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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社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人，教育教学论文课题研究日益完善，教师素质也今非昔比。大多数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经验，需把自己的探索、体会、经验写成教育论文，因此撰写教育论文已是时展的要求。
但在具体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很多老师只是停留在实践阶段，不善于总结的占多数。那么，在写教育教学毕业论文的时候，选题定题如何把握度呢？分享以下信息。
第一，题目难易要适当。
题目的难易程度要适当，如果急于求成，选择的题目过大，那么即使勉强定题，也不知从何下笔，不但力不从心，往往举步维艰，久攻不下，则常常是半途而废。
第二，题目大小要适中。
初学写作的老师在选题上最易犯的毛病是贪大求全，以为题目越大越有分量，其实论文的分量与题目的大小并不一定成正比。题目太大，反而由于自己学术不足，导致研究深度不够，问题解决不清。
因此，若能抓住本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使是小问题，深人展开，从各方面把它说深说透，有独到的见解，把问题解决了，那么论文就很有分量。所以我们选择课题，应尽量具体一些，范围小一些，宁可小题大做.也不要大题小做。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些金融专业的毕业论文研究题目：
1.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财税政策分析
2.粮食安全与财政支持政策研究
3.地方政府财政公开与信息透明的研究
4.促进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5.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模式探析
6.支持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政策与措施研究
7.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8.公共财政构建过程中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研究
9.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10.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讨
11.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12.国内外财政理论与政策比较研究
13.社会保障税研究
14.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15.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管理研究
16.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和运营研究
17.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研究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01-03
1 问题的提出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近十多年来在中国新闻媒体、书刊杂志、政府文件上出现频率较高的术语。公共政策作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社会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是名词概念出现在前,真正的研究、实践在后。虽然“公共政策”一词在人们口头上和书面中已经使用了一些年,但是在中国真正的公共政策研究才刚刚起步,就连有关公共政策的学科定位和自身概念在学界还存在着模糊认识;至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这些具体的环节上,学者们的争议则更多。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关于“公共政策”,有哪些人在研究?都说了些什么?主要采用哪些方法进行研究?本文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从而探寻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方向。
2 样本来源及指标设计
2.1 样本来源
本文对公共政策研究的评述选取的刊物是《中国行政管理》,选取的时间段为2004―2009年。剔除了非学术性的书评、会议综述等文章后,最后所获得的总样本量为70篇。需要说明的是,样本的选择标准是论文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取向或问题取向,即主要从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判断是否符合样本要求而非标题中有“公共政策”字样。
《中国行政管理》是目前我国行政(公共)管理学科唯一大型综合性权威学术月刊。其理论成果反映了目前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较高水平,从中我们可以对中国目前公共政策研究的现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2.2 指标设计
基于评估的需要,本次评估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包括:
(1)年份。分析在不同的年份,研究在数量上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2)作者单位为了统计的方便,对于合作文章,均以第一作者为主要作者,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均采用第一作者的资料;对于有诸多头衔的作者,我们只采用第一单位的资料。
所有未标明资金支持的都看做是无资金支持。与学术地位。分析哪些人在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我们将作者单位分为高等院校、行政学院、研究所/学会、党校/团委、其他或未标明五类;学术地位则划分为博士研究生、讲师、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五个层次。
(3)资金支持。四个层次为:国家级社科或自然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高校或研究中心基金和无资金支持。
(4)研究主题。我们将研究主题划分为基础理论、具体政策分析(或政策选择)、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过程、价值取向和其他。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具体的分类标准在分析样本时还会进一步阐明。
(5)研究方法。参照陈辉在《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中的分类方法,把研究方法分为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和非经验研究三类。
(6)研究阶段。根据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将研究阶段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识别和变量分析四个阶段。
3 样本的分析
3.1 论文的发表年份
《中国行政管理》每年刊登的论文有近四百篇。这些文章涉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而核心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从2006年的9篇到2009年的15篇,呈稳步上升的状态。可见近年来“公共政策”的确是一个高频词汇,也反映出学术界开始关注公共政策,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来进行学术研究。
3.2 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
从图1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研究者所处的机构部门比较集中。多达75.7%的研究人员来自高等院校,这表明高校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阵地。
图1 作者单位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达32.8%的作者“未标明或无学术地位”,而研究者中教授最多,所占比例为28.6%,其次是副教授。这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研究者是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同时,讲师和博士研究生也达到了一定的比例,这说明不少年轻的研究者正把目光投向公共政策领域。
3.3 资金支持
表2显示,多达71.4%的研究都没有资金支持。获国家级社科或自然基金资助的研究论文有12篇,占17.1%。获省、市级政府基金资助的研究占8.6%。样本中仅出现了2篇高校和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且均见于2009年。这些都反映出资金来源单一且支持力度不够。
3.4 研究主题
有些研究主题不是很容易区分,在此详细地说明分类标准。基础理论研究是指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特性和利益需求结构,研究现代政府治理与政策系统的关系等。具体的政策分析是指基于具体问题(如公共物品、产权、城镇化、NGO等)进行的研究。政策制定既包括宏观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具体政策的制定。政策执行是指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的研究。这里归为政策过程这一类别的文章,其主题是宽泛地研究政策过程。研究主题涉及价值目标、公众认同等方面的,姑且以价值取向来概括。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具体问题而进行的公共政策研究最多,占27.2%,可见现阶段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是带有相当程度的问题导向性的。然后是政策过程,占17.1%。另一方面,样本中有3篇文章的标题直接提及“中国转型时期”,不少文章在行文中也提到,可见学者们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正在努力立足于我国国情,以期更好的发展。
3.5 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是通过观察、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焦点团体讨论等方法来发现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结果或理论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是运用统计技术考察“量”的规律性,从而把握事物性质的研究方法。
如表3所示,既非质化研究又非量化研究的非经验研究达到了81.4%。这些论文通常都按照概念界定、提出问题、分析对策这样的三段式结构来撰写,研究方法滞后,缺乏创新。
3.6 研究阶段
表4反映出,在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中,82.9%处于问题描述阶段,这说明大部分公共政策研究仍处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重复进行着低水平的研究,缺乏深度的挖掘。
4 结论与启示
以上的分析表明,近6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研究者覆盖范围、涉及的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表面的繁荣无法掩盖内在的危机:理论体系缺乏创新;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方法亟待改进;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反映在上面针对性的统计分析中,表现为:概念化的研究停留在问题描述阶段;研究方法滞后单一导致知识的积累性不强;重复型研究众多,缺乏影响力;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等。
以上种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公共政策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生命力在于要回答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目前,大量的研究尚停留在对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理论进行介绍的层面,还未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单一滞后。大多数研究者完全是埋头做研究,采用的绝大多数是非经验主义的方法。非经验主义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当此研究方法比重过高且流于形式时,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会局限在基础理论层面。由于缺乏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有机结合,导致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结构性失衡,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矛盾: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理论、轻实践,大多进行“不出门”的研究;而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又重视实践经验、轻视理论的作用。这就造成我国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应用率和采纳率低。
因此,首先我们要加强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从研究者集中在高校而鲜少有社会组织研究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其次,研究者需要改进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的研究水平。我们需要的不是只停留在概念界定、问题描述阶段的重复研究。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与其研究方法息息相关,我们需要通过摸索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再次,还要重视公共政策学科建设,加大研究基金的扶持力度,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带着面对问题的勇气去反思已做的研究,虽然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目前的环境下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政策研究多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发展进程是大势所趋,绝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 张金马.公共政策:学科定位和概念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1):7.
[2] 丘昌泰.公共政策:当代政策科学理论之研究[M].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1997:1-2,35-49.
学术型智库是德国数量最多的智库类型，占德国智库的75%。其组织形式又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由政府直接建立但在公共部门指导原则之内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国际关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二是非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最有代表性的是“莱布尼茨研究所”。这些政策研究机构群更强调自身超党派、超政治立场的性质。三是附属于大学的政策研究中心。这类智库在组织方面虽隶属各大学，但其主要运行经费则部分来自政府，部分来自私人基金会。如著名的慕尼黑大学应用政策研究中心就受到欧盟以及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和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资助。
代言型智库在德国不如在奉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的英美国家盛行，其规模也远没有那么大。较常见的是那些依附于各行业协会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德国贸易联合会、雇主联合会、纳税人联合会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特殊利益团体，都设有政策研究组织。近年来，德国一些大的利益集团对代言型智库的兴趣和资金投入较以往有明显增加。
在德国，各主要政党都有支持各自政策主张的“政治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基金会有6个。这些基金会虽然在政治上支持各自的党派，但并没有组织隶属关系，不像一般代言型智库那样对背后的利益集团具有那么强大的依附力。
公共资金保障智库公益性
德国社会高度期望智库能够与企业特殊利益划清界限，因此受政府财政资金资助的智库比例非常高。据统计，德国有75%以上的智库接受政府公共资金的资助。德国联邦和州政府，一般对各州学术型智库的资助按照1∶1的比例均摊。
德国政治基金会的资金同样绝大部分来自德国联邦和州的公共预算。根据阿登纳基金会公布的2010年度预算，公共财政资金占全部资金总量的96.8%，仅有0.5%的资金来自私人捐助。2008年到2010年，每年平均有4亿多欧元注入6大政治基金会。这些资金主要以三种形式划拨给各基金会：行政资金，用于维持基金会各机构的正常运转，约占年资金总额的30%；项目资金，如国际合作、政策研究、人才培养、留学生资助等项目资金，约占年预算总额的近70%；特别资金，主要用于分担各基金会政治教育工作的费用。这种以公共财政资金对智库进行直接支持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智库免受利益集团的过多干预，更容易从全局角度开展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研究。
适应社会政治变迁的新趋势
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德国智库本身的构造、角色以及对公众和决策过程的影响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Abstract: As a Commonwealth R&D funding agency，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iving advice on national S&T policy and its coordination while it makes an effort to policy research an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amines policy research and strategic planning in ARC and their effects in-depth in the context of Australian innov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learn lessons for R&D management of our government， especially during this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time of China.
Keywords: Australian S&T Policy; Policy Research; Strategic Planning; ARC
科技政策与战略是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同的国家或机构从不同时期国家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求出发，制定与其总体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政策与战略，构成了各具特色的科技体制的基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以及知识经济的崛起，许多国家的科技政策与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各国的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科技政策与战略的重要性也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其制定过程也逐步规范化与制度化。了解这些制度与方法，对于我国制定科技政策与战略、特别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十一五”科技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相比，澳大利亚的研究与发展（R&D）规模相对较小，但其研究领域又呈现出往往是科技大国才会具有的多样性，更接近于如我国等发展中大国可能达到的状况，因此，其R&D管理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国内现有的研究多以美国、日本等科技大国为主，对澳大利亚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近年来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澳联邦政府在推动科技为解决国家社会经济重大问题服务以及在科技管理部门推行绩效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和我国转型时期科技体制改革也有相似之处，其科技政策研究和战略制定中的许多方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国内关于澳大利亚的研究多针对其政策战略的具体内容，缺乏对其制定过程及方法的分析。本文试图以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作为政策研究与战略制定的范例，把对ARC的分析置于澳国家科技政策与战略演变的背景下，深入考察其政策研究与战略制定过程及其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提示对我国R&D管理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1 ARC的改革与发展
1.1 澳大利亚的科技政策与R&D管理体制
澳大利亚具有较强大的科学基础，在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的世界舞台上表现活跃。迄今为止，已有7位澳大利亚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SCI统计数据表明，1993-1997年澳研究人员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占世界论文总数的2.7%，平均每百万人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高于美国、德国和法国等科研规模更大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科学基础比许多国家更具多样性，……在地球和环境科学、生物学和医药研究方面特别具有优势”[ ]，这与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资源状况有关。在一定程度上用以说明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间关系的指标——专利对科学论文的引证——显示，在如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知识密集的高技术行业，澳大利亚专利对化学、物理学、工程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高质量论文有很高的引用率，而且，这些专利所引用的澳大利亚论文中有95%产生于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 ]
澳大利亚政府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资助科学研究，但直到70年代初以前，联邦政府没有统一的R&D或科技预算，没有全国性的科学咨询机构，没有一个负责制定科技政策或协调全国研究工作的政府部门。[ ]进入70年代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创新对国家的繁荣至关重要，科技政策逐步从对科学研究的自由放任转变为强调科技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R&D的投入和支出水平。澳大利亚的R&D支出从20世纪80年代起保持快速增长，到90年代中期R&D占GDP的比例已接近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1996-1997澳大利亚R&D的总支出为87亿澳元，约占GDP的1.65%，其中公共部门的R&D支出占GDP的0.85%，在OECD国家中排第四位。[ ]近年来，随着政府进一步鼓励公共部门R&D成果的商业化和私人部门向R&D投资，产业界的R&D支出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政府及公共部门对R&D的支持也在加大，但公共资金支持的主要领域仍然是基础研究。
澳大利亚的R&D管理体制呈现由联邦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多元化格局，政府通过投资和政策引导等方式，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同时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繁荣，其活动范围覆盖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实验开发乃至商业化等R&D的各种类型。目前，澳联邦政府资助R&D活动的主要部门和机构有联邦教育、科学与培训部（DEST）、国防科学技术组织（DSTO）、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NHMRC）、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澳大利亚核科学技术组织(ANSTO)等，其中只有ARC是以支持医学研究之外的所有学科的科学研究和研究培训为主的资助机构。
1.2 ARC的成立与发展
ARC的前身是成立于1965年的澳大利亚研究拨款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Grants Committee，缩写为ARGC），负责资助大学的高水平科研，澳全国范围的同行评议系统就是自那时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如前所述，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科技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开始质疑使用公共资金的科学研究到底为纳税人贡献了什么，要求研究人员走出“象牙塔”，参与更广泛的竞争，为解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服务。[ ]ARC于1988年依据《就业、教育与培训法（1988）》成立，取代ARGC，成为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National Board of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缩写为NBEET）的组成部分，与原机构相比其职能也得到了拓展，负责资助与管理大学和大学以外的科学研究及其教育计划及项目，完成NBEET和联邦就业、教育与培训部交付的任务，以及就国家优先研究领域或研究政策的协调等问题向NBEET提供咨询。
然而，在ARC成立近10年后，对其整体运行状况开展的评估发现，ARC在履行资助管理和政策咨询这两项职能时不能很好地协调——ARC本身更多地关注资助活动的管理，而负责听取其政策建议的直接主管和决策部门NBEET又对高等教育部门之外的研究政策兴趣不大。[ ]因此，为了使ARC更好地履行职责，同时也是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验，联邦国会于2001年3月通过了《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法案（2001）》（简称为ARC法案），决定同年7月起，ARC成为联邦就业、教育与培训部（2001年11月26日更名为教育、科学与培训部）下一个法定的独立机构，拥有自己独立的决策部门——ARC委员会，在资助活动及其管理中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在国家政策和战略制定中也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3 ARC法案及其影响
根据ARC法案，ARC的作用是对联邦政府的研究资助和科学政策提出建议，并推动开展最高水平的、有益于澳大利亚全社会的科学研究与研究培训。在研究资助方面，ARC继续支持除了临床医学和牙医研究以外所有学科领域内具有高度竞争性的科学研究和研究培训；在政策与战略方面，除了ARC原有的就国家优先研究领域和研究政策协调提出建议之外，政府于1999年12月的白皮书《知识与创新：研究与研究培训的政策声明》，向ARC提出的3项重点要求也仍然适用于作为独立机构的ARC：帮助形成与保持学术界和产业界、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有效联系；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及其对社会的贡献；比较澳大利亚与其他研究活跃的国家的科研绩效，并评估国家对科研投资的回报。[ ]
新法案实施后，ARC最大的变化是在其组织结构、资助框架和管理模式等几方面。在组织结构方面，作为独立法定机构的ARC有着自己的决策部门ARC委员会，成员由14位来自有关政府部门、联邦研究资助机构、学术界、产业界和相关社会各界代表组成，ARC的日常工作由具有卓越科研水平和突出研究管理能力的首席执行官（CEO）负责。ARC下设三个部门，即：学科与项目管理、政策与计划协调以及合作部门。其中最大的是学科与项目管理部门，分为6个学科群（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工程学与环境科学；人文学科与创造性艺术；数学、信息与通讯科学；物理学、化学与地球科学；社会、行为与经济科学），每个学科与项目管理机构都有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对研究申请进行同行评议。[ ]
在资助框架的变化方面，新的ARC将原有支持项目、人员、设备和机构的资助类型进行重新整合，避免资助活动中的分散与重复。新的资助框架称为“国家竞争性资助计划”（NCGP），分为两种资助类型“发现”和“合作”——“发现”旨在发展和保持澳大利亚在广泛的学科领域范围内具有国际水准的高水平的科学基础，而“合作”则是试图通过加强澳大利亚国家创新系统内部以及澳大利亚与国外创新系统的联系，鼓励和拓展各种合作方式，以使科学研究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
在管理模式方面，《知识与创新》白皮书提出，新的ARC必须建立计划透明、重在绩效的管理体制。因此，ARC声明每年将提交一份覆盖未来三年的战略计划，设立拟达到的目标，并提出战略实施行动的时间表以及结果形式，以实现真正的绩效管理。[ ]事实上，从2000年到目前为止，ARC共制定两份战略计划，即2000-2002年战略计划和2002-2004年战略行动计划，是ARC资助及管理工作的政策与战略指南。
2 ARC的政策研究与战略制定
ARC不仅在国家科技政策与战略的制定、协调和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ARC也十分重视针对自身资助和管理工作而开展的政策研究和战略制定，以下将分别进行分析。
2.1 国家科技政策研究与战略制定
由于ARC负有向联邦政府提出有关科技活动及其资助政策建议的责任，从成立之日起，ARC就开始了一系列国家科技政策研究和战略制定工作，其中有些是由ARC主持的，有些是ARC参与的工作。
由ARC支持的国家科技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分析、政策评估和政策建议等多种形式，政策分析重在理论研究，为政策制定奠定理论基础；政策评估重在对已有政策进行评估，为政策调整提供实际依据；而政策建议则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建议。其政策研究多是利用其与学术界（特别是科技政策研究专家）的广泛联系，以委托研究课题方式或由ARC人员牵头、政策专家参与的方式进行，课题或研究任务完成后形成的专题研究报告、评估报告或政策建议由ARC提交有关部门，其内容涉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产学研结合、科学研究的资助模式、学科交叉研究、科学研究的评估指标、科学研究及其教育活动的国际化等国际科技政策界也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关于科学研究的商业化问题、知识产权管理问题、科学研究的评估问题等在ARC的政策研究中占到相当的比重，如《将科学研究的效益最大化：ARC和高等教育理事会关于知识产权的联合建议》（1995）、《评估大学的研究：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评估实践之比较》（1997）、《学科交叉研究》（1999）、《向未来投资：澳大利亚专利与基础研究的关系》（2000）、《为了国家利益的研究：澳大利亚大学研究的商业化》（2000）、《多样性与集中性：澳大利亚大学的研究资助与研究活动模式》（2000）等。这些政策研究为国家科技政策制定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ARC主持的国家科技战略制定主要围绕资助战略展开，如90年代制定若干前沿学科的国家资助战略，2000年主办基因组学与基因技术国家战略研讨会，2002年制定国家的优先研究领域等。而ARC参与制定的国家科技战略议题广泛，形式多样。以1999-2000年度为例，1999年针对其参与起草的联邦政府关于21世纪发展高等教育部门研究与研究培训的政策性文件《新知识、新机遇》讨论稿，ARC向学术界和产业界广泛征询意见，以完善这一国家科技发展战略；1999年ARC还参与了国家科学技术普及战略和产学合作战略的讨论和制定；2000年3月ARC主席参加了国家创新峰会，负责主持《向思想投资》主题的讨论；同年3月，ARC主席赴欧洲参加欧盟政策研讨会和出席澳大利亚与欧盟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推动双方的科技合作；2000年6月ARC主席参与主持了在巴黎举行的OECD全球科学论坛，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建立全球创新平台，促进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等等。[ ]可以说，这些战略制定大多是以ARC开展的政策研究为基础的。
转贴于 2.2 ARC政策的评估与研究
在开展国家科技政策研究和战略制定的同时，ARC也十分重视自身决策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由于评估是提高决策与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乃至前提条件之一，尤其是随着近十多年来OECD国家科研评估之风兴起和澳大利亚本国政府对绩效评估的重视，因此ARC的政策研究常常伴随有评估。ARC政策领域的研究和评估主要对象有其学科政策、资助政策和管理政策等。
第一类是学科评估与学科发展战略研究。1990-1997年ARC对其在自然科学、工程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几大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24个学科的5年资助结果进行了评估，以说明其“分配资源的管理工作”是否有效。[ ]评估由3-4位专家（包括聘请的国外专家）组成的评估专家组独立进行，内容涉及资助结果和资助过程及管理，如：资助项目的产出和影响如何？受资助方向和人员是否合适？资助强度是否足够？项目遴选和评议工作如何？等等。专家组根据评估结果对ARC所资助的学科研究水平做出判断，并就相关管理问题提出建议。ARC有义务回答评估专家的问题，针对接受的建议提出解决设想，对不接受的建议则需说明理由。因此，评估过程既是ARC了解其资助绩效的过程，也是改进其政策和管理工作的过程。在开展学科评估的同时，ARC也结合评估结果开展学科资助政策研究工作，为制定学科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第二类可称为资助类型的评估与研究。在1992-1998年间，ARC还针对其项目类型的运行情况进行了评估，包括研究项目类型、教育项目类型、研究设施资助计划和研究中心资助计划等。以小额项目类型评估和研究为例，其内容主要有：小额项目类型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合适？与大额项目的关系是否协调、在实现其近期和长期目标方面有效性怎样？该项目类型的整体性（项目人员、规模和用途等）如何？经费分配的机制和准则是否需要改进以及其他与项目运行有关的问题。[ ]
第三类是管理政策的评估与研究，通常委托专业的政策研究专家进行，对象包括ARC的同行评议过程、对学科交叉研究的资助政策、任命学科评审组成员的程序、ARC的组织结构，等等。专家开展这类评估和研究，往往是基于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并进行国际比较，分析ARC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以评估ARC的同行评议为例，评估报告分析了同行评议的定义和起源、开展有效的项目申请同行评议所需条件、同行评议的局限与受到的批评等，同时还介绍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相关机构的同行评议，研究了ARC大额项目申请同行评议的情况，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
上述三类政策评估与研究工作在ARC的政策制定和改进管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ARC的高度重视。而且，多数评估与研究报告都可从ARC网站获得，从而使得ARC的工作与澳大利亚更多的政府部门、更广泛的科学界和更广大的社会各界公众构成了公开、透明、活跃的互动关系，推动了科学的社会化，也提高了ARC自身的影响力。
2.3 ARC战略的制定
ARC自身战略可分为学科战略和总体战略两个层次，关于学科战略的制定前面已经提及，主要结合学科评估进行，而总体战略的制定如前所述，在《知识与创新》白皮书对ARC提出绩效管理的要求以来已成为ARC工作必不可少的内容。ARC的战略制定从机构的使命出发，首先明确制定战略的指导原则，然后设立主要发展目标，再将总体战略分解为几个主要领域，结合经费预算，形成战略实施的行动时间表，并提出衡量其结果的绩效指标。
以ARC的2002-2004年战略行动计划为例。[ ]其制定战略计划的指导原则为卓越性、集中性、灵活性、战略性、伙伴关系、桥梁作用和绩效管理，与7个主要发展目标相对应的7个战略行动领域是：发现、合作、研究培训与职业发展、研究设施、优先领域制定、公众理解科学和绩效管理。限于篇幅，不可能对这些领域的战略逐一介绍，仅以“发现”领域为例。“发现”的战略目标是“发展和保持澳大利亚在广泛的学科领域范围内具有很高国际水准的科学基础”，这一目标又可分为3个子目标：卓越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在每个子目标下制定不同的投资战略，采取不同的实施措施。（1）在“卓越性”目标下的投资战略是通过同行评议遴选具有高国际水准的研究，确保澳大利亚拥有实现研究卓越性的广泛基础。正在采取的行动包括：继续改进ARC的同行评议，并在保证研究质量的基础上，对学科间的资助经费进行调整；通过提供研究的直接成本，确保ARC的资助达到可与国际竞争的水平。（2）在“灵活性”目标下的投资战略是保持与加强反应迅速的灵活资助机制，以满足不同研究的需求，抓住新出现的研究机会。正在采取的行动是在NCGP框架下保持“发现”领域的资助灵活性，并在广泛的研究领域内保证都有资助活动；从2003年开始的行动是在不同的计划间实现灵活资助，以满足不同学科群的需求；2004年开始的行动是缩短项目申请处理周期，每年实行多轮受理与批准。（3）在“创造性”目标下的投资战略是支持多学科研究和早期研究人员提出的创新性方法，正在采取的行动是，向最优秀和最具创造力的研究人员提供长期项目支持，保留对早期研究人员的资助计划，向创新性研究提供约100万澳元的种子资金资助。
在制定发展目标、投资战略和具体行动的同时，ARC还提出了“发现”领域的预期结果——即促进知识进步以推动新发现与创新产生——以及衡量结果是否成功的指标：（1）“卓越性”的绩效指标有两项：通过国际同行和终端用户的评估显示，并辅以投入-产出定量分析的支持，表明“发现”在广泛的学科范围内产生了国内外具有竞争力的产出与结果；澳大利亚具有竞争优势的研究领域其实力得到加强。（2）“灵活性”的绩效指标也有两项：对ARC受资助者所来自的国别进行调查和分析显示，“发现”吸引国际水平的研究人员来到并留在澳大利亚；对“发现”领域ARC资助计划的灵活性和敏捷性进行调查，人们表示满意。（3）“创造性”的绩效指标为一项：评议报告和国际同行的评估显示，ARC通过申请书评议和项目遴选过程而支持的研究具有新颖性特征，采用了创新方法。
从上述指标的具体化程度可以看出，ARC的战略绝非“大而无当”或“空洞无物”，每个战略目标都有可测度的绩效指标，真正能够发挥“宏观指导、微观操作”之功效。需要强调的是，ARC从2000-2001年度报告起，每年在年度报告中根据战略计划提出的绩效指标，列出本年度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以检验其实现战略目标的绩效情况，使得战略计划最终能够落到实处。
3 结论与借鉴
制定科技政策与战略是政府R&D管理部门和机构的主要职责之一，其公开性、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是国家R&D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从ARC的政策研究和战略制定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政府机构不仅要积极参与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而且要重视自身的政策研究与战略制定，以此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并提升自身的影响力；科学合理的评估是制定政策与战略的重要依据，也是检验政策与战略实施结果及效果的手段之一；政策和战略制定的过程可看作是实施的基础，因为政策与战略制定过程中的公开讨论与磋商能够使相关各方的思想进行充分的交流与协调，以求达成必要的共识，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这正是政策与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对比我国的科技政策与战略制定工作，我国存在重制定、轻实施的现象，在战略制定中又存在重设想、轻论证的问题，在公开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等方面也有许多可改进之处。考察ARC的状况，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
3.1 战略制定是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行绩效管理是近年来发达国家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一大趋势。美国于1993年颁布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率先通过法律在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实行绩效管理，要求各部门和机构制定5年战略规划（且每3年修订一次），并每年提交年度绩效规划和绩效报告，年度经费预算的批准与绩效报告的审议直接相关。[ ]澳大利亚也于1997年通过了《财政管理和绩效法案（1997）》，1999年通过了《公共服务法案（1999）》，规定了要对政府的工作实行绩效管理。ARC法案的第6章对“规划和报告”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明确指出制定战略计划在其整个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年度报告中必须包括根据战略计划中设立的目标对ARC当年的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估的内容。因此，对于ARC来说，战略制定不是一种姿态的展示，更不是争取经费的手段，而是法律所要求的实行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制度将其工作置于政府和社会的公开监督之下，结果恰恰是增强了政府和公众对ARC工作的信心，政府对ARC的投资在2001-2005年间将增加一倍！
我国近几年也在公共管理中引入了绩效管理的概念，但实施中只是在局部有所试点，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制度安排。在战略制定中往往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偏爱制定宏大的中长期规划，缺乏包括具体绩效指标的实施方案、特别是年度绩效规划，而且，在规划或计划覆盖的时期结束时也不要求开展评估，易造成“虎头蛇尾”的现象。
3.2 评估是制定科技政策与战略的重要依据
ARC凡有重大的政策变动或战略出台，必评估先行，评估已成为政策与战略制定的重要依据乃至必要前提。ARC在2001年转变为独立机构前，对其组织结构、资助计划、评议过程等开展了一系列评估，包括对国外职能类似的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在专门针对机构改革而开展的评估中，政策研究专家从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出发，就ARC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和管理成本等与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等国的类似机构进行比较，充分讨论现有体制的利弊，探讨组建新机构的可能性，并提出具体建议。无独有偶，日本国会于2002年秋通过法案，决定从2003年10起将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转变为一个独立机构。此前，JSPS也委托包括国外专家在内的外部评估委员会，于2002年2月开始对JSPS的组织结构及运行状况等进行评估，充分考虑将来作为独立机构的JSPS的地位、组织、功能与作用等方方面面，以此为依据提出政策建议。通过这样的严格评估过程制定出来的政策与战略，自然很有针对性，而缺乏评估的政策与战略制定则如同“盲人摸象”。近年来我国科技界也开展了广泛的评估活动，但评估对象还多限于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等，以科技政策为对象的评估还不多见。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评估活动也将逐步成为政策与战略制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公开的政策与战略制定过程是实施的重要保障
现代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公开性，从问题的提出到公众参与的各方讨论，再到政策制定与实施，都要求公开进行。ARC的经验表明，公开的政策与战略制定过程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也是政策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制定优先资助领域战略以及在不同的学科间分配经费一直是政府科研资助机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因为每个学科都有其要求增加资助的理由。ARC的策略是，让本机构以外的其他相关政府机构、澳大利亚科学界以外的国外科学家、科学界以外的产业界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参与这一过程，通过对其他机构资助活动及重点的了解，对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关键技术和科学问题的把握，以及听取国外科学家的咨询意见，制定的优先领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可行性，不仅得到科学界的理解，也得到公众的支持，保证了优先领域资助战略的顺利实施。而我国以往在科技政策与战略实施中多有不到位的情况，除了政策与战略目标不够明确、内容不够具体等原因，也和制定过程缺乏公开性和相关各方的广泛参与有一定的关系，这也应是今后改革的一个重点。显然，ARC的策略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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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一直有着重视战略发展和政策研究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教育研究所（现为教育研究院）就是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学校党委行政根据“三讲”教育中干部师生关于加强学校宏观思考和战略研究的建议，决定设立政策研究室，挂靠在党办校办，但作为校级行政部门相对独立运行。政研室从一开始就定位是校领导班子的研究、咨询机构，在学校主要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经过10多年发展，政研室队伍逐渐扩大，职责日益明晰。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与高等教育相关的理论和政策、国内外教育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参与学校发展目标和规划的研究制定，为学校决策提供理论、政策依据；二是参加或负责起草学校党委行政重要文件和报告；三是在校内外进行调研，组织开展有关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专题研究，为校领导和中层干部提供决策信息服务。
在工作实践中，政研室形成了“高度忠诚、高度自觉、高度认真、高度和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高度忠诚，就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忠于学校、忠于领导、忠于职守，把服务领导和服务群众高度统一；高度自觉，就是自觉学习思考，主动研究谋划，在被动中掌握主动；高度认真，就是严谨、细致、深入，替学校把好文字的最后一道关；高度和谐，就是对外加强沟通合作、甘居幕后、甘当配角，内部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发挥集体力量。
政策研究能力建设探索
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面向新百年的发展，学校向政研室提出了加强政策研究能力建设的要求。两年多来，政研室围绕政策研究能力建设这条主线进行思考和探索，在保证文稿服务、信息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专题研究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能力，努力为学校战略决策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1.着眼国际国内形势，开展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理论研究。政研室多次参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文件起草工作，把理论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有关政策举措。2011年上半年，政研室参与起草了清华百年校庆有关重要文稿。根据同志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2012年政研室在起草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对于把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有机统一到办学实践进行了全面阐述，为凝聚全校的思想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还从历史维度和数据挖掘的角度加强对学校发展规律的研究，注重新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为提高学校管理科学化水平服务。
2.围绕学校改革创新，开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动态研究。2012年，《教育决策参考》连续几期刊登了大规模在线开放教育的有关内容，引起了学校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后，政研室先后就在线教育起草了相关的报告、政策研究论文等多篇，从教育、经济、文化、社会等多视角对在线教育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作了分析，许多观点被教育主管部门采纳。最近，政研室正组织力量进一步开展在线教育的系统研究。同时，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开展人事制度改革、教育教学改革、学生社区管理等专题研究。
3.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思想文化研究。高校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的守护者，应积极引领社会风尚，承担好文化传承创新的任务。为此，前几年政研室提出建设创新文化的建议，被学校采纳。时任校长顾秉林院士在百年校庆大会上的发言就以清华精神为主题，强调面向未来大力弘扬“人文日新”精神。在陈吉宁校长的高度重视和亲自主持下，政研室参与起草了校长致大一新生的公开信和研究生、本科生毕业典礼讲话，所提出的“生活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坚守良知”“懂得坚持、学会放弃”等观点，都引起了积极的社会舆论。最近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政研室按照学校党委领导的部署，积极开展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党群关系各种表述等专题研究，以澄员干部的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
从我们的探索来看，高校政策研究工作是结合学校实际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研究，既不同于教育研究院偏重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又不同于机关业务部门和院系偏重事务性的研究，而是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应用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工作既要紧紧围绕校领导班子的决策需要，又要保持前瞻性，适度超脱于现实的具体工作；政策研究工作既要加强调查和研究，又要加强基本建设，如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信息资料建设；政策研究工作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文辅政”，文稿服务是衡量政研室工作水平的基本标志。
高校政策研究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对照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高校政策研究工作还有很大差距，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1.存在的问题
封闭性。高校的政策研究工作基本上局限在教育范畴和学校内部，经常是“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教育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各项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教育改革发展的很多问题都涉及社会其他领域，甚至是由其他领域的矛盾决定的。高校战略发展和具体政策也受各方面宏观政策、社会环境、资源条件等约束。因此，就教育论教育、就学校论学校的政策研究往往无法触及根本矛盾和关键问题，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从研究选题、机构设置、队伍组成等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当前我国面临复杂国际形势，高校智库也需要围绕国家战略开展研究并作出积极回应。只有打破封闭思维，强化开放思维，高校智库建设才有出路。
分散性。高校学科齐全、专家云集，这是地方和其他部委的政策研究工作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高校的政策研究力量由于受行政体系制约，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合力和品牌。同一学科领域，各高校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单打独立。在同一学校内部，也是各干各的，缺乏合作。以清华大学为例，像在服务国家决策方面，就有国情中心、农村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等一大批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运行往往靠教授个人的声誉和影响，没有形成学校的智库品牌；在服务学校决策方面，教育研究院等院系主要关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工作，教师们项目多、负担重，参与学校政策研究几乎完全是义务劳动，缺乏利益杠杆和有效机制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有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建立合作机制、改变评价机制、完善分配机制，高校智库建设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滞后性。首先是历史原因，过去一个多世纪包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研究和学习西方，政策研究往往也跟在人家后面，基本没有突破。其次是客观原因，主要是教育的长周期性和后效性，使相关的政策研究成效不明显，超前思考、前瞻谋划的动力不足。最后是体制原因，我国的教育政策总体上是一刀切的，而教育部的要求通常是适合所有高校，很可能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冲击世界一流的高校就是一种制约，因为创新本身是对现有政策的突破。我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将来还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发展的关键是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再唯美国是瞻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尽快从跟踪转向超越。就像当年美国高等教育对英国、德国模式的突破一样。只有通过前瞻性的政策研究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和政策体系，为中国梦的教育版提供政策支撑，高校智库建设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2.举措
为此，我们建议由教育部有关部门牵头，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一是加强教育系统智库的统筹建设。在全国高校规划、部署和建设一批新型智库，多方筹集资源，以立项方式重点支持高校开展与国家发展全局相关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政策研究。
二是加强对新型智库的专题研究。组织高校政策研究部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功能、体制机制等，发挥对高校智库建设的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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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时代集团公司;北京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
国内刊号：11-3714/U
邮发代号：82-83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6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分类号] C932
1 引 言
根据最新调查，全球共有5465个思想库，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学术界对思想库的关注也不断增加。从研究流派来看，学术界研究可分为两类：组织形式、出现和影响的研究以及政策过程研究，后者探索的重点是思想和技能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从研究区域来看，目前关于思想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关注欧洲中东部、亚洲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库。从研究对象来看，思想库研究从对单个思想库的分析研究，扩展到对思想库网络的研究，如Diane、Raymond。比较研究也是思想库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大部分比较研究中都将美国思想库作为比较对象，如Morgan等。虽然目前思想库研究内容丰富、视角多样，但对与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思想库研究不太多。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这类思想库的调研分析其特点和趋势。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2.1 研究样本
Martin认为思想库是一个对重大公共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的组织，而James认为思想库是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分析或参与其中的机构，这些机构通过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建议使决策者和公众在更多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公共政策决策。James的定义更清晰地反映出思想库的性质(政策研究分析)、工作内容(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并提出建议)和目的(使决策者和公众在丰富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思想库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如根据工作重点可分为政策研究型、思考建议型以及参与行动型。本文根据研究领域将思想库分为政治类思想库、经济类思想库、科学思想库、社会问题类思想库、军事思想库和外交思想库等。这种分类也反映了思想库所研究问题的类型。思想库的分类并非是一种简单、非此即彼的分类。与按工作重点进行思想库划分的方法相类似，思想库可能涉及上述分类中的多个类型，称之为综合类思想库。同时由于目前科学技术与社会间的密切关系，看似社会问题(如气候变化)却可能与科学技术政策有密切关系，以此类问题开展研究的思想库也可以视为科学思想库。
科学思想库就是以科学技术问题或与之相关的政策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思想库，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建议，对科学问题及其有关科学技术政策进行研究、分析以及参与其中的机构。科学思想库的目的是通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与技能弥补决策者与公众对科学技术问题认识的不足，它可以帮助相关决策者和公众在更丰富信息的基础上对相关科学问题进行决策。
James按研究领域分别对思想库进行了排名，涉及领域包括：国际发展、卫生政策、环境、安全与国际事务、国内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环境问题与科学技术问有着密切关系，根据上文定义本研究将James调查中的环境类思想库视为科学思想库，研究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
James调查中环境类TOP10思想库(共11个机构)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研究样本。为进一步增加样本代表性，又增加气候组织以及3个专门进行科技政策研究的组织，最后构成一个包括15个机构的研究样本。
2.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Morgan等认为思想库目前面临着各种挑战：①需要多方资金支持；②需要招募“机智而且善于利用媒体”的人；③提出创新性思想，提供解决方案；④需要理解如何影响并引导公共政策。为此思想库需要理解受众、提供何种产品、成功的关键以及思想库评价等问题。本文尝试从上述几个方面分析科学思想库的现状，具体包括：愿景与任务、资金与课题、组织结构与体制、产出与出版物、研究平台与方法等。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客观、系统、定量地描述交流明显内容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广泛地应用到新闻传播、图书情报、社会学等领域。也有学者将该方法用于网络环境中的研究，如Stephen等。鉴于本文研究对象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将采用对机构网页进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上述研究内容进行定量化描述与分析。
本文数据收集时间为2009年7月―2009年9月。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除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无法访问外，其余机构均可访问。后文所用到的该机构资料均来自内部报告。
3 结果分析
3.1 概要
这些机构主要来自于美国，这与目前世界思想库的分布相似。样本中有多个思想库从事多领域研究，属于综合类思想库，如卡内基、布鲁金斯学会；有专门面向环境资源问题的研究所，如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观察研究所等；也有面向科技政策研究的机构，如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等。这些机构代表了不同类型、面向不同问题领域的科学思想库。
3.2 科学思想库的特点
3.2.1 愿景与任务 14个机构(不包括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中，除德国发展研究所外，其余机构都有愿景或任务声明。表2是对这14个机构网页中愿景或任务内容的关键词词频分析：
这些机构都明确将政策研究作为愿景或任务的核心，关注科学技术发展。这与上文关于科学思想库的定义相一致。表中“Environment”、“Climate”等词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样本的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科学思想库在愿景或任务描述中一般都会明确地说明研究领域。“International”、“Global”以及“World”表明这些机构所关注内容的范围，即全球，这也可能与研究样本选择有关(样本中包括在世界上排名前10位的环境方面思想库)。此外，从表2中也可发现这些机构的受众：公众与政府。通过对愿景任务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思想库都是以对某领域的研究为基础，不仅为受众提供信息及评价工具，而且还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以及解决方案，目的就是要弥补公众或决策者对科学技术及相关问题理解上的不足，以提高其决策的可靠性。
3.2.2 资金来源与选题 研究样本中能从网上获得资金信息的有11家。从对资金类型描述来看，11家机构都有基金支持，其余分别是公司、政府和个人，如图1所示：
从具体描述内容来看，基金是这些科学思想库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些机构对政府资助的依赖程度和态度有很大不同。德国发展研究所认为保持机构独立性的关键就是获得政府资助。而卡托研究所却声明为保持机构独立性，不接受任何政府资助，其资金主要来源是个人捐助。
未获取资金信息的机构有四家。如果将从网页是否可获得该机构的资金信息视为机构资金管理透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将机构是否入选TOP10看作为影响
力大小的表现，对这两个变量的Fisher检验结果表明，具有不同影响力的思想库在资金信息透明度上是有差别的(显著度为0.05，伴随概率P=0.033)。这也进一步证实了Morgan等人的观点：欧洲思想库落后于美国思想库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财会制度透明度比较低。
本研究中仅获得兰德公司的课题信息。兰德公司的选题取决于具体的研究单位：从事社会经济政策研究的单位通过竞争取得政府部门和私人基金的资助；联邦资助的研究中心会接受来自于政府部门的研究项目；除此外它还会利用慈善和公司投入研究那些因为过新或比较紧急而无法取得具体资助单位支持的问题。
3.2.3 人员和内部组织 根据员工数量信息，可以将这些科学思想库(不包括苏塞克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分为3类，如表3所示：
科学思想库非常注重利用外部人才。如卡托研究所有75名客座研究员，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数量甚至远超过其雇员数，高达94人。科学思想库人力资源的突出特点是研究人员比例高、学位高且专业多样。德国发展研究所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均有2／3的人员在从事研究工作，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50多名员工中30多人具有博上学位，未来资源的大部分研究人员具有博士学位。人力资源组成r11包括了有学科背景和政策研究背景的研究人员。
本研究仅获得了兰德公司和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图。对其他机构组织特点的分析只能通过员工职位名称和部门名称进行。从所收集的资料来看，机构内部的组织机构可分为两类：研究部门和研究支持部门。研究支持部门一般包括：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外事、规划、财务、图书情报等。除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外，研究部门一般是按研究主题进行划分，如兰德公司将研究部门分为军事研究、基础设施安全以及环境研究、人口研究等。而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是按研究类型细分研究部门：面向理论研究、面向研究政策研究、科技预见中心、科技分析和指标研究部门。
研究支持部门的突出特点是对外关系。兰德公司、卡内基等八个机构都有类似部门处理对外关系(包括媒体关系和政府关系)，如卡托研究所不仅设有政府事务经理，而且还设有媒体经理甚至于新媒体经理的职位。
卡内基和平基金认为国际化改变了思想库的运作方式和结构，因此提出了新愿景计划。新愿景将思想库从一个聚集在一个地方的学者组织转型为一个集成化的国际网络。在国际化建设过程中，气候组织也具有借鉴意义。该组织成立于2004年，总部在伦敦，美国、澳大利亚、香港和北京都有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独立注册为公司或慈善机构，总部与其他地区团体间通过法律合同维持关系，内容涉及工作计划协调以及机构名称和商标授权等。
3.3 思想库研究与成果推广
3.3.1 研究类型与研究影响力 根据研究领域的相对集中情况，将环境类思想库TOP10分为两类，即专门研究环境问题的专门思想库和研究领域比较丰富的综合类思想库。通过对比可以发现，11家机构中，专门思想库只有4家(分别位列4、5、6、8)，仅占36％。从这些机构成立的时间来看，综合类思想库的平均年龄为55.4，而这4个专门思想库的年龄为32.5。由此可见思想库的成立时间与思想库的影响力具有一定关系的。但4家专门思想库中，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最值得关注，它成立的时间仅有11年。
3.3.2 研究支撑与成果评价 研究支撑包括信息资源及研究方法等内容。15个科学思想库中有7家拥有图书情报服务机构，主要职能是保存机构成果、收集相关研究领域信息。此外兰德公司还有一系列的专业数据库。本文仅获得了3个机构关于研究方法的信息。日本科技政策所有专门的机构从事科学技术分析和指标研究，科技预见方法研究最为突出。兰德公司除了相关数据库和统计数据外，还公开了一些研究工具如健康调查工具等。德国发展研究所在专项研究中主要采用实证方法，特别是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从评价客体来看，评价可分为成果评价和机构评价。针对成果评价，兰德公司提出了具体的评价指标，包括一般标准和特殊标准两部分：①一般标准，包括问题描述清晰、研究方法设计与执行良好、数据与假设可靠等；②特殊标准，包括研究综合全面、研究具有创新性、研究具有持久性等。而对机构的评价，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主要是利用独立于机构之外的评价委员会。
3.3.3 出版物 通过对网页中关于出版物类型内容的分析(即出版物类型词语的频率分析)，可以发现论文(包括期刊、会议和学位论文)、研究手稿、报告、图书、期刊和简报是科学思想库出版物的主要类型，其次是证词、专栏、演讲和情况报道，最后是广播、指标、参考书、小册子和数据库。从出版周期来看，包括了不定时的简报、科学技术发展动态的季度分析、年度报告等。
通过出版物类型分析(见图2)可以发现，目前科学思想库的重点受众是决策者和科学共同体，并非愿景分析中所提到的公众与政府。说明许多机构在针对公众的产品设计中存在问题，但也有少数机构利用专栏、演讲、广播及小册子等形式针对公众传播其研究成果与思想，如卡内基、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等。
3.3.4 公共交流与Web2.0 科学思想库除了利用出版物传播研究成果外，还通过各种活动和技术来进一步扩大影响。许多机构都采用网络技术特别是Web2.0技术加强与受众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与媒体的联系。在所能访问的14个机构网站中，9个机构有机构动态栏目，5家有专门针对媒体的栏目。
图3是14个机构(不包括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网站中所出现的网络技术：
从图3可知，目前RSS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新闻组，成为主要应用技术。其他Web2.0技术依次为博客、社交网络和播客网站。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苏塞克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未采用上述技术中的任何一种；而卡内基和卡托研究所采用了多项Web2.0技术；以世界资源研究所采用的Web2.0技术最多。这些Web2.0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了弥补了公众出版物的不足。
二、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会计与公司理财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曾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审计研究》、《会计研究》、《投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财务与会计》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公开出版著作（含合作）7部。近年来李常青教授主要围绕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与财务问题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具体如下：一是股利政策研究：1996年就借中―加大学产业合作基金的资助开展股利政策的研究，是“我国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首次对股利政策理论进行了梳理和综合性评述，为国内股利政策研究提供了借鉴性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股利信号内涵进行实证检验，为政府保护股东权益、规范股利分配行为和上市公司制订股利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其中专著《股利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被誉为“挑战公司财务研究中的理论迷题”，具有“高、新、实”特点，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和厦门市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二是公司治理研究：2002年中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联合招标课题“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效率研究”，以此为契机，对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提出董事会影响企业业绩的基本模型和研究范式，并以ROE、EPS和EVA度量公司绩效，较为全面地研究了董事会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情况，首次将高管变更的类型分为高管双向变更、高管离职和高管新任三种类型，对我国公司的高管变更展开研究。最近李常青教授正带领团队开展公司治理的新领域媒体治理的研究。三是会计审计问题研究：李常青教授一直关注资本市场的会计审计问题，其认为真金白银也有瑕疵，现金流量表也可以粉饰，提出了识别现金流量表粉饰的四种方法，并率先在国内开展非经常性损益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非经常性损益披露制度的具体对策，李常青教授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无关，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也不能影响IPO折价，盲目引进国际四大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充审计意义不大。
三、主要论文和著作
《股利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专著）；《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9期；《现金流量表的粉饰与识别》，《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4期；《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能影响IPO折价关系实践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董事会特征影响公司绩效吗？》，《金融研究》，2004年第5期；《沪市公司IPO业绩效应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5年第1期；《美国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审计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审计研究》，2006年第1期；《应用供应链理念发展商业银行授信业务》，《投资研究》，2007年第3期；《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管理》，2008年第4期；《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重述公告效应研究》，《会计研究》，2009年第8期；《家族控制、审计监督与公司治理――来自年报补充更正公告的经验证据》，《审计研究》，2009年第6期；《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Family Contro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in China”，2010，ISTP检索；Family contro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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