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23/827.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74-02
所谓“金融脱媒”就是指在分业管理和分业经营的制度背景下，资金盈余者也就是储蓄者和资金短缺者也就是融资者，不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而直接进行资金交易的现象。这种现象将增加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其原因如下：一是从居民角度说，在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倾向于更高的回报率和更为多样化的资产形式，从而影响居民定期存款比率，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最后影响央行的货币供给量；二是企业为寻求更为便利的融资渠道和更低廉的融资成本，通过债券、股票、融资票据等证券直接筹措资金，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而信贷规模是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之一；三是各类理财机构如基金等，在传统的直接和间接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方式以赚取收益，这会影响央行货币供给量的统计口径。本文试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角度分析金融脱媒现象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含义及选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设置的可供观测和调整的中间性或传导性的金融变量。一个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中，中介目标的选择至关重要，通常需要遵循相关性、可测性和可控性三原则。因而本文主要围绕三个基本问题来评价金融脱媒现象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一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金融脱媒现象的冲击下能否正确定义与计量；二是货币当局能否有强有力的手段来控制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三是受金融脱媒现象的影响，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或均衡关系。
二、金融脱媒现象破坏了中介目标的可测性
1.货币结构。在新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之前，货币层次的内涵是比较明确的，作为交易余额的货币和作为投资手段的流动性资产之间的界线清晰，特征分明，货币存量的统计也相对容易。然而由于金融脱媒现象的出现，各种新型货币性金融工具大量涌现，增强了金融资产之间的可替代性，改变了作为交易媒介的资产和高度流动性资产的构成，引起经济主体资产组合发生变化，不同层次的货币供给发生改变。
2.货币性能。金融脱媒产生了多种新型金融工具，大多金融工具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再造能力，只是风险不同而已。按照现行货币定义，它们具有货币的某些特性，甚至可以成为新的货币成分，从而使货币的性能和特征产生变化。比如，网络货币、基金凭证、股票保证金存款、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保险信用卡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已有的货币成分相近似，但是，它们基本上不属于通常的货币统计范围，这种货币性能的变化使得货币当局更加难以清晰地区分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以及M1、M2、M3 等货币层次的内涵。
3.货币供应数量。就货币供应量而言，尽管一定时点上社会财富和货币数量相对确定，而且货币供应统计口径比较稳定，但当社会财富从已有的货币定义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之后，货币创造的机能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有的货币变成基金凭证、股票保证金存款、投资连结保险等，这样，原有货币供应统计的覆盖面变得相对狭窄，产生货币统计上的“遗漏”现象。从动态来看，货币结构的变化会抑制货币的创造能力，货币替代现象可以更好地得到解释。比如，在储蓄资产转化为其他形式金融资产之后，货币结构随之发生变化，相应的货币创造能力也会有所减弱，这便相当于财富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其他金融资产形式。因此，金融脱媒的出现，会产生货币替代现象。
三、金融脱媒现象降低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
金融脱媒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升了金融资产的证券化率，众多介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新型金融工具涌现。这些金融工具大多既具有资本市场工具的高收益特征，通过各种避险操作组合，又呈现出货币市场工具的短期限高流动性的特征，符合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性原则。如货币市场基金、银证转账、银证通等等，这些货币性极强的信用工具和存款种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流动性需要，从而减弱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导致货币需求总量下降。而且由于货币(狭义货币)不生息或很少生息，既然其他资产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于是人们开始在其资产组合中尽量减少货币的持有量，增加非货币性的金融资产，其结果直接导致交易性货币需求减少和投资性货币需求的增加，从而货币结构发生变化。
四、金融脱媒现象削弱了中介目标的相关性理论及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9年1月至2007年8月的月度数据，比较检验贷款总量与货币供给总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股票市场融资额与货币供给总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里之所以选择股票市场融资额这一变量，是因为我们无法获得企业债券发行融资的季度或月度数据，故而无法获得资本市场全部证券发行融资额的季度或月度数据。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不发达，发行量一直不大，股票市场融资可以近似代表资本市场的融资。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股票市场融资额包含股票首发融资、配股融资以及可转债融资。选取的三个变量：贷款总量（ALLLOAN）、货币供给总量（M2）以及股票市场融资额（SECFUND），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以及历年《中国金融年鉴》。
（一）检验模型说明
（1）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模型。DF平稳性检验就是以回归模型：Yt=α+β×Yt-1+ ut和Yt=α+ρ×Yt-1+ut进行估计，公式中Yt为时间序列，α、β为常数，ρ=β-1为随机误差项。备择假设H0为：ρ=0，说明观测的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否则，该序列的统计量绝对值大于DF临界值的绝对值，认为该序列是平稳时间序列。Dickey和Fuller在检验过程中发现，在DF检验中不能保证回归模型中μt为白噪声，于是对DF 检验进行了修正，提出了ADF检验模型。回归模型为：Yt=α1+α2×t+ρ×Yt-1+βi×∑Yt-i+ut，等式中α1、α2、ρ、βi为参数，m为最优滞后项，ut为残差项，t是线性时间趋势项。
（2）最优滞后阶数m的确定。由于检验结论对滞后阶较为敏感，不恰当的滞后阶数将可能产生错误的结论，本文采用AIC定阶准则：AIC(k)=－2L/n+2 k/n (7) 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其中L=-n/2×ln2π-n/2×lnσ2-n/2,式中n为估计方程的有效观测值数，k 为回归解释变量的个数(即滞后阶数)，σ2 为方差的极大似然估计值。AIC 的大小取决于L和k，k取值越小，AIC 值越小；L 取值越大，AIC 值越小。滞后阶数k小表明模型简洁，L 大表明模型精确。满足AIC(m)=min{AIC(k)k=1,2,3...}的m就是最优滞后阶数。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1）检验“股票市场融资额不是导致M2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需要对无条件限制模型：M2=c+∑αiM2t-i+∑βiSECFUND和有条件限制模型：M2=c+∑αiM2t-I进行估计。2）用各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平方和计算F统计量。3）检验零假设：H。：βJ= 0(J=1,2,3,...,n)，若其中至少有一个显著地不为零，则拒绝“股票市场融资额不是导致M2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接受股票市场融资额是导致M2变化的原因；反之亦然。检验“贷款总量不是导致M2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仅需对模型M2=c+∑αiM2t-i+∑βiALLLOAN的有条件及无条件限制模型做类似上面的回归估计和统计检验即可。
（二）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1）经济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三个经济变量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方法，确定滞后阶数的原则为AIC最小准则，差分序列的检验类型按相应原则确定。检验结果如下表：
（2）经济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运用经济计量软件Eviews3.1，分别对贷款总量ALLLOAN以及股票市场融资SECFUND 是否显著地影响货币供给总量M2的检验结果如下表，确定滞后阶数的原则AIC最小准则。
表2
表2说明，股票市场融资额SECFUND在96.06％的显著性水平上是货币供给总量M2的格兰杰原因，贷款总量ALLLOAN在8.4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货币供给总量M2的格兰杰原因。综合两个Granger检验的结果，可以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金融脱媒的深化，作为货币政策传统中介目标变量的贷款总量不再能显著地影响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化，从而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也就不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1] 李扬.脱媒――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挑战[N].中国证券报,2008-01.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了《人民日报》等八家中央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以此为标志，我国新闻媒介的经营管理工作掀开新的篇章。到80年代中期，这一制度在中央和省级新闻机构得到普遍实行。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报刊经营管理”正式列入第三产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媒介的经济属性愈加明显，有效的经营管理直接促使媒介告别了依靠行政资助运作的历史，走上自负盈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道路。时至今日，媒介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媒介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经营管理对媒介的生存和发展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对媒介管理者来说，抓好内容管理的同时做好经营管理非常重要，如何合理运用媒介的人、财、物等资源，实现媒介的生存、发展目标，是考验管理者的重要课题。根据中国加入WTO签署的协议，媒介市场尤其是媒介经营领域正逐渐对国际传媒有步骤、有策略地开放，面临着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的“内忧外患”，媒介竞争的成败关键日益体现在媒介人才的竞争，而经营管理型人才奇缺的现实却正成为束缚诸多媒介提升综合竞争力的瓶颈。找一个新闻业务水平高的总编辑比较容易，找一个能力好的总经理却是难上加难。追根溯源，问题还是出在人才的成长环境和培养机制上。
二、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目前，全国主要新闻院系多数均设有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课程，如《媒介经营与管理》《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媒介管理研究》等，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内容大致接近。主要包括：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模式、广告与媒介经营、媒介物质与设备管理、财务管理与成本核算、计划与统计、人事管理、媒介多种经营等内容。和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业务课程相比，媒介经管教育在意识、课时、师资、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据笔者了解，不少新闻院系的新闻学子认为，媒介经管课实际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突出表现在：好教材少、好老师缺，理论讲得多、实践机会少。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意识上，没有真正重视媒介经营管理教育。虽然复旦、人大、传大、清华等新闻院系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了媒介经营管理的课程，个别院校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中心，但总体状况尤其是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媒介经营管理学由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融合而成。作为一门边缘学科，由于其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仅作为新闻传播教育中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没有受到新闻院系的真正重视，也没有成为新闻学子求学成材的热门方向。从专业划分来看，独立的媒介经营管理专业出现时间仅三年；从课程设置来看，核心的还是新闻传播史论和采、写、编、评等传统课程。以复旦新闻学院本科生写作课为例，就有《新闻写作》、《当代新闻实务》、《高级新闻写作》等多门，而媒介管理课程却只有《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两门[4]。而且，课程总共4学分，60多个课时。日常教学中，老师多半鼓励学生立志要当名记者、名编辑，较少提及成为名总经理、名发行人的。实习期间，学生们多数选择到新闻部，主动要求去发行、广告部的极少。可见，媒介经营管理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太低，没有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
2、内容上，重报业轻其他，教学体系不够完善。从20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我国的新闻教育就有以培养报业人才为目标的传统。在这种大的培养目标下，新闻教育也存在重报业轻广电、网络等的弊端，媒介经营管理教育也不例外。从现行使用的媒介经管教材看，多数内容围绕报业展开，广播电视的经营管理较少，对网络等新媒体更是基本不涉及。此外，媒介经管类课程单一，教学体系不科学、结构不完善。对想要掌握媒介经营管理基础理论和基本业务的学生来说，应当学习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财务学等诸多课程，一门或者两门的课程远远不够。由于课程少、课时短，很多需要深入的地方只能简单处理，财务、发行、广告和印务等方面的知识只能轻描淡写地带过。这种重新闻学、轻其他学科，重管理体制和结构、轻经营方法和策略的教学体系亟待改进。
3、教学上，师资缺乏，偏重肤浅单一的理论介绍。新闻学和管理学，都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理论积累之外需要较多实践。和采、写、编、评的时间相比，经营管理的实践机会非常少。教学方法上基本以课程教学为主，偏重理论知识。实际上，媒介经管的理论知识，如果光靠课堂讲，只停留在“传道”阶段，达不到“解惑”目的，很难真正激发兴趣。这种现象一方面跟媒介经管教育的传统有关，多数教师本身就缺乏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系统知识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跟媒介经管的实践特点有关。一般来说，学生在媒介实习时，接触经营管理部门的机会很少，毕竟管理工作需要一定的层次和水平，即便实习也有经验壁垒。
三、改进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对策
改进媒介经营管理教育迫在眉睫，但又不能操之过急，应该把理论研究和实践培养联系起来综合考虑，着手从学科完善、课程改革、教学方法、培养模式等诸多方面做深层思考和踏实探索。
为了弥合新闻传播教育与媒介环境变化之间的裂隙，各高校纷纷尝试教育改革。2015年12月，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部校共建”机制的推动下拉开了与湖南日报社合作的序幕，并由此展开了“产学研”结合的新媒体教育改革。双方共建的“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成为“产学研”合作大军中的独特风景，在探索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创新的路径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一、“新湖南”及“新湖南”媒介工作室的诞生
“新湖南”客户端是湖南日报集团旗下的手机移动终端，于2015年8月15日创办，其命名来自毛泽东66年前为《新湖南报》题写的报头。它“亮明党报底色、延续湖湘基因、追求扩展创新”的传播理念彰显了对“政治家办报”和“史家精神”的传承与开拓；作为《湖南日报》在互联网平台的延伸，它依托党报母体的覆盖优势，精准实现“宣传湖南省委省政府政策的主平台，湖南信息的主窗口，推介湖南形象的主渠道，引导湖南舆论的主阵地”的媒介定位；它立足湖南，服务湖南，在“秉承党报底色，突出网络特质，弘扬湖湘文化，遵循新闻规律，把握移动特点”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新湖南”客户端是湖南日报社资源的全新融合，联结15种媒体，拥有500余名持证的专业记者。它又是湖南党报的合作平台，与全省14家市州党报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聚合了丰富的党报资源。它“在强化主流舆论阵地，突出新闻资讯服务的同时，设置了‘湘政’‘湘财’‘湘江’‘湘人’‘湘评’‘湘品’等多个湖南特色鲜明的频道”[2]，以“湘情”为经，以“湘讯”为纬，构建了“新湖南”现代传播体系和融合发展的舆论地图，成为省委在新媒体时代的核心媒体。据统计，目前“新湖南”累计下载量突破700万大关，注册用户的日活跃度保持在35%以上，文章点击率也一路攀升，逐渐跻身全国省级党报客户端第一方阵。
“新湖南”锐意创新，除了聚合湖南本土平台、融合新闻与服务信息以及完善栏目设置之外，与高校共建媒介工作室也是它融合各路资源的重要举措。2015年12月30日，湖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与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建设的“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正式在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挂牌成立，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新媒体产品研发、人才培养、媒体融合研究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新湖南”工作室主要负责“湘学”栏目的产品研发，栏目责任编辑与挂职教师一起对栏目日常的运营负责。除了编辑与教师外，工作室还招募了一批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高校学生，他们也共同参与栏目的建设。目前，“新湖南”工作室团队已经实现了新闻专题的开发与子栏目的拓展，在2015年，以工作室牵头，栏目陆续推出“我的大学”原创平台，“大四国考生”“艺考”“回家的路”等新闻专题。在2016年，栏目还联合高校，广泛征求学生意见，展开业务讨论，并在近期推出了“湖湘女学者”“自主招考宝典”“求职宝典”“高考宝典”“麓山语丝”等符合栏目定位、适应学生需求的专题栏目。除此之外，在“新湖南”客户端2016年的任务规划中，“湘学”栏目被纳入到项目制运营的队伍之中。
“新湖南”工作室是湖南主流媒体平台与湖南新闻人才培养基地的一次具有长久高产出的有效互动，双方的合作不仅为主流媒体转型寻得了优良路径，同时还为高校教师与学生科研落地提供了实践平台。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产学研”的无缝衔接，它的探索实践将为新媒体传播的教育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二、“新湖南”媒介工作室的“产学研”教育模式
“新湖南”媒介工作室聚合媒体与高校两大资源体，是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与高等学校进行媒介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合作的创新探索。通过团队人员的融合、新媒体技术的配备与相关高校栏目的开发，“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正日益完善着高校教育改革中具有新媒体特色的“产学研”教育模式。
（一）团队组成：融合教授、编辑、研究生三股力量
“新湖南”媒介工作室主要负责“新湖南”客户端的“湘学”栏目及相关微信、微博公号的日常编辑工作，其团队成员包括了优秀教师、相关责任编辑以及具有相关实习经验与学科背景的高校学生。就目前的团队发展来看，“湘学”栏目下拥有1名新闻学教授、1名责任编辑以及15名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分别来自新闻、编辑、传播、金融、通讯、新媒体等专业，并具有相关实习经验。
在日常工作中，教师、编辑与研究生一起参与栏目的专题策划与内容建设。工作室每日会配备一名栏目编辑、两名在线实习编辑，以及两名机动实习记者。现在，工作室仍在招收新的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
（二）硬件设施：新媒体技术与开放式创意空间
“新湖南”媒介工作室位于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毗邻新闻系办公室、新媒体系办公室以及媒体创意工作坊。作为开放式的新媒体创意空间，“新湖南”媒介工作室包括报告厅与编辑室，报告厅里放置了多功能长桌与智能触摸大显示屏，编辑室则配备十台高速联网电脑与带滚轮桌椅。
联网电脑中安装了新媒体常用的编辑软件，在实习生就职上岗前，资深编辑将对学生进行业务培训，以确保实习生熟练掌握各项操作环节。另外在多媒体工作室，智能触摸大显示屏还会滚动播放“新湖南”客户端的优秀新闻报道以及受众的阅读反馈。学生在工作室值班之余，还可浏览到其他栏目的新闻报道。
除了引入最新的媒体技术，工作室还被设计为一个可随意转换的活动空间。通过带滚轮桌椅的拼接，工作室中原本独立的报告厅与编辑室便可进行合并与隔断。由报告厅与编辑室合并而来的活动空间，可作为编辑、老师与学生的讨论舞台，以支持随时的“智力风暴”。
（三）运行机制：学术指导，开放协作
“新媒体”工作室日常的运行主要依靠编辑、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共同协作。湖南师大选派到湖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挂职锻炼的教师，不仅要参与日常采编环节，同时还要参与讨论整个客户端的栏目运营。而学院推荐的具有相关教育背景的研究生，则在教师、编辑带领之下，负责客户端的专题策划、栏目设计、内容编辑以及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建设工作。
在“新湖南”工作室，教师、学生与编辑共同出席周一、周四召开的组织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工作室成员将进行读报活动与专题研讨，并总结与评析近几天的专题报道。除此之外，学生在日常轮值工作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也将在讨论会上提出和获得解答。
（四）特色栏目：大学生原创“内容池”
考虑到学生群体的特殊，工作室负责的“湘学”栏目推出了一系列与高校密切相关的新闻专题。目前“湘学”栏目共有“我的大学”“教育家”“能见度”“游学”等十个子栏目，各个子栏目均围绕学校、学习、学生、学术展开，并各有侧重。其中，“我的大学”栏目成为面向大学生征稿的原创平台。围绕着高校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我的大学”推出了一系列收获了大量高校学生认同的新闻专题，如近期的“艺考”，以及在寒假期间发起的“回家的路”活动等等。这类专题往往能引发较好的反响，并促进高校学生与客户端的良好互动。除了策划专题，在日常编辑中，“我的大学”还面向湖南几大高校征集原创稿件，征集来的稿件除了学生日常新闻作品，还包括高校新闻传播类大赛中的获奖作品。除此之外，工作室加强与高校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的沟通联系，将专题策划与高校的新课程改革相结合，为高校课堂的学生作品提供了平台。
通过人员的融合、设备的配备与栏目的创新，湖南日报社与湖南师大新传院合作共建的“新湖南”工作室创造了“产”“学”“研”三项齐头并进的新型教育模式。在“新湖南”媒介工作室，学生可以进行专业实践，教师也可以通过赴《湖南日报》挂职锻炼的方式，让学术成果得到新闻业务的实践检验。在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建设的“湘学”栏目中，高校的力量还得以反馈到栏目的策划与日常的采编工作之中。这种“产学研”结合的教育模式，有效地结合了媒体资源与高校智力资源。对《湖南日报》来说，高校教师与大学生的加入是转型特殊时期的智力外援；而对于高校教师与大学生来说，参与“新湖南”客户端建设的全过程，则可加深对与媒介融合、新媒体研究以及互联思维的实践与思考。
三、新媒介环境下主流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双赢的新路径
“新湖南”媒介工作室的建立，为高校与主流媒体合作、共同创新新闻传播教育路径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参考模式。一方面，高校应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这样做不仅可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接受市场的检验，为以后的新闻工作打下基础，还可利用好学生作为用户本身的UGC力量，在增加学生实践经验的同时，为主流媒体的转型解决好定位难题。另一方面，高校还应重视在人员流通中创造的智慧成果。让媒介从业人员走进来，展开业务培训，让教师、学生走出去，丰富实践经历，并由此实现媒体与高校在新媒体建设中的经验共享、资源互通以及产出互利。
（一）以市场为检验平台，让学生“浸入式”参与生产全程
高校在与媒体进行合作时，应利用好平台资源，让市场去培育与检验学生新闻产品生产能力，丰富教师教研案例。在主流媒体转型之初，其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客户端如何定位。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大学生在未来的媒体从业中所必需经历的考验。因此，在与主流媒体进行“产学研”合作时，高校应为学生争取更多的实践机会，让学生参与到栏目策划、专题设计的环节，扩大学生原创稿件的比例。对转型媒体来说，通过让学生直接参与产品设计的方式，还可解决主流媒体转型定位的难题。
在“新湖南”客户端与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合作中，“新湖南”媒介工作室的合作设计就为学生创造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同时也借助学生作为栏目受众的UGC力量而解决栏目本身的定位问题。“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所负责的栏目“湘学”主要定位为服务学校、服务学生、传递湖湘文化的特色栏目，其目标受众便是教育相关人士。为了深度参与到媒介的实践之中，“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成员不仅参与了内容建设环节，同时还为栏目的专题策划贡献了力量。2015年，“湘学”推出一系列与大学生日常生活相关的新闻专题，便是高校教师与学生合力打造的成果。这些专题由于在设计过程中加入了学生、高校教师的因素，因此在内容上便更为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阅读品味。“我的大学”所策划的新闻专题，如“师大美食地图”“国防大四生”以及在2015年寒假期间推出的“回家的路”，面世后获得了极大的关注率，并在高校学生群体中被广泛地转发与分享。
学生、教师直接参与有市场检验的媒体产品设计，不仅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与创作思维，同时还可让学生与教师更加了解目前媒介市场的运营情况，把握市场的口味、脉搏。除此之外，这种高校力量“浸入式”的参与，还同样有利于“新湖南”客户端品牌的传播。通过新闻专题打入目标市场，是客户端依靠“口碑传播”“人际传播”而扩大受众群体的有效途径。在未来的专题报道或者媒体互动中，这些经过“口碑传播”而收获的高校受众还将继续加入到“湘学”的内容建设中来，并为“新湖南”客户端收获更多的“有效受众”。
（二）跨媒体实验教学：加强学界与业界人员交流，共同培养全媒体人才
2014年至2015年是入网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两年，也是媒体技术快速更新换代的两年。“一方面是飞速变化发展的实践，另一方面是相对滞后的教育手段、教育理念，加上教科书等都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就使得教育和实践之间产生矛盾。”[3]特别是在占据主流上网端口的新媒体行业，人才需求发生改变后，本来就来源于业界实践经验的课堂理论更是与行业现象变得相隔甚远。因此为了“新媒体教育保持常新，就需要学界与业界建立稳定的、持续的知识交流。”[4]
首先，高校应加强授课教师与媒体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的交流，让教师参与媒体运作与新媒体产品设计过程。在“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挂职教师每周需要参加两次在“新湖南”报业创意园召开的例会。在例会上，教师需要与相关领导、责任编辑以及相关技术人员一起，对“新湖南”近几天的情况作总结与症源反思，并就接下来的工作进行内容策划与人员安排。在这个过程中，挂职教师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新湖南”客户端与“新湖南”媒介工作室之间的缓冲任务。业界与学界虽共同建立在新闻行业的基础上，但就话语体系和从业规则来说，却是两个不同的场域。而让优秀教师挂职参与到客户端建设的实践环节，可以通过教师与媒体从业人员的沟通，来实现主流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平等互惠。对于“新湖南”客户端来说，学界的科研成果是转型时期的理论支柱；而对于新闻与传播教育来说，教师亲历获得的实践经验，又可为课堂教学提供新的案例参考。
为了更好地贯通业界与学界两个场域，实现教学与实践的无缝衔接，高校还应让专业编辑与媒介运营人员“走进来”，从而进一步加强业界与学界的互动。“新湖南”媒介工作室策划的一系列以“媒体转型与运营”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就是增强互动与交流的有效方式。媒体从业人员的专题讲座是培养全媒体专业人才的重要步骤，讲座内容除了最新的从业案例，还包括了媒体融资、技术、运营以及市场等专业培训，是从宏观上对学生未来从业的指导。
新媒介环境改变了媒体运作的方式，也为新闻传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新的媒介环境不管是对于媒介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业界与学界更是应该加强合作，让教师去到新媒体产品建设的第一线以学术力量助力媒体转型，让媒介从业人员去到高校课堂以实践经验为理论教学辅以生动案例，也让学生参与到产品建设与专题策划的设计过程，由此三方合力实现“产学研”结合的新闻传播教育新路径。
一、新技术如何影响新闻教育?
新技术的运用使传播媒体与传播手段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融合成为媒介变局的主旋律。我们不妨将新闻传播实务按照“采集—编制—”三个阶段进行划分，可以清晰地看到，信源结构、新闻生产流程和媒介终端呈现方式这三个领域都受到了媒介融合变局的深刻影响。
在信源结构上，大量的非新闻工作者涌入了信息提供者的队伍，他们中，有一部分成为了新闻媒体的新的信息提供者，另一部分，甚至自己掌控了一定的渠道比如博客、微博等个人化媒体，直接面对受众，影响了整个传播格局。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职业新闻记者应该担负起什么样的使命和职责?新闻学院应该教给未来的记者们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的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
在新闻内容的呈现方式上，三个方面的挑战已经摆在面前:一是传统媒体如何“旧貌换新颜”，或者说，如何让传统媒体在保持自身严肃性和特性的前提下，更容易被新的受众所接受，能更好更长久地生存下去?二是如何将现有的部分媒体进行资源整合和穿插利用，比如报和网、台和网的融合，需要一种全新的新闻传播思路。三是要考虑，未来是否会有一种全新的媒体出现，它能否超越现在各大媒介存在的桎梏，成为未来的媒体主流?这一问题的思考，是需要充分顾及到技术、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综合作用，是一个更有难度、更难把握的问题，也可能是关系到未来谁能成为媒体领跑者的重大话题。
显然，新闻院校需要把握上述变化带来的挑战，认真研究如何培养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对于媒介融合更为敏锐，对媒介趋势做出自己的合理判断，理解在媒介融合趋势下媒体单位和受众关系的变化。
二、培养“技术全才”还是培养“专家型记者”?
在人大新闻学院围绕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的若干次研讨中，坚持要将专业理论和多学科知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观点和强调全面的媒介技能培养的观点一直旗鼓相当。我们认为，在教学规划和管理中，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如何在这两个方面找到平衡。
在世界范围内，媒介融合对新闻院校培养全媒体人才的要求已经受到广泛的重视。因为随着新闻生产流程的进一步改变，将诸多类型的新闻作品在同一数字生产平台上进行制作、策划、组合，已经成为一种较为主流的趋势。这就要求记者编辑能够对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多种类型的新闻都有所了解，理解它们在呈现理念上的差异，并学会这些新闻的最基本制作技巧。这与我国长期以来以传统媒体人才需要为基础的新闻学专业设置的整体框架不尽相同。传统的新闻学专业主要为报刊、通讯社培养记者编辑，而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主要为广播电视机构培养人才，这样的设置并不能满足新媒体的发展以及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也不能适应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活动的变化。因此，我们看到在媒介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已经有一批新闻传播学院开始了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的改革。如果我们的学生不掌握最新的传播技术，不具备媒介融合的理念和操作方法，何谈将深度调查、新闻解析、舆论引导等等任务落实到具体的新闻作品中?纵使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好的知识素养，也会是“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我们不能指望媒体有耐心对新闻院校的毕业生进行基本技能的从头培训，更难以想象不懂技术的学生能在数字化采编平台上展现他对新闻内容的深刻理解和重新整合。虽然，技术是变化最快的，也是相对容易掌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为应用性学科的新闻教育可以淡化对学生的技能训练。更何况，新闻业务教学并不只是技能的培训，新闻的专业理念和职业规范在业务教学中本身就是技能训练所要围绕的核心和重点。
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媒介融合也对培养“专家型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普通民众介入新闻传播可能性渐高，单纯的信息采集和已不足以让新闻媒体立足，全面的视角、独到的观点、鞭辟入里的解读，使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并不断通过裂变与聚合，形成新的内容产品，从而促成媒介集团中产品链和价值链的生成，才是媒介新的生存之道。针对这一需求，在相关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新闻人才，甚至是在某一领域拥有一定权威的专家型记者，也是新闻院校的培养重点。这些记者，有部分可能是在其他专业领域有一定工作经历，之后再通过职业培训进入新闻领域的人;更多的较大规模的新闻人才输送，仍需要依靠新闻院校。正如有业界人士提出的，“媒体的多元化、信息的广泛性和技术的交互性导致的传播小众化、专业化，在这一趋势下，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广播与窄播并存不悖，分众传播成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一个新的选择。服务对象的专业化必将导致服务内容的精细化、个性化，这既是传媒技术发展的必然，也是业界竞争的选择。但专业化和精细化的要求是深度、独特和贴近，这就要求媒体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是某个行业或领域的专家，这样，媒体才能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知识层次的人群提供贴近性的精细化信息服务。因此，媒体融合时代表面上看来需要的是人才的技术适应性，实际上更需要的是人才的内容适应性，需要的是在某个领域、某个学科有较深造诣的专才。”①
现在对于新闻院校来说，最大困难是如何在有限的教育时段中同时平衡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本科四年的培养方案如何确定才能兼顾技术全能与专业深度?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转贴于
三、新闻教育实践中的探索和思考
实际上，各新闻院校对于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探索业已展开，并处于不断深化与完善之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尝试，2009年，教改项目“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平台建设”获得了全国教育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育成果一等奖。这一教改项目作为学院本科教育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主要内容包括:开设“数字新闻传播”专业方向，作为拓展新闻学专业培养方向的实验平台，并以此为契机推进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建设国内一流的新闻传播实验中心，为培养“全媒体”型新闻人才提供实验教学平台;通过学生媒体集团建设与课程建设相结合，开创实验教学的新路子。建设成全国第一个“新闻传播学案例库”，为在新闻学教育中推广案例教学、实现新型新闻人才培养目标提供支撑。作为在新闻学教育方面有较长办学历史的学院，我们一直把新闻传播实验中心的建设当作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在“211工程”、“985工程”建设中实验中心一直是建设重点，1999年以来用于实验中心设备建设的国家专项资金超过1000万元。2006年和2007年，实验中心在1999年启动与北大方正集团的合作的基础上，又两次扩大合作范围。方正集团提供的报社采编系统、网络信息系统、多媒体数字报纸出版系统等多种软件，使实验中心具备了从报社到网站的完整的新闻生产环境。2007年，实验中心与美国思科公司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建成中国首个“思科网真演播室”，使实验中心的建设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在实验中心开设的实验项目均为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许多实验作品直接为媒体采用，社会效益明显。2006年，新闻传播实验中心获得“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称号，2008年，该中心获得了“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称号。2010年9月9日下午，新闻学院的师生们就是在现代化的网真演播室中亲耳聆听了总书记的谈话，感觉是对自己的巨大鼓励和鞭策。
在建设实验中心的同时，学院将新闻传播业务课程的教学与学生媒体建设相结合，形成课堂教学和业务实践相融合的新型教育模式。学院在已有的学生媒体《新闻周刊》基础上，近几年又创办了学生网络电视台、网络电台和网站，形成“接力传媒集团”，吸纳全院本科生阶段性地进行业务实验。从2006年开始，新开设了一门专业课程“跨媒体传播实验”，将学生媒体的运行与课程教学相结合，指派专业教师具体承担教学和指导工作。近期，在迎接学院55周年院庆前夕，评选出了一批学生自己制作的“跨媒体作品”优秀成果，对学院的实验教学进行了一次检验。
2009年，新一届学院领导班子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学院的专业设置和治理结构进行了调整，最终确定了四系(新闻系、广播电视系、广告与传媒经济系、传播系)一部(基础史论教研部)的建制，任命了一批年轻的系部负责人，并对2010年的本科培养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在这一轮改革中，数字新闻传播专业方向由新闻系移至传播系，同时，将这个方向最早探索的全媒体技能培养的路子全面扩展到学院的所有专业。
在学院的改革进程中，大家思考和讨论最多的问题还是技术和理念、专攻与通识的关系问题。由于技术教学是立竿见影能看到成果的，也较容易考量和评价，而新闻理念则更为抽象和多元，在部分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中，难免出现重视技术学习、欠缺理念思考的问题。他们更迫切地想要学习更高难度的电视剪辑、平面设计技巧等，将学习重心放在这一部分，而忽视了对于人文社会知识、新闻理念、新闻原则的学习和思考。这是我们应该通过课堂教学予以疏导和避免的，一个能够把电视片段剪辑得非常花俏，却不懂得最基本的新闻规律和采编规范的学生，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新闻专业的学生。
同时，也有一些师生对全技能的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担心学生疲于学习各类新闻技巧，而最终导致学生“会而不精”、“缺乏专长”。对于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在改进培养方案时进行深入谨慎的思考，在课程设置上保持一定的弹性，来保护同学自身的兴趣和特长，让那些在某一类新闻领域有着极强兴趣或是过人之处的同学，得到应有的培养和施展。
更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是，如何通过跨院系、跨专业的合作，探索出培养具有复合型的专业背景的新型新闻人才。人大新闻学院在这一方面也对学生有所倡导。我们在学生一进入大学后，就告诉他们现在媒介所面临的变局，鼓励他们充分倚靠人大在法律、政治、经济等学科上的优势，利用课余时间学习自己有兴趣的其他专业。对于申请“第二学位”、“第二专业”学习的同学，学院都给予支持和帮助。近两年，已经有多位毕业生在完成本学院的学业的同时，还在人大商学院、经济学院等获得了第二学士学位或完成了第二专业的学业。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有计划、成规模地培养复合型的新闻人才，还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通过教育资源的整合，设计双学位的培养方案，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和尝试，而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总书记所要求的，让学生“努力掌握新闻工作新知识新本领”，在“实践中巩固学到的知识，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校园现代媒介已建立了校报、校园网络、校园广播、校园QQ群、宣传橱窗、网络视频等平台，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立足于学校、服务于师生，贴近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满足大学生的需要，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2011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提出新疆未就业少数民族普通高校毕业生赴对口援疆省市培养计划，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最终在2011年3月启动。新疆培养班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对于各培养院校来说都是挑战，在短期内准备食宿、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管理模式等工作，各培养院校都在实践中探索，切实做好培养工作。
笔者认为在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背景下，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多种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将“现代媒介平台”与教育对口援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比生搬硬套的管理制度更生动，更有利于学员适应新环境、明确学习目标、加强沟通交流、提高汉语言文字能力、获得未来工作岗位所需的工作经验和能力，最终完满达到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一、新疆培养班学员的特殊性
1.年龄差距大
根据文件精神，新疆未就业少数民族普通高校毕业生是指自2002年以来沉淀的未就业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从2010年到2013年，在对口培训的学员总人数达到606人，他们的年龄区间在19～33岁之间，最大跨度为11岁;其中25岁以下的87人，占培养人数的14%;25～30岁之间的是主力，共468人，占培养人数的78%;30岁以上的51人，占培养人数的8%。由于年龄结构的复杂性，他们之间的生活状态、婚恋情况、工作经验等生活经历差异较大。
2.专业差异大
从培养班学员的学历看，从大专到本科均有，且大专占多数，涉及文、理、工、医、农、商等40多个不同专业，学科背景各有不同。这些学员培养考核合格后，将返疆到乡镇、街道事业单位就业，成为服务新疆各地基层、扎根基层的骨干人才，所以他们在粤培养期间的学科需求也是各不相同的。
3.汉语基础差异大
新疆培养班的学员虽然都是来自新疆，都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但由于家乡背景不同，导致他们的汉语基础差异很大，有的学员可以直接沟通交流，有的加以书面文字辅助，有的需要翻译，这为教学、管理、交往带来一定的阻碍。
二、新疆培养班学员较难适应传统高校管理模式
行政管理模式和外控性管理模式是传统高校管理模式的两大方向，无论是管理者依据自身经验，通过权利命令指导学生，还是管理者利用制度、目标等方式管理学生，主导权都集于管理者身上。
笔者认为不同的管理模式产生不同的管理效果。行政管理模式见于物而不见人，学生管理工作的成效取决于管理者个人的经验和学生“服从”的程度。外控性管理模式则是将人物化，该种模式的积极效果在于用程序规范学生管理工作，而消极效果在于制度一旦形成，便强调集中统一，抑制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新疆培养班学员存在年龄、学科背景、汉语基础差异大等客观情况，加之他们从社会重返校园，按照严格的半军事化管理制度接受紧张的课程学习，因此难以适应目标一致、强调规章制度、凸显管理权力、忽略学生差异的传统高校管理模式。按常规的组织、安排、上传下达管理新疆培养班也难以达到实效。
要做好新疆培养班学员日常管理，促进管理者、教师、普通学生、新疆培养班学员四者间的沟通互动，全局反映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理思想动态必然需要灵活的现代管理方式。在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背景下建立“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则能达到以上预期效果，对培养工作产生极大作用。
三、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的特征
1.信息传递高效快捷，内容准确，无时差
校园现代媒介平台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各种传播媒介的相互融合与渗透。海报、报纸、电视、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不同形态的媒体以网络信息传播媒介为基础，形成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环境。
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的信息传递过程只有两端，信息传递者通过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将信息直接传播到信息接受者，整个过程信息以文字为载体，可保留，可复制，传播面广，信息准确无误。而传统平台，则是信息传递者通过开班会、班委通知、广播台播放，以声音为载体，这无法确保信息完整传递。
2.软化常规管理的制度性
以往的校园信息传递，信息传播者位于信息源上方，信息接受者处于信息源下方，而信息传递内容是也是固定的、局限的、不可商议的。通过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将学校活动组织、通知通过QQ、微博、微信平台，那么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组织者不再是冷冰的、不可沟通的、高高在上的一方，转化为现身于学生之间可沟通的、有表情的、生动的一方。常规管理渗透在校园现代媒介平台中，无形而生动，学生更易于接受。
3.营造多元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的发展使校园文化环境多元化，任何学生社团和学生个人从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信息传播、接受者，既可在网上传递信息，也可在网上浏览信息。在日常管理中，学生易于将自身定位为“被管理者”，接受校方的管理，然而每个学生都是成年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主见，也可以参与校园管理中，因此校园现代媒介平台成为突破口，学生利用其发表自己的见解，转化为“管理者”的角色定位，逐渐使自己成为校园的主人翁，融入校园。
四、“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在新疆培养班日常管理工作中的具体实施
1.将媒介专栏形成“三品合一”的读本
“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并不仅仅定位于记载事件和制作新闻材料，而是定位于形成“三品合一”的读本。做成在正确的中心思想导向下的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形式活泼的宣传品，做成以新疆培养班学生为主，以教师、工作人员为辅，三者通力协作、共同完成的作品，做成富于感染力、能激起共鸣、产生广泛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品。
2.充实内容，丰富内容载体
校园现代媒介平台涵盖的内容众多，需要新疆培养班学生、教师工作人员善于挖掘，提取素材。“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新疆-广东印象”媒介专刊、“南疆-岭南记忆”视频媒介可以实现文字、图片、视频同步交映。通过文字说明情况，通过图片记录真实，通过视频再现情景，将主体内容和其他信息连贯配合，互相映衬，通过校园现代媒介平台获得全过程、全方位、全追踪的新体验。
3.组织师生，实现共同参与
在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建设过程中，教师、新疆培养班学生、其他相关专业学生是工作主体，通知活动信息、提供信息数据、采集数据、编辑文字、采集图片、排版图文、设计版面、拍摄视频、人员管理等是工作内容。根据工作人员自身优势及特长分配不同的工作内容，以此调动新疆培养班学生，使学生在任何一场活动过程中都能以主人翁的精神参与工作，最终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提高汉语言的运用水平、积累工作经验，为今后开展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五、建立一种在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背景下的“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在新疆培养班日常管理工作中的实施效果
1.便于互动交流，发挥学生主人翁精神，融入新环境
建立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背景下的“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建设“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新疆-广东印象”媒介专刊能促使新疆培养班学生积极投稿，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外校与本校之间彼此交流，成立“疏附-番禺心语”媒介Q群，促进新疆培养班学生采取轻松的形式表达个人意愿、建议，甚至超越空间、时间，无时无刻都可在Q换意见，进行互动，建立“南疆-岭南记忆”视频媒介，促使新疆培养班学生真实而有效地记录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等各个方面。这样一来可以增强同窗交流，互帮互助，分享成果;二来可以增强师生互动，促进教学，规范工作;三来可以调动积极性，激发他们主动参与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的建设和维护工作。将培养班学生按照“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新疆-广东印象”媒介专刊、“疏附-番禺心语”媒介Q群、“南疆-岭南记忆”视频媒介分组，各组管理不同板块，利用自身掌握资源，制作有效素材。
2.便于记录过程，反映情况，及时总结、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校园现代媒介平台集可读、可视、可传于一体，过程中涵盖面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记录新疆培养班工作的开展情况，沉淀日常管理工作，固化工作成果，形成图文读本。集中反映了各部门的工作情况、优点缺点，突出各个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积累了工作经验，为今后的工作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3.便于及时反馈，政府部门掌握新疆培养班日常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
新疆未就业少数民族普通高校毕业生赴对口援疆省市培养工作是人才培养工作，更是政治任务，日常管理工作不仅关系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知识学习，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相关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本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而“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新疆-广东印象”媒介专刊、“疏附-番禺心语”媒介Q群、“南疆-岭南记忆”视频媒介则是多渠道、多角度反映真实情况，便于各级领导及时掌握相关情况，指导具体工作，确保人才培养工作顺利开展。
4.便于积累经验，为今后教育对口援疆工作提供一手文献资料
本项人才培养工作自2011年3月启动，无经验可寻，无文献可参考，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校园现代媒介平台集可读、可视、可传于一体，“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新疆-广东印象”媒介专刊、“南疆-岭南记忆”视频媒介集中真实、有效记载了本项工作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方法与实际效果，为今后的教育对口援疆工作提供一手文献资料和工作参考指导。
因此，在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背景下搭建“校园现代媒介平台”，不仅是一个普通媒介平台，还是互动交流平台，更是工作记录平台，它的建设对新疆未就业少数民族普通高校毕业生赴对口援疆省市培养工作的影响深刻、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当代许多人机界面的人体工学程序，很多是基于用户加入半自动主体或智能主体组装的环境的隐喻和机制，这些技术形态包括定位、追踪、确认、掌握和移动、修改对象。为了更好地适应用户，媒介的交互设计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体现了和现实生活中类似的心理意向。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是对媒介交互智能化的一种适应，更是我们认识观的一次跃进。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1］从生态心理学的视角研究媒介环境，我们即是媒介，媒介即是我们。新兴的媒介形式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赖以生存的媒介。
生态心理学研究特征
（一）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秦晓利在《生态心理学》一书中，定义生态心理学为“运用生态学的视角与方法，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并把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生态学的生态心理学，主要以吉布森、奈瑟、巴克为代表，强调在非实验室的情景下研究生态心理学；另一种是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这更趋向于问题型的心理学研究，针对的是生态危机的现象，其代表人物有温特、霍华德和罗杰克，他们试图用心理学的方法，改变人们对环境的不适当的行为。
（二）生态心理学研究方法
强调自然情景的生态效度的研究。传统的科学心理学研究，采用还原的方法，将现实生活简单化，讲究在实验室环境中，通过变量控制，消除无关变量的影响，以线性方法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实验的效度。虽然，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强调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的达成，然而，生态心理学认为，影响实验效度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变的，静态的变量控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巴克、奈瑟等力图在现实生活中研究知觉现象，立足于生态世界观，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生态心理学家使用“生态效度”一词，来强调与传统的实验室心理研究的区别。“生态效度”最初是由布伦斯维克（Brunswink）提出的一个术语，指“远近距离的协变程度”。［2］
对还原论和元素主义的批判。来自经典力学的还原论认为一切高级的运动形式都可以转换为低级的运动形式，我们可以把整体性的现象分解为具体的组成部分，从低级的、简单的形式中分析复杂的整体。与还原论相类似，元素主义，也是与简单性相联系，牛顿的机械世界具有因果决定性、统一性、可加性、简单性，因此用分析的方法是可行的，在心理学上体现为将心理和行为分解为基本的元素。生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认识到作为部分来研究整体以及强调整体、忽视部分的局限性。吉布森的“生态光学”理论，把对视知觉的研究放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关注来自环境对实验的影响，在实验过程中，他允许被试的头部摇动。吉布森的生态光学是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一体的光学。
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生态心理学采用具有生态效度的实验法，行为样本记录法、行为背景调查法、档案法来实施具体的研究。生态效度实验法与传统的实验法有所区别，在实验的取样、设计或者是实验场的选择方面都尽量靠近真实的环境，以揭示现实生活中人们真正的心理状态。样本记录法，指在自然环境中对人或物的行为进行直接观察、记录，而后分析解释从而获得行为变化的原则。［3］行为背景调查法通过K-12量表，对处于各个不同行为背景的被试进行分类，设定边界，在各个边界中探究行为的差别。这种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包含描述法、自然观察法等；巴克强调进行生态行为科学研究必须注重对生态数据的搜集，以及如何在档案中保存这些数据，以便容易接触这些数据。
生态心理学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的视角
（一）人与媒介的关系
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上，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把我们作为媒介之外来看问题，我们使用媒介来进行传播。第二个是媒介环境学的观点，是把环境当做媒介来理解，或是把媒介当做环境，我们参与到媒介中达到媒介交流的目的。
我们把媒介定义为“在自然中起中介作用的事物或者物质，通过空气的力量产生了一个效果”（Random House/Reference Software，1993），媒介的这个观点强调了技术使用和作为发送传递信息的通道。与此同时，认知主义把认知描述为信息处理，信号通过转换进程、暂存器和处理模型传输。依照这样的思路，人类使用电脑工作的方法就是通过信号和机器语言与电脑的相互交流。然而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和开发中，我们是否可以单纯地理解人与媒介的关系是一种交流？
传统媒介知觉隐性的我。生态心理学认为，知觉环境就是知觉自身，我们与环境是一种交互的、互补的关系。当我们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时，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知觉或者思维模式赋予对媒介的理解，当媒介反作用于我们自身时，又体现了我们的知觉形态。我们与媒介的交互也就是与自身的知觉进行交互。在传统的媒介形式中，我们的交互是“我-媒介-我”的转换，另一个我依旧存在于我的思维中。
新兴媒介知觉显性的我。尽管媒介环境学的理论不只是针对新兴的媒介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生态心理学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正是顺应了新兴媒介的发展。新兴媒介的发展集合了我们人类本身复杂时空与准社会环境中的优良交互传统，不管是对人类认知环境的模拟还是对人类认知模式的模拟，抑或是媒介界面的设计等，越来越顺应了我们的认知模式，根据人类认知处理的差别，跟随适应我们的认知模式，相比传统的媒介环境，无处不在的关怀体验显性了我们的认知模式。如果说，传统的媒介交互是与隐性的我们进行交互，那么新兴的媒介交互形式，体现为显性的交互形式。这种交互模式体现为“我-媒介-克隆我”，这与生态心理学的“知觉环境即是知觉自身”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人与环境的关系
进化论的观点。现代人类与前冰川时代的祖先的区别是我们的适应性是重要的文化，自然选择的许多进程被快速的适应机制代替，塑造了智慧的人类。但是人类的进化速度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放慢，因为，选择的压力可能由技术和社会政策来调节而不是自然选择来调节。［4］诺曼（1993）曾简洁地总结了信息外化的主题，“事物使我们变得很聪明”。他认为，人类的认知大多不是存在于我们的思考或者记忆能力中，而是我们构建外部认知事物，并使用它们去补偿我们工作的限制和长期记忆。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自组织，其机制就是补救媒介。媒介不断补救的过程就是媒介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甚至是模拟和复制人的感知和认知模式。莱文森“人性化趋势”的媒介进化论认为，人好比是“自然环境”，人们选择技术和媒介，用以维持、发展自我，改造世界。［5］
系统论的观点。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观点指出，机械论有三个错误的观点：一是，简单相加说明有机体的观点；二是，“机械”的观点，把生命现象简单地比做机器；三是，被动反应的观点，有机体受到刺激才做出反应，否则就静止不动。［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整体的、动态的、等级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强调，不仅要通过部分解释现象，还要估计它们之间联系的总和。动态的观点把有机体看做是保持动态稳定的开放的系统，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异因同果率。等级观点认为，有机体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具有层级性，生物学的任务是发现在生物系统中起作用的规律，建立机体论代替机械论。
（三）媒介与环境的关系
说到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不得不提到媒介环境学。波斯曼说，媒介环境学主要探讨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帮助和阻碍我们的生存。［7］52麦克卢汉（1962）也指出，一旦世界的主导传播媒介变化了，符号系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依靠媒介进行交流时，感官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1］媒介环境学把“媒介本身”作为变化之源、立论之本，不从媒介环境学的传播内容、影响媒介传播的各种噪音，也不从媒介背后的意识形态来分析，而是肯定传播形式的重要性，在它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媒介史”［7］15。
4．生态心理学知觉与媒介环境的关系
生态心理学认为，知觉和行为不能分开，知觉包括选择和牺牲其他来处理一些信息资源。奥卡姆的剃须刀理论，要求我们用最简略的途径达到解释的完善。我们的认知过程也是在修剪的过程中处理信息资源，这必然要牺牲其他的一些信息。作为环境的媒介，不能简单地模型化，因为环境中包含了大量独立的信息资源，也就是生态心理学中的“生态位”的影响。
媒介环境设计对认知的支持。哈肯在热力学内容中提出，有机体花费少量的能量去处理环境的某些方面，可能会产出大量的回报。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改进媒介环境方面的建设，可以减少我们认知的消耗。举例说，新的写字楼的员工即使住了几个星期也不能画出整个楼层的布局，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这栋楼里工作，因为写字楼详细的导航保证了员工行为的正常进行。在这个媒介环境中，我们通过外化的媒介环境，增长了热力学效度，减少了有机体认知的消耗。而香农-韦弗的传播信道的模式，简化了我们的认知模式，哈肯因此拓展了香农-韦弗的观点，认为他们的联结的观点是机械的、决定论的，热力学的联结是多对多的联结。要想概括联结和信息转换的讨论，我们应当通过媒介技术来理解人类知识的外延，通过分配人类和他们外化的环境之间的表现工作，减少有机体认知的消耗。
知觉对环境的适应。还是以写字楼为例，如果一组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奉命在黑夜中潜入写字楼里窃取情报，黑夜中导航对其失去效用，这时，突击队早在行动之前已经费神地记住了该楼的环境。换句话说，人们有对环境的自适应机制。生态心理学假设大部分信息不要求引导日常情境有效的行为，个体能够直接感知情境来适应那些环境。简单的环境能够避免选择复杂的感知能力，甚至促进这些能力的分解。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基于网络的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课题编号：DCA090327）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研究课题“跨学院实验教学资源建设及共享机制研究”（课题编号：L2011Y29）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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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魏国森，曾国屏著.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90.
[作者简介]姚建惠（1984- ），女，河北衡水人，衡水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吴海涛（1965- ），男，河北衡水人，衡水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传播学；张文婷（1985- ），女，河北衡水人，衡水学院分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河北 衡水 053000）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媒介融合背景下地方院校新闻传播教育水平提升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303277）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9-0112-02
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技术也在进一步地革新，这不仅推进了媒介发展的步伐，还加强了媒介间界限的进一步模糊，网络、内容、终端的融合，促发了新闻传播的新形态，这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主体地位的地方院校，为地方培养输送人才，有助于服务地方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所以地方院校在新媒介形式下，更要认清形势，根据自身的情况，结合媒介环境的变化，深化改革，提升新闻传播教育水平。
一、加宽培养路径，更新专业方向
地方院校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特点，所以应该实时了解地方的经济发展需要，人才培养也要实时进行改革。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地方院校在新闻传播学的人才培养方面，应根据实际的市场变化和需求，加宽培养的路径，在专业方向上进行更新，结合媒介的发展，设置更能与行业、市场接轨的专业方向，从而拓宽学生的就业面。同时，还应该以短小的课程或独立的项目的方式，补充专业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可以设置与媒介融合相关的课程，甚至以媒介融合为背景，设置相关的专业方向，让学生能够精专于这方面的知识。然而地方院校也不能仅是就媒介环境进行闭门造车，而应加强与地方企事业单位、传媒行业及社会的互动，打造开放式的平台，进行传媒方面的教育。
但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空间毕竟有限，更新专业方向后还要进行必要的改进。首先，强化新闻传播课程教学内容和实操业务流程之间的逻辑关联，整合部分课程，尤其是相似相仿的课程尽可能地合并，比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广告策划、广告创意都可以进行适当的合并，同时相关的课程还可以进行重组。其次，适当删减不适于本科教育的研究性强、层次过高的课程，去除课程设置与本科教育的冲突。比如可以设置一些媒介应用类的课程，尽量减少媒介研究等课程的比例。再次，结合媒介融合的现状，开设一些媒体融合、新媒体发展和技术应用等业务课程，加强与行业的对接。最后，从本地的企事业单位、传媒单位中汲取意见、搜集资料，了解地方的媒介技术应用和发展情况，开发地方课程、校本课程，让企业走进学校，让学生走进企业。总之，在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方面，地方院校要清楚认识媒介发展的现状，及时转变观念，胆大心细地改革，从自身已有的教育模式出发，结合地方资源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二、结合区域资源，形成自身办学特色
在新媒介形式下，地方院校欲提升教育水平，首先要形成自身的个性特色，这不仅需要在学科方面有精准的定位，还要避免简单复制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教育模式，一味追求大、全的教学方式。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社会与行业在人才需求方面也有了变化，尤其是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变强，这便要求地方院校充分分析市场需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改变思路，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从而培养出有差异竞争力的人才。
地方院校应及时发掘和搜集本地区的现有及潜在资源，尤其是在新闻传播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创新力的企事业单位、传媒单位，一方面寻求合作教育的方式，培养订单式的人才，为学生就业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在合作中发现既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本校教育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与地方企事业单位合作前，地方院校应该根据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以体现自身人才培养的差异性的目标，进行精准定位，而不是照搬其他学校的教育模式。在充分分析自身发展形势之后，地方院校需要做适当的调研，发掘当地可以合作的企事业单位。根据开设专业的情况，进行分类分级；根据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内容和运行情况，发掘合作的方式。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既满足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需求，又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对表现突出的学生应予以就业推荐。地方院校可以订单的方式，根据地方相关单位提出的明确的规格需求，培养定向的人才。比如与各类媒体、广告公司等相关企业进行沟通，确定他们紧缺的人才类型，在现有培养方案允许的基础上，调整培养的重点，以小班、精优班为单位，培养专门人才。此类人才不仅能适应当地的企业，还能在同类城市中相似企业进行就业。同时，邀请当地经验丰富的传媒行业从业人员走进学校和课堂，将市场的变化、需求以及从业技能及时地带给学生。地方院校与传媒单位合作，不仅是为了培养人才，还应从实践中总结分析工作经验，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培养模式，突出地域性的差异，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这样培养出的人才不仅就业率高，较之其他同等院校的学生也更有竞争力，院校的培养模式也将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成自身的更好发展。
三、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应用能力
地方院校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以企事业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此类人才应在理论知识体系完善的基础上，还有较强的操作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尤其是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还需要有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所以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应向着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强，多方向、宽口径的方向发展。而媒介融合的推进，对学生的应用能力有了新的要求，转化到教学中，各院校则应该重视实践教学的加强，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1.创新校内实验、实训课程。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很多地方院校都面临着财政、师资、生源以及设备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局限了发展的步伐，尤其是设备方面的欠缺，使得校内实验、实训课程的开展遇到很多阻碍。这便要求地方院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展开校内实验、实训课程的创新，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校内的实验实训课程更应该进行革新。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首先促发了观念的变化，所以在进行实验实训课程教学时，不仅是锻炼学生动手能力，还要先传输给学生在新闻、传播、媒体方面的全新理念，让学生对自己学、做的事情有全新的认识，再注重应用技能的训练，才能培养学生在操作中思考、创新。在以往的实验实训教学中，也已经在使用项目式教学，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专做专练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新媒体环境下，项目式教学应该更多地结合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介传播的变化展开，采用模拟式与实操式相结合的方式，渐进式地推进，让学生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创造，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训练。在实验实训的内容方面，还应根据地方院校的地域特色，适当结合当地的企事业单位及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模拟演练及深度创造。比如，可以根据当地媒体的实际发展情况，为其设计并制作相关的产品，并进行相关的数据调研和可行性调查，提出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2.充分发挥实习、见习基地的作用。高校的人才培养一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毕业生很少能迅速地接手业务工作，并做出良好的成绩，这不仅仅是学校培养的责任，还需要与社会沟通互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习、见习基地的开发，不仅能补充在校内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缺失，还能从一定程度上加强学生对行业一线工作的深入了解。对于地方院校而言，培养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媒介环境的快速转型期，媒介环境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实习、见习基地的建设和应用，一方面能解决地方院校由于经济等原因而面临的硬件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还能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学生提供实际的工作、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提前进入工作状态中体验学习，有助于日后就业的顺利进行。地方院校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与地方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合作交流，建设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实习、见习基地，定期定量地向实习、见习基地输送学生。初期以让学生了解掌握基本技术、理解行业的经营理念为主，下一阶段则应由学校牵头，以专业资深的教师带队，配合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进行项目的合作，将实习、见习转化为行业生产力，真正地为企事业单位做出产品，体现成效，这样才能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切实的贡献。
四、提升教研转化力，服务地方经济
新闻传播学专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这不仅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实践能力，还要求教师以及学校都具有前卫的实践意识。作为教学单位，高校要做好教学和科研，更要重视教研的转化。对于地方院校而言，实现科研转化，服务地方经济，更能体现其本身的应用型特征。在教研转化的实践中，地方院校可以结合研究所的方式展开。首先，研究所的建立能够促进学科及专业科研队伍的完善，形成科研梯队，从而有助于地方院校的学科建设研究；其次，研究所形成科研效益之后，不仅能够服务于地方企业的发展，还有助于学校的品牌推广，让地方企事业单位对学校有更多的了解；最后，研究所可以切实承担政府、企事业单位、传媒行业相关的新闻传播方面的科研项目和应用型研究课题，以研从用，以用养研，从而充分地结合社会需求、行业需求，做到产学研的良性发展。在具体项目建设上，可以根据本地的自然、文化、历史资源，展开品牌传播、宣传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根据地方的传媒、广告行业的具体运作需求，打造适合本地企业发展的具体方案等。地方院校的研究所不仅能够搭建起学校、企业和传媒的桥梁，还能为本地经济的品牌化发展做出贡献。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地方院校更需要充分运用其自身的地方优势和机遇，紧抓地方文化、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特点，从应用型本科教育出发，形成更具合理性和适应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地方培养出更多适应时展，具有更强专业思维、技能和实践力的专门型新闻传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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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实现献身城邦的目的，而国王要做的便是搜罗和控制住这些诗人和文学家，使之为自己服务。即使城邦演变成国家，国王换做了政客，媒体也依然受着政治的摆弄。李普曼指出“现代政治的秘密在于对媒体符号的战略性运用，通过这些符号，统治者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大众利益的代表，视觉符号可以让人们的情感倍增，思想弱化……领导者可以将杂乱的大众感情调集在一起，谁掌握了大众情感的符号，谁就基本掌握了公共政策的手段，控制了当下的情势。”［12］即便自我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政府，一方面虽然碍于体制要求而难以直接操控，但另一方面却在积极渗透各大媒体财团，对相关报道进行阻挠和扭曲。郭小安从宏观层面指出国家和媒体的这种关系表明“一个国家的媒体生态事实上是国家权力架构的反映……大众媒介处于各种权力的互动和博弈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权力的约束和影响。”
但总的来看，传统媒体虽然受到了政治机构的影响甚至是操纵，却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媒体发挥着整合和过滤的作用，将民间舆论中的各类政治诉求通过打包的方式输入政治系统并提前过滤掉有害信息。另一方面，媒体充当了翻译者的角色，在政治系统的各类信息进入公众视野之前，预先作出解读和评价，从而引导民间舆论形成合理预期，同时将生硬的政治宣传进行软性化处理，使公众更易接受。正是媒体构建起的媒介舆论场分隔了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充当这两个场域的中介，避免了两者的直接对冲，从而表现出某种场域转换和对接的功能，使得公众语境层面杂乱无序的利益诉求和官方政治层面的强行意识灌输在媒体场域中达到平衡和共融。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体制性的原因，我国的媒体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高度重合，破坏了场域间的平衡。早期研究中国传播制度的学者指出我国的新闻业采取的是“苏联共产主义报业理论”。该理论源自20世纪的苏联，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传播媒体存在目的是支援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苏联共产主义报业理论”相信真理只有一个，而且发言人也只有一个即共产党或党的领导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传播媒介的角色定位是集体的鼓动者、宣传者及建设共产主义的教育者。传播媒介具有强烈的工具性，为党和国家服务，并且为国家所拥有。也就是说，整个媒介结构异化为政治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旦失去媒介场对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转换、联结功能，结果将是官方舆论场对民间舆论场的直接吞噬，于是舆论一律的畸形传播现象便应运而生。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你将分辨不清哪些是公众的意见、哪些是媒体的意见，哪些又是政府的意见，某种超然的政治意志将主宰一切，并代替人们的理性思考，成为让所有舆论单元面朝一处的权力核心。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而且是自己的声音，真实和虚伪根本无关紧要。以时期的地方报纸为例，1959年10月《南阳日报》公布河南南阳地方工业提前65天完成1959年生产跃进计划，秋季粮食比1958年增产27．7％，万亩水稻亩产800斤以上，22.4万亩棉花亩产皮棉150斤以上，86万亩红薯亩产6000斤以上。22．6万亩玉米亩产350斤以上。实际上，当年全区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75％，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3．02％，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78．76％［15］。
而《人民日报》对时期的这种现象发出了这样的评论：“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16］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政府因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制定着一项项错误的决定；民间舆论则因缺乏合理的引导，在盲目乐观的氛围中编造出一幕幕自我荒诞剧。总之，一旦媒介舆论场急剧萎缩，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将难以开展，政治沟通本身也会失去意义，政治参与更是无从谈起。只有通过媒体构造出官方和民间交流的中介域，国家才能实现对公共舆论的有效领导，公众才能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这种国家———舆论模式并不是最理想的，但是至少可以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相对稳定。然而，这种模式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嬗变并呈现出式微的迹象。
二、社会变迁与公共舆论
社会变迁展现了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结果，它源于社会体系为适应新的需要和不平衡，对原有结构进行重新调整的需求。某种程度上，网络舆论场的形成虽然得益于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更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类结构要素变化的逻辑结果。
（一）社会整体结构的变迁经典社会变迁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处于线性发展过程，整个社会形态从会向工业社会演变，而工业社会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工业社会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分化。斯宾塞是这样描述社会变迁的这一过程的：人类社会在开始时，每一个个体既是作战者，又是耕地者；既烘烤面包，又制造工具。随后，军人、工匠、铁匠和面包师傅，便构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就是从同质到异质的转化过程。人类社会通过个体的集成，经由运动的分散，凝聚为部族、城邦。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从集成到均衡，呈现出量的演化［17］。随着我国由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将由简单转向复杂、由同质变为异质，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流动效率也将显著提升，从而产生一批新的社会阶层比如“农民工”、“个体户”、“北漂族”等等。而社会结构的这种多重分化十分有利于公共舆论构建的张力形成，因为异质性的舆论主体结构将使公共舆论朝着不同向度深度扩展，进而吸纳大量不同主体的意见。这些基于不同利益、视角进行的舆论表达经历了孕育、发展、成熟和衰变的过程，彼此又存在互相拉扯的动力，从而使得舆论本身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传播。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现代化本身的意蕴也极具丰富，包括了国家发展的城镇化、工业化、大型组织的科层化、公共权力的世俗化以及正规教育的广泛普及，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等一系列内容。就我国而言，自1978年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公共舆论场域的建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议题资源：既有大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有小到社会个体的生活隐私；既有征地拆迁的社会阵痛，也有大灾大难面前社会互助的温情和感动。总之，不管是大是小、是喜是悲，公共舆论指向的对象不断趋于多样化，内容也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议题资源的极大丰富将有助于公共舆论的构建和发展。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除去表达目标以外，表达本身也具有价值。对于生活在高科技社会中的多数人来说，生产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人们的平均寿命和主观惬意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早期工业化的重心即强调经济增长的倾向退居到次要位置，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在个人层面上，“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收入已非首要目标。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表达自我和渴望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舆论本身正成为舆论的目的。
（二）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社会变迁过快以致超越心理的承受极限，将导致大量失范行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揭示了心理图式的这一变化。涂尔干认为，个体心理的平衡源于欲望的达成，为了合理引导社会成员的求欲行为，社会会自发的形成一系列等级秩序和制度规范进行控制。但是，过快的社会变迁在生产大量欲望的同时，也将使制度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失去原有的控制能力。于是制度外行为大量涌现，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也与日俱增。最终，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发生嬗变，甚至逐渐被撕裂。我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剧烈程度更大，跨度更宽，影响范围也更为深远，因而完全有必要加强对社会心理层面的审视。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虹为了强调社会心理的重要性，提议学界引入“中国体验”这样一个全新概念。他指出“‘中国体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19］而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在于“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具体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总的来看，这样一种连续转弯且极端对立的社会心态难以有效地自我调适，结果“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20］特别是在变迁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与观念将不断重组，传统的意识形态则趋于解构，整体呈现出对体制内的逆反情绪和体制外的仇富心理：一方面，公共舆论对体制内一些带有符号性的物象进行戏谑式的嘲讽和黑色幽默式的暗喻；另一方面，社会整体失范行为的增多导致部分投机取巧者的一夜暴富，从而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并升级为仇富行为。这两种不满并非源自成员自身环境的直线恶化，而是变迁过快情景下，社会预期的提高和相对比较下的心理落差所致，也就是说其根源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变坏了，而是变得“太好了”。但是，这种不满依然有向怨忿转化的危险并逐渐弥散，从而内聚破坏社会的现实力量。总之，社会个体在快速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复杂的心理体验，积蓄起强烈的心理压力，同时也就产生了释放压力、寻求平衡的动机。这些动机通常以发泄的方式得到消解。于是，受众在相似的心理场作用下相互聚合、彼此安慰，并在雷同的心理语境下制造舆论。这些舆论既是发泄不满、寻求慰藉的产品，也是个体尝试适应社会变迁的努力。所以，即使这些舆论充满了语言暴力，我们也应抱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
（三）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适，以求更好地厘清两者的行为边界，并给社会充分的活动空间。因此，单中心的治理结构开始向网状结构演变，政府不再充当全权的管理者角色，而更多的体现协调和决策的功能，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也亟需重塑。就我国舆论环境而言，主要反映在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再定位。然而，我国政府在全能主义模式的惯性影响下，面对媒体和公共舆论时，依然在用老脑筋思考新问题，对媒体的运用简单粗暴、惯于长官意志，对公共舆论置若罔闻、听之任之。官方媒体被大量的空话、套话和会议精神所填满，而政治家们则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那些“正确的废话”。这种呆板的舆论环境极易激发社会的某些对抗心理，这既有变迁过快下社会心理结构的不稳定因素，也隐藏了大众教育普及下政治行为再认识的冲动。总之，政府的公信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民众对政府的调查和澄清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政府也因此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恶性循环。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变迁情景下的不信任现象，郑永年指出中国社会目前出现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造成的“社会墙”，同时引发出“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21］的担忧。刘建明在分析两个舆论场互不信任的同时，进一步认为“主流媒体上的宣传如果盛行官话并由此造成压力，公众就心向网络，涌到网络上发表意见，网民在传统媒体上用真名说假话，而在网络上用假名说真话的现象就会层出不穷。”网络舆论场的构建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结构变迁下，不信任危机向虚拟的延伸。对组织权威的不信任不只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更是一个时代性的特征，是一个历时性的全球性变化。所以，在不信任的逻辑线中还穿插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演进的痕迹。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中，整个过程十分注重社会分工和团队协作的作用，并严格要求个体遵循规章制度，为高效率的生产服务。结果，组织权威被高高举上头顶并演绎出科层制的架构来实现这种权威。而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中，个体价值的彰显开始抬头，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自我个性的释放要求开始瓦解工业社会以来建立起的组织权威，并以“自我”为中心构建其新的范式。根据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在1981年到1990年来自21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中，对已确立的等级制度的信任度都下降了，并且这些工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受支持率几乎都降到历史最低点。“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他们比他们的前任们逊色，而是公众对现有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在整体上不如往昔，人们的关注点转到个人的问题上。”［23］因此，面对信任流失问题，我们既要不断完善治理结构，更要在新的观念框架下整体把握，以期在组织权威和个体自由的张力结构中寻求平衡，在公共舆论的不信任中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四）社会媒介结构的变迁1978年，我国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试点“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该方针成为我国媒介体制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我国的媒介属性发生巨大变化，市场思维逐步渗入媒体的日常运作，传统的政治宣传功能出现弱化。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新闻制度下的媒体，不再仅仅充当引导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而是在政治权力与经济逻辑建构中新生的复合体，既服膺政治领导，又迎合市场需求。就媒体而言，媒介体制的市场化引发了媒体对自身定位的困惑，使其摇摆于市场和政治。市场化运作之后，传统媒介的身份开始裂变并产生多种角色。媒介集团一方面是市场的主体，需遵循利益导向，实行企业式的操作和管理。整个媒介体制向“文化产业”的打造逐步转轨，积极地将信息内容包装成文化商品进行营销；另一方面，媒体即使在商业逻辑的影响下，也仍然难以摆脱公共舆论的引导角色，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需积极发挥传达民意的功能。所以说，媒体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事业单位的运转，也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活动，而是必须将两者融合起来的一种全新模式的经济运行。除了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我国目前的媒介体制并未实现充分自主，依然深嵌政治体制，承担着大量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的功能，因此难免受到权力的制约和控制。总而言之，研究新时代的媒介结构，应该超越传统的“市场对国家”、“国家对社会”的简单二重逻辑，把握媒介角色的多元复合特性（经济、政治、社会功能的统一）。但是，这些多重身份相互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内在矛盾，无论媒体饰演哪种角色都难以自洽：作为政治体制延伸的媒体，容易被这个充满逆反心理的社会所抛弃，最终难以赢得市场的青睐；作为社会代言人角色的媒体，在涉及到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较为敏感的话题时，一旦与政府的认识发生偏差，以致处理失当，不仅会影响社会和谐还易受到政治上的排挤；作为市场主体的媒体如在逐利过程中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则会遭到人们的摒弃和唾骂。在这种身份的对立中，媒介开始分化，在不同动力（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的驱使下，同时又为顺应形势的变化和政治任务的阶段性需要而轮流扮演着三种角色，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面对媒介体制的变化，我们采用了所有权由政府垄控，经营权相对自主的权力分配方式来应对，并初步形成了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信息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新闻媒体有了三个“老板”，一个是党和政府，为媒体活动的范围划定底线；一个是社会正义，对媒体活动的内容进行道德评判；另一个则是经济利益，为媒介活动的路径选择提供最终目标。媒介结构的这种变迁使得公共舆论的引导较之过去更加复杂多变，而公众在纷乱的信息浪潮中也逐渐陷入集体迷失的困境。
中图分类号G214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黄丽媛，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沈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62
一、前言
国内以新闻从业者情态为对象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世纪初：其中以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为切入的一类研究作为新闻实务层面新闻人：作实践研究范式下的显性研究议题备受学界、业界关注。纵向对比发现。此类研究尽管均以“焦虑”为研究对象，但是就“焦虑”的外在表现、驱动因素等呈现历时性变化。2000年以来，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驱动因素发生着由简到繁，由内到外的巨大转变。（表1）此变化或与国家政策、传媒生态、产业格局的系列变化息息相关：
2014年以来，分析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时，一类研究主张在传媒人事制度转型中，领导与员工价值观的冲突产生着价值焦虑；工作流程转型中，时间全天化、节奏高频化、舆论压力常态化及转型加剧了竞争、竞争继而推进量化、量化最终放大压力而萌生职业焦虑；同时转型方向不明朗导致了身份焦虑。另一类研究则认为媒介融合是造成近年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主要动因，以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尤为明显：1.对于依旧供职于传统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来说，“哀叹传统媒体正在日落西山，担心行业的前途和自身的命运，对新旧媒体融合的前景普遍表现出担忧，甚至患上了‘融合焦虑症”’；2.对于已经从传统媒体转型到新媒体的从业者，自觉“在工作当中经常会有虚幻感、玻璃心”；3.而对于还在犹豫留守抑或离开的新闻从业者，如何选择、传统媒体职业权威性是否继续存在以及尼葛洛庞帝之间一“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等疑惑，令其承受着超负荷的身心压力，深陷精神困境。
基于此，本次研究认同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不仅会影响其个体务实、求真的职业心态，更会间接影响其供职传媒的公信力和可持续发展；甚者，长期处于焦虑情绪下的从业者将不自觉地把焦虑情绪附加到新闻报道中，进而将焦虑传导至公众、社会，从而进一步放大社会焦虑。因此，本次研究以此为逻辑起点，拟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一则对当下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程度进行量化评估；一则对自变量媒介融合与因变量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相关性一探究竟；引入调节变量，阐释其中介效应的同时以期解构如上相关性的发生机理、内在缘由。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焦虑是人们对可能造成心理冲突或挫折的某种特殊事物或情境进行反应的一种心理状态，它伴随着某种不愉快情绪体验”，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在此概念范畴下。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一项调查表明，如今的新闻记者不但对自己的前途越来越担忧，而且对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充满焦虑。本次研究重点关注对象是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以报纸媒体从业者为例。
（一）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研究
1971年，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约翰斯顿及其同事对全美新闻从业者进行了调查研究。该研究在新闻从业者研究史上成为里程碑式研究，并为日后同类研究奠定了基础框架与研究范式。20世纪80、90年代后，全球范围内有关新闻从业者的系统调查研究不断涌现，代表性成果如《全球记者》。国内对于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研究大致归结为三类：
1.文化心理面向。“当新闻从业者感到他们所属的组织无法提供实现专业理念的空间时，他们就会感到困惑，甚至失望，其心理根源在与专业人士与组织成员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该研究在对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压力等问题展开讨论时，将研究视角更多投射到文化心理面向，开启国内研究新闻从业者的全新维度。关于“成名的想象”相关议题的讨论在学界、业界尚未得到定论后的一个年代后，“理想”再次与“新媒体”关联，“当代中国新闻社群分别在理想/现实、新媒体/传统媒体二元对立基础上建构着各自的神话。本来在新闻社群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传统媒体新闻人逐渐感觉到这种优势位置感的消逝，表达着身份认同危机下的焦虑情绪”。而对于记者等新闻从业者对自身职业角色产生混乱、焦虑和迷惘等，研究主张都应当回到新闻工作的社会价值来审视当下的困惑。
2.政治经济面向。该面向研究以上世纪80年代国家政策主导驱动下的国内媒介市场化，及处于该进程末端的人事制度改革和福利政策的变革为研究起点。2000年伊始，传媒尝试实施非终生合同聘用制和业绩与个人收入直接挂钩的绩效考核制等多重弹性用工制度，新闻工作成了任务导向型工种，及时劳动取代了及时供应，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责任和承诺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永久的不安全感㈣；且国内“许多媒体还采取了‘末位淘汰制’，连续三个月处于末位的员工必须离职或重新选岗，这进一步加剧了职业的不安全感”。在此背景下，“新闻民工”现象、“新闻民工”心态成为热点研究视角。“民工心态”的记者，他们基本可以享受编制内同行待遇，但仍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和职业地位受歧视；伴随工作实践中无力感和挫败感的加深，“新闻民工”意识的自我定位也在加深；进而“当我们的媒体市场化后或者产业化以后，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甚者，这种民工化思维往往使记者伴随着个人价值实现的相对剥夺感和职业倦怠，直至将其个人与组织严格分开，工作中甘于被动应付。
3.实证类研究。据上文已知晓，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新闻从业者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内针对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研究常见于思辨性研究，因此在实证类研究文献回顾部分，本次研究将关键词由焦虑情绪拓展为“情绪态度”。国内该类实证研究较早见于1994年，由陈祟山、祝建华等主持展开，系统介绍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总体情况。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全国记协国内部进行的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研究，对当时新闻从业者的基本价值观、传媒功能认知、新闻报道价值等进行了统计描述。新千年以来此类实证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生存概述、职业化水平、工作满意度等面向，如2002年陆晔等对社会转型和新闻改革过程中相关权利关系作用于新闻从业者的方式、程度；2006年吴飞在其研究中指出新闻从业者对“同事关系、领导能力、工作弹性、社会影响”等内在或激励因素的满意程度要高于“报酬收入、福利待遇、升职机会”等外在或摄生因素。2009年周勇在对125位新闻工作者在线调查基础上得出结论，转型期“焦虑情绪在中国新闻工作者中普遍存在”；2014年赵云泽课题组在对124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基础上明确“职业倦怠已经成为新闻工作者面临的普遍问题”。
（二）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研究
当前中西方学者就媒介融合议题研究呈现智者见智的多样化态势。其中“融合新闻”从应用新闻学的角度展开对媒介融合发展的研究，讨论主体分个体与媒介组织两个层面。个体层面标志性成果如“超级记者”，义称“背包记者”。此类研究重点围绕记者在融合变革下职业素养的新要求与业务功能的新认知展开，因此，本次研究议题一媒介融合与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归属融合新闻个体层面研究范畴。
在讨论如上变量相关性时，国外相关研究结论较中立，主张真正决定融合的不只是科技过程或其他，融合通常以不可避免的公司化和集中化等含义流传于媒介工业，从而左右着人们对于融合的期待和理解，融合是一个新的媒体意识形态，一种促进新自由主义全球市场的思维方式；且媒介融合一定程度促成记者由“一匹孤独的狼”转向“多媒体团队的一位成员”，同时伴随着多媒体意识的强化。国内同类研究结论则相对明晰，提出新闻记者积极投身于媒介融合，就必须进行自我职业能力的提升，这又无形巾增加了职业压力，打击了新闻记者的从业积极性，产生职业倦怠感；个别新闻从业者“倾向于将新闻理想的失落归咎于新媒体转型引发的压力”；而在一项调查中，多数受访者表示，“对于报业融合和转型主要采取不合作、不认同两种态度”。
（三）JDC理论模型
中西方众多学者就工作压力、职业情态的影响、调节变量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Karasek于1979年提出了里程碑式的工作要求――工作控制模型（Job Demands-Control Model，简写为JDC模型）。在该模型中，工作控制和工作要求被认为是影响工作压力的两个重要变量，增加工作要求的同时应该提高从业者工作控制，才能激发从业者工作积极性。
工作要求，指存在于组织环境中的反映员工工作任务量、复杂程度、时间要求、工作不确定性与冲突的因素，即工作压力源。对应在媒介融合进程下的新闻从业者，“单一业务技能的编辑人员已难以胜任跨媒体的编辑任务，编辑的身份将在裂变中被消解，被整合”；面对变革“每一位编辑都应当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认真而冷静的自省精神认识自己，从社会责任、专业技能、协同合作等方面，提升新媒体环境下编辑主体的核心价值”。
工作控制，指个体能够对工作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细分为技能判断力和决策自由度。在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相关性关系中，引入如此主观性、个人化的叙事语句作为调节变量，一则可直观了解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在传媒结构化转型过程中不断调适和寻找“位置感”的话语策略，一则有助于推测新闻从业者对其职业意义等相关命题的信仰和坚信度。
（四）研究假设与模型
本次研究围绕新闻从业者，特别是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展开。遵循该议题已有研究下实证类研究范式，以当下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主要动因之一――媒介融合为自变量，探究其与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相关性；基于JDC理论，引入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调节变量，以期阐释媒介融合与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的发生机理。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1：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H2：工作要求在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中具有正向中介作用。
H3：工作控制在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中具有负向中介作用。
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变量测试
1.自变量媒介融合：拟采用Lau&Woodman（1995）开发的组织变革量表作为初始量表，结合传媒组织特征进行了改良。量表分为5个指标，共计16个题：媒介融合给我带来的影响指标3个题；媒介融合变革的强度和重要性（以对组织的重要性为主）指标3个题、媒介融合的预判及意义指标3个题、媒介融合开展的显著性指标2个题、对媒介融合变革的个人控制指标5个题。
2.因变量焦虑情绪：拟采用xie（1995）对焦虑研究所应用的焦虑情绪受测量量表。该量表包括5个题项，如我会因为工作感到烦躁或神经紧张、工作经常使我忙得几乎发狂。
3.调节变量：工作控制与工作要求，均以Karasek在JDc理论模型中开发的量表为基础，结合传媒特征进行改良，其中工作要求量表包括6个题，工作负荷指标3个题，时间压力指标3个题；工作控制量表包括7个题，技能判断力指标为4个题，决策自由度指标为3个题。
（二）研究数据及分析
研究前期共收回调查问卷219份，填写方式为在线自愿完成，时间跨度为2015年9月1日至10月1日，受访者均为供职于报纸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样本分布于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湖北、河南、黑龙江、河北、江苏、浙江及其他。运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对总体样本的特征与结构分析拟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各变量及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拟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法；对媒介融合对焦虑情绪的预测作用，工作要求、工作控制的中介作用等验证拟采用回归分析法。小样本预调研数据分析显示，上述各量表克隆巴赫系数均大于0.8（受篇幅所限不再详述），说明本次研究采用量表信度较可靠，且可用于正式调查。各量表中测量题项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1对应非常不同意，5对应非常同意。
四、研究结果
（一）新闻从业者人口统计学素描
本次受访者以男性居多，占比56%；其中-21 35岁年龄段人群占1：L75%，总体呈年轻态势；工龄在五年以下者居多，十年以下者占比近七成；近六成有跳槽经历，追问其未来半年是否将跳槽，四分之一受访者给出肯定答案。此外，样本总体呈双高态势，即高学历、高收入。其中，58%的受访者学历为本科，博士研究生超高学历者占L：L5%；而4l%的被访者工资水平在8000元以上，6000元以上者占比接近六成。
（二）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显著性分析
1.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显著。本次研究以焦虑感受测量量表五个问题所得值的均数作为焦虑程度值。根据SPSS22.0样本统计结果.可知，反应焦虑程度的指标均值为3 26，大于题目平均值3，并且经过t检验得知，显著性为0.000小于0.05，即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当下焦虑情绪显著。
2.焦虑情绪在学历、工龄属性中差异显著。检验焦虑情绪在不同属性下是否差异明显时，发现存性别、年龄、是否有跳槽经历三个属性中，不同类别下的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差异并不显著。尽管如此，《青年记者》以晚报都市报青年记者为调研对象，充分验证了年轻一代新闻人的职业因惑和从业焦虑。此外，学历属性下的最高学历一博士研究生类别受访者，较其他几项低学历受访者的焦虑情绪更高，且p值0.005小于水平显著性0.05，即不同学历的新闻从业者焦虑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在工龄分组中，工作21年以上的新闻从业者的焦虑程度最高，且p值0.038小于水平显著性0.05。
（三）媒介融合与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呈正相关
根据SPSS22.0 person相关性分析可知，焦虑情绪与媒介融合在水平显著性0.05上相关显著，几‘为正相关。（表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媒介融合量表中五个指标为自变量，以焦虑情绪为因变量构建同归模型。首先0ANOVA分析结果显.示，F值为12 847，大于10，且显著性为0.000小于.0.05，即此因变量适合做回归分析，并且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最终通过系数表格得到方程为“焦虑=3.730-0.017。影响+0.274*强度和重要性.+0 254*意义-0.458*显著性+0.397*个人控制”；自变量p值均小于0.05，因此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该方程，媒介融合总体与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正向相关。其中，媒介融合变革的强度和重要性（以对组织的重要性为主）、媒介融合的预判及意义、对媒介融合变革的个人控制三项指标对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影响作用尤其显著
（四）调节变量对媒介融合与焦虑情绪相关性的中介效应
加人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变量后，自变量媒介融合与因变量焦虑情绪相关系数和决定系数均有所提升，说明如上两个调节变量的加入具有显著影响力。
1.工作要求变量。加入工作要求调节变量.其对应p值为0.000小于0.05，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工作要求对焦虑有显著影响，并且由于系数为0.621，表明工作要求在媒介融合与焦虑情绪中起显著的正调节作用，即工作要求升高时，自变量媒介融合对因变量焦虑情绪的作用也相应增加。（表3）
2.212作控制变量。加入工作控制调节变量，其对应p值为0.003小于0.05，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工作控制对焦虑有显著影响。并且由于系数为0.289，表明工作控制在融合变革与焦虑情绪相关性中，较工作要求变量发挥偏弱的正调节作用，即工作控制升高时，媒介融合对焦虑的作用仍会相应增加。（表4）表4工作控制在媒介融合与焦虑情绪相关性中的调节作用回归分析
五、研究假设修正与讨论
（一）研究假设及模型修正
综上分析，假设1“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成立，假设2“工作要求在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中具有正向中介作用”成立，假设3“工作控制在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中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不成立。研究模型修正如图2：
（二）结论与讨论
我们处于向多媒体进发的时期，媒介融合是新媒体时代的最大特色，所以这个时代也可称为全媒体时代或媒介融合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推广，新媒体技术快速成熟，以电子化及数字化为特点的全新媒介使传媒生态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当今传媒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媒介融合，而固有的媒体和新媒体融合进步，是传媒界正在面临的一项深刻及关键的变革。
1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不足
1.1教育理念较为传统，对实践教学部重视
在近几年高校学生增加及办学规模扩大的情况下，我国的新闻教育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2011年底，教育部备案的新闻传播专业本科在校大学生人数接近20万人，教学部门高达975个。很多具有高学历的青年老师毕业于新闻院校并进入工作岗位中，没有经过媒体实践的锻炼，不具备丰富的业务经验及实践本领，专业教学缺乏实践训练。
1.2设置新闻专业的课程不能紧跟时展的需要
首先，固有的新闻教育中，专业导向是新闻实务课程的内容指向，以广播电视、报纸及网络等单一媒介介质进行区分，不重视当今不同媒体间逐渐融合的总体形势，缺乏媒介融合的思想。专业间分业比较显著，学生不具备较好的适应能力及跨专业学习的本领。与此同时，针对不同媒体，对同一种实务技能进行课程的划分，也必然会导致教学资源的浪费及教学内容的重复。在新媒体阶段，这种课程体系所塑造的学生的专业本领不能很好的满足新媒体发展的需要。另外，在设置新闻专业课程时，或因为没有及时转变老师的思想，或受有限的专业实践平台条件的制约，我国很多的高校面临轻实践课程、重理论课程的状况，实践课程很少，导致实践教学仅仅是流于形式，学生没有实质性的锻炼及改进实践动手能力。
1.3专业实验室较为单调，且媒介技术的发展提前于建设
因不同的高校具备有差异的办学经济状况，高校新闻院系不一定开设专业实验室。尽管某些高校具备专业的实验室，实验室彼此间也具有相互分离的情况。例如，摄影实验室、报纸编辑实验室、广播电视节目编辑实验室等，这种彼此无关联的实验室不能使融合性实验教学得到满足；另一层面上，媒介技术逐步发展，革新速度快，我国高校目前的专业实验室装置较为落后，不能适应新时代实践教学的要求。
2新媒体视阙下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
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媒体人需要掌握的能力是资讯整理、跨媒体传播策划、大数据的收集及分析能力及“融合新闻”的制作本领等，都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水平的准则额。目前很多综合类高校新闻专业的培养方向是一专多能的高素质综合性新闻传播人才。“一专”指的是深厚的新闻传播知识的能力，“多能”表现在多媒体技能及多学科环境，在媒介融合的时期，单一的专业技能不能符合媒体工作的需要。从新闻传播学可采用综合性的人才培养目的角度上出发，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制度创新的两个关键点是跨媒体工作能力教育制度的塑造及专门学科基础教育制度的引入。
3媒介融合时期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创新途径
3.1加强教学思想的创新及专业教师全媒体实践技能的训练
面对新媒体背景，高校新闻教师团队面对着实践技能迈向全媒体发展、知识系统重新组装的紧急状况。首先，高校应注重专业间的彼此结合，分析新闻专业及与媒介息息相关的专业在实验室建设、教学等方面的合作，在新闻专业师资队伍中引入具备多媒体技术背景的老师，在这个基础上，带领本专业老师学习多媒体技术及网络，增强其全媒体实践的本领。
3.2创新考察形式，增加融合媒体实践课程的比重
我国媒介技术的高速进步及高校专业课程安排的周期性存在很大的冲突，媒介技术的发展提前于新闻专业课程内容。媒介融合环境下。我们必须结合未来的发展安排课程专业实践类课程，同时，还应增加融合媒体实践课程的比重。
3.3改进教学装备，努力搭建融合媒体实验基地
建设交互式的新媒体教学实验背景。媒介融合时期的新闻专业应打破固有的教学实验平台建设以媒介形式为根据，努力构建跨媒体、多功能的融合媒体实践教学基地。并不断的更新平台的教学装置，努力实现前沿性及时新性。
4结语
随着新媒体时期的到来，媒体融合逐步发展，作为国家文明程度的象征，新闻传播对社会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影响力及地位得到了更多的社会人士的关注。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逐步进步、满足全媒体时期新闻传播工作的要求，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及前所未有的机遇，只有与时俱进、坚持理想、改革创新及放眼世界，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李敏军.探析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的影响[J].西部广播电视，2015(21)
[2]王雅琴.媒介融合背景下受众的“二律背反”变化[J].鸡西大学学报，2016(02)
针对宁夏地处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实际，通过媒体信息传播引领民族团结和解放思想、干事创业的先进文化，增强文化引领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特色
第一，通过生动鲜活的新闻及广播影视作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引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先进文化，要做到报纸有民族团结专栏、广播电视有民族团结专题节目、网络媒体有民族团结专题策划。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回族文化、回乡文化既是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也是重要的宣传资源。近年来，宁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宁夏媒体要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挖掘民族团结的鲜活宣传案例，在区内外宣传宁夏在民族团结方面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宣传宁夏回族文化在当代的发展与繁荣，宣传宁夏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新举措、新经验，宣传当代宁夏回商文化的新发展，宣传当代宁夏回族文学作家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与发展的贡献。
第二，弘扬“解放思想、不甘落后、自加压力、干事创业”的先进文化，营造全区民众“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氛围。宁夏地处祖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但是，从自治区成立以来的54年，宁夏人民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宁夏传媒要弘扬并引领“解放思想、不甘落后、自加压力、干事创业”的先进文化，大力宣传各行业中由宁夏先行先试，推向全国的“宁夏经验”，宣传宁夏近年来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实施的成功的改革经验，宣传宁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崇“只争朝夕、抢抓机遇、真抓实干”的精神，宣传宁夏人民“小省区要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和“跳起来摘桃子”的勇气和魄力。
深入宣传宁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引领科学发展的现代生态文化
总书记在宁夏视察时强调：“宁夏要为构筑祖国生态屏障贡献更大力量。”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宁夏在退耕还林、防沙治沙、发展循环经济、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了王有德等先进典型人物，宁夏传媒要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在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新闻宣传引领现代生态文化在宁夏继续发扬光大，要大力宣传防沙治沙战线模范人物的无私奉献精神，宣传宁夏在生态建设领域的成功经验。要把宁夏生态建设、生态文化建设的成果与宣传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提高文化引领的针对性和时代特色。
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用先进文化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
通过大众传媒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是青少年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传媒要积极参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用先进文化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
第一，办好宁夏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和《小龙人报》，使其成为全区青少年获取新知、接受教育的重要平台。少儿频道要坚持公益频道定位，要在现有节目的基础上，“开门办频道”，教育主管部门、各类学校要支持少儿频道举办寓教于乐的青少年节目，通过各方参与，打造本土精品青少年节目，要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举办参与性较强的少儿才艺展示、青少年科技创新类电视赛事活动，提高频道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小龙人报》是宁夏唯一的少儿类报纸媒体，目前该报纸的定位是学习辅导类报纸，功能较为单一，要创造条件使其扩展服务少年儿童的媒体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关注农村地区，特别是南部山区青少年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体信息需求，在传媒资源配置方面要适当倾斜。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当前，宁夏青少年传媒资源配置依然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南部山区及农村留守儿童的传媒占有量、接触率较低。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宁夏南部山区青少年教育工作，先后通过兴建六盘山中学、育才中学扶持山区学子走出大山，还在农村地区实施营养早餐工程，这些德政工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下一步，还准备在山区青少年教育的软件建设、思想道德建设领域有新的作为，实施媒介援助就是一个好做法。建议将《小龙人报》整体办成服务山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免费报纸，开创全国首个由政府投资举办，以赠阅形式免费向山区青少年发行的农村少年儿童公益报纸，这将是宁夏传媒“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个创举。
第三，传媒应针对宁夏实际情况，主动出击，结合学校教育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所谓媒介素养，是指国民正确判断媒介信息的价值、意义和作用并有效使用和传播信息的素养。作为媒介受众，青少年如果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就可以分辨大众传媒背后的各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对接收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坚持和弘扬健康向上的观念和文化，抵制和批判消极腐朽的观念和文化。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对青少年群体作用力巨大，一些青少年迷恋网络、乐于接受过度成人化的内容、不能分辨信息优劣，有的甚至沉迷于信息。媒介素养教育在国内一些省区已经开展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媒介素养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等教育教学机构的工作内容，传媒自身也应该承担起这项社会责任，宁夏传媒特别是定位于青少年的传媒，应该在此方面先行一步，在青少年中通过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引领先进文化。
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当前，宁夏网络文化建设应该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首先，做大做强宁夏新闻网等门户主流网站，使其成为向国内外传播宁夏本土信息的主渠道。要加强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数字报业板块建设，在做好现有的数字报纸、手机报、公交移动视频、报网互动栏目、宁夏新闻网的基础上，瞄准新闻媒体发展的未来方向，准确选择和建构新媒体盈利模式，未雨绸缪，在Web3.0数字媒体、移动传播媒体建设领域提早介入、深度介入；要做好以宁夏新闻网和五市新闻网为代表的主流新闻网，特别是五市新闻网，当前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新闻时效性差、更新率低、专题栏目无特色的缺点，与城市主流新闻网的良好标准还有较大差距，需要下大力气建设。
其次，做好专题网站建设规划，针对新闻宣传、外宣报道的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做好视频类、民族文化类、文化旅游宣传类、重点项目建设类的代表性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