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历史论文例1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4]（p377） “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4]（p411）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p505) 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思想上的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6](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6]（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尤其是顾炎武“博学于文”，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等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7]（p258）就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领域的扩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认为“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4]（p173）戴震对《水经注》通例之归纳，卢文弓召对古书行款版式通例之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之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之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之归纳等等。都是当时以通例归纳治经的显例。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3]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辨正统、闰统。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4]（p17）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因此他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6]（卷71）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不其经意”，“传闻多谬”。[9](p411)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10](p1106)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的不合理。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的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着“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就历史事物本身发论，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伾、王叔文“永贞革新”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论等，都能冲破成规，得出新颖的结论。在思考历史盛衰变动时，乾嘉学者在哲理上发明不多。赵翼用“地气说”解释历史兴盛衰亡的变动，认为政治兴衰是因“地气”转移，这样的解释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又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运动观。崔述对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且能贯通古今思考问题，以“势”解释历史变动。[2]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总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他们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影响到史学，“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博古”思想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由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上，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因此，当外部社会发生动荡，需要人们预见历史发展趋势时，汉学就无能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学就有可能抬头，站出来论证历史之发展变化。但宋学的过分虚妄也使人生厌，于是有人就试图将汉学的求真务实与宋学的思辨议论结合起来，汇合汉、宋，摒弃汉学的琐细和宋学的虚妄，在史学上做到事实真和义理明，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晚清以后史学逐步摆脱经学束缚而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刘师培. 刘申叔遗书[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王记录.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m]. 合肥: 黄山书社,2002.

[3]吴怀祺. 宋代史学思想史[m]. 合肥: 黄山书社,1992.

[4]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戴  震. 戴震全书（六）[m]. 合肥: 黄山书社,1995.

[6]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 中国书店,1987.

[7]张之洞撰. 范希曾补正. 书目答问补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明清历史论文例2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4]（p377） “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4]（p411）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p505) 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思想上的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6](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6]（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尤其是顾炎武“博学于文”，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等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7]（p258）就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领域的扩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认为“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4]（p173）戴震对《水经注》通例之归纳，卢文弓召对古书行款版式通例之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之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之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之归纳等等。都是当时以通例归纳治经的显例。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3]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辨正统、闰统。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4]（p17）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因此他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6]（卷71）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不其经意”，“传闻多谬”。[9](p411)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10](p1106)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的不合理。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的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着“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就历史事物本身发论，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伞⑼跏逦摹坝勒旮镄隆钡钠兰郏?砸矶晕湓蛱斓钠缆鄣龋?寄艹迤瞥晒妫?贸鲂掠钡慕崧邸T谒伎祭?肥⑺ケ涠?保??窝д咴谡芾砩戏⒚鞑欢唷U砸碛谩暗仄?怠苯馐屠?沸耸⑺ネ龅谋涠??衔??涡怂ナ且颉暗仄?弊?疲?庋?慕馐痛?猩衩氐纳?剩??质且恢趾旯鄣睦?吩硕?邸4奘龆陨缁崂?返谋浠?灿凶约旱目捶ǎ?夷芄嵬ü沤袼伎嘉侍猓?浴笆啤苯馐屠?繁涠??2]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总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他们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影响到史学，“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博古”思想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由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上，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因此，当外部社会发生动荡，需要人们预见历史发展趋势时，汉学就无能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学就有可能抬头，站出来论证历史之发展变化。但宋学的过分虚妄也使人生厌，于是有人就试图将汉学的求真务实与宋学的思辨议论结合起来，汇合汉、宋，摒弃汉学的琐细和宋学的虚妄，在史学上做到事实真和义理明，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晚清以后史学逐步摆脱经学束缚而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刘师培. 刘申叔遗书[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王记录.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m]. 合肥: 黄山书社,2002.

[3]吴怀祺. 宋代史学思想史[m]. 合肥: 黄山书社,1992.

[4]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戴 震. 戴震全书（六）[m]. 合肥: 黄山书社,1995.

[6]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 中国书店,1987.

[7]张之洞撰. 范希曾补正. 书目答问补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明清历史论文例3

在中国传统社会，针对女子教育的读物最常见的是“女四书”，即《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宣扬“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到了近代，女子教育问题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宋恕、康有为、梁启超、经元善、康同薇等维新派人士曾为之奔走呐喊。20世纪初，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数量从1903年的6所增加到1908年的512所，女学生人数也从1903年40名左右增加到1908年20557名。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高等小学堂要求开设“中国历史”，“其要旨在使知中国历代重要事实，兼养成国民之志操。其教课程度，则授历代帝王之盛业，忠良贤哲之事迹，及国民文化之由来，并本国与外国之关系。”女子师范学堂开设“历史”，“其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之事迹，省悟群治之变迁，文化之由来，及强弱兴亡之故，正邪忠佞之分。其教科程度，授中国古代至本朝之大事及外国历史之大要；并授以教授历史之次序法则。”那么，在1911年前，至少有2万余名女学生接受了历史教育。这些学堂所使用的历史教材大部分与男子学堂差不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清季出版了少量以女性为素材的历史教科书，只供女学堂专用。这一现象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在晚清西潮的冲击下，当时女子历史教育深受西学影响。1901年《京话报》连载《泰西妇女近世史》，1903年赵必振翻译《东洋女权萌芽小史》，1904年启发社出版《世界妇女势力范围史略》、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等，用女性人物传记的形式，通过彰显西方、日本杰出女性的事迹，返观中国女界之情形，犹如天地之殊，“中国之女子既无高尚之旨趣，又无奇特之思想，既无独立之主义，又无伟大之事业，廉耻道丧，依赖性成，奈何奈何”(《神州女子新史・序论》)。赵必振也说：“晚近公理渐明，女权渐起，风潮所播，始自泰西。近三十年以来，自西徂东，东亚之黑暗世界，所现一线光明。然而数千年民贼之毒说，蒂固根深，如夫为妻纲、夫倡妇随之盲论，非一日所能划除者甚矣。”(《东洋女权萌芽小史・序》)其所译《东洋女权萌芽小史》，编辑明治以来“闺秀之见称于时者”之逸事，以助女权之发达。当时国人编写女子历史教科书一般都从经典和史籍中摘录出各种类型的女性典范，以表彰她们在文学、教育、武功诸方面的杰出成就，失去原来文本的脉络而被重新安置于新文本(教科书)之后，这些女性典范体现的不再是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是当下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女性自强、自立、尚武、爱国等特性，呈现出与新说某种程度的契合。历史成为女子教育的一部分，固然与传统社会一向注重历史教化有关，但也是在西方、日本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清末从日本翻译出版了不少女子教育学著作，如永江正直著、单士厘译的《女子教育论》，成濑仁藏著、杨廷栋和周祖译的《女子教育论》，植山荣次的《女子教育学》等，都把历史作为女子教育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女子立身真鉴，实须学历史后，始可得”，“历史于女子身上，有适切关系，此所以在女子学中，为必要之科也。”(单士厘译《女子教育论》)在女子历史教育方面，日本强调的是历史在女子道德教化方面的功能，尤如中国女学章程谓“授修身者，务援引古今名人及嫒淑女嘉言懿行，以示劝戒”。清政府颁布的学制就是以日本为蓝本，故女子历史教育也注重修身。晚清女子历史教科书包括女子修身教科书，多摘录传统杰出女性的“嘉言懿行”编辑而成。不过，在欧风美雨下的晚清社会，时人对“道德”的看法颇具近代意识。女子历史教科书虽然依托传统资源，但多为“旧瓶装新酒”，从旧经典里读出新思想。

清末出版的女子历史教科书数量较少，笔者见知有：(1)1905年文宝书局出版《五千年女界史》，“不独节录正史，且多采之秘籍，从女娲氏起，五千年支那女界之特色，上自后妃，下及奇女，贤恶分晰，既开特色之眼界，更作女学之教本。”(《时报》1905年5月25日广告)(2)1907年乐群书局出版《初等小学女子历史教科书》(3册)，“是书用史谭体例，自上古以迄本朝，凡女子有德行、道义、智慧、文学、艺术者，无不选录，诚女学必需之书也。全书三册，共百二十课，足供小学三年之用。”(《中外日报》1907年2月19日广告)(3)文明书局发行《(女子适用)国史教科书》，出版广告谓：“历史学科，无男女之可分，而吾国四千年之历史中，凡涉及女子事略，可垂为法戒者，不知凡几。是编用历史科寻常之系统，而内容多配置以历史中女子之事实，注重在道德教育，而历史上女子美术之进步，尤所注意。程度合高等小学及中学一二年。用以为女子历史可，用以女子修身书亦可。”(章嵌《中国大历史》书后广告)此外，1904年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1906年咀雪庐主人的《祖国女界伟人传》，1912年徐天啸的《神州女子新史》，也曾作为女子历史教科书使用。

女子历史教科书大多能充分照顾到女子教育的特点。《女子新读本》，杨千里编，文明书局1904年出版，是一部两册的模范妇女故事集，上编十八章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如孟母、班昭、木兰、秦良玉等，“镜古得今，导源达流”，为“我中国新女国民已去之导师”；下编十章讨论近代的西方妇女，如罗兰夫人(Jeanne Marie Roland)、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等，为“我中国新女国民未来之摄影”。《祖国女界伟人传》，“咀雪庐主人”(许定一)编，广智书局1906年出版。是书1册，采集战国迄清朝女子30余人，或长于文学，或工于武功，或知爱民爱种，以列传体叙述，各传后附加评语。人物取材的标准是“其精神活现，而关于国或种者”，那些称之为贞女节妇者，与国家进步发达无甚关系，亦多删之。这与传统儒家观念下的女性典范截然不同。这本小册子跟《女子新读本》一样，“作修身范本，或以为国文，或历史科”，封面题“女子高等小学及中学教科”。《神州女子新史》，徐天啸编，神州图书局1912年出版。这部书虽出版在1912年，但它构思、成稿都在1911年之前，延续了晚清学界重视女子历史教育之余绪。这部书分正编和续编，正编自有史以来迄于明代，续编自清代迄于辛亥革命时期，仍以人物列传为主，每载一人跋以短评，每终一代跋以结论。徐天啸是反清革命者，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是此书的指导思想。《神州女子新史》在清末民初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晚近世女学渐兴，间有一二著述家编纂女史，以为学校教本，取以比较天啸所著，便都作陈腐气”，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妇女通史。

清末出版的女子历史教科书数量不是很多，不少与修身教科书相混合，但专门以女性历史编写成教科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那些有如此远见的编者当可视为“神州史界之革命家”。历史教科书是经过筛选的“历史”，在清末如此众多的历史教科书里面，绝大多数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史格局，晚清学人意识到女性应该跟男性一样被书写进历史，这恐怕只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当时之所以出现以女性为中心的历史教科书，似乎不是要挑战男性历史教科书，而是出于女子学堂教学的需要，编写更适合于女子学习的教材而已。更何况，也不是所有女学堂都采用女子历史教科书，大部分女学堂仍然沿用一般的历史课本。女子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新事物，存在时间很短暂，民国成立以后，由于男女同校的缘故，女子历史教科书已悄然消失。可见，以男性作为历史叙述中心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然而，出现专门以女性为题材的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妇女史、史学史上却占有特殊的地位，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明清历史论文例4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1]

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3]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显著。[4]明代社会风俗的明显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然而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5]

由上可见，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二、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路径

台湾学术界有效开展了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物质文化的探讨。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 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6]5，《导言》。中研院“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计划所举办的“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分组题目可见研究趣味，即包括：明清士大夫的工作与娱乐安排，日常生活的档案：类书大全、细小的问题，文字与事物，城市空间、国家、城市生活的旋律。吴智和教授带领的明史研究小组探讨明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

台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代表作是胡晓真、王鸿泰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本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消费生活取得的进展引人注目，巫仁恕教授《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提出晚明时期已经形成“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础上的，巫仁恕最新著作《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以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活动作为研究核心，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二者有一定的共生性，基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其突破点概括起来就是从生活史推究背后的形成逻辑，并思考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王鸿泰先生谈到物质文化消费与大众文化特别是生活关系的研究方法：“从细节上去看，具体地观察各种不同的“物”，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流传？经历了什么样的流通过程？如何进入个人生活领域？对个人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再考察有哪些人？什么样的人？参与这个物的世界？同时，推论人与物的互动，可能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与人际网络？”[7]352日常生活史研究需要认识“物”，借鉴多学科知识与方法非常有必要。

中国大陆最近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宋书所论明清江南居民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影响意义，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给人印象深刻；周书出自文学研究者之手，论述的对象主要指从事虚文的“词章家”一类，或者说在经济上，不靠制度保障而以文作为谋生工具、自求生路的人，揭示出诗文如何谋生以及文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体现的诸色人等是活生生的，借助物质消费才可以进入日常的生活状态，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探讨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史不可分离。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日常生活史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出发点，历史人类学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欧美学术界诸多重要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8]132133这是具有浓烈新文化史色彩的论述。

历史人类学也与地域社会史有不解之缘。明清社会史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地域社会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9]

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借助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10]358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

可见，历史人类学重视地域、从生活出发的研究取向，是社会史研究十分需要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强调研究中把握好社会与村落、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其次重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将感觉、日常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等等纳入视野；最后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些年历史人类学、艺术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史展示出美好的学术前途。

参考文献：

[1]于尔根·科卡.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J].景德祥，译.史学理论研究，2007，（1）：58-65.

[2]彭慕兰.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M]∥杰里·H，主编.全球史读本.夏继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张瑞威.一条鞭法的开端：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J]. （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明史研究，2007， （10）.

[4]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M]∥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63-74.

[6]蒲慕州.生活与文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7]王鸿泰.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台湾二十年来新史学的发展[M]∥江南社会历史评论（4）.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明清历史论文例5

作者简介：赵强，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从事晚明美学史研究；王确，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美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2JZD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晚明社会生活观念转型及相关美学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SSXT10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57-07

近百年来，“晚明”那段浮华与苍凉的历史，及其内部所包孕的中华文明史之蜕变的生机与回光、际遇与挑战，不仅反复回响在史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中，而且渐次融入方兴未艾的大众消费文化，成为“百家讲坛”等媒介文化中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晚明”之所以在学术和大众文化层面均引起热烈的反响，自然得益于其本身所呈现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现象的丰富性，以及这种丰富性所能激起的历史关切与当代想象，对此，学界早已有丰富而深刻的认识。[1]本文想提出的问题是，当我们习焉不察地使用“晚明”这一概念来从整体上表述那段内容复杂、意义丰沛的历史时，我们是如何把自身的历史关切与当代想象融入其中的？换言之，中国历史上朝代之兴亡与更迭可谓屡见不鲜，为何只有少数朝代的末世——诸如唐、宋、明、清等——在历史分期时被冠以“晚唐”、“晚宋”、“晚明”、“晚清”这样的称谓？关于“晚明”的表述中寄托了哪些历史理性与现实情怀？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晚明”这一历史表述的发端处说起。

在朝代、时序的称谓之前冠以“晚”字，是中国传统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传达其历史认识、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的独特做法。在汉语传统中，“晚”既是一种时间描述，又寄寓着特定的情感蕴藉。《说文解字》中说，“晚，莫（暮）也” [2]（P305），本义是日色冥漠、白昼将尽。在古人的语用实践中，“晚”除了表示时间上行将终了的意义外，往往还寄托着深沉的留恋、沉痛、悲悼情绪和反思、省察意识。《春秋穀梁传·文公十四年》中记“晋人纳捷菑于邾”云：

长毂五百乘，绵地千里，过宋、郑、滕、薛，夐入千乘之国，欲变人之主；至城下然后知，何知之晚也！1

这里的“晚”字，无疑具有强烈的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正因为如此，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称赞《穀梁传》记事笔法“纡余有味”[3]（P41）。当人们将“晚”用以概括历史、时序时，这种情感和价值上的意味就更加突出了。《淮南子·本经训》中说：

晚世之时，帝有桀、纣……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4]（P256-257）刘向《说苑·建本》则说“晚世之人”不能：

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友贤大夫，学问讲辩……

又说：

今夫晚世之恶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为？”[5]（P64）

《后汉书·冯衍传》则说：

逮至晩世，董仲舒言道德见妒于公孙弘，李广奋节于匈奴见排于卫青，此忠臣之常所为流涕也。[6]（P64）

在这几处表述中，政治颓败、学术萎顿、风俗堕落等成为“晚世”的突出特征。不同的是，《淮南子》中的“晚世”更倾向于评价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时段，因而批判意味更为浓烈；而《说苑》与《后汉书》中的“晚世”，则可以理解为“近世”——刘向和冯衍身处正在行进的历史过程中，他们之所以用“晚”来概括自身所处的时代，无非是察觉到了山雨欲来、大厦将倾的颓势。所以在他们的言辞中，除了批判和反思外，还蕴含了强烈的愤激、痛挽之情。

到了宋代，“晚汉”、“晚唐”之类的说法开始出现。如宋祁在《后汉蜀郡太守高朕赞》中说：“晚汉多艰，校屋荡焚，经生罔依，弦诵不闻。”[7]（卷48）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则将唐代诗史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几个阶段。2在这种历史分期表述中，“晚汉”、“晚唐”所蕴含的情感和价值意味与“晚世”是异曲同工的。其后，又有了“晚宋”之类的概念，兹不赘述。

“晚明”的说法则起源甚晚，在现代以前的历史表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晚明”概念的用例。但在事实上的“晚明”时期，就有人预感到明朝的气运已经暮气沉沉，狂澜难挽。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史学界常常称引的万历《歙志·风土论》中的做法。在这篇可以视为以安徽歙县为观测中心的“明代风俗史论”中，作者把明初至万历后期的历史划分为四段，分别冠以春、夏、秋、冬的时序：

（一）明初至弘治年间，国家太平，吏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二）此后至正德、嘉靖初年，人民纷纷弃农从商，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世风唯利是图，“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三）到了嘉靖末和隆庆年间，工商致富、农业凋敝，贫富分化和对立日趋严峻，世人为求利不择手段，“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四）万历初到编撰县志的这三十年间，大量的社会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中，社会矛盾趋于白热化，民怨、民愤一触即发，“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感叹说：“嗟夫！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安得立政闭关，商旅不行，安静以养微阳哉！”[8]（P150-151）

在他看来，有明二百余年的国脉已经命悬一线、不绝如缕。将商贾、商业视为风俗之大蠹的观念固不足论，但这种对于世风、世运走向颓败、灭亡的感受，及其沉痛、愤激之情，无疑是借着时序更迭的隐喻遣发出来的。明清之际的顾彩（别号“梁溪梦鹤居士”）在《桃花扇序》中则说：

呜呼！气节伸而东汉亡，理学炽而南宋灭；胜国（引者注：明）晚年，虽妇人女子，亦知向往东林，究于天下事奚补也！[9]（P274）

此处“晚年”二字所蕴含的沉痛、惋惜之情尤为深挚。

或许，关于历史长时段的认识需要时间的沉淀，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们对这段历史，还未形成整体、清晰的定位；抑或是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下，他们不敢抒发“向晚意不适”的悲悼与留恋之情。总之，清代人常用“明季”、“明末”来形容这段历史，而并不用“晚明”这一概念。如前文提到的顾彩，在《髯樵传》一文开头交代故事背景时，就有“明季吴县洞庭山”[10]（P45）云云。更典型的例子是《四库全书存目》编撰者的做法。在该书目中，但凡提到这一历史时期，均冠以“明季”、“明末”的指称，使用次数均有近百次之多，而从无“晚明”的说法。

与“晚明”相比，“明季”、“明末”的批判和反思意味更为浓烈，而并无多少留恋不舍之情。因为，在汉语传统中，“季世”、“末世”的语义重心在于凸显政治、风俗、道德、人心的全面颓败，可谓一无是处！如《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使晋，对叔向描述齐国的形势时说：

公弃其民……聚腐朽，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此季世也”。[11]（P2032）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明季”学术风气、文化思潮和审美趣尚时，无一例外均是严词峻语、大加挞伐。1而明清之际的史学家计六奇撰述晚明史事时，将书名拟定为《明季北略》，其自序中的话尤能表明这种反思、清理历史遗迹以见兴亡之理、治乱之由的意图：“自古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乱；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亡。” [12]（P1）

目前无从查证是谁在何时第一次使用了“晚明”概念，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历史表述盛行开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的事。历史的巧合在于，与“晚唐”说法的诞生相类似，“晚明”之被广泛使用，也在文艺批评和研究领域。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出一批以“晚明”为题的文艺评论和文艺作品选本，如须尊《晚明文与政治》（《鞭策周刊》，北平，1932年第1卷第2期）、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王英编《晚明小品文总集选》（上海：南强书局，1935年）、襟霞阁主人重刊《晚明百家小品·冰雪携》（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笑我编《晚明小品》（上海：上海仿古书店，1936年）、阿英编《晚明小品文库》（上海：上海大江书店，1936年）、朱剑心编《晚明小品选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等。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晚明”之“晚”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晚明小品”的提倡者和选本编纂者的眼中，“晚明”所标识的，不仅是明朝的衰落和消亡，还意味着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走向强弩之末，进而孕育着走向近代、涅槃重生的“近”与“新”的精神。对此，下文将详细论证，此处仅举一例。周作人之倡导晚明小品，实则立足于如下的坚定信念：

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生。[13]（P6-7）

这就是说，“晚明”被视作传统向近现代过渡的历史阶段。对于传统而言，“晚明”是穷途末路；对于近现代而言，“晚明”则是源头活水。因此，沈启无编选的以晚明作品为主的小品选本直接命名为《近代散文抄》！这就与历史上的“晚世”表述有了很大不同：前引万历《歙志·风土论》中的观念，认为晚明实际上走向了历史惯常之一治一乱、一兴一亡之朝代循环的乱与亡的节点，现代表述中的“晚明”则寄托着摆脱朝代循环，走向近现代的乐观。

因此，“晚明”这一历史表述中实际上掺杂着传统与现代、古与今的意义、情感和价值判断。它与历史上出现过的“晚汉”、“晚唐”、“晚宋”表述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用以描述一个历史王朝走向衰落、消亡的概念，其间包括政治的颓败、风俗的堕落、伦理道德规范的解体等；不同之处在于，“晚明”更进一步被用来表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涅槃新生。并且，在“晚明”表述中，我们读不出对历史依依不舍的留恋、沉痛、悲悼情绪；反而，其间洋溢着一种历史摆脱陈旧、滞重的束缚，步履轻爽地向“当下”走来的乐观！

自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以来，晚明史研究就已成为众多知名学者不期而集的学术重镇。许多涉及中国历史文化命脉的关键问题、前沿话题，均萌生于有关晚明史的讨论中。在梳理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交代现代学术研究中常用的几个与“晚明”息息相关的概念，如“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以便明了它们之间的重合与相异。

在晚明小品的标举者那里，“晚明”所标识的历史时段是相对模糊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学家或文学评论家，并不致力于具体的史学问题的探讨。所以，他们往往根据自身对明代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演变之总趋势的体认和把握，从中选取那些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作家或文学流派加以谈论，并不斤斤计较于“晚明”之起止时间的界定。而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所选取的作家或文学流派，来大致推测他们所理解的“晚明”之时限。周作人、俞平伯、沈启无、梁实秋等人，均认为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揭起了反对复古的旗帜，“他们都是万历朝的人物，约相当于西历十六世纪之末至十七世纪之初”[14]（P21）。嵇文甫对此深表认同，并且提出这股文学界的“新潮流”并非势单力薄，还要加上“道学界的王学左派”，也就是李贽等人，才能够完整地呈现“同一时代精神”。[15]（P399-400）由此可知，他们所言的“晚明”，大概就是万历至崇祯这一历史时期。1936年，朱剑心在《晚明小品选注·叙例》中总结说：

明自神宗万历迄于思宗崇祯之末，凡七十年，谓之晚明。此七十年间，政治腐败，学术庸暗，独文学矫王、李（引者注：王世贞、李攀龙）摹拟涂饰之病，抒发性灵，大放异彩。[16]（P1）

这是从“新”的时代精神而言的，而从“旧”的社会体制、风气之衰朽而言，史学家又给出了新的描述。吴晗在发表于1935年的《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一文中，从生活风气演变的角度，将“晚明”的起点设置在嘉靖年间，也就是16世纪中期。1这代表了学术界对于“晚明”历史时限界定的两个重要观点。此后关于明史的历史分期虽然产生过不同的争论，但基本上不出这两种观点的范围。当代研究界比较通行的做法是综合这两种观点，认为“晚明”就是自嘉靖后期，中经隆庆、万历、天启直至崇祯这一历史时段。[17]（P3）

“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历史表述，从历史时限上来说，与“晚明”有相当的重合，但代表了另一种以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问题为线索而超越以朝代叙事为纲的研究倾向。陈守实在1927年发表的《明清之际史料》一文中说：

史部记载之不忠实，莫甚于明清之际；及种族见解之差异，文字狱之繁兴，秉笔者各有所顾忌，所以造成重要史实，因之多缺。 [18]

这是为了探求朝代更迭之际的历史真相而发的议论。2在向达、陈垣的文章中，“明清之际”又具有了新的内涵。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从“西学东渐”的视角考察西方美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其所设定的“明清之际”，就在于自利玛窦泛海东来的“明神宗万历之初，终清高宗乾隆之季，凡二百年”[19]。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则是以天主教在华流布史的角度所作的考察，其所谓“明末清初”也大致限定在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这表明，“明清之际”或“明末清初”的说法中蕴含着如下的历史认识：历史的连续性并不因改朝换代而骤然断裂，它有自身的消长线索和逻辑理路。然而，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文化现象、问题所呈现的历史逻辑、脉络是不同的，因此也引发了“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概念在时间范围上的不确定性。如谢国桢在1935年出版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其研究时限就在明万历至清康熙前期。[20]赵园近年间出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等著作，也是如此。

“晚明”与“明季”、“明末”、“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历史表述在研究对象、历史时段等方面均有重合之处，然而又都蕴含着不同的问题意识、历史关切和价值判断、情感倾向。之所以呈现以上问题，是想表明：越是深入到历史的局部和细节，我们就越来越感觉到要从历史的长河中剪辑出一段首尾清晰、周期完整的时间段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的潮汐并非节点分明，人事的代谢也往往层累交迭。即便是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勘探视角、方法，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仅以人们对明亡历史的探讨为例：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尽于煤山，明朝覆亡。然而，后世的学者并不认为明亡于这一年，如清代学者赵翼曾引述他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观念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21]（P502）在他们看来，万历年间朝廷推行的“矿税”等一系列聚敛政策祸国殃民，埋下了亡国的种子。而比他更早的史家万斯同，因为曾撰写《明史稿》，对历史有更深切的体会，提出明嘉靖初年开始，朝野聚讼纷争长达二十余年的“大礼议”，导致了严重的君臣对立、朋党政治，实在是“有明一代升降之会”[22]（P485）——不同观点的交锋说明，不同的视角、立场和问题关切，往往暗含了自身的历史和逻辑脉络，很难一概而论。

三、现代学术史视野中“晚明”研究的基本问题

近百年以来的晚明历史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在“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的近现代历史描述思路之外，探寻中国历史、社会与文化之走向近代的“中国本土经验”。[23]出于这样的现实关切和学术动机，学者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获得了丰厚的成果。

20世纪前期，学术界对晚明历史、文化的关注集中在三个相关的领域：一是从文学、艺术史的视角考察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生问题。以周作人、任访秋、林语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巨匠和学者，在探寻“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合法性问题时，将目光集中到以“公安三袁”为翘楚的晚明文艺，认为他们构成了中国文艺之近代化的历史起点。1二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现代的问题。这又集中在著名的“资本主义萌芽”命题上。以邓拓、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从社会经济结构、阶级构成以及社会形态上看，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干扰和扼杀，中国社会自身也将缓慢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2三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晚明时代精神的新变问题。前引嵇文甫的《左派王学》（1934）一文中，就提出晚明王学左派是商业资本崛起对于思想文化影响的结果，与晚明文艺思潮表达了同样的时代动向。20世纪40年代以来，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领域又提出了至今仍影响深远的“早期启蒙”说[24]，认为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内部就萌生了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早期启蒙思想”。这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萌芽”学说的补充和深化。“早期启蒙”说不仅在历史、思想和哲学史领域影响深远，而且在文学史、艺术史研究中也被广泛征引、反复论证，进而衍生出晚明“文艺启蒙”的学术观点。

从整体上看，这三种学术观点，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分途并进。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所欲探究、回答的，都是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近现代转型问题。诸位先生都试图从中国历史内部寻找促成这一转型的动力，并且不约而同地将其源头追溯到晚明。这一做法，在后来的学术史中一再被证明为不刊之论。可以说，社会史、文艺史和思想史三足鼎立、交互辉映的观点，至今仍是晚明历史、文化、艺术研究领域无法绕开的话题。后续的研究，大都是围绕这些观点、命题所展开的更加深入、细致的论证和补充。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方法的更新和理论、思潮的蜕变，老一辈学者提出的学说和观点相继被修正、调整，或是有了更新的、符合时代学术理念和潮流的表述方法。如“资本主义萌芽”说被“内发式现代性”、“早期工业化”等观点所替代；“早期启蒙”说也有了诸如“坎坷启蒙”说、“走出中世纪”等新颖的观点取而代之；在文学、艺术和美学史研究领域，也相继有了“文艺近代化”、“美学启蒙”、“审美近（现）代性”等提法；将晚明史放置在“全球化”的宏大历史背景中考虑，也构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但是，在将“晚明”这一历史时段看作中国历史演进、转捩的关键点上，学术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从未被中断。

进入新世纪以来，晚明历史、文化、艺术、哲学和美学研究在广度的延展、深度的掘进方面均有重要创获。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面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学术研究的重心也逐渐从粗线条地鸟瞰历史轮廓、勾勒历史进程，转向了历史局部、细节的考索。诸如经济史对明代农业、工商业和城市、市镇经济的考察；政治史对明代政治、官场、吏治的反思；社会生活史对明代社会生活风气、一般状况的描述；物质文明史对明代造物工艺水平的研究；文学艺术史对明代文艺与商业和城市文明关系的洞察；文化史对明代社会心态、人生观念的讨论，以及思想哲学史对明代心学之源流递变的探究等，相关的讨论和成果已经异常充分和丰富。这些研究，不仅在学术题材、方法和观念上更加丰富多样，并且更全面、深刻地展示了晚明的历史情境。更值得关注的是，以问题、话题为中心，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细微处入手，多维度地重建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情境成为一种颇具启发意义的学术潮流。

通过以上的回顾、梳理与分析，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晚明”是一个与现代学术体系相伴而生的历史表述，人们在建构这一宏观、整体性概念时，是从传统史学资源中汲取的话语形式（“晚”），又删汰了这一历史表述形式所暗含的一治一乱、一兴一亡的朝代循环史观，并将一种“现代”意识和历史进化观念灌注其中，进而生发出一系列关乎中华文明整体性演进、变革的重大历史命题。“晚明”之“晚”，不仅是有明一代颓败与迟暮，而是中国“传统”的解体、蜕变，及其自我更新、涅槃重生的历史关口。有关“晚明”的历史表述及其阐释，在历史理性彰显的同时，蕴含着更多的、引人瞩目的当代关切和现实情怀。

参 考 文 献

[1] 商传.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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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嵇文甫.左派王学[A].嵇文甫文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16] 朱剑心.晚明小品选注[M].台北：商务印书馆，1954.

[17] 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18] 陈守实.明清之际史料[J].国学月刊（北平），1927，（3）.

[19] 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J].东方杂志（上海），1930，（1）.

[20]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1] 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明清历史论文例6

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成果为数甚多，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断变化，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变为草原、甚至沦为沙漠。①文焕然分别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②近年来，学术界分不同区域、就不同时期、采用多种资料与方法进行具体探讨。朱士光考察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等地的植被变迁，强调这一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西周之前，华北平原北部为亚热带种属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部则分布着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但西周以来，由于气候变得冷干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天然林几近消失，华北平原南北均成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③蓝勇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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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② 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③ 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区域如秦岭、黄土高原、祁连山区、福建等地均有关于该方面的论文。②关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动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特点，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麦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阐述了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紧迫性。③还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种木材及薪柴供应对环境的影响。如明代长城沿线森林的采伐与禁伐，长安、北京城的薪炭供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等等。④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变迁的同时，大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植被的负面作用与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对于植物分布变迁而言，历史时期动物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者较少。文焕然等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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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 第1期。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④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马、驴、双峰驼、犀牛等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讨这一变迁的各种原因。①在该领域，珍稀动物受到格外重视。何业恒等研究指出，大熊猫近200年来的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开垦土地，使得大熊猫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出现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减少、大熊猫近亲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国鼍距今2 500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而到了东周至西汉时期则从这一区域相继退出。广泛分布是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适宜于这些动物栖息繁育，后来退出除了气候变得冷干之外，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多、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关系。②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该丛书对我国165种珍稀野生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迁徙或灭绝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将这一变迁与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作者集2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晶。③另外，蓝勇、刘正刚等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的变迁情况，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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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②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周跃三、何业恒：《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兽类(ii)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参朱士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经验与教训。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变为沙漠景观则出现沙漠化。关于沙漠化的含义，董光荣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区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②该方面在侯仁之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国主要出现在北方，学术界分别就各区域进行探讨。例如，李并成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沉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河西走廊绿洲边缘的植被破坏在西汉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唐与西夏破坏更大，明清时期的破坏也引起了严重的沙漠化。③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钢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分析，认为当地生态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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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讨》，《历史地理》第12辑；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苏志珠、董光荣：《中国土地沙漠化研究现状及问题讨论》，《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④ 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迁的因子中， 自然条件决定了演变的特征与基础，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是人类活动。如杨根生指出，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贸通道，沙漠化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破坏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资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认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恶化是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对植被的破坏。③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结果。如乌兰布和沙漠等，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汉时期屯垦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认为，该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汉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黄河改道与湖泊干涸，而不是人为原因。④贾铁飞等人也认为，历史时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主要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沙漠化过程是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后者只是一个叠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荣等人就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时段分析，其观点是：一万年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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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黑钢等：《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杨根生：《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国沙漠》2002年第5期。

③ 吐尔逊·哈斯木等：《人类活动对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以来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 牛俊杰、赵淑贞、任世芳：《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中国沙漠》1999年第3期。

⑤ 贾铁飞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的沉积学记录与沙漠化防治途径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环境的影响甚微，沙漠化出现或逆转主要是受万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所控制；近2 000年来，人类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沙漠化虽然受到数十年或数年尺度的气候干湿作用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爱长期以来从事沙漠研究与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过程与影响；关于沙漠化的成因机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论，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历史时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②

在沙漠化研究渐趋深入的同时，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该方面的研究。③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楼兰古国和汉唐时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绿洲农业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建立“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④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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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光荣等：《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爱：《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④ 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⑤ 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灾害及疫病史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社会对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降水量异常，生态植被好坏、水利设施优劣、社会救济制度完善与否等等则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灾害引起饥馑、造成灾荒，或诱发疫病；有的则未必或未必如此严重。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灾荒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现端倪，竺可桢、邓拓①是该方面的开拓者，两人不同知识背景及研究风格的差异，对此后的灾荒史研究路径与侧重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的有关灾害史研究概况，学术界相关综述已有专论，②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发表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在此仅围绕分析视角与若干学术成果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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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原载《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例如：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对各种灾害本身及发生规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实到某个自然或行政地域与若干朝代。华林甫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②另外，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与卞利分别对明清江汉地区与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等进行考察与分析。③区域灾害、灾荒史已有系列论著出版，④此不赘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灾荒专题论著。⑤这类分析类型的论著在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普遍。

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历史时期灾害发生频率、周期、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数理统计，

①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王双怀：《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钧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特点与变化趋势。例如，陈家其建立了近2 000年来我国重大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布，发现11世纪之前是低发期，11—12世纪之后迅速增多，经两峰两谷于19世纪之后进入群发期；气象灾害群发期均在数百年气候变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陕西隋朝至民国时期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区域差异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历史时期、灾害类型等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元代的灾害史学术界以前较少探讨，王培华等对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种灾害进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统计发现元代蝗灾暴发具有11年与60年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蝗灾无周期性、韵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气象海啸，是由强风作用与气压剧变等引起的海面水平异常升降现象，以前的研究讨论也很少。潘凤英研究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认为从唐代以来其发生有增多趋势，除了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对该方面的记载重视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与小冰期的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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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均载《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③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培华：《元代北方雹灾的时空特点及国家救灾减灾措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气象异常等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灾害的年际变率较大，其暴发与台风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周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影响。①许炯心研究黄河流域历史上的泥沙灾害的宏观分布规律，指出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间关系密切。②

在灾荒的成因方面。从学理上讲，学术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视人为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不同侧重点。灾荒的成因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类型、时期、地域等自然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李德民、周世春虽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认为社会原因即吏治腐败是陕西近代旱荒发生的最主要与最终原因。③王日根讨论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的成因，认为黄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导向是主要原因；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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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风英：《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研究》，《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许炯心：《黄河下游历史泥沙灾害的宏观特征及其与流域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连载。

③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早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态失衡导致灾害发生，而灾害又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灾害进一步加剧。①灾害则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以前人们多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寻找原因，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救灾不力，百姓死于灾荒。近年来关于荒政的某些观点已发生变化。例如，李向军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的荒政已发展至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国的魏丕信对清代的荒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纪中叶直隶救灾为例，对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估，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在救灾过程中的组织与效率、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不过作者也指出，18世纪大规模地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之后逐渐难以实行，救灾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经济、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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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 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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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 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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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曰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②这种研究理路力图揭示人类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要考察病疫传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发病区、疫病监测防治等方面历史概况，为当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应对策。③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视研究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只有个别人员也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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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的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② 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丛》2000年第1期。

③ 余永燕：《近代中医眼科发展史略(1840—1949年)》，《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医喉科发展史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华：《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中国共患病杂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痘接种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詹绍琛：《从福建鼠疫流行史看当前的鼠疫监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4年第3期。

迁等方面来分析，例如，赖文、李永宸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作者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两人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当地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种类、分布等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注意发掘传统医学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①

主要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当然也是建立在对疫病传播史、生态环境的具体考察之上，②但这只是手段、基础而非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③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讨论其影响及防治措施。①曹树基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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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998第8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创刊号；符友丰：《论古籍疫史资料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7期；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②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一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17辑。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讨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②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19—20世纪前期云、粤、闽三省鼠疫流行期间，面对这一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与民间均为无效应付，民间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现代防疫措施；近代民众与中医对鼠类活动及患者症状已有相当的认识，但尚未达到将其与其他传染病区别这一高度；民国期间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虽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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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净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及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传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终未遏制急性传染病、产妇及婴幼儿疾病对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①等等。

六、 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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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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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 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 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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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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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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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 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与“三才”理论，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另外，针对晚近或区域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因而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各个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环境保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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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展开分析的：

考察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行为，分析时人的环境认识水平。张建民指出我国有关自然保护的思想早已产生，先秦以至两汉，先哲们的思想紧紧围绕生物资源的保护、持续利用而展开，且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则、规律比拟社会秩序，视天道与人伦为同一：魏晋以后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破坏的影响；资源、环境意识决定于资源、环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认为先秦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其保护生态平衡的经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汉环境保护是构筑秦汉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陈业新强调秦汉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已引起时人重视，并已提出保护土地、林业、动物资源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生态保护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则先后发表文章就秦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机构、立法和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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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② 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

③ 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进行研究，揭示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轨迹。①邹逸麟以秦、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环境意识。②刘华从环境保护机构及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对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③张全明、刘华分别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认为宋人在保护生物资源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自觉而明确地采取保护措施，又带有朦胧模糊的生态意识。④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也有系列论文。杨昶则先后发表文章对明人的生态观念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举措和政令律令进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赵珍重点分析西北地区清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出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亦逐渐增强，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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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 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5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⑤ 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杨昶：《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杨昶：《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列相应措施。①罗桂环、舒俭民则纵向考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②

发掘利用古代文献、遗址及碑刻资料，考察其中所蕴涵的环境保护。古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论著大多认为这些典籍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例如，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远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以及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的考察分析。③叶坦就宋代帝王诏令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富民的时代要求，使当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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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赵珍：《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 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③ 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第1期；胡元鹏、?m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田龄：《试论〈周礼〉的环境保护意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屠承先：《〈盐铁论〉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江南的生态环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赵文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环境保护意识》，《内蒙古学刊》1996年第5期。

者在关系农业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较其它朝代具有明显进步。①倪根金、梁中效与陈小赤、胡同庆等或利用碑刻资料，或利用遗址残存来探讨相关时期、部分地域的环境保护。②

历史上的环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仅从上文提及的论著可以发现，关于宋代的环境保护水平、宋代与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汉的环境保护水平，学术界的观点反差很大。如何正确看待、评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水平及环保历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各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努力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说到：“似乎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见到更充分发展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于大陆”。④面对成绩与前景，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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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参本书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部分。

④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21页。

(一)加强学科整合，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原本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素养与知识，但从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研究者的经历考察，真正具有这一知识结构者恐怕还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晚近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一般从实验分析、数理模式入手，讨论历史时期包括文献记载之前的自然环境变迁，大多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及非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个别方面与学术小群体之外，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各种方法均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误差小、或连续性强，一些学者正是注意跨学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联合研究与学科之间的整合，进行学术对话与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

(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有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某些环境史论著也存在过分强调历史时期环境恶化及人为因素影响的倾向。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活动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力愈益显现，但这只是环境演变的众多诱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有自己的范围、程度与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作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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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张德二就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讲展》1998年第3期)等。

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当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为人类可以破坏、不重视环境的理由与借口。应该明晰，人类处于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另外，当今环境恶化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环境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趋于恶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制约而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事件也受到制约，处处标榜此乃环境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生活其中，人类社会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须联系，例如据资深学者的研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即无明显关系，冷期未见上升，暖期亦未见下跌。①因此，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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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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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m“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明清历史论文例7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此书共33节,前3节总论时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梁启超对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简单的解释和评价,显然对清代思潮的评价比较高,满怀希望和憧憬。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时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梁启超所作的四个分期其实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个复古阶段。从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到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最后推至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贯穿始终,使各个时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实为科学的研究精神。清学虽然进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应用于其它领域,其他事业,令其发挥效用,那么清学的灵魂也就不会灭亡了,而且必将造福于社会。

总论之后各章节为分论,展开对每个时期不同流派加以详尽的介绍论述。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主要以时代为经线,以学派、学者为纬线,对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加以全景式的论述,脉络清晰,详实丰富,涉及到清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和著作。从内容上看,包括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佛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广泛充分至极。仅以短短6万余字就勾画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大致经由,不仅罗列出历史事实,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梁启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另外,在论述中还非常注意理清学者的思想渊源和阐释各种思想对后世后代学者的影响。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创新的魄力和对传统史学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种良著的。这本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对于新史学的倡导

梁启超非常看重历史学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帮助国民鉴往知来,成为激励爱国心的源泉,并可促进国民团结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发达,就得益于史学。中国虽然号称史学发达,但实际上,传统史学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对于旧史学进行彻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896年,梁启超就根据当时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书使读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历代制度皆为保王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他认识到传统史学传史以帝王将相为主体而将民间之事排斥在史书之外,很少考虑芸芸众生之事,而且都是为朝廷为君臣而作,而非为国民而作。

第二年,梁启超将历史著作分为君史、国史和民史三种,他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而中国传统史学所载若非君史即是国史,总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一个王朝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核心,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实质是君权至上,这样的史学根本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不能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缺乏一种感染国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显然,他对于中国封建旧史学之体例、内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满之意。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对旧史学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而不能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所叙述的不过是“人间一二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仅是一人一家的谱牒;虽为政治史,却仅记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旧史学叙事笼统,不能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不能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那么就需要新史家能够独具慧眼,善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新史料,从中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并且广泛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相关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的成就与方法,研究历史专题,从而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著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中国转而学习西方文明。时值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必说,自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于是他成为了中国的“西学桥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念学说。

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即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即史家)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随即而淹沉。”史料的概念范畴、价值意义、资格条件都很简捷地表述出来了。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惯于从史书记载中寻找史料,忽略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文字记录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价值。新史家若能一改其旧眼光,扩大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充分利用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令其价值彰显,则必能使中国史学之面目焕然一新。

怎样搜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对于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的,“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那么,首先“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然后“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世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这就是说,治史者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有价值的史料,能以新视角赋予旧史料以新的意义,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烦,亲力亲为,进行彻底精密的研究,综合分析比较所搜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实面目和有用价值。

史料搜集到之后并不能完全信以为真,还要进行正误辨伪,即鉴别。鉴别真伪最直捷的方法是举出一个极有利的反证,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往往是明知史料不可信却苦于找不到有力的反证来驳斥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设立假说以待日后考证审定。一般的原则,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可信者愈少,最先最近的史料最为可信。梁启超专门提出了一整套详尽的辨别正误、鉴别真伪包括辨伪书、辩伪事的方法原则。另外,梁启超还积极宣传西方的学术方法,认为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非常值得正处于向近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的众学者,尤其是新史家们认真学习和汲取。这些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亦是极为有用的。

搜集与鉴别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但研究的结果如何,还取决于学者自身的认识能力。因此,梁启超提出了史家修养“四长”论,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是说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对于过去的人事毫无偏倚,善恶褒贬都力求公正。仅此还不够,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当然,纯客观做起来非常困难,也是根本达不到的,我们只能尽量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等一些毛病,审慎对待过去的事实,努力把自己的认知态度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鉴空衡平。

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学问。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史籍卷帙浩繁,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凡做史学的人,都要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梁启超建议作史学的人先选择一二项专门工作,做完后有余力再作其它的东西,万万不要贪多。同时,有了专门学问,也还要知道一些普通常识。能做到有一专长又有充分的常识最好,既能深入浅出又可触类旁通。“以十之七八的功力做专精的功夫”,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以十之二三的功力做涉猎的功夫”,“如此做去,极其有益”。

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要能察得别人所不能察者。观察的程序可以由全部到局部,也可由局部到全部。“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要用敏锐的眼光去观察,避免被传统的思想和自己的成见所蒙蔽,“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

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有了史德,忠实地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敏锐,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文章的构造分组织与文采两部分。组织就是整理归纳安排材料,包括对材料的裁剪和排列。文采就是写文章所用的字句词藻,要素有二,简洁和飞动。要养成史才,需要多读——多读前人的文章;少作——作时谨慎,用心去作;多改——反复润色,不满意就改。

其实,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刘知几最早提出了史学“三长”论,“三长”指的是史才、史学和史识。后来,章学诚又加进了史德,强调史家的心术要正。梁启超可以说是因袭于他们,但又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从排序可以看出,他对于史德的重视程度非前人所能比及。

梁启超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史心得,系统讲述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对于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具体细致的研究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可利用、可操作的价值。

五、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续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这样的表述足以窥见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无以比拟的自豪感。然而,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思想的衰败,梁启超开始上下求索,中外探寻,力图找到一条中西文化的最佳结合之路。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写道:“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亦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人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怎样结合呢?西方文化是多元的,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

梁启超主张不但要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从政治、法律到社会学、哲学、思想意识再到经济理论,无一不在学习内容之列,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在当时的中国推广西方现代化的一种尝试。他认为只有实现一系列根本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变革,中国才能富强。中华民族才能摆脱厄运。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看到一战结束后各国破败的景象,于是开始主张以东方文化经济西方文明之穷,实现中西文化的调和。19世纪西学东渐之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力图以中国文化去补充西方文化。梁启超算得上是先驱之一,他认为中西文化应该互补,其方式之一是以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经过挑选的部分去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这与当时朝廷认可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方针是有差别的,而且所提倡的中学与洋务派所坚持的传统的纲常伦理也是截然不同,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和继承。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瑰宝是不能丢弃的,要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他曾大量翻印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的有突出民主启蒙思想因素的著作,借以激发民主和民族意识。另外,他还努力从佛学中汲取为民族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力量。梁启超的所做说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不少有益于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料,人们若能根据社会进步的需要对其进行选择和改造,必能使其焕发新的光彩。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都应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融合的产物,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发展,要敢于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距,大胆地输入现代西方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成果,在开放的状态中让各种文化自由竞争与渗透交汇,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真正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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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历史论文例8

三、新时期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自1976年粉碎“”，特别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至20世纪末约20多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新阶段。 具体说来，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学者们能够无、无顾忌地进行研究。二、经常举办明史学术讨论会，建立群众性学术组织，创办刊物，使学者们发表论著有园地，交流心得有机会，营造出了有利于明史研究开展的气氛和环境。三、高校历史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为明史研究队伍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推动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四、中外学者之间、内地与港澳台学者之间的频繁互访和交流，国外学者和港澳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广泛引进与介绍，开阔了国内大陆学者的视野，启发了思路。 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每年约300篇，20年的总数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 出版的著作总数也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二、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倾影响，批判地吸收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研究方法中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研究方法。三、以前研究所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若干领域，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官吏贪污及其治理问题、商人问题、城镇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问题、实学思潮问题、经济思想问题等，开始被提出来，或进一步加强研究，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四、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和论述的详尽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充分说明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状况，下面就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一叙述。 政治方面，包括总体研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农民起义研究、重大事件研究、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6个领域。 关于总体研究，有毛佩琦、张自成《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天佑、陈梧桐、商传、洪焕椿、王鸿江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分析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的历史事实、原因、社会基础、影响、特征等。其时，中国史学界为肃清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开展了对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明史学者研究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是这一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对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影响多持批判态度，但也肯定了其在明初的一些积极作用。关于政治制度研究，有梁希哲与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关文发与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杜婉言与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德昌等《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高时良《明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李洵、赵毅、罗冬阳、罗仑、郭培贵、张德信、方志远、王兴亚、柏桦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官僚的培养、选拔、设置、待遇、考核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探讨。关于农民起义研究，除高言弘等《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及林金树、张德信、陈高华、李济贤等撰写的有关天启以前的明代农民起义论文外，大量的论著集中在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探讨上。有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年）、王纲《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王兴亚《李自成经济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谢承仁《李自成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通城县史志学会《李自成殉难通城资料选辑》（编者自印，1997年）、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以及洪焕椿、方福仁、韩长耕、穆长青、龙西斌、童恩翼、沈定平、蒋祖缘、南炳文、孙祚民、商鸿逵、、傅玉璋、张显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明末农民起义总体的角度，或从李自成起义的角度，或从张献忠起义的角度，在理论上或史实上作了空前深入的分析和考证。在若干问题上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特别是关于李自成归宿的争论尤为激烈。关于重大事件研究，有刘孔伏《明初空印案新探》（《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暴鸿昌《“高煦之叛”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许多有新见解、新发现的论著。关于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若干问题研究，有王春瑜《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白钢《甲申史事的启示》（《文史哲》1994年第5期）、 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洵《论明末政局》（《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孙文良与张杰《1644 年中国社会大震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 法律方面，有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律出版社，1992年）、杨一凡与典英杰《〈问刑条例〉与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论著，论述了明律的形成、演变和特点等，使过去用力极少的明律研究出现了初步的兴盛局面。 军事方面，出版有毛佩琦和王莉《中国明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简明论述了有关的重要制度和重大战役。还出版有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出版社，1987年）、邹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总说》（出版社，1987年），以及南炳文、方志远、黄冕堂、李龙潜、李渡、赵中男、赵立人、肖立

军、高春平、徐凯、梁淼泰、刘重日、姚继荣、李洵、杨业进、杜婉言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讨论所及包括军队编制、领导体制、京营、军户、军事家丁、募兵制度、海防体系、北部边防、马政、兵器、军官的培养和选拔、军事著作等。 经济与社会方面，有关论著遍及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土地问题、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商品经济、货币、价格、集市、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问题、家族宗法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阶级和阶层、社党、会馆、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生活习俗等近20个领域，还有对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其广泛深入不仅远远超过既往各个时期的同类研究，而且为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不可比拟。 关于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张建民、王其榘、顾诚、林金树等撰写的论文，作了有价值的探索。 关于土地问题，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毓铨与刘重日等《中国屯垦史》下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以及伍丹戈、樊树志、王毓铨、李文治、郑克晟、李龙潜、左云鹏、商传等撰写的论文，就官田与民田、土地制度的性质、各类庄田、各类屯田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关于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有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以及秦佩珩、伍丹戈、田培栋、栾成显等撰写的关于赋役改革、黄册制度若干问题的论文。 关于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出版有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张学君与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 关于商品经济，出版有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李文治、姜守鹏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货币，赵轶峰、董郁奎、晁中辰、夏维中等就货币制度的演变、白银内流的影响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关于价格，黄冕堂、彭超、张忠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探讨了若干地区或商品的价格状况，虽有待继续深入，但有开拓意义。 关于集市，韩大成、樊树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大体搞清了过去研究甚少的这一问题的基本状况。 关于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许敏、赵毅、魏林、姜晓萍等撰写的论文，就铺户买办、行商坐贾承担的商税、钞关制度以及管理控制商业流通的其他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 资本主义萌芽仍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 是第一部全面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巨著。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及王宏钧、刘如仲、王守稼、梁淼泰、洪焕椿、柯建中、李文治、沈定平、李洵等撰写的论文，由原先侧重于综合性一般考察，发展至着重对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专门研究，不仅关心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更多地关注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反映了研究的新趋向。 人口问题形成了研究的热点，出版的专著有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还发表了孙达人、王其榘、王育民、王瑞平、顾诚、李济贤、曹树基、林金树、南炳文、林仁川、李洵等人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考察了人口数量、地区人口、人口管理体制、移民和流民等，研究相当深入，不同意见争论热烈。 关于家族宗法制度，重要研究成果有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支平《近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以及韩大成、李文治、张海瀛、王日根、唐力行、高寿仙等撰写的论文。 关于社会基层组织，周绍泉、王昊、赵中男、曹国庆、陈宝良等就乡里组织、里甲制度、老人制度以及乡约、保甲、火甲等撰写了论文。 关于阶级和阶层，研究进展极为显著，特别是表现于对商人、宗室、宦官、曲阜孔府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上。对商人的研究，除着眼于一般商人及盐商、皇商等特殊商人外，主要是用力于区域性商人集团，对各商帮的形成、发展、经营范围和特点、历史作用等皆有出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张海鹏与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张海鹏与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年）、张正明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平、王兴亚、叶显恩、李琳琦、周绍泉、张雪慧、王世华、方志远、罗一星、王日根、黄启臣、韩大成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宗室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土地占有，扩展至从分封制度、王府规制、宗藩特权与军权的演变、宗室经济、宗藩人口等众多角度进行分析，顾诚、王春瑜、暴鸿昌、张德信、张显清、赵毅、魏连科、王守稼等发表了重要论文。对宦官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从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主要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主要成果有王春瑜与杜婉言《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和《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以及栾成显、孙卫国、方志远、李渡、郑克晟、王世华、廖心一等撰写的论文。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胡岩林、魏连科、李洵、暴鸿昌、陈宝良、刘志琴等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驳斥“”前夕盛行的知识分子对元末农民起义队伍起腐蚀作用的论点，总结明代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明初知识分子政策的得失，探讨明代知识分子的心态、风习、社会地位以及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价值观念的转变、与商人关系的变化等。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及郑克晟、方志远、高春平等的论文，对若干地区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上述之外，许大龄、傅衣凌、柯建中、伍丹戈、张显清、黄冕堂、吕景琳、韩大成、周良霄、田培栋、张正明等的有关论文，考察了地主阶级、缙绅地主、自耕农、佃户、奴婢、雇工人、乐户等，也是关于阶级与阶层研究的重要成果。 关于社党， 出版了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还有田培栋、张显清、刘志琴、许大龄、周学军、步近智、赵毅、郭英德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东林党仍是最受关注的对象，具体考察各地 区的东林党人是一大特点。除了多数学者肯定东林党人外，少数学者对之评价不高，也很引人注目。 关于会馆，主要研究进展是逐渐搞清了它不像五六十年代所认为的作为行会组织而存在，而是具有同乡人松散联合的性质。影响较大的出版物有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及李华、洪焕椿、吕作燮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有耿庆国等《王恭厂大爆炸——明末京师奇灾研究》（地震出版社，1990年）以及王兴亚、钟永宁、顾颖、陈关龙、傅玉璋等有关慈善事业、备荒仓储、政府灾荒蠲免的论文。耿庆国等所撰书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攻关的成果。 关于生活习俗， 出版有王熹《中国明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年）以及许敏、王云、陈茂山、刘和惠、常建华等撰写的有关论著，考察及于节日、衣、食、往、行、婚、丧、祭祀、娱乐等。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日趋奢靡论述尤多，并且评价不一，或偏重否定，或肯定其刺激工商业与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关于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出版有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 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毛佩琦《中国社会通史》明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等著作，从总体上把握了明代经济与社会所达到的新水平。 区域史方面，从综合或专题的角度，对几乎所有的省区分别进行了考察，其中关于江南、徽州、东北、广东等地区的考察成果尤多。关于江南，研究的侧重点是经济与社会，论述的范围以整个江南地区或其中更小的地区为对象，出版有钱杭与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罗仑等《苏州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著作，以及李伯重、林金树、平、郑志章、朱子彦、刘秀生、范金民、夏维中、王守稼、缪振鹏、沙郑军、汪维真、牛建强、陈学文、蒋兆成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徽州，主要是围绕五六十年现的这一地区的文书契约来研究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文书契约本身的构成、分类等，研究相当深入。出版有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周绍泉与赵华富《’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年）、安徽省博物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王钰欣与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以及刘重日、曹贵林、栾成显、张雪慧、陈柯云、彭超、刘和惠、刘淼、郑力民、王世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东北，除了继续研究以前即受重视的中央政府对其管辖及女真人、满族的兴起等课题外，对军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也广泛地开展研究，形成全面深入的研究态势。出版有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yáng＠①等《中国的东北社会（十四——十七世纪）》（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杨yáng＠①等《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杨yáng＠①《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以及郑天挺、姜守鹏、从佩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广东，出版有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李华、李龙潜、叶显恩、谭棣华、黄启臣、蒋祖缘、邓开颂、冼剑民、刘志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的着力点在于经济与社会。关于其他地区，有傅衣凌等《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及郑振满、曾玲、林仁川、韩振华、李金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福建和台湾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粟冠昌、龚维玲、覃延欢、张雪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广西和海南岛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吴宜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高铭群、张国雄、张家炎、梅莉、施正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江西及湖广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朱亚非《山东通史》明清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及从翰香、张岗、陈冬生、李令福、王兴亚、张正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王致中与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及田培栋、杜常顺、田卫疆、唐景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陈世松《四川通史》第5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及潘洪钢、刘如仲、罗康隆、翁家烈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此时区域史研究的兴盛，一是由于学者们认识到只有做好各省区的研究，才能搞好对幅员辽阔的整个中国历史的综合性研究；二是由于80年代后兴起的全国性新编地方志热潮的推动。 城镇方面，研究之盛也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形成了研究江南城镇，特别是江南市镇的热潮。关于江南市镇，出版有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和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两部专著，以及何荣昌、王家范、平、蒋兆成、林绍明、吴仁安、朱子彦、范金民、夏维中、张华、任道斌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从总体或个案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空间布局、市场网络、文化风尚、历史影响等。关于江南城市，王家范、陈学文、洪焕椿、傅崇兰等发表了研究苏州、杭州颇有价值的论文。关于北京和南京，出版有贺树德《北京通史》第6卷（中国书店，1994年）、 孙健《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等专著，以及李洵、李晟文、韩大成、范金民、平、周志斌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长江以北运河沿岸城镇，出版有郭蕴静等《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南炳文等《天津古代人物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及杨正泰、王振忠、许檀、毛佩琦、林纯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山东、河南、湖广、江西、两广及西北地区的城镇，出版有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顾朝林、王瑞平、陈关龙、宋平安、肖放、刘志伟、蒋祖缘、黄滨、王致中、魏丽英、肖遥、岱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两书，是综合研究明代城市的力作。 人类活动与自 然相互关系方面，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属填补空白之作，学术上和实践上皆意义颇大。这些成果包括陈家其、龚胜生、邹逸麟、曾玲、周翔鹤、陈国生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太湖流域、湘鄂赣、福建）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用兵打仗、人才成长等受到自然条件制约和影响的论文，以及暴鸿昌、胡凡、张国雄、梁四宝、王守春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长江中上游、北部边境）不注意生态平衡的开发活动给人类自身带来恶果的论文。 国内民族方面，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关于女真和满族，出版有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李洵与薛虹《清朝全史》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董万仑《清肇祖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和《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孙文良与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wò＠②《皇太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远廉与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陈作荣与赵毅《多尔衮评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杨学琛与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治亭等《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晋藩与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赵铎《清开国经济发展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钟翰《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李燕光等《满族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盛京刑部原档（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群众出版社，1985年）、季永海与刘景宪《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年）、李林《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出版社，1979 年）、刘厚生《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70年代末至80年代）、潘zhé＠③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991年）等著作，以及蒋秀松、王佩环、陈安丽、从佩远、张云樵、李澍田、李景兰、蔡美彪、郑天挺、魏鉴勋、白新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地论述了女真与满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法律、文化风习、杰出人物事迹与贡献，以及女真各部的情况、满族的统一等，并整理、介绍了有关史料。关于蒙古族，出版有薄音湖等《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白翠琴《瓦刺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杨绍猷《俺d ā＠④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乌日娜、蔡美彪、葛永年、李漪云、樊保良、乌兰、马汝珩、蔡志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蒙古族的经济状况、社会生活、、北元、十六世纪的土默特部、以往研究甚少的瓦刺等，分别进行探讨。关于藏族，以人物研究成绩最为突出，对政治、法律、社会发展及宗教等也作了不少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尧与褚俊杰《宗喀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曾国庆与郭卫平《历代藏族名人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杂志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关于其他各族，出版有江应梁《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良玉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秦良玉史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许多有关论文，研究所及，包括锡伯、朝鲜、畲、瑶、黎、壮、苗、傣、纳西、傈僳、土家、彝、回等族的分布、社会经济、文化贡献和杰出人物等。关于明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实行的茶马互市和土司制度，发表有陈梧桐、赵毅、姚继荣、林延清、吴仁安、石蓥、粟冠昌、吴永章、谢永雄、苏建灵、张雄、彭英明、古永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以及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等专著，充分肯定了明政府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巩固、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上的积极作用，也分析了其局限性和失策之处，论述了实施茶马互市制度的初衷、客观影响、具体规定和执行的实态，就明代各地土司的分布、特色、历史作用等，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关于明朝政府及汉族与满族的关系，明清和战研究仍然甚多，出版有孙文良等《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专著，以及滕绍箴、李治亭、李鸿彬、张玉兴、张德信、王思治、关文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探讨了明清战争的原因、性质、意义以及各战役的具体情况，引人注目的是改变了过去是明非清的一统局面。此外，朱诚如等还就清朝入关前对汉族的政策等撰写了论文。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蒙古族的关系，发表有吴量恺、胡钟达、陈守实、蔡志纯、曹永年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两者的和战、经济文化交流、明朝对蒙古的政策等，提出了团结、友好是明代蒙汉关系主流等有价值的新论点。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藏族的关系，出版有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元明）（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吴钧、阿沛·、牙含章、杜常顺、石硕等撰写的论文，论证了明朝对地方的有效管辖；尹伟光等撰文探讨了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管理等。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其他各族的关系，蒋炳剑、苏建灵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汉族与畲族、壮族、瑶族、土家族等的融合和友好交流。关于其他各族间的相互关系，马寿千、郭成康、杨庆镇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满蒙、满藏、蒙藏等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中外关系方面，存在着明政府对外政策、中外贸易、郑和下西洋、中日关系、中西关系等几个研究热点，其研究虽非始于这一时期，但研究的角度、重点等多不同于以往，达到了新的高度。加之其他有关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从而构成了中外关系研究的新高潮。这一新高潮之所以出现，主要当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实行了对外开放方针的影响。关于明政府对外政策，陈梧桐、陈尚胜、晁中辰、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在全面分析明政府对外政策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其时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影响等。关于中外贸易，出版有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专著，以及杨翰球、陈尚胜、晁中辰、田培栋、朱亚非、范金民、任鸿章、沈定平、陈学文、沙丁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所及包括朝贡贸易、海外贸易、市舶司制度、商品种类、中日贸易、与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的贸易等。关于郑和下西洋，出版有范中义和王振华《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2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等《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年）、《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及与南京郑和研究会等编辑的几本有关论文集、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等《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郑鹤声与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三册（齐鲁书社，1980—1989年）、刘重日与周绍泉《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等著作，以及周积明、范金民、陈尚胜、田培栋、庄为玑、谢方、晁中辰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总结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提出了郑和航海何以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等新问题，在郑和生卒时间及出使经历等方面提出了新 见解。关于中日关系，出现了对倭寇性质的热烈争论。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以及陈抗生、林仁川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海盗运动，是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的反海禁斗争。但郝毓楠、陈学文等仍坚持传统的看法，认为抗倭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正面评述及赞颂抗倭人物的论著仍不断发表，其中有阎崇年《戚继光研究论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范中义《戚继光评传——继往开来的军事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此外，冯佐哲、史世勤、周中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讨论了明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关于中西关系，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等专著，以及冯天瑜、陈申如、臧嵘、史静寰、张维华、孙西、程伟礼、马雍、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多数学者对其输入西方科学知识的历史贡献给予较高的评价，改变了五六十年代以来一般评价较低的状况；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17、18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与冲突》（文津出版社，1992年）和《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潘吉星、张云台、曹婉如、许敏、邓建华、杨建华、宝成关、黄启臣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冲突，特别是研究了中西宗教与哲学的深层次的差异、西学东渐未能推动其时中国走上科技近代化的历史原因；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年）等专著，以及姜秉正、余思伟、聂德宁、黄国安、邓开颂、汤开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西方殖民者对澳门的争夺以及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后明政府对该地行使的状况、该地的贸易状况和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上的地位等；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年）一书从交通、宗教与文化三个方面论述明清之际的中西关系， 视野颇广。关于中外关系的其他问题，出版有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陈尚胜《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王裕明、周晓虹、杨杭军、江醒东、陆宇生、张莲英、杜蔚文、郑甫弘、童家洲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总体角度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或研究中朝、中越、中菲、中缅、中泰、中柬等双边关系，或研究华侨及其发展中外友好的贡献；还出版有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吴丰培《壬辰之役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谢方整理的明人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和明人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以及余思黎整理的明人罗日jiǒng＠⑤《咸宾录》（中华书局，1983年）等，辑录和校点了与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有关的史料。 文化概貌方面，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任道斌、王日根、商传、王春瑜等撰写的有关文章，论述了明代文化的分期、主潮、皇权文化与民间学术文化的盛衰消长、商品经济对文化的影响等，多具开拓意义。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除各具体门类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外，开始出现对其总体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当与现实生活中重视科技、实行科教兴国的方针有关。关于总体宏观研究，出版有汪前进《中国明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戴念祖、解学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全面论述了明代的科技成就、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明末以后落伍于西方的原因等。关于数学，杜石然等发表了有关论文。关于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等著作，出版有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年）、《天工开物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释》（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丘亮辉所编《〈天工开物〉研究——纪念宋应星诞辰400周年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以及何兆武、 黄长椿、吴申元、游修龄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这些论著使人们对宋应星的生平、思想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天工开物》等著作的整理和内容分析也提高到新水平。关于农学，出版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关于地理学，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进一步加深。除散见于报刊的论文外，出版的论文集有鞠继武《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徐霞客研究文选》（1991年自印）等近10种，出版的专著有于希贤《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唐锡仁和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等十几种。“游记”的版本研究和整理校注都取得了新进展，褚绍唐和吴应寿整理的《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是迄今最完善的点校本，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洪建新《徐霞客游记选注》（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是注释的优秀成果。有关专著以及朱东润、秦子卿、徐兆奎、周宁霞等撰写的论文，论及徐霞客的生卒、故里、宗谱及其“游记”的文学价值、地理学价值、旅游学价值等，出现了多学科结合研究的喜人势头。原来无人问津或研究甚少的王士性及其地理学著作、商人编纂的地理书、郭子章的地名学成就等，也受到重视，有关的成果包括徐建春等《王士性论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周振鹤《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杨正泰校注的《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以及杨森、丁式贤、朱汝略、华林甫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医药学，出版有齐苔《李时珍和〈本草纲目〉》（中华书局，1982年）、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学会《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唐明邦《本草纲目导读》（巴蜀书社，1989年）和《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关于水利工程，出版有彭雨新和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专著，以及王绍良、汪家伦、洪焕椿、蒋兆成、林金树、张华、蒋祖缘、左书谔、蒋超、王永厚、朱玲玲、 封越健、邹逸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治黄、治运以及几乎遍及全国的农田水利工程的成就、经验教训等。关于建筑工程，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实际踏勘，写出了许多关于长城、都城、陵寝等的高水平的论著，搞清了许多疑难史实，剖析了建筑工程中所体现的传统思想。重要成果有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 1989年）、张立辉《山海关长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高凤山和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杨仕与岳南《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及艾冲、冯永谦、罗哲文、许成、陈守忠、王璞子、单士元、阎崇年、雷大受、傅文琪、王明轩、周思源、胡汉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史学、方志学和音韵学方面，在既往研究不多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关于史学，发表了葛兆先、吴振清、陈高华、钱茂伟、李小林、姜胜利、牛建强、朱仲玉、陈作荣、赵毅、仓修良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对明代史学思潮的变迁、史学成就、重要史家等作出空前深入的探讨。关于方志学，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等专著，以及刘纬毅、巴兆祥、黄燕生、王剑英、傅振伦等撰写的论文，分别论述明代方志总体及某一类、某一种或某一地区方志的情况。关于音韵学，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是关于明清等韵学的第一部专著。 文学艺术方面，成绩明显地超越以往任何时期。关于文学总体状况，出版有吴志达《明清文学史》（明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赵景云和何贤锋《中国明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关于文学批评，出版有袁震宇和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关于小说，出版有孙一珍《明代小说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明代小说的艺术流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漓江出版社，1983年）、吴士余《〈水浒〉艺术探微》（重庆出版社，1985年）、吴圣昔《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朱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等不下数十部专著，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东风文艺出版社《明清小说论丛》（1984年5月始出第1辑）、《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等《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欧阳健等《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等不下数十种论文集和研究专辑。数千篇，其中着眼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由小说来探索现实等，引人注目者有方志远、徐振贵、黄毓文、吴礼权、胡世凯、姜守鹏、南炳文、贺葵、戴鸿森、陈诏、梁今知、冯天瑜、王平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还出版了朱一玄、刘毓忱、马蹄疾、刘荫柏、侯忠义、王汝梅、周钧韬、方铭、黄霖、张菊玲、谭正璧等辑录的研究资料。关于戏曲，出版有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黄文锡等《汤显祖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关于散文和诗词，出版有饶龙隼《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诗文部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汇编、整理资料的数部著作。关于艺术，除毛佩琦、肖燕翼、单国强、余辉撰写的有关论文外，出版有陈奕纯等《中国明代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戴念祖《朱载＠⑥——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年）、徐建融《明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林木《明清文人画新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故宫博物院《明代吴门绘画》（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和《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等专著，吉林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还出版了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徐渭、董其昌、黄道周、陈洪绶等画家或书画家的多部传记和年谱等。 思想方面，最应注意者有两点：一是对其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能够比较充分地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并在其发展演变的解释上突破旧说，提出新看法；二是研究范围扩大，开拓了实学思潮、经济思想、心理思想等新的研究课题。关于思想的总体状况，出版有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关于理学，出版有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侯外庐和邱汉生《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等《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著作，以及张岱年、尹协理、冯天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王阳明及其心学，出版有沈善洪等《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锡勤等《阳明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和《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三联书店，1997年）、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钱明、夏瑰琦、来可泓、冯契、李德芳、柯兆立、吴雁南、路新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其他哲学家，出版有李庆元《明学大师——薛xuān＠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天石《泰州学派》（中华书局，1980年）、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官生《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清辉《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葛荣晋《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与《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华书局，1990年）、衷尔钜《吴廷翰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8年）、姜国柱《吴廷翰哲学思想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郑涵《吕坤年谱》等专著。关于启蒙思想，出版了详论嘉靖至道光启蒙思潮的萧＠⑧父等《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同时也发表过否定明清之际有启蒙思想之说的论文。关于实学思潮，出版了陈鼓应与辛冠洁等《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和《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潮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张显清、魏宗禹、步近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经济思想，出版有巫宝三《中国 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以及吴申元、李普国、赵靖、陈学文等撰写的论述邱浚经济思想及明中叶“奢能致富”思想的论文。关于心理思想，出版有燕国材《明清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 宗教方面，第一次出现了广泛开展研究的局面，出版有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专著，以及陈高华、李尚英、曾召南、杨立志、李建军、黄山、南炳文、赵世瑜、陈兵、肖雨、王静、李济贤、宋军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不仅论述了佛、道、民间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的状况，而且探讨了明朝的宗教政策、寺观经济、寺庙文化和庙会功能等，多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图书事业方面，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丛谈》（中华书局，1993年）和《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年）等著作，以及冯惠民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出版社，1994年）等资料辑录。 人物方面，有关论著大量出版，超过其他所有方面。其所以能够如此兴盛，一是因为人物研究历来受人青睐；二是因为人物传记拥有较广的读者面；三是因为各地为了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往往打历史名人牌，从而推动有关人物研究的开展。对皇帝的研究是人物研究的热中之热，仅出版过两个以上皇帝传记的出版社就有6家， 其中紫禁城出版社出版1书16帝，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2书2帝，人民出版社出版3书3帝，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2书12帝，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12书21帝，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2书2帝。这些传记收尽了明朝的所有皇帝，多能实事求是地论述传主的功过，重视人物形象的描写。上述之外，关于皇帝的重要著作还有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1989年）等。此时研究较多和较深的人物还有开国功臣、严嵩、海瑞、叶向高、徐光启、袁崇焕、吴三桂、洪承畴、史可法、郑成功以及明朝遗民等。关于开国功臣，出版有张德信等《明代开国功臣传》（黄山书社，1992年）、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文新《刘伯温智略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胡岩林、郝兆矩等撰写的有关刘基生平、思想的论文。关于严嵩，出版有曹国庆等《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199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严嵩与明代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曹国庆《严嵩年谱》（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曹国庆等为史书上指责的严嵩“贪污受贿”、“屠害忠良”行为进行了分辩，而张显清坚持传统的“一代奸雄”的旧说，双方论证皆极为详细。关于海瑞，学者们抛弃了“”所散布的谬论，肯定其为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改革家、大清官，重要成果有李锦全《海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关于叶向高，出版有冷东《叶向高与明末政坛》（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专著，以及何孝荣撰写的论文。关于徐光启，出版有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欣之《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等专著，以及施宣园、冯天瑜、李长年、王福康、吴德铎、刘建、胡道静、游修龄等撰写的论文，广泛地论述了徐光启的生平活动、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学术思想、等。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一书，对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研究。关于袁崇焕，出版有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袁崇焕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阎崇年与俞三乐《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以及谭世保、颜广文、黄国强、石斌、姜守鹏等撰写的论文，对袁崇焕的籍贯、死因、在抗清斗争中的地位等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关于吴三桂和洪承畴，除了不少学者仍坚持传统观点对其归清持否定评价外，另一些学者则对之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多半与这些学者对明清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将其看做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统一战争而非民族战争紧密相关。出版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 李新达《洪承畴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等专著，以及左书谔、李治亭、李兴祥、杨丽华、李鸿彬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史可法，出版有李廷先与刘立人《史可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书，以及周昭京、蔡起、秦子卿、王文清等撰写的论文，虽对史可法评价仍不一致，但打破了“”前夕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否定成为定论的不正常局面。关于郑成功，出版有《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等数部论文集、毛佩琦《郑成功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福建师范大学郑成功史料编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等数部史料辑录，以及傅衣凌、施联朱、李育安、岳成驰、张宗洽、陈碧笙等撰写的论文。由于郑成功抗清、复台的基本过程以前已经搞清，这时研究的重点在复台的动机和意义、郑成功与海商集团的关系及其民族政策、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等。关于明朝遗民，主要是整理或发现了有关研究资料，出版有范金民等《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智超等《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 综合性断代史方面，出版了一批反映明史总体研究新水平的高质量专著以及加工整理旧作的成果，主要有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李洵和薛虹《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南炳文和汤纲《明史》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91年）、刘重日等《中国史稿》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杨国桢和陈支平《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8 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南炳文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明朝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日右加杨的右部 ＠②原字为洋的左部右加宛 ＠③原字为吉右加吉 ＠④原字为答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耿下加衣 ＠⑥原字为土右加良 ＠⑦原字为王右加宣 ＠⑧原字为花的上半部下加捷的右半部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除上文涉及者外，可归为五类：专题资料摘编、“明实录”资料摘编、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评介考证。关于专题资料摘编，包括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等。关于“明实录”资料摘编， 包括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民族学院历史系《明实录藏族史料》1至3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至1985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辽沈书社，1990年）、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王其榘《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以及由李国祥等主编、由武汉出版社自1990年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明实录类纂》等。其中《明实录类纂》卷帙最为庞大，已出版的近20卷字数多在百万字以上。关于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包括《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等。另外，1978 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及1981 年创刊的《历史档案》，也间或公布明代的档案原文。关于史籍史料整理出版，一是陆续出版丛书《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是陆续新编丛书《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明清史料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三是整理重印旧有丛书《国朝典故》（许大龄、王天有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四是整理出版单行史籍史料，如王世贞《yǎn＠①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万历起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等。关于史籍史料评介考证，最重要的是有一批考释《明史》的宝贵成果，包括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至1986年）、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高其迈《明史刑法志注释》（法律出版社，1987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8年）等。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和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等，也是介绍史籍史料的重要专著。 工具书方面，出版的数量不算太多，但多半质量较高。其中有李小林等《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李裕民《明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5年）、朱保＠②《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 新时期明史研究论文集出版数量激增，总数约有百部，这是明史研究大发展的必然结果。除上文论述有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时已经叙及者外，此时出版的其余论文集依内容和形成的原因等大体可分为五类：一为专题性论文集，二为综合性论文集，三为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为已故学者纪念论文集，五为个人论文集。其中个人论文集的作者包括郑天挺、、伍丹戈、谢国桢、傅衣凌、陈国强、郑公盾、王毓铨、吴晗、尚钺、秦佩珩、梁方仲、方福仁、黄冕堂、孟森、韩大成、张维华、王春瑜、商鸿逵、韦庆远、容肇祖、陈学文、阎崇年、王守稼、陈生玺、洪焕椿、孙文良、李文治、季士家、薛虹、傅玉璋、李洵、南炳文等30多位学者。新时期出版数量很多的论文集，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贡献。 新时期的明史研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宏观上缺乏协调，学者们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其结果则是热门课题重复撞车，浪费了人力物力，而有些课题本应研究却无人问津。其次，在应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中，间或出现对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及外国史学的某些理论生吞活剥、照搬照用的现象。第三，部分研究者学风不正，在读书不够、心得不多的情况下，勉强著书立说，导致粗制滥造，谬误迭出，或者抄袭前人成果。有的为了谋求资助或其他利益，巧意迎逢某些家族、地区或人物，曲解历史，牵强附会。上述三点是新时期明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它们与其时明史研究中的种种成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但其危害不可忽视。 四、丰富的经验教训，深刻的启示 回顾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其成就相当辉煌，而经验教训也相当深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示着未来明史研究正确开展的方向。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指导思想即史观的进步，先由近代的进化史观代替旧的传统史观，后又由近代进化史观进步到唯物史观。这一进步是明史研究中最根本性的进步，百年中明史研究的各项成就无不受其影响，以其为基础。唯物史观的广泛应用意义重大，它使明史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当然，这里所讲的唯物史观，并不是排斥其他任何理论的僵化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实践应用中需不断发现、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对于其他理论体系，它不是盲目地排斥，而是有分析地对待，其合理成分，即使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方法，也要批判地吸收过来，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成就，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狭窄，势必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区域状况、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代替。这一变化，使明史研究大为深入，亦为今后明史研究的继续发展繁荣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应该尽量开阔视野，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角度。原已开辟的研究领域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其中研究比较薄弱者，如社会生活、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等尤应着力加强。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继续寻找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角度。此外，从世界史的角度及中国通史的角度加强对明代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取得了很大收获，这表现于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笔记、文集、方志、碑刻等的收集、校点、印行，以及重要史籍的整理、刊印等。这类工作对明史研究论著的撰写意义十分重大，是其达到新水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就今后明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说，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仍要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许多文献资料需要进行校勘整理，以改变其无法阅读、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状况；按类分析、编制索引，使文献资料便于研究利用，也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广泛存在于地上地下的实物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原先注意不多，今后尤当着意搜集和整理。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这除了一般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往往息息相关的原因外，还由于明朝在时间上距20世纪甚近，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起源即在明朝时期，人们对明朝的历史了解较多，兴趣较浓。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大明史工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密切注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力求从中找出可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二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往往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用歪曲、比附、影射等卑劣手法妄谈历史，以求为其进行阴谋活动寻找借口，制造舆论。前者有力地推动了明史研究的深入和兴旺，后者不仅无助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历史研究。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上述关系，给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非常深刻。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进步，与史学评论的开展有重要的关系。关于明史研究的史学评论，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史家们为研究某一历史问题，在自己的论著中顺便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或专门著书立说与其他史家相辩驳，从而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二是评论家们对某一史家的具体论著专门撰写评介文章。这两种评论形式的运用均有十分成功的，关键是评论者秉持促进明史研究发展之公心，能够实事求是，不虚美，不妄斥，从而起到了互通信息、切磋学问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些评论不能令人满意，这主要不在于评论者业务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其出发点和态度缺乏客观求实的精神。有的在学术观点上党同伐异，凡是与其观点相同的论著便极力表扬，相反则批评贬斥，甚至讽刺挖苦。有的评介文章，其写作目的只是为了对所评介者进行吹捧和宣传，通篇只有粉饰溢美之辞，看不到客观、认真的分析评说。这种评介文章，与其说是史学评论，不如说是出版商的广告。本世纪末的20多年中，这种所谓评介文章数量甚多，流行甚广。许多粗制滥造的抄袭之作、平庸之作和 曲解历史的低劣之作所以能经常出现而受不到有力的遏制，史学评论中的这种无原则吹捧歪风的盛行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正确公平地开展史学评论，实为史家们不可忘记的重要一条。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的进步，还与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息息相关。凡是中外史家的交流搞得积极、顺利的时期，明史研究的发展就迅速、富有成效；反之就发展迟缓。这是因为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有利于彼此取长补短、启发思路、开阔视野。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明史工作者还必须经常注意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①原字为上合下加弃的下半部 ＠②原字为火右加商的下半部

明清历史论文例9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明清历史论文例10

2002年有两个问题的讨论成为清史领域的热点。首先是新修大型清史的问题。学术界关于重修清史的讨论已经持续了数年。2002年，新修大型清史项目获准启动。不言而喻，在未来十年中，大型清史的纂修将对清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一工作不止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事情，也是今后十年其他相关史学领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第1期）、陈其泰《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体》（《清史研究》第1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与清史修撰》（《清史研究》第3期）、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第3期）等文章就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看法。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晚清史的回归”。晚清七十年（从鸦片战争至清帝逊位）被从清史整体中割裂出来始于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晚清史更被纳入近代史范畴。不可否认，20世纪50-80年代，近代史范畴内的晚清史取得了很多基础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至今还被研究者所广泛征引。但是，受到特定时代气氛的左右，晚清史研究中被附加了许多先入之见，很大程度上成为“革命史”、“政治史”的注释和附庸，其研究的结论往往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当然，这不只是晚清史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史“与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的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已开始愈益现露”，而近几年来的研究实况（比如《清史论丛》和《清史研究》的论文早已涵盖了晚清七十年）也表明，晚清史研究回归到清史研究的整体中去，或者在清代史的整体框架内反思晚清七十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海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共识。本年姜涛的文章《晚清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史研究》第2期）对这一问题有较为公允的评论。

二

2002年召开的两次学术会议也应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即7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八旗学术研讨会”和8月在大连召开的“第十届清史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清宫史研讨会”。一些有质量的清史论文在这两次会议中宣读。

在文献整理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中国书店影印，7月）、朱彭寿编纂《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4月）、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7月）、王树民、韩明群、韩白强编校《戴名世遗文集》（中华书局，3月）、安京《海录校释》（商务印书馆8月）等应引起大家的关注。

两部译著的出版也为清史研究增色：即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著、耿?N译《清宫洋画家》(Peintres Jésuites en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Anthèse, 1997)（山东画报出版社，1月）和何伟亚（James L. Hevia）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0月）。前者对于清代中西关系史和美术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后者在以往的马戛尔尼研究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从礼仪层面剖析了马戛尔尼使团所体现的中英冲突的本质，认为这是两个扩张性帝国的会面，而不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几篇有质量的评论文章的发表也应引起注意，即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论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第1期）、何龄修《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国史研究》第4期）以及辛德勇《〈清人别集总目〉书后》（《中国史研究》第4期）。如果充斥史学界的是没有批评的评论，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上述作者的文章带来了一种值得欢迎的批评气息。

三

2002年清史研究专著的出版数量较多（目前仅笔者所见即有25部），已经构成了本年这一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清史研究论文的发表仍然是以讨论社会史问题的为多。据笔者的初步统计，研究社会史问题的论文数量约占清史论文总数的百分之四十，遥遥领先于其他领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年来清史研究的趋势。社会史之外，依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还不能说十分全面），清史学者对各领域的关注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学术文化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边疆史。下面试分述之。

社会史。

李尚英《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中国工人出版社，6月）、宋军《清代弘阳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月）、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出版社，4月）三部专著研究的是社会史问题。《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收录了作者20年间发表的论文22篇，其中主要是论及清代民间教派的文章。《清代弘阳教研究》的作者网罗了大量相关档案、宝卷，并利用日文文献，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对于弘阳教的考证颇多重要发现，如对弘阳教的教主、弘阳教的创立过程及其经卷内容等做了信而有征的论述。《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大量运用西方现代社会学和史学理论，从问题意识到方法论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的研究以明清庙会为切入点，着力探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信仰问题，许多论述给人以启发。但由于本书的某些表述方式相当西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作为中国史研究结论的力量。

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通过分析江南与外部市场的关系，认为明清江南与其外部经济联系的加强，对江南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影响。而在19世纪之前，这种影响的积极因素较多，19世纪之后，其消极影响则日益上升。《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中、下）（《清史研究》第1、2期）分析了苏州从明中叶至清中叶发生的城市变化，认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城市工业的发展，而经过三个世纪的工业发展，到了清中期，城市工业在苏州地区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苏州城已成为一个工业城市。本文的结论也印证了宫崎市定和傅衣凌二位学者的研究结论。高王凌《地租征收率的再探讨》（《清史研究》第2期）对土地制度史中“地租率”这一问题加以探讨，认为研究地租率应从实收率入手，其初步结论为：实际地租率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百分之三十，远不是以往所说的百分之五十。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清史论丛》）一文主要利用山海关税收档案，在日本学者加藤繁的研究基础上，对清前期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做了进一步考察，认为山海关是清前期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沿海税关，而锦州和牛庄则是其所辖的当时最为繁盛的两大港口。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根据碑刻史料的考察》（《燕京学报》第12期）一文通过对较少有人涉及的清代北京旗人香会（包括都城隍庙、白云观、东岳庙、药王庙香会、大觉寺献灯会、关帝庙掸尘会、戒台寺广善米会）的研究，探索了香会组织、会首、会费的范围及构成问题，描述了普通旗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对于理解清代民间满汉关系也很有启发性。郭松义《从赘婿地位看入赘婚的家庭关系——以清代为例》（《清史研究》第4期）对清代由入赘婚引出的家庭关系加以考察，认为由于入赘婚破坏了原有的承嗣和财产继承，这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是一种悖论，因而遭到人们的贱视。郝秉键《清代精神病人管制措施考述》（《清史研究》第2期）通过分析清代有关精神病人“犯罪”的律法，认为清政府对精神病人管制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宽到严再到宽的过程，而清廷把精神病人纳入其专制炼狱之中（世界其他国家所无），亦可见清代专制政治之严酷。王成兰《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清史研究》第2期）以“陈四案”为切入点，分析了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环境，认为这一案件的处理，体现了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过敏性猜疑”，基于这种猜疑，统治者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刘平《清代教门的神秘语言文化研究》（《清史论丛》）解析了符咒、谶语、乩语的文化含义，认为清代教门之语言文化功能主要体现为：1、引人入会、扩张势力；2、坚定教众信仰，发动叛乱。常建华《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清史论丛》）认为乾隆继位伊始，便采取措施治理僧道，其为政“宽严相济”，承袭了其祖康熙的态度。张晋藩《清朝法制史概论》（《清史研究》第3期）对清朝法制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及其发展阶段与特点做了详尽阐述，论述了清朝法制从兴起、成熟到衰亡的过程。张世明《时间与空间：清代中国与西方在税法上的文化选择》（《清史研究》第3期）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论述了清代中西方税法的异同、税法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学术界对清代税法的认知误区等问题。

另外，应该引起注意的论著还有：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月）、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月）、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8月）、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9月）、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历史研究》第1期）、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历史研究》第1期）、董建中《耗羡归公政策究竟是如何出台的》（《清史研究》第2期）、李琳琦《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明清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清史研究》第2期）、毕苑《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清史研究》第2期）、郑振满《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清史研究》第2期）、李俊甲《清代中期四川白银流通的扩大及其影响》（《明清论丛》第3期）、倪玉平《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第3期）、祁美琴《晚清常关考述》（《清史研究》第4期）、朴基水《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生产和墟市之发展》（《清史论丛》）、刘平《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清史研究》第1期）、汪毅夫《试论明清时期的闽台乡约》（《中国史研究》第1期）、邵鸿《清代后期江西宾兴活动中的官、绅、商——清江县的个案》（《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张研《对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写程式的考察与分析》（《清史研究》第4期）、张小也《“吃醋始知酸，有妾始知难”——清代一夫多妻家庭的矛盾与诉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吴建华《清代江南非政府性人口社会管理》（《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李俊甲《清代中后期四川的社会秩序与各个阶层的动向——以绅士、胥吏、无赖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孔祥涛《论罗教、大乘教的道统和辈份制——青帮辈字由来考》（《清史研究》第3期）、张小也《从分家继产之讼看清代的法律与社会——道光、光绪年间陕西相关案例分析》（《清史研究》第3期）等。

学术、文化史。

在本年出版的专著中，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林存阳《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月）三种都在探讨清代学术史问题。《清代学术探研录》一书是作者“主要研究成果的选录和汇编”，研究跨度较大，从清初至晚清的主要学术史问题均有涉及。《王夫之易学》和《清初三礼学》则是对各自问题进行的微观研究，而二书又不约而同地强调“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方法，因此都能够做到“小处下手，大处着眼”。《王夫之易学》是迄今为止对其论题进行的最为深入的研究，而《清初三礼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明清之际理学向三礼之学转变的专著。

林存阳《清代礼学思想演进探析》（《清史论丛》）勾勒了礼学从清初至清末的演进轨迹，认为顾炎武等人发礼学之思肇端于前，凌廷堪、阮元倡“以礼”扬波于后，至晚清陈醴、黄以周会通理学、礼学思想之畅发，清儒的崇礼思想得到成功总结。全祖望与杭世骏之间的恩怨在学术界争论已久，杨启樵《全谢山与杭堇浦的恩怨纠葛》（《明清论丛》第3期）在分析了全、谢交谊之后，认为杭世骏“卖友说”不能成立。高翔《清初理学与政治》（《清史论丛》）考察了清初理学与政治这个较少被关注的问题，认为理学在清初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重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康熙前期和中期的意识形态中占有主导地位。而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学术内部的转型，理学在18世纪趋于衰落。汪学群《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与学风演变》（《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清初儒学经道合一论的提出，意在矫正明末经学空疏之弊，这使儒学由明道向经世转变，由穷经向通经学古转变。陈祖武《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湾2002年6月）从乾隆经筵讲论内容的变迁入手，就乾隆一朝朱子学不振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乾隆初政经历了一个从提倡朱子学到崇奖经学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他将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过程。以乾隆二十一年前后的文网大张为标志，宣告了宽大为政的终结。以之为背景，乾隆选择崇奖经学、立异朱子的方式，把学术界导向穷经考古的狭路之中。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中国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内在联系的分析，认为中国早期启蒙学术在乾嘉时期的整体形态为：重人情、反灭欲的理欲观，重实征、重实验的知性精神，重实行、励实用的实学观念。黄爱平《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以戴震、阮元为中心》（《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乾嘉汉学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这一宗旨既有其内在的科学性，也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郗志群《〈水经注疏〉版本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杨守敬、熊会贞所撰《水经注疏》的多种版本做了详细考证，解释了其版本流传过程中的诸多疑点。那仁朝格图《果亲王允礼以及蒙译伏藏经》（《清史研究》第3期）介绍了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允礼的生平及其组织将藏文《伏藏经》翻译成蒙文的经过。

另外，阮明道《中国历史与地理论考》（巴蜀书社，4月）、王戎笙《科举考试与明清政治》（《清史论丛》）、林存阳《黄宗羲与万氏兄弟的礼学思想析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汪学群《张尔歧易学中的经世思想》（《清史论丛》）、陈居渊《论乾嘉汉学的更新运动》（《中国史研究》第4期）、林存阳《凌廷堪生年考》（《清史研究》第1期）、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史学集刊》第4期）等论著也值得关注。

政治史。

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9月）收录了先生生前成文而未及发表的存稿等文献，其中有关清史者十余篇，讨论了清代八旗制度、土地制度、国家机构、内务府等问题。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月）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研究了清代翰林院的起源、职能及其与皇权的关系。王思治、阎守诚主编《陈廷敬与皇城相府》（北京燕山出版社，1月）收录了20余位学者讨论陈廷敬这位康熙朝重臣的文章。

乔治忠《清朝“敬天法祖”的政治原则》（《清史论丛》）讨论了“敬天法祖”这一政治观念的形成、强化及其本质和政治影响，认为“法祖”观念从防范“汉化”起源，发展为排斥所有可能触动旧体制的外来因素。而人们往往将近几百年中国的自我封闭归结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其实传统的儒学文化未必具有如此强烈的排外性和保守性，其原因应从清廷“敬天法祖”的观念中予以分析。张玉兴《关于清代八旗等某些表述问题的辨正》（《中国史研究》第2期）分析了《清实录》、《清史稿》以及近人著作中某些满族称谓的误用，认为这些错误于理不通、于史相悖，必须加以辨正。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特点研究》（《清史论丛》）认为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继承形态的多样性、以建立新的皇位继承制度为主要内涵的开创性、较大的包容性。《论清朝的储权》（《清史研究》第4期）认为清朝储权经历了一个从没有建储而无储权，到策立储君、建立公开性储权，又到削弱、取消储权，再到秘密建储、建立隐性储权，最终又回到既未建储又无储权的演进历程。这些曲折变化，构成了清朝储权不同于其它王朝的独特之处。阎崇年《努尔哈赤论》（《明清论丛》第3期）分析了努尔哈赤成为英雄人物的主、客观原因，对他在历史上的功过做了全面评述。韦庆远《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明清论丛》第3期）针对顺治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的禁海和迁界问题做了论述，详细分析了禁海和迁界的背景、法令实施、政治目的、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及其后果。谢正光《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明清论丛》第3期）对曹溶与明遗民的交游做了详细考证，认为后人称曹溶为“蒙面灌浆人”是想当然的捏造之辞。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清史研究》第4期）引证雍正朱批奏折等史料，试图揭示杨名时案背后隐藏的委曲情节，并通过比较官方与民间两种不同文本系统的杨氏传记，对雍正蓄意制造这一冤案，不仅从政治角度做出解释，而且把杨案放在满汉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加以分析。汤志钧《关于〈诡谋直记〉》（《清史研究》第2期）评述了毕永年《诡谋直记》一文的来源及史料价值，认为该文来源有据，记有戊戌“围园”的具体事迹，具有史料价值。

讨论政治史的论著还有：张宗洽《细说郑成功》（北京燕山出版社，3月）、支运亭主编《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5月）、张研、牛贯杰《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月）、杨启樵《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7月）、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紫禁城出版社，8月）、张玉兴、支运亭主编《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清代卷》（辽海出版社，12月）、王思治《施琅平台三题》（《明清论丛》第3期）、朱诚如《论嘉庆亲政后中央权力的重组》（《明清论丛》第3期）、王开玺《辛酉与正统皇权思想——慈禧成功原因再探讨》（《清史研究》第4期）、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第1期）、郭卫东《再论戊戌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第1期）、罗志田《社会分野与思想竞争：传教士与义和团的微妙互动关系》（《清史研究》第1期）、欧立德《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第4期）等。

中外关系史。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月）一书研究清代前期的海防问题，认为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具有“重防其出”的特征，而这又与后来的闭关自守政策关系密切。这一论断对于近年来对于中国“闭关锁国”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莫小也《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月）从艺术史角度研究了清代中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国内系统论述“西画东渐”问题的首部专著，拓展了传统清代中西关系史研究的视野。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12月）一书剖析了康雍乾三帝的海外政策、他们对西教和西学的认知与态度，涉及清代前期和中期中西关系史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该书是大陆目前对相关领域研究最为系统的专著。

庄国土《论15-19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中西初识》二编）认为从明初到鸦片战争前夕，海上华商网络经历了摧毁、重建、武装、渗透等恢复和发展阶段。清初郑氏集团之后，没有清帝国保护的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相互依存，从商贸向产业、从沿海向内陆渗透，海外华人社区成为华商网络的商品生产和加工地。郭孟良《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的具结现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分析了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具结现象，认为具结是官府规范管理的基础，对于维护传统海外贸易体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吴伯娅《耶稣会士白晋对〈易经〉的研究》（《中西初识》二编）主要利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对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研究《易经》一事加以探讨，并分析了康熙对白晋工作的指导及白晋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之间的书信往还。《乾隆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对策》（《清史论丛》）认为乾隆继位后，继承了康熙末年的禁教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又采取了与康雍二帝不同的做法，即宽严相济、时紧时松的策略。张晓《为南怀仁〈穷理学〉正名》（《明清论丛》第3期）通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穷理学》残抄本的细读，认为南怀仁的这部著作并非如有些学者所称的逻辑学著作，而是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之大成的一部汉译西学书。汤开建《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考略》（《清史研究》第3期）结合以往的统计数字，对顺治朝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数量加以考察，其结论为：康熙三年前，全国天主教教堂总数为356座，教友为255180人。李华川《陈季同生平史事考》（《清史论丛》）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外交史料及相关中、法文文献，对这位晚清外交官一生中的三桩公案加以辨析。米歇尔·法帝卡《意大利〈论坛报〉中威达雷关于义和团的报导》（《清史论丛》）研究了意大利外交官威达雷对义和团的报道，认为威达雷对八国联军暴行的谴责具有一种理想意义。

另外，白新良主编《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9月）、李金明《清代前期澳门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西初识》二编）、吴伯娅《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历史档案》第3期）、张建华《子虚乌有的“中意五口通商章程”》（《明清论丛》第3期）、赵英震《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清史研究》第2期）、胡孝德、高小平《同曲异工——16-18世纪西学东渐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中西初识》二编）、刘为《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等也对中外关系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边疆史。

明清历史论文例11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 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浙东史学在编纂学上也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在体例上他们推崇编年体。我国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历代浙东学者研治这三书的有很多家。受其影响，他们著述也多采用编年体和表谱体。南宋吕祖谦有《大事记》，陈傅良有《建隆编》、《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等，蔡幼学有《国朝编年政要》、《续百官公卿表》等。入元以来温州有陈刚的《历代正闰图说》，处州有范霖的《历代编年图》、郑镇孙的《历代史谱》。明代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历代史表》之作，被黄宗羲称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全祖望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录》、《公车征士表》六部表谱作品，并在学案体著作《宋元学案》中增加了“学案表”。章学诚也重视表的作用，认为史表的适用范围很广，既可以表人、表年，还可以表解事类。近代陈黻宸拟作《中国通史》、《地理史》体例中都列有十《表》，章太炎《中国通史目录》中也首列四《表》。

        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浙东史学家又多从事近现代史的修撰。叶适认为史家的职责不仅应“继采前史遗事”，更重要的是“示当世得失之林”。黄宗羲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在明亡之际，他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认为“史学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他特别重视清史的研究和清内阁档案的保存整理，上书请求政府将清内阁档案拨给北大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等都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东史学的成就”中所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南宋的史家重视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视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学者又重视清以来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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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字左土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