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使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生活展开的崭新场所。“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概念因而开始出现。有关资料表明，“赛博文化”的概念同“赛博空间”的概念分不开，并且是在“赛博空间”的概念出现后出现的。最早使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一词的，是加拿大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Gibson）。1984年他在科幻小说Neuromancer中首次使用了“赛博空间”一词，塑造了一个将电脑直接联入大脑的主人公，描绘了一种电脑联网把人、机器和信息源都联接起来的景象，昭示了一种社会生活和交往的崭新空间。此后，以cyber为前缀的词汇迅速流行。与此同时，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网络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图景不再仅出现在科幻想象中，而是也开始出现在现实中。20世纪90年中、后期，伴随着因特网在全世界的扩张，一些网上的文化娱乐形式纷纷出现，吸引了爱好新潮的上网者。这一现象，引起了传播学研究界和教育界对“赛博文化”／网络文化（cyberculture）的关注。
到今天，“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对于经常上网的网民来说，已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存在。对他们来说，网站上的娱乐频道／板块、随意轻松的网络文学、色彩缤纷且闪动不停的Flas、生动诱人的网上电子游戏、别具一格的网络广播和网络电视、互动式的视频点播等，已非陌生的事物。电脑网络显然已成为全新的文化载体。对于条件具备而已上网的网民来说，网络正在渗透进其文化经历，融入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在网上冲浪享受多样化的文化作品、游戏娱乐，而且可以通过上网同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进行可视电话交谈、发送贺卡完成节日礼仪，通过鼠标一点完成商务通信，通过访问政府网站了解政务信息、享受电子政府提供的便利，通过到BBS上贴帖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由于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因特网普及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网络尚未真正渗透到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因此，这些网络上的文化形式（传媒网站和参与网络新闻传播的商业网站是提供这些形式的文化内容的重要生力军）还没有能像传统的媒介文化形式那样广泛融入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但是，它们在网民一族，尤其是在天然地对新生事物特别敏感偏好的青少年网民中的流行，毕竟标志着因特网和网络新闻业介入社会文化的态势，已经出现。在那些因特网的普及率已超过25％和普及率甚至已接近或超过50％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因特网和网络新闻业介入社会文化更是已成现实。
试以因特网的发源地美国为例。根据以研究因特网著称的美国Pew研究中心（）2002年12月29日的题为《依靠因特网》（CountingontheInternet）的研究报告，美国网民已占全国人口的60％，40％的美国人上网已满3年（以上），因特网在美国已成为一种主流的信息工具。21％的美国人透露他们在从事各种任务时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因特网。①可见因特网已渗透到美国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我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提供的调查数据，2002年12月底我国大陆网络用户数已达5910万，虽然在我国13亿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仍然甚小，但鉴于按年龄分布，30岁以下（包括30岁）的用户占71.9%（18岁以下，17.6%；18－24岁，37.3%；25－30岁，17.0%），网络在热爱新潮的我国青少年中的影响不容低估。一些研究者在大中学生中进行的有关网络文化与青少年的调查显示，网络正在融入他们的生活。例如，根据2001年5月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杭州市区中学生接触和利用网络的调查，42.2%的杭州市中学生几乎每天上网；51.2%的杭州市中学生网民承认因特网已经多少改变其以往的生活方式。就他们对各种网络功能的使用而言，使用率超过50%的功能有网络游戏（62％）和聊天室（54.4%），电子邮件的使用率则达到48.6%。②又如，一家网站于2002年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进行的有关校园网络文化的调研发现，59%的调查对象认为网络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有的调查对象甚至认为网络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可见在交大，上网正在变成大多数青年学子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他们一般如何度过在网络上的时光呢？调查对象中选择“与朋友聊天，互相沟通联络”的达55.5%；选择“时事新闻”和“娱乐”的双双达52.5%。③网络对校园文化生活的渗透，由此可见一斑。
网络的崛起，给文化的传播增添了一种全新的载体，但是载体的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其承载的信息及其表达形式，这些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凭空冒出，而是不可避免地会以过去的文化积累为基础。美国著名新媒介研究专家罗杰·菲德勒（RogerFidler）在《媒介形态变化》中把“连接过去”视为新媒介成功进入社会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把跨跃“熟悉”的桥梁，看作新媒介发展的必经过程。他指出：“在人类传播系统历史中，新的形式如果缺少同先前或现存的形式的密切联系，就很少能得到采用。……传播媒介的现代形式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④在他看来，“新媒介的成功形式就像新物种那样，并不是无中生有地突然冒出来的。它们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传播发展史上的许多事实都可印证其观点，印刷同书写的联系，早期印刷报纸的样式同手抄新闻信和新闻书式样的联系，影视同摄影、录音、文字语音的联系等，都展示了传播系统、传播形式沿革过程中的新旧联系。网络和由网络承载的“赛博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从因特网在本质上而言依然是符号世界依托的载体的角度来说，“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可说也是“媒介文化”的一种。它与原有的传统“媒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特网的诞生所催生的一系列崭新的文化形式，如上述提到的网络文学、Flas、视频点播、网上电子游戏等，都并非全然从虚无中突然冒出，而是包容了过去的传统的文学、动漫、电视节目、游戏等文化形式的某些方面，大众传媒（尤其是广播电视）的许多提供文化娱乐的做法，都为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以多媒体电脑为信息传输的出入口的因特网本身，融合汇聚了（电子）通讯、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特点。当然，在网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不同形式相比，后出现形式倾向于凸显网络特点的程度较大些。例如，将较早出现的网络文学与较晚出现的Flas相比，后者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成分显然较前者多。
“赛博文化”同原有的传统“媒介文化”的联系还表现在前者对后者一些特征的传承上。从阶段“赛博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们认为，它已经显示出继承了乃至强化了既往的“媒介文化”的轻松娱乐化与多样化特征。而就大众化／平民化来说，网络作为创新事物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普及率，使之尚没有像传统的大众传媒那样在全世界深入到社会下层中，而真正走向大众／广大平民是文化的大众化／平民化特征的应有之意。但是，目前影响网络文化在世界各地广泛走进社会下层的原因（撇开经济实力等因素不谈），就网络本身来说，并非由于网络承载的文化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是精英化的或者说阳春白雪式的（事实上在所有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的因特网上，精英化不可能成为其文化内容的主流特征），而是由于网络在使用技巧／技能上“准入门槛”尚较高：既不像电视那样简单到人人一学就会，也不象印刷传媒那样已经通过文字知识在历史进程中的普及而不成问题；网络的操作技巧要在世界各地为广大公众尤其是下层社会成员掌握，尚须经历一个普及的过程。但是，网络文化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孕育着走向大众化／平民化的趋势：（1）鉴于内容的通俗化，享受“赛博文化”并非在内容上高不可攀；（2）网上海量的文化信息和网络传播的全球化、互动化、个性化特征使参与网络文化交流魅力很大；（3）因特网用户规模的迅速扩大使网络文化的潜在受众规模日益扩大；（4）电脑软件技术的发展已经一次又一次使操作简单化。从发展趋势来看，电脑和网络使用技能有望不断简化，而且电脑和网络应用技术课程的普及正在使这些使用技能走向普及，从而使网络的技术“准入门槛”降低。
II．“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显著特征
网络网文化诞生后，其同传统的媒介文化的关系中既有对后者特征、表述手法等的传承，又有对后者的突破。由全新的电脑网络载体承载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已开始形成既往的文化形态不具备或不明显具备的一些特征。
首先，开放性是“赛博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赛博文化”具有向全球用户开放、向各种文化形式开放、向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开放、随时开放的特性。作为全球性的传播载体，网络使人类精神交往活动——信息传播活动以及由此相伴随的物质交往活动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在因特网出现之前，传统的大众传媒虽然从内容上来说当然参与了世界信息沟通，但是从信息范围的角度来说基本上都是地域性的或全国性的传播系统：印刷传媒一般是地方性的或全国性发行的，广电信息的大都也没有超越国界。虽然卫星电视直播的兴起意味着超越国界的电视节目播送，但是毕竟卫星直播电视只是电视中的部分，而且卫星电视的“落地”需要“准入”，对此进行控制相对容易。所以传统的大众传媒称不上是全球性开放的传播系统。而因特网则是连接世界各地用户使之共享网上信息资源的传播系统，是面向全球的开放互式电脑网络。在因特网上，信息交流的时空限制在最大程度上趋于消失，因而，因特网就同全球化的交往活动的普遍化相伴随。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也就具有全球共享的特点。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有可能在网上得到展现和交流，这使网络文化具有融合不同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的潜能。当然，在各国发展和力量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这也为强势文化的“入侵”弱势文化，提供了方便，对此发展中国家理当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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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多层次、多层面的聚合和复合，是“赛博文化”的又一不同于既往的文化形式的特征。在因特网上，呈现文化内容的符号形式是复合的、聚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而且人类不同层次的精神交往活动都可在因特网上聚合，人们并可仰仗因特网这一复合型传媒进一步从事以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为核心的行为（如网络游戏、网上投票选举等）。在电视大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曾经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认为伴随着电子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发展及其应用的日益广泛，人们通过电子传媒“重新体验部落化社会中村庄式的接触交流”，世界范围的信息传播日趋方便迅捷，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地球仿佛紧缩成了“地球村”。在因特网迅速崛起的今天，当我们将因特网同电视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最能验证“地球村”概念的，是因特网而不是电视。电视虽然能够图声并茂、生动逼真地将世界各地的动态等呈现给广大公众，但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却无法用于“地球村”的“村民”们相互之间的人际传播。而因特网则兼收并蓄了人际通讯手段如电话、电传、书信等等和大众传媒的某些成份，可以同时做到上述两点。网民们，就其日常的精神交往活动（不论是何种层次的）都能在世界范围展开这一点来说，是最典型的“地球村”村民。
交互主体性的地位在各个层面的凸显，是“赛博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因特网技术的交互性／互动性为网上交往活动中主体间的交互／互动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基础。在因特网上，多元的、多层次的主体――不论是个体的网络用户还是作为机构／组织的网络用户还是网络媒体机构，都是处于不断互动的网上交往过程中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是由这些主体在体现交互主体性的各个层次的传播互动中共同创造和分享的。当然，互动／交互性本是交往活动中的应有之意。但是，在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的精神交往活动中，反馈较弱以及传受角色分工明确、固定等局限性使职业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在传播决策中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交互主体性难以得到很好体现。而在因特网上，不仅是电子邮件往来等人际传播层次的交往活动中交互主体性处处凸显，而且即使在面向所有网民公开的传播活动中，传受之间的互动、多元的受众主体间的互动也是重要的特征之一，交互主体性的地位在这一层面也凸显了出来。当然，应当承认，参与网络传播的所有主体也都是处于现实社会中的，在现实社会尚未进入真正人人平等的理想的社会形态之前，交互主体性地位的跃升并不意味着各类主体的力量的完全对等。在网站与网民的关系中，网站仍然是主导的方面，在决定其文化内涵方面显然具有主导作用。虽然网民也可以在某些网站上建立网页，在电子论坛上贴帖子，但网站对其依然可以进行管理。而在正常情况下，网民则显然无法擦掉网站各内容频道／板块中的内容。可是，如果将网民同传统传媒的受众相比，其主体性地位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其同网站、上网的各种机构以及相互之间的经常互动，也是确实存在的。
另外，当然还有人们讨论得较多的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这也是网络文化的明显特征。在网上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仰仗数字化技术和网络的复合型特征，把各种交往行为和一些原本由实体／物质世界的人际传播相伴随的、但却无法通过传统的大众传媒进行的行为搬上网，这同以往传统传媒中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对虚拟性应有一个适度的认识。“虚拟世界”毕竟不等于实体／物质世界，毕竟还是有许多物质行动是不能虚拟地完成的。例如，在虚拟的商场购物，还是要等商品真正送到用户手中方能真正完成购物行为（而这一物流环节一般还是要在物质空间展开），否则虚拟购物就会形同虚设，像小孩子玩过家家时扮演吃饭到底填不饱肚子一样不解决问题。说到底，虽然网络带来了符号行为的拓展和创新，虽然在信息化时代符号行为的确日益重要，但符号行为毕竟不能构成人类行为的全部，不能取代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
由于网络传播尚不是一种发展成熟的传播形态，由于“赛博文化”尚是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文化，其特征的显现自然而然地也处于“进行”状态之中。传播学界应不断追踪这一“进行”状态，不断加深对网络文化的了解。
注释：
①PewInternetResearchCenter(2002).CountingontheInternet.获自网上，
④【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中译本，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参考文献：
1．陈学明编著《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评述》，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2．电脑之家译网工作室《校园网络文化行调研报告》，2002年，获自网上，URL地址：
3．【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中译本，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媒介生态学研究源起于北美。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以邵培仁、童兵、崔保国、陈力丹、何道宽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开始了对媒介生态学的探索和研究，在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他们“采用学科建构的原理与方法、学科演变的 历史 与现状、媒介生态的核心概念、传播过程的重要因素、媒介生态的种群结构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充分地分析研究，逐步提炼出一整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研究传统和研究范畴的、具有
二、绿色媒介生态文化
媒介生态概念缘于生态学。生态文化要求我们以 自然 价值论为指导，建立起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 经济 法则、生活方式和管理体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协同 发展 。媒介生态与自然生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媒介生态文化”理念。媒介生态文化将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和谐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致力于建立一种和谐、平衡、良好的“绿色”媒介生态。媒介生态文化要求各质媒介以真实为生命，以正义为精魂。以诚信为本色。以和谐为要义，在和谐、平衡、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和舆论监督功能，弘扬真本善良、鞭挞丑陋邪恶，弘扬正直诚信、鄙弃奸佞虚伪，弘扬孝慈仁义。抨击忤逆不道，让受众对优秀传统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进而促进社会大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具体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媒介与人携手传通，共建新闻求真理念。媒介生态文化要求媒介与每一个“自然人”携手传通，把追求“真本”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每一个传媒人从入行那天起就懂得这是对新闻本质的要求。媒介与新闻主体、受众都能坦诚直面所发生的新闻事实，媒介能真实全面地传播新闻事实，不造谣，不传谣，不谎报，不虚报。同时，媒介也能坦然真诚地面对受众的质疑和诘难，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媒介与传媒人要将其作为媒介生态文化因子融入血液中，在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媒介生态环境中，视真实为新闻之生命，以传播虚假新闻为耻辱。对于媒体上的“虚”与“假”，传媒人和受众同愤之，共讨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287-01
一、费思克的文本与理论
和意义的生产是从大众文化所提供的资源中进行的。文化工业所批量炮制的流行文化就是人们自己的文化，是人们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利武器。费思克认为大众传媒的文本建构是媒介与大众共同完成的，是一种“生产式文本”。《江南style》的走红完全是这首歌曲给受众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一方面是该曲的动感节奏，据专家分析，“《江南style》中五个音节的核心节奏重复了100次以上。听到这个节拍后，自己会不自觉地晃动身体或跟着跳舞，加入音域广阔的合成音后，更给歌曲增添了轻快舒展的感觉。”由此可见，多数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在编排的时候都是考虑到受众的喜好的，都是精心设计的音乐文本；另一方面是该曲所映射的现实迎合了人们的内心。该音乐录像带里大量展现韩国江南区的富人生活形态，而鸟叔的歌词和动作等都反映了对富人高调奢华生活的鄙视，这使得很多生活不富裕的人内心产生了仇富和共鸣的心理。
二、的奇观――身体叙事
大众媒介将热闹、有趣、好看、好玩等奇观的基本元素激活了，随便一个理由就成为我们狂欢、消费的依据。《江南style》的每一个场景都生龙活虎，带给人热闹的感觉，已是中年的鸟叔摆着屁股、做出夸张的骑马动作并配合丰富的表情……这些完全造成该曲的火暴和风靡。
人类的身体符号越来越受到重视，身体文化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人类的眼球在今天受到了强烈的身体符号的感官刺激。像《江南style》，音乐的节奏和歌词完全调动了人的全身感官，不自觉的跟上音乐的节拍，夸张的扭动身躯，摆上骑马舞步，招摇伸展着双手，像是在召唤、，亦或是发泄，追随流行音乐尤其是摇滚音乐的痴迷者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迎合什么，只是单纯、机械的扭动身肢，像麻木不仁的机器一样，但在这个过程中，体验者感受到了音乐带给他们的。
三、青年亚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
青少年是文化消费最活跃的人物，青少年在媒介文化领域扮演的不是被动接受者的角色而是主动创造者的角色。青少年的创造活动在经历边缘化的亚文化的发展过程后，最终被主流文化所改造并收编，融合成为主流的媒介文化形式。
抵抗是亚文化对主流文化和文化霸权的重要形式，即“个体将自我身份同至少另外某些身份相融合的过程”。“青少年依据共同的兴趣爱好，借助音乐、舞蹈、娱乐等建立起一种认同感。”《江南style》包含了一切青少年追随的元素，动感十足的曲风、简单易学的舞步和炫耀般的歌词让青少年信手拈来，成为谈资，让青少年在这种模仿中找到兴奋点。
而风格可以了解到一种文化的内在的东西。青年亚文化表现出来的主要风格总是围绕在“炫”、“酷”、“潮”这一类字眼上，总是希望能达到博人眼球的目的。
收编，是青年亚文化进入整个大社会之后的一种重要和主要形式。这也是主流文化和商业文化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和行为表现。无论我们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浏览网页，观看广告，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这首歌曲，这正是主流文化对青少年文化的收编，这不仅保证了大众文化获得了新鲜血液，“本质上，是青年亚文化推动了大众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青年亚文化追求的这种短暂、快速消逝的感官刺激也是对主流文化的抵抗，针对这种现实情况，我们不应该单单依靠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收编，而更多的是从改变青年人内心出发。首先，大众媒体应该在媒介教育上下足功夫，从传播之口把关，使青少年在接触新生流行文化的同时，学以致用、融会贯通，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其次，媒介文化应转变传播方式方法，变“专制填鸭式”为“循循善诱式”，我们的媒体机构应该学习国外的成功引进方式，将主流文化合情合理的推销给青少年，灌输他们“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两者相辅相成”的新文化理念。
四、结语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关键是媒介文化，它决定着文化传播的速度、内容和范围。所谓煤介文化是指传播者借用传播媒介在实施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总和。它包括“具有多重功能的整个体系、媒介运作方式及其中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观，还包括媒介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多种变数”。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人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和观念上的原因，人们淡薄了文化传播，更没有媒介文化意识。2003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以后，人们的文化传播、媒介文化意识不断加强，不仅重视了文化传播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学者对媒介文化的功能、作用、特性进行探讨。但研究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几乎是空白，本文就此进行探讨，旨在更好地促进当今媒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要弄清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的关系，可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人手。
一、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
文化传播是指“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用什么媒介手段进行传播。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兴起都会引起文化的变革。
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会给社会和文化造成很大冲击，终于延续成为文化的一种积累。媒介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变化、演进与共存，在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传播因媒介的发展而得到同步的发展。媒介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文化传播也就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例如人是文化传播最基本、最原始的媒介，语言传播成为文化传播最初的形态，人的流动则成为文化传播重要媒介。后来人类的祖先开始用图画来表达思想;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创造了雕刻文字，公元前3000年，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文字传播开始成为文化传播的形态。人类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普及，使文字媒介得以大量印刷并大量传播，其社会影响更为深广。它使文化、科学、哲学、宗教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印刷机的发明的确是一次划时代的科技革命，今天的报刊、杂志、书籍无一能离开印刷术，它们在传递、交流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接踵而来的是影视形象传播的诞生与通讯技术的巨大突破: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宽银幕到立体声电影;从电报到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再到太空传播的卫星通信，这些成就造成了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
媒介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世纪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产生和运用使人类文化传播呈现网络传播的态势:“上网”和“在线”使人类真正感受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景观、新档次以及势不可挡的新趋势，网络媒介的虚拟化使当代文化传播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传播形式经网络传遍，其性质由点对面的传播变成了点对点的传播。网络媒介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当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整个生活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
二、当代文化的媒介化
在现代社会，媒介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态是文化的媒介化。媒介的渗透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现象，技术不断优化、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为当代人们构建了媒介信息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样式，无不纷纷利用大众传播文化作为传播的渠道。
事实表明，技术对文化起着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技术因素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效果，媒介化的文化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而得到更迅速、更广泛的传播，使远距离的文化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复制技术实现了对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推动了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此外，文化工业也带来了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事项:一是技术选择的内容由于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使文化信息未经解释的本原性丧失。生产技术越是完整的重负、负经验对象，人们就越容易产生错觉，必然构成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二是文化的媒介化使传播的互动模式变成了线性单向的过程，这在电子媒介中显得尤为突出。有千百万人参与的文化工业再生产过程，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化的产品。这不仅是文化生产越来越垄断化，而且在技术的支配下，每一个自发的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公众，都会收到来自机器设备的控制，工具理性又一次战胜了价值理性。三是大众传媒推动了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它不但在规模上超过了其他文化形态，而且还以各种“文化暴力”的方式掠夺着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
技术化生存着的人类在功能上越来越趋于平均化，这种平均化由于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而使其个性变的荡然无存。现代技术对文化主体的侵人，已使文化消费者的想像力渐趋萎缩。文化产品本身，臂如较有代表性的电影、电视，就抑制了观众的主观创造力。当代电影、电视越来越片面强调技术的万能作用，为技术而技术，留给观众的除了视觉的冲击外，脑子里一片空白;影视本身缺乏人文内涵，故事情节苍白，情感空洞，把观众带人了技术主义的泥淖。媒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想像力，以至人们不再借助图像进行创造活动。另外，随着技术化在文化工业中的蔓延，各种新的娱乐方式，如歌舞厅、电子游戏厅随处可见。表面上看，似乎是市民大众在塑造大众文化，而实际上是大众文化在不断地生产着市民大众，而人们只能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些新的消费方式和娱乐方式。于是，文化工业不仅决定着文化商品的生产，而且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
然而，技术对文化的渗透越是隐蔽，它的作用反而会越强烈。这在文化观念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科技的发展.知识与产品迅速更新，这就要求人们的思维及观念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要求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规定性，对人生的态度及自我认知的方式进行重构。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使价值理性的主体和对象成为虚元。鲍德里亚把当代通过媒介使社会事件无限接近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种呈现方式，看作是作为人性表现的身体的丧失。由于媒介对每个事件和政治活动的无限接近，政治和权力的秘密性和神秘性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下，杜会人物不再神秘和深不可测。在他看来，如果身体失去了表现力，失去了空间性力量，也就失去了它与其他身体相区别的东西，那么这个身体就是多余的，最终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技术对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渗透，特别是计算机电子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使技术概念侵人人的意识和感觉中，造成了工具理性对主体的价值理性的挑战。 网络化的思想及信息操作的清晰度会对社会干扰产生令人忧虑的负面作用，这种对主体价值理性的削弱甚至抛弃所造成的文化生活对网络的服从，势必演绎成一种文化的病态。总之，现代技术对文化的渗透作用不仅不·会停止，反而会愈演愈烈。对此采取视而不见或坚决抵制的做法，对文化的生产、消费和传播均有害。人们当然应该头脑清醒，趋利避害，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保持二者必要的张力和动态平衡。
文化传播的前期大多是群体对群体的传播，因为个人对个人的文化传播处于较低层面，缺少现代的信息工具和传播方式，而网络传播作为信息高速公路正好填补了人类的这个空缺。从整个社会角度看，网络传播就如同社会运行的神经一样，对人类的交流、交往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网络在技术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平台，它像一个巨大的信息超市，成为人类大众聚会的广场，使人类的精神家园有了一个新的栖息之地。但与此同时，网络也使人们对传播的内容失去了必要的控制。网络是工具理性的胜利，是技术的胜利。它强调的是形式，忽略的是内容，它用形式颠覆了内容。对此，人们必须引起高度瞥惕。
总之.当代传播媒介是一种社会辐射力很强的文化装置，不仅影响到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及速度，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动力，而且当代传播媒介的诸多特点已进入当代文化的深层结构，使当代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文化的媒介化是“文化与传播同质同构”在当代的突出表现。
三、媒介文化化
传播媒介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媒介的文化价值。媒介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它在文化社会系统中形成了一个亚文化系统，即媒介文化。研究媒介文化，实际上就是研究传播媒介与文化及其变迁之间的关系。媒介文化离不开媒介的存在与发展。威尔泊。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传播媒介文化经历了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及电子媒介文化几个阶段。
口语文化是一种民主性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播基于人先天具备的能力，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享用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利益。但口语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易受时间的侵蚀而湮灭，而且它的影响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域。书面文化使传播成为一种破解和使用符号的技术，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深远的。“书面语出现是语言脱离了口语传统向世俗权利转变，结果对空间关系的强调超过了时间关系”。书面文化摆脱了方言所造成的文化隔离，扩大了文化交往的范围。电子媒介是书面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在电子传播方式中的融合。电子媒介使文化重新通过声音和图像的形式得以传播，从而清除了书面文化的文字符号对大众的限制。不论教育程度的高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子媒介的声音与图像和文化接触。如同口语文化一样，电子媒介从传播方式来看，对使用者没有任何非自然的要求，因而具有真正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传播媒介文化的发展固然与某种特殊的传播技术有关，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文化的发展所推动的。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关系表现为
1.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就学会了进行丈化传播
烽火、击鼓是文化传播;驻寄梅花、鱼传尺素，也是文化传播。人类文化并非得自遗传，而是后天学习所得。人类文化的这种后天获得性，乃是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基础。文化变迁与发展受到传播的巨大影响。而传播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变迁是文化的纵向发展，传播是文化的横向发展，两者相结合则是世界传播文化的进步。
2.文化较多依技于传播，没有传播，它将随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
没有传播，便没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戈登限泽认为，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很大的成份是由传播而来的，而这一比例可高达90%。这就是说，对于大多数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而言，独立创造的文化只有10%。人类正是通过使用、控制传播媒介，才使得文化得以传承、共享、发展、延续下去，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3.传播嫌介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播是文化跨时空，冲垮各式各样的社会篱笆，不仅影响着文化的形成，而且影响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增值和变迁。
文化融合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经过接触交往后，彼此借鉴、吸收、交融而形成一种新文化的过程。文化融合是传播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各种文化体系中原有文化要素有的被保存下来，有的被抛弃，有的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原有文化体系的新文化体系。传播不但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也是促进文化融合的重要机制。文化同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现。文化的融合于同化为原有的文化圈补充了新鲜的养分，形成了文化的更新，使得新文化的适应、整合功能进一步增强。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关键是媒介文化，它决定着文化传播的速度、内容和范围。所谓煤介文化是指传播者借用传播媒介在实施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总和。它包括“具有多重功能的整个体系、媒介运作方式及其中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观，还包括媒介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多种变数”。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人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和观念上的原因，人们淡薄了文化传播，更没有媒介文化意识。2003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以后，人们的文化传播、媒介文化意识不断加强，不仅重视了文化传播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学者对媒介文化的功能、作用、特性进行探讨。但研究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几乎是空白，本文就此进行探讨，旨在更好地促进当今媒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要弄清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的关系，可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人手。
一、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
文化传播是指“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用什么媒介手段进行传播。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兴起都会引起文化的变革。
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会给社会和文化造成很大冲击，终于延续成为文化的一种积累。媒介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变化、演进与共存，在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传播因媒介的发展而得到同步的发展。媒介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文化传播也就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例如人是文化传播最基本、最原始的媒介，语言传播成为文化传播最初的形态，人的流动则成为文化传播重要媒介。后来人类的祖先开始用图画来表达思想;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创造了雕刻文字，公元前3000年，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文字传播开始成为文化传播的形态。人类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普及，使文字媒介得以大量印刷并大量传播，其社会影响更为深广。它使文化、科学、哲学、宗教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印刷机的发明的确是一次划时代的科技革命，今天的报刊、杂志、书籍无一能离开印刷术，它们在传递、交流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接踵而来的是影视形象传播的诞生与通讯技术的巨大突破: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宽银幕到立体声电影;从电报到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再到太空传播的卫星通信，这些成就造成了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
媒介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世纪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产生和运用使人类文化传播呈现网络传播的态势:“上网”和“在线”使人类真正感受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景观、新档次以及势不可挡的新趋势，网络媒介的虚拟化使当代文化传播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传播形式经网络传遍，其性质由点对面的传播变成了点对点的传播。网络媒介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当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整个生活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
二、当代文化的媒介化
在现代社会，媒介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态是文化的媒介化。媒介的渗透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现象，技术不断优化、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为当代人们构建了媒介信息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样式，无不纷纷利用大众传播文化作为传播的渠道。
事实表明，技术对文化起着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技术因素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效果，媒介化的文化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而得到更迅速、更广泛的传播，使远距离的文化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复制技术实现了对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推动了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此外，文化工业也带来了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事项:一是技术选择的内容由于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使文化信息未经解释的本原性丧失。生产技术越是完整的重负、负经验对象，人们就越容易产生错觉，必然构成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二是文化的媒介化使传播的互动模式变成了线性单向的过程，这在电子媒介中显得尤为突出。有千百万人参与的文化工业再生产过程，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化的产品。这不仅是文化生产越来越垄断化，而且在技术的支配下，每一个自发的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公众，都会收到来自机器设备的控制，工具理性又一次战胜了价值理性。三是大众传媒推动了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它不但在规模上超过了其他文化形态，而且还以各种“文化暴力”的方式掠夺着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
技术化生存着的人类在功能上越来越趋于平均化，这种平均化由于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而使其个性变的荡然无存。现代技术对文化主体的侵人，已使文化消费者的想像力渐趋萎缩。文化产品本身，臂如较有代表性的电影、电视，就抑制了观众的主观创造力。当代电影、电视越来越片面强调技术的万能作用，为技术而技术，留给观众的除了视觉的冲击外，脑子里一片空白;影视本身缺乏人文内涵，故事情节苍白，情感空洞，把观众带人了技术主义的泥淖。媒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想像力，以至人们不再借助图像进行创造活动。另外，随着技术化在文化工业中的蔓延，各种新的娱乐方式，如歌舞厅、电子游戏厅随处可见。表面上看，似乎是市民大众在塑造大众文化，而实际上是大众文化在不断地生产着市民大众，而人们只能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些新的消费方式和娱乐方式。于是，文化工业不仅决定着文化商品的生产，而且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
然而，技术对文化的渗透越是隐蔽，它的作用反而会越强烈。这在文化观念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科技的发展.知识与产品迅速更新，这就要求人们的思维及观念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要求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规定性，对人生的态度及自我认知的方式进行重构。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使价值理性的主体和对象成为虚元。鲍德里亚把当代通过媒介使社会事件无限接近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种呈现方式，看作是作为人性表现的身体的丧失。由于媒介对每个事件和政治活动的无限接近，政治和权力的秘密性和神秘性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下，杜会人物不再神秘和深不可测。在他看来，如果身体失去了表现力，失去了空间性力量，也就失去了它与其他身体相区别的东西，那么这个身体就是多余的，最终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技术对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渗透，特别是计算机电子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使技术概念侵人人的意识和感觉中，造成了工具理性对主体的价值理性的挑战。
网络化的思想及信息操作的清晰度会对社会干扰产生令人忧虑的负面作用，这种对主体价值理性的削弱甚至抛弃所造成的文化生活对网络的服从，势必演绎成一种文化的病态。总之，现代技术对文化的渗透作用不仅不·会停止，反而会愈演愈烈。对此采取视而不见或坚决抵制的做法，对文化的生产、消费和传播均有害。人们当然应该头脑清醒，趋利避害，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保持二者必要的张力和动态平衡。
文化传播的前期大多是群体对群体的传播，因为个人对个人的文化传播处于较低层面，缺少现代的信息工具和传播方式，而网络传播作为信息高速公路正好填补了人类的这个空缺。从整个社会角度看，网络传播就如同社会运行的神经一样，对人类的交流、交往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网络在技术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平台，它像一个巨大的信息超市，成为人类大众聚会的广场，使人类的精神家园有了一个新的栖息之地。但与此同时，网络也使人们对传播的内容失去了必要的控制。网络是工具理性的胜利，是技术的胜利。它强调的是形式，忽略的是内容，它用形式颠覆了内容。对此，人们必须引起高度瞥惕。
总之.当代传播媒介是一种社会辐射力很强的文化装置，不仅影响到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及速度，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动力，而且当代传播媒介的诸多特点已进入当代文化的深层结构，使当代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文化的媒介化是“文化与传播同质同构”在当代的突出表现。
三、媒介文化化
传播媒介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媒介的文化价值。媒介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它在文化社会系统中形成了一个亚文化系统，即媒介文化。研究媒介文化，实际上就是研究传播媒介与文化及其变迁之间的关系。媒介文化离不开媒介的存在与发展。威尔泊。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传播媒介文化经历了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及电子媒介文化几个阶段。
口语文化是一种民主性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播基于人先天具备的能力，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享用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利益。但口语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易受时间的侵蚀而湮灭，而且它的影响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域。书面文化使传播成为一种破解和使用符号的技术，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深远的。“书面语出现是语言脱离了口语传统向世俗权利转变，结果对空间关系的强调超过了时间关系”。书面文化摆脱了方言所造成的文化隔离，扩大了文化交往的范围。电子媒介是书面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在电子传播方式中的融合。电子媒介使文化重新通过声音和图像的形式得以传播，从而清除了书面文化的文字符号对大众的限制。不论教育程度的高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子媒介的声音与图像和文化接触。如同口语文化一样，电子媒介从传播方式来看，对使用者没有任何非自然的要求，因而具有真正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传播媒介文化的发展固然与某种特殊的传播技术有关，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文化的发展所推动的。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关系表现为
1.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就学会了进行丈化传播
烽火、击鼓是文化传播;驻寄梅花、鱼传尺素，也是文化传播。人类文化并非得自遗传，而是后天学习所得。人类文化的这种后天获得性，乃是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基础。文化变迁与发展受到传播的巨大影响。而传播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变迁是文化的纵向发展，传播是文化的横向发展，两者相结合则是世界传播文化的进步。
2.文化较多依技于传播，没有传播，它将随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
没有传播，便没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戈登限泽认为，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很大的成份是由传播而来的，而这一比例可高达90%。这就是说，对于大多数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而言，独立创造的文化只有10%。人类正是通过使用、控制传播媒介，才使得文化得以传承、共享、发展、延续下去，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3.传播嫌介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播是文化跨时空，冲垮各式各样的社会篱笆，不仅影响着文化的形成，而且影响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增值和变迁。
文化融合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经过接触交往后，彼此借鉴、吸收、交融而形成一种新文化的过程。文化融合是传播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各种文化体系中原有文化要素有的被保存下来，有的被抛弃，有的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原有文化体系的新文化体系。传播不但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也是促进文化融合的重要机制。文化同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现。文化的融合于同化为原有的文化圈补充了新鲜的养分，形成了文化的更新，使得新文化的适应、整合功能进一步增强。
《非诚勿扰》的走红
电视相亲类节目是在媒介激烈竞争压力下的新型产物,虽然它并非由中国媒体原创,但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却让该类节目的原产地美国的媒体《今日美国报》等都大为惊叹。“根据索福瑞71城市收视率最新统计,包括所有频道在内的所有节目,《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套新闻联播,牢牢霸占着全国卫视所有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非诚勿扰》的收视率领先当周收视第二名将近180%。”①
《非诚勿扰》节目符合当下社会关于“剩男”“剩女”的话题,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并且成功运用了“视觉传播”效果,无论是节目内容的包装还是女嘉宾的形象上,都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度。《非诚勿扰》的游戏规则使得全场节目充满变数、伏笔重重,更增加了其收视率。此外,精准的“时尚、婚恋的真人秀”节目定位也让《非诚勿扰》高居收视榜首。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到的“话题”因素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电视台频频制造的各种噱头正是这类节目火爆的最大理由。“拜金女”“富二代”等互相攻击的出位语言,在《非诚勿扰》里不止一次出现,而且甚至保持着较高的频率,这使得“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大型网络讨论区内有大量针对该节目褒贬不一的发言,而且言辞同样犀利。即便如此,该节目依然能够“夺冠”,由此使得同行竞相羡慕、效仿。“从已播出的节目来看,一些处于弱势、低收入和长相一般的男嘉宾,其经济能力、容貌、职业和社会地位等无不成为女嘉宾的调侃对象。一些节目中明显表现出嫌贫爱富、轻视普通劳动阶层的不良现象。”很多话语“体现出了80后青年对感情处理的直接而粗暴,甚至是不负责任。”②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阐述了这样的两个观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会使一切文化变成附庸甚至消失,而这种消失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 。③如今,在由“看图时代”向“读图时代”演变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是对电视可以将任何文化都具象、直观、浅显地呈现的一种肯定。”④当代电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视觉文化的转向使得传媒文化形成了视觉霸权,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尼尔・波兹曼的理论。“尽管传媒文化方式多样,但从当展来看,有一个明显的‘视觉文化转向’―― 视觉性成为传媒最为有力的手段,以至于视觉性压倒了其他因素或形态成为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主因’(dorninam)。”⑤
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指因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出现与大众传播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大众传播影响着传媒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传媒文化也深刻地影响大众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等。尼克・斯蒂文森说,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传播本身就属于文化范畴,媒介就是文化的产物。有了文化,就需要传播;文化越繁荣,传媒越发达,传媒文化越繁盛。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s)这个概念最能反映传媒与文化的关系,体现大众媒介对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表明传媒自身也构成一种文化系统。⑥
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的影响
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形式及传播内容的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视觉文化突出,电视媒介注重“形象包装”。现在,无论是图书、杂志和报纸等传统的印刷传媒,还是电视传播媒介,甚至是新兴的网络媒体,都正在遭遇着“视觉的征服”。当“读图时代”到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图像侵入了传统上以文字为主的印刷物世界,也正因为“视觉至上”原则,电视和网络等传播媒介以超凡的色彩和夸张的布局来争取更多的受众。《非诚勿扰》节目中的“形象包装”充分体现了视觉文化的转向对电视媒介的巨大影响。节目的包装非常精心细致,不论是现场整体的环境氛围、灯光服装、化妆以及道具,还是节目的背景音乐、节奏控制等等,都尽量与节目的目标受众“时尚的年轻群体”贴近。同时节目参与者的装束也十分靓丽养眼、打扮时髦前卫、表现大胆奔放,多位平面模特的加盟更在无形中为节目创造了较多的看点与卖点。
我们甚至可以亳不夸张地说,电视传媒如果缺少视觉冲击力,同时又面临互动式新兴网络媒体的竞争压力,将会立即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电视传媒越来越追求视觉奇观的效果。今日电视传媒的视觉性高低可以说是传媒影响力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当代传媒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这种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视觉性或视觉资源的竞争。将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核心竞争称之为“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上的竞争,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较之于其他媒体,当今的传媒奇观,一方面体现为视觉性压倒其他要素,视觉的诱惑和追求上升到首位,因而很容易压制受众自觉的理性批判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吸引眼球的视觉效果,因此传媒内容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和平面化,难免会挤压了传媒内容生产的文化意蕴和思想深度。⑦
第二,传媒文化促使电视媒介商业化与娱乐化。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传媒文化的繁荣程度。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媒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得不把评判权完全交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至此,为了讨得广大消费者的欢心,传媒文化不得不将电视媒介推向商业化和娱乐化的道路。
《非诚勿扰》以夺得收视排名第一为目标,娱乐自己、娱乐大众为手段,全然不顾由节目内容而引发的各类争议。看过几期节目的观众都会发现,每一期节目几乎都会“精心”设计一个话题,或与金钱有关,或与道德有关。比如,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宝马女”,牵一下手要20万的“拜金女”,甚至是因出言不逊、不可一世,招致所有女嘉宾及现场调解员乐嘉“攻击”的“富二代”,明明条件很好,却迟迟不肯速配下台的女嘉宾,这些都会成为受众攻击的看点。诚然,为讨好消费者,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于是,受众想要什么,《非诚勿扰》就做出来什么,美女,金钱等社会上热议的话题毫不加回避直接讨论,虽然收视率提高了,但是对广大受众的误导与错误的价值观的宣传,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也是传媒文化娱乐化的巨大弊端,它削弱了传媒文化的深刻性,导致其日益趋向浅显低俗的娱乐化,并颠覆了现存的主流文化价值观。
第三,传媒文化激发了受众“偷窥欲”。《非诚勿扰》节目在激发受众“偷窥欲”上做了很好的处理,甚至可以说,该节目的火爆也归功于敢于暴露男女嘉宾的隐私。将功利主义裸地摆放在公众面前,对自己交过女友的数目坦然暴露给公众,得益于受众对隐私的好奇,由此《非诚勿扰》超越了多数电视传媒节目,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南京师范大学新传院副教授于德山认为,真人秀改变了大众对隐私和自我表达的态度。事实上观众和真人秀节目的关系远比一般节目复杂,他们收看并不是因为某个角色是行为模范,而是因为彻头彻尾的娱乐性,这种娱乐性的深层含义是:真人秀节目迎合了人性中坏的成分,尖锐丑陋,喜欢看人出丑。”⑧《非诚勿扰》的制作人王刚也承认,其实只是借着婚恋交友的名义,节目的实质还是真人秀。
如今为了提高自身的商业价值,报纸和杂志等传统纸质媒介,将各种花边新闻和明星轶事作为“卖点”;在电视节目中,更是毫无限制地暴露被采访者的私生活,以吸引受众;在互联网中,个人日记更是被搬上博客以曝光个人隐私作为增加点击率的筹码,等等。当代传媒高度娱乐化,越是奇异、刺激和耸人听闻的私人素材,就越有传媒的商业价值。然而却因为中国的传媒立法尚不健全,以至于导致了传媒对私人生活的窥探,进而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传媒伦理问题。
在这个“快餐化”与“物质化”高度盛行的时代,相亲类节目只是顺应浮躁的环境而滋生的产物。传媒文化对电视传播节目的影响也绝非仅限于以上三点,更多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作者单位分别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经济学院)
注释
①《非诚勿扰》baike.省略/view/1664023.htm?fr=ala0_1。
②王彩平:“‘热相亲’的冷思考――兼论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实践》,2010年第6期。
③[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110页。
④江月英,贺莉娅:“真人秀节目的‘怪胎’:电视相亲类节目――以《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为例”,《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10年第4期。
一些国际风险信息在社会化媒体的助力下得以在中国境内传播，如“美国校园枪击案”“波士顿爆炸事件”“马航MH370失联”等都曾在我国的社会化媒体中引起热议。此外，信息传播空间的改变使信息传播的过程和结果更难控制。西方媒体能跨过政府的信息宏观调控，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直接向中国受众传播信息，既可以传播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又可以表达其对中国社会的态度和看法。我国传统媒体的“喉舌”功能使受众对境外媒体的报道更加好奇，因此受众并不排斥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如新浪微博中的“@美联社”有13万粉丝，尽管粉丝数量远远低于我国传统媒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但从评论和分享的情况来看，其信息具有广泛市场。基于西方国家和我国在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固有差异，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意识形态，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削弱我国受众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危害国家安全。第二类是盲目相信社会化媒体中的熟人信息所带来的信息风险。社会化媒体使朋友之间的现实人际关系开始向网络空间转移，通过微信、微博、人人网和QQ空间的高互动性不断加强虚拟和真实空间中的社会联系。信源的确定性使受众盲目地相信信息内容，在不确定信息真假的情况下将信息传播至下一个圈层，不确定性消息在熟人社会的快速传播容易演变成谣言且不容易被控制。谣言的传播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第三类是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报道议程设置中的信息风险。目前，我国的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多以新闻整合的姿态出现，信息更新速度虽然远远高于传统媒体，但准确度不高。在传播社会风险事件的过程中常因追求速度使失真信息广泛传播。如在“MH370失联事件”中，腾讯新闻客户端通过整合各种来源的新闻信息直播事件的最新进展。未经证实的信息导致了网络谣言的发酵，之后腾讯新闻客户端开设“辟谣专版”专门为已的消息纠错。同时，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的议程设置方式中也隐藏着信息风险。议题的设置与组合安排方式建构了社会风险，社会化媒体的议程、政府议程、传统媒体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相互影响，新闻客户端在整合新闻资源时建构了信息风险，影响了受众对生活事件的态度和行为。如近来腾讯新闻客户端连续报道的“女生返校途中失联”引发了社会对女性安全的讨论。在社会化媒体场域内，与受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险信息更容易被受众关注和感知，也更易引发社会风险和道德讨论。当下社会化媒体成为建构风险信息的平台，其信息流动的特点和多元化的传播功能既能够传播积极信息，也能使风险信息更具传播力。社会化媒体受众以草根阶层为主，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也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研究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受众媒介素养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应对社会化媒体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新路径
(一)传统媒体语境中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
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提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英国学者凯丽•巴查尔格特(GaryBazalgette)认为，获得进入多种媒介和接触各种媒介传播内容的路径，并能对此作出明智的选择;了解各媒介使用的独特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懂得媒介的产品制作过程、制作目的，以及媒介如何应对其受众的反应;利用媒介表达思想和传播信息。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传媒大学的张开教授在《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中将媒体素养定义为:媒体素养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包括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有批判性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笔者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注重受众使用媒体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侧重于培养受众面对信息时的批判性思维，并掌握甄别信息真假的能力，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传播环境。
(二)社会化媒体语境中受众媒介素养的延伸
1.受众进入社会化媒体信息场域的技术素养
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以及各类智能终端的开发利用，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已成为现代人的必备素质之一。基于web2.0技术之上的社会化媒体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加强社会联系、文化娱乐、了解信息和学习技能的主要途径之一。技术素养是受众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认知体系，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科学技术及其产品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另一方面是具有运用科学技术和使用信息产品的能力。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终端和各类APP构成了受众进入社会化信息场域的物质基础，了解社会化媒体是有效利用社会化媒体的前提条件。首先，受众应获得硬件设备、掌握接入互联网的资源并对各类智能设备有一定的认知，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使用现有的各类设备之外，也应关注科技变革背景下所产生的各类新产品的技术特点。其次，应掌握下载和安装各类社会化媒体软件，包括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和其他社交软件。受众对社会化媒体的消费诉求不同，在了解各类App的布局特点和使用方式之后，大多数受众会在众多App中选择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产品，如今各类App纷纷推出个性化服务，明确的消费目的有利于更加有效地使用信息。再次，受众应掌握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各种基本功能，培养自身独立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和表达自我的能力，即发送信息、接收推送信息、分享已接收到的信息、向他人转发信息和通过评论表达自我。社会化媒体中用户会收到自己所关注的其他账户的推送信息，推送服务节省了用户搜索新闻信息的时间，各类公共服务号、新闻客户端以及关注的人所生产的信息随时会被推送到每个节点，收到信息的个人通过分析解构信息之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信息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圈或是将信息转发给其他目标对象。社会化媒体的评论则是表达自我和参与舆论建构的重要功能，评论功能的有效使用可以使受众与他人沟通思想，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现如今，各类第三方应用之间的连接极大地丰富了受众体验，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技术素养已成为社会化媒体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向度。
2.受众批判性思考社会化媒体信源的能力
受众在信息消费过程中的满意度取决于其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即选择或然率越高的信息越能吸引受众，因此，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其成为人们生产和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生产者以普通人为主，信息通常在经权威部门验证前就已被广泛传播，一些失真的原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极具社会风险。由于社会化媒体信息把关的缺位、信息生产者身份的匿名性、受众信息消费高度自由以及平台的开放性等多种原因，信息常处于先被传播后被验证的尴尬状态。在2013年3月发生的“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中，各类伪造国际级权威媒体信源的信息在各大社会化媒体中大肆传播，真假难辨。国内外各大社交媒体中涌现了标示为“马来西亚官方”“美联社最新消息”或“CIA调查结论”的信源不时地披露客机行踪。例如，《羊城晚报》等多家媒体的微博了内容为“据CNN报道，马航MH370航班已确定在越南胡志明市以北100公里境内坠落”的微博，而事实上CNN的官方网站从未出现过相同或相类似的报道。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信源真假更难辨识，媒体和受众都存在信错信源的风险，盲目地成为风险信息传播中的节点。信源的可信度、时效性、接近性、轰动性、娱乐性和公信力等均是影响受众信息判断的有力因素。受众在感知风险时的第一反应是向自己的熟人社会传播风险信息，以维护其群体利益。盲目传播的行为导致失真信息的多次传播，易引发社会的不安情绪。甄别信源真假的能力有利于遏制谣言的传播。笔者认为，受众可分别从信源的独立性、信源的多样性和信源的社会公信力这三个维度出发去辨识信源。受众作为其自身的信息把关人，应明晰自己的信息消费诉求，即哪些信息是其作为社会公民有权力且必须知晓的。首先，受众应思考接触到的信息是否为独立信源。信源在信息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经济、情感、政治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信源的独立性。信源与受众之间的相似性会引起二者之间的情感共鸣，易于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其次，受众不应满足单一信源的信息供给，应比较不同信源以获得准确而全面的信息。国内更大媒体、政府和社会权威的微博实名账户或微信公共服务号相对于个人信源更具公信力，在风险事件发生时，受众可考虑从权威信源获取信息。再次，应批判性地思考熟人信源的可信度。以微信为例，朋友圈中的成员多为亲密的群体成员，彼此信任度高，加之微信私密的传播情境极易成为谣言传播的利器。受众可以在众多信源中尽量选择公信力高的权威信源来接受信息以减轻假消息的侵害。
3.受众阅读社会化媒体信息文本的能力
网络中的信息鱼目混珠，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导致人们的信息消费时间十分有限，而社会化媒体中的碎片化信息与事实真相往往相去甚远。网络热门话题在提高受众参与度的同时也加速了各种不确定性的传播。此外，新信息不断覆盖未经证实的旧信息，受众在新旧更替的信息之间更加难以辨别孰真孰假，错误信息或谣言容易转移受众对真相的关注和探索，而受众的记忆也被不断碎片化。虚假或错误的信息在社会化媒体中的发酵、传播都是诱发社会风险的不安因素。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角色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日趋多元化，政府部门、利益集团、民间组织、权威媒体和社会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面对海量信息，我们该选择什么信息并且相信它成为考量受众媒介素养能力的标准之一?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认为，在新证据面前，真相会逐步发展，公共生活领域的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清晰。并提出了“怀疑性认知方法”，即
(1)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2)信息完整吗?
(3)信源是谁/什么?
(4)提供了什么证据?
(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这六个步骤从媒体内容出发，清晰地阐释了受众在信息认知过程中甄别信息的可行性方式。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种类繁多，其中既包括来自事件当事人的原始信息，也包括官方和媒体对事件最新进展的权威，还可以是来自社会组织和利益体团体的广告宣传。信息的类别和形式影响着受众对信息的判断，不同的信息表达方式中隐藏着不同媒介或个人的价值观。社会化媒体受众首先应辨别接触信息的种类，探究信息编码的目的，而不应在未辨别信息种类的前提下盲目地解构文本。其次，受众应观察信息已有或缺失的内容。社会化媒体中一类信息会直接陈述事实，常见于各门户网站所提供的滚动消息或通讯社的通稿;另一类信息是将经过选择的不同事例整合为同一个事件，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引导受众的思考。真实是信息可信性的首要条件，受众在阅读信息文本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否再现了事件发生时的语境，涉事人物的言论是否客观公正，其对事件细节的描述是否出现前后矛盾，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否有明显的错误。同时，受众可比较来自其他信源的消息与已阅读过的信息之间是否有较多出入，最终对涉事的信息的准确性和社会价值作出综合的评判。再次，信息内容的叙述过程中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信息是真的且值得相信。各类信息陈述的事实可以让我们明确一部分已经发生的事，但仍有部分事实是未知的。在信息接触与阅读行为发生之后，我们应该思考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如何整合不同视角的证据，以此来完成中心议题的阐释工作。本着批判性思考的原则，树立不偏听偏信的信息观念，克服先入为主的自然心理，根据个人已形成的知识体系思考信息内容，还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的方式去检索同一议题的历史背景和其他报道，尽可能多地了解确切的信息，随时关注事态的后续报道以获得更加完整的信息图景。最后，受众可以从语言的微观层面来解读信息，剔除附加在各类细节性描写之上的修饰语。文字是社会化媒体信息的呈现方式，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损耗。尽管真实的信息要求信息生产者对事件应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但个人社会背景的差异性导致信息生产者在编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通过修辞、隐喻、片段化和模糊信息源等方式融入自己的倾向性和意识形态，建构文本框架。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会自觉利用结绳等活动来传递、交流信息，到了纸质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交流已经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电子时代的到来，无疑更加迅速地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运用和普及，使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度乃至跨洲际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更近，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尽管电子媒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似乎大有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地位的架势。新媒介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运用于传播事业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已经被公认为“第四媒体”，“第四媒体”几乎把人类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人们成为受传于一体的主动的行为体。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完备了，这种理想的传播媒介是否已经停止了人类对更新更好的传播媒介的期待呢？事业并非如此，正在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手机这一新型的通讯工具横空出世。
手机(mobilephone,cellphone)是蜂窝电话的另一个俗称，手机从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扩散到一般用户市场。蜂窝通讯是通讯与电脑结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种服务之一。无绳蜂窝电话相对于现存有绳电话和无线电话的明显优势就是移动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媒介家保罗·莱文森把人的功能分为说话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强大如电脑这样的传播媒介，几乎把之前人类一切媒介的优势集于一身，但它也没能彻底地解决人类随时随地接收、传达信息的困难。直到手机的出现才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单向地发送或接收信息，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和起来，直到手机的出现才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任意选择其一，可谓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机在很好地弥补了电脑不足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和互联网结合后，手机更是体现出它胜过电脑的优势，和旋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既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机响的尴尬；发短信使人们在接收处理信息过程中不必“说话”，即保护了隐私，又节省了话费；收发电子邮件的功能使人们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人们能够抓拍并即时把瞬间形象发送给他人；而新型手机甚至可以下载和播放歌曲及电影，几乎囊括了MP3和电影的功能。由此可见，手机几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机更是把电脑的优势自然的承接过来，并更好的弥补了电脑的不足。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手机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它还担当起了“第五媒体”的重任。尽管曾经有人质疑过“第五媒体”的说法，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手机的媒体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的这些功能将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绎。仅就中国而言，伴随着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的推出，打开了手机进入媒体行列的大门，之后的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广播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手机在不断地寻求和他媒介的结合。它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吸纳了传统媒介的众多精华，并正在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优势整合出一个全新的媒介。
保罗·莱文森是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家，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medium）这一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媒介补偿理论”为我们研究媒介历史以及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媒介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就是着名的“媒介决定论”，其本质是“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
1979年，莱文森提出了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人性化趋势论”。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而“人性化趋势论”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面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这种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不难看出，“人性化趋势”理论在于说明人们可以选择和发展媒介和技术，用以维持生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媒介发展到今天，“第四媒体”互联网方兴未艾，手机，被很多人认为的“第五媒体”正粉墨登场。手机对于互联网的优势不言而喻，以往依赖电脑接收、传送的新闻、图象等信息，现在可以用手机来完成。麦克卢汉把电子媒介影响作用下的人类社会称作“地球村”，而真正把村民们从座位上解放出来的是手机，手机在握，“地球村”村民们就可以信步环游全球了。从互联网到手机，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机对于它先前媒介电脑功能上不足的弥补，再反观媒介发展的整个历史，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正是对先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或多或少代表了技术悲观主义，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则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它强调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手机的运用和普及的确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然而，科学技术能不能始终在人的理性范围内发展，我们还得以手机为例，手机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骚扰短信，摄像头偷拍别人的隐私等等。风靡2004年的国产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就说过：“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机声常常骚扰人，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疯狂的话语泡沫。”这部电影的原着小说作者刘震云也谈到：“手机像手雷，承载着太多的谎言，有可能爆炸，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有其为人服务，促进人发展的一面，但其潜在的危机也不容忽视。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利大于弊。
注释
[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1-0156-02
一、碎片化媒体时代的概念与特征
当前，我们已进入Web 2.0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媒体涌现，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各显神通。自2006年twitter出现后，Facebook、新浪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风靡全球，“自媒体”风潮涌起。在“自媒体”传播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发生巨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传者和受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传播过程“去中心化”特征明显，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信息传播的节点，既充当受众，又充当传播者。在这种信息传播环境下，无论传播者、接受者，还是信息本身，都趋向碎片化。因此，当前的社会语境被称之为碎片化媒体时代。
在碎片化媒体时代，媒体的碎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传播时空环境的碎片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活动都呈现“线性模式”特征，受时空的影响较大，而在碎片化媒体时代，传播活动呈非线性模式，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播时间和空间都成为碎片，受众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传播，这极大促进传播者主体性的解放，使得传播变得更加灵活自由。
2.传播内容的碎片化
因为传统媒体传播活动的线性化特征，传统媒体传播的内容都是以线性叙事为主的完整信息，例如传统纸媒刊发的新闻就是完整信息。但在碎片化媒体时代，信息的采集、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信息的极大丰富导致信息爆炸，信息碎片无处不在;又因为网络媒体的超文本链接特性，信息趋向碎片化、非线性化，微博文本的传播就是典型例子。
3.注意力的碎片化
和传统媒体时代相比，碎片化媒体时代的信息更新和传播速度更快，信息传播呈现爆炸性增长趋势，而公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无限丰富的信息争夺受众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这直接导致受众的注意力沦为碎片。
4.传播主体的碎片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大众媒体手里。大众媒体作为宣扬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信息的传播主体，公众被动成为信息传播受体，公众的话语权被压制，难以通过大众媒体来表达自身的诉求。而在碎片化媒体时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传播格局被打破，大众媒体的传播权遭遇解构，传播的“去中心化”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者”，公众慢慢占据传播主体地位，其话语权得到保障。传播主体的碎片化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及其信息需求的个性化以及话语权进一步下放的去中心化。
二、民族文化认同内涵
“认同”（Identity或Identification）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一般而言，“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交往中，通过辨别和取舍，从精神上、心理上、行为上等将自己和他人归属于某一特定客体。
民族文化认同主要是指民族成员对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归属意识。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与共识不仅表现为民族文化的精神、情感、规范和目标转化为民族成员内在本质的过程，而且表现为民族成员根据自己的内心、道德本性和特殊需要对本民族文化的群体价值进行整合的过程。
三、碎片化媒体时代下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在碎片化媒体时代，因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等碎片化特征，导致民族文化认同出现了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多元价值观对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
媒介的碎片化，打破了传统媒体垄断的话语权，人人都能利用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尤其是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盛行，更是为公众表达意愿提供了便利渠道。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传统媒体的“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受到挑战，其话语权也遭到消解。
一旦传统媒体的话语权遭到解构，社会的价值观会更加多元化。在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中，过去在中国社会处于边缘地带甚至完全被抑制的价值观因为有了新的表达渠道，慢慢会得到关注，有的甚至会得到广泛认同。同时，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整个社会已经很难被一种价值体系所垄断。价值认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主流价值观如果不占据绝对地位，民族文化认同就会流于空谈。当前，一些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潮在网络上涌现，对主流价值观的地位造成剧烈冲击;另一方面，传统媒体自身遭遇新媒体的冲击，其引领主流价值观的功能也面临消解。
2.传统文化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
文化是一个民族联接的精神纽带，是民族凝聚力的粘合剂，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财富。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在碎片化媒体时代，西方强势的流行文化一步步渗透，对我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韩剧、美剧广为流行，过洋节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鼓励西方优秀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同时也要谨防西方文化的糟粕污染我国文化生态，更要谨防的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颠覆行为。西方国家大力宣传西式民主自由思想，挑衅着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还有，国内外各种分裂势力，如“”、“”等各种分裂思想也如病毒一般，在碎片式媒体中悄然传播，严重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
3.碎片化阅读造成文化泛娱乐化
碎片化媒体时代，表达也呈现碎片化，“短平快”的微博式表达就是典型例子。在微博中，短短140字不能承载严肃深刻逻辑严密的长文，更多呈现出娱乐性特征，而娱乐八卦、搞笑段子等网络上流行的泛娱乐性的信息容易转移人们对于政治、经济等严肃问题的注意力，人们如果长期浸淫在娱乐化氛围中，容易养成碎片化阅读习惯。碎片化阅读是一种浅阅读，只注重感官体验，缺乏持久、深刻的理性思考。久而久之，人们的理性思辨能力会大大减弱，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因为缺乏独立思考，便容易被各种观点所蒙蔽，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这种碎片式阅读不利于文化的传承，更不利于文化的认同。据学者调查，中国的网民结构呈现年轻化、草根性、低收入等特点，又因为网民习惯于碎片式阅读，使得网民群体非理性色彩浓厚，对网络上流行的各类思潮缺乏分辨力，尤其是容易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蛊惑，这加深了民族文化的疏离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认同。
4.匿名性特征有利于不良信息的传播
媒体的碎片化传播还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匿名性。碎片化传播的匿名性不仅加剧了对传播者监管的难度，而且弱化了传播者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一些网民之所以肆无忌惮，依仗的就是匿名。他们是“无名的大多数”，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法律和道德责任，风险趋近于零。因而，他们敢于借助网络媒体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敢于把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在网络上肆意宣泄，这些负面情绪经过碎片式传播，对社会舆论造成负面影响，阻碍社会凝聚力的生成，从而影响民族文化认同。
四、碎片化媒体时代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对策建议
1.加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内核，国家要充分利用多种传媒渠道和手段，积极向大众宣传进步文化，让国民真切感受到本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光辉灿烂，进而增强其民族文化认同观念，促使其自觉维护民族文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家的文化职能部门一定要重视和加强网络思想文化阵地建设，通过创造一个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家园，来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让网络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另外，国家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不能仅仅依靠传统媒体，也不能固守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而是应该与时俱进，结合碎片化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和受众的认知习惯，在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等方面做出改革，如宣传内容“碎片化”，即在数字化框架下实现内容的重新整合和创造，比如文字、图片、视频互相补充，让受众乐于接受。
2.加强网络信息的监管
首先，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面对碎片式传播环境，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相关部门应协调一致，尽快建立系统的法律规范，对在碎片化传播环境中出现的损害国家利益、造成社会动荡的不端行为进行坚决打击，遏制一些违法言论的传播;其次，大力推行实名制，对碎片式传播主体进行有效约束，消除碎片式传播的管理真空，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提高传播主体的责任和公德意识。
3.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概括地说，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公众能够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在碎片化媒体时代，民众提升媒介素养，还要求对网络上各种思潮、观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思考，自觉抵制一些不良价值观的腐蚀。
五、小 结
在碎片化媒体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都发生转变，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人们对于某一种思想观念的认同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梳理碎片化媒体时代的特征，分析媒介碎片化对于民族文化认同造成的影响，有助于大众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共识、激发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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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06.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1004906
我们在欢呼现代文明胜利成果的时刻，切不可忘却现代性的一个魅影——废弃。因为，文明进程总是一个生产与废弃并举的过程。在传媒时代，地球正日益成为一个需要维修与装载废弃物的垃圾箱，人类亦即将步入一个废弃主义时代。譬如大规模的传媒文化生产，意味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在与媒介生产线上丢弃的废弃文化为伴。或者更准确地说，废弃的媒介文化——传媒殖民、虚假新闻、知识盗版、网络欺诈、传媒化政治表演、黑客入侵、现场事件刻板复制、灾难新闻景观化叙事和其他粗制滥造的媒介文化——已然成为传媒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向度。媒介文化的废弃物生产与处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它如同城市生活废弃物一样困扰城市生态与生活质量，甚或说媒介的废弃物文化已致使我们步入文化衰落征兆之中。
一、废弃论：一个社会学理论
在语义学上，造成“废弃”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因多余或过剩性废弃；二是废旧或过时性废弃；三是缺憾或劣质性废弃。在社会学意义上，“废弃”的文化语义空间远比语义学层面丰富，它几乎囊括社会发展中的形形多余的人、被排斥的废弃品以及被拒绝或闲置的文化，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废弃类型：一是过剩型废弃，它意味着多余、没用，或不需要，譬如“过剩人口”或“过剩产品”，它们与“废弃”语义拥有相同空间，这种过剩或因技术性过剩，或因商品经济过剩。前者如技术革新而裁员或失业，后者如生产超过必要产品形成剩余产品。二是创造型废弃，它意味着损耗性生产、破坏旧形式，或转型期的裂变，如新媒体新技术升级换代的旧电子产品。实际上，我们有创造，它就会有废弃。其三是超载型废弃，它意味着冗余、过度或滥用，譬如“信息超载”或“电子垃圾”，媒介虽然满载信息，但还是无法满足网络用户，糟糕的是为了控制这种废弃，媒介还会产生新的废弃。其四是寄生型废弃，它意味思想渗透、审美化包装、或政治意识形态入侵等积极性寄生，譬如“传媒殖民”；要么它意味着消极寄生，如难民、乞丐、偷渡者或避难者。其五是闲置型废弃，它意味搁置、浪费或荒芜，譬如经济移民潮下的农村良田荒芜、老旧工业机器等。简言之，社会学意义上的“废弃”，它既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也是社会文化的魅影。
就学理而言，“废弃论”始终是人类探索的重要范式。在古代中国，《老子》（第44章）曾曰：“甚爱必大废，多藏必厚亡。”在老子看来，“大废”的主要原因在于“甚爱”。中国道家式“废弃论”见证了当代社会的焦虑：过分“甚爱”（干预）社会，人类必将进入废弃以及废弃物时代。在现代哲学领域，尼采的命题“虚无主义”似乎是废弃主义时代来临前的征兆。现代工业信息革命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它也在毁灭与拒斥文明本身，即尼采式的“最高价值的自行毁灭”，这种“毁灭”乃是“虚无主义”的一种极端化呈现。在美国学者尤金·诺斯（Eugene North）那里，自我毁灭或废弃乃是一切虚无主义致命冲动的产物。在社会学领域，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将“废弃”概念纳入现代性研究视野，最为引人瞩目。他对“我们的星球已经满载”的现代性及其废弃物的批判，敏锐地捕捉到“甚爱必大废”的社会发展现象，并认为经济进步和对完美秩序追求必然会诞生“人类废品”。他在《废弃的生命：现代性与它的废弃物》（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中这样说道：“现在这个地球已经满载了。这意味着，在所有事物之中，像秩序建设和经济进步这样的典型现代化进程发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而世界的每个角落在以不断增加的数量产生和倾倒‘人类废弃物’——但这一次，并没有适合其存储和潜在循环的‘自然’垃圾倾倒处。”[1]68很明显，对于现代传媒而言，废弃的媒介文化是典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事物。在鲍曼看来，“星球已经满载”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的“过剩人口”“边疆问题”“失业”“难民”“部落战争”“过度砍伐”“经济移民”“信息冗余”等日益充塞地球的“废弃物”或“废弃生命”，它们都是现代工业革命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经济进步与文明进程中的“胜利果实”，以至于鲍曼直言：“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文明。”[1]102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文化生产理念——文明的进程是一个伴随废弃以及废弃物处理的过程，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找到适合存储或倾倒废弃物的社会改良的角落。一个不能正视和处理文化废弃物的文化人与国家，进行大规模文化生产的风险是巨大的，只要你是社会文化生产的一分子，不管你以何种分身参与社会以及文化创造。譬如杜甫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代悲叹，贾平凹有《废都》的社会关切，尤金·诺斯有《虚无主义：现代革命的根源》的文化反思，马歇尔·麦克卢汉有《机器新娘》的广告叙事……他们都运用自己的方式阐释与批评历史性现代，也都是对社会文明进程中现代性的废弃论反思。鲍曼的“废弃论”研究是西方一以贯之的历史性现在分析的重要成果，它惊醒了我们对媒介文化生产的现代性思考。换言之，“废弃论”同样适合于观察与分析媒介文化生产及其现代性缺憾的分析。在传媒文化领域，迫于媒介文化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传播力与文化构型力的强大，我们必须从大文化体系中剥离出“媒介文化”的概念，以期分析在此亚文化空间中有关影视、出版与网络的文化生产以及废弃现状。先进的现代媒介已然开启了新知识的生产、消费与接受的有效路径，它在社会意识价值建构与话语规范引导以及知识构型等领域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毋庸置疑，它也是文化废弃以及废弃物生产的策源地。尤其是新媒介文化正开始满载于地球上任何一个有讯息的角落与缝隙，在所有享有现代化成果的地区，它们不得不承担媒介文化所带来的废弃以及废弃物处理的窘境。目前，媒介文化的废弃及其处理的现状是：世界上似乎还没有专业的文化废弃物收购以及文化废弃品处理中心的成立，人们都急忙于大规模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制造，而缺乏罗素声称的“悬置判断”（Suspended Judgement）——预设结果而事先防患于未然——的技巧。当然，监管文化生产的部门还是有的，但这些部门的作用非常有限。可以说，媒介文化的生产速度是惊人的：出版书籍以秒钟的速度增放于很少有人光顾的书架，网络与微博文化生产速度与传感光速一样快捷，新影视的诞生与流水速度近乎等速，地下工厂生产的种类与速度是难以置信的，以广告赢利为生的小报不停地从邮递员那里无偿地分发与投递，等等。面对如此迅猛的媒介废弃文化生产，一批社会学家似乎嗅到其“废弃物”的味道：托马斯·梅耶关注“传媒殖民”与“戏剧化传媒表演”，雷米·里埃菲尔对“传媒恐怖主义”与“传媒至上主义”情有独钟，亚伯拉罕·莫尔斯有“维修型社会取代绩效社会”研究……这些传媒亚文化研究是富有洞见的，它们昭示媒介文化生产正面临废弃与废弃物处理的难题。
二、媒介文化的废弃：从生产到接受
媒介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的诞生，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只要媒介有生产与再生产的地方，它的文化废弃物就会不断衍生与堆积。媒介技术缺陷、传播主观色彩与讯息光缆拥塞都是废弃物生产的致命隐患，媒介文化在传播与接受流通过程中也有一部分文化被搁置与废弃，这是传播者与接受者自身不可控制的，更确切地说，媒介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所带来的废弃物是现代性自身的产物。
从生产视角看，媒介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技术性废弃。譬如有缺陷的技术设备都会带来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但先进的技术设备也不能例外。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的航空技术史无前例地把废弃物带进太空，先进的化工工厂肆无忌惮地排放废气与废水，虚拟高速公路上信息废弃物几近满载。对于传媒而言，法国学者亚伯拉罕·莫尔斯直言问题的要害：“由于传递和接受（影像）构成一个人造现实，人们便更频繁地遭受缺漏、故障、失灵等现象的侵袭。”[2]换言之，缺漏、故障与失灵的机器设备并非是其技术落后的问题，也恰恰是技术改良后的产物，因为任何先进科学只是相对的，它们的生产不可避免的出现废弃以及废弃物。二是他择性废弃。从媒介文化服务与供给上看，媒介行业多属于他择产业，而不是自主性产业。现代大众化媒介技术的先进使得信息生产不再是被垄断的行业，文化传媒的普遍性决定其生产的自由性与通俗性，譬如以花边新闻为谋生的记者在追求新闻通俗中总显示些许他择性，以引起他人的阅读感知。媒介文化的生产正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中指出的那样，他择性是媒介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3]媒介生产的这些形式决定媒介生产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他择性新媒体的出现，在英特网上信息成为“为承认自我而书写”的文化武器，媒介的文化废弃物鱼目混杂地拥挤于信息路，他择性网络空间首先成为废弃物的堆积地——全球化的传媒废弃物集散地，正如鲍曼所言：“冗余是废物物最忠实的同伙，对它的庞大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数量如此之大的‘可用’或者‘现成的’信息，被草草地阅读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咀嚼吸收并记住了。”[1]19无论是媒介的生产形式，还是生产的内容，“冗余”是保证他择性的基础，但也是生产废弃的祸首。三是主观性废弃。媒体的主观性是生产媒介废弃物的重要帮凶，特别随着“媒体专家”队伍的激增，解释性媒体取代了传统的客观性媒体。对于解释性媒体而言，传媒主观性生产的废弃文化是普遍存在的。譬如“现场直播”是媒体人的直播，所谓“在场”都是被媒体直播者经过加工的现场，或带有几许主观表现性的视觉现场。摄影机镜头的取舍不一定代表大众的主观意愿，我们能见到的新闻现场也只是被“我”体验到的现场，主持人搭档——“媒体专家”——的主观性解说也不可避免。对于国家政治而言，现代传媒的文化构型生产带有主观入侵意味，譬如美国为了对古巴“政治”渗透宣传而设立的“马蒂电台”（Radio Marti）与“马蒂电视台”（TV Marti）。同样，面对传媒殖民而出炉的反传媒殖民思想也是渗透媒体国主观性的立场，前苏联对“自由欧洲和自由电台”（RFE/RL）的干扰证明传媒文化生产隐含国家自我的主观认同与反认同。在媒介文化入侵与反入侵的进程中，它们难免生产诸如增损对方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四是检索性废弃。新媒体在检索功能上自身存在许多过滤缺陷，媒介的人工智能化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人的大脑意识选择功能。譬如2013年4月28日在互联网上检索“废弃物”一词，得到的检索结果：百度为你找到相关网页36 700 000，找到相关新闻约2 270 000篇，找到相关图片约1 680 000张。再譬如在阿尔塔远景（AltaVista）输入“castoff”，收索网址给出了的答案是：31 100 000 results。如此杂多的信息废弃物，一旦被人漫不经心地篡改与袭用，它将会生产新的废弃物。
从传播视角分析，媒介废弃物的生产与传播策略有不解之缘。媒体在传播知识、教育公众与传达讯息的本体价值之余，它往往还通过大量消耗媒介设计的资源，自觉与不自觉地迫使受众植入执拗性媒体思想，受众意识被美学化的媒介麻痹后，他们会自动生产自我固执与信息崇拜的废弃物，主要原因大体包括以下层面：一是寄生性废弃。媒介寄生性宣传之目的是植入它要宣传的思想或销售的产品，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媒体设计者都知道要包装与设计自己的传媒形式。媒介一旦介入设计行为，消耗性资源或思想废弃是难免的。托马斯·梅耶在《传媒殖民政治》中指出：“尽管对资源、设想和导演艺术的消耗增加了，但由于政治体系生产新闻价值的能力总小于其公共胃口，因而寄生性宣传战略的繁殖几乎没有边际。”[4]由此观之，寄生性宣传与媒介设计之间是一对无限螺旋上升的关系，在寄生性宣传中不断生产出文化废弃物。二是政治性废弃。媒体似乎一直以来有充当国家机器与喉舌的不雅角色。托马斯·梅耶对此有精辟的研究，他在分析2000年“菲律宾霍洛岛人质事件”等多个新闻材料中，阐释到媒介宣传有“记者充当参与活动者”“政治家充当不请自来的替代英雄”“被胁迫宣传”“隐性宣传”等方面的政治性特征。[4]73-74这些政治性特征是与当政国家宣传抑或寄生性宣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媒人受政治因素干扰而被迫生产文化废弃物。三是虚假性废弃。新闻假事件的生产，一直是新闻传媒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对大众传媒舞台而言，诸如政绩性政治形象（假形象），轰动性事件（假事件），虚假性社会行为（假行为），戏剧化政坛表演（假表演），鼓动性宣传选举（假选举），等等。它们可以包含真实事件的合理成分，但也可能完全与之没有任何关系，虚假传媒成为媒介废弃物生产的最大的隐蔽工厂。
从接受视角阐释，媒介的废弃物生产与传播接受不无关系。对媒介文化的接受是一个选择与再创造的过程，所以容易产生新的废弃以及废弃物。雷米·里埃菲尔这样指出：“从文化消费过渡到文化接受，实际上是质的飞跃，是在考量被传媒信息浸泡的公众有何具体的反应，是在努力理解哪些是公众获取的，哪些是他们遗忘的，哪些是他们舍弃的。”[5]215那么，被舍弃的媒介文化是如何变成废弃品的呢？它的废弃形式有哪些呢？从接受美学立场看，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平庸性废弃。媒体迫于广告等经济因素的诱惑，迎合受众的口味而平庸化生产是常有的事。托马斯·梅耶的话一针见血，媒介宣传“要求适应尽可能广泛的受众口味从而保持影响的压力，导致娱乐化的剂量的不断增加，并首先在电视和通俗印刷媒介那里造成传媒和交流供应的平庸化”[4]65。《中国好声音》与《非诚勿扰》之后的许多地方台的模仿型生产不能不说是平庸的，但其娱乐化剂量的增加对于被边缘化的频道现状还是有益的，于是媒介的废弃物生产近乎成为悖论性传播行为。
二是对抗性废弃。传媒亚文化的生产是对主流传媒文化抗争的必然产物，在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媒介文化也是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体系。亚文化媒介是指面向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占少数的其他民族人士而从事的传媒活动的媒介，如同性恋杂志，或针对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相关媒介，如日本正对朝鲜人的在线杂志《亚洲视点》（Asian Eyes），中文信息在线杂志《东北风》（隶属COM在线媒体，即China Online Magazine）等。[6]这些亚文化媒介是作为主流媒介文化对抗性存在的实体，它们容易滋生废弃文化废弃物。
三是保护性废弃。针对国家的对外传媒入侵，另一国家的保护性媒介政策便出炉了。譬如法国与加拿大等国针对它国传媒殖民采取的传媒“文化例外论”，从而有效保护本国的传媒文化生存空间。1989年欧盟通过了《电视无国界指令》（The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与《媒介指令》（The Media Directive），它们是欧盟为了保护自我传媒文化生产而实施的保护主义协议。[7]落后国家的媒介文化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媒介文化生产国文化资源浪费，但迫于媒介文化投放国与被投放国政治与经济的压力，媒介文化过剩是必然的。同时，尽管反传媒殖民策略的暂时胜利，保护主义传媒文化策略对于精英文化也是无效的。如同雷米·里埃菲尔指出的那样，“精英文化比大众文化更成功地抵御了电视至上的现象”[5]206，因为，精英文化的消费时间不受遥控器的影响，他们更多的时间可能不在电视旁。那么对于精英文化来说，媒介文化的废弃物可能更多，因为很少有对他们有效的媒介文化。
传媒文化在软化社会矛盾、重构社会关系与缓速社会进程等维度上具有重大意义。换言之，我们讨论媒介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绝非有意诋毁媒介文化的作用，而是旨在唤醒人们的理解力——媒介文化的废弃与增益是同步的，并看穿媒介文化的魅影，走出废弃的魅乡。
三、废弃的媒介文化：假象与理解力
那么，如何识别媒介文化中的废弃假象是对人类理解力的巨大考验。阿尔贝特·施韦泽指出：“我们生活在文化和非文化的危险混合之中，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必须去尝试规定文化的真正本质。”[8]61换言之，当代媒介文化发展迫使我们必须去理解媒介文化的本质。然而，从解释性媒介文本的诞生到达成最终的理解，这其间有很多风险与意外。解释性媒介文本是依赖解释者个人的解释力，同时理解媒介文本的个人也是遵照自己的理解力办事的。换言之，解释力与理解力具有普遍的个人性与主观性，而人性的普遍主观性错误存在是不可回避的，更为要命的是解释性媒介文本是通过媒介符号的交流来达成一致性理解的，而这些媒介符号的正确性源于拥有真理的人手中的假定性理解，即便是真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于是假象性诡辩或废弃性文本堂而皇之走进了真理的殿堂。
弗朗西斯·培根（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中这样警告我们的理解力：“围困人们心灵的假象有四类……第一类叫作族类的假象，第二类叫作洞穴的假象，第三类叫作市场的假象，第四类叫作剧场的假象。”[9]19培根的四类“假象说”对于我们理解媒介文化特别有用，尤其是对于认识媒介的废弃文化假象具有启示性帮助。
其一，媒介废弃文化的“族类假象”。培根阐释道：“族类假象根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根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若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尺，这是一句错误的话。正相反，不论感官或者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量尺而不是依据宇宙的量尺；而人类理解力则正如一面凹凸镜，它接受光线既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入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9]20人性的弱点在媒介文化生产中显示：媒介文化自身的族类假象弱点极其容易生产废弃物，因为媒体在诉诸感官上的美学化设计是最擅长的，而且对媒体文化的一切知觉首先乐于用个人的量尺来测量。可见，媒介的美学化倾向不光在形式上产生大量的信息废弃物，还在内容上极其滋生族类假象性文化。
其二，媒介废弃文化的“洞穴假象”。培根解释说：“洞穴假象是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个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自有其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曲折和变色。”[9]21人类个体的洞穴假象认知，让文化生产不可避免地出现知识的洞穴。对于媒介文化生产主体而言，传播人与信息接受人在“洞穴假象”维度上常常受挫，传媒文化生产的偏见、主观与管窥成就了废弃物积累的祸首。
其三，媒介废弃文化的“市场假象”。培根解释说：“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9]21-22相对于传媒而言，市场假象是在传媒接受中的一种常见现象，特别是网络接受，我们“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于是媒介中的废弃物就惊人地障碍着我们的理解力，而我们自己毫无察觉。另外，“市场假象”还极其容易生产经济泡沫与伦理废弃物，譬如虚假广告，它不仅是生产经济泡沫的废弃物，还给社会带来诸如诚信伦理关系的危机。
其四，媒介废弃文化的“剧场假象”。培根指出：“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据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9]22同样，传媒世界的学术体系也是在“表现着人们自己依据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任何一个标榜建构了完备学术体系的学问，都是教条与短视的，因为无比完备体系的形成昭示它自身生命的结束。媒介剧场假象预示媒介废弃物的生产具有虚幻性，也告诫媒体文化在成功的时刻，就是废弃以及废弃物降临的时刻。媒介文化的废弃文化生产直接导致传播与理解的困境。媒介文化生产如同一座心灵工厂，它在向社会输入供人们使用的产品的同时，也会向社会排放废弃物，在这座心灵工厂里，有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与剧场假象等着我们的理解力上当。托马斯·梅耶敏锐地看到了这些假象，他认为，当代社会的误解、误会与冲突的激增，说明信息技术与成功的传播是两码事。阿尔贝特·施韦泽也说“无法传播”（Incommunication）将成为全球面临的新问题[8]59。这首先来源于媒介的废弃文化生产的不可克制性，致使传媒自身含有“无法传播”的悖论因子，譬如在战争中，士兵的思想被彻底秩序化，此时，媒介宣传占据所有真理的位置。当战争被视屏景观化再现的时刻，它会让受众产生思想的怜悯与对战争的憎恨，问题是这些景观化视频是否合法与合理，我们似乎并不大注意。现代媒介技术不仅迷乱与混淆视听的真实性，还以自身高度的系统性与制度化摧毁人类思想的自由性。媒介的公共关系的过度组织化无疑会阻碍文化的发展，以至于产生废弃物。我们的思想一旦被制度化，直接会导致没有思想的复制性传播。施韦泽坦言：“没有思想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代人的第二天性，这体现在他的交际活动中。”[8]54现代传媒作为广义上的社会交际，似乎愈来愈现实它的这个“第二天性”：制片人对于事实的刻板复制、战争报道的景观化再现、政治传媒化表演、广告欺骗性植入、图像戏剧化娱乐、盗版图书与影像光盘的扩增，等等，这些媒介的文化废弃物是导致无法传播与理解的冤家对头。
四、初步结论
离弃文化的哲学思考，我们的文化会走向自我毁灭，这是哲学的时代责任。对现代传媒文化的废弃论反思，等同于对现代传媒文化及其背后的精神状态的检阅。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媒介的废弃物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政治、商业与技术的文化发展大大超越了它的精神文化发展，然而，它们之间的生态平衡关系被废弃幽灵彻底打破了。媒介文化的本质规定不在于政治、商业与技术的丰富，而是在于精神文化的至善至美。从某种程度看，现代传媒现代性进步与现代人的精神文化理想没有直接关系。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尽管它给我们文化与生活带来增益的同时，也损伤了现代人的独立思考与交际能力，甚或身体能力，包括我们对媒介文化的理解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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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越伸.数字媒介社会[M].冉华，于小川，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2-0173-03
警察文化是警察机关在长期警务活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民警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警察特点的使命与愿景、精神与价值观、警务理念及其在警务活动、管理制度、民警行为方式上的体现和对外形象的总和[1]。从物质保障到组织规范，从行为表现到意识形态，警察文化涵盖了公安工作的各个方面，是公安工作的核心要素。开展警察文化建设，对推动公安队伍建设，提升公安队伍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塑造良好公安形象，推进警民和谐、警营和谐关系，促进公安工作转型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1月，公安部下发《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方案》通知，提出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自此，全国各地基层公安机关掀起了一股警察文化建设的新热潮，在此过程中，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媒体被广泛应用于警察文化建设，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体是如何介入警察文化建设的？它在警察文化建设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公安机关又该如何利用媒体推动警察文化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的方式
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载体，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从传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到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手机、IPTV、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均属于媒体范畴。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介入到警察文化建设过程当中，结合媒体自身特点和功能，通过记录、展现、传递、报道、评论等形式，影响警察文化建设的进程和效果。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的方式可归纳为被动介入与主动介入两种。
（一）作为工具和载体的被动介入
警察文化的功能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对内，对警察队伍具有凝聚、稳定、规范、指令、调试和濡化的功能;对外，在稳定社会方面具有社会文明形象样式功能、社会心理稳定功能、国家意识支柱功能、规范社会文化功能[2]。在警察文化建设过程中，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媒体被广泛使用，成为推动警察文化建设进程、实现警察文化功能的重要途径。公安网和各类信息平台的建设和使用，让公安机关内部文件信息流转快速化，办案（办事）流程简单化，上传下达通畅化，信息获取简便化，文化教育生动化，在准确指令、引导队伍思想、规范警察行为、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安微博、微信等公众平台的相继开通，为警察形象的内、外宣传与塑造提供了更为便利有效的阵地，在强化公安宣传、规范社会行为，塑造警察形象、稳定社会心理，提高服务水平、和谐警民关系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手机是保持交流沟通的重要工具;文化墙、文化林、警务文化广场等是警察文化内涵外化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影像资料、公安文学作品等记录性资料是警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作为新闻媒体和自媒体的主动介入
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对公安机关的动向十分关注，常常主动介入，积极报道公安机关的主要工作、特色活动、重大案件、典型人物、英雄事迹等，在塑造良好的公安形象、引导社会行为范式、拓展警察精神社会影响力、传播社会正能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新闻媒体更热衷于跟踪报道、评论负面涉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警察文化建设的效果。而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以博客、微博、微信、论坛等为代表的自媒体也纷纷介入警察文化建设，自由表达观点、发表评论 、传递信息、提出意见或建议等。
二、媒体在警察文化建设中的功能
（一）沟通协调功能
警察是一个特殊群体，其组织结构由不同部分组成，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在警察文化建设过程中，建立起警察个体之间、警察个体与组织之间、警察与群众之间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媒体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当着桥梁作用。对内，手机、网络、微信、邮件、信息平台等媒体实现了公安机关各组成部分之间、同事、同行之间的联络、沟通、协调和统一;网络互动平台、公安政务网站、各种情报信息系统则加强了不同警种、不同地区公安机关民警之间的联系。对外，媒体则是沟通民意、联络群众的重要纽带。网上办事大厅、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群众信箱等，是联系群众、与群众实时交流的重要渠道。
（二）文化传承功能
警察文化只有被继承和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事迹等加以记录、积累、保存，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并在传承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不断进步完善，警察精神才能永续发展。媒体是警察文化忠实的记录者。档案材料、采访手稿、新闻简报、影像资料等将很多珍贵的记忆留存，警察精神在这些记录中不断沉淀，熠熠生辉。
（三）舆论引导功能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在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各种思潮的冲击下，警察群体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与此同时，警察的职能特点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时有冲突，公安权威性下降，群众对警察的不信任感上升，对立情绪不断增强。面对这些情况，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媒体是公安机关内部政策、精神深度解读、思想宣传教育的重要渠道，将警察内部的思想高度统一到党的意志之下，提升组织凝聚力。通过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进行对外宣传，及时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引导舆论走向，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维护警察形象。
（四）监督和规范功能
人有惰性，自我控制很难保障个人行为不出现偏差，而媒体的应用则让外部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公安机关内部，通过摄像头、网络等监控平台进行监督，并将发现的突出问题在媒体平台公开，能有效规范民警个人行为。在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的当下，公安机关和民警个人的一举一动通过各种媒体，被放到了公众的监督之下，这对规范民警举止、规范执法过程、推动公安廉政建设、塑造良好公安形象等具有积极意义。而通过媒体曝光不良做法或违法行为，则对广大民众产生警示作用，引导社会行为规范。
三、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够
打击犯罪和社会维稳是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公安机关以及民警考核的重要指标，占据了公安民警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相比之下，需要较长时间累积方能见成效的警察文化建设工作受到的关注则较少。现有媒体被广泛应用于警察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正是这种普遍性的存在反而产生了“灯下黑”的 效应，忽视了对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的深入挖掘。而认知的错位更是让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工作的相关研究成为空白。当前，公安宣传工作成绩显著，但公安宣传工作毕竟不能等同于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工作，需要区别对待。
（二）投入不足
一是专业人才投入现短板。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研究，人才是关键，但当前公安机关缺乏专业的媒体人才。目前，在公安机关从事媒体工作的民警多是从基层选拔出的经验型人才，媒体工作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而专业人才的引进又因受公务员招考条件、工资待遇、工作性质、岗位编制等因素的影响，困难重重。且作为公安系统的媒体人，首先应是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如何平衡警察素养与专业素养也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二是警力投入紧张。比如警务广场活动，每次活动的开展都涉及到公安机关的多个部门和多个警种，需要投入大量的警力，但当前公安机关警力非常紧张，并不能支撑该类活动的频繁开展;三是经费投入有限。当前已有媒体，比如手机、报纸、电视、网络、微信、微博、执法记录仪、社会监控网等已经基本能满足警察文化建设需求，而处于起步阶段的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研究尚不能给出系统的、完整的、有建设性的实施方案，制约了经费投入。
（三）媒体环境不良
一方面，公安机关的媒体话语权较弱。随着网络媒体与自媒体的发展，公安机关逐渐认识到媒体的重要性，纷纷加强了公安宣传工作建设，新闻会日趋完善，宣传队伍越来越强大，公安微博、微信等宣传平台蓬勃发展，但公安机关在媒体宣传中的话语权仍然不高，发展较好的公安微信平台，如警界、Police、中国警察网等，其影响力还仅限于警察群体内部，地方性公安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更为有限，警察文化社会影响力的扩散颇为受阻;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权利的膨胀，让公安机关陷入舆论围堵之中。现代社会，媒体被誉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利”，其作用日益重要[3]。但目前我国的新闻媒体和媒体人有过度渲染这种权利的趋势，新闻真实性原则逐渐丧失，在追求爆点、博取受众眼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前，新闻媒体在对负面涉警事件、具有争议的公安执法事件、公安历史遗留问题等内容的追踪、报道过程中，倾向于将影响扩大化、人物标签化、个别现象普遍化，严重损害了公安队伍的社会形象，也为警察文化建设带来了很多阻碍，特别是在警察形象的社会塑造、警察精神的社会引领、警察工作的社会认同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四）缺乏吸引力
话语方式缺乏生命力。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其关键还在于媒体搭载的内容，但目前媒体内容的话语方式缺乏生命力，特别是传统媒体的话语方式，看似成熟，且有相应的模板，但往往严肃刻板，说教色彩浓厚，拒人于千里之外，“永远正确”却“百无一用”，难以让人对其内容产生兴趣。媒体内容的表现形式也有待进一步创新。大片式宣传海报、快闪、微电影……，每一种表现形式的推出，都受到各方的肯定，但这些创新并不是常态，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媒体内容的表现形式整体单一，缺乏新意。
四、提升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效果的方法
（一）提高认识，加大投入，充分发挥媒体之价值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认识到位，才能更好地指导工作开展。各级公安机关应充分认识到媒体在警察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多管齐下，充分发挥媒体功能，促进警察文化建设的深入。一是加大投入。硬件设施方面，应多注重多媒体、视听影音室、文化墙、文化林等警察文化物化载体的投入与建设;人才方面，应注重人才的选拔、培养和引进，对特殊人才应不拘泥于规章制度，敢于开方便之门;二是考核倾斜。适当的考核倾斜能激发工作积极性，使媒体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将媒体功能开发、媒体使用熟练程度、媒体关注度、活动参与度等内容纳入到相关警务人员的考核范围，以此提升其工作积极性，提升警务人员对警察文化建设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三是鼓励相关理论研究。目前关于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还很少，理论基础薄弱，基础材料缺乏，应鼓励基层警务人员对该课题进行研究，寻找新的工作思路，促进警察文化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
（二）发挥协同作战效应
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不是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单位就能完成的任务，需要多部门、多单位协同作战，坚持内部协同、内外协调的原则，形成建设合力，推动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取得实效。一是公安机关的内部协同。警察文化建设是每一位民警共同的责任，在公安机关内部，各层级、各部门之间应形成共识，积极参与到各种警察文化建设活动当中，充分利用掌握的媒体，为警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贡献力量;二是兄弟单位之间的协调共建。充分利用司法机关、立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社区街道、金融机构等单位和部门的媒体资源，为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三是处理好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媒体既不是公安机关的敌人，也不是公安机关的朋友，要合理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为公安工作的正面宣传增添助力;四是挖掘与广告媒体的合作途径。通过服务交换或是资金投入的方式，换取部分广告媒体，比如车载广告、移动电视、公交站台、公路广告位等的使用权，扩大宣传范围，拓展警察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三）借助媒体平台，打造系列有影响力的活动项目
“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评选活动自2004年启动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五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在评选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公安英雄模范人物，在警营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身上体现出的警察精神也感动了亿万民众。可以说“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评选是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的标杆式项目。基层公安机关应立足实际，深入挖掘，推出系列活动项目，比如“优秀青年干警展播”、“最美女警”、“最美警嫂”、“最美派出所”评选等等，将警察文化的精神内涵融入到这些个人与集体当中，并借助媒体平台，拓展其在警营内外的影响力，形成由点到面、由内至外的整体建设合力。基层公安机关也可充分发掘地方特色文化中与警察文化相关联的部分，借助地方特色文化的影响力，推动警察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
（四）提升民警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体信息时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和反映能力[4]。提升民警媒介素养，就是提高民警接触、解读、使用媒介的素质和修养。当前，民警整体的媒介素养并不高，不会使用新媒体、不关心媒体信息、对媒体信息敏感度不高、对诋毁公安机关的信息不能适时发声进行辩驳等现象不一而足。公安机关应加强对广大民警媒介素养的教育和培养，为媒体介入警察文化建设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伍继纯.警察文化与警察文化建设[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