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12-0022-04
在新的时代与历史条件下，怎样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认识和明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立场、方法，直接影响到这个重要课题研究的效果。《陈先达文集》（1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文集》，下引仅注卷本及页码）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就其方法论层面的启示而言，应当注意坚持如下原则。
一、问题导向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它的根本意义在于解决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既包括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和社会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也包括国内外一直关注的实践问题，而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又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往往体现在其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把握上。纵观整套《文集》，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生活随笔，都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原则。问题导向主要表现为现实问题、结合意识和真理问题的导向，只有把现实问题、结合意识和真理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功能。
多年来，陈先达教授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关注现实，把理论问题和实践中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理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西方马克思学等，当时国外学者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占据着关键地位。陈先达教授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评价问题、马克思的历史观及其形成的实际历史过程，或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等等，这都是世界性的难题”[1]，在对以上难题进行详细研究后，他明确指出：“把所谓青年马克思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或者把唯物史观归结为抽象人道主义，或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主张一种人道主义，都是片面的。”[2]由此体现了他鲜明的学术态度。他不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还把这些理论运用于对现实生活的分析，以实践检验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加快，各种问题，如贫富差距、腐败、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生态破坏、食品安全等问题，导致不少人质疑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但在陈先达教授看来，这些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尽管历史发展有相似现象，但不同社会中对类似现象的处理方式和后果都不尽相同”[3]。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提出了一系列对于我们辨识当代问题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观点。
结合意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若干体现自觉结合的意识。陈先达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存在于结合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存在于结合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力也存在于结合之中。在中国坚持结合，当然是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的实质，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者的统一。”[4]由此可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结合意识是高度重视的。在《文集》中，陈先达教授提到多方面的结合，如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哲学和生活的结合、传统和当代的结合、民族和世界的结合、中西马的结合等。他指出，就根本特点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这种结合不是融合，尤其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这种区分更加重要。从大的范围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从产生的土壤看则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如果是融合，对两者的发展都不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结合比融合更加适合处理两者关系。由此，他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导向正确，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有中国特色”[3]292。
除了关注现实问题和结合意识，还要重视真理问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破产论”的喧嚣一直不断。陈先达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揭示的真理不会过时，“在当代，除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哪种学说能对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和方法上提供既有科学性又能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3]28真理没有新旧之分，“真理的有无问题、真理的客观性问题，不是一个纯思辨的形而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5]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发现，“当前，一部分青年人的所谓信仰危机，突出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淡。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理解，不感兴趣，甚至拒斥”[6]，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都应对此怀有某种忧虑。
由于作者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则去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因而使所有的论点都有一个问题基础。这个“问题导向”思想方法的精髓就在于正确处理好现实问题、结合意识和真理问题的关系。只有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坚持好问题导向的原则。
二、高度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一样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一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者一定坚信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如果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职业，但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可能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道路上产生“灵肉分离”的问题。陈先达教授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他身上，这二者是统一的。具体来看，这种统一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专业、信仰、职业的高度统一。在《文集》第14卷的序中，陈先达教授说：“我是1953年国家用一整列火车从上海输送到北京的应届毕业生中的一员”，从此以后“就与马克思主义结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7]71。可见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专业，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为职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文集》的每一卷都展现了他在不同时期所思考的主要问题，从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到后来的市场经济问题、普世价值问题，再到历史唯物视域的财富观、历史的科学评价。透过《文集》，我们可以看到具体问题虽然变了，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始终没有变。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文集》第1卷是《走向历史的深处》，这部著作体现了陈先达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彻底掌握，奠定了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正是具备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底，他才能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价值观等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理论做出进一步发挥。当然，正如他说“我不敢自吹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不管国家遇到多大困难，我个人遭遇如何，我虽然也有过困惑，有过苦恼和迷茫，但从根本上说，我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信仰。”[7]71他在“既姓马，也信马”的道路上虽也有过困惑，但他始终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其二，治学和为人、教书和育人、理论和实际的高度统一。陈先达教授在从教60年的过程中，治学态度严谨，为人谦虚，因此深受学生和同行尊敬。“古代哲学家有对话体，对话体也可以看做聊哲学”[9]，《文集》第13卷《散步・路上》，就是他c学生在散步途中一起“聊出来”的哲学著作。如果不受学生尊敬，不具备谦虚的品质，散步的路途中就只能产生一种声音，不可能产生对真理真诚的对话。陈先达教授认为，“要想讲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须啃硬骨头，敢碰现实中的困难问题”[10]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高校教学和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专业人才培养和各类人才哲学素养的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能够把治学和为人、教书和育人的关系处理好，这里当然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这里讲的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并不是之前所强调的结合问题，而是在治学为人与教书育人的语境下讲的，它表现为《文集》对许多文史哲的综合，强调基本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这是《文集》，尤其是生活随笔诸卷的一大特点。作者熔文史哲于一炉，用实际的例子说明抽象的哲学理论，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因此，有的学者把《文集》称为史论结合的典范。
其三，科学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但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理论家们为这个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根本性质来理解和评价陈先达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学说，它随着实践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学说，它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批判态度对待各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学说。它始终坚持党性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反对各种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1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具有共性和普遍性，但不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自然也具有个性特征。陈先达教授认为，“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文章风格，以及独具特色的范畴体系”[12]，因为哲学如果“没有生命的搏动，没有生活的体验，没有个性，只有纯逻辑的推论，这种哲学肯定是枯燥乏味的。”[13]可见，他提倡的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平衡。
哲学是以思想的方式体现的人类文明成果，如何将其内化到个人的生命中来，不同的哲学家、教育家有着不同的境界。透过以上三个高度的统一，我们看到，陈先达教授把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学术高度的融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三者的高度统一，从而能够用学术生命体悟时代、体悟生活、体悟中国、体悟世界。
“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该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施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可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发展壮大。在如今中国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要性，以便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哲学理论。在学者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繁为简、由抽象到具体的一个过程。[1]其中“大众化”的“大众”，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由少数人理解并掌握到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掌握的一种文化的一个过程，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般人民群众所共有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才能掌握并拥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另一方面是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历去丰富、去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根据现在我国社会的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推进到广大人民群众中这个问题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最终开辟出了教育引导、文本传播、思想改造、媒体宣传、组织推进、制度安排等一系列相互配套且行之有效的基本推进路径。
二、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要随着社会而发展。许多人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距离他们十分遥远，属于书斋里的学问、执政党进行形态意识的统治工具，而且已经过时，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2]还有些人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种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概括性的科学，一直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思想上，更无法看到其革命性和现实性。另外，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意义存在很多误解之处，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我国的社会活动中的实践难以尽如人意。因此，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首先要更正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误解，端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在社会实践中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让人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是经典的哲学思想，而且是可以在我国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正确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含义，并认可它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革命性和实践性。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原则
如果要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首先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这样更有助于确定研究的方向，了解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在社会活动中的实践意义。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要继续深入，通过社会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关于思维、社会与自然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可以将抽象的哲学理论转变为通俗化的语言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第二，在积极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应该宣传其获得的最新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践性，而且还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成果与当前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去丰富和壮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后，将社会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结合现在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观点以及立场，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的同时，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根据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需求，我国已经探索出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基本推进路径。以下我们主要把这些基本推进路径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简要的讲述。
1、把抽象的理论运用通俗化的语言来诠释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较为抽象化，很难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掌握。因此，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中，应使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来诠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其进行理解。[3]例如，在进行文本宣传时，采用朴实的文字、大众的语言、日常的题材来诠释科学的理论，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接受的过程中不会感到哲学理论的晦涩难懂。另外，在此过程中，应当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庸俗化的尺度，避免走向庸俗化，进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印象。
2、用大众化的哲学指导社会实践
推进马克思哲学理论大众化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适应当今社会生活的发展，因此，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以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用大众化哲学进行指导社会实践工作，马克思指导实践工作的关键也在于此。所以，如果想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充分发挥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只有将其与社会实践互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快速前进，不知不觉之间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3、多种宣传方式共存
随着现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方式也越来越多。若要快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要接受多种宣传方式。根据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使用不同形式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工作更进一步。首先要考虑到各个阶层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理解能力以及思维方式等，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将晦涩难懂的理论与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起来，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的思想文化，真正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马克思曾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因此，在当今社会，随着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必须的。然而，推进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即使当今一些学者已经研究出一些基本推进路径，在实践的过程中，其间必然要经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时期。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比较难懂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学问通俗化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从抽象难懂向具体、通俗易懂转变的变化过程，这样使得原来仅仅有一小部分的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转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与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命运。人民大众包括的群体众多，无论何种职业、宗教、地位等人群都可以称之为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作用重大，人民大众创造了历史同样承担了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所运用，而不是“小部分人的特权”。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和用人民大众从实践中不断积累的知识、经验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行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要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之通俗化的语言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民大众理解并运用。
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进步，经济文化不断地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第一，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小部分学者们的知识，而且他们只是执政党的一个执政手段。第二，一部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晦涩难懂的理论，没有认识到其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意义。最后，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至今仍有一部分人对马克思列宁等经典思想家的观点还存在着一些偏见和误解。实际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单单只是这些思想家的经典观点，还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发展的指导人民生活的更好的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对过去错误看法和误解予以更正，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应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中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但是，在生产力、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变化很大，这种变化势必会引起哲学领域的变革。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提出与19世纪为了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在社会的变化中要不断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的丰富。将高深的哲学理论转变为能被人民大众都接受的文化理念，使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继续服务。
2.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
2.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研究
专家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和推广过程中，应该继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成果理论继续重视和发展。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品一般都是比较高深专业难懂的思想，因此，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要将高深难懂的理论思想简单化，使得人民大众都能接受，最理想的就是让文盲都可以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上下都理解拥护。
2.2对最新成果的宣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点之一，推动最新成国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大力推进哲学基本原理的创新，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3应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应在当今的社会实际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观点来指导社会发展，促使社会的科学发展。除此之外，还应和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紧密联系，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和情况。
3.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方法
3.1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深奥的哲学理论
在具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过程当中中，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将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转换为通俗易懂的理论，使得人人都可以理解都明白，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更进一步发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以采取诸如将相关的理论书籍用大众化的语言进行编写等措施，使得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其地位不能变，它是人人都需要尊重敬仰的一种文化，不能过于低俗或者庸俗。
3.2运用多种宣传方式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需要多种宣传方式的综合运用。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实现宣传手段的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使得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但在这个过程也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诸如生活习惯、知识水平等因素，将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呈现给大众，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进一步的深入。
4.结语
在我国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公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升发展的过程中，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要将理论向大众化推广。而且在现在发展关键时期，一部分人员的思想意志不坚定，产生了动摇心理，使其推广到大众化的时间和任务更加紧迫。
参考文献：
[1] 滕俊博. 浅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及推进路径[J]. 科技视界， 2014（36）：184-184.
[2] 尚庆飞.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与推进路径[J]. 河北学刊， 2008， 28（3）：18-20.
一、中国马克思学是对西方马克思研究范式的扬弃
20世纪20年代，在列宁支持下的梁赞诺夫，就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并且率先开始了创建马克思学的奠基工作，梁赞诺夫提出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旨在强调要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去研究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与思想、理论与实践，使之成为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粱赞诺夫把构建马克思学、创立国家乃至世界的马克思学研究中心，作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主要任务。他围绕这个中心目标，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的马克思学并未真正发展起来。使马克思学成为西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主要范式要归功于法国学者米里安，吕贝尔，他明确用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学在法、德、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逐渐兴起。而在前苏联学术界，20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学在苏联逐渐成了-中性概念，人们讲“苏联马克思学”时是肯定性的科学概念，讲“西方马克思学”时则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即西方马克思学是一种意在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这一概念从苏联传人中国后，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源于苏联的僵化的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正因如此，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传统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学成为学者们积极关注的对象，他们逐步走出苏联意识形态的樊笼，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马克思学，在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关注和评判中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一方面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厉批驳，另一方面打破了僵化的传统研究模式，主张重新为马克思学正名，还其以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本来面目，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和呼声。在《马克思学本文由收集整理新奠基一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一书中，王东教授明确提出：要创建既不同于原苏联也不同于西方吕贝尔等人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主要是针对苏联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而言的，意在强调这是中国人独立研究、自己创造的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一门学问。它不仅要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而且要扬弃超越“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包括五层独特涵义：
一是强调这是我们中国人独立进行的马克思学的一切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他们的理论框架与基本思路，而是力图独立研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成一家之言的。二是强调我们必须超越“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三种流行的解读模式，采取“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不是通过其他人的理论框架，而是直接面对马克思，把马克思本人文本与思想，作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思想源头。三是强调我们将努力发掘中国古典解释学的思想宝藏与方法宝藏，并把它与近现代西方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熔为一炉，在解释方法上凸现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中国解释学传统深厚独特、源远流长，完全可能使我们在构建马克思学，尤其是解读、发展马克思哲学方面，比起西方人、俄国人来说，达到后来居上的效果。四是强调我们今天对马克思的解读，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的思想足迹，而是要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在马克思哲学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五是强调我们所作的解读，是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理论铺垫的基础工程。
二、中国马克思学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尽管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和治学方法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范式的角度来看，大致有如下三种：原理解释研究范式、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文本解读研究范式。
所谓“原理”，它意味着某些哲学问题比别的哲学问题更为基本，因此也更为恒定和重要。它将自己建立在一种无时间性的、永不变化的理性之上，或者至少假设理性(范畴)的形式属性不可改变。原理解释范式承袭于前苏联教科书的研究和学习模式，是学者们对原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主要是理论宣传或在课堂上宣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概括。原理解释范式浓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如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点和原理，以及实事求是、辩证法等。它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价值不能被完全否定，从特点和作用上来看，它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一些通俗易懂、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熟悉的教材和读本，一些易于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相联结、相沟通的应用哲学范本。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原理解释范式的局限性开始显露出来。它逐渐凝固化为一成不变的、超时空的哲学范式，其特点是非反思地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各种教科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仅仅变现为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例来论证基本原理的正确性。这样，基本原理演变成为干巴巴的政治教条。虽然它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哲学智慧精华，但实际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它一再声称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事实上，教科书哲学的内容多年以来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它以穷尽了一切真理的面目出现，人们只能对其“照着讲”，而不能“接着讲”，以致人们因为原理的僵化而越来越反对它。不言而喻，这也使后马克思主义者与那
些坚执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氛围具有了某些相关的理由。因而，中国马克思学提出我们要回到马克思，直接面对马克思，把马克思本人文本与思想，作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思想源头，结合时代特征，在马克思哲学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
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是一种通过同中国哲学、其他西方哲学的比较、对话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国哲学研究和教学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大专业学术领域，形成了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面的三大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的、开放的哲学，在其产生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批判地继承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因此，它在随着实践而发展的时候，也应该继续批判地继承人类的文明成果。但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对象，研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就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批判的资料。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关系的这种错误理解。不仅限制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研究，而且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常进行。随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哲学研究中，对待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错误态度得到了纠正，出现了三大学科平等发展的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学成为学者们积极关注的对象，他们逐步走出苏联意识形态的樊笼，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马克思学，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但是，一些学者虽然摆脱了教科书的阴影，却陷入了由西方马克思学所构建的更为精巧的意识形态陷阱中，对其潜在的危险缺乏认识，从而全盘接受了它所提出的观点。尽管西方马克思学一再标榜自己的学术性和超党派性，但实际上“西方马克思学要取得的是解释、评价和发挥马克思理论的专利，攻击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学提出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足迹，而是要批判地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要独树一帜，独辟蹊径，使之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文本研究范式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文本的研究和诠释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马克思生前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的著述，为后人了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文本依据。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传播和发展、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理解、解释和运用的出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文本的问题也就产生了，并成为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在谈论着这个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本研究和解读的方法论思想。长期以来，在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由于客观和主观的条件的限制，文本研究范式未受到足够重视和应有尊重，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全集不全”，“以苏解马”等。现在亟待弥补和加强，这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补课”。所以，中国马克思学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本人文本解读作为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基础。
三、中国马克思学是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回归与超越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学等同于文献考证，是一种对文本的过度崇拜与迷信，是一种文献学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情结，因而是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绝对化的唯一可能的范式。这无疑是对于中国马克思学的一种误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一直以来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得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的重要理论，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被中华名族所认同和接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以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基础来构建的哲学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最早是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所提出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则具有四个特征：第一，针对事情本身；第二，对时代精神的表达；第三；具有特定时空性；第四，不断地被本土化。根据马克思的构成和特征，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一个不断被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最先是由艾思奇等所提出的，主要是讲利用辩证唯物论对中国通俗化和现实化问题的处理，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这一理论已经成功运用到科学、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历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还包含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总结中国人民奋斗的实践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有学者指出，特别需要在哲学范畴、语言的选择与创造上下功夫，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严谨、规范、富于论证性的学术品格。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不仅存在联系，同时还有一定的区别。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更为复杂一点，具有民族化、通俗化以及具体化等特殊内涵。其中民族化是指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以及立场对中国的哲学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继承，结合实际经验，使其具有中国派和中国作风，同时还具备精神风韵、哲学原理以及价值取向等内容。通俗化则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和原理的表达，在语言文字上必须要采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使哲学挣脱书本和课堂的束缚，真正实现人们对哲学的理解，有效地利用理论知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而具体化则是指对中国历史的经验和马克思哲学理论进行哲学概括，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辩证唯物论，促进中国改革建设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必须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近代中国的革命必须得有科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第二，针对当前社会的不同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论和哲学论。通俗地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来源于其在中国的实践，是近代中国革命所必须的。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挥这么大作用，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近代中国革命需要这种理论知识，具备这种条件，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能够更好地被中国人民所利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各种思想理论的比较过程中，慢慢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俗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相关问题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都抱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主要有现实和理论之争，部分学者为了超越这种概念，走上了现实与理论相结合的道路，大力倡导在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候，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视野和现实眼光，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具备独立思考的空间，并保持清醒和理性的状态。这种理论虽然目前很受大家推行，但是其自身还是存在很多的弊端。比如，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是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而这种“结合论”的哲学理论在形态上还是比较模糊，从文化学基础上来讲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从哲学的现实性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现实问题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根据以上所讲的内容来看，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结构特征主要有现实性的坚持和理论性的保持。
我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的哲学理论，在特定的时代解决其实际问题，要想其理论更好地在一个国家实现，其主要前提是这个理论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这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敏锐的捕捉到了时代的特殊，准确的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也深刻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是圣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早在1930年5月就已经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明确的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融合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断变化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进一步的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方略，提出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并将党的工作的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由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上来。这是一次思想，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次艰辛探索，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继续和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车轮的行进，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给广大干部、群众，甚至是整个国家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此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同志，虽然在粉碎“”，开展揭批“”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僵化的的坚持“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使得彻底纠正“”错误的要求和愿望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党和国家在工作上出现了徘徊的局面。此时已经恢复党内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为了彻底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性，强调了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由此党内开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继之后有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放运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更进一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高度评价了之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上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而这一次的变革，不仅仅是邓小平新的理论的提出，更是一次“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结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代、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之所以要中国化，除了解决中国实际性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避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讲，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只适合西方国家，并不适用于中国，如果将其直接照搬的话，很容易阻碍中国的发展，并且不容易在中国环境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要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从全球的文化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具有世界和中国的“时代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不单单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辩证活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种哲学形态之间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中国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进行指导的过程，并不是说全部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编制和表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的具体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
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具有哲学化，根据中国建设、革命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时候，曾提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所提出的“两类矛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对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第二，方法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在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使其成为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体。其中实际工作方法就是对世界观的应用和体现，将科学的世界观转变成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第三，群众化，简而言之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被人民群众很好地接受和掌握，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和宣传，加大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第四，实践化，将理论知识有效地运用到实际情况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的特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实践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思考
21世纪的到来，国际的局势在不断变幻，世界已经从单纯的两极对抗，变成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南北合作，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必然。如何掌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知识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整个时代的任务，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应该很好的去学习与实践。年轻的我虽然思想稚嫩，但我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有一些思想，我觉得：
（一）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结合实际情况
通过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具备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对此，必须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制定具体的理论基础，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正确认识文化的多样性与指导思想，正确批判和继承传统和外来文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以中国的文化为基础的，同时还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其社会生活，但是在目前经济条件下，由于处在一种多样文化环境中，其思想领域经常会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对中外文化的优秀内容要进行有效地批判和继承，并且不断地进行创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三）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其哲学传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人们的思想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教育活动，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不仅要做好理论知识的教育工作，同时还要结合本国国情和实际情况，更深层次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内容，使其更符合中国特色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尹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
[2]王桂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文本解读与形态创建[J].党政干部学刊，2011，（12）
[3]李岩，田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J].鸡西大学学报，2011，11（3）
[4]李成旺.历程、效应与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再考察[J].学习与探索，2010，（5）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苏东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并赋予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突出了下列几方面。
一、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二、方法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把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群众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抽象的理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的思想武器,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
四、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哲学思想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020―07
一
一个“问题”的提出，在逻辑上至少有三个本然性要求：其一，它必须以相应的理论预设为前提；其二，它必须具备逻辑上的直接周延性；其三，在问题的预设中，已经有了几个尚不明确、有待确定的内容，这实际上是说在哲学问题的提出时，已经预设了自己的答案域。它的逻辑式为：
有问题A，
所以有关于A的求解方式a1，a2，a3，…，an。
{a1，a2，a3…，an}即是A的答案域。
哲学的问题提出，同样有着逻辑本然性的意义。新的哲学语境下，作为“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或理论预设，来自于历史和现实中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认识所形成的两点逻辑共识：
第一，马克思哲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中的一部分，但中国的马克思哲学却是现代中国哲学一个最重要的内容。(预设1)
第二，对于现实中国来说，不经“中国化”的哲学是无效的哲学。尽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已经有了近百年传播、普及的历史，但时至今日，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并没有真正构成中国人的思想理念和生活理念，我们还远未“完成”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预设2)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给出了自己的理论预设，并且用当代中国哲学的方式，表达了这种预设的逻辑语序。
在预设1中，给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肯定判断。预设2却可以引申出与这～判断相悖的一组命题：
“马克思哲学非中国化”
“非马克思哲学的哲学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化”
如果把预设1中所给出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记作“SAP”(A型判断)的话，那么由预设2所引导出的三个命题均为“SEP”(E型判断)的理论表达式。A判断的意义存在于对E判断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将通过“SEP”的肯定形式来完成。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中，恰恰是由于马克思哲学的非中国化、非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化三种形式或三种理论趋向，偏离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预设方式，才使“问题”在“不满意”的过程中凸显自身的价值。它必须通过对这三种形式的否定，即通过对“SEP”的理论倾诉，完成命题的完整表达。于是，在这种理论预设中，凡是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引向马克思哲学非中国化、非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或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去向，都是“问题”本身所不能允许的。
逻辑本然性的第二个含义是问题的周延性。作为“哲学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要表达的不仅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切”，而且还要力图表达我们“可能知道的一切”。在“已经知”和“可能知”的关联中，显现了“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周延性。
如果“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仅仅是中国马克思哲学学科的一个问题，那么，它还构不成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曾经奠定了现代中国哲学视阈内所有哲学问题阐释的根基，并且由此规定了诸如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向和终极目的。因此，作为“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所涉及到的就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学科，而且是中国当代的全部哲学。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它的“中国化”反思，就一定要突破原有哲学体系形形的束缚，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释放思想的能量，展开新的想象。它将在当代中国哲学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思路、表述风格等方面，以自己鲜明的民族风格来体现中国哲学的当代水平。在“可能知”的理论探求中，它所着眼的不是“可能知”的个别或局部，而是它的全体。作为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不是以直接性的形式体现问题的周延，而是在一个“共同的前提”的揭示下，包含着问题的周延。这个共同前提就是中华民族自身哲学的历史承当，它的逻辑语序方式远非传统哲学所能包容得了，更非能够通过教科书哲学的形式所能书写的。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设定，最复杂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它的“答案域”了。按照逻辑学的要求，“问题”的提出意味着答案的锁定：问题域决定了答案域，问题的答案必须框限在答案域中以保持自身逻辑的同一性，它不仅在答案域中给出答案的被选方案，而且给出了选择方案的逻辑路径和逻辑手法。因此，逻辑的问题答案域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区域，它的答案在更多情况下是问题的进一步展开，也就是说，它的答案之可能性已经包含在问题之中。现代哲学问题的设置，显然不满意这种逻辑要求。康德已经通过自己的哲学路径反叛了逻辑学的这个要求。在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中，它把知识的含义作了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从而在颠覆了传统知识框架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化界的方式。得出认识既是可以完成的，又是不可以完成的结论。显然，在康德的“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提出时，并没有包含着这个结论，而由这个问题推出的终极结论，却不仅仅是认识或知识何以可能，而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哲学的“思”改变了逻辑的“视”。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说哲学问题的“明晰性”或“清晰度”，不表现在“答案域”的明确规定上；二是说哲学问题能否成立，不在于同一性要求下的逻辑自洽。而有可能在于打破问题的同一性之后所引发的新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当代研讨中，希望以明确的“答案域”规定问题指向的不乏其人。这种理论的语言表达式是“必须是……”，如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必须是民族化”、“必须是现代化”、“必须是全球化”等等。这种明显带有“”遗风的语句中，除去给出了一些空洞乏味的口号之外，没有任何有助于问题展开和解决意义上的实际内容。在这种语句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不可能构成“哲学问题”，它充其量是以蹩脚的方式重复了为现代哲学所蔑视的陈词。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问题。是由于它在不确定的答案域中给出了种种应然性的可能，而关于这种可能的寻觅与确定所展开的内容。会远远超出问题的直接范围。因此，作为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消解自身的“问题”，从而把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能力，引向一个更高的领域。
二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逻辑元素的添加，还不足以说明它如何构成中国当代的哲学问题。逻辑上的本然性在现实中所以能够表现为一种应然，一定有着构成应然的新内容。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当然首先是来自于关于这个问题历史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语义内容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而作为中国当代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恰恰是在对原初语义的消解中，构成时代的哲学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传统路径是由经验而先验的过程。关于“自由”与“解放”的经验性想象。是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出场语境。在这个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的魅力来自于它自身世界哲学的特质。更来自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经验的想象构造了经验的解释原则，它使“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获得了这样的解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树立马克思哲学指导思想的权威，又要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根据，从而实现思想武器对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当马克思哲学的语境随着中国革命成功而发生变化时，这种经验的解释原则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就只能作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种解释方法或手段，而不是“原则”了。新的哲学语境为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带来新的渴望，这种渴望激发了哲学的先验想象力。于是，在先验想象力的释放中，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的先验原则，成为中国哲学新的解释原则。在这个原则下，马克思哲学以其“普适性真理”的形式。改变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马克思哲学命题中的“是”之内涵，从而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方向，锁定在终极真理目标上。
由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可以看出关于这一问题的两个历史含义：在经验原则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含义是“把马克思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先验原则中，这个问题的含义则是“如何把作为绝对真理的马克思哲学，化为中国人的终极真理”。
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的逻辑链接是知识论的哲学语句。知识论的终极解说设置了以知识论为根基的哲学的宿命，也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终极走向铺设了一个无法超越的目标。当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先验企及演化成现实中带有准宗教意味的“中国马克思哲学”时，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就永远地休止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想象力。铺叙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起始于一个民族的真诚渴望。但却在十年的思想窒息中戛然而止。神化语境下的马克思哲学。不仅以神坛的光晕取代了真理的内容，而且也在形形的造神运动中，窒息了渴求真理的欲望，封闭了真理求索的方式。它在导演了社会和民族整体灾难的过程中，也使自身走向死亡。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有过历史上的辉煌，也经历过一个民族的惨痛。它的重新提出，决不是要单纯地捡拾一个历史的话题，更不是要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回到历史中去。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能够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一定有着它的根据。而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哲学的智慧和哲学的勇气找到这个根据，进而在当代哲学的土壤上，挖掘这个问题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成为中国当代哲学问题的第一个根据，来自于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先验原则所构架的目标是虚幻的，但这种虚幻的目标却有着一个真实的背景。无论怎样评价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普及运动及其意义，我们都必须承认，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在马克思哲学的熏陶下开始认知“哲学”的。对于一个不可能具备西方哲学传统的民族来说，接受“哲学”这样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是极为困难的。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传人，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使这种文化在现代化的入口处，找到了一种融入世界、从而获得新生的可能。在所引进的“哲学”话语体系中，由于马克思哲学的传人及传播，我们获得了一个梳理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时代根据，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可以和时代对接、因而可以和世界对接的话语平台。它使我们站在世界的角度上审视自身的行为，成为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不仅激发了传统文化的思想活力，而且预示着一个民族最终将在人类利益的整体目标规定下，重新思考自己的利益和自身存在的价值。哲学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这种感召，是通过马克思哲学的引进、宣传、普及和深化过程，逐渐得以体现和完成的。
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理解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不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在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也不是由于在过去的岁月里它所获得的被给予的尊严，而是由于中国当代哲学的“源头”，几乎完全可以指向马克思哲学这一理论本身。关于“源头”的理解和认知程度与水平，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整体水平。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大多是由“马克思哲学”而走进哲学的。尽管在今天的哲学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哲学的“流派”和“分支”，但是在流派的主张或分支问题的研讨中，均可以时刻感受到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的影响，感受到马克思的一些基本结论对这些研究的指导和支配作用。同样，尽管马克思哲学并没有在“中国化”的历史性努力中真正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理念和价值理念，但近百年的努力结果，却的确使马克思哲学化为一种理论研究中的民族情结和话语共识，它使中国的所有理论研究和问题研究，都会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下，接受着为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指导。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哲学挥之不去的情感依恋，已经成为哲学领域的精神支柱，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设想，离开了马克思哲学，我们的哲学还有什么。
当哲学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这种民族情感时，它所能够深刻感受到的是，这种来自于传统批判、宣称“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哲学，已经变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在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支撑这个传统的，不是关于马克思哲学认识所获得的结论，而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原则。把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其首要意义就在于对这个“传统”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将会把哲学的目光聚焦于当代中国的全部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根据，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一个哲学新生的时代语境。在这个语境中，首先受到质疑的是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共识”。当教科书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以后，哲学研究领域中，终于出现了以“各抒己见”为思想差异表达方式的状况。但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学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理论研究者不自觉的理论前提，因此在所“抒”之“己见”中，总是在千流归宗的趋势下“回归”到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中去。高清海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旧的思想不被打破，就不会产生新的思想，而新思想又一定是在旧思想中产生。“思想成了思想前进的最大障碍”，让思想走出思想，这本身就是个悖论。中国当代哲学的生命力的象征，就在于能否走出这个悖论。当历史上形成的理论共识仍然成为“共识”的情况下，不同观点或由这些观点所形成
的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对“流派”与“分支”之间之“异”的过分追究，就显得有些轻浮和滑稽，因为，无论其间“异”在哪里、“异”有多少，最终的“同”却一定会在为中国人认可的“马克思哲学”这样一把唯一尺子下，丈量出各自的长短。既然是同在屋檐下。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天高任鸟飞了，同根相生、相煎何急的传统，将最终使任何争论都会失去自身的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理论界力图走出“教科书哲学”所遇到的重重阻碍，时至今日，这种“改革”仍然面临着如何走出困境的巨大考验。显然，虽然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共识”，已经无法得到现代哲学的认可，但“解构”这种共识的工作，却同样需要在以承认共识存在的客观性前提下，寻找破斥这种共识的思想路径。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当作时代的哲学问题，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知道，以教科书哲学为主题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共识”，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形成的。那么。关于这种“共识”在当代社会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谋求、反思或追问，也就必然地把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和认识。当作中国当代哲学思想的对象，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哲学所形成的“社会共识”的哲学追问，必然会以这种“共识”的原初内涵为追问内容。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自身问题的第三个根据。
在哲学的经验语境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内涵最为典型的表述，就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当代哲学语境中，首先是“结合”的两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已经走过了它原初的素朴阶段；另方面，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更是与革命或建国初期的“实际”有着本质的差别。于是，新的理论认识与新的实际内容，能否依照旧有模式“结合”起来，就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个实践问题。在经验语境中所形成的“结合”理论，能否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新的哲学诠释，关系到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哲学能否重新获得生命力的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时代对如何解决这种“结合”问题的回答是，通过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哲学普及运动，使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作用，以此来实现理论与实践(实际)的结合。这种结合方式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又是导引理论最终屈从于实践而走向教条、扼杀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在当代的哲学语境中，伴随着时代对哲学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关于“结合论”的反思，就不仅是具有哲学学科意义的问题，而且是具有整个时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历史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内涵的第二重表述。先验想象力中。马克思哲学被认作是具有普适性的绝对真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努力方向，不再是怎样把这种真理移植到中国，而是怎样树立已经存在于中国的这种真理的绝对权威性。当哲学被认作中国的马克思哲学之后，关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权威的认定，就直接表现为对哲学权威性的确认和依从。于是，在先验想象力的极限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走向了它的逻辑终点。“逻辑终点”意味着它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内涵，又把自身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视域中。尽管历史已经从那个时代走出，但这个“逻辑终点”却构成了中国当代哲学中的一个“情结”，一个有碍于自身发展的羁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加以反思，实际上是真正地秉承哲学、尤其是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在哲学意义上消解了任何终极权威存在的合法性。因此，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就不可能再沦落为对某种理论权威的维护，它必须在新的哲学语境中，给出中国当代哲学自身的问题。也许只有在这基点上，才能使中国当代哲学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得以展开。
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根据”中。已经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原初语义。消解不完全是对原有问题的颠覆，它同时还包含着在当代哲学话语系统中，对已有问题能否或如何重新诠释的问题。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解构方式才赋予了问题的新意义。借用德里达的话说。正是在这种意义的现代性垦殖、播撒和延异中，中国当代哲学开始有了以独立存在的方式显现自身存在价值的可能。
三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现实根据，已经使这个问题在历史中所给予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消解这个问题历史意义的基础上，赋予了这个问题全新的时代含义。
从问题的提出方式来说，它的出发点不再是如何解决中国现实的经验问题，而是中国哲学在走向现代哲学的旅途中，如何承当民族的历史责任问题。经历了“”造神运动的灾难之后，中国哲学在对自身的反思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哲学及马克思哲学引进中国，带给我们的应当是更多的学术自由而不是限制和障碍，应当是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传统而不是取代或终结这个传统。因此，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化”和“化成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而不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问题。两种提问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而后者恰恰是把这个“道理”当作一个“问题”：其一，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经验语境已经不复存在的前提下，支撑这种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指导思想”地位的理由是什么?其二，当我们对刚刚经历过的“中国哲学‘马克思化”’这一历史碎片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们能否在对这段历史的批判中，获得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准生证?其三，“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结束语，还是它的开篇?显然，在这种提问方式中，关于马克思哲学合法地位的经验与先验解释，已经难以支撑这个问题的现实追问，曾经被认为“不证自明”或神圣不可冒犯的理论前提。受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时代审视。这种提问方式不再把民族的经验想象和先验想象作为问题释放的唯一通道，因而也悬置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它不仅要以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为反思的对象，而且更要以这段历史所形成的“思想”为对象。
随着问题提出方式的改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内容也必然发生变化。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这一问题的焦点始终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这种“结合”记载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中坎坷的故事，它铸就了一个民族的辉煌也演绎了一个时代的荒谬。当我们终于把这段历史当作“故事”来叙说时，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中的“主体性”便被烘托出来。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要回答的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和主体性问题，这是现代哲学在鞭挞历史和现实中所获得的新的理论要求，同时也是在以思想为对象的反思过程中，所提出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新问题。我们曾在民族性的本能中。以自觉的形式守护着民族主体性，并且由此获得了以民族之“体”“结合”马克思之“用”的宝贵经验，使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化”的道路中实现了世界哲学的价值，并由此获得
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造神运动为这个民族所带来的种种灾难，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主体性的自我摈弃。因此，当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终于以一个“哲学问题”的面目而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主张呈现在中国当代哲学面前时，为历史层层包裹的“主体性”，终于以极其深刻而又极其尖锐的形式，迫使中国当代哲学对其作出解释，并以这种解释来应答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中的“主体性”问题，决不是“以谁为主”的经验层面问题。众所周知，主体或主体性问题曾是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反思，当然不是要重复西方哲学的发展理路，但是它需要把西方哲学、尤其是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终结”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人类历史所走过的路来加以考量。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现代语境中，“主体与主体性”的追问一方面体现着中国当代哲学对自身存在理论载体的反思，另方面又凝聚着以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现代社会中，以民族形式为主体的中国人，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同，而且它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了历史上赖以生存的民族思想疆域，将本民族思想与其他民族思想的对接或对话，作为本民族思想进一步丰富的重要方式。那么，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所溶涵的问题，就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还有作为“世界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当代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之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的哲学认知，实际上要完成的是对民族主体性的现代认知。因此，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就将不仅要以民族主体性作为最基本的内容，而且要把这种主体性的悟觉。作为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一个新的哲学视窗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范式。如果用托马斯・库恩的理论来解释的话，“范式”的意义当然存在于它所给出的核心概念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但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旧有范式无法限定、因而无法包容的新的问题空间。这个空间中所涵盖的问题和它所次生出来的众多问题，足以吸引其后时代的思想为之激动，为之求索。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哲学都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时代的哲学问题提出时，我们的直接目的不是如何“发展”马克思哲学。而是在马克思哲学和人类哲学思想史所提供的全部给养中，创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方向，标志着涵盖哲学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化的觉醒。“中国文化觉醒”的内涵是如何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中国的问题，探求中国的道路，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同样服从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对于现实中国来说，任何一种“有效”的哲学或文化。都必须经历“中国化”的历程来确立其合法地位。由此而得以明晰的主体性原则，表明了我们对于马克思哲学和其他外来哲学的基本立场。当代中国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哲学，不再是囿于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理论，而是在现实中经过中国人的实践咀嚼、夯实完善、发展创新的新理论。马克思所开辟的学理至思之路，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合法性根据的理论承担。它的理论命运和中国人的生存命运有着极为重大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的历史需要反思，当代中国哲学不可能摈弃马克思哲学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它有着自己的生活基础，自己的问题意识，自己的致思思路，自己的表述方式。这些鲜明的主体性在历史上曾经被遮蔽过，在今天文化觉醒的时代背景中。应当作为时代的特征。因而也应当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特征而凸显出来。
问题的提出方式和相应内容的根本性变化。同样消解了历史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通俗化”、“大众化”的马克思哲学普及方式，曾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唯一手段，如果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这种手段的最大问题是它淡化甚至抹杀了哲学思想家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哲学成为“群众”的附庸。哲学总是要从历史走进现实的。现实哲学所构架的理论平台中确立自身解释原则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在“普及哲学”中教育群众，而且是为了摄取时代精神的精华以引领时展。因此它不需要以来自生活的自发的解释原则为依据，更不需要以哲学对生活原则的附庸作为自身原则的出发点。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普及性的大众哲学与专业性的哲学研究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的问题。如果坚持大众哲学的方针，那么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的有效性就依然存在。历史表明，哲学可能使生活的理念得以提纯或升华，但它不可能代替现实的生活理念。这就像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尊重科学的世界里，但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科学规定去生活的话，那么恐怕我们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在哲学史中。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段落，而生活中，对经验的尊崇和先验的期盼则是一种永恒。高清海先生说，“哲学面对的虽是人类、自然、世界的大对象，哲学思维却是属于个体的生命活动，哲学理论也只能有哲学家个人去创造。”因此，哲学能不能在通俗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完成大众意义上的普及，如何能在不失去哲学自身深刻性的前提下对哲学进行通俗化整理，又能否通过有效的机制保证这种通俗不至于沦为庸俗，成为我们重新反思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普及运动，进而反思中国当代哲学的基本载体的重要问题。
哲学离开了“问题”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当中国当代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自身发展中的“问题”时，意味着哲学已经在超越自身的涌动中，回归到哲学的时代主题上来。在这个主题上，审视并不断揭示着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丰富内涵，以期实现一个在民族主体性的反思中获得身份标识的哲学形态，也许是中国当代哲学完成自身理论地基时代性清理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