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蒙古兴起时，全国各地尚有南宋、金、西夏、大理、土蕃、西辽等多个政权并立。蒙古统治者依靠武力先后灭亡其他政权，完成了空前的全国大统一。为了巩固统一，确保元朝政府在全国实施有效地统治，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体制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发展。而直接影响闽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是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关于元代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前人已多有研究，1此处重点探讨的是与闽南地区发展相关联的方面。
元代以行省作为地方最高官府和一级区划是前代所未有的。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辖区相当于宋代的几个路。但职权之重是前代地方政府望尘莫及的。元代学者柳贯曾对行省职权有过评述：“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秉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籍”。2实际上行省职司对辖区“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3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从而使中央通过行省有效地实施对地方的统治。元代初期，行省的建置区经常有所变化，以后基本固定的行省有十个，即岭北、辽阳、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4
元代闽南地区在元世祖时，曾一度隶属过福建行省。5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元朝政府“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6原福建辖区归属江浙行省。此后，闽南一直归属江浙行省管辖。江浙行省所辖三十路和一府：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江阴、广元、婺州、衢州、绍兴、温州、处州、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福州、建宁、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泉州、漳州和松江府。7涵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地区，以及江西和安徽部分地区。当时，在十行省中，江浙行省被元朝政府视为重中之重。“江浙行省视诸省为尤重，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朝廷之注倚”。8“所统列郡民物殷盛，国家经费之所出，而又外控岛夷，最为巨镇”。9
元朝政府实施的这种行省建置对闽南地区的影响，与前代有何不同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提升了闽南地区的地位。唐、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闽南地区在唐、宋时期，一直作为地方州的行政建制设泉州和漳州。宋制定了以路作为州、县之上中央派出监察辖区的制度。宋以福建为一路，福建路下设“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州”。10当时泉、漳两州的权限及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大。元代在行省之下采用路、府、州、县的地方建制。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泉州和漳州分别被升格为路一级的建制。而且在前后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闽南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据《元史·地理志》载：“漳州路，下。唐析闽州西南境置，后改漳浦郡，又复为漳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漳州路”。“泉州路，上。唐置武荣州，又改泉州。宋为平海军。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十八年，迁行省于福州路。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福州路”。11上述的记载反映出，漳、泉地位的前后变化情况。唐代划闽州南部为漳州，宋沿袭未变。元代统一江南后，对闽南的重视程度超过前代。元代不仅将漳、泉建制升为路级，而且对作为闽南核心之地的泉州关爱有加。先后在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总管府，还曾两度作为行省治所。至元二十年，元廷还曾“复令行中书省于漳州”。12这一举措，大大提升漳、泉在福建和全国的政治地位。此后，闽南地区社会发展与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二是直接促进了闽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密切联系。由于闽南泉州、漳州等路被纳入江浙行省，增强了与同一行省区划内的各路之间的交流。通过江浙行省，闽南地区与元朝中央政府乃至全国联系比已往更加密切。元人黄溍说：江浙行省“当东南之都会，生齿繁多，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所统句吴于越七闽之聚，讫于海隅；旁连诸蕃，椎结卉裳，稽首内向。擎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事任至重，非元勋懋德两有文武，莫克膺其寄”。13陈旅亦云：江浙行省“夫物大则制劳，务繁则理艰，土赋居天下六七，则辨（办）集之责殷矣。是故朝廷恒选勋戚大臣与猷为之优著者，行中书省于兹，厥惟重哉”。14黄、陈二氏所说不谬。如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朝议以江浙行省地大物众，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遂命木华黎后人、元世祖忽必烈的养子脱脱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脱脱离京赴任时，成宗“命中书祖道都门外以饯之”。15可见元朝政府视江浙行省非同一般。闽南归入江浙行省管辖之后，加强了与江浙行省其他地区联系。同时，闽南地区也进一步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为闽南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除行省制之外，对闽南地区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市舶司制度。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最初，唐代在广州曾设过市舶使。宋代开始正式有市舶司制度，但是这一时期的市舶司制度还很不完善。当时，宋代设市舶司的主要地点是广州、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而福建路泉州直到宋哲宗元祐年间才新增设市舶司，以后又一度废止泉州市舶司。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曾以“市舶司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为由，罢两浙和福建路市舶司，以“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并归转运司”。16以后，市舶司虽又恢复职能，但在这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不能不对闽南地区的发展及宋代海外贸易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元朝灭宋统一江南后，即在“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17随后，又在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等地设立市舶司。几经运作，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泉州、庆元、广州3处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政府下令各市舶司“悉依泉州例”。18说明元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是很高的。而且，有元一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就没有动摇过。由于泉州市舶司事务通常是由江浙行省直接管理，这也无疑加强了泉州及闽南的区域地位。元代的市舶司制度不仅使海外贸易制度化，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南方市舶口岸与大都和北方的联系。元代泉州港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外贸易港，与元代的市舶司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元朝政府对泉州及其闽南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是有远见的。元人吴澄曾见证元代泉州的繁荣，他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之窟宅，号为天下最”。19元朝的政策对闽南地区多元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
二、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地域因素
闽南多元文化形成有着特殊的地域因素。闽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其东、南两面凭海，晋江、九龙江流经闽南入海，水路交通便利，形成易于船舶停靠的多处港湾口岸。这与域外交往带来便利。中国有着广阔海岸线，凭海城镇不止闽南一处，何以闽南在元代独据优势？自然地理环境只有充分地开发利用，才能发挥其蕴涵的潜在优势。
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以前已开始受到关注，元代正是在承袭了前代所提供的积累之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尤其是泉州港成为元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后，使闽南更显出地域的优势。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完成的几大交通工程中，其中有一条重要交通路线是从市舶主港泉州出发，经福州、建宁越武夷山，循信江至鄱阳湖入长江，至真州，再沿新开通的大运河北上。于是“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0另外，开通闽地到天津直沽的海上航道。这一举措，使闽南地区与北方政治中心——大都之间有了畅达的通道相连系。“顺风十日到闽海”，21从而缩短闽南与北方路程。闽南有江浙行省广阔而雄厚的经济腹地作为物质支持，使其对内对外发展游刃有余。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才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发展空间。
元人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中，曾盛赞元朝大一统所带来的中外交流的发展，以及他撰写《岛夷志略》一书经过，这与元代闽南有关，现引录于下：
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屿无虑数千国，莫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川焉。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至正已丑冬，大渊过泉南，适监郡偰侯命三山吴鉴明之续《清源郡志》，顾以清源（泉州）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谓余方知外事，属《岛夷志》附郡志之后，非徒以广士大夫之夷闻，盖以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22
此处记载告诉我们：汪大渊在至正已丑（1348年）冬，来到泉州，正遇到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组织人续修郡志，汪氏应邀将其海外见闻编成《岛夷志》附于郡志之后。由此可见，汪氏有关元朝的弘论就是站在闽南大地之上抒发的。汪氏业已看到泉州这一“诸蕃辐辏之所”，与元朝中外交流发展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元朝统一之后，闽南的地缘优势得到较大的发挥，闽南明珠才得以绽放异彩。
元代闽南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源源不断的各种货物在这里装上装下，行销全国各地和海外诸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名扬中外的声誉，使四方“蛮商夷贾”、传教士、旅行家、使节、僧侣、道士、少数民族等纷踏而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依本·白图泰曾先后来过这里，并为世人留下赞美刺桐城（泉州）之壮观的名篇。23各种人物会聚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从而为多种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闽南在元代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点。
三、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人文因素
闽南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区域，还是学术氛围浓厚的地区。传统的文化积淀对一个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元人修《宋史·地理志》时说：福建“多乡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24元代学者吴鉴说：“闽文学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献，彬彬可考。时号海滨洙泗，盖不诬矣”。25元朝史官与吴鉴所说自然涵括闽南地区(吴鉴说上述话时正在泉州修方志)。在文化领域对闽南学术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学。这与南宋的朱熹有很大的关系。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入仕后首任泉州同安主簿，以后又曾知漳州，并长期在此地讲学。他“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子弟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已治人之道”。26 “一时从学者众。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宾等，以为表率，日与讲论，正学规甚严。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27因此，朱熹对闽南儒学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公（朱熹）既没，凡所居之乡，所任之邦，莫不师尊之，以求讲其学，故书院为盛”。28闽南籍的儒学学者多为其师友门人。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对特定地区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
入元以后，元朝政府重视文化教育。元灭南宋后，原南宋的地方官学统归于元朝各级政府管理。此后，元朝政府在陆续恢复传统学校的同时，并创办了一些新学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29元朝政府教育政策对包括闽南在内福建文化教育有推动作用。元代学者虞集说：“国家奄有四海，郡县无大小远迩，莫不建学立师。乃若先贤讲学故地，遗迹所在，及贤士大夫好善者，或因或创，为之书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创立者甚众，而七闽为尤甚。”30虞集是在漳州路龙江书院落成时说这番话的，反映了当时闽南的文化教育情况。
元代以尊孔崇儒的方针为指导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元世祖忽必烈曾多次崇奉孔子的诏旨。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进用蒙古文字译写《孝经》，武宗下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以下皆赐之。”31此时，朱熹学说在文教思想领域开始占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学者的著作中有反映。“虽戴惠文身，为刀笔筐箧之行，与非华人，亦手披口诵是书，求厕士列者，往往多然。”32 “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33 “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34元仁宗时期，朱学在全国文教思想领域完全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延祐年间元朝实行科举考试之后，考试内容主要采用朱学，“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35 “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36以后，朱学在有元一代的学术文化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元代闽南地区路学、县学、社学、书院齐全。当时闽南的最高学府是泉州路学和漳州路学。泉州路学是在南宋州学的基础之上创办的。据元人朱文霆记：“元大德三年，福建都元帅扎剌立丁重建明伦堂。至治改元，总管廉忱始甃台塑两庑从祀像，筑杏坛于棂星门之南，康里巎（巎）为记。明伦堂前，旧有泮池，行循两斋。至正九年，郡判卢僧孺桥之。十年，监郡偰玉立重建明伦堂，并修议道堂，为斋舍四十间及先贤等祠”。37漳州路学，其校址是原建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的州学。朱熹任职漳州时，曾经修建过“宾贤”、“受成”二斋。后州学于南宋末年毁于兵战火。“元延祐三年，郡守张泉逸、教授高元子，重建大成殿、两庑及戟门、棂星门。殿后为杏坛，又后学廪；廪之东为神厨，厨之东为宰牲房；厨前为神库殿，西为明伦堂，左右为四斋堂；前为亭，亭外为书楼，楼下为大门，门外砌石为桥，桥下为泮池；堂后为乐器库，堂西为馔堂，东为教授廨舍，又东为训导廨舍。天历二年，达鲁花赤纳兄占伯重修明伦堂”。38从泉、漳两路学情况来看，元代闽南学校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在学校和书院担任教授、学正、学录、教谕、山长等学官的人员，多为学有所成的儒师。如泉州路教授闻人梦吉、陈天锡，漳州路学正的晋江人傅定保等，都是一代名儒。元代闽南各地的还创办不少书院，如孔子五十三世孙孔公俊于同安县所建大同书院，漳州路的龙江书院等。这些教育机构对元代闽南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闽南儒学原本有朱熹亲自教化的基础，元朝的尊朱方针更使闽南的崇尚儒学之风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现存于闽南的泉州府文庙（孔庙），始建于南宋，也是元代路学所在地。这是闽南尚儒的历史文物见证。
元代闽南除儒学之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也很流行。这多种宗教文化汇聚在闽南地区，在全国也不多见。下面对元代闽南宗教文化的情况作一简述，重点放在研究者关注较少的方面。
中国的佛道两教由来已久。道教生于本土，佛教传自外邦。闽南地区佛道早已有之，而元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关闽南佛教的情况，学者王荣国著有《福建佛教史》，对福建佛教历史研究甚深，其书内列有闽南佛教寺庙统计数字，现将王氏成果转录，以供参考。元代泉州有寺院2所、庵堂38所，漳州有寺院5所、庵堂3所。漳州路寺院5所、庵堂3所。在原址重新修复的寺院分布是：泉州路13所 ，其中晋江县4所，南安县5所，惠安县1所、永春3所；漳州路3所，其中龙溪县2所，漳浦县1所。39
关于元代闽南道教的状况，笔者未见有专门涉及元代闽南地区的道教研究成果。因此，依据福建方志等相关记载（笔者掌握的资料很不完备），对闽南地区的道教的宫观情况作了一些粗略的考察。明以前，泉州路的宫观共有46所，漳州路宫观有7所，其中有一定数量建于宋和宋以前，但元代尚存。泉州路有明确记载建于元代的道教宫观是：晋江县的灵济行宫，建于元至元间（未注明是世祖至元，还是顺帝至元）；南安县的凤山宫，建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永春县的三清观，建于元至正间。漳州路有两所宫观记载是元代重建；龙溪的东岳行宫，元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龙岩县的东岳观，元至正九年（1349年）重建；漳浦县崇真观，宋建于县西门外，元至正间移建“县治西朝无坊内”。40由于历史久远，史籍记载往往有疏漏。一般情况下，道观的实际数目要高于据史籍统计数字。闽南的道教，主要教派当属于正一道。目前仍踞坐在闽南清源山右锋山麓宋代巨型石雕老子像，昭示着闽南地区兴于宋而盛于元的道教历史文化。
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元代闽南佛、道两教的寺院道观分布较广，数量也是很可观。但是，总的来说，闽南佛教势力要高于道教。弘治《八闽通志》所说：闽地佛道在明以前，“名山圣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自二氏较之，佛氏之居，视老氏十八九矣”。41这也应当是与元代闽南地区的情况相符合的。
元代闽南地区伊斯兰教是文化是仅次于佛教和道教又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早在唐代闽南就有伊斯兰教传入，主要是在留居泉州等地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间流行。42但在元以前，其在闽南传播的规模都不大。入元以后，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员大量增加。这些人员，一方面是通过海路经泉州港进入泉州；43一方面是通过内地迁徙过来的中亚各族居民。留居闽南的伊斯兰信徒，带来了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并融入当地社会。泉州现存有国内最早的礼拜寺，始建于北宋，经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两次重修，是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的文物见证。泉州灵山南麓的圣墓埋葬着包括元代来闽南的伊斯兰教信徒，元英宗三年（1323年）所立阿拉伯文纪念石碑犹在。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所收藏有数量很大的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伊斯兰文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元代，并有不少还是阿拉伯文的。最近笔者到泉州访古时，曾有幸两次造访宗教石刻陈列馆，仔细观看了有关元代文物石刻资料，精美的伊斯兰教文化遗存令人叹为观止。
元代闽南地区是天主教在江南的主要教区。自元代前期始，奉罗马教皇之命来元朝的约翰·孟特·科儿维诺大主教，即向泉州派遣主教。元代在泉州担任主教的有热拉德、佩里格林、安德鲁等。安德鲁在泉州病逝，并葬在泉州。在鲁不鲁乞《东游记》收录佩里格林、安德鲁写自泉州的两封信：一封名为《刺桐主教、教佩里格林的信》，另一封为《佩鲁贾人安德鲁的信》。前一封信后注明 “耶稣纪元1318年写于刺桐”，后一封信后签署“耶稣纪元1326年1月写于刺桐”。44两封信记述了他们在闽南传教的情况。
元代闽南地区还是摩尼教活动的场所。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3世纪创立，又称明教，唐代由波斯传入中国。45教义的核心是“二宗（光明和黑暗）三际（初、中、后）说”。认为经过初、中、后三际，光明即战胜黑暗。宋代摩尼教在闽南已经开始传播，但规模不大。元代摩尼教在闽南有所发展，并建寺传教。现在晋江县境内遗存有草庵摩尼教遗址，即为元代所建。寺内保存有元至元五年（1339年）摩崖浮雕摩尼佛一尊，是元代闽南传播摩尼教的文物见证。此外，元代闽南对天后（妈祖）的崇祀，在民间也广为流行。总之，元代闽南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
元代闽南形成儒学和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元朝蒙古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文化政策，对闽南多元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13世纪的波斯著名的史学家志费尼在他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成吉思汗对宗教“没有偏见，不舍弃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抑彼。……他一方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方面极为尊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许多人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有的归奉基督教的，有的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宗的旧法，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人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扎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46马可·波罗在他写的《行记》中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的一段话：“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 。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47在蒙古统治者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各种宗教得以自由广泛地在全国流传；而福建本身又有“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习俗，48于是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汇聚并发展起来。
四、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元代闽南多元文化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地社会原因。元代闽南社会人员构成很繁杂，不仅有土著，而且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在闽南上流社会的官员、士绅、商人、学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户。虽然这部分人的数量并不很大，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当时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的一些有代表性家族，如回回蒲氏、畏兀儿偰氏等需要有做些重点考察，这对我们了解闽南特有的文化现象会有所帮助。
1、蒲氏。闽南最著名的家族当属泉州回回蒲氏家族。泉州蒲氏的祖先原是阿拉伯人，先是从海路到广州经商，以后由广州迁徙到泉州定居。49宋代蒲氏在泉州主要从事香料贸易。当时，蒲氏家族以蒲寿宬、蒲寿庚兄弟为首经商牟利。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蒲寿庚协助官府以平定海寇之乱，因功被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从此，蒲氏走上官商结合之路。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升任福建广东招抚使，总管海舶事务。当年十二月，元军兵临泉州，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并将众艘海舶交元军进攻宋军余部。以后被元廷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蒲寿庚被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其长子蒲斯文，也官授宣慰使左副元帅。至元十八年（1281年），蒲斯文接任掌管泉州市舶司。蒲氏多年掌管泉州市舶司，亦官亦商，成为元代泉州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拥有海船80艘，珍珠130万斛 ，“其家富甚”的回回巨商。50史籍称：“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诸孙，多至显达。泉人避薰炎者八十余年，元亡乃已”。51
2、偰氏。在闽南历史上偰氏的作用不容低估。元至正九年（1349年），偰玉立担任泉州路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偰氏遂与闽南发生不解之缘。偰在氏祖地在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是唐回鹘国相暾欲的后裔。元代为畏兀儿人，属色目人的一种。元人欧阳玄曾写有《高昌偰氏家传》，传中记述偰氏家族的历史。52偰玉立的曾祖岳璘帖穆尔，精通畏兀儿文。教授成吉思汗的兄和15岁即随成吉思汗征战，并担任皇弟斡赤斤和诸王子的畏兀儿老师。窝阔台汗时，他出任大断事官，从斡赤斤镇守河北。53祖父合剌普华，年幼“俾习畏兀书经史，记诵精敏”。成年后任忽必烈宿卫，曾先后出任江西宣慰使，广东都转运使，兼领诸番市舶。父偰文质官至江西吉安路达鲁花赤。偰文质“子五人偰玉立、偰直坚、偰哲笃、偰朝吾、偰列篪，皆第进士。偰哲笃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学政事称于时”。54偰玉立是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进士，任泉州路达鲁花赤期间，“兴学校，赈贫乏，考求图志，搜访旧闻。聘寓公三山吴鉴成《清源续志》二十卷，以补一郡故事。郡人皆勤于文学”。55据陈垣考证说： “摩尼教世家，高昌偰氏也”。56闽南偰氏亦崇信摩尼教。
3、马氏。元代闽南漳州马氏也是一大氏族。元代中期，曾任漳州路同知的马润（1255—1313年），生于漳州，长于漳州，卒于漳州。马氏的原籍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城卜子村），为汪古部人。马氏的远祖名帖木尔越哥，在金朝曾任马步军指挥使。于是，子孙以先人官职首字为姓。马氏家族信奉聂脱礼派基督教，马润祖父名月乃合，是以教名行。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马月乃合出任军储都转运使。马润之父马世昌，曾仕元为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定居漳州。马润“是生漳州，讳润，字仲泽父，即以文墨入官”。马润先在荆湖、吉州路、两淮、太平路、常州路、光州等地任职，最后才到漳州任职。“漳州负海障崖，龙岩、漳浦数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渐宁谧”。马润不仅做官有政绩，而且学问也很高，曾著有诗集《樵隐集》。马润长子马祖常，字仲泽，延祐行科举，乡贡、会试、廷试皆名列前矛，历任监察御使、翰林待制、官至礼部尚书等职。马祖常工文章，能诗，参与修《英宗实录》，并著有《石田文集》。次子祖义，乡贡进士；三子祖烈，官至江浙行省宣慰使。闽南漳州马氏子孙地位显赫。57
4、乌古孙氏。在与闽南有关的姓氏中，乌古孙氏居官最高。乌古孙氏原籍北方女真族，史称：“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人。其先女真乌古部，因以为氏”。乌古孙泽（1250—1315年），元世祖时从军南下灭宋，升福建行省都，以后长期任福建廉访使。“泽宿有德于闽，闽人安之”。58其子乌古孙良真，“资器绝人，好读书”。曾任闽南漳州路推官，“狱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仗，今仗而有徒，非恤刑意，宜加徒减仗’遂定为令”。在担任泉州路推官时，“益以能称”。入朝后，担任中书参知政事、中书右丞，兼大司农等高官。“有诗文奏议若干卷，藏于家”。59可见，乌古孙氏在闽南很有影响的。
5、阿儿浑氏。阿儿浑，又译作阿鲁温、阿鲁浑、阿剌温等。原为中亚突厥部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西征时，投附蒙古。元朝建立后，成为元代色目人的一种。60元代先后在闽南任职的有两个阿儿浑：一是马哈谋沙，至正十五年（1355年），任泉州路同安县达鲁花赤。曾几次击败攻同安的反政府武装。在任期间，“复新公廨，复学舍，葺邮传，废毕兴，与民不劳”。61一是迭理弥实，元末曾任漳州路达鲁花赤。62在闽南任职的两个阿儿浑氏，都信奉伊斯兰教。
除上述闽南几个世家大族之外，还有不少在闽南为官名人。如泉州路总管怯来，元末任南安县达鲁花赤的蒙古人迺穆泰，南安达鲁花赤达答剌真，大同书院的创办人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公俊，泉州路总管推官、江西武宁人周天凤，元顺帝至元间曾任泉州路学教授的金华人闻人梦吉，元统进士、曾任泉州路同知、泉州路总管的莆田人朱文霆等等，都曾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以上的家族和官宦来看，有信奉伊斯兰教世家，有崇信摩尼教世家，有信仰基督教的家族。官宦涉及的民族成分，有汉、蒙古、回回、女真、突厥、畏兀儿等多种民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闽南出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就很自然了。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元代闽南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它处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其他区域难与相比的。同前代相比，元代闽南多元文化有许多新特点：一是兼容和谐，二是开放进取，三是博大精深，四是重古求新。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元代闽南这样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1 参阅李志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2 柳贯：《柳待制集》卷17《江浙行省左右司提名记》。
3《元史》卷91《百官志七》。
4《元史》卷58《地理志一》：“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包括征东行省。
5《元史》卷9《世祖纪六》载：至元十四年九月，“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调都督忙兀带、招讨高兴领兵讨之。”说明此时已设福建行省。
6《元史》卷20《成宗纪三》。
7 参阅《元史》卷62《地理志五》。
8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送宋子章郎中序》。
9 黄溍：《黄金华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10《宋史》卷89《地理志五》。
11《元史》卷62《地理志五》。
12《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3《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
14陈旅：《安雅堂集》卷9《江浙行省题名记》。
15《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16《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1、12。
17 18《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
1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20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事略》。
21黄镇成：《秋声集》，《元诗选》3集庚集。
22汪大渊原著、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后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
23参阅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56章《刺桐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马金鹏译《依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宋史》卷89《地理志五》。
25《岛夷志略》附《清源续志序》。
26《宋史》卷429《朱熹传》。
27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
28 任松乡：《松乡先生文集》卷1《重建文公书院记》。
29《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
30虞集：《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乾隆《龙溪县志》。
31《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
32《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3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30《题晦庵先生行状后》。
3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8《庆元鄞县学记》
35《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
3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5《赵忠简公祠堂记》。
37弘历《八闽通志》卷44《学校·泉州府》。
38同上卷45《学校·漳州府》。
39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294—29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0以上资料主要采自弘历《八闽通志》卷77《寺观》，同治《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41弘治《八闽通志》卷77《寺观》。
42参见田坂新道：《伊斯兰教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第363—364页，东京1964年版。
43参见黄秋润：《伊斯兰教从海上东来泉州传播后的盛衰》，《中国伊斯兰研究文集》第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4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出使蒙古记》第270—2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5 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46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7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卷2第79章190页。
48《宋史》卷89《地理志五》。
49参见 桑原骘藏：《蒲寿庚事迹》，陈裕椠菁汉译本。
50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佛莲家资》。
51《闽书》卷152。
52《圭斋集》卷11《高昌偰氏家传》。
53 《元史》卷124《岳璘帖穆尔传》。
54以上见《元史》卷193《合剌普华传》。
55《闽书》卷53《文莅传》。
56《元西域人华化考》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7 以上引文及史实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赠汴梁路同知骑都尉开封郡伯马公神道碑》，《元史》卷134《月合乃传》、卷143《马祖常传》。
58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63《乌古孙泽传》。
59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87《乌古孙良真》。
自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蒙古兴起时，全国各地尚有南宋、金、西夏、大理、土蕃、西辽等多个政权并立。蒙古统治者依靠武力先后灭亡其他政权，完成了空前的全国大统一。为了巩固统一，确保元朝政府在全国实施有效地统治，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体制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发展。而直接影响闽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是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关于元代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前人已多有研究，1此处重点探讨的是与闽南地区发展相关联的方面。
元代以行省作为地方最高官府和一级区划是前代所未有的。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辖区相当于宋代的几个路。但职权之重是前代地方政府望尘莫及的。元代学者柳贯曾对行省职权有过评述：“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秉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籍”。2实际上行省职司对辖区“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3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从而使中央通过行省有效地实施对地方的统治。元代初期，行省的建置区经常有所变化，以后基本固定的行省有十个，即岭北、辽阳、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4
元代闽南地区在元世祖时，曾一度隶属过福建行省。5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元朝政府“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6原福建辖区归属江浙行省。此后，闽南一直归属江浙行省管辖。江浙行省所辖三十路和一府：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江阴、广元、婺州、衢州、绍兴、温州、处州、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福州、建宁、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泉州、漳州和松江府。7涵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地区，以及江西和安徽部分地区。当时，在十行省中，江浙行省被元朝政府视为重中之重。“江浙行省视诸省为尤重，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朝廷之注倚”。8“所统列郡民物殷盛，国家经费之所出，而又外控岛夷，最为巨镇”。9
元朝政府实施的这种行省建置对闽南地区的影响，与前代有何不同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提升了闽南地区的地位。唐、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闽南地区在唐、宋时期，一直作为地方州的行政建制设泉州和漳州。宋制定了以路作为州、县之上中央派出监察辖区的制度。宋以福建为一路，福建路下设“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州”。10当时泉、漳两州的权限及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大。元代在行省之下采用路、府、州、县的地方建制。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泉州和漳州分别被升格为路一级的建制。而且在前后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闽南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据《元史·地理志》载：“漳州路，下。唐析闽州西南境置，后改漳浦郡，又复为漳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漳州路”。“泉州路，上。唐置武荣州，又改泉州。宋为平海军。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十八年，迁行省于福州路。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福州路”。11上述的记载反映出，漳、泉地位的前后变化情况。唐代划闽州南部为漳州，宋沿袭未变。元代统一江南后，对闽南的重视程度超过前代。元代不仅将漳、泉建制升为路级，而且对作为闽南核心之地的泉州关爱有加。先后在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总管府，还曾两度作为行省治所。至元二十年，元廷还曾“复令行中书省于漳州”。12这一举措，大大提升漳、泉在福建和全国的政治地位。此后，闽南地区社会发展与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二是直接促进了闽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密切联系。由于闽南泉州、漳州等路被纳入江浙行省，增强了与同一行省区划内的各路之间的交流。通过江浙行省，闽南地区与元朝中央政府乃至全国联系比已往更加密切。元人黄?盟担航?阈惺 暗倍?现?蓟幔??莘倍啵?锊?火Γ??÷叫校?茁衷蛹???尘湮庥谠狡呙鲋?郏??诤S纾慌粤?钷??到峄苌眩??啄谙颉G姹?穸?识?僦朴阢屯猓?氯沃林兀?窃???铝接形奈洌??蒜咂浼摹薄?3陈旅亦云：江浙行省“夫物大则制劳，务繁则理艰，土赋居天下六七，则辨（办）集之责殷矣。是故朝廷恒选勋戚大臣与猷为之优著者，行中书省于兹，厥惟重哉”。14黄、陈二氏所说不谬。如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朝议以江浙行省地大物众，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遂命木华黎后人、元世祖忽必烈的养子脱脱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脱脱离京赴任时，成宗“命中书祖道都门外以饯之”。15可见元朝政府视江浙行省非同一般。闽南归入江浙行省管辖之后，加强了与江浙行省其他地区联系。同时，闽南地区也进一步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为闽南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除行省制之外，对闽南地区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市舶司制度。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最初，唐代在广州曾设过市舶使。宋代开始正式有市舶司制度，但是这一时期的市舶司制度还很不完善。当时，宋代设市舶司的主要地点是广州、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而福建路泉州直到宋哲宗元?年间才新增设市舶司，以后又一度废止泉州市舶司。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曾以“市舶司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为由，罢两浙和福建路市舶司，以“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并归转运司”。16以后，市舶司虽又恢复职能，但在这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不能不对闽南地区的发展及宋代海外贸易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元朝灭宋统一江南后，即在“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17随后，又在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等地设立市舶司。几经运作，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泉州、庆元、广州3处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政府下令各市舶司“悉依泉州例”。18说明元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是很高的。而且，有元一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就没有动摇过。由于泉州市舶司事务通常是由江浙行省直接管理，这也无疑加强了泉州及闽南的区域地位。元代的市舶司制度不仅使海外贸易制度化，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南方市舶口岸与大都和北方的联系。元代泉州港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外贸易港，与元代的市舶司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元朝政府对泉州及其闽南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是有远见的。元人吴澄曾见证元代泉州的繁荣，他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之窟宅，号为天下最”。19元朝的政策对闽南地区多元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
二、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地域因素
闽南多元文化形成有着特殊的地域因素。闽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其东、南两面凭海，晋江、九龙江流经闽南入海，水路交通便利，形成易于船舶停靠的多处港湾口岸。这与域外交往带来便利。中国有着广阔海岸线，凭海城镇不止闽南一处，何以闽南在元代独据优势？自然地理环境只有充分地开发利用，才能发挥其蕴涵的潜在优势。
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以前已开始受到关注，元代正是在承袭了前代所提供的积累之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尤其是泉州港成为元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后，使闽南更显出地域的优势。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完成的几大交通工程中，其中有一条重要交通路线是从市舶主港泉州出发，经福州、建宁越武夷山，循信江至鄱阳湖入长江，至真州，再沿新开通的大运河北上。于是“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0另外，开通闽地到天津直沽的海上航道。这一举措，使闽南地区与北方政治中心——大都之间有了畅达的通道相连系。“顺风十日到闽海”，21从而缩短闽南与北方路程。闽南有江浙行省广阔而雄厚的经济腹地作为物质支持，使其对内对外发展游刃有余。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才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发展空间。
元人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中，曾盛赞元朝大一统所带来的中外交流的发展，以及他撰写《岛夷志略》一书经过，这与元代闽南有关，现引录于下：
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屿无虑数千国，莫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川焉。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至正已丑冬，大渊过泉南，适监郡?暮蠲??轿饧?髦??肚逶纯ぶ尽罚?艘郧逶矗ㄈ?荩┎八舅?冢?钷??V???思锹疾槐伞N接喾街?馐拢?簟兜阂闹尽犯娇ぶ局?螅?峭揭怨闶看蠓蛑?奈牛?且员砉???拢?缡侵?笄以兑病?2
此处记载告诉我们：汪大渊在至正已丑（1348年）冬，来到泉州，正遇到泉州路达鲁花赤?挠窳⒆橹?诵?蘅ぶ荆?羰嫌ρ??浜M饧?疟喑伞兜阂闹尽犯接诳ぶ局?蟆S纱丝杉??羰嫌泄卦??暮肼劬褪钦驹诿瞿洗蟮刂?鲜惴⒌摹M羰弦狄芽吹饺?菡庖弧爸钷??V??保?朐??型饨涣鞣⒄怪?涞墓叵怠U?怯捎谠??骋恢?螅?瞿系牡卦涤攀频玫浇洗蟮姆⒒樱?瞿厦髦椴诺靡哉婪乓觳省?nbsp;
元代闽南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源源不断的各种货物在这里装上装下，行销全国各地和海外诸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名扬中外的声誉，使四方“蛮商夷贾”、传教士、旅行家、使节、僧侣、道士、少数民族等纷踏而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依本·白图泰曾先后来过这里，并为世人留下赞美刺桐城（泉州）之壮观的名篇。23各种人物会聚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从而为多种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闽南在元代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点。
三、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人文因素
闽南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区域，还是学术氛围浓厚的地区。传统的文化积淀对一个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元人修《宋史·地理志》时说：福建“多乡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24元代学者吴鉴说：“闽文学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献，彬彬可考。时号海滨洙泗，盖不诬矣”。25元朝史官与吴鉴所说自然涵括闽南地区(吴鉴说上述话时正在泉州修方志)。在文化领域对闽南学术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学。这与南宋的朱熹有很大的关系。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入仕后首任泉州同安主簿，以后又曾知漳州，并长期在此地讲学。他“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子弟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已治人之道”。26 “一时从学者众。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宾等，以为表率，日与讲论，正学规甚严。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27因此，朱熹对闽南儒学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公（朱熹）既没，凡所居之乡，所任之邦，莫不师尊之，以求讲其学，故书院为盛”。28闽南籍的儒学学者多为其师友门人。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对特定地区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
入元以后，元朝政府重视文化教育。元灭南宋后，原南宋的地方官学统归于元朝各级政府管理。此后，元朝政府在陆续恢复传统学校的同时，并创办了一些新学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29元朝政府教育政策对包括闽南在内福建文化教育有推动作用。元代学者虞集说：“国家奄有四海，郡县无大小远迩，莫不建学立师。乃若先贤讲学故地，遗迹所在，及贤士大夫好善者，或因或创，为之书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创立者甚众，而七闽为尤甚。”30虞集是在漳州路龙江书院落成时说这番话的，反映了当时闽南的文化教育情况。
元代以尊孔崇儒的方针为指导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元世祖忽必烈曾多次崇奉孔子的诏旨。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进用蒙古文字译写《孝经》，武宗下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以下皆赐之。”31此时，朱熹学说在文教思想领域开始占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学者的著作中有反映。“虽戴惠文身，为刀笔筐箧之行，与非华人，亦手披口诵是书，求厕士列者，往往多然。”32 “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33 “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34元仁宗时期，朱学在全国文教思想领域完全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延?年间元朝实行科举考试之后，考试内容主要采用朱学，“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35 “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36以后，朱学在有元一代的学术文化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元代闽南地区路学、县学、社学、书院齐全。当时闽南的最高学府是泉州路学和漳州路学。泉州路学是在南宋州学的基础之上创办的。据元人朱文霆记：“元大德三年，福建都元帅扎剌立丁重建明伦堂。至治改元，总管廉忱始?台塑两庑从祀像，筑杏坛于棂星门之南，康里?j（?j）为记。明伦堂前，旧有泮池，行循两斋。至正九年，郡判卢僧孺桥之。十年，监郡?挠窳⒅亟?髀滋茫?⑿抟榈捞茫???崴氖?浼跋认偷褥簟薄?7漳州路学，其校址是原建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的州学。朱熹任职漳州时，曾经修建过“宾贤”、“受成”二斋。后州学于南宋末年毁于兵战火。“元延?三年，郡守张泉逸、教授高元子，重建大成殿、两庑及戟门、棂星门。殿后为杏坛，又后学廪；廪之东为神厨，厨之东为宰牲房；厨前为神库殿，西为明伦堂，左右为四斋堂；前为亭，亭外为书楼，楼下为大门，门外砌石为桥，桥下为泮池；堂后为乐器库，堂西为馔堂，东为教授廨舍，又东为训导廨舍。天历二年，达鲁花赤纳兄占伯重修明伦堂”。38从泉、漳两路学情况来看，元代闽南学校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在学校和书院担任教授、学正、学录、教谕、山长等学官的人员，多为学有所成的儒师。如泉州路教授闻人梦吉、陈天锡，漳州路学正的晋江人傅定保等，都是一代名儒。元代闽南各地的还创办不少书院，如孔子五十三世孙孔公俊于同安县所建大同书院，漳州路的龙江书院等。这些教育机构对元代闽南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闽南儒学原本有朱熹亲自教化的基础，元朝的尊朱方针更使闽南的崇尚儒学之风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现存于闽南的泉州府文庙（孔庙），始建于南宋，也是元代路学所在地。这是闽南尚儒的历史文物见证。
元代闽南除儒学之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也很流行。这多种宗教文化汇聚在闽南地区，在全国也不多见。下面对元代闽南宗教文化的情况作一简述，重点放在研究者关注较少的方面。
中国的佛道两教由来已久。道教生于本土，佛教传自外邦。闽南地区佛道早已有之，而元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关闽南佛教的情况，学者王荣国著有《福建佛教史》，对福建佛教历史研究甚深，其书内列有闽南佛教寺庙统计数字，现将王氏成果转录，以供参考。元代泉州有寺院2所、庵堂38所，漳州有寺院5所、庵堂3所。漳州路寺院5所、庵堂3所。在原址重新修复的寺院分布是：泉州路13所 ，其中晋江县4所，南安县5所，惠安县1所、永春3所；漳州路3所，其中龙溪县2所，漳浦县1所。39
关于元代闽南道教的状况，笔者未见有专门涉及元代闽南地区的道教研究成果。因此，依据福建方志等相关记载（笔者掌握的资料很不完备），对闽南地区的道教的宫观情况作了一些粗略的考察。明以前，泉州路的宫观共有46所，漳州路宫观有7所，其中有一定数量建于宋和宋以前，但元代尚存。泉州路有明确记载建于元代的道教宫观是：晋江县的灵济行宫，建于元至元间（未注明是世祖至元，还是顺帝至元）；南安县的凤山宫，建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永春县的三清观，建于元至正间。漳州路有两所宫观记载是元代重建；龙溪的东岳行宫，元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龙岩县的东岳观，元至正九年（1349年）重建；漳浦县崇真观，宋建于县西门外，元至正间移建“县治西朝无坊内”。40由于历史久远，史籍记载往往有疏漏。一般情况下，道观的实际数目要高于据史籍统计数字。闽南的道教，主要教派当属于正一道。目前仍踞坐在闽南清源山右锋山麓宋代巨型石雕老子像，昭示着闽南地区兴于宋而盛于元的道教历史文化。
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元代闽南佛、道两教的寺院道观分布较广，数量也是很可观。但是，总的来说，闽南佛教势力要高于道教。弘治《八闽通志》所说：闽地佛道在明以前，“名山圣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自二氏较之，佛氏之居，视老氏十八九矣”。41这也应当是与元代闽南地区的情况相符合的。
元代闽南地区伊斯兰教是文化是仅次于佛教和道教又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早在唐代闽南就有伊斯兰教传入，主要是在留居泉州等地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间流行。42但在元以前，其在闽南传播的规模都不大。入元以后，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员大量增加。这些人员，一方面是通过海路经泉州港进入泉州；43一方面是通过内地迁徙过来的中亚各族居民。留居闽南的伊斯兰信徒，带来了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并融入当地社会。泉州现存有国内最早的礼拜寺，始建于北宋，经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两次重修，是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的文物见证。泉州灵山南麓的圣墓埋葬着包括元代来闽南的伊斯兰教信徒，元英宗三年（1323年）所立阿拉伯文纪念石碑犹在。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所收藏有数量很大的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伊斯兰文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元代，并有不少还是阿拉伯文的。最近笔者到泉州访古时，曾有幸两次造访宗教石刻陈列馆，仔细观看了有关元代文物石刻资料，精美的伊斯兰教文化遗存令人叹为观止。
元代闽南地区是天主教在江南的主要教区。自元代前期始，奉罗马教皇之命来元朝的约翰·孟特·科儿维诺大主教，即向泉州派遣主教。元代在泉州担任主教的有热拉德、佩里格林、安德鲁等。安德鲁在泉州病逝，并葬在泉州。在鲁不鲁乞《东游记》收录佩里格林、安德鲁写自泉州的两封信：一封名为《刺桐主教、教佩里格林的信》，另一封为《佩鲁贾人安德鲁的信》。前一封信后注明 “耶稣纪元1318年写于刺桐”，后一封信后签署“耶稣纪元1326年1月写于刺桐”。44两封信记述了他们在闽南传教的情况。
元代闽南地区还是摩尼教活动的场所。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3世纪创立，又称明教，唐代由波斯传入中国。45教义的核心是“二宗（光明和黑暗）三际（初、中、后）说”。认为经过初、中、后三际，光明即战胜黑暗。宋代摩尼教在闽南已经开始传播，但规模不大。元代摩尼教在闽南有所发展，并建寺传教。现在晋江县境内遗存有草庵摩尼教遗址，即为元代所建。寺内保存有元至元五年（1339年）摩崖浮雕摩尼佛一尊，是元代闽南传播摩尼教的文物见证。此外，元代闽南对天后（妈祖）的崇祀，在民间也广为流行。总之，元代闽南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
元代闽南形成儒学和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元朝蒙古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文化政策，对闽南多元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13世纪的波斯著名的史学家志费尼在他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成吉思汗对宗教“没有偏见，不舍弃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抑彼。……他一方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方面极为尊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许多人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有的归奉基督教的，有的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宗的旧法，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人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扎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46马可·波罗在他写的《行记》中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的一段话：“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 。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47在蒙古统治者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各种宗教得以自由广泛地在全国流传；而福建本身又有“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习俗，48于是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汇聚并发展起来。
四、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元代闽南多元文化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地社会原因。元代闽南社会人员构成很繁杂，不仅有土著，而且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在闽南上流社会的官员、士绅、商人、学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户。虽然这部分人的数量并不很大，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当时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的一些有代表性家族，如回回蒲氏、畏兀儿?氖系刃枰?凶鲂氐憧疾欤?舛晕颐橇私饷瞿咸赜械奈幕?窒蠡嵊兴?镏??nbsp;
1、蒲氏。闽南最著名的家族当属泉州回回蒲氏家族。泉州蒲氏的祖先原是阿拉伯人，先是从海路到广州经商，以后由广州迁徙到泉州定居。49宋代蒲氏在泉州主要从事香料贸易。当时，蒲氏家族以蒲寿?k、蒲寿庚兄弟为首经商牟利。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蒲寿庚协助官府以平定海寇之乱，因功被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从此，蒲氏走上官商结合之路。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升任福建广东招抚使，总管海舶事务。当年十二月，元军兵临泉州，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并将众艘海舶交元军进攻宋军余部。以后被元廷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蒲寿庚被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其长子蒲斯文，也官授宣慰使左副元帅。至元十八年（1281年），蒲斯文接任掌管泉州市舶司。蒲氏多年掌管泉州市舶司，亦官亦商，成为元代泉州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拥有海船80艘，珍珠130万斛 ，“其家富甚”的回回巨商。50史籍称：“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诸孙，多至显达。泉人避薰炎者八十余年，元亡乃已”。51
2、?氖稀T诿瞿?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71_1.shtml>历史上?氖系淖饔貌蝗莸凸馈T?琳?拍辏?349年），?挠窳⒌H稳?萋纷罡?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81_1.shtml>行政长官达鲁花赤，?氖纤煊朊瞿戏⑸?唤庵?怠?脑谑献娴卦谖鞅备卟?ń裥陆?侣撤?卟?食牵??翘苹伧焦?嚓沼?暮笠帷T???坟6?耍?羯?咳说囊恢帧T?伺费粜??从小陡卟?氖霞掖?罚??屑鞘?氖霞易宓睦?贰?2?挠窳⒌脑?嬖拉U帖穆尔，精通畏兀儿文。教授成吉思汗的兄和15岁即随成吉思汗征战，并担任皇弟斡赤斤和诸王子的畏兀儿老师。窝阔台汗时，他出任大断事官，从斡赤斤镇守河北。53祖父合剌普华，年幼“俾习畏兀书经史，记诵精敏”。成年后任忽必烈宿卫，曾先后出任江西宣慰使，广东都转运使，兼领诸番市舶。父?奈闹使僦两?骷?猜反锫郴ǔ唷?奈闹省白游迦?挠窳ⅰ?闹奔帷?恼荏啤?某?帷?牧畜??缘诮?俊?恼荏乒僦两?餍惺∮邑???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_1.shtml>文学政事称于时”。54?挠窳⑹侨首谘拥v五年（1318年）进士，任泉州路达鲁花赤期间，“兴学校，赈贫乏，考求图志，搜访旧闻。聘寓公三山吴鉴成《清源续志》二十卷，以补一郡故事。郡人皆勤于文学”。55据陈垣考证说： “摩尼教世家，高昌?氖弦病薄?6闽南?氖弦喑缧拍δ峤獭?nbsp;
3、马氏。元代闽南漳州马氏也是一大氏族。元代中期，曾任漳州路同知的马润（1255—1313年），生于漳州，长于漳州，卒于漳州。马氏的原籍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城卜子村），为汪古部人。马氏的远祖名帖木尔越哥，在金朝曾任马步军指挥使。于是，子孙以先人官职首字为姓。马氏家族信奉聂脱礼派基督教，马润祖父名月乃合，是以教名行。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马月乃合出任军储都转运使。马润之父马世昌，曾仕元为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定居漳州。马润“是生漳州，讳润，字仲泽父，即以文墨入官”。马润先在荆湖、吉州路、两淮、太平路、常州路、光州等地任职，最后才到漳州任职。“漳州负海障崖，龙岩、漳浦数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渐宁谧”。马润不仅做官有政绩，而且学问也很高，曾著有诗集《樵隐集》。马润长子马祖常，字仲泽，延?行科举，乡贡、会试、廷试皆名列前矛，历任监察御使、翰林待制、官至礼部尚书等职。马祖常工文章，能诗，参与修《英宗实录》，并著有《石田文集》。次子祖义，乡贡进士；三子祖烈，官至江浙行省宣慰使。闽南漳州马氏子孙地位显赫。57
4、乌古孙氏。在与闽南有关的姓氏中，乌古孙氏居官最高。乌古孙氏原籍北方女真族，史称：“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人。其先女真乌古部，因以为氏”。乌古孙泽（1250—1315年），元世祖时从军南下灭宋，升福建行省都，以后长期任福建廉访使。“泽宿有德于闽，闽人安之”。58其子乌古孙良真，“资器绝人，好读书”。曾任闽南漳州路推官，“狱有疑者，悉之。上言：‘律，徒者不仗，今仗而有徒，非恤刑意，宜加徒减仗’遂定为令”。在担任泉州路推官时，“益以能称”。入朝后，担任中书参知政事、中书右丞，兼大司农等高官。“有诗文奏议若干卷，藏于家”。59可见，乌古孙氏在闽南很有影响的。
5、阿儿浑氏。阿儿浑，又译作阿鲁温、阿鲁浑、阿剌温等。原为中亚突厥部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西征时，投附蒙古。元朝建立后，成为元代色目人的一种。60元代先后在闽南任职的有两个阿儿浑：一是马哈谋沙，至正十五年（1355年），任泉州路同安县达鲁花赤。曾几次击败攻同安的反政府武装。在任期间，“复新公廨，复学舍，葺邮传，废毕兴，与民不劳”。61一是迭理弥实，元末曾任漳州路达鲁花赤。62在闽南任职的两个阿儿浑氏，都信奉伊斯兰教。
除上述闽南几个世家大族之外，还有不少在闽南为官名人。如泉州路总管怯来，元末任南安县达鲁花赤的蒙古人?穆泰，南安达鲁花赤达答剌真，大同书院的创办人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公俊，泉州路总管推官、江西武宁人周天凤，元顺帝至元间曾任泉州路学教授的金华人闻人梦吉，元统进士、曾任泉州路同知、泉州路总管的莆田人朱文霆等等，都曾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以上的家族和官宦来看，有信奉伊斯兰教世家，有崇信摩尼教世家，有信仰基督教的家族。官宦涉及的民族成分，有汉、蒙古、回回、女真、突厥、畏兀儿等多种民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闽南出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就很自然了。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元代闽南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它处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其他区域难与相比的。同前代相比，元代闽南多元文化有许多新特点：一是兼容和谐，二是开放进取，三是博大精深，四是重古求新。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元代闽南这样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1 参阅李志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2 柳贯：《柳待制集》卷17《江浙行省左右司提名记》。
3《元史》卷91《百官志七》。
4《元史》卷58《地理志一》：“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包括征东行省。
5《元史》卷9《世祖纪六》载：至元十四年九月，“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调都督忙兀带、招讨高兴领兵讨之。”说明此时已设福建行省。
6《元史》卷20《成宗纪三》。
7 参阅《元史》卷62《地理志五》。
8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送宋子章郎中序》。
9 黄?茫骸痘平鸹?壬?募?肪?4《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10《宋史》卷89《地理志五》。
11《元史》卷62《地理志五》。
12《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3《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
14陈旅：《安雅堂集》卷9《江浙行省题名记》。
15《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16《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1、12。
17 18《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
1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20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事略》。
21黄镇成：《秋声集》，《元诗选》3集庚集。
22汪大渊原著、苏继?F校释：《岛夷志略》后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
23参阅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56章《刺桐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马金鹏译《依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宋史》卷89《地理志五》。
25《岛夷志略》附《清源续志序》。
26《宋史》卷429《朱熹传》。
27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
28 任松乡：《松乡先生文集》卷1《重建文公书院记》。
29《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
30虞集：《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乾隆《龙溪县志》。
31《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
32《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3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30《题晦庵先生行状后》。
3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8《庆元鄞县学记》
35《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
3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5《赵忠简公祠堂记》。
37弘历《八闽通志》卷44《学校·泉州府》。
38同上卷45《学校·漳州府》。
39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294—29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0以上资料主要采自弘历《八闽通志》卷77《寺观》，同治《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41弘治《八闽通志》卷77《寺观》。
42参见田坂新道：《伊斯兰教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第363—364页，东京1964年版。
43参见黄秋润：《伊斯兰教从海上东来泉州传播后的盛衰》，《中国伊斯兰研究文集》第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4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出使蒙古记》第270—2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5 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46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7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卷2第79章190页。
48《宋史》卷89《地理志五》。
49参见 桑原骘藏：《蒲寿庚事迹》，陈裕椠菁汉译本。
50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佛莲家资》。
51《闽书》卷152。
52《圭斋集》卷11《高昌?氖霞掖?贰?nbsp;
53 《元史》卷124《岳?帖穆尔传》。
54以上见《元史》卷193《合剌普华传》。
55《闽书》卷53《文莅传》。
56《元西域人华化考》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7 以上引文及史实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赠汴梁路同知骑都尉开封郡伯马公神道碑》，《元史》卷134《月合乃传》、卷143《马祖常传》。
58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63《乌古孙泽传》。
59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87《乌古孙良真》。
那么，究竟什么是闽南文化?闽南文化又是包含了什么样的精神和理念呢?
闽南文化是指生活在福建区域的人(主要是闽南人)共同创造的地区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支系，其分布范围为闽南金三角。
宋元时期，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东方第一大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到泉州经商，带来了伊斯兰文化，明清时期，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又带来了西方文化，闽南文化进一步得到繁荣。
闽南文化是经过一代代闽南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挖掘、弘扬、创造的结果。闽南文化各种外来文化的特质和先进因素有机地融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有独特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
时至今日，闽南文化对社会影响最大，是其中的创新精神和拼搏精神，用如今被许多国人广为传颂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后，闽企的发展速度惊人，特别是以泉州范围内诸多企业为代表的闽派服装和运动品牌(主要分布在泉州各区、晋江、石狮一带)，知名的有：安踏、特步、匹克、361°、乔丹、劲霸、柒牌、九牧王等。他们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其中很大归功于闽南文化的驱动。
闽南文化这种“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在闽南企业的成功和转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都清楚，闽南地区的企业绝多数为家族式企业，都是由当地土生土长的闽南人创立，由于生于此、长于此，闽南地区的历史人文对这一代创业人的熏陶是深远的，不可替代的。闽南文化的内涵几乎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经营理念和创业精神。而作为企业的领导人，他们把这种文化深深的融入到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企文化氛围，这样闽南文化为闽企的成长、成功提供了土壤、水与空气，成就了一批具有浓郁闽南文化内涵的着名企业。
这些富含闽南文化基因的企业，发挥“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创新意识和拼搏精神，不断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一次次的战胜自己，征服客户，最终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和辉煌成果，在残酷的市场较量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领跑者。
“匹克”，即是这众多的在闽南文化驱动下发展起来的佼佼者，匹克的成功是闽南文化驱动企业转型成功的典型案例。
那么下面我就来分析他们从创业至今，在发展历程中四次重大转型，让大家感受一下，闽南文化从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次转型：被逼自创品牌!
匹克在创立的伊始就被逼改变初衷自创品牌，进行了第一次重大转型。
谈起匹克的创立，不得不提到他们的创始人，现任的董事长许景南先生(下面为了便于演讲，直接称其姓名)。因为家境贫寒，高中毕业的许景南不得不加入到拉板车的行列。正是在这卖苦力的行当里，许景南挖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后来，世界品牌耐克的鞋厂将落户泉州，凭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许景南提出与耐克合作，为耐克做配套加工，并于1988年开始筹资建厂。没想到就在他建好厂房后，耐克却从泉州搬走了。始料不及的变故让许景南和他的工厂陷入了进退两难境地。窘迫之下，许景南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做鞋，创自己的牌子!他将耐克留下的技术人员、工人全部吸收到自己的工厂，快速建立自己的研发和生产系统，开始了艰难的自创品牌之路。
第二次转型：改变传统营销渠道
1991年，伴随着赞助八一篮球队，匹克名声大振。匹克鞋很快成为了当时的抢手货，匹克由此取得了飞快的发展。
然而1998年以后，由于安踏等一大批运动品牌的兴起，市场竞争的加剧，体育用品行业的渠道体系由“以商场为主”转向了“以专卖店为主”营销模式。
一直以“大商场营销”和走批发路线为主的匹克因此发展步伐迟缓，在与其他新崛起的闽籍运动品牌的竞争中处在了下风，先后被许多后来者赶超。
于是，匹克开始了第二次转型——经销渠道的变革，确立了把专卖店开到各大城市中去的战略。从此匹克专卖店在全国各省市像雨后春笋纷纷冒出，遍及全国各个人口密集的地方。
第三次转型：国际化品牌战略，“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内运动品牌。
随着事业的快速发展，加上来自国内外各种品牌的竞争，匹克预感到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出，光靠产品质量还远远不够，匹克还需建立区别于其他品牌的核心价值，于是匹克迎来了第四次转型——发展国际化品牌的战略转型。XX年匹克正式联姻nba，走出了一条与其它体育品牌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利用nba的资源，匹克在篮球领域的资源优势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匹克的“篮球装备专业制造商”的形象得到了强化。
第四次转型：强强联手，打造国际化企业。
XX年9月29日，匹克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XX年底，全国匹克门店突破7000家，实现销售额42.49亿元，已连续三年保持30% 以上的增长。
匹克上市之后，面临再一次的转型，从一个家族企业转变成真正一个国际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国际化的管理要求摆在眼前——企业的财务分析、科学决策、防范风险、计划执行、协同办公、信息共享等诸多方面都必须在短期内获得快速提升，国际化的品牌必须配予国际化的管理。
企业迫切需要更加精细的管理手段和一个更为系统的信息沟通平台，用于加强内部的现代化标准管理，实现全世界各地的分支构和销售门店，以及各区域的合作伙伴的协同“作战”。于是XX年，匹克与xxxx软件正式合作，引入了xxxxeas平台的服装版，利用xxxx先进的信息化平台全面推进自身的管理水平，匹克的第四次重大战略转型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而xxxx方面将匹克作为标杆客户，投入重大力量全力配合，始终以帮助客户成功为己任，未来将在匹克的第四次重大转型中添加一笔浓墨重彩。
“我能，无限可能”，相信匹克在日后会挑战更多的极限，创造出更多的精彩。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成绩斐然，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实践经验，已走在世界的前端，本着“拿来主义”，相互学习、理解交流、融会贯通的精神，相信很快能让海峡两岸的文化创意产业携手共进。
厦门有自己的立足点的，否则就只能是单纯的仿制品。这个立足点，实体上是厦门市，区域上是厦漳泉，升华上去是闽南文化，也是厦门立足点最本质的东西。
闽南文化的积淀很有深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上可以追溯到秦朝的闽中郡；上千年的发展中，宋元“海上丝绸之路”选择泉州作为起航点，明清西方商人传教士为闽南带来了西方文化。闽南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挖掘空间非常广阔，我们要在这个立足点上着力发挥闽南文化的优势，力推闽南文化的城市精神，兼有包容、含蓄、开放、创新的特色。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为灵魂，以创意为核心，以产业为依托的新型产业。一个有创意的文化作为外衣披在传统产业的身上，产业就可以华丽转身，得到了升华。第一、二、三产业加上文化的元素，便可以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与晋江、石狮的服装产业，德化的陶瓷产业，泉州的茶文化等等产业进行对接，帮助它们完成产业的再次升级。
本届世界闽南文化节以“弘扬闽南文化，增进合作交流”为主题，举办开幕式暨《闽南风·四海情》文艺晚会、台湾特色庙会、台湾县市推介会、海峡两岸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第二届世界泉州同乡恳亲大会暨泉州市海外交流协会成立大会、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开展暨闽南文化图书发行仪式、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闽南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论坛、世界华文媒体闽南文化泉州行、南少林武术系列活动、第十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精品剧目展演、招商推介洽谈会、第七届闽台对渡文化节、“魅力瓷都”大型瓷艺展、参观考察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示范点等系列活动。
70多场次的活动，将泉州浓缩成一座活色生香的千年闽南文化大观园。穿行园中，美不胜收、一步一叹。这里面最原始的是“祭祀郎君”仪式，最原汁原味的是闽南红砖建筑美术摄影展，最价值连城的是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的世界各地记录闽南文化传承传播的文物瑰宝展示，最闪耀闽南文化精华的则是《闽南风·四海情》文艺晚会！
文艺晚会：汇集闽南文化之精华
在6月16日晚举行的开幕式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榕明宣布文化节开幕。中国副主席林丰正，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全国人大常委、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台盟中央副主席汪毅夫，国侨办副主任任启亮，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华文化联谊会会长赵少华，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全国人大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武寅，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雷元亮，知名侨领陈永栽、林树哲、蔡天宝、杨孙西、许健康、陈明金、陈祖昌，台湾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法国埃罗省议会副主席、副省长亨利·卡巴内，土耳其梅尔辛伊尼塞市副市长·泽基·伊塞和海努拉赫·尤瑟苏伊，以及部分福建省和泉州市领导参加开幕式。
蔡武代表文化部向长期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的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10周年，6月8日又是我国第八个“文化遗产日”，我们此时相聚在“多元文化宝库”泉州，与海内外宾朋一同共商中华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创新，可谓意义深远。衷心希望两岸同胞以及全世界闽南人以2013世界闽南文化节为契机，以文促情，以情聚心，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增进信任、增进友谊。
林丰正在致辞中表示，长期以来，闽南文化始终保存古汉语精髓，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庞大而独特的文化圈。台湾属于闽南文化圈的一环，语言、血统、文化上的亲近，为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深厚的基础。2013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充分展现闽南文化的精华，盛会的举办将搭起闽南文化交流桥梁，充分展现闽南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并为闽南文化传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陈德铭代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向海内外乡亲表示问候。他说，2013世界闽南文化节的举办，印证了海峡两岸同根、同族、同文化。长久以来，闽南人铸就了闽南文化，闽南文化深入闽南人血液，广大海内外闽商在闽南文化的熏陶下，发扬敢拼、爱拼、善拼的精神，不断艰苦创业；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我们希望在庆祝节日、传扬文化的同时，亦能在发扬闽南精神、闽商精神上赢得突破，并衷心祝愿闽南文化与闽南人创业更加辉煌。
随后的《闽南风·四海情》文艺演出，以恢弘的气势、典雅的气质向四海嘉宾展现了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演出中最为摄人心魄的节目是南音表演。南音是泉州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项目，是世界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代表。它汇集了盛唐以来中原雅乐之精华，吸取了元曲、戈阳腔的特长，由中原移民带来闽南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会一体而逐渐成为词曲清丽柔曼、旋律缠绵深沉的美妙乐种，尤长于抒发乡人思亲、游子怀乡的真挚情怀。舞台上那如怨如慕、如丝如缕的南音妙曲之音，就犹如南国夏夜的玉兰花香，一阵阵沁人心田。而回乡参加《闽南风·四海情》文艺晚会的泉籍歌星张明敏告诉大家，“闽南人都有一颗爱国心，一份家乡情，不管走到哪儿都将家乡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牢记心底”。
文艺演出前，武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研究基地授牌。泉州市长郑新聪则与2014世界闽南文化节举办地澳门的代表陈明金进行了会旗交接。
展示中心：为闽南文化开窗
为配合世界闽南文化节的举办，泉州组织建设了弘扬闽南文化的重要工程，也是展示闽南文化世界性的窗口——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
6月17日上午，“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开展仪式在泉州市博物馆露天广场举行。蔡武、汪毅夫、任启亮、赵少华、苏辉、武寅、雷元亮等领导，以及香港南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树哲先生、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蔡天宝先生、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先生等与各科研单位、学校工作人员、海内外新闻媒体记者共400多人参加了开展仪式。
开展仪式上，中共泉州市委书记黄少萍女士致辞后，主礼嘉宾在掌声中一起推动开展仪式彩杆。
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设立于清源山下西湖公园北侧的泉州市博物馆内，该中心展示面积为6500多平方米，由主题馆、闽南音乐戏曲展览馆、闽南传统建筑展览馆、闽南传统建筑石构建展示区四个展区组成。展示主旨是呈现闽南文化独具特色和多姿多彩，以及闽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讲述闽南人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故事，同时也唤起世界闽南人对本土文化的珍视，共同保护和建设世界闽南人的和谐家园。
中心的展示内容有五大部分。首先是“方言古韵，美在乡音”。该展厅除了介绍闽南方言的形成和特征外，还讲述以闽南语为载体发展出来的方言文学和文艺形式，如诗词、歌谣、俚语、故事、音乐、戏曲等。
第二部分是“文化渊源，美在底蕴”。闽南文化传承于中原文化，融合原住民闽越人文化、以及海外文化，经先秦至唐五代的形成、宋元的发展、明清的传播，成为影响广袤的世界性闽南民系文化。
第三部分是“慎终追远，美在亲缘”。闽南人在移民和再移民的历史过程中，保留了中国最为完整的宗族文化形态。该部分展示闽南宗族郡望堂号、大量族谱、历史照片，并透过多媒体投射等方式重现谢谱祭祖场景等，向观众呈现延绵不息的宗族文化。
第四部分是“多元信仰，美在和谐”。闽南历史上多元的族群构成，曾蕴育了多元宗教、多神信仰和平共处的人文奇观，本土化的儒道释和民间信仰融为一体，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摩尼教等也渗入闽南文化。
最后一部分是“遗产绚烂，美在传承”。从精致传统手工艺品的展示，到闽南建筑多样化的介绍，和闽南地区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的说明，都在向观众展现闽南文化遗产的无比绚烂。文化论坛：召群贤毕至论道
6月17日上午，文化节的又一大轴节目——闽南文化论坛，在泉州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办开幕式。汪毅夫、武寅等领导出席。
这是一场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交流闽南文化研究成果的盛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两岸的嘉宾共300多人参加了文化论坛。
武寅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希望这次论坛能进一步坚持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围绕主题，广泛交流，深入研讨，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论坛会上，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主旨发言，并与大家共同探讨和分享了闽南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内容涵盖闽南方言、宗教、戏曲、文教等诸多方面。主论坛还向外延伸了“郑成功与闽南文化”、“闽南文化之戏曲系列讲座”、“闽南文化引领泉州品牌发展”研讨会，每个研讨会同样新意无穷、硕果累累。参与论坛讨论的学者一致认为，闽南文化随着闽南人跨越海洋传播到世界各地，现在已经成为祖国与海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闽南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对于团结各地华人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意义重大。
情动闽南
闽南地区地处东南，历史渊源悠久，文化沉积多样，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印迹，又有“大陆性”农耕中国非常罕见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汉语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业传统、戏曲音乐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丰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如果有众多学者致力于此，闽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为国内地区文化研究中最有生发力的种类之一。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隔离，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属行政区划之一的台湾，一跃成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点；而因为先后几次文化变故，本来深受闽南文化影响的台湾，也成为一个五方杂处、潜流暗涌的文化复合体。国内研究界由此逐渐出现了一批专事台湾研究的学者，以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了台湾研究这个颇具热度的专业。与此同时，闽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闽台文化研究这个题目所包容了，闽南文化研究从母体的地位跌落，反而经常成为附属台湾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闽南文化的基质纹理，也往往难以深入地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存在，对于闽南文化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区文化研究的厚实与敦诚。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则是我所见的最贴近闽南、扎根闽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戴冠青教授坦陈自己的研究缘起于“对闽南文化的热爱”，并试图“在‘荆棘丛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条新路”，于是其花费了十年时间，选取了闽南民间故事这个文化沉积最为丰厚的角度进发，以历史传说与现实存在两个维度交互印证，来破解闽南文化的魅力密码。在研究过程中，戴冠青教授本着穷尽材料的原则，阅读了数量庞大的闽南民间故事材料。这些书籍大多属于民间故事系列，民间语言往往比较粗糙，条理性也不可能很强。而戴冠青教授这个出身文艺学、以“美”为本业、视文学语言为生命的作家协会主席，要潜心默志、埋头阅读这些民间故事，倘若没有强烈的本土之爱支撑着，那还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说还要在对这些民间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础上，寻其统绪，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区隔定谳，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认真的态度，在《想象的狂欢》等论著中，我们可以时时看到作者操控着各种闽南民间故事、闽南地区文献、闽台风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无间，行有余力，让人不禁慨叹于作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穷究本源”的治学态度。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教授在为《想象的狂欢》一书作序言的时候，谈到阅读本书的“一连串奇妙的景况”，“过去几个月内，仿佛无论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欢》书里相关的篇章就会出现，如影随形”，并且慨叹“闽南民间故事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无所不在，并且透过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这种景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凭空而出，其实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实而厚博的实证。
闽南文化的另一种暸望
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经几十年积累，产生了不少论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闽南民间故事入手研究闽南文化，并把闽南民间故事作为闽南文化镜像进行观照，这个角度很新鲜，也很有针对性，目前还很少人做过。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较好地把细部研究和总体观照结合起来，我认为其专著因此成为目前从一个独特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总体把握的别开生面的论著。
从早期的单篇论文开始，到最近的专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逐步构建出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想象的狂欢》提出“文化想象与族群记忆”，既提出了“闽南民间故事是闽南地区民众根据闽南社会生活情状想象、创作出来并通过口头讲述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或传说”，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积淀了“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族群记忆”，以此两种概念出发，提纲挈领。书中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解读——内中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民间故事，而且融汇了地理、历史、气候、俗语、戏曲等各种文化因素，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研究史。
在章节内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够做到事无巨细、穷发抉微却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一章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部分是介绍朱熹原型的民间想象，作者列举分析了《文昌鱼的传说》、《对天祝词显报应》、《计除恶僧》、《葬大林谷镇蟹精》等民间传说，注意到了闽南民间传说中的朱熹在闽南民众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强大、斩邪除妖的正义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庐山、铅山一带的朱熹却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书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联系闽南地区历史，详尽地阐述了闽南文化中民众崇儒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成。
温婉的理论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其文艺学出身的理论背景，与其他做民间文学或者地区文化研究的学者相比，出身文艺学的她，在操持各种理论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随处可见厚实的理论沉积。女性主义理论、列维-布留尔的神话学理论、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合适合用的理论与观点不断被用来与研究对象相互印证、互相激发，使得本书在理论深度方面得到了极好的延伸。在“闽南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一文中，作者还参照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实际操作了一番，以叙事学理论分析闽南民间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闽南民间故事后，作者依据叙事功能的理论进行分析，概括出了几种叙事模式：（1）扬善惩恶式；（2）以智抗敌式；（3）自强不息式；（4）知恩必报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体的模式研究中，提取归纳出几种重要的叙事功能加以分析，这样就化繁为简，对数量繁多的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较好的归纳分类，有利于作者驾驭庞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从总体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心理方面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总结。这一点，恰恰也是做闽南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比较缺乏的。
在西方，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进入都市化时代的美国，对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由城市社会学来承担。在中国，由于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或小城镇，“这直接影响了城市社会学等知识谱系与理论工具的传播与应用”，使都市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急需加以填补的理论空白。目前，中国都市文化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学科中，而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有关刊物的文学、美学、文艺学栏目中体现。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 J ? H ， 1902 — 1972 ）在《文化进化和过程》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从1999年起，文化生态学研究进入了“大文化”研究的视野，研究取向集中在城市社会学、传播学以及伦理学等领域。国内文化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体现了当代国内学术界的现实关怀。本文将都市文化的研究延伸至社会语言学，立足闽南文化建设，关注闽南都市群的发展，从语言文化这一微观角度入手，以厦门为个案，对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的生态环境构建做尝试性探讨。
二、厦门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
厦门是一座富有闽南文化底蕴同时又日趋国际化的都市，外来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融合使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良好的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应该是闽南都市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三种语言文化，即闽南语文化、普通话以及英语文化共存共生、平衡发展的语言环境。据此，本研究围绕这三种语言的发展现状调查展开：
（一）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闽南都市文化具有开放性、移民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特征。这三个特征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闽南都市群在福建政治、经济的地位和发展决定了其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同时为闽南都市文化增添了魅力。然而，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需要语言多样性和方言文化的支撑。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在厦门工作和学习的各类人员，包括学生及其他各类人群，共计200 名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和分析，了解了受访者普通话和闽南话的使用情况。问卷共设计50道选择题, 全面了解厦门闽南话与闽南文化生存现状。调查数据见表1。
表1 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闽南话
43%
65%
70%
普通话
100%
100%
10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上述调查表明，在厦门这个迅速发展的著名的闽南都市中，只要掌握普通话，日常交流没有任何困难。虽然成年的当地居民通常能够使用闽南话相互交流，但在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闽南话的掌握与交流却存在一定困难。其主要原因是普通话的普及和普遍使用，使得闽南话的使用场合非常有限。这种发展状况不由得使人对闽南语言文化的留存产生一定的担忧。如何正确处理好普通话与闽南话的关系，保持闽南话的活力与闽南文化特色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在普通话日益扩大使用场合的同时，地方方言也应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鼓励市民主动大量地去吸收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
（二）闽南都市社会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现状
闽南都市群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实践证明，闽南市民的英语教育程度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闽南的富强，英语教育的强调不是太过了，而是远远不及。本文通过广泛调研、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语言学、社会学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厦门的英语教育现状做出评估，调查结果如表2。
表2 英语教育的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受过英语教育
95%
100%
75%
英语表达流利
16%
30%
2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厦门中小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教育普及较广，各类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中受过英语教育或者相关培训的比例较高，但真正能用英语流利交流的比例则都比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英语教育在大中小学得到普及，受英语教育的学生比例达95%以上，但仍旧以应试教育为主，较少注重实际交际能力的培养；此外，厦门作为正大步迈向国际化的都市，其国际化氛围仍显不足，英语的使用场合较为有限，使得英语的使用主要局限在学校课堂。
三、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 政府部门的重视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相应举措。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包括泉州、漳州、厦门三个城市，成立后主要保护闽南方言文学、闽南民间音乐、闽南戏曲、闽南民间舞蹈、闽南民间美术、闽南民间手工技艺、闽南民俗、闽南传统体育竞技、闽南民间信仰、闽南消费习俗等十类项目。福建省非常重视闽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以加强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以上种种举措说明政府已经将大力保护闽南文化生态提到了议事日程，将极大地促进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二）2+1模式的语言教育政策
本文认为，闽南都市文化区应借鉴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机制，在小学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闽南话和普通话想结合的“双语教学”，激发小学生学习闽南文化的热情。应鼓励并加强2+1模式（普通话、英语加闽南话）的语言教育政策，在中学和大学除了开设语文、英语课程之外，还可开设形式多样的闽南话课程，如闽南话短期培训班、闽南话选修 课等。2+1模式的语言教育，既提高市民的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又保障地方语言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繁荣闽南都市群的语言文化多样性，构建闽南都市社会的良性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
（三）加强闽台文化交流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台湾一衣带水，具有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 一脉相承、相互交融。近年来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谍展牒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层出不穷，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五缘”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以及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四）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可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开设闽南语电视频道和广播，宣传闽南文化；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可以举办闽南话歌唱比赛及演讲活动，创设校园闽南文化的氛围；还可以在校园推广闽南戏曲，如歌仔戏的培训和演出活动，使闽南文化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闽南文化传播的基础上，以文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文化与产业、城市、环境、社会融合发展，使文化产业成为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亮点。
四、结语
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学科理论构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畴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闽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闽南都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闽南都市文化开放性、移民化、文化多样性的特点，致力于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对于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地方政府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实际意义和参考价值。
从地理上说，闽南地区正是陆海交汇的海口地带，这就使闽南文化带有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过渡的性质，因而闽南历史文化包含了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质。从人文层面上说，从宋元开始，闽南就成为一个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区域。
所以，所谓的闽南文化的包容性，其涵义是从中华文化的内部看，闽南文化是中原文化南播之后接受闽南海洋地理环境和海洋人文精神的影响，出现的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互相吸收、融合与涵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内部的两种不同类型文化的交汇。以泉州为例，宋元时期，泉州港是全国最大的港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外贸易已经十分发达，正是由于港口贸易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逐渐与闽南当地文化融合。
闽南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使许多宗教得以在闽南地区长期发展并保留下来。除了类似中原地区的佛教、道教以外，闽南沿海还有其特有的民间信仰――妈祖，以及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外来宗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历史遗产有泉州妈祖庙、开元寺、圣墓，厦门的南普陀寺，以及我国现存唯一的摩尼教遗址――晋江草庵等古代建筑物也因此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特别是许多建筑融合了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体现出独特的风貌。如泉州有伊斯兰教庙，其建筑与其他寺庙建筑风格异，是古代伊斯兰教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映。
闽南文化的开放性特征
一、打造海西文化品牌，闽南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影响
自福建省提出并实施海西发展的战略构想以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加快发展，不仅增强了福建的综合实力，也为两岸交流搭建了更大的前沿平台。几年来，“海峡西岸”这个概念相继写进中共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的重要文件，“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也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和政府报告中得到肯定。党的十七大开幕式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经济发展”进一步表达了党中央对海西建设的重视和关怀。海峡西岸经济区东与台湾一水之隔，与台湾地区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具有对台交流的独特优势，是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是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全面和谐、持续平衡的总体推进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需要强化品牌带动。从海西文化建设来讲，最有特色和优势的就要数闽南文化了。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根据史料介绍，闽南文化形成于五代末至北宋时期。到了明代中叶大批闽南人下南洋，过台湾，闽南文化向台湾、海外播迁。闽南文化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域和东岸的台湾岛方言和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目前闽南人分布居住的区域主要在闽南、台湾和东南亚闽南华侨华人聚居地，从人数上讲，闽南地区有一千五百万人，台湾地区有一千八百万人祖籍闽南，东南亚一带则有二千万人祖籍闽南。海峡西岸经济区南边的广东潮汕、西边江西上饶、北边浙江南部也居住不少闽南人。闽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方言、习俗、信仰、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形态等，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闽南人一直沿袭着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并吸收和融和当地的文化，使闽南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刚开放台湾同胞到大陆旅游探亲，台湾同胞到了厦门、泉州一带，他们感叹怎么这里的楼房、饮食、习俗等都和台湾一样，他们诧异地说怎么这里的人会讲“台语”。岂不知这是因为长时期的封闭和反宣传，让台湾同胞误将闽南方言当成台湾话了。忘记了所谓“台语”的祖宗就是闽南话，忘记了台湾的习俗大部分是从大陆流传过去的，这也恰恰证明了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近年来，有许多祖籍福建、闽南的台湾同胞相继回到大陆寻根谒祖、修谱续谱，追远报本。闽南人历来注重对祖先的孝敬，培养感恩、宽容的品德，这种闽南文化精神是海峡两岸中华民族子孙的共同特质。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的区域，文化的感知和认同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情感的交融与沟通是一条重要的纽带，在这方面闽南文化有其特殊的作用。
二、增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闽南文化有成功的经验
随着海峡两岸逐步开放探亲、旅游，实行小三通到去年的全面通航，海西的大陆与东岸的台湾双方往来和交流越来越多。据有关部门统计，1987年到2008年来福建探亲旅游的台胞突破千万人次，其中有不少是以参加民俗宗教活动、闽南文化艺术交流、地方文化观光旅游名义来的。通过闽南文化这个精神纽带和桥梁吸引了许多台湾同胞来到福建，回到闽南。为着力打造闽南文化特色品牌，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的厦门，早在二十年前就利用自己特殊的区位优势，举办一系列以闽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海峡两岸文化艺术活动。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在乡音、乡情中感受到祖地文化、闽南乡土的浓浓气息。1990年举办被誉为海峡两岸零的突破的“首届台湾艺术研讨会”，此后，海峡两岸同胞的交往随着闽南文化交流活动的展开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各种学术研讨会、闽南民间文化艺术交流、闽台戏曲交流演出等年年不断。其中在文化交流方面较有特色的如“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论坛”等已逐步产生品牌效应，届届既有连续性又有新亮点，这些活动的举办，使厦门市这个现代化城市依然保存着闽南传统艺术特有的文化氛围。2007年3月，文化部在厦门召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作研讨会，许多与会领导专家对保护和传承闽南文化提出了真知灼见，掀起了闽南文化保护工作崭新的一页。2008年8月，厦门市以市政府名义出台《厦门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规划》，对厦门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规划等做出阶段性的安排，提出具体的目标要求。根据厦门市市属六个区的特点。分别推出市级、区级文化艺术品牌项目。市级是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原创闽南语歌曲歌手赛：区级是海沧区保生慈济文化节、思明区郑成功文化节、湖里区福德文化节、集美区端午龙舟节、翔安区池王爷文化节、同安区北辰山文化节。在2007年海峡两岸歌仔戏艺术节、南音展演基础上再次举办的“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里，来自台湾、金门等地的文艺团队与厦门专业、业余艺术团体共同台共演出，艺术节还邀集了兼理论与实务的台湾学者专家代表，就“记录保存与传习推广”与“文化创意与保护规划”的论坛主 题，组织闽南民间工艺展示与展览。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艺术，呈现出闽台两地相同的生活样式，体现共同的生活价值，审美情趣和民族精神。2008年海峡两岸闽南语歌曲歌手赛里，两岸闽南语歌曲词曲作者、歌手一起切磋闽南歌的创作和演唱，主办者还把赛区办到金门，那热闹感人的场面不亚于大陆赛区。来自台北、台南、嘉义等县市的台湾同胞通过来厦门参赛，深切体会两岸人民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六个区一区一节的品牌项目也是各具特色。海沧区的保生慈济文化节从2006年起已经连续举办四届。每届都有成千上万的两岸学者、信众参加。两岸民众共同信奉的神医保生大帝的公庙在台湾有400多座，保生大帝神像通过海上直航到金门、澎湖巡游，受到台湾信众的热烈欢迎。台湾知名人士吴伯雄、王金平、江炳坤、胡志强等还为保生慈济文化节题词。由于影响和成效良好，此活动已被国台办列为对台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思明区的郑成功文化节则是以纪念当年郑成功从厦门出发收复台湾为主题，有媒体、游人“重走成功路”之旅。思明区和台南市双方还交流两岸举办郑成功文化节的经验，探讨如何更好地举办郑成功文化节：湖里区的福德文化节是以闽台两地最为广泛普遍的民间信仰、崇拜俗称“土地公”的福德正神开展的一项活动，把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感恩土地、珍惜自然等联系起来。2008福德文化节有台湾53家庙宇、500多位信众和学者前来参加。会议约定今后每年一届，在海峡两岸轮流举办。2009第二届福德文化节已于今年7月25日如期在台湾屏东县车城福安宫举办：翔安池王爷信俗遍布宝岛台湾，在台湾有三百多座池王爷分庙，每年有几千池王信众回祖庙进香谒祖朝拜。两岸信众共同祭祀池王爷，增强了对祖地文化的认同感：同安“北辰山开闽王信俗”被列为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许多台湾王氏宗亲每年定期到北辰山进香，两岸宗亲交流交往日益密切。这些闽南文化活动的举办。为海峡两岸人民的交流合作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前沿平台，为维护中华文化传承，增进对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上述闽南文化品牌活动的成功举办，可以看出它对增进两岸交流合作有着其他活动不可替代的意义和影响。
三、增进两岸交流合作。闽南文化要继续先行先试
闽南地区位于福建省的南部，以丘陵地带为主，丘陵山地之间交错着河海冲积平原，东面一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天然良港。现在所说的闽南地区，主要是指泉州、漳州、厦门三市。
一、闽南文化及闽南人移居东南亚
在闽南这片土地上，南来的中原文化与原住民闽越人文化、以及海上舶来的海外文化相融合，历经先秦至唐代的形成期，五代至宋元的发展期，最终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兼有独特方言与强烈地域文化特征的闽南文化，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的核心区包括泉州、漳州、厦门，区涵盖了闽西、闽北、闽东、浙南、广东、海南、台湾、港澳的部分区域，辐射区波及到东南亚等海外闽南移民聚居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遍布世界各个国家闽南人后裔。随着闽南人的不断向外开拓、向东南亚迁徙，闽南文化随之传播到东南亚各华侨聚居国，对当地的华侨华人，乃至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闽南文化是世界各国各地区6000多万闽南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闽南人的海外贸易由来已久，早在唐代，已有闽南人或因商贾而在南洋“住蕃”，或因其他与缘故而“流寓”南洋。五代以后，闽人大量出海贸易，“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宋元至明清时期，中国海外贸易不断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向东南亚的移民，蔚成风尚。闽南人定居性移居海外是在明代以后，自清中期以后，西方人东渐，海洋交通进入航海大贸易时代，闽南人也被卷入东南亚的劳动力市场中，因生活所迫，越来越多的闽南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其中仅泉州籍港澳台侨胞就有2000多万人，在东南亚各国中，100万人以上的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10万人以上的有缅甸、泰国、越南等国（1）。这些华侨华人把家乡先进的生产、生活用具、技艺等带到海外，与当地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所在国家娶妻生子，生根发芽，与居住国人民一道，共同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侨与家乡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常存在着“落叶归根”的心态，盼望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以后，得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由于这种心态，加上闽南人在移民和再移民的历史过程中，保留了中国最为完整的宗族文化形态，都以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来巩固发展自己固有的生存空间，这使得许多华侨得以更多地保存家乡的传统文化。
二、《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展示的东南亚华侨文物
2013年在举办第二届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为了给世界闽南文化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忆，泉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建成《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该展示中心设立于泉州市博物馆内，总面积为4200平方米，通过300多张照片，2000多件实物，从闽南方言、闽南历史、闽南宗族、闽南宗教、文化遗产等五方面，讲述闽南人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故事，为唤起闽南人对本土文化的珍视，共同保护和建设世界闽南人的精神家园提供了一处重要的窗口。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于2013年6月17日正式对外开放。在该展示中心的建设过程中，为了充分体现闽南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繁衍，特委托新加坡华侨、文物收藏家吕世聪先生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马六甲等国家和地区征集到相关文物43件，这些海外征集来的文物讲述闽南人从历史走向未来，见证闽南文化“来自中原，航向四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闽南文化对东南亚华侨及当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海外征集来的文物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文化典籍
文化典籍有新加坡、马来西亚 翻译中国古代小说《一枝梅平山贼》、《平闽十八洞》、《走马春秋》；新加坡出版的《地藏菩萨本愿经》、《高王观音救苦经》、闽南语《金刚经》；《李载鸾永春拳谱》、《四书》等12类。这些书籍多为闽南人移民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后，带去并在当地的发行、传播，成为当时东南亚华侨的精神食粮。
（二）瓷器
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经常在闽南瓷窑订烧瓷器，再销售予当地百姓。此次展出三件瓷器，分别为泰国华人订烧五彩小盘、青花泰文罐、漳州窑双狮娘惹瓷罐，具有浓烈的异域色彩，这类瓷器深受东南亚国家人民的喜爱。最特别的是青花泰文罐，以外国文字为纹饰的瓷器，除了欧洲地区的荷、英、法等洋文、尚有阿拉伯地区的回文，中南半岛的泰文尚不多见。
（三）民间信仰类
闽南人出外总会带着自己家乡神明神像或香火（香灰），祈求家乡神明佑护在异地顺利平安。此次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征集到漆线雕番面妈祖坐像、广泽尊王、保生大帝等香火盒、天公金木印版、清代慈云阁双面签诗木印版等9种民间信仰的文物。妈祖信仰遍及泉、漳、厦等闽南地区及台湾地区、东南亚诸国，此尊妈祖坐像系东南亚国家所出，她有一张“番仔脸”，冕冠后面缀有一撮玫瑰红发髻，使妈祖番客韵味十足，这在妈祖形象中堪称奇葩。
（四）其他类
从18世纪开始，华人在东南亚的开发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渐成当地有影响力的一方势力，或是一地的统治者，遂模仿当时中国通用的铜钱样式，取材于当地常见的铅锡，制作发行了各类华人的钱币。展示中心展示三枚印尼华人铸币“列港公司”、“玛瑙公司”、“中和公正”等铸造于18世纪的锡币，出水于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邦加岛（Pulau Bangka）等地。另有从新加坡征集来的源崇美茶庄茶具，由紫砂壶、茶盘（锡制）、茶罐（锡制）组成的整套茶具，其中紫砂壶壶身有“新嘉坡源崇美茶庄”等款识。
三、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从这些海外征集而来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华侨在侨居国不仅较好地保持了闽南文化，而且不断地在当地传播、弘扬闽南文化。
（一）物质方面
人是文化的最忠实、最活跃的传播者。由于中国人的海外迁徙是一种被迫的移民行为，他们移民居住国后的少数民族地位和被统治、被支配的现实处境，使他们无论在现实生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需要与自己的祖国保持一种身份上的认同，以使自己无论走到哪里，走得多远，都有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所以闽南华侨在移居海外过程中，几乎将他们在故乡的生活方式完整地移殖到侨居国。如这次展出的源崇美茶庄茶具，就是其原主人为了促销茶叶，从宜兴定制了茶壶，从潮州定做了锡制茶罐，从香港定制了锡制茶盘，组成了整套茶具赠送给买茶的人，随着其茶叶生意的兴盛，闽南功夫茶文化也随之在当地得以传播。又如瓷器，移居东南亚的闽南人回国定制瓷器，带到移居国使用，不仅丰富了侨居国的物质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在菲律宾部分比较闭塞地方的土著居民，把拥有中国陶瓷当作估量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主要准绳和象征。瓷器传到菲律宾，启迪并带动当地制陶业的发展，推进当地社会文明的进程。
（二）精神方面
闽南人在驾驭海洋世界以及“过台湾”、“下南洋”时，他们为了适应新环境、满足精神生活等需求，又将源于故土的精神文化传播到侨居国，这些闽南精神文化在闽南地区与东南亚社会的交流中影响广泛。如 马来文学在19世纪的马来西亚非常有影响力。这个早期闽南人移民与当地马来人结合的华人亚族群― ，将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翻译成马来文，其中使用大量的闽南方言，如《走马春秋》封面上的字眼“CHAU MAH CHOON CHIU”，懂得闽南语的人若拼一下，就会发现它是“走马春秋”四字的闽南语发音。这些翻译的通俗小说成为风靡一时的 马来文学，至今被各方藏家争相收藏。而被誉为音乐“活化石”的南音，流行于所有闽南人生活的地方，南音唱腔优雅中带有一丝丝哀怨，倾诉着母亲、妻子对于漂洋过海的儿子、丈夫的深深思念，折射出闽南历史上传统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特征。这幽雅的乐曲曾是许多海外闽南人梦牵魂绕的乡音和乡愁，于是，围绕闽南戏曲的社团纷纷在世界各地产生，它们承载着海外游子浓厚的乡情，也凝聚着世界闽南人深厚的亲情。
此外，共同的信仰不仅是海外闽南人和祖籍地密切联系的纽带，也是团结世界闽南人的载体。闽南人外出到东南亚一带后，把祖籍的信仰也一起带了出去，而这些信仰又影响到了当地人，以至于“妈祖”到了海外后，就有了当地人的新面孔，变异成番脸妈祖，菲律宾不少天主教堂中供奉的妈祖神像是全身天主教服饰的神像。1954年，全世界天主教在菲律宾举行祗祷大会，教皇特封妈祖为天主教七圣母之一，并隆重为妈祖加冠（2）。这说明不仅菲律宾华人信仰妈祖，一些菲律宾人也用他们的传统方式来信仰妈祖信仰。妈祖信仰已渗透到当地民俗中，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闽南人在世界各地以血缘、亲缘、乡缘、业缘等为纽带，通过举办各种迎神、祭神庆典活动，创办华文学校、华文报刊等方式来强化华侨的民族意识，传播闽南文化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完整的华人华侨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传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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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南戏曲与历史记忆
2015年2月中旬在泉州召开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笔者以闽南戏曲在东亚、东南亚等地的流播作为切入点，具体论述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闽南戏曲海内外传播的繁复关系，并以之为轴心将问题顺势扩展到海丝人文交流问题域特别是闽南文化“走出去”这一时代课题的深层探讨。笔者以为，古老常新、与时俱化的闽南戏曲，并非如某些学者依据经验、先入为主的理解那样，只是偏居华夏东南一隅、地处文化版图边缘的民俗曲艺；事实或许恰好相反，“内容通俗化、形式大众化、流传俗行化”9的闽南戏曲，在古代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极其顺利地“走出去”，而且颇为成功地“走进去”，形成至今依然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闽南戏曲文化圈”，充分体现闽南文化的生命力与灵活性。职是之故，闽南戏曲早已超越原型层面的娱情遣兴、放松休闲，也跃出审美层面的悦耳悦目、悦心悦意，凝聚着海内外闽南人共有的文化记忆。
根据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的观点，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背后显影的乃是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具体言之，闽南戏曲与文化记忆的互动关系，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闽南戏曲与民间信仰、人生礼俗、岁时节庆等活动密切相关，真切体现了海内外闽南族群特有的日常生活经验与情感心理结构。第二，闽南戏曲作为既颇“接地气”的世俗镜像又超越现实的造梦工程，深刻反映了海内外闽南族群日常伦理道德与价值评判标准。第三，曾经深入人心、大放异彩的闽南戏曲，还一度是闽南族群组织社会公共生活的主要方式，其如盐入水般地深深嵌入在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总而言之，闽南戏曲发自乡土沃野、扎根民间土壤、服务庶民须求，与生俱来地承载着个体化、处身性、素朴性之杂语共生、众声喧哗的民间记忆，使其有别于平板化、整一化之本质主义的宏大修辞，于不其然间起着重述文化记忆、抵抗群体遗忘的重要作用。
正所谓，“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未来”。下文便在前人文献纪录与研究成果的坚实基础上，遵循从专业知识进入公共领域的论述思路，一方面简要梳理闽南戏曲如何伴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播海外、走向世界，同时也在另一方面初步探勘域外戏剧如何走进闽南、融入闽南，以及二者如何相互借镜、和谐发展，共同起着“组织民众参与公共生活、建构新式观念形态”232-238的现实功能。
二、闽南戏曲的海内外传播
尽管囿于年代久远、材料有限等诸多原因，福建戏曲（曾经一度成为闽南戏曲的别名之一）海外传播的最初时间节点已然不可考，但是根据现存史料而追根溯源，可以推测至少远在明清时期，福建戏曲、闽南戏曲就在琉球、在泰国、在印尼等地广泛传播。例如，国内知名戏曲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王汉民先生在其扛鼎之作《福建戏曲海外传播研究》一书中就以明代莆田人姚旅在《露书·风篇中》、清人汪楫《使琉球杂录》（1683年）关于琉球等地的演戏记录等厚重翔实之史料，令人信服地指陈：“福建戏曲海外传播的历史比较悠久，从现存的记载来看，明万历年间已有福建戏班到琉球及东南亚等地演出。”6无独有偶，著名比较戏剧学专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主编的煌煌三卷本的《东南亚华语戏剧史》亦意味深长地指出：“在爪哇从1603年至1783年华商酬神作戏的活动从未间断过，而且当地的华人富豪或大亨还延聘漳、泉两州乐工、优人，教导自己蓄养的婢女（爪哇人）歌舞，日日演戏以娱嘉宾。”804至于泉州地方戏曲史家郑国权老先生更是在《泉州戏曲远播海外》一文中，细密爬梳诸种闽南戏文的明清刊本，如何经由来华商人或者众多游历者之手而漂洋过海流播于菲律宾、印尼群岛，进而辗转到欧洲大陆。在其看来，流传海外之戏文刊本的典型代表就有，“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福建建阳新安堂于明嘉靖丙寅（公元1566年）出版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此曲勾栏荔镜记戏文》”；“收藏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福建瀚海书林于明明万历（1604年）出版的《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二卷》”；“收藏于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福建瀚海书林景宸和霞漳洪氏于明万历间出版的《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一卷》”等等。
当然，海上丝路与闽南戏曲的域外传播这一课题，绝非当代闽地学者自娱自乐的自说自话，其亦如巨大的磁石吸附着西方汉学家的关注目光。例如，英国牛津大学荣誉中文讲座教授的龙彼得（Pier van der Loon）先生，就数十年如一日爬梳尘封于历史深处的信札、日记等文献资料，让“被遗忘的文献”浮出历史地平线而重见天日。他在《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一文中辟有一节《1589——1791在海外的演出》，通过“东南亚和台湾的福建移民的记述”21，多维阐述大航海时代中闽南戏曲的演出状况及西方殖民者对闽南戏曲的早期认知与纠结态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闯入者”的西方汉学家，在他异性的学术视域下，更加关注外来元素如何深刻改写闽南戏曲的原有面貌，以致先于本土学者指出南音这一“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14-17的形成，其实不无背谬地受到来自遥远中东地区音乐形式的巨大影响。比如，现任教于福州大学的当代著名法籍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先生在《海上丝绸之路与南音》一文，就基于比较文学法国学 派实证主义影响研究的学术范式，耐人寻味地强调南音（即“弦管”、“南管”）这一让泉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引以自豪的古老音乐，在诸多维度受到波斯文化的遥远影响，可以将之认定为中外音乐传统的交流结晶。他在细致刻画南音所受外来影响“痕迹”的时候，特别以《陈三五娘》这一梨园经典为典型个案，立体论述“南音不是作为一种中国职业音乐家演奏的音乐而产生的，而是由包含很多阿拉伯商人在内的泉州商业阶层精英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在南音曲目中占主导地位的陈三、五娘故事中有许多非中国式特征”1319-1320。
总而言之，闽南戏曲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地方化、民间性的一般戏剧，其依循海上丝绸之路向域外传播，并且深深嵌入华 裔族群甚至当地土著的休闲活动甚或日常生存，最终形成闽南——“东洋”——“西洋”（这一概念约等于郑和下西洋的“西洋”，实质是以“南洋”为主体进而延伸到中东、北非等广大地区的地缘政治学名词）之间的戏剧关系网络。由此而来，闽南戏曲“既是建构公共记忆的重要媒介，本身亦构成历史记忆之所在”54-57，其在不经意间联系着“多元、开放、跨界、混杂”这些极具后现代症候意味的关键词，成为国际移民艺术的图腾符号，直指广义全球化中的认同政治问题。
三、闽南戏曲的现代性经验
时至今日，或许闽南戏曲的辉煌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在现代性与传统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激荡的“后舞台”时代，闽南戏曲作为流淌在海内外闽南人血脉当中的民族DNA，依旧在海内外闽南族群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继续传承并且发展着海内外闽南人共有的文化记忆。例如，20世纪50年代，闽南戏曲与其新的媒介表现形式——闽南语戏曲电影，在新、马等地的一度流行，便是最好的例证。在笔者看来，这一文化事实至少说明以下三点：
其一，在海外生活和打拼发展的闽南人是闽南戏曲海外传播的重要支撑。离乡背井、为数众多的闽南籍华人华侨，构成闽南戏曲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观众群，前者为后者的海外传播提供强有力的市场支撑，悄然构造并不断完善闽南戏曲及其影像作品的公共观演的生态系统。在当代媒体的主流叙事当中，富有雄强进取之开拓冲动与冒险精神的闽南族群，以“下南洋”过番谋生的勇敢之举，而与境内浩浩荡荡的“闯关东”、源远流长的“走西口”并称中华移民史的三大壮举。根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福建省志·华侨志》的记载：“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已达100万人以上，除暹罗、真腊、安南外，以祖籍福建的华侨占多数。”13另据厦门大学历史系戴一峰教授在《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的大体估算，“自1845——1949的百余年间，经厦门移居海外的闽南华侨总数高达120万，而95%的闽南华侨分布在东南亚的新马、印尼和菲律宾等地。”时至今日，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闽南籍华人已达2000万人之巨，毫无疑问，遍布五洲、数量庞大的这一群体，一方面构成了“新世纪我国联系海外、重塑‘海上丝路’的一支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也为“世界拥抱闽南戏曲”与“闽南戏曲走向世界”，奠定坚实而又牢靠的人口基础。
其二，闽南戏曲在当地传播以致落地生根，联系着海内外华侨华人的现代性乡愁。识者只须检视这一时段东南亚主流报刊媒体所刊登的演戏评论与映演广告，不难发现充斥其间的故土情思，其用意不言自明。仅以《南洋商报》所刊登的戏班广告与闽南戏曲电影广告为例，其间弥漫着铺天盖地却又直截了当的情感攻势。诸如“闽南侨胞喜讯”、“听自己的方言，看故乡的风趣”、“听家乡话，看家乡戏，倍感亲切有味”、“福建侨胞不可错过”、“福建侨胞看过来” 60-63此类等等不一而足。不惟如此，情感经济学背后关涉更为深广也更为根本的美学动因，即千千万万海外游子念兹在兹的文化乡愁。全球化语境所带来的身份迷茫与现代性焦虑，使得漂泊海外的闽南族群殷切期盼经由公共空间的观演仪式，纵情言说内心深处的怀乡之情与故土之思。众所周知，舞台上或者光影间的闽南戏曲，大都以“重乡崇组的思维观、爱拼敢赢的气质观、重义求利的价值观、山海交融的行为观”1的来追溯历史，以“凝重深沉的时代悲怆和强烈浓郁的言志旨趣”6-11切入审美时空，在去国怀乡的文化乡愁氛围中建构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满足当地华侨华人对公平正义的焦灼呼号和国族身份的认同想象。
其三，有道是“打铁还须自身硬”，闽南戏曲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走出去”，除了前面所说的文化生态，其调动观众情绪的艺术能量与被观众普遍认可的美感品质，也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包裹着闽南风味外壳的闽南戏曲及其影像文本，以“绵如雨、深如海、痛如天，波澜四涌、无法弥消”的爱情传奇，将日渐淡出现代生活却又挥之不去的乡土情怀，投射在舞台上、显影在银幕中，从而使历史缺席的传统情愫，变成现世在场的审美意象。这种将观演主体的审美体验有机嵌入返本开新的道德神话，于纵横交错、零乱裂解的现实情感缝隙之中，模塑或曰重建华人社群所分有、所共享的情感记忆。有鉴于闽南戏曲之现实与历史桴鼓相应的文化品性，及其与海外民众之审美期待视域的间性融合，使观众能够在物我齐一、情理交融的接受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将似已沉沦、想象之中的闽南文化的本体苦恋，悄然固化为一种“物恋”的美学形式。是以，无论是沉湎于前现代儒家文化之识见不多的草根阶层，抑或是浸润启蒙现代性欧风美雨的后起精英群落，果不其然地被戏文的编码者纳入重返故土的造梦工程之中而难以自拔。君不见，曾几何时，在《因哥送嫂》、《岭路斜崎》之动人心弦、百转千回的音乐声中，不少人的眼睛都红润潮湿以至模 糊不清。
四、闽南戏曲的当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