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为什么对我国出口纺织品频频发难
(一)导致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国外因素 第一，美国借对中国纺织品的制裁缓解贸易逆差及失业压力。长期以来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使得美国国内许多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颇为不满，他们声称中美贸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损美国利益因而应对我国输美产品予以设限。而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又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为主，因此当美国以缩小贸易逆差为理由而采取保护性贸易政策时，作为我国出口重头的纺织品自然是首当其冲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我国对美纺织品出口额剧增。美国却认为是低价进口纺织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工人的失业，尽管事实证明美国国内失业率与贸易逆差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美国政府则声称鉴于“公平”起见，须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纺织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为美国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我国的进口纺织品成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的“替罪羊”。
第二，美国对WTO体系下的特保条款和非市场经济条款肆意滥用。根据中国加入WTO时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中国加入WTO工作报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如果世贸组织成员在确定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由于市场扰乱、威胁和阻碍这些产品的有序发展的话，在与中国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则可对中国的出口纺织品进行限制，而由于相关文件中对于“市场扰乱”及“威胁、阻碍相关产品的有序发展”的标准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美国则擅自将此标准当作“自由裁量权”而加以滥用，对我国的进口纺织品肆意制裁。 在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确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场经济条款规定，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界定价格要低于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意味着从2008年特保条款到期到2016年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有效期结束的八年间，反倾销与反补将成为美国限制我国纺织品进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国出口纺织业的弊端
第一，出口纺织品同质化严重，单位创汇额低。我国出口纺织品多年以来主要有中低档产品构成，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免要走低价竞争的道路，从而给了进口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可乘之机。产品范围的狭窄、营销路径单一使得我国纺织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额巨大，损失惨重。 另外，与我国其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样，我国的出口纺织品也有技术附加值与品牌价值低的通病，大多数出口纺织品都是国外品牌的贴牌、定牌生产，只能赚取不到10%的加工费，而自主出口产品质量差，档次低，虽然出口量大，但价值低廉，创汇少。
第二，我国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导致我国出口纺织品在美国频频遭遇特保调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已成为进口方对我国纺织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立将对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解决乃至化解与其他进口国的贸易摩擦都意义重大，这也是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
第三，出口纺织品行业协会调控能力欠缺。在对美国出口中频频遭与特保与反倾销调查中，我国纺织品行业协会责无旁贷。纺织品出口量增长失控，出口价格失调，在贸易风险之前缺乏相关的预警信息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职能上的不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相比，我国的行业协会起步较晚，机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国行业协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即所谓“半官半民”性，使其社会职能不明确，而且我国缺乏与行业协会职权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都导致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的活动范围受限，执行力度欠缺，从而无法实现对出口纺织企业有效的宏观协调作用。
二、我国纺织品出口如何面对新一轮的挑战
第一，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式，从量的优势转向以质取胜。要想让我国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真正站稳脚跟的关键在于“质”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纺织品质量与品牌价值，提高高档产品在出口纺织品中的比例，从而增加单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润，让种种保护贸易政策无从下手。针对当前我国出口纺织品中贴牌生产比例大，且国内品牌价值低、数量少的现状，政府部门及行 业协会应当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行业结构进行根本上的结构调整，从生产和定价两方面着手对行业结构进行整治。在出口纺织品的生产方面执行统一严格的质量标准，尤其在安全与卫生标准方面向西方主流标准看齐，建立完善的监管体制;在定价方面，必须理顺当前低价竞争的价格体制，通过引入相关的最低工资制度、劳保制度、税收制度等将出口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纺织行业内形成定价策略高度统一的“卡特尔”，对个别企业在贸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个人行为”坚决予以杜绝，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长期中所有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国出口纺织品在海外市场能够稳据一席之地，品牌战略是我国纺织行业的必经之路，我国应通过技术与资金支持在纺织企业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业，通过过硬的质量和高端定价以及一系列完善的营销网络在进口国确立起巩固的市场地位，扭转国际市场上中国纺织品以往粗制廉价的形象。
第二，做好应对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准备。但随着2008年特保条款得到期，反倾销将成为许多进口国尤其是美国制约我国纺织品进口的利器，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渐被认可，针对我出口纺织品的反补贴调查也很可能会有增多的趋势。面对可能到来的纺织品反倾销浪潮，除了要对出口纺织行业中的价格体系进行整改以外，纺织企业的产权制度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理顺，根据欧美的反倾销法，对于倾销的界定取决于一国政府在资源分配和定价中所起作用程度。产权不明晰是当前我国众多国有企业的通病，因而许多大型国有纺织企业须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从机制上切断产权上的政企关联，为反倾销的应对打好基础。而与反倾销相比，我国纺织企业对反补贴似乎更为陌生，在应对反补贴方面的人才相当匮乏，相关立法也欠完善，因而当务之急是在纺织行业内大力普及WTO框架下关于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法规，并尽快在国内培养起一批我们自己的反补贴应诉人才，尽快熟悉与适应国际反补贴应诉规则，为反倾销应诉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从单一的出口贸易向全球化经营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贸易体系中区域贸易协定的比例急剧增长，据统计，2005年在自由贸易协定之下的优惠贸易已占到总贸易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跨区域的双边贸易协定也有所增加，这些都对纺织品贸易有着深刻的影响。区域贸易的一体化对我国这样在纺织品贸易领域具有全球化竞争优势的国家是不利的，区域贸易组织的内部贸易对我国纺织品在这些地区的出口会产生巨大的贸易转移作用，因而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应当以合作贸易形式取代单一的出口贸易，通过海外生产及加工贸易的方式绕开区域贸易壁垒，从而利用其内部贸易的优惠安排增大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
三、结语
伴随着中国纺织品出口走过了一段布满荆棘的道路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仅仅依靠低廉的价格和大量的销售额已经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了，纺织品贸易竞争的关键所在已经不在于谁掌握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在于生产中的专有技术、高质量高品位的产品、完善的营销网络和良好的信誉、服务等等。另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集团化的浪潮下，仅仅靠一国国内的生产和出口来占据海外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了，要想最大限度的避开贸易壁垒、降低成本赚取利润，就得本着“大市场”的理念在广泛地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而这些都是新时期国际贸易中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中美纺织贸易争端暴露了我国纺织品出口的软肋，也让我们意识到要想成为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上稳若磐石的贸易强国，提高出口纺织业的综合竞争力是必经之路，也是关键所在。
[1]林娟.品牌之路——中国服装业后配额时代的必然选择[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02).
[2]胡元礼，董岳.由欧美设限看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发展[J].商业经济，2007，(07).
[3]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纺织品对美出口之路可谓是艰难坎坷，而要想扭转纺织品出口的被动局面，必须改变以往以量取胜的理念，提高产品质量和自主品牌价值，改革现有的产业结构和营销体系，提高我国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贸易摩擦；保护贸易政策；综合竞争力 一、美国为什么对我国出口纺织品频频发难 （一）导致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国外因素 第一，美国借对中国纺织品的制裁缓解贸易逆差及失业压力。长期以来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使得美国国内许多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颇为不满，他们声称中美贸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损美国利益因而应对我国输美产品予以设限。而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又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为主，因此当美国以缩小贸易逆差为理由而采取保护性贸易政策时，作为我国出口重头的纺织品自然是首当其冲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我国对美纺织品出口额剧增。美国却认为是低价进口纺织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工人的失业，尽管事实证明美国国内失业率与贸易逆差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美国政府则声称鉴于“公平”起见，须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纺织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为美国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我国的进口纺织品成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的“替罪羊”。 第二，美国对WTO体系下的特保条款和非市场经济条款肆意滥用。根据中国加入WTO时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中国加入WTO工作报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如果世贸组织成员在确定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由于市场扰乱、威胁和阻碍这些产品的有序发展的话，在与中国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则可对中国的出口纺织品进行限制，而由于相关文件中对于“市场扰乱”及“威胁、阻碍相关产品的有序发展”的标准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美国则擅自将此标准当作“自由裁量权”而加以滥用，对我国的进口纺织品肆意制裁。 在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确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场经济条款规定，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界定价格要低于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意味着从2008年特保条款到期到2016年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有效期结束的八年间，反倾销与反补将成为美国限制我国纺织品进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国出口纺织业的弊端 第一，出口纺织品同质化严重，单位创汇额低。我国出口纺织品多年以来主要有中低档产品构成，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免要走低价竞争的道路，从而给了进口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可乘之机。产品范围的狭窄、营销路径单一使得我国纺织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额巨大，损失惨重。 另外，与我国其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样，我国的出口纺织品也有技术附加值与品牌价值低的通病，大多数出口纺织品都是国外品牌的贴牌、定牌生产，只能赚取不到10%的加工费，而自主出口产品质量差，档次低，虽然出口量大，但价值低廉，创汇少。 第二，我国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导致我国出口纺织品在美国频频遭遇特保调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已成为进口方对我国纺织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立将对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解决乃至化解与其他进口国的贸易摩擦都意义重大，这也是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 第三，出口纺织品行业协会调控能力欠缺。在对美国出口中频频遭与特保与反倾销调查中，我国纺织品行业协会责无旁贷。纺织品出口量增长失控，出口价格失调，在贸易风险之前缺乏相关的预警信息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职能上的不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相比，我国的行业协会起步较晚，机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国行业协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即所谓“半官半民”性，使其社会职能不明确，而且我国缺乏与行业协会职权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都导致 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的活动范围受限，执行力度欠缺，从而无法实现对出口纺织企业有效的宏观协调作用。 二、我国纺织品出口如何面对新一轮的挑战 第一，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式，从量的优势转向以质取胜。要想让我国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真正站稳脚跟的关键在于“质”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纺织品质量与品牌价值，提高高档产品在出口纺织品中的比例，从而增加单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润，让种种保护贸易政策无从下手。针对当前我国出口纺织品中贴牌生产比例大，且国内品牌价值低、数量少的现状，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应当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行业结构进行根本上的结构调整，从生产和定价两方面着手对行业结构进行整治。在出口纺织品的生产方面执行统一严格的质量标准，尤其在安全与卫生标准方面向西方主流标准看齐，建立完善的监管体制；在定价方面，必须理顺当前低价竞争的价格体制，通过引入相关的最低工资制度、劳保制度、税收制度等将出口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纺织行业内形成定价策略高度统一的“卡特尔”，对个别企业在贸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个人行为”坚决予以杜绝，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长期中所有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国出口纺织品在海外市场能够稳据一席之地，品牌战略是我国纺织行业的必经之路，我国应通过技术与资金支持在纺织企业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业，通过过硬的质量和高端定价以及一系列完善的营销网络在进口国确立起巩固的市场地位，扭转国际市场上中国纺织品以往粗制廉价的形象。 第二，做好应对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准备。但随着2008年特保条款得到期，反倾销将成为许多进口国尤其是美国制约我国纺织品进口的利器，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渐被认可，针对我出口纺织品的反补贴调查也很可能会有增多的趋势。面对可能到来的纺织品反倾销浪潮，除了要对出口纺织行业中的价格体系进行整改以外，纺织企业的产权制度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理顺，根据欧美的反倾销法，对于倾销的界定取决于一国政府在资源分配和定价中所起作用程度。产权不明晰是当前我国众多国有企业的通病，因而许多大型国有纺织企业须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从机制上切断产权上的政企关联，为反倾销的应对打好基础。而与反倾销相比，我国纺织企业对反补贴似乎更为陌生，在应对反补贴方面的人才相当匮乏，相关立法也欠完善，因而当务之急是在纺织行业内大力普及WTO框架下关于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法规，并尽快在国内培养起一批我们自己的反补贴应诉人才，尽快熟悉与适应国际反补贴应诉规则，为反倾销应诉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从单一的出口贸易向全球化经营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贸易体系中区域贸易协定的比例急剧增长，据统计，2005年在自由贸易协定之下的优惠贸易已占到总贸易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跨区域的双边贸易协定也有所增加，这些都对纺织品贸易有着深刻的影响。区域贸易的一体化对我国这样在纺织品贸易领域具有全球化竞争优势的国家是不利的，区域贸易组织的内部贸易对我国纺织品在这些地区的出口会产生巨大的贸易转移作用，因而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应当以合作贸易形式取代单一的出口贸易，通过海外生产及加工贸易的方式绕开区域贸易壁垒，从而利用 其内部贸易的优惠安排增大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 三、结语 伴随着中国纺织品出口走过了一段布满荆棘的道路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仅仅依靠低廉的价格和大量的销售额已经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了，纺织品贸易竞争的关键所在已经不在于谁掌握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在于生产中的专有技术、高质量高品位的产品、完善的营销网络和良好的信誉、服务等等。另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集团化的浪潮下，仅仅靠一国国内的生产和出口来占据海外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了，要想最大 限度的避开贸易壁垒、降低成本赚取利润，就得本着“大市场”的理念在广泛地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而这些都是新时期国际贸易中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中美纺织贸易争端暴露了我国纺织品出口的软肋，也让我们意识到要想成为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上稳若磐石的贸易强国，提高出口纺织业的综合竞争力是必经之路，也是关键所在。
【论文摘要】 纺织品服装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性产业，美国是我国纺织品服装的主要出口市场。近几年来，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1)接踵而来，并且出现了次数增多、金额巨大、手段多样化、法制化、政治化的特点，本文从美国利益集团分层和政治力量博弈两个层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提出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在今后对美出口中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论文关键词】 纺织品服装 贸易摩擦 经济 政治 众所周知，纺织品服装行业是中国主要的传统产业，也是中国出口创汇支柱性产业和外向依存度很高的行业，因此，纺织品服装出口对于中国极为重要。随着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不断强化，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争端接踵而来，甚至越来越烈，引起了双方甚至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根据有关形势分析，我国如何在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着力解决处理贸易摩擦，将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纺织品服装对美国出口的现状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国，以2005年为例，据美国海关统计，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达892.07亿美元，同比增长708%。 我国从1994年起，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国。加入WTO以来，纺织品服装出口持续较快增长，2002年～2011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6%、28%和21%。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国际市场和美国市场份额也逐步提高，以2011年为例，占世界纺织品出口市场、美国纺织品市场的比率分别 为23%和17.6%，比2001年也分别提高了2.8和3.9个百分点。 2005年，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激增，出口总额达1175亿美元，其中，出口到美国的达195.76亿美元，同比增长66.09% (其中服装为135.66亿美元，同比增长76%，纺织品同比增长47.38%)。我国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服装金额约占我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17%。 2006年，服装主要类别商品对全球出口额保持一定增长，增幅在6.6%～85.8%之间，但对美国出口下降，降幅在11.6%～78.7%之间，主要是裤子、袜子和衬衫等设限产品。 2007年1月～6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为735.3亿美元，增长17.3%。其中纺织品出口252.2亿美元，增长9.8%；服装出口483.1美元，增长21.7%。同时，纺织品服装顺差几乎占据我国1125.3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半壁江山”。 总之，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国，是我国纺织品服装的主要出口市场，在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及出口国的中国外贸市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争端的特点 中国入关以后，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争端明显增加，在2003年发动一起，2011年发动了三起纺织品设限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分别于2005年5月自主启动了三起、于2006年5月、9月接受业界申请启动了六起对华纺织品设限，除此之外还对我国24类纺织品进行设限调查，涉案产品对美出口金额超过100亿美元。不仅如此，从长期来看，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断挑起贸易摩擦将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1)的表现方式主要是美国有意从三个方面设置贸易壁垒措施来阻碍中国纺织品服装大量涌入： 1.关税壁垒。美国纺织品进口平均关税约20%，是其所有商品进口平均关税的10倍左右。服装进口关税一般均在20%以上。 2.技术性壁垒。美国的技术性壁垒又称“绿色壁垒”，它以所谓保护环境和保障人身安全为由，通过立法或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法规)，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由于这些强制性技术标准以美国的技术水平为基础，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达到。 3.启用保障条款。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贸易法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进口有关条款的修正案。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向美国出口纤维制品、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 综观入关后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1)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这种摩擦已呈现了新的特点：次数增多；金额巨大；手段多样化；手段法制化；手段政治化。因为很明显，在美国，纺织业已是“夕阳”产业；而在中国，由于处在发展阶段及劳动力优势等原因，纺织业仍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在国际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一个是“夕阳西下”，一个是“如日中天” ，这样的力量对比下，世界纺织品贸易配额的取消自然会带来频繁的利益冲突，再加上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相关政治人物利益乃至大国战略等诸多问题，纺织品服装贸易争端便不再只是纺织品问题，而成为美国对华经贸博弈的重要砝码。 三、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第2页)产生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说，涉及到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因素，但总的来说，不外乎经济利益问题和政治因素，完全可以这样说，利益集团分层和政治力量博弈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利益集团方面，就经济学“理性人”假说和人在经济社会的“自利性”来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各集团的利益冲突。简单来说，某个利益团体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所以整个国家或世界的贸易利益对于他们来说是次要的，这样就会导致政府的对外经济行为失调。中美之间的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也是如此。 那么，中国纺织品服装进入美国市场，到底会对各利益集团带来什么影响呢？ 对资本所有者而言，他们实际收益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因为一方面，中国纺织品服装产品进入后，直接的后果是导致美国国内纺织品价格下降。在短期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价格下降，纺织品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会趋于下降，并且由于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幅度小于价格下降幅度，这样以纺织品衡量的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是增加的。而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不变，因此以其他商品衡量的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是减少的。因此，不能就此做出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增加或减少的结论，而应当最后综合他们的消费偏好进行考量。 对纺织品部门工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受损的。这一损失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当部分资本退出纺织品部门后，纺织品部门的剩余资本的边际收益将趋于增加，在竞争市场上资本和劳动要素分别按照他们的边际产出获得收益，因此即使在纺织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纺织品部门工人的实际利益也是减少的，当纺织品价格下跌时，纺织品部门工人集团的实际利益更是趋于减少;二是由于纺织品部门整体规模的下降将直接导致工人就业率的下降。 对其他部门工人来说，他们的实际收益则是增加的，这一福利变化也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纺织品价格下降引起其他部门工人福利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有部分资本从纺织品部门进入到其他部门，从而导致其他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并导致工人的收益增加。 对土地所有者（庄园主）来说，由于纺织品的涌入并不影响农产品的价格，而纺织品价格却是下降的，因此庄园主的实际收益是增加的。 由此可见，在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中，存在着美方四大利益集团的“利益非均等”现象。 在政治因素方面，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中美贸易弈非常明显： 从美国政治家的角度来看，纺织业作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之一，近几年就业人数一直在5%左右徘徊。如此庞大的劳动者队伍是美国社会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随着中美纺织品自由贸易的开展，这一部分人将感到自身的收益每况愈下，他们渴望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贸易保护，于是他们会通过工会向政府施压。同时，他们也是未来大选的选民，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选举利益，也会制定针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的贸易政策，以争取更多的选票。 从美国工会的角度来看。因为普通工人群体的利益在贸易中是受损的，所以在发生贸易利益冲突时，他们会采取行动给政府施压，迫使政府出台纺织品贸易保护政策。这是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形成的主导内在因素之一。 从中美纺织品贸易中的土地所有者（即美国的农场主）的角度来看。中国庞大的食品市场为美国农商企业提供了机会，出于害怕中国政府在农产品上进行保护，以回应美国在纺织品贸易方面的保护主义，当美国政府制定或采取针对中国纺织品贸易的限制政策时，他们投的是反对票，这也是我们在贸易争端中应积极争取的力量。 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在中美纺织品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集团都在起作用，究竟是哪个集团占上风，这取决于各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的总的互动行为和博弈结果。 四、中国纺织品服装对美国出口的对策 贸易发展中出现摩擦是难免的，特别是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可以这样说，贸易摩擦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而且只要中美贸易顺差存在，贸易摩擦就会存在，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还会恶化。为了公正、合理地解决好这种 摩擦，避免导致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紧张，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要善于从国际贸易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认清时局，把握方向，从中微观操作和宏观战略等多个层次，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主动性，以便从根本上缓解贸易失衡带来的外部压力。从中微观层面看，作为微观主体的纺织品服装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借助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生产的国际化，并通过市场、产品多元化发展，降低贸易壁垒林立带来的潜在风险；作为中观主体的贸易行会组织，也应在纺织品博弈中发挥小而灵的优势，加强国际交流、协作与对话，成为政府经济谈判的替代方式和有益的补充。同时要通过建立“行业自律协议”，适当控制出口，因为过度的出口激增势必引起贸易摩擦。从宏观战略层面看，应该把纺织品贸易纳入国家整体经贸战略中重新布局，建立健全妥善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采取措施加快国内产业升级，同时以战略性步骤扩大内需，真正打通国内国外两大消费市场，这才是最终解决外部贸易压力的根本措施。 2.要善于运用包括世贸规则在内的各种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增强处置贸易争端的能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作为WTO成员，今后充分利用WTO相对公平的仲裁机构解决贸易争端，不仅应成为一种正常的运行机制，更应成为一种常态化、符合国际处理纠纷惯例的有力手段。同时，也为中方能够融入WT0大家庭中，真正成为一名普通成员，建立起一个积极的有效途径。 3.要善于在处理贸易争端时努力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充分整合各种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资源，最大程度化解与相关国家的贸易摩擦。同时要从民间、官方多层次建立推进力量，善于利用“经济大使”做好“桌外功”，防止“临时抱佛脚”。 4.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走品牌和高附加值道路。中国纺织品服装在国际贸易中不可比拟的竞争力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取低附加值，但由于缺乏强大的技术和品牌支撑，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反而成为美国发难的对象。美国虽然依赖纺织品服装进口，但众多进口替代来源地使得美国在处理中美纺织品贸易问题上蛮不讲理，中国要摆脱不利地位，实现纺织品服装贸易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走品牌和高附加值道路。 5.积极协商，实现“双赢”。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国政府和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目前毕竟互为贸易大国，打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而且，纺织品服装贸易也只是中美之间贸易的“冰山一角”，因此，双方都要以积极的姿态，看重长远利益，努力寻求通过博弈和协商来解决问题，为建立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而共同努力。“斗则两伤，和则双赢”，这已经是人们对当前贸易摩擦共识的一句老话。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出口纺织品服装为中国带来了巨额顺差，解决了数以千万计的纺织服装工人的就业问题，但中国并非最大的获利者。经验表明，国际纺织品采购价值链中，中国纺织品生产商只能拿到10%的利润，90%的利润都属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进口国的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各个环节。同时，中国廉价的纺织品服装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利益。 参考文献： 张运成:简析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现代国际关系》，2004，（1） 我国已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对外经贸实务》，2004，（3） 吴晓波聂品:现代国际领域产品生产周期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5（5） 中美纺织品贸易危机实现．新闻网，2005年8月25日 中美纺织品争端为何难让步背后是两国经贸博弈.中安网，2005年7月27日 武振:透视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当代经济研究，2006，（3） 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分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8）
【论文关键词】中非贸易 纺织 摩擦 【论文摘要】中非贸易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中非之间的纺织服装贸易也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随之而来的是，中非之间的纺织服装贸易的摩擦。本文分析了中非纺织服装贸易的前景，并对纺织服装贸易摩擦的原因和现状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中非纺织服装贸易现有水平 非洲纺织业作为一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工业化先导产业。增强纺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提升纺织工业的整体实力，非洲一些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 非洲市场占我国服装进出口市场的2．84％，而占我国纺织品进出口市场的6．09％，在我国纺织服装进出口市场中所占的比重都不是很高。中非间纺织贸易以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满足非洲消费市场的大量需求为主要方式。2000年中非间纺织贸易额仅有不N15亿美元， 2005年已接近50亿美元，5年间增长了3倍多，年均增幅达N28~／o。~12007年前4个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非洲达到17 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76％，出口超过1亿美元的市场有5个，分别是南非(26％)、埃及(11％)、摩洛哥(10％)、贝宁(9％)和多哥(9％)，实现了平稳增长，但占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市场比重并不高。：人口超过9．2亿，纺织服装消费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潜力巨大。 我国自2005年1月1日起，单方面对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的部分输华产品实施特惠免关税政策，是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给予免关税待遇，也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根据目前自身经济能力，以积极的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所做出的重要承诺。免税政策规定项下所涉及的190种受惠商品目录，是以同中国建交的25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实际进EI262个税目的商品清单为基础，并排除了2011年已享受特惠关税的商品、关税配额商品和部分其他商品制定的，这190种商品中就包括了棉、纱、龙舌兰纤维、麻等纺织品原料和多种服装制成品。免关税政策实施后非洲国家对我国的商品进出口持续增长。 二、中非纺织贸易存在的经济纠纷和贸易摩擦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贸易国，出口额占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1／7以上。近年来，中国纺织品进入非洲与这些非洲国家的纺织品形成竞争态势，与纺织服装业大国中国相比，非洲国家的纺织服装业毕竟还显得相当稚嫩，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难与中国产品竞争，这就给许多非洲的纺织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困境。导致非洲一些以纺织服装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和产业在全球的扩张充满戒备乃至敌意。特别是随着全球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及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大幅增长，中国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众多纺织品出口国产生了摩擦与纠纷。为保护就业，“非洲民族会议”希望零售商同政府和制造商进行合作，限制从中国的进口，允许当地的服装和纺织供应重建，实现稳定的增长。近期，南非将本国纺织行业的萎缩归因于中国纺织品的大量涌入，对来自中国的日类纺织品服装实行单方面进口管理。 三、解决中非之间的纺织贸易摩擦的措施分析 非洲应该设法与中国达成合作而非设法拒绝中非间贸易合作，虽然非洲在纺织和家用纺织品领域无法与中国竞争，但中国已承诺将自动限制对非洲的纺织品出口，同时加大对非洲的贸易投资。非洲应主动寻求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努力吸引更多投资，增加非洲纺织业就业岗位。纺织品问题已引起双方高层的注意，中国一些纺织品加工企业也开始考虑在非洲投资，利用当地资源和劳动力，提升当地生产水平，实行互利互惠的友好合作。而且，为解决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应积极扩大非洲商品对中国的出口，并采取鼓励措施为非洲推荐自己的商品创造条件应当承认，中非经贸合作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和摩擦是正常的国际贸易摩擦，并不涉及政治因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本着“加深友谊、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共同发展”的方针，在中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下，双方定能排除干扰，克服各种消极因素。 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 1．从努力扩大从非洲的进口，尤其是纺织原料的进口。棉花也是非洲向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有利于增强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还价能力。 2．扩‘大对纺织行业的投资来改变中非贸易不平衡逐步扩大的局面。增强产业内的合作。增加当地就业率，帮助当地发展经济。与非洲纺织服装行业形成利益共同体。 3 ．提高我国出口非洲的纺织品服装的档次和质量，避免与非洲的纺织品服装在同一档次上形成竞争。 4．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如纺织行业，应引导其由粗放型向高附加值型转变，走市场多元化发展之路，给非洲国家的相关产业留出一定的发展空间，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2005年，中国先后与欧盟、美国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在这些发达国家市场上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让出了一定的空问。2007年5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提交《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及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执行情况的全面报告》。该报告显示，2006年，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额比上年增长17％，达713亿美元，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和从该地区的进口均有所增长。美国从该地区非石油国家的进口增长7％，达3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6％，增长主要来自服装、水果、坚果、蔬菜和切花等产品。 5．重视两个地区的政府和商会的协调能力和作用
命题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各成员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所导致的各成员国的直接收益损失。证明：，，=（1，2，3，4，5，6），当国损失部分直接收益从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员收益提高时，反映在国收益上的增加量我们不妨设为，国参与国经济合作时的直接收益损失量设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时，国与国经济合作时带来的收益的净增量为{（）+（）}。因此，,{（）+（）}是所有参与合作成员国收益的净增量。显然，只有{（）}0且{（）}0同时都成立的时候，各成员国家才会参与区域的经济合作。通过命题1分析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充分条件是各成员国通过有效的磋商，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此约束双方之间的经济行为。合作的必要条件是中印双方纺织品服装贸易间的互补性。若满足了上述条件，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给各成员带来的收益的增加定会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收益。
命题2：假设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与其他第三国的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即有′。若国不能同时参与和′的经济合作联盟，则有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净增加的量。证明：令=｛′｝，表示成员国属于联盟′而不属于联盟，由命题1可知，对于，当与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其相应的联盟收益净增加量{（）+（）}0时，则有,（{）+（）}0。命题2得证。
定义1：成员国对联盟即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收益的边际贡献为（）（），其中（）表示国不是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的成员国时联盟的值。
定义2：对′，若参与国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大于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即（′）（′）（）（），则称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对效应可转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数值（其中，）使得和，（）=（）+（）+,（+），则Shapley值为（,）=（）+0.5,（+）。为简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设参加中印经济合作的行为对非成员国没有影响，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政策在参与合作前后没有变化。于是，我们可以将特征函数定义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员国自身的保留效用；为结成联盟时联盟全体成员国获益的总和；为未参加联盟的成员国（但仍属于）对联盟造成的损失；表示未参与联盟而与联盟以外的成员国（但在内）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与命题1的论证类似，对，有（）=（）+（）+{（）+（）}令=，=，=，则（，）=0+=1+0.5=1{（）（）}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为：（，）=0+=1+0.5=1{（）（）}，=1，2，如果结成联盟却没有发生效用转移，则成员国得到的收益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个成员国参与经济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却没有效用转移时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时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显然，这意味着各成员国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命题3：所有成员国都参与合作时，其处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给每个成员国分配的利益补偿量将为=0.51（[（）（））]，=1，2，。证明：对任意的成员国和，是国与其他成员国合作而不与国合作时得到的收益，是国不与国合作时导致的损失。因此，国不与国合作时的收益的净增加量为。同理，为国不与国合作时的净收益。所以，补偿给成员国的总净收益是成员国与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之和减去成员国与除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的一半。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知，从不合作中获得较多收益的成员国应该从获得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中得到利益补偿，这显然不符合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为达成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从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取收益较多的成员国应该给予获取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一定的利益补偿。同时，获益较高的成员国在补偿获益较少成员国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参与经济合作前有所上升。[4]从上述三个命题的证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合作各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充分条件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成员国从自身实际出发，通过有效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以求达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制约双方的经济合作行为。同时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使获利更多的一方通过利益输送补偿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获利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双方利益，从而形成双方互利共赢的局面，实现双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终保证各方贸易合作的可持续发展。[5]由此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需要满足贸易互补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几个条件。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互补性分析
中印两国作为纺织品服装大国，其实在纺织原料、技术等方面，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虽然纺织原料丰富，但相对于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来讲，供应还显得相对不足。为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国每年都需从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大量进口纺织原料。而印度拥有世界最大面积的棉花生产，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纤维素纤维生产国，还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丝生产国，另外还拥有世界最大产量的黄麻生产。纺织原料丰富且品种齐全，且相对于印度国内的生产需求来说还有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纺织原料这一方面，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纺织品服装业虽然拥有丰富的天然纤维，但人造纤维相对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纤维生产起步较晚，企业生产规模都较小，人造纤维的产量无法满足印度国内的巨大需求。为满足国内纺织品服装产业发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从国外进口相当数量的人造纤维。而中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在人造纤维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印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着很好的互补关系。互补性的存在将促进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两国发展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现实基础。为更直观地展示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程度，本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实际测算。贸易互补性指数由经济学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两国贸易互补性程度。单个产业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定义公式为：为出口国对进口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表示国产品的进口额，表示国总的进口额，为国产品的出口额，为国总的出口额。值变动的范围为0到1。值越是接近0，则意味着出口国和进口国在产品出口进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两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程度较低；而当接近1，则表示出口国出口的产品和进口国进口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两国在产品上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纺织品服装相关数据2001年至2013年无论是中国出口与印度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还是印度出口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趋势。虽然各年份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有所波动，但整体而言自本世纪之初以来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无限接近于1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印两国在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上存在着巨大的贸易互补性。两国在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依赖程度较高。近年来，中印两国间的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额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且每年的贸易额占两国总的贸易额的比重均超过10%以上。这一贸易事实也很好地佐证了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间贸易互补性的特征。因此，综上中印纺织品服装产业间互补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在纺织品服装产业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相互依赖程度高，贸易增长空间大。若两国能分工协作，充分利用两国纺织品服装业之间的互补性，进行产业内的贸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发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贸易互补性是两国贸易合作的重要现实依据，这为进一步扩大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内贸易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说明两国实行纺织品服装业的贸易合作是现实可行的。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损失分析
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互补带来的福利收益。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是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的贸易互补性，这也是两国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分工与协作，从而更好地发挥两国间的经济互补性，进一步扩大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两国纺织品服装的传统出口市场需求疲软，且为保护本国自身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也进一步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保持并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印两国须开拓新兴市场。而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发展经济体，两国国内市场空间巨大。因此，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之间的合作将大大提升市场容量，增加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量，从而带来贸易收益福利。第三，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带来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印度一直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且近年来在两国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印度则一度处于逆差状态。为保护本国产业，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贸易摩擦显著增多。除一般的关税措施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得到大量运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了两国间的贸易发展。而自由贸易能带来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实行贸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非关税等相关贸易壁垒，推行自由贸易，将极大地提升两国的福利收益。
2．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损失第一，关税损失带来的福利损失。为促进中印两国贸易的自由化，提升贸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关税必不可少。而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会对两国造成一定的税收损失，但从整体的经济效益来看，这一损失并不值得担忧。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将大大地降低企业的产品出口成本，提高贸易收益，也将会使消费者收益。第二，贸易竞争造成的福利损失。目前，中印两国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由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一定的类同性，导致双方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若两国实行自由贸易，推行纺织品服装间的贸易合作，定然会给对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的优胜劣汰，升级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综合上述福利收益损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带来的福利收益将远远大于引致的福利损失。
（三）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任何有损合作的行为都会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诚地按相应的规则制度和对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选择贸易合作对中印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稳定的生产资料才能让民众的心踏实下来，置土地是生产资料中最为重要的。使民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国”的执政思想。董仲舒坚持“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赋敛，省摇役，以宽民力”。（《食货志》）同时，他认为“德治”还要重教化，“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儒学发展到汉代已趋于成型，其提倡治国要施仁政，要轻刑罚，轻徭役，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和惧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对民众进行管理，使“德治”在汉代广泛推行，诸子百家，独以儒术治国，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国原则，体现了儒学对治国理政的深度关怀。
中国与欧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因素分析
外部因素：“后配额时代”到来。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从2005年1月1日起，控制世界纺织品贸易40多年的配额制度划上句号，世贸组织成员间的纺织品出口配额全部取消。但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初，世贸成员就专门针对中国设置了限制措施，规定在2008年12月31日之前，进口成员可以对造成所谓“市场扰乱”的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服装采取临时数量限制。因此，2005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被称为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后配额时代”。配额的取消，致使2005年1-6月中国对原受配额限制的欧美日等国家纺织品服装出口大增，出现了“量增价跌”的局面。在国际市场上，纺织品历来是一个典型的敏感性商品，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个行业吸收的劳动力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占有重要地位。种种迹象表明，进入“后配额时代”，虽然配额不再是主要限制手段，但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会有增无减。
世界经济增长加快但消费者需求稳定。目前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格局中，欧美发达国家是主要的进口国，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出口国。欧美纺织品进口总额占全球纺织品进口总额的50%，服装进口总额占70%。近2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加快，消费需求增长，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带来机遇，但是纺织品服装消费市场相对稳定。因此，国内产能的急剧扩张与相对稳定的国际市场容量之间将引起供求失衡。供需矛盾加剧，必然导致出口市场“量增价跌”，而且容易引发无序竞争，增加贸易摩擦的隐患。
内部因素。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规模扩大。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突破10000多亿美元大关，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60%左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奠定了中国在世界贸易市场上的大国地位，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而纺织品服装一直是我国具有竞争性的优势行业，在“后配额时代”之前，我国纺织品服装受欧美国家与地区配额的限制，整体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配额的取消使它的放大作用充分体现出来。
中国纺织业投资过热趋势明显。纺织业投资过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生产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产品价格优势，也会逐渐削弱；同时，可能会出现国内纺织企业间通过互相压价等方式的恶性竞争。这都将使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继续面临“量增价跌”的现象，也会使我国产品声誉大幅下降，引起更多的国际贸易摩擦。
国际采购商的大量采购并外销。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激增，最受益的是处于纺织品采购价值链高端的分销和品牌控制环节，而不是低端的生产环节。分析当前我国纺织行业出口结构，出口产品中有35％是由合资企业创造的。另外，国际纺织品采购价值链中，我国纺织品生产商只能拿到10％的利润，90％的利润都属于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各个环节，而这些环节大多被进口国垄断。配额取消后，对于整个国际供应链来说，只是上游的生产供应商数量增长了，而中下游的分销、零售和品牌控制依然被进口国垄断，而且他们获得了90％的利润甚至更多，因为配额取消后的溢价很可能也被他们剥夺。
事实上，配额取消后，国际大型采购商一方面控制着零售，另一方面还对上游的生产施加压力，以供应商多为砝码拼命压低采购价格。因此，配额取消后我国纺织品的大量出口就成了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表面现象。
中国纺织品服装整体实力弱且品牌竞争力差。我国纺织品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研发、技术投入不足；出口产品以定牌、贴牌为主，自有品牌少，企业只赚取少量加工费；随着近年来纺织出口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出口产品价格竞争日趋激烈；部分企业出现低值报关等不规范的行为。
中国与欧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表现
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目前遭遇的贸易、技术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别保障措施、反倾销调查、技术贸易壁垒和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等，这些贸易壁垒给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带来了许多显性与隐性摩擦，致使企业产品进入欧美市场的阻力加大，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削弱；同时一方面抑制了中国在最具竞争力的纺织服装生产制造领域的优势在基于平等互利的贸易环境中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剥夺了广大进口设限国消费者享有来自中国质优价廉产品的权利。
应对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大市场营销策略
20世纪70年代末期，跨国公司迅猛发展，企业竞争已跨越国界，波及全球。垄断资本导致权力分配不均衡，现代大公司居于支配市场和政府的地位；权力机构进一步参与贸易竞争，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市场营销的影响越来越大，市场的有形和无形的壁垒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下，企业要有效地开拓市场，必须重新调整营销观念，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外部环境朝有利于企业的方面转化。
基于上述的原因，美国市场营销学家菲利普?科特勒于1984年提出了大市场营销的概念。他认为，所谓大市场营销，是指为了成功地进入特定市场，并在那里从事经营，企业在策略上必须协调地使用经济的、心理的、政治的和公共关系等手段，以取得当地各有关方面的合作和支持。菲利普?科特勒的大市场营销观念与思想主要是针对企业在封闭的特定市场所应采取的对策。而特定市场是指进入障碍极高的封闭型或保守型市场。由于目标市场国出于政治经济性目的，设置贸易障碍，用隐蔽性的贸易壁垒，如反倾销、特别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壁垒和蓝色壁垒(SA8000)来阻止发展中国家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进入他国市场，使得企业用常规的4PS市场营销方式—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分销渠道(Place)和促销（Promotion）难以打开其市场的情况下，大市场营销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贸易摩擦的有力武器。大市场营销在传统的市场营销组合（4PS）策略的基础上，加上政治权力（politicalpower）和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s）。权力是一种推的策略，为了进入特定市场，必须找到有权打开市场之门的人。公共关系则是一个拉的策略，即通过各种公共关系活动，逐渐在公众中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可见，大市场营销是一种推拉结合的策略。
实施大市场营销策略，企业应大力配合政府、行业协会进行政府公关，战胜反对者，团结同盟者，争取中立者。从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美国各种利益集团的斗争，也反映了摩擦带有政治经济的利益。
中美纺织品服装摩擦是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其中有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个是美国纺织品进口商、分销商、零售商和普通消费者，称其为“美国消费者阵营”；另一个是“美国纺织品制造商阵营”。
对同盟者应充分支持，扩大其影响力。“美国消费者阵营”是我们的同盟者，特别保障措施、反倾销等贸易壁垒会使“美国消费者阵营”遭受巨大的损失，普通消费者须付出更多的美元购买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因此，“美国消费者阵营”出于自身的利益会积极游说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但该阵营游说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的能力比制造商差一些。主要原因是纺织品进口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力量过于分散，很难形成合力；而普通消费者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和意愿。
“美国消费者阵营”势单力薄，我们应扩大宣传，从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联合力量继续支持他们的行动与想法。中国政府在运用政治权利与公共媒体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纺织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一个有竞争力的领域，而且涉及数千万人的就业。”“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这是商务部部长在2005年5月《财富》全球论坛发表的观点。同时中国商务部利用各种信息媒体进行新闻；抓住各种场合表达我们的观点；利用现代的电子信息媒体等多种渠道表达消费者阵营的声音，陈述共同的观点与立场，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了解我们的企业与国家的政策。
在华的美国投资商实际上是中国纺织品服装的主要出口商之一。这些外资企业中欧美企业占了不少的份额。欧美单方面从自身纺织服装生产企业出发对中国产品设限，不仅对欧美的零售商和原料生产商产生不利影响，也将影响到欧美在中国投资的纺织服装企业。
对反对者应陈其利弊，消除其成见。我们的反对者，主要包括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AMTAC）、美国纺织组织协会（NCTO）、美国纺织协会（NTA）、美国棉花协会（NCC）及劳工组织（UNITEHERE）等组织。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纺织品制造商视“后配额时代”为“洪水猛兽”。因为他们失去配额保护伞之后，凭其实力很难与中国同行竞争。所以，配额取消后，他们全力游说政府决策者，希望进行“没有配额的配额”。美国纺织品制造业规模虽不大，但却更集中，更有组织性，制造商们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在游说国会和白宫方面更舍得投入。
“美国纺织品制造商阵营”势力强大。政府之间的谈判与民间组织的公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企业应利用组织的力量，进行公关。并实施相应的策略。
在手段上，既可以采用“推”的策略，即利用某些方式，例如用数据说明中美商品结构的互补性、中国纺织工人的工资水平、美国消费者得到的实惠等等，取得美国高级雇员、立法部门和政府官员等的支持；又可以采用“拉”的策略，即利用新闻媒介、公益事业建设、慈善事业捐款等方式，赢得外部顾客以及社会大众的支持，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和公共关系，形成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在营销诱导方式上，企业还可以采取积极的常规的方式（如政治要挟、经济要挟、声望影响等），即可以由行业协会牵头，由中国纺织工人、企业消费者、工会代表和欧美在华投资商组成代表团到美国、欧盟进行游说，扩大正面影响力；还可以邀请“美国纺织品制造商阵营”的代表到中国实地调研、考察，用积极信任的态度改变他们的看法。当然，在没有积极诱导的途径下也可以在WTO规则允许范围内采取贸易报复。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建立战略营销联盟。为了提升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整体实力，应建立战略营销联盟，苦练内功。战略营销联盟在90年代的国际经济舞台中已大量出现，它已成为现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加强竞争力的又一重要方式。
战略营销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抓住战略营销机会，达到共同战略营销目标而结成的联盟。联盟成员之间相互合作，共担风险。在联盟中，成员仍保持自己的经营自，彼此之间通过达成协议而形成一种松散的组织。这种方式有效地克服了单个纺织服装企业势单力薄，甚至采取低价倾销，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战略营销可以整合各个单一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和营销网络手段等方面资源优势，研究目标市场的贸易壁垒与障碍，共同采取对策，成功进入其市场，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日近代商品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处于发展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了限制压缩政策。铜，是当时两国间最大宗的交易商品。清朝政府鼓励中国商人从日本输入铜，以供国内鼓铸货币之需。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铜从日本输往中国。“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47页。）为了阻止铜的大量外流，日本幕府政府于十八世纪初颁布命令，限制来日中国商船数量及每只中国商船贸易额。而且，这种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也越来越大。准许赴日中国商船的数额，颁布该政策之初的元禄元年(1688)为每年70艘，到宽政二年(1791)缩减到每年10艘。每只商船的额定贸易数量从最初的钱6,000贯，降到2,740贯。（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页。）另外，幕府还严格限制日本商人前往中国从事商业活动。
就这一时期贸易的特点而言，多是进行原料和土特产品的交易。从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为绢丝织物、毛织物、书籍、书画、土布、骨董、文具、茶叶、磁器、漆器、宝石、药品、扇子等。中国商船带回的日本货物主要是铜、大米、漆、漆器、咸鱼、乾鱼、海菜等。双方的棉织品贸易在其中只占微乎其微的比重。中国运往日本市场出售的土布数量非常有限，有许多清朝商人将白布带往日本，只是为了在长崎进行漂染，然后再携回中国出卖。而日本政府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棉布、棉纱以及棉花列为禁止出口商品，不许人们卖给中国商人。
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贸易开始得到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记载，中国进口的日本商品值，从1872年起，年均在200万两以上。而在以往的10年间，多数年份不足200万两。1876年，突破300万两。1885年以后的4年内，每年进口额均在500万两以上。1889到1893年间，每年都在600至700万两之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值，从1869年到1886年，大多数年份基本在100万两以上、200万两以下徘徊。1887年开始出现大幅度增长。当年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价值为211万海关两，以后逐年攀升，1893年达到933万两。6年间，增长342%。（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0页。）
但是，两国间的棉纺织品贸易在较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发生大的改观。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棉纺织企业才拭探着向中国出口产品。1889年，日本棉纺业向中国的厦门和上海分别送去了机制棉纱的样品。据日本纺织联合会统计，1890年，首次向中国出口棉纱31捆，价值2,000日元。1891年，输出108捆。这也是日本在近代首次向国外输出棉纱。（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104-105页；［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38页；［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26页。）类似的记载在稍晚的时候，也在中国海关反映出来。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其提供的1893年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写到：“我注意到海关统计表上第一次出现了日本棉纱。”1893年，上海进口日本棉纱2,909英担。当年，上海还“进口了日本制造的棉布和棉绉布，数量达到142,000匹。”（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0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日本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棉花，这也是该时期中国出口日本商品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日棉织品贸易的驻足不前，与当时两国的棉纺织生产能力及其国内市场状况密切相关。当时中国的棉织品市场正在受到来自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商品的猛烈冲击，西方物美价廉的机制棉纱、棉布，大量涌入中国广大的城镇和乡村，逐渐排挤和取代当地生产的土纱、土布。而其时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尚未成长起来。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自1854年日本在美国炮舰威逼下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又被迫相继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国门大开。外国廉价商品蜂拥而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秩序。“明治维新”开始时及其后的较长时期内，这种状况仍在持续，甚至更为严重。就棉织品市场而言，英国商品的进口量呈直线上升状态。据写于明治七年(1874)的日本《澳国博览会见闻录》记载，明治元年(1868)英国向日本输出了价值128万日元的棉纱和190余万元的棉布。到明治三年(1870)，英国棉纱输出值为285万日元，棉布为274万日元。增幅分别为123%和44%。从明治元年(1868)到十年(1878)，日本每年进口的棉织品数量均占当年进口商品总量的30-40%。（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90-91页。）其后，棉织品输入量逐年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到八十年代末，棉纱进口量达到最高峰，1888年为158,132捆。（注：明治元年（1868年）为12,196捆。参见［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页。）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作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明治政府在农业中推行地税改革的同时，在工业领域实行了著名的“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政策在棉纺织业具体表现为不断地兴建新式工厂，引进外国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设备和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扩大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最终目标是要将外国棉纱驱逐出日本市场。
日本近代化的机械纺织工厂始建于“明治维新”前的1867年。该年，萨摩藩从英国购买1,848纱锭的纺织设备，聘请6名英国技师，在鹿儿岛创设了鹿儿岛纺织所。其后又在泉州设立了具有2,000锭生产能力的纺织分厂，该厂于1870年竣工投产。1872年，东京棉商鹿岛万平又在东京郊外创建了纺织工厂——鹿岛纺织所，生产能力为576纱锭。这三家建立最早的近代纺织工厂在日本被称为纺织业三始祖。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加速机械纺织的发展，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动用政府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设备。1878年，从英国购买了2套2,000锭的纺织机器，分别在爱知县和广岛建立了机械纺织工厂。1879年，又从政府“创业资金”中出资，进口英国2,000锭纺织机器10套，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售卖给私人企业家，货款分十年还清。由于这一政策，在1882年至1885年间，在全国各地相继有9家机械纺织工厂开工。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实行了为私人企业家垫付进口纺纱机械价款的措施，扶植民间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又有6家纺织工厂建成投产。
1883年，日本近代第一家大规模股份制棉纺织企业——大阪纺织会社成立。该企业与以往建立的工厂相比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一，规模大，生产能力为10,500纱锭。其二，建厂资金采取向全社会以股份形式募集的办法筹措。其三，机械动力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水力的做法，改用蒸气机。其四，纺织原料棉花不再依赖国内，主要从中国、印度进口。其五，工人劳动实行昼夜两班交替制。大阪纺织会社的成立，使日本棉纺织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迈进了一大步。从1887年到1890年，日本国内又相继成立了东京、钟渊、尾张、尼崎等四家类似于大阪纺织会社的棉纺织企业，生产规模均在10,000锭以上。（注：参见［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14-16页；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页。）由此，日本的机械棉纺织生产能力迅速增加。1870年时，日本全国共有纱锭5,648锭，1880年为13,148锭，到1890年则猛增为358,184锭，与1880年相比，增长26倍多。机制棉纱的产量也随之大幅增长。1870年，日本棉纱产量为1,500捆，1880年为3,246捆，1890年为104,839捆。1890年比1880年产量增加31倍。（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22页。）上述日本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虽然还不能够直接促成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的改变，但是它已经为迅速扩大对华出口奠定了物质基础。八十年代末日本开始向中国出口棉纱和棉布，以及日本国内市场外国棉纱输入的减少，都是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将要发生变化的先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在短短的几年里，中日棉纺织品贸易迅猛增长。请看下表：
注：1.资料来源：清朝海关统计，参见［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2.1捆＝300斤。
据上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一年，日本对中国棉纱的输出立刻增长了4.3倍。第二年，在1896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1.8倍。1899年的棉纱输入量比1895年增长了55倍，平均每年增长近14倍。这样迅猛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中是极其罕见的。
同期，日本棉布对中国的输出也在增加，但增长幅度远小于棉纱的输出。
注：本表引用数据来源于［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7页。
1900年的棉布对华输出值仅比1894年增加1.3倍。棉布与棉纱输出状况的巨大反差，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棉纺织生产的水平。棉布生产能力的薄弱与技术水平的低下，制约了对中国的棉布输出。
从日本对华贸易的总体情况看，甲午战争后，各种输出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也是棉纺织品，由此引起了中日商品贸易总体结构的变化。
在中日贸易处于以原料及农副产品交易为主要内容时期，煤，是日本运往中国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在双方贸易中占有显要地位，因此将其列入下表，以作为棉纺织品贸易变化的比较和参照。
棉
注：资料来源，［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记录的是1893年到1913年日本输入中国的棉布、棉丝、煤炭分别在日本全部来华商品中所占的百分比数。从中可以看到，甲午战后的1898年，棉布进口比重有所下降，由3.3%下降为2.0%，煤炭几乎翻了一番，而棉纱的进口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1893年只占日本来华商品0.2%的微不足道的市场份额，一跃成为中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日本商品，占日本来华商品额的31.2%，提高30个百分点，增长155倍。与煤炭相比，1893年棉纱在日本来华商品所占比重仅是煤炭的1/43，而到1898年则是煤炭的近2倍。棉纺织品和煤炭在来华日本商品中所占比重也随之增加，由1893年的12.1%增为50.1%，占了一半，而在全部输入中国的日本商品中，有1/3是棉纺织品。值得注意的是，在1898年日本向海外市场输出的全部棉纺织品中，有94.1%的棉纱和45.7%的棉布被运往了中国。（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还反映了1898年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概括讲有三个方面，第一，棉纺织品在中日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除1908年前后有所减少外，其余时间仍在增加。第二，棉布在日本商品中的比重稳步增长，而同时期棉纱却徘徊不前。棉布在来华日本棉纺织品中的比重上升。第三，煤炭的比重不断减少，棉纺织品的比重不断增加。它反映了日本对华输出中，原料、农副产品地位下降，工业制品逐渐唱主角的发展趋势。甲午战争后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新的纺织厂大量出现，而原有的纺织工厂则在昼夜加班生产的同时，忙于增添设备，扩充生产能力。1894年时，日本全国共有棉纺织企业45个，到1899年，发展到78个，5年间，新增企业33个，增幅73%。与此同时，纱锭由530,074个增加为1,189,929个，增加1.24倍；织布机由420台增加为2,869台，增加5.8倍；棉纱的年产量，由292,400捆增长为757,315捆，增长1.59倍。（注：［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2、23页。）
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纺织品数量出现大幅萎缩。以棉纱为例，1899年中国进口日纱359,900捆，1900年骤减为157,177捆，减少56%。（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日本国内生产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短暂的萧条期，工厂开工不足，产品积压；在中国市场方面，日本产品遇到了原有其它厂商的强烈抵抗和竞争。正如我们上面讲到的，日本棉织品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中国，其时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英国、美国、印度、中国的产品所占领。这其中，中国产品竞争力最弱，市场份额最小，无法与其他外国产品抗衡。作为日本棉纺织品中的主流产品——棉纱，其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和印度。请看下表：
注：资料来源，［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第172页。
在1894年到1896年的3年中，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纱总量最小。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应属印度棉纱。英国棉纱在中国市场虽以其品质好质量高著称，但其价格也相对昂贵，因此销路受到限制，上表中已有所反映，市场份额在减少。印度棉纱虽然在产品质量上不能称为上乘，但其价格上的优势极大，不仅远低于英国棉纱和日本棉纱，甚至还低于中国当地工厂生产的中国棉纱，可以说在中国市场上是价格最低廉的棉纱制品。下面是当时上海市场棉纱价格的统计：
注：资料来源，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4页。
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的棉纱价格总体上都在上涨，但日本的棉纱价格涨幅最大。据上表，从1899年到1904年，中国棉纱价格上升了35%，印度棉纱为40%，而日本棉纱上升了43%。印度棉纱比日本棉纱的市场价格一般低7%左右，始终保持着其价格优势。
日本要想在中国不断扩大棉纱市场，就必须战胜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印度，而战胜印度，就必须缩小日本棉纱与印度棉纱的价格差距。为此日本棉纺织厂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更新生产技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减少工人工资，降低原料成本，用更便宜的印度棉花替代中国棉花等等。从中国海关的统计看，这些努力收到了很大效果1897～1916年海关所载印、日棉纱进口平均价格单位：海关两/担
注：资料来源，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93)——〈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
据上表，1897年到1901年，进口日本棉纱的平均价格要比印度棉纱高出8.4%，而到1907年以后，从日本进口棉纱的平均价格反而低于印度棉纱3.4%。另外，日本厂商还采取各种手段，在中国进行促销，吸引当地商人为其推销商品；在产品质量和包装上做文章，想方设法争取顾客，抢占市场。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前后湖南湘潭棉纱市场的变化情况：
“湘潭的棉纱，从前湖北制品及上海制品居多数，印度制品次之，至于日本制品，则寥若晨星。据说，从两三年前起，日本纱忽然在这里得到销路，竟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并代替了汉口、上海和印度制品，独占了湘潭市场。同时，其他棉纱已不留踪影。其原因，据湘潭人云，是因为日本纱有光泽，斤两比其他棉纱每包多十数斤，所以人们爱用日本纱。本地人织制土布所用的洋纱，大多使用日本纱。”（注：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10页，1984年（未刊稿）。）
利用一切有利可图的政治事件，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渗透，这也是日本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排挤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之一。1905年以后，借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东北市场。就棉纱而言，1907年日本的输入品价值仅为62.8万日元，到1914年上升为608.1万日元，增加868%。同期中国其他地区市场均未出现过高的涨幅，汉口日纱输入量基本持平，上海增长69%。（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ウァ书房1980年版，第12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北的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日本产品所控制。（注：据日本“大阪新闻”报道，“满洲的外国贸易正在进展，特别是棉货进口方面。目前每年输入约有市布30,000匹，粗布100,000匹，粗斜纹布30,000匹，细斜纹布20,000匹，棉纱50,000件，棉布（窄面的）200,000匹。其中，日本供给的几乎占80%。”见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二辑，第1161-1162页。）
正是通过对产品的不断改进和积极的市场竞争，日本棉纱对中国的输出开始走出低谷，输出量增加，市场扩大。进入20世纪10年代，日本与印度在中国棉织品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2年，中国进口的日本棉纱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印度，达到920,589担，印度为627,832担。1913年，日本棉纱的进口进一步增长，达到1,272,983担，印度只有656,649担，是印度输华棉纱的近2倍（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成为中国市场上棉纱第一供应大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的欧洲各国社会经济很快转入战时状态，开足马力生产各类军需品，为战争服务而无暇顾及远东市场。整个战争期间，输往中国的商品大量减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据海关统计，到1918年战争结束，英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比战前的1913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降幅近40%；德国对中国的贸易几乎等于零；英、德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下降了6个百分点，降幅为61%。（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这种对外贸易地域结构的变化在棉纺织品市场也鲜明地反映出来。试以本色棉布的进口为例。
注：资料来源，［日］井村薰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口》，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99-100页。转引自《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页。
英国对中国输出本色棉布的数量，在战争结束时的1918年降到了最低点——263万匹，仅为战前的1/5。美国减少得就更多，输出量最少的年份是1917年，只有71,000匹，仅为1913年对华输出量的3%，1918年略有回升。当时英、美两国同中国棉纺织品贸易的整体情况基本与本色棉布的情形相类似。
上述变化对中国棉纺织品市场造成极大冲击。“（一）船只缺乏，致货不能畅行；（二）货价大贵，致华人改用中国货。即如布匹一项，今华人多改穿土布，以其价廉也。”（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市场上棉纺织品货物的紧缺及价格高腾，为日本商品的大量输入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并由此改变了整个棉纺织品贸易格局。“至欧战前棉纱之输入，则日本与印度相伯仲。布匹输入，英为第一，日本次之，美去其二国甚远。及欧战起，英国棉货来数既减，印度棉纱以多供本国织布之用，输入之额，亦逊战前，日本棉货遂一跃而居首位。”（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棉纺织品市场的上述变化，也为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契机。欧美棉纺织品输入的大量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纺织业长期形成的重压，而市场商品的骤减及价格的腾升，又极大地改变了其困难的经营环境，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兴建棉纺织厂，扩大生产能力的欲望。这一时期（包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次新的高潮，全国纺织厂及机器设备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请看下表：
注：资料来源，丁昶贤：“中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设备、资本、产量、产值的统计和估量”，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3页。
据上表，在10年间，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纺纱厂的数量增加了200%，纱锭数量增加224%，织布机增加了237%，均增长了2倍以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增长速度，棉纺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大增。
这里应该注意，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规模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其生产技术水平仍然与欧美诸国及日本存在着较为悬殊的差距。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棉纺织品中，在棉纱方面，以生产20支以下的中粗纱为主；在棉布方面，主要生产品质较低的粗布。在高级棉织品领域，其生产能力仍然非常薄弱。这种状况在中国棉纺织品的对外贸易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天津和东北的棉布市场为例。从下表中可以看到，在天津和东北市场，外国粗布的输入，不论是日本还是英国或美国的产品，其数量普遍都在减少，而其中日本减少得最多，减幅分别为85%和73%。同期，中国产粗布却大幅度增加，两个市场分别增加了700%和1544%，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绫木棉布的生产技术要求也相对较低，属粗布范畴，因此其市场情况也与粗布相类似。但在细绫棉布领域，情况正相反。外国产品输入增加，其中虽然英国和美国总体处于减少状态，但外国产品的总量在增长，天津增长了10%，东北增长了178%；而中国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几乎没有变化，天津的增长为0，东北虽有所增加，但其数量与外国输入品相比，微乎其微，只有1/350。随着中国粗纺能力的增强，外国产品正在该领域失去往昔的优势。
1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如Edwardsf1998)通过对30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3年的数据进行检验．认为开放的国家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n1。Kwanh和Cosomities(1990)以中国1952～1985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发现出口与产出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嘲。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许和连、赖明勇f2001)采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19781998年的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GDP、出口与贸易条件之问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t31。石传玉，王亚菲，王可等(2003)对1952—2000年间我国GDP与进出口的有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发现进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州。对经济增长与我国纺织品贸易的关系研究，目前有少量学者正在逐渐涉人。姜延书，付韶军，白小伟等(2006)以我国1985—2004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纺织工业经济增长、纺织品出口和纺织品国内需求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协整关系魄。
上述专家学者研究问题的方法和结论对本文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目前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有些研究基本上是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而对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必须以样本数据的平稳性为前提条件．对非平稳性的时间序列直接应用回归分析有可能产生“伪回归”，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第二，一般的定量研究，对模型的可靠性(尤其自相关性、异方差性等)没有做进一步的检验，得到的研究结论可信度差；第三，简单的回归易于把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相混淆，把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变量经过“伪回归”后做出因果关系分析：第四，由于经济增长与纺织品服装进口、出口之间存在交互作用，采用单方程经济模型，一方面，不便于分析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另一方面，易产生变量的内生性偏差。因此，有必要通过多方程模型来分析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
2研究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Granger和Newbo|d通过多次模拟分析．发现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会造成“伪回归”现象，因此对非平稳时间序列不能直接应用传统的最小二乘回归。
Enger和Granger提出了随机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的基础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值呈现非平稳性，但它们是同阶单整的．变量之问有可能存在某种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本文基于这一理论考察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与GDP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本文的分析方法具体如下。
单位根检验。最常见的时问数列的平稳性检验就是单位根检验。本文将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还需要检验其差分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n阶差分是平稳的，则称此变量是n阶单整，记为I(n)。所有变量同阶单整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
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解决了变量之间是否及如何构成因果关系的问题。其基本原理是：在做Y对其他变量(包括自身的过去值)的回归时，如果把X的滞后值包括进来能显著地改进对Y的预测，就可以说x变化是Y变化的原因。
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于联立方程组模型中的单方程(即结构式方程)。只有在可识别的条件下才能被估计，结构式方程是否可以识别存在如下定理：在一个含有M个联立方程组的模型中．一个方程如果能被识别，该方程所排除的前定变量的个数必须不少于它所含有的内生变量的个数减1，即：K—k≥in一1(其中K为模型中前定变量的个数，k为给定方程中前定变量的个数，m为给定方程内生变量的个数)，对于可以识别的方程组模型，一般可以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进行估计[91。根据估计结果，还有必要从拟合优度、F检验统计量值、样本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是否存在自相关、异方差性等方面，对模型的可靠性做进一步的分析。
本文以1985～2005年为统计样本，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及联立方程组模型，分别考察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与我国GDP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在实证研究结果基础上，最后给出研究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3实证分析
3．1样本数据的建立
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1985～2005年。我国的GDP(支出法)、纺织品服装进口额(M)、出口额(x)的数据均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6中国纺织T业发展报告》以及历年《中国纺织工业年鉴》。按照年平均汇价(中间价)将当年进口额、出口额美元价格折算为当年人民币价格。为了消除数据系列的不平稳性。用GDP缩减指数(以1985年为基期)将我国GDP、纺织品服装进口额、出口额进行调整。南于样本区间大，统计数据多，这里省去模型应用的原始统计数据及计算结果(如果需要，可向作者索取)，直接给出我国GDP、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进口额(单位均为亿元)的自然对数值，分别用lnGDP、lnX、lnM表示(见表1)。
3．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应用Eviews软件，对表1巾的lnGDP、lnX、lnM序列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2。从表2可以看，通过相应的检验方式，各变量的ADF检验统计量值均小对应的1％或者5％临界值，表明各变量均是平稳的；此，各变量都是0阶单整系列，于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3．3因果关系检验
对变量lnGDP分别与lnX、lnM进行因果关系检验，观察
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设定的滞后阶数很敏感，在对不同滞后期的检验结果进行评价时．一般地以AIC或SC取值最小，同时考虑检验模型中随机干扰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为依据I。检验结果见表3，检验的模型均不存在1阶和2阶自相关性。从表3看出，在5％显著水平下，我同纺织品服装进口变化是我国GDP变化的原因．而我国GDP变化不是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变化的原因。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变化是出口变化的原因．而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变化不是进口变化的原因。在10％显著水平下。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变化与我国GDP变化互为因果关系。基于此检验结果可以确定：在模型中，lmM应为自变量，lnGDP、lnX既可为自变量也可为因变量
3、4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建立、识别和估计由于本文研究目的是分析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又根据因果关系分析的结论，经过反复试验法，并且把存在自相关的模型进行校正，引入滞后一期的lnGDP作为滞后内生变量，建立如下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基本形式。
lnGDPL=0【(I+0【IlnX+0【2lnGDP¨+[1(1)
lnGDP=13olnM+p．1nGDP¨+p2AR(1)+(2)
lnX=-y0+-yIlnM+^y2lnGDP+(3)
根据本文的研究方法所述，上方程组中，先决变量为lnM和lnGDPK=2，式(1)、式(2)、式(3)中k值分别为1、2、1，对应的m值分别为2、1、2，则式(1)、式(2)、式(3)均为恰
好识别方程，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进行估计，结果见式(4)、式(5)和式(6)。
lnGDP,=0．6177+0．10481nX+0．87461nGDP¨+I(4)
t：(2．5958)(2．3668)(16．3409)校正的R=0．9984D．W．=1．1914F=6012．916Prob．=0．000
lnGDP~=0．06891nM~+0．96971nGDP+0．7841AR(1)+tx2(5)
t：(2．2901)(55．5992)(6．6323)校正的R=0．9985D．W．=1．5131
lnX=一2．7949+0．31531nM+0．79441nGDPl=o(6)
t：(一3．2132)(3．3901)(6．1301)校正的RZ=_0．9646D．W．=1．0920F=258．799Prob；0．000
3．5对模型结果的分析
从式(4)、式(5)、式(6)的结果看，拟合优度均在96％以上。在5％的显著水平下，样本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从经济意义上考虑，样本的回归系数符号是合理的。对式(4)、式(5)、式(6)的残差进行LM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LM(1)检验相伴概率分别为0．0857、0．4402、0．0695．表明模型均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对式(4)、式(5)、式(6)的残差进行异方差性White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检验相伴概率分别为0．1463、0．1044，0．7006，表明式(4)、式(5)、式(6)均不存在异方差，说明模型是有效的。
从长期来看，式(4)结果表明，lnGDP关于lnX的长期弹性为0．8357(0．1048／(1—0．8746))，如果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实际值，下同)每增长1％，我国实际GDP会增长0．84％((1+1％)0．8357-1]x100％)左右。式(5)结果表明，lnGDP关于lnM的长期弹性为2．2739(0．0689／(1—0．9697))，如果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额每增长1％。我国实际GDP会增长2．29％左右。因此．纺织品服装进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大于纺织品服装出口的贡献。同时，式(6)结果表明，lnX关于lnM的长期弹性为0．3153．如果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额每增长1％，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会增长0-31％左右。lnX关于lnGDP的长期弹性为0．7944，如果我国实际GDP每增长1％，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会增长0．79％左右。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大于GDP增长对纺织品服装出口的贡献。超级秘书网
4研究结论、原因分析和政策启示
4．1研究结论及原因分析
(1)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原因在于：一方面，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纺织品服装出口是我国商品出口的重要来源，纺织品服装出口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加快了我国纺织工业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我国纺织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
(2)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地促进作用。理由在于：一是我国纺织生产上所需的纺织原材料及高级服装面料等的进口．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纺织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二是进口到我国的部分纺织品服装很快转化为最终消费，进一步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
(3)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原因在于：一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加工贸易在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比如2005年我国纺织品服装进料、来料加工贸易占出口的26-3％．加工出口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二是我国许多纺织行业产品出口所需的纺织原材料及高级服装面料等依赖于进口，比如目前我国每年要进口几十亿美元的外国面料。因此。纺织品服装进口变化是出口变化的原因，进口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4)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纺织品服装出口的贡献。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是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我国许多与纺织有关的先进技术对外依赖程度还相当高。另一方面，我国纺织产业还处在世界生产价值链的末端，诸如设计、产品开发、印染后整理、品牌营销等与国外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不多。因此，相对纺织品服装进口来讲．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1.1深加工出口比重不断增加，出口逐渐由数量型向质量型、高附加值方向转化。
表1的有关数据资料表明，1992年一1993年中服装出口的增长率高于纺织品的增长率，1994年服装出口增长幅度虽略低于纺织品的出口增长幅度，但其出口仍占总出口额的66.7%。这主要是由于目前原料价格急剧上涨，工资优势削弱、纺织初级产品的比较效益下降所致。
另据日本化学纤维协会称，1994年日本从中国进口服装增长30%，高达81亿美元。毫无疑问，服装出口占整个纤维制品出口的比例日益增长，是产品的附加值增高、加工深度延长的表现。但是从出口的服装来看，我国服装价格依然较低，仍是一种数量型、资源型的深加工，是凭借服装出口数量的大量增加而使出口额增加，而不是通过单件服装的价格提高。
1.2出口产品的原料结构仍以天然纤维产品为主
从出口的纱线来看，1994年共出口28.05万吨，其中棉纱线出口达19.49万吨，占69.5%;亚麻与竺麻纱出口6.14万吨，占21‘9%;合成短纤与棉混纺纱线出口2.42万吨，仅占8.6%。而出口织物中，棉织物的出口约占总出口的一半以上。
我国是世界上几大产棉国之一，并且盛产丝、麻等天然纺织纤维。由于我国在化纤生产方面还处于落后地位，因此出口产品的原料结构以天然纤维为主这一局面可能还要维持相当的一段时期。
1.3直接出口的比重没有太大增加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纤维制品出口的国家(地区)中日本一直占据第二位，香港是第一位。1994年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额中对日出口额为73.82亿美元，占20.8%;对香港出口额为124.51亿美元，占35.0%。中国产品通过香港间接进人其他国家的比重相当大。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后，可以预见我国对其他国家的纺织品直接出口会增大。
1.4以量取胜的根本格局没有变化
以梭织服装为例，梭织服装94年出口金额142.68亿美元，比93年增长30.2%，出口量比93年增加15.1%，而单位产品价格仅增长13.1%。这表明我国出口的纺织产品质量、档次和技术含量都有一定的提高，但以量取胜的根本格局仍没有较大变化。中国现正对纺织业的不合理结构进行调整，希望改变以量取胜，产品竞争靠低价的形势。如果这种格局能得以改变，将大大加强中国纺织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为重振纺织工业奠定基础。
1.5原料紧缺限制了中国纺织产品的出口
近年由于棉、麻、丝等原料的供不应求导致纺织业需用的原料价格上涨，单位数量出口价格下降，这给企业的生产带来极大困难，很多纺织企业被迫停产待料，从而使纺织产品出口受到很大影响。1995年原棉价格开始有所回落，这种紧张状况才稍稍得以缓解。中国对日本纺织产品的出口同样具有以上特点，并且在近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
2日本纺织现状
从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来看，各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其纺织业也大都经历了幼稚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过程。日本纺织业也不例外，其纺织业已进人衰退期，可谓夕阳产业，无论怎样予以保护，它的消亡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中国的纺织业则正处于兴盛时期，两国若能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那么在经济上的互补优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发挥。目前，纺织产业在日本产业中的比率正在逐渐缩小，其现有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生产规模小，生产周期短，快速交货等特点，生产产品多属于高档纺织品。
日本是一个经济增长率及个人消费支出大的国家。根据经济学上的观点:当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高后，个人用于食物方面的消费所占的比重会大大降低，而用于衣着、娱乐的费用则会增加。日本自经济飞速增长以来，其国民的人均纤维消费量在逐年上涨，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产业用纺织品、装饰用纺织品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可见，日本市场对纺织产品的需求量还是相当大的，其对纺织品的需求呈现以下特点:(1)成衣需求量大，且追求高档名牌服装;(2)时装周期逐步缩短，款式更新速度快;(3)由于总体购买力的上升，对价格便宜的中、低档货需求也将上升，物美价廉的商品仍表现出较强的吸引力;(4)日本对进口成衣没有限额限制，吸引了众多制衣厂商进军其市场，以实现货源地多元化的目标;(5)日本制衣业取代进口的能力不强，大量原料型产品仍需进口。另外，日本商家获信息快且准确。
3、中国要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对日纺织品出口额将困难重重。
1993年日本纺织产品进口2万亿日元的总额中，中国的比重高达42%，金额为8470亿日元。日本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家，历来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厚，中国纺织产品对日出口的激增长，使日纺织业受到很大冲击，鉴于此，日本通产省1994年12月5日生效一份《关于制定纺织品保障措施的手续问题》的提案，规定了动用MFA保障条款保护日本纺织业的具体操作手续，首当其冲的对象就是中国。如果日本只对中国设限，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利用此机会抢占日本市场。因此，中国对日纺织品出口情况不容乐观。
日本现正实行货源地多元化的政策，使其对某一国的进口都不至于完全占领该国的市场，而近几年中国纺织品已占日进口纺织品数的一半左右。加之，日本市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如:高标准测试要求;分销渠道复杂及一些强大的工业联盟等等，这一切都使中国对日出口纺织的难度加大了。当日本的人均纤维消费水平达到饱和之后，其国民的消费就会转向其它领域，到那时中国要再想提高对日出口量将会更加艰难。
从以上几方面的情况分析看，近期中国对日纺织品出口不利因素多于有利因素，但是通过双方加强合作，共同开发新领域，两国贸易前景仍是美好的。那么近期中日纺织品贸易具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1)中国对日纺织品出口总额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甚至可能会有所减少;(2)中国对日出口成衣比重会逐年增加，纺织品生产原料仍然以天然纤维为主;(3)日本在1997年以前，将保持我国纺织品出口主销市场的第二位，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可望成为我国最大的纺织产品出口国家;(4)中国纺织品在日本市场所占份额比前两年有可能减少;(5)中国从日本进口的纺织品化纤原料将进一步增加。
随着南亚和东盟各国纺织业的兴起，中国纺织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建议应采取以下对策:(l)中国纺织工业出口企业应该加强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免一国设限，就造成严重影响;(2)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应朝高附加值、深加工的服装业进军;(3)切实落实外贸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针对日本可能提出的关于限制纺织品进口的双边磋商，采取灵活的应对策略;(4)九十年代，按照国际纺织品出口发展规律，我国纺织品出口已进人成熟期，而且现阶段纺织工业作为出口支柱产业为国家积累外汇资金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国家还应大力扶持纺织工业，促进出口。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 本文概述了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的内容，构建了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模型，设计了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的工作流程，提出了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数据库设计方案；最后，给出了加强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开发推广的几点建议。 【论文关键词】 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 一、系统构建背景 国家出口创汇大户——纺织行业，由于绿色贸易壁垒的阻挠，影响其出口产品价格和数量，每年损失高达70多亿美元。因此，构建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1)，帮助国内纺织品企业掌握国际市场生态标准信息，了解企业自身产品于国家标准的差距，改进技术水平，提高产品档次，及时申请生态纺织品认证，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突破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至关重要。 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是一个国际贸易中采用的以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安全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词汇，并对国际贸易产生某种限制或障碍作用。由于各国技术水平的差异，其所依据的标准不一致，对产品的绿色贸易壁垒各异，加之对外国产品的歧视态度，发展中国家往往遇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制裁。 目前，大部分企业对绿色贸易壁垒限制的具体内涵及外延并不了解；或者部分了解，或者认识到了绿色贸易壁垒的危害，但却不知道本企业产品的最终销售国绿色贸易标准要求的测试项目有哪些，以及如何测试。因此，纺织企业都迫切需要建立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 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对国际组织的绿色贸易壁垒施行依据——ISO14000环境体系标准、产品出口国家或地区的生态标签及各种相关的法规进行分类，将企业所生产产品的相应测试指标进行对比评价，并对该纺织品发出相应的壁垒风险预报。 二、系统设计 1.系统模型构建 建立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的主要任务:（1）制定纺织品生态标准、纺织及相关生态标签和相关法规数据库(简称标准数据库）;（2）实现数据的管理、查询与分析功能;（3)建立专家数据库和数据分析模型库，实现分析决策功能，为企业防范绿色贸易壁垒提供预警信息和决策依据。 根据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1998)研究成果，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模型可为：警素分析——确定警情——寻找警源——警指确定——预报警度——警策分析——采取措施。其中，警素分析，明确警情是前提，是预警分析的基础；寻找警源是分析预警原因；警指确定是预警指标的确定；警度预报则是预警的基本目标，依此制定合理的警策；采取措施是系统功能的最终实现。 2.系统工作流程 预警系统首先获取预警纺织品相关信息，并调用当前生态标准数据和相关标准数据，通过与警指对比检测分析，形成检测值数据文件，进而通过与警度数据的对比分析，形成警度预报数据文件，通过分析判断形成初步警策数据文件，结合专家会诊，系统最终给出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报告。 图1 系统工作流程图 3.系统的功能结构 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提供了一个快捷方便的操作平台，便于纺织企业了解和把握国际纺织生态标准和最新动向，方便查询绿色贸易壁垒基本知识，查询相关生态标准和生态标签，以及出口限额，同时便于企业交流和相互学习（图2）。 图2 系统功能结构图 三、系统实现 1.系统数据库结构 系统采用数据库管理软件采用MS SQL Server 2000，充分考虑其开放性、安全性和可扩展性。数据库结构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系统的基本要求和扩展要求（图3）。 图3 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数据库设计方案 2.系统开发 系统采用B/S体系结构，服务器采用数据库管理系统MS SQL Server 2000。软件利用Boland公司的Borland C++，Microsoft公司的Visual Basic7.0开发，这样充分利用了VB开发周期短、易维护、方便升级和修改等特点，也避免了在复杂计算上的VB不足。本系统运行在Windows XP操作平台上。 四、几点建议 我国纺织企业屡屡蒙受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我国应尽快建立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系统，尤其是能够有效地提供服务，保 护和指导我国纺织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同时，提高我国纺织企业的生态生产意识，避免绿色贸易壁垒的危害，提升我国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 1.加强生态生产和消费意识 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问题不仅要引起纺织企业的高度重视，更要引起各级政府和各级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强生态安全意识，崇尚绿色消费这一契机，发展生态纺织，提高利润增长空间的角度，积极有效地建设实施生态安全战略。 2.加强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的研发力度 政府、纺织行业协会，以及相关大专院校，要大力加强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的研发和推广力度，制定相应的机制、体系和评价指标，保障系统研发的科学性、时效性和实用性，为企业防范生纺织品态壁垒提供决策支持。 3.加强预警系统的政策法规建设 构筑纺织品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是进一步构筑和谐贸易的重要环节，需要有力的政策法律给予支持和保障。首先，着手建立系统研发和推广的管理体制；其次，加快有关的政策体制建设工作，出台有关的管理条例、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等；第三，从法制建设角度规范生态生产和生态消费，通过立法来保障绿色贸易壁垒预警系统的政策和管理有法可依，最终形成法律保障。
论文论文关键词：后配顿时代 纺织品服装贸易 出口 论文论文摘要：纺织品服装贸易已进入“后配额时代”。贸易环境的变化，虽然给中国的纺织品服装贸易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但也使其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新的贸易摩擦。美欧等国近期频繁对我国纺织品实施特保措施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从2005年1月1日起，国际上实行4o多年的纺织品服装贸易配额制度被彻底取消，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配额的取消意味着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实现了一体化，这将给全球纺织业带来深远影响。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摆脱配额体制的长期困扰后，迎来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但同时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新的贸易摩擦，未来的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一、后配额时代．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的新格局 取消配额使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迎来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新时期，这将刺激世界纺织品服装产能的全面释放。促进全球纺织品贸易的增长。但同时，主要进口国与出口国以及主要出口国之间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将呈现新格局。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印度等具备突出成本优势的国家可能成为“后配额时代”最大的赢家，其在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中的份额将进一步上升。而一些区域一体化协议的受益者如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会受到较大冲击。一份题为(2005年后的赢家和输家》的报告对“后配额时代”28个主要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国的前景进行了分析评估。该报告选取了生产成本、间接节约成本以及开发和宏观成本三个指标，将每个国家的纺织服装业情况分为四个组：①A组：当然的赢家，其成本、物流和经验优势使其处于有利地位。②B组：服装行业规模很大，如果能使间接成本降低，即可获得更大的成功。③c组：具有一定宏观优势，如最大限度地贴近消费市场，享受贸易优惠政策等。④D组：当然的输家，无法适应“后配额时代”的市场变化。其中，每个组又分为3个等级。如“”对应着A组中受益最大、最有前途的国家，“D”则代表D组中最没有前途的国家(见表1)。 二、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晶服装贸易受到的影响 (一)配额取消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发展 由于纺织品服装配额的取消，原有配额管理已经不再适用，使我国纺织企业可以自由进入过去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配额限制的国家和地区，迎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另外，取消配额使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节省了过去为获取配额的花费，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提高竞争力。2005年，这些因素对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的促进作用已经开始显现。2005年1—2月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值为148．5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69％，实现贸易顺差128．O1亿美元；对设限国家出口为57．42亿美元，同比增长74．57％，占纺织品服装整体出口的39％；对非设限国家出口为91．12亿美元，同比增长为11．6％，占整体出口的61％。从出口国家和地区看，出口到美国、欧盟、土耳其、加拿大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去年1 2月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总值为25肼亿美元，比前年同期增长81．26％，超过香港、日本成为纺织服装出口第—位。 (二)配额取消使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竞争加剧 纺织品服装属需求弹性较小的商品，年进口增幅仅为5％。取消配额后，因进口国新增有限，加之全球纺织品生产已相对过剩，要想扩大市场份额，就必须抢占他国市场。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各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或者地理优势，以及与纺织品服装进口大国之间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自由贸易的优惠安排，同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展开价格和数量竞争。因此，配额取消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会面临这些国家的竞争压力。据统计，2005年1月份，我国不少纺织品服装产品出口价格下跌超过40％。美国纺织品组织根据我国海关数据得出，我国棉制针织衬衫出口价由去年的3．12美元降至1．71美元，降幅达45％。2005年3月上甸召开的第14届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出口成交情况也凸现这一现象。交易会共成交255918万美元，较上届交易会增长25．43％，但纺织品服装的成交单价却较上届交易会下降一 成甚至更多。出现这种“量增价跌”现象除了由于后配额时代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向市场规律的正常回归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取消配额，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竞争加剧所致。 (三)配额取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依然面临许多贸易壁垒 1．针对我国的特定产品保障措施。我国政府在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凡是WTO成员都可以在2008年l2月31日以前，有根据地针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有效期长达1年的进口限制措施。除此以外，WTO成员国还可以对任何产品(包括纺织品和服装)在市场受到扰乱的情况下采取有产品特定性的特殊保障措施，直到2013年l2月(此种情况必须向WTO保障措施委员会通报并与中国达成协议)。自全球纺织品服装配额取消以来，中国同美、欧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一直磨擦不断。2005年4月4日，美国根据1季度初步进口统计数据宣布对我国刚刚解除配额限制的3种纺织品自主启动“特保”调查，28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正式受理美国纺织业界组织4月6日提出的对中国7种商品实施“特别限制措施”的申请。而中国纺织品服装的另一主要出口地——欧盟，于2005年4月1日起，取消了对中国纺织服装的普惠制待遇，征收的关税由目前的平均9％上升至12％，4月6日又公布了针对中国纺织品的特别限制措施行动指南，4月25目欧盟决定对来自中国的针织衬衫、毛衫、裤子等9种纺织品进行特别限制措施的调查，如果调查发现中国纺织品确实破坏了欧盟市场的正常秩序，欧盟即可以启动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对中国纺织品加以限制。 2．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反倾销由于具有形式合法、能够有效排斥外国产品的进口、且不易招致报复等特点，被许多国家视为保护本国利益的最佳方法而频频采用。在取消纺织品服装配额后，如果来自中国的低价纺织品服装进口增加，进口国将越来越经常地对我国纺织品服装提起反倾销诉讼。特别是美国、欧盟等许多西方国家至今仍没有正式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使得在反倾销贸易摩擦中，进口设限国可以随意选取“替代国价格”核定我国产品的正常成本，这将使我国在反倾销贸易摩擦中处于不利地位。2011年6月，欧盟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第35类纺织品(主要指化纤布)展开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5．8亿美元左右，是迄今为止中国纺织品遭遇案值最大的一次反倾销调查。2005年3月，欧盟公布了初裁结果，涉案企业将被加征20％一85．3％的倾销税，这一结果意味着我国的涉案产品将很难再次进入欧盟市场。除欧盟外，印度、土耳其、秘鲁、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对我国的纺织品进行过反倾销调查。 3．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配额取消后，为阻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纺织品服装的进入，西方发达国家构筑起形式多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其中某些发达国家还以环保和保护消费者健康为名，设置了一系列绿色环保技术壁垒，如欧盟的生态标签认证标准(Eco--labe1)和环保纺织品标准(Oeko--Texstandardl0o)等。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从对方国内的社会政策寻求保护借口，要求对方实行与本国相同的社会福利、劳动工资、社会保障等标准，如美国已开始强制推广的sA8ooO标准认证。这些都将直接影响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与服装产品的出口。 三、后配额时代，促进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对策 (一)以质取胜，提升产品附加值 产品质量是纺织品服装贸易在配额取消后进一步发展的充分必要保障，所以要狠抓纺织品服装出口质量。同时要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从纤维、面料、新技术的研发和服装的设计人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技术含量，从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打造培育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知名品牌，使我国逐步由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转变，由价格竞争向质量竞争、品牌竞争转变。 (二)建立纺织品服装出口预警和监测机制，加强行业自律 由于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很容易成为进口国实施贸易技术性壁垒、反倾销调查的对象。对此，行业组织应该加强对主要进口国的有关反倾销法规、技术标准、产业政策等的研究，建立纺织服装重点品类的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出口国别和地区的监测系统，帮助企业分析市场前景，做出快速反应。此外，政府和行业组织要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监督和行业自律，严禁削价出口、恶性竞争，以减少反倾销和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干扰。 (三)接轨国际标准 国内现行纺织标准体系以原材料或工艺划分的产品标准为主，而发达国家纺织品标准都是根据产品的最终用途制定，并且国内 现行标准大大低于国际标准，且与之不接轨，严重制约了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发展。因此，必须迅速建立与国外接轨的、与国际纺织品市场相适应的标准、检测和质量认证体系；并积极推行IS014000环保标准和国际市场上最具权威的生态纺织品标准Oekw-Texstatrdard100等的认证工作。 (四)实施出口多元化策略，分散市场风险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主要集中于香港、日本、美国、欧盟和韩国5个市场，对这5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量占到我国纺织品与服装出口总量的75％。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使我国纺织品贸易的发展既有较强的依赖性，又有某种程度的潜在不稳定性，会在某些突发诱因下遭遇严重的发展障碍。因此，在巩固和加强传统出口主销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新的出口市场和地区，将有利于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