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语文知识；历史事实；初中地理；新课程标准
初中地理是一门人文性突出的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及其演变趋势，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自然而然地，也就与展现人类生存面貌的文史知识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初中地理在教学时可以充分利用语文知识、历史事实来解释、联系地理现象与地理知识，帮助学生建立、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全面进步。
一、语文知识与地理现象相互解释
语文知识中囊括了大量的民间谚语、名家名作，其中不乏描写景物、气候的经典语句，记录人们生活面貌的精炼概述，这里面往往会蕴含着丰富的地理现象。运用语文知识与地理现象相互解释，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地理知识，增加对知识的印象。
（一）语文知识与气候
民间常说：“靠天吃饭”，这里的“天”主要指的就是气候、天气。因此，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扬智慧，创造了大量的关于气候、天气的民间谚语，文学作品中也描述了许多或壮观、或瑰丽、或迷踪的自然现象，其中很多便是与大自然诡秘莫测的气候、天气有关。
如“早上云如山，必定下满湾”，意思是说早上出现山头状云彩往往会出现“下满湾”的大暴雨。运用地理知识来解释，就是如山头一样的云通常会是浓积云，其在夏天因太阳暴晒、水分大量蒸发而形成。早上出现的浓积云的下午会因为底层暖湿空气大量向上流动而变成积雨云，从而陡降暴雨。再比如成语“海市蜃楼”，出自“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天官书》：“海旁蜄（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后人以此比喻虚幻的事物，或者形容心中想到但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运用地理知识来解释，就是在夏天沿海一带或沙漠地区，由于大气中光线的折射作用，空气各层的密度有较大差异，远处的光线通过密度不同的空气层就发生折射或全反射，这时可以看见在空中或地面以下有远处物体的影像。古人误认为是蜃吐气而成，所以叫蜃景。这样科学、真实地解释自然现象，既可以让学生更加透彻地了解成语的含义，也会促使学生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勤于思考，自觉、主动地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现象。其他的如“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日出东方红，无雨便是风”，“东轰隆西虹雨”，“日晕三更雨，三更午时风”等民间谚语，都与气候、天气有关。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完全可以运用这些民间谚语帮助学生们理解有关的地理知识，并以此拓展学生的课外知识与能力，帮助学生走出课本，走向更加广阔的人文社会，汲取更多、更富于实践意义的知识。
（二）语文知识与地形
中国古代文人常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表现自己知识的渊博，他们在游历祖国大好河山时，往往兴之所至，会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其中许多都可以拿来为初中地理所用。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庐山瀑布的气势磅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夸张但相对真实地展现出长江三峡水流一泻千里的壮观景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则描绘出山地地形的奇形怪状，乱象杂生；“仰望山接天，俯视江如线，对面能说话，相会要一天”表现出了横断山脉“多江并流”、交通不便的现状等。
（三）语文知识与人文地理
教师在教授中国地理中“内蒙古大草原”一部分知识时，可以援引北朝民歌《敕勒川》中对内蒙古大草原的形象描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以此为契机，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根据民歌所蕴含的内容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内蒙古与阴山的地理位置关系。
2.为什么说天似穹庐？从气候、地形因素等给出解释。
3.由归纳内蒙古高原的地形、气候、植被、主要职业。
4.现在，河套平原已经改变了过去人迹罕至的局面，而是变成了“北国江南”，试探究其转变过程。
这些问题，单纯地依靠地理知识或语文知识都无法给出正确的完整答案，教师需引导学生综合利用多种这两种学科知识，透过文字看本质，运用发散性思维，循序渐进地得出答案。
二、利用历史事实联系地理知识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仰望星空”，探索大自然与人类命运的联系。在初中地理教学中适当地引入这些名人轶事，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无疑会大大提高学生对初中地理知识的学习兴趣，促使注意力不集中或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的学生全神贯注，主动吸收、学习地理知识。
例如，在教授学生们世界地理时，教师就可以运用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日本突袭珍珠港等历史事件调动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并给学生们详细讲解他们当年的路线，帮助学生贯穿整个世界地图，理解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等作为交通要道的不可或缺作用，理解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建设意义等等，帮助学生以历史知识打通地理知识的“任督二脉”，将整个世界地理融会贯通，了然于胸。
三、总结
美国《生活化的地理学：国家地理标准1994》中指出：“地理在实际情景中变得强大起来，地理通过帮助人类理解各自的经历日益丰富起来。”初中地理教学，可以利用古今中外丰富的文史知识构建起充满趣味性、教育性的“实际情景”，帮助学生借助古人的双腿走遍大江南北，借助古人的双眼看遍世间景象，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教学目的，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讲座培训
由多学科教师共同承担。①由物理教师对学生进行天文望远镜制作原理和使用方法的讲座，并训练学生使用我校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②由地理教师对学生进行天文知识的讲授，例如进行星空观测方法培训，要求学生熟识星空，掌握天文基础知识，如恒星、行星、星云的特点及不同天象的成因等，我们开展了“灿烂的星空”“斗转星移”“天狗吃月的真相”“带你去看流星雨”“将宇宙留在镜头里”等丰富多彩的讲座；学生观看录像以增加天文知识等，如《火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③由信息技术教师教学生如何通过电脑软件或网络寻找所观测星空的相关知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校天文知识库的充实等。
2.实践过程
学生实践是天文观测课程最重要的教学环节。我们让学生进行了以下实践活动：①动手制作星空图，带领学生进行星空观测、月相观测；②学习天文望远镜的操作使用，掌握天文观测技巧，提高利用数码相机进行天体照相的技巧等；③运用天文望远镜进行月球、行星及猎户座观测，并认识月球表面的环形山及月海，观察分析木星的四大卫星位置的变化及土星光环的视角变化等；④进行太阳黑子的跟踪记录；⑤进行月食、日食的全过程记录；⑥进行水星、金星凌日的记录；⑦带领学生进行流星雨的观测；⑧天体摄影及作品欣赏；⑨上网查阅天文信息等。
二、天文观测课程技术的设备支持
第一，天文圆顶为地理天文观测活动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天文圆顶中有设备齐全的天文观测仪器（其中天文望远镜为美国产Meade 7〃Model 178ED复消色差折射望远镜，配有整套美国原装Meade178目镜、摄像头等），这里是完成天文观测教学最重要的阵地。在这里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各种型号望远镜装配调试、观测操作全过程等。
第二，学校专为天体摄影配备的专用数码相机尼康COOLPIX 4500，要求学生亲手独立完成和掌握机械相机的固定摄影和跟踪摄影以及数码相机的拍摄。需熟练做到以下步骤：首先通过目镜等找到目标天体；然后利用转接环把数码相机的镜头固定到天文望远镜的目镜上；微调天文望远镜，使得数码相机的显示屏能够显示目标天体；调整数码相机曝光参数进行天文拍摄。
第三，现代化的地理数字实验室，配备着数字星球系统，并装有小型天象穹顶。这里是天文观测教学进行讲座的场所，讲座中教师的讲解和数字星球系统――多媒体球幕投影演示仪的使用相互配合，教学以直观形象和学生乐意接受的形式呈现，学生兴趣大增。例如“灿烂的星空”讲座中，当星球仪完整逼真地呈现出行星的外部形态时，学生不断发出惊叹，知识深深印在脑海中；“斗转星移”中利用天象穹顶，学生犹如置身户外，抬头仰望天空，在室内感受着星空的魅力，这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数字星球系统的使用，使教学“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帮助学生拓展了天文视野，培养了学生良好的科学态度，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吸引着广大学生更加热爱天文观测课程。
第四，学校强大的信息技术设备，校园网及多个多媒体网络教室为师生的教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教学及教师讲座中师生互动，完全可让学生通过互联网进行自主学习，解决教师提出的诸多问题；在学生进行天文观测实践时，遇有天文学知识及观测技巧上的困难即可通过网络查询来解决自己的疑问；同时学生的作业也需在网络教室完成。信息技术引入天文观测，不仅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能极大地丰富学生天文知识的积累，还能使学生在信息技术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例如，一般的天文观测并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心理需求，教师要有意识地要求学生和自己一起随时关注各种天象的预报，通过观测手段进行天文观测，并指导学生从相关杂志、网站中搜集有关资料，并将其纳入学校天文信息知识库，充实学校天文资料。神舟号系列飞船的一次次成功发射，特别是“天宫”与“神九”载人交会对接成为中国航天史上新的突破，所有这些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天文科学热，这也极大地刺激了我校学生的天文学习热情，尤其是一些特殊的天象更是极大地吸引着学生。地理教师和学生一起通过信息网络查阅，及时地将2012年我国可观测天象总表发给学生并张贴在地理实验室中，对一些学生可观测的天象，例如金星伴月、木星伴月、火星伴月、三星伴月、天龙座流星雨、日月食等，学生都充满了观测热情，积极参与，还提醒教师即将到来的天象。
天文观测课程的重点是如何使学生尽快自己掌握观测方法及相关天文信息知识的查找、搜索和整理。这需要教师多为学生创造实践的机会，开放天文圆顶和网络教室，充分信任学生，教师由牵着手教他们一步步走路，逐步大胆放手让学生变为天文观测的主人，让学生的潜能得以发挥。
一、小学语文知识课内外拓展现状分析
1.课堂语文知识拓展远远不够
课堂上的讲问教学，只是根据本课教学目标和预习提示的问题，机械地列出问1、问2、问3等等，设计好各种各样的“圈套”，让学生钻进去，问题解决，时间到，下课。语文知识被残忍地分解得支离破碎，没有综合地从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出发，更谈不上语文知识的拓展了，学生的素质得不到提高，为考试而学习，为考试而考试。如：《鸟的天堂》这一课的教学，设计了如下目标：1.学会3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纠正、逼近、做巢、树梢、静寂、应接不暇。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中自己喜欢的部分。3.默读课文，理解内容，了解大榕树的外形特点。4.领悟作者抓住景物特点进行静态、动态描写和寄情于景的表达方法。然后在教学中教师就机械的一一达成目标，看起来很完整，但深思一下，这棵大榕树就是那棵大榕树，鸟的天堂为什么又会是鸟的天堂？没有知识的拓展，学生收获很少，只是肤浅的知道，鸟的天堂真的很漂亮！如果稍微拓展一下，就很容易知道鸟的天堂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典型例子，说明我们要保护环境，爱护动物，才能使地球成为人的天堂。所以说语文知识拓展远远不够的课堂，学生语文素养的收获也大打折扣。
2.语文知识拓展的目的性不够明确
在课堂中，有的教师还是在有意识的进行知识拓展，但是苦于没有目标，盲目的拓展，目的性不明确，收效甚微。就再如：鸟的天堂这篇课文中，有的教师也知道要拓展，就鸟的天堂来说一说保护环境，可是没有拓展的示例说明，没有明确的目标，仅仅文章结束时，生拉硬拽的说出“保护环境、爱护动物”，学生也口号式的跟说：“保护环境、爱护动物”，多热闹！可学生心中又能有几分理解保护环境、爱护动物的含义，脑子里又有几分保护环境、爱护动物的意识，下课照样乱扔果皮纸屑，因为只有在鸟的天堂才保护环境、爱护动物！
3.拓展知识面窄，没有进行横向、纵向拓展
拓展知识面窄，不仅和学生的所见所闻有关，也和教师的知识面有关，如在教学《童年的发现》一文中，学生苦于不能理解文章最后一句话的含义：我明白了，世界上重大的发明与发现，有时还面临着受到驱逐和迫害的风险。要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结合历史上的科学家为真理而献身的故事来说明，可教师就没有举出相关材料，导致学生不能理解，这个时候拓展一下知识：布鲁诺热情地宣传新天文学说，被教会视为异端，教会将他押到了罗马的宗教法庭，在监禁的七年中他受到了残酷的毒刑，最后被押至罗马百花广场的火刑柱下被活活烧死。布鲁诺为了他的发现，为坚持真理而献出了生命。那么学生就不难理解句子了，而且还会受到“坚持不懈勤奋钻研的精神”的熏陶。
教师在知识拓展时，没有注意语文本身知识前后的纵向联系，也没有注意语文知识和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导致了知识的单调、枯燥无味。
4.形式单调，实效差
教师在语文知识拓展时，只是简单的收集一些资料，单调的给学生讲解，强迫学生接受，忽视了学生的听、说、读、写、动手动脑能力的培养，形式的单调使学生收到的效果极差。
那么，如何拓宽语文知识，使学生学习不再单调，知识不再单一、贫乏？学生才能学得生动活泼呢？如果进行语文知识的课内外拓展，能在提高师生语文知识认识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语文知识拓展针对性、目的性不强的弊病，从教材出发，抓住教材与拓展知识中存在的联系，辐射开去，使课内和课外有机结合起来，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小学语文知识课内外拓展内容
小学语文知识课内外拓展内容分为两大板块：课内拓展研究和课外拓展研究。
1.课内拓展。（1）语文课内深度纵向（2）语文与其他学科的横向（3）语文与学生品德的拓展。
2.课外拓展。（1）在雏鹰电视台拓展语文知识（2）在红领巾广播站拓展语文知识（3）在课外读物中拓展语文知识（4）在生活中拓展语文知识（5）通过网络拓展语文知识（6）通过小学语文知识课内外拓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7）通过小学语文知识课内外拓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具体拓展内容可以从：字词――语音、汉字、同义词、反义词；语句――成语、谚语、歇后语、名言警句、各种类型句子修辞；文――童话、寓言、神话故事、民间故事、古诗、中外诗歌、中外名著、童谣、文言文、现代文、新课标作文等方面入手。
三、小学语文知识课内外拓展措施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5）10B-0047-01
中图版中第二单元的“常见的天气系统”是高中地理教材中的一大难点。教育部对地理课程提出的要求就是要让学生学到有用的地理知识，要让高中学到的地理知识促进学生的终生发展。这就意味着要让高中地理走进学生的生活，只有把地理教学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才能让学生接受和掌握地理知识，让地理课堂焕发生机与活力，取得教学效果。
一、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创新
传统的教学模式只是让学生接受地理知识，而生活化教学模式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高中地理教师要充分掌握学生的心理，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采取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从而提高学生对地理的兴趣，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高中地理知识，提高学生地理学习能力。
首先，在上课之前，教师可以让学生观看天气预报，然后多收集近期的天气预报，收集一些与台风有关的消息，多收集关于天气的一些谚语，给学生播放与天气系统有关的幻灯片，这样不仅可以吸引学生关注天气系统，也可以激发学生对地理课堂的热情；其次，高中地理教师可以结合学生以往学过的知识和生活情境设置教学情景，比如“观风雨才能赚大钱，借天气才能做好生意”，紧接着让学生列举生活中哪些商品的价格跟天气有关系；还可以让学生列举在古代人们是如何判断天气变化的。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高中生的素养，陶冶高中生情操，也可以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体现出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性，加深学生对天气系统的理解。
二、 加强生活与教学的联系
地理知识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新课程改革之后，地理教科书出现了很多非常形象的插图和说明，更方便学生理解，体现了对生活化教学的重视，教师应该转变教学理念与方式，多在地理课堂中举例以及插入图画。
高中地理教师在讲《气压系统和锋面系统》的时候，可以用幻灯片给学生展示我国北方遭受沙尘暴的图片和小视频，这样可以让学生较为直观地感受到锋面系统给我国天气造成的影响，并以此过渡引入气压系统。在讲气压系统之前，教师把幻灯片图片切换到家中水池放水的画面，让学生观察水的流动画面，从而引导学生学习用手判定气流的流动方向，可以让学生制作关于气压系统的图片，教师也给学生展示图片，让学生判断自己制作的是否正确。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可以联系生活学习高中地理，也可以通过与同学讨论和教师指导，加深对气压系统知识的理解，学生更能进行独立的思考，并把学到的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
三、通过社会实践把地理课程融入生活
现阶段地理教学不仅求教师要全面熟悉教材，也要求教师把教材与生活联系起来，把教学带入生活，很多学生学了地理知识，生活中最基本的现象都不知道如何进行解释，因此，教师一定要改变这一局面。
例如，学生学习气压系统和锋面系统对我国天气的影响之后，教师可以给学生列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让学生进行分析。如北方冬天的寒潮、夏天的暴雨是由于什么系统造成的？南方夏天降水非常多是由什么系统带来的影响？江淮流域六月份处于阴雨连绵的状态，这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常见的天气系统”这部分知识学习难度比较大，单纯依靠教师讲解，学生根本无法掌握关键点，也不会运用到生活中，面对考试学生不能应对自如，这就需要教师结合本节课的重点和生活中的实例，对学生进行讲解，带领学生预报天气。教师可以给学生呈现图片，带领学生解读图中的信息。
首先，让学生指出气压中心气压情况；其次，让学生描述图中A点和B点的风向，并比较两点之间的风力的大小；再次，判断A点B点两处气团的性质；最后，根据学习的冷锋和暖锋有关知识，描述图中哪些区域会出现降雨，指出哪些区域会出现暖锋雨、哪些区域会出现冷锋雨。
二、教具制作模块
地理教具是校内地理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能够为地理教学提供地理知识和学习情境的器材都是地理教具的组成部分。教具制作模块依据地理教学专有教具分类设置平面教具、立体教具和可操作仪器3大板块。其中平面教具包括教学挂图和纸质地理图片等。立体教具包括地球仪、等高线地形模型等。可操作仪器如气象观测仪器、手持GPS等。在该模块中，每一板块下设置教具名称、教具演示、设计用途、制作材料、制作过程、制作方法、使用方法、模拟教具制作、反思水平检测、资源与案例库共10个专题，教师可选择输入关键字进行搜索找到相关的其它资源，如输入“时间变化演示模型”时，会出现与该模型相关的教具演示、设计用途、制作材料、制作过程、制作方法、使用方法；也可自己选择制作材料、制作方法等进行在线模拟教具制作，还可以自我检测在教具制作方面的反思水平。
三、热点追踪模块
地理学的研究区域是人类居住和生息繁衍的地方，这样的研究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热点追踪模块下设考点追踪、时事追踪、知识更新追踪3个板块。考点追踪指最新的高考地理大纲涉及的考点，时事追踪指与地理学及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热点问题，知识更新追踪指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或社会的发展，部分知识点的认识出现了新的观点或内涵，也存在原有教科书的某些知识重新建立新认知的可能。每一板块下设置知识点介绍、知识点分析、试题库、模拟命题、反思水平检测、资源与案例库6个专题。在该模块中，教师既可学习交流知识点，检测在热点追踪方面的反思水平，举一反三，也可以自己尝试模拟命题。其中模拟命题下设置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和综合4个部分。
四、天文观测模块
在实际高中地理教学中除选修1“宇宙与地球”外，天文科普知识的涉及较少，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明确提出重视地理观测等实践活动。天文观测模块下设置天文知识、天体观测、情境模拟、在线预测、反思水平检测、资源与案例库6个板块。其中，天文知识板块中下分天球坐标知识、天体起源与宇宙探索历程3个专题；天体起源板块中下分宇宙的起源、星系的起源、银河系的起源、太阳系的起源和地球的起源5个专题；天体观测板块中下分太阳、行星、月球、流星体、彗星观测有5个专题；情境模拟和在线预测板块中下设日月食、四季星空、潮汐、其它4个专题。在该模块中，教师既可相互探讨天文知识，还可以在线进行模拟观测并模拟出观测到的可能情境，同时还可对感兴趣的天文现象如日月食等进行时间推算与预测，并检测自己在天文观测方面的反思水平。
本文是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古典知识体系是如何在天人相与的背景中逐渐生长起来，并构成传统政治形态之知识基础的。
天人相与：古典真理世界诞生的知识背景
在中国人看来，宇宙是单一的实体，在天与天体、地与其创造物、人与其活动这几大领域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野。浑然一体的宇宙观使人把自己安放在一种整体性的秩序之中。天人关系就是从中引发出来的，天人感应对于人们的生活乃至政治统治都是异常重要的。[1]天人关系构成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孕生和演展的最原始也是最持久的一道背景。[2]《说文解字》中说：“天，颠也，至高无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是一个方位之天，即高与广的结合，同时作为一种意志象征的预设之天呈现在我们面前。《尚书》中说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3]
如果说方位之“天”是一种直观的话，那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天”就是来源于人造和预设，这就是独特的“造天”现象。预设之天导致了一般知识和经典知识中的神秘感，因为它把人造的社会秩序（社稷）看作与天然的自然秩序等义等值的存在，从而是某种不须讨论的自在者。[4]
对天人关系的思索构成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源头，首先表现为天文学知识的累积。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而闻名的李约瑟和爱利亚德也曾指出，古代中国的天文学知识，通过象征、暗示与种种相关的仪式，把一种据说是正确的、符合自然规则的空间格局传达给人们，使他们建立合理的思想的基础，并使他们的各样观念与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保持着统一与和谐。[5]这种人文主义色彩异常浓厚的天文学并不是以对自然的探知作为关怀的，而是在浩瀚的天穹中寻求人类自身的定位，把自己投放到苍穹之中，同时又把宇宙安放在心灵之间。在这里看不到西方理性化的知识体系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是人与外在世界的合一。所谓“天数已定”，“命数难逃”就是揭示了一种主宰世间的冥冥之力。可见方位之天已被内化到人生和政治的架构之中，成为推断政治命数的工具，天文学也不再展现着探究自然奥妙的魅力，而转化为测定人事吉凶和政治合法性程度的手段。方位之天一旦转化为预设之天，便注定了人世间的延续实依赖于一种天数，因为人事吉凶、社会兴替、生老病死均是通过天象来展现的。这就导致了古典时间观的产生。崇高的天数左右着世间的沉沦，古往今来的流变不过是苍天在人间导演的循环往复的一幕幕剧目而已。顺应天命之人可以促使国泰民安，违背天命之人在剔除、淘汰之列。世间的流变不过是天命从旧人身上游离出去再降临新人身上的循环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支配世间的真理世界是凝固的、恒常的、不变的，而时间的流逝不过是重新与真理世界相通和相离的循环往复的交替而已。时间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是一个圆圈式的复归原点的运动。所以，在天人相与这一知识背景之下，历法时间、历史时间都是对中国古典知识中恒定不变的循环观念的直观表达。无论是天干地支的纪年还是按一个王朝年号的纪年，都是始而复终，终而复始的，一个个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一个个接替的皇帝像一个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皇帝死去，纪年即重新开始。它们没有如公元（亦即西元）纪年法那种以一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又不断指向未来的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6]于是，以天人关系为中轴而形成的一整套把所有要素同构在一起的知识体系就成为中国人判定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其中以天人感应和天人相与为主干的思维方式把人们纳入到了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之中，它不仅是构成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而且也是主导一般知识形态的核心要素。
绝地天通：发现真理世界的资格限定
既然作为政治形态合法性之原生点的真理世界不为所有人所共享，那么它又是怎样与人相通约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要从神话时代的颛顼的“绝地天通”讲起。传说中的颛顼是一位能继修皇帝之功的古帝，他进行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为政治的知识化和秩序化提供了一个不断追认的源头。在颛顼宗教改革之前，“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谁都可以通神降神，结果便是人人都沉陷在迷醉之中失去理智，而且人人都不能建立起权威与秩序，这样神也就没有意义。[7]人人都能通神，传达神的意志的话，必然影响联合体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所谓“九黎乱德”、“九黎之乱”，或许就是由此引起的动乱，[8]正是这一知识的分立和政治的无序才呼唤英雄出世，颛顼所进行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就是把政治纳入到一个秩序化和知识化状态中的改革。于是人人与天相通的渠道被切断，这一权利被归拢到执掌祭祀大权的巫觋阶层之中。绝地天通以后，人类如何按照天道的要求生活呢？也就是说如何模仿天道呢？这就导致了早期的贵族――巫觋阶层的出现。巫觋之人必须具备一些主观条件，即聪明圣智，拥有超乎常人的感觉能力，神明降附其身是巫觋角色的认可和体现。女成为巫，男城为觋。所以，中国原始宗教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已有专职事神的人员，而一班人则从事其他社会职业，不参与事神的活动，这叫做民神不杂，民神各业。在第二阶段，人人祭祀，家家作巫，人意通天，这叫做民神杂糅、民神同位。其结果是祭品匮乏，人民不再得到福佑，第三阶段，绝地天通，恢复民神不杂的秩序。一旦绝地天通，民神不杂，便导致了等级的出现，贵族与平民的出现，“礼”的制度开始出现。[9]这一阶层的形成及其与“王‘的卡里斯玛的合一，虽然破坏了上古平静的气氛、简单的心情和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它却真正使“思想”从实用的、个别的、具体的、一般的意识活动中分离出来，一方面提升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性的“观念”，一方面具体化为制度性的、可操作性的“知识”。[10]于是与天相通的器物技术，成为拥有权力和知识的人的专利，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出现，当然这一结构是以对与天相通的器物知识作为分层界限的。近来考古学的一些成果也已证明法器在那时演化为象征统治权力的礼器。[11]政治开始被纳入到一个知识化的轨道上去了。
考古发现的卜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一个秩序化的知识系统，它通过知识的载体――文字，确认了发现真理世界的资格限定。在殷商那个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开始孕发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中国政治知识化的源头。在天人关系逐渐集中到王一人身上的时候，并没有导致王权的无限扩展和恣意延伸，因为王与天相通的权利总是在祭祀这一政治仪式中得到确认的。而王并不是自己完成祭祀仪式的，祭祀中需要有祝有巫，主持祭祀的是那个时代最具有知识、技术和最具有文化意义的象征性人物。[12]于是我们会看到，作为历史和知识源头的承载真理世界的天道，从时隐时现的状态解脱出来，赋予了人间一种制度化、秩序化的存在状态。西周在承继殷商时代之知识传统的基础上，对天命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更加实用化的解释，周公的“唯命不于常，唯德是授”的革命观把那个支配世间的恒常的真理世界与人的德性联结在一起，中国传统政治变迁的动力机制就在德性所知的知识形态中被确立下来，历史在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内的展开至此才被真正确立了可以信赖的源头。所以葛兆光说：“西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切都在进一步合理化与秩序化过程中”。[13]后世的历史不过是对这一时代的不断追认和摹仿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的平民化运动再度引发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危机，在众人皆迷、唯我独醒的时代，真理世界就只能向老子、孔子等人敞开，于是对“道”的呼唤便成为与群霸相争之局面并不和谐的“灵异”。如果说在轴心时代真理世界向部分人的敞开是取决于一种文化的觉醒的话，那么在两汉之后随着儒学的法典化，真理世界向部分人的敞开，就取决于一种体制的规定和权力的保护了。科举制的推行则更加剧了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再生。古典知识的传承和发现真理世界之人的再生，证明了在王朝兴替的背后，潜伏着一种以一贯之的力量，正是这一力量使传统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不会因权力占有者的变革而被阻断。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近代西力东渐和西学东渐打破了传统政治形态的知识基础为止。圣人：真理世界的言说者和构成者
以终极依据体现出来的真理世界如何为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缔造了供后人持续追忆和不断确认的源头？这是我们要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明晰了真理世界的内在规定性及其发现这一世界的资格限定之后，我们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由儒学构筑的真理世界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起点？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的时间观中，政治权力执载者的变更仅仅是意味着一段“王朝时间”的终结，新的权力执载者必须要重新到赋予其合法性的真理世界中去汲取营养，并成为这一世界的主人及其在人间的复制者。这一回溯式的思微方式驱使后人必须去圣人之道中去寻求供以持续追忆和不断确认的知识源头。因为一旦作为政治所供奉的真理世界得以确立之后，后世的历史都不过是以此为源头而展开的。在老子看来就是“悟道”的历史，孔子看来就是“闻道”的历史。那么为什么在虚拟的天道消失之后，孔子会成为道的代言人呢？换言之，为什么后世的知识增量必须要以对孔子的阐释作为原点呢？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孔子角色的转变，即孔子由一位“教师”转变为“圣人”。孔子的神话化在历史的神话化中不断被强化，确立了孔子作为古典真理世界之言说者和构成者的地位。随着文字的出现，知识通过文字可以传承，历史通过言说得以延续的局面得以终结，随即进入了能够被记载的时段。[14]知识通过文字固定下来，历史也通过文字符号得以传承。因此，夏商周三代在孔子的知识视域中，并不是作为神话出现的，而是作为信史出现的。而周礼也就成为他续补已经断裂的真理世界的摹本。西汉时期儒学的法典化标志着神秘性、道德性、政治性和入世性的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正式诞生。支配后世演展的圣人神话系统便成为赋予传统政治体系之合法性的知识基石。这就是出现于汉代纬书中的政治神话。如果把三代以前的神话时代视为是人类渴望与神性相通、赋予社会和人生以原初意义的话，那么纬书政治神话的诞生则直接预示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的突破”导致了中国古典知识作为一种道德的宗教而存在着，[15]在这里看不到超感性的上帝，只有天道与圣人合二为一并为人感知的真理世界的化身，知识体系中的王国也就是世俗的王国。于是圣人便成为真理世界的言说者和承载者。政治形态的道德底线由此而铸立。
但自儒学法典化之后，孔子的形象就由一个道德说教家转变为“圣人”。一个圣人神话谱系就在后人的不断阐释中逐渐生长起来。正如梁启超所言：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的变为马融、郑玄，渐渐的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的变为程颐、朱熹，渐渐的变为陆九渊、王寿仁，渐渐的变为顾炎武、戴震。[16]假孔子替代真孔子的过程也恰好是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日渐丰满的过程。在孔子肉体失灭之后依托孔子灵魂再生的“孔子”，就是要担负起赋予他所处时代以终极意义的责任。而其思考的原点则是神话化的圣人――孔子。作为终极依据的天道实际上已与圣人同体，黑格尔把它称之为“实体精神与个体的直接统一”。[17]在“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圣王难以产生，天道的承载者就只能由“圣人”来承担了。孔子成为统治者与天相通的梯子，只有通过对孔子的占有才能实现对天道的占有，因为孔子是真理世界的言说者和承载者。一旦被神话化的孔子出现在人们的知识视域中，由孔子所担负的道德理想和终极依据便成为古典知识体系的生长点和价值承担者。与君统、政统、治统相即相离的师通、道统便成为赋予政治形态以合法性的知识源泉。孔子由一学派创始人转变为古典知识体系的创制者，由真理世界的言说者进而成为真理世界的构成者。此后的历史不过是对孔子解释权进行争夺的历史。经学：藏在典籍中的真理世界
冯友兰先生说：春秋战国是子学时代，以后则是经学时代。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把儒学抬高为官学。[18]学术再度官学化强化了知识政治化的传统。[19]古典知识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已经被神化了的孔子，也就成为古典知识体系的灵魂。不管经的范围和领域有何变化，经典之学成为通向理想之国的唯一阶梯，更诱使士人认定它是一切知识的基本来源，是确证无疑的。它一方面是人格与精神的支柱，另一方面它又是知识与技术的总汇。稽古能够取青紫如拾地芥，又能从中学到基本的人文知识到最高深的宇宙知识，于是经学成了绝对的显学，而对绝对权威的经典的解释之学也就成了中国精英思想中知识的来源与真理的凭据；在经典及其注释中人们可以获得所有的知识，在经典及其注释中真理则拥有了所有的合理性。[20]由文字组合而成的客观知识世界在后人的解释中，构成了一系列的陈述，这一陈述不仅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而且人们通过对陈述复制、修正和诠释，使其内部意义充分扩散出来。在知识边界不是轻易逾越的时代，对陈述本身的占有就直接意味着对权力的占有。
经学之所以能够将真理世界隐藏在典籍之中，使之成为一般大众难以进入的高雅之地，关键在于它是以艰涩的文字组合而成的难以理解的知识世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指出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无文字的社会，[21]因此汉字在中国是作为一种知识奢侈品确立了其高贵的地位。既然经学是由艰涩的文字组合而成的难以理解的知识世界，那么对典籍的阐释就成为真理世界得以不断传承的基础。经学说到底就是依靠对典籍的解释为政治体系之合法性提供知识论证的一门学问。可见，传统中国政治形态依靠由文字构筑起来的边界将庙堂之知和乡俗之知隔离开来。这是一个依靠文字构筑权威的国度。但是对文字的注解和微言大义的阐发又不自觉地将神秘主义的知识要素融会其中，由此导致了中国古典知识的理智化程度并没有得到逐步的提升和强化。这一进程直至近代西学输入中国才告终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由孔子删定的典籍就开始成为中国古典知识的主干。它不仅是真理的化身，而且也为士人提供通往真理世界的工具。无论是经书的注释还是其他古籍的注释，所追求的目标都是阐释和理解作品的意义。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的原意，注释的目的就是把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揭示出来。在千百年来的经典的注释活动中，经师们皓首穷经，诚惶诚恐地追求圣人寄托在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他们真诚地相信，经典中蕴藏着大量的圣人平治天下教化人民垂范后世的遗训。[22]故我们在汤一介先生提出的中国解释经典的三种方式中，看不到知识类型更新的动力机制。[23]首先，经学在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中主干地位，自然是因为它处于“经”之地位，典籍不是文字机械的组合，而是蕴藏义理的载体。政治形态所赖以存在的常理就隐藏其中。故对典籍的解读过程便是发现真理世界的过程。其次，经学也为士人承载治国之权力提供能力上的储备。当经学被提升为构筑国家意识形态的显学地位时，通过解读典籍发现真理世界的刚勇就逐渐为通过对典籍的机械掌握以占据权力所压抑，尽管后世不时有那些通经致用之人，在引经据典和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把矛头机智而巧妙的指向帝王，以捍卫道统之地位。但是把知识和权威融为一体的经学的确是在塑造着一种“经学化的被动性思维方式”。真理世界被政治权力固定在一个始终不变的状态上，由此便导致了居于最高层的帝王成为真理世界的秉承者，而士人则下降为真理世界的实践者。尽管知识与权力的抗争并没有因政治知识化和知识政治化的合一而彻底剔除，但知识仅仅是在承担着对无道之帝王进行道德讨伐、对秉承天道之新君进行道德论证这一剩余功能罢了。文武，称祖道圣这一回溯式思维方式使传统中国的政治变迁周而复始地去追寻古典知识的源头。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近人提出“革天”之观念为止。
帝王：真理世界的秉承者和复制者
帝王是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核心。帝王与天相通之同时发生的逆向结果便是以占有天道为前提。“占有”包含着杜撰和欺骗之意。所谓天君一体、圣王相通、道王同体就是这一“占有”的直接结果。[24]于是君主作为全社会的主宰者，以禀承天道、推广人道、践行天道为己任。由此可见，在帝王对天道的占有中过程中，君主、圣人、天道相通并逐渐一体化，道通过圣人的环节与君主的权力实施相沟通，成为君主至上权威的根源。基于道的不可亵渎性和禀承天道之绝对权威的君权，就具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他把自己视为政治形态的最后一道屏障。实际上帝王对天道的占有，仅仅是特定时段中的现象，并没有阻止古典知识所构筑的真理世界在既定政治权力之外的延续性，也就是帝王对天道的占有在长波段的历史时间中始终抗拒不了这一传统，更不能注定他的永久性占有，一旦他秉承天道的资格在大众知识世界和道统体系中中遭致怀疑乃至否定，就会促发权力占有主体的更替。
所以，我们说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道义和功能意义上的政治辩证法。道义辩证法就体现在帝王对真理世界的秉承和占有中。功能辩证法就体现在帝王对真理世界的曲解、修正和士大夫阶层的卫道之中。帝王正是经受着道义这两重辩证法的制约，才使其虽作为政治实践中的无限体，但缺乏无限的恣意扩张的空间存在。所谓帝道就是在古典神学知识中对帝王的道德限定，得道意味着对真理世界的禀承，失道则意味着对真理世界的背弃。可见，在中国古人的知识视域中，天下并不始终是系于一家一姓，它是外在于帝王之家的“共有物”，当然能够代表众人分享这一共有物的只能是真理世界的秉承者。这与日本万世一系的传统显然是不同的。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日本在中古武人执政时代，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观念，于是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居于垄断地位，自由的空间从中生长出来。这与中国人一直拥戴绝对的集至尊与至强与一身的帝王显然是不同的。[25]至尊是其有秉承真理世界的资格，至强是其有把真理世界复制到人间的力量保证。至尊与至强必须融为一体。因此，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无道之君不断为革除，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替天行道的帝王的诞生，一个无限体的人格化身消失了，另一个无限体的人格化身又诞生了。天下总是被笼罩在帝王这一无限体之下。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在权力占据者的背后是古典真理世界的再生和传统政治形态的连续复制。帝王作为这一世界的禀承者是不断再生产出来的。
知识贵族[26]：真理世界的确证者和实践者
帝王仅仅是依靠对真理世界的秉承而确立了政治形态之制度底线的地位，置于真理世界在人间的展开过程，即天道如何落实为人道，则是由儒者这一功能性的集团来承担的。由儒者构成的文官集团成为居于帝王和一般大众之间的联结者和实践者。
我们治道，在封建的世袭社会自春秋解体以来，封建意义上的身份贵族就不复存在了。但是一个新兴的知识贵族却应运而生，它起源于战国时期“士”之地位的上升，至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得以诞生。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缘化地位之后，随着科举制的推行，这一力量又重新抬头，并主导着传统政治政治形态的运作。
知识贵族不是世袭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以身份作为区别于其他阶层的边界。可见，它是凭借承载知识这一资源来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也正是凭借对知识的执掌来确立其社会、政治地位的。
继知识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短暂的分立状态之后，儒学在西汉的法典化使政治再度被纳入到知识化的轨道上去，与之相适应，知识政治化的现象也应运而生。士者经世致用的道德使命便在政治知识化和知识政治化共存的状态中逐渐发轫出来，并且这一传统一直被奉为神圣化的法则一直延续下来。它在真理世界与世俗生活相联结的状态中确定着士者的定位和知识的价值。
儒者历来以经世致用而显示其处世的价值。经世致用往往是在两种状态下进行的，一是士降格为屈从于帝王的实践者，与作为真理世界之秉承者的帝王在功能上相配。此种状态的展开以知识贵族对帝王的政治确认作为前提，以权力和优势地位的诱惑作为驱动力量。二是以真理世界的确证者这一角色，贯彻“行义以达其道”的宗旨。此种状态的展开是以知识贵族对真理世界的发现、捍卫和对帝王秉承真理世界之资格与能力的确认与论证作为其前提的。事实上在具体的势态中，以上两种状态往往是交合在一起，难以完全割裂开。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对知识贵族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中的定位与功能产生了许多截然相反的判断。要么将其推至崇高，要么将其贬为奴仆。任何极端的判断都是因为没有进入特定情势下的士人的知识视域所致。事实上，儒者所期待的“王者”与现实中儒者所认可的“王者”在他们特定情势下的知识视域内，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于是才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说。如果期待的王者与现实中的王者是分离的，那就是对帝王之政治认可和道义认可的中断，帝王的离经叛道最终只能导致天道游离于帝王肉体，他不再拥有天下便是必然的结果。
士者承担者将真理世界沉淀到民间的政治责任，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外在表现就是一种典型的教化体系，探知自然的技术和逻辑概念对于这一体系来讲都是一种累赘与多余。从《尚书》中的“洪范九畴”中，我们可以得知，作为树立人间规范所借用的依据――九畴这一中国式的规范，是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它排斥“多于的技术”。[27]在这里，我们看到真理世界在人间的落实经历了这样一个线路：通过帝王的秉承、知识贵族的实践再到在民间的沉淀，于是在教化体系中按照品性和知识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序列。天道与人道的相通就在这一等级序列中得以实现。由学校、士绅、政府官员等构成的教化体系，借助于政治权力的效力，使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弥漫在古典知识的氛围之中。[28]知识就是在这一完整的教化体系中流动着、传承着。[29]
结论：知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知识化
1.知识的政治化
知识政治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根深蒂固的传统。知识体系的分裂也就是政治与社会的分裂，依靠权力对知识的回收，就成为知识政治化的外在形式。在这一传统中，知识成为治国所利用的一项重要资源，而且承载知识的主体――士人，也成为治国所依赖的最为重要的一种政治力量。士者既是真理世界的论证者，同时又是真理世界的实践者（即阎步克先生所说的“文人”与“官僚”），[30]他们在出世和入世、分与合之间获得了二重角色上的统一。
从以上观之，知识的政治化并没有完全导致士者的奴仆化，他们不仅作为真理世界的确证者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基础进行道义上的论证，而且在功能上又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使帝王之无限体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象征。与此同时，儒者因为把经世致用视为唯一的人生正途，故他们在现实的权力配置体制中，又往往抵挡不住权力和优势地位的诱惑，这又为帝王控制士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以致于韦伯认为科举制度因“引发生员们为俸禄和官职的竞争而斗争”，防止了绅士们起来一致反对政府。[31]科举制也就被视为是权力对知识的体制性回收，它把知识政治化推至最高限度，科举制成为传统政治形态存续的生命线。科举制的推行使的规模在古典的轨道上达到了极限。此可见，知识的政治化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士者作为真理世界的确证者和实践者，在展示着知识在道义上的崇高；另一方面士者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丧失了催发知识不断丰满和知识类型更新的动力，而专注于通过对考试内容的机械性掌握作为求取功名利禄的途径，科举制成为士者工具化的渊薮。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知识的政治化导致了士者作为真理世界的确证者和实践者在捍卫纯正的经世致用之道的同时，也引发了士者工具化倾向的扩展，而且两者往往是交合在一起的，因为儒家学说在西汉经过了法典化的加工和政治确认之后，儒者明白“一种思想学说要成为世间的制度法律或意识形态，必须借助策略而不能单凭理想”，以知识与权力分庭抗礼，甚至希望超越权力的想法，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真正实现，理性主义的固执与昔日王者师的尊严，在现实领域中往往是遭致有限的遗弃。[32]
2.政治的知识化
在知识政治化的同时，政治也被知识化了。如果说知识的政治化意味知识和执掌知识之主体的政治工具化，那么政治的知识化则意味着政治形态必须在文字组合而成的知识体系中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证明。
政治的知识化首先表现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基础来自天命的降临，来自对圣人之道的秉承。而天命的降临必须在人们对天的认知框架中获得从得分确认。于是便有了祭天这一政治仪式俄产生。中国古代的祭天大典便成为最隆重、最神圣的政治仪式。站在科学的角度，可以把祭天斥为“无知”，但站在古人的角度，祭天恰恰体现了“有知”，它是在人们对天的认知基础上将政治纳入知识化轨道的第一步。祭天是在中国古人“天人关系”这一永恒的知识背景下，将政治形态构筑在不容怀疑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最初尝试。其次，当儒家学说充当了国家意识形态之后，祭孔便是成为与祭天相配的一种政治、文化仪式。如果说祭天是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提供一种终极依据上的确证的话，那么祭孔则是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提供一种世俗化的知识基础。祭孔也就成为历代帝王崇仰知识的象征，故祭孔逐渐演变为对尊奉孔孟之道、熟读圣贤之书而有所作为的前代文人的合祭。[33]在古典知识把天道和圣人之道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候，祭天和祭孔是就成为在知识化轨道上构筑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仪式。其次，政治的知识化表现为政治形态的架构和运作都是以经典知识作为支撑力量的。最后，政治的知识化表现为它对规范知识的崇仰和提升来展示其道义形象的。经典知识在中国古代作为求取功名和在政治生活中立足的一元化的资源，不仅是德治体系和教化体系的装饰品，而且也是政治形态立足的文化象征。
当然，在知识政治化和政治知识化一体性的状态中，始终潜伏着一个难以破解的矛盾，即知识传承的逻辑和权力传承的逻辑之间的潜在抗争。尽管在汉武帝之后知识通过一种体制性的力量被政治收购过去，选举制度特别是科举制不过是在技术上强化了权力对知识的收购能力，但是“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传统却潜藏着滋生异端的因子。虽然这一因子在传统政治形态中并不拥有无限扩展的空间，但它对政统的监视作用始终是统治者惴惴不安的缘由。可以说，正是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最为突出的特征就表现为对知识的政治收购和对异端的铲除和打击这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政治的演进之路可以从这一矛盾中得到解释。
[1]参见[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60页，第730－731页。
[2]俞晓群：《数术探秘》，北京：三联书店，1994，第57页。
[3]俞晓群：《数术探秘》，北京：三联书店，1994，第57－58页。
[4]玄峻：《联想与印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103页。
[5]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6]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解体》，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9页。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26页。
[8]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203页。
[9]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三联书店，1996。
[1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89页。
[11]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205页。
[1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00页。
[1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25页。
[14]对中国文字形成的研究，是考古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进年来热烈讨论的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否就是“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或招租护佑驱邪的卜辞？还很难说，至少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出符号的意义，所以它是图画还是文字，它是偶然性刻画还是有意识写字，就不可能有结论。但是，殷商的甲骨文、商周的铜器铭文，却已经是极为成熟的文字，从这一点来看，文字的起源要比商周早很多。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14页。
[15][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03页。
[16]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7][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17页。
[18]汤志钧等著：《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18页。
[19]参见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卷）第十一章“随社会而演变的学术思想”中第三节“统制学术思想的诸策略”的“汉的表彰经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25－227页。
[2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413－414页。东汉以降，天下裂变，道术又面临着为天下裂的局面，尤其是王室贵族不言而喻地占据着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中心之外，接近王权的宦者集团与外戚集团则利用王权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并不拥有思想与学术的人凸显于历史的中心地带，而拥有思想与学术的人却被挤到了历史的角落。魏晋玄学作为一种边缘化的知识形态得以产生，自然是知识与脱离政治收购的逍遥性后果。道教的复兴，佛教的传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载体不能进入权力中心在知识类型变迁上的反映。随着科举制的设立，两汉政治知识化的传统又在制度上得以展现，知识又成为占据权力的唯一可靠的资源，通过探寻藏在典籍中的真理世界，以重铸士人之政治地位的局面一直延伸到清朝科举制废除之时。
[21]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
[22]董洪利在《古籍的阐释》一书中认为，追求原意说在学理上是难以成立的，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根源于以下几点：（1）尽管每一位作者都希望把自己的意图原原本本地、毫无保留地反映在作品之中，但由于作品语言的局限，作者的意图不可能充分地、完全地表达出来，言不尽意是作者与作品关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2）随着作品的完成和作者语境的消失，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只有宣示义能完整地固定在上下文结构的语境之中；而作者认为十分确定的启示义，则失去了使其确定的语境，进入意义未决或曰多义待决状态。（3）作品一旦脱离了作者的语境，就成为自主性的客体，面向此后任何时代的任何读者（解释者）开放。（4）由作者意图所规定的作品和意象是作品意义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只能决定解释的大致范围和走向，无法限定解释的具体内容和方式。（6）解释者无论受到作品语言和意象多么大的引导和启示，仍然只能在个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知识经验等基础上，也就是个人前理解的基础上展开他的解释。而个人前理解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完整的特性，因而个人的解释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故董洪利认为以追求作者原意为目的的解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幻想。正是在这种幻想的笼罩下，注释的本质被掩盖了，注释的作用被歪曲了。因为理解作品的意义是一种创造性的解释活动，董洪利同意加达默尔所的观点，即在理解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两种视界，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是作品的视界，解释者的前理解是解释者的视界。视界融合既不是解释者完全抛弃自己的视界而进入作品的视界，也不是把作品的视界完全纳入并服从于解释者的视界，而是两者相互融合成一个新的视界。这个全新的视界把二者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超越了各自独立的状态和相互间的距离，形成了新的意义。加达默尔描述的“视界融合“既是理解的过程，又是一切解释活动最基本的方法。理解的客观性只有依赖”视界融合“才能实现。参见董洪利著《古籍的阐释》一书中的第二章“注释的目的”，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第41－82页。当然如果从纯粹的解释学的原理来看，中国古代对典籍的阐释并不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解。但是如果把典籍的阐释置于当时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中来审视，则会发现追求原意恰恰是追认古典真理世界的回溯式运动过程，正是这一回溯式的知识复原过程，才决定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不会因为权力执载者的更替而中断。在此，我们还是把本文多次提及的观点作如下表达：如果从纯粹学术知识的角度来看，追求原意说的解释方式无疑是背离了为知识而知识的创造性，但是如果从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内在的政治属性来看，则会发现追求原意说正是支配中国历史演展的终极依据所在。尽管中国古代在对典籍的阐释过程中，尽管不乏“异端邪说”，但它终究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由于圣人和经书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所以发现和重建圣人寄托在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就成为官方法定的正统标准。[23]汤一介先生提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经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释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参见汤一介：《再论中国的解释学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4]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201－211页。
[25][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4，第17页。
[26]余英时将士称之为“知识阶层”，费孝通称之为“知识阶级”。本文将其称之为“知识贵族”，根据有二：（1）支撑他们具有政治和社会优势地位的是知识，故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定位非常特别，与其他阶层的分野使其处于一种贵族化的地位；（2）其自身的知识容量一旦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如科举制）得到认可，便具有诸多特权。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一书中第一章第五节“绅士的特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27]玄峻：《联想与印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107页。
[28]参见汤志钧等著：《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9]在民间沉淀下来的真理世界，构成了一般大众思维世界中的构成要素之一。他们的政治判断就是在今天，仍然受制于这一古老的教化传统。由统治者所建构的教化体系并不能将一般大众的思维世界完全囊括在内。对此问题笔者会另撰文分析。
[30]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法苑珠林》是唐初释道世编纂而成的一部大型佛教类书，该书于唐总章元年（668）毕轴，是初唐前佛教文化研究的一部重要文献。《艺文类聚》则是唐欧阳询等于武德五年（662）受诏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二书成书时间大致相近。本文拟通过对二书分类的比较，探讨其显在分类形式下所隐含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义。
一
《艺文类聚》与《法苑珠林》二书在分类的整体架构上存在着许多共同点。首先，二书都承袭了传统类书的分类模式。根据对《艺文类聚》的分类，我们可将其大致分为“天、地、人、事、物”五大类，每部之下又有若干二级类目。在具体分类结构上，《艺文类聚》天类记录了唐代之前的日月、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及相关文化知识。地类记录了地理、州郡、山水等山川水文现象。人类则记录了从帝王、后妃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等。事类记录了与人的活动相关的礼乐文化知识等。从第60卷到卷百是对物类知识的汇集，整体上大致体现了传统类书的分类框架。《法苑珠林》虽然把“劫量篇”和“三界篇”放在“诸天部”和“日月篇”之前，但其后紧接着安排了佛、法、僧以及世间君臣的位置，这同样展现了纂者以天、地、人秩序安排全书结构的主导思想。
其次，二书的分类都带有儒家思想影响的痕迹。传统类书的天地人分类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如儒家经典中《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礼》经纪人伦；《书》记先王之事；《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乐》长于和；《春秋》辩是非等等[1](P3297)，古人早已用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分类实践，《艺文类聚》的分类也不例外。欧阳询《艺文类聚》序文后署“太子率更令、宏文馆学士、渤海男欧阳询序”[2](P1479)，可见《艺文类聚》是在贞观朝弘文学士的努力下完成的，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的文化导向，因此，《艺文类聚》的编纂也成为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方向性明确的文化建设活动。在《艺文类聚》的分类结构中，纂者将“帝王”部从“人”部中提取出来，放在“天”、“地”部之后，“人”部之前，这与《艺文类聚》在序中所说的“折衷古今，坟典”[2]的目的是一致的。围绕着“偃武修文”、“折衷古今，坟典”这一宗旨，《艺文类聚》从结构到内容，都以突出儒家学说为中心，在类目结构的编排上也都带有以儒家思想统摄全局的思想倾向，所以葛兆光先生说《艺文类聚》“‘圣、贤、忠、孝、德、让、智’的排列次第暗示了基本道德构成和伦理等秩的先后”[3](P457)，而《法苑珠林》也同样设有“君臣”、“思慎”、“和顺”、“忠孝”、“报恩”等带有强烈儒家思想意旨的篇目。
其三，二书在所分类目中都使用了“互著法”。潘树广先生概括《艺文类聚》体例方面的特点，其一就是参见法的运用[4]。参见法也叫互著法。根据裴芹先生统计，在《类聚》中“有‘事具……’192条（裴按：实为208条）”[5]，在这些文献记载中，很多地方就使用了“互著法”，如“楚昭王夫人溺水”例既可入“江水”类，也可入“贤妇人”类，故此《艺文类聚》在“江水”条后说：“事具人部贤妇人篇”[2](P157)。其次，《艺文类聚》中有些节删的文字也使用了“互著法”。如“烛之武退秦师”例：卷一八《人部二・老》引《左传》之文说：“烛之武对郑伯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事具游说篇[2](P339)。卷二五《人部九・说》又引此文。对照《左传・僖公三十年》，我们发现，《艺文类聚》中的两条文献均摘自《左传・僖公三十年》，但文字各有侧重。同样的一个故事放在不同的类目，其知识内容的指代性则发生了变化，前者属于对老人这一部类的介绍，而后者表现的则是游说者烛之武出色的辩才。从《艺文类聚》对各种事物的具体分类可以看出，同样的一件事，既可入此部，也可入另一部，这反映在古代的知识分类体系下，知识具有相互交叉的特点。《艺文类聚》在编纂过程中广泛使用“互著法”，这一方法同样也被《法苑珠林》所承袭。在《法苑珠林》中多次出现因此处论述不尽而参看它篇的情况，如《六道篇・人道部・受苦部》：“依经云，人亦多种，具如前《三界篇》中四天下洲，品类广说。”[6](P158)等等。这说明《法苑珠林》各篇虽然以知识分类作为标准，但各篇内容之间也有互相交叉的地方。除此之外，《法苑珠林》还在一些知识交叉的地方直接作注说明，如《十恶篇・果报部》在佛说杀生、不予取、邪淫、妄语十罪后说：“饮酒有三十六过失(具如下《五戒》中说之)”[6](P2164)，佛教十恶是构成佛教基础知识体系的一个具体方面，但《法苑珠林》在另一具体的知识单元“五戒”中又具体阐述此事，这充分说明知识的交叉性不仅在世俗类书广泛出现，在佛教类书中也不例外。
二
尽管《艺文类聚》和《法苑珠林》二书在分类思想、体例及形式上具有很有很多相似性，不过，《艺文类聚》的编纂集中反映了唐初世俗界的知识观念，而《法苑珠林》则集中了唐初之前佛教界的知识成果，代表了当时佛教的知识观念。由于不同知识观念的影响，二书在具体类目的设置上也有许多差异。首先，《艺文类聚》中“天”的分类渗透着道德、哲理及其它社会人文因素，而《法苑珠林》则带有明显的宗教文化特色。《艺文类聚》中天是与日月星云相对等的一种自然现象，日月星云等资料紧附其后，岁时则是对季节变化认识的具体化。这种分类编排反映了唐初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发展，这与《法苑珠林》中所反映的天是有本质区别的。《法苑珠林》所载的“天”是具有灵性的佛教诸神，他们也有贵贱、贫富之分。此外，《法苑珠林》在记日、月、星、宿的过程中，也是把其将作神或神的家属、亲戚来写，表现出极强的神格化倾向。
其次，《艺文类聚》中“地”的分部，除了列入地部的八个子目之外，在延伸部分对山、水、冈、岩、州、郡、关、峡等都作了客观而详细的记载，这反映了唐初地理知识的系统发展，说明唐初的知识观念已逐步走出“天命人事”的框架，有向客观世界发展的趋势。《法苑珠林》“地”部所载相对较略，仅对佛教四洲地理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反映了佛教的地理观念，而且对四洲的介绍也主要是在其神性的框架内展开，带有浓厚的印度文化特色。
其三，在“人”的分类框架中，《艺文类聚》与《法苑珠林》体现了中、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一方面，《艺文类聚》从“天皇氏”到“帝禹夏后氏”，对上古传说中的帝王一一单列，体现了撰者力图建构上古帝王谱系的知识观念。《法苑珠林》则主要记载了中印护法帝王在弘佛兴福方面所付出的行动，以及这些帝王应具有的德行，带有撰者自身对王德的评价标准，鲜明地体现了撰者融汇中、印多种文化为其弘道明教服务的思想特色。另一方面，《艺文类聚》对人的等级差别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如在“帝王部”之后，“人部”之前列有“后妃”和“储宫”两部，他们也是时人观念中居于人间的主子，所以应放在人部之前。在对“人部”的具体列目中，《艺文类聚》除了对人的五官、四肢、七情、六欲有所介绍外，还专列了圣、贤、忠、孝、德、让、智等与儒家文化思想联系紧密的部分，体现了撰者强烈的儒家文化意识。《法苑珠林》则仅限于对中印弘法帝王和俗男俗女礼敬佛教的介绍，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其四，二书中都设有沟通天人部分的专篇（部），这突出地体现了两书在不同文化思想指导下的知识导向。如《艺文类聚》以符命作为沟通天人的纽带，将“符命”放在帝王之前，说明在时人的观念中，帝王是天命的代言者，他们既享有命定的特权，又要顺天命从事，体现了传统知识体系中重视天人关系的思想指向。而《法苑珠林》则以佛和菩萨等作为连接人、天二界的枢纽，体现了佛教知识体系中重视精神领袖的宗教作用等信仰特色。
其五，在《艺文类聚》分目中，礼、乐是维系人间秩序的制度。职官、封爵、治政、刑法，是“治人”的手段。杂文、武是维护帝王统治的必要手段。“物”类主要对与人类共生的各种动、植物进行描述。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人在社会活动中所需要的自然、理论或实践知识而分目，体现出一种极强的重社会、重实用的知识观念。《法苑珠林》对佛教的宇宙时空观、佛教僧侣和世俗信众为什么要学佛法以及如何学法、护法的礼仪制度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但所有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撰者弘法护教的目的而展开，宗教文化特色十分明显。
最后，《艺文类聚》设有方术、内典和灵异三部，其中方术与道教有关，内典与佛教有关，灵异则与传统文化中的仙道、魂梦等知识有关，这客观上体现了当时社会力图整合文化知识的思想倾向。但《艺文类聚》在设立这些分目的同时，将这些类目都放在较后的位置，而且所设子目也非常之少，如方术设五子目，灵异有四子目，内典则更少至两目。结合《隋书・经籍志》将佛、道二教文献附录于四部之末的位置安排，以及仅存其卷数而不著录书名来看，这说明在当时人们的知识观念中，佛、道二教的地位还不足以纳入到与主流知识系统相提并论的地步。《艺文类聚》的这一分类处理方式，多少反映出当时社会或撰者对二教的轻视与贬抑。而《法苑珠林》一开始就以“导迷生于欲海”、“引穷子于慈室”为目的，不管其分类中如何吸收儒家文化思想，其总体分目还是顽强地显示着其宗教文化特色及其宣扬佛法的宏大意旨。
三
通过对《艺文类聚》和《法苑珠林》分类结构的比较，我们看到，《艺文类聚》中天、地、人所列细目大多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知识，而事、物类所列细目则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关的自然或文化知识，五大类目间有着清晰的分界点。也说是说，唐初的传统知识观念已经力图将各种事物明确地分开，尽管《艺文类聚》在实际分类处理上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一标准，但其分类列目已经清晰地显示了这一分类思想。与传统知识体系的这一分类模式不同的是，《法苑珠林》在《劫量》、《三界》、《日月》等篇中分别对佛教的宇宙结构图式、时间和空间观念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三界篇》在《诸天部》之前另设有《四洲部》，撰者并没有将二者严格地分开，可见在佛教知识结构中，四洲与诸天同是反映佛教宇宙空间知识的概念。《六道篇》中既有天、人，还有处在业报最底层的地狱众生，在细分的具体类目中并没有将天与人严格地分开。由此可见，在《法苑珠林》对佛教宇宙知识的分类中，天、地、人、六道是谨然有序地按照一定的规律完成着循环流转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一论断：唐初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知识体系已有向天人分离发展的倾向，而佛教知识体系却依然维持着一种天人和谐相生的知识观念。
其次，《艺文类聚》所列的七百二十七个子目中，大部分都是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知识，这些知识能进入全书的分类体系是因为它们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法苑珠林》的分类则不同，除第二部分佛法修持知识中多与信众的佛法实践有关外，佛教信仰知识和佛教传播知识中也有许多内容与佛教理论有关，如六道、十使、十恶、八苦、四依、业因果报及戒律等，其知识意义主要体现在从精神上安顿人的心灵，转变人们对生死的看法，从而将人们从现世的苦难中拔离出来，获得某种精神上的平衡。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法苑珠林》的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知识体系重实践、重功用等不足，是传统知识体系有益的补充。这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唐初知识体系是集合不同文化思想和地域特色建构起来的知识综合体，它为唐代形成大一统的、繁盛的文化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
综上，《艺文类聚》和《法苑珠林》二书的分类差异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与佛教知识体系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两种知识体系在唐初已出现多方融合的发展趋势，但传统知识体系中以人的社会活动为中心的知识阐释方式并没有改变。佛教知识体系虽然也以安顿人的身心为基础，但在其知识阐释方式上还是以宗教体现为第一旨趣，这种知识体系虽然不能纳入传统知识体系的范畴，但对当时社会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传统知识体系的完善与补充。由于《艺文类聚》、《法苑珠林》二书都是唐代初年的作品，他们在分类思想、成书体例上体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从中可以窥见唐初知识发展体系中的阶段性特征。除此之外，二书的分类差异还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差异性，具有重要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义。
(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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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潘树广.《艺文类聚》概说[J].《辞书研究》1980年第1期.
台湾天文学正式教育属于地球科学，一切天文相关知识全放在国中以及高中的地球科学课本。地球科学还包含了地质、大气科学和海洋科学，内容繁杂，而各科又属不同领域，在大学教育中，分属不同科系，例如中央大学的地球科学系、大气科学系，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等，虽然台湾师范大学设有地球科学系，以培育台湾高中地球科学教师为主要方向，但并非所有负责教授高中地球科学的老师都受过所有的专业训练，实有必要了解高中天文教育的成效，可作为师资训练的方向。更进一步可以了解非理工科系大学生的天文知识程度，作为日后推广公众天文知识程度的参考。
此外，也希望透过问卷调查，了解星座和2012世界末日流言的对于公众的影响程度，以及公众天文知识程度之间的关系，作为破除相关流言的努力方向。
2调查内容与方法
此次天文知识初步调查是在宜兰礁溪A大学进行，该校通识教育中心在100学年度第1学期的自然与科学学门开了一门《地球科学》课程，分就地球科学、海洋、大气、太空和天文五门自然科学邀请五位专业教师授课，学生主要来自非理工科系，包括历史学系20人、传播学系17人、佛教学系16人、文学系11人、外国语文学系7人、社会学系6人、经济学系4人、乐活生命文化学系3人、资讯应用学系2人、国际与两岸事务学系2人、管理系2人、心理学系2人、公共事务学系2人、学习与数位科技学系1人、哲学系1人。天文学从12月15日开始授课，连续四周，在第一堂上课前发问卷调查，实收54份。
问卷设计主要参考美国在1999年6月发表的天文学调查测试第二版（ADT 2.0, Hufnagel et al. 2002），ADT是以研究作基础的工具，藉以了解学生对特定几个天文概念的熟知程度。ADT2.0共设计了30题，前21题属于天文基本知识的测验，后9题有关受测对象的背景资料，主要目的是要收集受测对象的年龄、职业、性别等相关资讯。ADT 2.0的主要目的还包括检视对非理工大学生的天文教学成效，因此测验方式会在授课前后各举行一次，经过相互比较，作为授课的参考。
本论文所使用的问卷共22题，前10题属于天文基本知识题，后12题属于背景资料题。前10题当中有8题完全取自ADT 2.0，分别是第1、3、4、5、6、7、8和9题，当中第1和9题在题目和答案略做修改，但不影响测验目的。除了ADT 2.0 的8题测验符合现有高中课程内容，另加上二题测验月相和哈柏定律的了解。背景资料题除了ADT 2.0的8题外，另加上第19、20、21和22 题，想要知道受测对象对伪科学的态度、获取天文知识的途径，以及对推广天文普及教育的态度。伪科学是指一种自我宣称科学、自以为是科学或者实践起来像是科学，但不依循科学方法，缺乏证据或可信度，且无法有效验证，美国国家科学院两年一次的科学和工程指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报告是以占星学作为伪科学的指标，在此次问卷中，除了用占星学常用的星座外，还选了2012末日预言的热门话题作为伪科学调查的题目。
相较于ADT 2.0的基本知识题，此次问卷题目较少，也较为简单。问卷调查只在天文通识课程授课前进行，并采匿名填写，以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当场共回收54份问卷，其中只有一份问卷只填写后12题背景资料题，知识题的部分全都放弃作答。
3调查结果
3.1 天文基础知识的总体程度
从答对题数来看，分数平均值为30.93%（全部答对为100%），标准偏差(standard deviation)为15.55%，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为2.12%，从答对题数的分布情形（图1），没有钟形分布，可以清楚看到不对称的分布，显示题目对学生来说，较为困难。
3.2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性别的关系
在受测样本中，女性占了35名，男性佔了18名，一名表明拒绝作答，从男女人数比例也可以显示在一个非理工的大学环境，选此课程且来上课的女性占了大多数。从分数来看，男性的平均分数为38.9%，标准差为18.8%，女性的平均分数为26.9%，标准差为11.9%，男性分数略高于女性，但女性分数分布较为集中（图2），两性的分布都没有呈现钟形分布，显示题目的难易度对两性来说都偏困难。
3.3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自信心的关系
在自信心的表现上，女性对自认答题正确与否的信心和分数没有明显关连，但男性对自己的答题信心与分数成正比（图3），男性对于自己的答案有信心的平均分数为70%，女性则只有32.5%。不论性别，没有一位受测者对自己的答案非常有信心。
3.4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自认科学数学程度的关系
在问卷第16和17题分别调查受测者自认数学和科学的程度，从图4可以看出，自认科学程度好的学生，天文基础知识的分数也较高，随着自认程度越好，分数越高，但自认数学程度和分数没有太明显的关连，自认数学好的学生比非常差的分数(30%)略高了6.7%，并且没有自认数学非常好的学生。
3.5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知识途径的关系
媒体环境在最近几十年有明显改变，现在的网路无所不在，甚至改变人们生活和学习的型态。非理工大学生在获得天文知识的途径中(图5)，课本仍是主要的来源，佔了调查总人数的46%，网路最低，只有15%。但从分数的分布统计发现，选择网路的平均分数是36.7%，是课本(28%)的1.31倍，其次是电视，佔总人数的20%，分数则是32.7%，平面媒体则是19%，分数(27%)略低于课本。显见网路和电视是获得天文知识的主要且有效的途径。
3.6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为科学的关系
此次调查与ADT 2.0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两题与伪科学有关，分别是调查星座是否有科学根据（图6）和2012世界末日的最可能原因（图7）。大多数人都会相信星座，甚至认为星座是有科学根据，是经过统计所得到的结果，并且与天文学有关，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星座没有科学证据的分数较高(42.2%)，次高分数是没有作答的学生(40%)。另外，不相信有2012世界末日的分数也是最高(36%)。
4结论与讨论
本论文想藉由国际上常用的天文学调查测试（ADT 2.0）了解台湾非理工科系大学生的天文知识程度。虽然调查对象只针对一所非理工为主的大学，且选修通识课程的一班学生，但与美国大学普查结果比较，在总体程度与美国大学生差异不大，相关初步调查结果仍有研究的价值。
此次受测有效样本只有54名，平均分数(30.93%)略低于美国全国大学生普查(Deming, 2002)的平均分数（32.4 %），美国大学生的标准偏差为15.35%，标准误差为0.21%（受测学生5346名），本问卷的结果则是标准偏差15.55%，标准误差2.12%（受测学生54名），除因受测人数造成标准误差较大外，显示双方平均分数差异不大。
A大学共有四个学院，分别是人文学院、理工学院、社会科学暨管理学院和佛教学院，共24个学系，理工学院仅有4个学系，但全校男女学生比例接近。虽然测验当天有缺席的现象，但就出席学生做调查，女性人数近乎男性人数的1.9倍。单就分数来看，男性分数(38.9%)是女性(26.9%)的1.45倍，相较于美国普查结果(Derming, 2002)，男性分数(38%)是女性(27%)的1.41倍，二者差异不大。对于两性对自我天文程度的了解，男性自认天文程度高的分数(70%)也比较高，女性则没有明显趋势(图3)，此一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否和个性有关，在本调查中无法得知，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科学和数学程度的自我认知上，自认科学较好的学生，分数也相对较高，但在数学上没有类似的趋势（图4），一般认为数学程度应和科学程度有正相关的关系，可能受测学生普遍对数学没有信心。
从学习途径来看，课本仍是学习天文知识的主要来源，佔46%，其次分别为电视、平面媒体（报纸和杂志）、网路。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2010年科学和工程指标，相较于过去十多年，美国人民对当前科技新闻事件、科技讯息和特定科学议题的获取途径已有明显变化，在当前科技新闻事件的获得以电视为主要来源（佔45%），其次就是网路(24%)，在科技讯息方面，电视(34%)与网路(35%)不相上下，对特定科学议题，网路(59%)将近是电视(15%)的六倍，平面媒体除了在当前科技新闻事件佔了16%，其他都只有数个百分点，未来网路绝对是最重要的获取途径。中国大陆也对北京一般民众的天文知识程度做出初步普查(丁一等人2010)，结果显示书本、期刊、杂志是主要获取天文知识的途径（40.71%），透过网路的最低(17.7%)。但从我们调查的结果显示，网路虽然也是最低使用的途径，但却有较高的分数(36.3%)，其次是电视(32.7%)，此一结果或可作为选择提升天文知识较为有效传播媒介的参考。
最后，与其他普查报告不同的是有关伪科学的调查。在此次问卷中，额外增加2题与星座、2012世界末日有关，单就人数统计来看，不相信星座有科学根据的人占总人数的17%，远低于相信星座有或可能有科学根据的68.5%，而不相信2012世界末日的人则佔37%，是星座的2倍。可能原因是近来科学家与公众的直接沟通与相关正面报导有关，美国航太总署出面澄清，许多科普杂志专文反驳（如科学月刊、台北星空）。由于科学家提供相关证据，积极与公众说明解释，使得相信2012世界末日流言的人数少于相信星座有科学根据的人。若从美国科学和工程指标的调查结果，2010年有62%的成人不认为占星学是一门科学，若分别针对高中生、高中程度、大学程度和研究所以上程度，随着学历的增高，不认为占星学是科学的比例也逐渐增高，显示在美国，教育仍是破除伪科学的好方法。
若从本次调查的分数高低来看，认为星座没有科学根据，以及不相信世界末日的分数都高过其他人，显示在台湾，科学教育的落实可以有效破除伪科学，这对科学传播和推广是有正面鼓舞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2),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2,nsf.gov/statistics/seind12/.
[2] Hufnagel, B. (2002), Development of the Astronomy Diagnostic Test, Astronomy Education Review, 1(1), 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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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一、杨志良、万昊宜(2010).公众天文知识水平初步报告. 自然科学与博物馆研究，第五卷，页63-70.
[5] 张廷、陈文屏、赵丰、曾耀寰、金升光、郑运鸿(2012). 2012末日将至谣言破解传说终结. 科学月刊，元月，页16-52.
当今世界，天文技术迅速发展，天文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现代化的关键就是天文技术的现代化。四化建设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科教兴国势在必行。邓小平同志为全国首届青少年科技展览开幕时题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天文的希望。现在的同学，担负着科技兴国的历史重任，我们必需把科技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小同学抓起，这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素质教育强调的是以全面培养受教育者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丰富的天文文化知识、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较强的实践和动手能力以和健康的个性为宗旨。因此，我觉得在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必定途径之一。
(一)、活动目的与内容：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校同学 合格+特长的素质教育发展，丰富青少年课余实践活动等精神;在本学年中，我校的天文科科组制定以下几项评比活动：①小发明、小制作评比、②扮演小实验、③创作小发明优秀论文评比、④创作小发明绘画评比、⑤创作小发明工艺评比、⑥天文与气象站评比等活动。力争每年选送一定数量的科技作品，能够参与市科技创作小发明等评比活动;同时也争取得到校外单位的技术支持、实践理论指导;具体开展兴趣小组项目如下：
表格一：
小学天文科开展兴趣小组项目
兴趣小组名称
解释说明
活动评比形式
物理兴趣小组
适用;5年级
①制作各种小飞机、小船、小车等玩具模型;②改造我们生活、生产、学习常用的工具，目的是使我们用起来更方便、快捷。③改造教师经常用的教学用具，使教师教学实验现象更加明显。
可以交实物或写小优秀论文。
环境化学兴趣小组
适用;5年级
主要是中学一些趣味性强、危险低的化学实验，目的是引起同学对天文知识探究的兴趣，以和指导每年举办世界环境日优秀论文评比活动。
实验扮演节目、优秀论文
生物兴趣小组
适用;5年级
了解有关各种植物的种植情况，以和植物与人类的密切关系，饲养小动物
写出有关种植、饲养动物的心得科技小优秀论文。
地理气象(天文气象站)
适用;5年级
观测天文气象情况，记录每天的天气情况(气温、风速、相对湿度)，通过收集天气情况的数据，总结南方气候的不同特征。
以科技小优秀论文的形式进行发表。
(二)、活动具体实施过程：
一、 合理使用科技活动教材，使科技活动有目标、有结构、有层次地开展。
学科课程沿知识系统发展，活动课程沿实践系统发展，知识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了能力系统。能力的培养与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它应该与知识的发展同步进行。这就是说，活动课教学应遵循同学的认知规律。我校要求各任课教师要在天文兴趣的教学中，深入挖掘教材中固有的科技教育内容，造就大科技的教育气氛;每个天文教师都根据自身所教的不同年级同学的特点，开展各种各样的科技活动评比(详情请看表格一)，使同学在活动中受到了不同层次的教育。
二、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教育活动。
能力的培养多在活动中取得。课堂教学只把生动活泼献给同学是不够的，还应当把时间还给同学，解放同学的感官，让同学获得自由之手。教师要带领同学在校内校外、课内课外开展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其中手工制作活动和实验操作活动是同学探求知识、提高技能素质的最佳形式，手的运用促进脑的开发，从而使未知世界变成已知世界，这就是发明和发明。在本学年，我校开展了如下四方面的科技活动：
1、观赏调查活动，崇尚亲近自然。
伽利略说过：真正的哲学是写在那本经常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伟大的书里面，这本书就是宇宙，就是自然界，人们必需去读她。观赏调查，可以把同学带出课堂，带向社会，带向大自然，将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作为他们的认识对象。它为同学亲近自然、崇尚自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对于发展同学多方面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本学期中，我校将组织同学到石劈山秋游活动，不但让同学见识到各种稀有植物的种类，而且了解大自然的植物多样性，扩大同学天文知识面，锻炼同学的实践能力。
2、科普阅读活动，丰富知识视野。
在小学天文兴趣小组中，结合课堂学习内容安排同学课后阅读各种报刊杂志、科普节目，优秀《少儿百科全书》、《祖国上下五千年》、《我们爱天文》、《十万个为什么》等书籍，观看《天下》、《探索奥妙》、《人与自然》、《动物故事》等电视科普节目，让同学到大课本中去获取知识，提高天文素养。
3、小优秀论文、绘画活动，激发探究兴趣。
小优秀论文、绘画活动就是同学将自身天文探究的过程和发现，用书面或绘画的形式表述下来。让小同学通过写小优秀论文、绘画等形式，可以激发同学对天文探究的兴趣，有利于训练小同学的天文思维能力，培养同学的天文态度和天文方法，形成初步的天文意识。在小优秀论文活动中，需要丰富的天文文化知识，可以促使同学自觉地学习;而小优秀论文写作的胜利，又可以反过来刺激同学积极主动地进行天文学习，发生从课内外探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从而推动同学知识水平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4、开展科技创新小发明评比活动，提高同学动手实践能力。
同学的科技创新小发明活动，是我校开展同学课余活动的特色之一。以班级为单位，通过每周、每月的科技小发明作品评比，激发同学的天文探究的兴趣，有效地提高同学的动手实践能力。在每学期，通过学校举办科技小发明作品展示活动，让同学之间萌发创新思维;通过科技创作活动，同学的实践能力和猜测思维得到进一步验证和发展;激发同学的学习天文知识的兴趣。同学的天文探究往往不能够一步到位，通过同学的猜测;制定计划;初步制作 不时反思;最终的科技作品;让同学逐步地建立天文探究的思维，发展同学的动手实践能力。
(三)、活动效果的评价。
天文兴趣的学科定位是培养、发展小同学的天文素养，而天文素养是一个综合性很大的目标概念，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体系。由于同学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法能力和行为习惯等具有个性、程度差别性的特点，很难简单地用一种评价，反映出同学的不同特点。根据同学的个性差别和兴趣特长，将以前的期末单一测试改变为灵活全面的差别性阶段评价。在整个评价过程中可以评出五星级小天文家、四星级小天文家、三星级小天文家等激励形式。
⑴天文理论竞赛：通过口答、检验、访谈等形式了解同学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掌握一定的天文理论知识的同学可以获得学校的不同层次的表彰。
⑵天文实验竞赛：通过实验操作、动手练习等形式了解同学对动手技能的掌握情况，能够顺利熟练地进行实验操作的同学可获得学校的不同层次的表彰。
⑶天文设计竞赛：同学的独立思维活动，通过现场观察、轶事记录、同学互评等形式，了解同学对天文的憧憬与描绘，能够有天文设计作品但并不一定能制作出的同学能获得学校的不同层次的表彰。
⑷天文创作竞赛：在教学过程中闪烁着自身的创新智慧，能根据自身所学的知识在生活实践中融会贯通，通过专题作业、作品分析等形式，了解同学对知识技能的运用，以和天文情感与价值观的形成，创作作品可获得学校的不同层次的表彰。
探究学习强调同学的自主性，但并不忽视教师的指导。应该特别强调教师适时的、必要的、谨慎的、有效的指导，以追求真正从探究中有所收获，从而使同学的探究实践得到不时提高和完善。小学开展的实验，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发展的;小朋友逐渐从自发的行为到采取有条理的态度，从漫无目的地发问到选择性地提出问题，从单纯地依赖感官到使用多种工具，从毫无规则的观察到更为合理、井然有序的研究，从迷恋到努力和精确严谨，从被魔力吸引到快乐地学习知识。无论哪个阶段或水平的探究都可能随同有疑惑、阻力、障碍、专注、紧张、兴奋、喜悦或激动，但都绝不只是轻松和愉快。
总之，天文兴趣的评价要建立在同学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了解同学实际学习的需要和发展的状况，不时调整教学方法，促进同学的全面化发展，最终提高每个同学的天文素养。
小学科技活动教学计划范文二
一、指导思想
科技活动的总目标是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让学生成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一代新人。
二、学生情况分析
作为三年级的小学生来讲，本册课本是科技活动课的起始册，学科认识尚没有形成，更无从谈起科技活动兴趣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故此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应居其次，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科技活动兴趣的培养和简单实用的科学思维方式的灌输。要培养学生课堂上的科学的思考习惯，逐步养成预见、测量、分析、探究、记录数据等一系列的科学习惯，以及小组探究的活动方式。
三、教材分析
科技活动教材包含了实验探索、科技制作、科技应用、专题研究和创新发明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引导学生初步学会科学研究、科技发明、制作科技作品的方法，了解科技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和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了解我国历史上的科技成果及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每方面的内容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分别安排在各教材中供选择。教材在活动内容的安排上注重以学生为主体，突出科学性、创造性、趣味性和地方性，有利于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一些反应现代科技成果和与人们生活、生产紧密联系，操作性强的内容，让学生亲自参与社会调查、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科学探索和制作，从而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四、教学目标
1、知识层面：通过学生的实践和探究，丰富自身的知识积累。
2、能力层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激发学生实践、探索的兴趣;培养学生求真务实，大胆质疑，勇于开拓的学习情操，构建学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地球、关心生态环境的道德堡垒。
五、教学措施
1、把科技活动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2、把握小学生科学学习特点，因势利导。
3、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4、让探究成为科技活动学习的主要方式。
5、树立开放的教学观念。
6、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技活动学习。
7、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8、组织指导科技兴趣小组。
六、课时安排
1、吹泡泡的科学1课时
2、水会溢出来吗1课时
3、向上流的水1课时
4、奇妙的吸水瓶1课时
5、显字小魔术1课时
6、纸飞机1课时
7、返回式滚筒1课时
8、看不见子弹的枪1课时
9、小鸡啄米1课时
10、电子计算机1课时
11、身边的英特网1课时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明人很难渡海越山去了解外面的世界，故而明代的帝王和官僚士大夫仍遵循前代的固有观念，认为明王朝乃居于地之“中央”的“天朝上国”，视中土之外皆夷狄和番邦。在华夷观念下，明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则是朝贡体制为纽带，朝鲜、占城、安南、西域诸国皆是朝贡国。明朝人对世界的认识大体就是建于“华夷观”与“朝贡体制”之上，并代代沿袭下来。明中叶以后，明朝的实际国际处境发生巨大转变：一方面，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文明，尤其是天文和地理知识，使汉族“天下”“天朝”观念逐渐瓦解，中国已从观念上由“天下”成为万国中的一国；另一方面，明朝先后受到满夷，倭寇来自东北和东南的侵扰，明朝华夷体制受到事实上的挑战。明朝的现实国际处境未能打破上层统治者“宗主国”对“朝贡国”，“中国”对“四夷”的文明想象。却唤得敏感和进步士人的关注，尤其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地理知识，让其感受到极大的震撼。明朝人的世界方才开始观悄然发生变化。
《职方外纪》是西洋传教士艾儒略等人编著的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空间的读物，其中讲述的世界地理知识与中国传统观念大为不同，使明朝士人为之震撼。作为一部地理读物，其书中所介绍的地理知识，于今已是公认的常识。书本身的内容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大，但其珍贵之处在于该书卷首除艾儒略本人的自序外，还载有明朝杨廷筠、李之藻、瞿式、许胥臣、熊士、叶向高六位士人所写的序言，序言反映出以这六人为代表的明朝士人面对令人震撼的西洋地理知识采取的接受、调试、自守的态度。本文即以此来对明朝士人世界观的改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分析。
首先，《序言》中所反应出来的“世界观”的改变表现在这五位士人一致接受了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从过去中国“天圆地方”“中国为天下之中央”的旧世界观转变为承认地是球形的说法，中国只是世界上众国中的一国，甚至“仅如掌大”的新世界观：“西方之人，独出于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也而实无穷，以其形皆大圆，故无起止，无中边……遍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与我脚底相对，疑其有倾倒也。”――杨廷筠
“以地小圆处于天大圆中，度数相应，俱作三百六十度……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而争名利于蛮触之角也与哉……”――李之藻
“……书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叶向高
他们虽然都对这种新的地理知识表示惊讶，甚至是震撼，但一致承认西洋人的地理知识有凭有据，绝不是无稽之谈，如：杨廷筠赞其“历历可据”，李之藻称之“语必据所涉历，或彼国旧闻征信者”，叶向高亦承认“其言凿凿有据，非谬悠如道家之诸天，释氏之恒河、须弥，穷万劫无人至也”；熊士还称道《职方外纪》“为益匪细也”，拒不是“邹衍之谈奢而不核，章亥之布局而未周”。这些士人已经意识到西洋人地理世界观的正确和可信。
第二，这些士人的“世界观”还显示出较强的文化开放意识。典型代表是瞿式，在他所写的《职方外纪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充分显示出了这种文化开放意识：“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据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洲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曷徵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其可以地律人以华夷律地而轻为訾诋哉！”
瞿式指出：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也不是唯一的文明中心，各种地区的文明并没有先天的高低之分，“夷夏”当然不是以“地理”而区分。如果能够“忠信”“明哲”“元元本本”，虽在殊方，也是诸夏；如果“汶汶”“汩汩”“寡廉鲜耻”，即使“近于比肩”也是“戎狄”。故不可以地律人，以人律地。以瞿式为代表的这种文化开放意识在当时“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主流世界观之下，当是最为进步和觉醒的世界观了，也表明“华夷”观念已渐渐被新的世界观所祛除。
第三，将西洋地理学说与中国原有学说相类比，是这些士人“世界观”所具有的另一大特点。五人之中又以叶向高最为典型。
“泰西氏之始入中国也，其说谓天地万物皆有造之者，尊之曰天主。其敬事在天之上，人甚异之。又书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人愈异之。然其言天主，则与吾儒畏天之说相类，以故奉其教者颇多。其言舆地，则吾儒亦有地如卵黄之说，但不能穷其道里、名号、风俗、物产，如泰西氏所图记”。
叶向高认为西洋人所说的“天”“天主”与“吾儒畏天之说相类”，西洋人说天是圆的，正是中国过去有的“地如卵黄”之说，只不过中国过去的学说并不如西洋人的详尽。瞿式也说邹衍的九州说实际已经讲到各大洲的存在。这种将西洋观念类比为中国古代原有观念的做法，实际是用中国历史中对应和相近似的知识，化西洋“异端”为“同质”，站在传统理性思想的立场上，接受新知识，以缓和新知识的巨大冲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士人虽然接受了西洋地理知识，承认中国不是地理的“中心”，但仍然保持文化自尊，认为相对于中华的“义理”之“道”，西洋的知识和技术只是“器”。正是如此，叶向高称艾儒略来中国是“慕义远来”，熊士在《跋》中教人读此书要“不役于物而直探本原”。对 “义理自守”有更为详细论述的是许胥臣：
【中图分类号】G420
中学地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种知识综合的学科。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言，是一个“开放的复杂性系统”。多种学科相互联系，影响很大。因此，中学地理课的教学就要求教师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多学科的知识。中学地理教材中蕴含的语文知识比较多，在地理课教学中紧扣教学内容，挖掘地理课中的语文知识，有意穿插一些生动的语文知识，能培养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促进地理知识的掌握。
一、在地理课堂教学语言中恰当引用一些古诗文
古诗文精炼的用词、形象的描述，不仅能很好地体现教师的教学意图，而且以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亲和性会使学生更易理解和接受。流畅而优美的教学语言、活跃而主动的学习气氛，教学的艺术和教学的目标都会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
例如，在讲月相这一内容时可以这样引入：坡在他的词中曾这样写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词寄托了诗人美好的愿望，诗中所提到的“月的圆缺”的变化，我们在地理学中称其为“月相”……又如，可以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来使学生形象地理解气温的垂直变化和自然带的垂直变化；用谚语“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来说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快行冷锋之快等等。
二、在地理教学中渗透语文知识，可以培养学生地理思维
教育是一项巨大而系统的工程，它需要各学科的分工与合作，而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则是每一门学科每一个教师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学生在教师的指示下，对教师提出的语文知识从地理角度去分析、思考，去体会和理解其中蕴含的地理现象、地理意义，对培养学生宏观、辩证、缜密的地理思维是大为有益的。并且，原本的语文知识，现在被创新地运用到了地理课堂中，新的接受环境和新的思考角度定会给学生以创新的启示。
例如，在讲中国地理不同温度带生长不同的果树时，可以引用《晏子使楚》中的句子：“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橘树一种到淮北，就只能结又小又苦的枳”，我们能不能用这节课学习的知识来解释一下呢？（橘树适宜在亚热带生长，也就是“淮南”，一旦移植到“淮”北，即暖温带，不适宜其生长，所以只能结“又小又苦”的枳。）学生有熟悉的语文知识，这时又用地理知识解释了这一课本中描述的现象，很有成就感。同时，教师因势利导：地理科和很多学科关系都非常密切，希望同学们在学习其他学科时，也能恰当地运用地理知识来解释一些现象。这样又培养了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
不仅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联系语文，而且可以在练习中渗透，从而培养学习地理思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天上”是指_________，“海”是指________。“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指的地区是：___________
三、在地理教学中渗透语文知识，有助于提高地理教师素质
在地理教学中运用语文知识，这是对地理教师素质的一个更高的要求。而教师在运用的过程中，会促使自身去关注、研究、积累语文知识，这在无形之中就提高了自身素质，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礼记•学记》中所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知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并且，在人文关怀极其贫乏的当今社会，我们却可以借助地理课堂、借助地理知识的传授过程，让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有所体悟，其将起的积极作用是可以预见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自觉地去留意、发掘诗文、俗语中的地理现象、地理意义，并中教学中恰当地运用，使我们的地理教学方式更“儒雅”一些，更“活泼”一些，更“丰富”一些，更“人文”一些。
四、在地理教学中运用语文知识要注意的几点
1、所运用的古诗文一般要浅显易懂，最好是学生熟悉的，否则在讲解诗文、解释词意就要费上许多口舌，将影响教学的流畅与进度。
2、运用语文知识必须要适时、恰当、不要刻意牵强，否则有些哗众取宠、故意卖弄之嫌。
当然，如果能以各种方式发动学生去寻找、发掘、收集语文中的地理现象、地理意义，则不仅能提高学生学习、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而且还能培养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兴趣，那将是一个多么令人欣喜的场面！所谓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都将会在这儿得到或多或少的体现。
五、供参考运用的部分诗词、民谣、谚语
作为一名地理老师也要经常多角度地搜集一些富含地理知识的诗词、民谣、谚语等。笔者在多年的地理教学中，搜集了一部分诗词、民谣、谚语，供大家参考。
1、“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的“天上”是指巴颜喀拉山，“海”是指渤海
2、“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是指长江的上游地区
3、“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反映我国春末夏初的时节，其降雨类型属于锋面雨中准静止锋
4、“日中万影正，夕中万影倾”直观地描绘了太阳高度的周日变化规律
5、“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所描述的是我国西北内陆的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征之一，说明其日温差大
6、“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中的“阴晴圆缺”指的是月相变化规律
7、“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春风”一词是指来源于太平洋上的东南季风
8、“日似金丸，月似金盘”形象地反映了由于日地月三者距离差异，导致日月形状、大小的变化规律
9、“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描绘的是横断山区的自然景观，是气候和植被垂直变化的形象写照
10、“风吹草低见牛羊”，“浅草才能没马吃”，“一川碎石大如斗”，“风沙茫茫大如天”，描绘的是我国西北从东到西的自然景观，反映的是水平自然带的规律：由于从东到西的水份递减，形成了草原――荒漠草原――荒漠的自然带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