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时刻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点在唐诗里表现的尤为明显。唐代诗人多以天下为己任,胸怀博大,普遍关心国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尤其是陈子昂、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维、孟浩然、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人,“他们继承了前代优秀诗人忧国忧民的传统,或投笔从戎,献身报国;或固守田园,吟咏山川;或远谪遐荒,心怀魏阙;或直言敢谏,为民请命。” 在他们的诗中充分体现了关心祖国前途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悲天悯人精神。在唐初的近百年里，“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的出现，初步摆脱了齐梁浮艳文风的影响。陈子昂高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的大旗，倡导诗风改革，他的《登幽州台歌》，抒发孤愤，倾诉理想，充满着爱国激情。
在盛唐的的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繁荣，政治统一，国力强盛，诗歌也发展到繁荣的顶峰。在这个时候，诗坛的主流是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诗风。在一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身上，唐诗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得到集中的体现。他们“出门不顾死”，用浪漫的诗歌来表达将士们从军报国、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边塞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的乐观豪迈精神；描绘了边塞雄奇壮丽的风光，给唐诗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在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的诗里，处处体现出诗人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其爱国精神是以潜移默化的审美方式体现出来的。“唐人不管是儒家的兼善,或是道家的独善,都是以热爱祖国和家乡与修身为基础的,体现了他们身、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的人生观。”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自幼怀着报国济世、匡扶天下的宏伟抱负，积极入仕。但这时候，唐朝的统治阶级已经开始走向腐朽，诗人的美好理想难以实现，便用诗歌来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祖国的热爱。特别是用他那天才之笔，积极地描绘足够的大好河山。在安史之乱后，他又写了很多忧国忧民的作品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时代的感慨。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他密切关注各种社会矛盾，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积极表达对国家社会的关注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安史之乱时，他同人民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以至最后穷病而死。在这一时期，杜甫更是写下了大量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诗篇，也赢得了“诗史”、“诗圣”的伟大称号。
【原刊期号】200503
【原刊页号】97～100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1
【作 者】刘忠
【作者简介】刘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浙江行政学院文化所副教授。（浙江 杭州 310012）
【内容提要】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三次高潮：《诗经》时期、汉魏六朝时期、唐代中晚期。进入20世纪，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走了一条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开放、自觉道路。
【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关 键 词】爱情诗/古典形态/现代分野/《诗经》/《湖畔》
【正 文】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三次高潮：《诗经》、汉魏六朝、唐代中晚期。长期以来，诗歌界之所以有“中国无情诗”这一说法，主要原因在于中西诗观的不同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进入20世纪，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爱情诗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存在进行梳理、评析，寻绎其诗学传统的衍变和爱情观念的差异。
一、爱情诗的古典形态分析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诗经》的开头篇《关雎》就是一首地道的爱情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从比翼双飞的鸟儿很自然地联想到人间的男女婚嫁，这种表面看来的比兴手法，显然是源于人类的生命本能，即异性之间的吸引与追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简单的生理联想上升为男子对女子复杂的心灵倾慕，淑女“窈窕”，不仅赞美女性体态，而且也是男子对女子“审美”的结果。以《关雎》为先导，《诗经》时代的民间诗人从各个方面表现爱情的人生体验：男女相恋、夫妇相思、婚姻破裂、妇女遭弃……。“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简单之极的叙述与描写，却表达了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一副夕阳近山羊牛归圈的晚照图，一幕天人合一的人生爱情剧。这种“情以物迁”、“感由时兴”的心灵效应被钱钟书先生非常精彩地概括为“暝色起愁”，所谓“日夕添相思”，“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1]。
《诗经》之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使得“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流布深远，“诗经体”的质朴率真不复存在，爱情在文学中的地盘日渐缩小。到了汉末，战乱频仍、朝代更迭的社会时局动摇了儒家思想正统地位，崇尚老庄的玄学在文人中开始流行，道教佛学在社会上的传播也极为迅速和普遍，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格局，大大促使了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爱情意识再次在文学中复苏，“诗缘情”观念逐渐为文人们接受。这一时间爱情诗的中兴主要表现在乐府民歌的创作上，即汉乐府、南北朝民歌。这些民歌中，爱情诗占了很大比重，南朝乐府干脆全是情歌。在继承《诗经》质朴、率真传统基础上，乐府民歌丰富扩大了爱情诗的表现领域。比如，同是表现爱情的忠贞不渝，《诗经·柏舟》“之死矢靡它”一句未免简单，而《上邪》却连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五种现象来表示自己的坚定态度，已让人觉察其热烈奔放。《有所思》中那位女子因恋人变心竟然把礼物焚烧成灰的行为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上山采蘼芜》中人物关系的复杂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位男子在“新人”与“旧人”的对比中颇为矛盾，那位女子在质问前夫时，既委屈又不甘心，这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在《诗经》弃妇诗中是难以见到的。与之相对应，从汉末到南北朝，爱情诗的写作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从赋比兴兼用到侧重比兴，从单纯的抒情到抒情与叙事的相互结合。《孔雀东南飞》采用叙事体讲述了一个至今仍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尖锐的矛盾冲突、错综的人际关系以及复杂的人物心理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既得益于长篇叙事诗这一体裁，同时也显示出文学作品表现爱情能力的增强，这些都是《诗经》时代不曾有的。抒情佳作《西洲曲》，更是调动谐音、双关、暗示、象征等修辞手法，将抒情、叙事融合起来，在时序的转换中，塑造了一个忧伤缠绵的女子形象。其衣着之艳丽（单衫杏子红）、容貌之娇美（双鬓鸦雏色）、柔情之痴迷（莲心彻底红）均有一种使人心醉神迷的魅力。当然，这些艺术手法在丰富爱情诗容量与内涵的同时，也导致爱情诗表现风格的变化——从质朴热烈转变为含蓄浮艳，并最终走上“诗缘情而绮靡”的道路。
“诗缘情而绮靡”，的确是陆机不小的发现。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不仅标示了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深化，而且也为爱情诗的存在正了名——感情是艺术的生命，爱情诗“缘情”但不“绮靡”，它是情之所系，爱之所结，是“婉转附物，惆怅切情”。《诗经》、《楚辞》中爱的对象多“既含睇兮又宜笑”、“美要渺兮宜修”，很难一睹女性芳容，但在南北朝民歌中，我们随处可见女性的情与爱，她们的爱热烈而大胆，“宿昔不梳头，丝发披双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南朝乐府《子夜歌》）“罗裳系红袖，玉钗明月夜。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这些诗歌既是爱的宣言书，又是时人审美趣味趋向丰富与爱情心理趋向细腻的形象注解。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也是爱情诗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抒尽人间相思离别之情，诗作一改齐梁华靡浮艳的宫体“情色”之风，赋予爱情诗深远的人生慨叹与哲思。“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之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在诗人笔下，宇宙、自然、人类、生命、青春、爱情，这一切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的美妙奇幻令诗人无限向往，它们的遗憾缺失让诗人感慨万千。诗歌摆脱了千百年来痴男怨女只会卿卿我我的“小家子气”，而具有了“大家风范”。它的似水柔情，它的逸怀浩气，它对自然美的赞叹，对宇宙奥秘的追寻，对青春爱情的渴求，……使得诗作在讴歌男女爱情的同时，也洗尽铅华，创造了一个景、情、理水乳交融的高远境界，在历代爱情诗中显得如此超凡脱俗，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是一点不为过的。
初唐到中唐，唐诗呈现万千景象。与其它题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爱情诗并不那么耀眼，诗人们对爱情创作偶有涉足，他们的兴趣在军旅、在边塞、在静谧的山水田园、在雄奇的大漠风光。只有到了中晚唐，爱情诗创作才赢来又一个高潮。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开始走向衰落，社会危机四伏，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出现许多裂隙，爱情意识再度泛起。以“唯歌生民病”为己任的白居易，不仅在许多诗中代妇人立言，写闺怨离情，而且对唐明皇、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有着特殊的兴趣，以至应朋友之邀写下千古名篇《长恨歌》。诗中尽管他对李杨爱情颇有微词，但当写到杨玉环赐死马嵬驿，唐明皇“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寻杨玉环时，自己也控制不住悲伤的眼泪，把李的思念描绘得绵长悠远，把杨的形象刻画得楚楚动人，把爱情的美丽与力量写得神奇无比。晚唐承盛唐遗风，城市经济大为繁荣，人们的交往空间增大：秦楼宴饮、楚馆密约、游春踏青、听歌观舞，男女交往频繁，文人更是置身其间与之唱和，加上社会动荡给人们心理造成巨大压力，许多文人到山林隐逸和酒色之乡中去寻求解脱，这一切均成为“爱情意识”的催化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这里，白居易所说的雕虫小技之作，正是以《长恨歌》为代表的爱情诗。万口传诵，如此庞大的读者群，空前激发的爱情意识，为爱情诗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接受环境。于是，我们看到晚唐诗坛爱情诗又闪现出耀眼的光芒，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人都有许多爱情杰作传世，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商隐。
李商隐不但创作了许多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而且在诗歌理论上公开为其张目：“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传统思想视为洪水猛兽的七情六欲，在李商隐看来却是极为正常的人类情感，应该在文学中去表现。不过，李商隐的爱情诗所写的几乎都是柏拉图式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些爱情心理抛弃“欲念”成分，完全是一种精神上交流与沟通。与元稹、白居易诗歌叙事成分多、情节性强、人物场景描写细腻的写法不同，李商隐的诗歌略去了许多具体的人事，生活的原料被提炼浓缩到只剩下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恐怕既与其身世感慨有关，也与他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有关。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个限度，否则便会走向极端。如果说李商隐感受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情，歌唱他那没有结果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到了唐末五代，诗人们便只能以放纵酒色来逃避王朝末日的来临，爱情诗重回宫体诗的老路——爱情褪色，色情上升。至此，爱情写作开始进入词曲、小说领域，成为它们歌咏不尽的母题，涌现了宋词、《西厢记》、《桃化扇》、《红楼梦》等多部经典篇章。
二、湖畔社：爱情诗的现代分野
20世纪20年代，中国爱情诗创作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五四”前后，在民主、科学观念的影响下，沉睡的国人开始醒来，追求个体解放、婚姻自由。《伤逝》主人公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吼声。《沉沦》主人公大胆宣称，“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以周作人《小河》、康白情的《窗外》为肇始，爱情诗的大幕徐徐拉开。1922年4月，湖畔社在杭州成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诗人，专事爱情诗写作，相继推出诗歌合集《湖畔诗集》、《春的歌集》，掀起了“五四”爱情诗创作的一个新高潮。
湖畔派诗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打破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写出了“五四”青年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与追求。汪静之写道：“梅花姊妹们呵，怎还不开放自由花？懦怯怕谁呢？”（《西湖小诗·七》）封建礼教讲“非礼勿视”，它无视这个“礼”，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一步一回头》）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大都具有此等挑战姿态，他们直接抒写对异性的渴求和陶醉，其大胆直率足以使封建道学家们瞠目结舌。《不能从命》中，汪静之这样写道：“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我把你当作神圣一样，求你允我向你归依。”对女性的爱慕达到如此顶礼膜拜的程度，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信条。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也具有同样的反叛精神，“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地整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不独年轻人渴望追逐爱情，就连和尚也按捺不住“生命的躁动”、“异性的爱情”，“娇艳的春色映进灵隐寺，/和尚们压死了的爱情，/于今压不住而沸腾了，/悔煞不该出家呵！”（汪静之《西湖杂诗·十一》）不只男性，女性也春心萌动，“姊妹都嫁了，/嫂嫂常怨我。/我已恨煞这凄清的家了。/攀——藤，披——荆，/你这样爱惜我，我要和你一起儿归去了！/这一颗紧锁的芳心呀，/要为你，要为你展开了。”（应修人《花蕾》）湖畔诗人的爱情觉醒和自我表现，堪与郁达夫小说的性爱描写比肩，“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骤雨似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2] 对于虚伪的封建礼教而言，他们浓墨重彩抒写情爱，不啻是一种有力的反叛，难怪他们的作品刚一发表，就引起保守派人们的一片骇然。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刚一问世，就受到传统势力的攻击，胡梦华首先发难，著文《读了〈蕙的风〉以后》，指责湖畔派的爱情诗“不道德”、“轻薄”、“堕落”，“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针对胡梦华的责难，鲁迅、周作人、章洪熙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声援湖畔诗人，肯定他们的爱情诗创作。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狠狠讽刺胡梦华等顽固保守派的假正经面孔：“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诗歌之敌》中，鲁迅斥责那些反对爱情诗的“老先生”、“小先生”们是“诗歌之敌”，要求青年诗人“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起惭愧。纵是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周作人专门做《情诗》，指出汪静之《蕙的风》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但有不道德的嫌疑，而且确实是不道德的了，但是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放情的唱’，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3]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创作得到了新文学阵营的支持，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刘延陵等人都曾正面肯定过爱情诗的社会价值与开创意义，但是，新文学的发展也给爱情诗创作带来不小的压力。文学研究会致力于“文学与革命”关系探讨，提倡“血与泪”的文学，而爱情诗就与此格格不入。应修人曾致信周作人说，“《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乱闹血与泪的文学，闹得我们胆子小了许多。”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的朱自清，在首肯“血与泪”文学乃“当务之急”的同时，也说“并非‘只此一家’”，“因为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爱与美，要求呼吁与诅咒，也要求赞叹与咏歌，二者原不可偏废”[4]3。从创作实绩来看，湖畔派没有囿于“血与泪”的框范，表现出题材选择的多样性和诗人创作的自主性，不仅突破了传统诗学礼教的束缚，而且也突破了早期新诗的题材范围，别创新格，为中国新诗领域的拓展做出了其他诗派不可替代的贡献。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是反对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解放；作为个性解放之一部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仅大受青年人的欢迎，而且也引起作家们的广泛关注。在封建社会里，“存天理，灭人欲”就像有形和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着人们的身心；爱以及对爱的歌唱，也被认为是有罪和可耻的。传统诗学强调“思无邪”，就是要求诗人写诗不萌生邪思，即不悖于封建礼教的规范。“五四”时期强调爱与美，即是针对封建礼教而发。《热风·随感录四十》中，鲁迅在照录一个不相识的少年写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后指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关于美和爱的讴歌，不管作者主观动机是多么不同，客观上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对于湖畔派诗人写于“五四”期间的爱情诗章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湖畔社”的爱情诗意义，龙泉明先生指出：“一方面要充分看到它在中国爱情诗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另一方面要看到它所表现的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感情，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反封建的历史意义”[5]。从《诗经》、汉乐府到后来的子夜歌、竹枝词，虽然爱情诗创作不绝如缕，但受封建思想束缚，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抒情方式含蓄、委婉，少有大胆直白袒露心曲之作。“五四”时期，写男女爱情的小说很多，据茅盾统计，占了全部小说的“百分之九十”[6]，而爱情诗却不多见，只有胡适的《应该》、郭沫若的《Venus》、鲁迅的《爱之神》、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康白情的《窗外》等零星之作点缀其间，不能形成规模。“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7]。如果说胡适、康白情们的爱情诗受传统诗风影响，尚心有疑虑，不能率性而为，那么湖畔诗派四个年轻人正是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挣脱了封建羁绊，“才敢坦率的告白恋爱，才敢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写情诗”[8]。他们歌唱自由爱情的诗作，不仅大大超越了传统情诗的审美尺度，而且突破了前辈诗人的心理障碍。他们正值青春时期，活泼开放，敢于破坏陈规，敢于标新立异，不像他们的师长，心灵还下意识受到束缚，他们“那时真是可爱，字里行间没有染一点习气，这是最难得的。他们的幼稚便是纯洁。”他们的诗是“没有沾染旧文章习气老老实实的少年白话新诗”[9]。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湖畔派诗人的崛起，新诗坛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诗。
湖畔诗人那真诚坦率的情爱描写与表现象吹来一股春风，立即唤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们跟随诗人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带着从世俗和封建思想规范中解放出来的直率和天真，汪静之在《蕙的风》自序中说：“被封建道德礼教压迫了几千年的青年的心，被五四运动唤醒了，我就象被捆绑的人初解放出来一样，毫无拘束地，自由放肆地唱起来了”，因而“没有顾忌，有话就瞎说。”鲁迅评价汪静之的诗时说：“情感自然流露，天真的清新，是天籁，不是硬作出来的。”[10] 他们以青春的敏锐、青春的真诚和青春的好奇心来理解人生，看待爱情，因而他们的创作充满了青春活力。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在拓宽了新诗的取材领域的同时，也触及了“文艺与人生”这一复杂问题。虽然在“血与泪”文学之外，“爱与美”亦为人生所需要。“文人创作，固受时代和周围的影响，他的年龄也不免为一个重要关系。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生活底核心；赞叹与咏叹，在他正是极自然而适当的事。他似乎不曾经历着那些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的作品。若教他勉强效颦，结果必是虚浮与矫饰，在他们是无所得，在他却已有所失，那又何取呢！[4]4 的确， 在他们还涉世未深，未曾经受时代的风雨锤打，硬要他们去创作“血与泪”的文学，必然是一种“苛求”。新文学阵营代表人物的辩解虽然卫护了湖畔诗人按照自己的心灵要求去创作的“自由”，但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与限制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迫使一些作家不得不向“现在需要的最切的”方面靠拢。这就注定湖畔诗人不可能长久的沉醉在“爱与美”的歌咏中。他们毕竟都是热血男儿，都期望在时代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做的并非是时代最需要的工作时，对自己过去的“美梦”就自然地产生根本的怀疑，他们不得不去面对现实的世界，寻求新的生活道路。于是，湖畔诗歌中的爱、美、梦的东西愈来愈少。汪静之在写作《寂寞的国》之后，“决定不再写爱情诗，不再歌唱个人的悲欢，准备写革命诗”（《蕙的风·自序》）。1927年冯雪峰参加共产党，真正投身血与火的斗争中去，潘漠华、应修人不久投身革命斗争，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中，为正义的革命事业先后献身。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6.
[2] 郭沫若.论郁达夫[A].沫若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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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茅盾.评四五月的创作[J].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1921—12—25.
[7]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7.
一 引言
爱情，诗歌永恒的主题之一。然而在古代中国与西方的诗歌中，这抒发男女之情的诗作却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抱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宏图壮志，晨窗苦读之终极目标乃是一朝金榜提名，一般耻于把时间与精力过多的花在与女子花前月下，缠绵悱恻之上。他们更多涉及的主题是江山社稷与黎民苍生，诗以言志。而西方文人雅士追求在爱情中完美人生，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就曾有言：“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诗以言情是他们的创作理念。其次古代中国文人长久以来受所谓“红颜祸水”的负面教育，妇女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的地下，使得男女间难有共同语言。而西方长久来就有尊重妇女，崇拜女性的传统。这些造成了中西爱情诗歌的地位差别。而中国古代重婚姻而轻恋爱文学艺术论文，西方重恋爱而轻婚姻这造成了中西爱情诗创作题材选择的不同。
二 差异
1. 地位差异 虽然爱情与死亡被称为诗歌的两大关键词的目的或则抒发心中志愿，或则为了排除内心情感纠葛。抒发志愿者将文学创作视为“经国之大，不朽之盛事”,将其价值提高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中国诗歌传统主题始终围绕着忠君爱国展开，建功立业似乎是诗人们的自觉追求，他们的诗歌作品强调风雅美刺功能，要写重大而严肃的主题，没有太多的个人化私人情感空间。诗言志的“志”也主要指的是政治抱负与决心。排除情感纠葛者写诗或为是为了“调养性情，静赏自然”而已，或是为了朋友欢聚作诗助兴，或则辞官归隐寄情以山水田园论文格式模板。使得关乎儿女私情之内容,便被排除到文学创作追求的“不朽盛事” 之外,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爱情诗相比数量较少了。而西方则不然，自古希腊开始，文学创作本来就融为一种商品生产，吟游诗人以讲唱史诗文学作品为生，古希腊的著名作家就有得奖的记录，说明文学创作的目的不像中国只是一种消遣自娱的工具，而且得取悦读者听众，而要吸引众多听众的注意与兴趣，情节生动的便于吟唱的长诗与关乎爱情这一人人皆盼拥有的诗作就不可能不在其中了。再次中国诗学自古有言“诗品如人品”，这种德本精神一直是中国诗学的内核，也是中国文学评判的永恒典范。这种用伦理和道德观念去批评诗歌。而中国从商周以来以“忠孝”为中心的宗法观念，在后来的儒家代表人物那里发展成为“孝悌”“仁义”以及“存天理”“灭人欲”，这种克己复礼的伦理观念使得男女私情这一人间私欲变成了典型的“可作不可说”的文化典型。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文艺热衷于对爱情的讴歌， 而中华文艺却偏重于道德与气节的赞颂的原因之一。正如朱光潜所说：“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诗言爱情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在英诗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国诗中则几与爱情占同等位置。把屈原、杜甫、陆游诸人的忠君爱国爱民的情感拿去，他们诗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西方古代注重文艺模仿现实文学艺术论文，将文艺视为反应现实的镜子，而中国却将文艺视为“言志”和“载道”之工具。因此在中国爱情诗其地位远不及励志、爱国、忠君、山水、田园等题材的诗作多。
2．内容风格差异 试比较英国十七世纪著名玄学派诗人Andrew Marvell的“To his Coy Mistress”与中国古代表现同样主题的名句：
...My vegetablelove shouldgrowVasterthan empires, and more slow.
An hundred yearsshould go topraiseThineeyes, and on thy foreheadgaze;
Two hundred toadore eachbreast,Butthirty thousand to therest;
And the last ageshould show your heart.For,lady, you deserve thisstate,
Nor would I loveat lower rate.
...Thy beauty shall no more befound,Nor,in thy marble vault, shallsound
My echoing song; then worms shalltryThat longpreserv'dvirginity,
And your quaint honor turn todust,Andinto ashes all my lust....
...Let us roll all our strength, andallOursweetness, up into one ball...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Andrew Marvell的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就是及时行乐（Cape Diem）。这首诗在表现这一主题的方式上决然不同，西诗中运用了大量的奇喻（conceit）手法，他运用玄学奇喻和三段论“把炽热的激情用刚强的理智在轻快隽雅的抒情笔调下表达出来”，态度诚恳而富有侵略性，对女性的规劝言语胆大且带有几分威逼。 例如crime(罪过), Two hundred to adore each breast（用两百年来膜拜你的酥胸）, then worms shall tryThat longpreserv'd virginity, And your quaint honor turn to dust,And intoashes all my lust. （蛆虫们将要染指于你长期保存的贞操/ 你那古怪的荣誉将化作尘埃/而我的情欲也将变成一堆灰。）Let us roll all our strength, and allOur sweetness, upinto one ball; （让我们把我们全身的气力，把所有我们的甜蜜的爱情揉成一个球）等等。全诗表现的坦白，透明且直言不讳。其实在中国的古典诗歌中在感叹人生苦短，韶华易逝也不乏同样主题的力作唐代诗人杜秋娘的千古名句中少了此类露骨的女性身体描写，而是以花开花落美丽悄落来比喻人间年华短暂青春转瞬即逝。奉劝对方珍惜时光当机立断。可见中诗劝的委婉，含蓄，窥一斑而知全貌，在爱情诗的国度里，英诗大胆奔放，言辞恳切，而中诗大多婉转而迂回。在中国的古代诗歌史上此类艳情诗只可在六朝时的宫体诗中尚可见一斑，可与西方的率直奔放相比还是略显委婉隐晦。即便如此也为后来人所诟病。被斥为忽视了诗歌的人格之美，诗风因以堕落。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述：“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文学艺术论文，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够华丽鲜艳了 ,看惯纷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是低言软语。”钱钟书此说用来描绘中西爱情诗的这一差别特别适合论文格式模板。
三 成因
1.传统爱情婚姻观的差异 朱光潜先生认为：“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在西方人眼中，爱情是人生的至乐。人生如果没有了爱情，那就失去了无限的趣味。”有例为证， 安东尼可以为美丽的埃及王后克丽奥佩特拉放弃自己的王位与人民，冒天下之大不韪，终而众叛亲离，被屋大维所杀。西方人从古到今就把爱情看作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追求在爱情中完美与升华自己的人生。没有恋爱的人生是可悲的，不完整的。 男欢女爱是人性使然，即使是在追求禁欲的中世纪， 也没有泯灭人性的这一欲求。恩格斯曾总结到欧洲中世纪的开始是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的时候开始的,即是从通奸开始的。”德国诗人歌德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这样写道：“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在西方人看来,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因此,当爱情与事业发生矛盾时,常常弃事业而取爱情。故朱光潜还认为,西方人是在恋爱中实现人生,而中国人是在恋爱中消遣人生。陆游与唐婉的凄惨爱情故事就是例证。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埋头苦读圣贤书为荣，以科举一朝成名天下知荣耀乡里，光耀门楣为终生奋斗目标。而历朝历代举国上下都以与女子缠绵悱恻为不务正业，红颜祸水的思想深入古代学者的骨髓，更别说爱情了。中国人重婚姻，男子更多在意的是女子任劳任怨为其服务，在他们看来传宗接代才是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使命。女人变成一个自轻自贱、供男子悦媚的玩物而已。
2.对女性态度差异 古代中国相比西方而言女性的历史地位更低，在古代中国， 女性在社会上没有抛头露面的机会，在家庭中没有地位可言文学艺术论文，普通妇女就连自己连名字都没有，而以简单的称呼诸如：“张氏、李氏、王氏”立足。遵从的是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一套礼教。很少有妇女识字，更别提有和男子吟诗作对的水平了。即便如此，读的书也是《列女传》、《女诫》等所谓的经典，宣扬的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思想，严重压抑了女性的独立思维能力与人生自由权利。古代的中国女性也少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他们与男子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受教育水平，也在无形中阻碍了他们与相爱男子的平等交流，而被动屈辱的人格又怎么能产生灵魂的交合呢？所以真正的男女之情在中国古代很难实现，所以要写出真情实感的情诗更是难上加难了。相对中古而言，西方女性虽然社会地位也不及男性，但是自古西方男人就有尊重女性， 崇拜女性之风。就拿中世纪而言吧，虽然这段时期被认为西方世界最黑暗的时代， 基督教主宰了每个人的一生，基督教义有言：女性乃人类第一次堕落的罪魁祸首，圣经中记载了夏娃第一个偷吃禁果，女人是邪恶的化身。而且基督教还在社会上推行禁欲主义。可是那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中世纪的法国的普罗旺斯等地先后出现了唱游诗人，在他们的唱词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浪漫的男女间的个人之爱。而随后的几次十字军东征， 身着铠甲的骑士把中东地区特别是他们眼中的圣地耶路撒冷地区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带回来自己的家园，于是圣母的伟大女性形象取代了堕落的夏娃， 女性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论文格式模板。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文学艺术论文，妇女的受教育机会也相应增加，而且此时作为封建社会基石的骑士们，除了要忠君护教行侠仗义之外，在他们的血液了还流淌着尊重女性，取悦恋人的欲求。于是作为表达爱慕之心与倾述相思之苦的情诗就应运而生了。
3. 审美差异 中西审美追求的不同又成为中西爱情诗差异的另一个原因。不同的审美追求表现了爱情诗的不同风格与魅力。中国传统哲学追求以“天人合一”终极目标，即主张主体与客体的融合统一以及天人相忘的和谐境界。主体没入客体, 客体融入主体,难分彼此, 物我浑化两忘。这使得传统美学不着重主体情感的单向投射, 而是主张主体, 客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受到这种美学思想的引导，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在爱情诗的创作上并不着力投射自己的情感，无论是表达爱慕之心还是倾述相思之苦，很少直抒胸怀，要么比兴，要么托物，讲究点到为止。与此相反，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柏拉图开始宣扬“移情说”。而“移情说”的理论基础与中国恰恰相反讲究主客两分。在自然观方面，古希腊人很早就将自然看作是死寂的、几何的、可精确计算的世界。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为人类社会立法, 也为宇宙自然界主动制定秩序。把宇宙现象二分为没有永恒价值的现象世界与永恒而抽象的本体理念世界, 人与自然分极对立; 而在亚里斯多德那里, 仍是把人与现象分离, 认定人是宇宙自然界秩序的主动制定者。这表现在情诗的创作上，西方诗人讲究情感的宣泄，重视自我感受的直接表达。这使得在他们的情诗中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它的强烈、主动与畅快。而对性的相对开放也让我们常看到了诸如《雅歌》中对爱人身体的大胆细致描写。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Love Poems
Xu Jieping Yang Xu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touching and melodic lovepoems and folk ballad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lthough with thesame literary style and theme, to our curiosity these love poems of the twolanguages hold great differences. 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thosedifferences and summarize the caus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spects of twocultures, women social status and different aesthetic tastes.
Keywords：Love poem Differences Causes
参考文献：
[1]王守仁.《英国文学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56页
[2]村上哲见《唐五代北宋词研究》杨铁婴译，西安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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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oly Bible中国基督教两会
[5]杨周翰.欧洲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Bible[M].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圣经公会出版，2006
一、抗战时期的爱情诗作
最先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爱情诗创作的，是大诗人艾青。1980年3月5日，他说：“在战争年代，诗首先成了武器。诗人就成了战斗员。情诗……为炮火让路，――‘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同年8月，艾青又说：“炮弹不会谈情说爱。”意思也是说战争年代不会有爱情诗创作。
隔不了几年，新诗史论家、诗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冕，也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爱情诗创作。他有这样的描述：“抗日战争的炮火掩盖了、驱走了恋人们的轻歌。人们在战争的烽烟中，陷入了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爱情诗开始了第一个零落季节。”“激昂的战声代替了个人情爱的悲欢之咏叹。”“大概是时代过于严酷，我们连战乱中的爱情悲剧的印痕也难觅到，更不说欢情曲了。”“三十年代后期直至四十年代后期，我们……留下了爱情诗的空白。”
艾青和谢冕这一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后来居然被一些新文学史家摄取并扩大化为：“抗战爆发后”，全部“情爱文学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一个零落时期。在烽火遍地、国破家亡的灾难岁月中，大众的血泪和战斗的呐喊，掩过了作家们个人情爱的发抒。……激昂的爱国热情代替了儿女情长的咏叹。”而写进一部“以主题现象为中心构建文学史框架”编写文学史著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文学史教材里去了。其影响范围之大，自不待言。
事实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且不说解放战争时期，也且不说爱情小说和爱情剧本，就只说抗日战争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在笔者掌握在手的有限资料中就有下面这些：
《陕北情歌》，刘御（1912-，云南临沧人）在延安作于1939年，同年发表于延安某报刊，收入诗集《延安短歌》，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烽火情曲》，严杰人（1922-1946，广西宾阳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8月5日发表于《广西日报・漓水》，收入诗集《今之普罗米修士》，桂林今日文艺社1941年11月版；
《樱花曲》，钟敬文（1903-？，广东海丰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收入诗集《未来的春》，上海言行出版社1940年6月版，见于《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寄慧》，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在粤北坪石作于1940年11月15日，同年12月25日发表于《现代文艺》第2卷第3期，见于《穆木天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恋歌》，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5月，同年12月5日发表于《中国诗坛》新6期，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奴隶恋歌》，何彬（1915-1941，湖北咸宁人）在湖北恩施监狱作于1941年10月6日，发表于1942年11月3日《解放日报》，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狱中歌声》，何彬在恩施监狱作于1941年11月，见于《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爱》，侯唯动（1917-，陕西扶风人）在延安作于1942年1月8日，发表于1943年1月1日出刊的《诗垦地》第4辑，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诗八首》，穆旦（1918-1977，浙江宁海人）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作于1942年2月，收入《穆旦诗集（1937-1945）》，1947年初版，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姑娘》，陈辉（1920-1944，湖南常德人）在河北涞涿平原作于1942年春，同年发表于4月出刊的《诗垦地》第2辑《春的跃动》，见于《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诉》，严杰人在桂林作于1942年春，同年6月29日发表于《广西日报・漓水》；
《战斗情曲》，禾波（1920-，四川荣县人）在重庆作于1943年9月3日，发表于1946年8月出版的《诗激流》丛刊第2期，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出版；
《毋忘我》，林林（1910-，福建诏安人）离开桂林到香港后作于1943年，收入诗集《同志，攻进城来了》，文生出版社1947年9月版，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春天和蜜蜂》，穆旦在昆明作于1945年4月，收入《穆旦诗集（1937-1945）》，1947年5月初版，见于《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据说，七月诗派诗人邹荻帆和长于爱情诗创作的阿垅，在抗战时期都写有爱情诗，但笔者未能觅到。
稍为涉及爱情的抗战时期的诗作，如艾青的《火把》、钟敬文的《今别离》等，都未计算在内，这里所列举的抗战时期爱情诗，便有21首之多。仅穆旦一人便作有9首。抗战时期“留下了爱情诗的空白”之说显得理由不够充分。
创作上列这些抗战时期的爱情诗时，年纪最大的是穆木天，他写《寄慧》时40岁了；年纪最小的严杰人，他写《烽火情曲》时才18岁。而且这里列出的他的两首爱情诗，都是那样出类拔萃、卓越超群，他真不愧为文学神童的称号。抗战期间，严杰人还有一首诗作《邱比得礼赞》，从题目上看，好像也是爱情诗，但笔者尚未见到这诗的正文，这里只能不加以评说。
这里列有作品的11位诗人，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新诗流派归属各不相同。属于延安诗派的是刘御、陈辉；属于以艾青为最重要成员的七月诗派的是侯唯动、何彬；属于中国诗坛派的是严杰人、钟敬文、穆木天、黄药眠、禾波、林林；属于新现代派（九叶诗派）的是穆旦。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新诗坛上各个诗歌流派，或多或少都有各自的诗人参与了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
二、抗战时期爱情诗的特点
常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中国多灾多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新诗的确取得了一次发展的机会，其中的爱情诗也取得了一次发展的机会。艾青在《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一文中说过：“抗战以来，中国的新诗，由于培植它的土壤的肥沃，由于人民生活的的艰苦和困难，由于诗人的战斗经历的艰苦和复杂，和他们向生活突进的勇敢，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多少地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充实和更丰富了。”尽管艾青因为不关注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只是从理念出发想当然地得出抗战时期没有爱情诗这一与事实不符的观点，但以他对“抗战以来”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估的精神来审视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还是合适的。
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其数量远远不如“五四”至抗战以前那段时期的多。那段时期，不仅有散见于报刊和诗集的大量的爱情短诗，而且还有湖畔四诗人的《湖畔》（1922年）、汪静之的《蕙的风》（1922年）、郭沫若的《瓶》（1925年）、李唯建的《影》（1933年）等一些爱情短诗集和爱情长诗集。然而，抗战时期爱情诗的质量之高和精品所占比例之大，与过去那段时期的爱情诗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抗战时期爱情诗，虽然不过21首，但其中可称之为力作、杰作乃至绝唱的，就有穆木天的《寄慧》、陈辉的《姑娘》、钟敬文的《樱花曲》、何彬的《奴隶恋歌》、严杰人的《烽火情曲》和《诉》，所占比例约高达三分之一。抗战时期的爱情诗有其独特的特点：过去的爱情诗，往往局限在知识分子个人情爱悲欢之咏叹上；抗战时期的爱情诗讴歌的对象，则拓展到了下层劳动群众的爱情生活上。过去优秀的爱情诗，充满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信息；抗战时期优秀的爱情诗，唱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最强音。过去的爱情诗，感情浓烈而思想力度稍为薄弱；抗战时期的爱情诗，感情同样浓烈而且更具思想力度了。
抗战时期，穆木天夫妇都任教于中山大学，先从广州迁往昆明，后又从昆明迁到粤北坪石。情深意切、语言平实的《寄慧》一诗，是穆木天在坪石写给还滞留在桂林的妻子彭慧的。穆木天及其妻女途经桂林同住于施家园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只身先期到达坪石。穆彭夫妇在桂林滞留期间，积极参与文化界的活动和从事文学创作之余，还经常和朋友们在家里谈论国家大事，为国家担忧。有一次，他们动容动情的议论，激动了经常在旁边听大人议论的小女儿穆立立，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要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的口号。穆木天大受感动。这一作为穆、彭爱情结晶的爱女的举动，诗人写到了诗里：“如同朝雾笼罩在江上，/忧郁笼罩在我心里，/但如同太阳撕破江上的浓雾一样，/我要用忿怒的战斗的火，/烧破我的忧郁。/慧！请你叫立立大喊一声吗：‘爸爸！给我多吃一碗饭，/我一个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这一结尾以幼童之语出之，卒章申志，韵味深长。全诗把夫妻爱情、父母亲情与抗日救亡的爱国之志融为一体，读之感人至深。“在月色里，/我渡过了琥珀色的湘江，/湘江之水真是美丽！/我想着这一道水流过你的家乡，/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乡里。”诗中无一句直抒夫妻情意，而夫妻情意却已融化在两条江水的奔流里。穆木天是吉林人，故乡有松花江；彭慧为湖南人，故乡有湘江。诗人看到美丽的湘江流过妻子的家乡，想象着“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乡里”，又由美丽的湘江联想到祖国的锦绣河山“想到祖国的现在和过去”，并感叹道：“祖国没有得到解放和自由，/对着美丽的自然，/我永远是感不到欢喜和安慰！”把夫妻情意开拓为对祖国对人民的厚爱。诗里有诗人早年倡导的主、客观世界“交响”的余音，还成功地把象征主义的一些手法运用进去，增强了艺术表现的力度。毫无疑问，这是抗战时期爱情诗的力作之一。
钟敬文的《樱花曲》，把诗笔刻画的对象拓宽到国际领域更大的天地里，写了战时日本国土上发生的一个爱情悲剧，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失去爱情失去幸福，造成深重灾难的巨大主题。一个名叫若子的日本姑娘，在樱花盛开时节，怀念着她那到中国来送死在战场上的情人。这首诗不仅在题材的选择上有其独到之处，在艺术表现上也很出色。它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种“化我为他”的手法和魔幻主义的手法先后用到诗里去了。若子姑娘“对着霞彩般的樱花，/她做起白日梦来了”。她看见在中国“那笼罩着死底气味的原野上”的情人，“失神地在眺望，/眺望着他所来自的东方”，也就是他的日本故国。若子姑娘“本能地走前去，/那活着的年青人，/在不知道的瞬间/变成一具尸骸了，/口里仿佛还在低呤”，还以为他来送死是光荣的，真是死不觉悟。日本源于幕府时代的武士道精神流毒之深远，于此可见一班。这也正是许多战时日本姑娘失去爱情的时代原因的历史内蕴。诗的历史感是深厚的。这是抗战时期爱情诗中奇葩般的一首杰作。
革命烈士何彬的《奴隶恋歌》，如其小序所说：“奴隶们不是没有恋爱，而是有着更热烈更纯洁的恋爱。”诗篇通过恋人“我”来探监时对“你”的亲密备至的关怀，暖人心窝的体贴和殷殷勉励的生动描写，把一对革命爱侣无比高尚、无比纯洁、无比热烈的恩爱感情，尽情地宣泄出来。悲壮的探监画面，以柔美凄婉的情调勾勒出来，给人以崇高悲壮的美学感受。
严杰人的《烽火情曲》发表在《广西日报・漓水》上时，只是诗的第二段，全文于1941年6月20日发表在《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44期。第一段刻画了一个柔情似水般可爱的农村姑娘形象。她对着出征抗日正在前方为保卫祖国而战的情哥，唱出了缠绵深情的思恋之歌。和《烽火情曲》一样堪称绝唱的，是严杰人的另一首爱情诗《诉》：
一
“我是一个求乞者/你是一个施与者/我是那样谦卑/你是那样慷慨”
“我才是求乞者/你才是施与者/是我谦插/是你慷慨”
“不/我们互相求乞/我们互相施与”
二
“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用爱缠在一起
“在天愿作比翼鸟”/我们张开翅膀/向着光明/一起飞呀飞
严杰人学习民歌和古典诗歌，有他自己的特点和美学追求。他不像刘御及其《陕北情歌》等延安诗派诗人及其民歌体诗作那样，连民歌的句式言数也注重学习。严杰人则是撇开民歌的句式言数，而重在学习其表现技法。《烽火情曲》和《诉》，都运用了民歌的对唱格式，却不受民歌对唱格式两句对两句或四句对四句轮番对唱的局限。《烽火情曲》只用了对唱格式；《诉》第一段一、二两节是对唱，第三节是合唱，第二段又以合唱的形式出现，显得灵活多变。
中国历史上男尊女卑观念造成女性受教育程度低下，女性知识分子少得可怜，致使有些女性只要略具少许文化或稍有一点姿色，便自以为是了不起的骄人资本。因此，婚恋中的青年男子往往成为爱情的“求乞者”，对方则成为爱情的“施与者”。这是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普遍现象。
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感觉敏锐的严杰人，对这种不平等的爱情，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张爱情双方应该是平等的。他希望青年男女的爱情，既是“互相求乞”又是“互相施与”的爱情。《诉》一诗，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男女双方，在爱情问题上由认识不一致到认识一致，再到行动一致的诗意流程，写得诗意盎然。
三、抗战时期爱情诗的影响
“五四”时期“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四诗人，其爱情诗成就最高的汪静之，于1979年回忆说：“湖畔诗人把情人看成对等的人，彼此之间是平等关系，诗里只有对情人人格的尊重。”“对情人人格的尊重”，并不一定就能说明“彼此之间是平等关系”。那时期，汪静之有一首题为《不能从命》的爱情诗，首节这样写道：“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我把你当作神圣一样，/求你允我向你归依。”此诗收入《蕙的风》。诗中描写的男子形象，就是一个“谦卑”的单方面的“求乞者”的角色。
“我必须是你身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是出自舒婷爱情诗名作《致像树》的警句。读者大都耳熟能详，发表在1979年《诗刊》第10期的这首诗（写于1977年3月27日，当时作者25岁），颇为引人注目，好评如潮，至今盛名不衰。《诗刊》副主编、编审、诗评家朱先树说：“舒婷的《致橡树》，由于所表现的是一种打破尊卑的勇敢，追求人的自我价值平等而受到普遍的欢迎。”著名诗评家谢冕说：“在爱情与婚姻受到严重污染的今日，舒婷这首诗否定了爱情的依附关系”，表现了“这诗的主人公”“对于独立的爱情和生活的渴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诗评家吴思敬还评论道：“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女人被封建的纲常礼教压在最底层，女性的独立人格被极大地扭曲，形成了对男人的根深蒂固的依附心理”，“这种心理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仍然有强大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舒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唤”，是“新时期女性人格独立的宣言”，“这无疑体现了女性意识在新时期的觉醒与张扬”。这些评价是相当高的了。然而，晚了25年才面世的《致橡树》，其思想艺术境界，并未达到《诉》的水平。
创作于抗战时期的《诉》一诗，其第二段首节“‘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用爱缠在一起”，令人想起民间情歌“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末节“‘在天愿作比翼鸟’/我们张开翅膀/向着光明/一齐飞呀飞”，则更令人想起《驾新郎・别友》一词的结尾：“重比翼，和云翥。”两者都把昂扬的革命激情和儿女柔情融洽地纠合起来了，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深切感受。全诗写得这样深入浅出，这样意境高远。那即使是较为杰出的诗人，也难以做到。
作为九叶诗派代表性诗人的穆旦，他写于抗战时期的9首爱情诗，时代色彩最为淡薄，从字面上看，不能判断它们是写于抗战时期，经现代派诗歌鉴赏行家讲解，仍然嗅不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因为诗中用以表现其思想的，是人们大都不习惯的所谓“戏剧化”等现代派手法，让人感到十分难懂。“穆旦的《诗八首》是一组有着精巧的内在结构，而又具有深厚的哲理内涵的情诗。全诗以‘你’、‘我’和代表命运和客观世界的‘上帝’三者之间的生息消长的冲突推动着爱情和生命过程的发展为线索，展开各种矛盾斗争，并且由此构成张弛有度的内在节奏和浑然一体的戏剧性情境。”尽管有九叶派诗歌鉴赏行家作出如此解释，也还让多数读者对原诗感到朦朦胧胧，如坠五里雾中，有人说它们表现了爱情没有永久性。
总之，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应该在中国新诗中占一席之地，后来的诗评家中，有人说它们哲学内蕴深厚，而艺术性更是高得不得了。其实“诗无达诂”，见仁见智，各自评说去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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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有言称：“诗言志。”意思是诗歌为诗人用以表达自己意志、抒发自己情感的载体。所谓文以载道，也是同样的道理。情感是诗歌的灵魂和归宿，正因为有了情感的重量，中国古代的许多优秀诗歌才得以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许多杰出的诗人才为后人所铭记。
在中国古典诗歌当中，爱国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情愫和话题，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思想史。在初中语文课本中，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国名篇比比皆是，在引导学生欣赏诗歌艺术魅力的同时，如何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熏陶，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教学课题。那么，我们在引导学生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时，应该如何渗透爱国主义的教育元素呢？
首先，以爱国行为作垂范，以英雄人物作榜样，通过诗歌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自强、自立的民族自尊心，激励学生从小树立报效祖国的宏图大志。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有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历史的脊梁；也有一些另类英雄，为了国家大义不拘一格地在青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初中课本里收录的诗歌名篇《木兰辞》，便记录了一个替父从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形象。在引导学生学习这篇诗歌的时候，不仅要让学生了解木兰的人物形象，感受木兰的女儿情、英雄气，了解她的胆略、智慧和才能，更应该通过这个人物形象，让学生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论男女、老少、贵贱，都应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再如，在学习杜甫《春望》的时候，需要帮助学生解读这首诗歌写作的背景，通过这个背景让学生体会到诗人在写这首诗时沉郁心中的思想感情。如此，才能够让学生真正读懂这首诗歌，明白诗人遭遇国破家亡时的悲愤心情，深刻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英雄事迹的浸润，通过爱国情怀的熏陶，慢慢就会在学生心灵里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同时也让他们明白：真正的高尚，来源于对国家的热爱；真正的情怀，来自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襟。
其次，通过对诗歌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祖国的广袤疆土、大好河山和风土人情，加深学生对祖国壮丽山河无限热爱的思想感情。
初中课本里，还是杜甫的一首诗――《望岳》，诗人用博大的胸怀写出了泰山的雄伟壮观；而在《观沧海》里，曹操用雄健的笔触描绘了大海的磅礴气势；孟浩然和《过故人庄》则以小巧自然的风格，描写了农家生活的静谧优雅。祖国山河的壮美雄奇，在这些伟大诗人的笔下，透射出了无限的魅力。当学生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了解祖国多姿多彩的风景时，一种国家民族自豪感便油然而生。爱国家、爱生活的理念也将慢慢植根于他们幼小的心灵。
另外，中国的古典诗歌本身就体现了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在引导学生学习的时候，要感染他们热爱中国的古典诗词，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词发展几乎伴随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初中课本里，精选了中国古典诗词当中众多的名篇伟作。代表中国古诗最高成就的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的作品双峰对峙，如李白的《送友人》、《行路难》，杜甫的《望岳》、《石壕吏》、《春夜喜雨》；有宋词豪放派代表词人辛弃疾的《西江月》，当然也少不了婉约派的影子，如晏殊的名作《浣溪沙》；有律诗，也有绝句；有古诗体，还有格律诗。总之，内容包罗万象，体裁形形，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巨大的成就和在世界的极高地位。
所以，我们在指导学生诗歌学习过程中，断不能将这些诗歌割裂开来，就诗论诗地进行教学，而应该将单首的诗歌、单个的诗人，放诸于整个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上来，让他们体会到中国诗歌的杰出成就和独特魅力，使他们由学诗歌到爱诗歌，由此再发展到爱中国文化以至于爱我们伟大祖国这样的高度上来。
还有，古诗词的爱国教育必须要与诗歌固有的艺术表现力结合起来。
我们说“诗言志”，教学生们品诗读句，要着重于诗歌的思想情感。但是，单纯强调爱国诗歌里的英雄主义、爱国情怀，这也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流于说教和空洞。没有表现力的文学作品，其实不叫文学作品，应该叫宣传口号。诗歌是一种最有张力的文学，艺术表现力是诗歌的生命。所以，在教育教学中应该将古诗的独有艺术魅力、表现张力与情感结合起来，达到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用诗歌本身的感染力感化和教育学生，让他们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爱国主义的情怀。
以杜甫的《春望》为例，这首诗歌并没有通过直抒胸臆的写法，来诉说诗人自己在国破家亡时的愤懑，而是采取了极为高超的艺术手法，移情于物，借景抒情，将自己的情感隐藏于故国家园的花鸟树木当中，每句都没有直接抒发感情，但每句都能读出作者对战争的愤恨，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的同情。面对这样的千古名篇，泛泛而谈杜甫的感情，并不能深入到学生的内心；而通过对这首诗艺术表现手法细腻的分析，让学生细细咀嚼，品读其中的滋味，与作者在感观上和思想上产生共鸣，就一定能够真切体会到作者内心的情感，从而感同身受经历作者思想的洗礼。
最后，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要让学生注意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区别。
诗人和他的诗歌，都是生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思想和内容也必然会受到时代和社会的限制。因此，我们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要为这些传统的诗歌赋予新时代的意义。那就是，引导学生通过学习诗歌，培养爱社会主义祖国、爱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的热情；同时也要去其糟粕，摒弃陈腐，防止一些落后甚至危险的思想观念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
中国的古代诗歌传承着中国几千年沉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特别是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怀。作为传统文化的传递者，教师们在诗歌教育教学中，应该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始终，并用艺术的方式开展，达成教育预期。
参考文献：
教学目标：
（1）学习诗歌，感受诗人海子的博爱之心。
（2）分析诗歌，理解诗人如何有层次地表达情感。
（3）训练学生运用比较的方法学习诗歌。
教学重点：分析诗歌，理解诗人如何有层次地表达情感。
教学难点：通过阅读海子的诗作，初步了解海子的思想。
教学手段：多媒体
教学过程：一、导入
（大屏幕显示海子遗照）
这里站着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国人，普通而没有特点的面孔并不会给人留下什么记忆。然而他是才华卓越的诗人，是被当代学院派推崇的重量级诗人，他就是海子。
二、关于海子：
1．评价：
“他的一生似乎只为了发光。他把非常有限的生命浓缩了，让它在一个短暂的过程里，显示生命的全部辉煌。”（谢冕）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西川）
“他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影响。”（陈东东）
2、生平：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宁人，当代著名诗人。作品有长诗《土地》和短诗选集《海子、骆一禾作品集》等。
3．教师提供海子诗作《亚洲铜》等，学生也提供自己喜欢的海子的诗。大家朗读欣赏，浅层次地了解海子。
三、小组协作，学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步骤：
1．教师提供自读思考题。
2．学生在小组中讨论学习。
3．集体交流学习收获。
自读思考题及参考答案：
（1）诗人在本诗中拟想了幸福的生活画面，它包括什么？你如何理解诗人的幸福？
明确：幸福生活的图景由三个内容组成：“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个图景不离细碎平常的凡俗生活，却又远离喧嚣地独立在大海边。这是一个明亮温暖的画面，是诗人真诚拟想的情景。但很明显，第三个内容与前两者似乎不大相容，这幸福中有矛盾存在。
（2）诗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告诉别人，又不断祝福陌生人？
明确：诗人在自己拟想的幸福图景中喜悦着，这种喜悦不断地膨胀，使诗人抑制不住地把自己的幸福告诉别人，又不断祝福陌生人。但究其根本，还是诗人有一颗博大而善良的心，他爱这个世界的一切。
（3）本诗的核心意象是什么？为何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题目？
明确：本诗的核心意象是“大海”。诗人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题，因为这个内容是他拟想的幸福生活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亮丽的部分。当然也是与其它内容难以协调的一部分，但恰是这种不协调表达了诗人的真胸臆，也是这首诗的表达的重点所在。
四、小结
五、作业：寻找海子的其它诗作，读其诗，悟其诗。
六、板书设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告诉亲人每一个人
幸福关心粮食和蔬菜给山、河取名
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祝福陌生人
教案点评：
海子是卓越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学生限于年龄阅历，不能充分理解海子，但教师有责任让他们知道海子，尽管本诗被定为自读课。
这节课的学习过程是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而设计，认识海子、了解海子、研读海子。涉及内容不是很多，却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的范例，他们会更多地去阅读。
教案示例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教学目标：
（1）学习诗歌，感受诗人海子的博爱之心。
（2）分析诗歌，理解诗人如何有层次地表达情感。
（3）训练学生运用比较的方法学习诗歌。
教学重点：分析诗歌，理解诗人如何有层次地表达情感。
教学难点：通过阅读海子的诗作，初步了解海子的思想。
教学手段：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大屏幕显示海子遗照）
这里站着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国人，普通而没有特点的面孔并不会给人留下什么记忆。然而他是才华卓越的诗人，是被当代学院派推崇的重量级诗人，他就是海子。
二、关于海子：
1．评价：
“他的一生似乎只为了发光。他把非常有限的生命浓缩了，让它在一个短暂的过程里，显示生命的全部辉煌。”（谢冕）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西川）
“他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影响。”（陈东东）
2、生平：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宁人，当代著名诗人。作品有长诗《土地》和短诗选集《海子、骆一禾作品集》等。
3．教师提供海子诗作《亚洲铜》等，学生也提供自己喜欢的海子的诗。大家朗读欣赏，浅层次地了解海子。
三、小组协作，学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步骤：
1．教师提供自读思考题。
2．学生在小组中讨论学习。
3．集体交流学习收获。
自读思考题及参考答案：
（1）诗人在本诗中拟想了幸福的生活画面，它包括什么？你如何理解诗人的幸福？
明确：幸福生活的图景由三个内容组成：“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个图景不离细碎平常的凡俗生活，却又远离喧嚣地独立在大海边。这是一个明亮温暖的画面，是诗人真诚拟想的情景。但很明显，第三个内容与前两者似乎不大相容，这幸福中有矛盾存在。
（2）诗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告诉别人，又不断祝福陌生人？
明确：诗人在自己拟想的幸福图景中喜悦着，这种喜悦不断地膨胀，使诗人抑制不住地把自己的幸福告诉别人，又不断祝福陌生人。但究其根本，还是诗人有一颗博大而善良的心，他爱这个世界的一切。
（3）本诗的核心意象是什么？为何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题目？
明确：本诗的核心意象是“大海”。诗人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题，因为这个内容是他拟想的幸福生活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亮丽的部分。当然也是与其它内容难以协调的一部分，但恰是这种不协调表达了诗人的真胸臆，也是这首诗的表达的重点所在。
四、小结
五、作业：寻找海子的其它诗作，读其诗，悟其诗。
六、板书设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告诉亲人每一个人，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幸福关心粮食和蔬菜给山、河取名
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祝福陌生人
教案点评：
海子是卓越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学生限于年龄阅历，不能充分理解海子，但教师有责任让他们知道海子，尽管本诗被定为自读课。
这节课的学习过程是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而设计，认识海子、了解海子、研读海子。涉及内容不是很多，却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的范例，他们会更多地去阅读。
教案示例
《致橡树》
导语：我国的新诗，开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挣脱了旧诗格律的束缚，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别开生面地实现了诗体大解放，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派和以臧克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在诗坛上举足轻重，贡献很大，（郭的《凤凰涅》，臧的《老马》）。新月派的闻一多，徐志摩等文学研究会诸诗人在诗坛上也有不小的影响。（闻的《死水》，徐的《再别，康桥》）。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及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也别具特色。（李的《弃妇》，戴望舒的《雨巷》）。80年代涌现的朦胧诗，虽然未能成为主流诗，但其影响和价值也不容低估。面且这些诗歌虽不如“战鼓”，“号角”式的佳作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随着人们审美心理结构的变化，对这类具有含蓄美的诗作，兴趣越来越浓。我们今天就要来学习朦胧派代表诗人舒婷的代表作《致橡树》。
一.关于作者.
舒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当代女诗人.1971年开始写诗,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福建文学》围绕她的诗作展开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当时争议很大,影响颇广.1980到福建省文联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主要作品有《双桅船》，《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她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获1979＿＿1980年全国青年优秀诗歌奖。
舒婷崛起于70年代末中国的诗坛，她和同代人北岛、顾城、梁小斌等以迥异于前辈的诗风，在中国诗坛上掀起了一股“朦胧诗大潮。她们的诗一改新诗明白如话、几近分行散文式的传统特点，意蕴深厚而不显露，变诗的单一形象为多层次的意象迭加，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阐述的余地，使许多诗失却传统的明朗色彩,蒙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氛围.他们用朦胧诗表达了一代人对国家命运的反思,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审慎思索和批判.舒婷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致橡树>>是朦胧诗潮的代表作之一.
二．朦胧诗简介：
涌现于80年代左右。其特点是:1.内涵上意蕴深厚,不求显露.思考人的本质,探索人的自我价值,体现诗人的主体意识.2.艺术上意象迭加,扑朔迷离.一改新诗明白如话的特点,以普遍的暗示来代替过去的直接体现.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有：舒婷的《致橡树》、《墙》，顾城的《一代人》、《远和近》，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他们是一群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带着被伤害后的浓重的愤恨和茫然的失落感，带着从生活底层而来的严峻的深思和对于追求的深沉渴望，表达了这一代人对国家命运的反思，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审慎思索和批判。
例:《老马》与《致橡树》对比印证“朦胧诗”的两大特点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直往心里去，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析：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几近分行的散文化格式，单一的老马意象表达出各阶层的人包括作者自己所承受的各种物质重负和心理重负。而《致橡树》则不一样。
关键词：《致橡树》; 舒婷; 新爱情观
舒婷，原名龚佩瑜、龚舒婷，福建泉州人。1969年到闽西山区插队，插队时期开始写诗，1975年，由于几首辗转流传的诗作，结识老诗人蔡其娇，并在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以一首《致橡树》而名噪诗坛。舒婷的诗歌创作相比于同时代的北岛、海子等诗人，她的创作更显出人性关怀的温暖，温情的人性情感在她的诗中得到回归，故而她的诗歌在那个时代更能得到大家的喜爱和尊崇。这首诗写作于1977年，经历了十年浩劫的苦难历程，重新在历时废墟而站立起来的中国女性，应如何看待爱情?如何看待自身的价值定位?
在舒婷的《致橡树》中的主体意象是橡树与木棉，诗人十分独到地择取了这两个外形迥异的意象，并赋予它们性别色彩，有着伟岸身躯铜枝铁干的橡树充满着男性的勃勃英气，有着红硕花朵的木棉洋溢着女性的娇艳美丽，也有着思想的深沉、行为的果敢，在勾勒橡树、木棉的各自特性后，诗人突出描写橡树与木棉的比肩而立、心心相印、同甘共苦、终身相依。在这两个意象中，诗人传达出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意识和新的爱情观。
一、平等独立的新爱情观，追求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纯粹的爱情
我们可以把舒婷的《致橡树》当作一首优美的爱情诗，诗作体现了对以地位平等为前提, 以人格独立为基础的相互尊重的爱情的向往与赞美。
首先这种爱情是一种平等的地位。在诗中开头诗人就用“我绝不”这样情感强烈的字眼，来表达自己对于攀缘大树的凌霄花，站立枝头歌唱的鸟儿；送来清凉的泉源，还是衬托威仪的险峰，这种依附型的爱情都表示了不明确的不赞同，她呼喊必须是：“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接着是一种相扶相携、纯粹真挚的爱情，“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的红硕花朵”，男女各自能有能力，共同面对那些风险，“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也共享暮霭流岚、虹霓”，男女能同甘共苦。
最后才是爱情坚贞的相守，一种纯粹的爱恋，我们爱得坚贞，“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
二、呼喊自由的女性意识，拥有自己话语权。
但如果仅仅将其当作爱情诗，那可能就会陷入“狭隘主义”的泥潭，《致橡树》在更深地层次上是诗人以特有的女性视角阐述的诗人对“人”的关怀，尤其是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从诗歌开始就选用木棉这个意向，展示了男女爱情的平等，勾勒出有独立爱情意识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女性要求与男性比肩而立、心心相印、终身相依。在建构起了爱情理想构架，诗人的女性意识苏醒，在前面的铺垫后，诗人由此这样宣告道：“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是何等的铿锵有力和掷地有声。诗歌写到此处，诗人完成了与以树作为男性形象相比照的木棉形象的成功塑造，把女性比作木棉，并通过“木棉”这一意象承载诗人想要表达的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使读者们看到了一个女诗人在追求男女平等权力和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发自她内心深处的心灵的真实跃动和不懈的情感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致橡树》所表达的与其说是爱情观，还不如说是新时期的女性独立观。我们应当看到，诗人能够从思想禁锢的现实转向开放的现代，对传统人格文化进行挑战，大胆张扬女性独立和人格自尊的现代意识，这无疑是具有积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三、温柔的女性关怀意识
舒婷诗歌的核心内容是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而构成这一内容核心的主要方面是在她的大量诗歌作品中通过浸满自传色彩的抒情女主人公表现出来。“致橡树”中的抒情女主人不附庸男性，愿意承担生活的风雨，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站在和爱人彼此尊重和谐的条件下独立而有尊严地生活在现代生活中，这种女性对自我价值人格的追求，这在当时中国文化大环境下，大部分诗人在缅怀文革伤害的时候，舒婷一种娓娓道来的诗歌，给了那个时代女性温暖的关怀，给他们的思想给予了引导，有着当时时代意义。
随着时代进步，经济发展，文学发展，文学进入到了后现代的大环境，女性意识随着经济发展，在国外不断得到强调，法律明文也不断给予法律保障，但是现在关于男女的爱情观都成为了更多人诟病的对象，结婚不再是简单的爱情之举，更多的是房子，车子等爱情物质的衡量，电视剧《裸婚》《蜗居》深刻的刺痛了这一代人的爱情观，于是最近颁布的新婚姻法，在网上引发了一大堆男女的口水仗，男性觉得：新婚姻法实则还是加重了男性负担；女性认为：新婚姻法明显偏袒男性，侵害了女性的利益，正所谓一大批的买房和加名浪潮，笑了国家和房地产商。那么究竟这个时代的爱情观和女性意识怎么了？
一、“为爱而爱”的纯爱情观与物质为第一的“伪爱情观”
在舒婷《致橡树》的那个时代，全诗主要由伟岸挺拔的橡树和红硕丰满的木棉两组意象组成，它们共同构成了诗篇总体上的象征框架，诗人独立平等的爱情、人格理想正是依附在这两组意象上表达出来的。
当今时代，物质现实的爱情，爱情被现实逼退。在主张女性的独立意识后，现代女性都大都拥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独立的生活，按理来说，女性的独立意识应该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合理的发展了，但是女性在平等的男女的关系中，渐渐走向一种女性意识的两极分化：一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一是依附于男性，渐渐淹没掉独立意识的女性。
而在另一方面，男性在男女平等后，男性的自我角色定位出现了偏颇。女性在分担男性的一些责任和功能后，男性自我的责任承担能力减弱，男性自我意识弱化，能力减弱。
因而在女性自我定位后分化，加之男性自我意识定位的偏颇，女性对于男性承担能力的怀疑，更多通过了物质来考验和证明，于是平等之后的男女关系更加的紧张，更加的挑剔。
《致橡树》中的木棉形象，在那个时代喊出了男女的新爱情观，木棉和橡树的那种坚贞的爱情，在新时代在后现代物质文化的冲刷下，只剩下了躯壳了，男女都打着爱情的观点，各自独立的活着，于是《蜗居》中的“海藻”，论坛中直白的感情背叛、小三、小四，我们都被这样的感情混乱的冲刷得面目全非，舒婷喊出的爱情观，更多成为一种安慰。
二、混杂着独立自主、后现代的新女性意识
舒婷以抒发爱情塑造形象，传达内心的情感，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充满了强烈的使命感，舒婷在诗歌中写女性的哭、女性的笑、女性的压抑和向往、女性的坚强与呼唤，她们既庄重温柔有骚动不安，都带给读者情感的冲击和震撼，展现出一种追求独立、尊严、平等。
在舒婷呼喊中，女性意识在国内外的思想中，开始在国内发展开来，到21世纪女性自我的意识也达到了一个合理的水准了，女性创作从纸质创作到现在风靡的网路文学创作，女性写作越来越占据主导。从现在社会生活中和网络文学中，我们不能看出现在的女性意识有着新的特质：
一是后现代思想影响，现代女性的意识在追求自我意识独立的情况下，更加张扬女性的个性。
个性张扬是这个时代赋予这个年代女性的特质，女性意识也表现出这点。在晋江网上、起点、腾讯文学网等网站中，我们看到创作的网络作者，女性居多，其中晋江，潇湘网都是以女性创作网站为发展的宣传开来，众多网络言情小说的女主人公就是当代女性的自我心灵的写照，如《何以笙箫默》中的女主角赵萧默，她独立，能在国外自我生活7年，但是她有着自我的个性，她对于爱情那种干脆，简单的处理，是其简单随行个性的展现，在小说中，作者对她的刻画很简单，却也是表现出，当代的女性意识有着自我的独特个性。
二是物质影响，现代女性意识对于话语权的看重。
女性意识在当代受到物质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在物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女性在舒婷吼出独立自主的开始，到美国的女性追求女权的极致，中国的女性意识也有着改变了。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更多的女性在经济上自主的同时，要求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保证自己的利益。新婚姻法的出台，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女性发出了自我的看法，直指国家法律的偏颇，对于新婚姻法的见解各不同，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天涯等社区论坛中，女性都在表达自己的话语权，坚决的捍卫自我利益。
结论
总得来说，在舒婷《致橡树》中提出的爱情观的理想化和女性意识的启蒙化，到现代不同程度下得到了一定发展和衍生，对于新时代的爱情观还是更多回归一种精神上的纯恋，舒婷的理想化男女爱恋能够给我们一种精神的安抚；而女性意识的新发展，其实是一种糅合了时代的新意识形态，女性随着时代逐渐分担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对于话语权这些呼吁，也是随着时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仍期待一个相对较为理性的新时代女性意识目标能如波伏娃所预想的那样：“男女之间将永远存在差异或不同,但是这种差异或不同在合理的情况下只应仅仅是生理方面的,一切由于法律、风俗等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和差异都应消亡 ”，中国的女性意识能够走出现在复杂的局面，渐渐走向稳重和成熟目标。
参考文献：
[1]熊文娟,舒婷《致橡树》的再解读 文学教育 2010，（4）.
在中国诗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爱国情义始终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我们在很多边塞诗词中，能够看到诗人通过简练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情感，也能够充分感受到作者抒发的爱国主义情怀。
一、边塞诗概念
边塞诗主要是指将边疆地区汉族军民生活及自然风光为主要题材的诗。边塞诗最早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隋代兴盛，唐代进入黄金时代。其中有些宏伟的篇章是汉族文学的宝贵财富，极具历史意义。高适、王昌龄、李白等诗人都是典型的边塞诗代表人。
二、边塞诗词中爱国情怀的具体表现
边塞诗词中爱国情怀的表现形式较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统一
纵观历史，多少朝代战火纷纷，造成生灵涂炭，使得人们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很多爱国诗人也同样经历了战争，他们主张和平，并在诗词创作过程中，将自己的愿望融入其中。如陆游在《焉耆行二首》中，追怀汉朝统一西域的历史功绩“汉家诏用李轻车、万丈战云来压垒”；耶律楚材在《西域蒲华城增蒲察元帅》中曾立下“万里遐方获此乐、不妨终老在天涯”的誓言均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渴望；此外，陈诚等诗人也在诗词中表露出维护祖国统一的心迹。在众多诗词当中，很多诗人借助其他角色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如从思妇角度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困难，形成独特的边塞闺怨诗，金昌绪的《春怨》中描写了思妇日日牵挂远在战场中夫君，揭示了战争破坏了人民安宁的生活，反映了当时兵役制下广大人民承受的痛苦。
（二）守边戍边情怀
反对侵略战争，捍卫国家的守边戍边情怀，是我国古代诗词中的主要内容。王昌龄的《出塞》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从军行》中“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等表现了自身的卫国豪情，具有大气磅礴的气势[1]。众所周知，宋代时期是历朝历代，外族侵略较为激烈的阶段，爱国主义诗词成为当时诗词的主要趋势。苏轼的《江城子》中“会挽雕弓如满月...”；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的《破阵子》；陆游的《示儿》等都表达了重整山河、收复失地的愿望，朗诵诗词时，能够真正感受到其中的情感。
（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诗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还体现在自身责任感方面，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并将自己的情感渗透至诗词当中。如李清照《绝句》中的“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谭嗣同的《狱中题壁》等诗词中，都是诗人运用笔墨书写自身情感，这些爱国诗人不但是讴歌者，也是实践者，他们壮阔的胸怀至今为人们所传道。
（四）揭露统治阶级罪恶
边塞战争中，有防御性、侵略性，抵抗外族侵略的战争具有正义感，统治者为了满足的奢望而侵略外族同样为人民所不容。诗人从旁观者角度，控诉战争的罪恶以及统治者的阶级罪行。杜甫在《兵车行》中沉痛地写到“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表达了战争使得战士背井离乡、无数战士战死沙场的悲痛情感。高适在《燕歌行》中，运用对比手法展示了“战士军前半死生...”，一方面是前线战士前途未卜；另一方面是将领们歌舞升平的画面，让人们感知到战争对人们带来的伤害同时，也能够让人们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行为。统治阶级为了达到发动战争的目的，连未成年的男丁都不放过，最终导致“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的局面，造成大片农田荒芜，广大人民劳苦不堪。战士们边疆出生入死，统治阶级坐享其成，充分表达了脱离战争的强烈意识。
（五）讴歌祖国大好河山
面对大好河山，诗人们对养育自己的山河、大地也充满了热爱之情。边塞诗词当中，不乏诗人对山河的描写。王昌龄《从军行》中“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范仲淹的《渔家傲》中“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王维的《陕西行》中“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李白的《塞下曲》中“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等[2]。诗人们在山水吟诵中，不仅赞美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寄予自己的爱国品格，同时，山水与祖国的理念同在，也充分表达了诗人们对祖国统一的向往。
三、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受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古典边塞诗词中具有不同的特点及风格，但是，爱国主义始终是我国优秀的传统，也是中国文化，成为古典诗词的主流趋势。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经常品读诗词，不仅能够领悟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自身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还能够培养爱国主义品质，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一、引言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其中有很多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诗篇，特别是在《国风》中。据历代学者对《诗经》的研究，现在学术界公认的爱情诗有70余首。这些爱情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变，语言通俗易懂，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上古时期先民们的爱情婚恋观。《诗经》爱情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用比兴手法，即通过其他的事物或现象来描写爱情这一目标体。学者们对《诗经》中爱情诗的研究著述颇为丰富，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之上，从认知角度，对《诗经》中爱情诗的隐喻表达进行研究，探析《诗经》中爱情隐喻的哲学基础，以期丰富对《诗经》的已有研究，拓宽其研究领域。
二、《诗经》中爱情隐喻的哲学基础
《诗经》中的爱情表达多采用“比”和“兴”的表现手法，而这两者都涉及语义或概念的跨域映射与使用。《诗经》中的爱情隐喻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而概念隐喻理论又强调体验哲学在隐喻概念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已有的对《诗经》中不同类型爱情隐喻的分析与研究，发现《诗经》中爱情隐喻的哲学根基为体验哲学和阴阳学说。
（一）体验哲学
体验哲学认为空间概念、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是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因此人的思维具有“体认”特征，常把人的身体和经验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中国传统医学和哲学都认为“心”是人体生理结构中最重要的器官，从根本上控制着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因此，在《诗经》爱情诗的概念隐喻表达中，大量存在着用“心”作为始源域来隐喻地表达爱情的现象。
（1）爱情是心或心的产物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郑风・子衿》）
古人认为一切情感皆由“心”发，“心”是产生各种情感活动的源头，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古今汉语中都存在的对爱情的概念化的方式，例如：现代汉语中也有“心爱”“心心相印”“心动”等用“心”作为始源域来概念化爱情的表达方式。在上述诗句中，“爱情”通过“心”来描述，有关“心”的相关特征被投射到目标域“爱情”中去，而使抽象情感“爱情”得到具体化的理解与阐释。
体验哲学认为语言中的隐喻绝大部分来源于我们的经验和身体体验，经验在隐喻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诗经》产生的时期，中国正值农耕文化时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人们从事的主要是与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社会劳动。因此，《诗经》爱情诗的概念隐喻表达中，多以农业产品或农业生产活动作为始源域或喻体来概念化爱情，这与当时人们的农业生产经验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人们的相关社会劳动经验为《诗经》爱情诗中各种概念隐喻提供了基础。
（2）爱情是农业产品或农业劳动事件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卫风・氓》）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王风・采葛》）
纵观《诗经》，以农产品或农业活动事件来概念化爱情的表达也不在少数。如上例中，分别以“贸丝”“采葛”“采萧”“采艾”等事件来概念化爱情。我国古代是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古人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基本上都与农业相关，这种生活方式和经验决定了人们的爱情表达方式也多与农业活动或农业产品紧密相关。
（二）阴阳学说
中国文化深受“阴阳理论”的影响。“阴阳学说”主张阴阳结合和阴阳平衡，认为一切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和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事物都可以构成一对阴阳关系。男人和女人，分别作为阴阳学说中的“阳”和“阴”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所以，在概念化爱情时，会有“爱情是成对事物的相互结合”“爱情是依附关系”的隐喻性表达。
（1）爱情是成对事物的相互结合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
雄雉，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邶风・雄雉》）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邶风・击鼓》）
爱情发展的最终结果便是两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妻，以成对事物的相互结合，比如：“雎鸠”“雉鸟”等来隐喻性地表达爱情，体现了人们对爱情的美好的希望和祝福，同时也体现了古人淳恪⒏呱械陌情观和恋爱观。
（2）爱情是依附关系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召南・鹊巢》）
南有湍荆葛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国风・湍尽罚
按照周朝的礼制，男女结婚后，女方应住往男方的家里。男为“阳”，高大强壮，充满力量；女为“阴”，矮小瘦弱，弱不禁风；因此古时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古时的社会习俗以及男女的生理条件差异等因素客观上也决定了女性在爱情上和婚姻上处于从属地位。这一与爱情和婚姻相关的客观社会现实在语言上也通过隐喻得到了表征，如上述的“鸠居鹊巢（婚后女方须住进男方的家室）”就是典型的对“爱情是依附关系”这一概念隐喻的具体表达。并且在《国风・湍尽分校将高大英俊的男子比喻为“湍尽保温柔委婉的女子喻为“葛”，葛缠绕在湍局上，也隐喻性地表达了女子对男子的依附关系。
三、结语
《诗经》中的爱情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而《诗经》中爱情诗的一大特点就是运用隐喻表达爱情。本文从认知角度，对《诗经》中爱情隐喻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和阴阳学说进行了研究，并以具体实例加以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诗经》爱情隐喻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贺杰， 周流溪.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英汉爱情隐喻的哲学基础与文化映射[J]. 当代外语研究， 2015，11（11）：30-35.
[2]王许林. 《诗经》爱情诗的类型[J]. 诗经研究丛刊， 2005，（9）.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流落蜀中时写的一首著名诗篇，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千载之后，依然感人。“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不朽之作，集中体现了杜甫对安史之乱中人民苦难的认同和深切同情，如《新婚别》中，诗人以新嫁娘的口气诉说了千回百转的心事。《杜诗祥注》说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短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相望”，志之坚且贞也。频频呼君，几乎一声一泪。这样的诗，句句都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与热爱人民的感情相联系，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是诗人经常表现的重要主题。他的笔锋永远指向最高统治者。在《丽人行》中，他以非常生动而含蓄的笔墨，讽刺了在唐玄宗的娇宠下，杨氏姐妹所过的奢侈的生活；在《遣遇》、《甘林》等诗中，揭露出官吏把人民搜刮一空，造成处处卖儿鬻女缴纳租庸的凄惨景象。不仅如此，诗人还对统治集团其他各种腐朽现象加以多方面抨击：在《洗兵马》中，他指斥李林甫等官僚的得势嚣张；在《草堂》中，他谴责成都军阀李忠厚的作威作福和残杀人民；在《潼关吏》、《诸将五首》等诗中，他又嘲笑唐军将领的庸懦无能……可以说杜甫的不少诗都反映了徭役、租税和征战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在儒家文化中，“骨”、“骨气”，“气骨”是刚健中正的表征，诗人仁心广被，泽及天下苍生，以诗抒怀，用仁义培植和浇灌的爱国爱民的伟大品格在诗中得以充分彰显。应该说，这些仁爱情怀是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在杜甫诗歌中的自然推演。儒家仁的观念中带有浓浓的爱意，这种爱不是一己之爱，而是一种大爱、博爱、泛爱，它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杜甫生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急速转变时代，一生饱经忧患，境遇十分坎坷，他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体会，因而往往能一语中的，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共鸣。
在唐代，给人民带来最深苦难的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引起的内乱外患，这种情形在杜甫诗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不仅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残破景象，而且揭示出了更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壮丁尤少，于是统治阶级便用残暴手段，把结婚才一天的丈夫，还没有成年的“中男”，甚至年老妇人都一起强征入伍或服役，这一切都反映在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中，尤其在《石壕吏》这首诗中，表现得最集中、最深刻。
由于杜甫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到的灾难太深、太重了，因此他热切盼望战乱平息，好让人民过上太平的生活。他在诗中不断喊出代表着当时人民愿望的呼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直到诗人老年，也一直没有停歇过这样的呼喊。当安禄山率领胡兵蹂躏着祖国的土地，在大敌当前时，诗人一方面看到人民在官吏的横暴下被强征入伍，情形极为悲惨，另一方面他又怀着沉痛的矛盾心情，在《新婚别》等诗中，劝人民去从军，平息这一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大祸害的叛乱。正因为诗人对人民怀着这样深厚的感情，因此，当他听到有人建议迁都洛阳，取其地势险固，他却表示反对，认为只要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实行良好的政治，天下就能安宁。所谓“盗贼”，其实是被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这就是他在《有感五首》中表现出来的光辉思想：“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破碎的祖国一旦出现山河复整的气象，悲歌了一生的诗人又写出了欢乐而感人的诗，如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首诗不仅从他的每一个形象里涌出喜悦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地飞转着轻快的旋律。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5-0016-01
诗歌《茵尼斯弗利岛》创作于1890年，是爱尔兰爱国主义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早期浪漫主义风格的代表作。该诗以绮丽的自然风光为载体，表达了诗人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和对于远离尘世纷扰的极度渴望。诗作语言简洁、富有韵律、诗境浪漫，让人回味无穷，向往不已，以至于被选为爱尔兰中小学课本必读书目之一。国内外学者对于这首诗歌的研究与评论主要集中在分析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和诗歌本身蕴含的音乐性。仔细探究诗歌创作背景后，笔者对诗歌中的浪漫景色折射的理想世界有了新的了解，认为诗境中描绘的景色是诗人心中传统爱尔兰的轮廓，表达了诗人希望祖国复兴的迫切愿望。
全诗分为三节十二行。简短的文字将诗人内心美好的世界表现无遗。诗歌开头：“如今我要起身离去，前去茵尼斯弗利。”描述了诗人想要前往这一理想之地的迫切心情。茵尼斯弗利岛是爱尔兰斯莱格郡的一个四面环水的湖心小岛，也是叶芝童年生活的地方，它远离市区，风景优美，地理位置独特。这使它成为叶芝心目中逃离现实困境，寻求安宁自在的不二之选。在那里，他用美妙的诗境编织了一幅远离尘世的理想生活：“用树枝和泥土，在那里筑起小屋；我要种下九垅菜豆，养一箱蜜蜂在那里；在蜂吟嗡嗡的林间空地幽居独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那个年代的爱尔兰也只有在诗境中才能感受得到了。19世纪末期，爱尔兰正遭受着百年一遇的，人民食不果腹，饿殍遍地，而英国政府对此漠不关心，还自私地要求退耕还牧，加大爱尔兰对英国的畜牧业出口，这一举措更加大了饥荒的严重性。这一切使得爱尔兰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诗人叶芝借由茵尼斯弗利岛这一象征形象，表达了希望爱尔兰脱离殖民国——英国的渴望。他相信，只有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爱尔兰的经济才可以稳定健康地发展，人民才能过上如诗境般宁静祥和的生活。
诗歌第二节，诗人描写了茵尼斯弗利岛上昼夜交替的景象。“我将得到那些宁静，那里宁静缓缓降临，那里的子夜水光粼粼，正午紫色辉映，黄昏的天空布满红雀的翅膀”。宁静的夜空和湖水，隐喻着安详的生活，没有歧视，没有冷漠，没有剥削和死亡。这种平静的生活状态是诗人对于儿时在斯莱格郡那段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感的浓缩回忆，也是诗人为理想国度描绘的蓝图。叶芝12岁时，跟随父亲举家迁居至英国伦敦。从此开始了往返于爱尔兰斯莱格、都柏林和英国伦敦之间的生活。巨大的文化差异，被殖民者的身份地位，使诗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深深感受到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性和使命感。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像其他的反殖民统治的诗人一样，叶芝为之战斗，斗志昂扬的展现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轮廓。”在叶芝的诗歌中，他将英国看作是代表着粗俗、浮躁、物质的一成不变的世界。英国和爱尔兰呈现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鲜明对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芝心目中存在着两个爱尔兰，传统的爱尔兰充满精神力量，浪漫氛围和优雅的气质。都市化的爱尔兰是世俗的、肤浅的。后者不再是独立的国度而是英国的一部分。诗人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回归古老、简单的爱尔兰，回归那充满英雄和传奇史诗的古韵犹存的年代。因此，在他的诗歌中，他很少描述爱尔兰东部那些政治文化中心地区，相反，他的作品主要包括如斯莱格郡的茵尼斯弗利岛般的乡间原野。他相信，那里仍然保留着古老的传统，传承着自然而简单的生活。而这一切赋予了他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描绘古代传统和谐的爱尔兰。在茵尼斯弗利岛上，叶芝浓墨重彩地营造了一个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事实上，是他渴望传统和谐的爱尔兰的一种投射。
诗歌第三节写道：“如今我要起身离去，因为没日没夜，我总是听见湖水轻舔湖岸的幽音；站在马路上，或踏着人行道的灰色，我都能听到那水声萦回在我深心。”人行道的灰色和第二节“紫色辉映”形成鲜明对比。灰色代表冷漠和沮丧，而紫色代表高贵和愉快。这说明在叶芝看来他所身处的社会充斥着令人失望的各种因素，而茵尼斯弗利岛正是美好之所在。“灰色的人行道”使人不禁想起诗人所处社会的无尽的苦难：带来的贫瘠和荒凉；殖民者的横征暴敛，工业革命使得人性淡薄。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中，诗人一遍遍描绘着茵尼斯弗利岛湖岸的轮廓、湖边的美景，迫不及待地前往它的所在之处。
在诗歌《茵尼斯弗利岛》中，诗人叶芝营造起一个离群索居的浪漫诗境。这种诗境投射出的是诗人对于爱尔兰民族复兴的热切盼望，对传统爱尔兰和谐社会的无限向往。
参考文献
[1]Edward W.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New York：Basic Book，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