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即“目的决定论”。译文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也取决于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本人想达到的交际目的。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可能导致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因此译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而且要非常明确自己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决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本文采用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 imagism 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带着这样的目的，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过分追求在字面上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进行大胆的再创作。他往往改动，甚至删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诗句，而只保留在他看来最闪光的细节和意象以及诗篇蕴含的内在意义。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翻译为: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and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watch the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字面上庞德的译文和原文有很大区别，但是译文保留了原文最生动的“玉阶”、“白露”、“罗袜”和“秋月”等意象以及原文潜在的含义。庞德曾经说他特别喜欢这首诗的隐含意义，因为“诗中的女子并没有直接说出她的怨言”。因此在翻译中庞德也尽可能地保留了这个隐含意义。
而在对班婕好的《怨歌行》的翻译中，庞德竟大胆地把原文十行的诗句只翻译为三行!原文为:“新裂齐执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人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筐筒中，恩情中道绝。”庞德把这首诗翻译为:
"fan一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0 fan of white silk,/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一b1ade,/you also are laid aside.”
庞德翻译这首诗时只保留了他认为最珍贵的细节:“白色的绸缎”、“霜雪”、“扇子”等意象，删去了他认为多余的“解释性和连接性的东西”。
从上面庞德翻译的两首中国古典诗歌的例子来看，庞德的翻译方法是非常灵活的。它或者改变、或者删除、或者添加原文没有的诗句，但是在做出改变的同时却保留原诗最具特色的意象和内在的含义。这种翻译方法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过于不尊重原文，但是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的话，却可以说它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它完全达到了译者本人的目标:译文无论在表达意象的精确性上还是用词的简洁性上都符合意象主义运动的“六项宣言”;同时它还为英语读者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诗歌形态。
二、功能翻译理论和杨译《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把它翻译成外文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又是极其困难的。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在尽可能保持小说本身的文学的美感的同时，还能把众多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习语翻译成外文，使外国读者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了和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译方法，表现出很强的“异化”倾向，以尽可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简单”的人名的翻译。《红楼梦》对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讲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过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潜在的寓意。但是杨氏夫妇在翻译这些含有双关意义的人名时却选择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保留了对译文读者来说原作的异国情调。但是在对重要人物的姓名进行音译的同时，杨氏夫妇还额外加上了注释，以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丰富的潜在含义。例如:“甄士隐”表示“真事隐”，杨氏把名字音译为“chen shin一咖”，同时加上注释:"homophone for `tme facts concealed’ "“贾雨村言”表示“假语村言”，英文把“贾雨村”翻译成“chia yu一tsun.,tsun，同时加注释为:"hoanophone for `fiction in rustic language’ "“贾化”表示“假话”，英文翻译成“chia hua"，同时加注释“false talk" 。
在对《红楼梦》中出现的一些习语的翻译中，杨氏夫妇也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以保留习语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比如《红楼梦》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s1。杨氏的翻译是:}.t}y,` stornr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 [91。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中国谚语的对称特色。在对《红楼梦》第一回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vol这句习语的翻译中，杨氏保留了其中充满了中国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这句习语翻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再如《红楼梦》第一回出现“风月笔墨”的说法。按照《红楼梦》同回注释，风月笔墨“原指描写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的文字。这里专指着意谊染色情的作品。杨氏把这句成语直译为“ those writers of the b—and—light school。英文读者可能一开始很难理解什么是“the b~一and一moonlight school"，不过从随后的一句解释性句子“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al中，读者就能够理解这个习语的意思了。
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尽可能地传达小说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较多地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小说中出现的诸多人名、地名等双关语以及富含中国文化信息的习语、谚语、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据统计，杨译《红楼梦》中的注释就多达40多页，为英语读者在享受小说的文学美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桥梁。
三、功能翻译理论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
同样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却使用了和杨氏相异甚远的翻译手法。《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先生记录他的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小品文，展示了两百多年前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情趣，而这种生活情趣和林语堂先生一贯主张的“生活的艺术”是非常一致的。林语堂在译文序言中说:“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因为……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司从林语堂的译者序中不难了解，他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具体的枝枝节节，而是想为奔波忙碌的西方读者提供一个欣赏、体验东方的“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的一个机会”。他希望提供给西方读者的是一个和原文风格一致的优美淡雅的小品文，而不是使读者感到阅读困难和沉重的巨作。因此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林语堂采用了比较“迁就”读者的“归化”的翻译方法，以免去读者为不时查阅注释而不得已打断欣赏作品的思绪的苦恼。
在对《浮生六记》中诸多地名的翻译中，林语堂尽可能多地使用了意译的方法。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在第一章《闺房记乐》中出现的很多桥的名称翻译:“金母桥”一“mother gold’s bri妙，’;“饮马桥”一“the bridge of drinking horse" ;“万年桥”一“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虎啸桥”一“the tiger’s roar bridge"。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对英语读者来说很容易记忆，而且读起来也饶有趣味。
在对人名的翻译中，林语堂虽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按照原文那样时而用“名”，时而用“字”，时而用“号”来指称同一人，而是全文都只用名字来指称同一个人。比如“李白”在沈复原文中被称为“李白”、“李”、“李青莲”或“李太白”。这种用多种称呼来指称同一个人的现象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即使对中国现代的读者来说，只要对中国古代文化稍微了解一些，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但是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称呼对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为了使西方读者阅读更方便一些，林语堂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全文统一只用“名”来指称同一个人。李白的各个称号在译文中都被简单地翻译成了“ii po"。
即使对时间的翻译处理，林语堂也采用了西方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比如在文章中出现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纪年方法“乾隆癸未年”被简单地翻译为“in 1763" ;表达时间的“丑末”被翻译为‘` towards threeo’clock"。对原文中出现的中国农历的日期表达林语堂也作了巧妙的翻译处理，比如“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被翻译为:"on the twenty一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而“七夕”被翻译为:"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
林语堂的这种翻译方法虽然会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使西方读者丧失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但是它的优点是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好享受阅读此书的快乐，而这也正是林语堂翻译此书的目的。因此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他对《浮生六记》的翻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个成功的译作。
四、结语
作为意象运动的代言人和一个浪漫的诗人，庞德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新颖而生动的意象、简练而精确的用词以及美丽的潜在含义。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庞德进行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活动。这种翻译目的导致他的翻译策略非常灵活，或者增加，或者删减原文的诗行，但是保留他认为原文最为闪光的意象和暗含的意境。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285-1
中国悠远的历史本身就蕴藏着深厚的美学基础。许多翻译标准的讨论也都涉及到对翻译美学的探索，如严复的“三难”准确概括了翻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马建忠的善译等译理也是在信言与美言的讨论范围之列；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更是对严复“信达雅”美学造诣上的补充。可见中国传统译论同哲学与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学思想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学翻译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更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
翻译美学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体现出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要求。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第一部翻译美学专著。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美的再现等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研究。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进一步明晰了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翻译美学以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翻译审美主体(读者和译者)、翻译审美意识系统、审美标准及其审美再现手段为研究对象，以“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研究原则，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同时，以针对性和相关性为指引，借鉴和吸收西方美学中的有关理论，丰富中国翻译美学的理论内涵。这种论述是翻译与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功探索。其中对翻译审美意识系统的探讨等方面都采用了现代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有着浓厚的美学学科特征。他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框架初具规模。
系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和毛荣贵的《翻译美学》等著作对翻译美学理论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究，推动了翻译美学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归于过于应用，而翻译美学最大的应用莫过于在文学翻译方面的应用。虽各位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实践却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奚永吉和他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一书，他认为文学翻译研究“必赖之于比较，求之于美学。”，而不同国家、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其美不仅仅体现在文字的“表层结构和形态”之中，而更多的集中于作品的文化内涵上。所以他提出采用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相统一的方法，对翻译美学比较范畴和途径进行分析，如对东西方译者译品、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译品、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译品、同一译者不同时期之译品、同一原著不同译者多种译品等比较，以期待在译介过程中能够彼此融合互通，达到翻译美文的目的。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观关注的是不同文化内涵中美学方式的不同表达。而许渊冲的“三美论”则是文学翻译中诗歌领域的美学探究。 “译诗要像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就达到了意美的要像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就是音美；还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就是形美”（《翻译的艺术》）在“三美”之中，许渊冲认为最重要的是求意美，次求音美，再求形美。也就是说，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并力求三者统一，只有三者兼备，才是好的译文。
如此看来，美学要素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将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中，用翻译美学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元文化来指导文学翻译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三、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当中
翻译的起点是原文，翻译的终点是译文。译者要做的就是把原文中的美学要素转移到译文中去，不论是语言的形式，还是语言的内容。该内容不仅包括语音、语义、语言所反映的现实，还包括语言中所隐含的情态、韵味、意境等。而在文学翻译中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一种，必然反映西方美学的一些特点，所以强调理性、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其形式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些修辞手法上，如对照的均衡美，比喻的形象美、简洁美，排比的气势美，诗歌的韵律美等等。中文的修辞手法反映的形式美，如对偶、排比等，比英文更明显突出;更重要的，中国古典美学还讲究中和、气韵、意境、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动静、比兴等强调文字内在精神的美学要素。而这写美学要素极大的体现在文学翻译当中，如此对原文和译文进行美学分析，就是要保证原文的美学要素通过翻译尽最大可能转移到译文中去，以使翻译的艺术不断发展。如此，体现出美学理论对文学翻译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结论
我国翻译与美学的结合有悠久的传统，美学理论对翻译及文学翻译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美学角度不仅有利于了解翻译理论的形成，也有利于文学翻译批评。文学作品是译者解读原作的美并将其转移到译文中的过程，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翻译实践中要得到成功的译本不可忽视翻译理论的重大指导作用。而运用于文学翻译中的美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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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译作与众多的价值主体所形成的多种价值关系中，广大读者所构成的价值主体才是翻译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价值主体。《引论》没有专门论述翻译文学的价值主体，但在论及评价的结构时指出:“价值关系是评价的客体，而价值关系又是由价值主体(译者)和价值客体(译作)组成。”(吕俊，2009:56)在论及严复的《天演论》时，《引论》明确指出:“严复的这些翻译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他作为译者是该项活动的价值主体，他的诸多译作就是价值客体。它们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吕俊，2009:57)尽管《引论》认为译者是价值主体并没有错，但将译者作为翻译文学唯一或最主要的价值主体却是不尽合理的。价值哲学认为，价值主体是价值关系中客体属性满足其需要的那个(类)人。译者能阅读原文，从包括阅读在内的许多角度讲，译者并不需要译本。译者从事翻译，主要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读者是译本价值的重要主体。关于这一点，《引论》其实是不否认的，因为作者对严复《天演论》译本影响巨大的结论就是建立在译本读者的反应上:“他的译作得到社会的肯定，对社会进步和后来的百日维新等变革活动有理论的指导意义，我国学者曹聚仁在其《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中说他在20年中所读五百多种回忆录中，很少不受严译《天演论》一书影响的。可见其影响之巨。”(吕俊，2009:57)尽管《引论》随后指出，“评价者可以根据译文的内容与译法，文本选择与增益削删的情况同原文进行比对，并阐明译者这样做的目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他自己所设置的目标，即满足了他的需要，达到了他的目的”，(吕俊，2009:57)以此来说明《天演论》译本对译者严复的价值虽然不无道理，但将严复《天演论》译本的价值仅仅局限在证明译者无论是“拟译原文选择”，还是“故意没有采用近世利俗的文字，而采用秦汉文辞句法”，“达到他启蒙的目的”，(吕俊，2009:57)显然是偏离了翻译文学批评的要害。不仅“他的译作得到社会的肯定”说明，《引论》作者在评价《天演论》“影响之巨”时潜意识中的价值主体是“社会”，而且其他学者在评论严复的这部译作时也是将当时的广大读者视为价值主体。例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作者认为:“……‘严译八大名著’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特别是他的《天演论》，像平地一声春雷，震惊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郭延礼，1997:10)可见，深刻认识价值主体，准确判断特定价值关系中的价值主体，这对翻译批评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不同的价值主体有着不同的需求，从而为评价活动提供不同的价值尺度。评价过程中价值主体的易位或改变必然带来评价的错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评价结论及其有效性。
2．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是评价活动的实施者，对于同一价值关系，不同的评价主体往往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翻译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定的评价活动也不例外。因此，深刻认识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及其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翻译文学批评，也能使我们在进行翻译文学批评时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价。评价主体是价值哲学的重要概念，但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我国学界有着不尽相同的观点。冯平(1995:36)认为:“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在逻辑上是不同的，价值主体属于评价客体中的一部分。在事实上，两者既可能是合二为一完全重合的，也可能是部分重合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完全不重合的。”阮青(2004:88－89)也持相同的观点。马俊峰(1994:125)则持不同的观点:“评价的对象是价值，价值就是一定事物(价值客体)对人(价值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关系，评价主体往往同时又是价值主体，二者往往相重合(或部分重合，或完全重合)。”他也在新近的著作中重申了这一观点。(马俊峰，2012:246)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在论述评价时并没有明确阐释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李连科，1991;邱均平、文庭孝，2010;李德顺，2013)马俊峰(1994:137)认为，评价主体从数量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众所周知，个人作为评价主体所做的评价，既包括群体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也包括个人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就后者而言，评价可以是针对自己的，这时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重合;评价也可以是针对另一个体，这时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不重合。因此本文认为，在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上，冯平的观点无疑是更为深刻的。与其他评价活动相似，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可能完全或部分重合，也可能相互分离。在评价活动中，“评价的标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评价主体所把握的、所理解的价值主体的需要。”(冯平，1995:35)这就是说，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认识和把握不同，评价结论也会随之不同。由于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在完全重复、部分重合和相互分离的三种情况下，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认识和把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评价活动中区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学翻译及其评价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引论》分析了其中所包含的多重价值关系，认为作者与其作品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译者与译作“构成了第二层的价值关系，即译者成了翻译活动的价值主体，译作是他的价值客体。
最后，当我们再对这部译作进行评价时，又构成了一个新的价值关系，即以我们作为评价主体而译作作为价值客体的第三层的评价活动，其价值体现已是该译作对我们而言的意义了。”(吕俊，2009:29)既然译作“价值体现已是该译作对我们而言的意义了”，那“我们”自然就是译作与“我们”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中的价值主体。与此同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的论述又说明，作为价值主体的“我们”同时也是评价主体。由于“我们”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因此上述论述中“我们”同时作为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这种关系应该属于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三种关系中的前两种，即二者完全或部分重合。由于这是《引论》所提到的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之间唯一的关系，因此无意中就排除了两者之间相互分离的情况。忽视或轻视翻译文学批评中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分离，往往会导致评价过程中评价标准的变换，从而使得评价结论难免不失偏颇，也难以完全服人，这一点在前些年对严复《天演论》译本的评论中比较明显。“他翻译的是当时西方格物致知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周笃宝，2000:29)“严复以‘汉以前字法句法’迻译《天演论》和译文应求‘雅’的译论，向来受到后人批评……”(王克非，1992:9)试设想，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如果不“刻意摹仿先秦文体”，他的译本能为当时的读者欣然接受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天演论》在民族危亡关头受到重视与好评，既有其内在的思想因素，也不能忽视其“先秦文体”的作用。如果我们一方面肯定《天演论》的巨大影响，同时却认为帮助译本产生巨大影响的文体“显然不妥”，这不仅在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而且也让读者感到困惑和茫然。之所以对同一译作的评价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评价主体对译作所构成的两种价值关系同时进行评价。当我们谈到这部译著的巨大影响时，我们是指译作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当时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而非译作在当代的影响，因为《天演论》早已退出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它与现代的广大普通读者并没有构成价值关系。在肯定《天演论》的巨大影响时，我们是评价主体，潜意识中的价值主体是当时的读者。如果我们诟病严复所采用的“先秦文体”，我们评价的是《天演论》与当代普通读者所构成的价值关系，而非它与当时的读者所构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蔡元培说:“他(指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罗新璋，1984:151)在评论《天演论》的巨大影响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是与译作的价值主体即当时的读者分离的;在诟病《天演论》的“先秦文体”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是与译作的价值主体部分重合的。忽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分离(既包括实体上的分离，也包括逻辑上的分离)，也表现在我国翻译界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评价中。
柳宗元的《江雪》是我国古诗中的名篇，中外都不止一位译者将其译成英语。我国译者中尤以许渊冲先生的译文受到高度评价。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译者，其译文各有千秋，但从“格式塔意象再造”模式下传递出的意境美角度来审视，笔者认为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更胜一筹。从整体译文来看，WitterBynner的译文几乎完全遵从原诗的语言成分，在译文中进行复制式的形式对应，却未充分考虑原诗语言之外的美感因素，结果未有效再现原诗的意境美。(辛红娟、覃远洲，2012:95)朱小美和陈倩倩(2010:106)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此外，本文作者于2006初做过一个小型讲座，对象是三名美国西肯塔基大学交换生。讲座中提到《江雪》的三种译文，即许渊冲、WitterBynner和GarySnyder的译文。在准备讲座时，笔者仔细比较了三种译文，形成与辛红娟和覃远洲基本一致的观点。讲座中问及最喜欢哪个译文时，三个美国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WitterBynner的译文。虽然这三名交换生不一定能代表大多数英语读者对这三种译文的看法，但他们的观点无疑折射了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第一反应。毫无疑问，我国翻译界《江雪》英译文的评价者虽然也是该译文的读者，构成其价值主体的一部分，但中国古诗的英译首先和主要是为满足不懂汉语的外国读者，因此我国的评价者或评价主体并不构成该诗译文的主要价值主体。由于评价尺度来自价值主体的需要，因此价值主体主要成员的需要自然成了评价尺度的主要来源。然而，《江雪》英译文的我国读者与外国读者由于文化背景、阅读动机等差异，其作为价值主体的需要也不同，因此以只占价值主体小部分的我国读者的需要作为评价尺度，评价结果难免与中国古诗英译在英语国家的接受情况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江雪》的英译，我国学界对《红楼梦》两个完整译本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所以，评价者只有明确区分译文的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评价结论才有可能更接近译本接受实际。
概述
翻译学辩论在我国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二十年。通过辩论，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对“翻译”，“翻译研究”，“翻译科学”等概念、范畴的理解已趋于一致，对“翻译是科学”等一类命题的本质认识已有深化（杨自俭:2000）。但是，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如翻译的艺术论和科学论，翻译理论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等问题上，谁也没说服谁。这些是双方交锋的焦点，要解决是一些核心问题。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笔者要探讨的是辩论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新问题，笔者称之为边缘问题。之所以将这些问题称为边缘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辩论的焦点，不太为众人关注。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问题不重要。笔者拟就了四个这样的问题，（一）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二）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三）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四）“翻译学”一词的使用。虽然这些问题不是翻译学辩论的核心，但笔者认为如果让这些问题存在并任其发展，将会影响翻译学辩论的效果，进而影响辩论中核心问题的解决，因而不可忽视。
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在翻译学辩论中，客观规律这一概念常常被双方提到。争论的双方，使用同样的概念，理解却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天壤之别。主张建立翻译学的一方声称，翻译“有其特有的客观规律，一旦发现这些规律，并把这些规律以理论的形态加以系统化，就可以成为科学”（王东风，楚至大：1996）。反对派则认为“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支配。所以，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劳陇：1996a）。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翻译是主观创造性思维起决定作用，而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的观点被多次强调过（劳陇：1994,1996a,1996b,2000a,2000b）。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客观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概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领域都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它。但是，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利用规律（华岗：1982）。既然如此，反对派说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过于主观，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
坦率地说，对以上提到的反对派的这些认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试论现代翻译研究的探索途径》一文中，作者将英汉某些词句进行简单对比之后，以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为前提，断言语言符号之间“找不到共同规律”（劳陇：1994）。笔者认为该结论有悖于语言学常识，有重新修正的余地。他的对比只能能说明，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企图寻求词层或者句层的绝对一一对应是行不通的，而要上升到推断语言系统之间不存在共同规律，则缺乏足够的论证。根据现在已达成共识，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这是不同语言之间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早有人论述过，此处不准备展开。
在翻译学辩论中有不少受人尊重，影响广泛的译界前辈，笔者无意指责谁。但是，笔者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他们的某些认识上的失误，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结论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2000年第5期《中国翻译》发表《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李田心）一文。其某些观点，参考了某些名家的文章，常识性的错误非常严重，比如将客观规律说成是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的怪物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在没有足够的解释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实际上，以上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失误涉及到理论探讨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笔者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认识论。但是，一旦我们选择了某一认识论为基础，就不能随意曲解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否则，争论就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争吵。
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
辩论本应该体现平等磋商、相互交流、互相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有部分人，由于话语风格方面的选择不当，影响到辩论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辩论的效果。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劳陇：1996a）一文的副标题甚为刺眼。也许作者完全是出于一番善意，却无意之中用了一过于武断的话语。这里有极大的商榷余地。对于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正常的现象。不管如何，在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将别人的研究探索说成是走上了绝路，判断过于肯定、绝对。也许这种话语会造成某种轰动效应，但是，这种话语不利于学术探讨。会给人某中错觉，好像是某位权威在宣布已成定论的判决，或者是某位得道禅师在“棒喝”执迷不悟的弟子。所幸的是，《中国翻译》的编辑先生当年没有将该标题照直译成英语，而是比较笼统地译为“MyViewonTranslatology”。
香港城市大学的朱纯深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最好先消除中国传统话语习惯对研究的影响，否则，容易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朱纯深：2000）。据笔者观察，朱纯深先生所指的那种中国话语的特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在某些学者的学术论文中，这种风格的话语仍不时出现。《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张经浩：1999）一文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翻译研究的忧虑。有些提法虽有不妥之处，纯属一家之言，倒也无大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充满个人感彩，缺乏理性的话语。如“出言大胆的要数杨自俭先生”（张经浩：1999）。也许杨自俭先生对翻译学已创立的判断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值得商榷，但也不至于不允许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又如“有人提出‘信、达、贴’，还有人提出‘信、达、切’，但‘贴’什么？‘切’什么？”（张经浩：1999）。笔者觉得，这不像是一种学术研究话语。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足为奇。不想看他人写的书或文章也是个人的自由，即便是老师也不能强迫学生读自己的书。但是，如果要评论别人的观点，最好先全面了解别人的阐述之后再发表看法。如果连别人提法的含义都没弄懂，就大声叱责“‘切’什么？”，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学霸”的表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话语风格在学术领域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话语风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人的心态。在心里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谁也管不着。而要作学术探讨，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注意自己的话语，以免渲染一种过于主观的气氛。争论者如果能以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对待翻译研究，就能正确对待不同的观点，而不至于一见到不同的观点就动肝火，以至于在辩论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绪发泄代替严密的论证。
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前些年，不少人认为翻译无理论，全凭译者的天赋与灵感。近年来，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译需要理论这种观点。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谈理论必须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那些纯理论的研究仍然遭到普遍的拒绝。也许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的牵制，各家在构建翻译理论框架时，总要给翻译实践划出一块地盘来，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遭拒绝。因此，不少理论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大而全的研究思路，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自身的发展。
刘宓庆在其专著《现代翻译理论》（1990,18~22）中，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划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林璋认为“这个开放的翻译理论作为理论的观念若不指向翻译实践，那么翻译的内部系统即翻译理论便成了与翻译实践无关的纯粹的概念游戏”（林璋：1999）。针对刘宓庆的翻译理论模式，林璋强调，翻译理论体系必须指向翻译操作，理论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涩”（林璋：1999）。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不少译家和部分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上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我国科学研究传统重实用的特点。
《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曾近义等：1993）一书将中西科学传统进行了全面对比，对今天的翻译研究颇有启发。现摘两点：1.在科学思维方式方面，中国古代重直观、经验，轻逻辑，从而形成了科学技术上的工匠传统。西方人重理智，逻辑理性方法，重视知识的完善，因而西方人善于构造科学理体系，其科技传统为典型的学者型（曾近义等：1993,58~59）。2.研究动机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传统注重实用目的。孔子就不主张研完捉摸不定远离人世的天道。荀子也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这种重实用的科学传统体现在王文学研究方面就是为订历法、看风水等而研究。数学也主要是发展了计算等较实用方面技巧。西方科学传统主要不是为了实用研究，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为求知而从事研究。如牛顿理论在当时与生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曾近义等：1993,212）。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落后于西方，其中有外部的原因，也有科学传统本身内部的原因（曾近义等：1993,136）。我们的传统中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对于今天强调翻译理论研究的呼声，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我们的翻译传统没有纯理论的成分，同样成果辉煌。也许从翻译领域内部很难看出问题来，如果从科学传统的比较中反观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会更清楚。回顾我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我们感触很深。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会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不要再去西方“取经”（当然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有远见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他们已经意识到翻译理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张南峰先生指出，现阶段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或起码有很多种应用成分（张南峰：2000）。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任务不单单是指导实践（张南峰：1998）。“如果没有纯理论的历史眼光，只看到眼前的应用问题，有可能把一时的表现看作内在的特质，把自认为切合某种文化，某个时代的需要的翻译标准视为永恒的真理”（张南峰：2000）。
王东风博士呼吁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要重视理论研究（王东风：1999）。这应该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偶然的随感而发，而应该是反思翻译学传统，比较中西差异之后的理智选择。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纯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要否认翻译实践和实用翻译理论的含义。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探讨，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翻译学”一词的使用
霍姆斯曾经提出过翻译学的规划，他将翻译学分为描写翻译理论，理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吴义诚：1997）。刘宓庆先生也对翻译学的理论进行了宏观设想（1999,11~21）。杨自俭先生最近又阐述了他对翻译学的新认识，翻译学是翻译科学的理论核心或叫基础理论，包括翻译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翻译家论，翻译史等（杨自俭：2000）。可见“翻译学”是一概括性很强的学科概念，指系统的翻译理论。
许均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写了大部头的著作，冠之以《翻译学》或《翻译学概论》（许均：1996）。R·阿埃瑟朗认为，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许均：1996）。刘重德教授认为翻译学是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代称，并提醒要谨慎使用“翻译学”一词（刘重德：2000）。
可见，目前“翻译学”一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滥用。笔者认为，目前的大多数以《翻译学》，《×××翻译学》命名的的译学著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大篇幅的是翻译实践实例，称为《×××教程》比较合适。并不是笔者求全责备，准确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对这点，笔者不产生太大的怀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0期的编者按语颇为意味深长，“学科建设需要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克服抢占山头占地盘的浮躁心理”（编辑按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p44）。翻译学若能创立与完善，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踏踏实实，淡薄名利，或许是创立翻译学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境界。
顺便说一句，使用过于宽泛，不严谨的概念也容易招致反感。
结束语
新的一轮翻译学大辩论已经开始。通过辩论，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来澄清事实，解决问题，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笔者希望各方能从翻译事业的大局出发，服从理性，遵循一定的规则，真正做到辨明是非，解决问题的目的。笔者不希望拙文所提到的类似问题再次干扰辩论，希望新的一轮翻译学辩论发挥出更高的效率。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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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陇.试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途径[J].《外国语》，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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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文性的涵义
互文性最早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丽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她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对其他文本的援引而构成的镶嵌图案，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Lemke指出，互文性有两种，一种是某一文本中各种成分之间存在的指涉关系;另一种则是完全不同的文本之间的指涉关系。互文性不是简单的文字借用，而是思想的互相碰撞，它涉及到人类的历史、文化、知识、语言等各方面的交融。互文性与翻译紧密相关，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作为这一活动的主体，一方面经受着因原文文本意义的多元性而带来的‘磨难’，一方面进行着与他文本或他译者的相关模仿、关联或暗合等行为。这一多元的意向性活动在庞大的网络织体中相互作用，相互交涉，翻译也就得以在众多文本的互相指涉中完成。”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也是互文本，实际上，它们有着同样的作者和同样的内容，却过着“半独立的生活，因此，从译者的角度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两维文本(bi-text)，两维文本不是两份文本，而是具有两维性质的独立语篇，每一维度是一种语言。
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需要依赖其它文本而存在、而产生意义；文本与文本之间形成了网络式的关系：它们“一前一后、紧密相随，相互衍生，相互暗指，相互包含”。Hatim&Mason对互文性进行了分类研究，认为所有的互文本都可以从以下这些类别中找到同其它文本之间的关联：
1.参照(reference)。当文本作者通过标明引文的标题和章节等方式来显示引文的来源时即为参照。2.陈词滥调(cliché)。当文本作者运用由于过多使用而变得几乎没有意义的固定词组时即为陈词滥调。3.文学暗指(literary allusion)。当文本作者引用或指涉某一部名著时即为文学暗指。4.自我引用(self-quotation)。将自己所说的话从甲文本中搬到乙文本中即为自我引用。5.套语(conventionalism)。即由于不断重复使用而变得不知出处或者形成习惯的表达法。6.习语(proverb)。即言简意赅、妇孺皆知的格言妙语。
二、互文性与翻译理论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翻译同源语文本和目的语中的其它文本之间同样具有互文性。
首先，作为译文的文本，正如巴赫金在其作品中所强调的，具备不同文本之间的“对话”性。巴赫金认为，由于一个文本总是给先前的文本提供答案，同时也为后续文本提出问题，因此，一个文本总是被迫同其它文本发生着互文性的联系。克里斯蒂娃也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一系列文本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回应、吸收和转化中生成的。
其次，译文同文本一样，都可以被看作是言谈(utterances)。只有当我们考虑到该言谈在具体情景中的运用，理解到其内在的规约和法则，能够辩明它如何嵌入到某一特定文化和观念形态中，且尤其重要的是，知道该言谈与过去的什么内容相关时，言谈才真正地具有了意义。而这里所说的言谈同具体的情景、言谈同言谈内部的规约和法则、言谈同特定的文化和观念形态以及言谈同过去的内容之间的关系等都是互文性关系的具体体现。
再次，在对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经常谈论各种形式的对等，如形式对等、动态对等、交际对等、功能对等、语用对等等。从表面上看，翻译研究者们是从语言、功能等各个层面上去努力寻求各种对等，但归根结蒂，他们是在从这些层面上去寻求源语文本同目的语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关性，亦即互文性。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翻译所涉及到的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互文性的程度越高，目的语文本同源语文本对等的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也就越低。
三、互文性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从实践的角度看，互文性同我们所从事的翻译实践紧密相连。了解文本之间具有互文性既可以让翻译者在翻译之前采取一些相应措施，以便为翻译作好充分准备；也可以让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有效地处理好源语文本同其它文本之间互指互涉的关系。然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一方面有利于翻译实践，使得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够查找可资借鉴、左证和参考的数据。
另外，互文性的另一个重要模式是模仿。有些文本通篇都是特意旨在模仿其它文本的，比如模仿其它作品或者采用仿拟中的仿词、仿句、仿调等修辞手法等。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个文本中的不同部分也可以有意模仿不同文本或者语类。。另一方面，也往往正是文本间的互文性给翻译者在文化素质等许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给翻译实践带来了诸多困难。如果源语文本在文体风格方面具有独创性，那么，只要条件允许，恰当的做法是，在目的语当中生成一种同源语文本一样具有独创性的目的语文本。因为其中的主题和主题内容比文体风格更为重要。
四、结语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要求翻译者既要忠实于源语文本的语言特征、文体特征和具体内容，又要顺应目的语文本的语言习惯、文体标准、书面规范和文本规约。由于翻译的文本具有最为错综复杂的互文性。将翻译同互文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可以大大拓宽我们的视野，加深对翻译理论的研究。
参考文献:
[1]Thibault, P. J. 1998. “Intertextuality”. In Mey, J. L. (ed.) 1998.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ragmatics (pp.401-404) [E].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1-0021-01
1.功能翻译理论对翻译的阐释
功能翻译理论于20世纪7O年代产生于德国。赖斯、威密尔、诺得等学者认为翻译不仅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活动，而且是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是一项须考虑读者和客户要求的目的际行为。由于语言种类、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表达习惯上的差异，源语作者的意图及采用的语篇形式与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文本类型是功能翻译理论的基本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整个翻译史中，译者、尤其是文学翻译者，意识到在不同情况下需采用不同的翻译手法。早期的翻译实践主要是词对词进行翻译，不考虑译文是否达到了预期功能。而在实际翻译中，许多译者不时陷入一种窘境，一方面要忠实传达原文语言形式，另一方面又要使译文符合译语读者的习惯，这两方面难以考虑周全。在这种情况下，功能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其目的就是要为翻译中这些难以把握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功能翻译理论就是为了指导文学翻译而诞生，这将对文学翻译乃至文学翻译批评提供强大助益。
2.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一一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著，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
3.功能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
3.1 文学翻译的目的性。"目的论"认为，翻译是译者根据特定要求采取的一种行为，而任何行动都是有目的的。因此，文学翻译同样是译者为了实现译文在译语环境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预期功能而进行的有目的的行为。文学翻译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完整的行为过程， 文学译者的行动必然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这种影响和制约便构成了文学翻译目的性的基础。从影响和制约文学翻译的因素不同，将文学翻译目的分为显性目的和隐性目的。受文化因素影响而引起的不同翻译目的称作显性目的；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引起的不同翻译目的称作隐性目的。
3.1.1 显性目的，根据上文提到的目的论观点，翻译是一种目的，目的原则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的核心原则。它贯穿翻译的全过程，指导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分析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然后再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在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学翻译中，受文化因素影响，译者可能明显带有不同目的，进而既可用异化也可用归化，但"至于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哪些源语文化，怎样保留，哪些源语文化的因素又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都可以在对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3.1.2 隐性目的，目的论者认为行为本身可能不一定有目的，但是参与者或旁观者应将其解释成是有目的的行为。这一点如果我们联系文学作品的批评就很容易理解。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批评者可以使用不同的批评理论对其进行批评而得出不同的意义诠释，然而这并不表示甚至不大可能作者自己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赋予他的作品如此多的意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大脑里始终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文学翻译而言，情况尤其如此。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其他技术性作品的翻译，对于译文将面对什么样的读者群，译文将在译语文化里产生何种功能，文学译者往往可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而是受到翻译过程中除文化因素外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带有一定的隐性目的。
3.2 "等值"并不是文学翻译的唯一目的。既然文学翻译有目的性，那么其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等值"？一些批评家认为，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实用性文体翻译，因为原文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文学翻译要将"忠诚"原则放在首位，尽可能保持原作的美，而原作的美是由内容、形式以及风格等等要素体现出来的，因此在翻译中，译者要尽量在这些方面追随原作，以保持原作的原创性，防止原作"美"的丧失。由此看来，在这些批评家看来"等值"为文学翻译的唯一目的。然而，事实上，文学翻译有时也不能强求"等值"。以诺德最常提及的一部作品
3.3 译者地位的提高使文学译者在翻译时更具有创造性。功能翻译理论有助于提高译者对翻译目的的认识，增加文本的可译性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允许使用的翻译策略，从而将译者从经常毫无意义的直译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功能翻译理论因此提高了译者和译文文本的地位。在功能翻译理论的关照下，译文没有必要像以前一样必须对原文文本亦步亦趋。原文文本只是被视为信息提供源，译者有权根据译文预期功能选择译文接受者可能感兴趣的信息。而且，译者在翻译时有权选择他认为最恰当、最有助于实现译文预期功能的翻译策略及手段。正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拥有的这种宝贵的自由、灵活性使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才更具有创造性，而译者的这种创造性对文学翻译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文学翻译作品不但是作者精神活动的产物， 而且也是译者精神活动的产物。由此我们看到，文学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才能更好地传达原作内容上、形式上以及风格上的美，才能更好地取得译文预期功能，使译文读者在读译文时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的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 以目的理论为准则的多元化标准的功能翻译理论的出现，为我们提出了较为可行的翻译程式，使得文学翻译行为更有目的性、更规范和更有据可依，对文学翻译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124-02
一、导语
传统的翻译理论大多以原文为中心，把“信”或“原文中心论”作为评价翻译的最高标准，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性，认为译文应该是原文语言符号的转换，尤其对于文学翻译，更要忠实于原文。而翻译目的论则把翻译目的作为翻译实践的首要出发点，是评价译文的首要标准。在翻译实践中，翻译目的论更重视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在不同翻译目的的要求下，译者对原文不必“亦步亦趋”，非“信”不可。文学翻译是一个特殊的翻译领域，本文将结合《傲慢与偏见》的英汉译本进行实例分析，探索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
二、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产生于20世纪70 年代后期的德国， 由Hans Vermeer提出。翻译目的论包括三个基本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翻译目的论的出现是翻译理论史发展的重要变革， 表明译者开始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而语言学及侧重形式的翻译理论不再占主导地位。这种转向得益于交际理论、行为理论、话语语言学、语篇学说以及文学研究中趋向于接受理论的一系列研究活动。翻译目的论发展了具有创新性的翻译观，不再把“信”或“忠实”作为首要的翻译标准，它认为翻译并不是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 而是一种具体的、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预期目的是衡量译文是否成功的标准，需要在进行翻译实践之前确定下来，它反映了译文读者的要求，而读者的要求各不相同，因此翻译目的论推崇翻译标准多元化，是一种以译文功能为取向，注重实用性的解构主义理论模式。
三、《傲慢与偏见》的语言特点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女性小说家奥斯丁的杰出作品，是一部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长篇佳作。文章以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的爱情为主线，揭露了物质在人际关系、婚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作品文笔细腻，主题深刻而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奥斯丁通过情感交流、人物对话等方式或讥讽或褒贬地刻画出不同的人物特征。首先，文章语言具有幽默讽刺效果。例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从字面来看这句话是在陈述“有钱的单身男子都需要一个妻子”这一事实，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说这句话的主人班纳特太太的性格，可以挖掘出其隐含意思是“未婚女子都需要有钱的单身汉”。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也呼应了这一含义，为整篇文章做了铺垫。这里就巧妙地运用了讽刺而耐人寻味，简洁而锋芒毕露的写作手法。其次，对话生动风趣，用词精炼考究，通过有节奏变化的句式刻画人物性格。例如“A talented younger sister. A cousin distinguished for his wit in learning. Two young sisters with a toast at the officer’s mess. A mother who is a much devoting conversationalist， to say nothing of your own dexterity with bow and arrow. Such an interesting accomplished family.”该段虽然没有过多的定语修饰也没有明显的感情词汇，但这五个简单的排比短语和简短干脆的用词足以淋漓尽致地显示出卡洛莱对伊丽莎白家人的轻蔑与讽刺。因此用词与句式体现了该小说的整体形象，尽显作者文字与文学水平。
四、翻译目的论在《傲慢与偏见》两个译本中的体现
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是翻译目的论的三个重要部分，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指导符合读者期待的译文产生。这三个原则的关系是：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忠实原则与连贯原则都服从于目的原则，同时忠实原则服从于连贯原则。如果翻译的目的要求改变原文功能，译文的标准就不再是保持与原文文本的语际间的连贯，如果翻译目的要求语际不连贯，则连贯规则就不再有效。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宏观上取决于翻译目的的要求。如果翻译目的要求译文再现原文的特点、风格，那么忠实规则与目的规则相一致，否则译者可以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本文将以《傲慢与偏见》孙致礼汉译版为实例，从翻译目的论的视角重读该著作中的语言文学特点，探讨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积极指导作用。
1.目的原则。目的原则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译文期待及译文的交际目的，在目的指导下进行翻译实践。翻译应当以目的语读者为导向，使原语在目的语情境和文化中，按目的语读者的期待方式发生作用，以使译文的遣词造句更准确、更有针对性。翻译目的主要可以分为三类：译者的基本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特定翻译策略需要达到的目的，这里通常指译文的交际目的。译者应从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出发，确定翻译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例1：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译文：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该句中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的字面意思是“有财产的单身汉”，但这是一段口语对话，孙致礼译为“有钱的单身汉”更符合口语表达习惯。而且说这句话的班纳特太太是位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眼光狭隘的家庭妇女，所以摒弃文绉绉的逐字直译，用通俗简单的口语更能表现说话者庸俗的态度，另外这句话暗指“未婚女子需要一位有钱的单身汉使自己过上优裕的生活”，所以译文的目的是向读者传达出这一世俗观点，以刻画人物形象。
2.连贯原则。连贯原则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读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意义，应该与读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交际习惯等相一致，因此译者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对不同文化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翻译是信息传递的过程，原文本是信息提供者，译者依据目的原则进行语言加工并将信息提供给读者，这一过程中要遵循连贯原则，才能使读者更好地接受原文内容，从而实现信息传递的目的。
例2：Nor was Mrs. Hurst，who had married a man of more fashion than fortune，（was disposed to consider his house as her home when it suited her.）
译文：而那位赫斯特太太嫁了个家财不足，派头有余的绅士，因此一旦得便，也很情愿把弟弟的家当作自己的家。这一句中fashion与fortune在修辞上构成押头韵，在形式和含义上也有对比之意。汉语中很难找到与英语头韵相对应的辞格形式，所以只能求得神似而形离的译文。孙致礼将之译为“家财不足”“派头有余”，用词对仗工整，读来朗朗上口，“家财”与“派头”相对应，“不足”与“有余”相对应，忠于原文含义又符合汉语表达方式，读者容易接受，符合翻译目的论中的连贯原则。
例子3：Dear sir，The disagreement subsisting between yo- urself and my late Honored father，always gave me much uneasiness，and since I have had the misfortune to lose him.I have frequently wished to heal the breach；but for some time I was kept back by my own doubts，fearing lest it might seem disrespectful to his memory for me to be on good terms with any one，with whom it had always pleased him to be at variance.
译文：亲爱的先生：你与先父之间发生的龃龉，一直使我感到忐忑不安，自先父不幸弃世以来，我屡屡想要愈合这裂痕，但是一度却犹豫不决，心想：一个先父一向与之以仇之为快的人，我却与其求和修好，这未免有辱先人。这一段是柯林斯先生写给班纳特先生的一封短信，柯林斯先生只受过很少的教育，头脑空空却非常自负，更非真正的学者。但是为了彰显自己所谓的文才，他绞尽脑汁写下这封文绉绉的信，其中用了很多正式语体但是又夹杂了不少非正式词语。孙致礼在译文中采用半文半白的语体形式，来表现柯林斯先生外坚内空的实际水平，刻画出一副矫揉造作和拿腔作势的人物形象。译文正是按照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来传递原文含义，也是翻译目的论的连贯原则所在。
3.忠实原则。忠实原则要求原文和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即忠实于原文，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取决于译文的目的和译者对译文的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表达原文含义，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 完成信息传递任务，但又反对逐字逐句对照，过于严格地按照原文进行翻译。翻译目的论下忠实原则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等原则”，它提倡翻译效果优于原文，译者可根据原文进行模仿或创造，使原文的形式和功能符合目的语文化要求。通过翻译目的的引导和翻译连贯的约束，灵活的忠实于原文。
例4：She was busily searching through the neighborhood for a proper situation for her daughter， and without knowing or considering what their income might be.
译文：她在家里胡思乱想，要给女儿找一所适当的住宅；她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收入，也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对比译文与原文，最大出入在于searching through一词的含义。根据文章的背景可知班纳特太太刚刚大病初愈，如果直译为“到处奔波”则不太符合实际。班纳特太太一直操心女儿的出嫁问题，所以即便身体不适，她也忘不了女儿们的婚姻大事。孙致礼将之译为“在家里胡思乱想”，切合实际也符合班纳特太太的性格特点。没有按照原文字眼硬译，也没有背离原文含义，所以遵循了忠实原则又顺畅了读者的思路。
五、结语
翻译目的论认为译者在准确把握原语作品含义的前提下，还要挖掘文字所包含的深层含义，抓住不同语言的表达特点，熟知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交流习惯，在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诚原则的指导下，摆脱原语句束缚，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最适合读者需要的译文，达到对原作语言风格及艺术色彩的完美再现。
参考文献：
功能翻译理论主要包括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Reiss）的文本功能类型学（texttypology）、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的目的论（skopotheorie）和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Holz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translationalaction）。文本类型学理论将文本分为三大类：信息类、表情类和操作类，根据文本类型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信息类文本采取直白的语言，表情类文本注重传达原文的形式，操作类文本注重言后效果，唤起读者的反映。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译者应该根据翻译的目的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决定翻译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预期的读者。翻译的原则分别为目的规则（skoposrule）、连贯规则（intratextualruleorcoherencerule）和忠实规则（intertextualruleorfidelityrule），目的原则是首要的，其他原则则从属于目的原则。翻译行为理论强调翻译要求（translationbrief），认为翻译是翻译发起人、译者、原文本作者、译语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交际行为。功能翻译理论将翻译的交际目的纳入考虑范围，不再将源语文本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实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除此之外，传统的翻译等值标准也受到了挑战，功能翻译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批评标准，即适当性（adequacy），实现了翻译批评的动态标准。
二、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
儿童文学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个分支，学界对于儿童文学并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作为目标读者，适用于六岁到十二岁的儿童阅读。这一阶段的儿童，世界观和价值观处于萌芽时期，对于阅读一般有着自己的认知和期待。儿童文学的语体要求其语言不但要富有意义，而且要听起来悦耳，读起来愉快顺畅。訛譹因此，儿童文学可以归类为表情性文本，兼具操作功能，具有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译者应该以目的语读者儿童的反应为最高目标，选择适合儿童阅读的语言，必要时可以牺牲对源语文本的忠实，但也不能一味地为追求可读性而丧失源语文本的审美价值，译者应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权衡，创造出一种适当的译语文本。
三、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翻译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儿童童趣的一种再创造。任溶溶是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和中国译协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本文以任先生2006年翻译的译本为例，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同时从词汇、句法、语音层面入手，分析儿童文学翻译所应采取的策略。儿童的语言正处于学习和发展的初步阶段，与成人相比，词汇量比较有限。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儿童的语言接受能力和水平，如果使用过长、过难或者过于生僻的词语，势必会对儿童造成阅读障碍，使得儿童丧失继续读下去的兴趣，无法引起儿童心灵的共鸣。即使译文再精彩，却超越了儿童的接受能力，这样的译文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在此句译文中，任溶溶将kissed巧妙地译成“亲亲”，符合儿童的认知，同时使用叠词，既朗朗上口，又充满童趣。如果译成吻，则显得文绉绉，不符合儿童的表达习惯。
原文：Oneofthepigsisrunt．译文：有一只小猪是落脚猪。Runt在字典中的意思是小家畜，任溶溶将之译为“落脚猪”，落脚猪是上海方言，是指母猪诞下的小猪中的最后一个，通常这只猪又瘦又小，各方面状况都差强人意，这样的翻译是符合原文的。然而，落脚猪毕竟是上海方言，只局限于部分人的语言认识中，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更何况语言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儿童。同时，这一情节对于后来威尔伯和夏洛的故事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儿童对于这个原因不懂，则很难理解后面的故事。鉴于此，笔者认为，此句译成为“有一只小猪又瘦又小”会更符合儿童的阅读认知。英汉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有着不同的句法特征。英语呈树状结构，单词或词组靠语法标记链接，逻辑关系严密。而汉语呈竹状结构，一节一节地累积起来，可长可短，靠语义连接，自由度较大。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尤其要注意将译语应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这是基本要求。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英语中出现的复杂长句，汉译时应注意简化，这样儿童在阅读时才不会觉得拗口。原文：Forasecondyouseemedtobefallingtothebarnfloorfarbelow,butthensuddenlytheropewouldbegintocatchyou,andyouwouldsailthroughthebarndoorgoingamileaminute,withthewindwhistlinginyoureyesandearsandhair.译文：你仿佛一下子要掉落到下面离得很远的谷仓地板上去，可绳索猛地把你拽住，你以一分钟一英里的速度飞出谷仓门，风在你的眼睛、耳朵和头发间呼啸。在原文中，使用了but、and作为连接词，with、in引导的介词短语，tobefalling这样的短语，将分散的词组或短语连接成了句子，且具有连贯的意义。在翻译成汉语时，如果直译，则意义分散且语句不连贯，对于儿童来说，也难以理解。而任溶溶的译文将原句切分成小的语义单元，按照汉语的语言表达习惯进行重组和重构，主谓语交代得非常清楚，并且顺序正确，有利于儿童的持续阅读。《夏洛的网》是一部儿童文学著作，语言的生动形象是儿童文学的基本要素，可以唤起儿童的阅读兴趣。由于英汉语言习惯的不同，在进行细节的描写时势必会造成部分缺失，导致源语趣味性的减少。在汉语中，象声词和叠词的使用是一种特色，具有韵律感，加之以语气词的使用，在语音层面无疑会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符合儿童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原文：Hewalkedtothetroughandtookalongdrinkofslops,suckinginthemilkhungrilyandchewingthepopover.译文：它走到食槽旁边，稀里哗啦地吃了半天，贪馋地吸牛奶嚼蓬松饼。
《儒林外史》英译本是由杨宪益夫妇翻译并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之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有的表达方式及文化现象，使西方人深度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本论文抓住了The Scholars 的厚翻译特色，证明了厚翻译在杨宪益夫妇《儒林外史》译本中的合理性及价值，并探讨了厚翻译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一、厚翻译简介
“厚翻译”理论是由阿皮亚在1993年完成的《厚翻译》一文中针对非洲的口头文学英译研究而提出的。他认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两种文化中的两种语言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字面意义，缺少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会造成译者及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障碍。在分析了话语理解的过程及翻译存在的障碍之后，他提出了“厚翻译”理论，旨在目标语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源语作品，并且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其文本在其源语言文化中同样的意识形态作用。
阿皮亚认为，只有采用厚翻译的方法，在译本中添加注释或术语注解，才能体现出源语言丰富及深厚的语言文化语境。厚翻译的表现形式为序言、案语、附笔、文内释义、文外说明、脚注、尾注等。其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及鉴赏（周方珠，2011）。
二、《儒林外史》英译中的厚翻译表现
杨宪益翻译的《儒林外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英译全译本，其中有较多的“厚翻译”手段的使用。在译本中，厚翻译表现形式为文内释义、文外注释及补充材料。
（一）文内释义
文内释义主要是指译者对可能造成译者及读者理解障碍的文化特指项在译语文本内进行阐释。
1.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来的管家，问道：“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第十章， 1999：242）
They recognized him as the servant of Mr.Lu， a compiler of the Han Lin Academy who came from their district.When did your master return？ ”they asked.“He has asked for leave and is on his way home.” （杨宪益， 1999：243）
从字面意义上，“compiler”是指对百科全书进行编辑和写作的人。在宋朝，“编修”是一种官职，主要是记录一个朝代中的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变化的书。明清时期，枢密院也设有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杨宪益在译文中添加注释性信息为读者提供了相关的背景信息，使读者了解“鲁编修”的社会身份。
2.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第六章， 1999：158）
After more curses he swaggered to his sedan-chair， followed by the servants and luggage.He left the boatmen gaping----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杨宪益， 1999：159）
严贡生假装声称云片糕是他的救命药，而这药却被掌舵的吃了，威胁带他去衙门。其他掌舵见此情景帮他求情，严贡生故意勉为其难地不与他计较。杨宪益在源语文本后加入了解释性信息“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进一步向目标语读者解释严贡生的真正用意所在，即他不愿意给船费而故意为难掌舵。从中，可以看出，严贡生贪婪、粗暴、势利的本质，从侧面反映了下层民众，船夫们的身份卑微及对恶势力的无奈。
（二） 文外注释
一般情况下，注释分为尾注和脚注。因为杨宪益英译本有不同版本，注释表现形式既有尾注也有脚注，所以，在本文中，笔者统称之为注释。在译本中，译者共添加74个注释，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统习俗和典故等。
1.……太祖大怒， 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第一章， 1991：26）
...until the emperor in anger had banished him to Hezhou to look after the grave of Yu Que.（杨宪益， 1991：27）
Note： A general who defended Hezhou for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was killed in battle by Zhu Yuanzhang’s troops.Since Wei Shu， a minister of the Yuan Dynasty， had surrendered to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this punishment was a reminder to him that he had proved disloyal to his former master.
从译文中，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当余阙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会非常生气。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的补充，读者不会明白源文的真正意思。杨宪益通过加入文外注释，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意思并了解中国历史事件。
2.王员外道：“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 是‘夏后氏五十而贡’， 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验了。”（第七章， 1999：186）
“The first sentence is the only one I understand，”said Wang.“The Xia Dynasty students took the examinations at the age of fifty， and I have just passed at fifty too.That is right....” （杨宪益，1999：187）
Note： Wang has made a blunder.The allusion to the Xia Dynasty， taken from Mencius， referred to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个典故取自《孟子》一书，指的是夏朝的田赋制度。文中王惠理解为自己五十岁登科。译者在注释中解释了该典故的由来，直接告诉读者王惠的无知。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自身的矛盾性。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但却产出这么多像王惠这样的无知、势利及自私的人。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讽刺，即严格的科举考试衍生出很多没有真才实学却爱卖弄才学的人。
（三）补充材料
译者在译本的前页添加了主要人物名单，在译文后页添加了附录，供读者参考。
杨宪益按姓名的首字母顺序进行排序列出了68位主要人物，并在后面补充人物的社会头衔及相关的人物关系。译者用了音译和直译的方法翻译出这个名单。例如：Chang Chin-chai，landlord in Fan Chin’s district Chou Chin， poor teacher， later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nd chief examiner Chu Chin-yu， son of the perfect of Nanchang， Fan Chin’s secretary Chang Chun-min （Iron-armed Chang）， swordsman and charlatan Yu Yu-ta，senior licentiate， tutor of Hueicbi Pefectual College Yu Yu-chung， licentiate， brother of Yu Yu-ta （Wu Ching-Tzu， 1973：7-8）。
除此之外，译者在文后加入关于科举考试系统及社会头衔的翻译对照附录，分析了科举考试与社会头衔之间的关系，如“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the narrow path by which the sons of landowners entered politics.At one end of this path were the scholars studying the art of writing paku essays， at the other end the official posts for different grades of graduates.” （Wu Ching-Tzu， 1973： 603）。译者在翻译关于科举考试及社会头衔的专有名词时，将中文名词放在后面，以便于读者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尊重中国文化。例如：“The examination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 院试；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乡试； and the highest examinations comprising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会试，the test examination 复试 and the palace examination 殿试，as well as a final test at the imperial court.” （ibid）。
三、结束语
厚翻译提倡尊重源语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向所谓发达国家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与复杂，引导他们去尊重未工业化社会的人们（高元梓，2011）。厚翻译理论在《儒林外史》中的使用无疑再次证明了该理论的实用性及价值。该理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语特征，成为传播源语文化的重要工具。
⒖嘉南祝
二、基于市场需求的翻译教学策略
（1）根据翻译市场的要求，合理设置课程，做到理论和实践兼顾设置合理的课程重点在于翻译方向课堂教学与集中实训并重，课程要做到理论与实践兼顾。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对英语专业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了使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能够达到一定的英语翻译水平，要根据大纲开设所有必修的专业课程，使学生能修够学分，从而达到市场对应聘者语言水平的要求。首先，口译具有独立的特性，通过一系列翻译课程设置将翻译方向体现出来，构成口笔译课程组。同时，要开设入门课程和交替传译。其次，市场对翻译经验要求最高，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在学期授课任务完成之后，可以增加实训环节，并且学生在学期末或者寒暑假等时间段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翻译量，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大量集中实训。同时，在理论课的基础上，课堂教学环节可以开设高级英汉笔译和高级汉英笔译课程，增加学生语篇翻译的实践。再者，在翻译理论方面，为了使学生了解各种翻译理论，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可以开设英汉互译基础和翻译概论课程。除了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之外，还可以设置一些选修课，作为理论与实践课程的补充，如开设一门或者多门翻译鉴赏类课程，重点在于批评和鉴赏。在品读经典翻译的过程中，对比不同的译本，从而培养学生的翻译感。另外，在实训环节学习中，针对市场要求的翻译软件使用上，不用单独开设一门课程，可以教会学生边学边用，在翻译实训室中安装一套翻译软件，增强学习的效果和效率。翻译方向的课程设置主要包括理论课程、实践课程、鉴赏课程。其中理论课程可以开设英汉互译基础和翻译概论；实践课程可以开设高级英汉笔译、高级汉英笔译、集中翻译实训等。而鉴赏课程可以开设翻译与鉴赏等。
（2）增强学生笔头翻译的基本能力，调整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翻译的能力2000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提出：“使学生具备笔头翻译的基本能力是笔译课的目的所在。”在没有普及互联网的时候，翻译工作者翻译工作主要靠笔、纸和各种纸质词典以及百科全书，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构成翻译能力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翻译能力的核心便成了双语能力、查阅工具书的能力、双语转换能力等，因此，翻译教学的内容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互联网普及以后，在语言能力的基础上，翻译能力有了新的内容，增加了网络沟通能力、计算机软件、硬件应用能力以及电子工具书使用能力等，特别是翻译软件的应用能力。由于社会发展和需求，翻译能力的构成有了拓展，因此，在研究翻译能力的基础上，翻译教学设计教学内容就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翻译教学内容涉及到了翻译实践、翻译理论以及翻译鉴赏三类课程。而这三类课程比较容易分清，内容差别很大。在教学实际中，如何分析翻译实例是任何理论讲授都离不开的，但是在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中，所有翻译方向课程组的课程实际上都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不能不提到翻译理论。为了避免在不同课程中重复相同的内容，根据课程设置，课程组教师要明确每门课程的教学内容。首先，在理论课程中，一般情况下，英汉互译讲授过程中使用的译例是句子和短语，其基础的授课内容是最基础的翻译入门课程，也是基本的概念和翻译技巧。而翻译概论的授课内容从翻译研究的角度上授课，是各种翻译理论流派和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一般情况下，在讲授的过程中使用的译例是句群和句子。其次，高级英汉笔译和高级汉英笔译的内容是不同文体的语篇翻译，在实践课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实践基础上的译文评析，教师讲授文体特点与翻译策略之后，才组织学生进行语篇翻译实践。而集中翻译实训的内容主要是大量翻译应用文和少量翻译文学语篇。另外，一般情况下，翻译鉴赏课程通过比较分析，选择有多个参考译文的语篇翻译，选出最佳译文，或者对所有参考译文讨论出一个最佳译文。综上所述，翻译课程的内容明确化主要有理论课程、实践课程以及鉴赏课程。其中理论课程包括英汉互译基础和翻译概论，教学内容主要有基本概念、翻译技巧以及翻译理论流派和翻译热点问题等。实践课程主要包括高级英汉笔译、高级汉英笔译以及集中翻译实训，教学内容有大量应用文翻译和少量文学语篇翻译等。鉴赏课程主要包括翻译与鉴赏，教学内容有多个参考译文的语篇翻译。
（3）针对不同课程，采用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方法，综合提高学生的素质为了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课堂教学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针对不同课程，综合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的翻译责任感、沟通能力和团队意识。首先，对于理论课程来说，教学方法要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教学主要是讲解理论，以学生翻译练习为辅。其次，对于实践课程来说，课堂研讨是教学方法的主旋律，教师的教学方法要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充分体现出学生翻译实践的价值。同时在课堂上，对于高级英汉笔译和高级汉英笔译来说，学生做翻译的话，教学效率不会很高，因此，最好就是课上师生讨论，鼓励学生课下完成翻译。在每次上课的时候，教师要讲评学生译文，通过课程网络平台和电子邮箱布置作业，并且教师可以上课的时候，选取部分学生上台讲评自己的译文。同时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要积极地互动起来。而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集中翻译实训室模拟翻译工作者的工作环境，集中进行大量翻译实践。翻译工作的密度高，强度大，因此，教师的教学方法需要做好项目管理和译审工作，不能和平日的课堂教学一样，学生需要扮演译者和校译角色。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在实践课程中，教师布置任务的时候，可以把学生分成翻译小组，便于加强学生之间的沟通。再者，翻译语料在鉴赏课程中，要求教师能够以理服人，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并不是完全凭直觉对译文作出评论，因此，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在备课的时候，教师通过比较、分析、师生讨论等方式，有针对性地选取有多个参考译文的主体语篇供课堂使用，从而得出最佳译文。这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最好是以师生讨论为辅、教师讲授为主。不同翻译课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教学方法的选择会有所侧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实现翻译人才培养的目标，教师需要灵活应变，充分备课，不断调整和完善教学方法。
国内翻译界借用西方文论研究翻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已取得瞩目的成果，但也存在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译界普遍认同归化还原增色―减色法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但就其产生的效果而言，这一翻译原则是否可视为对陌生化理论的适当运用，存在质疑。本文旨在对翻译研究中与陌生化理论的运用相关的某些误区和缺陷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陌生化技巧在文学翻译中的可应用限度。
一、翻译原则的演变――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
传统译论视翻译为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是译文对原意的复制，强调“忠实”和“对等”。换言之，“忠实”和“对等”成了传统译论探索翻译实质的关键词。这一观念经反复灌输、强调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并进而规范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此外，受传统文论中作者意图中心论和人文主义的普遍人性观导引，传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批评以是否忠实地直译作者的原意作为惟一目的和标准，由此原作和译作的关系也因此被认为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
随着对翻译现象的探索从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文化、历史、哲学等高度，翻译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对包括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等在内的一系列翻译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人们发现，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难以“忠实地直译”，尤其在涉及特定的文化现象时。于是，直译？还是意译？哪个更恰当便成了译界争论的焦点。
古今中外，自有翻译以来，就有了直译意译之争。但以往，翻译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所谓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或意译(free translation)都是针对源语语言形式的处理方法。“直译是在译入语中找到再现原文内容与主要意义、符合恰当原则，符合译入语规范的常规对应语”。“意译是为了不违反恰当原则在译入语中找到再现原文内容、符合译入语规范的非常规对应语”。直译和意译的区分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之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结果。实际上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直译的译文，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意译的译文。当译者意识到语言和文化不可分，“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而他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时，文化必将成为翻译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问题。一旦文化被纳入现代翻译的视野中，直译意译之争就被归化和异化之争所取代。归化异化之争可以看作是直译意译之争的延续和扩展。
旷日持久的归化异化之争随着新原则的不断提出，愈演愈烈。其中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归化还原增色―减色”翻译法影响颇大。其基本原理是：汉语是描写性特强的语言；英语则是逻辑性特强的语言（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所谓“形而上学思维的语言”）。因此，一首较平常的英语诗译成汉语后，往往要比原作更富于文采，这就是还原增色翻译；反之，汉英文学翻译可酌情采取还原减色翻译法。这一翻译原则是否可视为对陌生化技巧的运用，值得讨论。
二、“陌生化”理论的要义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其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Shklovsky)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在他看来，文学创作要对所描写的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而陌生化作为艺术加工和处理必不可少的方法，可以增加对艺术形式感觉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的陌生化。与“陌生化”话语相对的“自动化”话语，是指那些过分熟悉、已不再引起人们注意的语言。
陌生化与变形有联系，都是将习见的事物换一种样式呈现，以取得最佳艺术效应，但变形是指作家在构思中极大地调动想象力与创造力，以违反常规事理创造意象的方式。通过变形，作家往往能获得独创性的形象。如果说变形着重于“改变”事物常形来创造的话，陌生化则倾向于不用习见的“称谓”来描写事物，而以陌生的眼光把事物原原本本地具体描写出来，以产生一种奇特的新鲜感。例如，“柱子上挂着一个挂钟”，就是一种“自动化”的“称谓”写法，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可《红楼梦》以从未见过挂钟的农村老妪刘姥姥的陌生眼光来写王熙凤堂屋里的挂钟，收到了陌生化的效果。陌生化的心理基础是作家摆脱日常的“自动化”感觉，而以事物给人的第一刺激反应作为构思方式，所以它能激发读者的新奇感。
陌生化的关键是产生距离。“陌生化”理论重视接受者与表现客体之间的“距离”。什克洛夫斯基曾以列・托尔斯泰的创作为例揭示“距离”的审美意义。他认为，托尔斯泰最常用的手法，是他对事物视而不见，“像初次见到那样来描写事物，”其目的是给人一种“距离”感，使读者感受作家描写的新奇。欣赏者的新奇感是需要“距离”的，习见的东西不美，是因为“距离”太近或消失了“距离”。对于欣赏者来说，有些东西看似平淡，有时
也能在偶然之间给人以新鲜感，因为人们暂时脱开生活实用的约束，把它放在适当的“距离”上去观赏的缘故。
三、“陌生化”理论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是在原作所指向的艺术空间里创新。对于注重形式的译者来说，再现原作的“陌生化”的修辞手法，可保存原作异常的写作手法。而翻译修辞的出奇出新与“陌生化”的艺术主张是一致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使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业已丧失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正是译者的再创造。例如上文译例中出现的“黑太阳”、“黑色的玫瑰”。“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可使译文与原文的语言形式保持一定“距离”，突出译者再创造的艺术效果。我们认为，“陌生化”手法移用于文学翻译，恰好是译者的再创造。
既然陌生化的关键是产生距离，那么距离于翻译的意义何在呢？文学翻译需要“距离”，译者只有同原作拉开一定“距离”，才能克服原作的“抗译性”，发挥创造性。我国传统译论讲究“神似”，是针对“抗译性”（或称为“不可译性”）采取的对策。“神似”是一种再创造。对付“不可译”，只好再创造。“神似”需要“距离”。“神似说”承认“距离”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审美意义。“距离”说是翻译艺术产生的根源。
在文学翻译中，“形”与“神”难以兼得。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形”与“神”很难掌握平衡。实际上，文学翻译是“有得有失，以得补失。”而“距离”的审美意义由此可见。
那么归化还原增色―减色翻译法到底有无产生间离效果？能否算是对陌生化技巧的应用呢？
我国有学者认为只有译语异化才是“陌生”的。其实这种理解有失偏颇。译者把异国的东西照搬过来确实可给人以“奇异”感受，如将“Among the blind，one-eyed is king.”译为“在瞎子的王国里，独眼为王”，比“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样极度归化的陈词滥调更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译语的异化无疑会造成浓重的翻译腔，读者在看厌了翻译腔浓重的译文之后，偶见带有汉文化色彩的巧妙译作(即运用了归化还原增色法的译文)，同样会得到新奇的感受。同理，汉译英的“归化还原减色”同样可以说是“陌生化”的应用。
在当今学术界，人们普遍认同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活动，或承认它包含有许多艺术因素，至少是一种艺术化了的二度创作。文学翻译既是艺术，就摆脱不了艺术的规律。由于“距离”的存在，译文，哪怕是最忠实的直译，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形。中国传统译论追求这种变形尽可能地小，但敢于创新的译者以“距离”为美，其译作往往发生更大程度的“变形”，以致于使人感到陌生或惊奇。事实上真正艺术化的译作，无不是陌生的、奇特的，与原作有一定距离的，因而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不很忠实的。
文学翻译虽是“再创造”，但译者的“再创造”是有限度的。译者在运用“陌生化”手法时，须考虑译文与原作的整体和谐性，细部的背离应置于整体的把握之中，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须把握“陌生化”的度，归化过甚（淡化过甚），易于淹没原作的间离效果；异化过甚（增色过甚），则会失去读者。
四、结论
对于中国的文学翻译来说，陌生化是一种新的境界。我们提倡文学翻译的“陌生化”是为了探索翻译的艺术手法，更新文学翻译的观念。艺术是需要不断创新的，因为读者的欣赏趣味喜新。“距离”是一种审美现象。“距离”使得文学翻译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因此可以说，“距离”是翻译艺术产生的根源。传统译论忽视“距离”的存在，过于强调“忠实性”，容易把译者意识统治得太死，在方法论上容易单一化。而由“距离”产生的“陌生化”，则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不断探索翻译艺术新的表现手法。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Heller，Joseph.Catch-22［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