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状况
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还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状况进行跟踪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国内外大部分研究持肯定态度，比如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同时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国民收入，是一个双赢的投资行为。因为发达国家向高度工业化国家迈进时期，对外直接投资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品过剩提供进一步获取高额利益的途径，并且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旺盛的投资供需形成了当时的双赢发展态势。而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是伴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开始被跟踪研究的。国内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了我国国内经济的产出增长。由于我国区域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各区域对外投资的效应也具有现实意义，比如认为我国东、中和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时东、西部地区的GDP增长差异也由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引起。可见从不同层面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互相促进关系，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能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但这种增长效应由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而处于较低水平。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三个方面。肖怡楠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平衡国际收支上，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加快资金流出，从而适当平衡国际收支顺差。吴建军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也有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给投资国带来的增长效应不明显，表现为对外投资不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且从短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长期则呈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可见，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外投资流向主要是资源类行业，可能对我国当期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持续跟踪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通过衡量生产率的变动，体现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另一方面是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分析。从对生产率影响看，国内学者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生产率的提升在我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资本存量较高的东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但也有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小于国内研发资金存量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所以，自主研发才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同时，还有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的观点。从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看，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正的影响作用。白洁实证检验了1985年到2006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R＆D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表征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研发投入作用不显著。也有学者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等指标，得出2003－2010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并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但是持续对外投资会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及技术溢价。多数成果也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正技术溢出效应，而持不同观点的认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还较小，产业和地区分布不够均衡，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出来。可见，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以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没有考虑到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提升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影响。在验证逆向溢出效应存在性时，忽略了之后效应。而且，多数实证研究忽视了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而吸收能力对于能否消化吸收外来技术至关重要。因此，继续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获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调整效应也存在观点不同的研究，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调整效应的验证，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未能明显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并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变化，仅与第二产业有正相关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宏观绩效分析，发现2009年以来的对外投资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效应，主要是由于2009年以后我国自身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多数文献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升级效应，实际上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优化效应影响会不断增加。有的研究从分产业角度研究对外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具有明显的升级效应，但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实证结果有差异，也有认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第一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但普遍认为对外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可见，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有影响，但其影响大小、方向（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有不同。多数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不佳，影响了对实证分析产业升级效果的全面认识。相信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规范，逐渐引入长期和短期影响，会使研究结果更客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观点主要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互补作用，或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也有认为不存在替代作用和互补作用，可见其研究结果的不确定。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效应的最早始于蒙代尔，认为资本越自由流动，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明显。随后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延伸拓展，并不断进行论证。实践检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则相对较小。进一步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小决定其贸易替代的影响作用程度。比如，项本武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但对外直接投资对从东道国的进口也形成了替代效应。也有从长期关系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产生替代，对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产生补充。可见，在研究替代效应上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多数观点认为在短期内存在替代效应，但长期则是互补效应，或者局部是替代效应，但整体不是替代效应。总之，得出具有替代效应的研究成果不多。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贸易互补效应的分析认为，多数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的作用。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出口具有补充和促进作用。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对外投资和贸易在发展中国家为互补关系，在工业化国家则不明显。大量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不同的计量模型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对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对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刺激效应，但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处于较低阶段，这种刺激效应还较为有限。而柴庆春引入时间因素后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中的表现不同，短期内直接投资的流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可见，目前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效应有着相似的研究结果。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多数认为互补效应处于主要地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起到创造作用，对进口贸易起到抑制作用。周昕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替代关系，并且对零部件贸易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均表现明显的互补关系。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都不明显。显然是否存在贸易效应与对外投资规模密切相关，实际上到2010年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大幅增长，今后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会日益显著。可见，以后的研究会以更长远、更全面、更系统的视角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观点各异。有的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存在替代关系，并且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较明显，但同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行业的就业，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就业结构。与此相反，也有认为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刺激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就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效果较小。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就业效应不明显，但增加了我国建筑业的就业岗位。从对外投资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影响程度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效应程度较小，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会提高相应的影响程度。也有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我国对外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表现出在当期对外投资会减少就业，从长期看对外投资与就业表现出长期正相关，有利于增加就业。
一、我国投资体制的历史沿革
投资体制是指国家组织、领导和管理投资经济活动所采取的基本制度和主要方式、方法。川投资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投资体制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前的投资体制时期，二是改革开放后的投资体制时期。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投资体制表现为国家充当投资主体，直接由国家筹措资金和分配资金的投资分配制。而且，人们认为投资就是搞基本建设，搞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这种投资体制在建国初期是比较可行的，它能够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用于符合经济规模的大型骨干项目，保证国民经济急需的建设。但随着国民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这种投资体制的单向流所产生的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从“七五”计划开始，提出要把经济增长方式从追求速度的外延性扩大再生产转到注重内涵性扩大再生产轨道上来。但实际上并未取得长足进展，人们往往把基本建设投资同技术改造投资一起安排，认为是固定资产投资。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投资体制全面推进拨改贷，逐步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资金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局面。目前，在国家是投资主体的同时，地方、部门、企业、金融机构也都成为投资主体;资金来源上，有国家预算资金、地方和部门机动资金、银行贷款、利用外资等，有时还向社会发行证券筹集资金。投资方式上，也逐步从行政分配转向招投标，引人竞争机制、租赁补偿贸易、国内合资、中外合资等，现在又逐步发展到企业兼并和企业集团重新组合等。
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与西方国家经济规则接轨，我国的投资体制不断调整和转变，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国家的投资体制必然要顺应和适应这一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递进，使我们已经走进了新经济时代。我们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投资体制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调整我国的投资体制并加快其战略、战术上的转变。
二、新经济时资体制的转变
我国传统的投资体制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它抹煞了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形成了投资需求的“饥饿症”，限制了社会资本的形成，降低了投资的效率和质量。居民投资渠道太少，企业融资渠道比较单一，间接融资比重较高，加上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效率，尤其是网络革命的到来，都要求我国的投资体制必须转变、
199!〕年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将“新经济”定义为“新经济是以知识和思想为基础的经济”。fz]还有经济学家把“新经济”定义为是“以现代高科技为支撑，以知识经济和网络技术为基础，以创新为推动所引起的经济发展新格局”。[3]美国作为新经济代言人，我们关注其经济增长的同时，发现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据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国股市的狂热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其二，在美国的新经济中，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络为标志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提高了经济的供给能力。同时由高科技股推动的股市飘升刺激了经济需求，这种由高科技带动的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造成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归纳起来，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在新一代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产业化以及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呈现出了经济全球化、资金流动国际化、金融自由化以及资金配置最优化等特点，由此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说明高科技产业是个支点，而资本市场是个杠杆。
“资本市场”这一全球化概念在我们国家已不再陌生，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01年大陆100首富企业家榜首的刘永行曾坦言，做产品是一分一分地赚，做品牌是一毛一毛地赚，做资本是一块一块地赚。海尔在冰箱、彩电大举占领全球市场后，现在也要进军金融市场，企业融资进人资本市场已成为我们社会微观经济细胞的未来发展走向。
目前在金融市场上，世界虚拟资本已经超过实物资本60倍，全球每年150万亿美元的交易额中，98%都与实体经济无关。根据国际权威组织的计算，目前全球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已达301800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1999年全球生产总值为30100亿美元，这意味着全球股票生产与全球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超过100%。另据统计，全球每年的实物贸易总额约为6万亿美元，而金融贸易却高达600万亿美元。资本市场的超高速发展证明了新经济的主要市场已变成资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超高速发展已经把实体经济远远抛在了后面。[4]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衍生出的中国股市已风风雨雨走过了10个年头。十年来，中国证券市场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内市场总值达4万多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上市公司已超过1000家。[5]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依然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如何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融资体制与结构更加科学，保证股市走向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如何引导上市公司的产业布局和地区布局，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推动“二板市场”的创立，为中国企业改善融资环境，为风险融资提供退出通道，全国巨额存量资产如何通过流动和重组来发掘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中国企业如何实施兼并、收购和重组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资本怎样运营和扩张;如何发展中国的投资，建立优势企业集团等问题，都是我们在完善投资体制时应重点考虑的。
三、新经济时资体制的选择
透过新经济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新经济”的实质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时代，它以高科技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如何由外延性投资体制转变成内涵性投资体制，劳动密集性产业变为技术密集性、知识密集性产业，改造传统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中国未来工业发展的龙头?笔者认为就是要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生产力，要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同开发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在产品结构上，加快从传统模拟技术为主，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过渡;在技术支撑上，加快从依赖引进为主向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并举方向转移;在市场结构上，提高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化分工水平，加大技术开发投人，培植技术开发能力，以现代技术成果改造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品换代、技术更新、产业升级;以信息技术改造企业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和营销能力;要紧紧抓住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机制。
融资是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融资体制建设是完善投资体制的重要方面。在新经济时代，要以投为主，投融并蓄。在改革传统的、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投资体制下，巩固和完善新经济时代所要求的投资体制，要进一步加强融资体制建设，引人新的机构投资者，打开融资渠道。
目前,我国很多研究都集中在设备、工艺等物质资源投资经济效果的评价方面，而忽视了人才招聘、人才开发等人力资源投资经济效果的评价问题。其实，分析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的经济效果可以指导人力资源投资决策，有利于减少在人力资源上的盲目投资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机会成本，保证企业全部投资的经济效果，因此，对企业来说，人力资源投资经济效果评价与物质资源投资经济效果评价是同等重要的。通过反复研究，本文认为人力资源投资与企业改扩建投资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人力资源投资经济效果可以采用企业改扩建投资项目评价的“有无”增量法来间接计算和评价。一、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收入与支出的基本要素 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收入是指企业由于人力资源投资而增加的有关收入，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收入的基本要素有新增企业业务收入和回收流动资金收入。新增企业业务收入包括新增主营业务收入和新增其它业务收入，回收流动资金是指企业人力资源流动资金投资支出在人力资源退出企业时的收回额。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支出的基本要素有新增企业人力资源收益性支出和人力资源资本性支出。其中，新增企业人力资源收益性支出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费用、人力资源离职成本、人力资源使用成本。人力资源管理费用包括人力资源离职管理费用和使用管理费用，人力资源离职成本主要是离职补偿成本，人力资源使用成本包括基本工资等人力资源维持成本和奖金、奖励等人力资源激励成本；其中，人力资源资本性支出包括人力资源取得（招聘、寻求等）投资支出、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深造等）投资支出和人力资源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投资支出，它又可分为人力资源流动资金投资支出和固定资金投资支出两种类型。二、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的性质分析 若按照投资项目评价的一般理论，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收入与支出应直接进行预测和计算，即应直接预测新增企业业务收入、新增企业人力资源收益性支出等基本要素。但是，企业一定时期所获得的总收入是企业中包括新的和原来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生产人员、销售人员等在内的所有人力资源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而共同创造的，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接受人力资源投资后所新创造的收入是难以计量的，企业人力资源投资是在原有人力资源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把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所新增的业务收入与企业原有人力资源基础所创造的业务收入准确地区别和分离开来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可以准确地区分，其工作量和难度往往超过人力资源投资经济效果评价本身。除非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全部用于新建一个地区销售分部，那么，这个新的地区销售分部的销售收入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所新增的业务收入，但是这种情况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另外，由于企业一定时期所发生的收益性支出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费用是混合性的，把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人力资源管理费用与企业原有人力资源基础所产生的管理费用准确地区分开来，也是非常牵强和困难的。由此可知，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所新增的业务收入和收益性支出是不能直接预测和计算出来的。 尽管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业务收入与收益性支出难以直接预测和计算出来，但我们可以利用“有无”增量法间接预测和计算出来。由于人力资源投资和企业改扩建投资均是在企业原有基础上进行的，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和改扩建投资所产生的业务收入均与企业原有基础所产生的业务收入难以分开，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和改扩建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性支出均与企业原有基础所产生的收益性支出难以分开，所以，人力资源投资与企业改扩建投资在本质上是相似的。由于企业改扩建投资经济效果评价采用的是“有无”增量法，因此，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经济效果评价(1)也可以采用“有无”增量法。“有无”增量法是用“有项目”条件下未来的现金流量减“无项目”条件下未来的现金流量，得出增量净现金流量，对增量净现金流量进行折现，根据增量净现值大小来判断改扩建项目投资经济效果的方法。三、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现金流量分析 根据“有无”增量法的基本原理，人力资源投资经济效果评价的过程为：首先，预测并计算“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条件下和“不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条件下的现金流出量与流入量；其次，计算人力资源投资现金流出量（增量）与流入量（增量）；然后，计算人力资源投资净现值；最后，根据净现值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代表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投资水平，既包括建水坝、修公路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也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同时，还涉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设备的修缮和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在本文中也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变量，它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个衡量建设活动水平更为合适的指标。
本研究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的相互作用。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传统方法主要是以理论为导向，依据某种已经存在的经济理论或者已经提出的对经济行为规律的某种解释设定模型的总体结构，这种建模途径对先验的经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建模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前屡次预测失灵，促使人们寻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经济学家D·F·Hendry为代表，提出了动态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提供的信息，在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变量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误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经济变量都可以用时间序列来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如果一个序列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则称该序列是d阶单整。按照协整理论，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其线性组合可以降低单整阶数，即所谓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以GDP和建筑安装投资(CI)为例，若GDP和CI具有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表达式：
二、问题的背景
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动特征。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投资需求，最终消费需求的形成也有赖于加大投资力度，投资与消费双管齐下，投资需先行。因此，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讲，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具有一种正向的关联关系。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设定和简化
一般来讲，在经济数据中，以不变价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从理论上判断，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应该是一阶单整。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整检验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
然后，可以将方程设定为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的右边包括被解释变量的滞后、解释变量及其时间滞后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首先设定为：
附图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两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方程，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可见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并不显著。（由于此方程对后面的过程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因此不必剔除常数项。）其他各项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在建筑安装投资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也不显著。其他各项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可以看到，以上两个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数为负值。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分别与LnFAI[,t]和LnCI[,t]之间存在着共线性的关系，导致两者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任意分配。但这对后面的研究影响不大。
（二）求长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求得长期均衡方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长期均衡方程为：
附图
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从此均衡方程可以计算ecm序列（即残差序列）：
附图
AdjustedR[2]=0.982F=980.657
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固定资产投资方程
考虑到在初步设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较显著，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证方程的包容性。
设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附图
p=0.0002，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
从变量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方程的ecm[,t-1]的显著性较低，但是，考虑到它们重要的经济意义，仍不将其剔除。
四、经济意义分析
（一）弹性分析
在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数可以看作是GDP对FAI和CI的弹性系数，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系数对它们进行弹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数为0.324，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而LnFAI[,t]前的系数为0.317，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定量地给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大致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以往的分析往往仅限于定性，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关系。从两个弹性系数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都较大。
（二）拉动效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建筑安装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引入一个新的系数，将其称之为“拉动效率”，它是GDP对该变量弹性系数与该变量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比值，即附图，D[,i]表示在此区间内GDP对某一变量i的弹性系数，S[,i]表示某一变量i在此区间内占据GDP的平均百分比。这样可以排除弹性系数大小中不同变量份额因素的影响。如果q＞1，这表明某一变量在这一阶段对GDP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超过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据的份额，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则表示这种拉动作用是消极的，少于变量自身占据GDP的份额，是低效率的。
由此可见，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为19.6%，而弹性系数达到了0.324%。这进一步验证了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结论，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误差修正项(ECM)的分析
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系数的估计值一般是负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49，由此看来，调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调整的过程大致如下：
附图
对于建筑安装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18，调整的力度也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总结
本研究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建筑安装投资投资(CI)作为对GDP产生拉动作用的变量，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们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表达式。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建筑安装投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二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国内生产总值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综合起来，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从拉动效率来看，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
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结果不仅验证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结论，即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拉动效应值，分析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3-23
【参考文献】
[1]中国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38．
[2]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陈炳煌．当前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龙岩师专学报，2000,(6)．
[4]黄聪，李启明，申立银．中国建设推动力的计量模型与分析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2000,(4)．
[5]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二、投资经济学课程建设的实践———以湖北经济学院为例
结合高校经管类专业的培养计划，我们认为当前投资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体系难以适应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培养的教学要求，需要调整宏观投资理论教学的比重，将授课重点放在培养学生投资理财的能力，培育学生的风险意识、商业意识和创业意识。同时，也要改进教学方式，引入研讨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课题讨论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形式，改变单纯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鉴于此，我们以2012~2014年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经济学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评估投资经济学课程建设的成效，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经验和结论，与同行分享。经济学是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下设的本科专业，2010年被列入湖北省高等学校本科品牌专业。投资经济学课程在2012年被湖北经济学院列为校级优质课程，这门课程是经济学专业学生的主干课程之一，一般在本科三年级时开设。
第一，更换授课教材。过去投资经济学课程使用的教材是罗乐勤，陈泽聪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投资经济学》，这本教材虽然知识点涵盖范围广，但是知识点较为浅显，缺乏投资理论的前沿知识介绍，也没有案例设计。这本教材比较适合作为财经类专业专科学生的教材，但是对于大三本科生来说，这本教材已经无法适应需求。因此，近年来我们选用了张中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投资学》作为授课教材。选择这本教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这本教材内容丰富，包括投资总论、证券投资、产业投资和宏观投资四个部分，系统介绍了现资理论和分析方法。由于这本教材的信息量很大，一个学期难以讲解完，因此，我们尝试将教材内容分为课堂教学部分和课后兴趣阅读部分。同时，预留课堂时间与学生交流课后阅读部分的心得，逐步调整教学内容的设置。二是这本教材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投资学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指定教材，而近几年来我校考入该校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生数量逐年增加，选择这本教材也可以帮助我校有志于考研的学生更为全面地了解这一专业的特点。三是这本教材里设计了一些案例和习题，便于教师开展课堂教学。使用这本教材授课3个学期以来，学生对这本教材的反映良好。
第二，引入能够吸引学生广泛参与学习的教学方法。为了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在每次上课即将结束的五分钟时间里，教师一般会向学生布置一些任务，要求学生课后搜集一些话题，并在下一次上课时做五分钟的主题发言。如在学习中国投资体制之前，教师会要求学生搜集诸如双轨制、国退民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信息；在学习证券投资知识之前，教师会要求学生搜集诸如股权分置改革、大小非解禁、原始股大案等信息；在学习马克维茨模型之前，教师会要求学生搜集马克维茨、威廉•夏普等学者的生平趣事；在学习证券市场及其运行之前，教师会要求学生去搜集纽约、伦敦、日本、台湾、香港等地区证券交易所的特点，等。对于一些学生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或国际投资事件，教师会引导学生成立多个研究小组，运用所学知识系统分析案例，并要求各个研究小组提交研究报告，并在班级做主题发言，主题涉及大学生创业、中国的期货市场现状、中外投资监管体制的比较，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等。这种学习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强化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扩展；而教师在学生充分了解相关知识背景后，再进行系统教学，教学效果也有显著提升。
第三，加强授课教师队伍建设。以往的投资经济学课程主要由一位教师担任所有教学任务，为了给课程改革的效果提供可靠的依据，近两年来该课程尝试由多位老师分别承担授课任务。对于任课教师的人选，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系，而是与我校金融学院合作，聘请金融学院的资深教师来讲授投资经济学课程，强化学生对于金融实务知识的理解。通过比较不同教师的授课方式、授课效果和学生的反馈信息，不仅有利于发现和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利于教师之间交流授课经验和心得。近两年来，学校也非常重视投资经济学课程建设和教师素质提升，每年暑假都会选派这一课程的骨干教师参加相关课程培训。第四，调整课程考核的方式。一方面，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将学生参与资料搜集、课堂讨论、主题发言的效果进行评估，作为平时成绩的主要构成部分。鼓励学生参与课题研究、撰写投资分析报告，将学生围绕投资经济学课程主题申报大学生科研项目立项和公开作为平时成绩加分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改变期末考试的试题结构，试卷里不再仅仅是名词解释、简答、计算等具有标准答案的题型，而是引入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如投资案例分析，投资项目设计，资产组合的选择等，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观点。第五，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形式，了解学生对于课程建设的反馈信息，调查结果反映出一些值得思考的现象。首先，大部分学生普遍认同这本教材，但是有12%的学生认为这本教材偏难，希望能够降低数学推导和统计模型的难度，而这些学生大多在高中阶段是文科生。其次，92%的学生赞同采用课堂讨论和课后资料搜集的方式加深对知识点的了解，但是只有54%的学生愿意花费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准备一次课堂发言或者课题讨论，这些学生的发言一般都非常精彩。最后，有63%的学生认为投资经济学课程的学习虽然有助于个人知识体系的完善，但是对于现阶段的个人理财没有什么帮助，他们或是认为自己无财可理，或是认为个人投资理财是工作以后才会考虑的问题。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执行力指的是学生投资策略制定后，为全面贯彻落实相应策略所应当具有的强大的后期可持续发展的执行能力。《投资经济学》教材中关于项目管理方面的知识，可以为学生强化执行力提供理论基础。通过《投资经济学》的学习，能够为学生商业意识的强化提供理论支撑，这也是学生应当学习并学好《投资经济学》这门课程的重要原因之一。培育学生的风险意识。作为投资的重要特征之一，风险(意识)是《投资经济学》课程应该传授给学生的重要意识之一。《投资经济学》课程中的风险，一般指的是风险自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损失的不确定性。前者包括风险产生的后果可能是损失、可能是获利也可能是无损失也无获利，后者则仅仅指损失。从《投资经济学》课程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无论是筹资还是投资，无论是做项目决策还是规避项目所可能带来的损失，这些都与风险紧密相关。任何一项投资活动都必然会伴随着风险的存在，这是因为对于投资者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对于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其他无法避免的不可抗力因素等，有一定程度的预测能力，也有一定的规避风险的意识，但对一些实实在在发生的损失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面对损失，只能是尽量采取措施减轻程度，而不是彻底规避损失。以对外投资为例，东道国(地区)政局变动的情况是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等也是不可以控制的，投资在可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极有可能会带来风险。风险不可怕，可怕的是学习了《投资经济学》以后却不能对风险采取有效的规避措施。
显而易见，风险意识是在《投资经济学》教学中应该重点传授给学生并要求灵活掌握、运用的意识。培育学生的开拓意识。开拓意识是建立在商业意识和风险意识基础上的，其对于学习过《投资经济学》的未来投资者综合素质的培育极为重要。商业意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商业机会不会失去，风险意识可以进一步强化商业意识，为抢抓投资机会夯实基础。但是，仅有这两方面意识，即使是商业机会被抓住了，有效规避风险、确保项目收益的目标仍然难以有效达成。从各种投资活动的实际过程来看，即便是抓住了商业机会，制定了极为缜密的投资策略，在纷繁复杂的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投资活动的收益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一直保持不变的。这就要求投资者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针对现实困境克难奋进、排除万难、以不变应万变，随时随地监控投资活动的进展，分析投资活动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出现风险的情况下，要求投资者不仅要沉着镇定，还要求投资者根据形势发生的变化，及时采取措施控制风险，尽量减少损失。虽然在《投资经济学》教材中没有明确提出要培育学生的开拓意识，但是基于投资活动的特殊性，开拓意识应该始终贯穿于《投资经济学》教学之中。
二
与高职高专类学校相比，本科院校在办学模式方面封闭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校企合作问题也很难落到实处。即便是部分高校与相关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有项目合作，但对于全面提升本科生的综合素质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难以发挥作用，学生缺乏从学校到企业的良性流通渠道。一方面，部分高校的学生很少有机会到企业实习，真正掌握企业投融资决策活动基本流程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即便是毕业实习，很多高校也是流于形式，很多学生难有真正的动手机会，接触不到企业的一些真实的操作，课堂上所学的知识难以在实习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与高校签订有合作协议的企业，往往在实习过程中将目光锁定在要招聘的所谓的“优秀人才”身上。只有这部分学生能够真正接触到企业的实际工作流程，而大部分人即便是待在企业实习，所从事的也都是一些琐碎的工作，几乎不可能接触到企业核心层面的一些东西。比如，企业投资决策之类的材料往往被企业以保密为理由加以封锁，学生无法接触到，自然也就难以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目前高校的《投资经济学》课堂教学来看，绝大多数高校仍然以理论教学为主，无论是平时的课堂教学，还是对课程的考核(主要以闭卷考试为主)，均难以切实有效地将学生所学的知识与课程本身所要求的实践标准相结合。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高校对教师主要以公开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考核，以至于大部分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撰写并的过程中，对教学工作松懈，能够与时俱进，及时补充自身知识并传授给学生的教师相对少。另一方面，与高职高专类教师招聘相比，普通本科院校在人才招聘的过程中更为注重科研型教师的招聘，实践经验丰富、科研成果一般的教师难有机会进入到重点大学中，往往是科研成果丰富、实践经验缺乏的教师更有进入重点院校的优势。与以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生主要以90后为主。90后的成长环境与80后、70后存在显著差异，90后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成长环境较之以往明显好转，是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很多学生没吃过苦，不懂得生活的艰辛，自我认知能力差，自身期望值高，对待学习也不像以往学生那样刻苦和认真，学习效果欠佳。对某师范院校和工科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地调研发现，对农业生产的基本常识有所了解的学生极为少见，这从侧面说明，吃过苦的学生很少。部分学生虽然学习努力，但“死读书、读死书”的多，对于自身、对于课程缺乏认识，很多人学习动机不明确，甚至仍然抱着高中时的学习态度来对待大学课程的学习，更喜欢的是教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学习的自觉性不强，自主性不够。在此情况下，自然不难理解《投资经济学》课程的实际教学效果与教学目标相背离的现实。要通过《投资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强化学生的商业意识、风险意识和开拓意识，必须高度重视学生自我认知能力的提升。在缺乏正确的自我认识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效果难以有保障，教学目标难以达成。
三
要发挥《投资经济学》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应然角色，达成《投资经济学》的教学目标，有效地将《投资经济学》课堂教学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结合起来，需要学校、教师和学生三者共同付诸努力。学校要重视实践教育，创新办学模式。鉴于《投资经济学》课堂教学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方面的重要性，开设有《投资经济学》的本科院校需要高度重视实践教育，创新办学模式。一方面，学校要积极主动地与相关企业加强合作，畅通学生实习的机会，为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条件，提供支持。在有条件的地区，学校应根据经济管理类专业自身的特点，定期组织学生到企业实习，让学生切实参与到相关企业的实际工作中。同时，学校还可以有意识地尝试改革本科生的毕业实习工作，根据学生所学课程的实际情况，将实习贯穿到不同年级的寒暑假等时间段中。另一方面，考虑到本科生的就业等诸多现实问题，不同高校可以在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的前提下，主动与企业合作，尝试新的办学模式。比如，可以借鉴高职高专院校订单式培养学生的办法，在本科院校开设专门的实验班，为特定企业培养人才。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侧重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运用和掌握，将上岗培训等有关知识理念贯穿到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教师需要重视理论教学，重视动手能力。针对《投资经济学》课程自身的特点，要切实达成该课程的实际教学目标，必须在继续高度重视学生专业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强化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对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教师，要在平常的学习过程中，强化自身动手能力的提升。要充分利用高校人员到企业挂职的机会，直接参与到企业的运转过程中，稳步提升自身的动手能力，为更好地教育学生夯实基础。
对于工作经验丰富而理论知识较为欠缺的教师，要利用学校各种资源，强化自身的理论学习，力求能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在发挥自身实际工作经验的同时，更好地传播理论知识，提升教学效果。高校在人才招聘的过程中也要转变过去的做法，以论文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有失偏颇，应该根据不同的课程设置不同的人才招聘标准。对于操作性较强的课程，在强调应聘者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该强调应聘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学生需要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效率。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普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显著增大。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找到合适的工作，对于经济管理类毕业生来说，学好《投资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重要。商业意识、风险意识和开拓意识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也是《投资经济学》这门课程所要灌输给学生的重要理念。学生要充分认识企业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自己的优势和缺点主要表现在哪里。只有扬长避短，努力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才能够更有竞争力。这就要求学生自身端正学习态度，正确对待所学的专业课程，特别是像《投资经济学》这样的课程。应该在强化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重视动手能力的培育。在信息经济时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尤为迅速，面对海量的新知识，学生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在抓紧学习《投资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提高学习效率。在实践中，要强化《投资经济学》课程所灌输的商业意识、风险意识和开拓意识，逐步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
【论文摘要】 文章阐述了对外投资在我国的经济效应，接着分析了当前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对外投资健康快速发展的一些对策。 【论文关键词】 中国对外投资 经济效应 对策 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我们必须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从而获得更多的开放利益。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众所周知，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是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的两面，二者应该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要远小于吸引外资，按照邓宁(Dunning，2002)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且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状况是正常也是在所难免的，但伴随我国经济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外投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会逐渐呈现出来，这一点已由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明。因此，研究中国对外投资就具有了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中国要在本世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解决好经济增长与就业这两个重要问题。一方面，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高度重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另外，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就业问题始终是国家关注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对外投资创造的各种效应来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就业问题。于是，下文拟从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两方面来探讨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 1.经济增长效应 (1)生产要素配置效应。生产要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我国生产要素结构比例严重失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于是，必须通过国际交换，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为此，对外投资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更好地利用国外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短缺的国家，耕地和水，石油天然气、森林、橡胶、铜铁矿、等重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则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稀缺资源，现在已经在大比例地进口，有人估算到201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将接近或超过50%（江小娟，2004），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进口，因为它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外投资参与国际资源开发，与那些资源丰富但缺少开发能力的国家合作，并且拥有对稀缺资源的股份，以保证我国重要资源供给的长期安全性。②更好地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综合技术实力还是比较低的，人均技术水平也急待提高。到目前为止，我国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主要方式是引进资金与技术，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仅凭国外引进已远远不够，对外投资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利用国外技术资源。一种是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到海外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中心或者设计中心，这不仅可以利用和发展原有的技术优势，还能够保持和寻求新的技术优势（马亚明等，2003）。另一种是到海外收购或兼并有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通过利用已有的核心技术、顾客资源和品牌优势，我们可以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竞争优势，从而缩短时间、降低风险，迅速获取经济效益（李蕊，2003）。③获得更多国外资本。中国对外投资极大地拓宽了利用国外资本的渠道，因为它不仅增加了我国的外汇收入，而且从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到大量资金，由于实现了资本积累，从而突破了企业发展的资本瓶颈，结果企业可以扩大经营规模、优化资本结构、促进技术升级，实现企业良性发展。 (2)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工作的重点，由于我国还未实现工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必须抓住对外开放的契机利用对外投资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①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现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效益不好，企业发展滞缓，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所致，并非完全归因与产品的质量、层次与水平。其实传统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适应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将使这些资产继续发挥作用、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减轻国内企业困境。②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面对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一国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发 展水平，而高新技术则是其集中体现。然而，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开发投入，许多生产项目需要巨额投资，如果小批量生产，不能弥补前期的大量投资，企业就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我国国内市场虽然容量巨大，但相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国内需求不足，必须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才能进行大规模生产和经营。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到国外市场与对手一起竞争将加速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国外企业的技术扩散也为我们高新技术发展提供了示范作用。 2.就业效应 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对外投资则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一条主要途径。它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刺激效应，二是置换效应。前者是指对外投资导致国内就业增加，后者则是指国内就业被国外替代造成就业减少。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增长出口来刺激就业，它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它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的跨国经营特别是对外投资办厂首先会带来资本品的出口，从而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出口，这必然会给国内就业产生拉动作用；第二、对外投资中的境外加工贸易中，所需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大多是从国内进口，增加了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关联产业的就业需求增加；第三、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国际化竞争力增强，加深了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扩大了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从而会拉动对母公司产品的出口，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就业；第四、我国对外投资多以制造业为主，相对而言，服务业的发展比较滞后，而在国外投资的竞争压力将会提高我国的服务水平，由于服务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增加就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伴随对外投资规模的逐渐扩大，将对我国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就对外投资的置换效应而言，目前在我国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对外投资对就业置换效应的强弱与母国对外投资的动因有密切关系，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带动出口和更好的利用国外资源，使生产要素配置更趋合理，再加上我国本身所具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长期内不会改变，这决定了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不会舍近求远，而会充分利用这个比较优势。所以对外投资对我国就业的置换效应很小。总之，对外投资不会减少国内的就业需求，相反会因为对出口的带动和服务业的刺激而扩大关联行业的就业需求，所以对外投资有明显的就业正效应。 二、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1.宏观规划和管理不够完善 由于国家及政府鼓励和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投资，所以许多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也急于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但它们在企业制度、技术能力、人力资源、品牌优势等方面均未达到进行国际经营的实力。政府在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健全之处，同时对企业到国外投资的资格认定、业绩评估、过程管理等方面也还有许多不完善，造成了对外投资的企业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企业未达到对外投资的预期目标。 2.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虽然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较以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与国外企业相比差距仍很大，在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企业的投资规模偏小直接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市场竞争力的有效发挥；另外工作人员少，大多数企业只有几人或十几人，很少有几十人的，致使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分工与协作，导致企业很难沿着正常轨道顺利发展。 3.技术研发能力薄弱 由于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较小，资本相对稀缺，用于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资金并不充裕，特别是对外投资主体多以资源开发和贸易性开发投资为主，它们缺少技术创新的动力与压力，另者，我们对海外企业人才的培养也不够重视，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与管理人才，结果我国对外投资行业的核心技术、创新水平、国产化程度并不高，核心技术仍来自于国外，自身没有升级换代的能力，这意味着要受制于人，且在市场形式变化时没有回旋余地。 4.企业管理水平偏低 由于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历史不长，经验不多，所以对海外投资的管理存在许多不足。首先，中国对外投资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在人事管理中往往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及人员变换机制，多数民营企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其次，对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不严格，缺乏一套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再次，企业投资决策欠妥。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缺乏足够市场调研，对市场需求和产品规模论证不够，投资企业的产品存在着市场需求较小或生产规模不经济问题，对重大事项的定夺 缺乏影响力，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经验不足；最后，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往往存在着经营者谋取私利而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 三、促进中国对外投资良性发展的对策 1.加强政府宏观规划和管理，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防止“定指标”“下计划”式的发展方式，避免盲目发展、一哄而上，政府要做到真正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为目的，讲求实效；同时政府要简化审批手续，完善登记制度，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监管 2.制定和完善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许多规章制度来规范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为，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国外投资状况的不确定性，我国的企业还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风险。国家应鼓励支持国内有实力的各种投资主体开展对外投资，并在企业融资、税费负担、权益保护等方面给予配套支持；另外要为企业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形成境外投资风险保障机制，鼓励企业前去投资。 3.加强企业自身建设，积极推进企业改革 要实现对外投资的健康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且急迫的是提高企业自身素质，从根本上增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而言，要至少作好以下几项工作：其一、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准强化企业制度建设，形成企业多方利益主体的制衡机制，借鉴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经验，逐渐改进完善企业制度；其二、加大企业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力度，将自我技术创新同技术模仿改进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其三、形成人才选拔、任用、转换、培训等一整套良性循环机制，使我国在同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始终保持人才优势。 参考文献： Dunning ，John. H. The selected essays of John. Dunning[M]. Edward Elgar.2002 潘岳主编: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战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江小涓: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和中国的全面小康目标[J]国际贸易问题，2004，（1） 马亚明等:技术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扩散的分析框架[J]南开经济研究，2003，（4） 李蕊:跨国并购的技术寻求动因解析[J]世界经济，2003，（2）
1．1．1吉林省天然林保护工程投资规模变化全部林业投资额年度变化大，部分分项变化较弱。图1中绘制了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森林抚育、森林管护、社会保险、政社性支出的投资额的变化情况。第一，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和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投资额在2008有了大幅度提升，而2009年和2010年大幅回落，2011年之后又明显持续增长。第二，森林管护投资额每年都以小额度增幅增长，在2011年有了明显的跳跃后又稳定增长。第三，由于社会保险投资额和政社性支出投资额在2009年以前也有投资，但没有进行单独统计，本研究中只考虑2009年之后的变化情况，2011年社会保险投资明显上升而政社性支出投资略微下降，2012年后又稳定增长。第四，森林抚育于2011年开始投资并以后以小额度稳定增长。整体来说，吉林省对天然林二期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1．1．2吉林省天然林保护工程投资规模特点分析一方面，国家政策对投资规模的变化起决定性影响。从2011年起，在政策上又有了许多改变，中央财政大幅度提高了森林管护费、社会保险补助费、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等补助标准，有力地保障了二期工程的顺利实施。为解决林区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财政切实完善补助政策。2012年，中央财政增加天保工程二期一次性补助资金50．57亿元，支持解决林区安置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困难问题；从2014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在东北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中央财政新增资金用于保障林区社会运转和干部职工基本生活［10］。另一方面，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各要素补助标准的改变对投资规模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投资额和森林管护投资额，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投入的力度，中央财政全额承担既定补助项目的资金投入，不再要求地方财政配套20％［11］。工程一期的森林管护补助标准为26．3元•hm－2•a－1（中央财政21元•hm－2•a－1），工程二期，中央财政按照5元／亩•a－1的标准安排森林管护补助费，与国有国家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一致。关于政社性支出的增长，由工程一期的教育补助1．2万元•人－1•a－1，东北内蒙古等重点林区的卫生补助2500元•人－1•a－1；变为工程二期的教育补助提高到3万元•人－1•a－1，东北内蒙古等重点林区的卫生补助提高到1万元•人－1•a－1。政企合一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3万元•人－1•a－1［12］。天保二期工程中增加了对国有中幼林抚育，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后备资源培育的补助。中幼林抚育综合成本每1／15hm2补助120元；后备资源培育综合成本每1／15hm2为330．7～542元，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人工造林和森林改培每1／15hm2分别补助300元和200元［2］。
1．2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变化和特点分析
工程建设十多年来，在中央财政投资支持下，工程不仅有效地保护和恢复了森林资源，还增加了林业产值。工程区短期内摆脱了生态破坏与贫困加剧相互交织的陷阱，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奠定长期资源环境基础［14］。
1．2．1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变化如图2，2007—2013年期间，林业产业总产值及林业三次产业产值呈上升趋势。根据《吉林省林业统计年鉴》，到2013年，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13509856万元，其中林业第一产业产值为3623241万元，林业第二产业产值为8270048万元，林业第三产业产值为1616567万元。首先，总产值与第二产值都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总产值增长的增幅相对较大。其次，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呈现平稳增长趋势。第二产业产值明显高于第一、第三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第三产业产值相对最低。从增长率变化曲线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增长率在最上变为第三产业增长率在最上。
1．2．2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特点分析在2007—2013年间，吉林省林业总产值及三次产业产值在2008年与2011年都有阶段性较快增长，增长率分别为59％、59％、59％、56％和43％、50％、39％、48％。在此期间吉林省林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林业三次产业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32：54：14调整为2013年的27：61：12。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符合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三产业比重稍微下降不太符合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15］。从《吉林省2010—2020年林业产业发展规划》中我们可以得知，吉林省正依靠自身优势建设林业经济强省，大力推进林业技术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的进程，加快林业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林业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功能，对生态建设的保护功能，对职工、农民增收致富的推进功能。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把林业产业经济建成吉林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16］。吉林省政府对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视及政策，使林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林业产值得到稳步提升。
2吉林省天保工程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2．1研究方法本文讨论的是吉林省天保工程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但天保工程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多个变量组成的，这样，本研究讨论的只是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这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研究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比较合适［17］。
2．2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以2007—2013年吉林省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投资规模和林业产值为分析样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吉林省林业统计年鉴》。天然林投资规模中选用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森林管护（x3）、社会保险（x4）、政社性支出（x5）；林业经济发展水平选用林业总产值（y1）、第一产业产值（y2）、第二产业产值（y3）、第三产业产值（y4）。
2．3实证研究
2．3．1显著性检验运用SPSS软件中的相关命令，可以得到表1天然林投资规模变量组的相关系数、表2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组的相关系数、表3天然林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矩阵、表4典型变量相关系数、表5典型变量相关的显著性检验的结果。由表1可以看出天然林投资规模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总体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除个别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强）。从表2可以看出：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内部的相关系数较强，在0．9897～0．9991之间。我们从表3中可以得到森林管护（x3）、社会保险（x4）、与林业总产值（y1）、第一产业产值（y2）、第二产业产值（y3）和第三产业产值（y4）的相关性比较强，而投资完成额（x1）和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与林业产值的相关性相对较弱。表4中第一组典型变量（U1，V1）和第二组典型变量（U2，V2）的相关系数都为1，说明其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后两组没有相关性。由表5中的数据可以检验，表5中Sig显示前两组典型变量组合的检验数为0，在典型性相关分析要求的0．05之内，所以第一、第二前两组组合具有相关性，而表5中后两组的检验数在置信水平之外，所以不具有相关性。
2．3．2典型相关模型分析本研究典型变量中虽然各变量的量纲相同，但为使准确表示数据均采用标准化的典型系数。根据SPSS软件运算结果给出典型相关模型，如表6所示。从第一个典型相关模型看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对第一个典型变量U1的贡献最大，相关性最高，典型系数为3．379；其次是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与政社性支出x5的贡献与相关性次之，典型系数分别为－2．631和2．207。说明天保投资规模中影响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是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和政社性支出投资。林业总产值y1对第一个典型变量V1的贡献较大，典型系数为17．251，第一产业产值y1对第一个典型变量V1的贡献小一些，典型系数为－13．757；说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中影响天保投资规模的两种因素相比较而言，林业总产值的影响要比第一产业产值的影响大，显著性更强。从第二个典型相关模型可以看出，森林管护x3对第二个典型变量U2的贡献也大，其次是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和社会保险x4的贡献量比较小；林业总产值y1对第二个典型变量V2的贡献较小，相比于第一林业产值y2对第二典型变量V2的贡献大一些。
2．3．3典型因子载荷分析通过讨论典型负载系数与交叉负载系数，对原始变量与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结构分析。典型负载系数（canonicalloadings）是典型变量与本组的观测变量之间的两两简单相关系数［18］。由表7可知，林业投资规模的第2对典型变量U2在x3、x4上均有较重荷载，说明森林管护和社会保险这两个原始变量对林业投资规模影响较大。同样，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V2在y1、y2、y3和y4上有较高荷重，说明林业产值总额、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也对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交叉负载系数（crossloadings）是典型变量与另一组的观测变量之间的两两简单相关系数［18］。由于第2对典型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天保投资规模中两个主要变量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呈高度相关；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四个变量与天保投资规模的第2对中的森林管护和社会保险也呈高度相关。这种一致性从数量上体现了天保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与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实际意义是吻合的。
2．3．4冗余度分析冗余指数（redundancyin－dex）是本组典型变量对另一组变量总变差的百分比，也是交叉的总方差共享比例［17］。由表8可知，第2对典型变量U2和V2均较好地解释了对应的那组变量，而且交互解释能力也比较强。来自天保投资规模的方差被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例分别为52．4％和52．4％；来自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差被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例为84．1％和84．1％。
3结论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它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国际投资立法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分析我国外资立法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从商品贸易、资本流动到技术转移、服务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各个领域都存在国际性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指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的一种趋同化的过程，它是全球化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外资立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逐步趋于一致。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来源于法律的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不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而是指各国法律趋同化或曰统一化的过程。就国际投资法而言，全球化主要表现在：
1、国际立法的协调。
国际投资法由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规范组成。从国际立法的角度看，国际投资立法相互间的协调性日趋明显。首先，边投资条约的数量迅速增加。从1994的700多个到2001已增加到1700多个。众多的双边条约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网，将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纳入了它的调整范围,并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得各缔约国从中所获得的权利义务趋同化。其次，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双边投资条约的形式包括《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投资保证协定》、《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等。
虽然各国的样板条款在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都涉及到受保护的投资与投资者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和争端的解决等问题。因此,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有利于条约内容的协调,使各国缔结的条约内容也趋于同一化,促进国际投资法的统一,这对强化国际直接投资的保护、推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外国投资法的移植、融合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道国的外国投资法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妨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90年代以前，世界上存在两大各具特色的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和资本主义法系，这两类国家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各不相同。但90年代后，苏联解体，俄罗斯、东欧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两类法系国家经济体制的趋同，使得法律制度也表现出趋同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采取移植、借鉴的方法，将资本主义法系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规则吸收到自己的法律之中。这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各国外资立法的精神、基本原则趋于一致。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也存在差别。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立法时，倾向于对外国投资实施管制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等一系列决议，力图建立一套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特别是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但这些运动不久又陷入了低潮。而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加强，特别是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性竞争的加剧，迫使发展中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外资立法，而采取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修改其外资政策与立法,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正趋于形成共同的政策标准。为了完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增强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发达国家的要求，外资立法中的一些内容，开始向发达国家外资立法的标准靠拢,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关于市场准入、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投资争议的解决等重大问题的规定。
国际投资法所表现出的上述全球化或曰趋同化的趋势,是国际投资法发展的必然规律。国际投资法,特别是东道国外资立法内容的不一致，必然影响投资者对其投资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增加了投资风险，不利于一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且经济体制也开始趋同。这些都为国际投资法的统一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问题
全球化的加强，除了促使国际投资法趋于统一外，还有国际投资法自由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道国的外资法、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公约，都显现放松对国际投资管制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修改外国投资法，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提高外资的待遇标准，以增加吸引外资的竞争力。
1、市场准入度的提高
市场准入度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范围的不断扩大。一般而言，一国为了保证本国安全，都会对外商投资的范围、行业进行分类管制，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将所有行业划分为禁止投资、限制投资、允许投资和鼓励投资四类。近年来外资自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禁止、限制投资行业的范围不断缩小，允许、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则不断扩大，原来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不断向外资开放。其次，东道国的外资审批制度也在不断简化。提高市场准入度的另一表现，就是减少、取消对外国投资的履行要求。
2、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
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际投资立法的实践中，提出新的待遇标准，对外国投资提供更高的保护水平。公平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和国民待遇标准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在近期双边投资条约及多边投资立法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投资待遇标准：“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第二，扩大已有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展对外国投资的保护领域。例如在早期的投资条约中，通常规定国民待遇只适用于缔约另一方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而1994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扩展了国民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不仅将国民待遇扩展适用于市场准入阶段，还扩展到投资的方式、产品的销售和对投资的处置等方面。与国民待遇标准适用范围扩大相适应，最惠国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也被扩大。
国际投资自由度的提高，还表现在透明度原则的引入。在世贸组织的TRIMs协议和GATS中，都明确规定了透明度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其成员应迅速公布有关的法律、法令,以及适用的程序、行政裁决和司法决定，并履行相关的通知义务。这些规定虽没有直接赋予投资者任何实体权利，但由于增加透明度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因此该原则对国际投资自由化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被忽视。
三、国家经济的弱化
虽然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弱化的态度不一，但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甚至推而广之，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家经济被弱化却是一项不争的事实。
首先，东道国调控外资的立法权遭限制。依照传统，外国资本自进入东道国时起，应完全受东道国内国法的支配,东道国政府有权依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制定相关法律，对外国资本进行管制。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一权力明显受到双边及多边投资协议的制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市场准入问题。依传统的国际投资法，市场准入纯粹是一个国内法问题，东道国享有专属立法权，能独立决定市场准入的范围与程序，80年代之前的双边、多边投资条约均不涉及市场准入的自由化问题。进入90年代，世贸组织的GATS,将市场准入问题纳入其规范、调整的范围,并要求其成员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确定各自的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具体部门,并将其写入承诺表,使其成为GATS的一部分,产生法律强制力。因此,东道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市场准入进行调控的能力受到的削弱。
其次,东道国对外资的管理权也受到限制。第一,确立高标准的外资待遇标准,扩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规定“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这些新的待遇标准;第二,要保证外国资本的自由转移。例如《多边投资协定》(草案)还进一步规定,东道国应保证相关信息及数据的自由转移。第三,投资争议解决的强化。传统的投资争议解决均要求首先寻求、利用东道国的当地救济,而当资争议解决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寻求投资争议的非东道国救济，投资者可绕开东道国而直接发动国际救济程序。
四、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已建立并正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决定了我国必然融入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而加入世贸组织则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进程。国际投资法的上述变化，最终必然在我国外资立法中得到反映。为此，我国应：
1、加强全球化对国际投资法及我国法律影响的理论研究。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每推进一步，都需要有新的法律规则来规范和调整，这必然导致同传统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冲突，这就需要法学理论来解决。况且经济全球化也带有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认真研究，通过制定适当的法律，减少、消除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使我国能在这次全球性的投资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制定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投资立法，占得先机、把握主动权。
2、正确对待经济弱化这一问题，不能盲目地对此持抵制态度。毫无疑问，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没有，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西方学者鼓吹的“‘’是一个有害的字眼”，这种极端的观点固然应当摒弃，但的让渡与坚持国家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事实上，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中，都留有让渡的痕迹，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接受TRIMs协议、GATS的约束，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让渡的前提应是经过平等协商，由国家自愿作出的，并能从中获得某种合理的补偿。因此，对当前国际投资法领域出现的弱化经济的现象，我们不应持怀疑、抵触的态度，而应主动适应此种环境，寻求在此情形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策略、措施。
3、采取相关措施，适应自由化的潮流。首先应逐步开放市场，提高市场准入的程度。历史已反复证明，一味的保护并不能提高某一产业的竞争力。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行业进行分类，将那些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行业列入第一类自由化产业，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延伸到此类产业的市场准入阶段；将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与大型跨国公司还存在一定差距的行业列入第二类自由化产业，而完全没有竞争力、需要暂时给予保护的行业归入第三类自由化产业,将不对外资开放的部门列入第四类非自由化产业，然后每2至3年根据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一次调整。其次，简化我国的现行审批制度，减少市场准入的阻力。我国现行的个别审查制过于严格，审批时间也较长，审批部门、环节过多，且部分审批权下放，容易引起宽严度不一的问题。具体做法可结合上述行业分类和投资方式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审批程序。对属第一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实行申报登记制，对属第二、三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则仍实行审查制，但实行自动许可，如审批机构未在法定的审批期限内完成审批程序，该申请视为已获得许可。同时，收回下放的审批权由中央统一行使。
4、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改善我国投资环境，以增强我国引进外资的竞争力，引进我国亟需的高质量外国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外资仍然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欧美外资在我国高质量的投资仍然没有满足我国的需求。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外资保护的标准不够高，没有满足大型跨国公司的要求。
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我国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国有化及其补偿作出明确承诺，二是切实实行国民待遇。外资的国民待遇可分为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对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由于对我国的影响深远，且还不是国际义务，在完成对我国投资立法的相关改革之前，可暂不实施，但对准入后的外国投资,则应全面实施国民待遇。我国已在民事权益的保护、行政司法救济方面给外资以国民待遇，但在宏观管理方面我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修改我国的外资立法，将国民待遇扩展到收购、企业的扩张、管理、经营、营运、销售及其他对投资的处置方面。
参考资料：
从双边投资的条约的实践看,《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至少有德国型与美国型的分别,两种类型的投资协定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1我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意义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进出口需求3个要素,通常可用公式表示为GNP=C+I+(X-M)。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我国国内总投资的一部分,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进。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广泛影响表现在,他通过对生产活动的介入,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及税收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2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格局
2.1跨国购并成为主导形式
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跨国购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并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生了分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以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国际购并异常活跃、高潮迭起。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世界购并活动不仅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购并规模上也创造新高。但是大规模的企业购并活动,将近90%都在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如2007年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规模达到近2万亿美元。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将发生相应变化,从而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形式。
2.2服务领域投资比重显著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行业,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回避贸易壁垒进入当地市场。但是,近几年内,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呈快速增长势头,占投资总额比重已经达到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为: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各国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②金融、保险、电信、商业流通等服务业的跨国购并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力量,传统制造业的购并主要借助于股权交易和资产重组的形式,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③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导致与信息服务有关的技术开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电信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和商业流通的革命,服务业的跨国资产重组与技术交易趋于活跃。服务业跨国投资的比重上升的倾向,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明显。
2.3国际引资竞争进一步加剧
亚洲各国从1998年开始大幅度的调整了本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和项目审批权限;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放债券、股票和短期资金市场,鼓励外商兼并国内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体系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积极的措施,以及亚洲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货币贬值后价格、成本等比较优势得到了迅速释放。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从国际资本流动之中分享更多的份额,在结构调整和适应资本流动政策与制度调整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3进一步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建议
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带动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该国能否制定恰当的外商投资政策,并适时加以调整有着很大关系。我国将继续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政策,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为此,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的重要性:
3.1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
我们必须坚持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利用外商投资战略的重点。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我国应该做到进一步修改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外国投资的内耗比例和外汇平衡规定,对国内采购的优先原则等;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利率、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外经贸行业协调体制、市场规范管理、金融服务体系、中介组织、信息与咨询机构、法律援助和贸易保险制度;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有效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通过这方面的制度调整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2创新引资方式
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方式创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同样如此,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和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传统的制度方式已经进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形成制约作用,有必要从创新入手,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间。
首先,创新需要从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开始。目前的紧迫课题是逐步减少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制,有步骤的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其次,观念更新是制度与方式创新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观念更新的必要性。3.3配合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我国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产业机构高度化发展以及高科技领域外商投资的带动,机电等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将继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从而将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另一方面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以纺织品为代表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又会大量增加,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扩张,从而将会重新提升传统产业的比重,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相左。
因此,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充分发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结构调整战略的配合作用:①改善体制环境,营造适合于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发展和外商投资的政策、市场空间;②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提升劳动要素与高技术产业资本的结合能力,激发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装备的市场需求;③在多边规则允许的限度内,对不同商品和产业实行有所区别的贸易和外商投资政策,对有利于结构升级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④完善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联盟和资产结合,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资源配置,带动国内产品、技术、劳动力与服务的输出,促进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⑤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西进”,因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造成地区经济差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