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新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创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1）提出了“精神文明”的科学内涵。邓小平对精神文明的内涵进行了精确地阐述，“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同时，他也指出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即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缺一不可。（2）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就是培育“四有公民”，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3）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4）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针。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钻研、吸收、融化、发展”八字方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2.正式形成阶段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1）初步界定了先进文化的内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这一内涵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我们所建设的文化，它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且核心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列主义；它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培养现代化“四有”新人；它的时代品格必须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它的时代特征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还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揭示了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文化在国家整体布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出发，阐述了先进文化与党的建设、国家建设、民族建设及社会主义建设间的关系。（3）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3]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阐述，对于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4）指明了创新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源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才能保证发展的先进性，同样，文化创新是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至此，中国几代领导人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艰苦探索，正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
3.发展完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从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1）提出“和谐文化”的概念。“和谐文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为基础提出来的。这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把和谐精神融入到文化建设之中，从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2）强调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指出，“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4]一个国家不仅要有创新的意识和精神，而且要敢于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创新。（3）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信息技术时代的迅速推进，造成了网络的普及，进而促成了网络文化的出现。它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精神上的各种需求，但也带来很多不良的影响。因此要特别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4）要求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之，在新时期提出的文化观念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更是对其的一种伟大创新和实践探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1.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我们党和国家取得一切成绩的关键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列主义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这也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党的第十八报告大会指出：文化建设必须大幅度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使当前社会更加和谐文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灵魂所在。只有正确认识到指导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和评判一切价值标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理解为什么整个思想体系的灵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成不变的指导思想。同时也要认识到，“和谐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文化”的构建不仅能使民心聚拢，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泉源。
2.以服务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使命要求我们必须要把服务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前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力求文化的不断丰富，努力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精神文化需求。注重文化的内在品质，从根本上进行创造革新，这样才能创作出更美好更精华的文化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务必要牢记，文化建设旨在服务群众，所以只有贴近他们的实际生活，才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关乎着亿万人民群众的福祉，不仅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这个中国梦的需要。
3.正确把握文化建设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文化的创新就是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并加以吸收和改进，创造出符合时展的先进文化。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不断创新才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必须正确处理文化继承和文化创新的关系。我们要认识到：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完成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吸纳旧社会传承下来的全部优秀文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必须符合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创造出适合国情的新文化。
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西方国家中的中左翼政治力量，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名称。
一、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1.社会民主派最初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在19世纪中叶，在西方工人运动中进行活动和发挥影响的，不仅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还有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其中之一。什么是社会民主派？马克思指出，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极，而是为了缓和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其实质始终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1]由于他们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
但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出现的特殊形势要求工人政党在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时候，要慢慢地训练人民群众，在日常斗争中善于妥协，服从策略考虑的联盟，既不回避选举，也不放弃议会斗争，这种形势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迅速流行起来，但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又使得这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也接受了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情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概念的态度作了一些调整，暂时容忍了它。
2.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社会民主党
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创建的第二国际，其所属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其纲领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经济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为根据的，它们都在党纲、党章中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把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就详尽地表述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第二国际在其前期活动中，还清除和清算了无政府主义，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制订了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使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和党组织都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壮大。
3.19世纪末社会民主党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政党
但由于第二国际是在运动向横的方向发展的和平时期进行活动的，再加上第二国际所属各党忽视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就使它日益滋长和发展起来，特别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所属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加紧进行改良主义活动，在1896年7—8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使社会民主党这个称呼所包含的内容发生了一次再变化：它虽然重申了“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目标，但却把为夺取政权所应采取的措施归结为一系列有关普选权的要求。而随着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更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的东西，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社会改良的党。
在1896年10月以后，伯恩施坦就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修正主义观点。1899年，他又出版了把其修正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并宣称，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有了适应能力，经济危机已经可以防止甚至根本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趋于尖锐而是趋于缓和；随着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中间阶级的人数愈来愈多，社会关系的尖锐化没有按《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是不可能的；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而阶级专政则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应当归结为创造条件去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变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即通过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社会民主党应当改变性质，成为一个力求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
伯恩施坦的这些主张虽遭到过党内的强烈批评和抵制，但也在党内外和国际工运中引起相当广泛的共鸣，法、德、英、意、比各国党内的不少领袖和工会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改良主义倾向。1910年前后，伯恩施坦主义更成为第二国际所属多数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
4.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社会改良主义的基本功能在于，和充当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革命无产阶级相反，它主张成为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对此，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袖是直言不讳的，如在1975年5月25日，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德国勃兰特和副主席瑞典帕尔梅，应社会党国际另一位副主席奥地利克赖斯基的邀请，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交换意见的时候，克赖斯基援引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弗里茨·塔尔诺在1931年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讲话。他说:“这篇载入史册的讲话”，虽然遭到所有左派的激烈反对，但它因此也是“切中要害”的。帕尔梅则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社会党人确实是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的”，“人们需要工业社会的基本设施，资本主义的现代危机同时也是工业社会的危机。这样，拯救工业社会就成了我们的任务”，他强调说“过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现在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2]
应当说，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过程中也曾取得一些政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主张，而且在其执政实践中，确实为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做出过一些成绩，推动了人们的从公民权利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发展，其中包括劳动、就医、养老、残疾人的福利、休闲、儿童的保护、家庭维持补助金、平等的教育机会、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据一些社会学家比较分析，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右派政党政府相比，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地方和时候，用于社会需要的国家拨款要多一些，社会保障的质量要好一些；二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还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然而，由于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推行的终究是一条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的路线，因而在把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就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二、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
1.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否认其历史必然性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联系，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超阶级团结。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的序言中明确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之所以否认社会主义的实现的客观必然性，根源于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同人的意志、活动绝对对立起来，并指责强调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反伦理倾向，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确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错误地等同于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宿命论、等同于否定价值观念的“反伦理倾向”。
2.以自由、公正、相助为基本价值，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
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到社会党国际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社会民主党人一直把自由、公正、相助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争取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国际运动，而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价值概念，是反映资本主义买卖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概念，因而独立的个人把不受约束的运动当作自己的自由，反而成为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理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时取得成就。
社会民主党人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实现和完成，是以实行民主化为手段争取人类解放的运动，这是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和融解在资产阶级民主之中。然而，要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是在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概念。
3.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
在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争取和捍卫自由和公正，又在自由和公正中接受检验的持久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实现，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时，他们就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去取代其战前纲领中规定的消灭私有制，强调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强调它本身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特效药。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宣言中，所有制问题已不再提及。
4.用共同参与的经济民主来补充议会民主
社会民主党认为，与财产享有资格纯属形式上的改变(如废除私有制)相比较，经济中的决策权真正民主化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这种经济民主关系到民主不只是作为一种国家政体，而且也作为包括职业生活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生活形式来加以贯彻实现的问题，关系到对议会民主作必要补充的问题，因为只有与共同参与制相结合的议会民主，才是解决民主机制发挥作用问题的最佳办法，因而经济民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雇员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和基层管理的举措，对于改善工人的处境、维护工人的眼前利益，对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企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都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西方国家都是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这种经济民主的，因而就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人被剥削的雇佣地位，也不可能赋予劳资权利平等。它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改良。
5.普遍主张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
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把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认为应把它看作是确保全体公民积极参加为社会服务的项目的必要基础，是争取自决和自我实现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表示决心消除贫困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保障人人都有权得到像样的收入。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所规定的。这些制度的实行，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保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却不是消灭剥削和贫困、导致社会普遍福利和阶级同化的“收入革命”，因为说到底，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基金，主要是把雇佣劳动者价值的一部分集中到国家的手中，然后由国家以福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以满足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
6.英国“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是指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和其精神导师社会学家吉登斯所倡导的，主张在“老左派”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之间和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它出现的时代背景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医治了西方经济“滞胀”现象的新自由主义，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以安然、世通为代表的企业丑闻的强烈冲击下，被证明其鼓吹的金融系统的完全自由化、完全解除管制、放松限制等政策是行不通的，它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宣告失败，形势的发展要求重新确立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补充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在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再回到70年代以前那种国家干预已不可能，实践在呼唤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正是适应于这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它认为老左派的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又太强调绝对自由市场，各有偏颇，必须扬长避短，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调整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关系中取得新的平衡。
英国的“第三条道路”以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自诩，宣称它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的政治目标，却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其具体主张，一是在政治上打破左右两分法，抛弃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主张个人自由依赖于集体资源，认为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扩展的必要支持；二是在经济上创建新的混合经济，它不是在国有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和解除管制之间取得平衡；三是分解国家权力，把权力向下转移到地方和社区，向上交给跨国机构，政府不再以国家边界为活动范围，而把世界政府治理问题提上日程，同时要培养与平民社会中的组织进行积极合作的伙伴关系；四是建立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在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为民族国家寻找一个新的位置；五是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重点是使消极福利变为积极福利，使个人和其他机构同国家一样对福利的实现和创造作出贡献。
三、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评析
1.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再到社会民主主义，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社会民主主义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从建党时开始使用的思想体系名称，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容:最初它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其特征是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巴黎公社以后到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心广泛传播使得那些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也接受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得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在这一时期交叉重叠起来；随着在19世纪末，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跟着伯恩施坦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再度对立起来。
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其成立宣言《法兰克福声明》中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凸显它是“民主”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共产党人的“专政”社会主义。然而，这也说明了在当时，虽然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之间，在是否能用民主、和平的方法去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极其尖锐的原则分歧，但大体上说来，两者在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上还是基本一致的。
在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帮助促成东欧剧变以后，原指望自己在东欧会有巨大的发展，但实际上却只是鼓舞和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并使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也提出了质疑，使他们在西欧也开始逐渐失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一词似乎把选民推向了保守派的怀抱，这使他们觉得，为了回避在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同现实社会主义相比较，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在以前，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自由、民主和人权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实质；而在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又进而认为，不应再把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视为制度、视为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应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社会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与互助的价值；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应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
所以，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后又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表明他们离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2.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活动有助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却无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它们的社会改良主义活动，被证明有助于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助于推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但在另一方面，尽管他们把改良主义说成是改造社会的最重要工具，但在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对此，社会党国际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在1951年成立社会党国际时，与会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被英国工党政府在二战后所实行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制度所取得的成就所迷惑，曾误以为他们的这种改良主义已经把英国的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因而在会议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中说:“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罪恶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在社会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然而，过了32年以后，当社会党国际重新审视它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时，却不得不从根本上修改自己的说法，承认他们搞的局部改良，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在社会党国际十六大通过的《阿尔布费拉宣言》中说:“曾经有过资本主义已经得到改造的令人欣喜的幻觉，有过经济将无止境增长的田园诗……那时是将50、60年代的经验过分普遍化了，而今天则是一片混乱。”
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活动无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为世界上具有各种意识形态色彩的有识之士所公认的:如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分子麦德维杰夫在英国出版的《列宁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虽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还是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过程中至今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日本学者冈崎三郎在《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一文中说，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政府“在推进产业和金融机关的国有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做出很多实际成绩，但同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消灭阶级对立的目标相比，相差太远，英国、法国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前南斯拉夫理论家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中，分析改良主义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的原因在于“它使马克思主义认为绝对不应绝对化的实践绝对化了”，它“逐渐适应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民主条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即使已掌了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只在旧秩序范围内活动”；意大利的佩利卡尼教授说，虽然社会民主党“能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并使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不那么残酷无情和非人道”，但“社会民主党的战略肯定未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在资产阶级的心目中，就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有效方法。”
3.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
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和观点上面。
一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又在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之，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却由19世纪70—90年代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变为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在实践中抛弃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纲领上仍以马克思主义自诩，再变为在二战以后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为此，它们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等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如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声明》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时而把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如195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说“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的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后的真理”，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时而又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86年党纲又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人道主义哲学、基督教、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无论有些什么变易，其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有时还要提到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事情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早在1954年3月20日一期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民主党那里，‘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要比党的宣言中对马克思的虚伪称赞所表现出来的小得多。实际上，那些虚伪的称赞与其说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或者对于这种理论的重视，倒不如说是由于害怕共产党人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成为马克思威信的唯一继承人。”
二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从《共产党宣言》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一再重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科学社会主义又根据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客观事实，从列宁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地强调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反之，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却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框里，即使成了执政党、参政党，也仅限于为资产阶级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争取使之更加“文明化”、“人道化”而已。
三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亿万人民的实践与探索，不断深化着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如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01年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006年又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反之，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还把社会主义当作目标时，就把它融解于和归结为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中，如社会党国际18大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说“民主和人权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目的(建立民主的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的根本实质”；而在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更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资本主义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互助的价值，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从而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选项中排除出去，而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例如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写道:“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其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其答案就是他所提出的被称作是“告别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3]
注释：
首先，这一重要的论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新认识。
布局问题，在工作安排上，是一个战略部署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结构问题。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我们党为了全面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发展，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提出要从“总体布局”上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党在对这条道路成功的探索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总体布局”的认识，同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直接相联系。我们都知道，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我们不仅实现了全党工作由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而且认识到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这“四个现代化”，还包括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等要求。1979年，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同志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因此，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布局”这一概念。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明确地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我们为此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并没有全面而又坚定地坚持这一“总体布局”，工作中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为纠正这一失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刚刚当选为总书记的同志，以非常鲜明的语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以后，他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候，总是反复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里所讲的“全面”，不仅包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包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即后来同志概括的“政治文明”的要求。与此同时，同志还多次提出“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把社会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多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加强社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来，我们党在上一世纪80年代已经意识到社会建设的意义，在制定五年计划时，已经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现在，更加认识到“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时，已经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同“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一起提了出来。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现阶段社会矛盾发展的特点，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仅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而且把它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并列提出来，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思考。特别是，同志在20__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就决定了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要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并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也就是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不仅要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建设和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要从社会建设方面建设和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这样一种新认识，已经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正是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使得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其次，这一重要的论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新认识。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从各个方面作过许多论述。其基本精神是：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据这个精神，他从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并且科学地精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于既体现社会主义的本
质，又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这些重要论断，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已经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属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使得我们在这个重大而又基本的理论问题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认识。
这一认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从理论上讲，我们都知道，社会和谐不仅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构想的美好图景。在东西方大量的思想文献中，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社会和谐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已经把建立和谐社会作为理想社会的社会模式。比如，傅立叶把他设计的理想社会制度叫做“和谐制度”，欧文把他在美国实验的共产主义公社称作“新和谐公社”，魏特林的著作题目就是《和谐与自由的保证》。有意思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恰恰对于他们“提倡社会和谐”这一点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这可以以《共产党宣言》为证。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消灭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要求更高，是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由此决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争取社会和谐而奋斗。从客观实际讲，今天我们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为实现未来的和谐社会而奋斗的现实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经历着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推进社会和谐。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再认识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认识，可以进一步厘清我们以往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的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一系列重大错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前一段在学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时候，有些同志曾经提出，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又包含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内涵，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讲，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状态是社会属性的外在表现。正如一个具体的事物具有多种属性一样，一个具体的社会也会有多种社会属性，比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属性。在形式逻辑中，事物的属性各有自己的规定性，相互区别，相互并列。辩证逻辑则进一步指出，事物的属性虽然各有自己的规定性，但同时它们之间也有机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使事物成为一个由多种属性构成的有机的整体。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还指出，要真正认识事物，不仅要把握、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而且要从事物的发展来考察事物，更要从人们在实践中对这一事物的需要来确定我们要考察的属性。而当我们根据实践需要考察事物这一属性的时候，就会看到事物其它属性相对它来说都是其从属的属性。根据辩证逻辑的这一属性理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住它所具有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属性，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种社会属性都会在实践中发展变化，而当我们根据实践的需要重点考察“社会和谐”这一属性的时候，则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属性并不是完全割裂的，相反还要通过这些属性来实现社会和谐。因此，从这些社会属性各有其规定性而言，它们之间是并列的关系；从这些社会属性是相互联系的而言，实践所重点考察的社会属性与其它社会属性之间又是包含的关系。在我们今天重点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而要实现这一本质属性还要靠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来努力。
所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再次，这一重要的论断反映了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认识。
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面临的全新课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但也经历了不少挫折。
“”结束后，面对如何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党经过认真总结、深刻反思和积极探寻，于1978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推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30年来，我们党成功开辟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新时期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开展的。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党的十三大深入分析我国国情，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党的十四大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鲜明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30年来，我们党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表明，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仍然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而围绕这个主题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实践经验最集中的理论表达，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无论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这一创新的重大意义都将在历史进程中日益显现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必须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之间继承与发展关系的科学界定，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科学揭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我们党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丢“老祖宗”，同时说出了新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我们党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论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立足于中国国情、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生命线、以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任务、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为总体布局、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奋斗目标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纵观新时期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体现和展开于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结合新的实践继续推进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其永葆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是一个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求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不是作为观念给予我们的，而是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给予我们的。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首先要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的历史走向，弄清近代中国是怎样从亡国灭种的边缘转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历史根据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深层基础。
第一，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是伴随劳动群众不断反抗资本的统治而传播和发展的。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这一理想由空想变成科学。马克思用毕生精力阐明了从商品到资本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内在矛盾，揭示了以资本为本位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解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第二，社会主义作为价值理想传入中国并生根结果，是中华民族长期探索并最终选择的结果。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封建主义统治，既不能完成内部的根本变革、实现社会转型；也不能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最终证明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所追求的资本主义强国之路也无法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愿望，引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实现了解放、独立、富强、民主的百年夙愿。最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一起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通过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逐步实现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解决这一历史主题的现实选择和社会理想的统一。
第三，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理论界的多次论战使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19年7月展开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1920年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不仅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且为我们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特别是1928年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以及随后展开的一系列哲学问题论争，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以苏为戒”，号召我们独立地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同志号召全党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努力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他还针对非洲的社会主义发展迟缓等重要问题，提醒全党深入地研究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同志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财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的。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代表团时说，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非洲的社会主义越搞越穷？这是继同志之后，邓小平同志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理性认识源于历史，历史昭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一个艰辛的历史探索过程。唯物史观不仅是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哲学依据，也是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理论依据。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用极大的精力关心理论工作，在发展唯物史观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明确提出历史发展两大动力问题，即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按劳分配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1975年，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根本任务”，现在“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动力？”为了进一步批判“”在生产力问题上的谬论，恢复生产力原理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1977年9月，他批示在《哲学研究》和《经济研究》杂志发表文章，对“”鼓吹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谬论进行拨乱反正。1978年3、4月间，邓小平又发动了关于物质利益和按劳分配问题的大讨论，明确提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随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专门阐述了物质利益和革命精神的关系：“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第二，邓小平依据唯物史观，提出了三种革命的理论以及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思想。1980年初，邓小平专门论述了阶级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关系问题。他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此后，他多次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历史观要回答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个动力又是有结构和层次的，搞清楚阶级革命、改革、发展生产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正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种革命的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它们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理论基石，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三位一体发展目标的哲学基础。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申了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把它作为党的宗旨和执政兴国的总体理念。这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是保证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七大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立足于对国内外发展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面向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明确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
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是民族振兴的康庄大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更获得了改革开放实践和现实的证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既体现了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又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统一。立足于这个理论体系，中国才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1市场社会主义概述
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大约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它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学者把它的特征大致概括如下：
第一，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把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分开来。他们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是没有关系的。
第二，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市场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英国学者科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不拥有资本的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但他们对生产资料公有的具体形式有不同的看法，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全民股份制等。
第三，他们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何种方式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主张各不相同。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20、30年代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90年代是市场社会主义初步形成的时期。该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兰格模式”：生产资料当实行公有制，但小型工、农业可保持私有；要求建立不完全的市场体系，既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也存在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实行国家、地方、家庭参与的多重决策体系；实行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值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价值由中央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竞争的方法来决定。该模式虽然有明显的计划特征，但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80年代。主要是一些东欧、苏联经济学家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组成的“市场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的锡克在《社会主义下商品的货币关系》中分析了宏观、微观商品经济的不平衡。其中宏观的当由计划调节，微观的由市场调节。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其研究中心又回到了以西方为中心，他们重新探讨了市场社会主义，目的在于弄清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有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
2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无疑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提供了参考、研究的价值。
2.1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以启发、借鉴，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史料来源
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性机制”思想，为我国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启示。20世纪60～70年代，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人批驳了市场属于资本主义，而计划只属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手段”或“工具”，提出“中性机制”理论。邓小平同志在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过程中，吸取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取成分，结合中国实际和他国经验，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邓小平经过长期探索，在深刻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和认真汲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解开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钥匙，剔除了缠绕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所谓社会基本制度属性，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理清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把市场运用到社会主义中去。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联姻”论，为我们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来源。如米勒就明确指出“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秘书”（即社会主义需要市场）。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统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多年的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表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能够兼容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次，市场和计划不是地位平等的发挥作用，但市场也不排除计划。两者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到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主导力量。而计划就体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米勒在他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就指出国家的作用有：制定收入标准，制定积极政策，来实现工整的分配；国家还要设立公共机构，负责提供福利等公益事项……由此可见，市场社会主义也并不盲目崇拜市场。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必须结合起来运用，使之优势互补。但是，二者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市场机制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计划机制、宏观调控只能起到辅或指导性的调节作用，为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最后，市场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的观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持有的观点。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即要发挥市场的效率，又要追求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他们主张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以企业为单位、利润为导向参与市场竞争，保持高效率，倡导某种形式的生产资产社会公有，关注收入分配平等。而当代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十分重视效率与平等的一致性，强调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主张在兼顾公平与效率时，效率应优先考虑，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公平。
2.2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
首先，西方学者虽然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但对于何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仍缺乏认识。他们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但在其具体形式上仍有分歧，缺乏深度。所以他们提出的各种模式很难实行，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行的主体力量。所以只是一种现代、当代的空想主义。而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开始，就有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科学地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理论上的明确性，是在吸取西方学者的积极观点、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和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其次，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务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必然要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如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导方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等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对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活动中，正确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少的重要部分。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大力加强工作力度，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倡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尚，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3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首先，两者的基本制度不同。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保障的。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中就规定了公有制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原则，并强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而当代国外的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也主张公有制，但总的说来，他们对国有经济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大多数模式都是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但这样一来，实现收入平等分配的社会平等是很难得到保障的。
其次，运行机制上也不相同。我国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而为达到目标，就要相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以及改革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国外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通过何种方式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精神文明紧密联系的。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物质保证；而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科学发展观“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实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认识飞跃。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依据和理论来源。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更主要的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思想，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继承发展的关系。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要有新思路；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速度和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些宝贵思想的基础上，从当今时展的新趋势和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对我们党长期以来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总概念，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形成了总的认识和看法。它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科学发展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鲜明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引，就不可能产生新的科学理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思想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创新发展都是同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发展内在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形成过程，就是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过程。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情况，呼唤党的思想路线有新的发展，并对当代共产党人更好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党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征途上坚持求真务实精神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求真务实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涵。“求真”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把握客观真理，坚持和发展科学理论。“务实”就是要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求真与务实，一个体现科学精神，一个体现实践品格，二者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只有求真，才能更好地务实；只有务实，才能达到求真的目的。求真务实，体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理论与实践、知和行、愿望与效果的有机统一，使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践内涵更加深刻和完整，使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践意义更加突显和明确，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奋斗意志品格。正如总书记指出的：“求真务实，要紧紧围绕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来进行，最重要的是付诸实践、见诸行动、取得成效。”可以说，“求真务实”的新理念、新认识，为党的思想路线充实了新内容，坚持求真务实，就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同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的理论。发展目的是科学发展观的首要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发展目的，不同的发展目的又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依靠力量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力量保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揭示了发展的目的，蕴涵着社会主义发展主体和依靠力量的深刻含义。这里讲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清楚表达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人民共享的深刻思想，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这样鲜明地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群众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力量，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历来强调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思想和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可以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我们的发展观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促进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有机统一。这正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深入民心、赢得民心的原因所在，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巨大价值所在。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2-63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仰。6月25日，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充分证明，它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二、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坚定不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哪些重要原则？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论述，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四个坚定不移”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强大动力、根本要求和奋斗目标。做到“四个坚定不移”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
三、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六大之后，我们党根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思想，从而将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这“三个建设”发展为“四个建设”，即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社会建设，将“三个文明”发展为“四个文明”，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格局。与此同时，同志还具体阐述了“四个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方针，强调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千方百计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四、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最早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系统概括。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
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命题，在“6·25”重要讲话中，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概括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思想
*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6年2月14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作了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一项惠及亿万人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举措。
七、提出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目标
*5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我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首次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思路。*6年1月，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作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讲话，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意义，并就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是应对世界科技革命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需要，而且也是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步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
八、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主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近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标志着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九、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5年，同志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它既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障。
十、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战略新理念
正是鉴于这一点，我认为回顾一下党代会历史，对于我们迎接十七大的胜利召开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迎接十七大胜利召开乃至于今后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过程中，深入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有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不是源自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吗？怎么还要从党的一大溯源呢？
我们都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是要救亡图存、奋发图强。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前一个课题，才能为解决后一个课题创设条件；反过来，只有解决了后一个课题，才能真正彻底地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解决好第一个课题。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为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直到找到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党的一大，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了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历经胜利和失败，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以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为标志，实现了第一次理论飞跃，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又历经胜利和失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在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始了第二次理论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那么，从党的一大到七大，我们党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和社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我们党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后来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我们都知道，从到十七大，到即将召开的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最初的探索，始于1956年“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党的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没有成功，只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遗产。
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他继承的未竟之业和思想财富，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领导了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
伴随着第二次理论飞跃在实践中的深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党的十七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实际出发，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