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埃及的文明持续发展了三千年之久,这三千年中艺术形式有着显著发展,如古王国时期雕刻中的雕像,往往是着色的。代表作品有拉霍泰普和诺夫列特雕像,皆是现实主义的风格;中王国时期,十二王朝法老西努海特和阿蒙霍特普三世的雕像是中王国最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依然是现实主义风格。但表现统治者的肖像不再用传统的呆板、高大、正面的惯用手法。但也没有完全否定古王国时期的风格;到新王国时期,雕塑艺术追求表现真实的人体结构及动态特征,且注重细节刻画,雕塑题材更加广泛,除国王,王后的雕像外,还有奴隶,农夫,手工业者,士兵的雕像。而古埃及艺术特征始终不变,这一独特的艺术现象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历史学者、建筑家、考古家、艺术家的浓厚兴趣,他们将其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对古埃及文明的探究中去,使世人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个古老的文明。而这种千年不变的艺术风格也正是古埃及独特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古埃及浮雕艺术能够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屹立与世界艺术之林,并长期作为埃及艺术的标志,与其有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不可分的。而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形成与埃及的地理环境、等有着紧密联系。我将这种独特的浮雕艺术表现形式暂且称其为“剜形轮廓法”,即在建筑或方尖碑的外立面墙体上向内部雕刻,所雕刻形体的高度均低于墙体的表面高度,轮廓线清晰明确、整体连贯,且深于形体内部的线刻,而线刻的深浅及角度并非均匀一致的,是根据所雕刻内容对光线与空间的需要而灵活变化。埃及地处非洲东北部,北滨地中海,东临红海。埃及全年光照充足而干燥少雨,每天平均日照达八小时之多,在这个半荒漠国家,终年南吹的干燥信风,给埃及带来了永远晴朗的天空和干燥气候。正是由于埃及拥有这种充足的光照和干燥晴朗空气能见度,使“剜形轮廓法”的这类浮雕形式大多存在于王陵或神庙建筑的外壁以及大量的方尖碑之上,由于浮雕轮廓的线刻较深且雕刻棱角分明,在室外的强烈日光的照射下浮雕能获得最理想的阴影效果,形成一条有一定宽度、黑白分明的轮廓线。主题突出,构图独到,即便在很远的地方看去,都是极为抢眼醒目。随着一天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浮雕画面的效果也会随之改变。这种独特的气候给室外浮雕提供了明确的光影关系,良好的观赏距离以及历经数千年保存至今的干燥气候条件,也造就“剜形轮廓法”的出现,这是古埃及的工匠们巧妙的利用天然气候条件的智慧体现。
“剜形轮廓法”的这种在平面上向下雕刻的艺术形式,往往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两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在此通过对这两种艺术作简单对比获得对古埃及浮雕艺术的进一步认识,中国两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的主要功用也是存在于建筑与墓葬中。中国古代是艺术表现手法是写意,一切的表达,重在传达出气韵之生动,艺术家们以形写神,不追求所表现之事物是否与现实相一致,而重传情达意,为之艺术最高境界;而古埃及的艺术主要是以写实为基础造型同时服从于其信仰,有着一定的程式化造型模式。中国的画像石、画像砖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为“减地平雕”,即平面上先画出雕刻内容,后将画面内容以外的区域减低一个层次,画面内容的形体大部分不经过压缩,而只是通过线刻的穿插和叠压以及线的宽窄疏密变化来表现结构、空间、主次、形体起伏等,个别处会根据需要有微弱的形体压缩;而古埃及无论是阴刻或阳刻的浮雕均根据真实的形体结构进行理性的形体压缩,在光线的照射下立体感较强,即类似于我们今天各大美术院校所教授的浮雕概念。从这两种艺术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无论中国还是埃及,在浮雕的轮廓线的处理上均比较注重,而古埃及的“剜形轮廓法”,便是浮雕轮廓把握最成功的表现形式之一。
古埃及的“剜形轮廓法”的典型浮雕案例有很多,不胜枚举,以下有代表性的举两个例子作简要分析。古埃及十八王朝,卡纳克,阿蒙-瑞神庙“红祠”浮雕,哈切普苏特“国王跑步图”,即是运用“剜形轮廓法”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年轻国王跑步的浮雕画面,人物形体简洁概括,轮廓的线刻明显深于其形体的内部线刻,在室外强光照射下,人物整体轮廓完整、清晰,主体突出。工匠运用写实手法准确刻画出画面中人物的比例、动态、年龄、衣着及体貌特征,但同时,贯穿于古埃及艺术几千年的基本法则“正面律”也约束着人物的基本造型。头作侧面,眼睛作正面,肩胸作正面,腰部以下作侧面。而在画面中国王脚下奔跑的牛也同样受正面律约束,牛通身为侧面,只有牛角作正面。这种在同一副画面既运用写实手法又兼有程式化要求的现象,这种看似矛盾但却能和谐统一的艺术表现形式,便是古埃及艺术区别世界其它古文明艺术的鲜明特征也是古埃及雕刻家能力与智慧的体现。
另一件保存完好,历经数千年依然如刚完工时的棱角清晰可见的室外浮雕位于卢克索,阿蒙神庙。浮雕位于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宝座左侧,两个尼罗河神头上的植物图案分别为代表上、下埃及的莲花和纸草,两神正在把他们手中的植物和象征统一的象形文字符号连接起来。这面浮雕表现的是上下埃及在经历的长期而艰苦的战役后的统一,携手保卫和平的美好画面。该浮雕运用大量象征手法,同时,在以往写实造型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表现主义的艺术风格,如画面在追求对称稳定的同时,握在两神手中的两条大线的走向,以及阴阳雕刻手法的巧妙转换,使画面构图稳定,耐看且呼应主题,这种形式感强表现主题的“剜形轮廓法”的浮雕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古埃及的文明在历经三千多年后于公元前三百三十二遭受劫难,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对埃及的征服,法老时代就此终结。法老时代创造的辉煌文化也就此衰落。甚至连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在希腊文化的入侵中绝迹,成为一种无人能读的文字。而它留下绘画、雕刻对世界的影响却是永恒的。直至今天古埃及的浮雕艺术仍然对于从事雕塑事业的现代人有着良多的指导及启示。
参考文献
埃及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文明社会在历史表层的第一次涌动。埃及艺术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只有它，在长达五千多年的岁月里――可能占人类历史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时间里，一直存在于其永恒理念之中；存在于天地之间坚不可摧的建筑理念之中。得天独厚的博大雄浑使埃及艺术成为神圣的艺术之源，没有它，可能也就不会有欧洲艺术和亚洲艺术。
长期积累下的完善法则使古埃及的艺术极尽完美，严格的传承使古埃及的艺术具有不同于其他古代艺术的特色。古埃及艺术最伟大的特色就是所有的雕像、绘画作品和建筑形式仿佛都遵循着同一法则：理脉贯通。这条法则似乎为整个民族的全部创造物所共同遵循，也正是这个法则使得古埃及的每一个艺术作品的效果都是稳定、质朴、和谐而永恒的。
埃及艺术理念的形成离不开其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古埃及的地理环境以及地形、地貌的一致性、对称性，是古埃及艺术家思想的来源。每当一个神庙建成，墙壁上有刻就“我完全是按照传统的模式建成的。没有增加一个细节，没有减少一个细节。”这种对过去传统规则的尊崇正是埃及人取得非凡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古埃及人对艺术法则的尊崇可谓是单调的，甚至在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之前，这块土地和这个民族凝滞及附着在坚不可摧的石像线条中。线条已把他们的历史明确记载下来。几千年岁月的蹉跎，这些生活在尼罗河沿岸的人们生生不息，辛勤耕耘。他们终日面对着荒芜的沙漠、几乎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的土地、单一的地貌，和永远循环往复的季节、黎明的太阳、傍晚的月亮还有夜空中的星辰。人们年复一年的劳作，尼罗河每年周期泛滥，这些有规律可循的地理环境，使古埃及人迫切的希望铸造永恒，推迟死亡的降临。花岗岩经得起风吹雨打，土地埋藏着石化的森林，在干燥的气候里，废弃树木能存在几个世纪，风干的尸体不会腐烂。庞大的金字塔巍峨的对抗着沙漠。埃及人用这些永恒不变的物质抵挡消亡，追逐永恒。
古埃及艺术对永恒的追求，在信仰方面的体现就是对死亡的重视。因为永恒和不朽正是死亡的对立面。古埃及十分盛行的木乃伊制作就根源于古埃及人来世永生的信念。埃及人相信来世是永恒存在的，永生的信念是古埃及人信仰的核心和关键，是古老而久远的。人生彼岸的复活是信徒最主要的宗旨。在亘古不变的自然中，他们看到作为有机体的形态会死亡，但他们为生命想象出许多轮回复生。他们对永生的渴望也曾促进他们赋予自己的灵魂个体的永恒性，而他们所面对的现象的延续性则给他们造成灵魂永恒的假象。古埃及人相信死亡是对来世一种准备，故而要把死者在来世所用的东西准备好，必须给死者修造秘密的栖身之所，并使得经过防腐处理的躯体能抵御自然力、猛兽，特别是人的伤害，必须让死者和他生前熟悉的物品一起合葬。古埃及人生来讲求实际，墨守成规，客观上也有助于保存他们的文明成果。尽管他们晚期经常遭受外族的入侵和统治，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于古老的习俗还是信守不渝，尤其对宗教上的许多传统决不抛弃。古代埃及一直盛行厚葬之风，法老时代凡是能修起正式坟墓的埃及人，就会不惜钱财去办理他们认为“有死之年”必备的各种物品来装饰坟墓。地理和自然条件对于古物的保存也大有裨益，尼罗河两岸大多是沙漠，每年很少下雨，随葬的物品在干沙覆盖下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在埃及几乎没有什么埋在沙里的珍宝会腐烂，就是挖出来最精致的雕刻品，也是完美如新的，干燥的沙土能永远保存一切。
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民族都有过在死者坟墓里放置随葬品的习俗，但从来没有一个像古埃及人那样生前就为死后的生活不遗余力地准备。对死后世界深信不疑的观念，使他们在告别尘世之时就把一切能用得上的物品连同他们的遗体一起埋入坟墓，以便在冥世继续享用。即使是在最为简陋的坟墓中，死者遗体身边也会摆放些陶罐、工具和个人用品。家境富裕的人们能够建造得起精致的坟墓，里面配置一些家具、供品和衣物。对于无法埋入坟墓的物品，古埃及人就代之以制作精巧的模型。五千多年来，古埃及人一直把他们文明创造的各种物品和死者的木乃伊一起埋进天然防腐的沙土里。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得到有关古埃及文明一套较为完整的记载，使古代埃及文化的许多遗产保存至今。
古埃及艺术自成体系，但同样呈现出程式化和对永恒与不朽的追求。在古埃及人的浮雕和绘画作品里，形成了一套基本的模式：人物的表现形式往往是行进式和坐式；突出法老的高大人物形象；人物的雕塑采用正面，塑造的人物，脸面呆板、冷漠。法老必须画得高大，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因为在古代埃及这样一个王权神授的国度里，法老就是在世的神，艺术作品表现法老的形象必须按照“应有”的样子，而不是根据实际看到的样子去塑造，必须把人神一体的君主表现得尽可能的充分和完美，让人们看到统治者的气质和风度，摆脱世间俗事。浮雕与绘画都配合以象形文字来说明古埃及人的陵墓、庙宇和纪念碑的建筑风格和构造，在世界建筑艺术发展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纵观古代埃及的艺术，始终充满着静穆、庄重、浑厚和遒劲的风韵，同时伴随着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宗教气息。埃及人“永恒”和“不变”的信念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创作观念和作品风格。贯穿于古代埃及艺术中的“常存的秩序”和“恒定的伦理”使其形成独特的“埃及风格”。埃及艺术已成为一种宁静、宽容、忍耐、温和、永恒、不求回报、不记得失的艺术，几千年来它就一直在那里静静的矗立着，影响着整个世界。
参考文献：
1 埃及正面律
在古埃及，人们认为法老作为国家的最高首领，受神眷顾，也是太阳神和尼罗河神的化身，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都统治着世界，只要肉身不腐，灵魂回归肉体就可复活。因此，古埃及人十分重视尸体的保存，不惜重金制作“木乃伊”和棺材、陵墓，并通过石头雕刻、壁画保存国王、王妃画像。同时，为便于国王在阴间同样享乐，又把人间事物画在墓壁上以供享受。埃及的雕刻、绘画艺术由此产生。古埃及的雕刻、绘画艺术非常独特，具有极其鲜明的艺术特征。
1.1 人物造型的特征程式化
与现代绘画不同，古埃及人在进行人物造型时，喜欢着重表现人物最有特征的角度，图坦哈蒙出土的法老金椅上的浮雕和底比斯的壁画就是这种艺术风格的典型。[1]对于古埃及人来说，眼睛从正面看才能够体现人的特征，而人脸从侧面看最为清楚，因此，在画头部时，正面的眼睛和侧面的脸被奇异地组合在了一起；同理，古埃及人觉得人的身体中肩膀和胸膛从正面最好表达，胳膊和腿从侧面看起来更清楚、清晰，于是人的身体就被画成正面的肩膀、胸膛配搭侧面的下半身，特征明确，组合奇异，形成独特的人物造型特点。
1.2 总体构图的主观性
由于透视、体量感等现代观察方法的普及，现代绘画的构图多遵循事物的自然面貌。但古埃及人没有这些构图限制，在他们的艺术作品构图中，什么部分重要就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按事物的重要性进行排序。这种构图方式，让画面极具装饰感。当这种方法被应用到壁画中时，更能突出壁画的平面性、稳定性，既可以很好地保持画面统一，又能够清晰地绘制重点局部。
古埃及雕刻、绘画艺术的人物特征程式化处理和构图方式的主观性、规范性处理，让古埃及艺术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面貌，让其能很容易地从其他艺术作品中区别开来。有专家将这种遵循严格“规范”和“程式”的图式表达方式做了一个归纳，将其命名为“正面律”：在人物造型中，人脸必呈侧面状态，突出额、鼻、唇，但人眼却是正面而完整的；身体上半身的胸和肩呈正面状态，脚和腿却又是侧面绘制，只要是人物造型，都遵循这种艺术特征，不可随意改动。
2 中国古代汉砖造型艺术
在中国古建筑上，存在着一种利用模印制成的砖，或是用雕刻、彩绘方式制作出来的砖，统称为画像砖。最早的画像砖来自战国，在两汉时期盛行于世，一直流传到隋唐，隋唐之后方逐渐衰落。
汉朝的画像砖艺术，大致可分为中原（主要为河南）、西南（主要为四川）和江南（主要为江苏）三个区域，其中河南、四川的汉砖艺术最具特色。汉代画像砖表达的主题多种多样，有亭台楼阁，也有花鸟鱼虫，有奇珍异兽，也有神仙传说，有车马出行，也有戏剧舞乐，不一而足，是研究汉代风俗文化、政治经济的重要见证。
汉代画像砖人物造型古朴，表现手法简约自然，线条流畅生动，在拙朴大气中透出典雅细腻，具有浓郁的装饰效果。其表现内容取材广泛，构图完整、严谨，疏密有序，满而不塞，杂而不乱，独具美感。“体现在偶像式与情节式的图像组织方式、表达‘所知’、‘所感’的造型思维、流动如生的乐舞精神，这些特色使其艺术形式上充溢着张力，体现出宏大气魄和浑厚雄强的时代精神。”[2]
3 埃及“正面律”与中国古代汉砖造型艺术比较
3.1 两者同样使用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
龚和德的《戏曲人物造型论》一文中曾讲到，“大凡要求离开生活的自然形态远一点、即加工美化比较多、形式感较强的艺术，都会有某种程式性”。换而言之，具有规律性、概念性、相对稳定的艺术语言表达方式都可以归为“规律性”语言。体现在绘画、雕刻艺术中，就表现为人物造型方式的一致性、构图方式的相似性、艺术手法的类似性上。
古埃及壁画、雕刻艺术，其最典型的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即“正身侧面律”。哪怕经过千年，其人物造型均以侧面的头部、正面的眼睛、正面的肩胸、侧面的腿脚这样的平面造型手法出现，以其极为独特的方式形成极具装饰效果的艺术风格。例如，古埃及壁画《阿门哈特的石碑》（图1），是古埃及中王国第十一王朝（公元前2000年）时期彩色浮雕作品，其中人物的身躯是正面的，而人物头像则是侧面的，人物和景物都被置于一个平面，在一条水平线上进行构图安排，极富装饰性。[3]
它的另一规律化语言，体现在构图安排上：一般的构图均为横带状构图，人物水平排列，依其重要规定形象大小，极具秩序感。程式化的构图方式突出了绘画的形式感、装饰性。
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同样运用在汉画像砖艺术中。在汉画像砖中，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表现在它的造型、构图和表现内容上。所谓规律性的造型，是指在汉代画像砖中，无论是人物，还是车马、鸟兽，造型形态具有整体性，注重外形轮廓，舍弃细枝末节，大气、古拙，比如《戏车图》（图2）。《戏车图》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其主要表现的内容是两辆飞马奔驰的戏车，还有几个杂耍的人，“前车杆上伎人两手各握一索，左手握索的另一端由另一伎右手力挽，这位伎人的左手拽着前面的奔马之尾，使绳索成直线状态，两索下有伎人或倒挂或双手抓索作翻滚表演。后车杆上顶部蹲一伎人，与前车舆内之人共抓一索，一伎人做走索表演”，体现出汉时“临迥望之广场，呈角抵之妙戏”的景象。[4]这幅汉砖人物造型简练大气，内部细节概括淡化，是汉砖的典型造型。
而规律性的构图，则是指汉代画像砖均为平面二维化构图，人物、动物、景象以侧面和影像为主，构图（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平整，装饰意味极强。
最能体现汉代石砖艺术规律化语言特征的是它的表现内容，在出土的汉砖中，表现车骑出行、神话典故的内容被反反复复使用，而其中的人物形象更是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如“荆轲赤秦”等内容到处可见，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3.2 宗教是两种艺术最常见的表现内容
古埃及壁画、雕刻艺术与古埃及人的世界观有着紧密联系，对于古埃及人来说，每年泛滥的尼罗河让他们感受到了自然的力量；日升日落，星辰运转又让他们认为自然的力量后面有更强大的神，神可以控制自然，超越自然，神可以让人类得到“灵魂永生”，人死后，灵魂不灭，只要肉身不死，人就会复合。因此，所有古埃及的石刻艺术，均围绕着陵墓建筑装饰展开。
同样，出现在汉墓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也大多反映出汉人的生死观。汉人认为，人死后是有灵魂的，或成为鬼魂，或成为神仙，这些祖先神灵能够护佑子孙，守护宗族，为更好地祭祀祖先，取悦神灵，守护墓地，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中有不少内容用来表现神仙、神兽。
3.3 文化背景造成两者风格特征、表现手法大有不同
毕竟古埃及、古中国相隔万里，虽然其石刻艺术、壁画艺术有一些相通之处，但文化背景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汉代石刻艺术注重整体性，雄浑、大气，讲究“神似”，讲究“意象”，写实性略差而象征性意味浓郁，这与汉代文学、艺术相辅相成；埃及石刻、壁画艺术强调神秘、静穆，人物形态在规律化的语言下更注重结构、比例、动态，写实性更强，色彩更为浓烈，与古埃及当时的审美艺术一致。
因为强调外形，讲究雄浑大气，汉代石刻雕琢手法概括、简练；因为注重结构、动态，埃及石刻手法更为细腻、平滑，明显表现出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艺术特征。
4 结语
埃及正面律，强调人物造型的特征程式化，注重总体构图的主观性，形式独特，装饰性强，这与汉代石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共鸣。汉代石刻艺术，同样注重造型的程式化、规律性，同样具有平面化的装饰性，但与埃及石刻壁画艺术相比，更加简练、粗犷、豪放，更强调造型整体性，更具有写意、象形的意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一致。两者均为人类历史的瑰宝，均值得人们认真揣摩、欣赏、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于昆.外国美术欣赏[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
[2] 刘宗超.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美学特征[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6）.
一、高职中外工艺美术史教学中面临的挑战
中外工艺美术史是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一门公共文化课，是衔接专业课与公共基础课的纽带。教师通过理论讲授引导学生回溯设计历程、品味设计精品、解析设计规律，从而提升学生的艺术综合素养。目前，高职中外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课程教学任务重但课时有限。中外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涉及中外各国包括陶瓷、染织等在内的十多种主要的工艺美术种类，在教学过程中面临教学内容时空跨度大、工艺种类多，教学任务重而课时有限等矛盾。
第二，知识获取途径较为单一。传统教学以课程教材为主要提纲，教师讲授为主要的信息来源，但是教材承载的教学信息量是有限的，同时，教材从编订到出版需要一定的周期，无法给学生提供最新、最快、最详细的信息，而教师在有限时间内分享的信息也是有限的，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
第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较差。一些学生的课程基础较差，灌输式教学无法与学生取得很好的互动，学生的学习参与度较低，积极性较差，受到手机的诱惑，课堂上的“低头族”屡见不鲜。
二、ISAS教学法用于中外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的可行性
ISAS是英文“InformationSearchandAnalysisSkills”的缩写，即信息搜索与分析技能。ISAS是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ationalInstituteofInformationTechnology）计算机专业采用的教学方法。它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以团队合作的形式进行教学，通过具体的项目任务驱动教学。ISAS团队由4至5人为一组共同完成一个学习项目，整个过程分为组建团队与确定选题、信息收集与整理、现场演讲、现场评价、项目总结等环节，使学生在学习、展示、总结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1.大数据为ISAS教学法用于中外工艺美术史提供了信息基础
ISAS教学法培养的是学生的信息搜索与分析技能。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轻松搜索到与中外工艺美术史教学相关的课程、图片、文档、视频等学习资源，同时，教师可以通过建立教学空间，在网络上组织教学。
2.广泛的社会性网络服务为ISAS教学法用于中外工艺美术史提供了交流平台
在实施ISAS教学法过程中，学生的学习与教师的指导主要在课外完成，教师主要通过在线方式对每个团队进行指导，而具有广泛社会传播性的新媒体如QQ、微信、微博等，为教师实现跨越时空的在线指导提供了交流平台。
3.学生较好的互联网基础是ISAS教学法用于中外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条件
目前，中外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的对象主要是“95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针对“95后”群体的研究报告显示，属于“Z世代”的“95后”平时与电脑接触的时间比较多，热衷于在网络上寻求知识与课程，他们属于移动互联新生代，具有较强的信息搜索能力。
三、ISAS教学法在中外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中的实践
对于ISAS教学法在中外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笔者以“古埃及的金属工艺”为例进行分析。“古埃及的金属工艺”是古埃及工艺美术的教学内容，课堂教学2课时。首先，教师将教学内容根据课程教学流程划分为四个项目。项目一：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图坦卡蒙的宝藏。项目二：古埃及金属工艺的发展历程。项目三：古埃及金属工艺的设计解读。项目四：古埃及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演绎。然后，为学生提供学习指南和学习资源，学生依照学习指南，按照ISAS五个步骤完成学习任务。
1.组建团队与确定选题
班上学生以5人为一组组建项目团队，每个团队选出1人担任组长。其中，选择“古埃及的金属工艺”相关项目的4个团队，分别由4个小组长根据选题组织团队成员规划项目完成路径，撰写项目任务书，确定每个成员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设计出PPT内容的整体框架。
2.信息收集与整理
每位团队成员针对具体任务，参照教师提供的学习指南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同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制作PPT、撰写演讲稿，在信息收集与整理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任何问题，可以在线咨询教师，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在线指导。
3.现场演讲
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本课根据课程教学内容安排的4个项目，内容呈现出递进式关系。4个项目团队分别对项目内容进行现场演讲，每个项目演讲结束之后安排项目团队成员解答师生疑问，教师根据演讲内容设置讨论主题，引导学生进行现场讨论，对项目内容进行深化学习。项目一属于导入课程的内容，针对本次课程内容，项目一小组的任务是讲述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图坦卡蒙的宝藏，主要内容包括发展历程、文物数据、图片展示、考古发现的影响等。项目二为基础知识学习阶段，项目二小组的任务是带领学生了解古埃及金属工艺的发展历程，赏析每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金属工艺作品，总结古埃及金属工艺的艺术特征。项目三为本课的深入学习阶段，项目三小组重点对古埃及金属工艺设计的造型、纹样、文化意蕴、配色方案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总结古埃及金属工艺的设计特点与艺术法则。项目四为拓展延伸阶段，项目四小组通过经典案例分析古埃及金属工艺的设计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演绎，如对2004年Dior的春夏高级定制——金色埃及王朝服饰、2010年一对埃及兄弟成立的一个新的腕表品牌等经典设计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4.现场评价
现场评价分为自我评价、学生互评和教师点评。自我评价由4个项目团队的每位成员分享完成本次作业的经历、体会；学生互评是班上参与学习的其他项目团队为本次课上表现最好的2个团队投票，得票成绩按30%的比例计入课程期末的总成绩；最后，教师对每个项目团队的作业进行点评，对部分知识点进行补充说明并布置课后作业。
5.项目总结
项目总结主要在课后完成，主要分为教师总结和项目团队总结两个部分。教师针对本次课程教学的情况进行教学反思，各项目团队针对本次项目的完成情况撰写项目总结报告。此外，学生在线完成教师的各项学习任务，并按照学习指南进行课前学习，使整个教学形成良性循环，从而营造良好的教学生态系统。
四、结语
通过教学实践显示，ISAS教学法通过具体项目、任务驱动，可以帮助学生合理规划课后学习时间，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戴卓.ISAS教学法在英语泛读课程中的运用.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2（36）.
西方美术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是西方美术史研究无法避开的问题。而在大多数西方艺术史的理解中，这个源头是古希腊、古罗马。这种理解不能说错误，却是一种无法深入说明西方美术中透视法渊源的模糊状态。如果我们深入到西方美术视觉图像的观察中，就会发现西方美术真正的源头则是古埃及美术，正是古埃及美术为西方美术注入了赖以存在的技术基因。
起源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和太阳为永久的崇拜之神，其中尼罗河被称为“哈匹神”，太阳则被视为“拉神”。早在公元前3200年统一上下埃及的国王纳美尔的形象被永久雕刻于石板上。这块对于埃及艺术精神具有发轫意义的石板，在其正反两面均有浮雕图案，两面图案都是分层的，最上层的两个人面牛首像可能是天神荷尔托的象征，表明纳美尔的王权神授，这成为以后埃及法老的护身符。其中正面分四层：最上层是人面牛首像；第二层是纳美尔头戴下埃及的战利品――红色眼镜蛇冠冕，正在巡视处决俘虏的刑场；第三层是象征性的两个颈项交缠的怪兽；第四层的神牛被视为纳美尔的化身，正在攻击敌人和城堡。反面分为三层：最上层仍然是人面牛首像；第二层中纳美尔头戴上埃及的高冠，右手举起权杖，重惩战败者，这一英勇形象成为此后几乎埃及人塑造自我形象的标准动作。而左面明显比纳美尔小许多的侍从为纳美尔提鞋而立，右上方的神鸟据说是埃及的神祗――天空之神霍鲁勒。第三层是逃亡的敌人。《纳美尔石板》这种分层意识以及人物形象采取的“正面律”的创作手法成为日后古埃及绘画与浮雕的固定模式。在这个等级观念和宗教意识极强的石板中古埃及的社会境况一览无余。
除此之外，古埃及人对于死的态度迥异于其他民族，他们认为“坟墓才是他们真正的家”（迪欧多鲁斯・希库路斯语），这种集体心理使得埃及人格外关注死后的墓所。这也形成了他们进行美术创作的主要动力。古王国时胡夫的金字塔将这种意识扩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我们将其称为“迄今为止最撼人心魄的人类建筑”亦无不可。金字塔对于埃及国民来说是法老与天界交唔之处，法老在他们看来是神，死后魂灵飞升才能换来尼罗河两岸的丰收。文明之初的埃及境况，经由艺术精神体现的是这个古老民族的社会结构和以及战胜的讴歌、生存的依托、彼岸的憧憬。
“古埃及的美术是西方美术传统的真正起点”，西方美术在被称之为希腊美术之前，是两河流域常年混战、群起征战的历史。公元前3000年开始，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活跃起来。他们创立了西方早期文明的样貌，在美术方面，他们甚至把眼光都投射到古埃及。受埃及艺术影响的古希腊美术第一次为艺术注入了美的因子，他们确立起来的再现传统为我们呈现出了具有人神双重属性的意义世界。在一尊约公元前540年的墨像式花瓶上，荷马史诗中的两个英雄人物：阿喀琉斯与埃阿斯，正在对奕。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中这样写道：“这两个人物仍旧严格地用侧面像表现。他们的眼睛看起来还仿佛是正面像，但是身体已经不再是埃及样式了……一旦艺术家开始信赖自己看到的情况，一场真正的山崩巨变就爆发了。画家们有一项压倒一切的伟大发现，即发现了短缩法。”贡氏将短缩法的发现喻为“山崩巨变”，其实希腊人迈出这一步异常艰难，要知道这一发现影响了日后西方艺术的整个演进。古希腊人正是通过这一方式去逼近心中美的形象的。在另一尊红像式的花瓶中，描绘了一个正面侧头远征前的男子在与左右两个侧身的女子惜别。贡式更是热情地赞道：“艺术家破天荒第一次胆敢把一只脚画成从正面看的样子，这真是艺术史上震慑人心的时刻。”的确，这种改变是希腊人观看方式的改观，将其视为西方艺术“美”的起点亦不为过。而在这一时期，彻底改变了西方艺术与埃及人创造的程式束缚的艺术品则非米隆的《掷铁饼者》莫属。在这一作品中，米隆天才地将“美”锁定在运动员手握铁饼隐而快发的一刻，这一刻在借鉴埃及艺术侧身的同时将人物巧妙地安排在合理的运动状态中。“运动――或毋宁说是运动的概念――罕见而有效地表达在静止状态中了。”这一种“运动状态”成为以后希腊雕塑走出古埃及僵化程式的发端。
希腊人的文明镜像中除了对古埃及艺术的合目的改造外，最重要还有对理性世界的追求。“英国美术史家贡布里希说过：‘埃及人曾经以知识作为他们的艺术基础，而希腊人则开始使用自己的眼睛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古希腊人的雕塑最初是以古埃及雕像的人体模式为其造型依据的，事实上，古希腊的视觉艺术从来不是忠实反映自然的‘镜子’；所谓古希腊雕塑的‘理想化’，并不是从观察具体的模特儿入手然后对写生的作品加以美化的结果，古希腊的艺术家是按照‘人类拥有的样子’去完成他们的雕像的。”“艺术家们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很关心对一种理想秩序的追求。他们认为，理想的秩序可以通过感知而被人类心灵把握。”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秩序”应该是和谐的比例，这在希腊雕塑中的人体比例的研究中投入了持久的努力，波利克里托斯的理论里表达了一个艺术家对和谐人体的理解。他把人体视为一个完全体，头部仅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如果说古埃及人极力投入的是万民迷狂的“全神”崇拜，那么古希腊人则是理智状态的“半神” 狂欢。从古罗马人后来摹制的大量的古希腊的雕塑中满溢的隐忍的面部表情和节制的肢体举动中便可以感受到这种揭示的深刻性。
日后征服古希腊的古罗马起源于意大利半岛，从其产生之初就深受伊斯特拉坎人实用主义与享乐主义的影响，故而缺少希腊文化精神中浪漫主义的幻想色彩。当古罗马凭自己的武功来建立横跨亚非欧的帝国时，各国交融的文明给了罗马文化以巨大的滋养。表现在艺术上，集中于写实享乐主义和宏大气魄的精神镜像。罗马人的肖像失去了希腊人的安详与宁静，而多了世间的俗态与常容，这在《提着两个祖先的贵族》《罗马夫妇》等雕像中都能明显感受到。从不曾出现在希腊人雕塑像脸上的皱纹也有意识地强化出来了，这种真实感至今还在震撼着我们的视觉――正是这种真实却要到罗丹时才能真正重温古罗马人的诚意。
最能体现罗马人艺术精神的莫过于建筑，罗马人拱券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取代了具有个性色彩的古希腊的柱式结构，使柱式从属于拱券，处于装饰地位。而从此拓展的内部空间结构使西方人彻底进入了三维纵深的感官享受中。同时，罗马人的整体建构精神还将排水设施、洗浴设施、道路体系等实用部分引入公共建筑。罗马艺术宏伟的精神镜像成为其前乃至其后不可企及的标本。可就是这样的享乐主义的时代却也对神话的向往充满了的热恋，古罗马人在古希腊神话的基础上创生了属于自己的偶像。而这种偶像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古罗马人精神空虚的层面上的――对享乐的“追悔”和真实的反思。其实古罗马的这种实用精神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更反映了古罗马人对“自我”的迷恋，《科洛西姆竞技场》的椭圆环绕、给人无限扩展的“通天”意识，《万神庙》神秘、宏大的空间结构，甚至写实的雕像、华饰的绘画都在展现人的能量所及。与古埃及人的“全神”和古希腊人的“半神”崇拜不同，古罗马人是一种“非神”崇拜，确切地说是对“自我”之神的归位。追逐世俗的功利和感官的享受，终于使得古罗马为早期的西方美术贡献了另一种样式。
西方美术是人类艺术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明珠，从“正面律”到“短缩法”、写实主义，西方美术的早期探索充满了对古埃及美术的借鉴与拓展。发展而出的古希腊、古罗马美术在艺术形式上为人类贡献了雕塑、建筑等经典的范模；在艺术理念上更是引领了以后人类艺术的创作方向。可以说，西方美术早期的美术创作早已嵌入到人类艺术演变的内核中，她在西方美术之后的变迁中始终扮演着主角，她是西方美术的逻辑起点。她将从古埃及美术中借鉴而来的技术因子，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方美术史特有的科学表达方式。西方美术自此之后，强调透视、解剖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美术之前。即便是西方现代美术彻底改变了艺术的传达方式，也是在西方艺术科学的传统上进行变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早期美术奠定了西方美术的视觉塑造方式，西方美术就是从这个起点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的。
参考文献：
[1][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
[2][英]修・昂纳，约翰・弗莱明.世界艺术史[M].广州：南方出版社，2002.
[3][美]威廉・菲莱明，玛丽・马里安.艺术与观念[M].宋协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天，他们主要清理的是一座手工作坊的遗址，那里遗留了不少石膏雕像制品，但大多是半成品，损毁严重，并不具有多少文物价值。博尔哈特以考古学家特有的耐心和谨慎，慢慢地在那堆石膏像中清理着。
突然，一尊带有色彩的雕像映入了博尔哈特的眼帘。当这尊雕像完整地呈现在博尔哈特眼前时，他震惊了。
这是一尊女性的胸像，五官的线条柔和，优美的长脖子，浓黑的眉毛，深红的嘴唇，生动的眼神，使她显得格外优雅。她头戴高高的蓝色王冠，上面有―条黄金、宝石饰带，古埃及王室象征之一的眼镜蛇盘绕在王冠的前部。胸像的眼睛是用薄水晶石制成的，右眼中镶嵌着一颗人造黑宝石，左眼中空空如也。显然，在这座手工作坊被废弃时，胸像尚未完成。
“忽然间，我们发现，最栩栩如生的古埃及艺术品就在我们手上，”博尔哈特在日记中写道，“你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的美妙，只能静静地去欣赏。”
2．“第一美女”消失得无影无踪
博尔哈特等人发掘出土的，正是古埃及王后奈费尔提蒂的胸像。
在古埃及历史上，“奈费尔提蒂”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她是第18王朝法老埃赫那吞（约公元前1379～1362年在位）的王后，有着人人传颂的美貌，“奈费尔提蒂”这个名字（古埃及语，意为“一位美人款款而来”）对她来说可谓恰如其分。
在泰勒阿马尔奈诸多神庙遗址的雕刻上，奈费尔提蒂都陪伴在埃赫那吞左右，出席各种宗教和政治仪式。她还有很多称号，譬如“女继承人”、“宫殿中的大人物”。这些都表明，她曾经深得埃赫那吞宠爱，与这位法老一起统治古埃及。
不过，从埃赫那吞统治的第14年起，古埃及的历史记录中几乎再也没有关于奈费尔提蒂的任何内容，这位美丽的王后仿佛突然消失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奈费尔提蒂很可能在那一年染病而亡。但也有学者认为，她可能在一场宗教斗争中失败，被打入了冷宫。
已经可以基本确定的一个史实是，奈费尔提蒂当时主张崇拜“阿顿”神，而埃赫那吞和后来的法老图坦卡蒙都主张崇拜原来的主神――“阿蒙拉”。无论究竟是何原因，从那之后，奈费尔提蒂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名字，令世人产生无限遐想。
3．无价之宝被带出埃及
在法老埃赫那吞统治时期，古埃及的艺术创作达到顶峰，其最大的特色是自然、写实，这在奈费尔提蒂王后的这尊胸像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博尔哈特和西蒙都意识到，他们发掘到了一件无价之宝，因此欣喜若狂。
那个时候，埃及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在其境内发掘出的文物均应归公，但西蒙等人成功地将奈费尔提蒂王后的胸像带回了德国。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外界不得而知。有传言称，他们将胸像藏在一堆泥巴中，从而躲过了埃及海关的检查。然而，更具可信性的说法是，这尊胸像的价值当时并没有引起埃及官员足够的重视，它因此被轻而易举地带出了埃及。
西蒙是这次考古发掘的出资人，奈费尔提蒂王后的胸像自然归西蒙所有。回到柏林后，西蒙将这尊胸像摆在家中的显眼位置，向来访的客人们炫耀。1920年，西蒙将胸像赠给柏林的埃及博物馆，这尊胸像和其他来自埃及的艺术珍品一道，供柏林人瞻仰。
1922年，考古学家在埃及帝王谷发掘出了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墓穴内令人眼花缭乱的陪葬品、举世闻名的金面具，以及那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法老诅咒，都引起了西方人对古埃及文化的狂热兴趣。奈费尔提蒂的那尊胸像也随之声名大振，成群结队的柏林人涌进埃及博物馆，一睹这位古埃及“第一美女”的风采。
直到此时，一些埃及官员才突然意识到：奈费尔提蒂王后的胸像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古埃及艺术杰作”，当年允许西蒙等人将其带走，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埃及应该索回这尊胸像。1933年，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向德国纳粹政府提出，希望将奈费尔提蒂王后的胸像还给埃及。为了对福阿德一世的忠诚表示奖赏，傲慢的纳粹德国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爽快地答应了。
4．王后胸像让希特勒沉醉
正当埃及人为此欢呼雀跃的时候，一个消息让他们大失所望：纳粹头子希特勒反对将胸像送还给埃及。自诩“具有艺术家特质”的希特勒非常喜欢奈费尔提蒂王后的这尊胸像，在致埃及政府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了解这尊著名的雕像，我已经瞻仰过很多次了，每一次都为之惊叹，每一次都感到愉悦。这尊雕像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品，一件真正的财宝……我将永远不会放弃。”
实际上，希特勒拒绝归还奈费尔提蒂王后的胸像，并非仅出于艺术喜好，他要借助这位古埃及王后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希特勒想以日尔曼民族为主体建立一个“千年帝国”，按照希特勒的构想，帝国的首都仍然是柏林，但会被更名为“日尔曼尼亚”，希特勒要在“日尔曼尼亚”建造一座更大的埃及博物馆，奈费尔提蒂王后的胸像和希特勒本人的胸像都会被放在这座博物馆里。不言而喻，希特勒渴望他本人及其“千年帝国”，像奈费尔提蒂王后一样流芳百世。
纳粹独裁者的这个构想，后来被证明不过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而奈费尔提蒂王后的胸像却仍然留在柏林的博物馆中，供世人瞻仰。八十余年来，柏林人对这尊雕像有了很深的感情，当地媒体甚至指出，奈费尔提蒂王后的胸像已经成了柏林的一个“文化地标”，“与其说她是一个埃及人，还不如说她是一个柏林人”。
5．“这将是一场科学战争”
然而，埃及人并没有将奈费尔提蒂王后遗忘，也一直没有放弃索回胸像所有权的努力。
“埃及艺术对后人具有难以述说的魅力。从古希腊至今天，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层次的人都在从埃及艺术品中寻找满足欣赏需求的东西”[1]埃及艺术品之所以具有这么大的魅力，是与其中包含的美学思想分不开的。在原始思维和原始宗教的影响下，这种美学思想贯穿在许多艺术品中，使得包括建筑、浮雕、绘画在内的艺术品展现了诸如平衡性、神圣性、写实性、象征性等独特的风格，从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部分，也是后世形形的艺术品寻求精神营养的源泉之一。时至今日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都从中吸取美学经验。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的一部幻想小说，以68种语言的版本创造2009年吉尼斯世界纪录，畅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有史以来销售最多的图书之一。它讲述了一个牧羊少年踏上前往金字塔寻求财宝的旅途的故事。故事篇幅并不长，然而其中所刻画的绿洲、沙漠、金字塔、太阳、风、金龟子等不仅涉及到埃及的自然景物，而且都体现了独特的古埃及美学思想特征。这种独特的美学特征融入到作品之中，使整部作品并不像它的篇幅那样所显示的单薄，而是有了许多的深沉的意味。
一、神秘主义美学特征
东方美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不同于西方所强调的艺术的非功利性，东方艺术从一开始就与宗教、巫术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宗教中的神的观念、灵魂不死等神秘特质一并被东方美学所继承。埃及宗教是古埃及民族审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艾黎·福尔说：“埃及艺术是宗教和丧葬的艺术。”[2]这不仅从埃及艺术品的内容体现出来，还体现在这种宗教思维对艺术思维和象征思维的影响上，埃及人深信人和万物都拥有一种超自然的，永恒存在的灵魂。这种灵魂分有在万物身上，形成了埃及审美观念中的“万物有灵论”，然而“所以与其说古埃及人崇拜动植物，还不如说古埃及人热爱生命，崇拜生命力。鉴于沙漠动植物顽强的生命力让埃及人敬佩，又是埃及人生存的基础，埃及人对动植物的崇拜心里油然而生。”[3]不仅动植物，太阳作为上、下埃及统一后最高保护神崇拜的背后也隐藏着埃及人对生命力本身的崇拜。这是一种哲学联系。然而当时的埃及人对此并未有明确的认识，在这两者之间确立的实际是一种宗教联系而非哲学联系，这为埃及美学增添了神秘主义因素。
二、直觉体验性的审美特质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于生产力和认识能力的局限，古埃及人不能将自己同自然清晰地区分出来，从而对自然万物做出合理的解释。触目所及的绿洲及沙漠，将他们的思维意识引向自然，“东方民族几千年来都相信万物是有灵魂、灵性的，灵魂不死，任何生命都是轮回周转的，人的灵魂在千变万化中可以转变为各种动植物……因此，动物植物和人的生命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同情同构的，这就是东方的‘生命一体化’观念。”[4]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东方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直觉体验性的。不同于西方美学中重物理、数学式分析特点，这种体验性强调人对外物进行把握的时候是一种感知、体验、想象的方式。在这种方式的影响下，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关系，物我不分，人们以自然观照自我，观照生命存在方式，形成“以己度物”的认识方式。
三、静穆的象征
“东方原始的灵魂观对审美思维的影响，在于强有力地促进了初民的想象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这种以想象和象征为特征的形象思维，被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称为‘诗性的思维’。”[5]象征性思维即是其中的代表，这种思维方式的对象是一种具体可感的某一事物，指向的含义则是深层的思想观念，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一旦得到公认和认可，这种象征含义也就有了集体无意识的内容。
这样的象征物不胜枚举，它们共同凝聚构成了古埃及美学中的“静穆”的美学范畴。邱紫华在《东方美学史》中从古埃及的审美思想中概括提炼出这一范畴：“在古埃及语中，‘静’一词是表达最高理想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术语。这一范畴是古埃及人对永恒存在的东西的审美追求的体现。人生无常，世事变化，一切事物都是处于流变之中，只有太阳、天空、山峰等是永恒不变的，而且它们都是无声的存在物。因此，埃及人把阳光、月亮、星辰、天空、山峰的‘光亮’、‘巨大’等形态之美同‘静穆’的感受结合在一起，认为静穆的就是永恒的，生命长存的。”[6]
参考文献：
[1]郭黎：《古埃及艺术——观念与法则》[J]，阿拉伯世界，1988年02期。
[2]邱紫华：《东方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2页。
[3]赵克仁：《古埃及动植物崇拜及其影响》[J]，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
[4]邱紫华：《东方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
对美国博物馆的馆藏购买政策应该有更多角度的讨论。
纽约那么多博物馆，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BrooklynMuseum)不在最好的地段，参观的人气很难和大都会博物馆、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比，不过它属于美国历史最古老的几家博物馆之一，尤其对于古埃及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影响力仅次于大都会。但在2008年7月初，这个博物馆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因为馆长埃德娜・鲁斯曼(Edna Russmann)主动了一个让人意外的消息，说他们馆中陈列的3件重要古埃及雕像，有一件已经被确认为赝品。这件藏品曾位列北美所有博物馆的第二大古代雕像，多年来都是镇馆的宝贝。
鲁斯曼透露，她在4年前就对馆里的30件古埃及文物产生了疑问，因此，组织专家重新鉴别真伪。这批文物的来路并不复杂，多数是布鲁克林博物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买入，来源是瑞士和纽约的古董商。据目前鉴定结果，除了那座雕像，另有10件年代在公元4世纪到7世纪的藏品可能也是赝品，剩下的藏品中还有半数很可能被重新雕刻和润饰过，并非货真价实的文物。博物馆收了赝品，这种事情不时也有披露，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方式不同一般，主动消息，提醒同行自检，并宣布近期将为这批赝品或者疑似赝品举办专门展览，吸引观众参观。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告诉我，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公关能力以前在业内就有口碑，这次又得到了印证。
一旦发现赝品，欧美这些大博物馆多半不会去遮掩。在2005年，英国博物馆界也曾曝出过比这更离奇的古埃及赝品文物事件。英国博尔顿地区有个3口之家，专造赝品，从1989年开始作案，十几年里骗过了多家博物馆和拍卖行的文物鉴定专家。他们伪造的主要就是古埃及和古罗马文物，前后卖出l20件，总价值近l000万英镑。2007年11月，这家人被法庭以共谋诈骗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的罪名判决入狱。儿子肖恩・格林哈尔纳40多岁，是个没有找到出路的艺术家，据警方后来调查，戏弄鉴定权威是他造假的目标和乐趣，赚钱反而不重要。他和年迈的父母向英国各博物馆兜售最成功的赝品是一件“古埃及”雕像《阿尔玛纳公主》。大英博物馆专家出具了真品鉴定意见，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埃及文物专家给出了100万美元的估价，最后被博尔顿博物馆购买并公开展出了很长时间。最让人觉得讽刺的是，肖恩完成这件雕像不过花了3个星期。他还做过一个古罗马银盘，声称是祖辈18世纪挖出来的东西，戏弄的目标是大英博物馆，对方很谨慎，但最终也没有能置身事外：两个私人收藏家从肖恩手里买走这个银盘，又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博物馆的鉴定专家丢了面子，但最终将肖恩抓出来的还是大英博物馆的人，他们从肖恩拿去兜售的一件古亚述“文物”上发现拼写破绽，报告给了警方。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事情公开后，有些专家认为，对美国博物馆的馆藏购买政策应该有更多角度的讨论。欧洲博物馆多数都有历史积累，购买占有限比例。美国却有很多成立时间不长、由基金会提供支持的大型博物馆，资金充足，藏品缺乏，主要收集途径就是通过市场化的大量购买，通过古董商和拍卖行的渠道增加收藏，赝品出现的机会因此比欧洲博物馆更高。
另一个被认为影响到赝品发生率的可能原因，是美国税收政策带动的大量私人捐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准许任何捐赠艺术品给博物馆的公民申请减扣所得税。减税马上生效，但捐赠行为可以在捐赠者死后才发生。这样的税务制度在扩大博物馆馆藏中的作用非常大，一些富豪会在拍卖行大量砸钱购买艺术品，再声明转赠博物馆。在英国也一样，政府修改法律规定公民可以用艺术品代替金钱来缴付遗产税，这样一来，国家的公共收藏得到更多私人赠与，客观上起到了阻止艺术品外流的效果，但也难免有捐赠者和博物馆有关专业人士利益共谋的情况出现。美国政府除推行大幅度减免税政策来鼓励个人和企业支持非政府文化组织等公益性团体外，个人和企业的捐赠还可通过文化机构内设立的基金用于日常运作，投资回报率平均达到7％至8％。
对于布鲁克林博物馆这次的赝品事件以及馆长鲁斯曼的自检提醒，其他博物馆还没有正式发表看法。说到全世界的古埃及文物收藏，除了拥有12万件藏品的开罗埃及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和卢浮宫的藏品数量都相当可观，仅卢浮宫的古埃及馆里就有3.5万件。卢浮宫介绍他们古埃及馆的藏品收集大致也是3个渠道:皇室旧藏、考古发掘、购买和捐赠，只是比例构成和美国的博物馆相比会有不同。
一、古埃及的服饰特点
古代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尼罗河流域因河水泛滥和聚积的沃土带来了丰盛的产物。亚麻、棉布、丝绸以及皮革的盛产为古埃及人提供了丰富的服装原料。对古埃及人而言，衣服能够体现出古埃及社会严格奉行等级制的本质，它突出了不同的社会等级的差别。直到第十八王朝时，随着宗教信仰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文化的交流融合，新式的服装才流行起来。由于气候风土的原因，亚麻布成为古埃及人主要的衣用原料。虽然当时的纺织技术已达到极其精巧的程度，但由于生产能力所限，衣料的供给是有限的。古埃及男子的衣服主要是用一块白色亚麻布缠绕在腰上构成的，叫作腰衣，是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衣服形态。上层阶级经常用浆糊把布固定出很密的直线褶，并在腰衣外面系上一条三角形围裙，围裙上常装饰着金银饰物或刺绣，镶嵌着宝石，以示特权。中王国时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女子衣料样式有变，渐渐地演化成了无袖有袖两种。除此之外，披肩开始流行起来，这种披肩能遮住胸部。而男子服饰方面：出现长袍，一般到脚跟。下身包缠式围裙，通常是亚麻布。法老的褶裙后会垂下狮尾，士兵则穿着带有条纹或彩色布料的褶裙。到了新王国时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影响，古代埃及服装又产生了新的变化。简略的缠腰布仍然是平民和百姓的外穿格式，而在贵族中已退化成了亵服。贯头衣也是新王朝时期流行的一种外套，同时人们也赋予了它多种穿法：保持宽松的状态；在胸口系结；用细带收腰，余量向前收拢构成较繁杂的形态。古时人们佩戴首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我。人们为了乞求生存，制作了一些如：铁镯、皮腕、骨环等戴在手腕上，以保护自身不受植物的伤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外族敌人造成的伤害。在社会的不断进化过程中，饰品的种类、样式、材质等也趋于多元化。但是由于不同的阶层，人们佩戴的饰物也是不一样的。法老、贵族、官吏所使用的饰物多半是由贵重的金属和宝石制成，而商人、平民佩戴的饰物由琥珀、贝壳、玛瑙等材料制成。古埃及人对外貌和自身的妆容十分看重，这不仅是因为审美和信仰的关系，而且跟古埃及丰富的矿产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古埃及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中运用
一、立体主义的造型特色
“立体主义(cubisme)”是西方现代艺术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虽然它只辉煌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但艺术风格张扬鲜明,在世界现代艺术领域中占有重要席位。其代表人物以毕加索、布拉克最为著名,其中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更被视作立体主义的先河之作。
这是一个由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画家组成的艺术流派,促使他们进行艺术创作革新的动力来自他们当时所处的迅速发展的工业社会环境。对这群艺术家而言,传统的艺术语言已不能再充分传达这种变革下人们的情感、心灵所生产的感受和情绪,他们急需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方式”。这就是立体派艺术产生的社会背景。
立体派的发展经历了“分析立体主义”与“综合立体主义”两种风格,本文所要涉及的是其流行于1908-1912年的“分析立体主义”。它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理念指导。“将不同状态及不同视点所观察到的对象,集中地表示于单一的平面上”。①在立体派的作品中,你看不到规矩的定点透视框架下的构图构型,没有真实描摹下的明暗、形体和光线再现,画面上的形象是被分割、延展、重组过的,而且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几何化处理。不同视角下的多个形态被布置在同一平面内,本应是三度空间内才能展示的内容以二维的方式被奇妙地组合在一幅画面上,用形象的相似而非确定的的多意性来吸引关注和刺激探求的好奇心。“它包含了对具体对象的分析,重新构造和综合处理的特征”。② 这种造型方式依靠的显然不是人对世界客观的视觉经验及感性认识,它是一种因倾述、表达的需要而进行观念化思维处理后所产生的结果。
这种创作法则,在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埃及古王国时期,就已被确立并普遍运用在当时艺术活动中了,并形成一种独特而强烈的艺术风格。
二、埃及艺术中的“正面律”
古埃及艺术特定的风格模式约于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年)开始逐渐形成,并以程式化的方式固定下来,“正面律”便是其中之一。
“正面律”在古埃及艺术中有两种表现形式,在以帝王贵族及神明为主题的圆雕人物中,它的法则是无论坐姿、立姿,雕像的头、颈、肩及躯干均与地面保持绝对的垂直关系,没有丝毫的倾斜意味,人物面部保持绝对水平,直面前方,双眼目光水平地前视,直直正正、庄严完满是它最显著的风格特点。
第二种便是平面浅浮雕及壁画中出现的“正面律”(见图一)。和前面的“正面律”一样,此一律则也是用于身份高贵的人物描绘。其造型以固定的程式化方式进行:人物形象多用勾勒精确的轮廓线表现,人物头部为正侧面刻画,而面部“安装”的那只眼睛却并未因侧面作相应透视变化,呈完全正面表现,肩膀胸廓部分与眼睛一样,为完全正面的对称表现,腰部臀部及双腿双脚则又转了90度与面部朝方保持一致,呈正侧面形象。
这是古埃及艺术中最富特色的造型形象。这一标准化的形象表达有其语用标准,这种艺术形象多出自古埃及法老、贵族墓中,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宗教信仰服务。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是独特的,他们从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及河两岸植被的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规律,并从中悟出了对死亡的理解:死亡不是彻底的消失,而是生存方式的变换,是一种灵魂永生的方式。于是与死亡相关的墓葬就成为实践这种宗教观念的最佳载体,艺术则成了为之服务的最佳表现手段。它要表现出法老、贵族们最优美、完满的一面。“正面律”从人物形体结构上而言显然是很扭曲、极不自然的。但它却是人体各部位中几个最具典型特色神态的重组,正侧面的五官轮廓线勾划出英俊明朗的形象,正面表现的眼部线条体现出法老良好教养,宽阔端正的肩胸、挺拔的体态可以体现法老贵族们的力量、威武与强健,这是最高统治者应有的最理想的形象及状态,这种重组方式可以比较充分地完成这一表达。
三、综述
西方现代艺术中的立体主义与古埃及艺术中的“正面律”,都采用了对视觉原型进行形象重新组构的手未能,但由于社会语境及表达语汇的不同,产生的却是风貌迥异的艺术形象。
立体派艺术诞生于人们的心灵、思想、社会传统文化受到工业革命巨浪冲击的现代化社会,人们所经历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需要以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人们的体验与感受,在表达语汇大为丰富的现代,创造出了个性张扬、充分表达自我、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形象。“它主要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还保留着强烈的光线和某种空间感。” ③
古埃及艺术中的“正面律”非常自由地运用形的组合,它不拘泥于现实的形体结构,而是根据表现的需要,将不同视角下的形象大胆变化组合在一起。不仅仅在法老、贵族的形象中,这种造型手法还出现在当时壁画艺术的其他造物形中,如图二人物头顶上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高耸的兽角表现,完全没有顾及它现实中理应具有的透视走向,而是做正面对称表现,以期表达一种庄严、神圣的气氛。在埃及壁画中有一种神鸟的造型,主体呈正侧面视角刻画,但展开的双翼却是从正面视角所得,两种视角下的对象奇妙地组合在同一平面中。古埃及壁画艺术是为法老的宗教仪式服务的,艺术语汇的运用须受宗教制约,而法老为了自己形象的完满及永生愿望的实现,对壁画上自己的形象的刻画有着严格的宗教意义上的规定,“正而律”的程式化成了这里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只要能达到以上的目的,刻画形象的艺术美感是否强烈、姿态是否优美自然、构图及比例是否得当、对象的结构是否符合逻辑,是不予过多关注的。
参考文献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传说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收藏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 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基督教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教的西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