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知翻译学综观
传统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语码转换为标志的一种语言活动。然而，现代认知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反映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解码，因此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翻译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正如同杨自俭、刘学云（1994）所言：“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翻译的认知观是：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两种语言的心理转换，涉及复杂的双语信息转换加工的认知过程。同时，这种认知是以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然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非“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二、国外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国外学者相继发表过相关成果。1998年切斯特曼提出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旨在识别和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决策点与翻译决定采取的路径，并把它分为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2006年奥格汉编著了一本关于文本与认知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该书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都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尤以德国Kussmaul的翻译认知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Kussmaul（2000、2006）在翻译策略研究中就萌发了对认知研究的兴趣。
此后，Kussmaul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受到Lackoff动觉意向图式样和形式化空间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了Fillmore的框架理论，专门从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Kussmaul的研究在创造性翻译的分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理论论证过程主要是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透视翻译创造性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翻译充分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还解释得不是很清楚。Bell（1991）的翻译心理模式研究也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视角，尽管该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但也是对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随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口/笔译学者与认知科学家的合作日益加强，翻译认知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由John Benjamins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翻译与认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实际上是由Shreve和Angelone主编的认知翻译学论文集，集中了许多专家对翻译与认知的思考，体现了自Danks等（1997）以来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对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上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潜力。的确，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当前中国及世界方兴未艾。
三、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实践与丰硕成果
严格来说，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对认知语用学中关联理论以及顺应论的探讨与研究。后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也顺应国际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逐步将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如今，已经在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关联理论、顺应论、隐喻和转喻的翻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认知翻译学本质的探讨与研究
王寅（2005）认为，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分别聚焦于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同时还产生了相对应的翻译观。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某一环节，似有以偏概全之不足。Lackoff和Johnson所倡导的体验哲学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理论的不足，而且也能对翻译作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文章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翻译。此模式特征如下：1.翻译具有体验性；2.翻译具有互动性；3.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4.翻译的语篇性；5.翻译的和谐性；6.翻译的“两个世界”。
2009年，中国认知翻译学领域的首部专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诞生了。该书作者谭业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吸收了关联翻译理论和翻译图式研究的成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创建了翻译中意义建构的认知模式。该书以“识解”作为文本对比分析的终极概念，刻画了具体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样化认知运作，并对若干翻译案例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三个认知原则进行了解释，构拟了翻译认知文体分析的框架。
（二）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探讨
1.关联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最早引进Gutt（1991）关联翻译理论的是林克难（1994），他介绍了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者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其基本论点是最佳关联性：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之后，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Richard，1953），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文章阐述了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讨论了关联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的本质区别：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外）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作者以关联理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文章初步建构了能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并对关联翻译现存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评论。
王斌（2000）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单元文化的语言交际理论，揭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某些本质，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认知心理图式，对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文化缺省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关联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文化缺省如何传递得不到解决，对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全面的解释。关联理论能够解释的翻译现象至多包括同化翻译、可译性与重译，而这些绝非翻译的全部。同样，孟志刚、陈晦（2001），钟勇（2014）依据关联理论认为：等值翻译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不等值才是绝对的；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
另外，芮敏（2000）总结道：关联理论认为，对话语的理解应依靠语境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通常情况下，关联性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小，语境效果就好；关联性弱，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语境效果就差。按照这一理论，口译人员提高话语理解的速度和质量的策略在于尽量建立或寻找与话语信息密切关联的语境假设。最后，王建国（2004）首先对“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作了简要介绍和对比，然后从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个角度――“译文连贯”和“翻译单位”――进行了对比研究，综述了这两种语境观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各有优缺点；但是，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时可以互补。
2.顺应论
戈玲玲（2002）、张美芳（2005）等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索翻译的顺应论解释及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顺应。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语境去识别源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译语文本是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动态顺应的结果，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语言顺应的过程。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不可能完全等值，而只能是在“信达切”标准中的语用等值。
3.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师琳（2011）认为：翻译不但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在输入过程中，因为读者及译者认知的差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若干改写：大到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小到字、词、句的改写，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同样，王德丽（1999）认为，按照认知语用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制约。译语语境与源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产生于译者与作者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即在具体语境中的思维耦合。这是认知推理再现源语信息和意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知道，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所以，认知翻译中有关体验性的讨论与探索颇多。如宋德生（2005）提出：人以“体验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语言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工具，具有体验性。语言结构反映着人类的经验结构。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决定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这是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经验结构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图式网络。意象图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主客观互动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而成的心理事件，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因此，思维带有具象性，这决定了信息的意码和形码的双重编码结构。翻译的过程即是以意象图式为媒介的、源语与译语文化意向之间的辨认和匹配，翻译中的“等值”只不过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
于建平（2006）基于Lac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翻译的两个重要过程：1.对汉语原文的理解；2.对语义的转换和英语表达。首先，通过对比有不同语言体验经历的两组二语学生对同一汉语语篇英译的译文，考察学生对零代词的意识和还原能力、识别代语回指的能力和识别情态意义的能力，从而观察语言体验经历对源语的理解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翻译家W.Jenner对同一段汉语英译的译文，统计并分析中国学生在汉译英翻译的语义转换和英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语言体验经历对其翻译认知能力有哪些影响。最后，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汉英翻译认知能力的方法。
最后，也有我国学者，如王寅（2008）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性”；有了“概念化”（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作者通过“体验性概念化”分析《枫桥夜泊》的40篇英语译文，详解翻译中的体验性和客观性，同时揭示主观性在翻译认知中的体现，尝试为翻译的主观性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4.隐喻的认知翻译
刘明东（2003）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承。反之，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可以通过“A-A”“A-B”“A-zero”三种对应方法实现。文化图式的翻译有助于引进外来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同样，赵登明、丁瑶（2002）把比喻式复合词分为明喻式和暗喻式；并且从构词法的角度谈了比喻式复合词翻译的几种可能性，目的主要在于呼吁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尤其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时，尽量把我国文化有的内容向外介绍，不应该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才应该尽量平等地介绍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步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这种了解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冯国华（2004）认为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因而取譬设喻，有同有异。有鉴于此，在英语和汉语的互译中，若要传达原文的喻义，必须把握原文的喻底；要把握原文的喻底，必须立足原文的喻体。翻译以“信”为本，力求“形神兼备”。涉及譬喻，亦无例外。同时，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翻译并非“相行比制”，译文不能“貌合神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待，不能“形神兼备”，则不妨“得意忘形”――离形而得似，以意为工；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
5.转喻的认知翻译
谭业升（2010）认为在传统对等理论框架下，转喻被当作一种偏离性的语言来使用，其所得到的有关翻译的认识非常有限，无法反映转喻翻译中体现的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作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以语境为基础并受规约限制的转喻图式的例示，阐释了基于多样性邻接关系的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翻译转换、翻译变体的关联，以及它为译者提供的认知创造空间；最后，提出了对今后开展转喻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建议。
四、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现代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纵观我国认知翻译学三十五年研究的蓬勃健康发展，并且结合当前认知翻译学发展趋势，笔者预测今后我国认知翻译学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大必然趋势。
1.认知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实践研究相结合。翻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认知翻译进行宏观翻译理论研究与微观翻译实践研究都很重要。客观而言，认知翻译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和谐健康发展。宏观方面，总的趋势是把言语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语用和认知为核心的认知翻译学仍将是热点。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角度来考察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心理过程。当然，运作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也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微观翻译实践方面将继续探讨翻译与文化、语用、认知及外语教学等的关系。在这种认知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中，认知翻译学的科学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会进一步合理紧密结合起来。
2.认知翻译学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科学深入研究与探讨。从修辞、语义、语用、认知、心理、文化、语篇等多学科方面着重探讨认知与翻译现象，因而也导致了认知翻译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翻译静态研究也注入当代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洞悉与探索全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不难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会大胆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长处，走认知与翻译综合深入研究、交叉互补的必然道路。
3.立足英语与汉语等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引进国外认知翻译理论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外学者的一时之言，终究不会有太大建树。从我国近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成就卓著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严复、钱钟书、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刘宓庆、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从而从汉语的角度对语言理论作出贡献的。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也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两张皮”的融合与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科，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翻译学研究之林。
的确，我国早已经是语言学与翻译学大国，我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学家与翻译家队伍，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成为世界大师或翻译大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的确并非语言与翻译强国。所以，我国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必须知耻而后勇，在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语言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结合我国语言与翻译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革新中国与世界的先进语言与翻译理论。只有这样，我国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才会有质的飞跃。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五年是认知翻译学研究收获颇丰的三十五年，是翻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突破的三十五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翻译学科走向现代翻译学科，由单一学科研究走向综合式交叉研究大学科的必然历史趋势。
（本文为孟志刚主持的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Q01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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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一种哲学理念与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说明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事物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翻译当中的转化与改变是客观规律，也是道的作用。不仅译者面对原文时要变，成品之后的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每隔数年就需修订或重译的原因。“变以致用”是变译伦理的价值诉求。众所周知，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做到。同时，也不存在绝对脱离原文的流畅译文。正因有了各种变通，才使林纾那样的翻译“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89）。傅雷的译作几乎全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因为“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见，变者，译之所倚也。
其次，变译伦理是一套关于译者之心的哲学理念与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准则、规范等的学说，而非具体针对某些作品、某个译者，甚至某一类型的翻译。译者之心是超越个体、本质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东西，因为种种的记忆思想，都需依赖或运用语言文字而完成。语言文字不是某社团和个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个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会人群里所公认且共用的那套语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无论是博学的译者还是初级译者，都具备一定关于翻译的种种集体记忆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心理，而这些共通共有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开展翻译、审视译文、评价译者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译者的心理本质上包涵儒道各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翻译家的实践和认识中得到印证。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译者之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译者之心并引导着译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变译伦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翻译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问题的探讨。因此，变译伦理既是认知，也是行为。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对忠实通顺、直译意译、准确性可接受性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形神问题。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宇宙的阴阳平衡，万物周而复始，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②。翻译史上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还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至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体现出中国译者意识和行为上对传统文化崇尚的美、和谐、神韵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者，美之极”（罗新璋11）。这些论述中的“神韵”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以神为主”，大多翻译实践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时能够将原文之艺术变成译文当中的艺术。
四、哲学审美视角之变译伦理外延
《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强调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外界影响，日常行为中需遵循相对恒定的伦理与准则。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哲学传统有虚实相生的特点，即冯友兰所说的“为学、为道”的区别，前者指“增加积极的知识”，是“实”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灵的境界”，是“虚”的一面，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冯友兰5）。这为变译伦理奠定了认知纲领。从哲学层面来看，“变译”更多属于“为道”范畴，其意义不单是为实践做参照。同样，变译伦理命题的提出不能说仅仅是为翻译实践做评判标准，也不能以此为批评的具体依据，而是为更好地理解变译乃至翻译本质，进一步剖析译者行为事实和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视角拓展本土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
变译伦理对于译者和翻译过程而言，取决于译者心；对译作阅读的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则在于读者心、论者心。人们经常会把翻译伦理与价值、好坏等概念相联系。符合一定伦理规范的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翻译，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甚至是坏的翻译。例如，我们在评价译作时，会冠以“某时代译者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某原语或目的语文化所持有的观念”等说辞，翻译是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可以通过其翻译策略来进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准则规范控制的，准则规范又是从特定人群喜欢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准则规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蕴含着价值的取舍。
《文心雕龙》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就是指文章需变通，才能流传。翻译的功能既是传播，也离不开具体操作上的变通。历代翻译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们善用变译之手段，达到翻译目的的。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若仅用他提出的信来审视他的翻译实践，不考虑时间、语境及各种关系，对翻译妄加批评，总体上是有失公允的。“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王宏志94）。严复虽“非正法”的变译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是“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黄忠廉64），可见，读者、社会现实等效用方面，包含经济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实践的原则取向。需从变译结果看伦理，从伦理推断翻译过程。从虚实相生来看，译者心理伦理为虚，译文效果为实，需抓大放小，必须是伦理评判加实际译文评判，不可偏废。一味的伦理关照或译文评价，都不足以反映译文的全貌。也正因为此，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伦理原则和诗学原则共同作为翻译批评的原则。“虚实相生”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经过理论家的阐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神韵”“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与融合；而西方则更注重物我两分的关系。诺德及功能学派将翻译的忠实fidelity改为忠诚loyalty，其实就是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后者注重翻译目的或功能的达成。切斯特曼区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两种，都包含着伦理价值的取舍，评价翻译，是看完成任务的好坏？是否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功能作用？这些判断都过于具体，变译伦理总体上关注是否弘扬了一定时期一定人群认可的价值观念。
对翻译伦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论，一蹴而就，需从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对翻译原文的选择也是有价值取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材料多是外国传教士选择的关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或小说，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被译介，而是为其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加上个人趣味、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更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逐步翻译成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伦理应该注重境遇性。“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翻译伦理的考察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观念、对象文本、翻译目的等作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伦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也就为变译伦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间。
变译伦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导致随意篡改原文、译无标准可循的结果。无论理解存在多少的差异，无论读者怎样发挥主动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义内核的，译者必须首先培养对原文的欣赏能力、再现能力，然后才学习节译、重写、改写等技巧，再学习解构方法，挑战权威，颠覆原文。倘若译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义，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译，若是有意为之，那不如自己原创；若硬要用创造性叛逆为自己辩解，则难免被人识破而被诟病，这一点应该是翻译人的价值共识。当然，某些译者的创造性改写或有意识误译则另当别论。
其实，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想努力逐步摆脱过分强调个体与竞争特性，而更趋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活动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机体”（Bodde72-73）。这是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思想体系后得出的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翻译研究转变，更多学者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认为翻译“既是政治和诗学问题，也是美学与伦理问题”（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译伦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其重点在于对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复杂的个体，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Pym6-7）。可见，无论翻译研究作何转向，对相关文本、社会背景、译者行为及心理的研究将会得到日益突出的关注，从而为变译伦理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注脚。
[基金项目] 项目来源：2012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名称：生态翻译学与其它翻译研究范式对比研究，项目批准号：L12DYY035）。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4-1
随着生态翻译学一系列术语和概念逐渐形成体系，其基础理论研究已显雏形，它已经被应用于翻译研究中诸多领域的研究，并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发展。本文旨在探讨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翻译生态环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与操控。
“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最早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一文中提出来的。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翻译生态环境”更为明确地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构成的要素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方梦之教授在“论翻译生态环境”一文中指出：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里的主体是广义的，即参与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推动着人类的进步与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的发展离不开翻译的生态环境。翻译的生态环境是以翻译为中心，对翻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制约调控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生态环境可分为三个分析层次：一是以翻译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或复合的翻译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翻译现象，某一翻译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构成的翻译系统，它反映了翻译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翻译生态环境脱胎于生态学，可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生态学强调整体论（holism），即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观念。同样，翻译生态环境也是以一个整体的形态存在的。译者在特定的生态场中起作用，受其他翻译主体的牵制。
生态环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与操控。翻译生态环境分为内部生态环境和外部生态环境。对文学翻译起操控作用的主要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语言环境，规范环境，以及译者的生理和心理环境。
1.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直接影响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适应和选择的策略。可以发现不同的历史阶段译者的具体词汇的选择语言的风格特别是翻译方法都会有较大的差异。比较《麦田守望者》的两个译本：施咸荣翻译该作品时，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社会的政治大环境，译文的读者大多为内部人士和部分官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翻译的生态环境，操控着译者的适应性选择，因而施咸荣的译本政治目的很明显；而孙仲旭在翻译时是处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读者范围得到了扩大，读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也相对开放，译者切实考虑了很多情况下的读者接受性，因而孙仲旭的译本受现今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比较多。
2.语言环境。文学作品的语言体现着整部作品的灵魂，是作者传达思想，刻画人物的载体。
3规范环境。翻译的规范环境，亦称之为价值环境或者精神环境，是人类在社会群体的长期生活中逐步形成和特有的风气、气质、态度和观念，大致包括文化、科学技术、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哲学思想等是翻译生态的主要规范环境，对文学翻译有较大的影响概括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涵盖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
4.译者的环境。社会环境、语言环境和规范环境一般来说都是翻译的外部生态环境，而译者及翻译研究者的生理和心理环境，却是其内在的生态环境。翻译界一个永恒的话题便是对译者的研究，凸显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重要性。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人的生理状况以及心态都会影响翻译的生态状况。
结语：生态环境对翻译实践的影响虽不像语言那样明显，但它对21世纪这个科技高速发展，同样也是“语言高速进化”时期的翻译实践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翻译策略的运用到翻译目的的确定都体现着生态环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概述[J].外语教育与研究，2005，（2）.
伦理学是道德哲学,它研究道德现象的起源、本质及其发展变化,是揭示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科学。翻译的伦理问题是近年来探讨翻译理论的一个焦点,产生的根源是翻译所触及的话语权力和身份认同。翻译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媒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伦理和翻译密切相关。翻译伦理就是从伦理角度来研究翻译活动,从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到解构主义范式。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中,必定关涉到主体间关系问题,必将涉及伦理学原则,尤其是不同翻译研究范式的演变深受西方当代伦理思想的影响。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的自觉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目的、翻译的策略和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主体,不论是创作主体(作者)、翻译主体(译者)还是接受和评价主体(读者),绝非是“自然”人,也非“抽象”人,而是生活实践的人。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道德关系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影响着每个社会成员的现实行为和心灵世界,并使之打上鲜明的伦理烙印。人的基本社会关系――道德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相互依存,使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图景中蕴含着丰富复杂的伦理内容。在解释学、接受理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批判理论的冲击下,以“忠实”为基石构建的翻译伦理观念遭到颠覆。一些译者过分强调自身主体性作用,在翻译文化差异时,经常借创造性叛逆之名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更改,胡译、乱译,甚至假译也得以披上合法的外衣。但翻译活动不同于一般的解释活动,它不是完全自主性的活动,有文本的定向性与框架的制约性。文本对译者有一定的制约性,译者要尊重原文文本的框架结构,尊重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译者的伦理意识对译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译者的伦理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翻译策略。选择不同的伦理模式就会有不同的翻译策略。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选择了主要服从基于规范的伦理,因此,就要以译文读者为导向,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而杨宪益夫妇主要遵从了服务伦理和再现伦理,这就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要以原文文本为导向,因此,杨译本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翻译伦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关于“忠实”的问题,只是不同的伦理模式要求译者所忠实的对象不同而已。再现的伦理要求忠实于原作和原作者;服务的伦理是忠实于委托人;交际的伦理忠实于译者的职业;基于规范的伦理忠实于译语文化中的规范,忠实于读者。在运用异化法的时候,既不能搞得“翻译腔”十足,令读者感到头痛,也不能翻译出荒唐的译文,让读者莫名其妙。特别是在引进新表现法的时候,还要注意符合汉语的规范,起码要保证译文的通达,不可弄巧成拙。如:英国一部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I’m a selfish Pig.说话人本是一个大家闺秀,有一位译者硬译成“我是头自私自利的猪”,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译者可能说这是异化翻译,但这只能称为“伪异化”翻译。在英语里,“pig” 除了“猪”的意思外,还有一个“具有猪的诸如脏、贪、自私等习性的人”的意思。所以,这里还是应该采取归化译法,译成“我是个自私鬼”为好。总之,采取异化法翻译,要注意限度,讲究分寸;行不通的时候,仍要借助归化法。
翻译是一种追求“平等对话”的交往行为,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需要道德与伦理规范的制约。讨论翻译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会引出翻译的“主体间性”这一理论问题,主体间性的思想突破了认识论的局限,不把翻译活动看成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征服,而是看作主体间的共存,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间的对话、交往,是对自我和他人的认同,从而使主体获得自由的生存方式,获得对生存意义的真切体验。“创造性叛逆”就具体操作层面而言,实际上是译者在面对语言或文化差异时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翻译手段。译者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应该受到翻译的伦理制约。人类习惯上总是以自我为核心判断事物,在任何认识活动中,自我就成了一种尺度与标准。对于文化也不例外,在一个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他的文化观念就属于这一文化,就会以这种文化的是非来判断事物。当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扩大到民族、国家和文化制式,就会产生民族优越感。强势的一方取得话语权后,面对文化差异,将极力以归化的手段同化之,造成交往的不对称。任何译者都是在一定的翻译语境和文化中从事翻译活动,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审美意识和表达方式都会受到译语文化语境的影响。译语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传统势力,它向一只强有力的手左右着每一个译者的审美意识和表达方式。译者要摆脱,就需要伦理方面的自我审视和创新意识。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译者的翻译选择也因此是一种伦理选择。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念,结合翻译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为译者的翻译选择确立基本的方向,使译者能够在正确的翻译伦理观指导下,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应认识到,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伦理观念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某一情境下的翻译伦理应该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甚至意识形态的色彩。因此,在翻译活动中寻求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和标准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查明建、田 雨:《论译者主体性》,《中国翻译》,2003.1。
经济全球化深深影响着翻译界。随着国际化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加,广告翻译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传播媒体越来越多样化,如报纸、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等,而他们的生存都要依靠广告。翻译者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跨文化交际。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的论
什么样的译文才是好译文?大部分人都认为译文应该准确清楚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确实,传统上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译文应该从文体以及其他语言学特征上与原文相同。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一种热潮,人们认为应该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即看读者是否能获得和原文一样的心理反应。
Nida认为功能对等就是要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是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对等不能只局限在文字本身,他把判断对等与否的大权交给了读者的心理反应［1］。在Nida看来,翻译就是要在目的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现意义,然后是风格。最好的译文读起来应该不像译文。要让原文和译文对等就必须使译文自然,使译文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反应相似。
Vermeer的目的性理论(skopostheories)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费米尔(VemeerHansJ)于1978年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德国的功能翻译派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Reiss）,费米尔(HansJ.Vermeer)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Nord）。诺德进一步完善了目的论。诺德给翻译下的定义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翻译使由于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而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2］诺德以译文的目的为准则，为译文的改译和增删提供了标准。根据目的论，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即一切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Theendjustifiesthemeans)(Nord,2001)。诺德将翻译的目的分为三种: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目的(如传递信息)以及使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或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使用直译以体现源语的语言结构)。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那么目的从何而来呢?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但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对译文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3］。目的性原则要求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原文和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要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即应以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4］。
功能派创造性地提出的目的性原则,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修正了传统的“忠实”标准,扩展了可译性范围,并增加了翻译策略,要求翻译活动必须依据翻译目的,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使得翻译更贴近实际，对广告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广告翻译的目的性和特征
目的论认为,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决定翻译的方法。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Newmark,1981）在他的《翻译方法》（ApproachestoTranslation）一书中,根据文本不同的内容、文体和功能,把文本分成三种类型:信息文本、表达文本、呼唤性文本。广告被列入呼唤性文本［5］。不同类别的文体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因而对翻译的要求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各有不同。要做好广告翻译,首先要弄清广告文本的目的和功能。
著名的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ericanMarketingAssociationAMA)给广告下了这样的定义:Advertisingisthenonpersonalcommunicationofinformationusuallypaidforandusuallypersuasiveinnatureaboutproducts,servicesorideasbyidentifiedsponsorsthroughthevariousmedia.(广告是由特定的广告主通常以付费的方式,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对产品、劳务或观念等信息的非人员介绍及推广)。另外有种说法是“广告是个人或组织通过有偿取得的媒介,向一定的社会群体宣传其商品、服务或观念,并劝说他们购买或采取相应行为的活动”。据此可知,广告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商业行为,其目的是争取消费者,因而必然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投消费者之所好,供消费者之所需,以打动他们的心弦,促成其购买活动。这是商业广告的唯一目的,也是商业广告翻译的唯一目的。
一般来说,广告须遵循KISS原则,即“Keepitshortandsweet”。广告应力求简洁,一方面为商家节约投资,另一方面利于消费者的接受。不同文化的消费者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广告文体风格也会因地域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在翻译广告时,译者要特别注意去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广告规范,使译文风格符合译语读者的品味。也就是说,广告翻译要遵循译入语的广告语体风格,要尊重译语文化,注重译文读者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广告翻译实现它的预期功能,有效地把产品介绍给译入语消费者,并促其购买产品。
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运用
三、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译者在广告翻译中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译文语体、读者反映和译语文化。广告翻译方法的选择要由具体语篇的目的或功能来决定。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
（一）广告翻译要符合译语广告文体的语言风格
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中西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审美习惯。中国美学强调中和之美、含蓄之美，重主观印象。这种美学标准表现出注重平衡、协调、融和的审美特征。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讲求音韵和谐,形式对称，用词空泛含蓄，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西方哲学强调分析型抽象理性思维，重理性，重形式，强调主客体分明。这种审美观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形成了用词平实明快，句式结构严谨，修辞重简洁的特点。这种思维审美心理上的差别表现在广告语言上就是英语广告常使用一些简单朴实的词句，体现为一种简洁明快的美；而汉语广告常常辞藻华丽，成语迭用，体现出一种华丽的美［6］。如：
崂山，林木苍翠,繁花似锦，到处生机盎然，春天绿芽红花，夏天浓荫蔽日，秋天遍谷金黄，冬天玉树琼花。其中更不乏古树名木。景区内，古树名木有近300株，50%以上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著名的有银杏、桧柏等。
这则介绍崂山的汉语广告采用了中国人喜爱的四言八句式，形式对称、辞藻华美,读起来音韵和谐，迎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很容易获得预期的效果。但译成英语时，就需要考虑社交语境的审美心理，删去无意义的信息，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突出信息传递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可译如下：
LaoshanScenicAreaisthicklycoveredwithtreesofmanyspecies,whichaddcreditforitsscenery.Amongthemover300areconsideredrareandprecious,halfofwhichareunderStatetop-levelprotection.Themostfamousspeciesincludegingkoandcypress.
又如我们通常会碰到这样的广告：“XX已获得国际和国内大奖”、“省优部优”等等,这主要与中国人较相信权威有关,但在提倡“个性”的西方国家,人们可能更注重个人的品位,不大在意官方的评论,这样的广告对西方人来说是晦涩难懂。我们更多地应该以实验数据、客观事实来说话，以符合西方文化观念和习用语言结构模式，达到刺激购买欲望的目的。
(二)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迎合消费者心理。由于宣传对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背景,为了投其所好、避其所忌,同一条广告的翻译,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会有不同的版本。为了达到商业目的,译者甚至可以不顾原文而再造一条广告。
例如Whisper卫生巾汉语音译为“护舒宝”。“Whisper”的英文意思是耳语、密谈,其意富含女性用品的形象性和女性味。而翻译为中文时,则传达给中国女性消费者该产品的功能和优良品质。宝洁公司的洗发用品Head&Shoulder汉译为“海飞丝”也是一个佳例。如果仅根据原文直译为头和肩或像台湾翻译为“海伦仙杜丝”,消费者听到或读到都茫然不知所谓。而译为“海飞丝”,词义的高雅文体和语用特征很容易就使人们联想起洗发类产品。电视广告配以青春少女飘逸柔顺的秀发随风飞扬的画面,在消费者中自然会激发强烈的购买欲望。又如举世闻名的“CocaCola”的中文译名“可口可乐”。Coca乃南美产的药用植物,Cola则为非洲产的硬壳果树木。这两个词除了表示两种植物的名称，似无其他的含义。它的中译不仅双声(可、口)叠韵(可、乐以国语为准)顺口，还可口,还可乐,符合中国的消费者的传统观念，也就是凡事图喜庆，可以说这种译名对此汽水在中国的风行有着巨大的影响。
（三）广告翻译应尊重译语文化
从目的论上看，翻译要求由目的语文化决定，原文只是起提供信息的作用，译者只有综合考虑了广告的翻译要求才能在翻译中更好实现广告目的，最有效的翻译不一定是忠实地再现原文。因此在广告翻译中,必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忠实而忽略翻译目的,忽略目的文化环境而导致的翻译失败。一种出口干电池的商标叫“白象”,英译成“WhiteElephant”。象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可是awhiteelephant在英语中意为“沉重的负担”（aburdensomepossession）或“无用而累赘的东西”（useless）。这样的翻译显然是失败的。再如,“鸳鸯枕”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夫妻恩爱,但如果译成“MandarinDucksPillowcase”,其语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难以实现广告翻译的目的,不妨将其译为“LovebirdsPillowacse”更符合西方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并促成其购买行动的实现。又如：
在四川西部，有一美妙去处,它背依岷山主峰雪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声婉转，流水潺潺，它就是松潘县的黄龙。
OneofSichuan''''sfinestspotsisHuanglong,whichliesinSongpanjustbeneathXuebao,themainpeakoftheMinshanMoutain.Ithaslushgreenforestsfilledwithfragrantflowers,bubblingstreamsandsingingbirds.
翻译这段旅游广告时，译者注意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没有把黄龙译成“YellowDragon”，而是根据译文的文化语境译为“Huanglong”。在多元化的世界里，因各民族制度、信仰、道德观和价值观千差万别，人们往往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联想、看法和理解。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全部文化。语言禁忌反映了风俗的不同。文化差异影响着广告译文预期目的的实现。因此,一个成功的广告翻译需要译者巧妙处理广告所要传达的信息及不同国家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译者不能仅仅局限于原文,还必须注意原广告中的文化意义,甚至还要根据受众国的情况表现和丰富原文中没有的文化内涵,使广告中的民族和传统文化更好地表达出来,从而达到宣传产品,促进销售的目的。广告翻译中文化意义的有效转换不仅能产生经济效益,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活动,应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即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广告是一种功能性很强的实用文体,广告翻译也应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使广告功能在译语文化中顺利再现。为此,广告翻译应从译文语体、读者反应以及译语文化三个方面着手,采取各种灵活的译法,最终确保译文功能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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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术语的翻译及其生态环境
中医术语的英译标准可以说是其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中医术语英译的不统一将很难将中医文化发扬光大, 西方人便不能深刻领悟中医文化内涵。 但中医语言本身深奥难懂, 一些用语自身的规范化程度不高, 存在概念交叉等现象外, 更重要是由于中医是一门中国特有的医学体系, 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加之中医中大多数概念和最常用的词语在英语及其它欧洲各国语言中一般都缺乏现成的对应语,中医文献精深庞杂,中医术语晦涩难懂等使得中医术语翻译似乎不可为。 因此,中医术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不仅关乎语言本身,还涉及到中国医学体系和中医深层的文化体系。
事实上,翻译中医英语的人不少,但译文大多参差不齐,很难有个标准考量。而在具体医学领域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利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分析词条翻译,译者对于原语的“适应”,寻求限定、制约译者的障碍,而最终“选择”适合的策略完成翻译不失为一个全新的翻译视角。
三、中医术语翻译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
要达到跟原语同样的效果,中医翻译颇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要利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中医术语的英译过程。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等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能改进译文质量、让译文呈现出整体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翻译策略的选择必须依赖译员的主导地位及翻译的生态环境,那么中医术语的翻译应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察。
(1)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而任何交际活动都有一定的交际目的。中医翻译应以目标语语言风格为主,从而达到传播中医的最终目的。如中医学中的脏腑, 不仅指内脏, 还是对人体生理功能的概括。比如“心”, 中医所指的心并不等于西医学里的心脏。因此, 我们在汉译英时, 若将其译成“heart”是不全面的。众所周知中医和英语不可能完全对等。而随着国际间的交往的日益频繁, 接触别国语言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有些外来语会被本国语所吸收, 进而推广开来,所以音译特定术语是其在交际维度适应性选择的结果。
翻译即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或者说，用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另外一种语言文字。也有人说，“是把讲话或文字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里，仅以英汉为例，来说明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的重要性。不管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必须采用英语或汉语的句法句式，来表达英语或汉语的意思，切不可照文直译。如果照文直译，就译不出地道的英语或地道的汉语来。就汉译英来说，为了避免写成中国式的英语，首先就要把英语的一些基本句型学会，而且要烂熟于心，当我们动手翻译时，便能运用自如，随便采用哪种句型，都合乎英语的惯用句型。同样的道理，英译汉也必须符合汉语习惯，要译出中国人明白的词语、句子、文章，翻译出来的东西不能让人似懂非懂，不知所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要达到此目的，这当然要求译者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渊博的文化知识。
一、英文翻译中的现象
地道翻译必须掌握语言与环境的不同，切不可望文生义，主观臆断。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语言的独特性和准确性。
例1：（1）silver swan（白天鹅） （2）slimming tea（减肥茶） （3）Norush（不急）
在这三个例句中（1）silver swan（白天鹅）。（2）slimming tea（减肥茶）。（3） No rush（不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绝大多数会翻译成（1）white swan或snow swan，当然没有错，外国人也能听得懂，但地道英语应为silver swan（白天鹅）。同样的道理。（2）slimming tea（减肥茶）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翻译时会用weight reducing tea或者 diet tea，而不会想到slimming tea（减肥茶），（3） no rush，一般的，中国翻译都会用don’t worry； don’t hurry；don’t rush off， 而不会想到no rush这个短语，虽说，外国人也能听得懂，也不会产生歧义，但就是不地道而已。
例2：（1）很碳。very carbon.（2）不会写中国，不会读中国。I can’t write China， I can’t read China.（3）姑娘就是姑妈。The girl is the aunt.
外国人在讲中文的时候，也会遇到和例1类似的情况。记得在读大学时，一个澳大利亚的外教来教我们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当时天寒地冻，师生都用炭火取暖，当她感觉热起来的时候，她记不起“热”怎么说，但她记得“碳”这个字，于是她说她very carbon，很碳，其实，我们都明白她的意思，表达了她身体的感受，但就是不地道。同样的道理，也有外国人在学中文的时候会说I can’t write China，I can’t read china.不会写中国，不会读中国。我们都知道他们讲的是“不会写中文，也不会读中文”之意；还有外国学生会认为the girl is the aunt姑娘就是姑妈，因为他们在学中文时，学过“妈”也可以叫“娘”，故混淆了“姑娘”和“姑妈”的意思。“妈”和“娘”单独用时，是指同一个人，称谓相同。但汉语却有它的特殊性，在“妈”和“娘”之前加上“姑”，意思就截然不同了。
例3：（1）Is the toilet occupied？厕所有人吗？（2） My weekends are occupied.我周末已有安排了。（3）Keep the brian occupied. 保持大脑全神贯注……
Occupy的基本意思是：“占领；使用，住在...；使从事，使忙碌；任职占据；占用；占领；占”。从例3中的（1）Is the toilet occupied？厕所有人吗？这句看似很简单的句子，中国人决不会这样讲。一般会说，Is there anybody in the toilet？再看（2） My weekends are occupied。我周末已有安排了。中国人一般不会把occupy这个词用进去。大多会说，I have some important things to do at the weekends. 或者说，I have arranged for my weekends；至于（3） Keep the brain occupied.保持大脑全神贯注。中国人更不会把occupy这个词用进去，大多会说，I pay much attention to或者 be absorbed in 之类的短语。
二、决定地道翻译与准确反应能力的因素
根据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和经验，笔者认为翻译人员的地道翻译与准确反应能力高低与其自身文化修养、社会背景以及对百科知识的掌握和对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等诸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1.翻译人员的地道翻译与准确反应的程度取决于其具有相关背景知识的能力
从艺术审美角度上讲，人们都期待翻译的东西具有节奏感，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从而产生一种舒服的感觉和艺术的享受。比如押韵诗词、排比句式、立体图形、新闻摄影、蓝天白云等，都是我们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即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里，我们仅从商标的翻译中就可略知一二，商标翻译是一门独特的艺术，选词是否恰当、字数如何取舍、搭配是否合理、音调是否和谐、平仄是否得当等等，都取决于翻译者对相关背景知识的掌握程度。例如：PizzaHut如今译成“必胜客”，无快餐之意，也没有食物的膏色和滋润，提不起中国人对其产生食欲，使人产生“客人必胜”的误解，有些不伦不类，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的错觉，根本不能让人想起是什么“美食”，还不如译成“比萨饼”贴切，音译“比萨”，滚烫的“饼”，既描述了食品的形状，又让人产生食欲，垂涎三尺。这样一来，“比萨饼”也表达了来源于美食故乡――意大利，还能让人联想到意大利美丽风光和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比萨斜塔”。又如，自行车Sportsman（斯波兹曼）和运动鞋Unlsports（纽伦斯堡），属于翻译败笔，还不如把自行车Sportsman（斯波兹曼）翻译成“健将”，把运动鞋Unlsports（纽伦斯堡）翻译成“优跑”确切，“健将”表达骑自行车方便快捷，健康环保，是一种锻炼身体的工具；“优跑”是一种运动鞋，穿在脚上舒适，跑起步来“弹跳力”极佳，这样一来把商品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既达到了人们的心理满足，也能使人产生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并激起人们购买的欲望。而不至于让人一看见“斯波兹曼”和“纽伦斯堡”就产生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根本不知道是自行车、运动鞋之类的名牌商品，还以为“斯波兹曼”和“纽伦斯堡”是“某某”外国人名或地名呢。
也有一些两字、三字的外文商标译得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信手拈来。如Pentax译为“宾得”、McDonald译为“麦当劳”、Sprite译为“雪碧”、Rock唱片译为“滚石”、Power香皂译为“波尔肤”、Colgate护齿洁齿系列商品译为“高露洁”、Ricon译为“理光”、Canon译为“佳能”，两者都是摄影和复印器材的商标。Safeguard香皂译为“舒肤佳”等。再如，Dove这一商标，既是品牌香皂，又是品牌巧克力，在翻译时就得靠翻译人员的智慧了，为了区分开来，要用截然不同的词语，所以译者把品牌香皂Dove译作“多芬”，取其润肤芬芳之意，而把品牌巧克力Dove译为“德芙”，配合其广告词“牛奶香浓，丝般感受”。这些都翻译得精妙绝伦，让人赞不绝口。
除了基础背景知识以外，专业背景知识对翻译人员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尤其表现在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中。专业词汇和表达方式，绝大多数都通过合成缩略等方式而成为崭新的词汇，尤其体现在网络词汇中，如“e-dog（电子狗）”“fire-wall（防火墙）”“internet geek/webworms（网虫）”“e-mail（电子邮件）”“Internet（互联网）”“internet surfing（网上冲浪）”等等。
2.地道翻译与准确反应要求翻译人员满怀信心，刻苦攻关，不断培养掌握翻译技巧的能力
（1）热情和兴趣是翻译人员必备的心态和素质。对翻译一定要感兴趣和充满激情。只有饱满的热情才能使你信心百倍，不断努力。一定要树雄心，立壮志，把翻译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千万不能犹豫不决，徘徊观望。一定要满腔热情，激流勇进，满怀信心，勇攀翻译科技高峰。（2）既然选择了做翻译，就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当然你平时在从事翻译这一行时，也必须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精益求精。如果你平常已经养成了犹豫徘徊的习惯，最好要彻底改掉，一定要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千万不能拖拖拉拉，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3）翻译素质要自始至终从记忆、反应着手训练，切实打好双语基础。一方面，自己的母语要扎实，下定决心把基础知识烂熟于心，应用自如。另一方面，要把外语和自己的母语进行对比研究，尽量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异同。（4）在做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的同时，一定要心静如水和落落大方，不管是做笔译，还是做口译，无不如此。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你一定得做到天衣无缝，精益求精，只争朝夕。一定要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把直译和意译有机地结合起来，多向有翻译经验的专家、学者请教，切不可“闭门造车”，要知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道理。
3.地道翻译与准确反应要求翻译人员具有正确理解和应用语言的能力
理解和应用的能力是翻译人员必备的素质和基础。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是翻译人员综合素质的具体表现，也是翻译人员认知能力的集中体现。在一切翻译活动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翻译人员必须扎实练好理解和应用语言能力这一基本功，否则一切翻译努力都是无用的，翻译出来的东西必定是词不达意或与原意背道而驰，误导译文的使用者或使其不知所云。因此，有人认为，“翻译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熟练掌握和应用语法规则和词汇，才能正确理解原文并完成正确的译文。”
综上所述，在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准确反应过程，所以，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是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有人认为：“翻译人员的反应能力直接决定了完成翻译过程的好坏和译文质量的高低。在地道翻译和翻译实践中，我们应注意培养翻译人员的准确反应能力，使翻译人员对原文的认知和准确反应成为一种本能。根据本人的体会，建议以一个领域为基础，快速养成翻译人员的基本反应能力，使其能够尽快具备完成翻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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ヒ胝呤前岩恢钟镅曰蛱逑狄氤闪硪恢钟镅曰蛱逑档娜,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文化艺术建构的重要参与者。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翻译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译者主体性逐渐得到体现和发展。影视业的发展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影视业得到了空前长足的发展。影视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我国进入了WTO之后,全球的一体化发展使得影视传播逐渐突破了国界,我国的电影、电视业和其他国家电影和电视业得到进一步交流和融合,使得影视翻译显得更为重要。一部影片翻译的优劣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在非本土语言国家的发行拷贝量和观众满意度,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益和影片影响力。因此,影视翻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根据近来影视翻译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结合近几年影视翻译实例,本文对译者主体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作一积极的探讨。
ヒ弧⒁胝咧魈逍
ヒ胝咴诜译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翻译的主体,这已为翻译界所公认。但是,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和因素的影响,译者主体性在我国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被忽视,译者主体性体现得不明显,尤其是“”的十年特殊历史时期,出现了译者主体性甚至被扭曲的现象。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翻译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译者主体性逐渐得到体现和发展。
ゲ槊鹘(2003,15-24)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这个论述表达得比较全面规范,为大多翻译界人士所认可。一般来说,翻译主体译者的主体性本质表现为三个特征:一为能动性,二为受动性,三为为我性。影视翻译作为翻译大家庭中的重要的一员,同样具有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种本质表现特征。正是由于译者主体性在影视翻译中得到体现和发展,才让世界各国观众,突破不同语言的障碍,互相得到沟通和交流,当你坐在中国的影院欣赏中文版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时,或者坐在美国的影院欣赏英文版中国大片《卧虎藏龙》时,你会发自内心地为译者创作出五彩斑斓的影视世界而折服。
ザ、译者主体性在影视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一)译者能动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
ビ笆右稻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经过几代译者的努力和实践,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影视中外文字对比直译的局限,译者已将影视翻译视为融入自己的主观审美意向的一种艺术创造。在影视翻译中,需要译者的视域和原文本的视域不断融合,二者相互理解和融合。为了达到这种融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以自身的知识结构为基础,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走出自身视域的限制,努力拓展新视域。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凸显,使翻译后的影视作品不显得生硬、苍白无力,使作品有血有肉、更具感染力。
ト:弗兰克•达拉邦特执导的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有下面的对白:
Fear can hold you prisoner.Hope can set you free.A strong man can save himself.A great man can save another.
ブ币氤芍形氖:“你害怕可以容纳囚犯。希望你可以自由设定。一个强有力的人能拯救自己。一个伟大的人能挽救另一个。”影片中,译者是这样翻译的:“懦怯囚禁人的灵魂,希望可以感受自由。强者自救,圣者渡人。”译者融入自己的主观审美意向,将“害怕”译作“懦怯”, 将“一个强有力的人能拯救自己。一个伟大的人能挽救另一个。”译作“强者自救,圣者渡人。”这样的翻译,让观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
タ梢运,一部影视作品,由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得好,使翻译后的影视比原作有一定的突破,并有所超越,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带给观众赏心悦目的视听享受。
(二)译者受动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
ビ捎谑芾史、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任何国家,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都会受到一定的权力和话语的限制,西方国家虽然号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但是也不例外。也就是说,没有绝对行为自由和话语自由。译者的翻译行为必然受到他所处国家、社会、民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ト:罗伯特•富斯特 (Robert Fuest) 执导的奥斯卡经典英国电影《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中,依莎贝拉和埃得加有这样一段对话:
Isabella:Its a brothers duty,dear Edgar,to introduce his sister to some other type than fops and paoe young poets.
Edgar:Oh,you want a dragon?
Isabella:Yes,I do,with a fiery mustache.
ド衔目梢哉庋翻译成中文:
ヒ郎贝拉:这是一个做哥哥的责任,埃得加哥哥,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那些花花公子或者弱不禁风的文人吧。
グ5眉:哦,你该不是想嫁一个龙骑兵吧?
ヒ郎贝拉:是的,还长着火红的大胡子。
ト绻这样翻译,中国观众听了会产生疑惑,因为在东方文化中,“龙”有强大、 高贵之意。埃得加怎么把“龙骑兵”和“花花公子或者弱不禁风的年轻诗人”等明显带有贬义色彩人物相提并论呢?其实,在西方语言中,“龙”代表着邪恶、野蛮,“dragon” 的确是带有贬义色彩的,因此,如果翻译成“龙骑兵”,中国观众会以为是“皇家骑兵”之意。但这个对话中,显然前后矛盾。所以,译者根据中国的文化、风俗习惯译为:
グ5眉:哦,你该不是想嫁给一个野蛮人吧?
ァdragon”由原本意“龙骑兵”译为“野蛮人”,就是译者的受动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ニ以,在影视翻译中,译者的受动性在影视翻译中必然有所体现。
(三)译者为我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
ッ拦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译学专著《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一书中,把翻译活动分为四个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信赖就是译者不能完全脱离原文背道而驰,要基本“理解”原文和原作者,在理解原文基础上,把自己的主观因素“侵入”原文,只有“侵入”了才能做到“吸收”,“吸收”毕竟不全面或有所偏误,于是“吸收”后需要进行“补偿”。最终,译者用现在的语言把已经理解了的“自己的东西”表述出来。
ト:罗伯特•斯蒂文森执导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简•爱》(Jane Eyre)中罗切斯特和简•爱的一段对话:
Rochester: So come out at last.You shut yourself in your room and grieve alone.Not one word of reproach.Nothing.Is that to be my punishment? I didnt mean to wound you like this.Do you believe that? I wouldnt hurt you not for the world.What was I to do? Confess everything I might as well have lost my life.
Jane Eyre:You have lost me,Edward.And Ive lost you.
ヒ胝呤钦庋翻译的:
ヂ耷兴固:总算出来了。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人伤心。一句责难的话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对我的惩罚?我不是有心要这样伤你,你相信吗?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伤害你,我怎么办?都对你说了我就会失去你,那我还不如去死。
ゼ•爱:你已经失去我了,爱德华。我也失去了你。
ピ谟笆臃译中,译者的翻译行为是以其翻译目的为指导的。为了达到各种翻译目的,译者会调动他各种能力、采用不同策略,对原文本进行取舍、修改和补充,甚至为了自身的目的,对原文本某些语言做全部的改变。译者为我性在翻译中的“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的程度,正是译者为我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
ヒ陨纤述的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的三方面。不是对立的、矛盾的和相互割离的,偏重、贬抑或夸大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对主体性的片面理解。只有这三个方面的辩证结合,才能实现译者主体性本身的内在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译作的完善和完美,得到我国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ト、结 语
ビ⒐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序言中指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 。影视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完全以某种中立客观的方式呈现原文,而是会发挥其主体性,以实现其翻译目的。主体性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
プ苤,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才使影视的魅力和神韵得以展现、丰富和发展。译者的创造性工作,使影视焕发出更加迷人的魅力,让世界各国观众,突破不同语言的障碍,互相得到沟通和交流,享受五彩斑斓的影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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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国当代译者生态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32400411231）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4）01-0029-2.5
近十年来，从生态视角研究翻译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和参与。第一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标志着这一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里程碑。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视角对译者翻译行为进行研究，强调对译者翻译行为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的整体性研究（胡庚申，2008）。显然，这一理论强调翻译行为的系统性、生态性。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与处于自然界中的人类一样，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译者作为社会存在，处于翻译过程和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动态生成的概念。译者生态不仅包括翻译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包括译者自身的生成规律，如教育背景、翻译社会语境、素质特征、角色定义以及翻译意义等。
自然界会出现生态危机，译者生态也会出现危机。在处理以译者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时，特别是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关系、译者与其他翻译主体的关系，如译文读者、翻译批评者、出版者、赞助人等关系的时候，译者的主体性会受到制约甚至挑战。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译者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权利关系中译者权利的被压制方面，如强势的出版商利益和迎合读者的批评，而忽略其他关系的和谐。译者往往处于翻译产业链的末端，导致译者的浮躁和译文质量的下降，而背后是民族文化的精神缺失，形成一个翻译危机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有其历史渊源与发展过程。
一、译者地位积弱演变
迄今为止，在人类翻译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如语文学翻译研究、结构主义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和建构主义翻译研究，期间经历了不断地变迁，其中译者的地位不同，扮演的角色也不同。总体上看地位得到了一定提升，但目前仍不理想。福柯（1977）使用了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一词，那么译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类似作用。司显柱（2005）提到译者所发挥的是类似于作者角色履行的功能，两者之间具有不少共约性，如，无论作者还是译者都是文化作用的产物，都是描述话语的某种方式。
在《论译者的主体地位》（2010）中探讨过人类翻译研究中经历的几个阶段：语文学翻译研究、结构主义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和建构主义翻译研究。
语文学翻译观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更是文化的转换，限制和禁锢了译者的翻译活动。翻译的过程被看做是“忠实”地传达原作的过程，译者不能对作品有丝毫的改动，译者地位极为低下。
结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与客观世界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译者要做的就是“忠实”地把作者预先设定在语言内部固定而唯一的意义挖掘出来，达到与原作“等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居于附属地位，原作是第一位的，译作只是复制品。这种观点把翻译当做复制活动，是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
而解构主义者则通过“延异”概念的引入，冲破了传统译论的“忠实”原则，解脱了套在译者身上的十字架。它消解了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中心地位，指出译者与作者一样，都是创作的主体、原著的主人，因为翻译不仅是传达原文内容的手段，也是使原文存活下去的工具。这无疑提高了译者的地位。结构主义赋予了译者更多的自，彰显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这是翻译观中对译者作用的最大的肯定，足以证实翻译的主体是译者。这种观点对后来的影响极大。当然，此翻译观认为译者可以随意操控原作，从而导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为胡译乱译提供了合法的借口。从这一点上看，它过分夸大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建构主义翻译观下，对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把翻译活动置于一种实际语境中进行研究，认为译者和作者处于一种积极互动地位。作者创造出原文文本，译者需要积极介入，在正确理解作者意图的基础上创作出译文文本。这种观点认为译者和作者一样，在翻译过程中，要发挥主观性，从而使语言陈述层面的表达和语旨层面的理解达到统一。建构主义翻译观对译者的地位进行了恰如其分地论述。
从上述演变看来，译者地位确实有所提高，但这一改善仅仅局限于学术界的看法。在现实社会中，译者的生存状况并未得到相应提高与关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译者整体生态的角度出发，在已有文献及研究数据的基础上，通过调查问卷、人物访谈、数据统计等形式尝试确定了中国当代译者生态存在的问题。在翻译的社会文化环境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翻译人才亟待专业化建设。中国翻译界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浮躁、业务水平有限、译德低下，从业状态混乱和不规范经营极大地损坏了翻译服务市场的整体形象和信誉。大量不具备翻译能力和经验的人混入了翻译者之列，翻译质量难以得到保障，译文质量低劣。
缺乏必要的监督监管机制。现在的各种翻译机构和企业中大多都还停留在完全手工操作的阶段。没有翻译质量控制工具、没有完整的翻译品质控制流程。
翻译竞争十分激烈，但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压低价格、压低成交等竞争手段。结果大量劣质的翻译产品充斥着翻译市场。
人们关于翻译的传统错误观念尚未转变。往往只关注著作的作者而忽略了译者的存在。译者的名字常常根本就不在封面上出现，是看不见的。美国文化研究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劳伦斯・文努提（Lawrence Venuti，1995）就曾强烈谴责这种译者隐形现象，认为这种强加在译者身上的隐形地位无疑是极不道德的，因为它全然漠视了译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会外语就能翻译。翻译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投入高而附加值低的事业。即使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人对“翻译也是一种产业”的观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缺乏必要的报酬保障制度。由于翻译人员没有资金保障，翻译报酬也没有具体的标准，翻译人员有时因为报酬问题而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
而从译员自身群体来看，也同样面临着多样尴尬局面：目前市场上，翻译从业人员队伍的构成鱼目混杂。大多是普通公司里的兼职职员，甚至日常英语都说不全、完全依靠翻译软件来翻译各类略通英语的人员。在翻译工作中，胡翻、甚至瞎翻的情况层出不穷。多数翻译人员市场意识差，或者说几乎没有。不懂得怎样面向市场去发挥个人专长，习惯于坐等派活儿干，没有积极主动性；竞争意识差。部分翻译人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缺乏信心和勇气，甚至显得束手无策；缺少帅才。少有能够承担重大翻译项目的带头人或干大活儿的领班人。
二、生态翻译学观照下译者地位反思
笔者针对中国当代译者群体、翻译市场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初步探索。
（一）建议在翻译市场管理方面建议在如下几方面采取行动：成立翻译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各省市下设办公室，负责监管翻译服务市场。管理行动拟由各省市政府牵头，由各省市外事办、外经贸厅、技术监督局、工商局、科委和译协等多家单位联合组成。
规范翻译价格及译员聘用体系。任何一个市场，价格战在行业初期都是让人十分头痛、不能避免的问题。由于政府教育部门监管不力，低端翻译公司大打价格战以及翻译从业人员素质低等问题，使得目前国内翻译市场价格相对比较混乱。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依据目前市场的情况，针对翻译的质量，建立一套鉴定体系和与之相应的可参照的价格标准以及专门解决处理消费者和翻译公司纠纷的第三方机构。翻译公司聘用的翻译人员应主要采用全日制，对翻译从业人员实行合同聘用，逐渐减少兼职翻译人员的数量。通过对价格以及从业人员的规范，建立一套翻译行业可以依据遵照执行的规章制度，从而加速净化我国翻译市场，实现优胜劣汰，有序竞争。
建立翻译从业人员资格评审制度，重点对初级翻译进行培训、考核，合格者发给上岗证，实行持证上岗。可以逐步建立上岗审核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规范翻译人员队伍，建立专业的翻译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实行翻译从业人员上岗审核制度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首先，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从高校的“英语专业”中独立分离出来，有针对性地进行翻译人才培养，确保翻译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其次，要对翻译人员从业上岗进行资格审核。翻译是一项职业，同时更是一门专业，对于非翻译专业的人员，可以把国内翻译资格考试，借鉴为审核标准之一，从而切实提高翻译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最后，要对翻译从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一名合格的翻译从业人员，除了熟练掌握外语外，还必须熟练掌握自己的母语。要培养随机应变，解决突发翻译问题的能力，要培养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做到临危不乱、从容化解的能力。建立健全专家审校制度，实行分工把关。通过以上措施，可极大地促进翻译工作上档次、上水平。
（二）翻译人员自身应对措施。翻译人员在提高外语水平和相关国家文化知识的同时，还需要掌握某一专业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只有将外语知识和专业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经过工作实践的锻炼，才能成为专业的翻译工作者。
翻译人员要明确翻译软件的工具性质，端正翻译工作态度。由于翻译工作中的专业性和语言的高度发展，很多时候翻译软件是无法代劳的。在实际的操作中，即使是名牌的翻译软件，在对一些专业性文档翻译中，翻译出来也会辞不达意甚至乱七八糟。因此，在对翻译人员的培养中，应该同时加强职业素养、工作态度的教育，使翻译人员正确认识翻译软件的地位和作用，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从业人员。
同时翻译人员应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尤其是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员，在引介或外宣时，选择题材和内容上能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以介绍引进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成功的管理经验为目的，长做冷板凳，少计较名利。在翻译过程中严肃认真，认真理解原文，一丝不苟。表达时高度尊重原作者的行文方式与特点。尽全力保持其原貌，译出作品的精髓所在，真正地发挥文化桥梁的作用，将世界文学中的最璀璨的精华推介到更多的读者面前。
另外，可以建立翻译的协调沟通网络，及时将已有译文输人贮存，建立译文数据库，各地可以进行联机检索，有偿使用。翻译前先检索，防止重复劳动，让每个翻译工作者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四、结语
笔者以为，译者生态研究关键在于立足当下，回溯传统，放眼未来，在建构良性译者生态的同时，重塑各种关系中动态的译者形象，加强翻译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广泛联系。而译者，社会应该还其原本应有地位，让回归主体，积极主动应对译者生态之危机。
【参考文献】
文学作品最丰富的内涵是艺术意境，文学翻译最突出的特征便是艺术审美与艺术再现。毫无疑问，任何语言翻译首先是语言结构的转换，语义内容的传达，然而文学翻译并不仅停留于此，它要求更高层次的体现。而文学翻译中美的实现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过程，它包含有译者理解阶段的审美，以及转换阶段的艺术再现。文学翻译既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实践，那就不能像制作手工一样，随意拿来，对号入座，译者的根本依据应当是作者独有的个人风格。不研究歌德而翻译歌德，是不会译出作者个人风格来的，这样只能是以他传己，以讹传讹。因此，译者在对译文的把握上，应总体上保留原文的结构，无论是句式抑或风格，即便是词语的选择也总力图与原文对应，这是文学翻译的特定要求，同时也是译者主体思维的心理定式。但另一方面，为了艺术意象的转换，译者应尽可能脱离原文的形式框架进行艺术再造。
文学翻译有其非常特别的一面，那就是翻译的对象既是一个有形可见的文学版本，又是一个意蕴深邃而模糊的艺术整体。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字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接受者能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这样，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就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也已显而易见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正如我国的文学大师郭沫若所说：“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但对于译者来说，因为其艺术创造有“信”度的要求，如果原文是淡妆，译文则不能用重彩，像是“戴着脚镣的舞者”。
如何在译文中生动地体现原文展现给读者的艺术画面呢？首先，译者对原作品进行艺术特质的感知，通过审美心理要素的作用，使作品的物象与心意交融一体，形成意中之境或象外之境。“得于心”，便可“应于手”。译者从原文中获得审美意向后，用另一种语言再造“象外之意”的艺术意象，方能达到这一转换过程中的艺术神似，这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手法在文学翻译中的最好体现。
一、引言
翻译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的题型设置由单句翻译改为段落翻译，比重由5%增至15%，内容更涵盖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这一调整，进一步凸显了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给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增加了难度。
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类似性的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主张以生态学的整体观考察翻译教学系统，挖掘系统内部的关联内涵，对传统的翻译理念提出新的认识（宋志平，2012）。本文尝试以生态翻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教学系统各成分之间的关联内涵，探索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新的路径。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概述
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理性的视角研究各种翻译问题的范式。该范式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性，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以东方生态智慧为支点，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主张以生态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生态整体（胡庚申，2013）。
1.生态整体性和“适应/选择”理论
生态翻译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思想，强调对翻译生态系统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翻译生态系统是容纳所有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涉及语言、文化、交际等许多方面的系统。系统各组成成分之间相互作用，才使得系统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综合的思想强调对翻译生态系统和各内部成分的整体性研究。
生态翻译学理论借用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的原理，提出探讨具体翻译问题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并对翻译的本质、过程和方法等一系列翻译现象进行新的解释。“适应/选择”理论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如图1（胡庚申，2013：87）所示。
在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下，翻译活动被理解成由译者主导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循环的过程。
2.生态理性
在生态理性特征的宏观指导下，生态翻译学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和关联性思维，强调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依赖，主张用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实现翻译生态的整体协调。翻译生态系统有三个突出的理性特征：注重整体/关联、讲求动态/平衡和倡导多样/统一。
首先，翻译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内部各组成成分相互关联，各相关利益者互动，任何一组成成分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动。其次，翻译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自我调节进而实现系统平衡稳定的能力。翻译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是通过翻译活动主体与外部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实现的。最后，多样/统一注重同时关注各种事物的共性和个性。
3.“事后追惩”（post-event penalty）
“事后追惩”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对翻译活动的评价体系的要求。它不是事先对译者提出“说教”、“警告”，而是强调在翻译活动的每一阶段由译者做适应性的选择，译事之后由翻译生态环境所遵照的“汰弱留强”法则对译者和译出不同形式的裁汰。
三、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现状
一直以来，翻译都是大学英语教学的薄弱环节，教学普遍存在重听说轻笔头的现象。即便《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要增强学生的翻译能力，2006年起也将翻译题纳入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但是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译”的技能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接下来笔者尝试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分析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
生态翻译模式下的翻译教学系统是一个整合一体的生态系统，教师、学生、课程等都是该生态系统中主要的生态因子，各因子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以此实现整个翻译教学系统的和谐统一。但实际教学情况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翻译教学未被重视，翻译教学生态环境不和谐。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这一生态系统中，学生、教师、课程等生态因子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只有各个生态因子正常发挥各自的作用，整个系统才能实现和谐统一。但在目前的教学活动中，学生作为该生态系统的主体部分，在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举足轻重，却对翻译有一定的认识误区，认为英语学好了翻译能力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作为另一个重要生态因子的教师，仅仅重视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讲解，轻视学生翻译能力的训练。课程在该教学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合理的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能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主体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所占的权重较低，因此面临教学内容多但课时少的尴尬局面。
第二，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生态群落主体意识模糊。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群落”指的是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人，以译者为代表（胡庚申，2013：92）。教学活动中的翻译学习者理应属于译者范畴。作为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的主体，部分学生过度依赖教师，忽视自己的主体地位，自身主体意识相对淡薄。目前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仍然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讲解――学生练习――教师讲评。课堂上学生被动接受教师对翻译技巧的讲授，然后完成翻译练习。他们很少能在教学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更不会思考自己在翻译技巧运用中的问题。久而久之，教师“满堂言”的教学模式便使学生失去对翻译学习的兴趣。
第三，学生翻译综合能力欠缺，多维角度失衡。生态翻译模式下的翻译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维”转换，即译者在产生译文时，应努力做到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等维度的协调平衡。然而，在学生课堂翻译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译文不能实现“三维”转换，只重视语言维而忽略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译例不胜枚举。学生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字句的理解和翻译上，而不能在语言、文化、交际等方面进行适应性的选择转换。
第四，评价标准单一，关联序链断裂。生态翻译学理论把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知视野延展的链条称为“关联序链”（the relevance chain），如图2所示。
图2表明翻译与自然界的互联互通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道理，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和社会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如图3所示。
该链条清楚地表明了教学生态系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作为生态主体的学生的翻译作品要得得到社会反馈。反观如今的翻译教学则是闭门造车，学生的翻译作品仅由教师进行讲评，好坏仅凭一家之言。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导致作为生态主体的学生缺乏外界的刺激，更没有竞争可言。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生态翻译模式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存在一些不足，而2013年翻译题型的难度和权重的增加，尤其是翻译内容又涉及中国文化，这无疑需要我们用全新的思路审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四、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各生态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进而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存。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是独一无二的核心，教师、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等其他生态要素都应该服务于这一核心。
第一，创造和谐统一的教学生态环境。生态翻译学认为，各生态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于翻译学习方面。传统的重听说轻笔头的观念应得到调整，翻译能力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以此创造一个良好的翻译教学环境。在此基础上，教师和学生之间可通过多种途径建立一个和谐的翻译教学生态环境。教师可充分利用云端资源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以此弥补课时少、内容多、时间短的缺陷。此外，各式各样的社交网络能更好地实现认知主体、认知客体及认知工具的生态交互，更好地实现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里翻译主体和翻译生态环境的双向关联互动。
第二，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和教师是两个最重要的生态要素，二者应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尽管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为中心”，但笔者认为在教学生态系统中，教师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肯定的一点是，学生处于中心地位，教师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起指导和协助的作用。教师可以和学生平等交流，共同进步，实现教学相长。
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翻g生态环境中各翻译主体间的平等互动。一方面，教师应用整体的眼光看待整个翻译教学活动，进而发挥多重作用。首先，在大学英语有限的翻译教学中融入基本翻译理论、技巧和方法的讲解，提高学生的翻译理论水平。其次，延伸课堂教学空间，加强文化渗入。面对课堂教学中“资源少，内容多，时间短”的情况，教师作为生态翻译教学中的引导者，可以充分发挥网络课堂的作用，将与时俱进的翻译素材上传到网络学习平台，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同时，为应对四级翻译对文化因素的考察，教师应扩充以文化为导向的作品或译论，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从而更好地应对翻译题型的调整。
另一方面，学生不再是课堂活动的配角，而是整个翻译教学活动的主宰者。在教师把控大方向进行指导的同时，学生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各自独立完成翻译实践；然后通过相互评判，实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第三，凸显教学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系统内部的关联性。生态翻译学强调整体观，所有的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及整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从而使系统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胡庚申，2013：102）。英语各项能力是互联互通、相互促进的，应该用整体的眼光看待英语能力的提升。
目前的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各生态子系统缺乏关联性。教师片面强调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而不注重培养人文素养。最近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翻译题型的调整，不仅测试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还考查学生的综合文化涵养。新题型的考试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更凸显了文化与语言教学的重要性，这使得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还要强化学生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了解，不仅要凸显教学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还要注重各子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性。此外，学生在进行翻译实践的时候还要关注文本的翻译生态环境，真正实现整个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的和谐关联。
第四，追求多元化的翻译评估体系。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是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关键一步（宋志平，2012）。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为中心，表现为一种整体性和过程性思维，因此翻译教学系统评价体系也相应地强调过程取向和主体取向。评价系统不应该只是教师对翻译作业的讲评，译文的好与坏也不再由教师一人评定。生态翻译模式下的翻译课堂强调“汰弱留强”的法则，尊重学生的评判和选择。通过学习互助小组的形式，成员可以对彼此译文互相评判，保留优秀译文，淘汰劣质译文，评选出“三维”整合角度最高的译文，实现译文的“优胜劣汰”。与此同时，成员之间可以交流翻译技巧，分享翻译实践的心得体会。这种学习互助小组的形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师作为唯一评价主体的评判模式，可以大大调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和学习积极性。成员通过互评也能及时收到“社会反馈”，总结教训，提炼经验，从而更好地提升翻译水平。
五、结语
翻译题型的调整，要求在教学中增强文化渗入，注入更多文化因素，而注重整体性和关联性的生态翻译学刚好能为此提供新的思路。生态翻译学把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视为一个动态的系统，系统内各个生态因子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强调应用整体的眼光统筹整个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发挥每一个生态因子的作用，实现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同时，在生态翻译模式下，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教师是引导者和参与者，师生是平等互动的主体。应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互动，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翻译题型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1]程爱群.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10）：104-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