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闻事实的先发性
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新闻的本质还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新闻事实的存在是新闻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新闻事实的存在就没有新闻。如果没有新闻事实存在而出现了新闻，那么，这样的新闻就是假新闻。而且新闻事实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的生活事实，而是必须能够复制的原生态的事实，即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否则就不是新闻事实。这就要求新闻的时间必须是“过去时或现在时”。其次，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必要条件。新闻真实只能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而不是对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对于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我们也只能够预测其基本的趋势而不能具体描绘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具体细节，甚至将来的新闻事实在发生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此报道现在还未发生的新闻事实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最后，新闻的客观性也要求新闻事实在先新闻传播在后。“就内容而言，新闻传播的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上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事实。这种事实是一种实在物，是经过变动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产物，或是正在变动过程中的事物，以及变化的各种状态。”③而对于将来发生的事实，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在其还未发生以前，还不是新闻上的客观，而是理论上、推理上、逻辑上的客观，而不是新闻事实上的客观。④
2.预测性报道的事实先发性
预测彗星相撞、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等等，这是不是新闻事实未发生而进行了新闻传播？这对于风险是不是也适合？这些现象实质上是以未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形式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一种报道手段。表面上看，是在报道未来的新闻事实而实质上则是在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天气报道，天气的报道实质上是报道已经出现的天气变化还在继续的趋势，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时间上看，今天它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正在发生或延续，但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间段而言，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跨越了这两个时间段。新闻传播只能在今天报道将要在明天“发生”的今天的新闻事实。作为新闻而言，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存在，但是作为这些新闻事实的过程还不足以构成新闻，恰恰这些一般事实的集合才能成为一个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事实出现的“明天的报道”实质上是对今天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化”。由于风险发生的隐蔽性、不确定性，争议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很少关注已经发生的风险因子或熟视无睹暂且还不能称之为新闻事实的事实。这样一来，风险几乎不在新闻传媒的视野之内。
3.新闻策划的事实先发性
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而言，今天发生的一般事实只是具有相关新闻价值或者说具诱导新闻价值。新闻策划是为已经注定是新闻的新闻事实（人为规定的新闻）而存在的准新闻事实。本质上讲，还是新闻事实发生在先新闻传播在后而不是相反。新闻策划实质上是为明天策划今天的新闻事实，而不是策划明天的新闻事实。例如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以中央电视台为主各大新闻传媒都在组织、安排、策划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在火炬即将走过的路线上相关国家人民为此作的准备和对此的各种不同心态等等。风险传播与一般的新闻事实相比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具有隐蔽性，表面的合理性，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性等等，这就使得风险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因此，风险在绝大多数时候总是在其发生时才会被传媒注意，很少有风险策划和风险预测的传播先例。
风险传播与一般新闻事实传播在后果上有本质不同。一般新闻事实在被传播后可以使受众了解身边的环境变化、获得最新信息，为更好认识、改造世界提供现实基础。人们在看到、听到新闻后能够调整策略、挽回损失、趋利避害，但是对于风险传播而言，由于风险的毁灭性后果，风险属于“一次性机会”，风险一旦发生，传播就失去本质意义。2003年SARS发生以前，为什么没有一家传媒传播人们饮食习惯（吃各种动物，即使不能吃也不该吃）对人类生存、健康的危害性，而仅仅是把它作娱乐新闻？但是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SARS的病因是因为人们长期特殊的“美食”嗜好造成病毒畸变而致。人们不禁反思，在人们患上“非典”以前，传媒为什么没有预警而是在风险转化为危机、灾难的时候开始“报警”。对风险而言，“报警”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应付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有时表明了一种不仅仅是可能性的受惊吓的人性，不过是一个暂时被搁置的事实。危险的一次证实就将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而这就是积极地将预期中的威胁转化为具体的威胁的理由。”⑤我们需要传媒将预期中的风险提前传播、转化为现实意识中的风险，而不是对风险进行事后传播，尽管这样的传播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对受到风险威胁的人类而言，传媒的传播“迟到”了。
二、风险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的矛盾导致传媒传播风险的“质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风险仅仅只存在“量变”，风险无时不刻都存在着局部的“质变”，而是说风险在发生“质变”的过程中，是以细微的、不易被常人觉察的方式发生的；由于传媒自身的特殊规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会关注正在由量变超过“度”进而转入“质变”的风险。风险引起传媒关注的唯一新闻价值就是风险的“显著性”。风险不仅仅是生态风险、健康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娱乐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因此风险“显著性”表现方式也是各有差异。陈冠西“艳照门”事件就是以娱乐形式演化而来的道德风险，传播这些事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想冲击、挑衅、对抗中国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伦理。2008年3月31日东航18架飞机集体罢飞事件就是对社会劳资关系风险预警的一个信号。不管风险的“显著性”以怎样的方式体现，传媒关注风险的惟一原因就是风险的“质变”。
1.潜在性：风险被忽略的根本原因
风险的本质就决定了风险除了“显著性”（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新闻价值，风险不存在新鲜性、娱乐性、趣味性、接近性（接近性是指风险转化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未发生以前，风险本身是未知的，就无所谓接近性了）。
(1)“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⑥风险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自身，但是公众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给自身带来怎样的风险，风险一开始就带有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大众是认可的。风险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当人们不约而同地以GDP作为社会发展唯一指标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经济腾飞会带来巨大的环境、资源、健康、生态等风险。人们关注的是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即使考虑到了，但是经过权衡，认为风险还是比获得的利益小，没有考虑无数“可以承受”的小风险随着时间的积累会酿成大风险，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
(2)风险是隐蔽的。这里有两层含义：认识风险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有时即使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无法明确判断，这是风险日趋明显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风险更加无法预测，甚至风险的知识已经超出了现有科学技术本身。风险的发展速度和“裂变”方式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技术、体制、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是对最发达科技的挑战，是建立在最发达的科技基础之上的“反科技”。即使是平常的风险，也已经超出了人体感官的感知域限，不是靠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需要一定的高科技手段，有时甚至还需要国际卫生组织的通力合作。
(3)风险是建构的，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直接正相关。实质上，风险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与风险相关的政治权力体系和权力机制。尽管事实上某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和征兆的确是一种巨大的风险，但是由于风险所处的国家、政治、阶级的权力体系不赞同或不认可，就无法获得“风险许可”，就无法纳入政府的“风险机制”。这种风险就有可能被暂时或者长期置之度外，无法获得风险身份认同和合法风险地位，也就谈不上什么规避和预警风险。
(4)风险是不确定的。风险是人感知、判断、应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方式，它只是预示了一种危机、灾难的可能性。风险表现的方式千差万别，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暴露，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也可能在那个地方爆发，或者以这样的方式演变，或者以那样的状态转化，甚至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出现等等。正因为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忽视和松懈，风险也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风险常常是以“风险碎片”、“风险马赛克”方式呈现，很难呈现完整的风险。
2.“显著性”：传媒无视风险的天然屏障
(1)选择信息是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⑦世界上每时每刻无不发生着不可胜数的变化，传媒的种类和数量再多，传媒科技如何发达，都无法穷尽世界上的事实。
因此传媒必然会依据一定的标准选择信息，而不是有闻必录；受众的时间、精力有限，兴趣和需求各异，也不会更不可能有闻必看，有闻必听，他们总是选择自己需要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2)新闻价值规律的作用。新闻价值规律是传媒选择新闻的普遍规律，指传媒选择新闻时要依据新闻事实的基本要素进行辨别和判断，即实效性，新鲜性、重要性、趣味性、显著性等等。⑧风险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传媒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全部传播，传媒只会关注风险“质变”的那一瞬间的事实状态，把这一瞬间的事实状态呈现给受众。但是对于风险而言，“质变”这一刻就是风险发生之时，风险就转化为危机或者灾难，此时传媒已经失去了预警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报警而已。
其实，在理论上讲，传媒总是走在风险的后面，始终是“迟到”的哨兵。风险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量变的积聚过程，风险的产生是一个“蝴蝶效应”。
在风险产生的过程中，传媒并不会太关注。因为这个过程对传媒而言，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至少在形态上，在量上不足以引起传媒的重视，因此就不能成为新闻。反之，风险一旦成为新闻的时候，报道风险对人类来说，就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和传媒在关注点上是不重合的，始终有“时差”存在。风险形成的过程不会引起传媒的重视，反之，当风险受到传媒重视的时候，风险已经发生。
三、传媒的自身特性导致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失真与风险扩散
1.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并不专业
风险的特征决定了传媒进行风险传播时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风险总是与现代化的高科技形影相随，现代技术的尖端化、知识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征同时也决定了风险的专业性特征。发现、识别和规避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需要相关方面的专门性人才，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否则根本无法识别风险。传媒在传播风险时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国外学者就曾指出，风险通过大众使传媒已经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风险感知，这种被形塑的风险感知，必然引发造成一系列文化和经济后果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同时，传媒有时夸大较小的风险，而在另外的报道中传媒又忽视严重的风险。
2.传媒的大众化、时效性特征限制了传媒对风险的深入破译
传媒面对的受众是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的，要想扩大发行量、收听（视）率、点击率，就需要尽可能把很多复杂、深刻的新闻事实形象化、简单化，做到深入浅出，否则受众就无法解码新闻信息，为了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信息，就需要使复杂的新闻信息尽可能简单化，但是风险信息本身的复杂特征、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就必然使得本身对风险传播不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风险的信息失真，增加风险量级，扩散风险。很多传媒都没有风险传播的专业记者，即使有也没有受过风险传播的严格培训，一旦风险发生，基本上就是用新闻的常规操作模式处理风险信息。这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风险传播失真的必然性。2007年3月13日《信息时报》以《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为题报道了香蕉致癌事件，一时使得海南香蕉大量积压、腐烂，大批蕉农背景离乡，给当地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一时引起社会恐慌。这就是传媒对风险的非专业性解读制造风险的经典案例。传媒的这种无意识制造、扩散风险的行为在风险传播中相当普遍。
3.传媒的生态环境限制了传媒深入地认识风险。
首先，传媒不是天生的超然中立派，总是归属于一定的政治、阶级和团体，在传播风险时，传媒会本能回避对自身不利因素。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传媒制造社会危机感；二是传媒为了自身效益，掩盖、淡化风险。新闻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任何国家政治生态必然的一部分，除了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确实需要依法保护的秘密信息以外，但很多国家、政府、部门，都存在着一种信息潜规则——尽量隐瞒、延缓风险信息或者虚假公布风险信息，避免本届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政治风险，反而加大了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提高了风险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毁损程度，人为增加风险治理成本。固然，政府对有关风险信息的传播采取审核、把关、控制的措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科学解读风险，减少风险的负传播，但是从部分人的政治利益出发，盲目管制和控制传媒对风险的传播，也会提高风险扩散的“加速度”，形成风险传播的反“马太效应”，增加风险治理成本，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导致了风险扩散。地方政府控制风险信息传播的另一做法就是让传媒“报喜不报忧”。即不及时传播风险的正面、客观信息，而是从侧面对风险的治理信息，认为受众抗击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需要弱化、分解、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安慰公众”。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相反还会使风险扩散，使不知情的受众心理更加恐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的堵塞、不畅，或者风险信息的屏蔽，不仅不会遮盖、减缓、阻止风险的扩散，而且还会制造“连锁风险”——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国，传媒应对风险传播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和进步。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在随后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传媒既在第一时间报道党和政府如何抗震救灾的过程，也正面全方位报道了受灾范围、受灾程度、人员、财产损失、灾难发生原因等内容，让受众全面了解风险信息，较好地避免了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传媒及时、公开的报道赢得人民与世界的广泛赞誉。
注释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第34页。
杨保军：《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非诚勿扰》的走红
电视相亲类节目是在媒介激烈竞争压力下的新型产物,虽然它并非由中国媒体原创,但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却让该类节目的原产地美国的媒体《今日美国报》等都大为惊叹。“根据索福瑞71城市收视率最新统计,包括所有频道在内的所有节目,《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套新闻联播,牢牢霸占着全国卫视所有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非诚勿扰》的收视率领先当周收视第二名将近180%。”①
《非诚勿扰》节目符合当下社会关于“剩男”“剩女”的话题,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并且成功运用了“视觉传播”效果,无论是节目内容的包装还是女嘉宾的形象上,都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度。《非诚勿扰》的游戏规则使得全场节目充满变数、伏笔重重,更增加了其收视率。此外,精准的“时尚、婚恋的真人秀”节目定位也让《非诚勿扰》高居收视榜首。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到的“话题”因素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电视台频频制造的各种噱头正是这类节目火爆的最大理由。“拜金女”“富二代”等互相攻击的出位语言,在《非诚勿扰》里不止一次出现,而且甚至保持着较高的频率,这使得“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大型网络讨论区内有大量针对该节目褒贬不一的发言,而且言辞同样犀利。即便如此,该节目依然能够“夺冠”,由此使得同行竞相羡慕、效仿。“从已播出的节目来看,一些处于弱势、低收入和长相一般的男嘉宾,其经济能力、容貌、职业和社会地位等无不成为女嘉宾的调侃对象。一些节目中明显表现出嫌贫爱富、轻视普通劳动阶层的不良现象。”很多话语“体现出了80后青年对感情处理的直接而粗暴,甚至是不负责任。”②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阐述了这样的两个观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会使一切文化变成附庸甚至消失,而这种消失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 。③如今,在由“看图时代”向“读图时代”演变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是对电视可以将任何文化都具象、直观、浅显地呈现的一种肯定。”④当代电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视觉文化的转向使得传媒文化形成了视觉霸权,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尼尔・波兹曼的理论。“尽管传媒文化方式多样,但从当展来看,有一个明显的‘视觉文化转向’―― 视觉性成为传媒最为有力的手段,以至于视觉性压倒了其他因素或形态成为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主因’(dorninam)。”⑤
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指因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出现与大众传播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大众传播影响着传媒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传媒文化也深刻地影响大众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等。尼克・斯蒂文森说,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传播本身就属于文化范畴,媒介就是文化的产物。有了文化,就需要传播;文化越繁荣,传媒越发达,传媒文化越繁盛。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s)这个概念最能反映传媒与文化的关系,体现大众媒介对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表明传媒自身也构成一种文化系统。⑥
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的影响
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形式及传播内容的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视觉文化突出,电视媒介注重“形象包装”。现在,无论是图书、杂志和报纸等传统的印刷传媒,还是电视传播媒介,甚至是新兴的网络媒体,都正在遭遇着“视觉的征服”。当“读图时代”到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图像侵入了传统上以文字为主的印刷物世界,也正因为“视觉至上”原则,电视和网络等传播媒介以超凡的色彩和夸张的布局来争取更多的受众。《非诚勿扰》节目中的“形象包装”充分体现了视觉文化的转向对电视媒介的巨大影响。节目的包装非常精心细致,不论是现场整体的环境氛围、灯光服装、化妆以及道具,还是节目的背景音乐、节奏控制等等,都尽量与节目的目标受众“时尚的年轻群体”贴近。同时节目参与者的装束也十分靓丽养眼、打扮时髦前卫、表现大胆奔放,多位平面模特的加盟更在无形中为节目创造了较多的看点与卖点。
我们甚至可以亳不夸张地说,电视传媒如果缺少视觉冲击力,同时又面临互动式新兴网络媒体的竞争压力,将会立即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电视传媒越来越追求视觉奇观的效果。今日电视传媒的视觉性高低可以说是传媒影响力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当代传媒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这种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视觉性或视觉资源的竞争。将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核心竞争称之为“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上的竞争,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较之于其他媒体,当今的传媒奇观,一方面体现为视觉性压倒其他要素,视觉的诱惑和追求上升到首位,因而很容易压制受众自觉的理性批判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吸引眼球的视觉效果,因此传媒内容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和平面化,难免会挤压了传媒内容生产的文化意蕴和思想深度。⑦
第二,传媒文化促使电视媒介商业化与娱乐化。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传媒文化的繁荣程度。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媒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得不把评判权完全交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至此,为了讨得广大消费者的欢心,传媒文化不得不将电视媒介推向商业化和娱乐化的道路。
《非诚勿扰》以夺得收视排名第一为目标,娱乐自己、娱乐大众为手段,全然不顾由节目内容而引发的各类争议。看过几期节目的观众都会发现,每一期节目几乎都会“精心”设计一个话题,或与金钱有关,或与道德有关。比如,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宝马女”,牵一下手要20万的“拜金女”,甚至是因出言不逊、不可一世,招致所有女嘉宾及现场调解员乐嘉“攻击”的“富二代”,明明条件很好,却迟迟不肯速配下台的女嘉宾,这些都会成为受众攻击的看点。诚然,为讨好消费者,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于是,受众想要什么,《非诚勿扰》就做出来什么,美女,金钱等社会上热议的话题毫不加回避直接讨论,虽然收视率提高了,但是对广大受众的误导与错误的价值观的宣传,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也是传媒文化娱乐化的巨大弊端,它削弱了传媒文化的深刻性,导致其日益趋向浅显低俗的娱乐化,并颠覆了现存的主流文化价值观。
第三,传媒文化激发了受众“偷窥欲”。《非诚勿扰》节目在激发受众“偷窥欲”上做了很好的处理,甚至可以说,该节目的火爆也归功于敢于暴露男女嘉宾的隐私。将功利主义裸地摆放在公众面前,对自己交过女友的数目坦然暴露给公众,得益于受众对隐私的好奇,由此《非诚勿扰》超越了多数电视传媒节目,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南京师范大学新传院副教授于德山认为,真人秀改变了大众对隐私和自我表达的态度。事实上观众和真人秀节目的关系远比一般节目复杂,他们收看并不是因为某个角色是行为模范,而是因为彻头彻尾的娱乐性,这种娱乐性的深层含义是:真人秀节目迎合了人性中坏的成分,尖锐丑陋,喜欢看人出丑。”⑧《非诚勿扰》的制作人王刚也承认,其实只是借着婚恋交友的名义,节目的实质还是真人秀。
如今为了提高自身的商业价值,报纸和杂志等传统纸质媒介,将各种花边新闻和明星轶事作为“卖点”;在电视节目中,更是毫无限制地暴露被采访者的私生活,以吸引受众;在互联网中,个人日记更是被搬上博客以曝光个人隐私作为增加点击率的筹码,等等。当代传媒高度娱乐化,越是奇异、刺激和耸人听闻的私人素材,就越有传媒的商业价值。然而却因为中国的传媒立法尚不健全,以至于导致了传媒对私人生活的窥探,进而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传媒伦理问题。
在这个“快餐化”与“物质化”高度盛行的时代,相亲类节目只是顺应浮躁的环境而滋生的产物。传媒文化对电视传播节目的影响也绝非仅限于以上三点,更多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作者单位分别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经济学院)
注释
①《非诚勿扰》baike.省略/view/1664023.htm?fr=ala0_1。
②王彩平:“‘热相亲’的冷思考――兼论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实践》,2010年第6期。
③[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110页。
④江月英,贺莉娅:“真人秀节目的‘怪胎’:电视相亲类节目――以《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为例”,《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10年第4期。
[Abstract]Withtheboomingofculturalstudies,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isfacingtheturnofculturalstudies.Itistheassignmentforculturalturninmassmediacriticismtoreconstructthediscourseof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
[Keywords]massmediacriticism;culturalstudies;culturalturn
中国目前的传媒批评，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的、以好/坏二元对立构成的、庸俗的话语系统，而并非现代意义的理论批评。虽然不少学者对传媒批评的现状深表不满，但学术产业化的巨大压力使传媒批评不断地反复套用赞扬（好）/批评（坏）的陈旧话语框架。这种好/坏评论式的“批评”，基本上是主观印象式的，即兴而随意，往往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学术上的严谨；批评者认为某一文本“好”、好在哪里，“坏”、又坏在哪里，仅仅只能表明批评者个人的倾向、偏好与态度，缺乏文本深层的细读，往往被文本的修辞表象所迷惑，在很多时候无意识中充当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同谋”。如今大众传媒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批评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向——文化的转向（culturalturn）。文化研究式的传媒批评具有一种内在的批判性与政治性的维度，跟客观主义和非政治的学术方法拉开了距离，它使人们洞察镌刻在文化文本中的权力与统治关系，也详细说明了人们可以如何抵制占据主导地位的符码意义，而形成自身的批判性的、反抗的读解。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主潮。但自从阿尔都塞与葛兰西以来，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文化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结构对主体的施压，主体在这个“结构”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这种理论的缺陷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谓“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又总是一个斗争过程的结果。文化霸权理论又经历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发展。文化多元主义的认识方式肯定了他性（otherness）和差异，给予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文化对话之外的边缘的、少数的和反抗的群体和声音以同样的关注，并试图揭示出各种各样的人的声音和经历是怎样被压得鸦雀无声并从主流文化中被一笔勾销了，并且进行斗争，以帮助那些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的群体的种种观点、经历和文化的形式得以表达。[1][p6]
在西方学术界，罗蒂提出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论转向）是一个伟大的口号。20世纪60年代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雅各布森的“诗学”、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热奈特的叙事学和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就是这种转向的结果。文本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语言-符号学方法，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现代结构主义批评的基本理论，甚至成为精神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及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可或缺的理论背景。
然而文本是不能与现实等同起来的，它是符号化的现实，而符号绝非纯净、透明的。因为媒介既不是被动地服务于霸权形态的利益，也不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是清白的。[2][p280-281]语言没有零度。甚至如新闻图片、电视新闻等皮尔士所谓与现实具有高度同一性的肖像类（iconic）符号——这种符号的能指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实体或知觉上的相似——也与现实不同。照片的能指是高度动机化（motivation）的，因为这里的符号（照片）之形式（景像）主要由其所指性质所决定。影片上的猫看上去不得不像猫。不过，这个能指并非完全由所指所决定，因为拍摄者能够选择拍摄的角度、距离、焦点等。所以一张照片是高度动机化的，但绝非完全动机化。[3][p173]电影电视的影像也是如此。视觉话语也是一种符码化的符号，它将现实世界的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的层次，它当然不能成为它所指称的对象或者概念。“明显的‘先天’视觉符码甚至都是文化-具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码介入，而是意味着符码已经被深深地‘自然化’了。对被自然化（naturalized）的符码操作并未指证语言的透明性和‘自然性’（naturalness），而是揭示了使用中的符码的深度、习惯性及近似的普遍性（near-universality）。这些符码生产明显地‘自然的’认知。这就产生了隐藏在场的编码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被种种表象所愚弄。”[4][p350]由此可见，在传媒领域，电视相对于报纸、广播而言，更加高度地“自然化”，因为这种符号比单纯的文字、声音更少任意性，意识形态被更加强有力地锚定了，电视批评也就担负了更多的“文化批评”的任务。
虽语言学的转向的确为文化研究提供过某种助益，但这种转向隐含着“语言中心论”的霸权。语言-符号学方法是一种非历史化的研究方法，它使批评在聚焦文本的同时忽视了文本的制作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文本的接受与运用等，而这正是文化批评所要关注的重点。“文化转向”即是由过去对语言-符号的关注转向对文化的关注，研究视野从以往的语言符号文本扩展到文本的制作和生产的政治经济领域，受众与社会对文本的接受与阐释等，它是一种彻底历史化的方法，使我们洞悉复杂传媒幻象背后的权力图景，考察在文本生产中，哪些意识形态以何种方式被“编码”进去，哪些意识形态被压制和控制；在文本阅读中，受众又可以通过哪些意识形态的“缝隙”进行抵抗和斗争。丹尼斯·K·戴维斯（DennisK.Davis）概括了传媒研究中文化转向所凸显的重点：
“有些微观的、阐释性的理论，其关注焦点是个体和社会组织如何使用媒介创造和形成结构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这些理论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理论。宏观的、结构性的理论的关注焦点则是社会精英如何运用他们的经济权力控制和利用媒介机构。这些理论认为，作为精英维持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的一种手段，他们有效地运用媒介宣传霸权文化。它们被称之为政治经济理论，因为它们把理解经济权力是如何给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提供基础这一问题置于首要地位。一些研究者推测，另外一些文化形式和革新的媒介运用遭到了制度上的压制。这些理论通过暴露媒介的精英控制和批判霸权文化而向现状发出挑战。”[5][P223]
但这并不是说传统的语言-符号学方法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它可以被超越，但不可以抛弃。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训练，以确保我们在大胆尝试其他研究模式之前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描述方法，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也确实使得我们要在文本方面花了足够的时间之后才去进一步涉及与观众活动和作为话语播放的电视节目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6][P41]它虽从批评的前台隐退，但却并不会消失，而是成为了一种知识背景，被置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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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批评的文化转向，意味着传媒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是统治阶级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协商、调停的结果，它是多种意识形态争夺意义和控制权的领域，我们既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主导意识形态的通俗宣传，也不能说它是一种自发的文化抵抗，而是一种谈判和斗争的过程。“与其说文本确定了它的意义，不如说它为这种意义的争夺划定了一个竞赛区域”[7][P307]，传媒文化本身是一个充满征服与抵抗、压制与斗争、同化与异化的竞技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通过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为大众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斗争埋下伏笔。在这种斗争中，斗争各方采用的是寻求意义的方式：主导意识形态试图使意义“自然化”，使它们变成全体社会“常识”，然而，对立的意识形态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拒绝了这一策略，并试着使意义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这不仅仅是有关一个词的意义的斗争，也是有关谁有权控制这些意义的斗争，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对社会经验的意义的控制权是控制包括在这种经验内的那些人的行为、身份和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部分。符号斗争并不反应社会斗争但是社会斗争的一部分。[8][P303]因此，文化必须置于其得以形成和消费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加以研究，在其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化文本可能同时促进了控制和抵制，这就需要追踪其中的各种咬合（ARTICULATION），批判那些培育顺从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研究的视点，既坚持了传媒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又避免了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它（文化研究）可以识别促进或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及其在文化上的具体体现，从而对各种主宰和征服性的文化霸权进行有效的批判，对一切有利于建设更加公正、民主和平等的全球新秩序的力量进行积极的评价。”[9][P38]
因此，文化研究式的传媒批评必须洞穿传媒文本的表象，直达文本的深层结构，了解和分析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图景，哪些东西被遮蔽了，哪些东西被“自然化”了，特别是那些意识形态高度闭合的文本。传媒文化的内容，以影视为例，除了公开的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大众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新型式样、价值、生活方式外，还有一系列隐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受众产生影响……特别是，这些决定了观众们实践的经验，满足了他们无意识的愿望……新创一系列匿名的满足，大众文化充当了一种社会调节者的角色，试图吸收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使那些可能构成反系统的事实的挫折与失败转入为系统服务的渠道。[10][P88-89]这就需要进行话语权力的分析和批判。按照福柯的话语理论，正是由于话语“采纳”了某些特定方式谈论一个话题，限定一种可接受的和可理解的方法来谈话、写作或为人。由于限定，话语同时也“排除”、限制和约束了其他的言谈方式、与该话题有关的为人方式或建构有关其知识的方式。[11][P45]“话语负载较强的言语暗示，这种言语暗示受社会的、物质的和历史的力量制约，这些力量不准人们说某些话，甚至连想都不准想；与之同时，又强迫人们只说别的某些话。”[12][P39-40]这就是文化研究中的表征的政治学（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意义通过在场者和缺席者复杂的交互作用产生出来。表征既通过展现而运作，也通过未展现而运作。[13][P60]
由于传媒实践所裹携的意识形态，所以媒介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修辞方式，其意识形态高度闭合的潜意识运作方式，正是意识形态霸权的表现，所以不能仅仅将媒体文化视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平平常常的工具而将其摒弃，而必须把它放在各种你争我夺的社会话语和社会力量的源头里分别予以阐释。“每一个社会的具体斗争都在媒体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的商业性媒体）的文本中搬演出来；这些商业性媒体如果要变得受人欢迎和有利可图，就必须制作那种同人们的所思所想相共鸣的文本。”[14][P36]文化转向的传媒批评就承担着对这种霸权进行解构的任务，“从意识形态本质的对立方面来读解媒体文化，探询其批判性和颠覆性的契机，同时分析媒体文本的意识形态设计怎样时不时地失败。”[15][P17]
文化研究的传媒批评还可以改变传统批评的地位。传统评论式批评往往依附于创作而存在，总是针对具体作品谈感受或开药方，从而沦为创作的附属品。这样看似贴近文本，实则缩小了与文本“对话”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对文本潜在空间的深层拓展。传媒批评并非传媒实践的附庸，它与传媒实践之间，应该是一种“文本间性”（intertextual）的平等“对话”关系，而不是从属于传媒实践。因为传媒批评的任务决不是对具体作品作出好/坏这样简单、肤浅的评价，它也并不承担为创作提供评估服务的义务。它对传媒实践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深刻的，而不是直接的。
传媒批评家应该成为“抵抗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是文人，也不完全是思想的生产者与传输者，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产者和社会实践者，他们天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16][p85]学院派批评者更应该从事文化研究的传媒批评，成为在传媒文化建构中的能动者。如果我们把批评者的行为理解为社会活动的生产，而非对社会活动的描述，他们在教室的行为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到公众领域。[17][p88]真正的知识分子要积极进行避免和挑战霸权的反霸权实践，为建构一个公共传媒批评的话语空间而努力。
[参考文献]
[1][14][15]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4]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DennisK.Davis．MassCommunicationTheory:Foundations,Ferment,andFuture(ThirdEdition)[M]．California：Wadsworth,adivisionofThomsonLearning，2000．
[6][12]艾伦·塞特．符号学、结构主义与电视［A］．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8]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A］．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Abstract:Si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ngegreatlyinthe21stcentury,itisverynecessarytoreconsiderthe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overseasChinesemedia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rategy.OverseasChinesemediaistheextensionofChinesedomesticmediaandcanbeadrivingforceforChina''''sunification.InviewofthedevelopmentofoverseasChineseeconomicsandChina''''seconomics,itisfavorableforoverseasChinesemediatomergewithChinadomesticmedia.
Keywords:OverseasChinesemedia；Developmentstrategy
据统计，目前世界华侨华人已近3000万，他们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既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保持着血缘亲情，又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着贡献。而为数众多的华侨华人媒体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的1815年算起，到这个世纪之交，海外华文传媒已经有了18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华文、华文与其他文字合刊的报刊，累计总数约4000种。20世纪30年代，华语广播电台出现，60年代以后又开办了华语电视台。它们挟新科技手段后来居上，形成了蓬勃的发展势头。9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海外华文传媒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一大批华文报纸进入网络，出版传统媒体的电子版，从而使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今，历史已经推进到21世纪，国际关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值此之际，站在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战略性高度，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一、对海外传媒特性的再认识
通过对海外华文传媒发展脉络及其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我认为：
第一，海外华文传媒是我国国内媒体在国外的延伸，对祖国始终具有向心力，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
尽管海外华人分布于世界各个地方，有些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但是他们对中国同宗同源的亲近感和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是无法改变的。3
《欧洲时报》（法国华文报纸）曾经报道，美国有不少华人一直保持着中国的风俗习惯，在家里讲“家乡话”，让孩子们读中文，希望古老优美的“中华文化”能在异国土地上代代相传，绵延不息。而在海外华文传媒的诸种功能中，传扬中华文化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无论东西南北，无论是左是右。有些报刊还以薪传华文教育为己任，开辟专栏专版，协助中文学校推展华语教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华文传媒实际上担负起了国内媒体的部分使命，成为国内媒体在海外的延伸。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海外华文传媒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影响扩展到更广大的地方，形成自己的优势。在目前的世界传播格局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目前，西方国家的传媒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新月异的通讯科技的推动下，正在推行“全球化”战略。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偏远的地区，哪怕是对外封闭，从技术上说，都处于西方通讯网、广播网和发行网的覆盖之下。这种强大的力量对世界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不考虑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这对后者来说有害无益。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我们除了采取相应的措施之外，还应当在民族性上做文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汉字、汉文化，通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大中华圈”，建立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逐步改变信息传播的不平衡状态。而为数众多的海外华文传媒正可以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美国的节目虽然在世界传播内容的数量上居于垄断地位，但其成功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巨大。如果本土节目艺术上乘、制作精良的话，会比国外节目更具吸引力。”①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我们将对外传播内容制作精当，并延伸至海外华文传媒，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华语地区，还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振羽教授对此也有着很好的见解。他指出：“世界上不同地区华文报业，所处环境不同，经验有异，但是隐隐然却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这不止是因为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语言背景所带来的认同感，同时也因为今日各地华人社会经济和文化互动日益频繁，已经形成了‘大中华经济网络’以及‘大中华文化网络’。未来世界华文报业的发展，势必成为这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之中重要的一环，发挥整合联系的功能。各地华文报加强合作交流，建立‘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可以说是大势所趋”。②而这个“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完全可以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中。
第二，海外存在着融合的趋势，这也体现在新闻传媒中。在目前大陆与台湾暂时分离的情况下，海外华文传媒有可能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
比之本土，海外华文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淡薄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以后全球性的、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许多殖民地相继独立，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随着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人们的注意力也从持续多年的党争、政争转移到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来，对政治不再像从前那样热心了。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华文传媒受众的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不再有市场，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中国大陆各方面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争取读者，赢得发展，必须改变观念，顺应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念唱八股的“古老石山”们也不得不作出调整，淡化报纸的政治色彩，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的相异性大为降低，而使其相同性的一面凸现出来。
而且，随着近年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不断增加，亲大陆的报刊迅速崛起，在海外形成了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格局。尽管与港台移民创办的报纸（尤其是与港台报纸的海外版）相比，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刊在物质技术条件上还不够完备，但是作为海外华人一方面的舆论代表，它正在逐步发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强势。令人称庆的是，目前在许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上，如“李文和案件”、中国申奥等，在全球的华文媒体上都会形成共同的关注和一致的舆论。这种“合”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正因为海外华文传媒能够在海外华人中形成一致的舆论，并“放大”这种舆论，它在促进中国统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近些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目前，许多国家的海外华人都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包括欧洲促统会、全英华人促统会、法国促统会、匈牙利促统会、罗马尼亚促统会、瑞士促统会、澳洲促统会等。2000年8月26日，“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代表、中国内地和台港澳地区的代表6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共同声明，内容是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要求外国停止对售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呼吁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真正拿出诚意，开始两岸对话与和谈，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撤销一切阻碍两岸经贸交流的障碍，并呼吁全球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努力奋斗，以求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③由此可见，在海外，反独促统已经是华侨华人共同的心愿。在这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舞台和空间是非常大的。在目前两岸关系暂无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它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优势和条件，形成、统一舆论并强化舆论，以这方面的实际工作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第三，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对外政策上引导得当，这一作用必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我国政府对外宣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内对外的传播是远距离的传播，我们对受传者的文化背景、心理状态、兴趣、爱好以及他们对媒体信息的认知程度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内容常常是“不切实际”的。
海外华文传媒则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首先，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中国传媒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华人聚居地，也存在于华人所在国的大众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其次，海外华文传媒是应华人沟通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原本就有两大功能：一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所在国各方面的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二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帮助他们维系与祖国的感情联系。而将这两种功能放大并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恰好就是“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此外，海外华文传媒的创办者（或编辑者）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来自中国，又植根于当地社会，因而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各所在国）。因为他们了解世界，具备所在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因而对世界的描述更接近客观真实；因为他们了解中国，对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又了解所在国受众的心理特征及需求，因而他们对中国的推介和描述也更加符合实际，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让中国了解世界”方面，海外华文传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渠道，新移民传媒尤其如此。新移民传媒出现之前，国内获取国外信息（通过媒体）无非是两个渠道：一是各个国家本地文的报纸，二是港台移民在海外创办的报纸。前者不但有语言上的障碍，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差别；后者虽然语言相同，思维方式相近，但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且与大陆长期隔绝，所提供的信息也缺乏决策参考价值。新移民报刊则不然。它的创办者与国内（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理念和视角，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评价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不但更直接、更真切，也更加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一些有大陆新移民参与或主办的海外华文报刊的网络版在大陆地区广受欢迎，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华文报刊的读者群不仅限于华侨、华人，也逐渐扩大到一部分当地人士。例如在美国、日本、德国等与中国文化交流、经贸关系较为频繁、密切的国家，学习华语的人数越来越多，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华文读者群。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有些华文报刊因势利导，开辟专版、专栏，通过教汉语的形式向学习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信息。华文报刊的双语版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据悉世界上约有几十家华文报刊办起了英语版，还有少量的中文和马来文、中文和日文的双语版报刊。美国的一家华文报纸认为，这种双语版报纸很有意义，它对只懂英文，不懂中文，希望了解华人圈子的事，了解母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华裔子弟，对那些关心中国问题，尚不能阅读中文报刊的朋友，对打破中、英语的隔阂，服务社会是及时和必要的。
总之，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引导得当，它定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未来展望
海外华文传媒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以此观之，海外华文传媒必将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因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以及海外华人经济的进一步扩展，华文传媒所需的物质、人才、市场等条件必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通过对不同国家华文媒体的考察，我们发现，它正日益呈现出如下趋势：
第一，集团化的发展趋势
与报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吻合，海外华文传媒也逐步走上了集团化的道路。海外华文传媒的集团化有两种情形：一是随着本地华人办报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形成的一报为主、同时出版多种报刊（甚至多种传媒）的集团。如马来西亚的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办有《新生活报》，而《新生活报》同时又办有《风采》、《淑女》、《健康》、《休闲》等12种期刊。又如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着全国的主要报刊。仅华文报章集团，就由3份日报和1份周报组成。二是港台报业集团在海外的拓展。如台湾的联合报系除了在本岛发行《联合报》等）外，还在美、加和欧洲出版《世界日报》，在泰国出版《联合报》。该报系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香港星岛集团有限公司不仅在本岛出版《星岛日报》，还在世界三洲五国九市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星岛日报》海外版。从趋势上看，这两种类型的报业垄断集团都会有进一步的扩充与发展，而报业集团化也必将在资源配置等方面为海外华文传媒带来更多的益处。中国大陆也有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新民晚报报业集团的《新民晚报》在海外发行，但规模和覆盖面尚不如港台报团。不过随着大陆方面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大陆报业集团在海外的辐射力将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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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多媒体的发展趋势
海外华文传媒由单一媒体发展起来，到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共存共荣的局面。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华文报刊一支独秀。20世纪30年代以后，华文广播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到90年代中期，北美洲先后创办的华语电台已有30多家。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出现了华语广播。20世纪70年代，华语电视问世。进入90年代，在华人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逐步形成了三个华语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电子传媒方兴未艾，将信息输入电脑互联网的华文电子报刊又迅速兴起。先是80年代末期留学生网络杂志纷纷出现，至90年代中期已超过30余种（大多在北美、欧洲、日本）。继电子报刊之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相继进入因特网，拥有大量的读者。这说明，与全球新闻业发展的进程相伴随，华文报业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诚然，新媒体的出现是对传统媒体（尤其是印刷媒体）的挑战，但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许多报纸藉此重整旗鼓，或扩版，或彩印，或增设地方版，并采用“电脑全页组版系统”，向着“全面全程自动化”目标而努力，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新媒体并不能消灭传统媒体，多种媒体的相辅相伴、共依共存将是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趋势。
第三，全球拓展的趋势
3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海外华文传媒是以华人社会的形成及其规模的扩大为基础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华文报刊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五六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逐渐改变，由东南亚国家占压倒优势变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两个地区。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包括澳洲）的华文报刊逐渐发展起来，遂形成东南亚、北美、欧洲三个中心。90年代以后，一些华文报刊销声匿迹数十年的国家，如拉美各国、日本、蒙古、新西兰等，其华文报刊重新获得生机；一些过去没有华文报刊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也出现了华文报刊。总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海外华文报刊已遍布全球，成为世界性的传播媒介之一。它不仅存在于数以百万计的华人聚居地，就是在华人人数不多的天涯海角，也有它的踪迹。例如在只有3万名华人的毛里求斯，就有铅印的中文日报两家和中文周报一家；在只有数千名华人的苏里南，也有两家华文报出版。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迥异使得海外华文传媒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大不相同——有些报刊已采用彩色柯式印刷，有些则仍旧停滞在手抄油印或石印的初级阶段上；有些报刊发行量高达十数万份，有的仅销一两百份，但是它们的广为存在和与日俱增，是任何人不能回避的事实。从目前的情形看，海外华文传媒这种全球性拓展之势仍在继续。
第四，海内外融合的趋势
随着海外华文传媒的全球性拓展以及香港、台湾、大陆报业集团向海外的延伸，海内外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已成为现实。过去大陆与港台、与海外长期隔绝，彼此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而造成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如今这种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例如受大陆人士在海外所办报刊的影响，一些港台人士所办的报刊也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而为了影响老一代的华人和港台人士，大陆人员所办报刊有的也采用繁体字。在词汇、行文等方面，港台、大陆报刊也出现了同一的趋势。这就使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逐渐趋于一致。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过去因地域分割而形成的“港台”、“大陆”的概念已日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海外中国人（华人）的概念。国际互联网的兴起，进一步突破了区域的限制，使天下华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分享彼此的信息，从而加速了华人社会、华文报刊及其读者群体的融合。互联网不但实现了华人社会更大范围内的信息共享，而且提升了海外华文传媒读者的层次，使之上升到知识群体和政治权力群体。这就使海外华文传媒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海内外媒体及受众相互融合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在对海外华文传媒的前景进行展望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一些华文报刊仍然面临资金短缺、人才不足、读者萎缩的问题，此外还要受到新媒体和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西方新闻媒体的挑战。但是“事实证明，华文报纸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前途。它作为各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细胞，将长时期地在世界传播事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成为当地华侨、华人自己的喉舌，并为发展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的贡献”。④
三、四个建议
第一，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有关部门应予以重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
为了加强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国家设定了“九五”社科基金项目《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此书将于年内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但如同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一样，此课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领域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还有许多，例如海外华文传媒国别史的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华文传媒的比较研究以及如何利用海外华文传媒进行有效的对外传播的对策研究等等。因此，建议“十五”规划中继续设定此类课题，以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化。
第二，建议外宣部门制定针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新闻传播政策，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影响它们，以求获得最大的效益。3
我们曾经针对以外宣为主攻目标的机构和媒体制定过宣传策略，从宏观上看，这些策略是颇有成效的。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影响日深，有关政策部门是否能够把眼光放得再远一些，将分布全球的海外华文传媒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总体战略中，针对它们提出具体的设想和方案，以便使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获得双倍的收益。
第三，通过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影响华人、影响世界，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为此，我们的领导部门及外宣工作者必须对华人及所在国受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研究他们的心理特征和阅读、视听习惯，探索针对他们进行新闻传播的规律，改变过去那种一厢情愿地说，传而不通、通而无效的尴尬局面。
第四，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制定政策影响它们，使之成为促进两岸统一的强大的舆论力量。
注释：
①郭镇之《全球电视传播环境对中国与加拿大的影响》，载1997年第5期《国际新闻界》。
②郭振羽《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华文报业》，载台1993年12月9日《中央日报》。
③［美］《侨报》，2000年8月27日。
④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94页，新华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方汉奇．中国新闻史业通史［M］．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业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M］（1－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冯子平．海外春秋［M］．商务印书馆，1993．
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巫乐华．华侨史概要［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page_break]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page_break]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却明显滞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更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提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即是一个极为英明的战略。该战略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高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高度，是高瞻远瞩的。
在推进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众传媒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把握与规范大众传媒的作用，确立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对于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科技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大众传媒对于文化教育与文化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文化学家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首先要掌握前人所创造的文化知识，学会利用前辈们积累的社会经验。掌握文化知识可以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在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企业、旅行、家庭中的交往）和自我教育（阅读、独自参观博物馆等等）的方式来实现。大众信息手段——广播、电视和报刊所起的作用也很大。”［1］生活中，大众传媒不仅成为了解信息传播文化的媒介，更成为文化教育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加快了市场经济的步伐，市场手段引入到大众传媒的改革中，“将市场经济引发的灵感发挥到更广泛的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建立传媒产业的理念，包括规模经济、传媒集团、市场细分、资本经营等。这些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和传媒改革的重要构成，而且，党和政府经过多年后置式的选择自上而下的创新实践、打击违规行为之后，也开始呈现基于这种市场导向的话语而采取更加主动的策略和态势”。［2］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独立承包、自负盈亏、经济效益等成为大众传媒转型中的一些关键词。大众传媒在过于注重大众传媒产品的商品性质的同时，却忽略了诸多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在一味迎合市场过程中，从以往与工具，突然转到大众的娱乐工具。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失重，构成了某些大众传媒从脱离现实的崇高，落入倾心市场的媚俗境地，以致于形成了某些大众传媒误导社会与大众的偏向。
以电视节目为主分析近年来某些大众传媒的误导偏向，大约主要呈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在关注受众中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倾向。在市场经济左右下，大多数电视台减少了文化类节目，而增加了娱乐类节目，构成了新闻、电视剧、娱乐类节目为主的荧屏结构。据统计，中央电视台15个频道的综艺娱乐节目占据了全国77.1%的收视份额，湖南卫视占据了7.4%的收视份额，排名第二。湖南卫视以“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为目标，突出“快乐中国”的理念，其《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谁是英雄》、《超级女声》等节目如一阵“快乐旋风”刮遍全国，掀起了快乐、欢乐的热潮。但是在娱乐性节目中明显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在提出“娱乐至死”的口号中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在娱乐大众的口号中却常常呈现出“愚乐”大众的境况。重庆卫视的电视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被勒令停播，就呈现出节目在过度娱乐化中，内容格调低下、曲目庸俗媚俗的状况。
第二，在迎合市场中呈现出过于低俗化倾向。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大众传媒呈现出迎合市场迎合受众的趋向，缺乏在普及中提高的视野，却注重迎合世俗趣味，往往呈现出低俗化倾向。“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在躲避崇高中推崇轻松惬意，在漠视严肃中恣意调侃，从轻松滑向轻浮，从通俗堕入庸俗，从求新趋向猎奇。在某些电视真人秀竞技节目中，眼睛喷火、腿上切肉、滚钉板、吞毒虫等场景的实播，在充满猎奇性的节目中令人不忍观看，在感官刺激中产生视觉污染。甚至新闻报道也呈现出低俗化的倾向，故意渲染一些残暴凶杀案的细节，津津乐道于某些人间悲剧的色情与暴力，将人们痛苦的经历戏剧化、娱乐化，在不择手段的市场竞争中呈现出低俗化倾向。
第三，在追逐时尚中呈现出极端窥秘化倾向。为了迎合受众进而掌控市场，某些大众媒体揣摩受众追逐时尚的心态，将关于名人、明星的节目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文化娱乐新闻成为一些大众传媒的主打内容，窥探明星隐私、爆炒明星绯闻就成为某些大众传媒的制胜法宝，或捕风捉影、危言耸听，或道听途说、张冠李戴，或断章取义、别出心裁，或夸大其辞、哗众取宠，在满足受众的时尚心态、追星心理中，扩大市场的份额。充溢着个人性生活细节的木子美日记的窥视热潮，矫柔造作的芙蓉姐姐的粉墨登场，刘亦菲堕胎变性的恶意谣言，刘晓庆离婚假新闻传播等，连篇累牍的明星逸闻花絮构成了大众传媒的极端窥秘化倾向，使大众传媒成了飞短流长、打探隐私、传播绯闻、炮制奇谈怪论的孳生地。
第四，在追求效应中呈现出趋于虚假化倾向。大众传媒应该具有社会的公信度，注重真实性应该是其基本行业准则。近年来，在道德失衡、有偿新闻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下，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假新闻屡屡见诸新闻媒体。2007年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訾北佳编造《纸做的包子》的虚假新闻，北京某报《〈艺术人生〉被令限期自救》的虚假消息，在无中生有中煞有介事，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2007年的“陕西野生华南虎”、2008年的“平江野生华南虎”事件，成为令人不齿的假新闻。这些由地方行政机构、投资商与大众传媒合谋的假新闻事件，导致一些经济利益市场效应的追求中呈现出虚假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大众传媒的声誉。
哈贝马斯指出：“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就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3］在商业化的左右下，传媒改变了公众领域的结构与公众性的原则。虽然，如上所述大众传媒出现的这些偏向，仅仅为某些媒体的作为，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大众传媒所具有的传播信息、文化教育、舆论监督与社会导向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必须要充分关注与克服大众传媒出现的这些偏向。
二
大众传媒的负面性影响已经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注意，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能引导受众又可能误导受众，既能整合社会也可能引起社会动荡,既能教育人又可能造出一批庸人，既能娱乐人又可能毒害人的身心健康。［4］有学者指出大众传媒娱乐化倾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削弱大学生的辨别力和批判精神、降低大学生的审美情趣、鼓吹新潮时尚而抛弃节俭实惠、使大学生的社会观呈现出世俗性。［5］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影响更为广泛。因此，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必须注重引导大众传媒正确健康的舆论方向。
在倡导注重大众传媒的正确健康的导向中，应该注重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内蕴与艺术特性，在注重娱乐品质中反对泛娱乐化倾向。大众传媒进入消费时代后，大众传媒多元化发展无可厚非，不能简单否定传媒的娱乐性，但是必须强调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在弘扬主旋律中也不反对非主旋律的作品，在注重大众传媒的教育意义中，也不反对其消遣作用和娱乐作用，但是必须具有某种度的规范，尤其应该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内蕴，在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的支助下，扩大与拓展文化作品的艺术深度，尤其注重文化娱乐性作品的艺术特性，反对与避免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而应强调作品的艺术品质。
其次，规范传媒的社会责任，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位，在注重提高大众水平中反对低俗化倾向。哈贝马斯认为，“新闻媒介是社会之公器，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论坛，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建设中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6］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之公器有其独特的社会责任。早在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就制定了《报业规则》七条，规定了报业的责任、新闻自由、独立、诚信、公平、正直、庄重，明确反对和谴责报纸假借道德之理由，对于社会伤风败俗、如奸淫、掳掠之犯罪事实着意描写，迎合低级趣味，煽动低级感情的行为。在大众传媒中必须强调作品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位，不仅注意文化的普及，更强调文化的提高，反对大众传媒的低俗化倾向。
再次，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强调具有时尚风格的传媒作品的精品层次，在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中反对窥秘化倾向。在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中，必须不断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将政府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将政府审核与行业自查结合起来，在政府监督、行业规范、社会舆论三者的结合中，落实传媒的把关意识与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传媒作品的档次，在注重传媒作品的时尚性的同时，更注重作品的文化层次，在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中，反对一味模仿拷贝的现象，注重具有创意的独创性作品的推出。在文化娱乐性节目的设计中，注重保护个人的隐私，反对一味猎奇猎艳，反对娱乐性作品的窥秘化倾向。
最后，加强传媒的职业精神，强调传媒人员的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在注重提高传媒公信力中反对虚假化倾向。作为从事社会之公器工作的传媒人员，应具有独特的职业规范，尤其新闻工作者必须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在大众传媒中强调传媒的公信力，即以社会责任为己任，通过大众传播提供客观、全面、及时、权威的资讯而获得的社会普遍认同。媒体的公信力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其要义在于实事求是地传播新闻、坚决杜绝虚假新闻。传媒人员必须具有行业自律精神，在社会的监督过程中加大对于虚假新闻的打击力度，建立大众传媒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加大假新闻的媒体问责制，在注重提高传媒的公信中反对虚假化倾向，坚决杜绝虚假新闻的产生。
有学者对中国传媒制度的变迁作了勾勒，认为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了制度均衡时期，建立了稳固的党的新闻体制；改革开放后，打破了这种均衡，形成了媒体主动开发财源的现象；传媒与广告共生时期，传媒从单一承担政治使命的宣传工具，转变为辅佐政权与营利的双重角色；传媒集团发展时期，在全球传媒进入与市场经济的威胁下，努力有效地将市场机制吸纳到国家控制的传媒产业中。［7］在中国传媒制度的变迁中，虽然传媒的形式与结构的方式有所变化，但是传媒的基本特性仍然没有变，作为国家舆论与社会公器的特性仍然是大众传媒的基本性质。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大众传媒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导向作用，只有加强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才能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到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在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文化产品中，引导文化市场与文化消费健康迅速的发展，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与社会风气，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留下诸多文化精品。
参考文献：
［1］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文化学.王亚民、宋祖敏、张静萱、王翠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3.
2现阶段传媒艺术教育问题认识
在高校扩招后，传媒艺术类专业即面临着与其他专业类似的共性问题，如盲目扩招、师资力量不足，培养方案不成熟、缺乏培养特色等，也有传媒艺术类专业特有问题。
2.1传媒艺术人才输出与市场人才需求脱节
在教育部《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基本）专业目录》中，融合传媒艺术专业的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设定11个专业：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制等。很多高校习惯了过去单一专业下的惯性培养模式，对于部分专业的掌控无所适从或者有心无力。国外高水平艺术院校在因材施教把握、师资力量配备、学生培养模式、与人才市场对接方面均有成熟的经验，学生在掌握扎实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通过就业市场准确对接。国内很多院校仍沿用以往固定的专业模式授课，对专业的理解和建设不够，缺乏因材施教，对学生的个性引导不足，数字技术和新的教育理念引进迟缓，适应新媒体和全媒体发展的新专业发展缓慢，用人单位难以在毕业生中找到专业对口、层次合适的学生，传媒人才“供”与用人单位“需”之间出现鸿沟。
2.2学生“偏科”问题突出
许多院校按照一套固有培养方案，侧重对艺术技能和实践的培养，而忽视科技、人文、经济管理等跨学科知识的培养，学生艺术设计理念和传媒操作生产过程或缺乏对于人文关怀“精神内核”，或在综合驾驭能力上显得青涩，专业面过窄等问题使得人才规格在复合性、创新性上底气不足。艺术类学生的英语考核有自己的学位考试为标准，整体难度和水平比普通专业低，导致传媒艺术类专业学生在阅读外国作品和文献时存在较大困难和障碍。传媒艺术教育将艺术本体与人文、经济管理等其他学科相结合，丰富、充实传媒教育内容。
2.3需加强阐释学术理论的力度
传媒艺术发展不仅需要实践，更依赖于理论构筑。在全媒体时代，传媒艺术的传播新特性、精神性需要更为前沿、稳健、扎实的学理透视。在电影与电视、传播与艺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状、交织可能都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究。探寻并准确把握传媒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理论根基，才能确保传媒艺术教育的枝干和花叶不“长偏”。
3媒介融合发展视角下传媒艺术教育转型探析
媒介融合发展需要传媒艺术教育顺势转型。在艺术门类独立以后，全媒体视角下的传媒艺术教育应围绕战略发展方向和市场需要进行转型。
3.1走特色化发展之路
我国高等教育在实现扩招以后，出现学校盲目办专业、缺少培养特色的问题。传媒艺术人才培养应紧跟传媒业发展步伐，适时完善培养方案，建立因地制宜、寻求特色、注重服务社会、找准坐标、顺应时势的实践教学体系，通过产学研合作大力推进协同创新，向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方向转型。如重庆广播电视集团与重庆工商大学的合作模式开启了高校开办传媒艺术专业培养的新篇章。重庆广电集团与工商大学在校园实践大楼内共建500平方米专业、标准化演播厅，重庆电视频道和栏目整体平移进重庆工商大学。多档受当地市民喜爱的节目在此生产，学生可全程参与节目的生产制作过程，而进驻高校的专业电视编导、记者通过定期讲评会的形式，加强对学生专业教育。目前，已构建起“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科研模式。通过师生在业务领域“角色实践”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格局，这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开创了中国传媒教育的先河。学生不仅可以通过现场的节目生产制作掌握专业知识，更能在这样的平台里面，领悟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互发酵、互补共生的内在规律和外在价值，为全媒体背景下传媒人才培养提供了范例。
3.2加快结构转型，培养和打造勇于创新、知识转换能力强的复合创新型传媒人才
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不健全时，高校对于传媒艺术人才的培养更应该“冷思考”。在艺术门类下，如何结合学校自身优势和特色，促进专业布局平衡，如何做好学生专业培养、就业能力实际考核、学生人文素养培育、跨学科专业教育等，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在国家高度重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机遇下，大力培养熟悉影视与新媒体传播、掌握传媒经济与管理、传媒资本运营等人才，才能在未来社会中站稳脚步。有财经特色的高校，如重庆工商大学在对传媒艺术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重视经济、管理类可能的贯穿和引进。在全媒体时代，懂得资本运营是学生踏入社会的竞争力。与单一知识结构的记者、节目制作人、编导相比，具备综合素质的传媒“职业经理人”对于未来市场的驾驭和把控能力更高一筹。
相对于我国公共管理而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能够对社会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报道，能够对涉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况进行报道，从而引发人们的警惕性，让人们对突发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众传媒对地震的现状进行了及时报道，并且将地震的情况进行了传播，不仅保证了地震事件的真实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了灾区现场报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据大量的事实表明，大众传媒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以及公开性能够保证大众传媒发展与运行的基本准则，能够让社会产生一定的报道反应。此外，从效率角度分析，大众传媒将涉及的公众利益的真实信息进行报道，能够避免灾难性损失，能够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报道的透明度，尽可能将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议程设置是建立在环境监视功能之上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媒设定了议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众传媒中，新闻传媒所传播的基本信息能够以议程的方式进行展现，并且所产生的影响下能够对受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新闻传媒所选择的播报内容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并且传播媒介在根据现实环境中所选择的报道内容在经过加工之后能够积极呈现给广大受众。从现实角度出发，社会的现实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部分公众而言是不理想、不规范的，如果想让她（他）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对象，则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转换，而大众传媒所具备的议程设置功能则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接触信息，并且能够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传播，使其能够连续性的进行报道，从而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大众传媒对社会事件的客观报道能够提高受众的认知程度，能够引发受众对社会的认识与思考，提高受众的认知度，从而将媒介议程积极转化为公众议程，形成焦点效应，产生强大的舆论引导，促使公共事务进一步调整。
（三）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监督作用
自古以来，监督是保证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应的，批评专栏使受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加强，新闻传媒针对性的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报道与批评，从而提升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种社会中的而不良现象也会通过新闻传媒进行报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以及《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在全国受到了关注与重视，此类节目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是该类节目将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进行了发挥。现如今，我国民众在表达自身意愿的时候要求自身权利的合法性，而大众传媒作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关键因素，能够引导社会与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改变社会舆论监督现状。此外，近几年在科技的发展中，网络成了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网络不仅改变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从根本上促使新闻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传播速度的快速性，传播内容的全面性。网络的出现让广大受众拥有发言权与表决权，在形成双向互动模式之后，能够有技巧的对政府政策进行调控，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创新，促使人们对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四）大众传媒具有参与政府决策的作用
通常而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始终离不开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所具备的公共空间能够使政府决策具备有效性与实效性。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管理体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出现，能够将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讨论与分析，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推动我国政府形成新的决策意见。此外，大众传媒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传媒的平台中，不论是个人、团队、政府还是其他均可以针对决策问题进行论证，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意见。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对决策的内容进行解读，并且能够深化受众的理解程度，提高受众参与决策的基本意愿以及参与能力。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还能够通过公众群体将错误的信息进行取消，完善决策体制，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愿进行充分反映，从根本上带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互联网中图分类号:I06;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1)01-0003-5
为什么当今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在谈论全球化?难道这个话题确实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吗?全球化究竟会带给我们幸福还是灾难?我的回答是,全球化确实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它有如一个难以摆脱的幽灵,无时无刻不在制约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甚至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文化上可能出现的全球化趋势。①诚然,经济全球化决不是少数专家学者躲在书斋里杜撰出来的一个虚幻的现象,也不是新闻媒体肆意炒作出来的话题,而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极致的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日益逼近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全球化的进程体现在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长驱直入和国产影片的节节溃败;电视业也面临着入世之后西方媒体的冲击。毫无疑问,全球化使我们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都进入了一种以市场为主宰的经济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循环中,抓住机遇就有可能迅速发展,反之就必定会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全球化的法则使得经济发达者越来越强盛,而原先的经济落后者则再度被边缘化。全球资本将面临又一次重组。对于全球化的本质,诚如英国学者查尔斯·洛克所总结的,“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另一名称……全球化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同时又排除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均为其臣民。我们无法在我们当中指出任何一个领导、一个中心、一个起源,或者一（3①收稿日期:2000-10-05作者简介:王宁(1955-),男,江苏南京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个权威。我们也无法验证权力的出处,无法找寻出责任的归咎或怨愤的起因。政治和经济的话语在传统意义上担当的角色———国家,公司(作为人的合法虚构的组织)———已不复有效:跨国公司并不拥有总部、中心或边缘。”[1]既然全球化使我们大部分人都被边缘化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对全球化服务的程度。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日子越来越近,这种迹象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趋同化现象,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的现象,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使其受到严峻的挑战。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全球化可能给中国文化研究带来的后果,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学及影视传媒的功能。
一、全球化理论质疑
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不少人曾一度沉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认为这一宏大的计划并未完成。那么为什么同时又会有那么多的人在谈论全球化?这一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学术界显然有着较大的分歧,但人们至少都认为,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和批评话语,对欧洲中心主义有着强有力的消解和批判作用,同时,它也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对立物,对现代性有着某种反拨作用。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全球化并取得相当成就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在对这一现象作了详细的历史溯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后总结道,“换言之,全球化究竟是已被欧洲权力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的最后一章,还是另外即将以任何具体形式出现的某个事件的开始,仍不甚清楚。然而,清楚的是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断裂———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那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但全球化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因为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象来重新建构世界。对全球化的成功的价值之考虑,正如它之于跨国资本那样,对世界主义的自由人士或左派也有着吸引力,它弘扬世界的内在统一性,但却忽视了继续存在的问题不只是过去的残存物,而是带有构成其意识形态的发展主义假想的全球化过程的产物……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经济边缘化也隐含着政治边缘化,因为在传播民主的过程中,关于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决定正在局部地被撤消,甚至使全体选民们也爱莫能助。”[2]这也就是说,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它既在中心发挥作用,同时也活跃在边缘。同样,作为全球化的产物,跨国资本既剥削本国人民,同时也剥削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人民。它打破了原有的贫富等级序列,使富有者更为富有,贫穷者更为贫穷。这就是全球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后果。因此,毫无疑问,就全球化的本来含义来说,它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在经济上,美国的货币已连续多年占统治地位,美国经济也一直发展飞速而居高不下。在传媒领域,它的强大和无所不及性更是表现得明显。跨国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业和影视业,甚至在当地找到可以联手操作的合作伙伴。这样一来,为跨国公司服务的人不仅参与了对别国的剥削,同时也剥削了自己的同胞,并直接参与了摧毁本国的民族电影和电视事业。在欧洲,面对美国文化的入侵,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北欧诸国,不得不制定一些相关的措施,限制包括美国电影电视和麦当劳餐馆在内的美国文化的扩展。而在一些文化弱国,美国影视则如入无人之境,侵蚀着当地的文化娱乐生活。因而不少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化上全球化的进程步步紧逼,强势文化可以借助于经济上的强力向弱势文化施加影响,使之趋同于强势文化。这样,在文化全球化这面大旗下,世界文化将越来越走向趋同,民族的文化特征越来越模糊。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了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忧虑。难道具有千姿百态的世界文化果真会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走向同一吗?试想,假如有那么一天,整个世界的多种文化都成了一种模式,作家创作的作品都依循一种创作方法和同一的技巧,这个世界将变得多么可怕!同样,在银幕和荧屏上,假如出现的都是好莱坞的制作模式或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广告,世界文化的末日便来临了!然而,历史将证明,这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一种幻想,因为作为其对立物,文化本土化的力量也不可低估,而且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将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或按照一个杜撰的英文术语所表明的,将出现“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现象。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排除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文化趋同化之危险。既然全球化是来自西方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批判。对于全球化这一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重视的,但他们往往只看到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积极后果,而忽视其消极的东西。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论述中找到论述的出发点: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从上面这段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全球化曾在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但是这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所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对于这后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西进过程见出例证。②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不可能不受到文化本土化势力的抵制,而未来的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这就是我对全球化现象之本质的认识和分析批判。由于我本人现在正从事文化研究和大众传媒研究,因此在下面两部分我将论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影视传媒之功能。
二、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精英文化的挑战
毋庸置疑,全球化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艺术的挑战。不管我们把2000年定为新世纪的开始,还是把2001年定为其开始,我们都可以说已经处于真正的世纪之交。这无疑是一个转折时期,过了这一转折时刻,我们的文学艺术就将进入第二个千年。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考察,人们一提到“世纪末”(findesiecle)这个词,便立即会想到19世纪末西方文学艺术界出现的颓废情景:传统的现实主义受到各种文艺思潮的挑战,正在日益走向衰落,现代主义以及各种先锋艺术流派的崛起使得文学的精英意识愈益浓厚;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流行;此外文学艺术创作本身还受到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思潮的影响。如此等等。这显然是针对上一个世纪末的西方文学艺术之走向而言的。那么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新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艺术之态势,我们将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艺术的走向有何认识呢?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在所热烈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的指向是当代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意识的文化,它包括区域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和传媒研究等几个方面,同时也致力于对文学艺术的文化学视角考察分析。考察当代影视传媒无疑是文化研究者的任务,但是文化研究也不应排斥对精英文化的考察,而文学艺术则正是精英文化的结晶。文学与影视尽管所使用的媒介不同,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难解难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电影译名为《战地钟声》)等所描写的波澜壮阔的场面正是通过电影的银幕才得以充分展现的,众多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优秀影片的故事情节也取自文学作品。因此研究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自然也是从事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方向。始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建基于对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之上,并扩展到对大众传媒的研究,因而借此我们也不妨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跨民族、跨文学文类和跨文化等级的多元视角出发来考察世纪末中国文学艺术的现状及未来走向。其次,另一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就是所谓的“世纪末”之涵义。若是专指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这一术语显然包含有“颓废的”、“没落的”涵义。但是正如另一些术语的涵义在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之后又具有了新的意义:最初出自宗教领域的现代主义这个词现已被广泛地用来描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现实主义构成直接挑战的一种西方文艺思潮和运动,有些批评家甚至将其内涵无限扩大为包含战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先锋派”这一术语则自其诞生之日起不断拓展其内涵,现已被广泛用来描述一切反叛传统并有着先锋和超前意识的东西方文学艺术思潮流派。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传统的审美内涵也必须在有着当代意识的当代人的重新阐释下才能真正具有意义,文学的经典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其内涵也在受到重构并趋于完善,此外,它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电影和电视的传播媒介。有时,一部电影或电视的成功也会使得久已被人们遗忘的一部文学名著再获新生。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小说原著的促销。因此,不加分析地将世纪末的文学艺术定为“颓废”和“消极”的,至少失之公允。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一个专指文学艺术的术语进行重新建构呢?[4]第三,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虽然在近一百年里深深地受到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电影和电视更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引进的,它们在技术上的更新和艺术上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自然得助于其在西方的发展进步。但中国的文学艺术本身却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之所以要借助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视角来分析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艺术,恰恰是因为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就文化本身的意义而言,它则处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之语境下。进入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艺术在经历了70年代末现实主义的复归和现代主义的渗入、80年代的先锋派的挑战和新写实派的反拨之后早已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种宏大的叙事已经解体,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各种属于非精英范畴的文学的或亚文学的话语力量则异军突起,对精英文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的异军突起,更是占据了本来就在日渐萎缩的精英文学艺术的领地。人们不得不对世纪末文学艺术的走向以及其在未来的发展而担忧、而思考、而憧憬。现在我们先对处于“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艺术之现状作一匆匆的考察。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自80年代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对中国文坛产生冲击以来,大众文化的崛起越来越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经典文学研究学者的不安。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注意到9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一个明显的现象。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先锋派的智力反叛这一变体逐步变形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文学市场上不见了往日的“宏大叙事”作品,而充满了各种“稗史”性的亚文学作品和影视光盘。严肃的作家很难再找到自己曾在新时期有过的广阔活动空间,为人生而写作或为艺术本身而写作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一度变为为市场而写作,或者为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写作。作家的“寄主”地位变为“寄生”地位。当然,对于这种种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均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有意逃避,因为在这部分人看来,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大计尚未完成,因而这样的挑战实际起到了中断现代性大计的作用;也有人则持不同的态度,他们把大众文化的崛起视为为知识分子在长期以来自我领地化的语境中寻找新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欢迎大众文化对主流话语和精英意识的冲击和挑战,并且欢呼多元话语力量的角逐和多元共生时代的来临,因为对他们来说,作家和写作者可以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中写作和实验各种文体风格和叙事话语,以便实现对广大读者的“后启蒙”之目标。如果说,前一种观点对文学的未来持一种悲观态度的话,那后一种态度则对之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毫无疑问,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文学存在;同样,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去欣赏文学,文学就不会消亡。即使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它仍有存活的理由,它仍能够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一席位置。但是文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影视传媒的受挫,后者所受到的挑战并非来自文学,而倒更是来自近几年来崛起的网络。网络的使用为当代人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赛博空间,网民无须经过任何审查就可以任意在网上发表自己所喜欢的作品或散布各种未加证实的信息;同样,他们也无所顾忌地在网上欣赏西方世界的最新影片和电视节目。毫无疑问,影视传媒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第四媒体”的挑战!有人甚至预言,在全球化的时代,网络不仅将取代传统的媒体,甚至还将取代电影和电视的作用。诚然,大众文化的滥殇和对精英文化和文学的冲击并非中国语境下发生的独特事件,而是一个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的普遍现象。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进程自然使得有着传统人文精神的高雅文化和文学创作再度被边缘化,精英文学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高等学校中的人文系科也不得不经历萎缩、重新结构和重新组合,从事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变得越来越少,高谈现代性大计已成了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奢侈行为,等等。这一切均发生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后现论思潮和后现代条件使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完全有理由从原先所致力于从事的写作和研究领域里退缩到一个更为广大的市场指向的“公共空间”去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现代性大计虽未完成但却打上了不少后现代性印记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文学艺术则经历了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波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直接作用是导致了两个极致的变体的产生:一方面是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和观念上和技巧上的过度超前,因而造成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在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化乃至消费文化的崛起,一切以市场所需为目标,文化生产之成败均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这样便造成了人们普遍文化品味的下降,使得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担心。他们不得不问道: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未来的文学艺术究竟有没有前途?我曾把处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我现在仍持这种观点。但我认为,转型期的文学态势并不会持续太久,各种话语力量的角逐必定会有一个结果,对于大众文化的挑战我们不必担心,它毕竟反映了一部分或大部分读者观众的暂时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并不能代表他们的终极审美目标。我们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决不应当只是一味地像以往那样居高临下地指责他们,而应当首先走出狭窄的精英意识的象牙塔,置身到广大文学艺术读者和观众中,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沟通而达到新的启蒙之目的,也即所谓的“后启蒙”,这样便不致于造成新的精英/大众的人为对立。对于未来文学的前途,我曾和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在他看来,文学将会永远存在,只要有人阅读和欣赏文学,文学就永远不会降低其固有的品格,因为尽管此时的文学领地正变得越来越狭窄,但文学的表达媒介所表现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是其它(大众传播)媒介所无法表达出的。[5]因此对未来的文学之前途所抱有的任何悲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影视艺术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对此,我将在最后一部分进行论述。
三、全球化时代影视传媒的功能
毫无疑问,全球化对我们的娱乐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传播媒体的更新以及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等方面,这样一来,相对于文学曾经有过自己黄金时代的电影所受到的挑战就不足为奇了。电影的诞生把一种集阅读(文化精品)、观赏和获得审美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带到现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学专业的读者/观众只需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就读/看完了一部浓缩了的长达数百页的文学名著,并且能获得感官和视觉上的巨大享受。这无疑对文学市场是一个冲击。但我们切不能忘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一部电影的成功有时也可带来文学原著的畅销。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电影《牛虻》、《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与黑》、《苔丝》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原著的走红。八九十年代根据王朔、苏童、余华和刘恒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菊豆》等的走红或获奖也促销了他们所创作的文学原著,并迅速地使他们成为近乎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电视业的崛起以及其在80年代中国的迅速普及曾一度对中国的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冲击,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屑于仅在电视荧屏上来欣赏电影,他们仍愿花钱去电影院静心地欣赏影片。如果该影片的故事情节始自文学原著,他们照样去书店买来原著仔细通读。前几年出现的“《围城》热”以及近几年出现的“三国热”、“水浒热”也使得这些文学经典走出了文学的象牙塔,来到普通读者/观众中,从而在某种程度达到了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后启蒙”效果。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文本”,同时,这也说明,传播媒介的不同并不能代替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和多种选择。大众传媒并非一定要与经典文化艺术作品形成二元对立。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业始终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自己的90多年,这其中既有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此外还有其它媒体的挤压因素。直到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其它媒体所无法代替的作用。在庆祝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我曾撰文指出中国电影将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电影在世纪之交将向何处发展?从近年电影界既引进西方大片,同时又推出自己的大片这一事实来看,前景并不悲观。面对世界性的后殖民主义大潮的冲击,中国电影能否实现必要的自我调整,从而走出这暂时的低谷?对此不少人持怀疑的态度,其理由是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一批颇有实力的优秀编导不惜为取悦商界而丢弃艺术家的良知……”[6]在当时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波及到中国,中国电影工业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西方的电影以及有着更多观众和更大市场的电视。但毕竟,全球化的步伐是令人难以预计的,而且这一步伐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越来越临近而愈加紧凑。曾几何时,在大众传媒业独领的电视已经感觉到了全球化时代网络的影响,更何况需要更为精湛的艺术创造、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大制作的电影了。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便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逼近,电影将发挥何种功能?它能够在网络的覆盖和电视的普及之双重压迫下仍然求得一席之地吗?有人曾就全球化时代的网络霸权作出这样的估计,“在网络时代里,由于人人都可以上网,每个人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传统媒介里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对立将不复存在……我的‘泡沫’说在媒介方面包括两种预测,一是传统媒介在文化层面上的消失,即网络里的社会全息文化对传统媒介里的大众文化的代替,网络里的双向沟通对于传统媒介里的单向传播的代替,这是一种实质的消失。二是传统媒介在物质层面的消失,即现存的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电视等都将基本消失。”[7]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却未免夸大其词了。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首当其冲的恐怕并不是报纸和杂志,因为在网上浏览新闻信息还可以令电脑操作者承受,但若要在网上阅读篇幅较大的文章或学术论文,恐怕就令人难以承受了,人们要么就下载这些资料,要么干脆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阅读刊登在制作精美的杂志上的书面文本。而观赏电影则不同,对于只想知道故事情节或浏览风景画面的普通观众来说,在电视上观看电影或在网上观看也许更为有趣和简便,稍稍不满意就可无情地按下遥控器的键或移动鼠标。这样看来,电视所受到的冲击也许更为直接。既然全球化已经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它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也就是自然的。“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化,也可以为它欢呼,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如果这样来理解和诠释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8]至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也不限于某一特定的传播媒体,因为每一种媒体都有着其它媒体所无法取代的特殊功能,因此对中国电影之未来前景持悲观的态度至少是短视的。全球化虽然已经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并或多或少地波及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但正如它不能取代各国的民族经济一样,它也更无法取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世界是多彩多姿的,人们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是多元的。后现代社会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多种选择,同样,对审美方式和娱乐也有自己的选择。电影、电视和网络虽然都属于传播媒介,但它们各自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各自只能满足观众/网民某一方面的需要,却不能彼此取而代之。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三种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全然对立,而是互动和互补。如果就其覆盖面和影响而言,首先应数网络,其次是电视,最后才是电影;但就其艺术等级而言,则首先是电影,其次是电视,最后才能数到网络,因为未经审查和筛选的网上艺术充满了文化垃圾和低级趣味的东西,它永远无法登上艺术的殿堂,倒是其中的一些有可能被影视埋没但确有价值的艺术品将被影视导演和制片人“发现”进而加工成艺术品。中国虽在整体上并未实现现代化,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第三世界大国,它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种种特征,特别是在北京的高科技园区以及上海、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和特区,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不少后现代特征。一批有着超前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先锋精神的文学艺术家在后现代文学艺术的启迪下,其艺术想象力异常丰富,他们努力奋斗,试图为当代人创造出可以满足其精神生活的文化艺术产品,因此可以肯定,在全球化的时代,电影艺术也和它的同伴———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一样,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同时具有更多的高科技制作技术含量和贴近自然的人文精神。
注释:
①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领域的研讨会上,探讨全球化与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的论文越来越多,大多数学者都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有人甚至对文学理论的未来感到悲观失望,认为全球化的浪潮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的模糊,趋同的现象愈演愈烈。
②关于全球化的另一极致,美国经济学者丹尼斯·弗林曾对我说,如果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标志着全球化的一个极致的话,那么中国的丝绸之路及其向西方的扩展则是更早先的全球化现象,也即全球化的另一极致。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关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影响,参阅王宁等著《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A].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43-44.
[2]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26-30.
[4]王宁.易卜生:一种后现代视角的重新阐释[A].王宁.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60-271.
[5]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和文学的未来[A].王宁.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97-403.
有学者指出，现代的政治外交经常借舆论传播来进行，政治立场的表明、政策主张的提出等都必须借助舆论传播，当代国际政治可以说是实力政治与传媒价值判断的双重结合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媒外交”这一术语的出现，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说是顺理成章。
外交和传媒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部门和社会科学。英国外交家欧内斯特·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说：“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传媒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①通俗地说，传媒即是专门进行大众传播的机构。
但就作为外交概念和传媒概念交叉的传媒外交而言，其定义不一，有学者认为运用信息传播媒介来阐述和推进对外政策即传媒外交，有的认为传媒外交是新闻界在外交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传媒外交就是传媒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报道外交活动等手段，对外交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效果。下面从传媒为何影响外交、传媒影响外交的渠道、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三个方面对传媒外交展开探讨。
传媒为何影响外交
传媒和外交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从传媒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外交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传媒的报道；而传媒通过报道外交活动，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交事务的进程，也争取了受众，获得良好的商业和社会效益。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人们对外交事务的热衷度逐渐提高，传媒对外交领域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其对外交活动的影响也渐趋明显和深远。
1.报道风云变幻的外交内容极有利于传媒争夺受众
外交活动关涉一个国家的安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是大众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就成为传媒报道的一个重要方面。成功的传媒不仅随着外交事务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报道内容，还能通过富有创造性的独家和深度报道，引领外交活动的进展，从而更彻底地赢得受众。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可算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异军突起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多年来，ABC、CBS和NBC等美国传媒巨头各不相让，竞争激烈，CNN之所以芄辉诙淌奔淠谡疚冉鸥⑷ι献约旱囊豢榈兀驮谟谒プ×恕巴饨皇挛瘛闭飧霰ǖ赖拿舾械恪T?990年的海湾战争中，CNN对外交活动的迅速反应、对战争的现场直播(转播)以及外交和军事权威人士的分析等，比各国正式的外交与情报管道都更为迅速详实，不仅仅是普通的受众，就连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都很关注CNN的节目，通过CNN的报道来判断事态的发展，并愿意接受CNN的采访。
CNN对海湾战争的持续、高强度的广泛报道一炮打响，之后又以其他同类对国际外交事务的报道，使自己不仅“成为重大事件的报道者，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②就这样，CNN的报道影响了外交，而这影响力反过来又为它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据有关资料，当国际上有重大外交纷争时，CNN的收视率急遽上升，而当国际上相对太平无事时，CNN的收视率便下降，由此可见，CNN和外交的联系有多紧密。
2.公众参与外交决策的需要
过去，外交事务是政府部门独家经营的领域，其复杂性和灵活性以及对保密的严格要求，使得一般公众无法参与。但是外交活动演变到今天，其内涵和操作方式已有了很大变化。各国国内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加上电视网络的普及和电视新闻深入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公众睁眼看世界，对外交发生了兴趣，想了解外交事务的愿望非常迫切。而且，如今各国政治生活日趋多元化，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政府决策的形成，不再仅局限于国家的权力中心之内，还必须考虑与权力中心相关的各种外部力量，因此，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性大大增强，而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是通过公众舆论来实现的。
公众舆论是一种政治背景力量，某种程度上更是决策依赖的意见基础，可以约束外交决策者在决策中为所欲为。公众舆论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影响外交政策。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传媒报道了解社会公众评估的标准，在政策制定时作为参考，以便更大程度地取得公众对政策的支持。传媒因服务于公众舆论，赢得公众的信任，也就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基矗
传媒如何影响外交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传媒是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情况的首寻信源”，大多数时候他们也只能靠传媒来了解这些情况。因此，传媒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得益于这种独特角色，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了一种“话语霸权”，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而传媒对外交的影响方式是多样和巧妙的。
首先，传媒为外交政策的出台或重大外交活动造舆论、造声势，烘托气氛，并为具体实施作外交铺垫。
美国总统布什今年2月份对中国进行了他当选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访问前后，两国的外交部门都与传媒密切配合，包括布什在访问前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就中美关系展开座谈和讨论，以及两国外交部门专门就此举行新闻吹风会。访问期间，两国电视媒体对一些重要新闻进行现场直播，使整个访问活动家喻户晓，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也有所提高，传媒的参与实际上是两国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其次，媒体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改变了外交决策的具体方式。
传媒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信息来源，除了官方信息和情报信息外，如今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获得大量的、具体的、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事态的本质及其矛盾，在促使政府外交决策速度加快和透明度增强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判断和外交决策的难度。
以美国为例，外交官员日常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般有三个方面：传媒、驻外使馆的报告以及情报部门的详细资料。但在碰到突发事件时，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传媒不仅告诉决策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还会向他们翔实地提供世界舆论和有关各方对发生事件的反应。美国前国防部长切尼曾公开说CNN是他最好的信息来源。有人甚至称CNN取代了中央情报局成为决策者最新、最全面的信息渠道。
同时，传媒还加快了外交决策的进程。由于电视直播特别是网络传播方式的运用，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瞬间甚至在同一时刻，呈现在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们面前，其速度之快令外交决策者应接不暇。外交部门或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利益或出于外交惯例和原则的考虑，经常不得不马上对此作出反应，有时整部国家机器都会因此而马上运转起来。
1999年5月7日，美国战机用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尽管南联盟境内向外传递信息的渠道遭到了战火的摧毁，但新闻记者仍然在个把小时内把消息快速传回国内，中国外交部奉命立即向美国和北约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反美示威游行活动也迅速在中国国内发动起来。这是传播媒介加快外交活动节奏的典型事例。
然而，现代化传媒手段虽然能以极富感染力的方式报道国际上的“突发事件”，但由于报道往往从事件表层切入，忽略了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冲突的演变过程，以局部的表面真实取代事态的深层真实，因而导致了决策的复杂化。当然，由于传媒的加入，外交的内容、形式也更加丰富。在传媒的斡旋下，外交领域的秘密决策、秘密活动、秘密协议、秘密条约越来越难以进行，外交透明度增强。公众可以从传媒上获知大量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的信息，国内大事、国际外交风云成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像“吹风会”、“新闻会”一类的活动，已经成为外交领域透明化、民主化的重要保证。正如以色列外交家阿巴伊班所说：任何有关外交体系改变的讨论，首须体认一项最重要而深远的变化——亦即以往谈判时所拥有的隐秘与沉默，已不复存在。因新闻媒介入侵谈判过程中的各个层面，已改变了外交的精神与性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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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媒体直接参与外交运作，通过议程设置，影响政府外交决策。
传媒将其认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电视和广播的黄金时段以新闻形式播出，或者刊在报刊最显著的位置，而对于不重要的消息则少报道或不报道。它决定公众看什么、听什么，决定什么是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公众应当记住什么。它可以把公众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来，也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去。这样，传媒达到设定议事日程的功能，并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
传媒在设置“热点”上的威力很大。传媒可以将本来没有列入政府议程的某一事件或地区设定在议事日程中，也可以使原本已经设定在外交议程中的某一事件或地区在重要性上升级，还可以改变或加速改变政府对外政策中的某些决策。
《纽约时报》是美国第一大报，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1971年，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烽火连天，不能自拔。当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防部绝密文件《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简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内容，详细描述了美国是怎样卷入越战的，在越南做了些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等。④
通过这一文件，美国国民终于得知，美历届政府在越战问题上错误地估计形势而陷入泥潭，为掩饰这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政府采取明一套暗一套的手法欺骗国民，说了大量谎话。由于当时越南战场不仅是美国国内问题的焦点，也是国际问题的热点，《纽约时报》这一举动，犹如石破天惊，一时间，美国国内民众的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政府最终退出了越战。可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一个重要原因。
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修辞学》中指出，“所有传播的目的是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无非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种”。由此可以说，传媒之于外交，有如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会产生好的影响；用得不好，会使外交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毁坏已有的外交成果。
媒体对外交的正面影响，即媒体通过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外交活动的开展，有时，甚至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
1977年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贝京正式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萨达特充分利用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愿为中东和平作出不懈努力的政治家气魄。实际上，萨达特在私下里早就得知贝京想邀请他访以。为了使自己出于主动，他在正式邀请发出前两个月，就在媒体大造舆论，说如果和平需要，他将愿意亲赴以色列进行会谈。包括美国三大电视网络的国际新闻媒体广泛地报道了这条消息。萨达特抓住这一机会，又于11月14日在接受CBS记者的采访节目中，公开表示希望能得到贝京的正式邀请。这就使萨达特转而成为这次访问的主动者，表明了他的诚意。萨达特还精心为媒体效应设计了许多细节，如访问时坐敞篷车向以色列人民挥手致意和在耶路撒冷ALASKA做真诚的祈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领导人形象，同时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阿拉伯领导人是开明达理的政治家，是愿意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恰当妥协的。
媒体对外交的负面影响即媒体由于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不利影响，还可能扼杀某种外交成果。美国收视率极高的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主持人迈克尔·华莱士在伊朗扣压美国人质的危机中，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采访也使用了短兵相接?ahref="#7">⑦瓦捅迫说男睦砉ナ疲嵛适笨谄朴谏笪省K辉俳舯苹裘纺幔势浞挪环湃酥剩欠窕嵯铝罱醒防氪笫构荨5裘纺岵怀运庖惶祝槐频迷浇簦驮接玻詈蠖先凰担骸安唬灰唤土形跻苫匾晾剩酥示筒换岜皇头拧！笔潞螅凶曳治觯绻挥斜苹裘纺嵩诠诿媲氨硖蛐硭峤邮苡肽掣鲋屑淞α可烫福辽偈虑橐残聿换岜涞媚敲丛恪＊?p>传媒外交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值得探讨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外交是如何影响传媒的，传媒和外交如何互动等。相信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对传媒外交的认识会日益鲜明，对传媒外交的把握也会日益娴熟。
注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等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