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以后，德国的通货膨胀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这种超速通货膨胀对德国经济有十分不利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它是纳粹兴起和二战开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通货膨胀不容忽视的，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很大。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通货膨胀是由于资源被充分利用或达到充分就业时，总需求继续上升而导致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社会名义总需求量的增长不能自发地带动就业量的增长。而是，当名义总需求增加时，现有产品总量不能增加，价格就必定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成比例地上升，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根据上述观点可以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实际需要量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
通货膨胀虽然不可预期，但是它的产生有其原因：
（一）成本推动型
在失业率很高且资源利用不足时，由于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叫做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首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价格变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本的上升主要是由工资的增加引起的。在现代经济中，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存在着强大的工会组织，它们不断地鼓励工人给企业施加压力，迫使企业提高工资，而具有一定垄断性的企业又会相应地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这种由工资的提高引起的通货膨胀被称为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还有一些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操纵价格，把产品价格定得很高，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称为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同时，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及由资源枯竭、环境保护政策造成的原材料、能源等生产成本的提高也会引起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二）需求拉动型
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出经济潜在生产能力而发生的通货膨胀叫做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度需求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升使工资水平上升，工资成本上升又引起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由于需求方的货币竞相追逐有限的商品供给，从而将价格提高；由于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变得稀缺，工资也被抬高；这些现象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到来。除此之外，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产生与货币的发行量有直接的关系。货币的供给快速增加时，随之货币的需求也增加，而货币的需求又使价格水平上升。所以货币的供给通过货币的需求产生通货膨胀。此时货币变得不值钱，没有人储存纸币，反而使大量的纸币涌入市场或甚至流向国外。
（三）结构型
结构型通货膨胀是指收入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不适应和错位引起的通货膨胀。首先，高成长性产业和行业，由于种种约束，不能即时获得所需的资源和人才而将使资源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地上涨。与此同时，那些夕阳性的产业和面临衰退行业的资源和人才相对过剩。但是，由于他们的收入不会下降而引起比较效应上升，工资成本推动物价上涨。这种局面的持续会自然而然地引起通货膨胀。其次，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性别结构之间的差距将使工资刚性（工资水平能上不能下）增加。同时，这些结构的不合理也会引起失业与空缺位置的并存，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最后，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示范效应时，小国或者发展中国家向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看齐。同样，非开放的部门向开放的部门看齐。因此，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的国际之间和部门之间的传递会导致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不能预期的，也是非均衡的，它的产生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
（一）造成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的再分配
1、对收入的影响。如果名义工资率的增长慢于通货膨胀增长速度，公众和企业因货币贬值所获得的货币收入购买力将下降，即实际收入会减少；假如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借款造成中央银行向社会过量发行货币、增加货币供给，则政府可以因此而增加一笔额外的收入，即通货膨胀税。于是，通货膨胀不利于大多数工薪阶层、退休者、失业者和贫困者、接受政府救济者和债权人。但是，通货膨胀有利于高收入者、企业主、厂商和债务人。
2、对再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对再分配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人们手中财富的实际价值来实现。一般来讲，非预期通货膨胀会将财富从债权人手中再分配给债务人。即通货膨胀往往不得于债务人而有害于债权人。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了很长时间，使人们最终有可能预见其发展趋势，并且市场也开始与之相适应，那么市场利率中就会逐渐地包含一种对通货膨胀的补偿部分，主要是对利率进行调整。但是在更多的时候，通货膨胀只是将收入和资产搅合在一起，随机地在全民中进行重新分配，而不会只冲击某些群体。
（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1、通货膨胀扭曲价格信号而损害经济效率。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如果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上升，则买方和卖方都很清楚这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都发生了实际的变化，他们就可以对此做出正确的反应。相反，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难区分相对的价格变化与整体的价格变化。如果通货膨胀率每月达到20%或30%，商店就会频繁地变动价格以致于相对价格混乱无序、难以适从。
2、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对货币和税收的扭曲来体现。在流通中的现金是名义利率为零的货币。如果年通货膨胀率从0上升到20%，则现金的实际利率就从每年的0降为-20%。现在还没有办法消除这种扭曲。由于货币利率实际为负，在通货膨胀时人们更愿意持有真实资源而减少货币持有量，为此，他们频繁地进出银行。企业也会精心设计现金管理计划。实际资源仅仅被用来适应不断变化的货币尺度，而不是被用来进行生产投资。同时，有一部分固定的税收是以元来表示的。价格上升时，这部分税收的真实价值就会下降。假如在计算应交税的收入时，扣除一个价值固定的免税额；而出现通货膨胀时，那份标准免税额的真实价值会减少，所缴纳的税收的实际价值却上升。除了对税收的扭曲以外，通货膨胀也扭曲了收入的衡量标准来影响税收体系。
（三）对就业和国民收入（产出）的影响
较高的通货膨胀影响就业和产出水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一定条件下，能促使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雇佣工人；通货膨胀使银行的实际利率下降，这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总供给的增加。当供给下降引起通货膨胀时，国民收入和就业量随之下降，导致大多数工人处于失业状态。
长期来说，通货膨胀与产出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倒“U”形的关系。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各国的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低通货膨胀的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强劲，而高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家的增长趋势则较为缓慢。
三、消除通货膨胀的对策
根据历史上的通货膨胀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通货膨胀达到一定程度时，会破坏资本的正常循环，到严重时也会引起政治危机。因此，采取一些消除通货膨胀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一）需求紧缩政策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发生时，政府一般都会采取需求紧缩政策。因为，这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多引起的。因此，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需求紧缩政策的核心。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收支总额，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调整财政收支项目怎样能压缩公共开支，开征新税种，提高税率而控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减少社会信用规模及货币供应量。
（二）供给管理政策
供给是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因此，控制货币数量和控制社会总需求都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从长远看，发展生产，增加经济中有效供给是抑制物价水平上涨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根本性措施。在面临通货膨胀时很多国家都注意到了压缩总需求的同时改善投资结构，集中资金优先发展占用资金不多，投产期限短，市场紧缺的产品。同时，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较快地增加有效供给，减轻市场需求压力，改善产业结构。
（三）物价和收入政策
通货膨胀时，工资和物价都会继续上升是推进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这时有必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增长率进行限制，特别是工资增长率。这使工资增长率不会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这需要政府拟定物价和工资标准，劳资双方共同遵守。采取这虚张声势措施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保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就业水平。采取措施时可以采用自愿性和强制性两种方法。自愿性的做法是政府以劝导的形式使劳资双方自愿约束价格和工资的变动，它适用于通货膨胀程度较轻的情况。强制性的做法事实上是对工资的冻结。该方法对控制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
（四）国际收支政策与国际紧缩政策
如今的通货膨胀与以往的相比具有世界性和长期性，这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当某一个国家发生通货膨胀后，通过外贸等国际间的经济往来向其他国家传播，所以采用外贸与国际收支政策是有必要的。这样不仅能够制止本国内通货膨胀，也能够遏制国际通货膨胀传播。但是，这种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必须依赖国际性的紧缩政策来调整，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够的。
（五）货币改革政策
当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恶性通货膨胀时，就应该通过货币改革加以制止。人们普遍认为，物价上涨率每月达到50%以上，每年达到600%以上，并且持续一段时间，才称为恶性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原来的货币已经失去了信用基础，通过货币改革废弃旧币，发行新币，制定保证新币币值稳定措施，是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
总之，通货膨胀的出现是不可预期的、也具有长期性。政府应针对通货膨胀期的不同阶段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减少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数据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要求，只有变量满足平稳性要求时，结果才有效。目前普遍应用的方法为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1996～2013年我国M2、CPI和GDP数据进行检验时发现，这些数据并不平稳，不能够直接地进行相关计量分析，会造成“伪回归”结果。因此，本文对相关数据采取对数形式，结果发现在二次差分序列情况下，LnGDP、LnM2、LnCPI在5%和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ADF检验表明这些数据是平稳的。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这些序列本身都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通过检验，它们的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于是我们采用处理非平稳变量的协整方法来研究。
1.3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是用于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的方法。通常采用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的方法，检验结果表明，M2、CPI和GDP这三个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1个协整向量，即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将误差项记为ECM，建立协整模型如下所示：(1)式(1)表明，长期中LnGDP、LnM2、LnCP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M2增长1%，GDP增长0.7926%，M2对GDP的增长有促进效应，即长期来看，货币非中性。而CPI上涨1%，GDP下降1.5426%，CPI对GDP的增长有抑制效应。
1.4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如前所述，通过对M2、CPI和GDP进行相应的检验可知，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种长期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中不断调整才得以维持的，任何一组有协整关系的变量都存在误差校正机制，因此，为研究三者之间的短期动态相关关系，我们需要在协整方程的基础上建立VEC模型。本文VEC模型的回归方程为：通过表3可以发现：第一，在D(M2)的自回归方程中，误差修正方程ECM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是货币供应量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各解释变量对货币供应量具有长期影响。第二，在D(CPI)的自回归方程中，误差修正方程ECM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但同时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都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短期内货币供应、经济与通货膨胀无关。第三，在D(GDP)的自回归方程中，误差修正方程ECM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
2实证结论与政策建议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过渡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按照凯恩斯的解释，如果总需求上升到大于总供给的地步，此时，由于劳动和设备已经充分利用，因而要使产量再增加已经不可能，过渡的需求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
（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成本或供给方面的原因形成的通货膨胀，即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又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由厂商生产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造成成本向上移动的原因大致有：工资过渡上涨、利润过渡增加进口商品价格上涨。
（三）需求和成本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
在实际中，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因各种原因同时推进的价格水平上涨，就是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假设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渡的需求增加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四）预期和通货膨胀惯性
在实际中，一旦形成通货膨胀，便会持续一般时期，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通货膨胀惯性，对通货膨胀惯性的一种解释是人们会对通货膨胀做出的相应预期。
预期对人们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导致通货膨胀具有惯性，如人们预期的通胀率为10%，在订立有关合同时，厂商会要求价格上涨10%，而工人与厂商签订合同中也会要求增加10%的工资，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单位产品的成本会增加10%，从而通货膨胀率按10%持续下去，必须然形成通货膨胀惯性。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必将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如果社会的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人们可以完全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很小。因为在这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各种名义变量都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从而使实际变量不变。这时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唯一影响，是人们将减少他们所持有的现金量。但是在通货膨胀率不能完全预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将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及经济活动。因为这时人们无法准确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名义变量，以及他们应采取的经济行为。
（一）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
通常借贷的债务契约都是根据签约时的通货膨胀率来确定名义利息率，所以当发生了未预期的通货膨胀之后，债务契约无法更改，从而就使实际利息率下降，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受损。其结果是对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带来不利的影响，使债权人不愿意发放贷款。贷款的减少会影响投资，最后使投资减少。
（二）在雇主与工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
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工资增长率不能迅速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从而即使在名义工资不变或略有增长的情况下，使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会使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投资，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以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理由。
（三）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众
由于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名义工资总会有所增加，随着名义工资的提高，达到纳税起征点的人增加了，有许多人进入了更高的纳税等级，这样就使得政府的税收增加。但公众纳税数额增加，实际收入却减少了。政府由这种通货膨胀中所得到的税收称为“通货膨胀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对公众的掠夺。这种通货膨胀税的存在，既不利于储蓄的增加，也影响了私人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三、主要结论与对策
国家中央银行，如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可经由设定利率及其他货币政策来有力地影响通货膨胀率。高利率（及资金需求成长迟缓）为央行反通胀的典型手法，以降低就业及生产来抑制物价上涨。
然而，不同国家的央行对控制通货膨胀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说，有些央行密切注意对称性通货膨胀目标，而有些仅在通货膨胀率过高时加以控制。欧洲中央银行因在面对高失业率时采行后者而受指责。
货币主义者着重由金融政策以降低资金供给来提高利率。凯恩斯主义者则着重于由增税或降低政府开支等财政手段来普遍性的降低需求。其对金融政策的解释部分来自罗伯特?索罗对日用品价格上涨所作的研究成果。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抵抗通货膨胀方法为：固定货币与黄金等固定参考物的兑换率，或降低浮动货币结构中的边际税率以鼓励形成资本。所有这些政策可透过公开市场操作达成。
另一种方法为直接控制薪资与物价。美国在1970年代早期，尼克松主政下，曾试验过这种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政策与刺激需求面同时实施。故供给面的限制（控制手段、潜在产出）与需求增长产生冲突。经济学家一般视物价控制为不良作法，因其助长短缺、降低生产品质，从而扭曲经济运行。然而，若能避免因经济严重衰退导致成本升高，或在抵抗战时通货膨胀的情形下，这样的代价或许值得。
参考文献：[1]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上海财经出版社.
2农产品价格波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
本文运用Eviews6.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如果确认各变量有单位根，再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若协整关系存在，可以判断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否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了影响，随后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描述扰动项的一次冲击对因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以判断不同的传导途径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冲击的贡献度。
2.1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采取ADF检验方法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见表1）。检验时，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的最小化原则选择趋势项，以及确定常数项是否存在并最优滞后变量的阶数。从表1可知，ADF检验显示，WPIALOG、DAPILOG、PPILOG和CPILOG在1%的置信度上是非平稳的，即所有变量均I(0)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WPIALOG、DAPILOG、PPILOG和CPILOG在1%的置信度上均是平稳的，即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平稳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时间序列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这表明WPIALOG、DAPILOG、PPILOG和CPILOG之间很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运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WPIA做静态回归，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各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其次，对静态回归残差做ADF单位根检验、对模型的残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残差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虽然序列WPIALOG、DAPILOG、PPILOG和CPILOG不是平稳序列，但WPIALOG、DAPILOG、PPI-LOG和CPILOG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即四者之间是协整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模型设计较为合理。
2.2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1）向量自回归在序列平稳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居民消费价格、农产品批发价格、农副产品购进价格和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组成一个向量自回归系统。VAR模型的构建最为重要的是滞后阶数p的确定，对其选择要求为：第一，p值要足够大才能完整反映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第二，p值又不能过大，因为滞后阶数越大、待估参数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减少的越多，影响模型估计的有效性。滞后1~5阶VAR模型最优自回归阶数p的检验结果（见表2），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LR、FPE和AIC等指标的最优滞后阶数为5，而SC和HQ指标最优滞后阶数分别为2和3，考虑到AIC准则倾向于选择过大的滞后阶数（Paulsen，1984），因此，本文选择自回归滞后阶数为5。确定滞后阶数后，本文建立无约束的VAR（5）模型并得到各参数估计值以及方程的拟合情况。同时，采用AR根方法对模型进行系统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VAR模型的特征根全部位于单位圆以内，满足稳定性条件。这表明VAR模型是稳定的，可以构造VAR模型。在向量自回归的基础上，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对我国通货膨胀动态冲击效应。
（2）脉冲响应函数分析VAR模型具有动态结构性质，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来分析某种冲击如何通过模型来影响其他变量，而最终又反馈到自身上来。利用前文构建CPILOG、DAPILOG、PPILOG和WPIALOG的无约束VAR(5)模型，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可以得到CPILOG、DAPILOG、PPILOG受到WPIALOG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在脉冲相应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被解释变量变化,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在给定1%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冲击下，将反应时间设定为50期（见图1）。从图1可知，在本期（第1期）农产品价格给居民消费价格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居民消费价格在第1期开始明显增长且达到最大值后开始回落，并在4~5期回落到低点，而后上升并从第7期开始逐渐稳定于一定水平。该冲击在观察期内一直为正效应，但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农产品价格一个正向冲击对居民消费价格有正向影响且引起通货膨胀的滞后期为7个月，但从长期来看，该影响的力度呈现波动减弱的趋势。其经济涵义为：居民消费价格受外部条件的某一标准差冲击后，对居民消费价格造成一定的正向冲击，呈现出显著的波动效应，可以看出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价格具有长期效应，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会刺激居民消费价格不断走高。在本期（第1期）农产品价格给农副产品购进价格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当期显现出正效应，农副产品购进价格在当期开始上升且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随着时间推移，正向效应强度逐渐减弱，在4~5期回落到低点，在5~9期内开始回升，并在第9期达到最大值，在第18期冲击效应由正效应转为负效应，在第23期达到波谷之后，开始缓慢上升，在第35期之后，冲击效应稳定在一定的水平。在本期（第1期）农产品价格给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开始上升，在第10期达到最大值，此后冲击效应逐步减弱，在第25期逐渐趋于零。这表明农产品价格会在一段时期内对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产生拉动作用。农产品价格对自身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效应在1~2期内呈现上升趋势，达到最大值之后，从第3期开始呈现不断减弱的态势，在第4期达到波谷，在第8期达到波峰。此后，冲击效应逐渐减弱，在第25期之后，冲击效应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但始终保持正值。这表明当期农产品价格与其自身滞后值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图2是PPILOG受到DAPILOG冲击、CPILOG受到PPILOG冲击和CPILOG受到DAPILOG和自身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通过PPILOG受到DAPILOG冲击、CPILOG受到PPILOG冲击和CPILOG受到DAPILOG和自身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以揭示农产品价格冲击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渠道。居民消费价格对其自身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具有递增的正向响应，在第4期达到波峰，随后冲击效应逐渐减弱，并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这表明居民消费价格自身的滞后值对当期值有逐步增强且为正的影响。其经济含义是：居民消费价格对来自自身的标准差冲击都具有正向响应，当期居民消费价格的一个冲击会导致之后价格的同向变动。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呈现稳中有升趋势，但是受季节、市场等多种因素影响，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上涨或下跌的情况；另一方面，政府加强市场监管，维持了农产品市场的稳定。农副产品购进价格对居民消费价格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1~6期冲击效应呈现递增趋势，在7~8期达到波峰，此后逐渐减弱，并第25期冲击效应稳定在一定的水平,并对居民消费价格产生持久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受到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一个标准差冲击所产生的累积响应函数值，呈现波动趋势，在1~12期之间处于0附近波动,正负交替，大致在滞后12期后会对居民消费价格产生较明显影响，并且冲击效应在第25期稳定在负效应。综上可知，农副产品购进价格会对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产生明显的正向冲击，而工业品出厂价格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冲击效应呈现负向冲击。农副产品购进价格才是农产品价格冲击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间接传导渠道。
（3）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进而掌握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即各变量的贡献分别占总贡献的比例。本文采用Cholesky正交化处理消除残差项之间的同期相关和序列相关后，通过方差分解了解各因子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见图3和表3）。从见图3和表3可知，在第1期，通货膨胀变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变动的冲击，占其全部变化的64.17%，而来自居民消费价格自身的冲击占全部变化的35.83%。此后，农产品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份额上升到第2期的69.11%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通货膨胀自身的影响则下降到第2期的29.83%，后又上升到第5期的48.69%，随后呈现缓慢下行趋势，农副产品价格和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综上所述，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农副产品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农副产品购进价格也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的重要因素。
（一）通货膨胀问题不可轻视
经济是否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总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是否平衡。当总供求平衡，就会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会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可能引起经济萧条，失业增加。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的持续上涨，价格过高地偏离价值。从1990年至1996年，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通货膨胀问题，1994年物价在连续较高涨幅的基础上，居民消费品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分别比1993年上涨了24.1％和21.7％。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6.6％。1997年我国物价上涨率又进一步控制在3％以内，与此同时，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却达到8.8％。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方式已经由“高增长、高通胀”转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商品市场整体上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走向买方市场。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呢？不能。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1997年以前，东南亚经济就是处于“高增长、低通胀”发展阶段，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在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各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严重不合理，过分依赖国际市场，银行有大量的坏帐、呆帐，经济泡沫比较严重。但这些问题当时处于隐蔽状态，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其积累到一定程度，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产生，货币大幅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加剧。从经济周期角度看，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萎缩期，产品相对过剩，失业较为严重。政府要保持经济较快的增长速度，增加就业，就必须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但如果投资规模过大，必然引发货币数量急剧膨胀，货币扩张量加剧，而生产出的有效产品跟不上这个速度，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历史上我们有过这方面深刻的教训。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包括总量均衡，而且包括结构均衡。结构失衡，供求关系仍不平衡。在我国常常是有些产品过剩，而有些产品（如能源、交通、高科技）严重不足，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形成因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供给短缺性的通货膨胀。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清算银行（bis）在1998年6月8日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报告还说，在美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趋紧，贸易收支平衡恶化以及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等情况同时出现，表明通胀的危险正在加大，并建议美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注：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6月10日第7版。）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对我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决不能轻视通货膨胀问题，这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通货膨胀与税收调控及其税收法律机制
防治通货膨胀应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税收作为国家所掌握的调控手段之一，可以通过税种、税目、税率结构的优化组合，起到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税收调控可以抑制投资需求，减少政府支出，刺激企业生产和供应有效产品。税收在对总量失衡调节的同时，还可对结构失衡加以调节，税收可以通过合理的税制结构和税负大小，来调节不同产业、不同投资方向的预期税后利润率，从而调节投资方向，对长线产业加以限制，抑制“马太效应”（注：参见文英《论税收调控的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税务与经济》1996年第6期。），对短线产业实行“松”的政策，实行税收优惠。
税收调控对经济的影响是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依据，以国家颁布的税法为基础，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这是税收调控经济增长的最大优势，税法制约和调整因税收行为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每开征一种税，都要制定相应的基本法规，以便依法征税。税法的基本内容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税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减免税、违规处理等内容。税法同其他法律一样，具有强制性，但客观情况又千差万别，为适应纳税人的具体情况，税法又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免的条款。由于税种众多，税法具有多样性特点，同时国家还要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状况，对税法进行修改、废除、重新制定。
优良的法律犹如优良的土壤，如果税法能够与税收经济关系的运行规律基本切合，就能有效地规范税收行为，执法者受法律制约而秉公执法，政府就能有效地发挥税收杠杆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美国政府就曾经制定税法、利用税收杠杆取得一定时期的成功，里根政府1981年制定了“经济复兴计划”，于同年3月和5月分别向国会提出了减税法案，1981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从1981年7月到1984年7月，采取了许多削减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预算支出的措施，“经济复兴计划”实施效果良好，198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复兴景象，1984年底出现了较高的增长，而物价又十分稳定（注：参见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9—20页。）。
1992年以来，我国税收法制建设发展迅速，七届人大常委会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国务院出台了《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等等。税法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使税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税法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各个关键环节上起着积极的作用：（1）现行税法不会成为商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因素。税收是商品价格的成本因素之一，但我国税法改革和建设的目标是保持总体税负不变，从社会平均角度来看，商品成本价格并未实际提高，虽然部分商品由于税负增加而增加个别生产成本，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初步替代了原来的计划价格体制，税收作为提价因素会受到市场强有力的制约。（2）现行税法是抑制需求的有效武器。税法所规定的以增值税为主体，辅之以消费税的体系，以及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和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都是规范抑制行政事业单位及企业的社会集团消费的有力配套措施。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我国在1991—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竟高达40—50％，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必然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现行税法严格限定地方政府政策性减免税的权限，分税体制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1994年地方投资回落了26个百分点，可以认为是1995年物价指数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注：参见陈纪瑜、曹志文《现行税收制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对策》，《财贸经济》1996年第6期。）。（3）现行税法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起较好的配合作用。1994年以后，中央银行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得一系列功效，现行税法功不可没，税法规定对包括贷款、融资租赁、金融商品转让、金融经纪业和其他金融业务全面、规范地开征营业税，对金融企业征收所得税，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等，对于控制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市场货币流通量都起了较好的配合作用。
二、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缺陷
虽然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对通货膨胀的治理立下了很大功绩，但所暴露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亦将越来越严重，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与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关联度。
（一）税法体系不健全
首先，我国还没有一部综合性的在税法体系中占母法地位的税收基本法，没有税收基本法，税收关系的共性制度、基本制度就无法权威性地确立，单项税收法规的衔接性问题无法解决。而在西方国家大多制定了税收基本法，如日本1962年《国税通则法》，德国1977年《税收通则》，韩国1974年《国税基本法》等。其次，税法体系结构不合理。从我国现行税收法律法规来看，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正式立法的只有3个，其余皆为国务院、财政部等有关行政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级次和效力均不高。第三，一些税种未经充分讨论就仓促出台，致使税收条例不详，细则不细，不得不断断续续制定大量的具体补充规定。第四，税法中存在着许多空白区，一些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目标与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税种如遗产与赠与税，证券交易税和社会保障税应早日出台，但目前国家还没有立法开征（注：参见林延敏、戴海先《论我国税收立法问题》，《财贸经济》，1996年第5期。）。
税法体系的缺陷不利于税务机关的征管，也不利于纳税人了解掌握税法，其结果必然偷漏税严重，税收成本大，税收效率低。中央政府对税收经济关系的调控也无法律依据，一些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税收法规，在地方保护主义条件下，很难完全得到贯彻落实。地方政府实行一些临时、困难性减免税非规范化行为，使亏损企业长期亏而不倒，继续生产无效产品，浪费资源。
（二）税法没有很好地反映公平和效率原则
公平和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我国税法在公平和效率方面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在所得税方面，虽然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已统一为33％，但外商投资企业享有“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而且企业计税标准不同，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也不同。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虽然统一为33％，企业负担仍然过重，而亚洲“四小龙”中，韩国为30％，新加坡为28％，台湾为25％，香港只有18％，就是国际公认的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其所得税税率一般也在30％（注：参见周肇光《现行税制存在四大问题》，《中国改革》1996年第4期。）。就个人所得税而言，个人所得税对工资、奖金部分的勤劳所得采用5—45％的超额累进税率，而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则采用20％的比例税率，从最高边际税率，显然前者大于后者，造成税负显失公平。
在流转税方面，现行的流转税档次过多，高低差距很大，干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税制过分依赖于增值税，在增值税征收范围还基本没有扩大到劳动服务行业的前提下，1994年增值税已占整个税收收入的56.4％，增值税比重过大，必然弱化其他税种的功能和作用。增值税、营业税交叉并存，分别出现了应征增值税和应征营业税的混合销售行为，带来了管理上的混乱，导致企业间的税负不公平。增值税的价外税和消费税的价内税的并存，往往使人们误认为增值税是消费者负担，消费税是由企业负担的，从而不利于引导消费需求（注：参见芦国华《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广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在税收征收方面，没有重视纳税人的权利，税务机关仍然以“保姆式”的征收方式为主，没有充分调动纳税人的自觉纳税的积极性，对税收违规行为的处理也不严格，对偷税、漏税行为处罚随意性很大，因此税收征收效率并不高，如1994年个人所得税应增加160亿元以上，而当年全国个人所得税仅征收72.8亿元（注：参见江西省国税局课题组《税制改革评价与建议》，《当代财经》1997年第1期。）。
公平和效率问题不解决，税法对资源配置的调控作用很难真正发挥，国家亦无更多财力对国民经济进行实际和有效地调控。
（三）税收管理体制缺乏规范性
税收管理体制是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税收管理权限的一项制度，它主要是对税收立法和执法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作出规定。其核心内容是税收管理权限，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享有的对国家税收活动进行调控的权力，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法解释权、税的开征和停征权、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权、减税和免税权。税收管理体制在西方国家一般规定于税收基本法中。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税收基本法，税收管理体制主要规定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政策文件中，其权威性和规范性均较差。从新税制运行实践看，税收立法权、解释权、减免税权等税收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在中央，没有体现合理分权，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税务机构分设后，两个税务机构征管范围相互交叉，难于划清，出现了争税源争收入，征管重叠，税收成本增加等问题。现行税法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级次，将极具收入潜力的地方企业所得税排除在中央收入之外，不利于中央财政收入保证持久增长的优势，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力度。同时，地方税收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忽视了税种开征的可能性和实效性，影响了国家税收的合理布局。
（四）税收征管制度仍有许多问题
《税收征收管理法》由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1995年2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对国内税收和涉外税收统一的税收征管法律，是我国税收征管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程碑，但是我国税收征管制度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1.税法确定性较弱。税基或税率往往不是一个确定的数，而是一个区间，税法不确定使税收征管人员获得一种特殊的权力，从而为其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注：“政治创租”和“抽租”指政府及其官员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取得不正当收入或利益。参见员玉玲、席西民《税收征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1996年第5期。）提供了方便，不但使得征管人员堂而皇之、“合理合法”地摆布纳税人，也使得纳税人无所适从，无可奈何地听从征管人员的摆布。2.税收征管受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受政府行为的保护，可以少纳税或不纳税，税负过轻。3.税法对税收征管人员的监督制约机制缺乏刚性。一部分税收征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加上纳税人在税收征纳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税法对纳税人的权利和地位重视不够，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税收征管人员利用法律的空缺和纳税人的弱点，对纳税人进行敲诈和勒索，甚至与其串谋。4.税收违规处理刚性不足，造成偷税、漏税现象严重。据某省的调查资料表明，国有企业的偷税、漏税面达70％，非国有企业的偷税、漏税面高达
85.5％（注：参见周肇光《现行税制存在四大问题》，《中国改革》1996年第4期。）
三、完善我国税收法律机制
（一）完善税收立法制度，实行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源自英国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征税必须先立法，税法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征税机关依法征税，无征税自由裁量权；纳税人有权获得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等。税收法定化是市场经济法治对税收的基本要求。
税收法定原则的目标是在我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法律制度，包括税种体系、税收管理体制和税收征管制度。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必须符合我国国情，必须与税收经济规律相适应，才能有利于税收杠杆的有效运作，从而成为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在税法体系方面，全国人大应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以它为核心来组织和完善税法体系，将部分税收行政法规上升为税收法律，修改不合时宜的税法，补充一些新税法。为扭转我国税收立法过于原则性的倾向，提高税法适用性，按现行税收行政法规的水平设计税收法律的可操作度（注：参见张松《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研究》，《税务与经济》1996年第6期。）。在中央和地方税权关系方面，应根据实施分税制的要求加以合理划分和科学规范，以法律形式明确加以界定：中央税种的立法权、开征停征权、税目增减、税率调整和减免权属中央；共享税的立法、开征停征权、税目增减和税率调整权也属中央，但减免税权一部分属中央，一部分属地方，中央或地方的减免幅度不得超过各自分享的比例；地方税种实行中央与地方分层次管理方法，其中影响较大的税种其立法权、开征停征权属中央，其他权力属地方，一些小税种，地方享有独立的税权。
（二）实现税收法制的效益化
市场经济是一种追求高效率的经济，这必然要求税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体现效率的原则。实现税法机制的效益化，一方面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增加有效产品供给，抑制过度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国家宏观调控和和抑制通货膨胀的财力，同时抑制因漏失税收误导利益分配格局而引发的通货膨胀。
1.在制定和实施税法时，要保护企业的合法权利及正当利益，在立法时，要做充分的调查和进行可行性研究，确保企业不因为征税而影响生产能力，税率要公平、合理。2.建立法律激励机制，要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对效益好的先进企业，在依法交税后，自身利益较多，对效益差的落后企业也不得擅自减免税。3.优化税种结构，提高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改分项征收为综合征收，起征点应随经济增长和物价指数提高而相应增长。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规范税前扣除，建立独立的计税扣除项目和计税标准制度。取消投资方向调节税等特种目的的税，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4.简化税制，加强和完善税收程序立法，建立高效的现代化的纳税申报制度，税务制度、税务稽查制度、税务行政复议和税收行政诉讼制度。国家在完善税法的同时，应该建立健全对税收征管人员约束和监督的法律机制，通过国家约束和监督税收征管人员以及税收征管人员约束和监督纳税人，增强违规风险，规范征纳双方行为。加强税法的宣传教育，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观念，增强广大纳税人主动纳税意识。
（三）建立和完善公平税负的税法机制
税法所遵循的公平原则，来源于所有法律都应当具备的正义价值。税法公平最基本的含义是指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税收活动中能够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实现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利益均衡。税法所主张的公平与民法公平是不同的，民法主要通过等价有偿、机会同等、权利义务对等、情势变更和公平责任等原则保证实现交易的公平；而税法所主张的公平则是通过普遍纳税、合理负担实现的，其目的是引导经济结构合理化，国民经济均衡稳定增长。我国税法公平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其成因于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之间的缺口。现有研究国债规模与通货膨胀的文献集中讨论国债规模对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效应，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从国债应债来源的角度来考察国债发行与资金运用对基础货币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将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方面的文献比如高培勇、宋永明(2004)，刘华(2004)，类承曜(2002)。
第三种思路是把国债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讨论赤字规模与通货膨胀率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论述比如斯蒂格利茨(1997)。
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研究者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国债发行就会造成货币供应增加进而引发通货膨胀。要找出国债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进行量化分析，寻找出二者间数量的因果关系，才能对两者进行客观的评价。
一、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关系概述
产出缺口表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额，即实际产出围绕潜在产出上下波动的程度。它测度了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对产出的影响，反映了现有经济资源的利用程度。当产出缺口为正时，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反之，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政府追求的稳定产出的目标是产出缺口为零，即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对于潜在产出，经典经济学中将其定义为：在稳定的价格水平下，给定当时的技术水平，在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时，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资本和劳动力能实现的最大产出量。
很多国家的央行或政府经济部门都将产出缺口作为分析预测通胀压力的重要指标。如果出现正的产出缺口则通胀压力增大，政府将采取增税、减少政府开支的收缩性财政政策，央行将采取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相反，央行和政府则应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同时，从通货膨胀对产出的反作用来看，人们相信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成长，那么当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的时候，产出缺口就应该达到一个正值，经济表现出繁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低通胀、高增长一直是政府部门追求的两大目标，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矛盾，需要政府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而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政府在不同时期对两者的关注程度应当是有所差别的。在经济繁荣时期，通胀率亦上升，政府应更多的来抑制通胀；反之，在经济低迷时，通胀率亦处于低水平，此时的政府则应更多地关注于刺激经济增长。
二、利用HP滤波计算潜在GDP
本文选取中国年度数据进行检验，样本区间为1989～2008年，共20个样本点。通货膨胀率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代替，CPI数据为环比年度数据，以上期为基期，上期数据为100，能够较好地反映通货膨胀的变动情况。产出水平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大量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现实的产出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时间趋势，它表现出随机行走过程，即单位根过程，这时使用消除趋势法。目前，较多的运用HP滤波法来计算潜在GDP，进而计算出产出缺口，用HP滤波计算潜在GDP如下：
设{Yt｝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YtT｝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Ytc｝是其中包含的波动成分，则Yt=YtT+Ytc，t=1，2，..，T。计算HP滤波就是从{Yt｝中将{YtT｝分离出来。一般的，时间序列{Yt｝中不可观测的部分趋势常被定义为最小化问题的解：min{(Yt-YtT)2+λ[c(L)YtT]2｝。其中，c(L)是延迟算子多项式c(L)=(L-1-1)-(1-L)。
最小化问题用[c(L)YtT]来调整趋势的变化，并随着λ的增大而增大。HP滤波依赖于参数λ，该参数需要事先给定。一般经验取值，年度数据λ=100；季度数据λ=1，600；月度数据λ=14，400。本文用的是年度数据，因此λ取值为100。设{Yt｝为我国的年度GDP指标，利用HP滤波计算出来的YtT来表示潜在GDP，于是结果如图1所示。SER01表示的是真实GDP，HPTREND01表示的是潜在GDP。
三、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关系图形分析
GDP的波动要素{Ytc｝序列实际上在0上下波动，称为GDP缺口序列，它是一个绝对量的产出缺口。它的值即为真实GDP与潜在GDP之差。图2即为真实GDP与潜在GDP之差，也就是产出缺口，它在0上下波动。图中最大的向下趋势在1997年以后，1998年的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即产出缺口由正值转为负值。反映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得到延续，一直到2003年产出缺口才有所上升。2007年以后出现了较大的正的产出缺口。图3反映的是1989～2008年通货膨胀率的走势，通货膨胀率以CPI指数来代替。
(一)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在方向上的一致性。与产出缺口的图形比较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两者虽在波动程度上有差异，但是走势方向基本一致。
1997～2002年我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放缓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降低，实际上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压力，从图形中可以看出1998～2000年CPI指数低于100，远远低于1994年的水平，与此同时，产出缺口也有一个下降，呈现了负的产出缺口。从2002年以后，通货膨胀率伴随经济回暖而上升，产出缺口也逐渐从负值走向正值。
以上的对比说明了这样的结论：若实际产出大于潜在产出，即产出缺口为正值，则经济中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政策制定者则需要采取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防止经济的过热；反之，如果产出缺口为负值，经济增长放缓，则意味着通货膨胀压力减轻，追求经济的繁荣成为政策导向，政策制定者应当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拉动需求，防止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通货紧缩，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二)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从图中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图形波动程度上有差异，1989～2008年间，在1994年通胀率达到了顶点，但是产出缺口并没有出现最大限度的上升，而与此同时，在2008年产出缺口达到最大值的时候，通胀率也是远低于1994年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两者走势虽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影响程度上还是存在不确定因素。
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程度的不确定性是探讨一国菲利普斯曲线中的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替代关系稳定性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影响到央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到一国经济决策的制定。产生不确定的原因在于，在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调整机制中，存在着影响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做出调整的因素，并且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就有可能使得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程度具有不确定性，进而会改变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替代关系，而中央银行也就无法利用这一替代关系，通过控制产出缺口预测和实现预定的通胀目标。
四、总结
本文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我国近年(1989～2008年)的产出缺口状况，并做出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的折线图进行比对，发现经济过快发展是我国近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2007～2008年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过热的增长态势，使得宏观经济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也反映在了图中。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出现了较大的下行压力，通货膨胀率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此后，政府的刺激政策在保证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通货膨胀有所反弹。这一点也表明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我们发现，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还无法利用这层关系准确地调控经济。因此，政府应当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生产的科技含量，逐步淘汰落后产能，不断优化总需求的结构。在需求管理方面，提高政府政策透明度来稳定公众预期，从而避免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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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Barro(1976)在讨论李嘉图理论体系中持续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时认为，一旦政府债务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引起通货膨胀。
二是Sargent和Wallce(1981)就时间、利率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进行了详实的论证，指出对于给定现值的财政赤字，如果现在较少地采用铸币税（也即货币发行）弥补，即一部分财政赤字由国债发行弥补，则将来势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铸币去弥补。
三是Dornbusch(1998)等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通货膨胀对债务存量的实际价值和实际利息率具有显著影响。
四是Wray(1997)等提出的成本效应理论，认为赤字影响总供给。
五是阎坤（2000）认为由于中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
这些理论研究表明了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为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国家背景进行的不同时期的观察与研究，在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后，得出的结果必然有差异。但是至少能说明的一点便是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之间的相关性值得研究与探讨。
2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2.1研究方法
2.1.1单位根检验法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正式方法，在序列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下，对参数估计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的t统计量不服从常规的t分布，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给出了检验用的模拟的临界值，所以称该检验为Dickey-Fuller检验，简称DF检验。后MacKinnon又改进了单位根临界值。但在DF检验中，常常因为序列存在高阶滞后相关而破坏是误差值的假设。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检验对此做了改进。
（1）无漂浮项且无趋势项：
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一组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假设数据是一组非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如果序列的ADF检验t统计量大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一非平稳序列。反之，如果检验t统计量小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序列是稳定的。最终的数据资料需要具有稳定性，以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要求。
2.1.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的一种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为序列x是y的Granger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还要考虑序列y是否是x的GrangerCause。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H0∶β1=β2=^=βα=0。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要求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非稳定的数据资料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会出现“伪相关”问题。所以本文要对数据二阶差分，以确保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
2.2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文以各年的国家统计年鉴为依据，收集了1990年到2006年17年间的数据，我们选取以各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减去100代表通货膨胀率变量(GRTI),以各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代表财政赤字变量(DDEF)。全部数据均来源于有关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见表1)。
本文对这两部分数据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说明数据是非稳定的。在对其二阶差分的数据再次检验,则拒绝假设,显示二阶差分数据是稳定的,符合GrangerCausality检验的要求。表1为ADF检验结果。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经过二阶差分的数据是稳定的数据资料,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的要求。
2.3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模型设定及样本数据选择。财政赤字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增加量超过经济增长要求的货币需求量时,超过的部分才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此,本文拟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应构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有:
由表3可见,对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61205,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39958,说明通货膨胀也不是财政赤字的格兰杰成因。可见,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不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通过对表1的观察,我们也可进一步证实上述结论,例如,1996年和1997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时期最低,但1996年通货膨胀率却达到6.1%;而2002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期间最高,为2.64%,但1991年的通货膨胀率却仅为-1.3%。笔者认为,虽然这期间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但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在于: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幅度还远没有超过由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的增加幅度。根据我国在此期间的实际经济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算:(1)1990-2006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0%左右,而货币流通速度(GDP/M)由1990年的1.224下降到2006年的0.6129,即平均每年下降4%左右,因此,在此期间,我国由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货币化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平均增加幅度为ΔY/Y-ΔV/V=10%+4%=14%。(2)1990-2006年我国的货币乘数平均为2左右,而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平均在1%左右,因此由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为M(Dgc-Dgc-1)/M=2*1%=2%。(3)综上所述,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2%远远小于经济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幅度14%,因此,在此期间财政赤字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构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联系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对我国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VAR模型,我们进一步对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这个时期财政赤字虽然对货币供给量都有一定的扩张性作用,但由于无论从财政赤字率或是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来看,我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仍然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幅度还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因此,这个时期中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虽然从现阶段看,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机制。但随着今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债市场的逐步成熟,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有可能与利率上升建立必然联系。如果此时政府仍然任由赤字与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由此引起的利率的持续上升必将迫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进国债以维持利率水平,而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将使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此外,当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政府信用的可持续条件将会被打破,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弥补所有的财政赤字,那么同样最终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今后我国政府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做好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风险的防范工作:第一,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确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给予法律的保证将有利于割断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量的内在联系,从而限制政府直接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弥补赤字的可能性。同时,中央银行将“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将可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间接发行。第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作为今后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即使有财政赤字化的情况出现,如果财政赤字能够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非常小。因此,我国政府应以目前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契机,通过建立健全现代税收征管体制、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以及加快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手段,为逐步缩减财政赤字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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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货膨胀与汇率的关系分析
通货膨胀被西方经济学称为公众的头号敌人，其表现为国内价格持续的上涨。而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因为存在着理论和现实不符的事实。
首先，通货膨胀和汇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通胀水平高的国家其货币必然对通胀水平低的国家的货币贬值。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有两个不足，其一在于其假设商品能被自由交易，并且不计关税、配额和赋税等交易成本；其二是它只适用于商品，却忽视了服务，而服务恰恰可以有非常显著的价值差距的空间。
其次，汇率取决两种货币的供求关系。如上述的国际借贷说、利率平价理论的本质是通过改变两种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广义的非特定地理区域的）的供求关系而影响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这有点类似普通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作用于外汇市场。只不过引起两种货币供求变化的因素是多种的，包括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直接投资、证券市场融资、国际转移支付等）、利率差导致的套利行为、金融投机行为等等。
有专家认为，2007年1月～8月，欧元对美元升值大约12%左右；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有限，同时由于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是的人民币本身具有升值的压力。正是人民币对外升值有限，使得对内表现为巨大的通货膨胀。
2.中国近阶段的情况较为特殊，即“货币对内贬值而对外升值”。
货币具有的购买能力也称为对内价值，相当于物价的倒数（物价越高，货币购买力越低，反之亦然）；以另外一国货币表示的本币价值（间接标价法）即为汇率，这也被称为货币的对外价值。理论上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应该一致。但多种主客观因素会使得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偏离，包括：
（1）外汇在外汇市场上作为一种商品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并发生波动，从而导致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发生偏离，甚至长期和大幅度的偏离。
（2）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对内价值，从而使价值分离。
（3）利率的提高会提升货币的对内价值，会产生价值分离。
（4）在钉住及联系汇率时，被钉住的货币升值或贬值从而使钉住货币发生内外价值偏离。
（5）其他各种因素，如政府管制、投机及心理因素，等等。
目前，中国国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8年6月CPI涨幅7.1%上半年GDP增长10.4%，导致人民币对内大幅贬值，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表示：虽然近两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出现了回落，但是目前的价格水平还处在较高的位置，价格长期在高位运行，不仅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而且还影响到百姓的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居民的生活。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控制价格的过快上涨，防止通货膨胀。
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存在“双顺差”，国际上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持续存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人民币升值正承受着国内国际的压力。在国内,随着中国出口增速下滑,出现了人民币升值放缓的呼声。海关统计显示,6月贸易顺差达213.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6%,净减少55.4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但顺差数据仍旧是今年以来月度最高,“顺差依旧巨大,国际上对人民币继续升值还是有一定压力。”
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我国流动过剩的局面日益严重，外汇占款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且由于持续存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热钱不断涌入，央行由此也面临着巨大的对冲压力。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两大特殊因素，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仅限于相对货币之间（如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很难达到提升国际购买力的效果，反而会由于外资的涌入，导致流动性泛滥，进而使物价上涨，引发人民币对内贬值
目前看来，只有对内疏导通货膨胀压力,削弱长期贬值倾向,对外平衡贸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压力,才能改善人民币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二、相关文献综述
自2005年7月21日启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几年来持续呈现小幅上扬态势。特别是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进一步加快，破“6”已在市场人士预料之中。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增多,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汇率走势格外引人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汇率出现小幅反向变化，但是，仍旧超过08年的值。针对人民币是否应升值的问题，国内国外学者有着激烈的争论。
2006年，乔海曙、王军华在《投资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检验》一文中用单位根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投资和通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证实了投资和通胀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2006年，王喜平在《外资流入与通货膨胀的Granger因果关系》一文中采用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83年～2003年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短期内外资流入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原因，反映外资流入与通货膨胀长期关系的ECM对通货膨胀也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
2006年，李洪凯在《中国通货膨胀的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的研究表明，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变动并没有在CPI中表现出来，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不能成为推高我国物价水平的原因。
2007年，鲍银胜在《评论:人民币何以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一文中提出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两大特殊因素，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仅限于相对货币之间（如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很难达到提升国际购买力的效果，反而会由于外资的涌入，导致流动性泛滥，进而使物价上涨，引发人民币对内贬值的观点
2007年，武建东在《中国完全可以市场化的方式主导人民币对外汇交易的定价机制和交易体系》一文中提出可考虑将现行的强制结售汇体制改为中国自主结售汇体制。
易纲(1997)、谢多(1997)、张斌(2001)、YuYongding(2001)都曾提出过类似将强制结售汇体制改为比例结售汇体制，同时提高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头寸的限额，将变周转头寸的最高限额为最低限额。或者对外资流入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以防止国际收支的过度不平衡，解决或部分解决外汇占款问题的观点。
2008年，俞乔在《中国经济存在两大矛盾》一文中指出今年中国经济从金融层面来看，国民储蓄率高居不下，经济中存在极大的流动性，国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不得已而转向国外购买金融资产以对冲流动性，化解通货膨胀压力；而国内大量的投资机会和社会公众又难以获得资金，内部融资需求难以满足。
2008年，马涛在《在效用损失外汇储备过多的后遗症》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外汇储备过多对政府和社会产生负效用，大规模外汇储备引发的外汇占款是当前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同时意味着将一定量的国内资源提供给国外使用；强制结售汇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体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弱化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指出应建立适度的外汇储备存量，不宜过多持有外汇储备
2008年，巫燕玲在《结汇核查缉捕热钱单边升值预期可能将反转》中认为近期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正在减弱，但热钱与人民币升值的矛盾与斗争仍在继续
三、理性思考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所面临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以及人民币面临的“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两者都存在着各自特有的客观因素，一方面两者也具有一定的联系：
1.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两大特殊因素引发人民币对内贬值
首先，人民币并非自由兑换货币，决定了：
（1）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仅限于相对货币之间的升值，并不代表人民币国际购买力的提高。
（2）人民币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汇率机制，反映真实的汇率水平
（3）在外部资金不断流入的情况下，导致了外部资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单向流动
其次，由于人民币目前还不能与美元一样，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际大宗商品、金融产品标价也不是以人民币来标价的，由此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只是相对货币之间的升值行为。在美元大幅贬值、美元标价仍在国际大宗商品标价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人民币并不能通过相对于美元升值的途径去抵御国际通涨压力。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只能成为国际通胀的被动接受者。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趋势下，国际原料价格大幅上涨使我们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而外部投机性资金出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推升资产价格，却使中国国内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并加剧了人民币虽然表面上升值，但实际购买力却相对下降，这个奇怪的经济现象。
外部资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单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内货币资金供给增加，使中国经济面临通胀压力。外部资金对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进行投机性炒作，必将使人民币汇率、国内资产泡沫之间呈现“水涨船高”式的联动关系，进一步加大了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导致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而人民币对内实际贬值。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国内的金融稳定。
2．建议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在紧缩的世界大背景下，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政治要求，但是，我国原先所存在的内外不均衡的问题仍然不容小觑，在紧缩的环境中，处理好潜在通货膨胀和人民币汇率的关系仍然是关系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面对“内忧外患”笔者认为我国应首先处理好以下两方面：
首先应理顺资产价格。提高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出口商品价格，将是抑制贸易顺差的有效手段。
其次，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汇率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境外投机资金入境的监管，这是特殊条件下抑制我国国内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针对人民币是否应升值，不同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断的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其背后的目的是为了其本国的国家利益而栖牲中国的利益。人民币绝不能迫于政治压力而升值，日本的当初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但是，人民币确实存在升值的压力，并且以最近两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表现看，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越来越清晰，人民币长期以较大幅度升值是符合经济规律并有利于实现中国更大利益的。但是，短期更适合逐步升值。
[参考资料]
(二)混合NKPCGali等［4］扩展了关于厂商定价行为的假设。假设垄断竞争厂商存在两种定价行为，一是前向型定价，即基准模型中的定价方式。二是后向型定价，即一部分厂商根据以前时期的价格来设定价格。这里假定比例为1－ω的厂商采取前向型定价，比例为ω的厂商采用后向型定价。
(三)二元经济结构的混合NKPC由于，实际边际成本与产出缺口存在近似线性关系:
二、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依据(17)式，可以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上面计量模型中包含通胀预期项πt+1，该项的数值显然会受到随机干扰项的影响，即解释变量与随机干扰项相关，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值不是有效的，故采用GMM估计方法。GMM方法不要求扰动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扰动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是一个稳健估计量。GMM估计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选择最小距离的估计量，通过设定矩条件估计得出参数值，该方法是估计前瞻性计量模型参数的有效方法，且本文模型的数据样本数量为89，可以满足其样本数量要求。GMM估计方法的重要问题是工具变量的选择。工具变量的选择应满足两个条件:(1)工具变量与其替代的解释变量高度相关;(2)工具变量与随即扰动项不相关。本文的计量模型所使用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按照常用的工具变量的选择方法，采用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选择的工具变量数不小于被估计参数的个数，以保证GMM估计量可识别，常数项会被自动加到工具变量中。
(二)数据说明①本文选取1992年第1季度到2014年第1季度期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1992年以前，中国经济处于变革的前期，整体上仍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1992年至2014年期间，经济结构更接近于本文模型的假设情形。此外，年度数据的时间跨度过长，月度数据变化又过快，所以本文选用季度数据，这也是进行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经验研究的惯例。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有五个:通货膨胀率为被解释变量，产出缺口、通胀预期、通胀惯性(滞后一期通胀率)、劳动力流动速度缺口为解释变量。(1)通货膨胀率和通胀惯性: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季度CPI环比指数为季度内三个月CPI指数乘积。(2)产出缺口:产出缺口以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百分比来表示，即yt=(Yt－Y*t)Y*t，Yt为t期的实际产出，Y*t为t期的潜在产出，实际产出=名义GDP/GDP平减指数。采用H－P滤波方法(λ取1600)将实际产出分解为趋势部分Tt和周期部分Ct，即Yt=Tt+Ct，趋势部分即潜在产出，产出缺口由CtTt给出。(3)通胀预期:目前通胀预期数据的估算方法主要有:一是调查数据方法。研究人员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直接收集消费者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势的看法，然后把这些对通胀趋势的定性估计进行量化，转化为可以使用的定量数据，如Roberts(1995)和文献［14］。而这种方法获得的数据的可靠性很难令人信服。二是采用适用性预期。常用的处理方式是以滞后若干期通胀的加权平均作为通胀预期的变量，即πet=(1－θ)∑∞j=0θjπt－j，其中θ∈(0，1)。该方法的使用以持续稳定的货币政策为前提。三是采用理性预期。该方法以t+1期通胀的实际值作为通胀预期，即Etπt+1=πt+1+ηt+1，ηt+1为理性预期误差。此外，还有以对实际利率的预测替代对通胀预期的预测，如利用金融市场上有价证券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差别来估计通胀预期，如Fasolo和Portugal(2004)。云航等［21］将状态空间模型和Hamilton(1989)的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结合起来，在实际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整体系统下估算了通胀预期。该方法建立在分析通胀预期形成的基础上，是一种更为接近预期形成现实的方法，本文借鉴该方法估算通胀预期数值。(4)劳动力流动速度缺口:该变量指劳动力流动速度偏离稳态流动速度的百分比，vt=(Vt－V*t)V*t，Vt为劳动力流动速度，以非农产业(第二、三产业)就业在总就业(第一、二、三产业)中的占比来度量，V*t是劳动力流动速度稳态值。同样采用H-P滤波方法(λ取1600)，分离出稳态值，进而计算出该缺口。
(三)参数估计过程和结果分析1．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的宏观经济数据，为避免数据不稳定而导致计量模型参数估计出现偏差和伪回归，先对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本文对变量yt、πt、Etπt+1和vt分别进行ADF、PP、DF-GLS检验，结果显示yt、πt和vt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H0:存在单位根。而Etπt+1不能通过稳定性检验，为非稳定序列。进一步对Etπt+1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其ADF、PP、DF-GLS检验统计量分别为－5．513735、－5．623668和－5．550893，通过5%的显著水平的平稳性检验。Etπt+1的一阶差分为平稳过程，是一阶单整，即I(1)。2．四组工具变量检验根据计量模型，本文为内生变量Etπt+1选取的工具变量主要涉及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通胀预期的滞后期。采用GMM估计方法，工具变量的选择较为敏感，工具变量集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估计参数的显著变动。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信服力，本文选取四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参数估计值的变化范围及其稳健程度。λ3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40～0．45，λ1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33～0．40，λ4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18～0．20，λ2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0001～0．0009，这四个参数的估计值均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其估计值较为稳定，说明使用这四个变量作为通货膨胀的解释变量是适当的。通过对估计参数数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各个解释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程度上的差异，滞后一期通货膨胀的影响效果最大，其次是产出缺口和劳动力流动速度缺口，而通胀预期的估计参数相对很小，基本上不会产生效果。常数项的估计值变化范围很小，其绝对值小于0．04，说明截距点距离原点很近。相对于其他估计四组工具变量集的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GMM的估计结果是稳健有效的。
正如货币天然需要金银一样，房地产业天然需要金融。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房地产的开发和销售需要金融支持。房地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少则数百万元，多则数十亿。在我国，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平均投资额约为1000万元左右。并且，房地产投资周期长，资金回收慢，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过程从申请立项、购买土地使用权、平整土地、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另一方面，销售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市场不景气，则可能销售比开发的时间还要长。因此占用资金和支付利息都比较多，企业的自我积累根本不可能保证连续投入资金的需要，如果没有金融支持，企业就会发生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发生财务危机。从目前国内国外的情况来看，银行贷款是房地产企业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大约占企业开发投资总额的1/4-1/3，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越占10%-30%。
2、住房消费需要金融支持。国际上房价收入比约为3：1至6：1(在我国这个比例要更高一些，可能会达到7：1至10：1)。这意味着国际上一个家庭买一套住房要在禁绝一切消费的情况下积累3-6年，而在我国则要7-10年，实际时间要远远大于这个理论时间。金融机构的住房消费信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使家庭积累过程大大缩短，提前实现住房消费。并且对房地产企业来说，无异于缩短了销售时间，加快了资金周转，减少了资金占用和利息支付，从而增加了房地产企业的利润。
（二）房地产信贷是金融业的一项重要内容
房地产价格取决于地产价格和房产价格，前面论述过建筑物数劳动产品，因此房地产的价格主要应该取决于地产价格。由于地产稀缺性和土地供给的完全无弹性的特性，决定了地产具有稳定的升值性，在加上土地的永续利用性，从而也就决定了房地产具有较为稳定的升值性。这样，房地产就成为一种优良的抵押品，银行遭受抵押物灭失或者抵押物价值下降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果借款人到期不能偿还贷款或者中途违约，银行可按合同约定将抵押物拍卖变现用以偿还借款人所欠贷款本息余额。在一些发达国家，住房抵押贷款一向是银行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银行贷款中有30%以上是住房抵押贷款，英国为20%-25%，在我国香港，这个比例超过40%。
（三）房地产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机理
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是复杂的，无论是国际收支、财政收支、货币供求的严重失衡，还是资本市场、借贷市场的严重失衡都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引发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借贷市场的失衡引起的。因为房产业与金融业共生共荣的密切联系，一旦房地产价格上涨破灭，则首先殃及的就是金融业，引发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于地产价格上涨，所以房地产价格上涨一旦破灭直接表现为土地价格急剧缩水，房地产价格随之大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率被改变，巨大的不良资产企业无力还贷而产生。金融机构的呆帐、坏帐将大量增加。数量庞大的不良资产因其资金滞留而危机到金融业的资产流动性及安全性，极大的破坏了银行信用制度，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价格上涨经济破裂，金融系统中存在的“债务链”逐级放大，作为金融机构债权人的社会存款人对金融机构信心不足而就可能发生银行挤兑，并进一步引起金融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使金融机构由点到面，逐个破产。随着价格上涨经济破灭，破产所占比重越来越达，破坏力逐级升高，最终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导致全面的彻底的通货膨胀。
二、我国房地产良性发展思路和建议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尤其是在经
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房地产价格上涨出现的可能性就更大。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任意膨胀会引发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若要在房地产的过快发展中避免通货膨胀，则一方面要降低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目前房地产融资渠道单一的情况下主要是房地产企业的贷款比例)另一方面就要控制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实际上房地产价格上涨又主要由地价价格上涨决定。因此防范房地产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可以从两大方面入手，其一是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其二是土地。同时一定要作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监测和预警工作。因此，我国的房地产发展中要避免房产过快发展引发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我们重点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建立通货膨胀角度的房地产价格上涨预警体系
因为我国的房地产业发展时间短，相应的房地产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健全，所以笔者认为我国更应该建立多方面的全方位的房地产价格上涨预警体系，从多个角度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进行预警。房地产价格上涨预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大众层次的房地产预警；二是政府或决策层房地产预警(也就是通货膨胀角度的房地产预警体系)。
1．大众层房地产预警
房地产价格上涨虽然无法确切地进行定量的判断，但可以从一些现象观察出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或出现过度投机，从而有可能会产生房地产价格上涨。这些现象有：
（1）房地产投资收益率。房地产投资收益率指广义收益率，即持有期房地产租金加上卖出房地产后的价差利润再除以房地产购入价。如果收益率过高，将会吸引更多投资(机)者加入，推波助澜，哄抬地价。
（2）房地产转手率或成交额。房地产转手率可以通过房地产交易所监测，短期内转手率高，说明炒卖严重，存在过度投机。房地产交易额不正常地显著增大，说明房地产交易过于活跃，其中肯定存在不以房地产利用为目的的投资转手交易。
（3）房地产投资情况。房地产价格产生价格上涨时，开发商收益将提高，这样会诱使开发资过度，容易引发房地产价格上涨。
（4）房地产开发商的施工进度。在房地产投机热中，投机者持有房地产并不是想真正使用，也不会投资开发，而是想待价而沽，因此如果有许多开发商持有土地后，迟迟不肯投资或施工进度特别缓慢，则可判定开发商有投机炒地炒楼花的动机。
2．政府或决策层的房地产预警
此处的政府或决策层的房地产预警，即根据上文我们分析过的用房地产价格上涨引发
通货膨胀的价格上涨率临界值与现实中用利率调整的PER测算出的现实价格上涨率进行比较的方法来判定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房地产价格上涨是否存在以及其程度如何。
若引发通货膨胀的临界价格上涨率>>现实中用利率调整的PER测算的现实价格上涨率，则证明现实中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不大，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房地产价格上涨，这时只需要对房地产发展中存在的局部性问题进行微调即可;
若引发通货膨胀的临界价格上涨率>(或=)现实中用利率调整的PER测算的现实价格上涨率，则说明现实中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很严重，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需要马上采取措施对
房地产价格上涨进行控制。
（二）建立因地制宜的、动态的房地产预警体系
由于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地区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预警预报指标的设置和区间不可
能相同，需要所在城市自己努力找出规律性，确定指标数目和量化区间。
同时，房地产市场既然称之为市场，市场本身就是动态的，所以房地产市场也就是一个动态的市场。对动态的房地产市场进行监测，则这种监测也就要求具有动态性，能够反映最新的市场动态和金融动态。数据、指标的周期要尽可能的短，随着市场的完善，指标体系可以从最初的半年更换一次，缩短至一个季度、一个月进而至一个周，周期越短，预警效果越佳。
（三）完善房地产金融，增加房地产融资渠道
由于我国房地产融资渠道单一，房地产金融风险集中在商业银行体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促进房地产业长期稳定发展、持续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必须认真探讨降低和分散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制度、手段和措施。改进的办法就是加速房地产金融创新的进程。
大力发展多元化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形成具有多种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的房地产二级市场，以分散银行信贷风险。在成熟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上，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融资不仅有债权和股权融资两种基本形式，而且在债权和股权融资一级市场以外，存在着发达的证券化二级市场。在这个二级市场上，各种金融创新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房地产金融工具，包括投资基金、信托证券、指数化证券等。正是通过各种投资者在房地产金融市场上对证券化金融资产的自主购买，二级市场把本来集中于房地产信贷机构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有效地分散于整个金融市场的投资者。
参考文献：
1．曹振良：《房地产经济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曹振良、高晓慧：《中国房地产发展与管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曹振良：《土地经济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