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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英文原文：The translation is complete. Nothing has been
omitted. And 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convey the meaning of each sentence in the original text. The edition which has been followed is that published in Shanghai by the Kuang I Publishing House. But other editions have been consulted and in a few cases a variant reading has been adopted.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notes has been taken from th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Biography of the late Dr. H. A.Giles， the Tz’u hai ta tzu Pen published by the Chung Hua Publishing House， and an edition from the Tso Chia Publishing House at Peking in 1957.
③均引自文博昕的《红楼梦》章回目录英译研究——以杨译和霍译
两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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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
接受美学
发展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esthetic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urc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nd its school and method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onsidered as an end with XuYuanchong’s “Three Best”. Combined wit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trends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in China are explored， which is pointed out that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ased on dynamic and reasonable communication i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all the constituen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o reproduce the pragmatic， cultural， social values of source language，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aesthe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1. 引 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 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 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 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 “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 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 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 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 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 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 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 （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 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 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 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 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 70 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 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 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 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 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 结 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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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韩子满（*）、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2－0037－03
一、引 言
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学科名称，1972年首次由美国翻译家霍姆斯（Holmes, J.S.）提出。他的著名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被看作是“新学科的创建宣言”（Munday，2001：4）翻译学创建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门与多学科联系紧密的综合性学科，中外学者从不同领域以各异的视角进行过翻译研究，比如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文体学、哲学和美学等。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的是国际传播语言，概括而言，它是“一门由语言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交际学交叉渗透、协同互补而形成的学科。”（童之侠，2005：2）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因涉及语言等要素在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研究的诸多领域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叉。
在Mona Baker编著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编者明确指出“Indeed, the various methodologie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borrowed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adapted and reassessed to meet the specific needs of translation scholars.”（Baker，2004：279）（实际上，从不同学科借用的各式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正日益被翻译界学者所采用和再评价，以满足其特定的需要。）（笔者译）这表明，翻译界在广泛地汲取其他学科的有益养料。而大量的跨学科研究证明，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交融无疑能为其自身的发展拓宽领域，开阔视野。探寻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之交叉领域，更能让我们明确两者独立与交叉的部分，从而有利于明确学科界限，保持各自的学科特色。
二、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领域概述
1．翻译学研究领域
在霍姆斯的翻译学科蓝图中，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国内翻译研究中，曹明伦教授绘制的翻译理论定位图将翻译学划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学科范畴。其中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和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是翻译理论的两大类型。在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中，纯翻译理论关注的是翻译的本质、原理、标准、原则、目的、任务、功能和过程等；应用性翻译理论关注的是翻译的策略、方法、技巧、教学、文体翻译、同声传译、译员培训和机器翻译等；在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中，有如下四个研究方向：①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对翻译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②对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翻译现象的研究；③把翻译作为或视为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经济活动等目的行为的研究；④对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接受、传播、影响、变异等状况的研究。（曹明伦，2007：188）在上述的研究领域中，很多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是纯翻译理论和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的关注面与国际传播语言学有所交叉，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2．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领域
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国际之间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中，语言使用的状况、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涉及一个重要的学科――传播学，“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李苓，2002：8）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传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研究；理论模式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类型研究、传播的功能和效果研究等。（同上，9－11）在上述的研究领域中，传播内容研究关注涉及语言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传播的功能和效果研究往往也涵盖媒介、意识形态对传播的影响、传播效果的研究等，这些均是翻译研究关注的对象。
三、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交叉领域举隅
1．从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定义看交叉
自翻译现象产生以来，人们给翻译下了很多定义，翻译的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和文化学派等各有自己的阐述，其实，翻译作为一项实践活动而言，就是“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文化活动。它包括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曹明伦，2007：186）这一定义概括了翻译的多种定义，借用了雅各布森对翻译的三类划分（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较为全面且接近翻译的本质。
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翻译，笼统地讲，“翻译学就是研究翻译的科学。”（谭载喜，2000：7－12）或曰“翻译学正是以跨文化的语际交流与传播为研究对象，又系统综合语言学、文艺学、符号学、文化学、心理学和思维科学诸学科的知识而形成一个新的知识体系的学科。”（吕俊、侯向群，2001：13）
国际传播语言学是“一个含有许多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的有机整体，是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为研究方法，运用语言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成果来解释、研究国际传播语言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涉及面广泛的综合性学科。”（童之侠，2005：2）而作为国际传播语言学中重要理论来源之一的传播学，简言之，就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李苓，2002：9）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均是国际传播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覆盖了符号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文学和民族学等诸多学科。
上述对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定义见仁见智，各有特点。比较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翻译是表达信息的创造性文化活动，翻译学在研究跨文化的语际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势必要涉及传播学的诸多概念。其中翻译定义中一些关键词如“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信息”和翻译学定义中“跨文化语际交流、传播”等等都是国际传播语言学高度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的本质乃是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这就说明“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是两门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二者定义反映出来相关的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等也高度重合，这说明它们的理论来源和研究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互相交融。
2．从翻译和传播的过程看交叉
翻译是一种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的复杂活动，不考虑翻译活动发起人和赞助商等因素影响，其过程可简单概括如下：首先是原作者创作原作的过程，其次是读者阅读原作的过程，若有读者萌发了发起翻译活动的意愿，则完成了翻译活动的准备阶段；当读者将自身的身份转化为译者，对原作带有翻译目的进行细读时，译者便开始了翻译；译者完成了翻译，译作以某种形式如书籍、影像等进入到目的语读者的视线，直至目标语读者阅读译作，如果不作翻译效果的研究，一个不考虑“前因后果”的翻译活动便得以完成。
再看传播的过程，根据布雷多克对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进行的扩充，信息的传播过程涉及七个方面的内容：①谁（who），②传播什么（says what），③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④向谁传播（to whom），⑤在何种情况下（under what circumstances）⑥传播的目的是什么（for what purpose），⑦效果如何（with what effect）。（邵培仁，2000：47）
在传播学的相关概念中，笔者认为，信息可以理解为“说了什么”，包括文字、声音、影像等多种形式；信源指的是信息的传播者；信道就是信息的传播渠道；而信宿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就是信息到达的目的地。传播的整个过程构成了一个系统，并非单向的信息传递，是可以反方向研究的，比如信息的反馈也属于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为信源与信宿架起一道桥梁，使其形成动态循环的模式。
从以上对翻译和传播的过程描述中，我们能看到两者有着及其相似的要素：都有信息的发出者（原作者V.S.信源）；都有信息的形成过程（原作创作V.S.编码）；都有信息的传播渠道（译作形式V.S.信道）；都有信息的接受过程（目标语读者阅读译作V.S.译码）；都有信息传送的目的地（目标语读者V.S.信宿）。因此，相应的两门学科在分析上述问题时完全可以相互借鉴，比如翻译的过程为：原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译作读者；借用传播过程的要素，翻译的过程可以扩充为：原作者编码原作译码读/译者编码译作译码读者。
上述过程借鉴了吕俊教授描绘的翻译过程图，结合传播过程，反映出翻译处理信息的过程与传播过程的高度相似性。其中原作者将信息进行编码，转化为语言文字等符号，形成原作，原作在读者那里被译码为可接受的信息，而读者在接收到信息后又转化为了译者，成为了新的一轮信息的发出者。这一过程表明了两者的模式有重合之处。我们可以将翻译看作“是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吕俊、侯向群，2001：3）Ian Mason 教授也指出笔译和口译都是传播交流的活动（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re acts of communicating.）［1］同理反观传播过程，信息传播涉及跨文化和跨语际时，往往就是通过翻译来实现交流的。国际传播语言学中探讨的语言转换问题，其实就是翻译问题。从这个层面我们可以说，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各自可以从对方的研究中探寻新思路，二者并非一个是另一个的附属或分支，而是有着交叉互补的共生关系。
3．从研究内容看交叉
翻译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其研究的高度综合性，国际传播语言学作为研究国际传播过程中语言现象的交叉学科也具有综合性。其他特性如系统性、科学性、实践性等也有共同之处。而二者的研究内容在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以下进行简要的比较：
（1）皆关注信息的发出者
翻译研究中，原始信息的发出者是原作者，而原作读者在转化为译者后又成为了新信息的发出者，他们都是翻译研究中的主体，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原作者的生平背景和写作风格等有所了解，有助于翻译其作品。而对译者的研究也能探寻翻译的过程、目的和策略等，从而进一步找出翻译活动的规律。
国际传播语言学中，信息的发出者是信源，是研究的“谁传播”的问题，“指的是传播者或信息来源，负责信息的采集、整理、制作和传递。”（李苓，2002：32）人际传播讨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组织传播讨论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大众传播讨论信息通过媒介向群体传播的过程；而国际传播讨论跨国际的信息交流，这与翻译联系最为紧密，二者都致力于传递不同文化间各异的信息，从而达到交流的目的。
（2）皆关注信息的传播渠道
翻译研究中，研究传播渠道，笔者认为，就是研究信息以何种形式所承载，比如声音形式、文字形式、影像形式等，我们可以将口译的研究看作是声音形式的信息传播，以书籍、网络等为媒介的翻译是笔译的研究，而影视作品的翻译是以影视作品为媒介的。
国际传播语言学中，传播渠道是指“传受双方借以传递和交流信息的各种通道。”（李苓，2002：183）在传播学对传播渠道的两类划分中，人际传播渠道关注人的感觉器官传递接收信息的过程；而大众传播渠道传播功能更强，能让更广大的受众接收信息。通过不同传播渠道进行的两类信息交流各有特点，比如人际传播可以借助肢体语言等非言语符号传递信息，是双向的交流，有现场感，传播速度慢但信息反馈较快；大众传播比如借助广播、电视的传播相对程式化，现场感不强，信息反馈较慢。以上理论可运用于如下研究中：口译过程中译员的语气声调，肢体语言等对口译质量的影响；受众对各种形式翻译的接受和反馈等。
（3）皆关注信息的接收者及其反馈
信息的接收者，作为信息到达的目的地，在翻译研究中体现为译作读者。可以说，他是翻译活动的终点站，同时又是信息反馈的起点站。翻译研究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对这一环节的研究。早在鲁迅的翻译观中就有所体现，他把译作读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甲类读者是他定义的精英读者，也就是韦努蒂的读者即“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2］不同的读者对信息的接收和反馈有所不同，因而采取的相应翻译策略也会有所区别。在翻译界，对受众的分析在接受理论中颇受重视。
国际传播语言学认为，传播内容的接受者诸如观众、听众、读者等身兼传播者和受传者双重角色，受众因为知识结构、生活环境、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不同对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要求。而受众除了被动接收信息外，还具有能动性，受众对信息的态度也因为能动性的体现或“赞成、同意和拥护，或反对、否定和拒收。”（童之侠，2005：42）从很大程度上，受众的反馈也在影响着传播者对传播内容和方式的选择。在翻译研究中，适当考虑受众的需求，也能帮助译者遴选所译内容，调整翻译策略，关注读者的反应，从而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了解两门学科中相似的受众研究，能让各自的研究更为完整和系统化。
另外，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皆关注信息传播过程的噪音和控制研究，比如影响翻译的各种干扰现象；传播学的经济控制研究、自我控制研究和翻译研究中的赞助人，意识形态的研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两者都进行效果研究，比如探讨译作的接受和传播效果等，研究内容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多元交叉的现象，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翻译学研究跨文化跨语际的翻译活动，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二者在研究领域、概念阐述、研究内容、相关术语方面有着大量的相互借鉴和多元交叉的现象，建立起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借鉴相互的先进研究成果，能为各自提供更为全面的研究方法，更为新颖的视角，使两者在相互交融的领域能够互动互补，互惠互利，更为清楚地阐述本学科的相关问题。
【注释】
1 引自Heriot Watt 大学教授Ian Mason 于2007年6月25日在四川大学“翻译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高级讲习班（Workshop on “From Theory into Practice in Translating, Interpreting and Training”）之授课内容
2 此处关于鲁迅和韦努蒂对受众的分类引自中山大学王东风教授2007年5月22日在四川大学所作相关专题讲座内容
参考文献
1 曹明伦.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2 李 苓.传播学理论与实务［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3 吕 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 谭载喜.翻译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6 童之侠.国际传播语言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7 王 宏.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J］.上海翻译，2007（2）：4
关键词：深度翻译；电影字幕；翻译策略
电影，在夏衍的眼中，是继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之后的第七艺术。而在市井的眼里，它更像休闲娱乐时的一抹小清茶。而电影中的武侠电影，不仅作为民族电影的标志，也是不少外国人了解中国电影的窗口。丰富的历史，动荡的社会、沉淀的人文在中外影迷的心中，掀起一层层浪花。随之而来的电影字幕英译，成了国内译界的一个研究课题。
追本溯源的讲，中国武侠电影，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千多年前经典武侠小说的影响。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成熟，到八十年代稳中求进。随势而出的功夫喜剧，更加让武侠电影的英译随着其内涵的丰富变得多元且困难重重。
究竟以何种方式解读武侠电影？
深度翻译理论
文章本着“文本有限度，解读无止境”的原则，以美国翻译理论家夸梅・阿皮亚在1993年基于“深度描述”提出的“深度翻译”为指引，试图用不仅是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文化人类学方法为出发点，研究非西方的文化传统的翻译理论，而且，“在翻译文本中，通过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以促现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的厚翻译和厚语境化”的翻译方法去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为翻译提供了研究的新空间的“文化转向”[1]之后出现的“翻译研究的天平似乎逐渐从源语文化倾向了译语文化”（皮姆把这种翻译变化归纳为，“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的翻译问题。让对“民俗文化、大众文化和亚文化”关注的，“以相对主义为原则，充分关注和体现译语文化和原语文化差异”[3]的深度翻译方法，在有中国特色文化词语英译中发挥它中立性和中庸性的积极翻译补偿作用。
电影样本选取
翻译文本选择的是经典武侠电影《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的对白。方法是比较分析法结合逻辑综述法。除了由影帝影后营造的经典场景之外，因为融入了一度难以归类的典型王家卫式的“生命的呢喃”的语言，[4]让这部电影字幕的英译更应丰富。众所周知，即使一部单纯的电影字幕翻译，它的丰富性也不言而喻。除了严格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外，钱钟书先生还把聆听性、综合性、通俗性作为电影字幕制作时考虑的必要因素。[5]而集历史、人文、武术、喜剧和道义等为一身的电影，它的字幕翻译更需要全方位解读。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本文仅从电影《东成西就1983版》中的武功招式和俗语的英译这两个方面，阐释“深度翻译”对精益求精的中国武侠电影字幕英译的指导意义。
翻译策略改进
电影字幕翻译中常会用到异化和归化[6]的方法。同时可能涉及直译和意译[7]的概念。有时还会细化到加注这种方法。虽然，它们一直在保护原语文化和中国特色词英译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较为单一的方法对丰富的电影字幕翻译稍显趔趄。下面，是改进的两种翻译策略。
（一）直译型加注法
在中国武侠电影中，习语出现的频率很高。在《东成西就》中，“红男绿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红男绿女，出自清代作家舒位《修箫谱传奇》中：“红男绿女，到如今野草荒田”一句。
因为在古代，为官的男子所着礼服的裤子为红色，代表此人声名显赫；而众星捧月的女子则要青衣黛眉才能彰显其貌美卓姿。故而有了红男绿女的说法。随着使用的变化，“红男绿女”一词也可概述川流往来的俊男靓女。
显然，“红男绿女”表层完整的英译为Red is stand for man，while green stand for women.而它深层的含义还有光鲜亮丽的帅哥美女，也就是Fashionably dressed men and woman.将这个词在置身于节奏明快的武侠喜剧电影《东成西就》中，它的字幕的英译必然在时间和空间上要进一步压缩。众所周知，压缩并非精简，浓缩为宜。该剧译者先采用直译，于是就有了Red man，Green woman 的说法。接着，在后续部分出现“红色代表男的，绿的才是女的”的句子后，补充说明了该词表层和深层的含义。采用这种直译加注的方法，不仅让观众对色彩词语修饰下的人物性别的描述产生了兴趣，也以简短对称的话语愉悦了影迷的耳目，还一箭三雕，保护和传承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
（二）直译加异化型加注法
有别于其他电影，武侠剧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是五花八门招式的横空出世。这些玄而又玄的功夫的命名和成语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在电影《东成西就》中，眉来眼去，情意绵绵和干柴烈火等词频频点爆全剧。倘若单纯从电影字幕英译后观众视听的接受性和实效性因素考虑，cast sheeps eye sword style，lovey-dovey sword style 和 fire-strike palm会是“眉来眼去剑”、“情意绵绵刀”和“干柴烈火掌”英译的不错选择。可仔细推敲，这种释义方法丢失了武侠电影有的人文情怀和民族特色。于是译者将其译为“To converse with eyes”sword style，“Endless love”sword style和“Encounter between dry firewood and blazing flame”Palm。作为民族电影，武侠电影的字幕英译自然不能缺少区域特色。而身兼商业电影特色的武侠电影，除了通过多种方式体现本身喜剧幽默彰显力的同时，更是要用原汁原味的中华民族特色语言表述所讲之物去吸引世人眼球。
结论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细细品读，韵味无穷。从深度描写发展起来的深度翻译，不仅能为中国特色词的英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力保障。在直译加音译已成为不少人认可的民族特色词有效翻译策略的环境里，以深度翻译指导下的，平衡了民族特性和全球共性的意译加归化的弥补性翻译策略让类似中国武侠电影字幕类的民族特色词的英译有了更全方位的解读，真正能帮助读者去了解到原作最想传达的思想。（作者单位：大连大学英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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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利利.从译者主体性看《书剑恩仇录》的翻译[D].中南大学，2010：20-21
[3] Appiah.Kwame Anthony（2000）.“Thick translation”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awrence Venuti（ed）.[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0
[4] 陈墨.生命的呢喃――王家卫电影阅读阐释[J].当代电影，2001，3：24-25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中叶，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宣告成立，自此翻译研究者们尝试借鉴各种理论范式，全面考察翻译的结果和过程。在国际译坛影响巨大的翻译研究学者及第二语言教学专家，斯内尔·霍恩比在系统梳理翻译研究的基本知识后，致力于在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之间建起一座桥梁，并且尝试提出一种适用于各种翻译类型的综合翻译理论方法（an integrated approach）。她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范围内改变立场，或者说转换视角的行为。这些新的研究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引发了人们对于翻译本质的进一步审视和思考。
自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以来，它开始了广义上的文化转向。就文学翻译而言，这种新的文化范式包括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取向、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译语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决定作用及在后殖民语境文学翻译中隐含的政治话语等。英国沃瑞克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生院教授、翻译家、诗人苏珊·巴斯内特是这一新的文化范式的倡导者之一。1980年，巴斯内特在《翻译研究》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应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这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门。
2.两者的翻译思想
2.1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综合法”
1988年，斯内尔·霍恩比出版了代表作《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详尽地阐述了翻译观。她博采众长，以独特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见地全面考察了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最终提出将翻译研究设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霍恩比提出的翻译理论范式是格式塔（Gestal），在此理论范式的基础之上，她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且翻译研究应该采取一种综合方法，即翻译研究应作为整体而不是某种形式来考虑。
斯内尔·霍恩比（2001）的综合翻译观是以格式塔和原型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格式塔整体原理是心理学的范畴，它强调整体不是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各部分的有机关联，所以不能仅仅通过对部分的分析理解整体。同样，原型学注重的是聚焦和细微的差异。斯内尔·霍恩比运用原型框架，强调各种翻译文本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实际上，原型学的构架就是一种综合方法，它要求翻译研究必须注重语言在较大的文本、情景和文化语境中的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确定字和词的含义。因而，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包含从文学到科技的各种各样的文本翻译。虽说翻译吸收了多门学科，但它并不等于各种领域的总和，也不依附于其中任何一门学科。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是建立在翻译的复杂性上的，而不是基于外在的模式和其他学科的传统方法，它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这种新的翻译方法为翻译研究者拓宽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2.2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
苏珊·巴斯内特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以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对当代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翻译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使翻译研究另辟蹊径，前景豁然开朗。他们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更是文化协调和操控。巴斯内特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不是语篇，而是文化，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潘文国，2002：22-25）。
巴斯内特（2004）认为文化是决定信息核心的关键因素，她的“文化翻译观”主要内容包括：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解码——再编码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交流的行为。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扫除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翻译原则和规范，但这些原则和规范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文的描述，而是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翻译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
3.两者翻译思想的相通性
在对翻译本质的研究中，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她在认真研究各派翻译理论，尤其是语言学派、文化翻译学派其他学者和释义学派的长处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翻译理论。这一理论对整个翻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她坚信翻译研究的基础是把文化作为一切知识、熟悉程度和感知的总体（totality of knowledge，proficiency and perception），译者的知识、熟练和感知的层次深度不仅决定译者生成目标文本（target text）的能力，而且影响其理解原文本（source text）的能力。她提出应该把文化看做是一切知识、熟练程度和感知的总体，一个译者不仅应该非常熟练地运用翻译过程中的两种语言，更应该对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掌握自如，即不仅应做到“双语”翻译（bilingual），更应是“双文化”翻译（bicultural）。
巴斯内特同样主张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她的文学翻译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翻译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连接的纽带是在她的文学翻译思想中体现出的文化翻译观和翻译文化观（段峰，2006：91）。巴斯内特（2004）认为，翻译不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涉及句法、语法和语用等多方面复杂体系的解码与编码过程，是连接语言学、文体学、符号学、美学等的桥梁，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化的视野中，巴斯内特（2001）强调文学翻译中文化信息传达的重要性，并指出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调适的结果，翻译是一种文化构建翻译。
因此，在回答“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两者都不约而同地肯定了文化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桥梁作用，都摒弃了翻译归属于语言学或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传统观念。
4.两者翻译思想的相异性
4.1对“解码过程”的理解
由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统治地位，翻译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看做是语际转换，即语言的解码和破译过程，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不是解码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行为（张炳丽，2007：141）。她借用美国人种学家沃德·古迪纳夫（WardH.Goodenough）及德国学者海因兹·格林（Heinz Gohring）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知识、熟练程度和理解力的总合。在翻译中，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更要熟悉两种文化（方仪力，2009：133）。而且霍恩比（2001）认为翻译的主要标准应该由翻译的接受者和翻译的具体功能决定。以此为出发点，翻译中的文本分析应该从确定文本的文化和情境开始，把文化看做是世界统一的一部分，下一步则是分析文本的结构。采用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文本到符号的“从上至下”的方式，追溯一种由关系组成的网络。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是文化的转换，不是解码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主张翻译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2001）认为：“文化研究如果能深入翻译所涉及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一定会更有成效（The study of culture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processes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volved in translation.）。”她认为，翻译是编码和解码相结合的过程，文化研究一直对此进行不断探索。翻译是涉及两种符号系统编码和解码的交流过程，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任务就是对源语文本所负载的信息进行全方位的解码。因此，翻译可以说是一种侧重于解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文化的移植必须进行解码，解码与交际（或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一组完全对立的概念，两者只是同一个概念中不同层次的程序罢了。如果说交际是目的的话，那么解码便是保证交际成功的手段；如果说交际是目标的话，那么解码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过程。
4.2对“等值”的阐释
“等值”（equivalence），作为一个热门词语，在翻译研究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在过去的翻译理论中，“等值”一直用于阐释翻译的基本概念。然而斯内尔·霍恩比强烈反对在翻译研究中使用“等值”这个术语。她回顾了三大影响深远的主要理论对“等值”所持的观点，即以卡德为代表的莱锡比学派、强调翻译中的语言学的卡特福特及圣经翻译专家奈达。霍恩比认为，这三种主要理论中“等值”或“对等”一词都处于核心地位。这种以“等值”为基础的观点视文本为线形的排列，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过是涉及序列对等单位替换的转码过程，这无疑将翻译的过程过度简单化，在文本层面或者其他两个层面寻求完全的替代。霍恩比提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语言上的完全等值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等值”这个术语，不仅不精确而且定义含糊不清，容易造成语言之间对称的假象，不适合将其用作基本概念。
然而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却主张最大限度地实现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功能等值，并部分肯定了翻译中等值的概念。她强调文化翻译的功能等值关键在于译语读者在译语文化中所获得的效果要与原语读者在原语文化中的效果对等。她将文化比做人的身体，语言比做人体的心脏。只有人体的心脏与身体各部分组织相互协调，人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因此，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心脏手术的时候，必定会考虑病人整体的身体情况。翻译实践亦是如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和语言打交道，而且和文化打交道，译员在将目标语译为目的语的过程中，一定要兼顾语言的准确性和文化的适应性的双重标准，绝不能脱离文化而孤立地看待翻译。
4.3对“翻译研究方法”的阐释
斯内尔·霍恩比就翻译研究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方法。她认为文本分析和文本再创作是翻译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并且指出既然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就应该注重译语文本的功能（前瞻性翻译），而不能囿于原语文本的条条框框（回顾性翻译），可见翻译既是文本分析又是一种文本的再创作（田德培，2001：74）。为此，斯内尔·霍恩比引入了菲尔莫尔（Fillmor）的场景——框架语义学，并把它作为译者分析文本和再创作文本的依据。用场景——框架理论解释翻译过程就是：翻译是交际的复杂行为，是原语作者，具有译者身份的读者，和具有译语作者身份的译者、译语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译者首先从作者那里获得框架，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相关材料内在知识的了解，逐渐建立自己的场景。译者在激活的场景基础上寻找合适的译语框架。场景—框架理论既牵涉到字词和结构，又牵涉到相互关联的经验、观念和背景情景等文化因素，特别强调了文本分析不仅仅是限于深入地研究孤立的词项，还要追溯一种由关系组成的网络（Snell-Hornby，2001）。
巴斯奈特认为，文化对翻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与原语文本的性质密切相关，因此翻译应根据不同的文本性质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原语文本是元描述性（meta-narrative）的文本，或者蕴含某文化基本信仰的中心文本，则应尽可能地从文化的角度予以直译。如果原语文本是科技文献，则翻译方法也应如此。但如果原语文本不涉及文化成员的信仰，也不涉及科技文献，而涉及文学作品，那么译者在文本的处理上则拥有相当的自由（廖七一，2004：365）。而且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使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原语文本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样，读者在阅读目的语文本时，要考虑译者翻译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果译者和读者处于不同时代，译者的历史文化背景将成为理解译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这几个层面的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使读者对译著有正确的理解。
5.结语
斯内尔·霍恩比在1988年出版的《翻译研究——综合法》中另辟蹊径，客观分析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她以开阔的视野进行翻译研究，并采用格式塔综合理论，建议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范畴下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研究理论着眼于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所有文本类型，并强调文化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的观点，而且高屋建瓴地指出翻译研究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系统性，为未来的翻译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巴斯内特于1980年在《翻译研究》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应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这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门。之后，巴斯内特借鉴了霍恩比的翻译思想，1990年，她和安德鲁·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合编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研究范式。由此翻译研究领域开始了又一次突破性发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流派——文化翻译学派。
两者的翻译思想都顺应了时展的潮流，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求，巴斯内特继承了霍恩比的观点，使翻译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宽，呈现出多重、包容、开放和运动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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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文军，广东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师，硕士，广东广州510500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7―0141―03
一、引 言
由翻译研究的发展史可知，翻译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语文学研究阶段，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阶段，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研究阶段。在解构主义研究阶段出现前，翻译研究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诸如作者与译者、原本与译者、原本与读者之对立，而忽略了翻译中的其他重要因素。这使得翻译研究的视野日趋狭窄，不利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解构主义颠覆了作者与原本至高无上的权威，突破了二元对立思想之樊篱，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研究从此豁然开朗，各个领域的理论，如解构主义、权力话语、解释学、后殖民主义，都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翻译研究从此走向跨学科综合发展，各派新兴理论迭出，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本文将简要分析翻译研究发展中的几个主要阶段和其中的主要理论派别，说明翻译研究走向跨学科综合发展之必然性。
二、译论发展概述
翻译理论之发展大致可作传统与当代之分。传统译论包括上文所说的语文学阶段和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当代译论则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阶段。
(一)传统译论及其局限
语文学理论主要关注待译文学文本的本质。对其进行一番考据式分析处理。文本是谁创作的，是何时创作的，为谁创作的，创作原因，创作目的等诸如此类，成了主要关注点。同时，也仔细分析文本内容的选择、组织方式和各种文体风格手法。在这种范式下，翻译的中心任务就是找出作者的意图，因为它被认为是理解原本的关键。翻译研究因此而成为对作者的研究，如作者的背景和写作风格等。语言透明得就像一面镜子，能够清楚地反映作者的思想和现实的世界。译者的任务就是对作者保持忠实，因为作者是解释原本的权威。翻译的问题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翻译研究以作者为中心，成了作者的话语独白。读者是被动的接受者。无论“信达雅”还是“神似”，都是体现这种范式的经验概括。
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开翻译研究的视野。语言学家发现，语言并不是透明的，语言的意义也不是确定的；作者书写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他尽力想传达的东西。他们因而转向文本自身。这种转向肇始于俄国形式主义。他们把文本视为一个由自身结构、层次和多义性组成的自足体。读者只要对文本进行向心式细读，就能够发现它的潜在意义。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启发，卡特福得(Cafford)提出了他的语言学翻译理论(A Lin―guistieTheory of Translation)，阐释翻译的对等问题，使他成为翻译对等派的代表之一。而纽马克(PeterNewmark)的文本分类及相应的译法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发展。这些对具体的翻译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它在解构作者权威、宣判作者死亡的同时，也切断了文本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翻译只成了文本的转换，沦为文本的话语独白。
随着德国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的兴起，读者成了关注的中心。一次文学活动涉及三个因素：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的价值只能通过读者来体现。因此读者的评价与反应至关重要。由接受美学的读者反应论，奈达推出了功能对等论。在翻译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更是应者如云。这主要是因为其理论突破了语文学阶段那种随感顿悟式的理论模式，无论在技术操作层面，还是在理论论述层面，都具有相当说服力和重要价值。然而，奈达理论的局限也显而易见。它过于强调读者的作用，成了读者的话语独白。读者是多样化的。读者头脑不是白板一块，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先在结构”，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反应也不一样。对译本的评判也不尽相同。因此以读者反应为中心论翻译既不可靠，也不现实。然而，并不能以此就否定奈达翻译理论的价值。奈达理论吸收了语言学理论、接受美学、交际理论、信息理论等学科的某些成果，体现一种跨学科的视野。正是受奈达理论的启发，译界学人才开始从多学科角度去研究翻译，促使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综合发展。
以上译论，包括奈达翻译理论，都属于传统翻译理论范畴，都从某个方面揭示了翻译的本质。烈费维尔(Lefevere)和巴斯奈特(Bassnett)概括的三种模式可以涵盖它们：杰罗姆(Jeromc)模式，贺拉斯(Horace)模式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模式。杰罗姆模式是忠于原本的模式。它最初用于圣经翻译。翻译圣经就是传达上帝的旨意。圣经是上帝的化身，译者必须忠于上帝，遵从上帝的旨意。忠于原本就是忠于上帝。因此杰罗姆模式是以作者中心论翻译。贺拉斯模式是译者必须忠于读者，是读者中心论。施莱尔马赫模式强调保持原本的多义性，是文本中心论。以上无论哪种理论模式，都立论于二元对立思维，不能从跨学科角度去审视翻译，致使研究范围狭小，研究成果难有实质性突破。
(二)解构主义的兴起与当代译论的跨学科发展
翻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它不仅是语言、文本的转换。除了作者、原本、译者和读者，翻译还涉及到许多其他因素。二元对立思维限制了翻译研究的发展。
解构主义的兴起，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翻译研究进入当代蓬勃发展阶段。福柯首先解构了作者和原本的权威。他指出：
文本存在着历史性，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理解，原本总是在不断地改写和重建。纯粹意义上的原本并不存在，原本的地位也不应高于译本。除了文本之外，作者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作家的作品体现的不是作家自己，而是他所处的时代，不是作者在言说文本，而是文本在言说作者，作者与原本一样同属历史，作者的存在和作用实际上并不重要。比如，读者并不了解很多古典作品的作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去理解和欣赏古典作品。因此不应把作者看得比译者更重要。
福柯对作者与原本权威的否定，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学者开始从更广更大的多学科语境下去研究翻译。德里达(Derrida)杜撰一个词diff6rance来指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他认为，纯粹独立的文本是不存在的；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特征；意义存在于一文本与另一文本之间的空间共时性和时间历时性关系中，在互文关系网中无限延
伸。他把原本作者比喻为在沙漠里留下踪迹的旅行者，文本就是充满作者踪迹的“沙漠”。译者和读者只能通过找寻作者留下的踪迹来解读文本的意义。而文本互文性关系指示了同一文本具有多种意义潜势。
解构主义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研究走向跨学科综合。译界学人从各个学科领域吸收借鉴理论素材来建构翻译学。兰伯特(Lambert)利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翻译，认为每一文本、每一话语都包含了翻译的成分，而翻译本身就是无限延伸的符号链中的一环。戈莉(D．L．Godee)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C・S・皮尔斯的符号学》(Semiot―ic8 and the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ReferencetotheSemioticsofCharlesS．Peirce)阐述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相互作用与关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更是给人深刻启发。他所谓的权力，并不是一种强人服从的压制力，而是一种行动方式，一种支配行动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的力量；而话语则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人处于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网中，无法摆脱，无处可逃。翻译也无不受权力话语关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权力话语消长的一个角力场。
翻译不仅是语际转换活动，更重要的是在权力支配下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对话。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向纵深发展。各种译论流派随之兴起。烈费维尔和巴斯奈特形成了操控学派，它是文化派的一个分支。在《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一书的前言中，烈费维尔宣称：“翻译当然是一种对原本的重写；而一切重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某种诗学和意识形态，并以此来操纵文学，使之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发挥作用。”在此书中，烈氏详尽论述了文化如何影响对待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如何影响诸如史料编撰、文选、文评和编辑等的文学活动。烈费维尔和巴斯奈特试图解释由经验、历史研究记录下来的各种转换。解释的方式不仅是通过诗学和诗学式样的引进，也通过关注转换所表征的形象和意识形态。在他们合编的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中，他们建议译界学人探讨翻译的系谱，如赞助、偏移和意识形态等，由此而深入到社会权力的运作、消长之中，了解权力运作对文化生产(翻译生产是其中一部分)的影响。
在《语言代码转换还是文化迁移?德国翻译理论批评》一文中，斯奈尔・霍恩比呼吁语言学家们放弃对翻译所持的“科学”态度，从作为既定翻译单位的文本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由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矮子还是巨人：译者作用重估(The Meek or the MiShty：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一文中，巴斯奈特由罗斯卡门(Roscommon)的一首诗而断言，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是一种融合与共生的关系。这种融合与共生必然体现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上。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使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相互修正和适应，进而产生文化间的杂合，形成所谓的克里奥尔(creole)式文化。这是由“视野融合”而产生的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01-02
一、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古典文言小说的语言既存在音韵、节奏等外在可感知的形式系统，也存在情趣、意境、哲理等内在理念的非形式系统，而这两种系统的相互渗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古典文学翻译面临巨大挑战。接受美学进入我国并不算晚，早在80年代后期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杨武能在《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一文中就首次综合运用接受美学原理论述了“文学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译者作者和读者译者作者的阐释、接受和再创造的循环”[1]。穆雷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习语翻译，接受理论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到习语翻译研究中，他也引用了许多实例进行对比和分析，探讨了涉及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2]。马萧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引人注目，他站在译者和目标语读者的角度，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考察了整个文学翻译的实施过程，着重研究了目标语读者对翻译过程施加的影响以及发挥何种作用，同时论证了语言与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的可接受性程度[3]。这些学者都运用了接受美学中的重要原则和概念，探讨翻译中译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见，接受美学和翻译研究息息相关，所关注的翻译问题范围也较为广泛，并且解决了翻译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因此，将接受美学引入古典文言小说的翻译研究切实可行，它会将研究目标转到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接受和审美经验上。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的内容涉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许多方面，但原著语言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作者高超的语言技巧却给译者造成了巨大挑战。《红楼梦》的英译本中，最为完整和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及大卫・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部译本问世30多年，无论是在译界还是在读者群中都褒贬不一。两位风格迥异的译者在翻译中都力图使译本易懂、通顺。比如霍克斯针对原作无定本的情况采取了“不符学术规范”之法，即以120回程高本为主，在翻译过程中随时根据此本出现的叙述逻辑矛盾综合其他版本文字尤其是80回抄本系统的文字，以便译本有一个周全的叙述逻辑与一个完美的故事展现[4]。接受美学指导下翻译观反对传统文论只重视原著作者和原著作品的做法，更多地把翻译中心转移到译作和目标语读者身上。翻译研究毕竟是作者―作品―译者―读者四元动态的连续过程，并不是静止、保守、封闭、互不侵犯的领域。
无论是从多元系统论还是从译者主体性出发，在接受美学的关照下，除了《红楼梦》的译者和译本，目标语读者尤其应当被列入翻译研究中，而在读者和译者文化多元的背景下，翻译研究还要关注多元文化元素。从接受美学理论角度出发，研究多元文化背景的目标语读者与译者、目标语读者与译本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意义非凡，这使接受美学、翻译美学以及文化翻译学有机结合起来。
二、两种译本的接受性
对比杨宪益和霍克斯两种译本，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忠实于原文，多采用异化手法，译本中的人名多为音译；霍克斯多采用归化手法，试图弥合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归化策略主张在翻译过程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源语的陌生感和异质感，“译者所要做的就是让译作‘隐形’，以产生出一种虚幻的透明效果，并同时为其虚幻身份遮掩：译作看上去‘自然天成’就像未经过翻译一般”。而异化“通过干扰目标语盛行的文化常规方法，来彰显异域文本的差异性”[5]。
在《红楼梦》第一章节中，原文如述：“……后面又有一首偈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霍克斯在其译本中将其译作：“On the back of the stone was inscribed the following quatrain： Found unfit to repair the azure sky，Long years a foolish mortal man was I. My life in both worlds on this stone is writ： Pray who will copy out and publish it？”[6]杨宪益夫妻译本：“On its back was a Buddhist verse：Unfit to mend the azure sky， I passed some years on earth to no avail； My life in both worlds is recorded here； Whom can I ask to pass on this romantic tale？”[7]“偈云”乃是佛教术语，译曰颂。偈语是指佛教高僧的预言，体裁和中国古代诗词类似。杨宪益处理为“Buddhist verse”，更强调了宗教的意味，暗示了佛教在普通百姓中的地位及影响，似乎“佛说”即代表了一种权威，不容怀疑。而霍克斯译本中的“quatrain”仅指四言绝句，不过是反映了格律上的特征罢了。对于“枉入红尘若许年”这句的处理，无论从句式还是措辞，杨和霍都有很大的分歧。霍克斯采用了倒装的句式，调了主人翁“I”是“a foolish mortal man”，愚蠢又平凡；杨氏夫妻使用主谓结构，落脚点放在“no avail”，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后一句中霍克斯译文中的“writ”和杨氏译文中的“is recorded”的译法也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目标语读者的分歧，因为在母语为中文的读者看来“writ”是指“传票、令状”，记录人一生的传记又怎么能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来确定呢；欧美读者可能对“writ”一词更为熟悉，更能直观地与某些概念性的东西对应上。但不得不提及的是霍克斯译本中的诸多长句会令阅读不畅顺，冗长的句型会令读者顾此失彼，往往迷惑不解，难以称得上是标准的好英文。相较于杨宪益，霍克斯早年曾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求学和任教，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令其精通英汉双语，卓越的语言文字能力使得他习惯于书写逻辑关系较为复杂、表达更“文绉绉”的长句。杨宪益的翻译风格则更为“接地气”，由于其母语为汉语，汉语的语言特点更偏向于意合，杨的译本显然受到这种语言特征的干扰。
翻译原著中这首经典短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霍克斯的语言更加平时贴近口语：“Pages full of idle word； Penned with hot and bitter tears： All men call the author fool； None his secret message hears？”[6]霍克斯的译本所使用的词汇量稍逊于杨氏译本，绕开了许多生僻词汇；杨氏译本则包罗万象，试图保留原著中所有的内容，句子则相对较短，句式更为简单。因此大多数母语为英语的读者认为霍克斯的译本语言更好，理解相对容易些。所以我们也顺理成章的认为霍克斯的译本比杨宪益的译本可接受性更高。
《红楼梦》原著对于读者所造成的记忆困难和阅读阻滞不仅体现在语言的“文言性”，也体现在其错综复杂的线索和庞大的人物关系脉络。因此翻译接受美学既要考虑不同目标语之间转换的可接受性，也要兼顾两种不同文化转换的可接受性。例如英译中的Lee Xin这个名字可能对应着多个中文名字李新、李鑫、李欣等，而每个中文名字都有不同的含义，甚至难分性别。同样，《红楼梦》中贾瑞的英文译名“Jia Rui”在不谙中文的目标语读者看来不过是一堆字母组合，而“贾瑞”取意为“假瑞”。“瑞者”寓意天赐之福，有好兆头之意。而在原著中，贾瑞身先赴死，其后红楼众美相继香消玉殒，可见这是个虚假的吉兆，故称其为“贾瑞”。一个简单的名字，却包含着巨大的讽刺意味，而译本中只在音韵上做单纯模仿，“贾瑞”的内涵荡然无存。
缺乏对目标语读者的研究和了解也会影响译本的接受性。中国许多古籍翻译工作距今年代久远，当时拟定翻译计划和翻译方式的组织者对目标语也不甚了解，对翻译目标和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也懵懂不知，显然会影响译本的接受性。一些藏头诗、藏尾诗等的穿插也有曲径通幽之妙，但这些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的翻译带来的困惑就不是 “归化”、“异化”能够解决的。无论是从多元系统论还是从译者主体性出发，除了译者和译本，目标语读者也应当被列入翻译研究中，读者对译本有着最直观的感知和评判。
其实就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而言，都不失为上佳之作，不但保有了原著绝大多数语义和内容，也创造性地融合了中英两种语言的精辟之处，为海内外读者带来一场文化的饕餮盛宴。但就对目标语读者的研究这一层面来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扩散远不及西方文学。很多英美读者在阅读《红楼梦》英译本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有关内容，哪怕是电视和电影作品，他们很容易因为《红楼梦》的卷帙浩繁以及文化的陌生化而中断阅读或打消阅读的念头。而西方许多著名文学著作在中国的推广毫无疑问是成功的，除了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以及媒体的包装宣传，质量上乘的各类译本也功不可没。同一译本中既不乏林纾这样文言白话式的翻译，也不乏傅雷那样行云流水式精准的译本，往往一部作品拥有七八个不同译本，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这些按照读者需求以及认知水平的译本为文化的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些正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翻译缺少的。
三、结语
目标语读者对于译本的可接受性对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当然这种可接受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持续变化的过程，因为同一个译本会因为时代变迁影响读者的可接受性，经典译本固然历久弥新，陈酒装新壶也未尝不可。杨宪益夫妻所译《红楼梦》与霍克斯所译的版本在译界均为翘楚，更多关注两个版本中多元文化背景下译文读者的参照地位以及译文读者的反应接受效果，也许就能理解释霍译《红楼梦》在海外更槌┫而杨译《红楼梦》在国内口碑更好的原因了。目前国内对于《红楼梦》两种译本的目标语读者反映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阐释学和接受理论等理论的引入极大丰富了翻译理论的研究内涵和研究方法。翻译接受美学理论的确立也会为翻译研究向实证化转向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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