针对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国在80年代亦引进了市场，发展商品经济。但是这种先进的制度在中国缺乏适合的生长土壤。旧制度被打破，新制度又未确立，造成人的社会行为、信仰和价值的无序化状态，即社会学上的失范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上会出现“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15]。市场规范的缺序性使经济恶化，就可能形成：“市场化——>经济恶化、思想多元化——>政府权威下降——>民主化思潮——>社会参与膨胀、社会动荡——>经济进一步恶化……”这种恶性循环。正因为如此，中国有必要借鉴新权威主义国家整合社会，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亦需要“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民政治文化水准的权威力量来镇制非自治个体的失范倾向；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力量来推行全能主义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促使政治、经济与文化系统的彼此分离和独立。”[14]（P84）
以上是萧功秦在80年代后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但他这时并没有指出中国改革中的政体将以一种什么形式出现，中国改革后又会形成如何的政治模式，只是指出了中国集权的必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萧功秦的分析在90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98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日趋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并且在90年代中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社会中产阶级逐渐初露头角。因此，萧功秦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socialisttotalisrianregime）”，而已进入了“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阶段。”[16]（P3）
这种体制除了新权威主义所有的技术官僚、低政治参与、经济发展优先等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三个特点：[16]（P3、4）
第一，“后全能体制”社会，存在有限多元化。萧功秦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但在经济领域内存在着多元化，而且在其它政治领域内，在政府认为不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有限有的多元化也已经出现。所谓"有限的多元化"，就是指中国已经通过市场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和政权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的，而且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聚集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而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同时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认同。在后全能主义时代，政体的"实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念，作为国家认同与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这一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在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改革的动员能力，以及抗击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乏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与无序化，又有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
从“全能主义"社会向"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变，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萧功秦认为，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未来民主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他说，“无论主政者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中国已经通过权威体制与现代化导向的一党体制的政治整合，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并在这种政治稳定下，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软着陆，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分化与利益多元化，自主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自主化与逐渐明晰化，以及经济实效意识与世俗价值观对乌托邦教义意识的扬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将对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即"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体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正在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培养出来，这些都是实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16]（P4）。
后全能体制在中国会有多长时间？会将中国引向何方？萧功秦认为“具有改革开放导向的现行一党政治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以及在经济改革所需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方面，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本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与新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质的政治模式将有可能出现。”[16]（P4）至此，萧功秦对中国8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的分析以“后全能主义”理论的形成而完备。
在以上对“新权威主义”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后，我们可以对“新权威主义”作一。一般讲来，新权威主义应有以下两大特征：政治上，政府控制公共领域（包括政权与公共舆论），但开放私人领域，允许个人经济自由，甚至一定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即所谓的“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渗透程度较深，倡导经济优先，政府在加强市场立法的同时，多用政策性规定来纠正市场不足。
（四）“民主派”，反对的声音
在“新权威主义”高涨时，其反对的声音也十分强烈，出现了黄万盛、荣剑、于浩成、远志明等“民主派”学者。他们认为的需要的是分权而不是集权，需要加进民主化进程。下面将他们对新权威主义的反驳与进行简要归纳：
第一、新权威主义者忽视了中国上“——”高度一元化的特征。新权威主义者认为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相结合的模式，是任何国家在化早期所必经的道路。但是，这是站在西方的历史角度分析的。荣剑在《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17]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分析。他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道路是建立在所有制私有化基础上的，在此种中经济已经商品化、市场化，和企业家阶层独立化，经济与政治处于二元结构之中。即使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然而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没有理顺，传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合而为一的，国家集权的政治体系不仅管理政治事务，还统治经济事务。经济组织、经济活动政治化，“经济——政治体制”高度一体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就必需首先破除这种政治垄断，进行政治分权。中国早期改革中出现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等现象，正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太小，经济与政治改革不协调。因此中国必需加快政治改革，实行分权与民主，而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说的集权。
第二、新权威主义者把民主混同于无政府的动乱，把民威和集权权威混淆不分，是个严重错误。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没有民主的基础，过早的实行民主会带来政治的动乱，形成“暴民”，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整合社会，因此这就需要中央权威。对此，民主派认为权威是具体的，不同的权威性质亦有不同：中世纪教会权威建立在信仰合意识形态基础上，东方社会权威建立在宗族家长制基础上，这两种权威都阻碍个人自由；现代权威应该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现代中国需要的权威是现代权威，中国整合社会就必需扩大民主参与，在公民社会充分发展基础上整合社会。同时他们认为，“暴民”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暴民”下，看似人民决定一切、人民打到一切，但它缺少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体系和法治观念，它实际上是专制实质下的民主外壳，中国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这种体制下“集权不受任何约束性的特点，使其可以民意，运动群众按照一个意志模式把社会退到非理性的迷狂中。”[18]要解决这个唯一的是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第三、新权威主义否认了实践民主的重要性。新权威主义者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出发，认为中国缺乏中产阶级，人们没有公民意识；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只能在经济发展后，才有机会实施，主张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发展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民主派否认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民主政治贵在实践。黄万盛将民主的含义分为“理想的层次”、“体制的方面”、“民主的实践”三个层次，其分别对应民主之理念、民主之社会政治结构和民主化的实践过程。“民主不是先验的，而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有实践民主，才能学会民主，运用民主。”[18]他们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因而，任何制度对于人们来说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运用，而在于敢不敢运用。因此，中国现在关键是政府正确的引导民主化的发展，而不是集权。
此外，民主派还从民主与自由，民主、权威与法治等多方面的角度分析民主的必要性，在此就不作一一叙述了。
四、“新权威主义”争论的现实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权威主义”争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政治模式选择的又一次思考。通过上面的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争论焦点集中在集权与分权，“新权威”与民主的政治模式选择的问题上。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有双重目标：“一是谋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二是谋求政治生活的稳定化。”[19]（P370）在现代化中两者能不能同时进行？如果不能，两者又会呈现一种什么关系？这正是新权威主义者和民主派的争论所在，亦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中必需面临的问题。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革者在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时，先后借鉴了英国模式、德国模式、苏联模式，而在1978年以后的政治模式选择中，又似乎是以苏联模式为起点，选择一种新的模式：集权或分权？国家主义或民主主义？“四小龙”模式或美国模式？
自由民主一直是国人的梦想，但“欲速则不达”。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向西方，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处于主导地位的都是英、美式的分权民主制，这种主张在辛亥革命后赋予广泛的实践。但中国长期小农经济社会土壤孕育的“德政”、“王道”等思想已扎固人心，即使浸受西学的胡适也只能寄希望于“贤人政治”式的“好人政府”。“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20]（P14）因此，我们看到“民主”给中国带来的是混乱的政局和暗杀。1927年上台，他通过一系列战争整合了权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以国家主义为本位的经济改革，仿效德国，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等观念，希望以此巩固政权，实现国家之强盛。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本人权力欲望所带来的思想局限性等多方面原因，的现代化也夭折了。1949－1978年中国援引的苏联模式，如前面所言，亦未使中国的现代化顺利进行。
一百多年的实践与失败，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又回到了起点。“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就是要为中国选择一条现代化的政治模式。不可否认，“新权威主义”者认识到了中国近百年来政治现代化的奇怪现象：为什么愈是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现代化中的政局愈是动乱？一个国家该不该实行民主，不是制定了民主制度就能一了百了，这还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的素质配不配享有民主制度。“制度决定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心态正是中国百年来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所在。“民主派”主张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制度决定论”此种心态的。他们强调“权力”和“权威”的分别，但没有看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弱化是很难同时进行的。“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因为各个阶层社会动员程度的不同、对稀有资源拥有多少的不同，经济差距不是缩小，反会有扩大的趋势，从而产生不稳定。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21]（P2）因此，新权威主义强调的集权稳定是有必要的。倘若中国当时也如苏联、东欧诸国积极推进民主化，现在的中国也就可能是现在的俄罗斯。
但是，也应看到新权威主义亦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他们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短期的宏观分析，没有具体化。新权威主义强调集权，但它并未指出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张力该是如何。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但是它并未意识到市民社会亦是需要不断培养才可形成，它不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政策性引导，积极培育市民社会这一现代政治的监督力量。其次，新权威主义者对中国的认识是基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以及对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反思而形成的，是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我们不能否认“民主派”对民主化的要求代表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中国90年代以来的许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新权威主义的一定可行性，但是又不是按照新权威主义的理论条式化开展的。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始终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国家在社会中获得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权威正当性的资格和权力。”[22]（P211）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上台以来就着力于政权合法性的重塑。他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不能再如以往仅通过建立政权、政治思想的宣传获得执政的合法化，发展经济，使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之列是政权合法性的有力支持。“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此时起，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面对80年代后期出现的物质紧缺、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央集权，尤其进入90年代以来，通过财政、经济等多方面改革，在两年多内消化了80年代“过度”放权所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宣告中国将告别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此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市场为基础优化资源配置使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发展。与经济改革相比，政治改革在90年代表现的较为平缓。在坚持80年代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外，中央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塑造政治权威。虽然这一时期的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集中，但十分强调中央对地方、政府对社会的监控力度。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软着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中国共产党才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显目位置：①确立新型党政关系。中共“十五”大确立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原则，把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化，使“党通过执政来进行领导”的原则上升到法律高度，使中国的民主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②适度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扩大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扩大，新闻媒体的监督力量不断加强，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允许私人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新的现象都加快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结语
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主张立足于中国现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执政者鉴用了这一理论。但是，在现实发展中，执政者又非按新权威主义条式化展开现代化的，而是适时的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这说明实践操作借鉴理论，但在现实中，执政者又会综合各种甚至是相对立的理论，促进现实的发展。
：
[1]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化进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许纪霖.《二十世纪思想史论·上卷》[C].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3]《建国以来文稿》[M].第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4]孙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90年代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张炳久.《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6]张炳久认为传统经济包括村社家长制经济、以徭役劳动为基础的庄园经济、以农业和手相结合为特征的经济等多种形式。
[7]吴稼祥.《新权威主义述评》.载于《世界经济导报》[N].1989年1月16日.
[8]吴稼祥.《新权威主义提纲》.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9]《激进的民主还是稳健的民主——吴稼祥、张炳久对话录》.载于《光明日报》[N].1989年3月31日.
[10]萧功秦.《中国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于《战略与管理》[J].1998年第5期.
[11]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2]《“新权威主义”论争简介》，载于《光明日报》[N].1989年3月17日.
[13]萧功秦.《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于“世纪中国”网.
[14]萧功秦.《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5]“软政权”是指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行政命令贯彻能力的退化，行政实施效率低下、规则被任意破坏等而引起的综合现象。
“分利集团化”指在市场发育过程与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益集团用某种特殊的政治或经济力量，以非市场规则的手段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详见《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一文.载于萧功秦.《萧功秦集》[C].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95年版.
[16]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载于《战略与管理》[J].2000年第6期.
[17]荣剑.《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8]黄万盛.《新权威主义批判答问录》.载于《文汇报》[N].1989年2月22日.
[19]王沪宁.《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相关》.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关键词】诚信文化/信用体系/德治与法治/治国方略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新安晚报》2002年11月18日。)
诚信文化正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体，推进诚信文化必须要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诚信文化的建设不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建立政治秩序、生活秩序中都有重要作用，从多方面体现了同志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
一、诚信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1.诚信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诚实信用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也有出现。据《商君书·靳令》记载，“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六虱”。另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闽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即期，囚皆谐满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这里两处出现的“诚信”即诚实信用，均指人际关系中的诚实不欺。正如同志2002年10月24日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注：,2002年10月25日。)我国社会数千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历史上是非常注重讲究信用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实信用的道德伦理观念深受人们所崇尚，诚信成为人的立身之本。人们言必行，行必果，视诚信为生命。孔子主张，讲究信用足以教化民众，进而形成良好风俗，使国家强盛。
2.明礼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全社会倡导包括“明礼诚信”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明礼诚信的倡导又具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道德具有不同的层次与要求，表现为不同的道德境界，是广泛性与先进性的统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道德作用赖以发挥的保证。道德建设要处理好弘扬主旋律与允许一定的多样化、先进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等关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注：《伟大的理论创新》，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页。)为主要内容的德治在弘扬主旋律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而在允许一定的多样化方面，法治是各种多样化所要严守的底线。德治在反映道德的先进性方面的作用要比法治大，而法治在维系道德的普遍性方面的作用又是德治不能替代的，因为法律是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的行为规范，因此，德治和法治双管齐下，实为治国之良策。德治不是万能的，法治也不是万能的，必须相互结合，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必须要进行信用建设。
可见，诚信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道德教化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体现。
二、诚信文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
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的中心环节，因为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保证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注：《伟大的理论创新》，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9页。)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有助于市场参加者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形成良好的交易风气，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是通过每个人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来实现的，是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
1.诚信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民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都参与竞争，因市场主体不同，必须要树立诚信的价值观念才能公平竞争，才能共同致富，才能促进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诚信是实现公平竞争的保证。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是诚信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原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善良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的平衡。坚持诚实信用，就是要求市场参加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当保持对一定道德承诺的敬重。这种主体行为的道德自律意味着市场主体在作出一定的经济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意识到并且能够履行其对社会的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意味着市场主体必须用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因此，要引导主体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益与公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做到义利兼顾，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和欺诈行为，形成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要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人格，以利于增进主体义务感和责任感，形成良好的交易风气，从而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平衡有序的社会利益系统。
2.诚信文化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信用体系建设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都面临信用重建的问题。现代社会都需要一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易，由事物交易发展到货币交易，而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交易为主的信用经济。正如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所讲，信用是入世第一通行证。经过20多年改革和开放，我国经济已基本上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市场交易关系和交易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信用关系，不仅银行信用关系日益广泛，而且工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规模也不断扩大。适应其需要，与市场经济信用关系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信用的作用机制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维系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客观上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发育程度的要求也越高。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为重要。信用环境不良，企业整体信用程度低，将严重制约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建立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之一，是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而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下，一国的市场规模会因信用交易而成倍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
三、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同志在2002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1.诚信文化是道德的法律体现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所动用的法治手段里也充满了伦理道德内涵。这种伦理道德内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就构成了伦理法。伦理法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强调宗信，“信”甚至被作为“五常”中的重要内容确定下来，但儒家的“信”更多是在“诚信”意义上提出的，在儒家诚信伦理中，违反信诺主要是受到良心的自责。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契约”，契约的存在必须是两方以上主体的共在，否则达不成共同的约定；而诚信则完全可以是对每个单一主体提出。(注：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页。)诚信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约则更多地诉诸外在制裁力量。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信用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始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是我国现代法律化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注：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6页。)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注：马原主编：《中国民法讲义》，全国法院干部业余大学教材，第21页。)这标志着诚实信用原则立法的现代化的完成。中国传统法治比较注重法律制定的道德评价，讲究法制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相互协调的配合，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这里诚信原则又是以德治国中的司法规范。
2.建设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同志提出，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地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问题的发生。管理抓好了，法治加强了，就可以堵塞引发违法犯罪的漏洞，依照法纪惩处违法乱纪分子，对其他人又可以起到警戒和教育作用。
诚信是道德的法律体现就是说，它既是一种法律规范，又是一种道德规范，两者互相辅助，也互相制约：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由于被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它就不仅仅只具有伦理的意义；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由于具有严重的道德色彩，它不仅像一般的法律规范那样明确，可以直接用来裁判案件。
同时，法治离不开德治，只有它们相结合，才能推进诚信文化的发展。法治的源头、基础是德治，人类绝大多数法律规范都是从道德规范中提炼出来的，良好的法律源自良好的美德。法治的奏效说到底根源于人们的内心认同。法律不被信仰，那就徒具形式。此外，法治不是万能的，其作用是有限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在总体上只能涉及人的外部行为，而不涉及人的内心世界；二是法律只能调整人的部分行为，而非全部行为；三是法律评价的标准是按一般法律标准设定的，它不能强迫多数人去达到少数先进人物所能达到的圣人境界。
3.诚信文化促进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一个社会要讲诚信才能团结和谐，才能建立正常的生活秩序；在经济生活中，信用是市场交易的必备因素，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讲究诚信才能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诚信也是建设良好政治秩序的基础，因为一个社会的诚信建设，政府是关键。加入WTO以后，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不再直接控制，而在于法律框架内进行协调和服务。政府不仅要处处作出表率，还应发挥监督作用，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规范征信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有良好的政治秩序，形成全社会讲诚信的文化氛围，保障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
四、建设诚信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前我国社会某些领域的诚信缺失现象，首先是从经济领域蔓延和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我们必须以此着手来建设诚信文化，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1.我国信用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在建立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的系统工程中企业信用问题最突出，企业信用失缺，恶意逃债、合同违约、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失信现象屡见不鲜，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违约合同资金有逐年增大的趋势。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要解决好这个矛盾、规范市场秩序不能简单地依靠一次又一次的突击大检查或严打等形式来解决问题，而必须要靠规范的市场经济规则和相应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建立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之一，是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从招商引资来看，我国在某些方面不是资金短缺，而是金融信用短缺，许多企业对信用关系其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体会不深，认识不足，所以赖帐、逃废债务和三角债拖欠成为不少企业行为，金融信用的失衡，金融和投资者放贷投资信心不足，甚至如履薄冰、谈贷色变。我国企业内部普遍缺乏信用管理专门部门和制度，企业内部办公室、人事部、销售部门似乎一个都不能少，但很少有企业设立专门进行内部信用管理的部门、机构，因此，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的现象频频发生。同时企业因对合作客户的信用状况缺乏了解也使许多企业受骗上当，导致经济纠纷大量出现。不少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包括应收账款和商品销售的管理，对与企业发生业务关系的所有主要客户信用状况的调查、征信和管理也没有专门的部门。
从信用管理来说，我国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展滞后，市场化程度低，目前我省也有一些企业有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和信用产品，但不仅市场规模少，经营分散，而且行业整体水平不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对企业没有完备的信用考评和完备的信用记录，担保也没有信用评估体系，对银行也没有信用考评体系，对政府失信惩罚规范也不完备，所以资本运营、风险投资、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十分缓慢。
从政府对信用管理制度的建设上，我国信用体系也不健全。一是信用数据的市场开放度低，影响企业和个人信息的正常获取和检索途径。很多涉及企业的信用数据和资料服务企业无法得到，从而无法依靠具有客观公正性、独立性的调查、征信、资信评估和信用专业服务等方式，提高社会信用的对称程度，客观上导致失信现象。二是缺乏比较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包括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立法滞后，执法不严。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对失信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影响体制创新。三是对失信和诈骗案件的处理和打击力度不强，对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失信行为和不讲信用的企业法人违规行为不能及时惩戒。同时，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力度还不够，影响了信用中介机制作用的发挥。
2.建设信用必须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
现代信用体系的建设包括信用的确立、信用管理、信用监督三个重要方面，但首先要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
(1)加强我国市场主体和公民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的教育，提高全社会公民的信用素质，必须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这是建设信用体系的关键所在。西方一些国家不仅把诚信当作合同法的规则，也做为统率民法典的“帝王条款”。2000年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要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加强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国家已把加快全社会信用列入“十五”计划的重要内容，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全社会对此也已形成了共识，许多省市都把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维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政务、法制、市场、人文和生活环境，提高整体竞争力的基础性工程。深受“远华走私案”影响的福建厦门市在2001年3月就开始了在全市开展“诚实守信”的竞赛活动，浙江的温州也从抓诚信着手改变形象。广东省人民政府2002年3月下达了关于加强我省信用建设工作的通知，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信用浙江”的口号，将浙江打造成为全国最有信用的地区之一，把此作为浙江在高度开放、激烈竞争的新形势下实现更大发展的突破口。
要把加快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来抓。首先要从提高全社会信用意识入手，因为信用体系建立固然需要法律体系和必要的制度保证，但是，信用的基础在很大程序上是基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和诚信的理念来维系，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道德规范来维系。讲信用应成为全国人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公德。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要树立典型，倡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准则首先应是讲信用，无论是法人主体或公民个人，树立以讲信用为荣，不讲信用为耻的社会意识，特别是企业都应树立守信的公众形象。“信用就是市场，信用就是投资环境，信用就是财富。”在全社会应形成这样的共识和理念。这种意识和理念要通过各种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典型示范来进行，信用建设是一个长期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求信用水平也要不断提高，这就要通过全省的各种媒体、宣传教育部门定期开展活动，不断引向深入来实现。
(2)诚信文化要体现在加强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建设，促进向市场化发展上。2002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朱róng@①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信用档案，使有不良行为记录者付出代价、名誉扫地，直至绳之以法。广泛采用现代化监管手段，综合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要加强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调查机构等信用中介的建设，加大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的市场化程度，要加快信用信息和开放的管理。
在征信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开放和市场运作是信用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通过相应的法律或法规对信用数据的开放作出明确规定。一般来说，采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银行内的借贷信息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公开记录等。征信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公开和正常的渠道取得和检索法律规定可以公开的信息。但我们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法律规定不完善，政府部门和一些专业机构掌握的可以公开的企业资讯没有开放，如公安、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掌管着大量的企业的信息资源很多没有公开，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有些没有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建有数据库的规模也普遍偏小，信用信息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对企业的信用作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评估。
信用信息的市场化是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的客观基础，是建设信用体系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大力推进我省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市场化。为了配合WTO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对信用数据的开放和促进信用管理行业的更快发展应是当务之急。即使对于那些不宜在全社会公开的信用信息，政府也应有一套信用管理和获得信息的规范有效的渠道。我们对信息数据开放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明确信用数据的开放程度，很多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一定正规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息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和途径尽快开放，增强社会信用信息的透明度；当然要注意在涉及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应有相关的法律约束。由于对信用的评价主要是建立在企业和个人信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一方面在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自身信用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的部门内容提供给信用中介机构或与信用中介机构共享。
(3)加强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在建设信用体系中发展诚信文化。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信用原则的普遍履行要靠法律来保障，信用不仅包含着道德、精神、素质，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法律原则，科学完备的信用体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功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因此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信用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建设。发达国家为了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尽量完善信用规则的建设。如美国是世界上信用体系较完善的国家，一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形成了信用管理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另一方面较健全的信用机构保障了信用体系的科学运用。同时信用监督的执行机构也较发达。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发达国家的信用体系，但因信用法律建设的滞后，信用中介、信用管理和监督的有限，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如上海市自2000年起建立个人联合征信体系，该体系为企业信用体系建立做了有益尝试。北京市也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进行了企业信用制度的试点，建立了中关村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和信用服务中介。深圳市公布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
建立对失信企业的惩罚机制，是信用体生活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北京、上海、浙江对“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大力表彰、设立“红名单”的同时，加大了对失信企业的惩罚力度，设立了“黑名单”制度，让失信企业无藏身之地。上海10家企业因涉嫌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假出资等违法行为被工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北京中关村2001年12月1日开始，对不讲商业信誉、搞技术欺骗、合同欺诈、破坏中关村信用形象的企业将记上“黑名单”。浙江施行信用一票否决机制，凡上信用“黑名单”的企业在企业考核和调整重要指标中，都要淘汰出局。继浙江、北京、上海之后，青岛也规定列入信用黑名单的企业负责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不允许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层任职。这些都是在建设现代经济中对诚信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3.政府的诚信文化建设要从营造诚信政府的形象着手
在建设现代信用体系中，无论是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政府都是关键。政府应发挥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行业规范发展，政府不参与主办征信机构，但政府在促进征信行业发展中应发挥以下职能：依法向社会开放所拥有的企业信用数据、对企业征信行业进行行业管理、发挥职能部门监督作用。
政府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我国目前没有设置信用管理局这样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成立我国企业征信行业协会显得特别迫切。行业协会的主要功能在于联系本行业或本分支的从业者，进行行业自律方面的建设，同时为同业者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场所，替本行业争取利益。行业协会还提供信用管理的专业教育，举办从业执照的培训和考试，造就信用机构的专门人才，举办会员大会和各种学术交流会议，有条件的还可以发行出版物，募集资金支付信用管理研究课题等。
政府要帮助强化企业的信用管理。加强企业信用管理，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现象的发生，而且可以形成对失信企业和机构的市场约束机制，使信用记录不良的企业从各企业的客户管理中被筛选掉，使其没有市场活动的机会和空间。而且，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制度的规范化，还会进一步加大对信用调查咨询和评估产品的需求，促进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
政府要致力于信用网络的建设。信用数据库的建立与完善是企业征信行业发展的关键。企业资信数据库是企业信用信息搜集、信用记录的一种重要形式。信用数据库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激励机构，即守信用的企业在数据库中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从而可以帮助其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增大其市场交易中的无形资产，并由此得到更多的商业机会。企业可以自愿将自己的信用数据提供给征信公司，政府也可以根据需要通过立法强制企业公布自己的信用数据。二是惩罚机制，具体的惩罚措施是，各数据库的经营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将收集到的企业失信情况记录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在数据库中，使失信者接受社会惩罚。
政府注意发挥资信公司、银行、工商、税务、法院、质检、海关、担保公司等相关部门作用，应从积极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信用行业的规范发展上，着手进行综合治理，建立信用体系。对与信用活动相关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等专业服务领域的机构和人员也必须加强监督管理。同时，政府必须有效地解决信用执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维护市场执法的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