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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体化的形成通过贸易转移带来利益。若成员国形成同盟后，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成本高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那么，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也就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成员国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弹性要求比较高
一体化的组建，撤除了各种障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失，大大减低商品的价格。若成员国的昂；需求弹性较大，那么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出现贸易创造，增加社会福利。同样，若生产弹性较大，生产障碍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提高社会福利。从另一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卷入区域体中时，因起源国的本币贬值而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若需求弹性大，从国际贸易转移角度分析，其创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金融危机的是怎样传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应”为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造成的货币危机恶化了另一个(或几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得该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损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基础；本币贬值使得贸易伙伴国向其进口的商品、劳务价格水平下降，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于是本国居民兑换外币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门)，若政府期望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就可能诱发投机性冲击。另外，本币的贬值，损害了本国经济，使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对贸易伙伴国商品、劳务的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使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量下降，贸易收支恶化，诱发对它的投机性冲击。投机性冲击的诱导，导致货币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一个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在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市场上的资本大规模抽出者，在此国的大量资本的外逃，从而造成另一个市场对流动性不足，即金融资本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溢出效应”，并非仅存在于两个联系体之间，而更多的是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第三国或更多的经济体。
三、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从静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影响
1.贸易效益
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效应危机，主要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一体化集团。以东盟国家为例，在此次危难中，身处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心的美欧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域经济一体化，本身会产生福利效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初的几年间，墨西哥的就业率增长了17%，新增加了150万个就业职位，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了15%，新增了230万就业职位，美国就业率增长了12%，新增加了220万就业岗位。而在当下，美国顶级机构的破产，自身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向他国流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社会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再者，各国政府积极拨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资金减少，加重了效益的负担。
3.投资效益
投资创造效应是区域集团经济效应的重要部分，其来源包括区内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增加，何区外非成员的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联合关系，也会以因资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资来源枯竭或现有资金抽逃。另一方面，为补救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扩大内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将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资金，生产滞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应有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二）从动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1.利于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出现
此次金融风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着新的经济政治体制革新。欧盟以图改造自由经济模式，推崇国家集权经济模式。这样的形式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局势。重病之后寻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经济体也一样。主体国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权重不同，新体制争鸣局势的出现成可能。这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各集团内部成员国宏观调控影响度加深，一体化区域的相互影响控制加强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技术不够成熟，进入监管秩序失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引起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的供给的过剩，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联合经济一体化主体国家，必须扩大自身与关联方共同市场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内部成员间及与其他发达的第三经济一体化主体，也会加大合作和技术创新的吸收，力求改变实体经济受虚拟金融的强大牵制。
3.对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些机遇
实体业的受限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其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以欧美为主的金融风暴的席卷，在其投资难度加大，各投资商必将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就有可能对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一种“到逼机制”。这样，迫使企业升级发展，加快追进步伐，并且，从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经济体，而选择高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对于后者而言，还有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的机遇。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美洲自由贸易区；影响对策
引言
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以贸易、生产、金融乃至经济政策趋向全球一体化为特征的，而这种一体化又首先以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形式表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对世界经济诸领域、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以及国际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全球展开，形式日益发展，排他性日益减少，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从而为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在阐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拉美对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各自所抱的动机及各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接着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及其进展受挫的原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指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几点对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现象。它首先出现于西欧，其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仿效。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维纳（J.Viner）于1950年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先引入了现代关税同盟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当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核心。lwkoo.cn
在维纳提出现代关税同盟理论之后，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1954年)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认为，经济一体化是指有关国家贸易的自由化，并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1]
英国经济学家宾德(J.Pinder，1959年)引申了牛津字典关于“将部分合成一体即一体化”的解释，指出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不仅允许商品在它们之间自由流动，而且还允许生产诸要素自由流动，为此消除各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各种歧视，做出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Balassa，1962年)在其论文中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定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作为一个过程的一体化意味着取消国家间的经济歧视，强调了动态性质；作为一个状态的一体化意味着国家间不存在各种经济歧视，强调了静态性质。[2] 3
前苏联学者马克西莫娃(Maximova，1976年)提出的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定义认为，一体化是国家经济间发展深层次且稳定的生产分工关系的过程；是具有同类社会经济体制的国家群体框架内的国际经济实体的形成过程，这一经济一体化过程显然由统治阶级所操纵，因而，也是一个商品政治化的过程。这一定义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而不是从国际经济学出发的。
霍兹曼(Holzman，1976年)强调，一体化是一个成员国家间相似产品和同类要素价格一致化的状态。也就是说，经济一体化是成员国间在有关便利的制度支持下货物、服务和要素流动无障碍的状态。这一认识实质上将区域一体化的讨论由关税同盟进一步引向了共同市场的层次。曼尼斯和素迈(Mennis和Sauvant，1976年)的研究则将经济一体化同产业部门的融合，政策和行政的统一联系起来。
马洛和蒙蒂斯(Molle，1988年)强调了经济一体化中传统经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派内克(1988年)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体化同开放经济及经济相互依赖等观念的差别。[3]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这一定义所揭示的内涵在于：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显著的标志是成员国之间关税等贸易障碍的消除；其次，谋求最佳的国际生产分工是一体化的根本原则；最后，区域一体化的出发点是使每一个成员国能获取比单独一国时更大的利益。[4]
我国国内的学者们也对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对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可以无阻碍地流动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一体化程度的高低是以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差别或范围大小来衡量的，从而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有不同的形式。[5]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推动和各国谋求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主观努力的综合作用下，特定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达成经济合作的某种承诺或者组建一定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谋求区域内商品流通、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以及生产分工的最优化，直至形成各国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体制某种程度的统一。[6]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其不同的组织模式。以一体化的目标高低为序，最低层次的是“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区内各国取消内部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成员国的对外贸易等各项经济政策仍保持独立。
在自由贸易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同盟内部除了商品自由外，最关键的是建立统—的对外关税，从而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
较关税同盟再高一层次的是“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除了统一贸易政策外，各国间还实行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的自由流动。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美洲自由贸易区；影响对策
引言
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以贸易、生产、金融乃至经济政策趋向全球一体化为特征的，而这种一体化又首先以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形式表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对世界经济诸领域、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以及国际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全球展开，形式日益发展，排他性日益减少，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从而为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在阐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拉美对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各自所抱的动机及各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接着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及其进展受挫的原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指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几点对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现象。它首先出现于西欧，其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仿效。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维纳（J.Viner）于1950年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先引入了现代关税同盟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当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核心。
在维纳提出现代关税同盟理论之后，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1954年)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认为，经济一体化是指有关国家贸易的自由化，并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
英国经济学家宾德(J.Pinder,1959年)引申了牛津字典关于“将部分合成一体即一体化”的解释，指出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不仅允许商品在它们之间自由流动，而且还允许生产诸要素自由流动，为此消除各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各种歧视，做出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Balassa,1962年)在其论文中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定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作为一个过程的一体化意味着取消国家间的经济歧视，强调了动态性质；作为一个状态的一体化意味着国家间不存在各种经济歧视，强调了静态性质。
前苏联学者马克西莫娃(Maximova,1976年)提出的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定义认为，一体化是国家经济间发展深层次且稳定的生产分工关系的过程；是具有同类社会经济体制的国家群体框架内的国际经济实体的形成过程，这一经济一体化过程显然由统治阶级所操纵，因而，也是一个商品政治化的过程。这一定义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而不是从国际经济学出发的。
霍兹曼(Holzman,1976年)强调，一体化是一个成员国家间相似产品和同类要素价格一致化的状态。也就是说，经济一体化是成员国间在有关便利的制度支持下货物、服务和要素流动无障碍的状态。这一认识实质上将区域一体化的讨论由关税同盟进一步引向了共同市场的层次。曼尼斯和素迈(Mennis和Sauvant,1976年)的研究则将经济一体化同产业部门的融合，政策和行政的统一联系起来。
马洛和蒙蒂斯(Molle，1988年)强调了经济一体化中传统经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派内克(1988年)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体化同开放经济及经济相互依赖等观念的差别。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这一定义所揭示的内涵在于：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显著的标志是成员国之间关税等贸易障碍的消除；其次，谋求最佳的国际生产分工是一体化的根本原则；最后，区域一体化的出发点是使每一个成员国能获取比单独一国时更大的利益。
我国国内的学者们也对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对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可以无阻碍地流动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一体化程度的高低是以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差别或范围大小来衡量的，从而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有不同的形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推动和各国谋求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主观努力的综合作用下，特定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达成经济合作的某种承诺或者组建一定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谋求区域内商品流通、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以及生产分工的最优化，直至形成各国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体制某种程度的统一。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其不同的组织模式。以一体化的目标高低为序，最低层次的是“自由贸易区”(FreeTradeZone)。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区内各国取消内部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成员国的对外贸易等各项经济政策仍保持独立。
在自由贸易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关税同盟”(CustomsUnion)，同盟内部除了商品自由外，最关键的是建立统—的对外关税，从而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
较关税同盟再高一层次的是“共同市场”(CommonMarket)。除了统一贸易政策外，各国间还实行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的自由流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 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 2005) ,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 1997) ,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 1995) 。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 1997) 。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 fiscal coordina2tion) 、财政同盟( 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 fiscal integration) 。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主权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 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 1997) ,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主权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 2005)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 2000) ,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 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 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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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文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J.Viner提出关税同盟理论，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来度量关税同盟成立对贸易流的影响。根据此分析方法，Viner得出结论——关税同盟效应就是贸易创造收益减去贸易转移损失所取得的实际利益。
关税同盟经过Meade等人的扩展，形成Viner-Meade框架，着重研究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对成员方以及区外经济体的影响，成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传统理论的核心。近些年来，在贸易创造效应方面，Makhtar Diouf通过对西非经济共同体的研究发现，其贸易创造效应很小，甚至存在着贸易抑制的作用，因为从区域外的进口是为了国内生产而不是从区域内进口所替代。在贸易转移效应方面，George采用1952-1969年的数据对拉美自由贸易联盟（LAFTA）进行贸易效应分析，发现该区域内贸易增长主要是由贸易转移效应引起的。事后估计的目的是测算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立后的经济效应，主要方法是引力模型。用引力模型分析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流量需要依靠虚拟变量，Tinbergen首先用引力模型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实现拟合。Frankel等通过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一个拟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内部贸易的虚拟变量，来考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成员方贸易流量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模型建立。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在对引力模型Tij=A（Yi*Yj/Dij）取对数将其转化为线性模式后，还需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自变量，由此可以得到扩展的引力模型方程：lnTij =C+β1ln（Yi*Yj）+β2lnDij+β3lnNiNj+β4COMij+uij。
上式中，lnTij表示国家i对国家j的出口贸易额的自然对数；ln（Yi*Yj）表示国家i与国家j的GDP的成绩的自然对数；lnDij表示国家i与国家j的首都之间的距离的自然对数；NiNj表示国家i与国家j的人均GDP乘积取自然对数；COMij代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虚拟变量，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前使用0，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后使用1。C、β1、β2、β3、β4为回归系数，uij为误差项。
数据收集。研究资料来源于以下几个网站：中国对新加坡的进出口额数据来自国别报告库；中国和新加坡的GDP以及人均GDP来自联合国统计局。
中国与新加坡自贸区建立对中国从新加坡进口额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对回归方程的检验，根据该模型汇总1可知，模型1中的调整后的R2比模型2中的大，且P值也能够通过给定的任意显著性水平（1%）的检验。因此模型1优于模型2，能够更好的拟合所给数据。回归系数检验中，模型1中GDP乘积的回归系数的P值通过给定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系数P值为0.0121，能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
三、实证分析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中国与新加坡自贸区的建立对双边的贸易额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中国向新加坡出口的实证分析：根据回归方程，两国的GDP乘积每增加1%，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额就会增加0.621%，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向新加坡出口的系数（0.321）不及两国GDP乘积的系数（0.621），说明GDP乘积的影响较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更大。
中国从新加坡进口的实证分析：根据回归方程，两国的GDP乘积每增加1%，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额就会增加0.621%，还可以看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向新加坡出口的系数（0.401）不及两国GDP乘积的系数（0.299），说明GDP乘积的影响不及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更大。说明中新两国自09年自由贸易协定自实施以来使得双边贸易量快速的增长，已经超过了GDP乘积对两国自由贸易流量的影响。
四、发展建议
积极深化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合作范围。中国应当积极深化新加坡的自由贸易进程，加强与新加坡的贸易谈判，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利用该地先进的技术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地理优势，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双方在金融、旅游、技术引进等服务领域的合作，建立持续稳定的经济合作氛围。同时在较大范围来讲，中国应努力推动APEC的发展，深化“10+3”的合作机制，巩固与东盟的双边互惠关系，在跨区域层次上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以及战略安全维护等工作。
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优化中国与新加坡进出口商品结构。在中新两国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便宜的劳动力价格意味着便宜的商品价格。但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是最终目标，而应当是一种过渡模式，我们可以利用劳动力优势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增加产品出口，获得显著的规模经济和学习型经济，特别是对一些国内市场规模还不足以支撑其发展的某些生产具有较强规模经济且价格较高的消费品以及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信息产品，加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认清周边形势，积极融入亚太多边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多边区域主义是当前形势下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必然之路，它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区域自由贸易的标准和规则，深刻改变亚太经贸格局和影响各国的经济地位。因此，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种趋势，积极融入多边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尽早参与规则制定，避免被越来越多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成员方边缘化，最大限度减少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在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再起。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无论在一体化的程度上、经济联合组织的数量上和规模上，还是在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上，都得到了新的发展。京津冀作为我国北方的中心经济地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层，必然要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进行发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差距较大。因此，推进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我国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发展机制和条件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而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到经济政策统一的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是在区域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实现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优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上的合作与协调，如何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如何实现跨界资源的联合开发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思想的指导下产业转移，政府应把重点放在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上，鼓励企业组成跨行政区企业集团或企业联合体，推动资源、生产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消减地区间、行业间、所有制间经贸发展和企业联合的障碍。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
从发展的角度看，各个地区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而走上一体化的道路，必然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
(1)经济一体化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区域经济之间的贸易效应和生产积聚效应使区域内部的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这就是一体化的消费效应，消费效应又成为生产效应与贸易效应正反馈的加速器和调节器，不断促进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如果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现实的竞争性，会由此引发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时也导致了一体化相关的生产要素新的积聚与扩散，也会使一些与被替代产品相关的生产要素重新开发新的产品，资源配置更佳，这不仅有利于内部效益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提高一体化区域对外的竞争。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模经济性。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规模一般拥有较大量的区域生产要素，通过实施一体化，诱发生产要素的积聚与扩散，资源重新配置，容易产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的规模效应（突破瓶颈要素的限制，创建新的产业，开发新的技术，开拓新的市场等），提高要素之间的替代强度，降低产品的边际成本。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交易成本机制。主要包括关税降低、可接近性和行政经济。关税降低产生大量贸易，必然诱致一体化的贸易效应以及相应的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可接近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取决于地理距离和运输方式及其成本。社会文化距离越小越容易形成经济一体化，并且地理距离越小，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的差别往往也不大。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要求和倡导取消相互关税，建立一致的工商管理规则，目的是减少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不必要的额外开支和时间浪费，即行政经济。
即，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由它的互补性与竞争性、规模经济性、交易成本机制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组织机制
为了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实力，提高区域的经济地位产业转移，产生了相互之间通过合作实现自觉经济融合的趋势，以求实现地区范围的各组成部分的优势互补，促进资源在本地区内更有效地配置，从而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体组织机制是一体化进程的“变压器”，能够加快或阻碍一体化的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在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如何分工，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区域间、城市间如何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产业和空间结构一体化以及政府间政策的协调问题，都是现实经济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前沿问题。其中，大都市圈或经济圈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和利益协调机制问题，显得尤其突出。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条件
1.区域经济的差异和分工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生产要素禀赋在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内容的不同，这促使不同地区之间商品交换和生产要素流动，使不同地区结成一种互补和竞争关系。生产要素差异性越大，区际劳动分工越明显，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专业化生产部门。
2.近邻的区域空间是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物质载体
区域合作就其地域条件而言，首先应该具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自然地域单元，这个地域单元要求各个合作主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地域上是一个相邻接的整体。共同的地域空间是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最为基本的载体和依托，而且在相邻的一定空间范围和联系通道内，对于各类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改善宏观区域管理，设立区域合作协调组织等都比较方便。
3.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实行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从资源分布梯度和经济技术水平分布梯度的角度展开的，更是建立在利益趋同性基础上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地区都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使用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区域经济合作必然是利益驱动下的一种战略选择，获得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双赢是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目前，京津已进入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的阶段，产业升级势在必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取代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也势必超过第二产业。河北的冶金、建材、医药、石化、纺织、机械、食品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原材料产量在京津冀都市圈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三地在产业分工与资源配置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
1.区域内部产业转移初步形成
在跨地区产业布局调整方面，北京市首钢200万吨钢铁项目落户河北唐山。首钢与河北唐钢共同打造的京唐钢铁联合公司已经在唐山曹妃甸建立。同时，河北政府向外宣布未来5年内在正定投资58亿元打造一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工业园区，这一计划的着眼点瞄准了京津冀区域。除此之外产业转移，由京津向河北单向的产业转移的局势在近两年有所逆转。华龙、神威、海湾、恒利这些急需扩张生存空间的河北民企纷纷进京。这样布局正是为了深化京津冀经济合作，促进北京工业与津冀地区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
2.区域交通一体化初显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京津冀实现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保障。京津城市轨道、京津第二条高速公路，已陆续竣工投入使用；京承高速三期项目启动，计划2009年9月全线建成通车。除此之外，连接北京与天津的全国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于07年12月16日顺利实现轨道全面铺通，京津两地可实现30分钟直达。而到2011年底，京石铁路客运专线将提前通车。随着京广客专、京沪高铁、津秦客专、保津城铁等工程的建设和逐步投入运营，快速轨道将织就“京津冀快速交通圈”，在500公里范围内的重要城市之间实现2-3小时通达，是京津冀未来交通一体化的方向。
3.市场开放程度逐渐加大
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均有合作。政策上，国家发改委和京津冀发改委一直为促进区域交流合作制定规划和意见，交流区域合作发展情况，沟通规划、产业、政策等信息，研究当前和近期区域合作中需解决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督促落实省市政府议定的区域合作工作，为打破区域界限、推动区域内市场活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建设，将进一步增强京、津、冀三地的产业联系，是三地加强经济融合的一个重要合作平台。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区域经济一体化观念淡薄，缺乏合作意识
多年来，受计划经济和行政区划的影响，长期实行自然垄断、贸易保护、市场分割、自成体系的封闭政策，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区域合作意识不强，城区系统生产建设重复布局和地区工业结构趋同，技术上不了档次，专业化仅仅停留在产品的专业化上。受区位因素的影响，河北省与京津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不公平竞争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宏观效益整体水平的发挥。
2.区域一体化体制、机制尚未建立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区域合作组织形式松散，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属于一种倡导式的磋商机制产业转移，限制了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间的深度合作。当前京津冀区域政府协调机制的形式仅限于首长联席会、协调会和合作论坛，利益一致的大的合作没有启动，有关大项目尚待进一步磋商。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津水源保护区、大型旅游项目、大型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大项目。
3.缺乏区域组织保障系统以及协调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由于京津冀地区分工体系与运行机制并不完善，区域经济组织与区域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无序、混乱和松散的状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限制在行政区范围内，缺乏区域层面的审视，市场分割、贸易摩擦、恶性竞争时有发生。受区域系统内劳动地域分工规律、整体效益规律以及协调发展规律很难对区域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争资源等矛盾突出。如在机场、港口建设方面相互竞争，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导致区域整体发展相对缓慢。
4.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产业链断裂
城市之间的功能合作与产业分工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北京和天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两市的同构产业主要集中在冶金、机械、电子、医药制造等部门。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两地在资源、能源、项目等方面的争夺。在京津冀区域内还没有形成有创新能力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金融、信息服务和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方面还比较欠缺，至今还没有形成由占据高端并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建立的区域完整产业链。北京在这方面的转变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大城市，还没有与周围城市形成相互依托的产业链条，与天津、河北的合作还缺乏深度。
5.京津的“空吸”作用大于辐射效应
由于北京地区的集聚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导致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区域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京津强烈的“空吸”作用和较差的辐射带动力，可能会导致没有经济腹地。孤岛型现代化出现，区域内低等级城镇数量过多，中等城市偏少，能够接受核心经济辐射的能力有限，无法分享中心城市的发展成果，也难以很好的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梯度转移。
6.京津冀区域市场的统一有待进一步深化
京津冀尚未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影响了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使三地难以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有效共享，而且能够为企业提供配套的服务不多，企业生存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较差。虽然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有了初步的合作，但是这种开放程度有待于进一步加深。京津冀三地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供求信息传递、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从而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除上述问题之外，还有“谁来做地区龙头老大”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作怪，致使三地缺少实质性联合。如果谁都想当“老大”产业转移，以此牟取更多的资源，尤其是政策资源，而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不愿与他人共享，那么这个一体化就不会得到深入发展和强化，特别是京、津两个直辖市在区域内的定位和协调问题不解决，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道路就不会顺畅。
四、京津冀地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整合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社会的综合目标
对各区域的发展目标进行整合，形成京津冀在发展目标上的共识，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追求社会公平。发挥经济扶持与财政优惠政策的积极效应，建立财政转移、产业转移、人才转移和科技转移的四个机制，发挥京津和河北省的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对河北省边穷落后地区给予财政补助，平衡该地区经济的自我积累能力与整个区域的协调能力。加大向落后地区公共卫生、医疗和社会救助的扶持力度，加大对贫困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二)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强化政府间协作
建立区域利益协调的长效机制，市场开放、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区域援助、完善转移支付，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改善的建设和补偿方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主体是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各层次主体之间彼此协作，密切配合，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总体框架，共同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三)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清除市场障碍
区域经济的联系、互动直至一体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市场导向下，微观企业不断集聚、不断规模化专业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各种生产要素不断流动的过程。构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一直是京津冀区域协作的重要目标。首先，京津冀三地计划联手完善商品市场，发展物流与贸易合作，建设区域农副产品统一市场。其次，相互开放和发展要素市场，突破体制障碍产业转移，合作发展劳务、金融、产权、房地产、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进一步加强区域产业分工，形成京津冀合理的空间结构
随着京津冀区域分工程度的加深，建设从北京经廊坊到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的宽大的城市—产业带，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重点。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至天津滨海开发区即亦庄—廊坊—武清—塘沽—曹妃甸一线位于北京东南方向，有高速公路直达海港，产业基础已初具规模，是该都市圈产业发展的最佳首选地带。利用京津冀的比较优势，将工业布局向东南方向扩展，使廊坊开发区和香河开发区、北京东南部的开发区和东部的工业园区等在空间上逐步渗透、融合，形成对等结网，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联结而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京津城市—产业带与北京—石家庄产业带、北京—唐山—秦皇岛产业带和渤海湾沿岸产业带，共同构建一个合理的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布局的空间结构。
(五)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
京津冀都市圈应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成功经验，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合理分工，功能外溢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合理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以天津、唐山、石家庄为次中心，各市合理分工协作的城市体系。将北京定位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国际交往、国际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城市。把天津定位为重化工、外贸口岸和商业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将石家庄打造成中国药都和华北重要商埠，建立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提高服务的比重和层次，大力发展金融、物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中小城市要接受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充当大企业的加工基地。
(六)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统筹规划，推动京津冀都市圈基础设施共同建设和开发利用，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要把京津冀区域视为一个整体，认真研究京津冀之间重大基础设施配置关系问题，在供水、供电、交通、通讯、能源、环保、防灾抗灾等基础设施方面统筹规划，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利用。
(七)建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利益补偿机制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京津相对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和上游，是自然资源的使用者和受益者，而河北则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是资源的输出者，在土地、供水、生态、人才，包括将来为京津的人口输出而进行小城镇建设等方面产业转移，将为京津提供很大支持。而且，在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中，河北可能会承接来自京津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在环境方面承受较大的牺牲。所以，京津冀应做好规划，统一调度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尽快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如水资源补偿机制、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等，以协调各方发展利益，做到三方合作的共赢。
国内外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是诱人的，而且近年来，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区域内，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通过实质性的合作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绩效和社会效应，也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建构一个行之有效的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各类企业组织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实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决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参考文献：
[1]杨宏玲.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和新特点[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04期；
[2]王秀玲.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探析与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03期；
[3]韩士元，唐茂华.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合作重点及政府作用[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04期；
[4]祝尔娟.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升级与整合[J].经济地理，2009年 06期；
作者简介：章尺木(1976―)，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国改革与发展。李 明(1976―)，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国改革与发展。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调整，中央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以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为主要格局，由此造就了目前特有的以地区行政利益为边界的市场竞争关系和经济增长方式，省级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各地目前的市场竞争便表现为以地区行政利益为边界的竞争，地方政府可采取的地方保护手段有：干预劳动力市场、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工商质检歧视、干预技术、价格歧视和地方补贴、干预外来企业原材料投入和干预投融资领域等。企业普遍认为省内法制、资金、市场和信用等经营环境好于外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保护的存在。[1](78-84)
来自巴黎国际研究与发展中心Sandra Poncet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2](44-48)当前我国的地方保护已到了相当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持续增高，①各省的国际一体化与国内市场的分割化同步进行。②由国内地方保护主义引发的原料大战、市场封锁、价格大战，阻碍了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削弱了市场和价格机制优化配置资源能力，不利于实行基于地区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更有甚者，还会造成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和企业间 “三角债”纠结不清等严重的信用问题，扰乱市场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3](6-9)因此，地方保护问题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广泛关注的热点。
一个与地方保护研究相关问题，是当前我国国内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驱动下，重复建设产生的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现实。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主要表现为各省工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据统计，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3.5%，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7.9%。[4](295)在各地区制定的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中，将汽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省市，将机械、化工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6个省市，将冶金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4个省市。[5]③另外，随着各地高新技术产业纷纷上马，会导致新的重复建设和爆发新一轮的地区经济冲突。[6](16-19)
对于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与地方保护间的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认为地方政府盲目发展“短平快”和“利大税高”的竞争性产业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进而引发过度竞争和地方保护。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从理论上，基于个人利益的分散化决策和基于产品无差异的完全竞争，正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最佳途径和理想状态。实践也证明，在目前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投资项目的选择大都是以私人分散决策为特征的，也许这种决策会更具投机性和盲目性，会导致产品雷同，但并没有出现国内地方、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
那么，在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现实条件下，能否在省级地方政府追求相对独立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呢？本文拟采用博弈理论分析工具对此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个两省之间进行地方保护的博弈模型；第三部分以模型为基础讨论存在地区间竞争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第四部分分析采取地方保护与合作两种不同策略时的模型验证结果；第五部分得出相应的结论。
二、模型建立
假设有两个省A和B，设每个省只生产一种产品且产量分别为QA和QB，鉴于当前我国各省产业结构相当趋同的事实，设这两种产品相互替代，其逆需求函数D-1(Q)为一阶线性函数：p=a-QA-QB，其中，p为产品价格，a＞0为需求函数的参数。设各省最初生产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满足a＞c＞0，省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本地产业发展，比如完善省内法制、资金、市场和信用等经营环境，采取干预技术、价格歧视和地方补贴、干预外来企业稀缺原材料投入等手段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
令Zi为地方政府通过相应政策投入使本省产品单位成本降低的幅度，即由于地方政策投入，i省产品的单位成本变为：ci=c-Zi，（i=A, B）。随着政府政策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地方产品的单位成本不断递减，但由于进一步加大政策投入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或者牺牲其他更多的利益，即政策成本具有递增性，进一步，设i省政策成本为二次函数：cZi=λΖ2i/2，其中，λ为正常数。
我们将两个省之间的博弈过程定义为两个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采用逆向归纳法从最后的阶段依次向前求解。第一阶段为政策投入阶段，两省在政策投入上可选择地方保护或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它们能够判断政策投人对第二阶段收益的影响，并同时选择各自的政策投人水平以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第二阶段为产品竞争阶段，两省在各自给定的政策投入前提下，进行产品市场的古诺竞争，选择各自的产量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各省的收益函数为第二阶段的收益减去第一阶段的政策成本。
三、地区竞争与政策选择
(一)产品竞争阶段
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中，两省独立决定自己的产量。设第一阶段的政策投入使两省产品单位成本降低了ZA和ZB，则A省在第二阶段的净收益为：
RA=(pA-cA)QA-cZA= ［a-QA-QB-(c-ZA)］QA-λZ2A/2
最大化其收益函数，求解一阶条件RA/QA=0，得到：
A省的最优产量为：QA=ZA+(a-c)3。
A省最大化收益为：RA=Q2A-λZ2A/2=［ZA+(a-c)3］2-λΖ2A/2。
类似地，B省的最优产量为QB=ZB+(a-c)3，最大化收益为RB=［ZB+(a-c)3］2-λΖ2B/2。
(二)政策投入阶段选择地方保护
在决定政策投入阶段，两个省都面临两种选择：地方保护或合作（经济一体化）。
当选择地方保护时，给定对方的政策投入力度，i省选择自己的政策投人水平cZi，可以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Zi，以使本地的利益最大化。均衡解由maxZiRi决定，求解一阶条件Ri/Zi=0，可得：
Z1=ZA=ZB=4(a-c)9λ-4；Q1=QA=QB=3λ(a-c)9λ-4， （显然应有9λ-4＞0）
两省的均衡收益为：R1=RA=RB=［3λ(a-c)9λ-4］2-λ2［4(a-c)9λ-4］2=λ(a-c)2(9λ-8)(9λ-4)2
将社会福利表示为产品用户的消费者剩余和两省收益之和，即F=RA+RB+12(QA+QB)2，则，选择地方保护时的社会福利水平为：F1=RA+RB+12(QA+QB)2=4λ(a-c)29λ-4
(三)政策投入阶段选择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
选择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两省不仅相互开放本地产品和要素市场，相互协调政策投入力度，而且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会从双方的全局出发，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一个省制定的政策会对另一个省的产业产生“政策溢出”效应。进一步，假设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省的地方产品的单位成本相同，均为c-ZA-ZB，此时，相应第一阶段的均衡产量为：QA=QB=a-c+ZA+ZB3。
此时政策投入阶段的均衡解由maxZAA(RA+RB)和maxZB(RA+RB)决定，求解一阶条件(RA+RB)ZA=0和(RA+RB)ZB=0，可得：当两省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政策对产品单位成本的降低幅度、均衡产出、地区收益分别为：
Z2=ZA=ZB=4(a-c)9λ-8；
Q2=QA=QB=3λ(a-c)9λ-8；
R2=RA=RB=λ(a-c)29λ-8。
均衡解存在的条件是9λ＞8。
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福利水平为：F2=4λ(a-c)2(9λ-4)(9λ-8)2
四、选择地方保护与合作两种策略下结果的比较
(一)两种策略下产量水平的比较
不难看出，对每个省而言，选择地方保护时的产出水平Q1=3λ(a-c)9λ-4，小于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的产出水平Q2=3λ(a-c)9λ-8，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更高的均衡产出。
(二)两种策略下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单位成本降低）有效性的比较
不难看出，对每个省而言，选择地方保护时可以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的幅度Z1=4(a-c)9λ-4，小于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的幅度Z2=4(a-c)9λ-8，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
(三)两种策略下各省收益的比较
选择地方保护时各省收益为R1=λ(a-c)2(9λ-8)(9λ-4)2，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各省收益为R2=λ(a-c)29λ-8,R2-R1=λ(a-c)2［(9λ-4)2-(9λ-8)2］(9λ-8)(9λ-4)2＞0，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增加各省收益。
(四)两种策略下社会福利水平的比较
社会福利水平F=RA+RB+12(QA+QB)2，因为R2＞R1，Q2＞Q1，所以F2＞F1，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水平。
五、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并不必然导致地方保护。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放弃地方保护政策，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不仅能提高自身利益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而且能更加有效地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改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本文对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意义在于：以往不顾地方经济利益，过分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地区投资项目选择，以及强行推动地区间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值得讨论。中央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能否成功，主要看地方政府是否积极响应，地方利益目标与中央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国家经济效益及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利益目标并非不能兼容。关键的问题是要满足本文的前提――完全信息，信息经济学认为，达到帕累托效率最优的条件是完全信息。区域经济合作能否实现，同样依赖于各地区之间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7](61-64)这就需要建立各省之间经济政策及其变化的信息交互机制，通过网络、传媒和其他信息渠道定期、规范、详尽地本地区的政策信息，并接受公众监督与查询，以促进各省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的实现。
注 释：
①比如在1997年，中国跨省商品流通所遭受的贸易壁垒，相当于被征收了高达46%的“关税”，同欧盟成员国之间，或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不相上下。
②转引自王健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3期，第44-48页。
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新世纪的发展蓝图――国家及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汇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善同等． 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 经济研究，2004（11）．
［2］转引自王健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3］徐瑛，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与区域经济冲突［J］． 理论研究，2003（3）．
［4］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出版社，1999．
［5］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新世纪的发展蓝图――国家及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汇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内容是西安和咸阳两地对经济进行合理规划布局、整合两地资源，实现两地优势互补和经济的共同发展。西咸经济一体化是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市场融合的一体化。判断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水平，就是从两市各自产业优势是否得到更大发挥、两市作为一个完整区域，是否使不同地方市场主体的行为受到同一供求关系调节来判断，即从两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来判断。
各地区间形成一个统一的区域市场后，会产生市场扩大效应（或规模经济效应）。市场范围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使生产者可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享受规模经济的利益，增强企业的实力。另外，市场一体化也会产生竞争效应，即促进区域间的竞争。市场分割与市场高进入壁垒的存在必然导致垄断的产生。在形成统一市场之前，许多部门已经形成了地方垄断。几家企业长期占据本地市场，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不利于区内资源的配置和技术进步。各地区相互开放市场后，各企业面临着来自区域外同类企业的竞争压力。各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必然会改善生产经营效率，增加研发投入，进行科技创新，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总之，市场一体化会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更进一步的发展。判断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成果究竟如何，可以从西咸两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着手。通过分析两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是否得到加深，就会了解两市间的资源是否得到更该进一步的优化配置，两市间的经济一体化是否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二、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分析方法及实证研究
市场一体化与地方市场分割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目前，主要从三个角度研究中国地方市场分割程度。一是从贸易流量的角度，即利用区域间的贸易流量的变化来反映区域间市场的整合状况，可简称为“贸易流法”。二是从生产效率与产出结构等角度来研究区域间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可简称“生产法”。三是从商品价格的角度来衡量市场的整合程度，可称为“价格法”。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价格始终是影响市场供需与要素流动的重要因素，并且在无障碍的市场体系下，同质商品价格趋于一价。因为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中，即使要素流动存在障碍，若商品能够自由流动，商品的价格会趋同；而当商品流动存在障碍的时候，只要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商品的价格最终也将趋同。因此，可以用价格信息构造指标，以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
测算方法的理论基础是Samuelson 的“冰川”成本模型。模型的基本思想为：若两地的相对价格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则可以认为两地间的市场是整合的。这个模型表明，两地的价格Pa与Pb。既可同升同降也可一升一降，只要相对价格Pa/Pb的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可以认为两地之间市场是整合的。因为存在交易成本与历史的、偶然的因素，所以两地的价格最终不可能完全相等，而是在一个区间内上下波动。基于这一基本思想，设Pat、Pbt是a、b两地的t时间某商品价格，p为t时间该商品的平均价格，不考虑交易成本，则两地的价格趋于平均价格时，两地之间市场趋向整合。换言之，若数列
（1）
随着时间变化而趋于收窄，则反映出相对价格波动的范围在缩小，两地间的贸易壁垒与障碍在减少，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提高。
由于逐个研究单个商品的情况特别繁杂且资料庞杂，所以我们选取反映整个商品价格变化状况的价格指数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若没有地方壁垒、商品能够完全流动，则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将是一样（同升或同降），并会逐渐趋同，表明市场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我们选择西安、咸阳两市签署《西咸实施经济一体化协议书》的2002年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1996～2012年）两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来进行比较。之所以选择这么长的时间段来进行分析，是为了更清楚的了解西咸两市签署经济一体化协议前后两市的市场融合情况。为了更为科学的表示两市的平均价格指数，我们将两市GDP占西咸区域经济总体的比重作为权重。
首先，我们对两地历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做一个初步的对比。计算的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西咸两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较为一致。即使在两市未签署推进一体化的协议之前的很多年，西咸两市就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虽然两市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率上经常出现差异，但西安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时候，咸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会上涨；西安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的时候，咸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会下降。这表明两市的市场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当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步”变化，并不能充分表明两市的市场具有较高的融合水平，不能充分表明两市就实现了市场的一体化。我们将两市GDP占西咸区域经济总体的比重作为权重，加入到西安和咸阳两地市场一体化的分析中来，看看VAR（Pij）的值究竟如何变化，这才能更进一步、真实的反映两地的市场一体化水平。
表1表示了西安、咸阳两市在两地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及两地的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更进一步的，我们计算两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其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西咸市场一体化水平
从图2可以看出，两地在签署西咸经济一体化协议之前，值较大，1997年时甚至达到10.2的最高值，说明两市的市场融合情况较差。直至2002年，两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都较差。2002年之后，在西安经济发展增速迅速提高的情况下，西安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作用迅速增强，带动了咸阳经济与西安经济的快速相融。
三、结论与建议
上文的分析表明，西咸经济一体化在市场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西安和咸阳两市的市场融合水平很高，已经演变为一个统一的区域大市场。那么，西咸经济一体化还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制度与体制层面的问题了。这才是西咸经一体化中的深层次问题。
1.建立一个能够驾驭两市经济一体化的高层次组织领导机构。建立能够协调驾驭两市经济一体化的高层次组织领导机构，是推进西咸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关键，也是解决西咸经济一体化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和利益分配博弈的重要条件。在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过程中，应尽快成立相对独立的、能够驾驭西咸经济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行政机构，以解决西咸经济一体化形成中存在的诸如利益风险、政府角色、目标不明确、制度性约束、资金投入等问题。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3―0053―04
在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 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货币区域化的趋势，欧盟 区内欧元的成功启动是这种趋势的具体表现。欧元 可以况是人类一个巨大的实验，而最优货币区理论 无疑是这一实验的理论起点。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于2u世纪50年代，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 新现象。所谓经济一体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拉 ・巴拉萨(Bela Balassa)1961年所作的描述：“一体 化既作为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 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差别待遇的种种 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 待遇的消失。”约翰・平德(JohnPinder)认为，“一体 化是达到一种联盟状态的过程”，不仅要取消差别， 而且要形成和运用协调的共同政策以实现除取消差 别以外的经济和福利目标。林德特(PeterLindert) 在其《国际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一体化“可以是指宏 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以及成 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经济 一体化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一般指一些地缘相连，社会经济 与政治制度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或 地区，为了谋求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在让渡一部分国 家的条件下，按--定协议规章组建的国际调节 组织和实体，这类组织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之 间经济联系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产物，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一体化可以采取由低至高的不同形式和阶段。人们 普遍赞同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5种形式：(1) 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 税和数量限制，同时仍然保留各自对非成员国的贸 易壁垒；(2)关税同盟。关税同盟指除了取消抑制地 区内部的贸易壁垒之外，成员国还实行对非成员国 的共同关税壁垒；(3)共同市场。共同市场指成员国 之间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同时允许资本，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对非成员国有关的生产要素流动 则实行统一的管制或限制；(4)经济联盟，经济联盟 指在实行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对包括 货币、财政在内的各种经济政策通过共同的权力机 构进行统一、协调；(5)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完全的 经济一体化指各成员国经济统一为单一的经济实 体，实行共同的经济政策，建立拥有强大经济权力的 超国家权力机构。
在全球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欧洲的经济一 体化一直遥遥领先。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所取得的 成就，可以说是20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成 就，也为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比较完 整的经验。欧洲经济一体化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并非 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但它基本经历了巴拉萨所描 述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式，并且证实了它们确实 是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的五个阶段。值 得注意的是，在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 式中，只提及了“经济联盟”，而并未提及“经济与货 币联盟”。实际上货币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一体化 的进程而演进的，虽然货币一体化没有列为相对独 立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诸种形式或阶段，但它是 通向完全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是向政治一体化、 乃至完全经济一体化迈进的重要步骤。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s即 OCA)是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学界进行的对固定 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的争论中，由美国经济学 家蒙代尔教授(Robert・A・Mundell)于1961年在 他的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蒙代 尔在该文中对最适度货币的概念、标准及特征作了 比较详细的论述。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了某一区域 内一组国家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以组成货 币区，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实行单一货币，这一学说 为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蒙代尔认为，在价格，工资呈刚性的前提下，是 否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主要取决于相关地区的要素流 动程度。如果要素在国内能够高度流动而国际问的 流动程度很低，基于国家货币的浮动汇率体系就会 有效地运转；如果要素流动的区域不与国界重叠，而 是跨边界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时，会发生对真实经济 中阻碍因素的调整，无需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大幅 度的、破坏性的物价和收入的变动，从而有利于抵抗 外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日：生产要素(资 本和劳动力)若能自由流动，就可以实现资本和劳动 力从盈余国向赤字国的转移，促使区域内各地区经 济结构及时调整，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这样可以促进 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部经济均衡，促使区域 内各成员国向一体化趋势发展。同时，蒙代尔教授 提醒我们注意，“从地理和产业两个方面来说。区域 内的要素流动性最好被看作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 概念，他很可能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动而随时改 变”。如果区域内每个国家都设置贸易壁垒，就不能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要素完全流动。因此，发展区域 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是促成区域内形成最优货币区 的基础。
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在1963年提出将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 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作为建立 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 区域而言，浮动汇率对校正国际收支失衡的效能不 高。由于开放经济非贸易品部门规模不大，缺少“货 币幻觉”，进口需求弹性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汇率的 变动几乎会被价格变动所抵消。所以，在一些相互 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纵成一个共同货币 区?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运用支 出变动政策来实现外部平衡，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 部经济均衡价格的稳定。同时，他还指出相对于大 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国开 放型经济体，而在一些大帚进口消费品且需求弹性 较低的国家，汇率变动必须非常大才足以弥补失衡， 因此这种区域单独成为一个货币区是非理性的。
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特征，而金融一体化则是经济一体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英格拉姆提出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 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应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标 准，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 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 的任何不利变化，从而降低了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 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因此就适宜实行固定汇率 制：如果地区间国际收支赤字是山暂时、可逆的扰 动引起的，资本流动就可以成为使实际调整较小或 不必要的缓冲器。若赤字是由长期、不可逆的扰动 造成的，资本流动虽不能无限期地支撑赤字，但它可 使实际调整分散到一个较长的时期。通过价格和工 资浮动及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减少调整引致的 失业代价，而且，金融交易也加强厂利用不同渠道， 即财富效应的长期调整过程。这样，在金融市场高 度一体化的情形下，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利率微小 变动，就会引起足够的资本流动来恢复均衡．从而降 低了通过汇率的波动以改变地区间(即区域内)贸 易条件的需要，至少短期内如此。考虑到汇率流动 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令人头痛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一 体化的区域内，实施固定汇率更好。
基于对宏观层面条件趋同必要性的理解和对现 实中宏观结构差异的认识，英格拉姆等人先后提出 了达成最佳通货区的政策一体化条件，为使货币区 能够正常运行，各成员国必须对其货币、财政以及其 它经济乃至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为此，各 成员国必须对其实行部分让渡，核心是货币政 策的协调和让渡。弗莱明还倡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 中央银行，认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刺激短期利率的 趋同。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他标准，诸如经济 结构的相似性，财政一体化以及政治因素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一体化经过近 20年的停滞后开始复兴；新增长理论、博弈论等诸多 理论的新发展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 支撑，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既构成了其研究丛础， 又成为其研究动力、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强调的 是权力辖区的相互排斥，反映在货币关系上就是“一 个国家、一种货币”的货币观。在”世纪以来 的相当长时期中，国家作为调节市场的核心主体地 位得以确认，相应地，国家在货币创造、货币供应、货 币信誉等货币制度方面享有高度统治权，以国家疆 界作为市场空间也就顺理成章。但当市场融合对国 家疆界的超越形成一种趋势时，以一个国家货币制 度或以各个国家简单总和而成的国际货币制度安 排，便难以满足市场对货币服务的要求，相反倒有可 能成为障碍因素。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涉及 到货币层面的时候，市场驱动的货币竞争极大地改 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成；显著地侵蚀了国家的货 币垄断权力。世界需要根据货币运行的功能性分 析。按每个货币的有效使用和影响力辐射的完整范 围而不是政治疆界，来重新构筑货币层面市场一制 度关系的新框架，这便产生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 的新思想、新理念。1992年；埃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 “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新思想。他们认为，货币选 择根本上应由市场状况?尤其是市场需求来决定，具 体的货币空间由实际的货币交易网络来划分，每个 货币的空间就是其功能性权威的影响范围，即完整 市场在货币层面的响应――“货币圈”。显然，这里 强调的是空间的功能性意义而不是空间的物理意 义。此时，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价值工具，开始 真正服务于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大，涉及多少个 国家，只要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那么单一货币就是 最佳选择。爱默生和格罗斯的贡献在于为国家问的 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以往，货币总是被 贴上国家的标签，货币统一成为国家统一的关 键性标志，从而国家都不愿意放弃对本国货币 的控制权。在爱默生等人“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 想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货币从根本上是 服务于市场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化需要某种形式 的货币融合。当一个国家无法更好地发挥货币职能 与作用的时候。如果货币权的让渡有利于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那么就应该将货币权上交给 更高层次的超国家机构。
四、GG―LL模型
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共同货币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和格 局的巨大变化，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也逐渐 暴露出来。对货币一体化的重新评价从多角度、以 多重标准来考察最优货币区问题，必须采取比传统 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更加广泛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 着眼于对货币一体化可预见的成本和收益范围的把 握，然后根据所涉及的各个目标间轻重缓急的权衡， 并保证区域内各成员国及作为整体的集团听有目标 的达成，从而试图估算这些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及其 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欧元和拉丁美洲美元化 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眼看就要分成几个大的 货币区，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是否参与区域经济和区 域货币一体化的现实选择，于是关于一个区域内各 经济体如何选择是否参加货币区的理论便应运而 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克鲁格曼以欧盟和芬兰为例， 分析了芬兰加人欧盟的成本一收益曲线，得出了著 名的GG―LL模型，如图1。克鲁格曼认为，―体化 体系内成员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大小取决于该国与 货币体系成员国贸易关系的一体化程度。
图l横轴表示加入国与货币区的经济紧密程 度，它可以用经济交往占GNP的百分比表示；纵轴 表示加人国收益(即货币效率收益)与成本(当一千 国家加入货币区后，由于放弃了运用汇率政策和货 币政策调节就业和产出以保持经济稳定的权力，而 引发的额外的经济不稳定性，即所谓的“经济稳定性 损失”)。图中GG曲线为收益曲线，其斜车为正，说 明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 高，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加入单一货币区的 收益就越大；LL曲线为成本曲线，其斜率为负，说明 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联系程度越 密切，加入货币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反之亦 然。总之，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 程度越高，加入货币区就越有利。图中GG曲线和 LL曲线的交点为E1，它决定了一同是否加入货币 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点用，当该国的货币区 的一体化程度大于C2时，加科货币区有净收益，否 则执意加入只会带来净损失。
此外，通过GG―LI模型的判断，一国经济环境 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例如， 当某国出口需求增加，正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任何一 个水平上，汇率工贝的缺失使该国产㈩和就业的不 稳定性增大，于是LLl曲线上移到LL2，结果使加入 货币区的临界点由C1变动到了C2。因此，其他条 件不变时，产品市场的变动性增大，使一国加入货币 区的意愿降低。
克鲁格曼用GG―LL模型说明了最优货币区理 论，指出最优货币区就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 以及要素的流动，促使多国经济紧密相联的地区。 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较大，那么组建 货币区对各成员国均有益处，反之则不适宜。这对 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 面，克鲁格曼的GG―LI。模型借用传统的成本一收 益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 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们直 观地分析单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成 为确定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一个重要分析了具。
五、结论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趋加快，货币跨越国 界发挥作用的要求初见端倪时，人们开始讨论满足 什么样条件的地理空间可以组建最优货币区。而欧 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提出 了发展方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货 币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不能再停留于仅就有关成员国 的利弊得失来评估是否值得建立货币联盟，而应该 同时考虑这些国家成立的货币联盟对非成员国甚至 整个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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