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类学校的校园文化特点
对民族类学校而言，在构建校园文化时，必须利用多民族文化这一特点，充分挖掘、提炼并形成自有的特色校园文化。目前，多民族视野下的校园文化普遍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性，其主要有以下特点。
1．文化结构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multi-culture）的内容包括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多元化、民族、种族多元化、文化多样化及价值多元化。和其他学校相比，民族类学校校园中文化结构的多元性是其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显著特征，其特征是校内学生结构普遍具有多民族性，具有多元的文化背景，他们在文化知识和价值观、信仰等方面具有多元性和差异性。这些学生由于接受自己文化的洗礼，其独有的民族文化在心灵中根深蒂固，进入校园后他们仍然会自发形成“民族群体”，以便在校园同一平台上继续展现、传承各自民族文化，这就形成了校园文化的多元性。
2．宗教文化色彩浓厚
一般情况下，民族类学校在学校建筑、教学模式设计、学生活动、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等方面都能体现民族文化，而这些文化当中或多或少地搀和着各民族的宗教文化色彩。例如藏族学生的寝室或教室具有明显的宗教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同为藏族，但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的藏族同学具有不同的，仅就四川阿坝藏区而言又分为苯波教与藏传佛教。所以民族学校庞大的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决定了校园文化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宗教工作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复杂性与国际性五大特性决定了该类学校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3．校园文化差异较大
首先，少数民族多来自边疆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接受外界新鲜事物的机会相对较少，从而造成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程度与来自经济和文化沟通交流顺畅的汉民族相比相对落后；其次，由于各民族学生非常注重自己的、传统文化与习俗，他们急于在其他民族间寻求文化认同但又希望保留各自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民族文化更好地相互融合、交流和沟通，这使得校园文化具有显著的派系性；最后，鉴于我国目前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倾向性，加之多元文化主义学说的成熟，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民族学生自发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从而造成文化交流的障碍。所以，民族类学校因种种因素造成校园文化差异较大。
三、民族类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不足
在教育快速发展环境下，众多学校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不是校园文化的大发展，而是校园文化的特色、个性、魅力的淡化和缺失。基于上述情况，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学校要增强自身软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以培养信得过、靠得住、留得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依据自身特点，挖掘内部潜力，利用多民族文化构建特色校园文化。就目前而言，该类学校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还存在以下不足。
1．特色校园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不清
一般情况认为，学校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办学和管理过程中逐步积淀下来的能表现学校精神的优秀文化，他能反映学校的悠久历史和人文精神。学校特色校园文化是为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要、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而凝练出来的区别于其他学校的特有的文化。学校传统文化和特色校园文化相辅相成，互为弥补。学校传统文化是特色校园文化的基石，一般情况下，特色校园文化是学校传统文化发展而来，它是对学校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学校传统文化的底蕴通过特色文化体现。特色校园文化要体现特色和发展，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效地继承学校的传统文化并加以创新；从另一个角度看，学校传统文化走特色化建设是其提高生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传统文化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所以，学校在构建校园特色文化的过程中，不能摈弃传统文化而专攻特色文化建设，更不能为发扬传统文化而忽视了特色校园文化的建设。
2．特色校园文化构建的民族性不突出
由于多民族文化特性，民族类学校具有与一般学校所不同的性质、服务对象和任务等特点，所以在校园文化的构建方面也应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从调查情况来看，该类学校无论在建筑风格、办学理念、专业设置等方面，还是在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方面，抑或是在校训、校风、校歌、校徽和校园文化作品方面，都缺乏明显的民族和地方特色。比如不少民族类学校在建筑设计、办学理念、校训、管理制度、培养目标等方面与其他学校相似或雷同，这就脱离了民族类学校办学实际，缺乏特色，使校园文化的民族性不突出，缺乏亮点。
3．民族文化的融合、挖掘和创新不够
多民族视野的学校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应体现先进性、传承性、创新性，因此，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不应仅仅停留在已有各民族文化成果这一层面上，还必须担当起挖掘、融合、传承和创新少数民族文化的重任，并把它整合成既适合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又与主流文化相协调的文化形态。民族类学校想要构建区别于其他普通学校的富有竞争力的特色校园文化，必须充分开展多民族视野下的多民族文化的挖掘、融合和创新工作，但实际上这方面做得不够。一是对多民族文化的挖掘不够，停留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上，而忽略了对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整理、修复工作；二是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力度不够，各种文化交流、碰撞较少，使得各民族文化在校园内自为阵营，具有明显的民族派别性；三是对现有的民族文化创新不够，在诸如过于保守、崇尚继承、畏惧失败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使各民族文化停留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缺乏创新性，不能体现新时代的要求，墨守陈规，生命力不旺盛。
四、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策略
1．充分挖掘、融合、发展多民族文化
民族类学校由于具有多民族文化背景，所以多个民族文化在校内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相互吸收、相互排斥、相互激荡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所以，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民族类学校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要充分挖掘、融合多民族文化，发展多元文化。要发展多元文化，使其更好地融合、碰撞和交流，就应该通过在校内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来实现。这一格局具有以下特点：（1）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成有机统一体，并且都拥有了更高层次的民族文化认同，即中华民族文化；（2）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文化既是多元中的一元，同时又发挥着凝聚多元结合一体的作用；校内的多元文化一体化并不是自然形成的，作为创建特色校园文化的管理者，一定要在校内营造全面协调、主张多元、强化一体的氛围。全面协调、主张多元就是要挖掘校内各民族学生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在此基础上提供平等、公平、透明的展示平台，促进交流，加强合作，提供各民族学生自身民族文化的展示窗口，以实现校内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共同发展的格局；强化一体就是加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和碰撞，依据校内实际，立足学校传统文化，提高内聚力，培育多民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承学校已有核心校园精神，最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校园多民族文化一体化格局。
2．做好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
目前，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学校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做好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保护工作，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教育体制以汉文化为中心，以英文和现代科学知识为主体。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类学校则必须留给民族文化足够的生存空间，挽救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民族文化，这是构建特色校园文化的需要，也是该类学校的重要社会功能。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是规避上述不足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施上，把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将当地各族人民的民族民间音乐、绘画、舞蹈等引进教学活动，并在适当时机将其设为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同时，有条件的学校开设民族民间文化课程供学生选修。通过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一是通过挖掘、整理、发展民族文化，对其起到了保护和传承作用；二是显著提高了学校特色文化的内涵与质量；三是培养了学生的民族文化学习兴趣，从侧面对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有利于当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3．创新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形式
艺术活动是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提升人格境界、活跃校园生活的有效形式，为学校的师生所共同喜爱和关注，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民族类学校构建特色校园文化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方法是以艺术活动为载体，创新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形式。为了构建特色校园文化，必须利用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发挥特长，积极开展诸如学生艺术节、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少数民族舞蹈大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开展富有特色的艺术活动，不仅能更好地构建特色校园文化，而且能体现学校文化特色的唯一性，从而提高竞争力，更能促使次流的少数民族文化向主流的汉民族文化渗透和交融。例如藏族舞蹈———锅庄，原本是藏族人民在茶余饭后围着火塘歌唱跳舞，以驱一天的劳累与疲乏，从而保持旺盛的精力以应对恶劣环境。由于创新了校园文化活动形式，丰富了舞蹈内容，在每年举行的锅庄文化节中得到各民族学生的追捧并盛行于民族类学校校园中，现已成为节日、招待重要的宾客的一种通用舞蹈，更因此而凝练了特色校园文化的分支———锅庄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1
我国的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有图书出版业，新闻传媒产业，广播影视业，动漫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表演艺术业，广告产业，体育赛事，休闲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会展产业等。本文将重点阐述文化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和民族精神的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职责，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旅游开发可以加强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和价值的认知度，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脉，传承人类文明，而那些不丧失原真性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在更大层面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旅游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此，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分析研究，论证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旅游业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传承，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文明寄托，体现了该地方人民生活情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好好利用和开发，会对一个地方的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遗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可以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内容丰富多样。
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相对落后，由于远离城市的喧嚣，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山的“屏障”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若能加以好好保护，加大政府宣传力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打旅游产品，吸引外地乃至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从而进一步发展旅游业，用旅游增加的经济收入用来保护“非遗”，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于是一个良性的产业链随即诞生，从而能进一步改善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落后的现状，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转型。
（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铸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础。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社会环境，其根基受到侵蚀，其传承由此面临巨大的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复合价值，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及其特点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定格化，不能将其固定在某一个时点，而只能让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其传承也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到真空的环境中，市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载体与传播的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附在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显示、传播、储存与传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借助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旅游需求的增长，而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影响的。旅游资源数量的不断拓展，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文化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到旅游资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进而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日渐式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和机会，这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旅游模式，是将“非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为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和购买的旅游产品，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二、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保护遗产传承者在整个针对遗产开发的文化旅游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多具有“创作”、“表演”、“接受”等三位一体的特征，尤其是口传文化。创作者既是“表演者”也是“接受者”，又是传承者。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应该是传承人。因为无论“活态”也好，“本土”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活力，实际都存在于孕育它的民族民众之中，并在精神、情感和日常行为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因此，应该由传承者自己来确立他们的遗产当中什么是最值得展示、如何展示，并且积极参与相关开发措施的决策以及监督这些措施的实施。
（二）政府部门发挥好各自的职能。由于我国对旅游业没有具体的管理政策，所以，就导致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经常出现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和政府部门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其决策、统筹、组织、管理等相关职能，并且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根据其自身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发挥出应有的能力。通过召开相关会议决策出合理开发原则以及办法，并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管理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混乱的现象。同时，也应该在深思熟虑后，对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制定相对应的保护政策，并加大力度让旅游部门执行。
（三）文化旅游开发者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通过对热门的旅游景点我们可以得知，由于金钱利益的驱使，使得众多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现象视而不见。例如，现有的大理古城中的白族文化已经遭到了破坏。在洱海游船时，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美好，并且赏心悦目的游行，但是由于白族人民渴望金钱的欲望，使得许多游客都遭到超额付费的事情。由于白族人民熟悉当地的地形，所以在去洱海游船的必经之路中间私自设立了游船港口。许多外来游客由于不了解正规景点的游船价格就轻易进行交费。但是最终发现其支付的金额往往是正规游船价格的五倍。这就为游客的心情蒙上了一层不悦的纱，使得整场旅行都不愉快。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管理人员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却视而不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敲醒警钟，加大监管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力度，争取还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纯朴。
三、小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它负载一个民族的特定价值取向，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凝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是特定群体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不可再生的遗产。在文化旅游的视野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做出共同的努力，在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过程中，应积极采取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得以传承，提高我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1.音乐欣赏课程有助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优秀的音乐作品往往体现着作者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饱含丰富的思想情感，或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老师的尊重，对父母的感激，亦或是对朋友的珍惜等等，这些作品能够带来思想上的鼓舞以及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电影《上甘岭》中《我的祖国》，独唱部分抒情委婉，一唱三叹，合唱部分气势磅礴，增强独唱部分情绪。聆听这首歌曲，学生可以感受到历史背景下人民对祖国的深情歌颂，对家乡的美好回忆，以及保卫祖国的果敢决心。通过不同题材的作品欣赏，提高学生审美情趣，进而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2.音乐欣赏课程有助丰富大学生人文知识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文学、历史、戏剧、舞蹈、绘画等领域有着密切联系。在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引导学生欣赏分辨不同文化传统下产生的世界音乐，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与不同文化形态下所产生的音乐，感受东西方音乐在文化上的差异，培养学生用“平等”与“差异”的人类学视角去看待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如琵琶曲《十面埋伏》的楚汉之争，古琴曲《广陵散》是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的聂政刺杀韩相，这些作品都蕴含了大量的文学、历史知识。
3.音乐欣赏课程有助拓宽学生思维上文中提到，通过欣赏不同民族的世界音乐，有助于培养学生建立起全新的文化研究视野，从多元文化视角多维的去看待世界。聆听音乐的过程是人们在头脑中对音乐形象的在塑造过程。每个人的先天遗传情况不同，思维能力也具有一定的差异，大脑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后天学习与训练。音乐欣赏在提高对音乐的感知能力的同时，也有益于人们对于运动控制、记忆能力和思维的发展，使大脑功能得到更广泛地开发和利用。二胡曲《赛马》中具有许多对现实世界的音响模仿，引导学生通过对不同音型的听觉联想，进而展开创造思维。李岚清同志说：“音乐的美育功能还不是一般地提高审美能力和陶冶情操等，它对人的智力开发，特别是提高人的想象力和创意动力，锻炼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帮助，音乐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对他们进行这方面普及的教育，给他们补上一课……使得这批跨世纪的青年知识分子能够有这方面必要的修养……”音乐是情感的艺术，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提高人的思想意境和高尚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
二、音乐欣赏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1.量化教学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关于教学方法的评价指标，应该在教学改革与建设中作为重点。教师能否融汇本学科前沿知识、能否将跨学科知识贯通与课堂，实现教学多样化、个性化等方面的评价指标较少。因此，增加教学方法评价标准的确定性、可操作性，能使教学评价体系制度化、标准化发展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各层次评价体系的构建。
2.完善音乐教育的考核、评价系统构建完善的音乐教育考核评价系统，从课程教学工作量、学生课外艺术活动及参与社会艺术实践活动指导、学生学习成果、学术研究水平等方面设立相应指标，更为符合音乐教育的本质特点，能够进一步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活跃丰富教学气氛。
中图分类号：G40-5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7-0015-04
高校质量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其中高校文化建设又是保障其质量的核心路径。从文化生态的视角研究高校质量文化建设问题，具有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和科学性，可以为高校质量文化的建设提供一条新的解决路径。
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所谓文化，广义地讲，就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大体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等诸因素及其关系构成，它们相互区别，但同时又是同一整体中的三个侧面，在整体文化中是相涵相摄、相辅相成的。从文化的外化和接受过程来看，文化可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从文化在系统中的地位来看，又可分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具有对立的一面，但它们又是互补并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1]如果立足于文化哲学的角度，文化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就文化作为一种稳定生存方式的内在机制而言，文化又可划分为自觉的文化和自在的文化。
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通过对“北美土著民族文化是否由环境决定”问题的研究，开启了文化生态研究的大门。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的学生斯图尔德（Steward）公开发表了《Theory of CultureChange》，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文化生态由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为跨越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哲学、管理学等多领域的交叉学科。
目前，文化生态在我国研究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这方面的权威论著不多，但可喜的是众多来自各领域的学者正参与研究文化生态。我国有学者认为文化生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的一种学说。[2]还有人认为文化生态的概念指的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和状态，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3]文化生态是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4]
二、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现状及存在的误区
1 高校文化建设的内涵
对于高校质量文化的内涵，国内学者说法不一，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高校质量文化，是指高等学校在长期教育教学过程中，自觉形成的涉及质量空间的价值观念、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环境意识及传统、习惯等‘软件’的总和”。简单来说，高校质量文化是全体师生员工涉及质量空间的一切精神活动、精神行为以及精神物化产品的总称。[5]高校质量文化实际上是高校文化的一种子文化，具体而言，它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6]
2 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发展及现状
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理论主要是从企业质量文化建设中移植过来的，其实质就是企业质量文化建设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应用。[7]
自1998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逐渐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民办院校等高校不断涌现，随之而来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下滑问题凸现，引起了教育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此后，我国学者也将目光投射到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上来，通过近十年来的努力，对高校质量文化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来看，对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研究的氛围还不浓，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主要表现为：一是还没有形成具有权威性的理论体系：二是研究视角和技术手段单一：三是过多注重技术细节，缺少宏观眼光和整体的、系统的思维；四是重研究轻实践：五是缺乏对高校质量文化结构的深入研究；六是缺乏对质量文化的传承性研究；七是缺乏对拓展质量文化途径的研究。
三、构建基于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高校质量文化结构及特点
高校文化建设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传承文化薪火的讲坛。是生产文化精品的场所，对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8]依据高等教育的宗旨和使命，高校文化的主要内涵是高校质量文化。
高校质量文化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高校质量文化是指在学校系统内，以质量为核心的所有存在方式的总和，包括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方面。狭义的高校质量文化主要是指学校质量文化的精神方面，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校特色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是一种团体意识和精神氛围。它具体可以体现为师生员工共同的信念和教学质量观念，以及在追求教学质量过程中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等。它是保证教学质量达到预定目标的精神力量。
1 高校质量文化的特征
高校质量文化结构的特征很特别、也很丰富，研究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它，也有助于高校质量文化建设。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高校质量文化结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分述如下：
一是主体性。这是高校质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生态所必备的特征，也是区别自然生态系统的根本特征。
二是整体性。高校质量文化既是一个系统，又是一个整体，具有清晰的理论边界。整体性是文化的普遍特征。
三是动态性（发展变化性）。在当今信息极度发达的社会，这个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一种文化如坚守不变、不能顺应时展的话，必将被淘汰。
四是自律性（约束性）。任何一种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性和适应性。高校质量文化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性。
五是自由性（非组织性、无序性）。一种好的高校质量文化的形成不是靠行政命令和说教，更多的是靠人们自觉、自发状态的长期发展和延续，具有广泛的“民间性”。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靠有效组织形成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文化。
六是逻辑性（理性）。高校质量文化具有自由性，并不是说它没有逻辑性、理性，它也是依据自身特定的价值观去选择性地判别、“思考”，而不是杂乱无章、随意接纳的。
七是开放性。高校质量文化向环境和其他文化开放的，它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作用，有时还会相互转化，这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特点，有助于其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
八是相互渗透性。体现在它不断摒弃、接纳、转化的特点，有些“俗文化”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雅文化”的。
九是排斥性。高校质量文化的这个特点不仅体现在对某些“文化”的排斥，而且也对无关其他人群产生排斥。
十是主导性。由于高校质量文化具有特殊的文化主体，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主导的，包含高校“官方”主导和民间氛围熏陶两个方面，这也是高校质量文化特殊性的一面。
2 基于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高校质量文化结构
对高校质量文化的内部构架已有很多学者进行阐述，看法角度各异。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看，高校中的全体教职员工、学生与高校环境及外部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总和形成了高校文化。其中高校人员与高校环境起到主要作用，外部环境，指一切高校以外的人与环境。起到次要作用。而高校文化可以依据不同分类方法进行细化成不同文化，如课堂文化、各种教育形式的文化、大学生课外文化等等，高效质量文化处于核心地位。其结构简图如图1：
该结构图客观清晰地展现了高校质量文化的产生过程及其发展环境，其具体内容是极其丰富的。高校质量文化是由高校人员、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共同长期作用下产生的。其他文化（指除去高校质量文化的其他具体高校文化）与高校质量文化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水融”关系。社会上的外部文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本高校质量文化的生成与变迁产生影响。从文化生态角度来看。它是以高校质量文化为中心的一个整体，也是一个系统。因此，抛开环境，单纯、孤立地谈高校质量文化是不切实际的，会成为“无本之源”。
四、基于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高校质量文化结构建设路径
1 夯实基础，全面加强高校人文建设和环境建设
第一，高校应确立以高校质量为核心的办学理念，这也是立校之本。高校只有具有强烈的质量意识，进行全面质量管理，高等教育质量才能得到基本保证。[9]明确了以质量为中心的办学宗旨，就确定了高校的发展方向，也就为产生健康的高校质量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高校应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高校质量是以教学质量为核心的，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的关键是建立起一种既有激励、约束功能，又有自我保证、完善功能的教学质量运行机制。而建立这个长效运行机制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在高校内部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科学的、符合校情的教学质量内部保证与监控体系。
第三，高校应积极培育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目前，高校“重科研、重效益，轻教学、轻教育”的情况比较普遍，长此以往是很危险的。教师是保障高校质量的关键人物，高校应该加大投入，提高教师队伍业务水平和师德师风，积极建设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
第四，高校应进一步加强人文教育。高校是育人的殿堂，而不是生产技术机器的工厂，人文教育不可或缺，其对于培育良好的高校质量文化至关重要。
2 积极主导，增强高校质量文化防护意识
积极主导，增强高校质量文化防护意识是高校质量文化失衡的自我保护措施。高校质量文化的失衡有多种情况，如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污染、受到外部文化力量的严重冲击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的地位并不对等。远没有形成真正的鼎足之势”。㈣当今，“文化入侵”已不是新名词，其产生的后果是毁灭性的。面临这种情况，仅靠高校质量文化自身的自律性和排斥性特性是不够的，需要积极发挥它的主导性作用，干预、抑制不良发展趋势，引领高校质量文化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来。需要高校质量文化提高其“抗干扰性”和“免疫性”，逐渐建立“过滤”机制，实现“优进劣挡”文化氛围，从而起到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科学作用。
参考文献：
[1]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74，
[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53，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7
[4]马菁，近十年来国内文化生态问题的研究综述[J]湖南社会科学，2011，（1）：26-31
[5]何茂勋，高校质量文化论纲[J]高教研冤，2004，（3）：140-145
[6]孔凡莉，构建高校质量文化管理体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7）：50-51
[7]唐华生，叶怀凡，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价值探索与路径选择[J]学术论坛，2007，（3）：181-185
这种做法就可能完全不同，但却不适用于蒙太奇，也就是说对于拼贴的分歧未必导致对于蒙太奇的分歧，因为前者更加侧重于理论思维而后者则侧重于技术思维；或者说前者所考察的对象更加侧重于文化与文脉，而后者的对象则侧重于元素的内在逻辑。以上从一条概念性的线索，简略浅显地分析了建筑和电影的一组对话，似乎从概念、技术、思维层面，建筑和电影早已相互渗透。也许有更多类似的概念性线索可以探索它们之间的共同语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关联性的文化视角去认知建筑和电影。
二、电影角色与建筑形态美
20世纪早期，电影本体语言没有现今丰富，而建筑作为布景的主体成为了电影中重要的部分。但是电影对于建筑的需求只是实体形象“有”，而建筑的使用部分“无”恰恰是电影的再创造部分。正如Ingersoll认为的那样，建筑布景几乎是每部电影的潜在主题。建筑被安置于电影创作实践的基础部位成为电影必不可少的真实主体和“思想矩阵”。而具体空间的营造往往是电影的再创作而成必然的；也就是说电影和建筑对于同一议题的理解在那个时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倒置现象，也许这种内在的不和为日后的巨变埋下了伏笔。当建筑领域由现代主义时期逐渐转向到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时期后，电影和建筑的关联也发生了一场革命。在现代主义的学说中，空间及其含义常常被认为是确定的、凝滞的、无辩证法可言的和一成不变的。而电影对于建筑的关注自然受到其影响，二者的关系可以描述为简单而重要。随后60年代兴起于建筑界的后现代风格激起了空间本体理论的多元化发展，诸如符号、解构、自治、女权等话语的介入进一步解放了建筑的创作和电影中建筑的再创作的束缚。
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建筑的文化属性和电影文本的互动，空间也不再具有凝固的内涵。这也从一个侧面促成了后现代电影的产生。接连出现阿瑟•佩恩的《邦妮和克莱德》、阿仑•雷乃的《生活是部小说》、费里尼的《八部半》一系列后现代电影的声音。Furst认为她自己只是转换了建筑空间的意象而非建筑本身来设计电影场景。电影只需要建筑场景的信息来构筑场景的含义和事件发生的地点，而不是需要建筑场景本身，同时建筑也无法控制电影与其结构。至此电影与建筑较之简单而重要的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却更加深层与复杂了。当然这样的系列转变有着更深的缘由，正如Derrida所描述的“不断的断裂与重构”。艺术家的力量要视观众对其解读和体验的力量而定。亦如罗兰巴特所说，读者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与作者意图无关。时代的声音告诉我们确实不能再以现代性的观念去理解电影与建筑了。当然当代电影研究学派早已超越了原有仅对建筑自身文化专注的狭窄视域，并已经进入对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心理分析、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意识形态及方法论的关注，也包括对视听的流行文化研究等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范式。
三、文化语境中的统一与分离
当代大学生群体正置身于一个纷繁激荡的时代。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纠葛下，中国当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呈现为一幅复杂的图景。这要求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站在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高度，用一种联系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想工作、做决策”［1］。其中，尤其应当战略性地处理好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现一元指导思想与多元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公民素养的有机结合。
一、一元指导思想与多元文化的有机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题。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我国社会思潮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
当前的高校校园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与冲突的局面。伴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达，“媒介文化”或“消费文化”氛围浓厚；伴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互动性、开放性、瞬时性特征的信息文化正在成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联系的不断加深，多样的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沟通也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
对此，首先应当牢牢树立一元主导的方向意识。从高校的现实环境来看，国外敌对势力对“西化”、“分化”的攻势不仅没有停止，而且采取了新的更为隐蔽的手法：一是“淡化”，即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宣扬“淡化意识形态”，企图诱导我们淡化政治，淡化共产主义目标，淡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丑化”，即利用少数党员、干部在工作中的失误和少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对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加以丑化，降低其在民众中的威信；三是“溶化”，即通过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了”等，企图用反马克思主义和主义的思想占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越是如此，越是要求坚持方向，高举旗帜，引导大学生群体构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其次，应当承认多元文化的必要性。“物一无文”，如果文化失去了丰富性和多样性，就只能是一种死气沉沉而非生动活泼的局面。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反叛传统、拒绝崇高乃至排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与思潮，对我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带来了挑战，但是它有利于大学生群体接受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信息，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有利于高校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与繁荣，最终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因此，从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来看，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又要引导和融合多元文化，既抵制和防御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渗透，又以一种积极的开放心态支持和促进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二、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公民素养相结合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1］当前大学生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了拒绝崇高淡化理想的思想倾向，在自身人格修养和社会责任的承担方面有所弱化；学校、家庭和社会在教育，特别是德育上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重视道德知识的教育却忽视道德实践的养成教育，造成了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知、情、意的脱节等。在纠正和弥补这些不足方面，悠久的传统和民族精神是我们必须珍视的宝贵资源。
以代表性的儒学而论，一方面，追求精神境界和向往理想人格是其中纲要性的特征。由孔子的“杀身成仁”，至孟子的“唯义所在”，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而至于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种终极关怀和最终理想圣洁如雪，直入云天，其中既蕴涵着“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自我修养要求，又凸显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担当意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被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而追求。另一方面，重视修养和强调践履亦是传统儒学的突出特征。孔子讲求“克己修身”，曾子提倡“三省吾身”，王阳明高扬“知行合一”，以及《礼记》所倡言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无不为走向“内圣外王”的终极关怀提供了切实的方法和进路。
当然，传统民族精神更为侧重个体的道德主体性，更多的是要求通过“克己复礼”而实现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和提升。在现代社会，伴随着民主政治与社会建设的进步，个体的“公民”身份愈发凸显。从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到十六大提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化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从同志提出“公民进行广泛有序的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到2007年“6.25”讲话中强调“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从党的十七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再到深圳市首开先河，第一个将公民社会建设写进“十二五”规划……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为社会培育合格的现代社会公民，已成为大学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当前，应当重点围绕政治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强化这两个方面加以突破。
政治素养方面。一是提高大学生群体政治认知的水平。大学生应当成为具有开放意识和全球视野的世界公民，将任何事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进入思考和处理。为此，应当拓展关于世界历史和当代世界格局的教育，拓展关于当代政治、经济和外交的运行机制与规律的教育，特别要强化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关于时事热点的剖析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解析中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二是培养大学生群体的公共生活，特别是议政参政能力。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高校营造一种尊重学生意见，让其参与学校发展的民主文化氛围。一方面通过传统的班级、党团、宿舍及社团等平台，锻炼大学生群体自我管理和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更加广阔的层面畅通大学生的政治表达渠道，引导大学生有序参与学校发展战略的讨论、制定和实施，关注和投入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建设，从而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能力。
媒介素养，按照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所作的广被接受的定义，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在信息时代，媒介素养是大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群体如果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就可以辨别大众传媒背后的各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对接收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坚持和弘扬健康向上的观念和文化，抵制和批判消极腐朽的观念和文化。当前，高校普遍开设大众传媒，特别是多媒体相关课程，但是多以技能培训和知识传授为主，而较为忽视关于信息的鉴别和剖析的能力培养。应当把媒介素养作为思想教育的一个内容、一个渠道，从而推动大学生自觉树立媒介自律意识和批判意识；在各种第二课堂活动中将媒介素养教育贯穿其中，通过校报、校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对学生进行宣传和培训，特别要吸收他们广泛参与办报办刊办台，参与校内主流媒体组织的各项活动，获得关于媒介的切身体会。
[4] 陈少峰，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9，009
[5] 陈少峰，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9，011
[6] 向勇，文化立国，华文出版社，2012.1，80
[7]【英】克里斯・比尔顿 著，向勇 译，创意与管理，新世界出版社，2010.5，177
[8]【英】克里斯・比尔顿 著，向勇 译，创意与管理，新世界出版社，2010.5，181
[9] 马群杰，台湾地区文化产业与文化营销，科学出版社，2011.2，28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091-0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文化有复杂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1]可见，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复杂的子系统，更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课题，其中，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的建设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和谐文化的渊源及现代意蕴
汉语“和谐”一词由“和”与“谐”两字组成，“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有顺和、协调之意。“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安康富足，和谐相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愿望和梦想。《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理解为万物普适的普遍原则。《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把“和”与“谐”理解为治国安邦的根本。还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道法自然”，佛教讲的慈悲观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和谐在今天也指事物相互之间的协调、有序，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和谐文化则已具有更多的现代意蕴，是指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构一个以和谐的理念为根本，以先进文化为价值取向，把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创新，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的文化体系。和谐文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和谐的思想基础，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思想导向和精神支撑。和谐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其重要内容。
二、和谐文化视野下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
（一）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承炎黄，经春秋，历汉唐，经过各民族的融合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统一体。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化从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6个民族水融、和谐共存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身价值诉求。有学者也把这种自身价值诉求用一个“56+1=57”的公式来加以表达，认为“这里的1是指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56是指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 [2]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包含了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华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都在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留下了自己的藏品，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3]所以，中华文化从古到今，一直是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由各民族共铸的。
（二）发展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谈到少数民族文化，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大花园”理论是对我国多元民族文化发展最好的注解。费孝通认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花园中，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艳、和谐共生，才能相得益彰。这里，“中国大花园”理论强调了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和谐的发展要求。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多样性是历史形成的，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结果。” [3]事实也证明，没有这些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发展，就不可能有一个五彩斑斓、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文化生态。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也说，多元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则明确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现实的角度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又是对它们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各民族政治、经济和谐的发展，也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建设，而树立全社会的和谐理念，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则更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的建设。所以，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我国和谐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三）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民族地区的很多文化，充分地体现着和谐的价值取向。蒙古族的谚语说“与其有一百两银子，不如有一百个朋友。”“像绵羊似地，合群走就有力；像沙土似地，散放着就无力。”“聪明人也需要朋友帮助，伛偻人更需要朋友搀扶。”“亲友多的人，走遍草原，没亲友的人，势如孤掌。”土家族过去的族谱家规中都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规定。这些文化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里面，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少数民族崇尚自然、崇拜天、地、山等诸神，与自然建立了一种带有原始和神秘色彩的和谐关系。“据云南学者的田野调查，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阿昌族等民族，都有植物崇拜的痕迹。生活在云南富民的彝族，以竹为图腾，认为竹的兴衰象征族人的兴衰；怒江的傈僳族，往往以动植物为自己氏族的名称，如茶树氏族、紫柚木氏族等等，而这些植物都是禁伐的”。[5]同样，很多民族也用自己的文化传递了对于动物的情感，侗族大歌四大类中最精华部分的声音大歌(侗语称“嘎所”)，声音的标题常以昆虫鸟兽或季节时令的名称命名，如《蝉歌》、《知了歌》、《三月歌》等；鄂伦春族崇拜虎、狼、熊这些动物；蒙古族将狼作为本民族的图腾；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对一些动物禁杀、禁食。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文化具有明显的“泛神论”的特点，但其中形成的维护生态平衡，万物有灵，保护自然的生态朴素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以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视角体现了和谐的价值取向，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三、和谐文化视野下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一）和谐文化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导向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处在边疆和偏远地区，长期封闭、发展缓慢，保留下了大量的具有很强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富有本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但在日益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这种故步自封的状态，要不断地和其他文化进行互动和交融，因而也就避免不了相互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维护各民族文化平等、和谐发展，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无疑需要有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来引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司马云杰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文化都是有民族性的。” [6]不同民族文化反映着不同民族的特性，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对自身生活道路的选择，这都是特殊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又是各民族在互动、交融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一致认同的文化，是我国56 个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普遍性。用同志的话来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7]所以，要处理好和谐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这种普遍和特殊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差异，重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充分保证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惟有如此，才能创造出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的原则，有机地将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保证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作用，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和谐的环境。
事实上，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就很重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建设，这在很多具体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都有体现。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有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各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专门列举了多项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事项。在其他法规和政策中，还具体规定了各民族文化平等发展的权利。所有这些都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构筑了和谐的基石。如今我们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下，党和政府要求我们不仅尊重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还更加注重挖掘民族多元文化资源，强调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鼓励、扶持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等等，使各种多元民族文化逐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状态。正如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的一段讲话中所说：“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族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文化都是这座殿堂的瑰宝。”我们当今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要创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多元民族文化发展环境。这既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任务，也是其最终目标。
（二）“文化自觉”――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有效途径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1998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指各少数民族都要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长处和不足，积极消除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意识和观念，同时，也要自觉抵制现实中一些不健康、不和谐的文化因素。毫无疑问，文化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首由始至终都和谐完美的奏鸣曲，总会时不时地掺杂一些不和谐、不合理的噪声。有的学者也把文化的这种自我相关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称为“文化悖论”。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悖论” 也普遍存在。少数民族文化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精神食粮，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和谐的音符。例如大小凉山的彝族社会鬼神观念极为普遍，用来祭祀的开支巨大，常可使有的人家倾家荡产；在有些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中酗酒成风，因酒致贫或引发矛盾纠纷的现象比比皆是；另外，一些民族婚俗文化中还有近亲结婚、一夫多妻现象等等，这些都是与时展不和谐的落后意识和观念，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通过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来加以克服。
当今的国际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甚至提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8将文化冲突定性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亨廷顿的观点也为某些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借口。文化霸权主义不仅扼杀了其他文化“话语”，导致多样性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还使弱势民族淡化对自身历史传统和归属身份的信仰和忠诚，并因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陷入一种绝望自卑的心理困境，以至出现信仰背离和失语症状，不得不用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自身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以迎合西方世界的认同和欣赏，妨碍了自身主体的实现而走向边缘化，造成自身文化前进方向的迷失和衡量标准的错位，这也是近些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本土民族文化出现病态异化、一些迎合西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低俗文化、泛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得以大肆流行的原因，有的人甚至还以发展民族文化之名而行分裂活动之实。所以，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加强文化自觉意识，必须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纳入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轨道上来，通过有机整合，才能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和谐文化。而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这将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程宜山. 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海洋. 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 徐万邦，祁庆富.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4] （英） C.W.沃特森 ，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出版导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5] 李本书. 善待自然. 少数民族伦理的生态意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4）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3）05-0003-04
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肇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自身发展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大力借鉴来自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课程经验，双元制、CBE、MES等诸多课程模式都成为我们仿效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宽基础，活模块”、“项目课程”等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但是，课程建设本土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教育之间的阻隔进一步被打破，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把各民族文明都卷入到大交流、大融合、大碰撞的浪潮中，再加之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也在不断调适，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关键期，都给我国职业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是其变革的重要动因。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回应，重新审视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而对其进行适切性的改造，以便合理有效地指导我国的课程实践，最终建构源自于本土文化的课程话语体系与践行模式。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频繁交流、碰撞乃至矛盾冲突的时代，由于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渊源不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等原因，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与碰撞，但是，与我们从情绪化的态度和单纯本土主义价值立场出发所想象的情况并不相同，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既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课程产生、发展的框限因素，又是本土模式建构的思想资源。全球化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文化共性的增加，“西方现代制度，从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到民主政治，几乎已全球化，启蒙的一些价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已为大多数的现代化国家的人们所承认”[1]，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不是世界一体化，不同文化的交织会产生出更多的异质样态，为文化的创生提供新的契机。为了建构本土职业教育在世界职业教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国人借助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试图激活中国的文化传统，努力在西方与本土之间寻找恰当的张力。而且，“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2]，因此，并非经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就始终具有绝对优势，全球化给不同形式、特点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创生和跃迁提供了空间上的更大可能。如果抛弃笛卡儿式的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模式，我们会发现对文化冲突中不同现象、观念的逐渐理解与调适促成了课程变革的生生不息，保证了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成长的旺盛生命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尽管不同民族文化的行为标准、价值尺度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都有一定的维护社会存在和本民族稳定的功能，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都不具有最高标准的意义，却在其文化体系范围之内都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应该是独特的，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不可以与西方作简单类比，只有从本土文化体系的角度来考察与研究，才能发现其实践性的意义与价值。而且，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课程模式的成熟应该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使文化对话与碰撞成为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实际上，也只有在不同课程文化相互角力的过程中，适合时代要求、有着旺盛发展能力的课程模式才能凸显出来，同一课程模式中的积极合理因素才会被保留下来，同时，那些悖离了时代需求的课程样态和元素也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流为我国职业教育认识自身、借鉴世界文明、发展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够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汲取新的养分，实现自身的跨越，促进本土课程模式不断走向成熟。
二、简单借鉴与排斥西学的课程检讨
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发展在相当多的方面要优于我们，他们的理念与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考，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当其进入中国以后，就会面临着不同语境之间的强烈冲突，尤其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制肘，这就导致西方课程模式的成果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实际。但是，在多年封闭后走向改革开放的状态下，人们急切地将目光投向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期望能够获取本土课程实践高速发展的神奇密码，进而由对传统意识的危机置换为对西学的渴望，过度渴望使得人们部分程度上忽视了对其进行深入地思考。而且，由于过于匆忙，人们难以准确找到审视和取舍西方职业教育模式的立足点，甚至有时还会陷入同质化的境地，从而导致借鉴上存在一定的盲目与混乱。尽管研究者们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概念与命题，努力进行课程模式的引进与创新，但接受的更多的是具体、知识性的理论主张和术语名词，缺乏方法论与思路上的化合与借用，把精力消耗在中西学术交往的简单贸易之中。另一方面，尽管本土文化也确实有捍卫自身文化的自由，有为其辩护的重要权利。不过，一些人又过分强调了民族特征，拒绝全球化视野下的课程交流，这样会使课程模式的更新与重铸失去了参照系和催化剂。因为，融入世界并不是丧失民族自我，也不是有意拒斥来自系统外的合理要素介入。
西学东渐的话题由来已久，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本土化问题不是自今日始而只是如今显得尤为醒目。实际上，如何使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既保持必要的恰当张力又不至于走向截然对立，仍然是迫切需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一些研究者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本土化不足表现出真诚的关切，他们呼吁不能因为对“现代化”和“世界性”的简单借鉴而丧失自己的民族性，以至成为被西方文化同化后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之上，使西方课程模式服从、服务于中国的改革与实践，对西方的异质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写。我们丝毫不怀疑西方职业教育模式有助于澄清和表达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一些学者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不同课程模式形成与发展的世界史背景和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文化考察，特别表现在一些以对理想的主观追求经常代替了对现实的冷静分析，应该是什么的论证经常代替了现实是什么的讨论。混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会使我们保持盲目乐观心态，导致难以找到推动职业教育进步的真实路径。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但绝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和重复的过程，也不是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而是对自身文化与思想价值体系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的自持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应该被调控到一个合理的限度，才会使得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怀。
三、努力秉持文化自觉的积极心态
长期以来，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一直采用一种极端路线，要么奉为宝典，成为大家膜拜的对象，要么全盘拒斥，视之为蛊惑人心的异端，不断地从钟摆的一端滑向另一端，不能够真正以公允的态度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说到底就是缺少文化自觉的意识，缺少深刻的文化判断力。“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前些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内涵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充分表露了他的文化情怀，加之全球化背景下整个社会又处于文化转型期，“文化自觉”成为人们比较关注的学术话题。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自身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不是浅层次知其然，更知其背后的所以然，能够找到自己的文化发展脉络，形成自己的文化实践逻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自觉应当成为我们进行教育研究与实践变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以指导我们正确地看待来自异域的教育文化，并以此审视本土的教育文化，从而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价值观非常重要，看起来好像与实践关联度不大，但它会左右我们整个教育的实践方向，如果方向一旦发生偏向，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因此，文化自觉这一重要的心态要充分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内化为我们的文化价值线索，贯穿自身教育实践的全过程。
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一直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本应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设参照系的西方课程模式某种程度还是有些僭越，尽管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思想的确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某些发展与进步，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研究与看待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对我们的认知方式产生作用，但也要看到它最大的弊病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和解构。现实中，大量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移植过来，其中的概念、术语、理论都是在西方文化与语境中产生的，一旦放在中国的教育文化环境中，必然与本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对于浸染于本土文化中的我国职业教育来说，肯定会出现文化不适应现象，进而对其产生认同危机。如何恰当把握中西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之间的关系，实现多种文化的有机契合，以保障课程实践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一种积极的文化自觉心态。我们要通过文化自觉，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以恰当的方式，合理吸收借鉴西方的课程模式，把一种创生之后的文化深深熔铸在课程改革与实践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就会增强对课程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能在特定的文化转型时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抉择，从而对其有着更为充分的认识，能深切地体认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努力付诸文化实践，呈现出一种历史使命的担当精神、文化传承精神与课程创新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主体间性理解中认识和借鉴西方课程模式。
四、方法论视角下的本土课程模式建构
文化自觉与方法论在价值辨析上相互契合，并将文化自觉转换为实践中的方法论视角，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与借鉴。对于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而言，笔者认为当下急需的是转变看待问题的视角，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方法复制，这样的转换具有哲学层面的意义，也才能让方法具有深刻的价值支撑。课程本土化问题涉及对异域模式接受的深层问题，我们究竟是侧重于把外来课程模式作为一种知识（如具体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来引进，还是侧重于具有文化意味的方法论启示，即如看待问题的态度、思路与方向等，也就是隐藏在方法之后的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言：“许多概念，如变革中的参与和合作、对实地背景的尊重、对教师作为一个‘人’强调等等，总体上显然是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我国的文化传统未必能够容纳这些概念，即使从形式上接受，也未必能像英语国家里所发生的那样得其‘精神’。”[3]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西方课程模式不仅仅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或一个体系，它更是在其特定文化背景下研究与看待问题的视野，是一种思想方式和认知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视域，而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类型或知识体系，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具有深刻的方法论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在文化自觉的引领下，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而且，不同文化中产生的课程模式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品质、践行方式与思维特征，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明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过程和负载的文化结构，以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重新创造能力更有效地去认识与变革它们，所以，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入地文化思考，并未给其创新与辩护框定界限，反而为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开启了广阔的空间。
总之，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可以大量借鉴西方课程模式的研究成果，甚至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追求，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其以知识形式呈现的结果，更应该努力回到西方课程模式形成的土壤中去考量与反思，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模式在其所属文化中的建构过程进行考察，关注这种模式是怎样产生的，其对本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如何，进一步而言，西方课程模式是如何指导其本土化教育实践的，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着哪些问题，人们对其认同度究竟如何？而绝不仅仅是掌握模式包含的知识本身，尤其不能把这些程序性知识当作拿来可用的方法，简单复制到中国特色的课程实践中来，而必须从文化的视角予以有效置换，以把握其在中国操作的方向感与适切度。因此，我们应该持守以方法论为载体的文化自觉，去看待和学习不断发展中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去关注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构过程尤其是其所负载的异域文化意涵，而并非仅仅是建构出来的结果性知识，以积极的文化心态认真分析并将其有效整合到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中去，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重新改造和建构，改变简单的技术化操作路径，这样才会形成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进而对中国的职业教育课程变革实践产生深刻的本体性影响。
参考文献：
[1]金耀基.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化现代性[N].中华读书报，1998―08―05（8）.
[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王建军.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
收稿日期：2013-03-10
作者简介：张晓东，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13）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Pursuit of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s
ZHANG Xiao-dong
全球化既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古时人们就曾因为贸易而有国际化的概念，地理大发现可谓是早期全球化的开始。全球化比国际化的程度更深。文化的传播使我们正进入一个“地球村”的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引发了文化的不安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有逐渐失去个性的危险。比如英语的学习热持续走强，西洋节日对于民族节日的冲击等。
本文将从文化的涵义和作用，文化的传播与挑战和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三方面，探讨全球化视野下文化的挑战与机遇。
一、文化的涵义和作用
文化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是群体性创造和个体性创造的统一。文化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符号性的信息传递，没有这种传递的文化就不成其为文化。一个社会成员向另一个社会成员传授某种技艺，都要依赖符号活动。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不依赖于符号便无法进入继承和交流。习俗、惯例、工具、哲学、语言都是文化。文化传播是指某种文化模式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扩散过程。也可以称之为文化交流。因为有了交流，于是文化传播开来。从古代，各地区的文化就开始交流传播了，于是我们发现，人类的很多精神产品都有着相似之处，这就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人类有着相同的头脑，相同的头脑产生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思想产生相同的行为方式，这是文化趋同性的最大来源。但如今传播的作用对于文化的趋同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英语的学习热蔓延到世界各地，虽然有利于人类的交流，但也影响了民族语言的发展，甚至很多语言面临消亡的威胁。而西方节日的盛行也使传统节日被冷落，有些地方也掀起了应不应该过洋节的大讨论 。还有肯德基等快餐文化的传入改变了现代人的饮食习惯。
二、文化的传播与挑战
文化是通过习得而获得的一种行为方式。文化的感染力很大，但是过于被同化是不利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发展的。以美国的文化传入中国为例。作为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不仅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制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也占有优势。美国政府采取文化输出的政策，美国文化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传播。比如美国电影票房占全球电影市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美国控制着全球百分之八十的互联网信息资源。此外，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饮食文化以及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文化都成了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传播的载体。这种文化的传播对于民族文化是一种挑战。许多国家奉行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一场硬仗。在语言现象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很多体现民族独特性的艺术，由于经济一体化，也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很多过去的东西现在找不到了，很多东西正渐渐消亡。莫言就曾经介绍过：前几年有个消息称世界上存在着大约6000种语言，有的语言有文字，有的语言没有文字。有的语言有很多人在讲，有的语言极少数人在讲，但这6000多种语言正逐日减少，而且速度惊人。消息说每年以300种的速度消亡，也就表示用不了多少年，目前世界上尚存的6000种语言将会渐渐消亡干净。他认为，再过几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世界上可能只剩下英语、汉语、德语等比较大的语言，小的部落语言、小的民族语言使用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变成语言化石，就像印度梵文一样，只有极少数专家认识。
三、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怎样使祖先创造出来的人类文化艺术瑰宝能够更加长久地传承下去是一个大问题。我想我们要承认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趋同。 文化趋同实质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化使我们既要面对文化的挑战也要拥有文化的自信。世界文化趋同，应该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接触融合，经过漫长的演进，可能产生一种既体现西方文明又体现中国文明的新模式。
在文明时代，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齐头并进的历史进程。社会的开放性和文化的发展进程是完全同步的。文化虽有阶段意义上的高低之分，但这和道德的尺度无关。所有人类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因此才能保证文化类型和文化要素的无限的多样性。所以我们要坚持传统文化的维系，继承并积累民族文化，保护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对于许多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讲，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许多弱势国家的民族文化不断地被挤压被蚕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面向世界与立足本国并非截然对立，引进与弘扬并非截然对立，全球化与民族性也并非截然对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最需要的是树立文化自信，并建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大厦，这才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好回应。
参考文献：
[1]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爱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图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图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图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革命: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