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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变迁与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中国通货膨胀二元分化现象主要有三个效应导致，分别是技术进步效应、国家控制力效应和缺口效应。1.技术进步效应。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品价格之间的资关系非常复杂。当前的生产率提高显然会导致PPI的增长，这是由于中国在技术上的劣势以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决定的，因此依靠从工业化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从事生产。但主要的引进方式是外国直接投资和专利转让以及进口。外国直接投资将拉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从而直接或间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导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通过对国外的产品和技术进行分解研究，专利转让等方式进行吸收，再投资，以收购技术，以此提高生产率，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对拥有新技术产品的投资，但是这样会导致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的局面产生，提高工业制成品的成本进一步提高产品价格。工业类投资领域产生的这种“潮汐现象”。将导致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并引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因此，引进造成的变化制成品链的价格指数技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引进技术—投资，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增加—上游原材料价格—新兴的工业成本—工业价格。2.国家控制力效应。而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很大，更容易依靠国家的力量来集中发展这些技术引进的部门。此时大范围引进先进技术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会呈现良好的局面：一方面通过新技术和生产的规模效应使生产的成本降低了，这会减少部门产品价格水平的波动，并且还会产生价格水平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来看在短期内，产出均可以被国内的需求吸收，进行技术引进的部门会因此获得大量利润。与技术引进部门不同的是向农产品生产部门这样的非技术引进部门在向社会提供最终消费品的同时还向技术引进部门提供中间产品。此时非技术引进部门在资本和政策环境均不如技术引进部门的情况下，缺乏技术进步和创新，因此生产率相对比较低。短期内，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可以满足技术引进部门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因此该部门的价格水平波动不会很剧烈。从总体上来看，技术引进部门良好的发展态势掩盖了非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缺陷，宏观经济整体上会显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3.缺口效应。引进新技术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势头依然很快，产量的增长也非常迅速，因此潜在的国内需求已经无法满足该部门的供给，将有可能通过扩大海外市场通过出口来支撑他们的发展。但通过出口起到的作用有限，由于供给大于需求，所以导致这些部门的产品价格比较低。此时，从经济的宏观方面来看经济增长仍然由这些具有新技术的工业部门带动，但农业部门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与工业部门的低价格的现象并存，因此产生了价格水平的“二元分化”现象。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衡量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率水平以及波动水平，需要由各个部门之间价格水平变动的强弱来决定。随着落后国经济的发展，技术引进将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发生。每一轮技术引进都会交替产生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过渡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按照凯恩斯的解释，如果总需求上升到大于总供给的地步，此时，由于劳动和设备已经充分利用，因而要使产量再增加已经不可能，过渡的需求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
（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成本或供给方面的原因形成的通货膨胀，即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又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由厂商生产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造成成本向上移动的原因大致有：工资过渡上涨、利润过渡增加进口商品价格上涨。
（三）需求和成本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
在实际中，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因各种原因同时推进的价格水平上涨，就是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假设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渡的需求增加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四）预期和通货膨胀惯性
在实际中，一旦形成通货膨胀，便会持续一般时期，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通货膨胀惯性，对通货膨胀惯性的一种解释是人们会对通货膨胀做出的相应预期。
预期对人们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导致通货膨胀具有惯性，如人们预期的通胀率为10%，在订立有关合同时，厂商会要求价格上涨10%，而工人与厂商签订合同中也会要求增加10%的工资，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单位产品的成本会增加10%，从而通货膨胀率按10%持续下去，必须然形成通货膨胀惯性。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必将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如果社会的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人们可以完全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很小。因为在这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各种名义变量都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从而使实际变量不变。这时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唯一影响，是人们将减少他们所持有的现金量。但是在通货膨胀率不能完全预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将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及经济活动。因为这时人们无法准确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名义变量，以及他们应采取的经济行为。
（一）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
通常借贷的债务契约都是根据签约时的通货膨胀率来确定名义利息率，所以当发生了未预期的通货膨胀之后，债务契约无法更改，从而就使实际利息率下降，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受损。其结果是对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带来不利的影响，使债权人不愿意发放贷款。贷款的减少会影响投资，最后使投资减少。
（二）在雇主与工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
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工资增长率不能迅速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从而即使在名义工资不变或略有增长的情况下，使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会使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投资，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以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理由。
（三）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众
由于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名义工资总会有所增加，随着名义工资的提高，达到纳税起征点的人增加了，有许多人进入了更高的纳税等级，这样就使得政府的税收增加。但公众纳税数额增加，实际收入却减少了。政府由这种通货膨胀中所得到的税收称为“通货膨胀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对公众的掠夺。这种通货膨胀税的存在，既不利于储蓄的增加，也影响了私人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三、主要结论与对策
国家中央银行，如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可经由设定利率及其他货币政策来有力地影响通货膨胀率。高利率（及资金需求成长迟缓）为央行反通胀的典型手法，以降低就业及生产来抑制物价上涨。
然而，不同国家的央行对控制通货膨胀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说，有些央行密切注意对称性通货膨胀目标，而有些仅在通货膨胀率过高时加以控制。欧洲中央银行因在面对高失业率时采行后者而受指责。
货币主义者着重由金融政策以降低资金供给来提高利率。凯恩斯主义者则着重于由增税或降低政府开支等财政手段来普遍性的降低需求。其对金融政策的解释部分来自罗伯特?索罗对日用品价格上涨所作的研究成果。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抵抗通货膨胀方法为：固定货币与黄金等固定参考物的兑换率，或降低浮动货币结构中的边际税率以鼓励形成资本。所有这些政策可透过公开市场操作达成。
另一种方法为直接控制薪资与物价。美国在1970年代早期，尼克松主政下，曾试验过这种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政策与刺激需求面同时实施。故供给面的限制（控制手段、潜在产出）与需求增长产生冲突。经济学家一般视物价控制为不良作法，因其助长短缺、降低生产品质，从而扭曲经济运行。然而，若能避免因经济严重衰退导致成本升高，或在抵抗战时通货膨胀的情形下，这样的代价或许值得。
参考文献：[1]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上海财经出版社.
【关键词】民生问题通胀预期通货膨胀
2010年两会上,政府明确指出了我国当下面临复杂经济条件下需要首要处理好的问题,民生问题。可以说这反映了我党一直以来关乎民生,体恤民情的本质。也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形容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了强烈的“民生情怀”,从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到办好教育,从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到农民增收,可以说这是我国首次将民生问题摆在制度政策的层面,给与高度重视。
民生问题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福利问题,不同于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研究,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于人口数量大、人均收入低的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部分人的福利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收入增长,有效就业,福利医疗,住房保险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处理好民生问题的关键。
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国家在通过出台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结构亟需改善,通货膨胀预期陡增,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战需要合理且有效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提出无疑给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通货膨胀的问题与民生问题联系最为紧密,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发展究竟如何影响民生状况,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治理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1通胀预期及主要诱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2010年的高通胀预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国政府相当重视新一年的通胀走向,因为经济回暖时期的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因为调控不当而导致经济滞涨(stagflation),造成“双谷式”衰退。政府明确指出试图控制新一年CPI指数上涨率为3%,做出温和通胀的预期。那么这里简单梳理一下2010年我国高通胀预期的原因。
1.1货币投放量扩大
在经济市场中,货币投放量增大主要加强了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货币数量的增加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投放货币的同时,若货币供给速度大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即真实利率),就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一个较强的拉动作用。这个拉动作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经济增长峰值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国际经验为3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半年至1年[1]。去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9.58万亿元,助推M1,M2达到了十年的高点,截至2010年2月,我国M2总量达到近4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仍处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阶段,4万亿投资项目后续资金需求刚性,那么货币投放量很难强制压缩,于是由于宽松信贷而产生的流通性过剩的通胀压力持续显现。
1.2资产泡沫的不良预期
当货币超量发行涌入经济市场的时候,实际增长率为市场可以健康消化的部分,其余则成为过剩的流通性压力。2000-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率为17.1%,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居民价格指数上涨2.4%,那么超出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为4.4%,由于这些剩余货币大量被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渠道吸收,故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同样,2009年由于宽松信贷政策,货币供给量增长27.7%,而实际经济增长为8.7%,房地产与股市等资产市场吸收2.7万亿元,相当于货币供给量的6%[2]。而房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对货币的“吸纳”建立在其本身非理性繁荣而产生的资产泡沫化基础上,我国股票市场2009年达到88.58%的涨幅,居全球前列;而房产市场随着房价的飙升而成为投机型投资的热土。这样造成两个效应,第一,硬资产涨价拉动消费品物价上升,使得消费者消费增加,进而促进物价上涨;第二,资产泡沫化预期形成后,大量资金涌出压力增大,提高通胀预期。
1.3输入性通胀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纷纷上涨,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可能影响到我国国内消费品价格。这体现出我国2010年通胀的预期表现出多种通胀模式混合的特征。
总体看来,由于去年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双宽松政策,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很强,加上新年的“翘尾因素”与当下西南干旱造成的粮食大幅度涨价带来的消费预期提升,我国控制CPI全年3%的增长是一项重大而富有挑战的工作。
2通货膨胀对民生的主要影响
温总理在两会前就曾指出“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在经济复苏中温和稳健的调控由高通胀预期带来的流通性压力,这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遏制市场经济复苏的上升状态,那样会使经济再度陷入萧条;其次,保证不发生严重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则是对“民生”的最直接的关怀。
通货膨胀直接危害百姓利益,是“民生问题”的大事,政府试图力保全年CPI增长3%的很重要原因,便是担忧通货膨胀对百姓利益的严重危害。那么,本文便忽视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试图单纯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后对民生的危害。
2.1收入减少
通货膨胀发生后对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购买力的降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消费品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义货币收入增长,那么同样的货币将不再能够购买等同量的商品,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损失。
当通货膨胀发生后,由于政府存在“菜单成本”而不会在短时间内调节税收税点的指标。个人收入所得税是一种递增税种,按照收入多少划分为若干等级,随等级提高赋税额度提升。若假设原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税点为t0,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则通货膨胀发生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税点降低为t0/(1+π0-r0),对于百姓来说,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一部分人在通货膨胀之后需要承担缴税义务;同理通货膨胀后,原本许多缴纳低额度个人所得税款的民众将被重新划归为高一等级的税收人群,不得不支付更多税款.这样通货膨胀的存在损害了百姓利益,而补贴了政府。
于此同时,企业在通货膨胀之后没有加薪动力,员工反映出对消费变化的迟钝,则整体市场工资上调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么假设通货膨胀前员工工资为w0,同样假设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那么当通货膨胀发生后员工的实际工资下降,w=w0/(1+π0-r0),可以看出来通货膨胀发生后损害了员工利益,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补贴了企业家雇主。
2.2收入不均
通货膨胀发生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发生大幅度提高,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产品与其他生活资料必需品,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要明显大于收入高的人群。这里将收入低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农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面对刚性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则生活福利受损;另一类是农民,虽然农产品价格提升部分补贴了农民收入,但是粮农产品的价格提升远远不足以负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3]。理由主要因为粮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土地成本很快上升,价格传导迅速,使得农药、化肥、农机等农资产品价格上升,农民通过农产品获得的盈利需要对农资产品价格上升进行补贴。我们再从收入角度分析,当通货膨胀到来时,我国物价上涨的同时伴随有资产的上涨,即“双膨胀”状态。就居民收入购成而言,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收入高的人群还会获得资本部门的资本利得。通货膨胀的到来无疑极大加速了贫富收入差距。
2.3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Index)于197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Okun)发表,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4]。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Curve)的描述,正常经济走动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有一个近似替代的关系,此消彼长。当失业率或通胀率其中之一变化时不能够很好的反映民生痛苦的状况,若两个比率都上升,则反映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的提出其实强调了就业率对于民生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之所以失业率与通胀率能够存在反向关系的原因在于:存在较高失业率的时候,工人可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较少,所以一般不会很强烈的要求工资上调;同时,较高失业率意味着较低利润率,企业雇主会更有力地抵制工人要求涨工资。[5]
我国当下处于一个混合型通胀预期较高的时期,对于广大下岗人群与广大的毕业生人群来说,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来使得工资额度上升。“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痛苦指数则会显著上升,民生问题受到严重损害。
总结看来,通货膨胀对我国2010年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从百姓的角度,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若发生较严重通胀,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百姓的福利会受到更多的损害。那么从民生角度着手,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些防治通胀的政策,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3民生角度的政策分析
经典教科书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许多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按照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主要的政府调控手段有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利率、调整汇率等等。本文主要考虑我国现行国情,从民生的角度来探讨各种治理政策对百姓的福利作用,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最能让百姓受益的治理政策,抓住政府以“民生问题”为本的工作重点。以应对如果发生的通货膨胀状况。
3.1利率调整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一定是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在货币主义的理论中认为,实际因素即使对总需求有影响也是不重要的,货币的过度发行是通货膨胀的关键。那么利率政策的效用显而易见,调高利率属于紧缩式货币政策,抑制了流通性,增加了储蓄总量,减少了实际流通货币量,直接的降低了通胀的压力。
然而货币政策需要较长的传导时间,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很强的信号作用,各国央行都很慎重的加息,因为加息意味着直接对过热经济的“降温”。而当下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后危机时代,任何直接粗暴的利率调整都有可能打消刚刚兴起的民间资本活动的苗头,扼杀了复苏的经济形势,而产生一种经济停滞的后果。对百姓而言,直接的利率调整则很可能造成紧缩信贷使个体私营企业失去贷款而面临危机,这样将造成的更多失业。所以在治理通胀时,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首先考虑利率的调整。
3.2汇率调整
传统的汇率思路来治理通胀的方法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人民币升值,可以在降低进口价格的同时,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贸易顺差,进而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胀压力;其次,人民币升值,进口大宗商品的国际成本实际价格下降,拉动国内其他商品也相应降价,从而抑制输入性通胀。[6]
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外贸体制下,汇率调整发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当前外贸企业不能完全自由的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民众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进口商品时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相反这样的汇率调整将利益主要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利的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3.3税收制度
在需求性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产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是增加政府税收,降低居民消费,控制货币流通量,达到通货膨胀的治理。而我国当前形势是由于过量的信贷发行与高企的资产价格而造成的高通胀压力,伴随着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显然通过增加政府税收的手段不仅不能够解决通胀问题,反而会加重民生问题,降低了百姓收入,损害了百姓福利。
3.4可行政策
在讨论了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后,发现从民生角度下考量,这些政策在当前我国情况下有着明显的缺陷,那么结合当下我国情况,该如何最好的处理好“防通胀“与”重民生“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给可行的政策提供一个思路。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当前我国外贸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在外贸交易中暴露出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严重,这些给输入性通胀带来了条件。于是国际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国的其他商品被动提价。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产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制度研发,力图在新能源与新技术的领域取得领跑。
另一个方面,在民众对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从民心方面对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疏导,达到“疏导胜于防护“的目的。当前资产泡沫化严重,房地产价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那么出台适当的控制楼市政策,可以很好的安抚民心,稳定通胀预期。同时,政府出面公开宣称力图控制2010年国家CPI增长率3%,维持温和通货膨胀,利用政府公信力让市民安心。有效的避免了消费者因恐慌最近干旱天灾与”翘尾效应“导致的物价上扬而引发的价格预期上升,于是加大消费进而推动了物价上涨的现象。最后政府宣传要通过治理通货膨胀预期来维持新年的稳定,那么在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指示下,民众因为提高储蓄率也可以部分化解通货膨胀危险。
2、剔除商品期货的季节性因素
本文实证中，选取的商品期货品种为黄大豆，因为黄大豆这一期货品种出现的时间较早，可利用的数据较多;另一方面，黄大豆受到国外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较小，更易与国内的核心通货膨胀建立关系。本文采用平滑法剔除期货价格中的季节性因素。
3、建立回归方程
得到了相应的平滑数据，即可对核心通货膨胀与平滑后的数据进行回归以证明其预测性。至此，准备工作已完成。剩下的部分即为将处理后的价格数据与相应日期的核心通货膨胀数据进行回归。因此，可建立滞后一到五阶的回归方程。对于滞后阶数n的确定，利用AIC准则(赤池信息准则)。对不同的n值，分别比较方程的拟合优度，以及AIC值(Akaikeinfocriterion)。取AIC值较小且拟合优度较大的n值为佳。
4、实证结果
经实证，当回归方程自变量是滞后阶数由1到5时，拟合优度要小于六、七、八阶滞后，AIC值大于三、四阶滞后，结果差强人意。且方程系数的显著性很差，证明有不甚合适的变量混在其中，由于进行比较时是将滞后阶数逐渐递增，因此推测是一阶与二阶滞后，甚至三阶滞后变量不合适。因此，将一阶、二阶、三阶滞后相继剔除，结果确实有所改善。从上述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不高，DW值也偏低，表明除了核心通货膨胀外，还有诸多对价格变动影响较为深刻的因素未引入到方程之中;同时，过多的滞后变量也会引起共线性问题。由于我们研究的是核心通货膨胀对价格变动的影响程度，上述方程已能说明问题。
1.2数据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要求，只有变量满足平稳性要求时，结果才有效。目前普遍应用的方法为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1996～2013年我国M2、CPI和GDP数据进行检验时发现，这些数据并不平稳，不能够直接地进行相关计量分析，会造成“伪回归”结果。因此，本文对相关数据采取对数形式，结果发现在二次差分序列情况下，LnGDP、LnM2、LnCPI在5%和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ADF检验表明这些数据是平稳的。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这些序列本身都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通过检验，它们的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于是我们采用处理非平稳变量的协整方法来研究。
1.3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是用于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的方法。通常采用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的方法，检验结果表明，M2、CPI和GDP这三个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1个协整向量，即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将误差项记为ECM，建立协整模型如下所示：(1)式(1)表明，长期中LnGDP、LnM2、LnCP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M2增长1%，GDP增长0.7926%，M2对GDP的增长有促进效应，即长期来看，货币非中性。而CPI上涨1%，GDP下降1.5426%，CPI对GDP的增长有抑制效应。
1.4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如前所述，通过对M2、CPI和GDP进行相应的检验可知，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种长期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中不断调整才得以维持的，任何一组有协整关系的变量都存在误差校正机制，因此，为研究三者之间的短期动态相关关系，我们需要在协整方程的基础上建立VEC模型。本文VEC模型的回归方程为：通过表3可以发现：第一，在D(M2)的自回归方程中，误差修正方程ECM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是货币供应量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各解释变量对货币供应量具有长期影响。第二，在D(CPI)的自回归方程中，误差修正方程ECM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但同时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都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短期内货币供应、经济与通货膨胀无关。第三，在D(GDP)的自回归方程中，误差修正方程ECM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
2实证结论与政策建议
需求拉动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超额需求通货膨胀，通常是被认为总需求过度的结果。也可说成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生产商的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升。概括说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涨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是在实现充分就业以后，也就是达到实际产量的最大限度，总需求轻微的波动都会带动价格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也就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又被生动地描述为“过量的货币追逐稀有的商品”。同样根据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一旦出现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总供应的现象，物价上升趋势的出现也就很正常了。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总需求上升必定会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这种现象。
(二)成本推进
成本是在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中需要花费的所有费用，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是构成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在通过一些途径达到自己所需目的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要素也称为成本。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指在人们总需求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商品成本的提高所导致的物价水平全面持续地增长。指的是由于生产者成本的上升是价格水平上升的情况也会由于市场上的价格冲击力造成的某一类原料价格上涨。
(三)结构性变
化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活动内容应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工作效率很高的工业组织;二是生产率保持一定水平线上的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当工业部门由于工作效率高而使部门工资上涨时，社会服务部门也会不甘示弱，同样提高薪资上涨幅度。由此现象不难发现在这种做法下，经济总体难免会形成由工资薪酬成本所推动产生的通货膨胀。即社会中某一部门的工资提高，其他部门必会因为攀比心里而同时提高自己的工资比例。具体定义来说，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推动的作用下，仅仅是由于市场结构因素造成的普遍价格的上升变化。分析来看，社会各部门生产效率与发展水平层次不同，和外部的经济联系不同，可是现代经济结构要想使生产要素从落后的部门向先进的部门转移是很难做到的，同时落后的部门会要求与先进的部门在工资和价格方面达到同一程度水平，这样就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涨，形成结构性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和表现
(一)通货膨胀使收入分配结构不平等
通货膨胀会影响甚至降低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其中对固定水平低的民众影响十分明显。一般会分成两个部分:对于有固定工资收入者和债权人来说会遭受财产的损失，由于这群民众只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及养老金，而工资的增长的幅度却抵不过物价上涨的幅度，总是居于通货膨胀之后。而对于那些非固定收入者(利润收入者)和债务人都会在循环涨价的通货膨胀过程中通过提高价格水平来减少通货膨胀损失，并可能从中获益。
(二)通货膨胀造成消费与投资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畸形经济结构由于消费投资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向更加不协调的方向演变，市场生产者发出商品价格的信号，而生产者会依据这个信号来明确市场是否需要自己的产品，明确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规模，来降低社会能源资源的浪费，让这些资源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但通货膨胀来临时，商品价格的上涨只是由于生产的投机和人们的心理作用，并不是因为实际的需求而上涨。由于生产者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全面可靠的市场信息，因此人们的这种行为会促使消费与投资的进一步盲目前进。
(三)通货膨胀降低中国的竞争能力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商家们要想谋求自己的产品利润最大化，最直接并且最有成效的途径就是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因为即使获益的空间被通货膨胀的循环冲销压缩，可是相对于不涨价而言，获利空间还是很大的。我国属于外向型发展经济，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加工制造国外的产品再输出，成本低廉，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是没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而通货膨胀更加剧了这种低端的社会地位，不但国内货币贬值，而且抬高了出口的成本。中国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四)通货膨胀对国内居民的影响
首先，对于固定的工资收入持有者来说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失。对于那些固定收入的阶层来说，如:领取救济金、退休金的人等，他们的收入属于弹性很小的固定资金额，普遍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尽管实际收入通过名义工资有所提高但是购买力将不断下降，导致固定收入者生活质量下降。其次，通货膨胀对居民储蓄不利，伴随物价水平上涨，居民存入银行的资金的实际价值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原本拥有的资金按照相反的利率来计算，使民众所持有的资金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通货膨胀还会对居民就业产生很大影响，虽然通货膨胀在前期内可以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但是只要当通货膨胀继续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人们就会大大的降低积极性，企业不愿意多提品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极大下降，这就会导致出现失业增多的现象。
三、应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
(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
总需求属于宏观的理论。它是指在特定的物价体系阶段中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必须要对货币流通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不能就单方面来看，还必须综合各种因素来采取对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大力缩减财政支出，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财政的产生。而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紧缩型信贷，严格控制货币的放出量，降低货币供应量。但是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两者结合的综合治理，很重要的途径即抑制消费过快增长并将投资的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实现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二)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
在世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不难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工作的重点应该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一方面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完善加强监管制度;另一方面整改一些不合理的经济管理因素，协调好监管体制下的各个金融部门，坚决制止和查处随意提高利率、乱批设金融机构和各种违反金融政策法规的行为，防止各种违规现象发生，避免由于经济中的不稳定性因素推动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三)增加产品合理供给，优化经济结构
为解决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需要从两个切入点着手，一方面适当增加总供给;另一方面控制总需求，二者均要重视。若单方面控制总需求而忽略了增加总供给的作用，将阻碍经济发展，使我国经济处于低速阶段，最终使努力付诸东流。但仅增加总供给而不控制总需求又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增加了调整的成本。因此，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有效供给，降低成本，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二、数据与参数估计
我们使用混合频率(每日及每季度)的数据集，①目的是利用每日股票收益率预测季度产出增长率及通货膨胀率。本文使用(最优频域滤波器)过滤过的及原始的道琼斯工业指数(DJI)日收益率来预测美国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我们选取的时间区间为1951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我们选择了三对样本内回归区间及样本外预测区间，分别为:(1)样本内回归区间:1951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9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2)样本内回归区间:1951年第1季度至2006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7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3)样本内回归区间:1951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每个预测区间的均方预测误差(MSFE)都被计算以方便不同预测模型之间的比较。类似地，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预测新加坡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所采用的日股票收益数据为198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海峡时报指数(STI)，我们同样选择了三对样本内回归区间及样本外预测区间:(1)样本内回归区间:1986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9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2)样本内回归区间:1986年第1季度至2006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7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3)样本内回归区间:1986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1.频域滤波器Ouliaris和Corbae［14］提出了一种新的频域滤波器(简称为FDF)，该滤波器可以提取水平时间序列中的周期性成分，并且能够轻松地处理时间序列的随机及确定性趋势(对平稳序列显然)。通过一系列的蒙特卡罗实验，利用数据生成过程如美国实际产出增长率，发现该频域滤波器相比流行的时域滤波器(HP滤波器及BK滤波器)，其均方预测误差要低得多。此外，Ou-liaris和Corbae［14］建议的频域滤波器相比Mari-anne和Robert［15］以及Hodrick和Prescott［16］分别提出的BK滤波器和HP滤波器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它只需要我们设定一个商业周期的区间，而不需要设定任何参数。以本文为例，我们提取了6—32季度(即1.5—8.0年)区间的产出成分，或者等价地，395.0—2088.5天区间的每日股票收益成分。2.参数估计MIDAS方法关键的一步在于估计MIDAS权重函数式(2)及式(3)当中参数(θ1，θ2)的值。参数(θ1，θ2)不仅决定了MIDAS权重函数的形状，而且同样决定了式(1)中所包含的滞后项数目的多少。本文试图从“预测”(Forecasting)及“实时预报”(Nowcasting)两种情境下分别估计(θ1，θ2)。限于篇幅，我们仅使用如下包含指数Almon权重函数的AR－MIDAS回归方程。将表1中所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代入Almon权重函数，就能得到在“实时预报”情境下Almon权重与滞后日之间的关系。类似地，在“预测”情境下，我们利用式(5)AR－MIDAS模型得出参数值(β0，β1，β2)及(θ1，θ2)估计值，如表2所示。
三、预测分析
我们考虑如下的MIDAS预测模型:。其中，Yt代表名义或者对数差分化后的产出增长率。Sqt(Sqt－1)代表对数差分化后的原始季度股票回报率，且经过如式(4)或者式(5)的“季节反应”处理，即乘以因子(1－^β1L)以剔除“季节反应”(下同)。Sudt(Sudt－1)代表对数差分化后的原始日股票回报率的季度加总，Sfd1(Sfdt－1)代表对数差分化后的FDF日股票回报率的季度加总。我们在“实时预报”与“预测”情境下分别进行预测，且在每种情境中选择以原始季度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预测模型作为我们的基准模型，例如，式(6)为“实时预报”情境下的基准模型;式(7)为“预测”情境下的基准模型。这样处理的目的:一方面，因为季度股票回报率数据与产出增长率及数据处于同一频率，因而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其对后者进行预测;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加总的)日股票回报率与季度股票回报率的预测结果，我们可以知道高频股票回报数据是否包含任何对预测产出增长率有用的信息，且是季度股票回报数据所没有捕捉到的。同样地，使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让我们检测MIDAS方法的有效性，即使用MI-DAS权重函数对高频数据进行加总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对预测有用的信息。此外，通过比较FDF日股票回报率(即使用频域滤波器过滤后的日股票回报率)与原始日股票回报率的预测结果，我们可以知道，在剔除了超高频的噪音以及可能的季节趋势之后，我们的预测结果会不会比原始数据来得更好。我们将对产出增长率与通货膨率的预测结果列示在表3和表4中。我们分别在“实时预报”与“预测”情境下计算出每一个预测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MSFE)，并且除以每种情境下基准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以便比较。另外，从数据部分的介绍可知，我们所采用的样本外预测区间分别为h=8，h=16，h=24。
1.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原始股票回报率以及经频域过滤器过滤过的日股票回报率对预测美国名义产出增长率的作用十分微小，计算出的均方预测误差(MSFE)与基准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比值都大于1，说明我们所选取的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比基准模型要差。同时，在“实时预报”与“预测”情境下，我们很难甄别以原始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预测模型(式(8)与式(9))和以FDF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预测模型(式(10)与式(11))之间的优劣。以上是针对美国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分析，看上去令人有些沮丧，因为在加入高频股票回报率的信息之后，我们的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的预测效果反而更差。不过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让人重拾对MIDAS预测模型的信心，对新加坡的预测结果更是相当地鼓舞人心。我们接下来分析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表3中用黑体显示的数值表示，式(8)预测模型以及式(10)预测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相比基准模型式(6)都要低，说明两者的预测精度比基准模型要高。换句话说，在引入高频股票数据后(无论是原始的还是经频域过滤因子过滤过的)，我们改进了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精度。另外，很容易看出式(8)预测模型在三个预测区间h=8、h=16、h=24的相对均方预测误差都比式(10)预测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小。这说明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式(8)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要比式(10)更高。在“预测”情境下，我们一方面能看出式(8)预测模型和式(10)预测模型在三个预测区间的均方预测误差均比相应的基准模型式(6)和式(7)大，说明引入高频股票回报率信息后，我们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精度反而降低了。另外，对比式(8)与式(10)的预测结果可知，在“预测”情境下，且在三个预测区间当中，式(8)预测模型的相对均方误差都比式(10)预测模型的相对均方误差小。综上所述，对于美国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无论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我们的MIDAS预测模型不但没有提供相比基准模型更多的有用信息，反而降低了预测精度。而且我们也不能在式(8)与式(10)、式(9)与式(11)预测模型做出优劣的判断。对于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我们发现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式(8)以及式(10)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的预测均有改进，虽然在“预测”情境下我们不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最后，无论是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式(8)预测模型都比式(10)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更高。这说明，我们在对原始海峡时报指数(STI)使用频域过滤因子进行过滤的过程当中，可能把对预测产出增长率有益的信息也过滤掉了，而这些有用的信息包含在高频噪音以及长期趋势当中。
2.名义通货膨胀率的预测结果分析与名义产出增长率预测的情形类似，Yt代表美国或者新加坡的季度通货膨胀率，sudt(sudt－1)代表对数差分化的原始日股票回报率季度加总，而sfdt(sfdt－1)代表对数差分化的FDF日股票回报率的季度加总。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预测结果显示，引入高频股票回报率信息之后，式(8)—式(11)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MFSE)相比基准模型都小于1(只有使用FDF日股票回报率对美国进行“实时预报”与“预测”时情况例外)，说明高频股票回报率数据包含有预测有用的信息。具体而言，对美国名义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无论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以原始日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有更高的预测精度。以FDF日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随着预测区间的不同而预测结果不一样。且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原始日股票回报率相比FDF日股票回报率包含有更多的有用信息，而在“预测”情境下，我们不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对于新加坡名义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在对原始海峡时报指数(STI)使用频域过滤因子进行过滤后，剔除掉了高频噪音及长期趋势的影响，的确改进了新加坡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效果。
3.Diebold－Mariano检验Diebold和Mariano［17］提出了一种比较不同预测模型的直接方法，该方法可用于二次损失函数、多期预测以及预测误差。我们将应用该检验比较不同预测指标的预测效果。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选取均方误差损失为我们的损失函数。我们在“实时预报”以及“预测”情境下分别进行比较，而且也对“实时预报”情境下的预测指标以及“预测”情境下的预测指标进行了交叉比较。从表5可知，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对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基准自回归预测模型要弱(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但与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没有显著差别。然而，对美国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以原始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比基准模型以及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都要高(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但后两者之间的差别却不明显。对于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本文所采纳的三个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对比没有显著差别。我们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得出一些新的结果:分别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和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相比基准自回归模型的预测精度都要高(显著性水平为10%)。特别地，我们看到FDF日股票收益率MIDAS模型的预测精度要比原始日股票收益率MIDAS模型高(显著性水平同样为10%)，这说明当我们将高频STI指数可能的季度趋势以及高频的噪音过滤掉以后，模型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精度相应提高。在“预测”情境下(如表5中栏所示)，我们发现对于美国产出增长率以及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本文所应用的三个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均没有显著差别。对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检验结果告诉我们，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基准自回归模型要稍差(显著性水平为10%)，然而，后者与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没有显著差别。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模型的预测精度比以原始日股票收率为自变量的MIDAS模型以及基准模型都要高(显著性水平为5%)，虽然后两者之间的预测差别并不明显。这证实了我们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预测的结论。我们再一次看到，采用最优频率过滤器过滤后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进我们的预测精度。我们对比“实时预报”及“预测”情境下的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即交叉对比，结果显示在表5下栏。对于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以实时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以滞后一期的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并没有显著改进。对于FDF日股票收益率(实时和滞后一期)情形类似。这说明引进当前季度的股票数据并没有显著改善我们对该季度的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效果。然而，对于基准模型，引进当前季度的股票数据的确改进了我们对该季度的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效果(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尽管程度比较弱。对美国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三个以实时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实时预报”模型与以滞后一期的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之前的预测并没有显著差别。对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以实时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以滞后一期的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要高，且显著性水平为1%，但对于其它两个预测模型，实时股票信息的引进并没有明显改善对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效果。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以实时FDF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实时预报”模型的预测精度比以滞后一期的FDF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之前要低(显著性水平为5%)。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理论中，最有争议、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指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被迫改变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在传统分析中，很多观点都认为这种效率损失，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人们却对通货膨胀显示出普遍厌恶。由于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最直接的改变就其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这样，虽然在一般公众中，没有提及在通货膨胀时经济个体为管理他们的货币余额要耗费的额外时间和成本，放弃货币的便利性所带来的影响，但对于经济学家，却有必要对这些额外耗费的成本，这些效率损失重新进行再认识。
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思路
要解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问题，就必须首先要回答诸如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持有货币，货币为什么会具有价值，特别是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本身毫无价值的货币符号为什么具有价值，货币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货币现象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必然要对货币理论中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进行梳理与评析。采用这样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和分析，而不以模型的堆砌或其他研究框架来划分，可以回归到通货膨胀是一基本的货币问题这一本质，为理论模型的改进与优化，特别是根据中国现实约束条件，建立适合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及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提出明确的方向，即更加符合国情的对货币的认识以及对现实更逼真模拟的约束条件，同时也为评价各种模型的优劣，各种计量结果的可信度，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准则。
理论上对货币的认识，分为两类，一是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二是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围绕货币的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计量单位的三大功能，研究人们的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所在。然而，由于缺乏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的效用出发，这样就无法对个体在预算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也就无法对作为宏观基础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所以缺乏微观基础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存在重大局限。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就适当解决了这一问题。Sidrauski(1967)在“货币效用模型(Money-In-the-UtilityModel，MIU)”中，直接把货币引入到效用函数中，虽然并未解释为什么货币直接就能够给人们带来效用，但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的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从而引起个体效用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成本。这一事实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非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究竟有多大?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几乎没有对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其难度是在于非预期通货膨胀本身的不确定性——既不容易量度，也无法观察其转变，我们设想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对非预期通货膨胀作出一种转化，转化成类似于讯息费用、执行费用一类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条件，在原则上可以客观地衡量其转变。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约束限制条件来处理，从而就可以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下福利成本的研究再次纳入到现有的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之中，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仍然是针对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研究。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从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从各自对货币的理解来建立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逻辑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来认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其研究的发展。
三、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起源于Bailey(1956)，并自他开始，一般都沿用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需求运用消费者剩余分析，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那么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只不过，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而已，这样，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中，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就是货币需求曲线下方区域的面积。
Bailey借助于Cagan(1953)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首次用积分的方法求出了七次欧洲恶性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随后，围绕Bailey的方法，许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见解。Marty(1967)就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通货膨胀的提高而加快，而且产出也会随之增长，利用Mundell(1965)的模型，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且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率呈线性关系时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rro(1972)重点研究了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变，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而转向采用其他更低效的交易媒介(如香烟)，在重建货币需求曲线后，重估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Mussa(1977)则放弃了Bailey等人对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刻画，而集中在货币具有的计量单位、价值标准的功能上，认为只要价格和工资收入的调整是需要实际成本的，那么通货膨胀也就有成本。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都是从货币功能观出发来研究的，尤其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它们之间的传承也是对Bailey的货币需求曲线下方求积分的思想的完善和更现实的模拟。但不论怎样发展，这种估计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总量概念，在个体效用损失与总体福利成本之间是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而且它也只考虑了货币市场的均衡，是一个局部均衡的估计。局部均衡估计通常会有偏小的结果，在认识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作用以及评估货币政策变化的效果上，也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这些缺陷，归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缺乏微观基础造成的，随着货币理论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也就转向到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一般均衡估计了。
四、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结合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模型，Lucas(1994，2000)，Prescott(1986)，King等(1988)和Wolman(1997)，先后都提出了“补偿改变理论(CompensatingVariation)”：经济个体为了生活在一个有更低(或者更高)的持续通货膨胀环境下，人们愿意失去多少收入损失(或者得到多少收入补偿)，这种对收入改变的测度就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度，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个体最大化选择行为的假定，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同时，也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采用消费者剩余分析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和说明。
Leach(1983)继承和发展了Barro(1972)对交易的认识，认为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而不具有内在的价值。通货膨胀改变了商品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因此也就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福利获得。他在分析中采用了个体效用函数，具有微观的特征，但对货币的引入却是通过对商品的间接征税，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分析。
CooleyandHansen(1989)是较早正式采用微观货币模型和补偿改变理论的学者，认为货币的持有要归因于现金先期约束(Cash-In-Advance，CIA)，这种通过现金先期约束引入货币的方式是Stockman(1981)、Lucas(1982)、LucasandStokey(1983，1987)和Svensson(1985)所提倡的。他们认为消费是一个受到现金先期约束的现金商品，闲暇和投资是信用商品，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于消费与闲暇：分别为第t期的消费和闲暇，β为折现率，E0为在初期获得的全部信息上的条件期望值，A为常数。在消费的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运用Kydland(1987)的计算方法，通过补偿改变理论对福利成本进行了一般均衡估计。这种方法比较起Leach又深入了一步，通过对个体效用函数的细致刻画和约束条件的完整考虑，对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认识和模拟，估计出的结果也就更为可信。
DotseyandIreland(1994)扩展和完善了先前的研究，建立了利用微观货币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典范。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受到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随后又建立了市场中间商、商品生产者的约束，认为通货膨胀扭曲了这三个市场参与者的边际决策，都不能有效率地管理各自持有的货币余额，而且也要用闲暇来替换一部分市场劳动，还要从商品生产中分散一部分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金融中介服务，这些就构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分析考虑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从多个方面考虑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成本，因而也可以用来评价一些货币政策。
现金先期约束限制了经济主体的交易机会，于是许多学者又开始寻求其他的微观货币模型。EcksteinandLeiderman(1992)和Lucas(1994，2000)先后都利用了MIU模型，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Jones等(2001)通过考虑最佳货币数量指数(SuperlativeMonetaryQuantityIndexes)，利用MIU模型计量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Chadha等(1998)则运用了Mccallum-Goodfriend(1987)的交易时间(Shopping-Time)模型，通过假设持有货币能节省购买时间，因此提高了闲暇水平这一途径来引入货币。设闲暇函数为lt=φ(ct，mt)，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为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从而得到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Wolman(1997)设计了一个分段的交易时间函数h/(mt/ct)，当mt／ct大于等于一定值时，h(mt／ct)=Ω，Ω是一个非负常数，代表最小的可能的交易时间，当mt／ct小于一定值时，h(mt／ct)是减函数，这个设定和早期的存单理论是一致的，通过个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收益应该等于边际成本，来求得货币需求曲线，再由补偿改变理论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khshi等(2002)更详细地分析了Wolman的模型，并估计出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对于通货膨胀程度的度量,主要有GDP平减指数(又称缩减指数)、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简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等指标。我国较多地采用CPI来衡量通胀水平。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一)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上涨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包括工资)的上涨。
(二)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由于去年美国次贷风暴爆发，造成全球流动性紧缩，美国为了挽救其金融机构及经济增长，向市场大量注资，同时连续多次减息，造成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食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不但创历史新高，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三)经济快速增长,固定投资过热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3月份增长17.8%），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分企业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2.9%；集体企业增长11.6%；股份制企业增长18.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3%。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7.3%，轻工业增长14.7%。分产品看，发电量和原煤产量分别增长14.0%和14.6%；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增长8.6%和12.2%；汽车增长15.8%，其中轿车增长14.7%。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一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7%，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三、政策建议
经济学中存在所谓“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的说法,即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为实现目标,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而且要掌握好“度”。鉴于我国既要防止通胀,又要预防经济通胀转入通缩的双重目标,以及当前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现实,笔者认为缓和当前通胀局面应采取“一揽子”措施,赞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的“组合拳”出击。
（1）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国际收支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也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人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人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全球就有很强的传染性。虽然在目前的金融自由化大趋势下，各国提倡金融以及经济自由化，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中不稳定性因素多而复杂，并且我国刚刚彻底的实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因此，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经济管制的同时，也应该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强监管，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金融监管真空以及重叠区域，从而避免由于金融的不稳定性推动货币进而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理财产品，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贷款需求；进一步引导资金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流动；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推动商业银行采取主动的流动性管理措施；建立规模适当的多层次流动性储备，实现流动性与效益性相协调；进行积极负债管理，减轻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部分学者倡导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釜底抽薪”,减少国际游资流入,虽然有利于降低生产资料进口成本,阻断国际通胀因素的输入,但由于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存在“棘轮”效应,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较低的水平,当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剧减之后,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甚至衰退的局面,那么政策当局很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资本项目的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但是只要这些资金不进入流通环节,就不会加剧通货膨胀程度。因此,如何化解因国际资本流入而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及其伴随的信贷扩张就成为货币当局直接面对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由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屡次上调,考虑到国际利差因素,已经没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如果央行进一步强化执行银行信用控制的政策,这与流动性过剩因素结合在一起,将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从而加剧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博弈的目标冲突,构成了反通胀政策力度选择与执行效果的强扰动因素。
总之,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就业、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商业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以及货币政策尺度的当前位置,约束了反通胀政策力度的选择范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多种目标,而这些目标之间并非完全一致,目前的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牵制着为实现反通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中国整体的宏观调控应当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目标的成本和收益,在综合排序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由于通货膨胀会导致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紊乱,并产生巨大的再分配效应,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应坚持反通胀的目标。货币当局需要在充分考虑这些牵制力量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妥善决定反通胀政策措施的力度,精确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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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的估计与分析1．数据的选取我们选取1996年1季度到2012年1季度的实际产出同比增长率（RGDP）、同比CPI通货膨胀率（CPI）、M2货币增长率（RM）、食品价格同比变化率（CPIFOOD）作为模型估计所需要的变量。在估计之前，首先对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表1是这些变量的检验结果。2．模型的估计与分析根据AIC和SC原则，简化式VAR最优滞后阶数为4阶。在此基础上估计施加了长期约束的SVAR模型，得到长期响应矩阵D（L）和矩阵A，B如表2所示。3．结构性冲击的分解及其动态冲击效应农产品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先是负向作用然后正向推动，但其冲击作用的力度明显小于供给和需求冲击，在－0．1％到0．1％以内，说明农产品价格在中国通货膨胀波动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比于供给和需求冲击，农产品价格因素的作用有限。此外，农产品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特点，与理论判断存在一定差异。其原因在于，考虑到食品价格波动对于居民生活具有广泛影响，食品价格在中国往往会受到一定的价格管制，因此上游农产品价格变化对下游食品价格的传导机制会受到一定制约，对CPI指数的传导也不够顺畅。由于价格管制因素的存在，农产品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时滞拉长，不确定性增大，即农产品价格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这与卢锋、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小组的研究结论一致［7，11］。从图1至图4可以看到，供给冲击对产出的作用最大最显著，并呈现长期性，说明技术进步、制度优化等结构性变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起于农村领域的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再到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比较竞争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这些都是中国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相比于供给冲击，货币政策、需求层面的作用效果要小得多，需求冲击的峰值效应大约在6％，货币政策则是2．5％。这说明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以及结构性改革能够显著持久地推动经济增长，仅仅依靠需求管理政策的调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度和空间都十分有限。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最小，产出对农产品价格冲击有十分微弱的正向响应，在第10个季度以后转换为负向反应并逐渐增大。4．宏观经济中结构性冲击成分的分解借助Blanchard和Quash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们还可以将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分解为由需求冲击、供给冲击、货币冲击和农产品价格冲击四个结构性冲击表示的组成成分，这对于更好理解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波动成分有着积极帮助。从图5至图6可知，农产品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大多数时候要小于供需和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引起的波动。其中，农产品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较大的年份出现在1998到2001年之间。1998年中国南北方同时出现了大范围的洪水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农产品价格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有效调控造成巨大挑战。2001年以后，农产品价格对中国通胀的影响开始逐渐减弱，即便是在2007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攀升、2008年初中国南方遭遇冰冻等极端气候的背景下，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上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并没有对通货膨胀造成显著的推动作用。这与之前通货膨胀对农产品价格脉冲响应特征相对应，也与罗永泰、李津的研究一致［12］。原因是：第一，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来看，加入世贸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较为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以及政府在环境问题实质上的软约束等多方面因素所带来的比较竞争优势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得以充分释放，巨大的外部需求是中国经济自2003—2008年呈现两位数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次贷危机前，中国国内经济受国内投资和出口需求的拉动，经济增长迅速，外汇占款规模提高，当然全球经济向好也助推了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因此，受到国内经济过热、外汇占款增加以及输入性通胀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呈现出经济过热、通胀面临较大上行压力的形势。2008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际贸易大幅收缩，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在中国对外贸易需求下滑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通货膨胀暂时消除了之前的上行压力。但是，中国在2008年末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以国内投资需求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新一轮通胀压力在2010年后开始显现。此外，国外各种版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密集实施加剧了流动性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原来跌入谷底的农产品价格再次扭转回升。在国内外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和作用下，中国通货膨胀再次面临上涨压力。第二，从农业领域的生产情况来看，中国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中国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增加，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实现丰收，粮食储备充足，粮食总体自给率高，这对于稳定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因此，近年来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保持了相对温和的增长，减少了对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
二、农产品价格随机冲击与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
（一）农产品价格波动与核心通货膨胀率考虑到CPI指标容易受到暂时性外生冲击的影响，可能引起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公众预期出现误判。因此，构建能够反映通货膨胀长期潜在变化的指标具有积极意义。这里应用SVAR对核心通货膨胀指标进行测度，同时考察其与农产品价格冲击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就建立核心通胀指标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意义进行探讨。计算结果如图7所示。
（二）农产品价格冲击与通货膨胀率、核心通货膨胀率的溢出效应1．均值波动溢出效应模型的构建此处构建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冲击之间的均值波动溢出模型，通过溢出关系检验来进一步考察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在均值波动层面上的溢出效应。构建基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和中国通货膨胀（核心通货膨胀）的二元VAR－MVGARCH－Asym－metric－BEKK均值波动模型，其中均值方程为。2．模型的估计与均值波动溢出效应检验表3、表4为均值波动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均值层面看，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这与之前的SVAR脉冲响应结果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即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之间在均值层面上不存在显著或确定的正向关系。从波动溢出层面来看，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却十分显著，说明相对于长期的均值水平层面，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在短期波动层面上表现出更为紧密的关联关系。从长期均值层面来看，通货膨胀更多地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在供需稳定、货币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某一个市场如农场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很难改变社会的总体物价水平。对比波动溢出效应的似然比可知，通货膨胀或核心通货膨胀对农产品价格溢出效应的似然比LR要远大于农产品价格对通货膨胀或核心通货膨胀溢出效应的似然比LR，表明前者在更高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不存在溢出效应的零假设，这说明通货膨胀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单向溢出效应相对于反向溢出要更为显著。这与中国近年来通胀波动的事实十分契合。如前文所述，中国通货膨胀更多受到供需层面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农产品仅作为构成通胀指标中的一部份，其价格波动对整体通胀改变的作用力度有限。相反，当中国通货膨胀出现加大幅度波动时，随着一般商品价格的整体性调整，农产品市场必然不能独善其身，其价格波动性随之增加。
（三）农产品价格冲击与通货膨胀率、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动态相关性从图8可以看出，农产品价格与CPI、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动态相关性既有正向也有负向关系，说明农产品价格上涨不会必然引起通货膨胀上升。同时农产品价格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正向相关关系相比于CPI有明显的下降，说明CPI更容易受到农产品价格因素波动的影响，而核心通货膨胀率由于已经剔除农产品价格随机冲击，受到农产品因素的作用相对较小，因而能够更多反应经济供需层面的情势变化。事实上，考虑到核心通货膨胀与CPI相比，能够剔除农产品价格这些随机冲击的影响，更多地反应经济内在情势变化所产生的潜在通胀，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更为科学、合理的反应通货膨胀真实变化的指标体系，将会给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控预留出更多的调整和操作空间，更好地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与连续性。
（四）农产品价格冲击与通货膨胀率、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协动关系在研究农产品价格冲击的涨跌对通货膨胀（核心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方面，此处根据Kroner和Ng提出的一元GARCH的新闻曲线进行了改进和创新，提出了基于“通货膨胀（核心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冲击之间的协方差”的多元GARCH联合消息冲击曲面（NewsImpactSurface）［13］。需要指出的是，在宏观经济变量变化的非对称影响方面，曾有应用类似的消息冲击曲面对中美货币政策协调以及基准利率联动等领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此处应用这一方法考察农产品价格冲击波动性与通货膨胀、核心通货膨胀协动性所产生的非对称冲击效应。总的来看两者之间协动关系，可以认为，农产品价格或通货膨胀上升更容易带动对方变量的上行，农产品价格或通货膨胀下降对对方变量下行的作用力度则相对较小，即农产品价格随机冲击或通货膨胀对对方变量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其中农产品价格或通货膨胀上行具有更为显著的推升作用。
(一)成本路径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源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进口，因此在进口总额中原材料、燃料、机械设备的比重较大。当生产要素的进口价格发生波动时，就会直接通过成本路径影响到国内。而且根据双重加价原理，我国进口原料和燃料等必需生产要素的价格必然会沿着各自涉及的产业链逐级传递，最终引起整个社会商品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二)国外商品价格的传导路径如果国外商品价格普遍上涨，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一方面，将导致出口量的增加，进而使我国外贸出口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国内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将减少，从而增加替代品，最终导致整体社会消费需求的增加。我国连年出现对外贸易顺差的原因主要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环境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市场需求也在急速增加，这种对外贸易出口的增加进一步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商品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从而引发整个社会总需求的膨胀。如果不加以调控，有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从我国进口商品的结构可看出，我国进口的绝大部分商品是大宗商品，而生产厂商的生产要素价格或生产成本价格的波动，最终表现为国内商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变化，进而作用于国内通货膨胀率。
(三)货币供给路径当一国存在大量长期的贸易顺差并有巨额外汇储备时，国内市场将会有大量的货物出口，中央银行要增加货币投放，达到收购出口所得外汇的目的。这样，就可能造成流通货币过多，易引发通货膨胀。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看，我国长期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截至2013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82万亿美元，再度创历史新高。比2012年末增长了5097亿美元，年增幅也创出历史新高。因为外汇是不可以直接在市场上流通的，所以中央银行为买入外汇需要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初始货币会随着外汇占款呈正比增加，随之扩大广义货币的供应量，导致普遍、持续性的价格上涨，影响国内经济的稳定运行，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另外，持续的贸易顺差使中央银行的外汇资产比重持续增加，极大影响了我国货币的实际价值，给多个基础产业部门增加了压力，从而引起这些领域价格水平的上涨。
(四)总供给—总需求路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商品与服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缓解了通货膨胀对本国产能控制的敏感程度，提高了对全球供求情况的敏感程度。贸易顺差大多代表外部需求的力量强大，与外贸出口需求快速增长并存的是内部需求的相对不足，从而出现外部需求拉动增长、内部需求抑制物价的情况。外贸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高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2013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46%。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高外贸依存度和高外贸增速将成为常态，与国内生产、消费和国际市场密不可分，依靠国际市场吸收本国相对生产过剩的产品，因此外部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对本国的产能结构产生影响。
二、防范进出口贸易传导通货膨胀的对策
(一)健全价格调节基金制度价格调节基金制度指政府通过一定渠道，筹集一定数量的基金，用于平抑市场物价的制度，是政府调控市场物价的一种辅手段，是价格调控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针对部分地区、个别品种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异常波动，及时、准确地采取相关措施，较快稳定市场和平抑价格，安定人民生活。目前，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的突变极易影响我国市场的供求平衡与价格稳定，进而加剧通货膨胀影响。所以，价格管理部门应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早制定《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办法》，在基金的征收、入库、利用、监管等方面进行规范。
(二)加快对外贸易的结构性调整我国处于国际垂直分工中的低端，依靠的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这种高投入、高耗能、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适应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创新，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目前，虽然世界上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但这些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国际原材料价格高企情况下，国内经济势必产生通货膨胀。国际市场也影响着国内的价格指数，我国的价格监测部门除对国内市场，还要特别加强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主要商品进出口数量与价格的监测及预警工作，根据对国际商品价格的准确判断来制定进出口策略。
(三)大力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是由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基本确定，我国参与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有限。我国要继续发展期货市场，推出各种原材料的期货产品，有必要联合国际采购行业组织，通过期货信息调整生产经营结构，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共同抵御国外对冲基金的各种价格炒作。
(四)提高企业竞争力树立本国工业制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我国要加强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调查实施力度;运用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和保障国内相关产业的权利和权益;在限制国外市场力量的同时，尽快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并统一行业技术标准，规范国内企业的竞争环境，提高整体竞争力。
(五)促进国际合作通货膨胀已成为全球性普遍存在的问题，仅凭一个国家国内的调控无法达到经济平稳的目的，所以国际合作极其必要。对我国而言，人民币升值可能是良策，虽然会产生抑制出口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政府能有效降低总储蓄率和私人储蓄率并扩大内需，就会既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又改善经济结构，才能均衡地拉动经济增长。然而，防范通货膨胀的措施本身就会加剧资产价格的上升，即对通胀的预期本身就会加快通胀的到来，央行也应在国际组织的协调下进行合作，有效降低流动性风险。
(六)做好资源利用的中长期规划为减弱进口资源价格变动对国内物价造成的影响，我国必须建立资源利用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从粗放增长转为集约增长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期间必然要消耗较多的外部资源。因此，要从全球角度确立外部资源利用的中长期战略，合理利用外部资源。以有色金属为例，短期内我国应建立风险采购机构，以达到利用国际有色金属期货市场，从而降低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上涨对国内经济影响的目的;中期的战略规划是要建立国家有色金属储备体系，如商业储备与期货等;长期要开发并利用其他资源进行替代，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达到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另外，从粮食的战略规划角度出发，为稳定海外粮食供应需要采取避免长期风险的有效方案，建立新型粮食安全观，针对进口粮食的供应制定中长期方案，并与某些粮食出口大国进行长期合作，形成集外汇储备与战略物资等为一体的综合战略体系。
(七)减轻外汇储备增加对通胀的压力，深化金融改革
1.进一步完善结售汇制度。2012年4月，我国取消了强制性结售汇制度，使人民币过快升值压力有所缓解，增强了人民币汇率弹性，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我国通货膨胀压力通常出现在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均出现顺差的状态下，由外汇占款增加所引起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造成的。建议实行意愿结售汇与限额结汇相结合制度。一方面，外汇收入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卖给指定银行，或者开立外汇账户保留。另一方面，外汇收入在国家核定的限额内可不结汇，超过限额的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分散中央银行之外的外汇，政府可运用政策、媒体等措施达到间接控制国际收支的目的。因此，从有效控制货币供给的角度出发，实行意愿结售汇制与限额结汇制度相结合将更加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