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一、流行音乐及其含义
1.流行音乐释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将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定义为：“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民间音乐，亦称通俗音乐。”《不列颠百科全书》定义为：“the essence of popular music is that it should be readily comprehensible to (and perhaps also performable by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ce， little or no knowledge of musical theory or techniques. )”。这说明学界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和界定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标准。
2.流行音乐在我国的发展
流行音乐在我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而流行音乐形式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原因，流行歌曲和流行歌曲演唱在迂回曲折中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了80年代初，终于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歌手和作曲家，并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首次将流行歌曲演唱的形式定名为“通俗唱法”，这一举措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到了90年代通俗音乐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演唱形式、舞台表演、灯光音响等方面，都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创作业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而理论研究和音乐评论也将“通俗”纳入视野，在这一时期对于通俗唱法这一称谓多有争鸣，争论的焦点在于“通俗唱法”的科学性、合理性。
二、流行音乐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
现今我国的音乐教育普及化程度还不十分完善，由于社会、经济、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因素，有很多音乐爱好者无法接受到体制内的音乐教育，但他们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自主学习流行音乐来获得音乐知识。更重要的是流行音乐内容简单贴近生活容易理解，形式新颖丰富较容易被青年人所接受，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授众群体几乎达到了学校音乐教育授众群体，在那一时期有很多“通俗”歌曲为大众所传唱不衰，甚至有些学校将时下较为流行的“通俗”歌曲，作为音乐课的学习内容，这一举动现在看来是较为自然的事，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三、社会对于流行音乐进入课堂所引发的争论
自上世纪80年代初，音乐学家们对流行音乐关注的焦点在于流行音乐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利弊得失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见解，归结起来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1.“雅俗”观念与流行音乐文化的对立
在我国传统的“雅俗”观念影响下，许多人认为流行音乐内容不适于进入课堂，更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 “雅俗”观念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在《论语》《货阳》篇中提出：“恶子之夺珠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对“郑卫之音”采取鄙视的态度，给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刘德波、李德谦、姜金福、颂煊等人认为：流行音乐所表述内容大多描写爱情，不适合中学生身心发展，对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将产生不良影响。斯嫌、姜金富也认为：流行音乐不利于正常教学，干扰了民族音乐教育。
邵祖亮、蔡音颖认为：流行音乐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孕育和产生的，反映的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审美口味，因而总是良荞并存，有些歌词文理不通，曲调娇柔造作，服饰怪异、夸张，对中学生起到负面效应。
以上观点都是在继承了我国传统“雅俗”观念的基础上，看到了流行音乐存在的诸多缺陷，认为流行音乐进入音乐课堂，对音乐教学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转贴于
2.对流行音乐文化辩证的思考
梁茂春、金兆均、贺绿汀、于润洋等学者认为：流行音乐进入课堂会将流行歌曲带来的文化精神和信仰的危机波及到青少年学生。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但也不能回避或置之不理，其结果会使音乐教育深陷困境。应该采取冷静分析的态度。
李庆玲、张家喜、高涯、吴艳茹等人为：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出现在现代生活中有其合理性。学生可以在老师正确的引导下有选择的去欣赏，但其不能独占音乐课堂。这样不利于学生全方位学习和继承民族音乐文化。
尤静波，王红艳，王思琦等人认为：音乐教育所承担的是让学生全面的认识、理解音乐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与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审美等能力，具有开阔的视野并尊重其他民族和其他类别音乐文化，而现今我国的音乐教育还不是十分的普及，没有机会学习音乐的人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流行音乐来获得音乐知识。有利于开辟体制外音乐教育的功能，即缓解了音乐教育的压力又使享受艺术教育的权利普遍化。
古全林、宋伟、蔡音颍、高涯等认为：应该客观看待流行音乐，特别是让经过本土培育的、经典的流行音乐走进音乐课堂，不但能够反映现实生活，愉悦身心，还能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这样的作品还是很多的。让这样题材的流行歌曲进入学校音乐教学中，无论对学生的学习，还是老师的传授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在平等、多元文化价值观念中看流行音乐文化
王思琦在文章《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研究》中认为：流行音乐作为一种重要文化样式，有着自身文化属性。贝内特雷默在《音乐教育的哲学》中谈到：“排斥任何时代好的艺术，同其反面，即坚持只有老的艺术才是好的艺术，都是偏狭的。因此，选择音乐的标准与历史无关”。修海林、罗小平在《音乐美学通论》中谈到音乐就是一种文化，音乐与音乐文化原本就是一回事。如果从音乐与文化的叠加关系中去看待音乐的整体存在，必然削弱甚至导致隔断构成音乐存在诸要素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最终难以在理论上摆脱“音”本体的影响。由此可见，流行音乐作为音乐文化的一种，同样应该具备音乐作为文化存在的三种要素。曾遂金认为：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在强调自身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同时，正以开放和稳健的姿态融入世界流行音乐的主流。
四、小结
流行音乐从产生发展之处，就一直深深的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影响着广大青年学生群体。而学校音乐教育在接受流行音乐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音乐中“雅俗”观念的影响；在经历了社会观念洗礼之后的流行音乐最终逐渐步入了成熟发展时期，并成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龚妮丽.音乐文化精神之我见——兼谈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 中国音乐学（季刊）1997（增刊）
[2]冯华.“2004年流行音乐学院专家论坛”综述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3）
一、流行音乐及其含义
1.流行音乐释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将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定义为：“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民间音乐，亦称通俗音乐。”《不列颠百科全书》定义为：“the essence of popular music is that it should be readily comprehensible to (and perhaps also performable by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ce, little or no knowledge of musical theory or techniques. )”。这说明学界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和界定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标准。
2.流行音乐在我国的发展
流行音乐在我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而流行音乐形式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原因，流行歌曲和流行歌曲演唱在迂回曲折中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了80年代初，终于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歌手和作曲家，并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首次将流行歌曲演唱的形式定名为“通俗唱法”，这一举措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到了90年代通俗音乐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演唱形式、舞台表演、灯光音响等方面，都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创作业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而理论研究和音乐评论也将“通俗”纳入视野，在这一时期对于通俗唱法这一称谓多有争鸣，争论的焦点在于“通俗唱法”的科学性、合理性。
二、流行音乐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
现今我国的音乐教育普及化程度还不十分完善，由于社会、经济、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因素，有很多音乐爱好者无法接受到体制内的音乐教育，但他们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自主学习流行音乐来获得音乐知识。更重要的是流行音乐内容简单贴近生活容易理解，形式新颖丰富较容易被青年人所接受，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授众群体几乎达到了学校音乐教育授众群体，在那一时期有很多“通俗”歌曲为大众所传唱不衰，甚至有些学校将时下较为流行的“通俗”歌曲，作为音乐课的学习内容，这一举动现在看来是较为自然的事，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三、社会对于流行音乐进入课堂所引发的争论
自上世纪80年代初，音乐学家们对流行音乐关注的焦点在于流行音乐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利弊得失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见解，归结起来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1.“雅俗”观念与流行音乐文化的对立
在我国传统的“雅俗”观念影响下，许多人认为流行音乐内容不适于进入课堂，更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 “雅俗”观念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在《论语》《货阳》篇中提出：“恶子之夺珠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对“郑卫之音”采取鄙视的态度，给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刘德波、李德谦、姜金福、颂煊等人认为：流行音乐所表述内容大多描写爱情，不适合中学生身心发展，对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将产生不良影响。斯嫌、姜金富也认为：流行音乐不利于正常教学，干扰了民族音乐教育。
邵祖亮、蔡音颖认为：流行音乐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孕育和产生的，反映的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审美口味，因而总是良荞并存，有些歌词文理不通，曲调娇柔造作，服饰怪异、夸张，对中学生起到负面效应。
以上观点都是在继承了我国传统“雅俗”观念的基础上，看到了流行音乐存在的诸多缺陷，认为流行音乐进入音乐课堂，对音乐教学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2.对流行音乐文化辩证的思考
梁茂春、金兆均、贺绿汀、于润洋等学者认为：流行音乐进入课堂会将流行歌曲带来的文化精神和信仰的危机波及到青少年学生。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但也不能回避或置之不理，其结果会使音乐教育深陷困境。应该采取冷静分析的态度。
李庆玲、张家喜、高涯、吴艳茹等人为：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出现在现代生活中有其合理性。学生可以在老师正确的引导下有选择的去欣赏，但其不能独占音乐课堂。这样不利于学生全方位学习和继承民族音乐文化。
尤静波，王红艳，王思琦等人认为：音乐教育所承担的是让学生全面的认识、理解音乐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与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审美等能力，具有开阔的视野并尊重其他民族和其他类别音乐文化，而现今我国的音乐教育还不是十分的普及，没有机会学习音乐的人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流行音乐来获得音乐知识。有利于开辟体制外音乐教育的功能，即缓解了音乐教育的压力又使享受艺术教育的权利普遍化。
古全林、宋伟、蔡音颍、高涯等认为：应该客观看待流行音乐，特别是让经过本土培育的、经典的流行音乐走进音乐课堂，不但能够反映现实生活，愉悦身心，还能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这样的作品还是很多的。让这样题材的流行歌曲进入学校音乐教学中，无论对学生的学习，还是老师的传授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在平等、多元文化价值观念中看流行音乐文化
王思琦在文章《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研究》中认为：流行音乐作为一种重要文化样式，有着自身文化属性。贝内特•雷默在《音乐教育的哲学》中谈到：“排斥任何时代好的艺术，同其反面，即坚持只有老的艺术才是好的艺术，都是偏狭的。因此，选择音乐的标准与历史无关”。修海林、罗小平在《音乐美学通论》中谈到音乐就是一种文化，音乐与音乐文化原本就是一回事。如果从音乐与文化的叠加关系中去看待音乐的整体存在，必然削弱甚至导致隔断构成音乐存在诸要素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最终难以在理论上摆脱“音”本体的影响。由此可见，流行音乐作为音乐文化的一种，同样应该具备音乐作为文化存在的三种要素。曾遂金认为：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在强调自身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同时，正以开放和稳健的姿态融入世界流行音乐的主流。
四、小结
流行音乐从产生发展之处，就一直深深的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影响着广大青年学生群体。而学校音乐教育在接受流行音乐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音乐中“雅俗”观念的影响；在经历了社会观念洗礼之后的流行音乐最终逐渐步入了成熟发展时期，并成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龚妮丽.音乐文化精神之我见――兼谈严肃音乐与通俗音
乐 中国音乐学（季刊）1997（增刊）
[2]冯华.“2004年流行音乐学院专家论坛”综述 南京艺术
学院学报，2004（3）
[3]《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
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年版。
民族音乐学在其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中时时闪现着时代的光辉。内特尔（Bruno Nettl，1930―）在其论著《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Theory and Method in Ethnomusicology，1964）中将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研究对象总结为：无文字社会的音乐；亚洲及非洲北部高文化中的种种音乐；民俗（间）音乐。后来，内特尔在《民族音乐学新方向》（New Direction of Ethnomusicology，1992）中将民族音乐学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间的“最新”方向总结为：民族音乐学的新定义：对世界音乐的比较研究、要求用研究非西方体系的方法来研究西方音乐；民族音乐学的兴趣集中在流行、城市、少数族裔等音乐以及异地居民别的群体（如妇女的音乐）；与以往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对过程的研究；历时观已经主宰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研究西方影响；研究大众媒体；研究城市――城市民族音乐学的兴起；研究文化残余――（地理分布方面的）边缘残余；新的人类学方法：民族志的方法（田野工作）、统计学的关联、符号学，另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方法、重新研究的方法；新的学术倾向：抛弃教条。
跨入21世纪，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又有什么新动向呢？美国前任全美民族音乐学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音乐学系名誉主席、艺术与人文学术研究院副院长蒂莫西・莱斯（Timothy Rice）教授2006秋季的“中国之行”①的讲座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回答。
莱斯把最近二十年的民族音乐学新趋向分为9类：
1.对全球化、跨国主义、海外移民、旅游的以及认知现象的兴趣和高涨。对于这一新倾向，莱斯列举了最近已出版的代表性书目：
音乐、货币与全球想象：南非与西方（Erlmann，Veit.1999）；
笼子的歌，自由的歌：音乐与越南难民的体验（Reyes，Adelaide.1999）；
津巴布韦的国家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流行音乐(Turino,Thomas,2000)；
抨击过去：安第斯山脉的音乐、记忆与认同(Romero，Raul R.2001)；
班达（Banda）：跨越边界的墨西哥人的音乐生活(Simonett,Helena.2001)；
伊尔玛达尔（Ilmatar）的灵感：芬兰民间音乐的国家主义、全球化与变化的音乐景观(Ramnarine，Tina，2003)；
与歌：南美日本人的音乐、记忆与认同(Olsen，Dale A.2004)；
在波兰塔特拉斯山（Tatras）创造音乐：旅行者、民族音乐志学者与山区音乐家(Cooley Timothy J.2005)。
2.第一部世界音乐百科辞典的出版。
《加兰（Garland）世界音乐百科全书》是最新出版的首部由民族音乐学家撰写的英文百科全书（莱斯本人也是这部百科全书的作者之一），于1998年至2002年间出版。全书共有10卷，包括了世界的9个主要地区，另外还有一个增补卷。这是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3.世界音乐课程教材的出版。
最近出版了很多有关世界音乐大学水平的教科书。出版商一直要求要民族音乐学家写关于概论式的给大学本科用的有关世界音乐的教程（莱斯就写了这样一本关于保加利亚音乐的小教科书），这种出版上的需要、热情是民族音乐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表现，也说明了大学音乐系从过去只教欧洲艺术音乐到现在注重民族音乐学的转变。
4.新版权法的需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颁布版权法、民间音乐的录音在各国以及全球市场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商业利润，这使得民族音乐学家们关心关于知识产权和文化版权的问题成为必然。版权法的实施，意味着现在在没有经得有关表演者的同意录制、翻译或者散布表演者的录音都是不合法的，也暗示现在的民族音乐学家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出版他们田野工作的录音了。像莱斯他们这一代的民族音乐学家，他们的田野录音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不会想到这些录音还会有什么商业价值，因此不会刻意去取得什么许可。但是，现在他们的田野资料在被许多人运用到一些商业项目中，诸如录制CD、拍摄电影、印制教科书等。这就使得很多谨慎的协商成为必需。新一代民族音乐学的学生在这一方面必须要训练有素。
5.对大众传播（mass-mediated）流行音乐之研究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研究大众传播的流行音乐，研究这种大众传播音乐，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潮流，新的情况是学生几乎只对这种情况感兴趣。莱斯举例说，在最近一个田野工作方法课上，学生对基本的录音等技巧没有兴趣。他们说，他们要研究的那些音乐已经录好了，他们在做田野工作时不必再录了。这对老一代民族音乐学家来说是一个很惊人的变化。
在有关“大众传播流行音乐”的著作中至今还有一个没深入研究的课题是有关技术本身的问题，如技术是如何操作来产生它的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的？
在近15年中只有很少的关于这方面的专著：
磁带文化：北印第安的流行音乐与技术(Manuel，Peter.1993)；
南非的声音：在南非的一个工作室创作祖鲁（Zulu）音乐(Meintjes，Louise.2003)。
6.有关暴力、战争与流行疾病的音乐研究。
这是一个很新的主题，涉及到音乐与暴力、战争以及流行疾病的关系。现在，我们赖以生存与创造音乐的世界似乎变成一个越来越暴力化、越来越难以容身的地方。以前的民族音乐学重视研究那些静止的、和平的社会、社区中的音乐，这种“稳定”创造了我们所谓的传统的音乐生活。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略了那些不太安静的、有麻烦的地方，忽略了这些地方的音乐的命运。现在这个空白逐渐被一些博士论文开始填补。最近至少有两篇博士论文涉及到音乐对非洲艾滋病流行之回应的一个课题。明年会有两本论文集涉及到我们所称的“一个真实的世界”，其中一本将在音乐上反映2001年“9・11”纽约世贸大厦被袭击的情况。第二本叫“冲突中的音乐”。
尽管这些工作都是一个开端，但它将会在以后的几年里变得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样的研究对我们的领域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7.关于“爱好群体”（affinity group）音乐的研究。
“爱好群体”，最初由民族音乐学家Mark Slobin提出，是指围绕一种特别的音乐爱好而形成的一个社会群体，比如说对日本音乐的特别爱好。这样的群体不因种族、民族而联系、联结在一起。在这个特别爱好的群体中，他们创造了小范围的村落式的社会。在这个多元的、复杂的、都市的社会里，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爱好群体”中。
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一些群体为治愈我们在大范围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孤立感提供了一剂良药。
有一本研究南斯拉夫人移民到美国的情况的书涉及到这个主题：巴尔干的魅力：在美国创造一种另类的音乐文化。（Lausevic， Mirjana.2006）。作者惊讶地发现在美国有很多人竟然喜欢他家乡的音乐以及巴尔干等其它国家的音乐！这些人跟巴尔干没有民族的关系，但他们却去设法找到这种音乐，去学习表演它，并且爱上它。
在未来的15年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关于这种爱好群体以及他们运用音乐在这个彼此疏远的现代世界中来制造一个小规模的社区感的研究。
8.关于中产阶级、日常音乐的研究。
对没有特别名称的音乐现在越来越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莱斯把这种音乐叫做“中产阶级音乐（middle-class music）”或“郊区音乐(suburban music)”，或者称之为“非常普通的、每天熟悉的、每个人都没有兴趣参与的音乐”。
过去民族音乐学家经常研究那些“文化之都”（cultural capital）类型的音乐，这是被认为有价值、有兴趣的音乐。民族音乐学家选择这些音乐来研究是因为这是古老的、有深厚传统的音乐，或者因为它跟贵族阶层有关系，由此认为是艺术价值；或者因为它有异国风情，所以很有兴趣、有意思；或者因为这音乐很流行，是大众的价值表现……由此，我们忽略了每天都听到的音乐。
现在这种音乐也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国歌，它的研究是为能告诉我们当前的政治进程。莱斯列举了他的一个学生研究俄国国歌的论文：俄罗斯的国歌与国家认同的协商（Daughtry,J.Martin.2003.《民族音乐学》47（1）：42―67）。
对于这类音乐的更多研究：
四声部，不用等待：美国理发店和声的社会历史（Averill,Gage.2003），是一个关于理发店四重唱的研究。这是一个由美国中产阶级男士创作的集体性音乐的典型例子，他们把演奏当成一种爱好，他们不在乎他们的音乐是否是流行的、有深厚传统的、民族的、少数民族的、异国情调的或有艺术价值的。
在2005年英国举行的由国际传统音乐协会主办的“世界大会”上，关于业余铜管乐队以及风笛乐队的类似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奇妙的噪音：巴西东南的魔幻之旅（Reliy,Suzel.2002）――研究居住在巴西圣保罗郊区的工人，他们演唱圣歌行进时的音乐。
关于犹太中产阶级以及关于基督教等宗教音乐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有个研究生的硕士论文是关于香港的手机铃声的研究。
所有这些研究都是新开辟的领域，他们履行了很多年以前内特尔的一个承诺――民族音乐学家要研究社会当中所有的音乐。相对于这些研究，莱斯又补充了一条：还应包括那些最普通的、最熟悉的、最乏味的音乐。
9.关于因特网上的音乐生活的研究。
因特网是很多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作为研究人们音乐行为的一个场所，应该对其产生兴趣，这是毫无质疑的，但目前还没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1995年，有一个学生莱斯认为是第一个发表了互联网上音乐生活的扩展田野工作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叫《“虚拟音乐共同体”：作为文化体系的民间音乐互联网讨论群体》。2005年，另外一个学生在一次会议上宣读他的论文《虚拟的田野工作》，他的很多项目包括俄国音乐的采访都是通过因特网制作、实现的。莱斯预言，在因特网上的研究将会变成一种时尚、潮流。
由此看来，从70年代内特尔的《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90年代的《民族音乐学新方向》，再到21世纪蒂莫西・莱斯的“21世纪民族音乐学的新趋势”，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视野从最初的关注音乐种类飞跃到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直至现在对特殊视角的探索，形成了当今西方民族音乐学以“差异”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差异”是指诸如一群人在性别、年龄、种族、阶层等方面存在着有形、无形的劣势，即一些重大的差异的方面。这些方面显然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这些个体与亚群体的特性被看作是由矛盾、差异和对立造成的，由此，共识的研究几乎完全消失，个体和亚群体现象变得更重要了。这使得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视野“超越了所谓的‘其他’民族，而转向了差异所造成的女性、儿童、移民、社会下层等亚群体音乐文化”。
参考文献
1.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历史的轨迹》[J]，《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2期第44-62页。
教师基本功大赛显教师风采
2005年11月10日-12日，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评价体系之一的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基本功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高尚的师德修养是教育基本功的核心，先进的教育理念是教师基本功的支柱，扎实的专业技术是教师基本功的根基。这次大赛由国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主办。这次大赛既是加强艺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一次全国性艺术教育教学的检查，同时又是各参赛学校和选手展示自身综合素质，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学校音乐教育观念的更新在这次大赛中尽显无疑。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国36个省（市）的144名选手分别参加即兴伴奏、指挥、舞蹈、器乐、声乐、钢琴和音乐欣赏笔试7个项目的比赛，各省（市）还组织了教师观模团参观比赛。
音乐院校学科建设方兴未艾
2005年，音乐艺术院校在实践方面主要体现在学科建设上。首先，随着音乐传播的学术观念的进一步巩固，学术研究与专业教育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为了适应当代音乐传播事业发展形势的需要，促进音乐传播事业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推动音乐传播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共同发起，于2005年5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这是继“2002年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后，对音乐传播学科以及音乐传播现象的新发展做出的进一步的探讨与交流。会议议题主要围绕音乐传播学科建设与教育思考、音乐传播的形式与特征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研究、音乐市场与艺术管理、音乐传播考察与媒介研究、音乐传播的文化思考及其它等六个专题来展开。
2005年11月21日-27日，第七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与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举行。美学会议从11月21日开始为期三天，会议按照不同主题分为中国当代音乐美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理论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三个会场进行研讨。与会者针对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传统音乐美学、表演美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本次音乐美学会议既是一次思想碰撞的盛会，更是一次智慧绽放的盛会。它在与会代表们企盼的目光中开始，热烈的讨论中进行，丰收的喜悦中结束，并始终伴随着热烈的争鸣和对未来发展的憧憬。
关键词:维吾尔族音乐理论体系 木卡姆研究 共性与源流
一、版本的准确性是研究工作的客观依据
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民族的传统音乐、诗词、舞蹈的组合体。它具有严谨规范的结构，个性化的鲜明特点与精密的科学性。《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迄今已出版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记谱整理，1960年由音乐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二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学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编，199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典文学研究会编，1997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第一个版本的乐曲数为245首;第二个版本增至320首(增添了75首);第三个版本又在第二个版本的基础上增添了《阿比倩希曼》、《穆斯台扎特》和《依希热提恩格兹木卡姆》等三个部分。就传统音乐研究而言，版本的原始性与准确性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客观依据。现今创作或其他形式增补后的木卡姆在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上与第一版《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可同日而语。除了民间遗存的乐曲外，人为的弥补《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符合学术研究对资料的要求，是不可取的。遗存的十二木卡姆曲调可以增补，但应当说明增补乐曲的出处。最近，有些海外学者对《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三个版本作出评价，“他们认为第二、第三种版本的学术价值远不如第一版本，因此他们在研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时只使用第一种版本。其理由之一是第一种版本是由民间艺人演唱、演奏的原始材料，是民族音乐学家田野工作的成果，而第二、三种版本是由专业演员演唱、演奏的音乐，不是采自于民间音乐生活，不具有真正传统音乐的性质;理由之二是第二、第三种版本在原套曲中增添了不少新曲目，又未加详尽说明。这些新加曲目并非来自民间传承”。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两个概念，不能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将会给这块世界罕见的瑰宝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应当本着尊重历史、展示传统音乐原貌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学风开展民族传统音乐整理工作。我们应准确把握作为民族历史精神财富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非物质文化的原始风貌，否则将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及维吾尔木卡姆的传播不利。
二、从维吾尔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人手开展研究工作
维吾尔音乐尤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能够体现出乐制的多样性。乐制包括音乐和律制的音乐体系概念。世界各地区的乐制大体可分为三种体系，“五声体系”即中国主体体系、“七声体系”和“四分之三音体系”。这一理论最初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Eirch Von Hormboste1,1877-1935)提出。我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最早以国文刊出该理论，理论名称略有改动。五声体系(即五声音阶体系)流行地区极广，亚洲地区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越南、吉尔吉斯以及俄罗斯接近亚洲地区的靴靶、马里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原巴什基尔)等地;并流行于非洲地区，美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七声体系(即七声大小音阶体系)几乎流行于整个欧洲，并及于美洲。这个体系与古代希腊乐制有密切联系。四分之三音体系就是在音阶中相邻两音之音存在着“四分之三音”(即“半音”加“半音之半”的音程的一种乐制)。这种四分之三音是阿拉伯民族音乐的主要特征流行于阿位伯和伊朗，亦见于西亚和北非地区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诸国，如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三种体系互有影响，在同一体系内，不同民族其乐制又各有特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是三大音乐体系均存在的复杂音乐主体，它的复杂结构形态和维吾尔民族这个音乐客体的认知心理、情感心理、音乐心理密切相联。三类心理状态又与维吾尔民族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丝绸之路要冲，各种古老文明交汇于此。受惠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维吾尔民族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从古老的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中汲取营养。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03
执笔者简介：周 耘（1960～），男，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9-10
1986年，武汉音乐学院正式报批建立了音乐学系。这一办学举措在国内九所音乐学院中是较早的。此前，相继建立音乐学系的有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无一例外都是部属院校。武汉音乐学院建立音乐学系可谓开地方音乐学院本科教育设音乐学理论专业之先河，而其他音乐学院陆续建立音乐学系则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日月轮回，世纪更迭，音乐学系建系至今从办学规模到教学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音乐理论人才，其学术研究亦在音乐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春风化雨二十七载，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走过的是一条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道路。
一、机遇·决策·建系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社会终于得以摆脱“梦靥”和长期左倾路线的束缚，开始大张旗鼓地施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教育、科学迎来久违的春天。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元气恢复发展迅速，音乐学的各个学科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此同时，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各项成果既对我国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学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也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为适应改革开放时代的音乐学学科建设，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相继建立了以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心的音乐学系。于是，抓住机遇创建音乐学系的问题就提上了武汉音乐学院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议事日程。
实际上，武汉音乐学院早在其前身中南音专时代的1956年，就成立了以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为主要职能的“民族音乐研究室”。此后，又于1978年建立了湖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的直接前身）“音乐研究所”。从“研究室”到“研究所”，在音乐学的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积累了诸多成果，产生了杨匡民、孟文涛、周畅、方妙英、刘正维、杨溉诚等一批于国内、圈内有广泛影响获普遍好评的音乐学家。1984年，音乐研究所在办学层面迈出重要一步，在全国各大音乐院校中较早正式设置硕士学位课程，开始招收民族音乐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经湖北省教委批准，音乐研究所招收了“音乐学·戏曲音乐专修班”学生。至此，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理论专业呼之欲出，建立一个作为独立二级教学单位的音乐学系可谓水到渠成。
图1 音乐学系教师合影（2013年）
1986年，经过认真筹备并报政府相关教育行政机构审批通过，武汉音乐学院继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三所部属音乐院校（当时）之后正式成立了音乐学系。当年，音乐学系开始招收三年制的音乐学理论专科生，同时继续招收原由音乐研究所管理的音乐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学校尚未设研究生部）。这一办学模式持续了三年。1989年，音乐学系首次招收四年制的音乐学理论本科生，武汉音乐学院自此始有音乐学理论专业的本科教学。自1990年起，音乐学系招收培养五年制本科生办学模式延续至今。截至2013年9月，在校本科生共计293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音乐研究所和音乐学系一直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先后担任音乐研究所和音乐学系负责人的有：林路、杨匡民、孟文涛、童忠良、杨大德、卢国元、汪申申、田可文、黄琳华、李幼平、孙晓辉、蔡际洲、王洪军等。现任党总支书记谷杰，系主任周耘，副系主任孙凡。
图2 杨匡民教授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作为在地方音乐院校中较早建立的音乐学专业，创办之初，就设定了建立一个高水平、有特色的音乐理论系的目标。经过27年来的不懈努力与探索追求，目前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和一支结构较合理的学术梯队。我系长年坚持“立足湖北、辐射华中、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一方面，着力将学科的根基置于丰厚的荆楚传统音乐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又将目光向整个世界音乐文化延伸。同时，还履行音乐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职责，将音乐学知识回馈给社会，为祖国的音乐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2010年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在音乐学系和民乐系共同举办的民族音乐学家史新民教授八十华诞暨民族音乐学教学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一位特殊来宾的即席讲话引起大家关注。发言者张叙之先生是史新民教授的老朋友，在音乐学系紧锣密鼓筹建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正担任湖北省教育厅主管高校专业设置与学科建设的副厅长，与时任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史新民先生一起见证了音乐学系创建的全过程。张先生盛赞我院当时抓住机遇敢为人先创建音乐学系的果断决策，并话语深情地对筹建过程中我院相关领导、专家、教师表现出的热情、韧劲与事业心表示敬意。的确，如果当年面对机遇时武音人没有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勇气，就不会有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较早建系，也就不会有此后在国内音乐学界的地位与影响。
二、学科·传统·梯队
在学科建设的战略布局上，我们始终关注音乐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的发展；音乐学各子学科的发展；音乐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音乐学与社会音乐生活的关系等。在学科建设的具体思路上，我们刻意强调在与人文学科和相关自然学科交叉的背景下建立相应的子学科群。为满足当今社会精神生活的发展带来的人们对音乐学知识需求的与日俱增，我们十分重视围绕主干学科的音乐学学科分支的延伸和拓展。经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和几十年的探索积累，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与教学体系。目前，音乐学系在学科建设上大体形成4大研究领域、16个主要研究方向的格局。具体为：民族音乐学（涵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世界多元文化背景的音乐等研究方向）、音乐历史学（涵盖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琴学、音乐文献编译、乐律学、音乐声学等研究方向）、音乐美学与音乐心理学、应用音乐学（涵盖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音乐艺术管理等研究方向）。不难看出，围绕主干学科的音乐学学科分支如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声学、音乐传播与管理、音乐编辑学等，都是20世纪后期新学术背景下学科交叉的产物，而音乐学系的学科建设则始终体现着学科自觉、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与时代的需求。
图3 贺杨匡民教授九十华诞
回顾多年来学科建设的历程，音乐学系以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为学术传统，在音乐形态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结合，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研究领域。从音乐学各分支学科的情况来看，首先得到发展的是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学科领域。这也是本专业学术实力最强，科研成果最具影响的传统学科。其中，我系教师关于荆楚民俗音乐文化、曾侯乙编钟与编钟古乐、道教音乐文化、佛教音乐文化、乐律学、中日音乐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与优势音乐学分支学科群，其学术惯性必将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继续发酵。
1989年以来，音乐学系则在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音乐声学、音乐文献学等方向有所拓展。这些领域，均在国内音乐学科的发展中居于前沿地位。从而形成一个学术传统突出又开放交叉的学科发展态势。1997年，音乐学专业的“编钟音乐研究”、“中国道教音乐研究”、“音乐考古与楚音乐艺术研究”、“音乐文献编译”等研究方向，被湖北省教委评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势与特色领域”。2003年，音乐学专业的“民族音乐概论”被湖北省教育厅评定为省级精品课程。2008年，“中国音乐史”也进入省级精品课程行列。2009年2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专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第二批品牌专业。这些评鉴实际上体现着政府教育行政管理层面门对我系传统优势学科与研究方向的认定。
多年来，依托武汉音乐学院这一学术交流平台，音乐学专业教师还积极组织、参与国际性、全国性学术会议及其学术交流活动。诸如1988年举办的“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举办的“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举办的“中国律学学会第四次年会”、2006年举办的“东亚乐律学第二次研讨会”、2007年举办的“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举办的“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秋天，将举办“古琴申遗成功十年庆典暨琴学与非遗保护学术研讨会”。这些均对促进本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我系还搭建起“东方音乐学讲坛”、“音乐学论坛”等开放性高层次的学术平台，大力倡导学术交流、碰撞与创新，也为我院师生了解、分享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信息带来便利。
在人才智力资源方面，音乐学系师资力量堪称雄厚。本专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出现了杨匡民、孟文涛、童忠良、刘正维、史新民、郑荣达、丁承运等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学术声誉的老一辈学者，也有一批有影响的中青年专家。近年，针对我系教师平均年龄偏高的现象，我们通过加强优秀青年教师的引进与培养，逐渐形成了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我系良好的学术传统、团队精神与蓬勃向上的面貌，在全国音乐院校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我系教师多为音乐实践与音乐学理论一体化的复合型人才，其中高学历、高职称者较多。他们学缘广泛，知识广博。他们中间既有武汉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培养的音乐理论“专才”，也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普通高校、科研部门和国外大学（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德国柏林艺术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培养的具有哲学、美学、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艺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背景的“通才”，教师都担任了两门以上课程的教学任务。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学缘、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学术群体。
目前音乐学系设有4个教研室：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徐烨，教师有周耘、胡军、傅丽娜、孟宪辉、许璐等）、中国音乐史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王洪军，教师有田可文、李幼平、孙晓辉、谷杰、毛贞垒等）、西方音乐史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徐艺，教师有杨汉丹、杨峻峰、冯欣欣、袁利军等）、艺术管理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孙凡，教师有王秀明、汪森、单金龙、刘恋等）。教师均具有大学以上学历，所有50岁以下的教师均有硕士学位，其中6人获有博士学位。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奋斗与积累，音乐学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令人欣慰，更为可喜的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优势学科和研究方向，而教师年龄结构的优化、学术梯队的建设，则保证了教学科研的后续发展与学术传统的薪火相续。
图4 史新民教授80华诞学术研讨会
三、科研·成果·特色
2001年以来，音乐学系专业在编教师先后主持了国家教育部、文化部、湖北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立项的科研课题20余项。这些课题的选定大多紧扣本院的教学工作，大致按照两种目标开展活动：第一种目标是紧紧围绕全国音乐院校普遍开设的音乐学基础共同课的研究，第二种目标则重点在于地方特色、学科特点的课程建设。
音乐学系近年来承担的部级科研课题有：文化部项目刘正维教授的《20世纪戏曲音乐发展的多视角研究》（03AB003），刘正维教授主持、教育部立项于2001年的《湖北民间音乐研究》，童忠良教授主持教育部2001年项目《中国乐理研究》，汪申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教育部2001年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文献综录》（01JA760018），孙晓辉副教授承担的文化部2003年项目的《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等。此外，刘正维教授、蔡际洲教授、周耘教授、胡军教授分别主持了2006年度文化部重点课题《中国民间音乐现状调查》之4项子课题的研究。
音乐学系近年来承担的省级课题有：史新民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湖北民间器乐文化研究》，汪申申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文论研究》，孙凡副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全真正韵音乐研究》，蔡际洲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2年重大项目《湖北民间音乐集成多媒体音像资料的开发和应用》，李幼平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年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长江流域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湖北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宋代大晟钟的声学研究及其乐律学分析》和《20世纪中国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数据库》，郑荣达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和声的声学基础》，丁承运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上古楚琴形制研究》，周耘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荆楚民俗音乐文化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及《中国古代都市的“音风景”研究》，谷杰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编钟声学测量实用技术研究》，胡军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中国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王洪军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20世纪末叶中国律学理论研究》，周耘教授主持上海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2009年委约项目《上海玉佛寺佛教仪式音乐研究》，谷杰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11年重点项目《先秦至两汉十二律阴阳说研究》，周耘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12年教研项目《荆楚民歌唱法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等等。科研课题源源不断地立项和相关研究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我院音乐学专业研究方向的充实与更新，同时也展现了我系的学术优势和特色。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是本专业最有影响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学者杨匡民教授提出的“民歌色彩区和三声腔”论与“长江流域音乐文化区”学说、刘正维教授提出的“戏曲腔式板块”分布论，以及以荆楚民间音乐、南方戏曲音乐、武当山道教音乐、佛教仪礼音乐研究为代表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其中杨匡民教授等承担的国家“七五”重大项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是国内第一部“民族音乐集成”专著，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好评和国家文化部门的表彰；史新民教授主编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道教音乐的专著，不仅在中国大陆具有推动学科发展的意义，其影响还波及美国、新加坡，以及港澳台等地区；刘正维教授关于长江中上游戏曲声腔系统的研究，不仅被学界认为在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意义，而且还对传统音乐传播、流变的研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理论与方法；还有童忠良教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基础理论的研究、蔡际洲教授关于南北曲渊源的“曲调考证”及长江流域音乐文化的系列研究、周耘教授关于荆楚民俗音乐及中日佛教音乐及其比较的系列研究等，也在国内外音乐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多位该研究方向学者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了部级或省级表彰与奖励。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研究方向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图5 刘正维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中国音乐史也是本专业较有影响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的显著特色在于，将音乐史研究与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乐律学的研究方法及最新成果相结合，对音乐史料作全方位、立体性的综合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童忠良教授的《曾侯乙编钟的三度音系》，被学术界誉为“改写中国音乐史”的力作，在国际音乐学界也有一定影响；丁承运教授的《清商三调音阶调式考索》，曾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近年来又在楚调研究、琴调研究以及古瑟调弦法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田可文教授在音乐史学理论、湖北地域音乐史，特别是湖北近现代音乐史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孙晓辉副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两唐书乐志研究》揭示了汉唐之际音乐传承的全过程，其国家课题《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系统研究了唐代雅乐及其与燕乐的关系，博士后出站报告《唐宋词调研究》揭示唐宋词调历时演进的过程；李幼平教授的博士论文《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结合宋代大晟钟实物的考古学研究开拓了宋代音乐史研究的新局面。近年来，该研究方向又有了新的拓展，以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审视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今后可望在先秦楚乐研究、魏晋南北朝音乐史、唐代与宋代音乐史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在特色学科方面，我们的音乐考古学在全国较有影响。在以曾侯乙编钟为核心的古乐器研究与艺术实践基础上，音乐学专业的音乐考古学研究方向于1989年正式成立并招生。自2003年6月开始，湖北省博物馆正式与音乐学系音乐考古中心合作，将该馆曾侯乙墓编钟古乐器演奏项目纳入由我系教师主持与承担的省级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湖北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工作之中，具体承担起古乐创编、乐舞排练、古乐器复（仿）制、古曲创编、艺术监督等工作，系统地提供技术咨询和理论指导，达到了以社会为舞台充分展示教学、科研成果的目的。另外，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也是我系近年来开辟的新的研究方向。宋祥瑞、蔡际洲、孙凡、汪森等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上，以及在该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上，在音乐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图6 著名古琴家丁承运教授
在研究方法上，我系科研始终坚持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融合，立足音乐本体，以历史学眼光和人类学视野，对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中国南方音乐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理论研究，。此外，我们还重视高科技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运用计算机技术与数字音频处理技术，分析古代乐器与音乐作品；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层次研究传统音乐形态；运用多媒体信息传输技术，使研究成果具有声、像、图、谱等生动直观的表现形式及传输方式。
总之，我们一贯倡导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研相长，不仅形成了教学以科研为基础、科研以教学为目的，通过科研促进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教学深化科研内容、转化科研成果，进而加强音乐学专业建设、扩大社会影响的良性发展态势，也形成了我系科研的特色。
四、教学·实践·育人
音乐学系本科教学目前开设有“音乐学理论”和“艺术管理”两大专业，教学宗旨在于面向社会适应时代培养具有一定音乐表演技能、有较高音乐理论素质和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而言，即按照宽口径、厚基础、创新型的育才模式，培养能在各类学校、音乐团体、科研单位、文化机构、新型媒体等部门从事音乐理论教学、研究、管理、编辑、评论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作为新兴应用性专业的“艺术管理”，自2006年起正式招收四年制本科生，截至目前在校生有80人，已向社会输送了四届毕业生。
我们在教学活动中认真确立音乐学品牌专业意识。根据鄂教高[2004]24号湖北省教育厅文件《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04年湖北省高等学校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系“音乐学（音乐学理论）”被列入2004年湖北省高校本科品牌专业建设项目。通过研讨，我系于2005年制定了《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音乐学理论）”专业四年建设规划》，详细规划了音乐学系四年建设规划预期达到的目的、实现目标的步骤。通过广泛的调研，我们明确了品牌专业四年建设规划预期达到的目的是：扩大专业内涵；创新教学模式；扩大办学规模。同时明确了音乐学系品牌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即充分利用音乐学系的科研优势积极探索和建立新型音乐学教学模式：积极推动艺术实践和音乐理论研究的协调发展；坚持音乐学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齐头并进发展思路；通过艺术实践培养学生的音乐学创新能力；深化教学改革，扩大专业内涵，促进音乐学与社会需要接轨。
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方面的主要目标是：力争整合学科优势，强化地域特色，推出学术成果，建立新型音乐学教学模式，进一步完善科研、教学和艺术实践良性循环体系，期待通过制度建设和改革措施达到稳步提高教学质量、扩大专业内涵、提升学术品格、培养音乐学创新精神和扩大社会影响的目的，把武汉音乐学院建设成为我国音乐学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2006年3月，我系接受了湖北省教育厅品牌专业中期检查。2009年2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专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第二批品牌专业。这是音乐学系在品牌专业建设上取得的跨越式的成就。
音乐学系坚持依靠科研动力，拓展专业教学内涵。这方面具体体现为：其一，以教学内容为主体积极组织科研课题。科研工作的立项和相关研究活动，为音乐学系专业课及全院相关音乐基础共同课的教学提供坚实的科研基础，促进了音乐学系专业特色课程和全院公共选修课程的建设。其二，以教学队伍建设为目标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科研以团队项目为主，提倡老中青结合，促进研究队伍的优化组合。我系共培育了可供音乐学系、全院学生学习的专业课、专业基础课、指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60余门，其中不乏通过上述科研活动产生的课程，如“湖北民间音乐概论”、“道教音乐文化”、“长江流域的音乐”、“流行音乐鉴赏”等课程。
音乐学系教师除担任本系学生的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着全院各专业的音乐史论、民族音乐理论、音乐欣赏等各类共同课的教学任务。此外，我系教师的“音乐学高校行”在湖北高校的巡回系列讲座不仅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也扩大了音乐学系的社会影响。2003年，音乐学专业的“民族音乐概论”被湖北省教育厅评定为省级精品课程。2008年，“中国音乐史”也进入省级精品课程行列。2004年，音乐学系顺利接受并通过了湖北省教育厅主持的“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培养条件评估”和国家教育部主持的“武汉音乐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2012年，武汉理工大学、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联合申报艺术学理论博士点成功获批，音乐学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13年，田可文教授招收到我系首届博士生1名，在高层次音乐理论人才培养方面取得里程碑意义的进展。我系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推进学科建设。2012年以来，我们还在利用优质资源促进开放性办学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与台南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关于“音乐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交换培养协议”的签订与顺利实施及两校教师成功的交流互访、“两岸四校音乐学论坛”的共同举办，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成果。
近年来通过整合主要以音乐学系为中心的人才智力资源，学校先后成立了“中国道教音乐研究中心”、“中国音乐考古中心”和“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三个中心均是目前国内各自研究领域唯一的专业研究基地，它们的建立更加突出和强化了我院音乐学专业的优势和特色。其中“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经湖北省教育厅审核，正式下文批准为“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实行的以课题带动音乐理论人才培养的机制，对于教学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学院还投资30余万元建立了“音乐声学实验室”，成为该专业方向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
为加强音乐学教学实践环节，音乐学系与湖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相关单位、丹江口市吕家河民歌村、兴山县文化局、秭归县文化局、长阳县文化局、潜江县文化局等地方文化部门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上述地区挂牌建设学生传统民俗观摩、民间音乐采风和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的重要基地。同时，也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陕西的西安、榆林等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音乐学系打破以往的单一采风模式，建立采风实习基地与学生就业趋势结合起来的新概念艺术实践基地。大体包括民间音乐资源采风研究基地、艺术管理实习基地、音乐考古学实习基地几种类型。
近年来，在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方面我系还进行了系列实验。我们重新审视设定了音乐学专业的育才目标，认为本专业的学生应当在“爱乐、敢想、能言、善文”等素质侧面得到全面发展。其中，爱乐是基础与前提，善文则是本专业的核心能力。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加大了课外实践的力度。创办了“知音杯·音乐名作听辨比赛”、“琴台杯·音乐评论比赛”、“采风报告会”等系列实践平台。同时热情扶持“楚韵剧社”、“国乐研习社”、“东方乐评组”、“风雅颂杂志”等学生社团的活动。这些举措对于演练学生的音乐学基本功，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起到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
图7 音乐学系举行“原生态音乐会”
春风化雨，我们多年来培养的学生不少已成为高等院校、研究单位、文艺团体、新闻媒体的骨干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在国内其他单位就职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崔宪研究员、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姚艺君教授、中国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诗原教授、西南大学宗教音乐研究所所长蒲亨强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蒲亨建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刘红教授、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夏滟洲教授、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院长李道国一级作曲、襄樊市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大庆一级作曲、湖北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副台长段启涛编审等。在武汉音乐学院就职的有：副院长李幼平教授、音乐学系前主任蔡际洲教授、《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田可文教授、音乐学系主任兼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耘教授、音乐研究所所长王洪军教授、研究生部主任胡军教授、音乐学系总支书记谷杰教授、图书馆馆长孙晓辉教授、学工处长杨峻峰副教授、宣传部长孟宪辉讲师等。
本专业学生的科研成果，亦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如89级本科生周洪雷、91级熊露霞、93级屠明、96级黎敏、98级袁玥等撰写的论文，均在国内权威期刊《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发表。86级本科生李诗原、段启涛、87级刘晓江、张翔、赵馨、88级刘小君、孙凡、89级夏滟洲、91级王薇、92级徐雅岚、93级王志毅、陈海燕、99级吴靓等人的论文，均在核心期刊《黄钟》、《戏曲艺术》发表。①此外，尚有徐蕊、孙琳、张恬恬、钱磊、屠明、丁慧、黄蕾、喻宇、施涛、乔晴、赵延琦等多位毕业生的学位论文，在国家或省的评奖中，荣获一等奖、二等奖。另有多篇论文获得湖北省优秀硕士、学士学位论文奖。②
回眸系史，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几代学人始终在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道路上探索前行，但我们深知，离卓越尚远，离先进尚远。展望未来，我们深感音乐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任重道远，但我们深信，只要发扬优良传统，善于创新，敢于超越，不断进取，就能为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执笔者说明：本文对汪申申教授、孙晓辉教授为音乐学系20年系庆论文集撰写的序文《回眸与思考》、蔡际洲教授撰写的《音乐学系的历史沿革及基本情况》多有参引。
注释：
以上列举的全部都是本科毕业学士学位论文，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论文未及统计。
②关于音乐学系学生及论文获奖情况并未进行全面统计，这里列入的只是不完全统计的部分论文。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usicology
Department in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一、西安鼓乐研究专题
本届年会之召开地，无疑是西安鼓乐得以列为专题开展研讨的便利条件。事实上，学界围绕西安鼓乐的研究既往多集中于鼓乐乐史、乐谱、乐器、音乐形态、曲词学等方面的考证上。在本届年会上，以西安音乐学院教师为主体发表的论文显示出了东道主对本地传统乐种的一致关注与细致研究。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突破，既有新的学术成果表述，还不乏新的研究理路展现。
冯亚兰《关于记译西安鼓乐俗字谱的研究――准确合理科学地记译西安鼓乐俗字谱》，指出近年来西安鼓乐谱记译中，如何确保记译的乐谱要与艺师们韵曲或演奏的音响效果相符，如何确保记译的乐谱既要与传统乐学、律学理论相符，更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如民间乐社在演奏方面的实际问题，以将译谱工作做得更准确、合理。焦杰《长安古乐七音十簧笙及其四调的由来》认为西安鼓乐所用十簧笙虽然缺簧少律只能吹奏骨干音，但是因为简单易学便于在民间鼓乐社推广，所以在历史的选择中成为了鼓乐社的主要乐器。牛玉冰《西安地区民间鼓乐社与铜器社的念词音乐研究》分析了鼓乐社、铜器社念词的音乐形态和受众形成的原因。
不同于上述基于音乐本体的研究，叶明春《论西安鼓乐的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围绕鼓乐的表演形式、乐社民俗与宗教活动、鼓乐传承与保护等方面，尝试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西安鼓乐的实用功能、审美功能或兼顾审美与实用功能进行了分析研究。而程天健、王晓平合撰《生命为鼓乐燃烧》，从李石根出版的《西安鼓乐全书》价值意义出发，肯定了这位毕生致力于西安鼓乐研究的学者奠定的“西安鼓乐学”基础及倡导创立长安乐派等贡献和意义。
二、黄河流域传统音乐生存状况及传承研究
黄河流域传统音乐生存状况及传承研究是本届年会的重要预设主题。近年来，各地域、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的车轮下境地堪忧，对现有传统音乐文化现象生存状况做田野调查、研究其保护与传承是颇受关注的论题。在本届年会上有十余位学者围绕这一专题，无论是音乐文化现象本身或研究视野，还是对文化现象背后音乐本体、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问题所做多元分析的方法都有新的突破。
河北大学齐易等通过对端村音乐会样本从不同观察点上展开，讨论传统音乐克服阻力适应新环境的可能性。针对至今仍然活动的10家端村音乐会样本，看到由村中年轻人积极推动、老艺人全力配合而恢复起来的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传承经验。包头师院李红梅《“族群语境”中的仪式音声展演与文化认同――以成吉思汗陵2012年“春节”祭祀仪式音声为例》，记录其对成吉思汗衣冠冢的祭祀活动现象学考察结果，系统展示“守陵人”达尔霍特族群图特的祭祀传统，探究音声在祭祀仪式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的符号意义和象征功能。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文慧《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仪式音声的个案调查》则通过记录一名萨满帮助其弟子举行“供奉希图根”仪式的过程，看音乐在萨满祭祀活动中的作用。包头师院姜晓芳《内蒙古包头市梅力更召庙嘛尼会仪式音声调查》，以唯一的蒙语藏传佛教寺庙梅力更召庙举行的诵经仪式作为研究对象，对仪式活动中的音声进行分析。
吴燕村《蓝田晋化现存水会乐社音乐形态考察》，集中于流行在陕西蓝田民间的水会音乐发展现状进行考察，指出商业化时代舞台表演对即将消亡的民间音乐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及不利影响。兰州大学燕仲飞《甘肃陇南仇池山歌现状调查》从甘肃陇南仇池山歌的流传形式、艺术特征、仇池山歌与洮岷花儿的异同性、仇池山歌的传承与保护角度，展示了独具魅力的古老氐族文化遗产。洛阳师范学院马春莲《口头传统艺术中的“规则”：河洛大鼓的程式化特征探析》对洛阳大鼓的祭祀、演出程序，音乐、描述的范式进行总结。中国艺术研究院于华的《鱼河堡府城隍庙庙会的调查与研究》，记述榆林市鱼河堡府城隍庙正月社火祭祀，对祭祀的仪式流程和所用音乐进行研究。樊家城《黄土高原地区民歌的生存与传承》对黄土高原民歌的保存、传承与发展提出思考与建议。王雪《20世纪传统音乐资源进入高校的启示与反思――以二人台艺术家丁喜才传承个案研究为例》介绍了丁喜才从民间舞台到高校讲台的过程，研究分析如何建立常态化的渠道吸收民间艺人进入学院的教学。
三、乐律及乐种综合研究
在乐律研究方面，扬州大学刘永福《端正学术心态，解悟“同均三宫”》对学界争论已久的“同均三宫”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由黄翔鹏创造性地提出的概念，在作者的研究中，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本来就有的历史原理。河南大学王亚丽《以音阶问题为核心的豫剧宫调探究》在对豫东调、豫西调中fa的音位进行考证后，基于两种调的音级性质的分析，得出豫剧音阶是自然七声，属于清乐音阶的结论。
从乐种综合研究来看，河南大学杨善武《从陕北民歌同源变体关系看苦音宫调的构成》，通过列举几首民歌，指出陕北民歌许多曲目都是同一种曲调通过调性的变换而来的，即同源变体关系。中国音乐学院徐天祥《“风搅雪”音乐现象研究》一文，摄取传统音乐中广泛存在的“风搅雪”音乐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并以山西陵川县鼓书《王祥卧冰》为例分析当下“风搅雪”的特点。沈阳音乐学院关意宁通过其所记录的1000对平调上下句以局外人客观的视角考察陕北说书。成文《调――陕北说书音乐基本形态研究》研究了陕北说书的板式、典型调、变化等。
四、音乐区域分布及文化关系研究
黄河流域作为华夏民族文化发源地，其实质融合了诸如戎、氐、羌、匈奴、夷、鲜卑、党项、突厥、乌孙、回纥等多民族文化因子，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见复杂多元的文化结构。对这一文化结构的厘清抑或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素来是学界趋之若鹜的焦点和热点。本届年会中有多位学者从民族源流、地理动因、基音等角度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其中既有理论上对区域音乐分布进行整体研究的，又有基于某一具体音乐文化事象的微观观察。
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旋律音调结构与民族源流》指出旋律音调结构是在特定的音阶调式基础上形成的旋律音调结构原则，反映了一些民族地区音乐语言的特点，其民族文化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共同文化”的象征，即无论历史发展与变化，同源民族在各自的民歌中都会尽可能保存共同的典型性腔音列。西安音乐学院陈慧雯《区域文化生态中的陕西戏曲》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对陕北、关中、陕南的戏曲文化进行考证，认为陕西戏曲的同源演化使陕西地方戏曲声腔形态具有共性。中国石油大学刘清《黄河三角洲民间音乐形成的地理动因初探》从黄河地理特点入手，分析了山东滨州、东营两地民间音乐的分布特征和特点。武汉音乐学院毛璐《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史前乐器考》从声学原理着手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的笛、响器等九种乐器按照类别对出土地点、出土数量、乐器结构进行研究。信阳师范学院李敬民《区域音乐研究的逻辑起点――以淮河流域民间音乐的文化区划为例》以淮河地区戏曲、曲艺的分布为例，讲述了区域音乐传播特点和研究方法。
西安音乐学院李宝杰《陕西民俗音乐文化的区域性比较与分析――以闹秧歌、闹社火为例》以秧歌社火为切入点对陕北、关中、陕南三地的文化特征进行比较，得出环境因素和民俗因素是影响民间音乐文化品种发生风格变异的决定性因素。曾金寿《“木卡姆”文化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从大的文化现象去看“木卡姆”的分布，指出“木卡姆”文化传播因阿拉伯地缘文化与伊斯兰教宗教文化的混合而完善，丝绸之路带动了伊斯兰教的传播，最终成为遍布北非、中亚、西亚、新疆等地的文化现象。山西长治学院董郑峰《传统音乐异地传播与流变研究――以上党梆子为例》以音乐传播学的视角研究上党梆子，并对其传播地域局限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包头师范学院贺宇《跑圈子秧歌与当地二人台之比较》对二人台艺术舞蹈的来源及曲调、唱腔、器乐伴奏等特点进行了研究。
为期三天的论文每天皆精彩纷呈。笔端难以叙尽，只能略记如上。回望本届年会，代表们围绕黄河流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现状发表的讨论，是近年来学界的思索方向的缩影，从内容上开拓了与会学者的视野，从方法上深挖文化现象，彰显了跨学科、重深度的良好趋势。特别是年会期间组织举行的秦腔《杨门女将》演出，以及由西安长安区何家营鼓乐社和西安音乐学院鼓乐艺术团联袂献演的“鼓乐专场音乐会”，既让代表们领略了来自民间的淳朴乐韵，又感受了学院派在挖掘整理传统音乐文化上的独特理解。
演奏艺术理论以乐器演奏为对象，但不仅限于演奏,它所研究的范围包括人类有关器乐演奏的全部成果和行为，具体研究对象包括以下方面：
(一）乐器的制作和演变
纵观器乐发展史,乐器的每一次革新都催生了演奏技术、音乐创作和审美的系列变化，从而使音乐的发展带有历时性的特点。了解乐器的制作和变革，有助于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如维奥尔琴、早期使用羊肠弦的小提琴和后来用金属弦的现代小提琴、电子小提琴的演奏风格与作品特点,古钢琴、近代钢琴和现代钢琴的音响特点与演奏风格，在此基础上为我们在演奏艺术上的继承和创新提供参考。
(二)演奏技术研究
演奏技术包括基础类技术及其传承，如弓弦乐器的指法、换把、揉弦和运弓技巧，钢琴的左右手技巧和踏板的使用,吹奏乐器的气息、吐音等;创新类技术，指不同乐器间技巧的借鉴和创新,如小提琴用弓杆擦弦、在琴码后演奏,当代二胡的炫技性演奏，预制钢琴与音块奏法等。不同类演奏技术是器乐表达的基础，也是器乐发展史上最革命的因素，有力推动着作曲、演奏教学和听众审美趣味的进步。演奏技术理论乃是音乐演奏和教学界对历史和当代演奏实践及乐器演奏规律的系统化总结，是演奏技术由实践到理论的飞跃，是人类能动性的体现，它的价值在于进一步指导实践——使技术的演奏和教学得以普及、提高，促进继承与创新。
(三）演奏风格与演奏美学
演奏风格受几方面影响：一是各流派的演奏美学观，二是作曲家的作品风格,三是演奏家本人的艺术个性与修养，而这些都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社会文化及听众审美趣味有着密切的关系。代表性的演奏风格经由实践到理论的总结与提升形成演奏美学(类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以克鲁采尔、巴约和罗德为代表的欧洲18世纪古典主义弦乐艺术风格、19世纪帕格尼尼的炫技性演奏风格、克莱斯勒的浪漫主义演奏艺术新的美学标准和新风格，肖邦、李斯特或普罗科菲耶夫的钢琴演奏风格等等。对演奏风格的研究有助于深刻把握作品、提升演奏与教学质量,丰富音乐表达。
(四）演奏学派及代表人物
演奏学派标志着某乐器演奏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技术、教学、创作和理论研究诸方面均趋于成熟。各流派均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如科列里与罗马学派,约阿细姆与新柏林学派，以冯子存、刘管乐为代表的中国北派梆笛以及以陆春龄、赵松庭为代表的南方曲笛流派。学派的发展，贯穿着一条师承关系的线，因此与流派关系密切，但也有非师承却因其影响而属于同一流派者，如克莱采尔和巴约自称是维奥蒂的私淑弟子，追随帕格尼尼而成为该流派代表的恩斯特、巴齐尼、布尔、阿卡尔多等。总之,他们是演奏艺术最直接的代言人，其表演实践体现着继承与创新，同时在作曲家和听众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五）教学及理论研究
演奏艺术史上的不同阶段均出现了许多名师，如克莱门第、车尔尼、卡尔?弗莱什、奥尔等，他们不仅在教学而且在理论研究、教材编写方面均做出了贡献。1795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所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之后的19世纪欧洲高等音乐学院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优秀的师资、生源和良好的教学科研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音乐(演奏)艺术朝着科学化、体系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演奏、教学和理论研究三者相互促进,历史的和当代音乐成果在演奏艺术理论里形成体系。今天世界任何一所顶尖级音乐学院的教学可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使学生掌握前人几百年里的演奏技术,教学和理论研究功不可没。
(六）文献、作品分析与版本研究
印刷术的出现、记谱法的完善,使我们能够记录音乐作品,促进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演奏艺术史上的文献包括各个时期、各流派的作品，如从创作者方面,有演奏家本人创作或改编的作品、有作曲家创作或改编的作品，前者如巴赫的两卷《平均率钢琴曲集》、海飞茨改编的舒伯特的《圣母颂》,后者如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梅西安的《圣婴二十默想》、拉威尔改编自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从体裁方面,包括传统体裁和随不同时期而出现的有民族历史特征的代表性种类，如陚格、夏空、协奏曲、浪漫曲、波罗乃兹舞曲、夜曲、练习曲等。作品分析是从理性角度深人了解创作背景、体裁特点、曲式结构等作曲技法和创作构思,丰富、提升演奏质量。版本比较则体现不同的演奏家对相同作品的不同理解和表达,凝结着音乐文化的个性和实践智慧，与风格紧密相关。文献记载了乐器的演变、演奏技术的进步和创作手法的时代性变革,反映了不同时期物质和文化精神，其中有许多作品久演不衰,成为演奏艺术史上的经典。
以上从演奏本体的角度介绍了六个基本方面,在研究中它们经常重叠和交叉,如演奏技术与教学理论，演奏学派、代表人物与演奏美学、风格，乐器制作演变与演奏技术进步，文献、作品分析与演奏解释,版本比较与风格研究等等。此外演奏艺术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对中外各乐器、乐种演奏、创作、教学传承之比较,演奏形式(独奏、重奏、乐队合奏)研究，对演奏本质的认识、对演奏美学、演奏艺术理论史总的研究、以及对演奏艺术理论未来发展的探讨等。总之，演奏艺术理论的研究对象包含着丰富的物质(乐器)和文化因素(技术文化和人文内容），是物质与文化的载体,具有极大的探索和拓展潜力。
二、目的——丰富理论并指导实践
(一)指导实践——最初目的和最终目标
可以说，演奏艺术理论最早也是以实用——服务实践为目的，演奏艺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突破而获得的。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小提琴家、小提琴演奏艺术的奠基人科列里创立了真正的小提琴演奏艺术，杰米尼亚尼的《小提琴演奏艺术》(1740)是18世纪第一批以专业小提琴演奏者为对象的研究演奏法的指导性书籍,塔蒂尼《论装饰音》论述了当时演奏艺术中有关装饰音的审美作用，《论音乐》提出差音的理论。炫技性演奏在帕格尼尼之前已有法里纳和洛卡泰里等人的探索和创新，在继承和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帕格尼尼发展出浪漫主义风格。他的成果又被法比学派和李斯特等人借鉴，极大地促进了弦乐和钢琴演奏技术的进步。20世纪先锋派作曲家在对传统演奏方式进行了颠覆的同时，又为演奏艺术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而蕴含在20世纪“新作品”中的演奏方式尚未体系化，其技术规律还有待总结并辅以配套的训练教材，以使我们真正踏上20世纪技术和音乐革命的新台阶。
教学更为科学规范地发展。音乐史上每个时期演奏艺术理论的成果都对演奏教学规范化、科学化和专业化起到推动作用。如着名小提琴教育家卡尔?弗莱什的《小提琴演奏艺术》已成为小提琴理论文献中的经典。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乐大师刘天华将二胡带进高校课堂，编写新教材，开辟了二胡的专业化教育。同样，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除了科学继承外，更主要的是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演奏艺术理论和风格流派,使之体系化，并走向世界。
器乐创作的借鉴与发展。演奏艺术理论对器乐文献的研究为我们熟悉前人创作背景、技法、风格，了解器乐音乐的发展趋势，在新时期创新作品都十分重要。音乐史上有许多集演奏家与作曲家于一身的大师,为推动表演和创作做出了杰出贡献。如早期的维瓦尔第、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浪漫主义时期的帕格尼尼、肖邦、李斯特等。19世纪下半叶到整个20世纪，演奏艺术的发展在一百多年里主要由作曲家们创新作品而推动，如德彪西的印象主义、梅西安的整体序列、潘德列茨基和希纳基斯的新音色,以及约翰?凯奇的偶然音乐等。相对于演奏家的创作对乐器传统技巧、音色、音乐表达特点的透彻了解,作曲家对音乐的关注以及作曲技法的革新又为演奏技术的进步开辟了新天地。
(二)丰富理论——学科建设与提升
这里的“理论”有两层含义:一是传统的音乐理论，如作曲技术理论和音乐学理论,另一是演奏艺术理论。演奏艺术理论作为一个“新”学科，其自身的建设和发展理所当然也是为音乐理论做贡献，具体体现在:充实和丰富音乐史,修订专史——演奏艺术史，开拓音乐学的新领域。这是因为：
1.音乐史有待完善
长期以来，表演实践一直是音乐表达的主要形式，人们享受音乐的方式主要是在音乐厅现场视听，表演艺术几乎是音乐的代名词。而长期以来，传统的音乐史书里演奏多被忽略，所占篇幅极少，因此传统的音乐史书也被人们戏称为“作曲家的历史”。究其原因：①与历史有关——录音技术出现以前,音乐传播靠厶们的现场演奏（唱），记录仅有书面形式的文字和乐谱,因此当历史上某一阶段的音乐表演失传时，遗留的只剩后者;许多写史书的人(大多乃非演奏职业)持“作曲家创造音乐历史”观点，以作品创新为划分音乐历史阶段的依据,认为演奏原创性少,属于二度创作,只是作曲家和听众之间的一个桥梁。②乐评人和音乐评论家所写多为即时演出评论，供读者浏览，因系统性不足，无法收录于音乐史。演奏艺术理论在音乐史中一直没有立足之地,导致人们对演奏的印象仅停留在技艺层面而非文化的高度。而演奏艺术理论的兴起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2. 演奏艺术理论学科建设势在必行
到目前为止,演奏艺术理论在各个具体专业(如小提琴）巳有不少理论成果，但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学科归属尚不清晰，影响了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长期以来,演奏艺术理论在我国9大音乐学院和设有音乐专业的综合大学里仅有天津音乐学院将其设在音乐学系,其余仍划归各器乐表演专业演奏与教学研究方向。众所周知，“技术至上”,务“实”而非务“虚”的偏见和倾向存在于表演专业中，演奏教学(包括大多音乐院系本科阶段）以技术为重，文化基础和音乐理论薄弱使得大多在读的表演专业硕士研究生们缺乏理论的广度和深度，难以承担推进学科发展的重任。倒是音乐学,无论是学科本身还是研究者素质,可以从更多角度对演奏艺术进行全面研究。但近年来音乐学专业有重理(论)轻技(演奏技能)的倾向，影响了演奏艺术理论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质量。与建国后我国小提琴演奏和教学水平飞速发展相比，演奏艺术理论发展严重滞后，且地位卑微，归属不清。如果把前者比作生产力的话,那么作为生产关系的后者已严重阻碍、影响了新时期演奏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学科归属迫在眉睫,学科建设势在必行,理论创新至关重要。演奏艺术理论是一个跨专业的新学科，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性质,既然最终以理论形式呈现，那么归于音乐学，又保持与演奏专业的紧密联系也许更适合于该学科的长远建设和发展。
3. 开拓音乐学的新领域
器乐演奏作为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而兴起的一个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有着丰富的形式和内容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音乐史不应忽略,音乐学理应重视，修订专史——演奏艺术史势在必行。演奏界无需“谈理汗颜”“羞于着述”，音乐学专业也应加强该专业理论与演奏实践的结合，要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应上升到演奏艺术、音乐文化、学科拓展和理论创新的高度去建设、开拓，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联系地、发展地、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演奏艺术，使人们认识和感受音乐学(演奏艺术理论)的功能和作用。
(三)增进了解——普及演奏艺术文化
演奏艺术理论除上述两大专业“使命”外还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即普及音乐演奏艺术文化。具体对象有:演奏与教学圈子、音乐界其他专业人士、音乐爱好者和社会大众。
1.音乐演奏者对本专业理论陌生
为数不少的音乐演奏者重技术轻文化,重感性表达轻理论分析,一味埋头实践,即便在音乐艺术世界里也独立向隅。音乐史上，中国的古琴曾是文人雅士抒发情感的工具,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的钢琴小提琴演奏者即是作曲家本人,学养深厚;而如今的乐器学习多为标准化(统一模式)复制。学生的演奏理论、音乐修养严重不足。另外无论是院校还是团体,演奏艺术各专业缺乏交流，影响业内的进步和发展。如民乐与西洋乐、传统乐器与电声乐器、弦乐与管乐、键盘乐器、学院派与表演团体、学院派之间的交流等等。
2. 创作与演奏的隔膜
在音乐界,演奏与创作的分工使得音乐人的能力退化，作曲家不再熟谙乐器表达,演奏家对现代作曲技术望而却步。演奏者与作曲家之间沟通减少，导致鲜有富含继承与创新的精品。演奏艺术理论对改善上述情况具有现实意义。
3. 时展中的理论需求
记录音像的设备伴随着文化工业出现,只是近一百年里的事，音乐记录方式开始多元化——除文字着述外,音像录制和发行催生了批量复制和模式化生产，电视、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又将其推进一步。人们欣赏音乐的方式也变得丰富多样。表面上音乐与大众生活的距离消失，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廉价的视听未必能真正理解和拥有——除了感受过“是什么”,对于“为什么”人们依旧陌生,这也映射出大众艺术需求的提升趋势。
三、方法——音乐视野和学识的体现
建国以来,我国演奏艺术理论的研究多从音乐表演角度,偏重于演奏技术与教学、作品介绍与演奏解释，或是对演奏流派与演奏家的一般性介绍;近年来,以张前为代表的音乐学家从音乐学的角度研究演奏美学,取得了一定成果,丰富和拓宽了研究面。
(一)音乐历史学
音乐史学是从历史观点出发研究音乐及其相关联的现象的学科,它是音乐学最主要的、中心性的领域。以往的音乐史几乎都以作曲家及其作品为主要论述对象,而关于演奏、作品欣赏涉及得很少。演奏艺术理论当中作品文献、演奏技术状况和教学、风格流派、表演美学等音乐成品和行为均可以从演奏艺术史的角度去研究，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特点,属于音乐历史学的范畴，可采取通史性研究前苏联波尼亚托夫斯基着、吴育绅译《中提琴艺术史》,张蓓荔、杨宝智《弦乐艺术史》、周薇《西方钢琴艺术史》，也可采用断代史研究,如“欧洲19世纪浪漫派演奏艺术研究”，或对某个国家、民族进行专门研究,如钱仁平着《中国小提琴音乐》。运用音乐历史学的方法,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纵深和音乐艺术与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的广度上全面、动态地理解和把握演奏。
(二)音乐美学
音乐美学是音乐学当中的精神科学，涉及到音乐艺术的审美问题,是从音乐这个整体来研究其最一般规律的学科。演奏艺术理论当中的美学研究是关系到音乐表演全局的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因为它把演奏作为一种艺术,研究它的美学理想、原则以及审美标准等问题，而这正是演奏之所以能获得艺术生命和价值的关键所在。它的具体研究对象还可以包括:对中外音乐表演美学思想的研究;对音乐表演审美观念及其历史演变的研究;对音乐表演中的风格、流派、民族性和个性的研究等。
(三）音乐心理学
将心理学用于音乐演奏艺术研究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属于实证法，对于科学分析演奏学习及实践中的心理和精神现象、把握规律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论着较多,如周海宏《对部分钢琴演奏心理操作技能的研究》、杨和平《新中国音乐表演心理学文献研究》，以及张前《音乐表演心理的若干问题》,后者对音乐表演中的投情、音乐表演中的想象、音乐表演中的直觉、音乐表演临场心理进行了透彻分析和详尽的介绍。
(四）比较音乐学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前身为始建于1950年的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是山东省最早建立艺术学科的高等艺术教育单位。经过六十余年几代音乐人的共同努力，学院的师资力量雄厚，学科建设完备，教学设施完善，学科内涵和外延都得到长足的发展。1996年，获得山东省首个音乐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获得山东省首个舞蹈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09年，获得山东省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11年，获得山东省首批音乐与舞蹈学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学院现有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校企合作)、音乐表演(中美合作办学)六个专业(方向)招收全日制本科生，音乐理论、音乐技能、舞蹈三个方向招收学术型研究生和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山东省高层次音乐与舞蹈人才的培养基地。在 2011-2012年中国研究生教育排行榜上，我院舞蹈学研究生教育名列全国同专业第三位，在教育部组织的2012年一级学科评估中，我院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在参评的全国38所高校中名列17位，位居山东省首位。
专业优势突出 音乐学专业先后被评为山东省特色专业(2009年)、特色专业(2010年);舞蹈学本科专业在全国同类专业中排名第五(2005年)，舞蹈学研究生教育在全国同类专业中排名第三(2012年)，被评为校级特色专业(2012年)。学院现有省级精品课程1门，校级精品课程9门。
师资队伍精良 学院拥有一支年龄、学历、学缘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的教师队伍。现有教职工中有50%具有高级职称，60%有博士、硕士学位，1人任国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2人入选首批“国培计划”专家库，1名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名山东省省级教学名师，半数以上教师曾在全国、省各类大赛中获奖或担任评委，具有丰富的教学与指导经验。学院先后聘请刘诗昆、郎朗、李德伦、刘德海、郑小瑛、周小燕、金铁霖等音乐家为我院名誉教授，并定期来我院讲学。
科研成果丰硕 2009年以来，学院先后出版专著(教材)30余部，在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主持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级别课题二十余项，厅(局)级课题百余项，获得包括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文化创新奖、山东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山东省委省政府“泰山文艺奖”一等奖在内的省(部)级奖励20余项。
交流合作广泛 学院对外交流活动广泛，与法国埃夫里大学、美国拿撒勒大学建有合作关系。定期邀请国内外名师来校讲学，并委派师生先后赴法国、韩国、日本、肯尼亚、美国、英国、菲律宾、泰国、台湾等国家(地区)进行学术、艺术交流活动。2011年我院成功举办了“第九届中外音乐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
办学条件完备 学院有琴房140余间，拥有多媒体电脑音乐室、MIDI制作室、数码钢琴教室、音像资料室、录音棚、现代化多功能音乐厅、舞蹈形体训练房等，并拥有斯坦威等演奏级钢琴多架，各种乐器齐全。根据学校十二五规划，音乐学院在长清校区规划建筑面积14000余平方米，预计2015年竣工。
育人质量过硬 学院已培养毕业生三千余人，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教师、知名学者和艺术精英。如项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音乐史学家)、张桂林(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音协主席、齐鲁音乐文化研究专家)、雷岩(山东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艺术指导，男中音歌唱家)、刘金华(山东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李秀英(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女高音歌唱家)、李海鸥(山东师大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人选)等。
2009 年以来，学院广大师生代表山东省在国内外音乐舞蹈赛事中获奖百余项，其中在“多明戈世界歌剧声乐大赛”、“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文华奖”、“桃李杯”、“金钟奖”、“荷花奖”等国内外级别的音乐与舞蹈大赛中获奖十余项，连续五届代表山东省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师范类)专业本科学生基本功比赛”并获得优异成绩，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业内专家的充分肯定。学院师生还先后参加了中国第十一届运动会开闭幕式文艺表演、中国水上运动会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一周年爱心助残晚会、组织的全国“爱国歌曲大家唱”展演晚会、等单位主办的“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校园文艺会演、国家汉办组织的“孔子学院大春晚”巡演以及山东省历次重大演出，承担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高雅艺术进校园”巡回演出活动，演出效果和艺术水准均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2009年，学院师生倾情排演了红色经典歌剧《党的女儿》。该剧作为团省委“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山东省青联“青春导航”系列活动之一，先后在济南等八地市巡演20余场，观众达2万余人，在齐鲁大地引起强烈反响，为山东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11年，音乐学院被教育部评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二、专业简介
音乐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音乐学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具备在音乐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中小学进行音乐教学和教学研究的教师、音乐研究人员以及社会所需的艺术教育工作者。
主要课程：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分析、声乐、键盘、器乐、舞蹈、合唱指挥、自弹自唱、即兴伴奏、中外音乐史与欣赏、民族民间音乐、齐鲁音乐文化、音乐教学法、电脑音乐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具备音乐教师或音乐教学研究的培养素质，五官端正，无耳、喉疾病。
音乐表演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音乐学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及音乐表演能力，具备在专业文艺团体、艺术院校及相关部门、机构从事表演、教学及研究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表演(声乐、键盘、器乐)、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分析、中外音乐史与欣赏、民族民间音乐、齐鲁音乐文化、重唱(奏)、室内乐、歌剧表演、艺术实践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具备专业表演人才培养素质，五官端正，无耳、喉疾病。男身高1.68米、女1.58米以上(未满18周岁可适当放宽)。
音乐表演(中美合作办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为中美合作项目，实行2+2办学模式。引进美国拿撒勒大学优秀教育资源,培养具备系统的音乐学科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熟练掌握英语的口语与听力，具备与国际接轨、高水平的音乐表演与交流能力，能够在高、中等专业院校或社会文艺团体担任教师、演员以及能够从事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表演(声乐、钢琴)、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分析、合唱与指挥、中外音乐史与欣赏、美国音乐发展、齐鲁音乐文化、重唱(奏)、歌剧、声乐理论研究、钢琴理论研究、表演实践课等(注：该项目的三分之一专业课程为美方授课)。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具备专业表演人才培养素质，五官端正，无耳、喉疾病。男身高1.68米、女1.58米以上(未满18周岁可适当放宽)。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音乐学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及较全面的音乐创作知识、能力和专业化水平，能在有关文艺单位、艺术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出版、广播影视部门从事音乐创作、教学、研究、编辑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作曲、电脑音乐制作、视唱练耳、高级和声、复调、指挥法、配器、钢琴、中国传统音乐、戏曲、音乐美学、中外音乐史与欣赏、齐鲁音乐文化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具备作曲专业培养素质，五官端正，无眼、耳疾病。
舞蹈学专业
培养目标：掌握舞蹈与音乐学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具备舞蹈表演、编导与教学的能力，能在专业文艺团体、高等院校与中小学从事舞蹈表演、教学及研究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舞蹈艺术概论、乐理、中外音乐欣赏、舞蹈编导、中外舞蹈史、中外民间舞蹈鉴赏、芭蕾舞、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考生须五官端正、身材比例协调，舞蹈基本功好。身高男1.70米、女1.60米以上(未满18周岁可适当放宽)。
音乐表演(校企合作)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质、艺术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素质，精通国内外民航服务等专业知识，能够熟练掌握所学专业技能，具备较高外语水平，团结协调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能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适合民用航空及交通运输事业需求与发展的高级复合型、应用型服务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简明中国民航发展史、民航乘务员基础教程、客舱服务与管理、客舱设备使用与管理、民航乘务英语、民航服务礼仪、客舱服务程序及标准动作实操、应急设备使用方法、未来空姐面试指南、民航服务心理学、乘务员CBT软件系统培训等。
招生条件：五官端正、身材匀称、身体裸露部位无明显疤痕;男生身高175cm~185cm，女生身高162cm~175cm;年龄不超过二十周岁(19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其他身体条件按照国家普通高考招生体检指导意见中有关要求执行。
三、报名与考试
1、报 名： 2015年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各专业招生一律实行网上报名，有意报考山东师范大学的考生请于报名截止日期前访问山东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网站(网址：zsb.sdnu.edu.cn)，办理报名手续。
2、考试时间及考试科目：
专业与方向
考试时间
考试内容
初试
复试
音乐学专业
初试：3月6日
复试：3月7日-13日
声乐、键盘、民乐、西洋乐任选一项，演唱或演奏自选曲目1首。
统考科目： ①乐理，②练耳，③视唱。
注：①②集体笔试 ；③视唱：3月8-13日
④声乐,自选曲目2首
⑤键盘、器乐（各种乐器）任选一项，每项准备2首曲目。
音乐表演专业
声乐
初试：3月6日
复试：3月7日-8日
按所报方向，演唱或演奏自选曲目1首。
④演唱自选作品2首
键盘
④自选曲目2首
民乐
④自选乐曲2首
西洋乐
④自选乐曲2首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初试：3月6日
复试：3月7日-8日
限考器乐，演奏自选曲目1首。
④技能：自选键盘或器乐作品2首 ⑤笔试
舞蹈学专业
初试：3月6日
复试：3月7-8日
①基本条件、基本能力； ②舞蹈作品（1-2分钟）。
①舞蹈作品（不得与初试重复，时间3分钟）、技能技巧、动作模仿； ②笔试：听记与舞蹈常识。
音乐表演（中美合作办学）
不单独进行专业测试。报考音乐学专业钢琴、声乐主项考生，音乐表演专业键盘方向（钢琴）、声乐方向考生，取得合格证后可报该专业，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
音乐表演（校企合作）
考试时间：3月3-4日
体检：3月5日
考试内容：基本形象、才艺展示
体检：内科、神经科、外科、眼科、五官科等按照民航局要求进行体检。
注：1、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三个专业①②③项统一考试成绩互认，兼报考生只考一次。
2、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方向唱法不限;器乐限考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圆号、长号、小号、长笛、单簧管、双簧管、琵琶、扬琴、二胡、古筝、竹笛、打击乐;键盘限考钢琴和手风琴。
3、舞蹈、流行音乐伴奏音乐考生自备，格式WAV或MP3格式，考试时用u盘提交。
为了摆脱困境，2000年以来，国内一些传统艺术高校开始设立了现代艺术教育专业。但是，传统艺术教育专业与现代艺术教育专业在学科设置、师资、教材、教学理念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许多艺术院校在艺术教育发展改革的道路上步履蹒跚，苦苦探索，缺乏交流。具有10多年综合艺术教育历史与流行音乐教学经验的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出面承办这次会议，通过专家论坛讲演、教学观摩课、教学成果汇报演出等形式，把多年来办学的成功经验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分享，推动国内现代艺教与音教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