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上级的指示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要求做到的事情，全体国民都会全力以赴，上下级之间配合默契。英国人热衷于组建、参加各种俱乐部，使相同等级、身份的人在一起，存在等级差别。意大利人也注重权力距离和社会阶层。
（二）“西方人直言不讳，不绕弯子”
荷兰人的思考方式是单刀直入，从不知道忌讳为何物。只要是自己有必要去做的事情，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去做。但是，英国人尽可能抑制自己的情绪，言行不过于直接和露骨，而是委婉、间接地表露。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等南欧人也是如此，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会直言相告，一般都会拐弯抹角地说出。
（三）“西方人守时”
德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原则和秩序的民族，严谨、守时一向都是他们为人处事的原则。凡是承诺的就一定兑现，凡是约定就一定准时赴约。而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葡萄牙人的时间观念不强，往往不能在约定的时间见面。
（四）“西方人不讲面子”
德国人、荷兰人做事不讲“面子”。比起名分和颜面，他们更注重实质和现实。他们向来做事直来直去。但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爱“颜”如命，凡事都会顾及颜面，这一点和中国人差不多。比如，买单这件事，在法国饭店里常见抢着付账的趣事。如果几个法国人一起开车到外地旅行，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开车的人承担汽油费，有人负责餐费，有人负责住宿。这些关于钱的事宜，他们都会自觉地看着办，而不会说出口。
（五）“西方人善于表达”
美国人不喜欢沉默。他们宁愿谈论天气也不愿沉默。而芬兰人喜欢“沉默”，甚至比日本人还要“沉默”，日本人至少还会用点头的方式显示自己的礼貌或满意，而芬兰人则可能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六）“西方人讨厌与人身体接触”
英国人讨厌与人身体接触，而法国人认为两人的身体接触是表达感情的重要方法之一。法国人通常会贴脸三到四次。身体接触在意大利不是对隐私的侵犯而是友好的表示。
（七）“西方人一切向前看，不重视过去”
美国人的生活态度是一切向前看。事无巨细，一概提前计划，对于既往之事大多不仅不咎，而且大都健忘。但是，英国人非常尊重历史和传统，更愿意对过去的事情不断进行改进。法国人也注重过去的时间取向。
（八）“西方人不存钱，爱消费”
美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持“人就活这一次”的态度，愿意多消费享受生活，很多美国人钱还没挣到手，就已经计划花出去了。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喜欢多存钱以防未来不测。有研究显示，在被调查的德国消费者中，有52%的人表示，如果欠债会使他们睡不好觉。另外，德国国民的节约精神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九）“西方人喜欢自由，不花太多时间陪伴孩子”
德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父母就是父母，孩子就是孩子”。大人要指引孩子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教育。即使孩子不乐意，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管教，因为放任不管的话，孩子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在大多数的家庭，到了晚上8点，孩子就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决不能再打扰父母。父母固然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父母也有自己的人生。在德国，晚上孩子和父母一起外出散步的景象非常少见。但是，在南欧一些国家，孩子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在家庭的餐桌上，能首先享用美餐的就是孩子。夜晚来临，父母会和孩子一块儿散步。大人们对孩子态度温和，家庭相处和乐融融。与北欧家庭相比，南欧的家庭关系更为和谐、亲近。
（十）“西方人不注重人际关系”
美国人不重视营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注重实际利益，强调原则性，反感因私人交情而融通的行为。但是法国人、西班牙人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友谊，法国人热情开朗，注重在谈判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在谈判中间常常会举行宴会以增强彼此间的关系。
（十一）“西方人乐于竞争，注重工作绩效”
美国人强调公平竞争，注重追求物质利益和工作绩效。为了绩效一味提高工作专业化程度。如20世纪初，在美国建立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使得工作绩效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瑞典人更强调“人”的和谐性，关注生活质量，考虑更多的是“人的非经济性因素”。法国人也追求生活质量高于事业成功。
（十二）“西方人随便，从不约束自己”
美国人在行为举止上较少约束自己，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很随便。他们说话随便，衣着随便，吃东西随便，对人的态度也随便。但是，德国人、英国人则比较死板，喜欢拘泥于细节。几乎每个英国人都知道他们怎样做才不失绅士风度。
（十三）“西方人高傲，不谦虚”
美国的求职人过于“推销”自己，他们惯于把成绩说足，如数家珍地列举自己的成绩、奖励。在访谈中个个的行为都表现得十分自信、自得。但是，荷兰人的求职信写得过于谦逊，他们期待雇主了解自己实际干得怎么样，而不是自己全说出来。荷兰人总是小心翼翼不让别人认为自己自高自大，自视过高，除非有把握能办到的事情，绝不夸海口。
（十四）“西方人生活节奏快”
美国人生性好动、不甘寂寞，生活节奏很快。生活的节奏像一根上足了的发条一样，有条不紊地不停运转。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人生活节奏却很慢。他们“不急不躁”“从容淡定”，并不意味着工作效率低，相反他们追求更高的质量。芬兰人认为“生活得快乐、自由和悠闲”最为重要，而“”安全感、生活稳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排在其次“，挣更多钱”排在最后。
二、以上只是
选取了部分常见的对西方文化格式化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之间的文化也大相径庭，区别很大。那么为什么人们动辄说“西方文化怎么怎么样”“西方人的观点如何如何”“西方人就不那样”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对世界各国的接触和了解越来越多，但是欧洲有40多个国家。人们对欧洲40多个国家的文化并不都很了解，因而，可能出现了只要是来自欧美国家的人，看见他们长相差不多，感受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一味地、概括地认为“西方文化”如此这般，殊不知欧美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很大。芬兰、瑞典等国的文化注重和谐，不喜欢竞争，与英国、法国的文化不同，在这一点上似乎更接近东方文化。
（二）由于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在世界的影响
越来越大，美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也呈上升趋势。无论在电视上、电影中，还是英语学习和国际商务、国际交流中，与美国文化的接触更多，更普遍。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世界的人们。因此，人们习惯于把美国人的做法、美国人的文化认为就是西方文化。其实，美国人的文化与欧洲国家的文化区别也是很大的。诚然，美国人的祖先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大多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代，信奉的是基督教、新教。他们虽然是主导势力，但是不要忘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美国人的文化是一种改良了的综合多种文化特点的新的文化，与英国文化不完全一样，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区别也很大。所以，把美国文化一味地看作是西方文化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三）欧洲文化是多元的
拉丁民族是以农业为生的民族，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生儿育女的人，即“母亲”是一个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家庭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以母亲为中心。所以，拉丁民族的人形成了热情好客、说话不直截了当、好面子的性格。日耳曼人与依靠农业生活的拉丁人截然不同，日耳曼民族中身强力壮、勇猛彪悍的男性是最有地位的，形成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因此，愿赌服输这种阶级意识和对强者的屈从渐渐成了日耳曼人的性格之一，这样，强者和弱者之间就有了等级之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形成了适合当地环境、适合自己的独特文化。熟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德国文化与意大利文化就不一样，德国人做事不讲“面子”，向来直言不讳，结账AA制，做事直来直去。而意大利人却爱“颜”如命，凡事都会顾及面子，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直言相告。英国文化与法国文化区别也很大。英国人性格保守内敛，尽可能抑制自己的情绪，待人似乎冷漠无情，难以接近。而法国人热情开朗。他们讲话时仅仅用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急切的心情，因此便会借助肢体动作、手势和表情等一切能表达心中意思的方法。因此，见到欧美某一国家人的所作所为就笼统地、不加判断地认为那就是西方文化是不妥当的。
我们对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做一横向的比较的话，第一阶段是古典时期，就西方而言，古希腊时代还算不上真正的中西交流，而罗马时期也只是个开端，就中国而言，秦朝和两汉时期，中西真正的交流也是刚刚起步，以后的隋唐宋元是中西交流的主要时期。第二阶段是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全新的交流时代，是中西方文化碰撞摩擦之始，最终西方列强进入亚洲引发武力侵略，这就是鸦片战争的来临。第三阶段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这一时期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时期，也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单向输入时期，总的来说，1840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水岭。1840年的百余年，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向中国强行输入时期，尽管也有林则徐、魏源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但他们的呼声在当时是如此的微弱，就我国的回应和挑战来说，接下来1919年的，可以说是空前的文化撕裂的转折时期。第四阶段是20世纪末到现在，这几十年中国人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西文化又达到了发展与繁荣、自由与平等的双向交往程度。纵观中西文化交流，西方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经历了“交流—撞击—单向输入—交流”的过程，如果说，明末清初以前中西是一种双向平等的文化交流的话，那么，1840年前后，有一个西方文华碰撞并单相输入的过程，那么状况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甚至说“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想用这种强行输入的方式，只不过时代不同了。
中西文化的交融，既有物质文化内容的交流，也有精神文化诸如、价值观念的相互影响，且不说四大发明对于西方世界的持续性作用，即便是在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科学逐渐影响的近代初期，我国的科学技术包括科学思想仍然在西方世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如：明朝的宋应星、李时珍的著作也传到了欧洲。当然，西方的科技尤其是生活用品大量流入中国宫廷的官僚家庭之中，比如：钟表、望远镜等，更不用说机械枪炮了。中西精神文化的影响也是相互的。自17世纪以后，中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和传播越来越明显，而19世纪以前，除了以外，西方人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标准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但是，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进化论、民主思想到马克思主义全面影响，西方思潮对我国知识界继而对广大民众，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必将极大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高我国文化生产力，打造文化软实力增添强大的动力。
二、如何加强跨文化交流
1.提高对跨文化交流的认识
想要更好的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就必须要提高对跨文化交流的认识。在国际经济贸易的趋势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进行跨国贸易往来。因此，企业只有提高对跨文化交流的认识，才能在商务活动中，与其他跨国企业进行良好的沟通，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首先，企业领导人必须重视起跨文化交流的问题，从而做好企业员工的跨文化管理。其次，企业领导需要向员工传达跨文化交流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企业员工对跨文化交流的认识。再者，企业管理者要注重跨文化人才的培养，从而通过与这些人才进行沟通，加深对跨文化交流的认识。另外，也可以使用跨文化人才对企业员工进行文化差异的培训，进而使员工全面的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提高员工对跨文化交流的认识。总之，企业只有认识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才能做好跨文化的交流。
2.树立平等的文化观念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各自的环境下形成的，所以，虽然不同文化之间存有差异，但是却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因此，想要加强跨文化的交流，首先要树立平等的文化观念，不能因为别人的文化与自己的文化不同，就对别人的行为举止表示不满。从本质上来说，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在于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从而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所以，树立平等的文化观念，克服狭隘的民族中心论，才能加强彼此间文化交流。比如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一直处于劣势，但是在进行经济往来时，企业却不能抱有民族观念来对合作伙伴表示不满，这样只会使得商务合作难以进行。总之，没有哪国文化是绝对优越的，想要与他国企业进行合作，就一定要本着平等的文化观念，来加强彼此间的跨文化交流。
3.追求文化的融合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跨国企业想要在他国发展，就一定要追求文化的融合，从而加强企业间的跨文化交流。首先，企业要做好当地文化的调查，从而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营者的心理，顺利进行跨文化的沟通，进而为企业间的合作提供保障。其次，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不能一味的迁就他国文化，还要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文化，从而使本国文化在渗透到他国文化中，达成文化的融合。再者，追求文化的融合时，要尊重外来文化，考虑到不同文化间存在的排外情绪，从而保证积极健康的跨国文化交流。最后，不同文化的人有着自己固有的行为方式，既不能拿本国文化来衡量异国文化中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不要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他人。总之，在追求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一定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和原则，来加强企业间的跨文化的交流。
4.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加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首先，可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然后利用这种差异来进行有效的交流。比如企业间在进行文化交流时，可以在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打造双方都乐于接受的、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的企业特色文化。其次，在看到文化差异的负面问题时，同时应该看到文化差异带来的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应该客观的看待和理解文化差异，从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加强彼此间的跨文化交流。再者，为了实现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企业应该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进行系统的文化培训，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使得企业员工为加强企业间的跨文化交流做出一定的贡献。总之，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可以有效加强企业间的跨文化交流。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1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2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3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4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5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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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论坛主题为“促进东亚文化交流的方案”，议题为“灾害与文化，以及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韩方核心成员郑求宗、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孔鲁明、韩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元泰，日方核心成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等出席会议。
灾害与文化
本届论坛的一个主要议题为“灾害与文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再思考。小仓和夫介绍说，这次大地震对日本部分地区的文物造成毁灭性破坏，一些村落的整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不幸遇难，给该地区传统庆典、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人类文明受到自然灾难的严重挑战，如何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小仓和夫指出，在自然灾害面前，文化不仅仅是被保护、被抢救对象，更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受灾地区来说，除物质救助外，精神支持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发挥文化的力量。他结合这次日本地震谈了四点体会：一是灾害可以唤醒人们的防灾意识，引发人们对文化保护的重视；二是灾难可以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作品；三是应鼓励民众参与对灾区文物、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四是在灾后信息披露方面政府和媒体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小仓和夫的发言引起各国与会代表的共鸣。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不仅是受灾国一国一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损失。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加快对人类文化遗产抢救的步伐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
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
三国代表在充分认识到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应加强民众对文化交流的参与，引导民众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三国友好组织都举办了许多民众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以提高民众的认知度和参与感。三国代表表示今后可以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一是三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汇聚民间智慧与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民间保护方案；二是在艺术领域，应挖掘三国艺术共同点，并做比较研究和交流；三是在环保领域加强合作；四是旅游方面，进行三国旅游线路的开发。
三方代表还提出，民众应与政府、媒体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突出强调青少年参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一、企业员工跨文化交流的背景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进程已成为必然趋势。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外交、商品、人员交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频繁。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中国的商家和企业都必须与国外的商家和企业竞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厂家的不断涌入和到国外经商设厂的中国企业与日俱增，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想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都要具备一定的国际交流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性也显得越来越突出，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很多企业都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自身的企业文化中逐渐导入国际交流元素，使员工接受国际交流教育。如何使员工面对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尽量减少交往过程中出现文化冲突现象，如何使自己的员工和外国人充分交流，这是每个企业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二、企业员工存在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及解决方法
企业员工普遍不了解西方国家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在交流中无法取悦对方。我们就以下问题，对企业员工进行了特别培训，举例说明在各种场合下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做什么得体的事，取得了很好效果。
1.隐私问题。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2.守时观。对于约会迟到甚至爽约，很多中国人都不会特别介意，会接受对方的各种解释。有的中国学生或同事不事先跟外教约好，而直接到外教住所找外教，让外教大为头疼，有的外教就直接拒绝见来访者，双方都不愉快。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作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
3.寒暄。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甚至闹出“哪里，哪里”被翻译成“where? Where?”的经典笑话。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也很尴尬，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谈话。我们应该主动地看到别人的优点，尝试把赞美之词多挂嘴边。
4.用餐文化。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中国人点菜也很让外国人头痛，在中国，多由主人点菜，而客人只是客气说“随便”；而在西方，主人认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不会代为点菜，如果对其说“随便”，会让主人很为难，整个饭局都会很尴尬。西方人用餐也很讲究，正式场合，餐具摆放的顺序与上菜顺序一致，服务员会在上下一道菜之前撤掉上一道菜的餐具。这些都是中国没有的，应该多了解。
企业员工应充分了解外宾的文化背景，在每次接待前都应做足功课，应充分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接待方式，如见面时是握手还是拥抱，对方有何，在饮食上有何忌讳，等等，这些都要妥善考虑。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文化越来越受西方的青睐。很多西方客人对中国的古老文化有较深的研究。因此，除了要充分了解外国文化外，企业员工还应充分了解本国的基本文化，人文地理知识也要精通，这样才不至于在谈及中国文化时，自己却成了“老外”。
一、文化和文化观
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社会中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及其产物；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与经济政治并列。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包括了人类社会的全部，文化活动并不等同于全部社会活动。事实上理论界在使用文化概念时呈现一种共同的趋势，即把文化理解为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而与经济、政治区别开来。在西方理论界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也出现这种共同的趋势，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其《文明形态理论》中提出人类社会表现为各种文明形态，而文明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组成部分。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把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列。同志运用经济、政治、文化这种一分为三的理论框架来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表明了这种理论框架的现实意义，而且有助于对文化概念的科学把握。显然，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并列，就不能把经济、政治包括在文化之中。但是三者并列不是三者互相隔绝，也不是排斥其互相渗透。从严格意义讲，文化应当专指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问题，亦即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就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存在着文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两种截然相反的论点。概括文化史观的论点是：划分世界不同地区的主要标准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政治制度，而是文明或作为文明的核心的文化；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列共同组成人类社会，属于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中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东西（参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4期）。概括唯物史观的论点是：人类社会可以区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中最根本的或起最后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不是文化；划分世界各个地区、国家的主要标准是包括生产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经济，而不是文化。这后两点是与文化史观相反的。
二、国际交流中的文化冲突和整合
国际交流的过程就是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整合的过程。文化的冲突和整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的整合是为了消除文化的冲突，但另一方面文化整合的过程又伴随着文化的冲突。文化冲突又往往集中体现在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应该说随着国际交流时代的到来不断地引进不同民族文化将伴随相互摩擦或斗争，同时也使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相互交流、借鉴。要使不同民族文化价值间的冲突变得更易于相互交流借鉴，不同民族文化就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在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接纳现代性，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一种既适应现代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就是文化的整合问题。科学文化在先进文化体系中，能发挥基石和先导的功能。但是在任何文化系统中都存在某些不可能被整合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价值是与该系统的总体价值倾向相反或冲突的，它们往往起着破坏或干扰文化整合的作用。
文化是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从文化是人的文化这个基本概念出发，一切文化上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类共同性、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与地域性的有机统一，故把全球各地不同民族的文化“化”成整齐划一是不可思议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时，对其他文化要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开放性。
各民族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同时，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文化是以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为共同行为模式的人的集合体，它的分类极为复杂，但必须遵循共同文化价值体系这一根本标准。而民族作为文化群体的主要代表，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和社会共同体。所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且都不断地创造本民族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反对否定传统民族文化具有现代性，进而认为“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的片面主张，因为它强调了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了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这是极其有害的。
三、文化素质和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的提出和实施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靠人的高素质，特别是依靠高文化素质来维持的。时至今日，高科技与低素质、发达的物质文明与滞后的社会文化之间的矛盾已使许多国家陷入困惑之中，如何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和先进文化建设以救治人类物质进步与精神退步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全球性课题。这就必须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胸怀的、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人才，同时必须发展适应时代进步所需要的先进文化，促进人类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
就中国社会而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及相关制度都处于一种重大的转型时期，社会的转型要求文化的转型与之相适应。进入21世纪我国高教就难免要面临诸多挑战。尤其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在削弱，西方文化对高校的渗透在逐渐加强；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往往倾向于把高校看作是育人的机构、科研的机构，而对大学的文化使命缺乏清醒的意识和自觉的把握，在实际工作中缺乏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措施。这些都要求在弥补高校自身文化环境缺陷的同时，必须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迅速作出重大调整，尤其是整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把提高文化素质教育作为高校教改的重要方面，以保证高校文化教育在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冲突整合过程中起到先锋引导作用。
在高校，文化的基本功能是教育人、引导人、培养人、塑造人，要使人形成理想信念、民族精神、道德风尚和行为规范都高尚的人。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特点的，反映其理论水平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笔者认为文化素质是由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种因素整合而成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及实践体验，以不断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为个体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活动过程；其实质是促进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与人类先进文化向个性心理品质“内化”，形成较为稳定的优秀的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外化在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中。
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它注重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尤其是要使大学生经过大学阶段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自己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情况下应该做的事情。通过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结合，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教育实践活动的磨练，使学生既具改变自然世界之知能，又具“心灵自我唤醒能力”，以期在个体生命中达成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在个体人格中达成理性与情感意志、科学与人文等方面素质的协调发展，以追求真善美为一体的人格的形成。
四、寻求建立维护高校文化安全有效机制和策略
加强高校学生政治思想素质教育，奏响高校文化的主旋律。在我国，意识形态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难以保证高校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统领高校文化的全面建设，切实加强高校学生政治素质的培养，以爱国主义为重点，营造催人奋进的文风学风。校园建筑、人文景观、校训校歌、名言警句、标语口号等以理想教育为核心，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争优创先”、“推优入党”和典型示范为激励机制，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他们抵制错误思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坚定他们正确的政治立场。在具体实践中，务必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结合高校学生的实际问题，为学生排忧解难，做好、多做凝聚人心、得人心、暖人心和稳人心的工作。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奏响高校文化的主旋律。
一. 戏曲文化交流现状分析
（一）传统戏曲交流合作方式亟须拓展
在互联网环境下，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电视、网络已成为传统戏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统社会中，戏曲文化主要通过剧场演出、社区演出以及农村演出的方式进行传播，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网络等现代化传播技术已成为传统戏曲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方式和渠道。但在戏曲文化交流过程中，与现代化传播媒介的融合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且适应区域文化传统西区交流合作的机制还不健全，无法为戏曲文化的交流合作提供良好的保障。
（二）传统戏曲交流合作途径不断拓宽
近些年来，国家文化部门逐渐意识到戏曲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传统戏曲交流合作途径不断拓宽，最突出的表现则是为传统戏曲演出团体和传承艺人加强交流合作提供了契机。例如，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努力下，针对传统戏曲艺术传承的职业院校数量不断增加，而且通过组织院校竞赛，促使不同戏曲院校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在文化交流活动一些具有艺术天赋的戏曲文化传承人逐渐被发现，并受到重点培养，进而为我国戏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传统戏曲交流合作瓶颈亟待破解
传统戏曲文化交流合作的瓶颈突出表现为加强合作、抱团发展共识有待加强，我国在戏曲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则是不同的地区和剧种各自为战，由于缺乏合作意识，导致无法将我的传统的戏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推广和宣传，无法将不同地区戏曲剧种的优点进行融合，从而实现戏曲文化的创新发展。例如，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各地的传统戏曲剧种都进行了包括音乐、表演、乐器以及企业运行模式等在内的改革，通过一系列改革活动，促使戏曲文化更加适应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使得戏曲艺术表演更加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习惯，但是在戏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合作交流，致使戏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无法有机融合各地以及各剧种之长，无法有效提升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地区传统戏曲的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戏曲文化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形成支持传统、打造精品的投入扶持体系，无法对戏曲艺术专业化人才以及传承者进行更好的保护。
二.文化交流建设策略探究
（一）不断完善戏曲文化交流合作机制
为了不断促进我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交流与建设，必须进一步完善传统戏曲文化的交流合作机制，具体而言，应该进一步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从而建立起多层次的传统戏曲交流合作格局。在曲艺专家学者的努力下，进行传统戏曲交流合作的专项规划，从而对传统戏曲文化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从而将戏曲文化的民间交流、传承艺人交流、院校交流以及企业之间的交流进行相互融合，促使戏曲文化交流更加符合经济社会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模式，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通过鼓励现代企业积极参与其中，从而积极打造区域知名的传统戏曲文化品牌，走组团发展的路子。
（二）探索建立戏曲文化交流合作新载体
在传统戏曲文化交流与建设过程中，针对戏曲文化的传播，必须适应当前的信息网络环境，从而为传统戏曲文化的交流合作提供更好的载体。具体而言，在传统戏曲文化交流过程中，可以利用各大电视台以及网络平台，对各类优秀的传统戏曲剧目进行展示，而且要利用现代化的视频制作技术，对戏曲表演进行精心整理，从而不断提升戏曲表演的影响力。而且可以利用电视台举办各类戏曲竞赛活动，鼓励各类戏曲人才积极参与其中，在竞技过程中，取长补短，从而实现传统戏曲文化的交流。在传统戏曲文化交流建设中，可以建立专门的戏曲文化网站平台，然后对一些优秀的传统戏曲剧目及其相关文化资料进行整理和上传，使社会公众可以更加便利的了解到各种优秀戏曲文化，并能够被优秀戏曲的文化魅力所吸引，从而有效推动我国戏曲文化的发展。
（三）深入挖掘区域内传统戏曲资源
受我国历史发展特点、地域特点以及其它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戏曲文化资源在我国分布比较广泛，而且在不同地区的戏曲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在促进传统戏曲文化交流建设过程中，有必要深入挖掘区域内传统戏曲资源。具体而言，可以利用历史文化名人和人文景点，采用复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合理科学开发利用，不断丰富扩大传统戏曲文化的内涵。在传统戏曲文化资源挖掘过程中，应该要注意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从而有效提升传统戏曲题材的选择范围，要将不同地区的文化元素融入到剧目创作活动中，而且还应该充分发挥企业的力量，促进传统戏曲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合作交流，从而不断推动传统戏曲文化的发展。
（四）营造有利于传统戏曲文化交流的社会文化环境
在传统戏曲文化交流建设过程中，可以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加强不同地区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合作，在交流沟通过程中，相互借鉴，从而建立起传统戏曲文化交流建设的社会环境，这对于保护我国传统戏曲文化的多样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针对传统戏曲文化交流建设活动的开展，地方政府应该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并且要为戏曲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为我国传统戏曲文化交流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总之，传统戏曲文化的交流与建设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交流与建设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为了更好的促进传统戏曲文化的交流建设，必须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不断完善戏曲文化交流合作机制、探索建立戏曲文化交流合作新载体、深入挖掘区域内传统戏曲资源、营造有利于传统戏曲文化交流的社会文化环境等。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10（c）-0210-02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民族发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对语言的理解将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国家间经济、政治等活动的日趋频繁，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渗透与交流得益于翻译。翻译作为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与国家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语习惯的不同，要求翻译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将决定翻译的水准。蒙汉翻译同样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1 蒙汉翻译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情，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稳固的生活区域之前，与历史演变相携。伴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日趋完善，为了互通有无，形成了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不通促使翻译的出现。在跨文化翻译中，注重民族文化特点，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对于文化交流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的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故事讲述了一个偷盗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门上的铃铛，想将它偷取过来，可铃铛在碰触下会发出声音，容易被人发现，于是，这个偷盗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可想而知，偷盗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这个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对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那么，很难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汉翻译中，译者对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习惯等的了解，将决定着译文的欣赏性和研究价值。
2 蒙汉跨文化翻译的意义
蒙汉跨文化翻译在解决语言障碍的同时，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在人类语言形成之初，语言就与文化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语言的流通也将促使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在增进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间产生的碰撞，这种碰撞容易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翻译对不同语言的构成以及使用条件有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在思维层次上向人们揭示了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内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们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深远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了文化的互通。
在蒙汉翻译中，对于语义的表述以及语法构成的研究，将决定译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1]。例如：对于语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译者要从主语和主题两个方面考虑译文的组合。汉语对于动作的发出者或实施者赋予了决定的权利，所以，具有强烈的主导作用，因此，在蒙汉翻译中，确定主语或主题，对于有效完成译文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于翻译的文化意义，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考虑。宏观可从文化层次上进行分析，而微观则是通过句子的构成来探究。在对语言的微观意义研究上，可从通过四种方式表现，即象形、映射、折射和暗示。我国对文字的运用手法极为丰富，人们在抒感、描写事物以及阐述观点的过程中，为了达到写作的目的，通常会借助修辞手法加强表现效果，因此，在蒙汉翻译中，对语言修辞手法的解读将加强翻译的感染力，从而使译文更为生动。
3 蒙汉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各民族与国家交往中，语言上的交流让人们了解了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等，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蒙汉两个民族很久以来就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在蒙汉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民族语言上的互通对于社会活动的友好进行创造了条件。蒙古广阔的草原赋予了那里的人们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生态伦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汉族则以农耕为主，他们在耕作中收获希望和幸福，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土地极其热爱。在汉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让人们懂得了顺应农节耕作，才能有所收获，这也体现出了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思想。在蒙汉翻译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发生了改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民族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2]。蒙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上的交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将决定翻译的好坏，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传真”的原则，以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桥梁，使蒙汉文化能够相互影响，共同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3.1 文化的凝聚功能
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传播主旨，通过对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间形成了和谐的发展氛围，对维护民族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使得文化不断吸纳新的事物，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将推动文化传播向着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从某种角度上看，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传真”，所以说，翻译也是文化翻译，也只有这样，翻译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在社会活动交往过程中，翻译有效地避免了两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审美以及理解上的误区，进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颈，使社会活动更为活跃。蒙汉翻译将文化交流变得顺畅，实现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译的凝聚功能对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3.2 文化教化功能
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在对文化的感知中逐渐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自觉遵守该文化的要求，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3]。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理解彼此的语言表述，同时也要让人们对彼此的文化能够认同，进而能够自觉地将该文化带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围中影响他人，从而使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也是翻译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在蒙汉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关注受众者的感知情况，并尽量让其接受文化熏陶，从而达到影响的目的。一般来说，译者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文化差异，才能发挥出蒙汉两种文化的教化功能。
4 结语
蒙汉翻译作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文化差异有足够的认知，这不仅能使翻译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时也能促使两个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使接受者能够受其影响并能够自觉接受这一文化的熏陶，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以推动不同的相互交流，为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进贡献力量。蒙汉翻译是凝聚蒙汉两个民族的重要纽带，为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发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与丝绸之路区域史；2魏珊，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广州510275）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简称海丝路或MSR），迄今为止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其内涵应该是指从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然后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接着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后经日本博多湾、九州以及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地区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中南半岛南下后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抵达红海、最终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因此，宋丽海上航线和两国海洋经济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丽海上航路与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代表有陈高华、宋、吴泰、杨渭生、王文楚、陈炎、祁庆富等学人；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而国外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韩国东亚大学的金庠基、高丽大学的李镇汉、金渭显、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学者内藤h辅、森平雅彦等先生，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文化交流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宋丽海上航路的演变和发展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辽宋丽三国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960-1071年），宋丽海上航线的内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东蓬莱）到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航线。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王朝，之后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展开交往，从而维持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同样也是利用此条航线，据《宋史・高丽传》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1]（14040）通过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时期的登州，郡名东牟，为现今山东的蓬莱县；八角海口，为现今山东福山县西北的八角镇；芝冈岛，为现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其距离登州约20公里。高丽人归国，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离登州10公里左右，其虽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给发文据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间以前宋人出使高丽，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启航，并由登州管辖。高丽翁津，也就是现在朝鲜海州西南的翁津；阎州，是现在朝鲜的延安，高丽时代称为盐州；白州，是现在朝鲜的白川。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阕。从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来，登州一直是与高丽通航往来海上航线的起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时也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3]（3829）因此，自高丽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航线不仅是宋丽海上交通时利用的主要航线，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同时还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来的主要航线。另外，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是此段航线的支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到高丽翁津口后登陆，据《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天章、宝文阁冯景为高丽国信使，“令排办修补过河船及按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之得二处海道并可l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又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自中国适高句丽，唯明州道经此，若自登州、板桥以济，则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丽之港口，实为板桥镇，元v三年（1088年）改板桥镇为胶西县，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辽丽两国恢复朝贡关系，在这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朝贡关系也一度中断。1020年后，辽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国灭亡。在这一时期，辽丽两国使节的往来频繁密切，高丽通过以下名义遣使辽国，比如四季问候、谢横宣、谢册封、谢恩、进贡、贺正、贺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辽国则主要通过吊慰、告哀、横宣、册封、贺生辰、来祭、来诏、起复等名义，如此之后，辽丽两国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起来，并且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辽丽之间关系的改善，使得高丽先前结盟宋朝以牵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时已经显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三年），高丽决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号，“复行契丹年号”，并且在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颖等前往宋“贡金器、银厨、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断绝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宋丽两国由于断绝邦交，两国航路基本上亦处于断绝的状态。迄1071年（宋熙宁四年），由于宋朝“联丽制辽”政策的再度实施，宋丽邦交得以恢复，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后一阶段。
后一阶段（1072-1279年），宋丽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航线。关于航路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已多有论及，主要是北宋从国家安保立场，以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庆历年间，特下诏实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莱州进而与辽国经商贸易，故登州通高丽海道亦渐废弃。直至宋熙宁四
年（1071年），宋恢复邦交，宋出使高丽的海上航路改为明州往返，盖亦由于高丽之请求，《宋史・高丽传》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而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则规定由明州往返。其具体航线，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所载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其卷34 至39《海道门》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十分系统、明确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航路和高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等教授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外，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史学科森平雅彦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宋丽航路自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后、经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的虎蹲山），向东航行到达昌国县（今定海县）的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为现在的普陀山）。从这里出海后，进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即从现在浙江沿海、长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
也称黑水沟，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的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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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夹界山
又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现在的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是中韩两国的领海分界处，也就是中国与高丽的海上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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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白山而至高丽。据王文楚先生考订，白山即为现在大黑山岛东南面的荞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荞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7]（37）然而，中国学者祁庆富和日本学者藤田明良均认为，白山为黑山岛西北之红岛，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亦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5]（75）而荞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使团先经过白山岛，后抵达黑山岛的往返记载无误，而王氏实误矣；使团由白山所抵达的黑山，也就是现在韩国的大黑山岛，是宋丽时期海上丝路南路的枢纽，也是船舶往来停歇的地方；经过黑山岛，沿群山列岛海岸向北，抵达紫燕岛
即现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处于首尔东南方向，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现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岛。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朝鲜历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达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上陆地后，再由陆路抵达高丽的都城开城。碧澜亭，位于现在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在这里停舟靠岸登上陆地，前往开城。从宋神宗熙宁后直到南宋，宋丽之间的海上航路都是经过此段路线，如果能够顺着季风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达。
另外，宋丽海上丝路南路航线的泉州港，也是宋朝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罗拯传》写道：“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8]（10646）苏轼亦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中国学者陈高华先生曾经就《高丽史》的记载，归纳出北宋时期泉州海商往返高丽的史料，达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黄谨（为“慎”之误）还充当了宋丽恢复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9]熙宁二年（1069年），黄慎等由高丽返宋，“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诏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1]（14046）由于宋朝规定：诸赴高丽、日本贸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给予公凭发解启航，即“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即北宋之明州，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丽贸易，显然违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辖之规定，以致苏轼不得不奏请云：“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扎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藩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10]（459）然而，根据陈高华先生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明州商人不过三起，数量上远低于泉商十五起，盖“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448）徐戬，泉州海商，苏轼说他：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0]（459）又谓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苏轼让他从明州回国，但是“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故而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虽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丽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认民间海商由泉州赴高丽贸易者亦多。不过，由泉州出港，驶往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应该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着明州往高丽的航路往返。南宋时，由于海外贸易发达，泉州成为了北上连接明州和高丽，向西连接广州、粤东，从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区的商舶常常往来于此。不过，与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来停靠的港口，在与高丽海上往来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增进了两国人文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于海上来华，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赐予高丽《大藏经》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赐予高丽使节《密藏诠》、《逍遥咏》和《莲花心轮》等佛经。淳化四年（993年），应高丽之请，赐儒家《九经》于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应其所请，再赐予《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圣惠方》、诸子、历日、御制诗、《国朝登科记》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丽使来贺哲宗即位，哲宗应其所请赐予《文苑英华》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进奉使尹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王r、吴延宠回国，宋徽宗又赐高丽国王《太平御览》一千卷。除宋朝廷赐予外，高丽使节还被允许自行前往书肆购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国子监许卖《九经》以及其它经史子集诸书给高丽使节。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华严经》各一部，诏从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顾苏轼反对，允许高丽使购买《册府元龟》以归。宋丽典籍交流还体现在高丽大量高僧、留学生以及宋朝商贩于宋朝购买书籍以献于高丽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高丽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购买了《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以为高丽营造有关庙堂之参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丽时献给高丽国王图书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戬等二十八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版，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献《太平御览》，高丽奖励其白金六十斤。
随着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高丽也有诸多书籍传入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4]故次年（1092年），高丽使即献《黄帝针经》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说苑》，由高丽献出后才得以补全完整；还有已经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通过高丽重新输入到宋朝。加强了两国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宋朝与高丽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两国《大藏经》之交流、僧侣的往来和中国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教义对高丽佛教的影响等。其中《大藏经》等佛教典籍的互赠和交流影响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戬，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戬。
而高僧人文往来，则主要是高丽僧人谛观、义通以及高丽王子义天到宋朝的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天台宗相关典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高丽僧义通也被后人尊其为天台宗的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是在宋哲宗时期来到中国的，他遍访名山古刹，带来的大量华严宗典籍弥补了中国华严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拜杭州慧因寺的净源法师为师学习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义天还请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讲解天台教观之道，其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多卷，在高丽弘扬天台宗、华严宗，提倡“教观兼修”，主持高丽国清寺，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因此宋丽两国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文文化交流的内涵。
此外，随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高丽除科举取士外，还实行僧侣的科举考试制度，称为僧科制度。僧科有预备试和正式试之分，预备试主要在各山门或宗派内进行，预备试合格才能参加国家正式大选。大选也有禅宗选和教宗选之分，禅宗大选一般是在广明寺的禅宗僧侣中进行，教宗大选则于王轮寺在各教宗僧侣中进行。如果禅、教大选合格，就授予初级法阶大选，然后按照如下法阶晋升：禅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而高丽时代的僧职主要是僧钅录司，僧钅录司有左右两衔，两衔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掌管一切佛教活动，其渊源显然是受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随着宋朝儒佛道三教传入高丽和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儒佛道思想对高丽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丽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台宗的创立。高丽太祖以佛教立国，但是，佛教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断，尤其是以海印寺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两派水火不容，相互攻击。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门户之争，从宋朝回国的义天大师提出了“教禅合一”、“教观兼修”的主张，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但两者各有偏执，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内心观照；禅法则强调内心作用而无视外部修炼，故“学教之人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人好忘缘而内荨2⑽偏执，俱滞一边，其犹争兔角之长短，斗空花之浓淡。”[15]（452）因此，义天提出“教禅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禅宗的关系上，义天主张教宗融摄禅宗，并对“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法颇有微词，其提出禅宗本义是“籍教习禅”而非“离教习禅。”其实，义天的“教观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深受中国华严宗高僧圭峰、晋水和清凉大师的影响，华严宗即主张“教禅一致”，尤其是清凉大师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相互契合，并认为华严宗靠经典义理解悟、洞彻法界，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解悟过程是一致的，因而华严宗与禅宗是相通的。义天大师不仅与上述晋水（净源大师）相互往来切磋佛法，而且，对华严宗经典颇多研究。在儒佛道的关系上，义天十分重视三教合一，尤其是对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扬。其主张“得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通观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15]（452）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响。此外，十二世纪末期，郑仲夫、崔忠献等武臣之乱，高丽教宗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205年，高丽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寺，高僧知讷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本创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张“教禅不二”，但与义天主张“教主禅从”不同，而是强调“禅主教从”，在具体修行方面，主张“定慧双修”，从而将“渐悟”和“顿悟”统一起来。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觉禅师的影响，知讷融合儒家的忠义，提出禅宗的“忠义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异而实同。”从而体现出三教融合和诸宗汇通的倾向，此与中国佛教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显然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发展，可以说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沿岸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宋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达，而且也体现了宋丽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贸易品和高丽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流，也承载着两国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脱脱：《宋史・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点校本。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6]苏轼：《东坡奏议・登州诏还以水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脱脱：《宋史・罗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韩]郑麟趾：《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10]苏轼：《东坡奏议・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苏轼：《东坡奏议・论高丽进奉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苏轼：《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到了中唐特别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设置福建经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福州被称为“闽都都会，东南重镇”、“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发现唐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碑碑文所载“迩时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对外贸易发达，市场繁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福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扬州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扬帆归国，在海上航行六天，从福州闽江口的连江县登陆，随船而来的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人。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灭佛”事件影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较大冲击，“鼓山僧徒逃窜皆尽”。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渐恢复，福州开元寺还被官方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间，曾登临鼓山，访问华严寺，并留诗一首，题为《灵源深处离合诗》。诗曰：“蹬危人难纤，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空海后来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开山祖师。唐诗人马戴咏晋安：“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说明当时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学交流兴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生动地描绘了每年当海外贸易船遣发之际，福建观察使排办筵席，犒设送行以及当海外贸易船返航时，各国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动人场面，反映了唐时海外大舶频频直抵福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虽发生周世宗灭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响，还获得大发展机会，成为南方各道内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政治上，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经济上，他重视贸易，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资用以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巩固王闽政权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许多有作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商品经济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没有受外来入侵的危险，对外开放寻求海上交通，扩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是必然的选择。宋朝廷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由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此时福州已成为豪华的都会。《高丽史》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北宋仁宗时“福州商客陈文佑”等从事中日贸易。苏轼曾说：“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元时期，福州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贸易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带动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主要体现在：
一、“崇宁藏”和“毗卢藏”的雕造和外传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译、编辑、抄写、雕版、印造、收赎、供养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末年朝廷放开印书之禁，民间与官府盛行印书。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福建除建阳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州的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了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创始了民间自发雕造大藏经的活动，并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
从北宋神宗元丰年开始,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劝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寺院筹资雕造的大藏经。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崇宁藏”经本流传于世界各地,以日本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宁藏”雕造初成，同县的开元寺也已经开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经，并命名为“毗卢大藏经”，同样原因称之为“福州开元寺大藏”，或合称为“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今称“毗卢藏”。“毗卢藏”的全藏，国内已不存，海外亦闻无藏。根据叶恭绰先生探明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大藏经，以“毗卢藏”为主，以“崇宁藏”补缺，系日僧庆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财资助雕造，因得携归已经刻成的经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将其后遞刊的经本陆续买去，合为全藏。福州版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各种佛经开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几与原本雷同。
二、佛教建筑的传播
根据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日僧俊乘坊重源为重建1180年被毁的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从南宋引进的建筑式样，日本建筑史专家称之为“大佛样”。他们根据“大佛样”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日本称插拱）的特点，推测它可能属于福建建筑样式。此外，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的奈良县东大寺南大门、建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华林寺一样，具有“大佛样”相同特点，而且风格、构架方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传统的“和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完全新的建筑式样。虽然在“大佛样”遗构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传统做法，但从构架到细部都有浓厚的福建地方风格，建造这样的建筑恐不是简单的带回图纸所能做到，应是在请来的福建工匠指导下进行的。
三、与佛教有关的黑釉瓷器的输出
佛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李肇《国史补》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闽小记》有关于鼓山半岩茶的记载，“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福建的茶叶在唐代已成为贡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闻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货物中通过天龙寺船已经有茶叶输往日本。
福州的许多寺院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国禅僧提出，并通过禅茶交融途径向日本、朝鲜等国传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鲜茶礼。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是名副其实，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