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学者在讨论中还认为，虽然青年嘟全球化意识”、“世界一体的倾向”，但青年中民族主义情绪仍然很强。在德国、以色列等一些移民较多的国家，排外l陇绪仍很严重。由于移民的文化、社会背景不刊徉.学习、就业不平等。种族矛盾很突出，移民想要进入主体社会很困难。其次是。青年虽然憧憬人们之间友好相处、关心爱护他人的生活环境，但也有瑞典学者对此感到‘失望。他们认为无论在社会上、学校里和社团中，都没有这种‘气娜w青年人似乎不太愿意与他人共享成功，关心维护浦认利益仍然胜于他人。再次是。在欧洲还有例批‘‘亚文化青年甜a这些青年的特点卿重感J隋，寻欢作乐，追求享穷。他们说话方式、着装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与众不同，他们喜欢跳摇摆舞，生活放荡，有些人叫他们为‘摇摆青护。这批青年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学校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这次会上，讨论青年学习和生活的问题比较多。英国一位学者认为，现在很多国家。青年就业正在消失，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学生。这不仅是指青少年。也包括已成年的年轻人。现在各国的教育事业事实上都在迅猛发展，对这一趋势的一种解释舟社会需雾因为进入信息时代。知识领域是主导领域，教育是关键的产业。全世界的青年都在被告诫:如果他们的国家经济要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接受比父辈更多的教育，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激烈竞争的需要，才能有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会上不少学者认为，目前学校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欧洲青年学术委员会一位学者说:青年的成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现在世界上出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浪潮，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学校教育是一寸桃战，这需要重新调整学校教育和对青年的教育口意大利学者说:现在青年都把高等教育当作塑造自己、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良好场所，但是他们感到，他们的学习成绩和社会需要、工作机会有很大的差距。英国学者也反映:英国一些学生，为了未来的工作，想方设法要多拿几泞文凭厦学位)，但实际上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而延长了他们的学习时间。不利于他们成才和就业。所以青年人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要改革学校教育。
俄国、东欧青年仍处动荡之中
原苏、东地区的学者，在讨论“现代化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青年”问题时，大多作了发言。他们一般都认为。青年的思想和价值观都还没有稳定下来，但是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观念逐步削弱，而泞夕、的自我发展及追求物质利益的观念大大增强，俄国科学院青年社会学中心的学者认为。经调查，俄国有4O%青年认为做什么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什么工作能挣钱，只要能挣钱，干什么事都可以。90年代以来，青年劳动观念淡薄，不学习和不工作的青年增加了2倍，一批游荡青年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保加利亚的学者认为保加利亚青年州弋的价值观变化是迅速的。但相比之下，他们家长的价值观念变化缓慢。青年对自由市场经济持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很快地发财致富和改善生活。但现实使他们失望。因为保加利亚的经济日益恶化。大多数青年情绪低落。思想混乱。
在俄国，一倍协分青年经过混乱、调整之后。朝着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在青年群体中，“政治对立”，‘思想观念两极分俗很明显，主张‘自由主分的人和反冲自由主分的人斗争比较激烈。俄国学者认为。由于社会改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青年对走民主自由的道路产生了怀疑，他们当中一部分人从主张搞自由主义、转变到反对搞自由主义。特别是当国内新的集权化趋势日益显露之后，青年人反对自由主义出现了高潮。还有一部分青年表现出对政治的不关心，几乎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但热衷于参加环保活动、文化活动和健身活动。青年的观念在增强。俄国和东欧青年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过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青年组织，都已自动解散。现在在青年中几乎没有单独的青年政治组织了，青年参加社会事务活动一般都由学校来组织。但是。在俄国和东欧一些国家中。仍有一部分青年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俄国的群众性政治性党派组织中，参加的青年成员仍占285%。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和东欧一些国家中青年兴起信教热潮，有学者称之为‘新的宗教运动”。保加利亚哲学研究所州立学者认为.过去青年对共产党和政府、教师信仰和崇拜，但是当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终少之后，青年要寻找新的信仰点，而对神圣权威的渴望是青年信仰宗教的一咋新的重要的动机，现在的青年对前途感到渺茫，性J庸容易冲动，神圣权威正好能够影响这批青年。
青年社会问题仍然多样复杂
(一)知识社会学视角下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存在的问题当代青年大部分能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多元社会思潮的并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青年的核心价值观认同，如有一部分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识和理解不够深刻，在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存在逆反心理，甚至有部分青年存在着错误的价值观，并呈现出价值目标功利、价值取向多元、价值评判标准多重的特点。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比较模糊。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具体内容和基本要求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完全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且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来源和实践要求理解也不深刻。二是部分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难度增大。在价值观多元化背景下，青年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年龄阶段以及心理发展水平等因素，更容易成为对各种价值观念最为敏感的群体，不同的价值观导向使得青年价值观陷入迷茫和困惑，价值目标趋于功利化、世俗化，容易导致道德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越是党和政府对青年的要求，部分青年越是不愿意认同和践行，进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三是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比较落后。当前在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忽视青年的生活环境和青年思维方式的特点，居高临下地对青年进行强行灌输，使得青年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而不信、知而不行。
(二)知识社会学视角下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受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环境制约。知识社会学认为研究思想的原因不能从孤立的个人出发，而应从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出发，一定的环境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和出发点。由于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等原因，导致某些社会群体从社会地位到价值观都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这些群体的成员实际上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境况中，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转型社会中并不少见。青年时期正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所以青年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往往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当前我国的社会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使得青年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此外，部分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受到微观层面上的个人因素的影响。首先，青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个人“视角”的限制。知识社会学认为，每个人由于所处的环境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会造成他们看问题的视角发生变化。同样，处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中的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程度也不同，他们会站在自己的视角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因为青年看待核心价值观的视角片面造成的。如对于“自由”“民主”概念的理解，有的青年会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而认同资本主义的自由观，而另外一些青年则更认同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有的青年会向往西方式的民主，而其他青年则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是由于每个青年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决定的。其次，青年的核心价值观受到青年逆反心理的影响。知识社会学指出，青年在思想发展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一种要挣脱和超越原有价值观和条条框框的“逆反心理”，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不能简单地依靠政府权威、行政手段或道德说教，也不能一味采用强制手段进行思想教育和灌输，这样反而会加深青年的逆反心理，从而影响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成才，必须走出这一误区，用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和培育青年的核心价值观。
二、知识社会学视角下青年核心价值观
认同培育路径探析知识社会学认为，同一群体的人会在价值观上形成一种共识。当代青年价值观正处在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较大的可塑性，他们共识的形成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因此，研究知识社会学视角下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正确途径，也需要借鉴知识社会学中关于共识形成的思想。
(一)构建引领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存群体实存群体在知识社会学中的涵义是指由其核心成员组成的推动整合机制的形成、提出凝聚个体的思想的特殊群体。要实现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就需要构建能够引领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存群体，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所有青年的基本共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所以共产党员尤其是青年模范党员更应该是引领青年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存群体，是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共产党员的典型示范在所有价值观教育领域中对于青年都是重要的学习方式，应该起到价值引领和道德示范的作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作为引领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存群体，党员干部要带头实践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和实践列入党支部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让广大青年在认真学习中深刻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这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外化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177-09
一、引言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异军突起，发表的名篇佳作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叙事文类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足以令世人瞩目。此后，学界公认这一时期为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只是在时间划分上略有分歧。然而在论及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成就时，批评家关注的目光和评价的重点往往倾斜在幻想叙事文类上，而对其他叙事文类则关注不够。作为英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和史学研究及书目学权威之作，哈维・达顿（F.J. Harvey Darton）的《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Childrens Books in England：Five Centuries of Social Life，1932）根据翔实的史料对英国儿童图书创作、出版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及发展进程，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经典的出现与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1〕
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的《秘密花园：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研究》（Secret Gardens：A Study of the Golden Ag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1985）对1860年至1930年出现的杰出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全面的专题考察，认为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活动形成了涉及相似思想观念和主题的模式。卡彭特在书中重点阐述的是，在这一“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作家选择儿童小说来作为自己描写社会和表达个人梦幻的载体。〔2〕彼得・亨特（Peter Hunt）主编的《插图版英语儿童文学史》（Childrens Literature：An Illustrated History，1995）是一部按年代和创作类型编排的通史类论文集。它重点探讨了英国儿童幻想小说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等因素。书中第六章题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诞生”，论述了维多利亚时期至爱德华时期的代表性童话小说作家及其创作的开拓性艺术特征。〔3〕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nders）的《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2000）是一部深受评论界赞誉的开放、精到的英国文学史。在第七章“维多利亚鼎盛期的文学：1830至1880”中，作者对刘易斯・卡罗尔（两部“爱丽丝”小说的作者）和爱德华・利尔（《荒诞歌谣》的作者）这两位作家创作的艺术特征进行了专门论述。桑德斯指出“爱丽丝”小说始终充满反转、推测、激变和梦想等因素；两部“爱丽丝”小说呈现出一种探索荒诞的快乐，因为荒Q就像镜子一样，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他认为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标志着“一种富于智力和奇想的儿童文学的出现，”是鉴赏力变革的最显著的结果。〔4〕而这种阐述代表了英国主流学界的价值取向，即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学经典纳入英国文学正史，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约翰・里凯蒂（John Richetti）主编的《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2005）是英国小说发展史研究的权威论文集，体现了20世纪末英美学术界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价值趋向。其中罗伯特・波尔赫默斯（Robert Polhemus）的文章《刘易斯・卡罗尔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儿童》（Lewis Carroll and the Child in Victorian Fiction）将幻想文学与童年书写联系起来，阐述了小女孩爱丽丝这一人物具有的划时代的重要文化意义，以及爱丽丝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儿童主人公，是如何与同时代的其他重要小说家（如狄更斯等）所呈现的儿童主人公和童年相关联的。〔5〕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的《维多利亚人》（The Victorians 1830-1880：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8.，2007）是一部新颖独特的英国维多利亚文学史，以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为主线，深入考察了1830年至188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英国文学的总体特点和客观成因。论著尤其对达尔文和科学发现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进行了深度阐述。事实上，达尔文不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产生重要影响，更是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这也是我们当前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戴维斯还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Fairy Tales and Fantasies），探讨了它们的时代意义和文学话语价值。戴维斯将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纳入维多利亚文学史体现了一种突破，一种新视野和新认知。综上所述，评论家对维多利亚时期异军突起的儿童幻想文学给予高度评价，但对写实性青少年文学叙事关注不够。换言之，学界对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的史学价值和艺术成就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对写实性叙事文类的研究和认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写实性文学叙事和幻想性文学叙事构成了一个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研究者应当全面系统地将这一时期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贯通起来，通过共时性方法进行整合研究。
二、重返童年：三种叙事走向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三种童年叙事。在维多利亚时代，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在内的英国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思想引发了深刻的宗教和信仰危机。在地理、生物和历史科学的新发现面前，正统神学节节败退。英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激烈震荡引发了大多数维多利亚人的迷茫、痛苦乃至各种精神及信仰危机。从总体看，当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深刻的信仰危机成为维多利亚人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迁与动荡催生维多利亚人“重返童年”的愿望，推动了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兴起。19世纪中期以来，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童年叙事成为作家们对抗社会剧变和精神危机的表达方式。众多著名作家怀着追寻童年的心态为孩子们写作，或者就以少男少女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推动了童年叙事的兴起。
1.以狄更斯的“苦难题材”小说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童年叙事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影响也最大的小说家之一，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大力开创了现实主义的童年叙事。这一童年书写的原动力来自他本人受到至深伤害的童年经历。狄更斯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捕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多种多样的童年和人生。作者透过表面的繁荣和“进步，”撕开其温情脉脉的面纱，直笔书写社会现实的冷酷无情，大力开拓了“苦难童年”的叙事领域，但他的大多数小说的浪漫结局呈现了狄更斯式的人文主义温情，给读者留下了希望之光。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重大社会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结构中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两个民族”的相互对立。〔6〕而对童工的剥削更是英国历史上“最可耻事情之一”。狄更斯令人难忘地描写了英国中下层社会种种触目惊心的贫困生活，揭示了儿童作为拜金主义社会的牺牲品所承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苦难。从儿童文学史意义看，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等所讴歌的儿童形象转化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的主人公，狄更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事实上，从《雾都孤儿》（Oliver Twist）的发表到《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问世的25年间，狄更斯笔下所呈现的那些历尽磨难和坎坷人生的儿童群像（如奥利弗、耐尔、董贝、蒂姆、匹普、小杜丽、科波菲尔等），无不铭刻在无数读者的头脑之中。有人说，如果要向广大英国文学的读者做一项调查，问他们对英国文学作品中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什么，那么这就是最可能得到的回答之一：济贫院里，饥肠辘辘的孤儿奥利弗手捧粥碗哀求道：“可以吗，先生，我还想再要一点！”狄更斯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捕捉和书写剧烈动荡时代社会底层产生的各种焦虑，以及形形的苦难童年和变动不居的人生。而对于19世纪以来的英国儿童文学叙事，狄更斯做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对于少年儿童人物的倾心描写，对于现实主义的苦难童年题材的大力开拓。相对于狄更斯笔下英国城镇少年儿童的苦难命运，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等作家则通过乡村童年书写，如《捡橡果的孩子》（The Acorn Gatherer）收于1884出版的《田野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Fields，London： Chatto & Windus， 1884）。等，表现了这一时期英国乡村儿童在工业化进程中陷入的凄惨生存处境。
2.“奇境漫游”：幻想性童年叙事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代表着维多利亚时期幻想性童年叙事的异军突起。通过以幻写实的童话艺术，作者讲述了天真淳朴而且具有常识判断的小女孩爱丽丝独自一人在奇境世界和镜中世界的荒诞生活经历，创造性地拓展了传统童话叙事的表现空间和哲理容量。就创作过程而言，“爱丽丝”故事秉承了口传童话故事的民间文化因素（现场型，亲密性，互动性），体现了它与传统童话的血脉关系；与此同时，这两部作品又通过作者的卓越才思和文字加工获得了独领的艺术升华，这两者的结合在特定意义上体现的是历久弥新的童话本体精神与现代小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耐人寻味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小女孩爱丽丝通过卡罗尔的童话叙事成为永恒童年的象征。恰如作者在其童话小说的扉页题诗中所言，他的两部“爱丽丝”小说是奉献给儿童，奉献给人类童年的“爱的礼物。”通过小女孩“漫游奇境”之幻想性童年叙事，卡罗尔的想象力得到激发和释放，而且他也通过卓越的幻想性童话叙事捕捉和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充满矛盾的希望和恐惧，表达了荒诞文学叙事所蕴涵的希望改进现实的童话乌托邦意愿。有关“爱丽丝”小说的创作过程和思想艺术特征，参见舒伟《重访爱丽丝的奇境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启示》，《理论与创作》2010年3期；《走进“阐释奇境”：从历史语境解读两部“爱丽丝”小说的深层意涵》，《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2期。以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为代表的幻想性童年叙事作品前所未有地冲破了从18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在英国儿童文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刻板写实之藩篱，颠覆了那些恪守“事实”，坚持理性说教的儿童图书的写作教条，推动了张扬幻想，追求快乐奔放天性的幻想儿童文学叙事主潮的兴起。
在这一时期，童话小说的创作蔚然成风，出现了一大批风格各异，深受少年儿童读者喜爱的名篇名著，引领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F.E.佩吉特（F.E. Paget）的《卡兹科普弗斯一家的希望》（The Hope of the Katzekopfs，1844）；罗斯金（John Ruskin）的《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1851）；萨克雷（W.M. Thackeray）的《玫瑰与戒指》（The Rose and the Ring，1855）；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水孩儿》（Water Babies，1863）；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奇境漫游记》（Alice in Wonderland，1865）和《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Alices Adventures in the Glass，1871）；乔治・麦克唐纳（Gorge Macdonald）的《乘着北风遨游》（At the Back of North Wind，1871）、《公主与妖怪》（The Princess and Goblin，1872）、《公主与科迪》（The Princess and Curdie，1883）；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它故事》[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1888，包括《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自私的巨人》《忠诚的朋友》和《神奇的火箭》]和《石榴之家》[A House of Pomegranates，1891，包括《少年国王》《小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和《星孩儿》]；约瑟夫・拉・吉卜林（J.Rudyard Kipling）的《林莽传奇》（Jungle Books，1894-1895）和《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so Stories，1902）；贝特丽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兔子彼得的故事》（Peter Rabbit，1902）；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的《五个孩子与沙精》（Five Children and It，1902）、《凤凰与魔毯》（Phoenix and Carpet，1904）、《护符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Amulet，1906）和《魔法城堡》（Enchanted Castle，1907）；s翰・巴里（John Barrie）的《小飞侠彼得・潘》（Peter Pan，1904）；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1895）、《梦里春秋》（Dream Days，1898）和《柳林清风》（Wind in the Willows，1908）等等。
3.科学家达尔文的“自传式”童年叙事
1831年，22岁的达尔文参加“小猎犬号”科考航行；1859年，在犹豫和等待了22年之后，50岁的达尔文发表了震撼世人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87年，78岁的达尔文发表了《达尔文自传》。长期以来，在清教主义观念主导下，坚持道德训诫的儿童图书在英国一直是绝对主流趋势。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新思潮颠覆性地撼动了基督教有关上帝与世间众生关系的不二说法，对于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兴起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有关文献表明，达尔文学说直接影响和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对于刘易斯・卡罗尔，那些荒诞的、难以理解的异己力量和异化现象成为他探索幻想奇境的重要写作推力。另一位作家查尔斯・金斯利在《水孩儿》中就糅合了进化论思想（加上作者所了解的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和基督教精神，体现了宗教感化因素与文学想象的结合。阅读这一时期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如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巴里的《彼得・潘》、吉卜林的《原来如此的故事》、波特的《兔子彼得》、以及本内特的《秘密花园》等等，都能发现达尔文思想的直接影响。从总体看，惊世骇俗的进化论对维多利亚时期作家们想象力的推动是无以替代的。从《物种起源》（1859）的发表到《柳林风声》（1908）的出现，时间见证了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达尔文自传》（1887）本身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童年叙事之一。它讲述科学家的童年，包括童年往事和回忆、出海科考的历程、对家族名人的记述。既是生动翔实的童年记忆，又呈现出想象的世界、奇迹的世界，具有双重影响。在普遍意义上，它为少年儿童提供的启示包括：“1）培养好奇心；2）发挥你自身的优势；3）对未知的新奇事物持开放态度；4）尊重传统，但敢于挑战现存范式；5）要走出去，才能有所发现。” 〔7〕而在文学意义上，《达尔文自传》所描述的科学家的童年俨然成为一个追求知识、追求信念和实现希望的文学新大陆，值得关注和追索。无独有偶，1885年见证了另一本童年传记《那些功成名就的穷小子的童年故事》（Lives of Poor Boys Who Became Famous）的出版，其扉页上题写着散文家、诗人拉尔夫・爱默生的题词：“恰当地说，我们没有历史，只有传记。”〔8〕而哲学家、文论家托马斯・卡莱尔的题词是，“只要是忠实的描绘，人类的画像乃是人类殿堂里所有画像中最受欢迎的。” 〔9〕这本传记讲述了发明家瓦特、音乐家莫扎特、学者约翰逊、作家哥尔德斯密、科学家法拉第、政治家林肯等28位出身穷苦的名人们的童年故事，从另一维度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于童年的关注。
三、卓越的贡献：女性作家的童话叙事
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以来，英国女性童话作家异军突起，她们的创作构成了该时期童话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为英国童话小说突破道德说教的藩篱，为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做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这批女作家包括伊迪丝・内斯比特、贝特丽克丝・波特、萨拉・柯尔律治、凯瑟琳・辛克莱、弗朗西斯・布朗、安妮・伊莎贝拉・里奇（作家萨克雷的女儿）、吉恩・英格罗、马洛克・克雷克、莫尔斯沃斯夫人、朱莉安娜・霍瑞肖・尤因、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艾丽斯・科克伦、玛丽・德・摩根、哈里特・路易莎・蔡尔德-彭伯顿、露西・莱恩・克利福德和伊芙琳・夏普等等。从民俗文化的视野看，女性与童话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密切联系。就性别特征而言，女性内心生活的丰富多姿使她们的想象更为细腻、生动。女性童话作家在创作中对具象性的生活画面尤其敏感。而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由于置身于一种性别歧视的男权社会里，女性作家有更多的精神诉求和情理表述，有更充足的理由去寻求对心灵创伤的慰藉，对社会不公的鞭挞，有更急迫的需求去获得自我生命的超越，去构建一个理想的童话乌托邦。从文学表达的意义上，女性童话作家特有的敏感和直觉的性别感受使她们更具有细腻而浪漫的审美想象，更具有自如地讲述童话故事的“天赋”才能。她们对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困惑和痛苦有着不同体验，更渴望道德关怀、审美情趣和天伦之乐，更需要诉诸奇异的想象。
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的女儿萨拉・柯尔律治创作的《凡塔斯米翁》（1837）是以斯宾塞的《仙后》为范例而创作的，充满浪漫传奇色彩，讲述帕姆兰德国王凡塔斯米翁的历险故事。小说中出现了爱情与阴谋、寻找与搏斗、正邪之间的生死较量，还有超自然精灵的介入等因素。朱莉安娜・霍瑞肖・尤因的《地精布朗尼和其他故事》（1870），由著名插图艺术家乔治・克鲁克尚克为该书配画。其《怪魔求婚记》（1871）讲述的是少女莫莉智胜强占民女的恶魔的故事。当怪魔前来求婚之际，莫莉利用怪魔贪婪无度和爱占便宜的心理特点，答应嫁给怪魔，同时要求怪魔在婚前完成两个任务，以便婚后好好地、“节俭地”在一起过日子。在完成莫莉交代的婚前准备工作的过程中，怪魔备受折磨，吃尽了苦头，而且身体也被冻坏了，最后他选择了逃跑，以逃避他的“未婚妻”。作者在故事中采用了许多口传民间故事的母题因素，而且在叙述中对于生产劳作和居家度日的细节描写真实生动地呈现了当地英国乡村生活的画面。
在这一时期的女性童话作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伊迪丝・内斯比特。她不仅推动了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童话小说创作的持续发展，而且对20世纪的英国儿童幻想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代表作包括《五个孩子和沙精》（1902）、《凤凰与魔毯》（1904）和《护符的故事》（1906）系列，以及《魔法城堡》（1907）、《亚顿城的魔法》（1908）、《迪奇・哈丁的时空旅行》（1909）等着重表现跨越时空题材的儿童幻想小说。《五个孩子与沙精》（1902）是描写同一集体主人公（一户人家的五个孩子）的三部曲系列的第一部，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随后的两部是《凤凰与魔毯》（1904）和《护符的故事》（1906）。在这些故事里，孩子们通过沙精神奇但有所限制的魔法而经历了奇异的人生境遇，体会到了各种改变带来的欣喜、震惊、惶恐、懊悔等情感，从而获得了对生活的更多理解。内斯比特童话小说的经典性因素可以表述为：（1）通过作为集体主人公的孩子们的视野，通过呈现他们的家庭环境及其心理活动，作者真实而艺术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期少年儿童的生活图景，可以使读者毫无障碍地认可这一图景的真实性，并且进入主人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2）通过敞开时空阀门预设了广阔的历险和认知空间。从作者生活的时代出发，从此时此刻的当下进入其营造的童话乌托邦世界，也可以回到过去，回到远古，或者进入“最近的未来”及遥远的未来。也是人类认知的包容性特点，既可以回到过去的历史时空，也可以前往未来的时空，极大地拓展了儿童幻想文学的活动天地，揭示了内斯比特童话世界的包容性特点。（3）通过幻想文学的方式ξ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评，表露了作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
四、新时代的成长问题：少年校园叙事
在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突飞猛进，新的科学发现不断涌现，国力的强盛使英帝国得到急剧扩张。在此背景下，猛然增长的知识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教育问题都显得急迫起来。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对帝国热情的培养和对善良、诚实、勤俭等品质的引导，逐渐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教育理念的基本共识。在英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中，公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就表现学校生活的校园小说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叙事，还是幻想性叙事，都是主人公从年幼无知走向身体和心智成熟的成长叙事。
早期的英国校园小说或者说描写过校园生活的小说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儿童文学作家萨拉・菲尔丁（Sarah Fielding）的《女教师》（The Governess，1749）。随后有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的《科洛夫顿的男孩们》（The Crofton Boys，1841）等作品问世。查尔斯・兰姆和玛丽・兰姆合写的《莱西丝特夫人的学校》（Mrs Leicesters School，1809）是描写发生在学校里的故事的短篇小说集，而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1847），狄更斯的《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50）等作品已出现对英国学校的状况和校园生活的生动细致的描写，而且这些描写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学校教育状况的关注。
随着时代语境的显著变化，英国校园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具有很高文学艺术性，而且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的经典文本，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家包括托马斯・休斯（Tomas Hughes，1822-1896）、 弗雷德里克・W・法勒（Frederic William Farrar，1831-1903）、塔尔博特・B・里德（Talbot Baines Reed，1852-1893）和约瑟夫・拉・吉卜林（J.Rudyard Kipling，1865-1936）等人。
从19世纪中叶以来，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英国进入了一个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与过去相比，民众的收入总体上得到较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父母开始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对于这样的家长，将自己的男孩送进寄宿学校，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失为一种时尚而有效的做法。在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各地设立的公立学校数量急增，从1841年至1900年，短短的40年里就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多。时代的变化也使学校的教育实践发生了很大的改进。当然，传统的宗教精神仍然需要重点维护，最大的变化在于锻炼学生体魄的体育运动的设立和体育精神的培养。1870年通过的教育法案强调要为所有适龄群体提供初级教育。这一法案的实施促进了英国初等教育的发展，客观上增加了英国社会不同社会群体中校园小说的潜在的读者数量。从1880年开始，出版商致力于向公众推出有关“校园故事”的广告。而在英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中，英国公学（本质上仍然是私立学校）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它们开始在校内鼓励各种类型的运动，把运动当作培养学生遵守秩序和纪律的一种方法。教育家认为这不仅能为精力充沛的男生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宣泄体力的活动方式，而且有利于引导他们远离对抗社会，或违反道德的个人行为。此外，体育科目的设立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另一方面那些集体项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这对于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的大英帝国希望国民具备对外协调一致的帝国团队意识也是相吻合的。在这一进程中，许多公学的校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托马斯・休斯创作的校园小说《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Tom Browns School Days）讲述一个名叫汤姆・布朗的男生在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任校长的拉格比公学的校园生活及成长经历。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该书在1857年出版后的当年就重印了四次，以后更是持续重印，时至今日。这部作品用写实性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了阿诺德校长的教育活动的影响和布朗在学校求学期间的经历。该小说从第二章开始讲述汤姆进入拉格比公学后的生活与学习经历。作为新生，他经历了在新坏境遭遇的种种考验。他加入了足球队，并且参加了学校里的其他活动；他勇敢地应对受到的欺凌；在参与各种校园活动的过程中，他与好友哈利・伊斯特遇到一些麻烦，遭遇了误解。后来汤姆的宿舍来了一个内向羞怯的新生阿瑟，这让汤姆产生了某种责任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经过了在拉格比公学的求学岁月之后，作为拉格比公学的足球队队长，汤姆・布朗在身体和心智方面都成长起来。《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对人物的刻画生动细致，具有浓厚的学校生活气息。书中描述的学校生活场景和经历是许多学龄孩子所熟悉的，尤其是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所关注的集体生活环境中的友谊、友情，以及如何处理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培养团队意识，如何应对成人的权威等因素，都能够唤起读者的呼应与共鸣。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生汤姆・布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我们会联想到20世纪英国女作家J.K・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度过的峥嵘岁月――事实上，英国的校园叙事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哈利・波特所在的魔法学校与现实生活中的学校非常相似，采用七年学制，实行学生寄宿制。在圣诞节期间，学生可离校返家，与家人团聚，也可留校过节；暑假期间所有学生必须离开学校，进入现实生活。无论是维多利亚公学里的少年汤姆・布朗，还是魔法学校里的男生哈利・波特，主人公都通过各不相同，又十分相似的方式尽情享受着富于生活气息和戏剧性冲突的校园历险行动，故事就发生在人们熟悉的课堂教室、礼堂、食堂、宿舍、图书馆和运动场等。同样，写实性的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力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无愧为引导主人公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校园叙事，还是幻想性的校园叙事，它们都是作为少年的主人公从年幼无知、混混沌沌的生命阶段走向身体和心智成熟的成长叙事。
五、帝殖民和新世界的吸引力：少年历险叙事
与英国校园小说一样，英国儿童与青少年历险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取得了最重要的物质成果，也产生了最深刻的社会影响。先后出现的以瓦特蒸汽机、莫兹利车床、惠特尔喷气式发动机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这使得英国从海外获取资源，获取原材料显得更为紧迫。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等原有殖民地的控制外，又以非洲为重点，与其他欧洲列强开展殖民地的争夺。到1897年，英国实际统治的区域已比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扩大了四倍，占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号称“日不落帝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国内的通讯报道变得更加便捷，同时价格低廉的报刊变得越来越普及，英国公众对于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也更加了解，更受鼓舞。随着英国海外殖民地的扩大，每年都有大量英国公民移居海外，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们自然受到他们父辈对于大英帝国的热忱，期待着离开学校后到海外殖民地工作，或者经营商贸、或者加入英国驻外军队服务、或者作为公务员到殖民政府机构任职。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也需要培养青少年的帝国意识和行动能力，吉卜林当年在德文郡就读的“联合服务学校”就是一所旨在帮助男孩们通过军队的测试，使之能够前往印度等海外殖民地服务的学校。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迅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海洋军事强国，海外扩张进入高潮期。大英帝国在印度、加拿大的殖民成果，海军统帅纳尔逊（1758-1805）和反法同盟联军统帅之一的威灵顿将军的赫赫战功与业绩令英国人倍感振奋，爱国热情和帝国意识空前高涨。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注重行动与男子汉气概的历险小说自然得以繁荣，而令人振奋激动的历险故事也大受欢迎，非常流行。整个英国的社会和文化机制都鼓励男孩和女孩去阅读历险故事，而且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像他们一样的少年，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一方面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是儿童与青少年对于历险的渴望和对历险故事的喜爱，这两方面的因素合力推动了维多利亚时代儿童历险小说的繁荣和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出版形式的多样化，登载民间故事的廉价小书成为流行的大众阅读方式[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随着报纸印花税（1855）和纸张税（1861）的取消，书刊的出版发行成本进一步降低，促使更多廉价书刊出现，使得当时英国社会的工人阶层等下等阶层也能够成为书刊的消费者]。而儿童与青少年读者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更加引人注目。有关国会爆炸案的盖伊的故事，以及1820年约瑟夫・瑞兹逊编辑出版的一卷本《罗宾汉歌谣集》等，都受到青少年读者的欢迎。1812年出版的《瑞士的鲁滨逊一家》（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于1814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传奇小说拓展了英国历险小说传统的疆域，惊险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海外的异国他乡，也发生在本土的历史长河中，针对儿童读者的改写本相继出版。许多作家不由自主地瞄准了儿童图书市场。阿格尼斯・斯特里克兰（Agnes Stricland）创作了《相互竞争的克鲁索》（The Rival Crusoes，1826），又名为《海难》（Shipwrck）。安尼・弗雷泽・泰特勒（Anne Fraser Tytler）创作了《莱拉》（Leila，1833），又名《岛屿》（The Island），这两部小说讲述的都是鲁滨逊漂流历险式的故事。霍夫兰夫人（Mrs Hofland）创作的《被人偷走的少年》（The Stolen Boy，1830）设置在异国背景地，讲述少年曼纽尔被来自德克萨斯的红种印第安人掠走关押后机智逃脱的故事。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创作了《农夫与王子》（The Peasant and the Prince，1841）和《内奥米》（Naomi）又名《在耶路撒冷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Jerusalem）。以及J.B・韦布夫人（Mrs J.B.Webb）创作的发生在过去的历险故事。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英国儿童历险小说的创作迎来新的创作高峰。在当年流行的历险小说中，仅乔治・亨蒂的作品每年都要发行15万本。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的主要出版社，如布莱克特、尼尔逊、朗曼、麦克米兰和J.F・肖等都致力于出版历险小说。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历险小说作家有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托马斯・里德、威廉・金斯顿、乔治・亨蒂、罗伯特・史蒂文森和赖德・哈格德等人。
自《鲁滨逊漂流记》以来，英国历险小说的传统元素包括：异域风情、追寻和创造财富、开拓蛮荒之地，教化野蛮的土人、白人用现代技术（火枪）加上语言和宗教对土人进行控制等等。就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故事的叙事特征而言，作者往往将可能发生的事情与异乎寻常的事情融合起来。历险故事的核心就在于惊险刺激，但这些惊险的事情又必须建立起可信性。主人公通常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十几岁的少年，要么是一个牧师的儿子，要么就是一个小旅馆老板的儿子等等。这样的主人公既非聪明过人、出类拔萃，也非愚昧无知、呆头傻脑，但他总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勇气和决心。在故事的开端，主人公往往由于家庭冲突或别的什么原因而离家出走，去寻求财富和好运。在史蒂文森的《诱拐》中，主人公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踏上了寻找其他亲人的旅程，从而遭遇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历险故事的背景地一般设置在远离故国的异域他乡。此外，会有一个陪伴者跟随在主人公身旁，或者主人公随身带着一件特殊的礼物，如一张地图，一件武器，或者能够帮助他学习掌握其他语言的工具等。故事中的主人公通常会遭遇危机或险阻，如沉船、海难、被劫持、受到食人生番的袭击、遭遇背叛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两种力量之间必然爆发的一场激战将是故事的高潮部分。与早期的同类小说相比，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小说更注重对于道德责任和刚毅精神的推崇；宗教性的说教已经淡化，而是将英国国教福音派信奉的“强健的基督教”观念和高涨的帝国意识结合起来，更注重展现英国白人的美德与品质，如诚实、忠诚、坚毅、足智多谋、处变不惊等等。在这一时期的作家中，乔治・亨蒂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不列颠帝国意识的最热忱的鼓吹者，他通常会在每本小说的前面，以一封致“H爱的小伙子们”的信作为序言，敦请他们关注故事中的英勇业绩和刚毅精神，关注主人公的历险行动， 因为正是这样的行动帮助大英帝国走向强盛和繁荣。就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故事的深层结构而言，它们在叙述模式、主人公的历险模式等方面仍然受到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影响。
六、结语
通过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的考察，我们能够以新的发展视野和新的学术资源去认识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为共同的读者群体而创作的文学叙事作品，认识这些叙事经典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们需要借鉴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1958）中提出的相关概念。他对1780至1950年间英国40多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的作品及其文化观念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作家形成了文学和文化的“可认知共同体”（the knowable community）和“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s）。威廉斯对19世纪一批英国小说家作品进行了新视阈的解读，揭示了这些作家在面对巨大社会变革时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反应，即“情感结构”。 〔10〕在同样的社会变革语境下，尤其在面对下一代的知识接受、身心成长和教育问题，19世纪的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情感结构”记述。这些叙事类型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演变（如幻想性童年叙事属于同源异流的幻想文学，少年历险小说可直接追溯到18世纪的《鲁宾逊漂流记》传统），但它们都在维多利亚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通过各自的反应，应对着共同的挑战，形成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之共同体，共存互补，不可或缺。这个文学叙事共同体具有不同的艺术追求，但具有共同的指向，其预设的共同读者对象决定了各叙事类型之间的逻辑和心理的内在关系，对巨变时代的殊途同归的情感结构是这个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所觉察到的。
在这个特殊时代，社会的巨变引发了科学与宗教之争、科学与人文之争以及科学与想象力之争；这些争论也影响和塑造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与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论战， 标志着新兴科学与传统宗教之间的对立、冲突。与此同时，赫胥黎与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之间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文化”之争。这两场论证颇具代表性和时代性，是反映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巨变与思想争鸣症候的晴雨表。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宗教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关系，相互对立又相互指涉，如宗教包含着朴素的科学因素，而科学秉承着追求真理的执着信仰。由此引发的是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问题与文学想象力的关系的探讨。在维多利亚时代，自然科学取得长足的令人震惊的进展。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巨变和精神迷茫与危机的背景下，一方面，怀旧和感伤情绪催生了“重返童年”的思潮，推动了这一时期多种童年叙事的兴起；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及文人对于知识的本质问题产生了极大关注，自然要探求和反思人类智力思维活动所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从最初的乌托邦（utopia）到后来的恶托邦 （dystopia）、异托邦（heterotopia）等等，作家们用文学形式构想出各种科技发展的前景与后果。这一时期的科学家们试图把握物质世界变化的规律，社会学家也得以借助自然科学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变化，而文学家则致力于捕捉社会巨变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类心理反应。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得到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在19世纪完成了重要整合，形成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六大学科。与此同时，科学意识还引发了维多利亚知识分子对社会变化规律的探求，以及对人类自身特性的探求，继而推动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人文学科的诞生。恰如恩格斯所言：“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多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11〕
与此同时，从宗教人士和科学家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文论家、小说家、诗人，人们通过论争和对话发表各自的见解，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独特的精神特质：碰撞论争与开放接纳。这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科学发现与文学想象的碰撞。1846年，亚当斯根据牛顿引力学说，预言了海王星的存在。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引起极大震动。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支持达尔文学说的证据相继被发现。在弗洛伊德时代，由于神经科学尚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弗氏的许多理论假设受到学界的质疑。而随着相关科学的发展进步，人们发现弗洛伊德当年提出的理论相继得到了现代科学实验的证实，正如2004年马克・索姆斯（Mark Solms）在2004年5月出版的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的文章《弗洛伊德归来》（Freud Returns）所阐述的。1915年，爱因斯坦根据广义相对论提出引力波（gravitational wave）的存在，2016年，科学家的发现印证了这一预言：天文台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探y器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现象。这证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物理学家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 ，1820-1893）所强调的想象力在真理探索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物质与力》的科学论文中提出，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日常事物的神奇和奥妙之处。”〔12〕对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与科学、科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现象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维多利亚人为何要追寻知识的完整性，为何能创作出卓越的文学叙事作品。
从当代中国视阈去考察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共同体，具有积极的认识论意义。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在时空传播上显得相当缓慢，以至于人们终其一生也难以感觉发生的变化。而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进程，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面临的挑战也非同一般。作家们为应对这一变化主题而进行创作，通过文学叙事捕捉变化进程中人物的情感结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经典是丰厚的文化遗产，具有双重性特点，不仅为儿童和青少年读者喜爱，而且能满足成人读者的认知和审美需求。对它们的系统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学术资源。通过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资源揭示作为一个文学叙事共同体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全貌，它的不同艺术追求和相同的应对时代变化挑战的指向，它的当代意义的文学和文化阐释，以及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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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章起 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在社会学的领域，许多人赞同社会学理论应是一种中层理论的说法。在人们的印象中，社会学既不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体系华美但不结果实的巨型哲学理论，也不是一种零碎的不系统的经验主义的研究。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是建立在抽象层次较低基础上，又与现实世界相联系，同时具有明确界定的可操作化的概念系统的理论模式;是以实证资料为一般取向，提出理论家必须予以考虑的各种变量类型，并借此建立一定的理论范式来描述和指导社会现象的理论研究方法。纵观我国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现状，可以看到这种中层理论研究在我国青年研究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确实有独到之处。
一、社会学家把青年看作一个社会群体，看作是同其他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有着特殊关系的社会范畴。社会学把青年作为再生产的一个因素，青年通过实现社会化过程来学习社会文化，实现社会自立的方式。社会学对青年的这一界定和研究的视角显示了中层理论的特点。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创立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超越了心理学的局限，使对人的心理、行为和文化的研究超出了个体研究的限制，进人了人类群体和社会研究的范围。虽然孔德最初的社会学研究是实证主义的研究，但是在青年研究中他十分重视家庭这一社会变量在青年和青年教育中的作用。可见在青年间题的研究中，社会学一开始就建立了中层理论的视角，即视青年为一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社会群体，而不是一个受生理和心理变化影响的“年龄群体”，也不是一个人类学或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文化群体。埃米尔•迪尔凯姆是法国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和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他特别反对把社会现象归结为生物现象和心理现象，他坚持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迪尔凯姆对青少年研究的主要贡献就是教育社会学中的系统社会化理论。与孔德不同，迪尔凯姆认为，家庭在社会中的整合功能已经不是很重要，家庭已经失去了“功能意义”，变得不牢靠、不稳定。他在《教育与社会学》中提出了教育是使一代青少年有系统地实现社会化的过程。迪尔凯姆认为社会整合的根本出路就是个体要抑制自己的过份要求，个体要与社会群体日益一致，因为个体是群体中的一员，所以应当充分恢复社会群体的稳定性，使其能更强有力地影响个体，使个体能感到自己与群体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迪尔凯姆的观点，社会应该教育青年应当同集体更加团结，因为集体的出现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依然存在，并且在各方面包围着他。一旦知道这一点，他就不会只在自身中寻求.自己活动的目的。只有懂得他是一种比他本人更崇高目的的工具，他就会懂得自身的意义，生活在他的眼里又获得了价值、意义和目的。那么，使个体确立新的生活意义的群体是什么呢，迪尔凯姆认为，决不是政党或国家，因为后者虽然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但它与其说是促进社会团结，倒不如说是促进“社会分化”。宗教过去是能够实现社会团结和恢复个体价值的力量，但是今天它已经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为数众多的学校和现代思维已经不能使那种虔诚的自信心和宗教所代表的宁静得以复归。所以迪尔凯姆提示我们，对青年的社会化只有通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进行有系统的社会化来完成。迪尔凯姆与孔德一样，强调社会学在人类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不应把着眼点放在个体的心理、行为和文化的社会适应上，而应更重视社会群体的作用。特别是社会正式群体的作用。由此可见，迪尔凯姆在青年教育和青年社会化问题上更多的考虑的是社会集体、学校教育等社会变量的意义，这一研究视角体现了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特点，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青年教育的实质。应当说美国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是一个宏观理论体系，而不是一个社会学中层理论的范型，但是帕森斯在分析青年群体状况中则利用他的结构功能的分析方法，一方面把角色放进人格形成的社会环境中，分析青年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角色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考察中，深人分析青年文化适应的社会控制的机制，同样达到了一般中层理论研究的效果。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宏观理论体系之中，他的社会行动系统主要讲的是四个特定的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它们是文化系统、社会结构系统、人格系统和有机体系统，这四个结构系统又分别承担着模式维持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目标获取功能和环境适应功能。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四个子系统形成了一个信息控制的等级次序结构。在信息控制方面文化制约着社会系统，人格调节着有机系统;反过来说，等级中的每个系统又都在为更高一级系统的行动提供必不可少的“能量条件”，即有机体为人格系统提供必要的能量，人格系统为社会系统提供能量条件，由人格系统组织而成的社会系统又为文化系统提供必需的条件。帕森斯通过对当代美国社会青年的社会心理状况和社会状况的考察，通过他的社会行动理论的结构功能分析，从而深刻地把握了青年的社会本质。帕森斯把青年的年龄和性别作为各种先定的状态和角色的决定因素，从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中去分析青年同社会的主观关系和客观关系，分析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行动系统中自身的能量条件和社会信息控制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揭示了青年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边缘化”地位和社会“依附性”的本质;所谓“边缘化问题”是指青年的社会状态的模糊不清，他们既非成人亦非儿童。他们既不能分享成人的权力，又不能停留在青春期以前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状态，他们既不能受到成人真正严肃地对待，又不能为成人所忽视。青年边缘化间题决定了青年社会依附性的本质，帕森期认为，在他所在的时代青年人的状态不清，社会地位没有保障，完全被动地依附于他的社会行动系统，受到社会控制机制的限制。与孔德和迪尔凯姆不同，帕森斯发现处于依附状态的青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除受到家庭、学校等传统因素的作用之外，青年同龄群体作为青年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孔德创立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研究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的理论体系，虽然都不是社会学的中层理论，但是他们在青年问题的研究中都试图向中间靠拢，一方面力图排除经验主义羁伴，一方面努力在摆脱纯粹抽象主义的束缚。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直接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层理论”的思想。他认为象帕森斯那样的建立巨型的时机还不成熟，原因是社会学还没有出现自己的刻卜勒，更不要说自己的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或普朗克。默顿在青年研究问题上坚持社会学中层理论的视角，把青年的社会自立和社会行为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两大变量是难以把握的，一个是角色，一个是状态。默顿认为，在青年时期同时有两个序列，一个是状态序列，一个是角色序列。一般来说，青年的某一行为状态先于角色而发生，为角色的最后确定做准备，而角色确定后的行为状态应当强化这一角色的行为。但是，事实上，从时间序列来看，摆在青年人面前的有许多“角色层次”不断的出现，这些未来的角色期待在一个人现实的行为状态面前必然会发生冲突，从而影响青年的社会文化适应的实现。默顿不仅区分了青年状态序列和角色序列的不同情形，角色出现前后行为状态不同的作用，分析了青年人的各种各样的角色期待所带来的心理冲突，而且还特别提出了青年“预期社会化”的问题。默顿认为，为了使状态序列和角色序列的动态平衡，现实的行为状态能够适应未来角色行为的各种要求，青年人必须在状态行为中具有一个准备的过程，这就是预期社会化的问题。默顿的这一青年研究的理论不仅对我们认识发展状态中的青年是十分有益的，而且对青年人的文化适应的关键环节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想。‘社会学家从家庭、学校到同龄群体等诸要素的分析，从个人社会化、有系统社会化到预期社会化这些中层理论的研究确实给青年社会学的研究注人了活力，在国内外青年问题研究的领域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种理论模式给青年和青年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所带来的帮助。
二、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研究同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相比较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孤芳自赏，应当从相邻学科中吸取营养，不断完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心理学为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心理的、生理的实证主义的材料;文化人类学为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的进一步理论抽象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和理想的范型。对青年问题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在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内。心理学家对青年在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的原因，发展的不同层次、状态等做了深刻的分析。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将人格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自我”、“超我”。弗洛伊德在青年的文化适应问题上超越了传统的“青春期危机理论”，这主要表现在，本我深层区和超我社会规范的理想区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个体人格的本质和运动。弗洛伊德认为，在生命一早期成熟阶段，幼儿以父母的完整形象为楷模“自居作用”，在一个人成年以后的文化适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使人们对青年问题的研究由“青春期危机”理论，转到了“幼儿”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上。也就是说，要想认识一个青年人的现实的“自我”，就要分析深层的“本我”和社会的“超我”的矛盾和冲突。无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青年问题的分析正确与否，但对于重视社会层面的社会学中层理论来说是不应当忽略心理学对青年个体的生理心理的研究所提供的这些资料。与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派不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埃里克森更重视人的精神文化因素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在《儿童期与社会》一书中把‘性命过程”看作生理、心理的发展同在文化上得到保障或受到限制的各种冲突和危机的产物。埃里克森的理论在西方心理学界影响很大，特别是他提出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影响的思想对学术界的意义十分明显。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危机在人的一生也都存在，但是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青春期阶段。这种自我同一性的认同到角色混乱，或者说叫做同一性的扩散主要发生在青春期阶段。社会心理学家对青年问题的研究已不局限在生理和心理的狭窄空间里，他们已经开始重视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而且提出了如此深刻的思想，{这对青年社会学和青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福有布助的，一但是建构青年研究的理论框架心理学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还是需要社‘会学象的努力。、一青年文化人类学把。代青年做为社会再生产因素的人类群体，;把青年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行为做为学科研究的基本概念，.一从时代凌展过程中探索青年亚文化现象的特点，青年亚文化与社会主体女耗的冲类与触;谷，认而寻录脊辱丈花适应的方法厂解决青年的文化适应的社会间题。二八当代奢名铂壮会学家鸟格丽侍.米德在她的褚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对青年做了一个全新的表述:.‘青年不再是青春期的心理学的二个内容，、一它首先是二个文化的实在’，，这位女博士，对萨摩亚;岛青年的研究，证明人们所熟悉的青年，只不过是特定社会所固有的文明的产物。青年的特征取决午社会的复杂环境和他们百然生理的变化的相互作用，取决于社会木同年龄群体之间所创定的差别和~个年龄群体向另一个年龄群体的过渡的方式。由此我们不再将青年看做是心理学加生理学的二个变化的个体卜而被看做是‘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一青年文化人类学不同于青年心理学的研究，青年心理学把青年的个体作为研究的对象，研究不同年龄段的青年的认知、一情感、意志等心理问题。而人类学家可以同时将青年视为一个有生物特性的年龄群体以及一个社会文化的实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动态研究。一应当承认，青年文化人类学是青年研究的理想状态，但是就自前青年研究的现状来说，时机还粮不成熟一，从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来说，我们还是应当在心理学的个体生理、心理的实证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社会文化实体的抽象研究之间寻求一种中层理论以衔接两大学科之间的联系，这一任务自然应当由社会学家来完成。
三、青年社会学没有忽略其他学科的贡献，而是在吸收和发展它们的基础上，创造能够认识青年的本质和功能的中层理论和方法论。青年社会学在阐明青年作为社会群体的特征方面作出了贡献，同时批判了生物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片面观点。尽管青年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承认，青年社会学是社会学最不发达的领域之一。在青年社会学过去的研究中，理论与经验材料的结合研究仍很薄弱，传统的调查方法仍占主导地位，侧重研究青年的过去，热衷青年状态的描述，缺乏对未来发展的预测。特别是一大堆大大小小的中层理论象一个大拼盘一样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没有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还不能建立新的青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社会学处于缺乏进行历史分析的许多经验材料的“幼稚积累”阶段，七八十年代随着理论与经验材料联系的加强，纯粹思辨主义逐步减少，社会学中层理论开始形成;那么，在当代社会，青年社会学的研究一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材料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有宏观社会层次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有了在高度抽象的理论层面和实证研究的经验层次之间建立中层理论的实践的探索，我们完全可以在21世纪到来之际，建构我们新的青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在心理学和文化人类李对青年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应当坚持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研究的方向，一方面不能企图建构二个庞大致密的形而上李体系，另一方面也不能停留在支离破碎的经验分析的圈子里。我们应当突破默顿所谓中层理论的局限，重新审视我们社会学在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建立一个开放式的中层理论的视角。青年社会学中层理论研究的关键环节还是在对青年本质的认识上。只有把握青年的本质这一轴心才可能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心理学把青年看作是一个“年龄群体”，看作是一个个生物的、生理的、心理的个体进行研究，从而建立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文化人类学把青年看作是一个类群体和社会文化的实体进行研究，因而是从最抽象也是从最具体层面上去建立自己的体系、而青年社会学从它建立的初期就把青年做为一个社会群体，看作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进行研究，从青年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中，从青年在复杂的社会环境等各种变量影响下的研究中建立了大火小小的中层理论。但是社会学对青年本质的这一把握还是不足以作为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轴心和篇石。其实，在这一问题上，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青年社会学研究中德国社会学家K，长海姆曾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学领域，德国社会学家K。曼海姆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井拼了“文化危机”的研究。在2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偏时资产阶级的精神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历史悲观主义，表现为对无法控制的红件的恐惧心理。这些事件包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不断恶化;欧洲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反动的势力(法西斯在意大利上台，纳粹分子在德国即将攫取政权等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越来越明确的一i人识到，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社会”不仅不符合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而且是与这些理想直接抵触。对此曼海姆十分无奈的写到:“观念的形态乃是在情景上超验的观念，它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人们采取实际步骤去实现它们时，它们常常成为个人主观行为的动机。”(K•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36年，第194页)。曼海姆看到了这种文化危机的表现在青年身上最为敏感，因此他对青年的研究是从“代”的问题人手的，他以“代”的问题为轴心，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实证主义和历史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所谓“代”就是特定的时间的间隔，同样年龄的个人都属于同一代;而历史浪漫主义则强调，代的划分取决于“内化的时间，即同样历史经验的感受”。曼海姆指出，青年一代是有能力以新的方式走向文明，是向新的价值开放的。青年人不仅能够在自己的人格中体现这些新的价值，而且能够在社会中提倡它们。青年人对待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的态度可能是进步一自由的，也可能是浪漫一保守的。当然社会学家把“代”的概念作为青年研究的轴心，把青年的本质看作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实体，不只是曼海姆一人，而且文化人类学家早就把青年看作是一个文化的实在。但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对青年的认识还是在青年群体文化或某一亚文化的基础上，文化人类学家理解的青年文化则更多的是一些符号文化。而我们所说的社会学家所要认识的青年本质，应当是一种与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层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以“代”的形式不断变化的社会群体文化。以此为轴心建立起来的青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模式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是否可以说青年心理学正处于比较成熟研究阶段，青年文化人类学则是未来理想研究模式，而青年社会学研究现在正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阶段。我们应当在21世纪到来之际重新策划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摘 要：2014年共出版、发表辽史著作、论文477余部、篇，其中著作40部，论文437余篇。目录分为政治、经济、民族、人物、社会、文化、文学、宗教、历史地理、考古、文物、史料考据、综合研究13类。
关键词 ：契丹辽文化；辽史；著作；论文；目录；2014年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70-06
收稿日期：2015年5月20日
作者简介：陈俊达（1991-），男，江苏徐州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辽金史、中朝关系史。孙国军，男， 1963生，赤峰学院历史学教授，赤峰学院学报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为地方史、国际关系史、编辑学
一、政治
1.《辽朝政治中心研究》，肖爱民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
2.《契丹史论证稿》，陈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3.《契丹辽文化论集》，孙国军、李春林主编，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4年。
4.《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5.《横扫千军如卷席：女真灭辽的故事》，赵永春、赵丽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
6.《宋辽风云》，林林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
7.《刀锋上的帝国：宋辽夏金元乱史》，马兆锋编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
7.《辽金史研究中的正统观》，景爱，《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8.《坚持多民族的大一统观 摒弃偏颇的“正统观”——以辽金史研究为例》，何天明，《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9.《试论清人的辽金“正统观”——以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问题讨论为中心》，赵永春、张喜丰，《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0.《辽金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张志勇，《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1.《辽宋夏金政权历史地位辨》，梁斌、石艳，《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2.《“辽”国号新解》，姜维公、姜维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3.《大辽本非契丹国号说》，林鹄，《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
14.《辽天祚朝“皇太叔”名号的政治文化解析》，邱靖嘉，《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15.《论辽朝的政治中心——从中国古代北方行国政治中心谈起》，肖爱民，《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
16.《〈辽史〉、〈金史〉中的老人星》，何慕，《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
17.《辽朝“因俗而治”统治政策的实现方式及存在论意义》，吴纪龙，《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8.《契丹的社会构造和两种支配体制的确立》，（韩）罗永男，《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
19.《辽金时期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与政府的防灾救灾措施研究》，刘玮玮，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0.《辽代社会保障救助事业研究》，朱蕾，《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1.《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张国庆，《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22.《辽金元时期生态保护举措初探》，毕季菡、李莉，《河北林业科技》，2014年第2期。
23.《辽初汉官群体研究》，李月新，《兰台世界》，2014年第25期。
24.《试论辽代汉官集团的地域性特征——以考古发掘墓葬为中心》，齐伟、都惜青，《苏州文博论丛》（第五辑），文物出版社，2014年。
25.《辽初汉族集团的形成与演变》，郑毅，《学理论》，2014年第11期。
26.《辽朝统治者的“崇儒”理念与政治实践》，郑毅，《学理论》，2014年第12期。
27.《论辽代后族与辽代政治》，路旻，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8.《辽金时期辽阳渤海人政治活动轨迹考》，刘肃勇，《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
29.《辽圣宗朝统治阶层中的契汉矛盾》，冯科，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0.《试论东丹国及其政权的性质》，唐烈，《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1.《辽世宗、枢密院与政事省》，林鹄，《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32.《辽代大理寺探讨》，杨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6期。
33.《从〈辽史〉看契丹的基层组织管理》，程嘉静，《兰台世界》，2014年第11期。
34.《契丹辽朝州县行政管窥》，王明前，《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5.《辽代五京留守研究》，王旭东，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36.《辽代上京留守选任研究》，王旭东，《学术探索》，2014年第7期。
37.《也谈辽宰相的南、北与左、右问题》，王曾瑜，《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8.《辽代地方要员选任方式浅议》，康鹏，《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9.《辽代职官考核制度探析》，武玉环，《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40.《辽代职官考核与升黜制度研究》，朱良娟，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41.《辽朝供奉官考》，孙伟祥，《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42.《辽朝官员的丁忧与起复》，张国庆，《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43.《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张国庆，《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4.《辽代于越职官研究》，陈耀宇，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45.《辽朝监察制度的民族特色及作用》，付文武、杨发源，《兰台世界》，2014年第27期。
46.《辽代再生礼小考》，李月新，《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47.《契丹祭山礼仪考论》，吕富华、杨福瑞，《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48.《辽朝辍朝制度研究》，崔学霞，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49.《碑志所见辽代高官丧葬述略》，谷丽芬，《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50.《文化认同视阈下的辽代立法与司法实践》，李玉君，《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
51.《辽代法律中的酷刑》，付爱云，《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52.《辽代东北路统军司考论》，王雪萍、吴树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53.《府州折氏与辽的关系》，高建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5期。
54.《辽宋对界河越界行为的处置》，张宏利，《东北史地》，2014年第3期。
55.《论“澶渊之盟”后的契丹跨界入宋者》，徐世康，《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56.《论白沟的宋辽历史文化遗产》，丁建军、张冲，《河北学刊》，2014年第3期。
57.《辽朝使宋国信使研究》，苏丹，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58.《宋朝遣辽使臣群体出身研究》，王慧杰，《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59.《北宋使臣监察启示录》，王恩山，《辽金西夏研究2012》，同心出版社，2014年。
60.《北宋使臣监察启示录》，王恩山，《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61.《由澶渊之盟看宋辽交聘制度》，郭松雪，《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62.《宋代出使文学研究》，陈大远，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63.《两宋与北朝交聘诗之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白金，《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五卷第二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64.《试论苏颂“使辽诗”中的爱国情怀》，胡彦，《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
65.《宋辽战争中武将的便宜行事权》，王轶英、史改侠、李娜，《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66.《北宋熙丰时期二府与对辽关系决策》，陈朝阳，《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9期。
67.《地缘政治视野下高丽和辽、宋关系探究》，胡婷，《东北史地》，2014年第4期。
68.《辽朝海军考述》，张宏利，《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69.《辽朝军队的军兵种研究》，刘雄，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70.《辽朝边防研究》，杜鹃，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71.《北宋对辽军事策略的三次转变（974—989）》，马萌，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72.《论北宋对辽间谍政策》，王轶英，《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73.《辽宋时期谍战的运用》，屈罗木图，《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74.《宋辽战争：宋初军旅诗的内核》，袁君煊、肖华，《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75.《“驱驰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杨家将〉中辽宋边疆民族关系探析》，吴景山、强进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76.《“驱驰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杨家将〉中辽宋边疆民族关系探析》，吴景山、强进前，《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77.《论辽初经略燕云十六州及其历史意义》，郭丽平，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78.《试析契丹与刘仁恭政权的幽州博弈》，李鹏，《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79.《辽金争夺兴中府及其影响》，吴凤霞、王彦力，《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80.《辽对高丽的第一次征伐新探》，陈俊达，《邢台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二、经济
81.《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卷》，曾雄生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
82.《辽宋金时期的水旱灾害、水利建设与经济重心的转移——以黄淮海地区和东南江淮两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关树东，《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83.《辽金时期依附关系研究——以官户、监户、驱、二税户为例》，高玉平，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84.《宋辽金时期赋税——中国税史之四》，蔡昌，《财会学习》，2014年第6期。
85.《从出土的铁制农用工具探讨辽代朝阳地区的农业经济生产状况》，王冬冬，《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86.《从辽代窖藏古钱看辽代货币制度的特点》，王彦力，《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87.《一种鉴定西夏、辽、金、元代钱币辅助方法的探讨》，万泉，《中国钱币》，2014年第6期。
88.《从辽王朝货币制度看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李芳，《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第3期。
89.《浅谈辽代钱币的流通问题》，任雁，《文物世界》，2014年第3期。
90.《从辽代的政治制度演进和经济发展谈辽钱的种类和版别》，唐武云，《金融经济》，2014年第4期。
91.《辽金元代白银的使用及货币化的逐步确立》，苏利德，《内蒙古统计》，2014年第6期。
三、民族
92.《契丹古代史研究》，（日）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93.《金代契丹人研究》，夏宇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94.《辽朝人口总量考》，杨军，《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95.《契丹始祖传说与契丹族源》，杨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96.《蒙元时期契丹民族的分布浅述契丹民族的走向》，包乌日斯嘎拉、塔娜，《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97.《亡国遗民的军功：金朝对外战争中的契丹将士》，夏宇旭，《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98.《金代契丹族地方官的政治活动及作用》，夏宇旭，《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99.《论金代契丹人反金斗争及其特点》，夏宇旭，《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00.《试论施甸长官司的文化价值取向》，陈世装，《金田》，2014年第11期。
101.《云南保山地区契丹后裔乙肝危险因素分析》，林牧、蒋锡超、申元英，《大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
102.《达斡尔族起源不容歪曲——驳“大宛、大夏、吐火罗就是达斡尔”说》，景爱、陈志贵、吴丽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103.《达斡尔族歌舞的产生和演变》，景爱，《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
104.《达斡尔族文化形态概述》，刘丽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05.《传承千年的达斡尔族曲棍球文化》，孙岩，《科技创新导报》，2014年第10期。
106.《达斡尔族“颇列”渊考》，鄂金伟，《课程教育研究》，2014年第23期。
107.《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文化探骊》，白志忠，《山东体育科技》，2014年第4期。
108.《也谈辽代的乌马山奚——兼与任爱君先生商榷》，葛华廷，《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109.《辽代奚境变迁考论》，毕德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
110.《略论辽朝部族的范围》，张宏利，《湖湘论坛》，2014年第6期。
111.《辽五国部族属探微》，杨海鹏，《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12.《〈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再释——兼论辽宋夏金时代的“回回”》，汤开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13.《论辽金时期朝鲜半岛女真人分布》，沈岩，《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3期。
114.《辽金时期的弘吉剌部及其与乞颜部关系》，康建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15.《说“舍利”——兼论契丹、靺鞨、突厥的政治文化互动》，孙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
116.《奚与契丹的关系探讨》，王丽娟，《北方文化研究》
（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117.《打破鄂尔浑河传统：论公元840年以后黠戛斯对叶尼塞河流域的坚守》，张国平，《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18.《宋辽金时期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侯胜一，《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8期。
119.《海东青与辽灭金兴——以“鹰路斗争”为中心的考察》，聂传平，《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
120.《金代女真的政治认同与对辽政策的转变》，王耘，《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21.《论入金辽人、宋人入金后的遭际》，孙明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5期。
122.《降金辽人、宋人降金原因探析》，孙明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6期。
123.《论入金辽人、宋人的理政措施及实效》，孙明材，《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9期。
124.《契丹与高句丽关系考述》，孙炜冉、李乐营，《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25.《契丹与突厥的关系及影响》，刘治川，《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26.《论唐朝对契丹的政策》，刘治川、肖忠纯，《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9期。
127.《辽代末期渤海遗民起义及反抗活动探析》，仉惟嘉，《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28.《辽代契丹人汉化问题研究——以风俗文化为中心》，陈程程，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29.《滇西契丹后裔民族融合原因初探》，蒋新红、杨庆玲，《保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四、人物
130.《辽金西夏风云人物》，《辽金西夏风云人物》编委会编写，沈阳出版社，2014年。
131.《铁马红颜：萧燕燕》，姜正成主编，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
132.《阿保机之“龙眉宫”及相关问题浅探》，葛华廷，《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133.《阿保机建立契丹专制政权的主要途径》，任爱君、王飞，《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34.《到白城春捺钵的四位辽皇帝》，戴丽娟，《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35.《自我的退缩、迷失、放逐——辽穆宗精神人格分析》，岳淑丽、李鹏，《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1期。
136.《关于辽长寿公主和延寿公主的几个问题》，史风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137.《关于辽朝后族室鲁的几个问题》，史风春，《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5期。
138.《耶律和鲁斡、耶律淳父子与辽末政治》，关树东，《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
139.《试论“耶律倍请兵后唐”之乌有》，耿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3期。
140.《浅析耶律倍未能继位及其被封东丹王之因》，耿涛、李佳桧，《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41.《耶律大石西迁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杜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42.《走进契丹汉人耿崇美》，李月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1期。
143.《悲剧型的契丹名将耶律余睹》，都兴智，《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
144.《辽末金初人物耶律余睹研究》，侯震，《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45.《大小武州城与辽国宰相虞仲文》，彭图，《五台山》，2014年第7期。
五、社会
146.《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武玉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47.《契丹巾帼：辽代契丹族女性研究》，张邺主编，民族出版社，2014年。
148.《从石刻史料看辽代社会生活》，赵芮彬，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49.《辽代皇家鹰猎之海东青》，邵连杰，《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50.《辽朝宗教文化之契丹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孙国军，《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51.《论巫教在契丹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孙国军、杨福瑞，《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152.《辽代人丧葬观念刍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张国庆，《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153.《从辽金至今的巫术演变考察》，（韩）赵容俊，《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
154.《论巫术在契丹对外战争中的作用——以契丹与中原政权的战争为中心》，马驰原，《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55.《契丹族社会生活中萨满文化研究》，杜美林，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56.《辽时期吉林西部草原契丹民族的信仰习俗与传承》，张树卿，《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57.《从考古发现看辽上京地区契丹人习俗》，杨婷婷，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58.《辽代阜新的契丹文化》，李琳、张慧，《兰台世界》，2014年第6期。
159.《再论契丹射柳习俗之起源》，张强，《兰台世界》，2014年第7期。
160.《飞翔的图腾——海东青》，宋晓君，《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20期。
161.《契丹国舅别部世系再检讨》，苗润博，《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
162.《萧和家族在辽代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张志勇、齐伟，《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63.《辽代汉人四大家族仕宦问题研究》，吉孝青，长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4.《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研究》，于超，长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5.《辽代刘祜家族研究》，马春红，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6.《辽代萧孝恭家族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任大卫，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7.《从东平吕氏家族看辽金时期的社会变迁》，苗霖霖，《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68.《北方游牧民族收继婚俗中的女性——以辽金元为例》，贾淑荣，《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5期。
169.《时新花样尽涂黄——辽代契丹女性“佛妆”考》，王子怡，《装饰》，2014年第3期。
170.《从辽代石刻看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张敏，《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71.《辽代石刻中所反映的辽朝母仪规范》，张敏，《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172.《论辽代的捺钵文化》，王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73.《契丹捺钵文化研究》，汪澎澜，《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74.《辽代四时捺钵体制及其影响试析》，孙雪江、张博程，《考试周刊》，2014年第45期。
175.《浅析契丹服饰对中原服饰的影响》，靳运洁，《今日湖北》（下旬刊），2014年第10期。
176.《辽朝的宴饮活动》，周洁，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77.《辽金西夏少数民族天然材料包装》，彭建祥，《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78.《辽金西夏少数民族天然材料包装研究》，彭建祥，《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179.《从河北宣化辽墓文物看宋辽家具的发展状况》，刘显波，《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
六、文化
180.《契丹辽文化论集》，孙国军、李春林主编，现代出版社，2014年。
181.《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刘浦江、康鹏主编，中华书局，2014年。
182.《儒风汉韵流海内：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中国”意识与民族观念》，刘扬忠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
183.《辽代沈北地区契丹人物质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以辽墓考古资料为中心》，张国庆，《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184.《10—12世纪宋辽金服饰文化的交流》，郭志伟，《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85.《辽朝腹地城镇的文化特征考》，张敏，《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86.《辽朝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高福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87.《辽代释褐进士群体的文化使命——以翰林院、国史院、起居舍人院考察为中心》，高福顺，《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188.《辽朝科举考试年限考论——以圣宗统和六年以后为中心》，高福顺，《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七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89.《辽朝的教育与科举》，黄凤岐、燕煦，《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190.《探寻辽代儒学教育的发展、兴盛及其衰落成因》，贾云飞，《兰台世界》，2014年第9期。
191.《辽朝私学教育对当时教育的影响》，程清旭、石茶、胡凤娟，《兰台世界》，2014年第12期。
192.《浅析辽代的官学、私学及科举制度》，李向东，《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4年第6期。
193.《儒学在辽代的传播及其影响和作用》，丛溆洋，《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94.《论辽代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建树与儒学发展》，马燕茹，《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4年第3期。
195.《从辽代考古资料看儒学在辽代的发展》，许宁宁，《现代妇女》（下旬），2014年第1期。
196.《〈古俗字略〉与〈龙龛手镜〉注音释义对比研究》，叶穗、郑贤章，《怀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97.《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考释》，刘凤翥，《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0期。
198.《内蒙古大学所藏契丹字文献》，高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99.《读谜谈解——补说〈刍拈墓志〉》，即实，《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2014年。
200.《再论契丹文天干阴阳之别》，吴英喆，《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01.《契丹语“那可儿”考》，吉如何，《北方文化研究》 （ 5 契丹学特刊），，2014年。
202.《契丹语“那可儿”考》，吉如何，《蒙古学集刊》，2014年第3期。
203.《A Supplementary Note on“Khitan”in Tangut Historical Records》，Nie Hongyin，《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04.《Reign Titles of Jin Dynasty in Khitan Small Script Inscriptions》，Sun Bojun，《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05.《The Khitan Lexical Tetrachoricism》，John Tang，《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06.《辽圣宗时代契丹大字官印考证》，陶金，《华西语文学刊》（第十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
207.《辽圣宗时代契丹大字官印考证》，陶金，《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08.《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研究》，白明霞，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09.《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戴光宇，《满语研究》，2014年第2期。
210.《Koreanic—Serbi-Mongolic ethnolinguistic contact before the Mongol Empire——Two possible Early Middle Koreanloanwords in Kitan》，Andrew Shimunek，《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11.《从最新研究成果谈起契丹文字概貌》，武内康则撰，德力格日呼译，《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12.《探究辽代音乐的风格》，谢建洲，《大舞台》，2014年第9期。
213.《辽金散乐初探》，安晓霞，《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14.《唐宋音乐对契丹民族音乐发展的影响》，蒋诏宇，《兰台世界》，2014年第30期。
215.《辽代散乐的文化特质研究》，卫丽军，《兰台世界》，2014年第33期。
216.《试论契丹音乐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交融》，贾增辉，《音乐时空》，2014年第8期。
217.《东北地区辽绣艺术的发展历史与市场开拓研究》，张烁，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18.《浅谈辽绣艺术的历史沿革和表现技法创新》，白丽，《时代漫游》，2014年第3期。
219.《辽代契丹族男性服装研究》，闫献冰，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20.《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代彩塑服饰研究》，杨俊芳，《美育学刊》，2014年第2期。
221.《大同华严寺辽代彩塑菩萨服饰特点初探》，聂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
222.《大同华严寺辽代彩塑纹饰类型及特点研究》，聂磊，《美术界》，2014年第5期。
223.《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辽金佛造像服饰艺术浅析》，武丽、彭景跃，《艺术评论》，2014年第12期。
224.《辽代后族墓葬艺术研究——以关山、库伦辽墓群为中心》，魏聪聪，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25.《辽代汉人墓葬兼容并包的艺术特征——以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为中心》，张楚翘，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26.《以岩山寺壁画为例浅析辽金时期寺观壁画绘制方法与材料运用》，董卓，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27.《辽代花鸟画研究》，张雪婷，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28.《水彩画与辽代壁画的比较研究》，李宇亮，《美术界》，2014年第6期。
229.《辽代壁画及其高仿作品》，阿敏布和，《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230.《耸立千年的辽代佛塔建筑之艺术探源》，张琳琳、陈春伟，《兰台世界》，2014年第34期。
231.《北京天宁寺塔的型制与装饰艺术研究》，李烽，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32.《北镇崇兴寺双塔砖雕艺术研究》，张睿，《文教资料》，2014年第21期。
233.《抚顺高尔山辽塔雕饰的艺术研究》，李焕，《美术大观》，2014年第12期。
234.《下华严寺菩萨造像的艺术特点》，许韶华，《雕塑》，2014年第4期。
235.《辽代佛教造像艺术浅论》，任丽俊，《美术界》，2014年第6期。
236.《辽代真寂之寺石窟佛像造型风格与契丹文化的融合研究》，魏凤岚，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37.《辽金时期佛教造型艺术的演化》，亢楠，《文学教育》（下），2014年第11期。
238.《内蒙古扎鲁特旗大黑山人面岩画》，闫洪森、娜木罕，《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7期。
239.《从晋北宋辽金寺观壁画的遗存看山西寺观壁画的历史文化价值》，魏卞梅，《包装世界》，2014年第5期。
240.《辽朝体育活动考略》，李际麟，《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241.《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代体育文化特色研究》，王修方，《兰台世界》，2014年第3期。
242.《“策马草原”的辽金时期马球运动溯源》，赵涛，《兰台世界》，2014年第15期。
243.《辽代捺钵制度及其射猎军事体育活动探源》，吕星云，《兰台世界》，2014年第24期。
244.《五代时期契丹辽朝军事体育研究》，赵涛，《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45.《我国古代契丹族斗鸡分析》，漆琼，《兰台世界》，2014年第9期。
246.《辽代的图书出版与书籍传播诸问题论析》，施国新，《理论月刊》，2014年第6期。
247.《简论辽金时期的山西刻书业》，裴兴荣，《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48.《辽代藏书概述》，王龙，《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4年第19期。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2] 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1]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2]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3]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4]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5]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6]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7]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8]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9]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10]
[1] 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 一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3] 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5] 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 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7]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8]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9]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
[10] 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敛。[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对“奢靡”风习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
（一）明朝说。常建华认为始于成化以后。台湾学者徐泓对明代江浙、华北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颇见功力，他认为正统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奢靡”风习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间；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万历时期等。[5]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或认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或认为江南地区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6]
（二）清朝说。持此说的学者，或认为在康熙前期，或认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与以上论著的明确划分意见相反的是，有人主张应作模糊化处理，因为奢侈浮靡风气的出现，有先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另有学者认为，不仅社会风气的转变可作时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种类也有先后之别，例如“服饰”风气的转变就早于“舆马”之类，物质上的变化也早于观念上的变迁。[8]
[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2] 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 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4]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5]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6]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3期。
[7]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关于“奢靡”风习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第一种主要是从地域上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城镇，特别是江南城镇；[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华北与江南程度有别。[2]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可能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3]
第二种主要是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与上述地域讨论中持城镇观者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丽月认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会习尚。[5]
第三种是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牛建强、汪维真认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6]另一种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7]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之风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8]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01988年第5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2] 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徐乱：《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纵欲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2]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关 键 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 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 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 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 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 %)，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 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 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
（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
（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
（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
（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中图分类号：G80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5-0100-08
Abstract： he international sport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have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10 years， but there is no systematic report on the history until now all over the world. his study analyzed the documents conserved in portdiscus to make clear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tudy found tha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appeared at the end of 1800s， subsequently it went to low ebb during 1900 to 1929， and until 1930 to 1959 there was a growth momentum. Benefit of the primary researches， the no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of sport" was reported at the end of 1960s， consequently the North American researchers led to construct the new discipline during 1970 to 1989， which is the most activ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up to now；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momentum stopped during 1990s， although there were more related publications， there was little research from the discipline's perspective. port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are the major part of sport psych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there is still little publication that discusses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from the discipline perspective， and what's more， the North American researchers have been ignoring the discipline issues of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instead， the recent publications are mainly from European and Chinese researchers.
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者通常将美国学者Norman riplett于1898年发表在《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的硕士学位论文《he Dynamogenic Factors in Peacemaking and Competition》看做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诞生的标志（如邱卓英和邱宜均，1995；Jowett和Lavallee，2007；王进，2013等），如此算来，体育领域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已有11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门学科的发展进程如何，目前无法查阅到相关报道。本研究根据8部以体育社会心理学为名的著作（Carron，1980；Cratty，1981；黄金柱，1985；Iso-Ahola和atfield，1986；Russell，1993；agger和Chatzisarantis，2005；Jowett和Lavallee，2007；王进，2013）中介绍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知识，依托国际体育科学文献数据库portdiscus中储存的相关信息，详细考证了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1科学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出现在19世纪末期
人们思考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能够顾及彼此的时代，但系统的、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直到19世纪末期才出现（Kassin，Fein和Markus，2011）。当时欧美国家体育文化蓬勃发展，特别是竞技体育、职业体育和体育传媒的进步，以及现代夏季奥运会的复兴，体育运动中的心理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经常有运动员、教师、记者、医生在报刊上撰文予以评论（King、Raymond和imon-homas，1995），因此19世纪末期应该产生了一些体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评论和学术论文，但受制于文献储存和检索技术，现在很难查阅那些文献（Green和Benjamin，2009），所以那个时代的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情况暂时难以深度考察。
从目前可以查阅的文献信息来看，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出现在19世纪末期，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riplett（1898）发现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单独骑行与比赛时的成绩差异，然后实施了一项实验室试验，得出竞争和他人在场会影响参赛者成绩的结论。portdiscus中还储藏着另外3项公开报道于19世纪末期的研究：1）issié（1894）观察一名法国自行车运动员，发现他比赛成绩比训练成绩好，认为与他人竞争有助于提高骑行成绩；2）antayana（1894）分析了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3）Mosso（1897）在1894年7月组织10名意大利山地军人登上Monte Rosa山，11日到19日他们住在4560米的临时营地，期间进行体能测试。他发现爬山过程中领头的人会比后面的人更快的感到疲劳，引体向上测试中士兵们会自发产生一种互相竞争的态势，导致重复次数不可思议的超过力竭上限。
尽管当时的研究者们并没有故意创建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或开展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观意愿，但从历史的视角看，这4篇论文开创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先河，特别是riplett（1898）的研究，经过Allport（1924）介绍（pp.261-262，280），让后来的一些学者意识到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存在（如Kenyon，1970；Martens，1970；Richardson，1972）。
2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
19世纪末期出现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星星之火并没有顺势在20世纪初燎原，尽管当时社会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的良好发展势头从理论上为体育社会心理学创造了发展环境，但portdiscus收录1900年至1929年间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文献只有7份（分别是：Patrick（1903）认为参加足球运动可以减轻心理紧张；Wallace（1908）分析了大学体育对道德的影响；ehe（1910）提出可以通过体育教育实施道德教育；mith（1914）论述了体育活动的道德价值；argent（1915）认为参加体育活动可以增强女性自信心；lither（1917）分析了教职工对学校体育的态度；ilcox（1919）介绍了体育运动中的礼节），但这些研究均源自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分析。提示，19世纪末期出现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议题和技术，并没有引起重视，当时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思想尚未形成。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议题范畴和研究技术取得明显发展。首先，仅30年代10年中发表的论文数量就达到19篇，是20世纪前30年总量的2.71倍（见图1）。
研究技术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进步。以人格研究为例，Ragsdale（1932）推断体育专业学生人格的依据是他们的入学申请材料中自己陈述的兴趣、理想和社会经历，高中班主任或老师对其性格和能力的评价，以及大学班主任对其评分和评价，而Blanchard（1936）编制了行为频率等级量表（Behavior Frequency Rating cale）用来测量体育课学生的人格，随后的研究者采用心理学家研制的通用量表（如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测评体育专业大学生（Mochel，1949）和运动员（Booth，1957）的人格。
综合考量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体育社会心理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看作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研究者们还没有赋予它“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但已经在有意的开展相关研究。
3体育社会心理学理概念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50年代末期形成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思潮在60年代正逢后现代社会心[LL]理学的崛起（王小章和周晓虹，1994）和运动心理学的创建（McCullagh，1995），这可能鼓励了研究者们从学科视角看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
1968年，美国人Gerald Kenyon在第2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报告论文《ocial Psychology of port and Play》，根据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体育社会心理学应该关注小团体、社会化、态度、社会改变、社会影响、顺从、沟通、攻击等问题，并且发现第1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已经报道了一些体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外，Kenyon和Grogg（1970）编辑的第2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论文集第2章第2部分的标题是“social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activity”（pp.331-427），包含人际关系、领导、自我、性别地位、态度、成就动机等12篇论文。这提示：1）当时国际运动心理学界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认知尚不成熟，但以Kenyon为代表的部分研究者已经意识这个新研究领域的存在；2）社会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的成熟支持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理念的诞生，因为Kenyon的学术观念萌生于社会心理学，而取材于运动心理学，并通过运动心理学的学术会议予以传播。
为什么体育社会心理学理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回顾当时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态势，可以发现“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首先，portdiscus中收录1960-1969年间的体育社会心理学论文129篇，10年中发表的论文数量超过之前的总和，而且数量增长的趋势明显（见图2）；其次，研究范围明显扩大，与之前的研究主题相比（见表1和表2），20世纪60年代讨论的议题有41个，大约是之前研究范围的4倍。
4迄今最积极的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创建工作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伊始，Rainer Martens（1970）在《Quest》上撰文《ocial Psychology and Physical Activities》再次综合论述体育社会心理学，以及oward Richardson（1972）在《Contemporary Education》上发表《A New Discipline： he ocial Psychology of port》首次明确从学科角度讨论体育社会心理学，由此掀开了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序幕。这段有史以来最积极的学科建设工作持续到80年代，迄今10部体育社会心理学著作中的5部（Martens，1975；Carron，1980；Cratty，1981；黄金柱，1985；Iso-Ahola和atfield，1986），以及7篇从学科角度讨论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论文中的3篇（Martens，1970；Richardson，1972；Foon，1987）出版于这段时间。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者们（如Bouet，1970；McIntyre，1971；Valentinova，1971；Jones，1971；Duthie，1972；Ball，1973；Lenk和Lueschen，1974；Petrie，1975；Lenk和Lueschen，1976；Prenner，1976；endry，1976；Roberts，1978；Reis和Jelsma，1978；Mann和Pearce，1978；Chorbajian，1978）开始整体性地用社会心理学理论讨论体育领域中的问题。与此同时，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大幅增加，仅《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rt Psychology》一家期刊在1970-1989年间就发表了203篇与体育社会心理学相关的论文。
80年代的学科建设工作更加蓬勃，来自全球多个国家（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的学者通过学术期刊（如Inglis，1980；Parlebas，1985；Ingram，1985；刘慎年，1986；Gauvin，1986；Bertels和Van-Rensbergen，1987），学术会议（rent和Adrian，1985），书籍章节（Frey，1986；Rees，1988）和4部著作介绍体育社会心理学知识。
这个时期，部分美国高校还开设了体育社会心理学课程，例如Martens利用自己编写的教科书《ocial Psychology and Physical Activity》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面向体育专业研究生开设体育社会心理学选修课，而密西根州立大学的Gould教授也采用Martes编写的教材给博士生开设《ocial Psychology of port》课程（Jowett和Lavallee，2007）。
由此可见，当时研究者们积极开展的相关工作，包含着试图将体育社会心理学发展成一门学科的愿望，但是研究者们并没有提出独立的、明显区别于社会心理学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概念，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向体育领域移植社会心理学知识。
5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建设的热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
尽管“sport social psychology”（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解决，学科视角下的体育社会心理学还没有从社会心理学中脱胎出来，但是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主流运动心理学研究者的认可（苏庆富，2005），不过研究者们专注于具体议题的研究，并不考虑选题的学科属性，所以这个时期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呈现出“重具体问[JP2]题研究，轻学科理论构建”的特征，例如《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port》《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he sport psychologist》《Quest》和《Applied sport psychology》等8种期刊在90年表了624篇体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论文，但是学科建设的热度却明显下降，因为这个时期只有2部以“体育社会心理学”为名的著作出版（Russell，1993；季浏和朱学雷，1996），只有Brawley和Martin（1995）、邱卓刚和邱宜均（1997）从学科角度讨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即使整体性的采用社会心理学理论讨论体育问题的论文也只有9篇（Connelly和Rotella，1991；Feltz，1992；Yaron和Jim，1992；Rose和Jevne，1993；Brawley，1993a、1993b；Ebbeck和Becker，1994；Perna、Zaichkowsky和Bocknek，1996；Williamsab和 Andersen，1998）。
[JP2]此外，体育社会心理学开始面临着体育社会学（如abo ，1993；Leonard，1998），体育教育学（如Carron，1994；Papaioannou和Goudas，1999）和运动心理学（如Biddle，1993；lepicka ，1995；utzler和herrill，1999）的瓜分，相关著作都收纳了部分体育社会心理学内容，却不赋予它们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621世纪讨论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问题的研究者主要来自欧洲和中国
一边是日渐丰富的研究成果，一边是开始没落的学科地位。这种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格局延续至今，例如仅仅2014年《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rt Psychology》《Psychology of port and Exercise》《Journal of 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Applied port Psychology》和《he port Psychologist》等5种主要国际运动心理学期刊发表的225篇论文中就有122篇涉及体育社会心理学问题（见表3），而且主流运动心理学教科书（如Cox，2011；张力为和任未多，2000；季浏、张力为和姚家新，2007）都会包含体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也是运动心理学学术会议的主角（如第九届全国运动心理学大会上报道心理健康论文66篇、社会心理论文50篇、动机论文29篇（张力为，2010）），但国际运动心理学界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态度并不积极，例如2000年至2014年只有agger和Chatzisarantis（2005）、Jowett和Lavallee（2007）和王进（2013）等3部以“体育社会心理学”为名的著作出版；11种主流国际期刊（除了前文所述8种期刊，还包括《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和《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中只有Vernacchia、McGuire和Reardon等（2000）、Kranea、Barberb和McClungc等（2002）、Lewis、Forsyth和Pinto等（2006）、Podlog和Eklund（2007）、Karelis、Fontaine和Messier等（2008）、Opdenacker、Bourdeaudhuij和Auweele等（2009）、Petrie、Greenleaf和Reel等（2009）、Anderson、Petrie和Neumann（2011）等8篇论文继续整体性的采用社会心理学理论讨论体育领域中的问题；只有Gill（2009）从学科层面讨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可见，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整体性被忽视了（Morris，2013），从学科角度看待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比较少。因此，不难理解第13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包括4个部分：运动和锻炼心理、运动技能与学习、研究方法学和特殊问题（张力为，2013），其中有许多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却未能促成一次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专题讨论。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在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故乡――北美，自Russell（1993）之后就没有出版新的以“体育社会心理学”为名的著作，而且他们的学术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少研究者认为自己是利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解决体育领域中的问题，所以他们已经不认为自己在开展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而是在做体育管理学研究2。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Russell（1993）、Brawley和Martin（1995）和Gill（2009），就没有其他北美学者从学科角度正式讨论体育社会心理学，但欧洲和中国学者逐渐成为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建设的主力军，不仅出版了5部著作中的4部，而且中国学者王进（2006，2007a，2007b，2007c，2007d），苏庆富等人（2004，2005，2006，2012），游茂林和石岩（2015）正致力于解决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
7小结
7.1portdiscus中储存的文献显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在19世纪末期出现，目前可以查阅的4项研究讨论了体育领域中的社会促进效应和动机问题，采用了观察、试验和精神分析等研究方法。
7.220世纪前30年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处于低潮，直到30年代才开始兴起，在数量、研究范围和深度等方面的进步明显，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得益于60年代社会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的发展所创造的学术环境，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Kenyon正式提出，继而在20世纪70～80年代期间出现了由北美学者主导的迄今为止最积极的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创建工作。
7.320世纪90年代以来，体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并没有得到重视。在过去的20多年里，有关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问题的研究报告也很少，至今国际运动心理学界习惯将体育社会心理学称作“social psychology of/in sport”而不是“sport social psychology”， 可见研究者们还深受社会心理学思想的束缚，目前的体育社会心理学在大部分研究者的学术观念中可能称作“体育领域中的社会心理学”更为贴切。
7.4除了Russell（1993）、Brawley和Martin（1995）和Gill（200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其他北美学者从学科角度正式的讨论过体育社会心理学。相形之下，欧洲和中国学者出版了4部以体育社会心理学为名的著作，而且中国学者正积极讨论学科视角下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相关问题，这提示：欧洲和中国学者成为从学科层面讨论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主力军。
7.5大量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体育社会心理学获得学科地位不存在知识基础障碍，但提出“sport social psychology”的概念尚待凝练出体育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创建所面临的这个困难，运动心理学也曾遇到，第1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的主题是“Psychology of port”、第2届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的主题是“Contemporary Psychology of port”，但是运动心理学的名称早已改成“port Psychology”。国际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者需要合理看待社会心理学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关系，尽快将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本位知识体系构建出来，呈现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核心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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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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