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11-0095-01
摘 要 本文试将其放置在古代文学背景中，旨在从其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梳理出其总体特征，于学理上探寻其自身的变异脉络及与它时段文学的内在联系，呈显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发展历程；文人集团
魏晋南北朝是指东汉建安年代到隋朝统一约 400 年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局比较动荡，以致政治腐败，经济衰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政局的动荡又导致了集团间的权利之争，使许多有志之士怀才不遇，甚至遭受杀身之祸，是历史上少有的恐怖时代。诞生在这一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1 魏晋南北朝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1.1 士族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的重要特点。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特殊的阶级地位，使其拥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社会力量，他们垄断政治，世袭贵族，这样就造成了寒门庶族没有仕进的机会，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这种社会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庶族强烈抗争士族控制政治权利、倾泻不满的现象。
1.2 就思想状况而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随着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价值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的本体论、思辩逻辑不断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学、佛教和道教都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历时约 400 年！
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这一时候的代表作家包括曹氏父子即三曹，还有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
以及女作家蔡琰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为主，诗风大都慷慨激昂，悲壮但刚健有力，史称“建安风骨”。
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处在魏晋换代之际的正始文学，被司马氏掌权后形成的政治恐怖所影响。这一时期的文人面对政治的黑暗，选择了老庄的“无为而治”做消极抵抗，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真实的反映了现实，只是与慷慨悲壮的建安文学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多是忧生的嗟叹。
两晋文学又分为东晋文学和西晋文学。
东晋文学时期，一些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在语言上有了新的探索，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这一时期对门阀制度的抗议、寒士不平之鸣的作品尤其突出，成为富有光彩的亮点。东晋文学最富特色的是山水田园诗，山水诗的代表人物是南朝的谢灵运和齐代的谢眺。最有成就的田园诗人则是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擅于从日常的小事情中挖掘出诗意，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高境界。
在南北朝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北朝民歌，这个时期还出现出现了南北方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这一点在南北朝民歌上有很好的体现，南朝民歌大都反映的是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风格清丽婉转，而北朝民歌则反映着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风格粗狂刚健，这些都与当时南北方的社会现实有关。
3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
南北朝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文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文人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文学创作的规律，也就是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相当的认识和把握，进入相对自由的创作状态，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3.1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地重要标志：
一般来说，所谓文学自觉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从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是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和认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而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了个人的行为，可以自由的抒发生活体验和情感，使文学固有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在此时几乎已被淡忘了，例如，汉代的大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演化为抒情小赋，作家开始在小赋中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写出了独特的感情内蕴。
（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样式趋于精致化。在这一时期五言古诗得到长足发展，并趋于成熟，七言七言歌行体得以确立，并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梁时期，更是创作出了一种新诗体即“永明体”，这种诗体是律诗的前身，梁陈时期出现的宫体诗扩大了诗歌的领域，体现了新的美学追求。
3.2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文人集团活跃：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普遍受到重视，文人的地位因此提高。因此进入到文人的社交活动，成为了一种可以提高身份的高雅的活动，文人集团因此形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被后人称道是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三曹”为首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和魏末晋初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此外，还有西晋时候一权臣贾谧为首包括陆机、左思等人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时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齐代的“竟陵八友”
还有梁代的帝王太子们各自组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人集团，这些文学集团间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刺激了文学的兴盛和发展，而且文学集团在举办活动中的相互影响，使文人思想发生碰撞。常常会产生新的文学思想，使文学风格多样化，刺激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2.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 和良好的维护人权的政策。欧盟提出，援助应以受援国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 条件。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和市场经济情况。1989年12月，欧盟 在签署第四个《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 定”)时，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随后，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签 订的含有人权民主内容的协议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 个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每一个都含有人权、民主的内容。(注：参见 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0页。)凡达 不到它们要求的南方国家，就得不到它们的援助；已经得到援助的国家，则会受到停止 援助、经济制裁或经济封锁等不同程度的惩罚。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 最多的国家，它的经济制裁采取了除直接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手段。
仅1996年一年，美 国采取的经济制裁多达22例。这一年美国先后炮制两个法案对古巴、伊 朗、利比亚实行 长期制裁。1997年美国又将制裁范围扩大到阿根廷、缅甸、苏丹等国。特别是美国对古 巴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封锁。尽管从1992年至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10次通过决议 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但美国一直置若罔闻。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政 府至今仍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美国的封锁政策，已 给古巴造成了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 助的政治条件，其目的就是诱使发展中国家向西方靠拢，并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的 “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
3.利用大众传媒和一些基金会宣传西方的人权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美国 的VOA、CNN，英国的BBC，“欧洲自由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 量的宣传，力促南方国家的民众接受西方的人权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利用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培植亲信，进行 思想文化渗透。
它们利用一些基金会，一方面派遣教授、专家、学者到南方国家讲学，从事研究；另一方面也资助南方国家的学生、学者到北方国家去学习研究，使他们接受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熏陶。据美国官方统计，在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在4 0多个非洲国家中开展了有关民主的宣传活动。美国政府建立的“民主与人权基金”， 专门用于美驻非洲使馆资助当地的人权等项目。为加强非洲的民主体制，仅2000财政年 度，“非洲的民主基金”拨款就高达600万美元。北方国家还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 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念。 4.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涉。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 主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公然发动空袭，对这个不结盟 运动的创始国实行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致使数千平民百姓在战火中丧生，无数的民用 设施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可见，美国等北方国家的所谓“人权 ”、“人道”、“民主”只不过是推行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二)北方国家把南方国家作为安全和军控关注的重点。
在安全和军控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已把安全战略针对的重点转向南方国家 。美国《1992年度国防报告》提出以“全球威慑，应急反应”为核心的新防务战略，主 张把安全战略的重点从对付原苏联，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转到对付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局 部战争，并准备打击对美国重大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和力量。欧盟在海湾战争以后也认 为，“今后在军事上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南部防务，而不是位于欧洲中心的东部防务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年来极力推行北约东扩计划，通过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来向世人 炫耀武力，以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以便对付南方国家随时可能出 现的突发事件。
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笼。该指针的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 周边事态”。美日使用“周边事态”这一极不明确的概念，为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扩展 军事力量及其在周边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为美日联手干涉南方国家的 内部事务提供 借口。 北方国家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南方国家的扩散，是其 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已把防止核及其他军事技术的扩散置于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 优先地位。
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加强情报活动。这个中心利用各种 先进手段，对24个南方国家和72种以上的武器技术进行严密监视和跟踪，重点防范朝鲜 、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秘密核活动。当前，美决心搞“反恐”扩大化，将防止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同反恐混为一谈，将上述国家定为“邪恶轴心”，将对其加大施 压和打击度。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没能制止住印度、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行动。 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推行的军控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和双重标准，它们只限 制别人，不限制自己；只限制不跟着美国走的国家，不限制随它转的“伙伴”。美国可 以做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却指责别国卖武器零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真实写照。
以上事实表明，冷战后南北政治关系日益凸显。南北经济关系与南北政治关系已经相 互渗透，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南北关系已成为以经济政治关系为主线的南北各种关系 的综合。今后，南北经济政治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这不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 将继续利用人权等问题打压南方国家；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进一 步发展，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局部冲突和战争问题、走私贩毒问题，尤 其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必须南北合作才能解决。
二、随着北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经济矛盾 更形尖锐。
冷战结束后，在南北政治关系中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同时，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 北经济冲突呈上升趋势。如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 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欧盟在贸易优惠制度的调整中，把劳工标准和环境问 题同贸易挂钩，损害的是南方国家的利益。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南方国家的年平 均增长率普遍高于北方国家(注：参见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9 0—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001年。)，一些南方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在 逐步上升，在世界资金市场上也越来越成为北方国家竞争的对手。尽管南方国家对北方 国家的经济恢复增长起了主要带动作用。但是这却使北方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强权地位 受到威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受阻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北方国家垂诞 中国的广阔市场，同时又惧怕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它们对中国漫天要价，百般 刁难。
泰顺、庆元廊桥与经常古代名流望族连在一起。南宋礼部尚书陈嘉猷（庆元竹口镇平岭岗村人）《题济川桥>日：“长桥高阁一时胜，巨碣雄篇众口夸”古人把廊桥与文章联系在一起，足见廊桥深厚的文化底蕴。曾任南宋大理寺少卿、起居人、工部、礼部及吏部侍郎等要职的胡舷（庆元松源镇坑西村人）从小就经过松源草桥（后建咏归桥）到镇上念书。他在南宋庆元三年曾亲具奏章极力请命，皇上恩准置庆元县制。从绍兴经泰顺库村迁移到此的吴氏望族对修建廊桥更是情有独钟，大济二座，月山村二里十桥，从某种意义上说，庆元人是从廊桥上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的。
庆元、泰顺的木拱桥，桥上都盖廊屋，这桥廊屋有多种功能：其一，从木拱桥力学结构上其可增强桥的稳定性；其二，从木结构建筑的保护（特别是防风雨）方面，延长桥的使用寿命，建廊屋是必不可少的；其三，浙南山高路远、气候多变，桥屋可以遮阳、挡风、避雨，过往行人可在桥凳上歇息、乘凉、聊家常，有的桥（如庆元竹坪桥）还在桥内设木床可代行人商贾睡觉休息；其四，一般村里造桥桥址皆选择在村溪流出口处，意为固一村之风水，所以桥上一般设神龛祀神佛于廊层之中。因桥廊屋的桥头，桥屋脊造型，造桥的题缘、记事碑记、木匾，桥柱楹联、桥梁墨书等等，留下不少历史印记以及文字资料，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木拱廊桥人文景观。
一、桥屋景观
木拱桥廊屋一般采用四柱九檩穿斗式结构，中间为五架梁左右用单步梁。桥两旁檐下设多重挡风雨板，寿宁多全封闭并开窗，其他县（市）有小部分为半封闭。桥内两旁设桥凳以供行人歇息，有的桥还将板凳加宽铺成床状，可供行人睡觉，更显得人性化。桥屋脊双坡顶居多，简洁古朴，也有的升出重檐或三重檐，并在桥内设藻井，显得壮观华丽。有的桥内梁上墨书丰富的人文资料，有建桥董事、缘首、造桥工匠、书梁、择日、地理先生以及当地官员，四方百姓捐助、地名、人名、数额。此种做法，也称作以梁代碑（有的书写在匾额里）。柱联、梁上绘画。
二、教化空间
其实廊桥作为教育下一代，传授民间技艺之场所在第一章中已做陈述，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廊桥在村落社区中被当地官员主事者作为议事、教化与道德评判场所，其功能等于村落中的宗祀，但优于宗祀，因宗祀总是一姓一房所有，还不如廊桥更具广泛性。因此廊桥在乡村社会组织与结构中成为议事、舆论、评判、惩治之场所，是乡村道德维系、治安维持的重要场所，对村落民众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
福建屏南双溪劝农桥与陆地莲宝台宝塔桥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劝农桥位于古镇双溪村东二里的千年古刹北岩寺前，桥原名下院桥因首任邑令沈钟劝农于此而改名劝农桥，沈钟《春日近郊劝农》诗云：“载酒春山自劝耕，官亭杂沓共欢迎，溪回树绕青旗转，风定花随翠盖轻。已荷恩纶蠲宿赋，史占丰穰报秋成。太平乐事原多众，野老休跨长吏清。”在古代农业社会粮食生产第一要务，一县之长吏春耕时节劝农告农桑也是必然，但在屏南开县之初，农业生产与农民教化问题相对突出，这可从沈公《治屏管见》中得出答案。其文云：“治屏之要，莫先乎教养。”“屏民习于懒惰，耕获之外别无所事，每见冬成后唯闭门向火，男妇皆然，良可笑也。”“屏南虽自古田分出，然从前百姓实未识有官长，与生苗无异，其朴陋山野之状难以言喻。”8《沈志》卷五“风土”载：“（屏南）山多田少，耕作常远在一二十里之外，晨往暮归，逾岭涉山献，工去其半。”清乾隆开县前屏南水稻岁只一获，且产量低，民无以为生，多出外谋生，沈种上任后经调查提出许多措施，如推广“蓄水灌田法”、“杂粮豆麦法”、“设猪圈屯灰粪肥田法。”9等，同时还兴修双溪水坝等全县多条水利工程，并每年开春于劝农桥上率众吏鞭春劝农，可以说，沈种的确是名良吏，在他课桑重农下，屏南农业在清乾隆朝及以后二百多年来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在劝农桥上劝农成了每位县令开春后的常例，不管沈公之后的170多位县令几人用心、几人作秀，廊桥被官方做教化民众之场所确实实实在在的。
庆元如龙桥作为村落教化空间功能也很突出。一个村落中小到夫妻口角，大到宗族纠纷都可拿到廊桥上由众人评说。如果出现一个道德失范之事，当事人是难以承受廊桥之上众口一词的舆论指责。同时，廊桥上有神明，神明崇拜除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道德维系功能，“抬头三尺有神明”，在因果报应思想的长期灌输下，人们在神明面前不敢说谎，神明也就成为乡村道德治安的有力维护工具。屏南陆地村订有许多村规民约，包括禁鱼、禁伐、盗窃、毁物等方面，处罚包括罚戏、罚物、公开道歉、张榜检讨等等。
三、建桥登科
在浙江一带有“建桥登科”的风水之说。例如，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浙江宁波定海县令王阮一上任，了解到本县尚无人由科举取得功名，他十分迷信风水，听从风水先生说，在城外架了一座石拱桥，并亲自题写一副桥联：“人从桥上过，状元此时生”。桥中间设有神龛，供奉文曲帝君，祈愿文教昌盛、人才辈出。桥成后，名日状元桥，据说大有利于发荣科甲、文运昌盛之意。平时许多文人学士争相过桥，以祈登科。果然不出几年，当地文教大振，有几个学子文武登科，应验了“状元此时生”之言。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当地有个名叫张信的书生，中了解元，族人出资造了一座石桥，名为解元桥，以示光宗耀祖。翌年，他又中了状元，人们便相信是造桥缘故。时至今日，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当地每年有些高考生，深受民间口碑传说影响，为图个吉利，在考前也会在状元桥、解元桥上往返走一遍祈盼“人从桥上过，状元此时生”的洪福降临身已考上理想大学。把桥与功名联系在一起，来是属于一种偶然巧合，但却被风水先生牵强附会说成是风水的必然现象。
四、桥头送客
古有在桥头迎送客友之俗。起源于我国史载最早的一座桥——绍兴舜桥。《会稽地志》载：“舜桥，舜避丹朱于此，百官候之。”从此，开创了一个久传不衰、盛行各地的迎送桥俗。凡帝王临幸桥梁，地方官吏要在桥头迎恩；凡派到地方的官吏赴任或离任，地方其他官吏也要迎送到桥头。此习俗，逐渐延伸到文人雅士、平民百姓在桥头送客别友的桥俗。
古人送客到桥头，折柳送别亲友，是古时的风俗。因为“柳”与“留”是谐音，表示主人挽留之心。用柔柳挽系离愁的习俗可追溯至汉唐。《三辅黄图》卷六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当时灞水两岸多柳，长安人送客，必至桥头折柳而别。唐诗人裴说《柳》诗云：“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
五、桥上赏月
中秋节与春节、清明、端午、重阳并列为我国民间传统的“五大节日”。中秋明月皎洁，晶莹团圆似镜，人们把它当作幸福美满的象征，并出现许多中秋赏月的故事。旧时，在江南、中原、西南一部分地区，中秋之夜有在桥上赏月的习俗。这一习俗源于西周，唐宋时代此风甚盛。古时，说拱桥是人间彩虹，顺着这道彩虹可上天。据《龙城录》记述，有年中秋之夜，唐明皇李隆基在桥上遥望明月，遐想着跨上“天桥”进入月宫见“广寒宫”前有仙女起舞，便记下其乐曲。当他回到人间后，将嫦娥舞曲记述于《霓裳羽衣曲》中，乐工演习，乐音清丽动人，宫女翩翩起舞，为赏月助兴。历代帝王沿此习俗，代代相传。南宋《癸辛杂识》中说：“中秋之夕，帝王在京都临安德寿官内桥上焚香拜月，遥寄美丽善良的嫦娥，并在桥上宴饮赏月，池之两岸宫女穿白绸衣，与月光相映生辉，舞于桂树下，乐工奏乐助兴。”在《东京梦华录》中也有记载，说中秋明月夜，富贵之家结伴到台榭桥亭饮酒赏月，民家争占酒楼赏月。
明清时，宫廷内桥上赏月礼仪流人民间市井。旧时，孔子门徒仲子路的故乡山东泗水卞庄一带，每逢中秋之夜，村民汇集在一座名叫“卞庄双月桥”的古桥上共赏明月，祭祀孔子，看桥下双月戏水。
六、桥头聊天
在江南水乡苏州、绍兴和四川成都一带乡镇，桥头常建有茶楼酒馆，桥上设肆摆摊，商贾、行人、游客常在此处品茶饮酒，买卖交易，赏景聊天，热闹非凡。许多人常到桥上石级或低矮条石状桥栏上，席地而坐，小憩、闲聊。尤其是夏日晚上，明月高悬，河水盈盈，凉风习习，桥上更是近处居民纳凉好去处。三五成群坐在一起，纵论古今人世百态，趣闻逸事，付诸一笑，其乐无穷。这种江南盛行的“桥头聊天”千年遗风，至今仍为人们所继承。
总之，在我国传统的文化现象中，如科举、风水、命相、宗教、建筑、学宫、农事、娱乐等等，都与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沿成俗，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桥俗，蕴涵着古老历史文化内涵，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表征。
参考文献：
[1]吴积雷.民俗文化视野下的庆元木拱廊桥[J].语文学刊,2006(1).
0前言
北京，正如梁思成先生所歌颂的一样，是“古代中国都市发展的结晶”。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分三批划定了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其总面积占旧城总面积的40%。
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研究工作由市规委组织规划院、市政管委、市政管理处、市政院、市自来水集团、燃气集团、供电公司、路灯管理处、通信管理局、通信公司、歌华有限等十多家单位共同完成。笔者参与了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南池子试点片的市政工程综合设计。
l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况
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包括南池子、东华门大街两个片区。该区位于旧皇城内东南部，北起东华门大街，南至长安街，西邻故宫后河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东接南河沿大街。总面积34．5hm，其中重点保护区面积30.2hm2，建设控制区面积4.3hm2，现况居住用地19.92hm2，区内自然院落600多个，原有居民4351户，户籍人口9130人，人口密度为265人／hm2(图1)。
1．1路网交通状况及文物古迹状况
现况南池子大街为机动车由南向北单向行驶，东华门大街和南河沿大街机动车双向行驶。街区内部有大小胡同17条，死胡同多且曲折，有场地临时建筑，不能满足消防车、紧急救护车的通行要求。保护区内大部分为旧城形式的四合院及部分后建的居民住宅，区内还有普渡寺、皇史残、普胜寺等文物保护单位及市政协、市房管局、欧美同学会、东城商业学校等单位，具有一定车流量。
1．2市政设施状况
街区内的现况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基本配套齐全的建筑物只占2O％左右。现况雨污合流，合流管经常出现堵塞；现况无暖气、天然气管线。
2市政基础设施设计概要
街区内部市政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是小区规划实现的重要环节。
2．1道路交通设计概要
根据规划，结合拆迁，满足道路交通和市政管线布设需要。
(1)道路横断
道路横断面宽度不小于3m，由于道路宽度较窄，为方便道路雨水排除，道路路拱坡度采用1．5％，一面坡，两侧设置平缘石，较低一侧设雨水口。道路两侧除保留原有树木外一般不设绿化带，不设人行道。胡同内道路宽度为3～6m。
(2)道路控制标高
建筑室内地坪标高高于院落外地面0．3m，竖向设计参照现况道路标高完成。
2．2市政管线设计概要
市政管线设计本着“满足居民现代生活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保护历史文化”的原则，合理布置市政管线。因道路较狭窄，不考虑敷设中水管线及热力管线，居民采用燃气采暖或电采暖。该工程中市政管线有：雨、污水、给水、燃气、电力、电信、有线及路灯缆等八种管线。
2．2．1给水
根据试点片周边现况给水管线情况，拟从南池子大街及南河沿大街两处引入给水，对宽度小于4m的胡同采用DN100给水管，其余采用DN200给水管。DN 100给水管小区内每个路口均需设置消火栓，消火栓可置于路口附面布置不太紧张的地方。另经调查，普渡寺院内本身已设置消防管道及6个消火栓，其中4个消火栓分设于普渡寺院内四角，普渡寺内消防既可相对独立，又可与其四周居民区消防相结合。
2．2．2雨水
根据《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危改试点片外部市政工程排水规划方案》，该街区属于御河下水道的流域范围。将该区雨水分东、西两个方向分别经普渡寺西巷、灯笼库胡同及磁器库胡同等，最终排入南池子大街现况合流管和南河沿大街现况御河下水道内。确定街区内雨水排除以管道为主，路面径流为辅。雨水管线设计参数：重现期P=1a，径流系数=0.70。道路横坡采用1．5％，一面坡向，管道位于道路单面坡的内侧，雨水口串联。根据《恢复菖蒲河(金水河～南河沿大街)工程规划》以及《菖蒲河公园市政工程雨污水设计》等相关资料。对街区外部的市政雨水管线进行了合理的改造方案设计。
2．2．3污水
根据相关规范，南池子试点片内生活用水定额采取240L／cap／d(平均日)，浇洒道路、绿地和其它市政用水按综合生活用水定额的20％考虑，则保护区内人均综合用水定额为290L／cap／d。污水定额按用水定额的85%考虑。根据该街区内规划的居住人口数量进行污水量计算，D300管道可满足污水排除要求。
由于道路狭窄，化粪池及进水管置于院落内。小区内污水管管径为D=300mm，污水经普渡寺西巷、灯笼库胡同管排人南池子大街现况D=500污水管内。
2．2．4电力
电力设计最终方案在试点片的北部和南部建设两个地下变电室。根据市政府决定，以架空缆线全部人地的原则，采用直径为10～150管道。
2．2．5电信、有线电视
电信：由灯笼库胡同自西向东引入，为12孔，交接箱设在灯笼库胡同东北角的设备用房内，交接箱后电信按6孔设计。
有线电视：区域信号由磁器库胡同引入，交接设备设在灯笼库胡同东北角的设备用房内。有线电视按2孔设计，与电信置于同一位置。
2．2．6照明
路灯缆埋设最浅，一般置于道路侧边距建筑物0．3m的位置，埋设在建筑物基础之上。
路灯的设置可考虑采用．a．挂墙形式；b．在院落门及建筑凹处设置灯杆；c．在道路侧边设置灯杆。
2．2．7天然气
未考虑热力管的引入，居民可利用燃气或电进行采暖。
设计天然气中压管线从南池子大街由普渡寺西巷接入该设计区域内。在普渡寺西巷A区的西侧设天然气调压箱。经调压后的低压天然气引至各使用点。
3市政工程综合设计中的特殊处理
该市政工程综合设计中采用的规范主要是《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98)及《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建标[2002]179号)。
3．1实施目标与原则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基础上尽量减短各种管线在道路上的铺设长度，但仍导致部分管线之间的距离低于规范要求。对于违反规范要求的情况需要经过研究论证，以便于保证将来运行管理的安全性。论证着重于管线间距、检查井尺寸以及市政站点等三方面，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由于该工程中道路狭窄，在综合设计中除遵循一般的原则外，在管线综合设计中还遵循了以下原则：
(1)污水由于埋设最深，置于路中设置，管材宜采用UPVC、HDPE等具有抗渗、抗漏能力较强的塑料管或胶圈承插口混凝土管，并使用砂基础。
(2)雨水排除采用管道形式，一般靠路边设置，且埋设较浅。管材宜采用UPVC、HDPE等塑料管或胶圈承插口混凝土管，采用砂基础。
(3)路灯照明在“难于安装灯杆的狭窄街道宜采用悬索布置”方式或墙挂布置方式，尽可能不设灯杆。
(4)电信与有线统一合槽布置。
(5)给水设置消火栓，消火栓井内径一般按1200mm考虑，若平面位置很紧张而又必须设置消火栓时，要求其井径缩小一号。
(6)燃气按市规会【2002】271号“关于研究燃气规范中有关问题专家论证会议纪要”执行外，在燃气管线距给水管线及电力缆较近处，遇消火栓井、给水闸井或电力检查井时，燃气管线需做局部调整或加套管从井室中穿进。
3．2重要节点研究
为了满足居民现代生活的需要，该工程中布置了多达8种市政管线。由于道路狭窄，部分管线无法满足建设部《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建标【2002】179号)和《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所规定的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净距的一般性规定的特殊情况。
3．3检查井尺寸
(1)污水检查井：一般为内径900mm的检查井。
(2)电信检查井：大部分按900mm×1200mm考虑。
(3)电力检查井：由于电力检查井较大，部分雨水管线需要走电力检查井井室上方；E区电力入户处检查井平面尺寸比较紧张，检查井需要缩小。
3．4市政站点
燃气调压箱位于普渡寺西巷、A区西侧。按燃气设计要求，调压箱距建筑物净距应该不小于4．0m，距道路净距不小于2．0m。该工程无法满足规范距离要求，采用设置防爆墙以保证安全。
4针对具体问题采取的措施
(1)本次项目的占地面积约6．4hm。其中A~K共11个区的施工先于或同步于市政基础设施的施工。
地下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的关系应保证施工、管理及维护，为此各种管线与构筑物及管线之间最小水平净距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管线的性能、埋深、大小、管材以及管线的施工顺序和方法、土壤和水文地质条件、建筑物基础深度等因素有关，国家特做出了有关规范和规定。管线在街道平面位置的占地的深度，大多由它们的检查井断面大小决定。《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中指出：工程管线之间及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当受路宽度、断面以及现状工程管线位置等因素限制，难以满足要求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安全措施后减少其最小水平净距。为此，本管线综合设计以城市管网总体规划和各项管线工程设计方案资料为依据，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经各级有关部门协商同意，局部做了调整。
(2)由于该街区内道路狭窄，市政管线种类多，为保证市政管线的安全铺设，雨水的排除与道路设计进行了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地势以减小管径，尽量利用地面径流、雨水口串联等形式以节约水平空间。
通过多种雨水排除方案的比较，确定将该区雨水分东、西两个方向分别经普渡寺西巷、灯笼库胡同及磁器库胡同等，最终排入南池子大街现况合流管和南河沿大街现况御河下水道内。由于街区道路狭窄，化粪池及其进水管与具体设计的建筑设计商榷，置于院落内。
(3)在H、J区有地下停车库，出入口分别设在普渡寺的东南和西南墙外，并设有螺旋车道出入口。螺旋道外顶最小覆土约1.12m，部分管线设于螺旋道上部通过，综合设计中尽量避免大管径管线及埋设深的管线穿行。
(4)将电力规划设计方案中的设有8个箱式变压器的方案与电力设计商榷，确定为南、北侧各设变电室一座，并在普渡寺西巷设总地下电力管道。由于电力线缆在安装上的技术要求，变电室电力管道要分别设两层，在进入变电室前需设站前井，该种站前井(该工程中又是三通井)在地下井构筑物中是最大最深的一种。为此在安排管线的平面时，尽量避让电力站前井的位置。
(5)将电信及有线电视同路由铺设，即同位不同井。
(6)因该工程中道路宽度为3～6m，其水平位置紧张，管线安排较紧凑，如遇井室与相邻管线冲突可局部调整或从井室上方穿过。
(7)管线综合中只考虑了路灯缆的位置。路灯的安装方式及位置由路灯管理处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及照明要求等相关规范，灵活布置。
5专家论证意见
为了既满足居民现代生活的需要，又做到安全可靠，北京市规委和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先后于2003年1月l6日及3月8～9日两次组织专家，对上述管线水平间距、检查井及市政站点进行了充分论证。
(1)管线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后，适当调整净距是合理可行的，其管线布置满足施工、运行的安全要求，可作为开展试点片市政工程规划设计的依据。
(2)优先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a．建议燃气管道采用聚乙烯PE管(无热力管线条件下)或钢管(钢管应提高防腐等级)，增加壁厚、减少接口数量，局部加套管或隔墙以及加强质量检验等有效措施。
根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93》(2002年局部修订条文)5．6．3条规定，调压箱(柜)选址可行。
b．建议普渡寺西巷四、普渡寺西巷五供水管线进一步优选管材，优化设计。应加强建筑物工程防护，确保供水管线安全运行和建筑物安全。
C．建议电信、有线电视等管道采用UPVC管材，统一路由，综合布管。
(3)专家认为，在今后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改造
过程中，市政规划应与建筑修建性详规同步进行；应及时总结经验，形成相关的设计、施工、管理规定，指导其它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改造；应统一组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管理、设计与施工。
通过两次专家论证，原则同意我院所做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片市政基础设施综合规划方案，采取有效工程技术措施保证市政管线及建筑物安全。
6工程建设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在北京市规委、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各专业设计主管部门及施工单位的通力合作下，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片的市政基础设施的施工得以顺利进行。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体现出了团结致、协同作战的精神。2003年5月开始动迁，2003年8月正式入住，使用期已达一年之久，社会各方面评价较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北京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片危改工程建成后，区域内部以普渡寺为核心，形成环路，消除了断头胡同，车行顺畅。
各种管线均接入住宅，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各种站点位置安排合理，达到了设计效果。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7月l0日北京下了罕见的大雨，由于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雨水管线设计的合理性，区内道路使用正常，未见大量积水。
一.简介
出生于1876年的杰克・伦敦前半生一度是在贫困与流浪中度过的，经历了世纪之交一个社会底层边缘人为摆脱贫困做出了各种努力，尝遍了资本主义金钱与特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摧残和压迫，决定用知识和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独特的视角，粗狂雄健的笔锋，冒险传奇的故事，给当时浪漫温情，萎靡庸俗的“微笑美国”以致命一击。给世人世人再现了世纪之交时美国残酷了“适者生存”的“社会法则”和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
《野性的呼唤》以名叫“巴克’的圣伯纳犬作为主人公，在寂寥而残酷的北极冰天雪地的宏大背景下，讲述了强者和弱者之间残酷的生死斗争，小说以巴克最终的野性回归和成为狼群首领结束，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机械和制度化生活的强烈反击，反映了现代文明社会中对原始性和自由的强烈渴望，小说中多次提到文明与野性，道义与生存的对比，并多次以南方与北方作为这种对比的双方代表，笔者认为，美国南方相对传统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北方工业化社会带来的人性堕落和文明沦丧形成强烈的对比，通过这种比较，对由金钱和名利的极度追求而导致的“超道德”进行了抨击，提出了对自然，对野性和对自由的回归。
二.美国南方与北方
美国南方包括美国东南部的各州以及沿墨西哥湾的南方各州，是美国最大、最具特色的区域。其较北方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让欧洲移民在美洲轻松的进入了天堂。清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对宗教教义和道德的遵守深深扎入美国南方乃至整个美国人民思想中。美国著名批评家H.L.门肯把南方称之为“圣经地带”。美国南方一直都是以浪漫贵族式的生活著称。欧洲文化的残留种植园经济给种植园主带来了财富让他们开始重温欧洲贵族式的生活，并制定出符合教义的社会道德以供“绅士”和“淑女”遵守。在此基础上发展的“骑士精神”也是南方绅士们追求的行为准则。对家庭的重视，个人价值的肯定以及对南方女子的尊重，优雅的谈吐和高尚的情操也成了南方坚守的文化传统。正如南方重农思想认为人们认为“农业可以保持美德，而工业则只能带来腐败”，美国南方人民在理想的农业社会中坚守着淳朴的美德，创造着神秘浪漫的南方文明。
与美国南方浪漫生活相对的是北方工业社会下极度物质化，市场化和制度化的现代文明社会。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中边疆的意义》中认定1890年的人口普查为一种“官方声明”，标志着“一个伟大历史推进阶段的结束”。边疆就此关闭。美国现代社会带来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使得人们的居住空间和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而这种拥挤的环境导致的“空间焦虑”也被认为是一种产生文化焦虑和人们道德堕落的原因之一。工业化自由极度的市场竞争和相互亲扎以获得在社会中的生存小彬彬有礼的文明逐渐消逝。社会道义在生存法则下开始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日益壮大的工厂使得越来越多的无产者成为一天像机器一样劳动15-6个小时的工资奴隶。这种压制自由的机械生活耗尽了美国拓荒者自由冒险的精神，一种反机械、反制度、反控制的思想成为美国普遍的荒原崇拜式的民族情结。
三.文中南北差异的体现
南北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渐成熟带领美国进入物质化和制度化的现代社会。时代的变迁必然带了思想界和哲学界的“百家争鸣”，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颠覆了人们的传统思想和人们的信仰。尼采的“超人哲学”给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强者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现代社会带到的贫富差距和矛盾的激化给当时的社会青年带来了怀旧式的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杰克伦敦写出了浪漫的冒险故事，呼吁人们挣脱现代文明对人们精神的枷锁重新回归到自由的生活。
小说的最开始就交代了巴克生活在阳光充足的santa山谷中，米雷法官的大庄园很明显是美国南方种植园庄园的代表。巴克傲踞于其他牲畜在庄园上悠然快乐的生活就像是南方小镇上恬静的生活。“在庄园生活的四年时间里，巴克都过着贵族式的生活，……就像有些绅士因为他们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变的这么自大。”从这番描述中，南方贵族式的生活和强烈的自我价值认可感得到了有力的描述。
而与南方人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存在感相对的是北方人在资产阶级金钱和特权控制下的庞大的工业社会中感到的渺小和自我价值的缺失。克朗代克正是这北方的象征。被贩卖到这里的巴克成为雪橇狗，每天的工作是运输淘金的所需品。在主人的“棍棒”法则下，沦为淘金商们和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每天以超负荷机械的工作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拉车的辛苦工作似乎已经成为他们自我存在感的最终表现，”巴克和其他的雪橇犬不能容忍一点工作上的失误，并用生命的极限来完成每天的工作量和创造新的工作记录。小说中多次提到的“文明”与“原始”的碰撞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碰撞，比如文中说到，“他好像被人从文明的中心硬拽到原始的中心。……只有棍棒和白牙的法则。”作为文明代表的南方一直是绅士，淑女过着贵族浪漫生活的家园，而北方社会法则就让社会道义消失殆尽，只有“超道德”和实用主义，“适者生存”和“强者统治社会”的法则。作品中还有一处对这种道德殆尽的描述，巴克第一次的偷盗经历让他彻底放弃了原本一直遵守的道德底线。“标志着巴克道德品质的倒退或者是完全丧失，……而在北方，在棍棒和白牙的法则下，只有傻子才会在乎道德。”北方工业社会机械化的工人生活压制了个性和自由，违背美国的拓荒时冒险和自由的民族精神，由此而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弥漫于机械社会中的民族危机，这也正是当时美国每年有300万左右的流浪汉的原因。小说中将巴克为代表的这群雪橇狗的工作象征为美国北方工业社会中工人机械式的生活。“巴克并不热爱他的工作，但是他还是坚持忍受它，……就像机器一样有规律得运转。”
四.结语
杰克・伦敦在美国工业社会逐渐取代农耕辉煌的转型时期，用现实主义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遥远的阿拉斯加的冒险故事，传达了美国人民对自由的向往。小说中多次描写触及了美国南北文化和社会精神层面上的差异，一方面再现了美国南方田园牧歌式生活所带来的浪漫文明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展现了美国北方在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现代焦虑”。试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杰克・伦敦在小说中传达的对社会法则的揭露和对返璞归真渴望。（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参考文献：
[1]虞建华，《杰克・伦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文镜秘府论》，“文”即作文，“镜”字揭示了该书的教材性质，即为了讲解写作规范，教导学习者模仿范例并进而学会写作而编撰，“秘府”即告知书中珍藏着作文的种种奥妙。全书分天地东西南北卷以配六合。该书一直被认为是一部文学批评理论的专著，对于诗歌写作学习者是很有价值的，其价值仅次于刘勰的《文心雕龙》。
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的初步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弘法大师在编撰该书时用中国传统的方位为各卷次命名，对于作者为什么要以方位为各卷次命名以及卷次顺序为什么是“天、地、东、西、南、北”，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具体论述。
第一，空海在模仿和吸收汉民族文化，一个民族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从仿学开始的，从仿学入手，学习外国的传统文化是文化交流常见的现象，弘法大师来中国以前， 汉语素养已有相当的基础， 能用汉语作文著书。在《诗经》中，有许多篇目都运用了方位词，它们除了指具体的方位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意思。“东”多指征伐之事，多指青年男女幽会之所；“西”则多有一种眷恋，思慕、回望的意义；“南”多与一些美好的事物用在一起，寄托憧憬向往之意；“北”字在《诗经》中则多与人生不适意，命途多舛有关。《诗经》中的的方位词“东南西北”之所以有多重意义，这和先民们的空间崇拜有关。原始时期，先民们凭借自然景物辨认方向，从社会生活经验中，逐步形成了“东、南、西、北”的概念，也形成了对“东、南、西、北”的不同的心理体验，从东开始进行顺时针旋转，依次为东、南、西、北，这种排列顺序也符合汉民族的生活习惯。当天地四方观念在人们心目形成之后，还必然伴随着一些情感活动。空海在构建《文镜秘府论》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方位观，反映了当时汉民族对空间的崇拜。可见空海在创作的时候，是运用传统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并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海空采用方位词为各卷次命名。
第二，空海在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加上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对汉文化进行了创新。我们不难发现，该书卷次排列的顺序是“东西南北”而不是中国传统的“东南西北”。这说明空海在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日本意识。他不是一味的吸收汉文化，而是把吸收异域文化，立足于本民族实际， 带着本国意识， 这在文化交流史上是普遍现象， 也是正常现象。只有立足本国实际， 才能使异域文化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卷次，本人通过阅读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各版本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文镜秘府论》的卷次顺序是“ 天、地、东、西、南、北”， 有人又说它是“天、地、东、南、西、北”。到底是哪一种排列顺序才是当年空海原始的编排顺序呢？
通过各个版本的对比，应该采用第一种说法。一、《文镜秘府论》天卷序记述细目以及《文笔眼心抄》正文，顺序均为“天、地、东、西、南、北”。二、从传本材料看， 《 文镜秘府论》江户刊本每卷末有“ 卷一” “ 卷二”…… “ 卷六” 字样， 顺序是天（卷一）、地（卷二） 、东（卷三 ）、南（卷四） 、西（卷五）、北（卷六） 。维宝《文镜秘府论笺》和《文镜秘府论》天海藏本顺序与江户刊本同。《文镜秘府论》醍醐寺甲本天卷封面里页贴纸有“秘府论天东西南四帖在之……弘治三年九月”字样， 说明此本顺序为天地东西南北。《文镜秘府论》高山寺丙本残南卷， 南卷封面为“文镜秘府论卷第五” ， 则知其西卷在南卷之前。高山寺丙本和醍醐寺甲本年代均在平安末镰仓初， 即使醍醐寺甲本的里页贴纸，也在日本弘治三年（1555） ， 年代均远早于江户刊本。且维宝《文镜秘府论笺》34 卷， 显然是自编， 江户刊本等的顺序亦当为收藏者自编， 而非原貌。
卷次作“ 天地东西南北”，而不是作“ 天地东南西北” ， 可能就和空海的意识有关。在方位观念上， 中国的传统和日本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古代也有“东西南北” 的说法，但有多个意思。一是在方向上东西和南北对举，还有是泛指到处各处，还可以指人生凄惶之意。不论东西和南北对举， 还是泛指各处乃至用指人生凄惶， 都没有方位顺序的意思。上文中《诗经》中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用作方位顺序的是“东南西北” 。这也和中国人的四时观念有关。春夏秋冬是自然顺序， 和这个观念联系， 方位顺序是“ 东南西北” ， 五行八卦也有与之一致的顺序， 而五行八卦之说进一步确立了“ 东南西北” 的方位顺序。讲到方位顺序， 应该是“东南西北” ， 因为这才是顺天顺四时乃至顺五行八卦之序， 才符合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
卢盛江教授曾经向《文镜秘府论考》的作者小西甚一先生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请教过，他们几乎都是脱口而出，东西南北就是日本人的习惯，虽然没有书面文献的证实，但民间的口传往往最能反映真实的风俗习惯，因为风俗习惯就在于每个人自然而然的生活中。所以“东西南北”才是日本方位的顺序。
综上所述， 就看出《文镜秘府论》的卷次应当是“ 天地东西南北”。这说明海空在创作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融入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是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只有立足本国实际， 才能使异域文化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卷次的时候，他的方位顺序观念， 是“东西南北” ， 而不是中国的“东南西北” 。他应该是按照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因此， 从《文镜秘府论》本身的编撰和《文镜秘府论》卷次的安排， 都能显明地感受到空海的日本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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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报，2003年1月第二十卷，第一期.
政治制度。对九品中正制的研究仍在继续、张旭华《后赵九品中正制杂考》（《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指出后赵石勒、石虎统治时期，曾下诏推行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这对当时其他少数族政权的选举政策以及加速胡汉进一步合流，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胡舒云《“九品官人法”性质辨析》（《东北师大学报》第6期）认为“九品官人法”是一个包括考察品评、选授官职完整过程的选拔人才制度，井对其进步性及贵族化问题进行分析。同一作者的《“九品官人法”名称考辨》（《求是学刊》第2期）则从名称的分析中主张废弃“九品中正制”等异名、别称，以摒弃成见，重新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一制度。对魏晋南朝其他制度的研究有：山口正晃《曹魏西晋时期的都督与将军》（《资料》）依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述方式和内容，考察了都督制的成立、运作情况及地方军支配体制等问题，通过考察指出，魏晋时期的都督制是以将军制度为基础的。黄惠贤《东晋时期中央决策机构（中书省）的一次短暂变革——散骑诸官研究资料之四》（《资料》）对通直散骑侍郎的设置及并中书人散骑的部分情况进行了分析。唐春生《南朝学士考论》（《学术论坛》第6期）一文将南朝名号繁多的学士大致分成两类，一为中央政府所任命，多属临时性差遣，已呈职衔化趋势；另一类是诸王或太子府学士，认为学士主要从事文事活动，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作了不少贡献。对北朝其他制度的研究则多关注北魏这一时期。薛瑞泽《北魏县令长的相关问题》（《史学集刊》第3期）认为北魏政府非常重视县令长的选拔，并阐明了他们的职责，指出县令长受着朝廷和百姓的双重照顾。曹刚华《北魏内外秘书考略》（《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北魏秘书机构有内外之别，并对其职掌、任职者身份、源流及演变进行了分析。陶新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的清浊官、流外官和吏》（《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分析了清浊官、流内外官及官吏这几个概念间的关系，考察魏、齐、周。隋流外官分等的基本情况以及各朝对流内外官的政策异同，推测流外官构成情况及阶级来源。徐美莉有两篇文章对北魏的俸禄薪酬制度进行研究：《北魏班禄时间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甘肃民族研究》第1期）对班禄中的几个问题逐一进行分析，指出班禄时间应以太和八年比较合理；《试论北魏前期的官员薪酬分配模式》（《民族研究》第6期）认为北魏前期并未采用中原的俸禄制，而是实行分别适应于不同群体的多种形式并存的官员薪酬分配模式。秦冬梅《略论北朝遣使制度》（《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考察北朝遣使制度出现的四个方面变化，从而指出这些变化因北朝政治的需要而产生，并开唐代使职制之先河。高敏《北朝典签制度试探》（《中国史研究》第1期）对北朝典签的设置及职掌、地位进行了分析。另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文章有：吴海燕、冯殿羽《魏晋南北朝“什伍”之制与乡村社会控制》（《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什伍”之制的沿袭及实施背景，并对其实施情况与特征做了相应分析；薛菁《论魏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的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以时代特征为背景分析法律制度的特点，指出当时是中国法律制度由秦汉早期初创阶段向隋唐成熟完备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
士族、士人及其他集团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各种集团的研究依然比较活跃，其中士族大姓仍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以下将与此相关的文章集中按时段加以介绍。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第5期）指出汉移民中通晓汉文化、儒学的人通过辟召成为郡县属僚，并由此发展为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文章同时分析了东晋南朝南中地区汉族社会的夷化道路。陈迪宇《两大利益集团斗争夹缝中的东吴会稽士族》（《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着眼东吴时期大量进人政坛的会稽士族，认为他们是江东集团与淮泗集团竞争夹缝中的受害者，又受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因此政治地位不高。这种政治地位使会稽士族出现分化，也促使他们谋求摆脱这种状况。王永平《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1期）从立嗣问题的原因及根源分析，考论立嗣及其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冲突与斗争。林校生《司马越府“隽异”与西晋王朝的历史出口》（《华侨大学学报》第3期）对司马越的幕佐做了细致分析，认为这些人绝大多数为士族和低等士族，沾染玄风之士约比儒学之士多出一半以上，他们为江左流寓政权准备了一个玄学化的领导核心。王永平《入晋之蜀汉人士命运的浮沉》（《史学月刊》第二期）分析司马氏灭蜀后，原蜀汉政权中的侨寓人士及其子孙，以及蜀地土著士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等方面的变化和表现。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土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结合出土墓志和文献的记载，考察东晋时期北方士族在南方的生存状态，认为高门士族和中下层士族与南方社会融合的程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也使两者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命运。刘敬刚、李天石《试论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的盛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论述了淝水战后陈郡谢氏家族的兴衰历程，从一个侧面分析晋宋之际士族的衰落及士庶之间权力交替的过程。张承宗、苏利嫦《阳翟褚氏与东晋南朝政治》（《扬州大学学报》第2期）对阳翟褚氏的发展作了叙述，并分析其家风特点。唐夑军《吴兴沈氏、雍州豪族的分合与刘宋政治》（《江海学刊》第3期）考察吴兴沈氏与雍州豪族的分合，认为这种分合深刻影响了沈氏家族在刘宋时期的进退荣枯。夏毅辉《未及整合的政治群体——南朝寒门、寒人人政心态剖析》（《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从心态层面对南朝寒门和寒人进行了剖析，认为当时寒门从政后的作为与门阀观念依旧强大、寒人还难以形成政治心理上的群体有关。
北朝时期的土族士人研究则有：王爱华《北魏后期南来吴裴与河东裴氏之比较》（《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从仕宦和婚煤文化几方面对裴氏这两个不同的旁支做了比较。尹建东《试论北魏以来关东大族的“旁支”——以范阳卢氏、渤海高氏和赵郡李氏为中心》（《天津大学学报》第3期）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北魏时期关东大族“旁支”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北魏末年战乱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进而揭示出关东世家大族宗族内部分化的特点，以及大族旁支以武致显并最终在政治上崛起的必然性。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文史》第1辑）对旧齐士人在周隋政权中的存在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也有文章对时跨南北朝的集团进行了研究。程有为《南北朝时期的淮汉蛮族》（《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不同时期的淮汉蛮族，并探讨其与当时政权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发展演变。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根源于土族在乡村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隋唐后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游侠作为一个阶层虽已在东汉之后消失，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及国家权力衰微的形势又给游侠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当时的豪族也多带有游侠习性。
其他方面。张红霞、陈金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5期）分析了曹操这一策略的优势及负面影响，认为该策略是曹操“人谋”的重要表现与结果，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曹操的个人素质与曹操集团的综合实力。景蜀慧《才性同异离合与夏侯玄选举“分叙”之议》（《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正始中夏候玄维护台阁铨衡用人之权，在才性关系上他既主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视才性的同异离合为相反而相成。
姚宏杰《关于道武帝早年身世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道武帝在亡国后并未离开过代北，所谓被虏至长安、流放蜀地、再返长安、经中山转回代北的经历并不可信。杨际平、李卿《李显甫集诸李开李鱼川史事考辨》（《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这一史事的几个问题进行辨析，认为：李氏家族、宗族当时并未举族南迁，因此太和十年前不具备“唯立宗主督护”的必要前提，乡里机构仍正常运转，不应将李显甫之“宗主”与“宗主督护”相联系。何德章《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资料》）结合碑志与文献，关注北魏迁洛后鲜卑族上层的文化面貌。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与赵向群、侯文昌《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都将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后来国家的衰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李万生《论东魏北齐的积极进取——兼论东魏北齐历史的一种分期法》（《史学月刊》第1期）以乾明元年为界，将东魏北齐历史分为二期，此前侵梁夺地及欲在建康建立傀儡政权，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此后则为维持现状及衰亡时期。刘文锁《〈安伽墓志〉与“关中本位政策”》（《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结合西安出土的北周安伽墓志以及文献的相关记载，探讨了安氏的有关情况，指出“关陇集团”之核心通过改变郡望、姓氏和在政治上加以优崇的方式来增加凝聚力，但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新鲜血液。刘国石《试析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原因》（《北华大学学报》第1期）分析了导致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人为因素与客观因素。
李传印《南朝的谱学与政治》（《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及《北朝谱学与北朝政治》（《史学月刊》第4期）分别论述了南北朝谱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特别说明了其与门阀政治的关系。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利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高昌国文献，对正史诸《高昌传》的部分记载作了分析和校正，认为高昌王国与中原内地具有一体性，是华夏之邦即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二、经济
蒋福亚《魏晋之际河西走廊经济主体的演变》（《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通过考察认为：曹魏时期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传人河西，至晋末战乱，大量中原人民又流人河西，加之前凉措施得当，既促进了河西经济的发展，又导致其社会经济主体由畜牧向农业演变。陈剑峰、陆建伟《六朝时期浙江苕溪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及其作用》（《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以人口集聚和农田水利建设为基线，考察了该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而揭示农田水利建设所起的作用。乜小红《略论十六国以来高昌地区的丝织业》（《西北大学学报》第5期）以出土文书为重点，兼及吐鲁番同时期古墓葬出土的丝织物，探讨丝织业大发展的原因，从中揭示了特殊的时代机遇、蚕桑织造户的状况及其与官府的关系。赵向群、刘小平《经济环境与均田制的变化》以西北师大学报》第3期）从经济环境的角度来思考均田制的产生和变化，认为应将均田制置于国家计划经济的基点上，通过对其管理功能的动态考察来揭示其实质。赵昭《关于均田制下中男受田问题的探讨》（《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将均田制下中男的受田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中男当户者授以半夫田，此制始于北魏；另一是中男十八岁以上亦依丁男给，始于唐。
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认为当时所谓的“地主庄园”只是一般的封建大地产，还不具有“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态，当时整个宗族的有组织的聚族活动尚不多见的原因在于还未形成宗族共有的族产。王玲《魏晋北朝时期内迁胡族的农业化与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农史》第4期）指出胡族内迁并与汉族杂居，使其逐渐从事农耕生产，分析胡族农业化给胡汉饮食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秦冬梅《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掰的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第1期）从气候原因分析农业生产的状况，认为当时的气候异常虽对农业造成了极大损害，但亦促进了传统农区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南方地区的开发，并认为气候异常带来的粮食歉收是当时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赵云旗《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管理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安徽史学》第4期）主要论述了当时国家加强户口管理的原因、措施及其对国家财政产生的效果。马晓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运与管理》（《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介绍了这一时期漕渠的主要功用，认为当时漕运事业已初步形成一套有机的管理体系，指出军事将领对湾运的巨大影响是此期管理的特点。任桂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盐制与三峡盐业综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三国及人晋后盐业专卖制得到恢复与实施，从而分析此时的井盐生产及管理归属，并进一步考察了东晋南北朝盐业管理体制的变迁。刘磐修《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史学月刊》第2期）分析该时期北方农业的形势，认为尽管当时社会长期分裂对峙，但农业仍在向前发展，总体上是进大于退。张泽咸《略论汉魏北朝时期海河平原农牧业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2期）从海河平原这一具体的区域着手，分析当地农牧业生产从汉魏至北朝的发展。
三、军事
与军事有关的研究论文可谓不少，其中张金龙先生用力颇勤，写了一系列有关禁卫武官的文章，很有成书之势。
王涛《曹魏两种监军制度的本质特征》（《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提出曹魏时存在着两种调然不同却被前人忽视了的监军制度，一种是朝廷派出代表中央行使监督权力而不领兵的监军；第二种实质上是中央派出且督领地方军队的监军。张金龙《“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史学月刊》第4期）分析八王之乱中各势力与禁卫军权的关系，揭示西晋禁卫武官制度、禁卫军权与动乱时期西晋政治的关系。张鹤泉《东晋征讨都督探讨》（《史学集刊》第1期）探讨了东晋征讨都督的设置特点、权力，及其与将军、都督诸州军事之间的关系。他还对南朝的征讨都督进行了考察，见其《南朝征讨都督探讨》（《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朱子彦《论东晋王朝桓氏家族与西军关系——兼对禁军与北府兵的侧面考察》（《学术月刊》第8期）探究东晋时期桓氏家族地位之变迁，以及桓氏笼络控制西军、西军与桓氏成败之关系，并论及东晋兵制之概况。张金龙《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史学集刊》第3期）认为，东晋一朝门阀士族专政，他们在掌握中央行政权力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东晋发生的多次政治斗争都与禁卫军权有密切关系，从中可看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个侧面。
庞骏《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刘宋的东宫武官获得了较大发展，并从刘宋四帝对东宫武官制度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和政策，分析这既是皇权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张金龙《南朝宋文帝初年政争与禁卫军权》（《求是学刊》第5期）、《刘宋孝武帝朝政治与禁卫军权》（《浙江学刊》第4期）八元嘉中期君相之争与禁卫军权》以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从禁卫军权的角度对刘宋文帝、孝武帝朝的政治形势进行考察，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潜在关联性。王光照《陈宣帝太建北伐述论》（《安徽史学》第6期）对太建北伐事件进行探讨，认为其中包含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的双重底蕴，并对其失败原因及其对南北统一历史进程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张金龙《南朝监局及其军权问题》（《文史哲》第4期）分析了南朝监局与领军的关系以及各自的职权地位与变化。陶新华《关于魏晋南朝中护军、中领军主武官选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第3期）认为，中护军在曹魏、西晋初主持武官选，而中领军主武官选只是中护军隶领军时的权宜之计；中护军只主中央武官选，不可笼统断言其主持所有的武官选，其与吏部间应有分工。
张金龙《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社科辑刊》第6期）认为五燕的禁卫武官制度承袭十六国时期前、后赵和前秦的可能性更大，仍以继承西晋制度为主。他的《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历史研究》第3期）指出，北魏建立之初确立的幢将郎卫制度是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约从太武帝时出现了殿中尚书与司卫监，这两个系统共同承担保卫皇帝及宫城的禁卫职责，并进二步推论禁卫武官制度及其体现的禁卫军权与北魏前期政治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的《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民族研究》第4期）则利用金石资料考察了北魏前期禁卫武官的出身和来源，认为这些内容反映了北魏前期政权浓厚的民族特色及广泛的代表性。这篇文章可谓前一文的姊妹篇。张敏《十六国北魏军队冬装保障及其对战争之影响》（《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从气候的角度分析军队冬装保障体制对十六国北魏政权的重要性，同时认为该体制的完善与否与战争胜负之间存在联系。
四、社会 文化 思想
文化。王永平《孙吴时期江东之经学风尚考论》（《史学集刊》第4期）分析了孙吴时期江东地区侨、土学者学风的异同，认为汉末流迁江东的侨寓学者所习为当时中原地区的主流学风，因此他们对江东学风的变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胡克森《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晋阳学刊》第6期）指出西晋建立国子学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但随着土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它最终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王永平《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从一个侧面看文化因素在世族传承中的作用》（《扬州大学学报》第2期）与《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孔氏家族文化探讨》（《社会科学辑刊》第二期）从不同的个案人手，分析了士族与文化的关系，肯定了文化对土族的形成与延续具有重要作用。高贤栋《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烟台大学学报》第4期）揭示了孝文帝时期 的礼制建设在政治、社会变革及学术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效。柏贵喜《从宗庙祭祖制度看北朝礼制建设》（《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从宗庙祭扫制度这一层面论述北朝时期礼制建设的 基本轨迹与特征，认为北朝礼制建设的复杂过程中充满了胡汉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孝文帝建立了融合各种因子的全新五礼体系，宗庙祭祖就是一典型代表。王华山《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文史哲》第2期）认为，在魏晋之际新旧思潮的冲突中，思想主流一直以礼法为本的河北士人，永嘉乱时多留居北方，故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南北分裂后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王延武《北魏末的文化模式与尔朱荣的败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北魏末年鲜卑一汉文化模式在北方社会仍占主导地位，正是这种文化模式与部族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揭族首领尔朱荣的败亡。曹道衡《“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齐鲁学刊》第1期）认为曾为南朝疆土的“河表七州”，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因此该地人魏后，虽其人土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歧视，但他们却将南朝学术带人北魏，极大推动了南北学术交流和北魏学术文艺的兴起。
社会。牟发松《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考察指出，儒家和道家对“达”及“达人”实际上有着不同的理解，竹林名士所基的是道家之“达”，至两晋之 际，“达”的内涵及其表现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魏晋放达士风的基本方面，仍构成了中国传统知 识分子人生境界中高远、浪漫的一部分。金霞《魏晋时期的尚巫之风》（《许昌学院学报》第6 期）分析巫风盛行的表现、巫的身份以及巫术的表现形态，认为当时巫术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叔宁《从阮籍到陶潜——一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1期）揭示饮酒的实质随时代推移有所改变，即魏晋之交以避祸，西晋及东晋初以求名，东晋中后期以达生。严耀中《关于陈文帝祭“胡公”——陈朝帝室姓氏探讨》（《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陈文帝祭“胡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即在一个门阀势力在社会政治中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时代里要巩固皇权，不得不比附一个家世渊源，以显示其门第之尊崇。
黄清敏《三国时期宗族组织探略》（《广西社科》第1期）指出：当时宗族组织用政治、经济的强制手段，将许多同宗子弟的家庭结合在一起，平时互助互济，战时则征战迁徙，在利益上同气连枝；宗族成员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结合，给当时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影响。高贤栋《北朝豪族家庭规模结构及其变迁》（《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三长制括出了大量荫附人口，因此该制下的家庭规模比在宗主督护制下要小些，但两种制度下的家庭结构都表现为累世同居，三长制并没有触动豪族家庭成员与登记在册的奴婢。刘化慧《浅议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族与家庭的关系》（《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汉末三国时期，宗族内部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核心，宗族已从组织退变成父系血亲的聚居群体；随着宗族的瓦解，个体家庭作用上升。金仁义《东晋南朝国婚之流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揭示了东晋时期国婚的两次变化对门阀婚姻制的强烈冲击，说明门第婚姻及身份内婚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张白茹《魏晋南北朝妇女与家族教育的历史考察》（《江淮论坛》第l期）考察后认为，妇女在当时成为家族文化教育的对象，而她们又反之积极从事家族内的文化教育，对推动家族教育的发展、妇女个性的解放及人才培养有不可替代之功。
思想观念。胡秋银《汉魏士人隐逸观》（《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分析了汉魏这一社会转型期，土人生存状态的变化以及隐逸观相应发生的变化，探讨了不同时期士人的隐逸观。谭洁《魏晋时期的孝道观》（《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当时对孝的含义作了积极的再定义，对孝的外在形式和内在追求、“孝”所发挥的社会效应也有独特的阐释。江中柱《十六国时期北方土人的家族观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十六国战乱时期，士人们面对割据政权，家族观念更加强化，士人重家族而轻政权的心态，使得他们以家族利益为目的来面对社会。孔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伦理设计及其实施方案》（《云南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及儒、释、道思想互相激荡的时代特色使社会伦理规范呈现出设计多元化。实施方案多样化的特征，它是以后思想界三教合流的先声，同时也为隋唐政治大一统及社会正常运行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料。杨映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贞节观》（《求索》第4期）分析认为当时的贞节观具有两面性特点——舆论上统治者对妇女贞节的强调逐步系统化、理论化；实际生活中，贞节观在一定程度。范围仍呈现出相对自由与松懈的状态。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及《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对当时的灾害、救灾理念及其与其他思想间的关系做了解说。
五、地理 考古 人物
地理。李并成《魏晋时期寄理敦煌郡北界之伊吾县城考》（《敦煌研究》第3期）对安西、敦煌交界处的芦草沟古绿洲北部残存的巴州古城进行考证，认为这就是魏晋时期在敦煌郡北界寄理的伊吾县城。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述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六朝疆域的大致范围及疆域形势，分析了当时政区的建置概况及其特点。吴成国《论六朝时期夏口城市军事功能的提升》（《江汉论坛》第11期）分析六朝时期夏口这一城市在军事方面所具功能得以提升的三大表现。卢海鸣、朱明《六朝都城建康的若干问题研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文献资料和最新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就六朝都城建康研究中的几个难点和热点进行探讨。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释例》（《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原州郡县的关系、侨州郡县设立后的变化以及侨州郡县与当地州郡县的关系等几个问题做了分析。董瑞美《南朝人物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浅探》（《辽宁师大学报》第4期）用统计方法分析南朝历史人物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解释分布差异的原因，并对政治力量地域化进行简评。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史学月刊》第5期）分析认为，自然环境变迁是西晋灭亡和十六国割据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胡宝国《魏晋南北朝的私撰地志》（《文史知识》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志关注的对象存在一个从“异物”向山水风光的转变，鉴于隋唐以后地理思想日益偏向实用，一些唐代学者对不关心国计民生的魏晋南北朝私撰地志给予了激烈的批评。
考古。走马楼简自出土至今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张荣强《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二年常限”解》（《历史研究》第6期）分析认为，“常限”应作“一定标准”解，“年”应作“熟稳”解，“二年常限”实为官府根据当时普遍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轮休耕作制而制定的一种按照二年一垦的标准收取官租的规定，在这一标准下，可以容纳诸如“火种田”、非“火种田”等不同形式的轮休耕作制。臧知非《三国吴简“旱田”“熟田”与四租征纳方式》（《中国农史》第2期）认为，这两词是国家征收地租的专门用语：旱田是低产田，熟田是高产田；国家分别制定两种田的统一标准亩产量，确定两种统一的田租额，以此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王子今、马振智《烝姓的源流——读〈嘉禾吏民田家莂〉札记》（《文博》第3期）分析吴简中有关烝姓的记载，推测其由来与下落。高凯《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史学月刊》第8期）指出，孙吴初期长沙郡存在女多男少的人口性比例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军役、摇役负担的日趋加重，这种女多男少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从而对人口繁衍产生了抑制作用。黎石生《长沙市走马楼出土“叛走”简探讨》（《考古》第5期）通过对“叛走”简的分析指出，吴国存在严重的人口叛逃 现象，尽管政权对此采取了严厉的惩处措施但未能从根本上予以消除，因此孙吴后期该现象已成为危及政权稳定与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相关的文章还有贺双非、罗威的《从走马楼吴简看汉、吴户籍制度的异同》（《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第5期）。
去年主要的考古发掘简报有《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第10期）以及《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文物》第7期）。前者已有一系列相应研究发表：张庆捷、常一民《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嵌蓝宝石金戒指》（《文物》第10期）、郑岩《北齐徐显秀墓墓主画像有关问题》（《文物》第10期）、罗世平《北齐新画风：参观太原徐显秀墓壁画随感》（《文物》第10期）。此外对云岗石窟的研究也有不少：张华《云岗石窟洞窟形制的特征与布局》（《东南文化》第7期）、王恒《云岗双窟研究》（《敦煌研究》第4期）、张华《云岗石窟窟顶雕饰图案》（《敦煌研究》第4期）、赵昆雨《云岗石窟造像服饰雕刻特征及其演变》（《文物世界》第5期）。
对具体器物的研究，涉及瓷器、瓦当、玉器、造像等。可参看贺云翱《南京出土六朝瓦当初探》（《东南文化》第1期），周玫《六朝青瓷中的丧葬礼俗》（《东南文化》第11期），李文《试论六朝时期的青瓷艺术》（《南方文物》第4期），唐根顺《刍议六朝瓷器发展之大势》（《东南文化》第11期），段少京《南朝纪年墓出土青瓷研究》（《南方文物》第4期），王雁卿、高峰《北魏平城瓦当考略》（《文物世界》第6期），翟春玲《西安出土北魏铜佛造像研究》（《文博》第5期），罗宗真《魏晋南北朝出土玉器研究》（《东南文化》第2期）。另外还有对墓葬形制及墓志的研究，如杨映琳《南京出土的东晋温桥墓评析》（《广西社科》第5期）就从温桥墓志入手，分析其出身、起家与婚嫁。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装隆＊?br>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折射出南北分裂 、融合时期动乱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 ,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 ,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北齐具体作家研究
由于大量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的作家也有不见于史料者，现在学术界所见的大都是《北史》，《北齐书》等所记载的，也逐步开展了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孔毅在《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一文中指出，在东魏北齐活跃着一个文士集团，在两朝政治、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隋唐人对这个文士集团有高度评价，但是近些年又受到忽视。他们编修了大批书籍，如《魏书》、《修文殿御览》、《文林馆诗赋》等，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文士大都才华卓著，富于辩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外交领域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少雍的论文《史传文学家魏收》对魏收的文学和史学创作进行了总结。他通过研究的出，魏收的诗作目前现存16首，大多是模拟南朝诗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诗歌体现了北朝浑厚的诗风。魏收推崇并模拟南朝梁昉，并以散文创作见长，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了魏收13篇散文。魏收最著名的是他编写的《魏书》，尽管颇受争议，但仍然代表了魏收创作的高度。
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一文集中论述了邢邵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他的散文现存28篇，风格不同，以文采见称，其思想内容涉及佛学、文学思想等等。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被南朝人成为“北间第一才士”。
钟素梅在论文《颜之推入北后的文化反思》中阐述了颜之推在出使北朝后的思想变化。她指出颜之推出身南朝高门，曾受南朝皇帝大恩，所以入北之后对故国怀有依恋之情，加之北方文化的变化和政局的动荡，使得他不得不小心从事，在北方儒家讲耕读的质朴刚直的文化氛围中，颜之推重新审视自己所依恋的南方文化时，发现了腐化堕落的一面，又反过来批判南方文化。
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一文，指出了颜之推在南北文学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颜之推的文学创作受到家世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入北之后对于推动南北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颜之推还将南北方的典籍、文风、士风等进行对比研究，促使他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许多切实的见解。他比较重视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认为文章应该“不失体裁，辞意可观”，同时还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作家，所以研究一个朝代的文学就必须要研究这个朝代的作家。北齐的作家载于典籍的并不多，对于北齐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作家没有人进行研究，还期待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做出更多研究，以完善研究资料。
北齐文学影响研究
北齐文学创作虽然不如南朝各代丰富，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杜晓勤在论文《北齐文学传统与唐初诗歌革新之关系》中指出，活跃在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对唐初的革新派诗人的诗风和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南北朝向唐朝诗歌艺术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文学创作已经表现出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这些对初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子昂、王绩、初唐四杰、魏征等人在改革初唐绮靡诗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收到了卢思道等人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北齐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以及北齐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具体阐述，并且进一步朝着深入方向发展，让我们对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对于北齐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北齐整体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许多作家的研究还呈现出空白的状态，北齐文学的辑佚工作做得还不够，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只限于影响较大的几位，对北齐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北齐文学的研究当中，使得北齐文学的研究取得更为深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吉定.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陈娟、徐中原.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3】宋燕鹏.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兰台世界，2006,24.
【4】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5】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长沙大学学报，2006,6.
【6】石美莹.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宿州学院学报，2010,12. 【7】张皓.北朝诗风刍议.江汉论坛，1985,8.
【8】曹道衡.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92,3.
【9】刘怀荣.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齐鲁学刊，2004,1.
【10】胡大雷.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文学评论,2008,5.
【11】孔毅.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
【12】李少雍.史传文学家魏收.古典文学知识，1999,3.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4.02.026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也是各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渗透与交融的时期，多元化的文化大融合繁荣发展，精彩纷呈，对南北朝时期体育文化多样化特征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自觉趋向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自东汉以来，历经两晋、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宋、齐、梁、陈等政权更迭，战乱和割据打破了一元化的政治与集权式的经济体制，主流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从儒家思想中解脱出来，这一时期广大民众的人格和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在战乱不休的年代，从上到下都希望和热衷于寻找统一和治国的方略。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武术人才辈出，并促使玄、道、佛等的导引养生思想的形成，促使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1）儒、玄、佛、道对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使当时的儒家思想被新的体育思想逐渐打破，形成了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瓦解，“射礼”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的骑射、军射代替，体育中的导引养生历经儒玄双修、儒佛调和后的新儒学重生、乐生仍然不失为主体的文化特征。[1]
儒家思想强调“立身”，即养自身，也养身外之身，是一种内、外兼修的养生思想，道家也讲究内修、外养。南北朝时期的道家葛洪就把养生分内、外兼修，认为内修方法是“涤除嗜好，内视返听，尸居无心・・・・・・忘其形骸。”而外养的方法有导引行气和炼丹服食两种。由上可见，虽然玄、道分家的一些养生做法与儒家名教相悖逆，但也有一些思想是一致的。与名教相对立的是“神灭论”以及“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全亿万年”等养生思想是唯物论的思想，有利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趋向自觉。
从养生导引理论来看，儒玄合流，佛道互补，儒、佛、道相互对抗而又互相渗透。南北朝时期玄、佛、道之家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养生导引传统理论的格局，意义重大。主导文化由儒学微变成三级并立，集儒、道、佛为一身的颜之推――“虚谈非其所好”，长期使用儒家思想“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以训世人”。葛洪的养身思想，使道家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随着道教养生的发展，南北朝入道求仙的人越来越多，统治者也大力支持。如齐梁王侯朝士们多向陶弘景学习受神仙之道。梁武帝也对陶弘景礼敬有加，凡朝中大事必与其咨询，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可见，儒家的一统思想被打破。
玄学以“无不为”解释“无为”，还具有维护统治的作用，玄学推动了儒道的融合和佛教的中国化，而道教也在南北朝时期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三教并立的格局以及唯物论、唯心论鲜明对立，使养生思想领域、人性论、生命论的对抗、交融、发展，也是促进人的重生文化心态自觉趋向发展，也标志着南北朝时期养生导引走向成熟。在思想上和信仰上，南北朝的上层人士先是归心老子、庄子、道教，继而又信仰佛教。南北朝时期广大群众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觉醒的一种曲折反映。而精神文化方面的相对解放和自觉趋向，必然推进物质文化的发展。南北朝的骑射、百戏、围棋、导引养生等的兴起，可以说是“虚”中“实”的表现。
（2）妇女体育的兴起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胡汉之间的文化碰撞，多元化文化互相发展，经济文化格局变化及其发展，为妇女社会地位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生长土壤。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不女参加到体育活动中来。她们离开织机，走出厨房，拜访亲友，周游城邑，游戏佛寺，观赏渔猎，登山临水，出境庆吊，甚至举杯畅饮，引吭高歌。当时的女子体育还有骑马、秋千、射猎、杂技等活动。在《北史・李灵列传》中记载：“百姓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攘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2]还有北朝乐府《木兰诗》，对女英雄花木兰从军进行了歌颂，故事十分感人。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因而其思想观念也趋向自觉，从而妇女出外游学，步入仕途，甚至替父替夫从军、骑射、打猎等都出现在南北朝。妇女的自觉趋向观念和行为，表现了社会风尚给妇女的影响，从最深层次上显示着儒家名教观念的淡薄，人们文化心态上趋向自觉的程度。
二、开放融合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时期，周围的各族文化进入中原，给汉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增添了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
（1）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由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不复存在，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是：儒家独尊的文化地位被打破，出现了自成体系的各大学派，互相吸收和兼容，使之呈丰富多元化文化。因此，南北朝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文化特征。在各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频繁，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的时代条件下，使体育文化的单一性被打破。首先是汉族对外来体育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收的积极精神，汉族出现“教以骑射挽强之术”。梁朝还专门编著了《马射谱》、《骑射都格》，用以做骑射教材。汉族的弱冠生也“别有博射，弱弓长箭”。甚至不少上层人士忘情于骑马射箭、舞剑等一类的活动。葛洪感叹说：“儒教渝表，或沉溺渝黄色之中，或趋驰于竞逐之路。”《颜氏家训・戒兵篇》说：“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
（2）民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在民间，摔跤活动时兴起来。《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之人，五月间，相结伴为相扑之戏。”除了翼州、荆楚之外，中原地区的襄城等地，也盛行相扑。《角力记考古》记载：襄城人王弘与颍川功曹刘子竺会于界上。子竺曰：“襄城人不知颍川人能扑。”弘对曰“相扑下技抹不去以明优劣。”可见儒雅为主的单一体育被打破，而终射猎、摔跤，这无疑是南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3]
在汉族一改风俗的同时，少数民族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尤其北方，如北周、北齐等地，表现做明显，他们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外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北魏在统一北方前后，经常开展的活动有鼓吹、杂技、造五兵、角抵、跳丸、五案等，其中大部分是汉民族的杂技，所以称“汉晋之旧也”，是为汉民族的文化。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同时大量的汉民族杂技、音乐、体育礼仪等文化进入，使观念进一步开放。
（3）胡、汉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最能代表开放性文化观念是，相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如“狮舞”、“象人”以及倒立、缘竿都与西胡和西域文化有关，可以说“胡技”成了中原地区娱乐、休闲宴会的主要内容。摔跤也属朝人最强。文献记载北齐一位受到后主高纬宠爱的角抵手何猬萨，故意杀对手，高纬仁通，命亲信诬告其绰反，后主不忍显戳，使宠胡何猬萨后园与绰相扑，杀之。可见当时王公大臣对相扑的喜爱程度。目前一致认为“相扑”一词起源于南北朝。这其中不少技艺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摔跤习俗有关。南北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来贬低少数民族和佛教，然而“夷夏之别”并没有削弱胡汉文化的交流，反而加深了胡汉文化的融合。[4]
三、宗教、鬼神崇拜背景下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作为佛教在中原盛兴的时期，佛教理论先后以般若学和涅佛性为重点而展开，并与玄学贵无体论和名教与自然之辩相呼应，体现了佛教理论与中原传播发展过程中从依附玄学，以玄解佛到独立发展的道路，表现出儒、佛、道的逐步统一。
（1）对体育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佛教禅宗对体育文化有直接的影响。在北魏孝文帝大和年间，印度高僧达摩来到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据传：达摩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在思想深处“苦心炼魔”。但终日静坐，不免筋骨疲倦，达摩发现好些弟子禅坐久了，昏昏欲睡，精神不振。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达摩仿效我国古代人民锻炼身体的各种动作，编成健身活动的“活身法”传授僧人还将鸟兽的飞腾、跳跃、游弋等多种姿势糅合进来，逐渐形成一套健身养性的少林拳的雏形。另说少林寺创立于北魏时期，在寺中的僧人很重视身体锻炼，总结出了不少的健身之道。南北朝的少林寺武术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这为日后少林寺内、外结合的演练和技击打下了基础。
宗教的世俗化谓之民间信仰。当民间信仰成为约定俗称的规则，成为影响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在精神时，就变成了民间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他总归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信仰民俗主要表现的是人和鬼神之间沟通的精神体系，对当时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2）鬼神崇拜对体育文化发展的传承作用
在信仰鬼神，好淫祀的风尚中，也产生了不少体育活动。诸如歌舞杂技、赛龙舟，与占卜有关的藏钩之戏、探春、元宵节赏灯等。南朝范晔《后汉书・东夷传》：“扶余国以腊曰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魏书・乐志》记载：“今圣朝月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等。这里的“武舞”中有击刺动作，是模仿格斗动作改编的，跳这种武舞，对舞者身体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甚至是一种武技的训练。
南朝范晔在《后汉书・陈禅传》说：“永宁元年，西南夷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以上这些预测吉凶、占卜、观天象也是一种鬼神崇拜现象。在射俗上，南北朝也与鬼神崇拜有关。如南北朝时兴一种“射柳”的射俗，射柳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最早源于匈奴、鲜卑。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这种射俗当时非常盛兴。[5]
南北朝时期，人们许无昧荒谬的祈神占卜活动，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一种理想追求，因为他们无力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苦，想借神灵和占卜凶吉来安慰和补偿痛苦的心灵。而在这种活动中加进一些射箭等体育娱乐活动，正是这种目的具体的心理表现。[6]
参考文献：
[1] 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李延寿.北史：周武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李世宏.两晋南北朝体育地区差异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00.
[4] 方协邦.论南北朝时期体育文化的交融与嬗变[J].青海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5] 黄伟，卢鹰.中国古代体育习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体育文化；特征；南北朝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4.02.000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也是各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渗透与交融的时期，多元化的文化大融合繁荣发展，精彩纷呈，对南北朝时期体育文化多样化的特征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自觉趋向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自东汉以来，历经两晋、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宋、齐、梁、陈等政权更迭，战乱和割据打破了一元化的政治与集权式的经济体制，主流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从儒家思想中解脱出来，这一时期广大民众的人格和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自由发展。在战乱不休的年代，从上到下都希望和热衷于寻找统一和治国的方略。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武术人才辈出，并促使玄、道、佛等的导引养生思想的形成，促使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1）儒、玄、佛、道对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使当时的儒家思想被新的体育思想逐渐打破，形成了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瓦解，“射礼”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的骑射、军射代替，体育中的导引养生历经儒玄双修、儒佛调和后的新儒学重生、乐生仍然不失为主体的文化特征。[1]
儒家思想强调“立身”，即养自身，也养身外之身，是一种内、外兼修的养生思想，道家也讲究内修、外养。南北朝时期的道家葛洪就把养生分内、外兼修，认为内修方法是“涤除嗜好，内视返听，尸居无心……忘其形骸。”而外养的方法有导引行气和炼丹服食两种。由上可见，虽然玄、道分家的一些养生做法与儒家名教相悖逆，但也有一些思想是一致的。与名教相对立的是“神灭论”以及“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全亿万年”等养生思想是唯物论的思想，有利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趋向自觉。
从养生导引理论来看，儒玄合流，佛道互补，儒、佛、道相互对抗而又互相渗透。南北朝时期玄、佛、道之家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养生导引传统理论的格局，意义重大。主导文化由儒学微变成三级并立，集儒、道、佛为一身的颜之推——“虚谈非其所好”，长期使用儒家思想“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以训世人”。葛洪的养身思想，使道家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随着道教养生的发展，南北朝入道求仙的人越来越多，统治者也大力支持。如齐梁王侯朝士们多向陶弘景学习受神仙之道。梁武帝也对陶弘景礼敬有加，凡朝中大事必与其咨询，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可见，儒家的一统思想被打破。
玄学以“无不为”解释“无为”，还具有维护统治的作用，玄学推动了儒道的融合和佛教的中国化，而道教也在南北朝时期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三教并立的格局以及唯物论、唯心论鲜明对立，使养生思想领域、人性论、生命论的对抗、交融、发展，也是促进人的重生文化心态自觉趋向发展，也标志着南北朝时期养生导引走向成熟。在思想上和信仰上，南北朝的上层人士先是归心老子、庄子、道教，继而又信仰佛教。南北朝时期广大群众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觉醒的一种曲折反映。而精神文化方面的相对解放和自觉趋向，必然推进物质文化的发展。南北朝的骑射、百戏、围棋、导引养生等的兴起，可以说是“虚”中“实”的表现。
（2）妇女体育的兴起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胡汉之间的文化碰撞，多元化文化互相发展，经济文化格局变化及其发展，为妇女社会地位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生长土壤。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使不少妇女参加到体育活动来。她们离开织机，走出厨房，拜访亲友，周游城邑，游戏佛寺，观赏渔猎，登山临水，出境庆吊，甚至举杯畅饮，引吭高歌。当时的女子体育还有骑马、秋千、射猎、杂技等活动。在《北史·李灵列传》中记载：“百姓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攘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2]还有北朝乐府《木兰诗》，对女英雄花木兰从军进行了歌颂，故事十分感人。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因而其思想观念也趋向自觉，从而妇女出外游学，步入仕途，甚至替父、替夫从军、骑射、打猎等都出现在南北朝。妇女的自觉趋向观念和行为，表现了社会风尚给妇女的影响，从最深层次上显示着儒家名教观念的淡薄，人们文化心态上趋向自觉的程度。
二、开放融合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时期，周围的各族文化进入中原，给汉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增添了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
（1）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由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不复存在，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是：儒家独尊的文化地位被打破，出现了自成体系的各大学派，互相吸收和兼容，使之呈丰富多元化文化。因此，南北朝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文化特征。在各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频繁，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的时代条件下，使体育文化的单一性被打破。首先是汉族对外来体育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收的积极精神，汉族出现“教以骑射挽强之术”。梁朝还专门编著了《马射谱》、《骑射都格》，用以做骑射教材。汉族的弱冠生也“别有博射，弱弓长箭”。甚至不少上层人士忘情于骑马射箭、舞剑等一类的活动。葛洪感叹说：“儒教渝表、或沉溺渝黄色之中，或趋驰于竞逐之路。”《颜氏家训·戒兵篇》说：“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
（2）民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在民间，摔跤活动时兴起来。《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之人，五月间，相结伴为相扑之戏。”除了翼州、荆楚之外，中原地区的襄城等地，也盛行相扑。《角力记考古》记载：襄城人王弘与颍川功曹刘子竺会于界上。子竺曰：“襄城人不知颍川人能扑。”弘对曰“相扑下技抹不去以明优劣。”可见儒雅为主的单一体育被打破，而终射猎、摔跤，这无疑是南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3]
在汉族一改风俗的同时，少数民族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尤其北方，如北周、北齐等地，表现做明显，他们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外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北魏在统一北方前后，经常开展的活动有鼓吹、杂技、造五兵、角抵、跳丸、五案等，其中大部分是汉民族的杂技，所以称“汉晋之旧也”，是为汉民族的文化。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同时大量的汉民族杂技、音乐、体育礼仪等文化进入，使观念进一步开放。
（3）胡、汉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最能代表开放性文化观念是，相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如“狮舞”、“象人”以及倒立、缘竿都与西胡和西域文化有关，可以说“胡技”成了中原地区娱乐、休闲宴会的主要内容。摔跤也属朝人最强。文献记载北齐一位受到后主高纬宠爱的角抵手何猬萨，故意杀对手，高纬仁通，命亲信诬告其绰反，后主不忍显戳，使宠胡何猬萨后园与绰相扑，杀之。可见当时王公大臣对相扑的喜爱程度。目前一致认为“相扑”一词起源于南北朝。这其中不少技艺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摔跤习俗有关。南北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来贬低少数民族和佛教，然而“夷夏之别”并没有削弱胡汉文化的交流，反而加深了胡汉文化的融合。[4]
三、宗教、鬼神崇拜背景下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作为佛教在中原盛兴的时期，佛教理论先后以般若学和涅槃佛性为重点而展开，并与玄学贵无体论和名教与自然之辩相呼应，体现了佛教理论与中原传播发展过程中从依附玄学，以玄解佛到独立发展的道路，表现出儒、佛、道的逐步统一。
（1）宗教信仰对体育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佛教禅宗对体育文化有直接的影响。在北魏孝文帝大和年间，印度高僧达摩来到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据传：达摩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在思想深处“苦心炼魔”。但终日静坐，不免筋骨疲倦，达摩发现好些弟子禅坐久了，昏昏欲睡，精神不振。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达摩仿效我国古代人民锻炼身体的各种动作，编成健身活动的“活身法”传授僧人还将鸟兽的飞腾、跳跃、游弋等多种姿势糅合进来，逐渐形成一套健身养性的少林拳的雏形。另说少林寺创立于北魏时期，在寺中的僧人很重视身体锻炼，总结出了不少的健身之道。南北朝的少林寺武术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这为日后少林寺内、外结合的演练和技击打下了基础。
宗教的世俗化谓之民间信仰。当民间信仰成为约定俗称的规则，成为影响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在精神时，就变成了民间宗教。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他总归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信仰民俗主要表现的是人和鬼神之间沟通的精神体系，对当时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引领作用。
（2）鬼神崇拜对体育文化发展的传承作用
在信仰鬼神，好淫祀的风尚中，也产生了不少体育活动。诸如歌舞杂技、赛龙舟，与占卜有关的藏钩之戏、探春、元宵节赏灯等。南朝范晔《后汉书·东夷传》：“扶余国以腊曰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魏书·乐志》记载：“今圣朝月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等。这里的“武舞”中有击刺动作，是模仿格斗动作改编的，跳这种武舞，对舞者身体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甚至是一种武技的训练。
南朝范晔在《后汉书·陈禅传》说：“永宁元年，西南夷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以上这些预测吉凶、占卜、观天象也是一种鬼神崇拜现象。在射俗上，南北朝也与鬼神崇拜有关。如南北朝时兴一种“射柳”的射俗，射柳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最早源于匈奴、鲜卑。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这种射俗当时非常盛兴。[5]
南北朝时期，人们许无昧荒谬的祈神占卜活动，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一种理想追求，因为他们无力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苦，想借神灵和占卜凶吉来安慰和补偿痛苦的心灵。而在这种活动中加进一些射箭等体育娱乐活动，正是这种目的具体的心理表现。[6]
参考文献：
[1] 谭华.体育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李延寿.北史:周武帝本纪[M].中华书局，1974.
[3] 李世宏.两晋南北朝体育地区差异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0.
[4] 方协邦.论南北朝时期体育文化的交融与嬗变[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