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73-02
2011年3～4月，在西安市发改委的精心组织下，西安市“城市交通综合改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美国进行了为期25天的培训学习。在美国期间，我们学习了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设计、不同交通模式管理、交通预测需求分析等，对美国的城市交通体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 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及人文历史景观
美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国家历史性的标志建筑，有历史意义的遗址、建筑物、房屋、军事设施、军营以及战场遗址，还有美国历史上伟人的住所与工作场所、杰出的设计和建筑物、体现民族生活特征的地方、考古遗址和不同民族崇拜的圣像和雕塑等。
笔者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及人文历史景观项目有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越战韩战纪念碑、华盛顿纪念碑、国会艺术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林肯纪念馆、罗斯福公园，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时代广场、世贸大厦遗址，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金门大桥、九曲花街，夏威夷的珍珠港遗址及其博物馆等。
二、 相关单位所在城市的交通规划
美国的历史虽然较短，但它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及其运用，并使其历史焕发新的生机。根据2007年的统计成果，全美国登记在册的历史文化遗址达8万多处，其中500个历史文化遗产是整个小区或城镇。
为了既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又能充分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开发旅游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国民爱国热情，美国政府部门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制定了非常翔实、周密的交通旅游规划。如在拜访华盛顿交通局时，笔者了解到，华盛顿特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共分为七个小区进行，这七个小区在进行前期的规划时就紧紧把握了以下几点：第一，是完全保留保护好全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象，不能有丝毫损坏，这是编制一个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第二，是要充分考虑到城市交通中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可能性；第三，是要以人为本，考虑到城市行人行走的便利性；第四，是做好相关单位周边的绿化规划，保证城市绿地面积；第五，是城市的总体规划以促进该地区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为最终目的。以此类推，全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理念基本与此相类似。
三、 相关单位附近的交通模式
交通模式是判别城市交通整体状态的关键性概念，更是综合交通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首要战略性问题。
陆锡明在其编著的《亚洲城市交通模式》中指出，交通模式是城市交通系统中不同交通方式所承担的交通量的比例关系。而交通模式的比例关系，则反映了不同交通方式在交通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更重要的是标志了城市交通系统中一定交通需求在一定供给平衡下的本质特征。常常用它来表征城市交通发展整体水平和特点，也经常用它来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目标，对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个城市中有多少种交通工具就应该有多少种交通方式。在研究中，为了方便、清晰地进行交通模式统计和计算，需要将各种交通方式进行适当归类。
从全世界大城市的交通系统来看，一般将通勤铁路、地铁、轻轨、有轨电车归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与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缆车、轮渡一起归为公共交通大类；私人小汽车、单位小汽车和摩托车归为个体机动大类；助力车、自行车和步行归为慢行交通大类。
四、 相关单位周边的交通特点
（一）大都市市区的公路系统非常发达
美国公路分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高速公路，包括州际高速公路和其他快速车道；第二个等级为主要干道；第三个等级为集散路；第四个等级为地方公路。2000年，高速公路占公路里程总长的1.4%，主要干道占9.6%，集散路占20.1%，地方公路占68.8%。在这种等级制公路系统中，通向居民区的地方公路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因此，这种放射状的、越来越分散的、在固定的空间里日益稠密的公路系统占用了较多的土地资源。
（二）停车场占地面积大，地面停车场比较多
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装在车轮上的国家”，约3亿人口，却有各类车辆2.4亿多辆，人均汽车拥有量居世界第一。美国人出行都是以车代步，而且大多数人都自己开车。所以美国停车场密布，可谓无所不在，是几乎所有建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旅馆商店，无论是出租公寓还是娱乐场所，都附建有停车场。有的停车场面积巨大，全国各地仅停放汽车的停车场就占据了相当大的土地资源。
（三）多数道路边设有专用的自行车道
近年来，为了缓解汽车增长带来的油价上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大力发展自行车交通，鼓励使用自行车这种交通模式。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在城市设立自行车免费租赁店、临时停放点、修建自行车专用道等。
（四）在一些大城市的主题公园内，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参观需求，多种交通模式同时并存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并列出现的交通模式有汽车、自行车、马车、徒步几种，即在一条单行线上，依次划分出汽车、马车、自行车、徒步四条道路。
（五）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管理理念
首先，美国政府十分注重培养行人和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在美国城市的大街上，人们抢行、闯越红绿灯的现象非常少见，驾驶员在十字路口都要减速，礼让行人，即使深夜遇到红灯，照样停车等待。其次，体现在交通法规上，强调行人优先权和方便残疾人士。在加州所有的公共场所，最方便的停车位都是留给残疾人士的。第三，为了照顾老弱者和贫困阶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交巴士一般由当地政府投资，委托私营运营公司经营，由于客流不足，几乎所有巴士公司都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为此，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拿出大笔资金补贴各巴士公司，以维持其正常运作。
五、可吸取的经验
第一，美国国土面积大，山地、沙漠化土地较少，人口不多，土地资源储备丰厚，这是美国人能够发展高速公路的资源条件。我们国家高寒冻土、山地、戈壁沙漠化土地所占面积较大，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稀少，发展多车道、放射状高速公路的土地储备不足。具体到西安，为了保证基本的可耕地数量，我们不可能发展如此模式的高速公路系统。
第二，单行线的交通体系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中的拥堵行为，宽阔的临时停车点不会影响正常车道的车辆通行。目前，国内已经对一些大城市的部分路段实行单行线交通管理，具体到西安市，大部分的临时停车点已经吸取了美国的先进经验。
第三，居高不下的城市容积率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拥有像美国那样规模庞大的停车场。我国现正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日益增多，人口密集，可耕地面积有限，土地资源十分宝贵，因此，私家车不宜成为解决群众出行的首选，汽车停车场更不应该与城市人口抢占已经不太富裕的土地。建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资源、土地、环境因素，对私家车的拥有量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第四，大力普及自行车交通。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逐渐被汽车代替。就西安市来说，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停车点数量锐减，这应该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定要保存并预留出足够的自行车停车点，否则，骑自行车的人会因为无处停放而改变交通工具，造成城市交通工具的无序发展，引发交通拥堵现象。
为了普及自行车交通，要做到以下几点：保留自行车停车位；引进自行车免费租赁业务，现在在西安部分人文景观附近已经有自行车免费租赁，但仍需要扩大此项业务；扩大宣传力度，鼓励市民骑车出行；采取措施限制小汽车的快速增长。
第五，在参观面积较大、土地资源充裕的旅游景点，应该鼓励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交通体系。目前西安市正在进行的世界银行工作组的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子项目未央宫汉代道路一期保护工程中就应该设计成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旅游线路，此条参观通道上亦可设计成四股道，分别可用汽车、仿汉马车、电瓶车、徒步。
二、审美意象的多样性
景观审美意象是在景观审美活动中产生的认知与情感，是通过景观设计的实体形象认知，将之加以想象与理解，从而得到情感的满足与共鸣。审美意象作为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重点，它既关心形象的创造，又关注精神的满足，真正达到了情与景的交融。文化遗产旅游的审美意象，为景观文化的设计提供思路与依据，它使公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化遗产的内涵，从而在旅游景观体验过程中达到感性世界美的愉悦。审美意象是景观文化“形而上”的部分，涉及景观文化的规范制度、人文意识、价值观念、哲学理念、思维方法等各个方面。由于其综合性，因此在某个文化遗产景观设计中应深入挖掘尽可能多的内容，否则有可能流于单调与空洞。以冀南地区邺城遗址景观审美意象为例，可概括为：城市营建之礼制规范；建安文学之人性觉醒；佛教兴盛之文化交融；山水园林之无为隐逸；典故传说之人生智慧等如城市营建之礼制规范的审美意象是邺城首创了一种全新的棋盘格式城市格局，其功能分区明确，宫城位北居中，听政殿前至南城广阳门有着一条笔直的御道，御道两侧分设衙署，这种将宫城中轴线设为都城御街、皇城布局力求规划严整的城市营建，直接影响了后期北魏洛阳、南朝建康等的南北都城的设计，是隋唐长安、北宋东京、明清北京等都城规划的蓝本。其实,邺城的城市营建正是体现了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礼制规范，它强调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秩序，规定人与人之间特定的道德伦理关系，其影响渗透到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领域之中；而建安文学之人性觉醒的审美意象，是源于在邺城曹氏父子与王粲等“七子”开创了建安文学，一改两汉时颂功德、美育化的儒学宗旨，而将关注点集中于对人生的思考与感叹。他们吟咏“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年寿有时而近，荣乐直呼其身”“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感叹生命之短暂、悲凉人生之苦难、哀伤欢乐之易散，放纵身心之享乐，这种看似悲观、消极、颓废的人生观，却恰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战乱纷争时期人们对于人生强烈的追求与留恋，其强调个人存在意义与价值，主张充分把握个人命运的人生主题，标志着中国文化人性的觉醒，它使人之个体和其内在的才情、品貌、精神等成为这个历史时期审美的重点；至于佛教盛行之文化交融的审美意象，是因为邺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蕴，这既不同于丝绸之路上有着浓郁古印度风格的藏传佛教，也迥异于唐之后中原地区盛行的汉地佛教，而是兼收并蓄，在绘画、雕刻、装饰等各方面，不但有着希腊、波斯等地区的艺术特色，而且更多彰显了印度曼陀罗文化与中原传统的“河洛文化”、算数文化的的呼应与融合
三、环境规划的生态性
目前，生态的概念已深入人心，景观设计人员对此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可以说，每个景观的环境规划都会将生态的概念加以强调，但是在实际工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误区，如将景观的生态设计等同于大量绿色植物的种植；忽略地区区域环境特点，片面强调与国际接轨，盲目照搬国外已有生态设计实例；或者对地区文化传承脉络认识不足，仅对文物建筑本体予以保护，而对其周边延续日久、有着不同时期文化烙印的大量一般性建筑视而不见甚或一拆了之.等总之，景观环境规划的生态设计仍有不少需要设计人员深入推敲的问题。关于冀南地区建筑文化遗产旅游景观环境规划的生态性设计，建议可从哲学思想、策略原则、技术手段等三层面给以思考：
1.与西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不同，中国的哲学思想充满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它秉承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念，认为人与山川河流、花鸟鱼虫等万物均从属于物质世界的体系，强调综合气候、地理、人文等各种环境影响因素，加之丰富的心理效应、独特的审美意境，因地制宜地构建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将人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哲学观念，可说是人类最早的生态观念。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有着对于处理景观生态非常得心应手的方法，就是以“相地尝水”的堪舆术来创造“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天时地利人和”的理想景观模式，安徽的宏村、山西的丁村、福建的客家土楼等都是其中颇具盛名的的成功案例。直至今日，挖掘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景观生态性的深刻内涵，仍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 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 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内罗比建议》、《华盛顿》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 al 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 (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 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 ICOMOS Inter— 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 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 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 Conservation 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 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
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三 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 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 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 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 (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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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
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作者简介]
李 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俞孔坚(1963—)，男，汉族，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景观生态等；
李迪华 (1967—)，男，汉族，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景观生态。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台北：台湾博远出版公司，1992：10-25
2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沦——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40
3 Little，C．E．Greenways foT America．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
4 王志芳等．遗产廊道——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一种较新的方法．中国园林，2001(5)：85-88
5 王景慧．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规划师，2002(6)：9—13
6 Costanza and Daily·Natural capit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nservatlon Biology，1992(6)：37-46．
7 俞孔坚，李迪华，潮洛濛．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景观战略．规划师，2001(6)：9－17．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 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宪章》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 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宪章》、《内罗比建议》、《华盛顿宪章》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 al 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 (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 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 ICOMOS Inter— 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 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 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 Conservation 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 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 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 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 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 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 (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五 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台北：台湾博远出版公司，1992：10-25
2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沦——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40
3 Little，C．E．Greenways foT America．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
4 王志芳等．遗产廊道——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一种较新的方法．中国园林，2001(5)：85-88
5 王景慧．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规划师，2002(6)：9—13
6 Costanza and Daily·Natural capit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nservatlon Biology，1992(6)：37-46．
7 俞孔坚，李迪华，潮洛濛．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景观战略．规划师，2001(6)：9－17．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风景园林遗产为城市旅游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形象和特色的形成。人们对风景园林遗产的认知，也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呈现多种多样的形式，原有的导示方式和方法已难以满足人们的认知需求，特别是在风景园林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过程中，很多区域的文化导示系统具有通用性，导致各个区域文化导示系统千城一面，不但阻碍了风景园林遗产自身特色的彰显，难以形成知识产权层面的保护优势；同时，文化导示系统的相对滞后，会影响风景园林遗产的特色性保护，制约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设，阻碍人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消费和体验价值的实现。
基于这样的原因，以长春风景园林遗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文化导示系统建设的研究，探讨符合城市发展需求，利于彰显风景园林遗产特色的文化导示形式。为其他城市的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提供参考，为城市发展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1 长春风景园林遗产现状调查
《佛罗伦萨》指出“历史园林应是以其历史性和艺术性被广为关注的营造兼园艺作品” [1]，同时它应被视为历史古迹。长春仅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风景园林遗产历史相对较短，但其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具有鲜明的特色，具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按照类型进行分类，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权时期建立的风景园林遗产；第二类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发展时期的文化景观；第三类是长春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景观。
1.1时期建立的风景园林遗产
1.1.1 时期的历史建筑及景观在保护与再利用的过程中一直处于争论的焦点。作为警示性文化遗产，时期的风景园林遗产备受关注。长春的净月潭是日伪政权为溥仪修建的人工园林，距城市中心12公里，景区面积为96.38平方公里。净月潭森林面积逾100平方公里，潭水面积430公顷，50年以上的人工林约8000公顷，是我国最大的人工林场[2]。净月潭1934年始建，是为了迎合溥仪建立政权而人工修建的园林。由于净月潭保护较好，现在成为长春旅游的重要景点，长春本地人更是将净月潭作为休养地点。
图1 时期建立的水塔（南）
1.1.2 御花园是政权设立皇宫基础上配建的园林。处于原“部”，即八个政权分设机关轴线的末端。占地规模较小，园区内绿化丰富，园林内的建筑物为原有建筑基础上进行的修复建筑，御花园向公众开放，目前作为城市公园进行使用。
1.1.3 时期在城市建设中建立了的水塔、标志物也成为城市景观中的内容（如图1），这些景观作为警示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1.2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文化景观
长春电影制片厂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被现代人所关注的是长影世纪城、长春电影城等人文景观。这些借助老长影声望而发展起来的人文景观，凭借老长影的影视文化积淀，运用现代技术，实现对特殊需要的景观环境的营造。有关数据表明，长春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电影节期间，人们参观长影系列文化景观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过亿元。
1.3 长春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景观
尽管长春城市历史较短，但在自身城市发展过程中，文化景观的形式比较丰富。以宗教性质的文化景观为例，长春清真寺是晚清时期进行修建的，其景观雕塑及庭院布局都保持原汁原味的晚清时期风貌。除此以外长春的文庙、天主教堂都是晚清时期进行修建的，在孔子纪念日及礼拜日，都会有大量游人对其文化景观进行参观。每年孔子诞辰，文庙会举行大型的祭孔仪式，挂满仿刻碑文的文化墙、孔子雕刻石墙等一系列文化景观展现在参观者面前，成为长春城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工业性质建立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文化景观，以商业性质建立的长春鼎丰真的文化景观等等都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景观组成（如图2-3）。
图2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文化景观 图3 长春鼎丰真文化景观
初步统计，长春风景园林遗产两处，文化景观十余处，每处遗产各具特色，具有较强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2 国内外风景园林遗产文化导示系统的借鉴
对于风景园林遗产及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再利用已经得到专家和社会的关注，但是对于其文化导示性的内容，却没有随着风景园林遗产及文化景观的保护意识的提升得到更多的重视。在文化导示的应用过程中，甚至出现多个城市，多个风景园林遗产的文化导示形式与内容趋同的现象，这种现象的结果会制约风景园林遗产在文化产业层面的提升，限制文化知识产权的优势。针对这样的问题，国内国外已经有了探索性的研究，通过国内外相关文化导示系统的研究和借鉴，更好地进行风景园林遗产在文化导示系统建设及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文化产业大展。
2.1国内文化导示系统的借鉴
2.1.1 风景园林遗产文化导示图册
风景园林遗产一般规模比较大，需要相应的文化导示图册进行导示。对于一些具有文化背景及文化故事的遗产，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性说明。北京在进行风景园林遗产导示的过程中，由清华大学专家编制了《北京颐和园》系列导示类图册，满足参观风景园林遗产的游客在文化认知涉猎层面的需求。图册附带导示地图，能够更好地进行文化导示。
2.1.2 风景园林遗产文化导示地图
文化导示地图是文化导示中的重要内容，区别与以往形式的地图，现代通过电子数码等技术，通过手机、网络等便捷形式就能够实现多功能的文化导示地图展示。电子版的文化导示地图需要有实体的地图进行配合，并具有便于识别、易于携带等特征。哈尔滨历史建筑旅游地图是比较早进行制作的地图，其内容和形式可以为其他城市的风景园林遗产导示地图的设计和制作提供参考。
2.2国外文化导示系统的借鉴
2.2.1 风景园林遗产文化导示标志物
1.导示标牌
进行风景园林遗产的形式很多，步行、自驾以及观览车的形式都成为主要的交通形式。与交通形式相结合，导示性标牌也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设计。以巴黎和德国为例，无论是驱车还是徒步，都会有详细的说明导示需要导示人所在的位置及目标位置。标牌便于识别和判定方向，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导示。
2.导示网站
建立健全完善的风景园林遗产文化导示的网络系统，增强网络导示的文化辅助功能以及其他文化导示产品的使用说明。欧洲国家在进行风景园林遗产开放的过程中，建立相应的面向大众的官方网站，能够有效地为风景园林遗产的参观提供文化导示支持。
2.2.2 风景园林遗产文化导示组织
1.预约制度
对于重要的风景园林遗产，为了保护其风景园林风貌，法国采取了一些列保护措施。对于风景园林遗产观赏的游客需要提前进行网上预约制度，没有预约不得参观。并严格限制参观的人数，对于孩子和老人需要进行特殊说明，以此来保证风景园林不被过多人数的参观而受到破坏，或者由于管理的疏忽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2.文化纪念日
根据风景园林遗产的纪念日组织相应的文化节日活动，如德国的葡萄酒庄，在每年葡萄成熟的时节会举行葡萄酒节。参观者不但可以参观百年历史的酒庄、葡萄种植园，还可以亲自参与造酒，赤脚踩碎葡萄等多种活动。这种形式的纪念日组织，能够在保护风景园林遗产的同时，增加人们对其文化的认识，并促进多次旅游的动力，扩大风景园林遗产的知名度。
3长春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文化导示系统建设
3.1 文化导示系统中的保护与再利用形式建设
索尔在定义文化景观时认为非物质的文化是文化景观产生发展的原动力，他对自然载体产生作用，从而形成了文化景观[3]。保护文化景观的景观文化是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中的内容之一，文化导示系统在建设时，须将文化性进行着重保护。文化路径的组织、文化背景的挖掘、文化资源的利用都是保护与再利用过程中文化导示系统建设的重要环节。将区域位置较集中的文化景观进行靠近组织，例如长春建设的长影世纪城，位置与净月潭相靠近，便于人们进行净月潭和世纪城的顺序游览，及多次重复游览。
3.2文化导示系统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建设
大量的实践经验证明，文化景观的文化导示形式在便于流通，易于推广的条件下，也容易被复制和模仿，导致知识产权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基于这样的原因，应在风景园林遗产及文化景观保护的文化导示系统建设过程中，增加通过体验所带来的价值，如旅游护照，每参观一处景点可在护照上进行特殊图案的文化景点LOGO盖章，这样旅游过程结束，各人行为的轨迹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保存，其导示意义也能够得以实现，使侵权行为失去或降低模仿的意义。
也可以通过电子信息的手段，对风景园林遗产及文化景观参观的具体内容进行串联。比如参观了若干文化景观景点，电子地图上进行了记录，参观完成后，到指定地点可以将参观的地图打印到T恤上。这样不但能够增加游览的乐趣，也使游览具有独特性，保护文化导示知识产权不受破坏，促进风景园林特色性保护和再利用。
3.3文化导示系统中的文化导示内容组织建设
文化导示系统中的导示内容组织应具有多样性。仅仅通过实物进行导示的形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文化导示的需求。加入二维码技术、自动定位跟踪技术、网络传输等技术进行配合，给需求者多种形式和内容上的选择，才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导示行为的需求。
借助多种多样的文化纪念日和节日，组织文化导示特色性的内容，实现文化导示系统的完善，支持风景园林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
4 结论
区别于其他形式的保护与再利用，风景园林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过程中缺少文化导示系统的协助，会使文化景观在组织和游览过程中出现混乱或者文化阐释不深入的现象。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原有的文化导示系统需要新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完善。事实证明，越是能够突出风景园林遗产及文化景观特色的文化导示系统，越能够得到推广和应用。只有风景园林遗产自身特色得到彰显时，才能吸引大量游客进行城市旅游，通过城市城市旅游的消费，促进城市经济建设。城市经济建设发展得好，文化产业便会得到发展，才能更好地支持风景园林遗产的文化导示系统建设。
参考文献：
[1] /
[2] http：∥.cn
这些年，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对于文化遗产的概念、保护的范围有了六个方面的拓展。一是过去在文物保护方面我们只重视文化要素的保护，现在要同时重视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创造的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二是过去我们往往只重视静态的遗产保护，今天还要重视人们生活当中活态的文化遗产保护。三是过去我们重视古代的，后来开始重视现代的，今天还要重视当代为人们生活提供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四是过去我们重视一个点、一个桥、一个塔、一个古建筑，今天要重视更大面积、范围中的文化的点、文化的线、文化的面，包括文化景观也包括文化路线。五是过去我们重视一些公共建筑、寺庙等等，今天还要重视普通民众生活中的那些民族、民间文化、那些乡土建筑、那些工业遗产、那些老字号，那些人们记忆最深刻的部分。六是过去重视物质遗产，现在还保护重视非物质遗产。在这种趋势的引领下，实际上我们对于申报世界遗产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引人注目是今年申报世界遗产成功的西湖文化景观，直接用了“文化景观”这个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城市建设的众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对文化景观的重视和保护还不够。很多城市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城市历史传统虚拟化的倾向、消费观念的奢华趋向、消费方式的低俗化趋向等等，这些方面跟一些城市的文化氛围、文化特色是有关的。20世纪80年代，一些城市政府为了解决诸多民生问题，对于文化景观基本是漠视的；20世纪90年代是用新的建筑覆盖，大拆大建的一个过程；最近十年一些城市有钱了，开始建大广场、大绿地、大水面、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等等，对文化景观又是一种影响。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曾经美丽的城市，逐渐沦落了。可喜的是，杭州市坚守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凸显了自己的文化特色。西湖文化景观的申遗过程是一个凝聚了杭州市民共同心愿的文化工程，是一份十年的坚守。
我发现，这十年我们城市由于文化景观的保护，整个城市形态改变了，从西湖时代走向了钱塘江时代。有人说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心区里面申报世界遗产，天大的胆子，并且一个东方的湖泊在西方的世界遗产界并不为人所熟知，而杭州市通过十年的坚守凸显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底蕴，成功了。这个过程是足以让我们研究文化景观的学者研究一辈子的，足以让全国的历史性城市学习。
本次高峰论坛研究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又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搭建起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之间的桥梁。我担任过北京文物局局长，也担任过北京市规划局局长，经历过这两个单位我就发现，因为学科壁垒，相关部门、单位、行业之间沟通较少，但是文化景观的出现，给我们搭建起了学科融合的桥梁。很多学科共同研究文化景观，才能够出现一个新的气象。
这次高峰论坛的另一个主题是农民工问题，我觉得这样的安排真是充满智慧。我想说，农民工问题跟文化景观问题不是两个独立的问题，是密切相连的，因为文化景观里面人的因素是最活跃的、最积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如何让农民工成为城市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方面杭州市也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和实践经验。我们通过今天的论坛学到很多，国家文物局包括我个人，也愿意在今后的日子里，积极地参与这项研究。
文化景观与文化景观遗产
文化景观概念。时至今日，学术界也未能形成一个各学科领域均统一认识的“文化景观”概念。综各家之说，“文化景观”可简单地表述为：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形态、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干预而形成的具有形象美和意境美相统一的实存场所空间，包括古城池、古聚落、古建筑、古园林、古遗址、古墓葬及其他文化古迹及相关环境，其在很大程度上可反映出所在区域特殊的历史、地方或民族特色。
文化景观是一个地区文化遗产的主体内容，并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文物价值、社会价值成为该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核心资源。尽管“文化景观”一词来源于西方，但它与注重“天人合一”和谐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一经引入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共鸣。
文化景观遗产的提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20世纪末。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
在国际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的推动下，“文化景观遗产”再度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热点，遗产保护届也更主动地从“文化景观”这个广义的范围开始对已有的文物保护概念进行反思和修正。
河北地区文化景观遗产类型与特色
文化景观遗产的构成内容与基本类型。根据文化景观定义，它是由占基础部分的自然因素和叠加部分的人文因素组合而成的复合体。自然因素构成了文化景观的前提与基础，它为文化景观提供物质化的场所环境；而人文因素则是文化景观得以形成的根本标志。具体而言，人文因素又涵盖物质和非物质两大层面的要素。其中，能以形态方式被感知的物质要素是人文因素的核心基础，包括人群本身及其缔造的物质文化形态；非物质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方式、观念意识、宗教习惯、风土人情等。
河北地区文化景观遗产资源的主导类型。河北省域内的文化景观遗产数量多、类型全、文物价值高，目前已有包括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和优秀的近代建筑等在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8处。此外，还有500多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不计其数市县级文保单位以及大量优秀的乡土建筑景观。这些优秀的文化景观遗产是我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珍贵财富。
与其它省份相比，河北省的文化景观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以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为例，河北在全国各省国保文物拥有量名列前茅（详见下表）。
河北省几种典型文化景观遗产被列入国保单位的省际比较表
文化景观资源特色。人类文明和华夏文明起始的见证。河北地区处于中原腹地，有着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近50处重要的古人类遗址。其中，地处张家口阳原县和蔚县交界处的泥河湾遗址更以其跨越230多万年的悠久历史追溯着人类文明的起源。此外，河北还是炎黄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历史上黄帝建城于河北涿鹿，见证了炎黄文化之争的阪泉大战也发生于河北，这些独有的景观资源赋予了燕赵古地文化遗产不可替代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
集“皇家—宗教—乡土”于一身的文化格局。因环抱北京的特殊地理优势，河北从辽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围拢京畿的皇家文化景观。同时，河北境内拥有众多佛寺，负载着昌隆兴盛的宗教文化。此外，河北还拥有根系繁茂的乡土文化景观。这种集皇家文化、宗教文化和乡土文化为一身的文化格局，说明河北的文化景观遗产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经典内容。
多元共生的特色文化景观系统。除传统主流的文化景观资源外，河北还拥有种类多样的其他各种文化景观。如铭刻着历史战争记忆的山海关、金山岭等边塞长城；目睹了时代变迁的蔚县常平仓等现存稀缺的古代仓廪建筑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历史遗村构成了河北多元共生的特色文化景观系统。
河北地区文化景观保护现状及主要问题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综合来看，目前河北地区文化景观保护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保护理念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为保护对象的类型和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目前，河北各地文化景观的保护仍主要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核心，外在环境的因素和非物质因素的保护还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未能彰显河北文化景观遗产的整体优势。
第二，保护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亟待提高。首先，保护规划未能及时覆盖所有文化景观遗存较好的地区。其次，因专业人士数量和素质的局限，保护工作的起步性环节“遗产价值评估”在实践中尤为欠缺。此外，还缺乏保护效果的跟踪调研及综合评价。
第三，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村镇的城市化步伐给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许多城市和村镇，政府和开发商过度关注短期经济效益，而当地居民又缺乏文化遗产保护的群体意识，这更加速文化景观的损毁和消亡。
河北地区文化景观保护策略
建立更有效的保护管理机制。目前，我国各省文化景观的保护在管理归属权上仍不够明晰。承前所述，文化景观涉及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从当前的责权归属看，文化遗产的行政主管部门是各级文物局，而自然遗产的行政主管部门则是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及其下辖机构。再依据文化景观的具体属性，还可能涉及到农林、园林、宗教等多个部门，这种双轨制（甚至是多轨制）导致了保护决策过程、实施过程的诸多问题及冲突。因此，急需将各行政部门对文化景观的管理职能通过法律手段进一步明确界定，依法建立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社会团体、专业人士和公众积极参与的科学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保护管理模式，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建立积极的协作关系。
加强基础研究与专项保护。整体来看，河北省文化景观研究的基础工作仍旧薄弱，许多地方尚未建立景观遗产的系统资料和档案。在诸多基础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续接的保护工作是难以展开的。因此，应安排专门机构（可以联合高校的相关专业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测绘和调查，鼓励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及跨行业、跨地区合作，建立起河北省文化景观遗产的体系分类、主体内容以及价值评估的理论框架。同时，应加强文化景观专项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编制理念上应突出保护特色，强调可持续发展，注重整体保护，关注文化景观遗产的合理利用，使文化景观惠及民众。
普及文化景观的保护理念。根据我国的国情博采众长地更新文化景观的保护理念，引导全社会全面、深刻理解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提高文化景观保护的社会关注度和日常关注意识。保护中应打破传统“静态遗产”的思维模式，注重“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层面的综合保护。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 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宪章》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 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宪章》、《内罗比建议》、《华盛顿宪章》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 al 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 (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 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 ICOMOS Inter— 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 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 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 Conservation 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 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 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 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 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 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 (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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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李 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俞孔坚(1963—)，男，汉族，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景观生态等；
李迪华 (1967—)，男，汉族，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景观生态。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台北：台湾博远出版公司，1992：10-25
2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沦——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40
3 Little，C．E．Greenways foT America．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
4 王志芳等．遗产廊道——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一种较新的方法．中国园林，2001(5)：85-88
5 王景慧．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规划师，2002(6)：9—13
6 Costanza and Daily·Natural capit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nservatlon Biology，1992(6)：37-46．
7 俞孔坚，李迪华，潮洛濛．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景观战略．规划师，2001(6)：9－17．
中图分类号: TU986.3
关键词：文化景观遗产；复制；亭文化；陶然亭公园
中图分类号:
华夏名亭园以一种近乎收藏的形式成为中国亭建筑的博物馆，以彰显亭文化特色，然而这种亭文化景观的特殊性在于其形成过程是复制、拼贴。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现代中国的城市、景观、建筑充斥着大量的复制的文化景观遗产。因此透过这种特殊的亭文化现象，本文拟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复制作一些分析。
1.华夏名亭园发展概况
陶然亭公园是北京市十大公园之一，建于1955年，位于北京市宣武区东南隅，因园内有陶然亭而得名。是一座融古典建筑和现代造园艺术为一体的，以突出中华民族“亭文化”为主题的市级综合性公园。1985年5月开始了陶然亭公园的改建规划工作。按市领导提出的陶然亭公园建设要“以亭取胜”的精神，建设华夏名亭园并作为园中八个景区之一。1986年2月以华夏名亭园为实现公园改建规划的起步区进行建设。到1995年止，公园基本建成了华夏名亭园，走历史文化名园之路。
陶然亭公园主打中华民族“亭文化”的主题，但是究竟何为亭文化其阐释并不清楚。同时牛蓿在调查中指出，游览陶然亭公园的游客中，28.33%的游客出游动机是受历史文化的吸引，41.67%的游客关注对文化景观解说，58.33%的游客在游览公园后根本都不知道亭文化是公园的主题。[1]而且亭文化的研究也没有得到学者们的重视。
华夏名亭园采用集中旅游资源的方法，精选国内名亭按1：1的比例仿建而成。园中建有“醉翁亭”、“兰亭”、“鹅池碑亭”、“沧浪亭”、“独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余座。流连园内，有如历巴山楚水之间，或游吴越锦绣之乡的感觉，一览可得天下名亭风貌，领略中华民族的建筑艺术和文化景观遗产。
2.亭文化的阐释
2.1亭文化的形成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完整体系，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并渗透在哲学、美学、伦理、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中国传统园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可以包括山水文化、植物文化、园林建筑文化等。亭文化是园林建筑的文化的组成部分。
文化景观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含义，景观本身即是能指，所表达的文化含义即是所指，文化景观就是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即符号。[3]亭自古就是精神的寄托场所和行为符号，其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某种形式上的东西，当它被作为文化的载体的时候，则形式还常常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表达，而与建筑本身的要素无关。
亭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是古老的形式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亭的性质发生了演变，大致以魏晋南北朝为界，秦汉以前实用价值高于观赏价值，隋唐以后观赏价值超过了实用价值。[3]同时，感性的视觉欣赏升华为理性的审美态度，进而产生富于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文化积累，构成了亭建筑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到了明清时期，亭的文化内涵方面的创造已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人们运用寓景于情、寓情于物、移情入境等方式把主观的情感融汇在筑亭造景之中，强调人的主体性与景观客体性的融合，追求着人与自然和谐、自然内心的恬适两种理想境界。
2.2亭文化的形态
梁思成、林徽音两位先生将存在于建筑中的精神因素称为建筑意，其建筑意可以从建筑的形式意、象征意和哲学意三个方面加以概括。邵汉明的文化多义兼容说认为，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产生了物质文化；作用于社会，产生了制度文化；作用于人本身，产生了精神文化。[4]本文结合建筑意和人类文化的三个层面认为，亭文化形态可以分为物质形态、活动形态和意识形态这三大形态：（1）如同亭建筑形式意的物态层文化；（2）以人群活动为标志的制度层文化，如社交活动、离别活动、隐逸活动等；（3）以建筑象征意和哲学意为代表的意识层文化，此外还表现在宗教、美学和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中。
亭文化是以亭这种建筑为载体和表现对象的一个的文化体系，是一个不断创新又不断积累的动态发展过程。三大形态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亭文化源于亭，又美化着亭，产生于人与亭的关系，又服务于人与亭的关系。
3.文化景观遗产复制的反思
3.1文化自身发展规律中的复制
文化自身的规律是惰性发展，其突出表现是人类文化复制行为的历史一贯性和现实普遍性。[5]亭这种中国古代的建筑范式跨越时空以同一形态，在绵延不绝地复制回放着，反复再现着它的原初模式，正是文化惰性发展的突出表现。超越时空的文化复制通过具体文化景观遗产的仿造，得到了特定文化空间的整体挪移，实现了特定文化氛围的再现。因此，在横向跨地域的文化影响和交流、纵向跨时空的文化传承中，文化复制行为都是发展的助动力。
庞朴的“文化层次论”认为，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启示人们，物质文化因为处在文化系统的表层，因而最为活跃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系统中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因而稳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为深藏于文化系统核心，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最为保守，较难交流和改变。[6]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复制文化系统表层最活跃最易交流的物态层文化以获得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再现，是进行文化交流与体验最为快捷的途径。
道金斯首先提出“meme”一词并认为，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格伦•格兰特将道金斯的定义进一步理论化：“‘meme’是一种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信息模式，这种信息模式可寄生性的影响人们的意识和改变他们的行为进行复制，从而来繁殖和传播这种模式。”[7]
可以从三方面理解“meme”的涵义：“meme”是一种文化元素，“meme”是一种是复制因子，模仿是“meme”的主要传递方式。“meme”作为复制因子具有三种特性：（1）遗传性，“meme”传播的过程就是“meme”遗传的过程；（2）变异性，“meme”的传递过程并非都是完全一致的；（3）选择性，“meme”的传播能力是不同的。[7]“meme”的特性决定了它对文化景观的影响具有遗传性、变异性和选择性。遗传性决定了文化景观中存在的共性，变异性决定了共性中的差异性，选择性决定了只有那些强势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才能影响景观。亭文化的“meme” 使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长时间受其感染并被广为传播，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符号，进而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华夏名亭园精选国内名亭完全仿建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亭文化“meme”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其对于亭文化进化过程的作用是微小的。
格伦•格兰特认为，一种理念或者信息模式不是“meme”，直到它影响到其他人来重复和复制它，进而再重复给更多其他的人才被称为“meme”。所有可传输的知识都是“meme”化的。可见，文化元素只有复制传播给他人时才能称之为“meme”，但是不能是简单的遗传并复制出来，要在文化的进化中结合其他方面（如社会条件、经济发展、人们观念等）经过变异以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3.2文化产业化过程中的复制
目前社会主流话语广泛使用的是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精神文化。故所谓文化生产，就其本质核心来说是精神生产。同时在产业化时代的背景下，人们的消费由物质性消费逐渐过渡到服务性消费与体验性消费相结合。尤其是体验性消费，集中而突出地体现在文化产品的消费上，以追求精神满足、审美和人生完善为消费宗旨。现代旅游、休闲与公众关系的介入与导入，使得遗产经常变成被各种力量追逐的符号化品牌效应。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遗产的制造、认定和解释都带有明显的社会再生产的特点。
除了当代社会发展和变迁所形成的特定气氛和价值取向的文化需求使人们选择了遗产这一形式和形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遗产工业的出现。从理性和理论上看，我们认识遗产，应该是认识遗产本身而非其他。但是遗产工业本质上是商业，而文化遗产却不是。遗产工业正是利用了遗产本身的巨大号召力和吸引力，现代技术超越了技术的藩篱，不仅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习惯，而且正在加速改变人们的认知体系和思维方式。当技术与社会再生产结合变成遗产工业的时候，遗产便不可避免的出现异化。
在产业时代的环境中，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商品生产在相互渗透、相互消融中呈现以下几方面的动态特征：（1）精神文化生产从根本上来说，是观念性的意识形态生产，但又必须以一定的物化商品形态作为载体，才能被消费主体接受和体验；（2）精神文化生产是以符号作为意识的表达手段创造新的观念世界的生产，但又必须借助传播媒体才能在文化市场上流通；（3）精神文化生产是最富于个性的自由创造活动，但当它被“产业化”时，则表现为个性化与标准化、原创性与复制性的综合；（4）精神文化产品由于其体验性消费特点能令不同消费主体或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产生多次不同的心灵体验，从而发生“价值增值”。[8]
通过复制文化景观遗产的能指载体，其所指同时被人们体验，这种二元关系便在另一空间中得到体现。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园林景观是旅游产业的核心部分，遗产成为旅游中的一个品种、品牌进入大众消费领域。文化复制已经成为重要的艺术生产方式，复制和传播人造景观等文化产品已经成为文化产业体系中的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文化生产以满足大众的体验性消费，使文化由侧重审美价值、膜拜价值走向了展示价值，同时也遮蔽了对遗产本身的理解与诠释。
参考文献:
[1]牛蓿.北京城市公园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以陶然亭公园为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9(6):78-79.
[2]刘涛.文化特征探源——关于概念的一点思考[J].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8(2):39.
[3]季文媚.亭建筑的研究与发展架构[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5.
[4]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陆环.论文化复制——关于文化产业的美学思考[J].电影评价,2006,12:100.
[6]庞朴.稂莠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郭菁.文化进化的meme理论及其难题[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2(5):8-9.
[8]陆环.论产业化时代的精神文化生产[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9(2):36-37.
摘 要：我国遗产旅游近些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我国遗产旅游地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核心吸引物、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我国遗产旅游地类型多样，而“世界遗产”、“部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殊荣无疑是对其价值的最高认同。从我国所入选的世界遗产项目标准看，有区间分布特征，与自然遗产相比世界文化遗产显著胜出。第一批44处国家风景名胜和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以凸显国家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符号为主而入选。文章详细解读了我国遗产旅游地的入选标准及分布特征，试阐述了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并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揭示其价值认同影响机制是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影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复杂循环反馈体系。
关键词 ：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权力话语；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59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5－0089－05
收稿日期：2015-03-15
作者简介：林晓桃(1985-)，女，浙江温州人，四川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跨界旅游、文化遗产、旅游文化等。
一、引言
当下，遗产旅游地已构成全世界各个国家旅游产业的最主要形式。旅游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完善的遗产旅游地研究体系，遗产旅游地的概念与定义还没有确定统一，本论文中所研究的遗产旅游地特指以遗产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我国遗产旅游地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等多种类型，已经成为我国占最大比重的旅游目的地。
价值，在哲学上第一层次是关系，这层意思解释的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需要和满足的相互联系，也就是事物（客体）能够满足人类（主体）的某些单方面或多方面的需要。第二层次，价值展现的是一种属性范畴。包括：社会性或者主体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相对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相互统一[1]。马克斯·韦伯说：人们若无法对世界表达态度，则尽管多绚烂繁华的世界，也是无价值可言的。[2]源自多方面、多层次的评价可以在遗产这儿找到：如个人、家庭、家族、地方、族群、国家、国际。这里所谓的“对遗产的态度”也就是对遗产的价值认同。换句话说，人类（即认同主体）认为遗产（客体事物）多多少少、高高低低的价值。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说：价值其本意为何物，不能在具体形式上得到确定答案，然而，却可以是人类思量宇宙的工具。[3]那么，我们也难以评定遗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其价值认同可以来丈量遗产、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政治、权力话语等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价值认同的可解释为特定的群体中，对某些指定客体事物的价值所在而形成的共同理解。因为认同主体的多样性，遗产旅游地（即以遗产作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的价值认同也就具有多元性特征，且受多重因素相互复杂影响制约。[4]
二、我国遗产旅游地入选标准及分布
至今我国已形成一套囊括九大类的自然与文化遗产旅游地体系，总保护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近20%。世界遗产地、部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遗产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我国遗产旅游地体系中级别最高、价值品味最高的旅游目的地。特别是优先入选成为我国“世界遗产地”、首批“部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遗产旅游地更是对其价值的最高认同。
（一）我国世界遗产地遴选标准及分布
自我国于1985年参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行列以来，截至2015年3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入选为《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世界遗产共有47项（包括自然遗产10项，文化遗产33项（其中文化景观4项，跨国项目1项（丝绸之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在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意大利（50项）。我国是世界上具有世界遗产类别最完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与澳大利亚并列，均为4项）。
《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Guideline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WorldHeritageConvention）作为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判与认同的10项入选标准随版本的更新不断修善。这10项遴选标准按罗马字母I-X依次编号，根据2005年以来的修订版本，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是前I-VI共6项，而世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是后四项，也就是第VII-X项。可在我国世界遗产地遴选标准统计表（见表1）：名单中，世界自然遗产项目远远少于世界文化遗产，清晰体现在其遴选标准采用之少。
世界遗产的申报，按年份我国可归纳为三个区间。第一区间是1987年～1995年（突变区间），由于这时期的申报具有无规律性，具体是：1987年成功申报6项(包括1项双重遗产)，1990年成功申报1项(双重遗产)，1992年成功申报3项自然遗产，和1994年成功申报4项；而1988年、1989年、1991年、1993年和1995年这5年都无项目成功。第二区间是1996年～2000年（渐变区间），具体情况是：1996年成功申报2项(含1项双重遗产)、1997年成功申报3项、1998年成功申报2项、1999年成功申报2项(包括1项双遗产)、2000年成功申报6项(含2项扩展)。第三区间是2001年以来（平稳区间），每年成功申报都不大于2项（扩展项目除外）。
有3个重要因素影响着我国世界遗产的成功申报和所表现的特征：首先，自然遗产项目数量显著缺失，如2002年之前有且只有1993年入选的3项自然遗产，这说明在2002年前中国对自然遗产的认同与重视远不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关注。其次，这也说明我国之前对于世界遗产的申报远远不够重视。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驱使地方政府开始积极申报世界遗产，而这之前，地方政府甚至由于担心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后带来的限制政策和清理责任而反对申报，没有积极性或积极性低落。第三，2001年之后我国遗产成功申报进入缓和状态，这与《凯恩斯决议》、《凯恩斯-苏州决议》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政策的驱动和限制密切相关，我国也开始向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共同重视的方向发展，（《凯恩斯-苏州决议》限定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两项，且其中一项为自然遗产）。
（二）首批部级风景名胜区入选及分布特点
我国对风景名胜区的概念是有观赏、文化或者科考价值，自然、人文景观较集中，环境优美，可以提供人们观光或进行科学考察等文化活动的场所。中国部级风景名胜区是我国风景名胜中汇集资源最为突出、遗产价值最高的地域。亦是政府支持度最大、学术研究范围最广、公众游憩观光参与人数最多的区域。所以，“部级风景名胜区”这块招牌含金量也相对最高，是由国务院直接审批的。为了加强保护风景名胜资源，更好的实行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在1982年国家国务院建立了中国风景名胜区管理体系，并审批通过第一批部级风景名胜区44处（2007年前称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中国首批44处部级风景名胜区分布广泛，在全中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空间凝聚型分布，高密度集中在豫皖鄂、江浙、及资源禀赋优越的川滇等区域；均衡性较低，区域间、省际间分布差异较大（如表2所示）。分布特点上，山岳类数量居多。这是由于丰富多样化的地貌构成了风景名胜区的自然景观多样性，是风景名胜区中历史文化的载体。中国崇拜山岳的历史悠久，山岳和民俗、人文、宗教密切结合而形成特有的中国式的山岳文化，比如五岳都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帝王祭祀的神圣之地。人文景观风景名胜区，政治因素是最最重要的一股影响势力，部级风景名胜区以人文景观特点为主的主要集中分布在古代中心城市边缘。在中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发展的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国风景名胜区的地域分布[5]。
（三）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分布特点
1982年“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些曾经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近代革命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的重要城市及其文物古迹免受破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我国第一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于1982年2月8日公布，并对这些城市的文化遗产进行了重点保护。我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确立与批复，按照其特点主要分为古都型、传统风貌型、近现代史迹型、风景名胜型、地方及民族特色型、特殊职能型等六类，并呈现南多北少的特征分布（表3）。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五千年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传承、发扬的一种载体，特别是对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重点保护直接反映出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同与保护导向的宏观把握。
三、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来分析，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实质是组织间关系（Inter-organizationalRelationships）在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中的体现和应用。本论文中所探讨的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每个层面的因素均直接或间接地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微观因素对组织间关系有促进或抑制作用。[6]而宏观尺度因素（国家权力宏观背景）的影响施加于中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并通过中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起决定作用。因此国家权力宏观背景因素不容忽视，国家权力、政治、文化背景与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之间关联性应得到我们研究者重视。
（一）宏观影响因素
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宏观影响因素涉及国家权力层面，具体包括国家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国家形象树立与传播等因素。
遗产申报权、审批权、资源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带有浓厚的国家政治权力色彩。权力的一个最重要来源是对资源的审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在被认同前期，遗产要经过一套价值话语（DiscourseofValue）的判断。价值话语，不仅仅只是进行简单的语言描述，还也暗示了话语评判和所期望的显示间的相互联系，遗产是否被认同与保护直接受到其有没有价值或者价值的多少来决定。“遗产”这个词语自身也是一个意味深远的价值话语，它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一系列的国家政治权力话语，它指引着决定着该遗产的走势与将来。[4]
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是来说,文化认同是其国家走向迅速发展之路的至关重要的桥梁。奈斯比特说,一个国家在不断走向全球化之时,就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文化符号和所体现出来的国家特征,国家的价值取向将会越来越倾向于展现与光大自身文化特质和自身的高价值遗产。[4]国家认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符号建构来实现的，因此，入选为我国“世界遗产”、“首批部级风景名胜”，“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都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特征的地域。
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是各个民族对作为共同体的国家的情感依附和归属认知。各民族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演变成我国如今的各类遗产旅游地。民族国家不仅必须拥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体制和明确的国家边界线等,还必须具备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审美情趣、共同的道德规范等诸多内容的记忆性共同体。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来源于该国国内多元民族的历史记忆的综合与融合。[2]遗产成为民族认同的终极表现，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民族多元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形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特性的认同与融合。
遗产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回忆”。它可以帮助人们追忆曾经的荣耀与光荣，强化历史的成就感与自豪感。特别是在传媒神话盛行的今天，现代传媒将这种值得珍惜的历史记忆加以进一步张扬、凸显和强化。遗产旅游可以帮助政府影响公众观点，获得公众对国家目标的支持，形成对国家的良好印象，产生对遗产地所在国家的认同。传播是贯通遗产旅游地和国家形象的一根中枢神经。遗产旅游地首先被作为传播国家形象的载体来考查，是国家形象的传播渠道和传播语境；国家形象作为这种传播的过程和结果，不在囿于跨国政治宣传或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冲突范式，在遗产旅游地中展现的是另一种图景。简言之，遗产旅游地传播的是自身语境中特定的国家形象。
（二）中观影响因素
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中观影响因素涉及地方政府与遗产主管单位等组织层面。我国已大致形成九大类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管理体系，这些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的管理权限分别归属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其中，国家林业局负责管理国家湿地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住建部负责管理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国家国土资源部负责管理地质公园；国家文物局负责管理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旅游局负责管理A级旅游景区；水利部负责管理水利风景区。在九大类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管理体系中，“部级风景名胜区”是含金量最高的牌子之一，由国务院直接审批。1982年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本应有45个景区，但后来没有张家界，这是由于张家界属于林业局管辖，而主管单位当时不愿放手。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说，部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权主要还在当地政府手中，而其他遗产系统的审批项目，用人权、管理权多集中在直属部委。
地方政府、遗产主管单位成为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因素另一重要原因在于：遗产具有政治性的暗示，遗产已经成为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业绩”的重要考量标准。这表明，遗产成为地方政府与相关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法规、行政管理、行政手段等实现良好业绩来获得政治上认同的重要工具。[2]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政府实现行政绩效的巨大能量来源于大规模的群众旅游，因为“遗产旅游”已经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风向标。旅游被视为引导遗产进一步发展的旗舰，遗产的价值认同是一种为了实现旅游目的而选择的特殊认同方式。反过来，管理方面的成就感和行政事业的重要性又因旅游事业的发展得到强化。当行政管理把遗产旅游地看成一种品牌时，表现出遗产申报的积极性，从而加剧行政权力的运用。任何事物一旦被纳入操作程序，便受到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约束。遗产的命运与地方政府行政化的发展和效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原有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
（三）微观影响因素
微观因素涉及遗产旅游地的社区层面，包括当地社区和相关企业等因素。每个遗产都具有“地方性”，这里的地方性是指遗产的地理位置与场所。地方社区会将其自身的遗产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而没有关切财产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性。[6]《世界遗产名录》在“地方性”上的相关约定有:（1）相同的历史或者文化构成；（2）在地理上的相同特点、相同类型的遗产；（3）在地质形态上，相同生物、地理、省份或相同生态系统类型构成，且是一个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密不可分的系列遗产。[7]也就是说，遗产是一类区域地方性资源，因而具有某种价值认同。
因此，尊重、强调、发挥遗产的社区主体价值是遗产旅游地被完好利用和保护的战略之基石。遗产旅游地从申报、审核到成功后的旅游产业发展于保护都离不开当地社区居民的支持。如开平碉楼在遗产申报过程中，由于碉楼的产权归居民个体所有，在他们没有托管之前，政府无权对其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和相关的管理。因此，需要社区居民的良好配合将碉楼产权托管给政府进行管理。当地的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如皖南古村落在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宏村的具体管理单位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对宏村申报世界遗产大力支持，并对编制保护规划和整治村落环境给予经济支持，对遗产申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价值认同的影响机制
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机制则可以解释为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各个影响因素和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间为达到共同目的或得到共同结果，彼此相互影响的一种联合作用之原理。[8]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宏观因素之于中观因素的影响，中观因素之于微观的影响，通过价值认同主体的参与深刻影响着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呈现状态，从而决定着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宏观和中观因素叠加影响下构成了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影响机制。同时，社区微观因素和组织中观因素交互作用，使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呈现出国家内部的时序演变和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从以上两个层面的意义上来说，微观因素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具有辅助作用，而中观因素是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差异性成份的根因，宏观因素则在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过程中处于决策地位。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在接受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尺度因素影响的同时，会通过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呈现状态的作用力而逐层对微观、中观和宏观产生重要的反馈影响力，并把我国遗产旅游地推进到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对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循环作用力。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世界遗产入选标准以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显著居多，且在时间序列上呈阶段性特征。我国第一批部级风景名胜区44处和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多是以凸显国家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符号为主而入选。研究表明，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是由国家权力层面宏观因素、组织层面中观因素和社区层面微观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循环反馈系统（如图1）。国家权力层面宏观因素包括国家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国家形象树立与传播，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起决策作用；组织层面中观因素包括起着重要的运行作用力的地方政府和遗产主管单位；社区层面微观因素包括起辅助和支持作用的当地社区和相关企业。在现实实践中，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还有众多，如相关遗产专家、学者对遗产申报的启动力，遗产旅游者的个体主观认同等，可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赵红梅. 论遗产的价值[J]. 东南文化，2011，(05)：30-37.
[2] (德)马克斯·韦伯，韩水法，莫茜. 社会科学方法论[M].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08.
[3] (德)李凯尔特，涂纪亮.社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M]. 北京大学出版，2007.
[4] (美)约翰.奈斯比特，魏平.世界大趋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42.
[5] 魏爱棠，彭兆荣. 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1-8.
[6] M. FEATHERSTONE.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1 引 言
世界文化遗产地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壮观的自然景象为世人所倾倒，而较之自然景观，文化更是其灵魂所在。目前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大都未从景点文化方面进行阐释和表现，使游客产生"游千山如游一山，游万水如游一水"的感觉，对当地旅游资源造成一定浪费，也严重影响了游客的重游意愿，不利于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
重游意愿相当于商品营销中的再次购买，体现了游客对旅游地的忠诚度，在旅游业竞争激烈的今天，游客忠诚度势必成为各旅游景点方大力发展的一个方面。
文化感知作为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地整体感知的一个重要方面，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的重游意愿。而这种影响程度的大小以及影响的方式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
2 研究综述
世界遗产是指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为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吴必虎、李、黄国平针对目前我国世界遗产地在保护和旅游开发中的矛盾，从人口压力、遗产地的空间结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压力、潜在市场需求以及世界遗产地保护的资金需求角度，运用空间结构、计量地理学理论以及地理信息系统、问卷调查等技术手段，证实中国世界遗产地面临着旅游开发的巨大需求，进而论证了在我国对世界遗产地加强保护的必要性[1]。卢松、陈思屹、潘蕙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研究其可持续发展，在库构建的旅游可持续评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其可持续性做了评估模型及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从宏观和具体指标上看宏村均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中[2]。张成渝、谢凝高从自然和文化因素两个方面把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对于三个方面：自然科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3]。
感知是个体对信息的获得与使用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得以对事件和相关方面的信息加以吸收和组织，从而认识世界[4]（约翰费斯克等编著，李彬译2003）。本研究所指的文化感知就是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对旅游景区文化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游客已有文化与旅游地文化的碰撞协同过程，也包括游客对旅游地文化的个人认知。学者对于文化感知的研究较少，一般都集中在感知的研究，具体表现在：旅游地形象感知、旅游地居民感知情况、跨文化感知、感知价值、服务质量感知、真实性感知等方面。
重游意愿是指旅游者已经对某个旅游地、旅游项目或者旅游产品有过一次或者一次以上的旅游经历，是否有愿意再次到访的意愿。游客有重游意愿或者重游行为产生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旅游者自身需求：旅游者为了降低旅游行为可能发生的不愉快事件等而选择的重游，以及由于年龄的增长等原因而产生的再次旅游行为；
（2）满意程度的影响：Schmidhauser认为喜欢与重游之间还存在一系列的影响因素[5]。同时一些研究成果证明旅游者满意程度与重游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3）重游决定因素模型：Petrick提出了一个重游意愿决定因素模型，即之前的游憩体验、感知价值、满意程度对重游意愿都有影响，游憩体验和满意程度影响游客的价值感知水平[6]。KHMarles(2006)通过文献综述和深度访谈，认为影响澳大利亚有蓬卡车营地旅游者重游的因素有旅游者个体因素、情景因素、场所依恋、社区依恋、部族依恋这五类大的因素集合[7]。
3研究区概况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于2011年6月份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景观遗产，肇始于9世纪、成形于13世纪、兴盛于18世纪、并传承发展至今，由西湖自然山水、"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特征、"两堤三岛"景观格局、"西湖十景"题名景观、西湖文化史迹和西湖特色植物6大要素组成。该景观秉承"天人合一"哲理，在10多个世纪的持续演变中日臻完善，成为景观元素特别丰富、设计手法极为独特、历史发展特别悠久、文化含量特别厚重的"东方文化名湖"，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独特的审美特征、突出的精神价值以及潜在的世界突出普遍价值。
本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西湖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首先研究旅游者对其的文化感知情况，其次得出旅游者的重游意愿程度，最后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不仅对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进一步文化建设得出建议，更是对文化遗产建设的全面补充。
4研究设计及分析
4.1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的五级量表设计而成，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问卷主体部分：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在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景观特色基础上设计文化感知量表以及重游意愿选项设置，并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对问卷进行反复商讨，最终确定量表。
（2）游客基本信息：旅游者来自哪里、年龄、性别、学历、收入等问题。
（3）开放性和复选问题：为了进一步了解旅游者对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意见和看法，设置了一个开放性问题，询问旅游者对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旅游的建议；设置两个多选问题，询问旅游者认为重游有利产品和对其最具吸引力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