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村教育社会环境的“去农化”城镇化是一个“向城”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农村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农村理应在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城镇化”与“农村个性化”的关系。从“城镇化”层面而言，农村教育自身发展和其功能都需要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城镇化”，国家和政府在农村教育内容、师资、经费等方面确保“城乡一体化”，并且使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在住房、医疗、就业、社保等方面“同城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些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入学、就业、社会福利方面没有得到平等的制度保障，造成“一城两个世界”或所谓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从“农村个性化”层面而言，农业、农村、农民将长期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存在，这就得考虑农村现代化发展如何平衡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居住环境、农民素质的现代化与农村文化个性的保存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当下农村教育表现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向城化”和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经济化”，整个农村教育发展包裹在“以城盖农”的社会环境中，其价值明显倾向于以城市文化为导向。
二、误区所带来的危机
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发展误区可以看出，农村教育与城镇化发展过程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二者的实践运行并不能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这当中存在着不少“本末倒置”的发展所潜藏的危机。
1.农村教育“发展”中的“败退”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村教育似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到乡镇中小学就学，学生不再为学费、生活费而担忧，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不断优化。然而，这些只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可视化形象”，并不能代表农村教育质的改观，农村教育质量是以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等来衡量的。而这些方面，农村教育表现出的是只有“发展”而无“改革进步”，较为凸显的是农村中小学生辍学频发、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紧张、农村社会成员对教育的信心和热情降低。此外，相对隐蔽却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教育陷入工具化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整体的办学倾向于“升学考试”而没有“以人为本”，大部分农村学生成为“升学考试”的陪衬品。总之，农村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发展”中“败退”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于农村教育的发展不断远离了教育的本质和人的精神品性的提升。
2.农村经济“增长”中的“虚无”农村经济增长并非等同于农村经济“量”的增长，农村经济“量”的增长是“数字化”的，“量”的增长背后的动力结构可能是非均衡的，也就是说，贡献农村经济总量的可能仅仅是由某一或部分产业发展为主导的，然而全体农村成员很难共同分享到经济总量增长所带来的益处。此外，还存在着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什么样的生产力的问题。如果农村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通过劳务输出、低效益的农业劳作的基础上，那就使得经济增长没有质量的保证。所以，农村教育经济价值在于把经济的增长转移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来，然而现实中的农村教育也常常简化了农村教育的内涵，把农村教育的功利性当成了其全部，而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培养，把人变成一种单向度思维的“功利人”和单向度技能的“工具人”。这样的农村教育受众自然无法保障后续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活力，使得农村经济虽有增长却显得后劲不足。
3.农村文化“繁荣”中的“颓废”城镇化发展中文化的“繁荣”指的是来自于城市的主流文化在农村中的“生长”，各种现代的歌舞节目不断被农村社会成员所“翻版”，农村文化展现出“歌舞升平”的景象，城市的各种“广场舞或T台秀”之风吹遍农村大地。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农村自身的文化个性在什么地方？基于农村土壤生长起来的文化事项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如何继承？这是不得不思考的。如果农村文化丧失了自我个性也就意味着农村的消亡，未来不断拓展的城镇化只会是一个有形的“城中村”。因此，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成人教育必须承担起保存和发扬农村文化个性的重任，让农村社会成员自觉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因为传统文化背后凝聚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思维，传统文化的消退乃至消失将导致农村社会成员价值精神的无所依托，特别是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很难达成“城乡一体化”，相反会使乡村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假使如此，农村文化或以农村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只能在梦里寻求。
三、误区的消解策略
城镇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展趋势，要使其良性而非畸形化地发展，其中重要的方面是农村教育须要摆脱发展中的“倒错”误区，回归真正的教育之道。
1.回归“以人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教育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的概念。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人的发展包括了以物欲满足为目的之物质生命、以人性善的彰显为导向的精神生命和以美的自觉为宗旨的艺术生命的统一，如果把作为手段的教学技术当成教育目的，把经济、物质的追求当成生命的终极价值，教育就不再具有“育人性”。因此，农村教育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培养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相统一的健全的农村社会成员主体来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其内涵在于即使农村社会成员具有适应农村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谋生技能，同时又能够具备反思生活、生命的自觉意识，以及与时俱进的维持终身学习的动力，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2.确立“主体需求”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农村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不能追求大一统的“实体化”目标，而应表现为对“个性化”的丰富追求，要基于不同农村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主体需求”而设计农村教育实践服务体系，这种实践服务体系具有“多元一体”功能，以人的发展为基础积极促进农村城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和谐发展。当然，这里所说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主要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成员而言的。比如农村教育应该在类型上涵盖所有的农村社会成员，包括农村幼儿教育、中小学生教育、分流的青少年职业教育、从事生产的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并且每一类型教育实施过程中在凸显其主要目的的同时，需要尽可能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这就要求农村教育内容和方法必须是“专业+通识+实践”的统一，而不能仅仅关注于一个方面。只有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成为全体农村人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变成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或存在方式，而非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农村学校教育独尊的局面。总之，只有农村教育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有利于人们解决生产、生活和生命中的矛盾，人们自然会重视教育、热爱教育。
1．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集体无意识。
这里将阐述两种有所区别的集体无意识。
第一种是来自荣格的经典的集体无意识。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对个人而言，是比经验更深的一种本能性的东西。他认为，“本能是典型的行为模式，任何时候，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反复发生的行为和反应模式时，我们就是在与本能打交道，而无论它是否与自觉的动机联系在一起。”集体无意识中包含了人类往昔岁月的所有生活经历和生物进化的漫长历程。中国绵延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带给中国农民的是与土地之间难以割断的血脉联系，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讲，土地之于农民，是生命的全部意义的展现。土地塑造了农民集体无意识的许多方面，这种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通过其无边无际的延展和覆盖，从而轻而易举地压倒了农民个体，个体只能隐约认识到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中的服从力量，而从来不会去思考自己究竟是谁。农民集体无意识表现为许多集体的记忆，并渗透到人的基因当中，一代一代的遗传下去，根深蒂固，比如自然经济下的短缺、贫穷、饥荒等等。在传统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只能满足当下的生活需要和预防不时出现的饥荒，土地是经济上更是心理上的保障，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使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新世纪，仍然有农民热衷于持有足够全家几年之用的粮食储备。作为城镇化的后果，农民脱离土地、告别传统的农民与土地关系，将给农民群体带来深深的焦虑。随着城镇化的全面迅速推动，农民作为一个大范围的群体被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地涵括进来。这种深层的焦虑如果不能通过某种努力予以化解，将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裂痕，这显然与城镇化的目标背道而驰。从实践中看，许多与占用农民土地有关的措施都是经济补偿性的，如土地换住房、土地换社保等，并未深切关注到农民群体的这种心理需求。诚然，给予住房、社会保障方面的补偿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的焦虑，但是这种焦虑的消除可能需要长期的努力，其中必要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种集体无意识，是指个体层面上的理性策略行为引致群体层面上无意识的行动。这种无意识在任何群体行动层面都会有所显现。应当说，集体无意识有可能以群体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通常不能够感知到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但是当行为主体处于某种特殊环境时，人们潜意识中的某些原始经验便会被唤醒，从而使人们产生强烈甚至是非理性的情绪，快速地形成一个拥有共同意识的群体”。不过这可能取决于这个群体的原始经验被唤醒的程度，城镇化中的农民群体尚未达到这种拥有共同意识的程度。城镇化对农民的生存环境的重塑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特殊环境，作为利益攸关的群体的农民，必然会对环境的改变做出某种反应。只不过，由于在我国，农民长期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因而是事实上的弱势群体，更是奥尔森意义上的大型集团，即“没有游说疏通团体并且也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无组织集团”，是“被遗忘的集团”或“忍气吞声的集团”。注意，奥尔森讲的“不采取任何行动”意指这个集团没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而不是说这个集团中的个体不会有任何行动。前已指出，基于对环境改变的“刺激———反应”模式的个体行动是存在的。因此，“没有有效利益表达组织的弱势群体以独特的方式采取行动，这种方式就是集体无意识行动”。“集体无意识行动是个体理性规避行为的无组织的、无意识的聚合。”这种行动反映了个体的理性选择，当制度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理性的个体总是会通过一定的行为，规避制度的风险。“当人们面临的环境与旧制度产生巨大冲突时，个人利益受损的人数剧增，当无数有相同遭遇的人采取个体的方式规避制度时，也就是说，当无数个体都是朝着规避旧制度的方向作为，久而久之，从结果上来看，无数个体的规避行为就具有了集体的力量。”但也要看到，这种力量从集体层面上看是盲目的，并非通过社会动员，而仅仅是由貌似相同的利益所引致，所以极容易从内部瓦解，一旦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满足，就立即从这个群体中撤出，不再发出任何声音。因此，对这种集体无意识行动，除了有策略性的应对之外，更应该反思其形成动因和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如果仅仅着眼于策略性应对，就极易破坏这个社会的根基。
2．乡村习俗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城镇化在社会文化变迁上所导致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乡村社会习俗的地位及其作用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两方面的效应：
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空间转换和压缩效应，使得传统的习俗得以运转的空间范围变小。我国正在展开的城镇化所采用的模式不应该是大城市化，而应该是“农村的”城镇化。大城市化无助于改变固有的城乡二元格局，而且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病”，使城市脆弱的生态空间更加恶化。“农村的”城镇化将使农民从固有的土地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景观化的城市空间，大部分农民的生活空间将不再是广阔的田间地头，而是空间被压缩了的街道、社区。过去伴随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延续而来的礼仪、饮食起居、消费、婚嫁、丧葬等习俗逐渐将失去其运行空间和文化心理的支持，并且在代际之间将造成一种传统习俗的断裂，那些对传统习俗没有体验和记忆的新一代人将成为这些习俗的对抗者。
另一方面，毕竟习俗带着一个群体的文化印记，在社会环境发生激烈变化时，它也会表现出文化上的惯性或刚性。根据制度主义的观点，习俗不过是制度的一种，制度既是一个社会中由许多人分享的惯例化思维过程的产物，又是其促进者。制度有助于维持行为与思维习惯：“今天的形势是要构成明天的制度的，方式是通过一淘汰的、强制的过程，对人们有关事物的习惯观念发挥作用，从而改变或加强他们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的观点或精神态度。”由于习俗总是内化为群体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显然不会因为一个单纯的空间上的迁移而自动和彻底消失。在某种层次上，习俗和人的行为是同构的。在城镇化背景下，环境的变迁是被强力推进的，甚至是瞬间转变的，尤其是不以农民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农民对环境的剧变缺乏足够的心理缓冲的空间，这其实也是一种侵害。此时基于路径依赖，固守原有的习俗反倒成为农民个体最合理和最安全的选择。然而，从总体上看，传统习俗面对强大的社会环境变化并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尽管习俗作为制度可以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借此试图持久存在，并使某种遗传原理发挥作用。然而，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环境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变迁动力学基础：在这里环境成为了压迫性的因素。
3．土地属性的改变。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交织在一起，这决定了需要突破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因为这种经营模式与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要求是天然抵触的。这种突破最终导致土地属性改变，土地属性改变带来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土地从传统的农业文化载体变成为被城镇化转型所定义和驱动的流动性生产要素。土地不再是固定的、符号意义上的与农民有着身份牵连的观念和实在之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前的符号意义，表明其不是可以随意定义的，而是具有个性的存在，与农民之间的关联使其打上了属人的烙印，通过其特殊性展现自己。在新的经营模式下，土地发挥生产要素功能，并被赋予流动性，失去了质的差异，从而成为普遍性的存在。
第二，土地产权以及农民如何分享土地收益需要明确。因此应进一步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明晰土地产权。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性质和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农民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转让土地除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收益性产权。土地流转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只能是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即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农户）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然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方向或许是最终让农民享有某种独立的股权或收益权，而不再必然与土地捆绑在一起，这才是真正实现城镇化的标志。
第三，必须解决农民的身份危机问题。在浅层次的城镇化中，与土地分离的农民会处于丧失原有身份以及未能建立起新的身份的紧张之中，长期既非农民亦非市民的尴尬状态。这种危机感植根于农民与土地的亲缘联系上，而这种联系被城镇化打破。这进而表明城镇化至少有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而精神维度的城镇化才是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这本质上是一个人的“改造”或“塑造”问题。以往我们更强调的是社会对人的形塑作用，而淡化了人的交互作用在创造社会关系中的能动性。显然，带有身份危机的这样一个大型群体，在与群体内外的人的交往中，也将促成新型制度的创立，这种制度必然要反映这个群体的诉求，比如他们的身份、安全、利益等等。
二、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理性———非理模式
政府在我国制度变革中一直扮演着主导角色，于是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强”政府的格局。我国属于后发市场经济，有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从而可以通过制度上的理性设计来推进制度变革，实现转型过程的平稳化和转型成本的最小化。城镇化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战略，无疑可以通过理性设计、试点推进等方式从点到面进行。这是我国进行各项体制改革的通用路径。政府行为存在理性发挥作用的较大空间，但是理性的运用也容易导致理性的狂妄，从而引向非理。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要力求避免理性的过分运用和非理性因素的扩张。
1．城镇化中的政府理性设计。
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我国城镇化不可能任由各种自发的力量发挥作用，政府在促使城镇化有序推进方面必然要发挥影响力。政府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政策法规的制订和执行、建设目标和计划的推行、对土地利用的统筹规划等方面来实现的。关于政府理性，实际上应界定政府在什么意义上是理性的，但无法简单地套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理性经济人模型来描述政府行为。而这是公共选择学派试图做的，布坎南将政府行为与由利己主义驱使的个人行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国家人（公务人员）和选民一样基于成本收益核算来选择自己的行为：“甚至政治学和政治过程最终也按交换范例塑造，简单而直接的观察表明，政治家和官僚是内在的组成部分。这些人的行动与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动并无不同。”显然，这个推论是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的。事实上，一个国家人的政治行为所面对的约束根本上不同于一个经济活动主体面对的市场约束。因此我们所倡导的政府理性，是一种情境依赖的理性，政府的选择总是人在特定情境中的选择；而忽视场景对理性的极端重要性的理性概念并不适用于政府。根据制度主义的观点，习惯在政府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考虑决策状态或程序的类型而不是最优化，例如在复杂和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习惯和规则的重要性就被突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中被迫依靠相对简单的程序和决策规则。”从邓小平同志提倡的“不争论”到我国具体制度设计的试点方法，都体现了这种程序和规则的简单化思路。对于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不可能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只能通过多样化的机制设计并让各种机制展开竞争，最终生成一种或几种最合乎改革目的的方案。
2．城镇化中的政府非理。
基于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中的特殊作用，关于政府的非理，在这里主要讨论地方政府。在对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中，年志远认为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表现为违法越权审批项目、违法征地占地和热衷于投资等方面，而财政分配体制、政绩评价需要和土地管理制度缺陷是主要原因；朱丽霞则认为地方利益诱发地方政府非理，促使地方政府恶性膨胀、催生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和阻滞公共政策执行力度。无疑这些研究中发现的政府非理动因大多都会出现在城镇化过程中。应通过分析政府行为主体的根本诉求来探究对政府非理的约束机制。首先，政府行为的动机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利他方面是由于法律制度的约束，表现为政府行为最终要服从于公共利益。利己的方面则是政府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动机一般掩藏在利他动机之下，但在缺乏权力监督时也可能凌驾于利他动机之上，主要表现为追求更好的报酬、更多的晋升、更好的职务条件和更多的社会尊重。其次，政府非理还有其情感、意志方面的来源。所有非理性冲动、疯狂、激情、欲望都有共同的基础，即行为脱离了合理的目的。非理是自我强化的；通过一种正反馈机制，逐步将非理推向更高水平。比如常见的政府城镇建设的美学主导倾向，作为典型的非理性现象，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权力意志。再次，权力的过度扩张加剧了政府非理。地方政府总是趋于积极推动本区域的城镇化，其根源是地方政府权力没有得到切实的规制，政府行政行为不能完全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缺乏制约的权力容易导向权力的狂傲，这与理性的狂妄是相通的。它让政府决策时过于自信，倾向于过于乐观地估计其所欲推动项目的未来收益和风险。而且，一旦项目（有时是侥幸）成功，就归因于政府明智的决策和运作，而如果项目失败，就归因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因素，从而政府行为彻底丧失反思性。最后，必须探索有效机制约束政府的非理。从源头上来讲，需要从积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更新政府理念上入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和监督。在权力调整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利益调整是更可行的办法，这需要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利机制，如中央政府通过调整财政分配关系等途径，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调节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格局，把对地方经济行为的引导、协调纳入合理的利益结构中。
三、城镇化进程中企业权力的扩张
城镇化给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盈利机会，同时城镇化的方向、进程的不确定性给企业无限的想象空间。由此形成了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市场、企业与农民之间围绕着土地等资源的重新配置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企业以营利为目的，被资本逻辑支配，在城镇化过程中具有强大的扩张力量，成为城镇化的一大动力来源，但若对这种力量把握不当，则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因此需要关注企业在参与城镇化过程中的权力扩张和影响力。
1．企业代表了资本的冲动，企业的行动严格遵循资本逻辑，通过与权力的“合谋”，将其他主体强行纳入了以资本为轴心的时空关系中。
这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需要认真对待资本与权力的关系。在政府积极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往往成为一种优先选择，因为这使政府和企业均获得了它们所期望的高效率，这种结合于是被模式化。然而，这种模式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特别要警惕其中的财富逆向转移问题，贺蕊莉论证了拆迁补偿的理论标准、对强势参与人的约束以及对弱者利益可能造成的侵蚀，结果发现在政府的强势参与下，从低收入群体转出的社会财富最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转移到了高收入群体。资本与权力都是高度具有扩张性的力量，原则上，它们应该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发挥作用。但两种力量边界并不清晰，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装置，这也是长期以来没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反映。第二，企业通过资本介入城镇化带来显著的时空压缩效应。资本力量在城镇化过程中直接显现为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密集的住宅小区和位于核心区域的商业广场不断被复制出来，人们的生活空间实现了从多元到单一的转换，在强大的资本力量面前，人们无力反抗，只能被安排和塑造。企业致力于实现这种大规模空间转换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城镇化之前的农民遵循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人们与市场之间有着较大的物理和心理空间距离，而任何这种空间“对于经济活动来说是一种障碍，它把交易的成本强行加之于生产和再生产体系，造成一种‘间隔摩擦’。如何消除或者降低这种摩擦，对于资本的增值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资本的运动而言，间隔摩擦的消除就是征服空间、拆除空间障碍，最终‘通过时间转换空间’”。“被城镇化”的人们基于这种时空转换，开始处在有形市场的核心地带，体验到市场的变幻莫测，这种有形市场又持续给人们灌输着关于商品、市场、财富的种种观念，人们产生和增长了为获取财富的种种焦虑，这些体验改变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知觉，这就是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这就是资本加入城镇化带给人们的一种现代性体验。
2．企业使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被激活并使之进入交易，把土地转变为财富。
第一，企业和资本的介入真正使土地成为被激活的、可交易的生产要素。在此之前，土地只是一种固定的、静态的、自然循环使用的东西。尽管自从古典经济学诞生之时甚至在前古典经济学时代，土地就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但由于我国特定的土地经营模式，农村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一直未能展现其本应有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大量对土地的需要，而这个过程中大量工商业用地处于灰色地带，至今仍未取得完全合法的使用权，更谈不上要素的真实流动。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使这些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意味着企业可以对土地使用权进行投资，只要是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最终会有一个正常的退出渠道，从而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得以建立。土地就不再是僵死的、静止的东西，而变成活跃的生产要素。
第二，企业和资本的介入使土地真正成为财富。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起到一种示范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引入财富创造和积累机制奠定了认识基础”，“市场经济所焕发出来的个体积极性和追求财富的动力机制是极其强大的”，那么，企业在城镇化过程中追逐财富的积极行动为那些被卷入城镇化的人们提供了生动的示范教材。它们把财富的观念传递给人们，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财富欲望。在传统的土地经营模式下，农民并没有把土地视作财富，而仅仅是看做谋生的手段、生活的来源，从未意识到土地可以有如此大的增值能力，企业通过资本对土地投资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土地财富形式的认知。于是财富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翻转，不再像威廉•配第所言“土地是财富之母”，现在毋宁说，土地本身就是财富。
第三，企业介入城镇化使土地成为单一的、非概念化的存在。说土地是被激活的生产要素、土地是财富，都不是对土地的概念化。由于土地在城镇化迅速变迁的背景下失去了稳定的含义，土地也就失去了概念。这是因为土地已经从属于企业，在强大的资本意志支配下，土地往往被符号化了，它自身的自然属性或功能与产权实现了分离，至于在何种意义上实现其功能，则往往是偶然的，作为生产要素与其他什么要素结合，也是偶然的，它被强制纳入一条创造新奇的轨道中，就其形式来说已经是不可逆的，因此，没有了形式与实质的稳定性。同时，它又变得极为单一，因为土地在这种轨道中自身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个性，它不过是作为各种人造物的载体而存在。从价值或财富的角度看，土地变得越来越像货币一样，只能用数量维度去度量，而没有了质的差异。
四、结论
城镇化将广泛、快速、永久性地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和认知模式，对这样一个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事件，没法对其进行全知全能的预测、设计、控制。但如果站在经济哲学的高度，分析进入城镇化这个时空通道的各种主体的精神特质和行动模式，对这个进程中基本和重要的方面进行理解，并探索使其中的权力、利益、行动得以协调乃至和解的路径，终究是可能的。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启示：
（1）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并且要重视人文关怀。所谓弱势群体主要指被卷入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场所和生产生活方式被强行改变。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利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益处，都应享有自我发展的机会，而不应让某些人成为被剥夺者。只有在经济利益上给弱势群体以关照的同时，重视人文关怀，才能实现城镇化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的统一。
2008年以来，德州市从合并村庄开始，到抓建设农村居住社区和产业园区（即两区同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总理在2014年曾两次在德州的新型城镇化探索调研报告上作出批示，并亲自到德州考察新型城镇化建设。2015年3月5日，德州成为山东省唯一获得部级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双试点”城市，为全国提供了样板示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既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保障和推动力量。德州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非常注重新型城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谐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伴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入，德州市的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勇于创新，探索出一些破解发展难题的新思路、新做法，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一、顶层设计，纳入考评
荣获“山东省社会文化先进县”、“德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先进县”等称号的齐河县，把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建设文化强县的重要环节，组建成立社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协调和指导全县文化工作，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了年度工作计划、五年及长远发展规划，制定印发了《齐河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考评办法》。同时，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列入全县考评重要内容，分半年、年终两次对县、乡（镇）两级领导班子进行定期考核，形成了齐抓共管、共创文化强县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全民共建，文化共享
如何使公共文化服务反映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着力点。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全民共建共享的理念，逐步实现了政府和群众共同的文化自觉，也在丰富着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内涵。
作为“中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杂技）之乡”，宁津县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依托丰厚的特色文化资源，加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每年县文化馆组织的大型群众性文化活动均在6次以上，且增加了很多民俗文艺节目。县文化馆创办了5家以农民艺术骨干为主的艺术团体，主要为农民和社区服务。2013年以来，这些艺术团下农村进社区演出60余场次。
三、协同创新，城乡一体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应着眼于“人的无差别发展”，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对居民提供无差别、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禹城市各乡镇都建有综合文化站（含国家一级综合文化站一个，二级站四个），建成农村文化大院875处，文体小广场903处，文化大院和文化广场覆盖率均居德州前列。市、乡、村三级文化体系初具规模，基本实现了10―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四、市场引导，公益联手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将政府的权威性和市场配置的高效性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益。但如何将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和公益有效结合，禹城市辛店镇大秦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开启了一个“政府扶持、村民自治、义工奉献、百姓受惠”的文化惠民新模式―德孝乡村一日游。
大秦村位于辛店镇政府驻地西北4公里处。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始祖秦玉良迁此村，故称大秦村，已有266年历史，现有300多人、480亩土地。近年来，大秦村借助乡村文明行动和乡村连片治理项目成果，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发掘丰厚的传统文化优势资源，大力实施旅游强村战略。主要有五个特点：
一是寓教于乐。将乡村独特田园风光与中华传统孝道文化有机结合，夜间由村民自发组织德孝文艺晚会，让游客在娱乐中了解民风民俗，学习儒学孝道，传承中华文化，开启幸福人生。
二是高度自治。大秦村村民自发成立了组织部、孝老敬亲部、乡村清洁部、后勤部、宣传部等五个部门;仁、义、礼、智、信五支队伍，分管德孝培训、组织文娱活动、慰问老人、管理财物等。村民参与意识高涨，高度自治，村容村貌整洁、村风民风文明。
三是义工奉献。活动中由来自全国各地接受孝德文化培训的义工队全程提供服务，讲解儒学孝道、传统礼仪。义工们奉献精神与道德修养在举手投足间给游客以深深震撼。
四是设施完备。大秦村在辛店镇党委的领导下，高标准建成了宽敞村路、容纳三百人的道德讲堂、美丽舒心的厚德园等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完备的硬件设施。
五是形式多样。一方面是群众表演多样，义工团与村民合作手语表演《游子吟》，德孝文艺团开展乡村好声音活动，广场舞队伍跳起自己编排的广场舞;另一方面教育形式多样，通过德孝讲堂授课、诵读《弟子规》、为父母洗脚、游客村民共同包水饺等多种形式，让群众受教。
五、立足本地，文化在乡
“内源式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动力主要从地区内部产生，即“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当地人服务的。所以“文化在乡”意味着立足当地，依靠农民的力量发展在地文化，同时在更大程度上提供群众真正需要的文化成果。
禹城市的文化惠民工程扎扎实实，着力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一是市、乡、村三级联动抓硬件建设。市级抓完善提升，开展文化服务品牌建设年活动。乡镇抓规范运行，确保综合文化站专人专干、专款专用，明确职能，科学考核。村级抓梯次推进，对没有文化设施的社区、村，加强督促，加大帮扶，新建一批文化设施和活动场所;对建筑简陋、设施不健全的文化大院进行改造完善，促进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普健身、广播电视的有效整合，将农村文化大院打造成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对建设标准高、作用发挥好的社区（村）文化大院，争取列入省级文化设施建设资助项目，以奖励形式获取一定数量的文化器材。二是扎实搞好文化惠民服务。一方面继续“送文化”下乡，送戏下乡、公益电影放映。另一方面，要“种文化”。利用县文化馆、县艺术馆实施公共文化辅导工程，搞好农村文艺骨干培训，让他们成为基层文化“种子”，回到乡间遍地开花。同时着力培育广场舞进社区、民间文艺展演等特色文化品牌，组织、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使群众文化活动经常化、多样化、特色化。三是“管文化”――健全文化服务网络。建立基层文化管理员制度，在每个社区（村）设置一名文化管理员，负责本社区（村）的文化设施管理、文化活动组织及传统文化发掘传承等工作。形成以市文化馆、乡镇文化站、社区（村）文化大院为竖线，文化馆专业人员、文化站长、基层文化管理员为横线，横到边、竖到底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六、传承遗产，特色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性，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尊重传统、延续文脉的题中之义，也是强化区域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根本要求。新型城镇化是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城镇化。对非遗的保护是传承文明的要求，而对非遗进行合理开发，则是延续非遗生命力的切实需要。
宁津县努力发掘特色传统文化，并通过打造文化品牌，对非遗进行保护性开发。“宁津杂技”、“宁津斗蟋”、“宁津剪纸、烙画”分别获得部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宁津杂技团十几年来多次出国演出，成立宁津县对外文化交流品牌项目。为传承杂技艺术，宁津县杂技艺术学校不断进行教学改革，为社会输送了近千名杂技人才，其中20多名学员在省级以上及国际杂技大赛中获得金奖、银奖。
二、加快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在依靠政府、民间组织和市场三方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具体解决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需要从农村文化产业的产业基础、文化品味、投融资体系、人才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1．建设文化基础设施，提高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是为发展生产、保证生活供应和保护生态环境而创造共同条件、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设施的总称。从行业划分来看，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设施、邮电通信设施、能源供给设施、水利设施、生态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等。因此，它既是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经济和社会运行和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比如，企业生产需要能源和水作为必需的投入品，也离不开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设施提供的服务。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农村公路、通讯、供水、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为文化产业走进农村、驻扎农村、建设农村做好基本的保障工作和准备措施。
2．加大科学技术投入，提升文化产品总体品味加大科技投入，首先可以运用科学技术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通过发展信息科技，提高农村通讯设备、供水、供电等基础建设，为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强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提高文化产品的总体品位与科技含量。“就我国文化产品而言，内容的民族化和国际化是双向互动的，只有保持二者的张力，用现代意识来处理传统文化资源，才能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农村文化产品要既能够彰显自身民族文化内涵，又具有一定的国际化的水平，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农村许多尚未开发、以原生态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源，要使它们在继承保护的基础上，开发成具有民族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就必须要依靠高科技。
众所周知，农村学校长期以来都推行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收效甚微，类似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沦为“零碎或失效”。首先，进校园的传统文化内容常常是能够“技术化、程式化”的农村传统文化“大拼盘”，最为突出的就是“手工制作、歌舞排练、双语教学或各类民族文化知识文本阅读”等。虽不能说这些活动无意义或价值，但将学校传统文化教育仅定位于此无疑是不周全或不到位的。如此的教育教学只得传统文化之“形”而遗其“神”，因为传统文化之“神”必须得在“活”的文化环境中“浸入”学生的“大脑”，化为其思维或行动的自然、自觉，而非单一的记忆或训练之“获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濡化”过程。其次，与“拼盘式”的教育内容对应的是农村学校传统文化教学的“任务化或应景性”，许多情况下农村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是为了执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而开设的，并非是农村学校教育的一种自觉意识和实践选择，其结果是农村学校、教师或学生都应付式地来完成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将其当成一种“娱乐或消遣”活动，而缺乏精心组织设计或连续性的贯彻实施。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培养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素质的教育教学活动是“碎片化”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目的性、计划性、针对性”的优势。
2．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
毋庸讳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增长有了明显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改善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发展质量“水涨船高”，相反却存在着众多社会矛盾问题。其中之一即为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破坏，如农村传统人生观或节日礼俗、语言、建筑、服饰、音乐歌舞及传统民间组织等不断受到“主流文化”价值的冲击而“消逝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在内容或形式上不断“缩减、异化”以至消失，而这种趋势往往一方面使农村社会成员以“文化旅游增收”为“旗帜”而对农村传统文化“大刀阔斧”地“拆卸包装”令其“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则存在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将传统文化当做阻碍农村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而“踢开”，视物质现代化的生活为唯一价值圭臬。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通过直接参与传统文化活动，以及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的“熏陶”过程日益降低，他们或者过着“半吊子”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远离其精神，或者不断被充满物欲的现代化价值所裹挟。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意味着一种“活”的潜移默化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认同的教育形式不复存在，代之以深受外来植入式“主流文化”价值的同化，且都是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为代价。
3．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的“割裂化”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的“染缸”，农村家庭村落生活则是“染料”的制作者或设计者，以农村家庭和村落成人为主体成员组织的各种传统文化生活为农村中小学生提供观察、参与、体验、模仿的对象和时空环境，而传统文化生活内容、方式对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产生作用离不开成人榜样的教导和指引。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处于“割裂化”状态，一方面为了增进家庭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挣钱，而使得农村村落的留守学生“队伍”日益壮大。他们双方经受着“骨肉亲情分离”的“煎熬”，此外还带来了承担农村传统文化精神培育的基础单位“家庭文化生活”之断裂，因为在作为家庭文化生活组织者或核心的青壮年缺位下，许多留守家庭的生产生活被“简化”。另一方面农村传统文化公共生活逐渐远离了村落，被当下一个个家庭为了“盖房、购车”疲于奔命的生活所“遮蔽或分割”。往昔村落成员互动、互助、互爱的温情乡村“集体生活”不复存在，农村社会生活不断走向了“家庭原子化”的“内敛保守”而无“开放性或交往性”。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社会人员、生产结构的变化冲击了传统文化生活的延续，且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加以“维护”，农村中小学生不断疏远于宁静、亲和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被所谓的“攀比、名利”的现代生活所捆绑。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成因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陷入困境，表现为孕育其传统文化价值或精神生长的教育时空环境失序。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困境的产生、存在及延续呢？
1．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
长期以来人们对农村学校教育持有“复制城市教育”的评价，也即认为农村学校教育走的是一条“应试升学”的道路，而这背后无疑与“学历化”社会不无关系。因为学生只有考取一个好的大学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农村学校所有的活动都指向于让学生获得一个升学的“好分数”，其主旨不是为了培养完整人的生命质量提升，而是一个客观的目标“分数”。当然，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还表现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方面，学习内容主要集中于与升学考试相关的部分学科知识上，为了让学生获得“最高的分数”学校往往运用“题海战术”的强化训练方法和“封闭式”管理，而与考试分数提升无关的学生“身体健康、情感交流、社会体验”等内容都被学校“拒之门外”。可以说，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物质性”日益强化，因为农村社会成员对“优质教育”需求不断增强，并坚定持有只有进“好学校”才能找到好工作的价值信念。而在其观念中所谓“优质教育”就是有多少考入重点的“升学率”，于是农村中小学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更加强化学校的“分数门面”。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教学陷入“目中无人”的状态，学生完整的生命被降格为“物”，与学生生命相关的“自我生活”和“文化血肉”被“剥夺”和“抽离”，学校和学生都被异化为“干瘪”的“数字僵尸”。因此，虽然农村学校存在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往往被置于“墙上”课程表里的“装饰”，即使间断性地被学校所开展也是出于一种“任务完成”，而且时常被“升学考试课程”所挤占。
2．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无力性”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化意味着外显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及活动的缩减，那么农村传统文化传承的“后继无人”将终致农村传统文化的“覆灭”。因为文化的灵魂深藏于人的价值思维中，人们“无心”再过一种“传统文化生活”而对现代化生活“情坚意定”以致“走火入魔”。则农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农村社会成员心理形成“冰火两重天”之态，农村传统文化及生活将不断被挤压而淡出农村社会时空环境。当然，这不是说当下农村传统文化已“奄奄一息”，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由于农村社会成员“权力地位”转换之后，以往作为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老年人虽然“忧心”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但其社会角色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变为留守儿童或中小学生的“保姆”，以及其对农村社会和家庭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而导致他们“身份地位”的衰退。也即他们不再是过去村落和家庭事务处理的“权威”，他们“无社会权威和经济实力”去组织并号召后辈“中青年人”过一种有“传统文化”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势必被强势的得到“中青年人”认可的“现代物质文化”所取代。而因老一辈人的离世而产生农村社会熟悉或继承农村传统文化及精神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少的状况，则危及整个农村传统文化生境的存续问题，包括以人为中心的农村自然社会生态系统的改变，影响重大而深远。
3．农村社会核心价值的“失序性”
农村社会成员生活中延续的“精神”或“信仰”是农村传统文化的核心，如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崇敬和效法自然”、人与社会（人）关系中的“亲仁善邻和以和为贵”、人与自我关系中的“平和坚毅”等，而这些恰恰与当下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如“诚信、友善、和谐”等。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农村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农村社会成员只有建立起人人认可的基本价值信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表现出“诚信、敬业、友善”，并自觉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他们的生活才有了意义目标。可是，城镇化在不断将农村社会成员推向“现代化浪潮”的同时也“遮蔽”了人们的“心灵”，农村社会成员被“物欲”所役使而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人，把自己变成了实现某一“实体目标”的手段。毋庸置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核心价值是“失序”的，发展上表现出“人与物”的倒错现象，造成农村村落及家庭生活导向“分裂”。许多农村社会成员为了长久以来摆脱贫穷、拥有财富的梦想而争相离家出走、“骨肉分离”，一旦他们“踏出家门”就会用“三年五载”的时间来“累积或创造”财富，而这种举动一致被农村村落成员视为有“决心意志”而大加赞扬或模仿。当然不可否认农村社会成员进行如此生活行为选择是一种现实趋势使然，但这一现象如果变成一种连锁反应引致大部分农村社会成员或家庭以长期“隔离亲情”的代价来筑就“梦想”，使得农村社会的空巢村落或留守老人儿童数量不断扩张，那么农村社会成员、家庭虽增长了经济收入却因失去文化滋养而“迷失方向”或变得“外强中干”。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应对策略
影响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多维的，且不独以农村学校教育为“主”，还包括了校外社会教育环境的参与作用。所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消解，须采用系统性思维视野，而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式来围堵“漏洞”，理应通过“制度和人心”的同步建设进行标本兼治。
1．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实践观
农村学校是“村落中的国家”，让农村中小学生获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知识内容和主流价值乃其理所当然的使命，但它不能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为代价，否则农村学校教育就成为“文化一元化”的助推力量和“文化多元化”的扼杀摇篮。而要改变这一状况，让农村学校教育遵循“教育之道”，应将培养和谐健全的农村中小学生视为使命，为其后续的人生发展奠定良好的“身心品质”，而非把农村学校变为个别学生“学而优则仕”的桥梁而“淹没”了大部分学生。那么，如何避免这一状况呢？最为根本的是要改革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注重教育于人发展的内在促进作用，从招生、考核、评价等方面凸显农村学校教育的“人本化”，确保农村中小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能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激情在学校中得以积极地培养和保护而非扼杀，并使其从小熏陶的“文化性格”得以延续生长而非被迫异化为割裂的“双重性格”。因此，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它关注农村中小学生文化认同自觉的培养，让他们在积极学习主流文化知识和价值的同时，也能坚守自我传统文化的精神延续。所以，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如高考、社会就业、评价学生等应从“应试教育”和“学历社会”中摆脱出来，让学校教育变为培养人的自主独立和身心和谐而非改变人命运的场域。而社会教育则为学生提供一个充满正气、公正、宽容的环境来施展个性或才能。
2．凸显农村文化个性，建构农村学校和文化心理场互补机制
农村传统文化是什么？它是农村社会成员在与周遭环境互动适应、调节基础上形成的稳定反应系统，包括外显的服饰、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组织、歌舞音乐、节日习俗等，以及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濡化而成的内隐的价值思维和心理活动。可以说，农村传统文化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因不同地域及自然地理环境的殊异而逐渐建立起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系统，也即农村文化是“个性化”的，这是其自然和历史属性的体现。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宜“一刀切地现代化”，需要在城镇化程中保留住其“文化个性或精神”，这需要依靠两方面的统一协调。首先，农村学校教育必须要树立起“弘扬”农村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通过系统化的思想教育引导、校本教材的编写、文化生活的实践参与等方式培养农村中小学生的乡土情怀，让其成为一个有“文化血脉”的生命个体，而非“无根”的“漂浮者”。其次，学校之外的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重要的“活”的教育资源，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中小学生在开放性、活动性、生活性的传统文化事项活动中形成价值和心理思维的趋同。因此，为了促进农村中小学生文化个性的生成，农村学校、社会、家庭要在意识上自觉地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积极保护，形成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的农村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的互补机制，发挥它们对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精神孕育生长的统一作用。
2）构建西部城镇化进程与职业教育的动态契合模型。从西部城镇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的本质出发，提炼城镇化所需适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性概念体系和能力进化的框架模型。包括职业院校固有的城镇化适用技能型人才培养理论和城镇化要素的各个概念。各要素的内部结构、功能和相互关系，以及各要素在城镇化适用技能型人才培养过程的相互耦合与功能定位，建立完整的城镇化适用技能型人才培养能力进化模型。
3）西部城镇化进程与职业教育的动态契合的基本模式。城镇化适用技能型人才培养依靠课堂理论学习、工学结合、社会实践调查和实训等方式进行。利用比较教育学的思路和案例研究，探寻城镇化的适用技能型人才的基本培养模式。分别论述每种模式的特征、创新流程、对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的要求及其适应性，揭示出城镇化的适用技能型人才能力形成与决定的规律和内在本质。
4）西部城镇化进程与职业教育的动态契合内在机制。西部城镇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特征决定其创新过程和结果受内外环境的影响，该部分研究职业院校为西部城镇化服务的优势来源、影响因素、产生机理，进而导出城镇化适用技能型人才培养演化的动力机制。
5）西部城镇化进程与职业教育的动态契合保障机制。城镇化所需的适用技能型人才培养必须有满足人才培养要求的内外条件。本部分研究课堂理论学习、工学结合、社会实践调查和实训等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城镇化对适用技能型人才不同的要求以及职业院校内外横向的教学保障，对职业院校内外技术、人才、资金、设备、管理、政策等要求进行研究。
6）西部城镇化进程与职业教育的动态契合优化途径。运用实证和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比较教育学的视角，论述城镇化的适用技能型人才能力的优化途径。具体包括西部城镇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微观创新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外部宏观创新环境的完善（政府政策资源的提供模式）和社会外部关系型基础环境的优化（理论知识、动手操作能力、思想品德、观念等创新氛围的引导与培育），针对西部城镇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建议。
二、职业教育与西部城镇化进程的契合可以操作的模式，笔者认为有如下六点：
1）西部城镇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的需求、生成和演化具有特定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本研究利用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剖析城镇化所需适用技能型人才特性，为西部城镇化所需适用技能型人才培养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这也是一种全新研究范式的尝试和拓展
2）西部城镇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是由职业院校教育资源要素与外部城镇化需求环境因素的动态契合决定。研究城镇化所需的适用技能型人才的技能提高、熟练和市场选择是适用技能型人才培养提高的基本模式。
3）从培养机制、保障机制和推陈出新机制分析西部城镇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动态演化的规律。技能人才培养水平提高的动力存在于职业院校对城镇化所需技能人才的应激性反应；职业院校教学能力的保障必须遵循环境适应性，满足城镇化创新活力要求；培育西部城镇化适用技能型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优化城镇化适用技能型人才培养结构和职业院校内外创新生态环境。
4）西部城镇化进程与职业教育的动态契合机制特征与运用比较教育学基本理论研究结合的可行性分析。这是该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该问题决定研究项目的整体可行性。国内外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成功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理论基础。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体现。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不但解决了城镇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个人价值得到体现。一方面，农民工为我国城镇化发展和工业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流动人口，是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动机”。因而，做好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工作对于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促进城镇人口人文素质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人文关怀的含义
人文关怀指的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是以人为主体和中心，尊重人的本质，维护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求，促进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总和，人文关怀要求关注个体的独立性、关注人的个性、情感和需要，人文关怀的目的与造就人、促进人养成健全的人格有关。
人文关怀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和主导，一切活动的进行不能单纯以追求利益为中心，而应注重对人的价值的体现，应该从塑造人的素质和完善人的发展出发。这里所指的“人”，是不分阶级地位、不分高低贵贱的，社会各阶层应得到平等对待。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人文关怀的现实需要
同志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是否能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很难实现社会和谐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必须切实重视农民工群体的思想情感需要，为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目前，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一直处于较低地位，生活质量始终在较低水平线上徘徊，讨工钱难、子女入学困难等现象普遍存在。随着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工远离家乡，从农村走向城市，他们在城市中从事高强度的工作，日常生活缺乏正常的社交活动，有时甚至需要承受歧视的眼光，因此，农民工群体始终处于一种被孤立的地位。
康德曾经说过：“人非工具”。在正常的社会活动中，人的社会属性应当大于自然属性。但是，在现存的生产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仅仅注重人的自然属性，单纯的把人当做生产机器来使用，完全不重视人的生存环境。某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完全忽略掉了最基本的以人为本，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矛盾逐渐加深了。为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严格监督生产不规范的企业，真正关心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需求，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环境，更加全面彻底的提供人性化的人文关怀。
真正做到人文关怀，不仅要适当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报酬，更需要全方位地关心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现状，不断关注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变化，关注他们道德观的转变，关注他们对未来工作前景的追求，通过这些多角度的人文关怀，可以转变农民工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城市建设中，在农民工群中体形成一种崭新的人生境界。对农民工多角度多层次的人文关怀，需要通过精神上的沟通消除心理上的障碍，从而获得一种心理慰藉。在农民工问题中，我们要系统研究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时掌握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动向，了解农民工的生活需求，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人文关怀体系。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人文关怀对策
（一）强化农民工就业培训
目前，农民工进城务工多从事建筑、工业劳动，他们多数因技能较低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报酬较少的职业，这使农民工的生活水平较低、生活条件较差。因而要调整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升他们在城镇生活中的归属感，首先就要落实农民工就业培训机制，提升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培养他们的专业技能，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改变农民工随波逐流的就业习惯。首先，各级政府应结合当地劳动力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特点制定农民工培训的总体目标、总体方向、总体规划，按照当地的劳动力市场要求、城镇化发展需要建立各级农村劳动力培训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其次，各级政府要对农民工培训以及农民工职业技能鉴定给予大力扶持，组建一支公平、专业、高素质的农民工职业技能鉴定队伍，实施“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制度，或积极地为接受培训成绩良好的劳动力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使农村劳动力充分感受到接受职业培训的益处，从而充分调动农村劳动力对职业知识、职业技能的学习热情。
（二）完善农民工精神关怀机制
社会转型主要包括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动以及社会形态变迁三方面。我国目前正处在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阶段，社会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竞争中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工自身经济承受能力、家庭承受能力较低，抵御家庭灾难的能力较低，社会经济负担较重。由于在城市生活中贫富差距较为悬殊，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群体在经济社会地位以及生存能力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竞争劣势，这就使得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普遍缺乏存在感，剥夺丧失的情感较为严重，这种悲观的情绪极易造成社会上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为了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必须不断完善对农民工的精神关怀体系，时刻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最大程度的确保社会各阶层的人格平等。
（三）建立农民工自助协会，提升农民工心理归属感
劳动合同签订难、子女入学难、工资拖欠等问题的普遍存在困扰着广大农民工，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镇生活，缺乏心理归属感。虽然一些地方在劳动部门设立了农民工权益保护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多数形同虚设，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农民工的切身利益着想，起不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为农民工排忧解难，各级政府应组织和鼓励农民工成立自主协会，由农民工代表担任自助协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一方面使农民工有组织、有秩序、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向相关部门反映自身实际问题并寻求帮助，另一方面通过自助协会使农民工在心理上获得一定的归属感。
（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调节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这一问题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偏低、社会保障覆盖面十分狭窄，普遍表现为以家庭保障为主。因而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者进行救助，包括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保险，并逐步使之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央政府应尽快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为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农民工救济金和养老金的足额按时发放。同时各级政府应认真履行照顾社会成员和向社会成员提供福利的职能，关注农民工的切实需求，努力满足农民社会保障需求。另外，应将农民工人文关怀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制度上、立法上强化对农民工群体的生保障。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做好农民工人文关怀工作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农民工生活条件差、子女教育难、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缺乏归属感等问题十分突出，农民工人文关怀应从这些实际问题出发，从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出发，通过劳动力培训、精神关怀、社会保障、农民工自主协会等措施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工身心健康，使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帮扶，共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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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建设理论演化变革
有关城镇化本质的认知，各方学者也有不同观点：埃尔德里奇较早提出：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就是城镇化的全部含义。兰帕德、麦基、弗里德曼和沃尔夫等人认为：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缩影，是物质、空间、经济、人口、体制以及社会特征的多维现象反映。当代城镇化的实质含义在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景观面貌和人类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质转化和强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镇化不仅包括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还包括既有城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英国帕乔内将城镇化定义为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口城镇化，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二是城市增长，即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增加；三是城市生活方式，即城市生活的社会和行为特征在整个社会的扩展。
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Lester R Brown）提出：城镇化的建立与发展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其结果是：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消费了1/3以上的世界能源，高油价、高排放以及粮食高价格成为这一发展模式的外化表现。一种是塞奇·拉脱谢尔等人提出“反增长计划”。该理论认为：为了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经济规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其目标应该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增长的社会。他们的主要结论：只要在社会与环境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减少资产、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人类社会就可以在转折和衰退的过程中保持“繁荣”。
世界典型城镇化建设模式述评
（一）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是一个逐步的人口迁移与经济结构不断升级调整相适应的过渡过程，这就是经典的戴维斯城镇化曲线。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史进程看，城镇化与渐进发展的工业化和经济水平与结构变化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城镇的劳动力需求表现为稳定的增长，也就存在从农村到城市的稳定移民流。同时，制造业、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也充分吸收了从农业部门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并鼓励农村劳动力逐步转化为城镇劳动力和居民。这一历史过程，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是城镇化进程的源动力。
（二）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城镇化过程滞后于发达国家。自二战以后才出现快速的城镇化，但是整个过程与上述经典的城镇化曲线不相符，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过快、工业化普遍滞后的“城市通货膨胀”或“虚假城镇化”基本特征。由于城市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设施，吸引并拉动了大量农村人口快速进入大城市地区。尽管这一时期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强劲的影响，但是制造业在这些国家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城镇化化进程带来“虚假繁荣”。
根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人口的60%将居住在城市，而这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会超过农村，2025年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4%。到2020年，农业人口将稳定在31亿，甚至开始缓慢衰退；而城市人口将会继续增加，城镇化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但是，经济水平，特别是经济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才能够支撑城镇化人口的增长。
中国城镇化的两难境地
根据诺瑟姆曲线，城镇化率在30%至60%之间是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而部分东亚国家（如韩国）城镇化率达到65%至70%时，城镇化速度才放缓。我国目前城镇化率约52%，按照我国现有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8%至1%计算，未来15至20年，我国将有大量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镇，人口结构仍然处于快速变化时期。在我们国家，永远绕不过去的就是人口问题，随着人口大规模迁移，特别是向中心城市（北京、上海等）的迁移，给城市的管理、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都带来了巨大压力。应对人口迁移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变革。过去30余年，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是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后果。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根本依托的，如果，依然是之前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那未来的城镇化将是一场灾难。从长远看，要使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前提应是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而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而也是保证经济较高增长的优势所在。但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的高增长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难题。
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突围
（一）不可忽视的经济发展新兴力量
几乎所有的国家，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图1表明了2007年服务业对全球GDP的贡献，图2描述了服务业在某些国家或地区GDP中所占的比重。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60%-80%，世界各国的服务业都在迅速发展。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新型服务业不断涌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在当下世界经济背景下，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为加速城镇化提供更为强劲的源动力。
（二）新型城镇化的四维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是城镇发展的较为理想化的模式进程，是一种完美形态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以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理念作为指导纲领的，以新型工业化为经济源动力，以城乡统筹发展为重要目标，在经济上实现集约与精细化发展，在社会上实现和谐共生发展，在环境上实现友好交互发展，在文化上实现文明的多样性共存共荣，在制度上实现一体化管理，在空间结构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一致性、一体化，强调推动城镇化由注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实现城镇在质和量上的全面提升，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提出以新型城镇化为根本要求，以产业聚集为源动力，以公共服务、生态文明、需求拉动为着力点的四维一体模式，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如图3所示。
1.产业聚集为源动力。产业集聚（Industry Cluster）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原来的城镇化过程更多的是GDP指标考核，对于经济发展质量、产业集聚效应等要素考量较少，造成区域经济无支柱产业，各产业间无法实现协同。根据产业聚集理论，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现，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外部经济）。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以促进行业在区域内的分工与合作。产业的聚集，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为新型城镇化进程带来源动力。没有经济的高速健康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就会成为简单的造城运动，而产业聚集式发展区域经济正是新型城镇化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
2.公共服务为保障。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人类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国家（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因此，基本公共服务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内容。教育承担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功能，是直接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推动城镇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注重民生，强调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让广大民众能够充分享用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高品质生活。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普遍短缺的就是公共服务为突出表现的保障体系，特别是科教文卫相关职能短缺。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特别是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指引下，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让广大民众也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红利。
3.生态文明为前提。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吸收十成果的定义是：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过去的城镇化太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度的自然资源利用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这一切都不是人类发展想实现的结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要遵循生态文明为前提，只有站在这一前提下，城镇化发展才有其本质和长久意义。
4.需求拉动为主体。从经济角度说，2012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增速虽然实现了年初制定的目标，但却降到近年来的低点。从长远看，要使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主体应是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而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而也是保证经济较高增长的优势所在。相关统计显示，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中国城镇化建设经济增长应该是内需拉动，而不是投资建设拉动。在GDP考核指标下，地方政府不太重视内需经济的扩展，从而使得当地经济过度依赖投资或外向经济，经济增速在这一时期受阻。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应再把重点或着力点放在投资上，而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需求拉动为增长的主体。
综上所述，在我国，城镇化是近现代的产物，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才进入全面推进阶段，所以我国对于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是不够成熟，特别是缺乏基于持续健康发展理念的全方位新型城镇化思维框架。本文在借鉴国外城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提出以产业聚集为源动力、以公共服务为保障、生态文明为前提、需求拉动为主体的四维一体框架，为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47-03
一、提出问题
一般认为，工业发展的拉力和农业发展推力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是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下完成的。拉力来自工业发展，从比较利益驱动的作用机制来看，随着工业的持续发展，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市镇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不断增长，相对农村落后状况，对农村劳动力就形成了巨大吸引力。推力来自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日益增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度减少，造成众多劳动力失业,导致有一定经济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因此，工业与农业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一直是三农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研究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影响的文章很多。夏春萍在《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而产生并加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能够推动城镇化进程。姜太碧在博士论文《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提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农业不可持续发展则阻碍城镇化进程。已有的研究基本都承认了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重要影响，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选择合适的经济变量，把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量化，定量分析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
城镇化的程度通常用人口城镇化水平来表示，用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反映了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城镇化水平为因变量。工业与农业发展在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表现为生产总值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工业与农业的生产总值与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第二，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一）样本数据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为年度数据，样本期间为1987―2008年，样本容量为32。
（二）基本研究变量
（三）工业与农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本文选用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代表工业与农业发展的总体情况。由于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的单位为亿元，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百分比。为了减小单位不统一的影响以及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因变量与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根据双对数模型的性质，自变量的系数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弹性系数。
lnulet = -1.1864lnagdpt + 1.0374lnigdpt（方程1）
（-22.0197） （19.9868）
R2=0.9095 R2=0.9050 DW=1.2156 AIC=-2.5944 SC=-2.4952
方程1的拟合优度为0.9095，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良好。自变量都通过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为因变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大于工业生产总值。由方程1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工业生产总值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1.0374%；如果农业生产总值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1.1864 %。
2．工农业总产值之比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的拉力与农业的推力，因此研究城镇化的动力不能单独地考虑工业总产值或者农业总产值，而是要考虑两者的比例关系。因此，本文分析工农业生产总值之比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ulet = 0.1033 + 0.1594riat（方程2）
（9.6047）（22.8544）
R2=0.9631R2=0.9613DW=0.9788AIC=-5.6311SC=-5.5319
方程2的拟合优度为0.9631，说明自变量很好地解释了因变量的变动。根据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工农业总产值之比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方程2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riat增加1%，那么ulet增加0.1594%。
（四）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直接反映了生产水平，决定了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则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即城镇就业机会减少，从而减小工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拉力；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则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从而增大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力。因此，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可以用单位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价值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价值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本文取单位时间为一年。同时，本文假设农业与工业为两个生产部门，城镇人口从事工业生产，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工业劳动生产率用城镇人口平均工业产值代表；农业劳动生产率用农村人口平均农林牧渔产值代表。由于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单位为元/人，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百分比。为了减小单位不统一的影响以及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因变量与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lnulet = 2.1879lnpat - 2.0553lnpit （方程3）
（9.5221） （-10.1250）
R2=0.6270R2=0.6083DW=1.0188 AIC=-1.1776 SC=-1.0785
方程3的拟合优度为0.6270，说明自变量解释了因变量变动的62.7%。自变量都通过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为因变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T检验值，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由方程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2.1879%；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2.0553 %。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工业与农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符号符合理论预期。工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为正，是由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总值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导致工业对城镇化的拉力增大；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为负，是由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导致农业对城镇化的推力减小。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大于工业生产总值，说明农业发展的推力大于工业发展的拉力。
2．工农业总产值之比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工农业总产值之比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符合理论预期。方程2与方程1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总值增加，引起工农业总产值之比提高，导致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引起工农业总产值之比降低，导致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但是，方程2没有使用双对数模型，更直接地反映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情况。
（二）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方程3中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负，正好与方程1中的工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相反。但是，两者都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讨论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的时候是在工业生产总值不变的条件下，此时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会带来工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导致工业对城镇化的拉力减小。因此，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负。
2．方程3中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正好与方程1中的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相反。但是，两者都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讨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的时候是在农业生产总值不变的条件下，此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会带来农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导致农业对城镇化的推力增大。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
四、政策建议
1.把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参考指标。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不仅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也影响着工业的发展。不论从理论分析来看，还是从实证研究来看，工农业总产值之比都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反映了工业与农业经济增长能够承载的城镇化水平。因此，在推进城镇化时应该把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作为重要参考指标，判断城镇化水平是否与工农业经济增长相适应。
2.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1可知，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化由于减少农业劳动力，会阻碍农业的经济增长。因此，既保障农业经济增长，又能够推进城镇化的途径就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方程3也证明了此观点，农业劳动生产率系数符号为正，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化水平呈正相关。3.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1可知，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工业总产值增加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即提高更多的城镇就业岗位，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4.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3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化水平成负相关。因此，工业发展中应该重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既提高生产总值，又增加就业机会，积极有效地推进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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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s Developments to Urbanization Level
――From the View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Labor Productivity
LI Li-sha
“工业化在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对此观点，本文不敢苟同：说过去是发动机，这是对事实的理论总结！说将来还是发动机，本文认为，自新型工业化概念提出后，将是城镇化起主导作用！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涵义
新型工业化的主体涵义是生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不是重工业，甚至不是工业，是服务业；所谓现代制造业这个概念中最重要的就是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服务的内容，甚至变成主要内容了。
1.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提出了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由“数量”型向“效益”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直到今天，这种转变却仍然没有最终完成。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农业人口转移以及城镇就业的巨大压力，使经济常常在速度与效益间“摇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我国已经出现买方市场以来，各地低水平重复建设仍然屡禁不止，即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只有从国内外二个方面着手把握。从国内发展看，在新的庞大经济总量基础上，按照过去的增长方式谋求GDP总量再翻两番，资源、环境都将难以承受；国家财力日盛，可以集中财力办一些以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从国际竞争看。中国加入WTO、信息产业高速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若能抓住机遇，不仅可以缩短技术差距，还可分享其带来的经济扩张和高利润，既能调整结构、又能提高效益。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2年10月，十六大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措施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并列入政治报告。
2.生产业的作用
目前，生产业的范围和体系界定还没有统一定论。有理论工作者综合各方面研究成果认为：生产业大致由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构成。
服务业具有需求收入弹性高、发展潜力巨大、资源环境亲和的特点，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它不仅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更在经济增长贡献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服务业结构调整和梯度转移的新形势，要求中国不仅要发挥既有优势承接制造业转移，也要下大力气承接服务业转移，使中国既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也成为国际服务业中心，避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本文认为：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紧迫性才算是抓住了根本。
生产业能够促进分工与技术进步的有机结合，影响技术创新方向。在信息业方兴未艾的知识经济时代，只专注于制造环节，走为跨国公司“打工” 的“二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中国经济完全应该、也完全有能力通过生产业大发展为改造传统产业组织和生产经营方式、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开拓出巨大战略空间。因此，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把制造业与生产业“捏”在一起，通过创新发展生产业，尽快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
二、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的城镇主导作用
现在，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只要认识正确、思路清晰、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城镇化就会为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
1.城镇化有利于创新发展
城镇化有利于原始创新。城镇能便捷了解市场动态、科技动态，是科研信息、市场信息的集散地，并且，城镇越大，越能便捷提供新产品开发所需的配套服务；越能集中各方面人才，通过集约投资、降低风险加速推动创新发展；越能拥有高效的营销系统，保证创新成果尽快为消费者接受、取得市场竞争优势。
城镇化有利于接受创新。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初的区域技术时―空传播理论认为：创新传播路径是一定的。决定一项新技术接受时间与速度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用人口表示的区域规模，因其代表了企业家与产业的空间集中度以及市场潜力。较大城镇社会结构良好，是较大企业的聚集地，集中了较多能够更快采纳创新的技术人员、管理者与研发专家。
2.城镇化直接推动生产业发展
生产业因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其业务、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城镇；城镇也因其天然的有利条件，为生产业提供着大发展的平台。
城镇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单位交易成本的高低或交易活动的效率取决于交易技术、社会经济状况和交易方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城镇因其聚集而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成熟的交易技术和交易方式，同时，集聚了的城镇又使大量外部交易在内部进行，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
城镇化促进生产业发展。国外理论研究表明：从全球角度看，城市都是生产业的生产、创新和市场的集中所在地。显然，这个研究成果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与城市规模结构有较高的相关性。高附加值、为生产服务的生产业往往与城市规模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资源、信息和工业企业，是生产业的基本载体。
3.城镇化对新型工业化具决定性作用
生产业将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成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要求。城镇既是专业服务的生产地，又是服务创新和服务市场的关键区位。城镇化将通过推动生产业发展而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起着主导性的决定作用。
有理论工作者认为：与其说是农业落后，拖了工业的后腿，不如说城镇化滞后，影响了农业，连累了工业，阻碍了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导致服务业资源相对分散、集聚不足，制造业链条上的前端研发与后端营销等关键环节，由于得不到相关服务体系支撑，而不得不在工业企业内部消化，既增加工作难度，不利于创新发展；又增加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益。
城镇化发展可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较大回旋、调整空间，特别是在不确定性风险状况下，这种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对任何产业都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城镇因其聚集性而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对新建企业和产品处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企业，是对那些客户经常变换和服务对象高度专门化的生产业，还是对以顺畅的供应链管理为基础实现高效运转的工业企业都具有特别意义。
三、围绕城镇化推进工业化
鉴于前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实践中处理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正确思路应该是，围绕城镇化、推进工业化。目前，理论界仍有人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一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人也用主要精力在关注工业化。这些理论观点与实践态度既源于对前述拓展了的工业化内涵认识不够，又源于对城镇化本身的认识误区。
1.观念上的误区
把城镇化发展简单等同于工业化。不惜代价引进工业项目，强调建工厂、建制造业基地。这一错误观念的源头在于把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理论结论过于绝对化，忽视了城镇化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的内在联系，认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了工业项目、有了工业化，城镇化就水到渠成了。
把推进城镇化片面地等同于城镇建设。超越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热衷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类投资如果来自财政性资金，就会直接挤压公共财政支出；如果来自贷款性资金，就有可能给财政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源于此类观念的一系列行为，既会浪费宝贵的财政资源，也会抬高农民进城成本，甚至变相转嫁为农民负担。
2.实践中的失误
观念上的误区必须带来实践误入歧途。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慢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一些城镇热衷于通过修编城镇规划，设置开发区，县改区、乡改镇等，拉大城镇框架，扩大城镇占地面积，以获取土地开发的短期收益。很多市县城区规划面积的扩张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过去15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88％，而城镇建成区面积却扩大1.4倍。目前，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是统计口径变动和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城镇化。
3.正确的城镇化态度
城镇化重点在“化”字上做文章。城镇化并不专指小城镇，而是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镇化过程不仅仅是将农业经济转化为工业经济、将乡村变为城镇的过程，更是一个通过转变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以增强一国综合国力的过程，它意味着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化。
城镇化下一步发展的总体考虑是：以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并定居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改革体制、完善政策、健全规划为重点。最终目的就是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就业转移到城镇就业、将农村富余人口由农村居住转移到城镇居住。在实践中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做文章。首先，破解观念误区，改变靠行政手段、急功近利推进城镇化的做法。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使农村新一代劳动力能掌握一定劳动技能，使他们有能力在城镇安家立业。第三，在编制城区规划和进行城区建设时，不仅要以城里人为本，也要以进城的农村人为本，统筹兼顾，一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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