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教育史上，历代儒家都强调德育的首要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地评价儒家“德育首位论”，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把德育排在首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传统
儒家办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在儒家教学活动中占有首要位置。儒家所以重视道德教育，是与他们对道德教育的作用的认识分不开的。
第一，在儒家看来，道德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和得以治理的根本。因此，道德教育对巩固国家政权具有特殊的绩效。《左传》说：“德，国家之基也。”《尚书》言：“德惟治，否德乱。”认为以德治国，天下就会太平；否则，社会就会大乱。儒家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德治论，主张以德治国，以德育人。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就是说，用行政命令来诱导百姓，用刑法来整齐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免于犯罪，而不知犯罪是可耻的事情；用道德来教育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老百姓不但知廉耻，而且人心归服。孔子还认为，统治者道德修养的高低是国家治乱的决定因素。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即：统治者有道德，老百姓就会如众星一样拥戴他。思孟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礼记·大学》中明确提出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无疑是一种约束，影响所至十分深远。我国历史上开明的君主一般都讲求个人修德，良臣义士则视规劝国君修德行善为应尽的职责。
孟子主张“仁政”，认为加强儒家道德观念教育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3）］这就是说，良好的道德教育能使人们心悦诚服，以改革其心；而良好的政治手段虽可以防乱于外，但达不到征服人心、使百姓衷心拥戴的效果，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4）］依仗实力使人服从是压服，只有道德感化说服，才能使百姓心悦诚服，如同七十多位弟子服从孔子一样。这里，孟子与孔子的认识是一致的。
第二，道德是人区别于禽兽的主要标志。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5）］意思是说，孝不仅要子女在物质生活上赡养父母，同时在精神生活特别是态度上，对父母要尊敬和仰慕，恭而有礼。单纯的物质供养如同饲养狗马之属，不可谓孝。今天看来，孔子的敬养，为孝很有道理。孟子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6）］，意即，人与禽兽的区别就是那么一点点，这点区别就在于人有“不忍人之心”［（7）］的仁义道德。正如《礼记》所说：“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8）］列宁指出：“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9）］儒家以道德为标准，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虽不尽科学，但毕竟反映了人的自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而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0）］意思是说，人们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习染的不同，而相距甚远。这里的“性”，是指人的本性，指先天的素质，“习”就是习染，指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道德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环境影响，它比一般自发的环境的力量更大，是形成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要途径。对此，孔子明确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1）］意即，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其蔽病是易被人愚弄；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放荡不羁；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被人利用而使自己受害，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闹出乱子；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狂妄不羁。这里，孔子认为，人们如果不学习，不接受道德教育，就不能形成仁、智、信、直、勇、刚等各种良好的道德品质。即使有人具有以上各种良好的品质，但如果不学习，不接受道德教育，这些好的品质也会分别产生愚、荡、贼、绞、狂等各种不道德的后果。孟子提出了“性善说”，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的萌芽（“善端”）是先天的，“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2）］由于受不良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固有的道德观念逐渐丧失。而道德教育能把已经丧失的“善端”找回来或将其保持、培养、扩充、发展，排斥环境中的污染和损害。与孟子不同，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说：“人性恶，其善者伪也。”［（13）］所谓“伪”，也就是孔子的所谓“习。”在荀子看来，道德教育使人“博学，积善而化性”［（14）］，能改变人的恶性之质而迁于善。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他们由此认识到了教育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
正是基于以上道德及教育的社会价值观，儒家在办学执教过程中，既重视才能的培养，又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教化，主张“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5）］，“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16）］，“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7）］，循循诱导弟子门徒“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18）］，使道德教育在儒家教育实践中处于“为先”的地位，起着统帅的作用。诚如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所言：“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聪明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司马光看来，思想品德是统帅，而学问智慧和才干等等只是思想品德借以发挥作用的工具，并且学问才干等所起作用的性质，完全取决于人的思想品德的性质。这段话可谓集中表达了儒家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儒家追效的理想人才是“才德全尽”的圣人，鄙视那些“才德兼亡”的愚人，疾恶“才胜德”的“小人”，立足于现实，致力于培养“德胜才”的君子。
孔子的教学实践很能说明问题。正是这位儒学大师开创了儒家德育首位的优良传统。他认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是成为圣贤君子的首要条件。他说：“君子怀德”［（19）］，君子所经常想的就是道德。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0）］。由此可见他对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他把道德教育列在第一要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21）］这里，“行”、“忠”、“信”都属于道德教育范畴。由此可以证明，道德教育是孔子教学的重心。他在谈到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时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2）］这更足以表明他是把道德教育和实践放在第一位，把知识教育放在第二位的。可以说，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分肯定并系统阐述道德作用与地位的教育家。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我国古代形成了以德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这是我国传统教育有别于西方各国教育的重要特点。后代儒家无不遵循孔子的这种办学方向，逐此形成了儒家德育首位的育人传统。唐代韩愈认为，教师的天职是“传道、授业、解惑”，更加明确地指出一个教育者的职责首先是传道，即传授儒道，培养人才；其次才是授业（传授业务知识）和解惑（解决疑难问题）。授业解惑的目的是传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书育人。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韩愈在一千多年前提出这个思想道德教育的命题，是很有见地的。韩愈在历史上首先提出教师的三项基本任务，文字表述明确，有主有从，一经提出，就广为流传，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在后代为数众多的儒学“教规”、“教约”、“学规”中也都毫无例外地把德行条目列居其首，并提出具体要求。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伦理关系列为“五教之目。”王守仁的《教约》明确规定：“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颜元在《习斋教条》中把“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勤赴学、慎威仪、肃衣冠……”等等列居条目之首。
二、现实的思考
儒家置德育于首位的传统，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之所以会渊远流长，几千年一直未曾断裂，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功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以儒家伦理道德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也有其功不可没之处。尤其是儒家所倡导的“自强不息”、“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曾感召和哺育了无数志士仁人。他们舍身求法的英雄气概与品格是永远令人敬仰的。中华民族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这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
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确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这些虽已因时代的发展而“俱往矣”，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中仍然不乏熠熠闪光之处，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第一，儒家对道德文化及道德教育的作用的认识是深刻的，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这种精神的弘扬对于整个社会同衷共济、安定团结是关系重大的；而道德沦丧，则天下必然大乱，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与此相应地，儒家把道德教育看作是政治工作，是政治得力的臂膀。这种观念也是很有价值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道德教育不仅和政治法律一样，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而且还能起到政治法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它可以感化人们，征服人心，既能使百姓守规矩，又能使百姓形成“羞耻之心”，即形成“道德信念”的力量，因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里不仅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也包含着人类对道德教育与社会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和上述认识相联系，儒家把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首要位置，反映了各个阶级教育培养后代的一般规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教育是有阶级性的，这种阶级性体现在由哪个阶级来掌管教育，用哪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青少年，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等。而道德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学生传授做人的道理，塑造学生精神境界，使他们形成高尚的政治思想品德，进而保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离开道德教育，就谈不上育人，教育就会丢掉根本。同时，把德育放在首位也是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决定的。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是难以出人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将德育置于教育的首位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见解是过去剥削阶级思想家、教育家提出的，就不加分析地一概如以拒绝，而应该在新的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教育，学校的根本任务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中的理想、道德、纪律都属于道德范畴，因此，更应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在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3）］的同时，又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24）］邓小平在着重指出学好现代科学文化的同时，同样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25）］。在1989年庆祝国庆40周年讲话中也指出：“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这三代领导人的论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用教育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高度的阶级自觉性，是对儒家置德育于首位的优良传统的弘扬和发展。
上述所说的继承是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的，即继承的是教育规律。应该看到，历代儒家所强调的德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那一时代及其统治阶级造就人才，培养顺民。其具体内容无不带有鲜明的阶级的、社会的和时代的烙印。而且，儒家把道德教育及其实践作为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很难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这种把道德教育当作人类生活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对地说，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儒家教育思想不主张积极向外探求宇宙规律，而仅仅以人比附自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教育与科学技术相脱节，教育内容和考试都排斥科技知识。士子的学问，主要是追求“身心性命之学和对儒家经典的考订解释。况且，德育在整个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过大，这也不是我们所取法的。
注：
（1）（2）（5）《论语·为政》
（3）（6）《孟子·尽心上》，《孟子·离娄下》
（4）（7）《孟子·公孙丑上》
（8）《礼记》，《特效牲》及《曲礼上》
（9）《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10）（11）《论语·阳货》
（12）《孟子·告子上》
（13）（14）《荀子·性恶》，《荀子·富国》
（15）《中庸》
（16）《荀子·劝学》
（17）《大学》
（18）（20）（21）《论语·述而》
在中国教育史上，历代儒家都强调德育的首要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地评价儒家“德育首位论”，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把德育排在首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传统
儒家办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在儒家教学活动中占有首要位置。儒家所以重视道德教育，是与他们对道德教育的作用的认识分不开的。
第一，在儒家看来，道德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和得以治理的根本。因此，道德教育对巩固国家政权具有特殊的绩效。《左传》说：“德，国家之基也。”《尚书》言：“德惟治，否德乱。”认为以德治国，天下就会太平；否则，社会就会大乱。儒家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德治论，主张以德治国，以德育人。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就是说，用行政命令来诱导百姓，用刑法来整齐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免于犯罪，而不知犯罪是可耻的事情；用道德来教育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老百姓不但知廉耻，而且人心归服。孔子还认为，统治者道德修养的高低是国家治乱的决定因素。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即：统治者有道德，老百姓就会如众星一样拥戴他。思孟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礼记·大学》中明确提出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无疑是一种约束，影响所至十分深远。我国历史上开明的君主一般都讲求个人修德，良臣义士则视规劝国君修德行善为应尽的职责。
孟子主张“仁政”，认为加强儒家道德观念教育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3）］这就是说，良好的道德教育能使人们心悦诚服，以改革其心；而良好的政治手段虽可以防乱于外，但达不到征服人心、使百姓衷心拥戴的效果，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4）］依仗实力使人服从是压服，只有道德感化说服，才能使百姓心悦诚服，如同七十多位弟子服从孔子一样。这里，孟子与孔子的认识是一致的。
第二，道德是人区别于禽兽的主要标志。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5）］意思是说，孝不仅要子女在物质生活上赡养父母，同时在精神生活特别是态度上，对父母要尊敬和仰慕，恭而有礼。单纯的物质供养如同饲养狗马之属，不可谓孝。今天看来，孔子的敬养，为孝很有道理。孟子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6）］，意即，人与禽兽的区别就是那么一点点，这点区别就在于人有“不忍人之心”［（7）］的仁义道德。正如《礼记》所说：“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8）］列宁指出：“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9）］儒家以道德为标准，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虽不尽科学，但毕竟反映了人的自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而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0）］意思是说，人们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习染的不同，而相距甚远。这里的“性”，是指人的本性，指先天的素质，“习”就是习染，指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道德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环境影响，它比一般自发的环境的力量更大，是形成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要途径。对此，孔子明确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1）］意即，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其蔽病是易被人愚弄；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放荡不羁；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被人利用而使自己受害，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闹出乱子；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易狂妄不羁。这里，孔子认为，人们如果不学习，不接受道德教育，就不能形成仁、智、信、直、勇、刚等各种良好的道德品质。即使有人具有以上各种良好的品质，但如果不学习，不接受道德教育，这些好的品质也会分别产生愚、荡、贼、绞、狂等各种不道德的后果。孟子提出了“性善说”，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的萌芽（“善端”）是先天的，“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2）］由于受不良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固有的道德观念逐渐丧失。而道德教育能把已经丧失的“善端”找回来或将其保持、培养、扩充、发展，排斥环境中的污染和损害。与孟子不同，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说：“人性恶，其善者伪也。”［（13）］所谓“伪”，也就是孔子的所谓“习。”在荀子看来，道德教育使人“博学，积善而化性”［（14）］，能改变人的恶性之质而迁于善。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他们由此认识到了教育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
正是基于以上道德及教育的社会价值观，儒家在办学执教过程中，既重视才能的培养，又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教化，主张“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5）］，“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16）］，“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7）］，循循诱导弟子门徒“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18）］，使道德教育在儒家教育实践中处于“为先”的地位，起着统帅的作用。诚如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所言：“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聪明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司马光看来，思想品德是统帅，而学问智慧和才干等等只是思想品德借以发挥作用的工具，并且学问才干等所起作用的性质，完全取决于人的思想品德的性质。这段话可谓集中表达了儒家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儒家追效的理想人才是“才德全尽”的圣人，鄙视那些“才德兼亡”的愚人，疾恶“才胜德”的“小人”，立足于现实，致力于培养“德胜才”的君子。
孔子的教学实践很能说明问题。正是这位儒学大师开创了儒家德育首位的优良传统。他认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是成为圣贤君子的首要条件。他说：“君子怀德”［（19）］，君子所经常想的就是道德。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0）］。由此可见他对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他把道德教育列在第一要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21）］这里，“行”、“忠”、“信”都属于道德教育范畴。由此可以证明，道德教育是孔子教学的重心。他在谈到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时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2）］这更足以表明他是把道德教育和实践放在第一位，把知识教育放在第二位的。可以说，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分肯定并系统阐述道德作用与地位的教育家。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我国古代形成了以德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这是我国传统教育有别于西方各国教育的重要特点。后代儒家无不遵循孔子的这种办学方向，逐此形成了儒家德育首位的育人传统。唐代韩愈认为，教师的天职是“传道、授业、解惑”，更加明确地指出一个教育者的职责首先是传道，即传授儒道，培养人才；其次才是授业（传授业务知识）和解惑（解决疑难问题）。授业解惑的目的是传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书育人。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韩愈在一千多年前提出这个思想道德教育的命题，是很有见地的。韩愈在历史上首先提出教师的三项基本任务，文字表述明确，有主有从，一经提出，就广为流传，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在后代为数众多的儒学“教规”、“教约”、“学规”中也都毫无例外地把德行条目列居其首，并提出具体要求。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伦理关系列为“五教之目。”王守仁的《教约》明确规定：“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颜元在《习斋教条》中把“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勤赴学、慎威仪、肃衣冠……”等等列居条目之首。
二、现实的思考
儒家置德育于首位的传统，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之所以会渊远流长，几千年一直未曾断裂，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功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以儒家伦理道德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也有其功不可没之处。尤其是儒家所倡导的“自强不息”、“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曾感召和哺育了无数志士仁人。他们舍身求法的英雄气概与品格是永远令人敬仰的。中华民族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这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
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确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这些虽已因时代的发展而“俱往矣”，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中仍然不乏熠熠闪光之处，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第一，儒家对道德文化及道德教育的作用的认识是深刻的，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这种精神的弘扬对于整个社会同衷共济、安定团结是关系重大的；而道德沦丧，则天下必然大乱，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与此相应地，儒家把道德教育看作是政治工作，是政治得力的臂膀。这种观念也是很有价值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道德教育不仅和政治法律一样，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而且还能起到政治法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它可以感化人们，征服人心，既能使百姓守规矩，又能使百姓形成“羞耻之心”，即形成“道德信念”的力量，因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里不仅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也包含着人类对道德教育与社会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和上述认识相联系，儒家把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首要位置，反映了各个阶级教育培养后代的一般规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教育是有阶级性的，这种阶级性体现在由哪个阶级来掌管教育，用哪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青少年，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等。而道德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学生传授做人的道理，塑造学生精神境界，使他们形成高尚的政治思想品德，进而保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离开道德教育，就谈不上育人，教育就会丢掉根本。同时，把德育放在首位也是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决定的。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是难以出人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将德育置于教育的首位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见解是过去剥削阶级思想家、教育家提出的，就不加分析地一概如以拒绝，而应该在新的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教育，学校的根本任务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中的理想、道德、纪律都属于道德范畴，因此，更应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在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3）］的同时，又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24）］邓小平在着重指出学好现代科学文化的同时，同样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25）］。在1989年庆祝国庆40周年讲话中也指出：“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这三代领导人的论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用教育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高度的阶级自觉性，是对儒家置德育于首位的优良传统的弘扬和发展。
上述所说的继承是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的，即继承的是教育规律。应该看到，历代儒家所强调的德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那一时代及其统治阶级造就人才，培养顺民。其具体内容无不带有鲜明的阶级的、社会的和时代的烙印。而且，儒家把道德教育及其实践作为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很难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这种把道德教育当作人类生活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对地说，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儒家教育思想不主张积极向外探求宇宙规律，而仅仅以人比附自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教育与科学技术相脱节，教育内容和考试都排斥科技知识。士子的学问，主要是追求“身心性命之学和对儒家经典的考订解释。况且，德育在整个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过大，这也不是我们所取法的。
注：
（1）（2）（5）《论语·为政》
（3）（6）《孟子·尽心上》，《孟子·离娄下》
（4）（7）《孟子·公孙丑上》
（8）《礼记》，《特效牲》及《曲礼上》
（9）《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10）（11）《论语·阳货》
（12）《孟子·告子上》
（13）（14）《荀子·性恶》，《荀子·富国》
（15）《中庸》
（16）《荀子·劝学》
（17）《大学》
（18）（20）（21）《论语·述而》
0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对大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目前，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实效性低迷，大学生不守诚信、挥霍浪费、个人主义等违反公民道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引起了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随之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衡等一系列现代问题，使儒家文化又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目前，韩国是世界上儒家文化传统保留最多的国家，韩国将其作为自己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韩国对儒家道德思想的发展和实践，不仅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完善、提高大学生道德规范和道德水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
由于儒家文化存在某些封建思想等消极因素，致使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儒家文化被多次批判，几乎被全盘否定。
在现代韩国社会，传统悠久的儒教道德思想至今还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例如爱国守法、敬业奉献、孝敬父母、尊重他人、遵守秩序、注重礼仪等。同时，儒教文化主张仁政，强调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威，宣扬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励民众为集体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些都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实践表明，儒家道德思想在规范人们道德行为方面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我国高校应该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挖掘其丰富内涵，并与高校德育工作相结合，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2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儒家文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遭到多次批判，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文化存在消极的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从社会宏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伦理关系虽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社会缺乏以法律为基础的制约力量，并且监督机制不完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品行和才能；从社会微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注重家庭生活，强调上下的人际关系，这些思想淡化了公平和法律意识，无视平等的人际关系，导致了社会各项活动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效率。
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在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同样，我国高校在积极发挥儒家文化道德规范作用的同时，一定要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采取有效的教育措施。
3汲取韩国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
韩国在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时，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方式，这为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3.1德育内容具体化
目前，我国高校德育工作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育内容过于抽象和理想，脱离现实生活，这一方面使受教育者不容易理解德育内容，另一方面更不利于他们去实践。
韩国政府开展道德教育的内容都注重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面对个人生活，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深思、创造”的教育；面对社会，主要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面对国家和民族，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
德育内容的具体化有助于大学生的理解和接受，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德育的实践。
3.2德育工作层递性地展开
韩国的道德教育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并且层递性地开展。小学道德教育包括“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初中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的教育，提倡学生之间互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思想；在高中，主要教育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培养“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也应该遵循这种层递性，根据不同年级学生不同的心理和思想状态，设置不同的德育内容，逐步帮助大学生建立起全面的道德情操。
3.3形成社会道德教育氛围
道德教育是一个民族问题，只有得到整个民族的支持，才可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在现代韩国社会，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昔日儒家道德文化的统治地位正受到严峻挑战，为继承传统，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比如在儒家学术界和民间，设立了很多研究儒家文化的学会、研究所和研究院等，这些组织经常举行年会和各种研讨会，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他们以弘扬和实践儒家文化为己任，对推行儒家文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韩国整个社会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形成了整个民族的道德基础，有助于整个社会道德取向的形成。所以，我国社会应该努力形成浓厚的德育氛围，这对高校的德育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
高校德育工作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新时期背景下，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实践和发展，为我国高校开展德育工作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我国高校要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建设者。
参考文献：
[1]杜成辉.韩国儒教的历史和现状.大理学院学报.2006，11(5).
1.志于道“。志于道”，孔子作为一代圣贤“十有五而志于学”，也就是说孔子在15岁的时候就立志求道，即将做学问作为毕生的追求，而所做的学问主要围绕的就是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一般人说孔子说的是人道，不讲天道，因为天道渺远，属于形而上的范围。但我们看孔子在《易经》中所讲的学问，他绝对懂天道宇宙的来源。“天道远”并不是说与我们的空间距离远。这个远实际上是高远的意思，指距离人类的知识程度太远。因此孔子在这里所讲“志于道”的“道”，我们不能硬性替它下一个范围，说他只讲人道，不讲天道。这实际上是启示我们贤者立志，做学问要把目标放得高远，心胸开阔而眼光不有所局限。
2.据于德。“据于德”，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换句话来说，“志于道”是搞哲学思想，“据于德”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古人解说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显的，贤者的思想是志于道，行为是依据德行。为人师者不单将道存于心中，还应该通过存于心中的道指导自己的行为，以存乎内见于行，当二者形成一致则道德合一，高远的志向必然指引作出高尚的行为，而求得几近完美的结果，德现则贤显。
3.依于仁。“依于仁”，仁，就其本身及具有其的主体———人，从内在来看是内心的修养，所谓性命之学、心性之学。表现于外的则是爱人爱物，比如墨子思想“兼爱”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彼此之间相互亲爱相互帮助；西方文化的博爱则讲究大爱世间众人对众人皆有感情的付出。而贤者“依于仁”，是依傍于仁，也就是说道与德如何发挥，在于对人对物有没有爱心。作为贤者，有了这个爱心，爱人、爱物、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扩而充之爱全天下，这是仁的发挥。
4.游于艺。“游于艺”“，游”有“畅游”的涵义，即对于“艺”有精确的掌握和运用，游刃有余。“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孔子当年的教育以六艺为主。以现代视角进行解读，其中的“礼”，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乐”则包括现代艺术的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等。“射”，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等。“御”，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太空船。“书”，文学方面及历史方面。“数”则指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贤者，生活的充实，都要依六艺修养，艺绝不是狭义的艺术，而是指作为贤者多方面素质的培养，当素质达到一定高度，甚至可谓专精与优秀，则可以为师者了。为人师者，“贤”就是要具备道、德、仁、艺这四种文化思想上的修养。前一半“志于道，据于德”包括了精神思想，加上“依于仁，游于艺”作为生活处世的准绳，合起来是他全部的原则，同时也明确指出具备这些要点，才叫学问。如无高远思想就未免太俗气，太现实的人生只有令自己厌烦。没有相当的德行为根据，人生是无根的，最后不能成熟。如果没有仁的内在修养，在心理上就没得安顿的地方。没有“游于艺”，知识学问不渊博，不但无法胜任师者，而且人生也枯燥了。
二、根据“贤”的内容养成师德
师者至高境界“圣且贤”，尤其“贤”为成师的基础，我们就根据贤的内容谈师德的养成。
1.爱人之心外化为德。师者应具仁心，也就是说，作为老师充满爱心，爱自己的事业，爱自己的学生，这是为人师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仁，儒家思想解释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孔子对他的学生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而这“五者”分别是“恭、宽、信、敏、惠”，并且分别阐述了其中很大的学问。
（1）恭则不侮。为人师者，应予人恭敬。孔子说：恭则不侮。首先，一个人对他人恭敬的时候，是不会招致羞辱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是相互的，予人恭敬，予己恭敬。其次，养成内心的恭敬，从个人的一己人身上是恭敬于人，从整个国家来说，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国家形成谦恭的风气，社会养成良好的习惯，国家必然稳定繁荣。最后，师者由恭敬出发，对这个世界，会有眼中的美好，以美好修正晦暗，而师者将眼中的美好传于受教者，才能启发善行，启迪人心。
（2）宽则得众。为人师者，包容他人。对他人包容了，其实自己也天宽地宽了，所以恭敬而达到宽容，这是一种内心自然的成长。师者养德，应对世界对世人抱有怀，绝不应该计较毫末利害，而更应讲求大成就，对己严格而对人宽容，就像孔子所说的，宽就能够得众，你就可以有众人对你的一种信赖，你就可以拥有最广阔的行为空间。
（3）信则人任焉。师者守信方赢得认可。世人做事讲求诚信，诚信是立身之本，作为师者更应具有诚信品德。师者授业，受教者有所学，但亲其师方能信其言，师者守信，在受教者中才能树立威信，其所言所行才能为受教者欣然接受。守信另一层涵义则是恪守本职，坚守职业操守，师者所为兢兢业业教书育人脚踏实地，做学问不做假，不欺诈，不以他人成果易于自己名下。
（4）敏则有功。师者活在当下。勤敏做事发挥才智，拓宽思维敏捷行动，“欲敏于行而纳于言”。不必说得太多，而真正赶紧去做。想到了就做，能做就反过来再想，做事的过程中勤于思考，尽可能求得捷径，以达功效的最大化。敏于行，就是告诉人一种态度：活在当下，就在今天，就在此刻，把事情做好了，不要去等，总结经验，应时而动，这就是敏于行。
（5）惠则足以使人。师者怀有恩惠之心，宽厚他人。师者，是受教者的引路人，一个能够有恩惠之心的人，才能够教导他人有所作为，因为他可以因使人受益而号召他人团结一致实现师者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均沾”，它可以让所有人从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名分和利益。位高权重者使位卑权轻者做事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若所做的事无法使人从中获益，或者获益远远低于付出，那则可被看作是位高权重者对位卑权轻者正当权益的榨取。师者若如此待受教者，则可看作是对受教者的压榨，其所为为失德，师不可堪称师。
2.有教无类原则成德。师者对于受教者，应树立坚定的教育原则，有原则才能养成师德。我国千百年来所传承督导教育原则即是：有教无类。对于有教无类，可以这样理解：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中国古代自春秋时期开创私人办学之风，改变了学在官府的社会教育状况，很多平民甚至贫民子弟，有心向学皆可拜师学有所成，孔子无疑是当时创办私学成果显赫的教育大家。孔子学生的出身、居住地、职业等条件五花八门，但只要心怀赤诚拜师求教，孔子都会欣然授业。拜师礼虽不可废但孔子强调“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拜师礼仪这是师道的体现，不可废除，但只要准备束修———十条干肉———这样一般人家都有能力准备出来的薄礼，即可拜孔子为师。师者授业只需考虑受教者是否诚心求教，心怀赤诚，而不应考虑教育以外其他不相干因素。受教者对于师者远近有所不同，接触有所不同，态度自然有所不同，而师者对于受教者则应平等相待，不因任何原因施以特权，不因任何原因而放弃受教者，人各有不同，虽然心怀赤诚，但感知外物的感受各有不同，穷究其理深度各有不同，对不同的受教者，师者应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和手段，以实现崇高的教育理想———使受教者学有所成。
3.公天下之公心树德。师者对于家国天下，应明确其本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大学》中所谈大人之学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也同时可被看作是师者的社会责任，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可被看作是师者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师者天然具有养成并彰显自身美好德行，亲爱于自己的学生，爱众人，平等待人的社会责任。同时，师者严格律己，赤诚求知，学有所成，以身率人，传播教化，正其所不正，使人成圣，如辐射一般使贤人圣者报效国家，以完成师者的历史使命。如欲承担责任而履行使命，需师者勇于付出，甘于奉献而寡求回报，这种牺牲并非人人可行可为，为家国天下而弃己利，实需公天下之心为内里支撑。对于公天下，西汉礼学家戴德戴圣叔侄托名孔子所著《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概念：原意为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国家非一家一姓，而是天下人之国家，引申为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等的，天下人做事为天下人谋利，而不以一己之利有损他人之利。而成就天下之大利，往往需要某些人甚至一代两代人的甘于付出，纵看历史，师者恰恰在某些历史节点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公天下之公心树立，完成了师者至高品德的养成。
三、师者失德不堪为师
师者养德为师之大道，道之所存，义之所在，但师德养成是理想中的应然状态，实然状态却未必尽数如此。当今中国将教育看成是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家重视教育，尊师重道，师者地位较之以往更为尊崇，师者待遇也较以往大幅提高，于是，对于师者这一职业，好利者趋之若鹜。然既是利益吸引，那么好利者其德行必不及师者，抑或说，其必难以养成德行，更难尽职守而育人成才，相反，使求知者受难，污师者之名，其人才不足而授课，德不足而育人，虽明不因求学者而求利，实恰以受众为逐利压榨之对象，凡此种种，现于当今并非一二。如此无德之人，绝不容录于师者队伍之中，而已混迹于师者队伍的失德之人，一经发现，应尽早迅速清除，不留任何余地，为师者而不养德，不堪为师。
从儒家德育的理论特征看，它有着浓郁的人文特性、高尚的道德旨趣、突出的践行特征、鲜活的生活气息以及饱满的情感力量，合理论与实践、情感与理性、教化与养育于一体，是马克思主义德育观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必不可少的重要辅助，更是凸显中华文化及国人人格软实力的主要来源。
在儒家德育的上述理论特征中，人文特性是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的核心、突出特征，贯穿于其它特征之中。它通过“以文化人”“仁之实”“仁之方”等内涵彰显自身，从而倡导一种集人、文、教、养、爱、理、知、行于一的寓教于养、寓养于教、有教有养、教养合一的人格养成观。这一人格观通过对主体现实生活的肯定、仁爱情感的激发、德性行为的践行以及社会人文的营造，以润物细无声而充满温情的方式，有力、有效、有爱地弥补了当前人格养成教育的不足，表现出强劲的有效性。
一、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之“以文化人”及其对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效性
儒家德育生于儒学，儒学的人文特性是学界所公认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1] ，“孔子关注人及人类社会，并不断地进行追问，试图寻找自己的答案，整部《论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2]简言之，关注人及其社会、赋人以文是儒学自《论语》开始就形成的精神传统。
在儒学看来，与人相比，怪异暴力与叛乱鬼神，都不值得谈论：“子不语：怪、力、乱、神。”[3]188因为“怪，怪异也。力，谓若?S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乱，谓臣弑君，子弑父。神，谓鬼神之事。或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4]即使在礼崩乐坏、社会动乱的春秋时代，也要以人及其教化为重。因此，事奉鬼神之事也不必谈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3]293与死相关的鬼神之事，和人的现实生活相比，后者更值得探讨。人及其生为什么比死及鬼神之事更重要，原因有二：一是“人道迩，天道远。” 人及其生属于离人较近的人道，鬼神之事属于离人较远的天道。依据由近及远原则，先探讨人及其生之人道，才有解决鬼神等“不可言说”之天道的可能。二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438“道者寂然不动，行之由人。人可适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适人，故曰非道弘人也。”[3]439“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摇扇，扇如何摇手。”[5]道作为儒学孜孜追求的理想，是寂然不动的真理，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可推行和完成的，而是也只能是具有能动性、懂得应变的人来推行与完成。因此，知道、传道、行道、适道在儒家看来，责无旁贷。一句话，儒道必须凭借人及其生来实现。由此，人、人之生、人之社会性的重要凸显无疑。与此同时，儒家之学及其所生之德育的人文特性初见端倪。
人重要且值得侍奉。如何彰显人重要？儒学的回答是――“以文化人”。儒学从一开始就表达出对文化的美好向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69周人承继夏商文化，夏人尚忠、殷人尚质，所以周人合二，制礼尚文、注重人文、丰富文雅。据此，孔子时刻希望紧随周人，以文化人、成就君子人格和文质社会。“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156如何以文化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6]7“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6]117“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7]通过开办学校，实施孝悌等人伦教育，教人明白明德，使人焕然一新，即是“以文化人”。由此，儒学将人、文、庠、教（化）、道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通过教育，使个体获得文质彬彬之人格，社会呈现浓郁人文之风貌的理想图景。这一图景在全面展现儒学人文特性的同时，还将儒学与教育，尤其是人伦及德性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它看来，教育是通达人文，实现理想的唯一凭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无教不儒，无儒不教。由此，儒家德育应运而生，并因“以文化人”而呈现出浓郁的人文色彩。
更为重要的是，从个体层面看，彬彬君子是庠教的理想；从社会层面看，人文风貌是庠教目标，都显而易见地表明着“以文化人”与人格养成之间的相生关系：文化与人格是相济相生的。的确，文化与人格的相济相生，早已为人类文化学、教育学及心理学所肯定：“人格是个体在特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样态，其实质是一种文化人格，即个体在接受特定文化熏陶时，通过对特定文化的内化及个体社会化后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气质、性格、个性特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8]“人在自身人格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中又进行着文化的传承、习得与更新，创造出新的文化。”[9]简言之，文化促成人格，人格传承并创生文化。
同理，在儒家德育这里，个体因文化而文质彬彬，社会因个体文质彬彬而有礼。换句话说，要想成就人格，文化教育与社会风气都具有十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我国当前的人格教育中，主要依靠对象还是学校、家庭等传统方式，而社会人文的建构等文化力量还远未起到其应有的影响及主导作用。由此，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中的“以文化人”对当前人格教育模式的指引甚至警示作用显而易见：人格教育不光是学校德育及家庭教育的说教与引导，更是社会人文氛围的营造与熏习。社会人文环境的营造与熏习，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也可称之为教养。与之对应，人格之成，不光在教，还得有养，是教与养的结果。显然，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从对人及其生的重视，到“以文化人”的主张，实际是在倡导一种视人为主体，从人的生活实际出发，在人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实践中寓教于养、寓?B于教、教中有养、养中有教的教育旨趣。这一旨趣，无论是从人格与文化的辩证关系讲，还是从人格教育实际效果看，都是贴切实际、较易操作又极具效力的。
二、儒家德育人文特性之“仁之实”及其对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效性
儒学的人文特性既然浓郁，那么，它的表现就绝不仅限于“以文化人”。应该说，“以文化人”只是儒学浓郁人文特性表现的开始。因为渴望个体君子、社会礼仪的儒家深知，人文环境的建构除却个体文质外，更需要个体与个体间的融洽对待。因而孔子在整理六经后第一个提出了“仁”，并将其置于儒学的核心以及最高位置，用以调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人）与个体（人）间的第一层关系便是个体与自己亲人的关系。所以，仁融洽个体的第一层含义即是：亲亲孝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4 “仁之实，事亲是也……‘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6]179亲亲孝悌是仁的根本，“仁之实”的第一要义。的确，孝悌、亲爱、事奉自己的亲人，显然更易?自己与亲人融洽和美。推而广之，如果每个家庭均能亲亲孝悌，那么各家庭也即各自和美，全社会随之也呈现和美之风，而社会和美之风在儒家德育以及文化、人格的辩证视阈里，无疑是有益于个体人格之养之教的。
将亲亲孝悌视为“君子之本”还说明亲亲孝悌是成就人格的根本与基础。“本，基也。基立而后可大成。”[4]15个体只有做到亲亲孝悌之本，才有成就人格乃至大人格的可能。换言之，亲亲孝悌是成就个体人格最重要、最根本的践行。不仅如此，亲亲孝悌还是成就个体德性，让个体接受教化的开始。“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0]教化个体之内容，成就个体之德性都是由亲亲孝悌开启的。没有亲亲孝悌，德性无法成就，教化难以实施，人格自然不得挺立，儒家之教当然也称不上以德育人。
合起来看，亲亲孝悌之仁表明，在个体践行层面，如果一个人都不能对自己亲人施以关爱友好的话，那么他便很难对非亲之他人施以关爱友好，而个体人格也因缺少根基而无法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亲亲孝悌之仁，通过个体与亲人之爱的表达与践行，在继续强化儒学人文特性的同时，还分别从家庭融洽与个体践行两个方面展现出它对人格养成教育所起的基础作用。的确，从当前人格教育来看，孝道的实施与效果均十分有限。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独生子女较为普遍的时代，子女或忙于自己学业、事业，或习惯父母关怀，很少有机会施爱父母并予以践行。因此，返回家庭之本，从与家人的相处对待开始，让子女体会亲人之爱、知道亲人之爱、承担亲人之爱、感恩亲人之爱，才是挺立人格的根基，而从家庭起步的亲亲孝悌挺立之路实际也预设着儒学的人格养成从一开始便是有教有养、教养合一的。这显然有益更有助于解决当前人格教育中相对重教轻养的教育困境。
走出家庭，将人与人的关系拓展到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仁之实”表现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3]337“泛爱众，而亲仁”[3]11广泛地爱一切人，是让自己与他人融洽相待的践行要求。它表明，一方面要对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施以关爱，展现人道关怀；另一方面在他人危难之时，还要伸出援助之手，以行动来解救他人的危难，践行人道行动。也就是说，“爱人”之仁是将家庭亲亲孝悌的进一步推广，以至于当他人需要关爱援助时，能够施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6]18式的情感倾注与事奉行为。这需要个体对他人具有足够的仁爱之心并付诸行动。与此同时，个体的生命与人格也会在一件又一件的仁爱之举中，得到升华与建立。这种升华与建立，对个体的生命体验是直指人心、富有冲击力的。它是完全脱离学校显性说教，反以隐性有力的方式，将其融入个体的生命体验，因而是富有成效并长久恒远的。而且从更广的角度看，人人献出一点爱，社会更友爱，也是有益于个体人格熏陶的。由此，当我们指责学生人格自私、情感淡漠、社会道德冷漠，甚至道德怀疑时，如果能重拾儒家仁爱这一同样饱含人文的为人原则的话，那么学生的人格教育将不仅是富有成效的，而且是充满温情的。
总起来看，“仁之实”由“孝悌”到“爱人”“亲亲”到“泛爱众”，儒学的人文色彩早已彰显无疑，它甚至可以说是儒学人文特性最直白、最有力、最温暖的证明。这证明，一方面，在个体表达自己与亲人及他人之爱的践行中，以“润物细无声”之态养育、教化、挺立、成就个体人格，从而使得儒学自成个体之德育；另一方面，这一证明还将个体情感与理性行为、自我确定与社会关系、家庭养育与家庭社会教化、德性成就与行为规范、现实生活与理想社会等对举视角自然浑成地统一于个体的人格挺立中，这显然还有利于解决当前人格教育中理性有余情感不足、重学校轻社会及家庭等舍本逐末、有失中和、效率不高等不当之处，从而折射出它所蕴含的效力光芒。
三、儒家德育人文色彩之“仁之方”及其对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效性
“仁之实”力证儒学及儒家德育富含人文之实质，但如何落实这一实质、真切实现仁之亲亲与爱人，则是“仁之方”所要正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这符合儒家一贯秉持的知行合一、上学下达之旨趣――提出问题、陈述所知固然重要，但解决问题、践行所知更重要。由此，孔子明示：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3]167对此，清人阮元的解释是：“所谓仁者，己之身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己欲达德行，亦必使人达德行。”[4]428通俗地讲，个体达仁的方法是：个体践行亲亲及爱人之仁、或是任一德行时，也必帮助他人践行上述仁德仁行。扩大来看，个体在成就人格及德性的过程中所践之各德行，都必须推己及人地推广于他人，在成己中成人，成人中成己，最终人己互成人格与德性。反过来看，个体如何保证所推德行是他人所需并真能成就他人？孔子回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434将心比心，个体不愿推行的德行，也不要推行于他人。
合起来看，实现“仁之实”，成就人我人格，体现仁爱的“仁之方”有二：其一，自己挺立，也帮他人挺立；自己达到，也帮他人达到，又称忠道；其二，自己不希望被对待的，也不要这样对待他人，又称恕道。忠道指明人格挺立的方法――在挺立他人中挺立自身。也就是说，挺立自身与挺立他人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挺立他人还是挺立自身的有益促进，甚至是先决条件。这样看来，挺立他人会有两种情形：一是为挺立自身而挺立他人，其动机与目的都是挺立自身，挺立他人是手段，表现出一定的自私心；二是为挺立他人且在挺立他人的过程中挺立自身，动机是挺立他人，目的是挺立自身与他人，也即纯粹挺立他人，挺立自身是客观效果，体现彻底的仁爱心。
前一种情形显然并不符合儒家的亲亲爱人之仁，因为它在动机上是出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在情感上也不是出于对他人的爱而行动。这显然与“仁之实”相违背。因此，由此而挺立的人格， 要么并非儒家人格，要么无法挺立。对此，以防出于私心挺立他人，恕道从否定角度讲明，自己不希望他人挺立自己实是为他人自身，因此，自己也不要只为挺立你自己而挺立他人。合而言之，忠道以积极有为的方式指明了挺立人格的方法，而恕道则以有所不为的方式巩固了挺立人格的方法。二者，一正一反，将无私仁爱他人视为成就人格（包括他人与自身）的首要条件，在成人成己中表现出真正的博施济众式的人道精神，从而将儒学及其德育的人文特性予以落实。
在具体践行上，忠恕达仁表现为：“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3]478个体与他人的交往对待中，如能做到谦虚恭敬、宽容大量、自信诚信、聪敏迅捷、施恩惠及这五种德行，那么就达到仁了。也就是说，个体如果能在德性、胸怀、才干、品性等各方面分别以“恭宽信敏惠”为标准来践行忠恕之道的话，那么也就符合仁，成就人格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恭宽信敏惠”是个体践行忠恕之道的基本要求。换言之，不是人人都具备践行忠恕之道的能力的，个体如果没有谦虚恭敬的践行态度，不具备相应的理性或道德认知能力，也没有惠及他人的宽广胸怀是很难保证他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不是出于自私心，而是出于他人的真实需要并得以持续下去。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以文化为依托和基础，需要构建文化载体并以此来推进思想政治研究和实践的开展。因为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是融入文化之中，并且是通过某种文化形式得以体现的，所以有专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教育。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传统为前提，为基础。”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新时代的新产物，但它并不是凭空创造的，不是空中楼阁。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的，所以它必然存在对传统教育的传承与转化。
儒家文化“礼”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培养理念有助于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儒家文化提倡君子应“志于道”，视“道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孟子也主张：“舍生取义”。儒家文化将“道义”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也将它作为“成人”的根本标准。“使人从被世俗功利所压迫和扭曲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完善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助于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道德教育作为基础内容，正是认识到了“良好的道德品质不仅是国家社会对个人的期望和要求，也是个体自身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它对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工作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启示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蕴含的教化理念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主张道德教化与道德实践结合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内容是道德教育，实际上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却存在诸多问题。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注重道德观念的灌输，对于道德实践活动就缺少督促和组织。我们今后在道德教育工作中所要做的就是，借鉴儒家道德教育模式，将道德教育和受教育者自身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相结合，将道德观念的灌输融入到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去。
第二，儒家“礼法并用”的管理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核心以及最具特色的内容就是“礼法结合”“礼法并用”这样一种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的思想策略。形成了儒家的“礼法”并用的教化管理理念，也构成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的基本结构。这是一种双重的教育管理模式，道德教化和法律规制互相渗透，从而使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
二、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目的和价值上存在着冲突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从其性质上来看，是儒家所提出的一种治理国家、教育管理民众的一种政策和手段。这种政策和手段是儒家为统治阶级献出的“良策”，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等级秩序。
与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不同，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着眼点是受教育者，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是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在灌输科学理论和提高人们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基础上，引导人们走向健康、科学的发展道路，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人的物质生活发展与精神生活的发展统一起来，从而进一步地促进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某些腐朽和落后成分不适应当前的时代环境
首先，礼教中的专制主义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是产生于几千年前的封建社会中的一种传统思想文化，它的礼教内容不仅蕴含着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而且礼教的方法和手段也存在着专制主义的性质。时至今日，“这种专制主义的惰性因素依然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的头脑中保留了痕迹，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垄断倾向。”这种明显带有专制主义痕迹的教育模式，与当今时代的社会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流于教条、空洞。
其次，礼教中的等级观念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所推行的礼教内容中，等级观念的灌输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种教育内容是明显带有“奴化”的性质的，在当时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下是一种需要，在现今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则是一种腐朽、落后的思想。
三、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
首先，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首要条件就是两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没有结合点，两者的结合将无从实现。”我们要通过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那么我们就要在批判继承的过程中，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这样，才能准确找到批判继承的路径，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切实有效地达到批判继承的目的。
其次，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和综合创新。所谓“现代诠释”，是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所包含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予以发掘提炼，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含义。要完成这个创造，必须首先实现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的现代转换。这样才能做到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所谓“综合创新”，指的就是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积极合理因素与当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时，要将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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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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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任强.20世纪的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研究[J].学术研究，2001，（10）：62-68.
一、“先秦儒家”的界定
（一）“儒”的理解
“儒”首次出现于《论语》中，即“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最初的“儒”是对那些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的称谓，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儒，“儒”即指一种职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的内涵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儒”是对术士的通称，《说文》中曾讲到：“儒，柔也，术士之称。”指的是知识阶层的士人，也就说人们口中的“儒生”。狭义的“儒”，则是指由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韩非曾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说明孔子达到了儒的顶峰。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也是儒家的一面旗帜。本文研究的“儒”是狭义的“儒”，即由孔子创立并不断被后继者发展的儒家学派。
（二）“先秦儒家”的理解
从时间的跨度来讲，先秦儒家是儒家发展的创始阶段，从曲阜的地方文化渐渐发展为中原文化，在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后才在汉代成为显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先秦儒家思想是孔孟原本意义上的思想，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致力于辅助统治者治理好国家，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主要产生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出现的种种变化，为儒家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并由此开始进入百家争鸣时期。相比较于崇尚法治的法家，先秦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占有优势。加之先秦儒家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规范与之相违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打压，更使先秦儒家思想不能顺利推广。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学说基础上。儒家代表人物提出了以培养君子理想人格为其德育目标，以仁、礼为德育培养内容的德育思想，并总结了一套德育教育方法。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特色表现在重视德高于智，群己和谐倡导学为圣贤，追求德育目标的超越性德育过程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肯定道德主体性，强调道德自觉。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方式的表达和体现。孔子“仁”的学说，更多意义上是通过一系列的道德范畴来展现，而孟子侧重于强调“五伦”的明确及“四端”的扩充;荀子则主要是强调“礼”的重要和推延。
（一）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吸收了周朝的德育理念，其内容非常丰富。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仁”“义”为主的核心价值观、以对个人行为进行制约和引导作用的“礼”思想，以及作为“仁”的基本表现形式的“孝悌”观念。
首先，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万善的总根源。《中庸》有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发自内心的爱人之心，将内心的情感以及信念用于人伦、用于社会，以此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其次，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礼”，小指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大指一切典章制度，及高于一切典章制度的伦常。再次，“孝”思想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仁”的基本表现形式。孟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二）育人理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育人理念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坚持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一条主线便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认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具有制约、导向及激励作用。二是提出系统的修身之法。先秦儒家认为修身是实现个人价值和完善人格的重要手段与途径，突出强调个人修身的重要性。三是强调教师的育人功能。《大学》中孟子提出对人们进行德教在于“明明德”，每个人都具有“明德”，但却由于各种因素而不能完全显现，这就需要通过教育使其再现。由此，教师的地位及作用是不可代替的。儒家普遍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三）基本特征
一是政治、社会、教育的统一相顺。先秦儒家所追求的是道德至上的社会秩序，将政治、社会、教育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所谓“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先秦儒家主张君主治国基于道德教化，以德教为政治发展的基础根本。孔子强调“仁政”、“德政”，主张道德至上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归仁”的最终社会理想。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君子、圣人人格追求的根本在于培养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表示教育人才本身就是为政，德育工作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以及治国手段。孟子提出了“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的思想（《孟子.尽心上》），表示德是政的前提、手段和目的，有德的君主才能获得人民的爱戴。荀子将教育当做“固国齐民”的重要措施，他曾说：“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荀子.大略》），指出了政治、社会与教育三者的正确关系是统一相顺，是普遍的规律。
二是等级性与普遍适用性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在奴隶制度和阶级制度的背景下，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集团之中，特别强调尊卑有序、远近亲疏，具体表现为以三纲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具有一定的等级性。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物的价值都分三六九等，人也不例外，价值有着不同的表现，勉强将人的等级拉平，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荀子曾在对人的区别上说：“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在维护秩序上，荀子提出了“群”的概念，他主张通过“明分使群”，即将人们组织起来成不同的“群”，从而产生力量，而能“群”就在于“分”，“分”就是名分、等级制度，但是要保持“分”的合理性。
三是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受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意识变化而消亡，对人们的道德观念起着指向和导引作用。儒家始终倡导的“仁”、“义”、“礼”等思想，一直被我国历朝历代所推崇，以培养国人性格，对巩固阶级地位，维护国家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了其中的继承性。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中一些内容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使某些内容与要求与时俱进，有了新的解释与意义，如先秦儒家对“利”的论述由最初的见义忘利、见利思义的思想发展为利义并重，由对“利”的蔑视到对“利”的价值的肯定，梁启雄在《荀子简释》中说：“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而不轻利。”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所具有的稳定性与创新性特征使其牢固地处于我国封建时期各个朝代思想潮流的核心地位。
三、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德育环境
从春秋到现代，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贯穿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裨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儒家哲学义理中蕴含着对终生教育的价值观、人生历练与处世修养等方方面面，裨助我们找回原有的“仁爱”、“忠恕”的纯洁心灵与善良的“自性”。儒家思想的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助推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儒家思想包含的深邃的教育理念与哲学义理，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更为迫切，急需借鉴儒家思想的至正至刚之气处理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内涵
管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充斥着对“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人格”、“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以及“以和为贵”，对裨助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充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以及“天下为公”的儒家言论，裨助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的泛滥，无疑儒家忧国忧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儒家认为，只有具备了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面对外在的威胁与物质诱惑，才能达到处之泰然、镇定自若的高贵情怀。儒家道德思想认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领悟“德”的内涵，必须从道德的根源性开始。儒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每个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认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仁由己”的儒家认为学者必须先识仁才能在求知、做人、处事上有所依据，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学而上达”的教育思想充斥着科学内涵。儒家“以义为上”的义利观对物欲泛滥的现实社会是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良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内心毫无国家民族的责任之感，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儒家这种崇高义利观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裨助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以致形成“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从切实问题入手“问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谈道德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忠君爱国”与“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具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这种高度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对于裨助我们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现实意义。以“仁”为主体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实现路径，追求整体的和谐。我们只有树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们的心理思维，才能构建新的行为方式裨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儒家认为“仁”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是一种无待外求的“本性”东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须透过人的自觉呈现，而后乃能透显它超越而客观的现实意义。儒家把道德行为划分作初级和高级道德两种发生模式：根据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应，作为内在说服和根据，推动初级道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学习培养道德理性作为外在说服和根据建立高级道德行为的动机。个人从高级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级道德的回报，这种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儒家点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儒家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念恩和善行实践的动机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观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对于裨助当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义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现实意义。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包含天人合德为理想，以仁义内在为动力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并从具体之生活来落实道德的实践，在实践当中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道德，以德行之自觉为进路来达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视对学生道德理论灌输而忽视道德实践的情况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贤至圣”的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谦冲诚信”、“当仁不让”、“追求和谐”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们克制内心与行动上的物质欲望，以致达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不仅通过“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的哲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助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权变智慧，对我们处理现当代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给予极大的启示，其科学内涵与教育思想增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儒家“其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见贤思齐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人们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色彩以及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裨助我们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仅在思想、内涵、形式、方法上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也直接或间接的贯彻在家庭、学校、组织所进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流毒于当今社会，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华洗涤人民的心灵引领我们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张通过教育与修养让人们在黑暗现实之中发现人的本善，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养为视点的论述，对于充斥着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今社会，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主张“诚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伦理价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认为是人的“仁”彰显了天道天命的价值。“万世师表”的孔子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质需求的合理满足，与孟子道德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基础的主张相比，极具科学和实践意义。主张“内圣外王”与“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没有忽视人民正常的物质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箪食，一瓢饮”的合理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不堪其忧的思想治愈对物质欲极度追求的当今社会。诚然，灌输没有丝毫物质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会成为空泛的道德口号，既无助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综合考量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一味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体的需要，“道德”必然难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生命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语》被奉为儒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被历代引以为修身处事的凭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对儒家生命观的管窥汲取精髓，裨助人们树立正确生命观，增益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语》中的生命观以“生活与处世”的内容最多，而“生存与生命”的内容较少。管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重视的是现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扬了生命的价值。《论语》中这样写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窥这句话，我们可知儒家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的做事要求。“经世致用”的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价值，关注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过度的强调生死与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生命观体现的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追求在集体、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的至高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显出儒家对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样，“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凸显的也是这种至高的道义，儒家不仅单方的要求对“仁”的道德追求，管窥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要求与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与消极以对的观点来诠释儒家关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管窥孔子在祭祀中的谨慎与真情，也凸显了孔子对逝者的敬畏与生命的敬重。总括之，管窥《论语》中生命观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对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对死亡的议题视而不见，通过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现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价值追求。通过管窥儒家“慎终追远”的谨慎态度以及对“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扬的追求，儒家将生命观最终回归到积极处理现实生活的努力之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儒家生命观中凸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与生命的珍重，增益当代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裨助着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通过管窥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力求裨助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则总括之有四个方面，“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约”。孔子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各种不同方式使学习者能知行通贯。孔子认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点，在教育上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学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点，对于不同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职业（学生、商人、工人等等）运用不同的方法。管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启发诱导”这种教育方式的重视。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从教者与受教者中要找到这样两个平衡点：第一，从教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证从教者的主动权利又不能完全扼杀受教者的积极性；受教者积极性与自由性，既要保证受教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无视从教者的主导作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的认识规律，科学的把握了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具参考意义。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既要求学生要博学多识又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能杂乱，深刻地洞察到知识广与深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从教者与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学习立场上，孔子要求学习者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自动自发努力地去学习，并应珍惜时间，有恒心的学习，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孔子的学习观念讲求学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学习意义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借着学习使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
儒家思想精髓的实效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实效性上侧重，并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空洞的灌输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输。采用实效与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可以裨助受教者达到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实践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思想的实践性在“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上抒发得淋漓尽致。管窥儒家“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的言论可见其对实践的重视，因此，应当着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道德实践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受众者可以自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精髓的爱国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孟子主张以集义养气的修养工夫培养出浩然之气，以养成大丈夫坚守善道、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气度，最终在成德成物的实践中达成济世救民的终极关怀。孟子认为明善诚身的修养才能践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义的思想精髓，对于增助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发挥着重要作用，裨助着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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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伯峻:论语[M].2011年第1版.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7月.
自新加坡会议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当年在会议上国际著名儒学家杜维明教授对近百年儒学的命运有点悲哀，一再用“儒门淡薄，花果飘零”这几个词来形容当时儒学的处境，而今天我的看法是“百年儒学，衰极而兴”。
百年儒学的命运大致可以分四个阶段观察。第一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贬孔废经，批儒崇西”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专制的主流应该肯定，但“五四健将”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将孔子、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混为一谈。须知传统的礼教固然有压抑人性的一面，但传统儒学与礼教又有“养人”的一面，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培养，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儒学都有很大的功劳。第二个阶段基本是从二十年代的 “科玄大论战”开始，实际是“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一批主张西学的学者和一批主张传统儒学的学者进行论战。当时西学派的人叫主张儒学的这些人为玄学鬼，所以叫“科玄大论战”。从“科玄大论战”到五十年代，一些新儒家学者也开始反思两千年的儒学传统，开始考虑如何引进西学、重接儒学的问题。后来出现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以马一浮、贺麟、熊十力等为代表，进行着孤军奋战式的理论创新活动，儒学在衰落中开始转型，其特点是在坚持儒学道统立场的同时吸收或涵盖西学的普世价值，形成了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等新儒学理论形态。第三个阶段是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到1976年“”结束，是中国大陆在思想上“尊法反儒，打倒孔孟”的时代，而在“”中发展到全盘反传统思潮的登峰造极地步。当时的口号是“怀疑一切”“两个决裂”“批儒批孔”，对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儒家的传统精神都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儒家与儒学沦落到极端卑微的地步，只有几朵花果飘零在港台与海外。第四个阶段是伴随着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的中国和平崛起大形势，儒学进入了“拨乱反正，衰极而兴”的新阶段，出现了“文明对话”论、公民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民主仁学、新仁学、新儒教等多种儒学新论述，可以说，当代中国开始了儒学复兴的新时代。这是我对百年儒学命运的基本概括。
二、儒学在当代的复兴
关于儒学在当代的复兴我是持积极态度的，我曾专门撰写文章进行论述，并概括儒学复兴的十大表现：举行国内外会议，创立儒学团体，建立研究机构，兴办孔子学院，塑孔子铜像，定期举行祭孔、祭儒活动，建立孔庙书院，出版大量与儒学相关的专著、丛书、期刊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改变了对儒学的态度，八十年代以前政府对儒学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拨乱反正”以后政府对儒学的态度有从容忍、观望到参与、积极支持这样的一个转变。比如，我在浙江省办了一个浙江省儒学学会，这完全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但是得到了浙江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学会拨经费，提供会场、办公室等，这是政府态度的一个变化。政府的态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渗透很多儒家元素，比如“实事求是”就是从儒家来的，汉代就已经有了，此外还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以德治国”等。
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儒学复兴并不是说要儒学包打天下。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文化也是多元存在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一元存在”的价值。儒学在提升民族的道德人文素质、推动民主仁政方面，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和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方面，将起到主导性作用，但它与其他文化形态是兼容并蓄、共存并进的，并不是排斥其他文化形态而独尊儒学。我们不能要求儒学在一切领域都包打天下。如在市场经济领域，自由经济、竞争求存等不是儒家所长，我们可以吸收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发展经济。又比如说，在法治社会领域，儒家历来讲礼治，在法制方面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健全，西方的法治有许多优点，我们完全可以移植过来，在社会治理方面礼法共治。
三、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前面我们提到，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及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主导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儒学的核心价值，儒学与当代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所谓“核心价值”，是一个民族、国家或社群在长期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念。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价值既是历久弥新的，也是与时俱进的。例如，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最核心的观念是“仁”，最根本的精神是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人文精神。先秦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本礼用”或“仁义礼智根于心”，汉代至明清封建社会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是“三纲五常”。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仁”为根本之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智勇和敬、温良恭俭让为基本范畴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价值体系。
近百年来，摆在我们中华民族面前的有三类核心价值，其内涵、范畴与根本精神各有特色。一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其基本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和、敬等，本质上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主义价值观；二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其基本价值观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科学等，本质上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人权主义价值观。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其基本观念是民主、平等、正义、公正、尚群、均富等，本质上是以平等正义为核心的公权主义价值观。我们今天讨论核心价值观，应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综合吸收上述三种价值观中的优秀元素，推陈出新，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塑造当代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古人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中国进入和平崛起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建设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重塑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是当务之急。在这个思想传承创新过程中，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内在依据，后者是前者的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例如，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是传统文化道德价值“忠、仁、智、勤、义、信、礼、廉、耻”的现代版。十政治报告中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共二十四个字，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有十六个字来自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即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八个字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有六个字来自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价值，即平等、公正、民主。可见，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实际上是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价值观。
四、推广儒学教育重在普及儒家经典
在座有很多的教育工作者，接下来就着重谈一下我们应如何推广儒学教育。我认为推广儒学教育重在普及儒家经典。过去“贬孔废经”，给我们的教育造成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用知识教育代替道德教育，第二是用科学教育抹杀了人文教育。我们可能培养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奥数可以得第一，但没有道德，对父母亲不敬不孝，这样就造成了教育的缺失。
儒家思想是指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的礼仪、礼义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纲常伦理、习俗民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礼是反映一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以建立和谐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我们应该把握时代特征，对儒家礼仪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融通疏导，认真剖析、阐释礼仪的作用和功能。
一、儒家思想中的礼仪教育
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孟子、荀子，以及后来的董仲舒、朱熹等学者发展了儒家学说。他们都把这种以“礼”为核心的教育作为人伦道德秩序建设、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因此，儒家重视礼制建设，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观点。
（一）关于“仁”的学说
这是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仁”最早出现于《尚书・金g》 ：“予仁若考”，指一种好的品德。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字从人二”。孔子讲的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就是取仁的这种意义。孔子所讲的“礼”，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次才是伦理规范，而“仁”则纯粹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它既包含多方面的情感原则，又构成人们复杂的心理要素。孔子在具体运用这一范畴时，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与颜渊的一段对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可见，仁是属于道德修养问题的范畴，是一种最完美的道德品质。从孔子思想体系的总体来看，仁贯穿其中，成为联结各个范畴的媒介，同时，又是各个范畴和言行的总纲。
从政治作用来看，仁是礼的精神支柱，仁礼一体。孔子曾慨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就是说，人如不具备仁的观念和品质，就不能正确对待礼仪制度和音乐。而且，孔子认为，只有“克已复礼”，才算是仁，才能实现仁。因此，克制自己，使视、听、言、动都符合礼，就体现了仁，可见仁和礼是融为一体的。在孔子看来，周礼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而仁则是最完美的道德观念和品质。礼是道德的标准，仁是道德的属性，只有具备了仁的品质，才不会做违背礼的事情。
怎样来实现“仁”呢？当子张请教仁的问题时，孔子指出说，能实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就是实现了仁。他还具体分析了五种品德的功用：“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就是说，为人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受到大家拥护；待人慈惠，给人好处，就能够使唤人。这实际上是用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来规范主体的修养，进而调节人际关系，实现个人理想。
（二）“五德”和“五常”
1.“五德”，指五种品德，具体是指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
温：“敦柔谓之温”。温和待人，不急躁、不生硬粗暴。良，“行不犯物谓之良” （《刑m注疏》）。善良，不邪恶，不伤害他人和物。恭，“和从不逆谓之恭”（《刑m注疏》）。恭敬、庄重，不傲慢轻狂。俭，“去奢从约谓之俭”（《刑m注疏》）。节俭、朴素，不奢侈浪费。让，“先人后已谓之让”（《刑m注疏》）。谦虚礼让，不横蛮自私。
2.“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西汉董仲舒总结孔孟儒学的五种道德。
仁：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累述。
义：《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合称“十义”
《中庸》：“义者，宜（适度）也”。《诗・大雅・文王》《传》云：“义，善”。
董仲舒《仁义法》中“仁者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
《释名・释典艺》：“义，正也”。由此可见，义的内容包括三项：宜、善、正。
礼：制度、仪式、礼节的总称。儒家经典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周礼》是周朝的官职制度。《仪礼》是战国以前的各种礼节仪式。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四类礼仪，宋王应麟又分为吉、凶、宾、嘉四礼。《礼记》是解释说明《仪礼》的论集。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故称为“五礼”。 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如天子受诸侯朝觐、天子受诸侯遣使来聘等；嘉礼即国家具有喜庆意义及一部分用于亲近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礼仪活动。如君主登基、册皇太子、策拜王侯、节日受朝贺、天子纳后妃等。
智：《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姓宁名俞，是卫国大夫。他能审时度势，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表现出聪明；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就装傻。孔子一贯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审时度势，进退得宜谓之智。
信：《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参是孔子的学生，他把办事是否尽心，交友是否真诚，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这三件事，作为每天自我反省的问题。
《子路》：“言必信，行必果”；《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ni），小车无（yue），其何以行之哉？”比喻人若不讲信用，就好比大小车没有关键，无法套住牲口，车如何能行走呢？
《史记・游侠列传》赞扬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就是诚实不欺，言必信，行必果。
（三）正已正人与成已成物
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是儒家的思想传统。所谓正已正人，是指端正自己的思想品德，才能端正别人的思想品德。所谓成已成物，是指自己获得成功，也使他人获得成功。这种“正已正人，成已成物”的思想，是从主体与外界关系着眼考虑问题的，注重主体的能动性，以身作则，带动他人推及整个社会。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层境界。
孔子“为仁由已”（《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观点，表明他对修身行事的主动性有高度的认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人”（《论语・雍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一种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这种忠恕之道的心理趋向，是“推已及人”。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只有正已，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要“修已”，就能“安人”、“安百姓”，就可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孟子更是深得“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思想之精髓，主张“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已”，这样才能使“其的身正天下归之”。 （《孟子・离娄上》）“其身正”的外在表现，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收到“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梁惠王上》）的效果。
二、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目标
加强礼仪教育要以明礼为基础，做人立身，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学礼明礼。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目标要抓好“五明”。
（一）要明“善良”之礼
“善良”即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有利于他人、社会的思想和行为，它是伦理学对人性的基本的第一位的要求。“从善积德”，学会与人为善，善待他人，善待社会，是加强道德修养的基础。
（二）要明“诚信”之礼
“诚信”即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它是伦理学对人格的基本要求，是立人、为政、从商的基础性道德。公民应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要以讲诚信的好人好事，引导学生说真话，做实事，待人以诚，交友以信，不弄虚作假。
（三）要明“和谐”之礼
“和谐”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它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种传统道德境界。“以和为贵”，和气做人，宽厚待人，化解矛盾，是加强道德修养的更高要求。丰都中学引导学生“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学会合作，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共同进步。
（四）要明“谦敬”之礼
“谦敬”即虚以处己，尊老敬贤，以礼待人，它是为人处事的重要准则，“以敬为大”，戒骄戒躁，尊重他人，助人为乐，谦恭礼让，是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
（五）要明“自律”之礼
“自律”即自主自制，守正祛邪、行为有度、取用有节，它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前提条件。“严于律己”，遵纪守法，践行制度，规距做人，是重要的道德规范。要引导学生自觉“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知法、守法、自觉遵守学校纪律和公共秩序。
三、中学进行儒家文化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一）创建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校园环境
学校以“传承儒家文化，打造礼仪校园”为主旨，绿化、净化、美化校园环境。在校园的阅览室张挂《论语》中的有关学习、处世的箴言、传统美德的书画；各班以“宣扬儒家文化，创建礼仪班级”为主题，布置教室，制定班规、班训，开展各类班级活动，让学生时时处处感受“儒家文化”的无穷魅力。
（二）进行《论语》《三字经》等儒家经典语句知识竞赛
学校要求利用每天晨读时间，引导学生朗读、背诵一句论语；在语文课上联系古今，讲解一句论语的含义，将枯燥的文言文《论语》，变得通俗易懂。组织中高段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读、背《论语》，低段学生读、背《三字经》。以《论语》《三字经》中的经典语句为内容，进行《论语》《三字经》经典语句知识竞赛。
（三）“学科渗透”
各学科中，尤其是语文学科中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儒家文明礼仪、道德法纪及心理教育等德育资源。结合学科特点，创设富于美感的充满智慧具有亲和力的教育情境，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课堂学习中受到教育，激发创新意识、合作意识、自主发展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四）通过各种传统节日，进行儒家文化熏陶
春节、中秋节、清明节、重阳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蕴含着许多民族文化的因素，让学生沉浸于经过优化的节日文化情境之中，具有接通历史、感受民俗、体验真情、回归传统、享受天伦、感恩祉福、热爱生活等丰富的濡染效用。
（五）“榜样示范”
通过树立榜样并利用榜样人的“榜样点”的道德选择及行动来影响德育对象的德育方法。树立榜样人明确的“榜样点”，使德育变得生动形象，具体可感，容易接受。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洪战辉同学是“关爱他人”的榜样，徐本禹是“正确对待金钱，正确处理奉献与索取关系”的榜样。
总之，儒家礼仪经典文化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具有不朽的地位，有着光辉的作用。对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传统美德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我们要对儒家礼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礼仪教育要与时俱进，让其具有更大的教化力量。崇尚礼仪，培养文明有礼的新一代，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互相配合、共同努力，才能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促使青少年学生尽快养成文明礼貌行为，“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才能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1 儒家思想中传统道德对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平台，切实推动儒家优良传统道德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教育工作平稳快速发展，注重道德实践教育，加强教师队伍道德建设，其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1.1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宏大人才队伍的客观需要提供理论借鉴
当今社会，儒家道德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成为了我国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之一。高校教育与传统道德相结合，培养大学生现代人格，现代意识尤为重要。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彻底脱离自己文化传统而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儒家传统道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风尚，伸张了公平、正义，标榜了诚信、果敢，陶冶了宽容、勤敏等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当代大学生，不仅有利于国民强化集体主义和爱国意识，还有利于提升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人才培养的客观需求影响深远。
1.2 为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诉求提供实践指导
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中的修身养性、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诚实守信等思想为现今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大学生人格和道德的塑造迫切需要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故而，继承和弘扬传统道德文化，树立大学生刚毅果敢、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情怀；勤俭节约、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重大义，舍小利的价值取向和成人之美、勤敏好学的精神境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的挖掘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改进现代化道德教育的模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从而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合理统一；帮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从而正确处理个人自我身心，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大学生自我实现提供实践指导。
2 儒家思想为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所提供的指导内容
做好大学生道德思想工作必须结合党和国家的现实需求，将儒家思想之中的精神财富与大学生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道德相统一，同时，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内容的道德建设：
2.1 注重整体意识，培养爱国情怀
儒家认为，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人类群体，个人价值需要通过整体价值体现，换言之，个人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发挥自我价值，脱离了整体的个人价值不是存在的。《尚书》中“以公灭私”，集体荣誉远远高于个人荣誉。这在一定意义上培养了中华民族为了整体利益，在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无数爱国志士挺身而出，为国家利益舍弃小我。
《礼记·儒行》中记载“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爱国思想家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邓小平同志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可见，爱国主义情怀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当代青年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继承人，高校思政教育要将塑造大学生民族认同感，树立大学生民族自尊心作为培养其整体意识和爱国情怀的重点。
2.2 强调社会公德，追求人际和谐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不仅是“克己复礼”的个人修为，还包括与他人相处时的公共道德“恭、宽、信、敏、惠”与当下社会主义道德所弘扬的尊重他人、（下转第123页）（上接第90页）宽厚仁慈、诚信为本、乐于助人等优秀的社会新风尚息息相关。因此，高校道德教育需要用儒家“仁爱”的精神，培养大学生互助友爱的和谐精神，学会平等待人、尊重他人，在人际交往中互相了解、互相宽容、互相接纳，坚持真诚、友善、信任、理解的交往原则，并且做到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保持和谐的关系。
3 儒家思想结合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3.1 加强社会宣传力度，重视道德实践
目前，我国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对于传统道德的弘扬力度也在不断提升，已有350多所孔子学院和500个中小学孔子学堂遍布105个国家和地区。儒家思想道德是我国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耀眼夺目的精华，故而，大学生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道德不单需要高校通过思想教育，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依靠各种载体，培养大学生学习儒家传统道德的兴趣，鼓励大学生阅读经典文献，增强大学生对儒家传统道德观的认同，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帮助大学生做到道德观念清晰、立场坚定。另外，高校需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有机结合。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在实践中反思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途径，切实在实践中培养大学生修己正德的道德意识和完善人格。
3.2 树立校园正气，提高教师队伍道德建设
树立校园正气对大学生道德建设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文化，其中包括建设优良的校风、严谨的教风、勤奋的学风为核心，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将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结合，使大学生自觉做到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在和谐的校园正气下使大学生既受到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又接受先进道德文化的感染，促进自我身心全面发展。
另外，教师作为学校的根基，大学生道德建设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教学素养和道德情操。孔子讲“有教无类”就是要教师将“教书育人”为己任，除了传道解惑，更需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树立良好的教师队伍形象。此外高校教师理应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用儒家思想和行为准则来诠释师德含义，进而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促进教师队伍的德育水平，从而对大学生道德建设起到积极意义。
在面向21世纪的现代化教育理念中，儒家思想道德观的吸收和汲取正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高校思政工作中对大学生进行渗透，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真正坚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原则。大学生作为社会的财富，需要学校和社会共同重视，大力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担当起这任务，从儒家传统道德观中汲取养分和力量，不仅为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更要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优良道德的自觉实践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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