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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从有利因素来看：一是世界范围的资本活动由于受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将会进一步趋于活跃，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为这些资本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手段；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结构调整对投资、尤其是外国投资的需求将会继续扩大；三是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秩序和投资环境将得到根本改善，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及其企业长期战略决策创造了良好预期，而且随着服务贸易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商投资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四是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导致的失业、下岗，将使中国继续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将长期存在，从而吸引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加工基地继续加快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五是随着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产生，长期积累形成的“三资”企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也将面临不断更新、改造、扩充的需要，现有企业的增资将继续构成外商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未来时期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不能排除出现局部区域、甚至世界范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以美国经济为首的西方经济尚未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这将严重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二是许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加快，区域内投资的增长将远远超过面向区域外的投资，而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形成多边经济共同体的区域，因而面向这一地区的投资和本区域内部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有所放慢；三是世界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将明显加剧，不仅发达国家会利用资本市场和金融手段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等优势，加快吸收购并方式直接投资的速度，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会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通过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开放换取外国的技术和资本。这将为中国吸收外资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四是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外资优惠政策的逐步清理、取消，外商投资的收益预期将明显回落；五是目前年度中国经济总量和新增外商投资总量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规模，相应的增长速度将会表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总之，吸收外资快速增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今后将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
尽管从存量的角度来看，由于“三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大提高，“三资”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但是从新增流量的角度来看，“十五”时期利用外资的增长将难以达到过去20年间的平均增长水平。由此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十五”时期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前20年相比将有所下降；二是为了保持利用外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必须通过优化产业分布结构来提高经济整体的产出效率，弥补总量增长趋缓的不利影响。这实际上意味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必须由注重总量增长效应向注重结构升级效应转变。根据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提升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外商投资带动了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装备程度的提高，但是这主要依赖于外商投资本身的资本装备优势来实现，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反而是下降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消费和投资需求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势头，各种产业部门在社会总需求增长中所受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在投入产出分析中主要通过计算感应度系数，反映不同产业部门的影响程度，系数值越高，说明该部门为了满足总需求增长而应该增加产出数量，并将这样的部门称之为后关联产业。促进后关联产业发展一般是供给政策的重点，目的在于为经济发展提供配套和基础条件。根据中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计算结果，商业部门的感应度系数最高，其次是种植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钢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业、其他普通机械制造业、有机化学产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煤炭采选业、其他化学产品制造业、石油开采、棉纺织、造纸、塑料、汽车工业、电气、电子元件制造业、金融业等。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对这些领域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其他产业部门，相应的外商投资需求增长也将快于其他部门。感应强度比较高的产业主要是基础原材料和配套产业，通过利用外资加快这些行业的发展，有利于为加工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配套产品，延长产业链条。
二、进入中国的服务业投资增长将快于工业部门
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中国将会在“十五”时期加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其中如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商业、对外贸易、电信、运输和技术服务等领域，中国现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远远低于国外同行业企业，将会有大量企业通过与外国跨国公司建立战略同盟提高自身竞争力，不同行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以及消费者对相关服务的质量、多样性和广泛性也会产生新的要求，与这些要求相适应，对外商服务业投资的需求必然会大量增加。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有所不同，投资是直接进入对方国内市场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国服务市场的巨大规模对于外国服务业企业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服务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服务业规模有利于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减轻中国长期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未来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这种政策导向及其相应的鼓励性措施也将产生对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从国际背景来看，目前服务业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之一，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趋势有所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也会明显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十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将有望实现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由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电信服务、商业、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陆续取消，这些行业的外资增长速度将明显快于包括工业部门在内的其他行业。初步估计，同时期外商服务业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产业外商投资占全部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这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有利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目前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预期是什么呢？一项针对136家欧盟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调查(2001年6～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136家欧盟国家在华投资企业，通过访问、座谈和问卷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国厦门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参见《欧盟中小企业对华投资发展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后欧盟企业的对华投资产业结构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一，接受调查的企业认为，欧盟企业最有可能选择的行业首先是制造业，这一结果与迄今为止的投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最高的特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考虑到目前已经投资的企业中制造业占80.7％、而回答今后将选择制造业的企业比重仅有66.2％这一因素，可以认为未来时期欧盟企业对华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比重将会明显下降。第二，现有企业中，邮电通讯、交通运输业的比重仅有3%，但是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将会选择该行业进行投资的企业高达57.4％，排在第二位，可见与电信服务和交通运输有关的服务业投资将出现快速增长，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也会明显提高。第三，金融保险业目前的外商投资在地域、经营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为止对该行业投资的欧盟企业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调查企业中47.1％的企业认为，今后欧盟企业的金融保险业投资将成为优先选择的领域之一，仅次于制造业、邮电通讯运输业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业之外，电力、煤气生产供应、商业批发零售等行业的投资也可能出现较快增长，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项调查涉及企业数量比较多，涉及国家范围广泛，接受调查企业的产业分布、投资方式、地区构成等均与外资总体结构相接近，因此可以认为样本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反映了发达国家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未来趋向的一般性特点。
表2欧盟企业今后增加对华投资可能选择的行业
注：问卷问题：您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将会选择那些行业？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课题组《欧盟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报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第三产业中，商业饮食、邮电运输、金融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的后关联性最强，也就是说，对这些产业的需求增长受总需求增长的拉动效果较为明显。因此，“十五”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对这些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会超过其他服务业的平均水平。通过吸收外资，提高这些行业的总体规模和服务水平，有利于适应经济增长和和市场消费增长的要求、并产生良性循环效果，带动社会需求进一步增长。因此，应当成为重点发展的领域。
三、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有望加快
根据行业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与劳动密集型程度、资产产出效率、行业平均税负水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假定在未来投资决策中，对行业投资的预期，以目前各制造业行业的全部企业平均水平为主要依据，那么根据外商投资不同的利益目标，选择投资领域的趋向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主要注重利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外商，对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非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较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比较大。以提高资产产出效率为投资指向的外商，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电气机械、办公机械、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很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税负为主要目标的外商，对税负水平比较低的行业具有比较高的投资趋向，这些行业包括皮革毛皮制品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资预期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对上述因素综合评价，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结果。
表3按照外商投资趋向分类的工业行业
注：分类是对资产产出效率、劳动密集型和平均税负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得到的，其中在计算3个因素平均评价指标时，按照各自与外资行业偏向指数的等级相关系数确定了不同权数。
第一，服装、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业、其他制造业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外资投资预期和偏向程度较高的领域。
第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办公机械、电气机械等虽然资本装备程度比较高，但是由于资本产出规模明显、税负水平较低等原因，有可能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资相对较少的行业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电力供应、蒸汽与热水、煤气生产与供应、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将长期由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自然垄断行业；二是非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采选业等资本产出效率较低、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三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饮料制造业等市场相对饱和、资本产出效率不够明显或者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
应当注意到，近几年来，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含量有所提高。这对于中国吸收外资的技术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够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扶持，这种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扩大。
四、发达国家制造业今后产业转移的可能趋势——来自日本大型企业的调查结果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将对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对792家在国外设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来源：日本国际合作银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业提出今后3年将继续加强和扩大海外业务(海外业务除了包括在当地投资企业的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等活动之外，还包括委托生产、收购等)，而提出“维持现”或者“缩小、撤退”的企业仅分别占28.0％和0.4％。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比重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7.1个百分点之多，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产业转移今后将以较快的增长速度继续扩大。其中82％的企业认为中国是最有前途的产业转移对象国（可重复选择），比2000年调查结果提高1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4年居各国（地区）之首，此外，今后3年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中76.3的企业回答将扩大在中国的业务，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参见表4）。因此，今后中国将成为日本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从不同产业的投资趋向来看，在日本的主要行业中，汽车工业生产企业计划3年内扩大和加强海外业务的比重最高，达到90％，其次是一般机械（74.5％）、电气机械、电子设备（72.3％）、化学工业（70％）等。与2000年调查结果相比，这些产业计划扩大投资的企业比重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其中汽车工业提高了23.8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一般机械（29.8）纤（28.0）、食品（30.4）的百分点上升幅度也比较大，表明这些行业的投资有可能出现新的增长势头。
表4今后3年日本企业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主要目的地
我们知道，中国期刊同其他媒介一样，过去和现在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许可证制度确立了政府几乎是其惟一的投资主体和营运主体的地位。随着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包括期刊在内的中国传媒业如何有效地与市场结合，并通过产业经营途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迹象表明，期刊有望成为传媒业内率先得到突破的媒介。宏观面上的把握有助于我们认清形势，理解商机，抓住商机。期刊业的商机到底在哪里？其实从期刊营运环节与要素组合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一）期刊发行：可供分享的盛宴
期刊发行是组织期刊流通、介于期刊制作和消费之间的特殊环节，它具有沟通期刊产销信息、调节市场供求的特殊作用。期刊发行上影响出版，下带动广告，它对期刊发展具有的促进与制约作用极为突出。期刊发行业投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国民不断增长的期刊消费需求为投资期刊发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正在得到极大的改善，居民消费结构随着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2001年城市和农村该指标分别降至37.9%、47.7%）而发生改变，这将使居民对期刊等传媒产品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期刊业发展与我国人口规模及其需求是极不相称的。反映在期刊消费结构、消费总量和人均占有量等指标上，都亟待优化与增长。以2001年为例，当年我国期刊总印数289469万册，人均占有量仅2册多，而2000年欧洲发达国家人均期刊占有量一般在10册以上，美国为15册，日本在20册以上。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间，期刊消费市场将快速扩容，期刊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时期，期刊发行市场的投资潜力巨大。
其次，期刊规模的不断增长和期刊社的发展迫切需要为投资期刊发行网络提供有效的业务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期刊一直呈快速发展的势头。据统计，在1981至2001年间，中国期刊品种从2801种增至8889种，20年增长2.17倍；即使在1991年到2001年10年间，中国期刊品种也增长了46.8%。近3年来在其他媒体不断被整顿、压缩的时候，中国期刊品种却分别保持2.35%、6.57%和1.88%的增长率，总印张分别增长21.17%、3.37%和0.88%。目前，中国期刊经营主要依靠发行维系，发行数量大小成为决定期刊社兴衰成败的核心指标。对于众多中小期刊社的经营者来说，他们最关心最头疼的是如何突破时间与空间束缚，将自己的期刊分销到目标读者的问题。一些期刊社也曾尝试建立自己的独立发行网络，但结果是：既超出自身能力许可又因重复建设造成行业资源浪费。为此，业界迫切希望建立一个结构完善、组织合理、内外统一、网络健全的全国性社会化期刊发行体系。事实上，期刊发行网络虽然投资规模较大，但其投资风险较小。它如同广播电视的有线网络一样，是传媒基础产业，然而谁一旦拥有强大的网络，谁就会成为期刊追捧的对象，也就拥有期刊市场的霸主地位；谁控制发行网络，谁就掌握了期刊发展主导权。（见表1）
表1中国期刊分类情况一览表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出版年鉴2002》数据整理
表2部分国家期刊营业收入构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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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期刊联盟(FIPP):WorldMagazineTrends2000/2001
（二）期刊广告：正在做大的蛋糕
期刊特性所创造的广告价值使期刊成为商家必争的广告载体。由于期刊具有文化性、专业性、可保存性和读者群的集中性，它在传递信息等方面具有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为增强针对性，期刊总是要选取特定的受众群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并注重这一细分市场的研究，从形式、内容、营销通路尽可能贴近、满足这部分受众的消费需求与偏好。在期刊品种中，综合性期刊所占比重较低，而大量的是专业性、专门性的期刊。2001年中国综合性期刊仅占5.85%，而专业性、专门性期刊为94.15%。（见表1）市场竞争加剧使商家在广告媒体选择与投放上更加理性，他们更加注重不同的媒体广告组合以形成立体的广告效果。商家正是看中期刊的上述特性，选择制作精美、读者青睐、服务完善的期刊作为其展示企业形象、传递商品信息的重要广告媒体。世界发达国家的期刊已经成为广告的重要载体，期刊广告在媒介广告营业额中所占比重一般在15%-20%，美国高达20%-30%，一些大公司、跨国公司与知名的期刊大都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广告业务关系。美国福特、通用、IBM等50家大型企业将期刊广告看做宣传品牌、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他们每年对期刊广告的投入占期刊广告营业总收入的40%左右。在期刊赢利构成中，期刊发行利润逐步让位于广告利润，广告收入从而成为期刊发展的经济支柱。（见表2）
中国期刊广告业在稳步中增长。期刊经营必须依靠发行与广告两个轮子同时运转方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收益，这种观念近年来已为业界所接受，并产生了诸如“生存靠发行、致富靠广告”的说法。但是，多年形成的期刊生存主要依赖发行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观，广告收入在期刊营业总收入中的比重甚低，在全国广告市场份额中所占比重甚小。如1998年中国期刊广告营业总额仅为8.9亿元人民币，只占全国广告市场份额的2.32%，还不到美国期刊营业额的1%。2000年中国期刊广告收入也只有11.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期刊广告的特殊地位逐渐为商家认同，期刊广告收入随之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连续4年保持20%以上的增幅。以北京市场为例，2000年期刊受众关注率较上年增长4.25%，仅次于互联网4.9%，远远高于报纸、广播、电视，在此基础上广告营收也较上年增长49%，是各种媒介广告增幅最大的。期刊分流广告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其实，中国期刊广告正处于全面提速阶段，其“钱景”值得重视。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中国期刊广告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对此我们不妨作如下假设：中国2000年GDP约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0%（美国为98729亿美元），如果中国期刊广告也能达到美国期刊广告营收的10%（美国为177亿美元），每年就有约14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即使中国期刊广告收入只做到美国的5%，每年也有70多亿元人民币。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20多年来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GDP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至2001年的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达9.44%，超出世界同期年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这种势头仍在延续。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产业发展与企业繁荣，企业的兴盛也将带动期刊广告的进一步繁荣，期刊广告市场已不再是理论市场，对投资者而言，这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三）期刊增值服务：潜力无限的投资空间
强大的期刊产业离不开完善、高效的期刊增值服务业。长期以来，在政府主管主办的体制下，中国期刊实行条块分割，采、编、印、发、研各个环节内部承揽，“大而全、小而全”现象普遍存在。其结果是各期刊特色不特，内容单调、重复、陈旧，缺乏对受众的深入研究，造成刊社对市场变幻反应迟钝。近年来，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总体要求，国家相继将报刊从政府部门垄断意识的温床中揪离出去。正在被逐步推向市场的中国期刊则必须面对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选择。在以本量利的左右下，为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期刊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社会化增值服务的迫切需求，他们将自己办不好、也没有能力办好的生产服务工作交由社会服务机构完成。这种外协式的社会化增值服务涉及期刊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现实情况是专业化的期刊增值服务提供商严重不足，仅有数家机构无论其服务内容、服务手段还是市场覆盖面、服务效率都极不令人满意，社会化服务的滞后极大地制约着中国期刊产业的发展。中国期刊增值服务业还是一片空白，投资机会多多。
二、投资中国期刊产业的可行性分析
（一）不均衡发展格局的确立为期刊产业大规模并购埋下伏笔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期刊业经营方式正在由政府主管主办、大包大揽由政府宏观调控、期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方面转变。在转变过程中，由于受观念更新、专业分工、历史积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期刊所拥有的竞争实力与市场地位相差甚大，期刊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市场资源向强势期刊集中的趋势更为明显（如《读者》、《知音》、《家庭》、《青年文摘》“四大名旦”都是期印数超过百万册的大户），“马太效应”也将更加突出。从平均期印数来看，25万册及其以上的期刊1999年为150种，2000年156种，2001年137种。尽管它们分别仅占当年全国期刊总数的1.83%、1.79%和1.54%，但其平均期印数分别占了全国期刊期印数的44.73%、46.06%和42.2%。（见表3）
表31999-2001年中国期刊业市场集中度(CRn)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出版年鉴》资料整理
表4期刊三大发行系统对比
附图
表5国际数据集团(IDG)报刊投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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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000年美国畅销期刊排行表
附图
值得一提的是，为发挥强势期刊的带动作用，塑造精品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开始实施“中国期刊方阵”工程。在2001年12月公布的首批进入方阵的1518种期刊中，双效重点期刊1154种，双百期刊192种，双奖期刊107种，双高期刊65种。方阵工程的正式启动宣告长期以来中国期刊均衡发展格局已被打破，国家将给予17.07%的入选期刊以大力支持，鼓励其通过组建期刊集团等方式进行扩张经营，做大做强；而未入选的、占总数的82.93%的7371种期刊，其未来经营将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生存考验也才刚刚开始。照此推断，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期刊业产业集中度快速提高的时期，也是期刊大规模的并购时期。少数拥有市场、拥有品牌、拥有资本的强势期刊将实施集团化发展战略，通过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收编”、“消化”弱势期刊，真正走上扩张的道路；而大量势单力薄的期刊将被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发行集团、电影集团和其他综合性传媒产业集团托管、兼并或收购，成为这些传媒集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逐步淡出期刊市场。
（二）期刊生存突围为投资者进入期刊产业准备了可供选择的合作伙伴
财政支持的减少直至取消已将中国期刊逼到生与死的十字路口。50多年的发展虽然使中国期刊逐步形成一个门类齐全、品种多样的期刊体系，但是中国期刊业是在基于数量扩张的基础上实现增长的，是粗放型的增长，绝大多数期刊个体实力羸弱。据资料显示，发展型期刊不足2成，超过8成的为生存型，这些生存型期刊基础差，积累少，苦苦支撑，维持着作坊式的生产。1999年真正赢利的期刊只有100家左右，发行量在几千册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不足1000册。2000年中国期刊市场规模仅为87.46亿元，即使经营比较成功的期刊，其营业额只在2亿元左右。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尚未完成产业转型的情况下，中国期刊就必须面对市场，特别是来自境外传媒机构的竞争与挑战，其境况着实令人忧虑。无论是经营规模、资产总额、赢利水平，还是人才队伍、技术装备，中国期刊都无法与期刊强国相比，整体实务相当弱小。为了支持期刊业的发展，政府尽管对期刊的财政补贴每年仍维持在3亿元左右，但相对于发展所需，这种补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况且距彻底的财政断奶已经时日不多。
资本缺乏是中国期刊业发展面对的现实难题，“资金饥渴症”是期刊业界共同的特征。期刊社眼看手中的出版专有权即将到期，而资金又缺乏，其内心深处的苦楚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其对“政策边界”的理解在艰难中开始模糊。近年来，为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期刊自救行为——主动争取业外资本加盟已经成为业界公开的秘密，这种可以被称做“生存突围”的特别行动涉及的期刊社已不在少数。今天，我们也许还不能对“生存突围”行为作出合理的判断，但非刊社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无疑正在成为推动期刊新一轮发展的三大资本力量。管理部门欲说还休的态度不仅延长了业外资本与一些期刊结合的蜜月期，也使更多期刊与更多、更大规模的业外资本的结合有了看齐的样板。看来，“实践探路、政策规范”的资本结构整治路数将再次上演。
三、中国期刊产业重点投资机会分析
（一）期刊发行
1.现有期刊发行系统的简要分析
当前，我国期刊发行集合了三股力量：邮政发行系统、社办发行系统和民营发行系统。（见表4）其中，邮政是期刊发行的主体（主渠道）。邮政发行是建国以来我国期刊发行一直沿袭的流通模式，应当说邮发途径是适应计划经济时期期刊业发展需要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期刊实施产业经营以来，邮发已经无法适应期刊发行特别是增值服务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一是传统体制约束严重影响了邮政开拓期刊发行市场的能力。邮政发行长期局限于以目录征订为特征的期刊订阅市场，而在期刊零售市场难有较大作为，由此造成邮发期刊数量徘徊不前，邮发渠道制约着期刊业的发展。同时，与读者便利性、随机性的期刊购买行为更是格格不入。二是作为单一发行渠道的邮政虽有自身网点优势，但其现有人才、技术结构和信息加工手段都无法提供期刊所需的增值服务。期刊社从邮政得到的是期刊发行数字，对读者情况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建立读者网络、开发读者市场。三是邮政垄断发行造成产销双方都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对于期刊社来说，邮发不仅发行费率高，而且回款慢，影响期刊资金供应，造成期刊经营资金短缺；对读者来说，因无法获得订阅折扣，致使期刊消费成本逐年增加，极大地影响期刊订阅数量，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期刊社给予读者的订阅折扣一般都在20%左右。由此不难看出，通过市场竞争手段，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拓宽期刊发行通道，从而提高中国期刊流通效率已是当务之急。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整合如此分散的力量与如此分割的市场？从实力和条件来看，新华书店、大型社办发行机构、民营投资者和境外机构都可能在此有所建树，对此人们关注着！（见表4）
2.期刊发行体系模式
中国期刊发行市场网络建设目标是打造集批发、零售、仓储、运输、、配送、结算于一体，传统门店交易与网上交易相结合的综合流通服务平台。发行网络建设必须坚持走高起点规划、高技术含量、大通道运行、广地域覆盖、连锁化经营、多元化资本结构的发展道路，通过规模化、集团化、集约化经营手段，切实提供期刊流通服务，从根本上打破制约期刊业发展的流通瓶颈。
构建全国一网化的现代期刊发行网络体系可以采取一次性建设和分阶段建设两种途径。一次性建设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形成庞大的营销网络，从而产生对行业的巨大吸引力，其对行业发展的带动力与影响力将得到充分表达，其对行业的信息导航作用也将得到充分发挥；其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投资规模大增加筹资的难度，网络分布宽可能增大管理难度，人员素质与系统要求可能产生的不匹配，等等。
分期性途径即在确定基本规划的基础上，以可能的资金、人才、技术等条件分步骤、分区域建设。如它可以是通过战略联盟联结各地松散的期刊发行网络，使之逐步形成有机统一体。在此基础上以股权置换、产权交易为手段组建股份制期刊营销集团，以资本手段打造期刊快速流通通道。其优势是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其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大网络形成的滞后无法有效扩大期刊发行量，从而降低自身对期刊社的吸引力；二是小规模发行网络不能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无法排斥其他竞争者进入，从而增大投资的风险。
（二）期刊广告
1.期刊广告经营的政策背景
期刊出版领域是政府管制非常严格的部分，没有获得期刊出版权的任何单位或个人不能进行期刊出版活动，否则被视为违法。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媒介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的政策。根据规定，报刊新闻业务部门融资活动仅限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而经营业务如报刊印刷、发行、广告等部门经批准可以吸纳业外资本组建股份制企业，这为业外资本（包括外资）进入传媒广告业开辟了“安全”通道，期刊无疑也从中受益。其实，在该政策出台之前，已有业外资本进入期刊广告经营板块，最为成功的当数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期刊业的国际数据集团(IDG)，它已介入15种期刊（报纸）广告经营并取得不俗业绩，其成功运作值得关注与借鉴。（表5）
2.期刊投资品种的选择
费斯克在其金融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分析中关于电视节目—电视观众—电视广告的互动关系的描述同样存在于期刊经营之中，期刊形成了内容—影响力（读者）—广告的有机体。尽管业外资本尚不享有期刊的内容编审权，但通过提高内容质量扩大发行量从而带动广告却是绕不过的弯，一本内容丰富、制作一流的期刊总是能够得到更多商家拥戴的。因此，投资者对所投资的期刊品种选择和内容经营尤为重要。
在就中国畅销期刊作出评介之前，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畅销期刊类别。根据美国权威的SRDS分类法，美国期刊分为消费性期刊（供非专业、非学术人士阅读）和商业性期刊（专业型、专门性期刊）。表6中排在前5位的为最为畅销型的美国期刊。
中国哪些期刊最为畅销？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不能单纯从发行量的大小判断。与美国杂志完全依靠市场发行不同，中国一些发行量大的期刊是党政机关刊物，其发行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与市场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只有通过企业广告投放量和读者购买情况来对市场畅销型期和作出综合判断。从表7中我们发现，中国读者最青睐的期刊与美国读者的期刊消费偏好具有相似性。这些期刊无疑值得投资者关注。
（三）增值服务领域
由于增值服务不涉及期刊采编宣传业务，在政府面上基本上不存在太多壁垒，为政府鼓励、支持发展的领域。期刊增值服务投资领域主要有：
1.资讯提供
期刊吸引读者的是内容，期刊资讯提供商通过调动社会化的智力资源，培育信息源（如发现作者、培养作者团队），组织选题策划，为期刊提供高质量的稿件。
表72002年1-6月中国期刊广告营收20强
附图
资料来源：慧聪媒体研究中心数据
2.管理顾问
针对期刊社管理薄弱的实际情况，投资者通过组建高素质的专业化期刊管理团队，针对不同期刊的要求开展专项管理会诊断，提供管理辅导和解决方案。特别是在配合期刊社开拓营运思路、创建制度规范、提供实战指导、推荐职业管理者、策划师、出品人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3.投资融资
针对中国传媒产业投资主体单一、资本缺乏、效率低下的实际情况，投资者在扩大期刊资本来源、促进资本多元化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积极为期刊发展提供投资、融资信息与服务，扩大资金来源，解决期刊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公司将成立机构，选取部分期刊进行战略性投资，甚至对部分期刊进行托管，促进中国期刊业购并与重组。
此外，在经营策划、市场调查、教育培训、外贸、会议展览等领域投资者亦大有作为。
四、投资中国期刊业的基本策略
（一）突破策略
在当前政策背景下，投资期刊业在政策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政策风险较大。因此，应当采取突破策略，即从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最小的领域着手。在介入期刊类别上，不妨选取时尚类、经济类、生活类、行业类和影视类等作为突破口，根据政策变化逐步涉足新闻时政类期刊；在经营环节上，宜从分销服务、增值服务作为切入点，逐步向版权提供、项目合作发展。当前，业外资本（含境外传媒集团）进入期刊业大多通过授权进行版权提供、栏目合作和租用版面等方式，以期逐步过渡到实质性的资本合作，应当说此种手法是稳慎的也是现实可行的。
（二）大投入策略
正文：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4亿，并正以每年3％的速度急剧增长。与此同时，我国老年人购买能力总和也相当可观。目前我国老龄产业每年市场潜在消费能力高达3000亿元。“银发产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城市老人中有42．8％的人拥有存款。目前每年老年人的离退休金、再就业收入、亲朋好友的资助可达3000亿元至4000亿元，这将使老年市场成为未来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有较大影响的消费市场之一。
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收入将呈不断增长之势。有关专家预测，仅退休金一项到2010年就将增加到8383亿元，2020年为28145亿元，2030年为73219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表示，人口普查及人口研究中心预测数据显示，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
根据中国国家老龄委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老年人用品市场的需求量为4000亿元(每年仅老年人的服饰穿着消费潜力至少也有1000亿元)，到2010年将达到10万亿元，而现阶段全国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不足10%，离市场需求差距很大。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也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关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本公表示，200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4.37亿，之后将一直维持在三四亿的规模。到2100年总量仍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我国现在虽然还处于劳动力黄金时期，但60岁以上人口超过14%，65岁以上人口超过10%，按照国际社会标准，已经跨进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而去年5月，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此外，许多学者也认为，老龄化问题将从多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老龄化社会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人口老龄化也会给我们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其中最大的机遇就是老年人群消费所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在一些发达国家，老年人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银发产业”也成为市场的宠儿，有人认为“人类在18世纪发现了儿童，19世纪发现了妇女，20世纪发现了老人”。我国的“银发产业”也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有专家甚至指出，“银发产业”将与汽车、房地产等产业共同构成21世纪“最赚钱的十大行业”。
虽然“银发”市场有潜力，但市场大不等于回报高，商家自然不会忽视行业的风险。除了回收期长的问题外，投资老年市场也要考虑到竞争，从环境竞争到服务竞争，再到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如发展中国家的老年公寓要达到完全成熟，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要解决。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制度也相对不如发达国家成熟，因此发展中国家老年服务市场的风险大于老年商品市场。但发展中国家可以面向国际市场，如为欧美国家提供家政和护理人员服务等。
目前，我国“银发产业”受到的最大制约就是老年人消费能力较弱。因为我国农村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是靠子女赡养，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消费自由。对于现阶段的城市老年人来说，工作时期处于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的阶段，没有充裕的积蓄，基本上是依靠退休金维持生活，而目前我国的退休金标准偏低，在大部分地区仅能维持基本生活，因此消费能力有限。可是随着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老年人的退休金也将不断增加，老年人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将显著增强。预测表明，到2010年，我国老年人的退休金总额将达到8383亿元；到2020年时将达到28145亿元；到2030年，将增加到73219亿元。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储蓄额也会不断增加，例如日本的老年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而储蓄存款额却占其储蓄总量的55%。
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大多经历过历史上的困难时期，生活十分节俭，不愿意在生活必需品之外消费。而随着新一代人口的老龄化，他们的独立消费能力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不再固守“能吃饱穿暖就行”的消费观念，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和娱乐支出更多的费用，老年市场的服饰、保健、娱乐、休闲产品需求量也将随之不断增大。
应该看到，老年人的消费品位将不断提高。现在社会较高收入的中年群体具有与上一代不同的消费特点，他们的消费更追求生活品位和质量，汽车、旅游、住宅、健身等市场的发展主要依靠他们在支撑。随着这部分人群的逐步老龄化，将整体提高中国老年人的消费品位，提升“银发产业”内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档次，也必将推动“银发产业”的迅速发展。
当然，“银发产业”不应当仅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项产业，也应当发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保障他们身心健康的重要社会功能。特别是对于其中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却难以盈利和吸引投资的行业，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投资的进入，借助产业发展缓解老龄化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压力。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老年人生活方式的进步，中国对智能化、人性化、对象化的涉老产品和服务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开发一些适应“银发族”的事业，是大有前景的。当前，可开发的有8种产业。
一、老年人自费安养机构。市场化、现代化、城市化促使家庭功能缩小，老年人的家庭照顾发生困难。老年人的经济情况较以前为佳，老年人自费的安养机构，已成为老年人的新宠。
二、中老年人百货公司。当前老人购买自己生活及医疗用品，总是要跑上好几家商店，市面上很需要一些老人专用购物中心，提供生活所需的各种衣、食、住、行、乐、医疗保健等器材与用品，这些东西需要一些特殊材料设计与制作，为符合中、老年人身心之需要。
三、老年人疗养机构(康复机构)。针对瘫痪、卧床及其他慢性病者的需要，兴建合乎现代化设施、小型疗养设施(康复设施)，也是目前老年人社会的需要。这类机构需要医师、护士、服务人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等，提供生活、医疗、护理及社区服务，养生、送葬均需俱全。
四、中老年餐厅。由于老年人一般味觉不好，对饮食品味与消化均不如青年，中老年的食物配方均需针对其生理配方有所调整，如能针对这些因素提供餐饮服务，想必会受到“银发族”的喜爱。
五、中老年服务机构。如中老年人咨询顾问公司、健康及康复中心、交友服务、文娱康乐及旅游服务、职业训练及再就业服务。
六、老人专用辅助器材产业。例如，老人专用床、浴缸、淋浴器、马桶、尿壶、保温电瓶、书桌、电话、电动轮椅、按摩器材等等。
七、金融、保险服务业。退休之后，完全依赖退休金养老，日子可能会过得较清苦，不如在中年时期买一些终身保险单，等老年后可定期领到一些保险金额补贴老年生活的不足。保险公司可开展多项保险业务，如医疗、意外伤亡以及老年投资、资产管理、生活融资等等。
八、社区居家老年人服务公司。此类公司所提供的为老人服务，正迎合老人家庭中子女上学、上班人手不足情况的需求，一般来说如老人生活上所需的清洁、淋浴、购物、煮炊、医药、护送看病、读书(读报)、写信、聊天等等的家事服务，以及卧病者(老年人)的护理和紧急事件的处理。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产业只能说是刚刚起步。目前我国老龄商品主要以老年保健营养品为主，其他老年人专用品开发得很少。
据了解，一些发达国家非常重视老年人用品市场的开发。厂商为了迎合老年人的需要，千方百计发展老龄商品和服务市场，从药品到宠物食品、家居防盗安全系统、适合老年人假牙咀嚼的口香糖、自动配药服药定时器等都很受老年人的青睐。
老龄产业能否真正发展起来，取决于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因此专家认为，提高老年人的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至关重要，贫困不会有老龄产业的发展。国家通过政策调整，增加老年人福利，提高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是发展老龄产业的消费基础。
据了解，目前我国一些保险公司盯上了养老保险这一商机，开发了多种适合老年人的保险品种。在北京召开的“2005年中国金融形势预测、分析与展望专家年会”上，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裁曾冬漉认为，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引导国人在年青时即要着手有节奏地储蓄投资，以保障自身晚年的财富安享，从而协助国家政府建立健全的个人经济保障体系。
曾冬漉认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着严重的“421”家庭问题（即一对夫妇要承担赡养四位老人、一个孩子的家庭负担问题），解决方案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地改革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国内保险企业也要开展互的活动，提供一整套科学合理的“长寿社会的保险化生存”解决方案。曾冬漉认为,“保险企业有责任和义务为消费者提供相应的保障、投资产品，但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则是要强化人们对‘长期储蓄投资’观念和意义的理解。”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如何解决中国“未富先老”的问题，保证中国未来长寿社会的和谐发展，商业保险尤其是那些倡导长期理财观念的保障和投资的保险产品，无疑将承担着一定的历史使命。据了解，瑞泰人寿自2004年1月成立以来，就一直倡导建立个人经济保障体系的长期理财观念，而瑞泰的外资方——瑞典斯堪的亚保险集团在全球所倡导的“长期储蓄投资”的理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帮助人们建立起自己的个人经济保障体系一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的老龄产业目前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对商家有诱惑力的消费市场，而且老龄产业是面对老年人这个弱势群体的，某些方面带有社会福利的性质。因此，有关专家建议，在初期阶段，国家和政府应制定一些优惠扶持政策，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包括市场准入制度、业务范围约定、对口管理方面等内部统一的行业评估标准。
有关专家提出，今后不仅要加大老龄产品和服务的宣传力度，而且要扩大老龄产品和服务的宣传范围，积极引导老年人更新消费观念，不断扩大老年消费市场在总市场的份额。此外,引入市场机制，才能进一步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比如老年家政和护理服务、老年用品、老年公寓建设等都是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朝阳产业。
产业集群始终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最早对其做系统研究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区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一区域集群同一产业的越多，就越有利于企业所用生产要素的集群。而生产要素供给越多，就会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并且随着生产要素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也就越有效率。此外，此理论还把规模经济、地理、文化与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而这种环境反过来又会促进了企业及各种组织之间外部经济实现。
对产业集群的另一解释则是以中小企业合作竞争为基础的新产业区理论。该理论揭示了新产业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区域经济特性，这种区域经济特征与当地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分不开。在产业区内，人们有相同价值观，彼此相互合作与信任。该理论同样注重外部环境，指出企业之间应是完全对等关系，认为企业的形成及各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过程中的不断和积聚而使创新不断发展。波特也从创新角度对产业集群聚集现象进行了分析，其整个理论框架包括四方面：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因为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需具备这四个条件。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则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动因，他将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并从贸易成本到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问题。他通过一个简单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市场需求大的地点。反过来，大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最终形成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式。但由于克鲁格曼只是通过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系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动因，却未考虑其他环境因素，也就使得其结论的受到挑战。
2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内在机理分析
2.1相互依存的产业网络体系
波特认为，任何企业都可由价值链的重组来创造低成本竞争优势。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由一个企业自身来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创新，或者不可能、或者会产生较高成本。而风险投资又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的复杂系统，其运作流程仅靠一个企业是很难完成的。如果主导型风险企业劝说其他企业加入，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的团队，让其完成配套的技术创新，对风险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来说都可以获得降低成本的优势。正是这种专业化分工形成了风险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产业群，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风险企业集群创造的总价值(VGi)与单个风险企业创造的价值(Vi)之差δ=∑VGi-∑Vi。其中，δ可视为风险企业由于地理接近而获得的外部经济，或是合作信任而使风险企业额外获得的知识溢出，其大小取决于网络中风险企业数量、专业化程度及创新质量。δ越大，企业集群就会越强大，也就会形成长期的多样化契约机制。这些契约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推动风险企业间的共同开发创新。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区域性的相互依存产业网络体系。它既有惠普、网景、英特尔、苹果等世界领先的主导性大企业，也有很多相互联系的小风险企业。截止1999年3月，人员不超过50人的科技风险企业占80％，约有4800家。正是由于这些大企业与成千上万的生生灭灭的小风险企业，才共同推动与保持了硅谷持续的竞争优势。
2.2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风险投资家几乎都强调人的重要性，人是第一位的，是投资成败的关键。风险投资家们常说：宁可投资一流的人、第二流的项目，而不投第一流的项目、第二流的人。这里的人力资源不仅包括熟练掌握技术、管理和等多门知识经验的风险投资专家，同样也包括生产、销售、技术、管理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某区域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个地区就会对需要此技术的风险企业产生巨大吸引力。同时，来自不同企业、不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同一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员工也可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传递信息和技术，从而加快新思想、新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进而推动创新技术的产生和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就是创新人才培养和储存的摇篮，它除了有10余家20世纪5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外，还有近80所小型工程技术学院，每年能培养3万名工程师，其中1/3是各种软件人才。此外，海外印裔人口也有近2000万人，他们许多人将技术、资本、经验和创新精神带到了班加罗尔，有效地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
2.3充裕的资金支持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要想使风险企业快速成长，除了要受到人与技术的推动，还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各国政府起初为了扶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纷纷采取财政补贴和建立风险种子基金等措施，但政府的投入力度要受制于自身的财政状况，而且各地区又是有差异的，受惠对象也仅限于本地风险企业。而事实证明，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并不是发展风险投资业的一条有效途径。为了获得充足的风险资金，各国政府相继都采取了很多优惠鼓励政策，并加强了资本市场的建设，使得风险投资的供给主体向多元资金投入型发展，美国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2.4富于创新的人文环境
2.CVC对被投企业的影响。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不仅能够为被投企业提供资金，而且还能与创业企业共享互补资源，这进一步增加了创业企业成功的可能性（Paul，1998）。Ivanov(2003)通过对CVC支持的创业企业上市后的运营绩效进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有CVC支持的企业具有更高的IPO估价，这说明CVC有益于被投企业价值的实现。Chesbrough(2004)以自1980年以来一些公司的CVC投资项目数据为依据，对CVC活动前后的研发支出进行比较，结果表明CVC项目有效地促进了创业企业的研发支出。随后，Dushnitsky&Lenox(2005)通过对2300个上市公司20年的数据构成的样本进行分析，同样也证明了CVC与创业企业创新率之间成正比。
3.CVC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创业投资能够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徐剑钧，2000）。马晓国(2005)以江苏省为例对创业投资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得出创业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很大相关性的结论。与本文直接相关的研究是SandipBasuetal（2011），他认为行业技术变革速度与CVC数量成正比，即CVC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变革，而技术变革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ArvinSahaymetal（2010）从行业水平探究了CVC与R&D水平的关系，得出不同行业中CVC对R&D水平作用力不同但是整体呈现促进作用的结论，同样也说明了CVC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理论界对CVC的研究不多，且大都是对CVC活动产生的结果进行分析，而忽视了CVC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过程及作用机理的探究，而这正是本文探究的主要问题。
二、公司创业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理
公司创业投资作为一种高效率的投资资本，在投资行业上与被投资企业战略关联度高，对形成高质量的新增资产具有明显的技术促进效应，高新技术的出现吸引了人力资本、优质资源等方面的集聚，同时其技术溢出效应带动相关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加速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的形成，在整体上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如图1）。
1.公司创业投资促进技术创新。据2013年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创业投资机构累计投资项目11112项，其中对高新技术企业投资达6404项，约占累计投资总数的57.63%；总投资额为2355.1亿元，其中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额达到了1193.1亿元，约占50.66%。大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参与创业投资，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都有效的促进了技术创新。内部投资是指公司内部专门拨出一笔资金建立创业投资部门或创业投资小组，使该部门（小组）有充分自进行自主研发或并购，利用创新组合实现内部创新，促进产品的升级。外部投资是指公司通过成立独立的VC或者自理基金，对科技初创企业进行投资，使得外部创新内部化。其促进技术创新的核心机制在于创业投资企业参与到被投企业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为具有潜在高经济收益的技术创新融通不同阶段所需的资金，弥补创业企业自身研发的不足，使具有高风险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因获得资金的支持和管理的指导而顺利展开，加速高新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发达的公司创业投资滋养了高新技术产业，使科研研发更具方向性和开发高效性，同样的，高新技术产业也为创业投资创造了高收益，使得大型老牌企业围绕自己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完成产业生态系统的战略布局，推动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因此，在公司创业投资周围往往形成以CVC为龙头的创新集群，使得整个行业创新率得以提升，最终达到整体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
2.公司创业投资优化资源配置。公司创业投资能够使同一经营主体在更大的范围有更多的资源实现整合与优化。公司创业投资的加入让原创新企业的生产要素与创业投资企业提供的资金、人力资本等要素进行统一整合,更高效地发挥资本应有的作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CVC为创业企业提供的研发条件激发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并为培育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优秀的企业家凭借自身的魅力以及掌握的先进技术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的聚集，而人力资本的累积可以对资金的流向以及资源的配置起到引导作用，将优质资源逐渐引向高新技术产业，加速高新技术上资金、人才以资源的集聚，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的同时增加了整个行业的高新技术产值，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3.公司创业投资能够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自然结果，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落后产能的企业不仅包括资源利用率低、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传统企业，还包括产品没有开拓市场能力、不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公司创业投资通过增大对新技术的投资，鼓励传统企业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优化改造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引导传统产业淘汰落后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使得新产品具有开拓新领域、占领新市场的能力。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可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为先进生产能力腾出市场空间，有利于提高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使得先进生产能力向大型企业和优势企业集中，因而对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公司创业投资促进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
1.CVC支持主导企业的战略发展。联想创立初期，作为其核心业务的PC制造业的利润率很低，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联想一直在思索未来核心业务的转型，并且也一直在寻找恰当的转型方式。然而由于缺乏战略技术灵活性以及没有正确的选择好转型时机，使其在多个领域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这造成联想的资产回报率从2001年的19％下降至2003年的12%，为了在不影响主体公司主营业务的同时进行新业务、新技术探索的方式，2001年成立了联想控股的第三个子公司——联想投资（后更名为君联资本）。截止至2015年1月，君联资本共投资180家创业企业，其中30家成功上市，19家成功退出，从君联资本的投资行业分布来看，君联资本主要投资于互联网应用、无线增值服务、软件以及芯片设计等行业，即大多投资于与母公司业务密切相关的IT领域。联想创建君联资本的战略意图与英特尔非常相似，即围绕自己的核心产品对处于萌芽期的创业企业进行投资，以期通过投资弥补联想产品自身的空隙，在建立和扩展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的同时寻求企业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2.主导企业为CVC提供更高的平台。君联资本在投资阶段的选择上专注于投资早期项目即创业期和扩展早期，然而这个阶段企业以及行业的风险状况、盈利前景等处于一个很不明朗的阶段，如果此时进行技术研发则失败率较高，君联资本从母公司处获得资金帮助创业企业，还为被投企业提供投资后管理和服务来帮助项目成功运营，这就极大地提高了新产品研发的成功率，并且君联资本作为联想公司的附属子公司，母体公司强大的品牌效应为CVC创业活动的成功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促进其投资企业高新技术的研发成功。
3.CVC促进创新集群的升级。本文选取了君联资本所投企业中成功上市但并未退出的TMT企业，并分别列出了各个企业的R&D值以及高新技术产值占比，其中，将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高新技术产值（表中数据单位为百分比）。由于不同的上市地点导致年报的计量单位不同，而汇率具有一定波动性，因此笔者仍旧保留原来的计量单位，即在深沪上市的企业R&D值单位为万元，港交所上市的企业R&D单位为万港元，美国上市的企业R&D单位为万美元。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公司创业资本介入后，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值总体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而高科技产业具有知识密集、人才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特点，君联资本对相关企业进行投资，能够加速落后产能的淘汰，吸引资金、人才等的聚集，将人力资本、资金等引向高科技产业，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并且，创业投资公司自身之间因共担风险而共同投资形成的集聚效应加上创业企业的集聚效应，使得在公司创业投资在相关产业中形成紧密程度介于组织之间与组织内部的创新集群，在整体上达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总之，对于寻求技术创新、致力于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CVC不仅是企业获得投资回报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新型的获得高新技术的方式。联想的经验说明了如何使得大型老牌企业在不影响主体公司主营业务的同时进行业务以及技术的创新。独立的创业投资公司不仅帮助母体公司实现了商业模式创新，还成功的增加了行业研发投入以及高新技术产值，促进了整体产业结构升级。
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2)提高对FDI的要求。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可分为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产业项目。对于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我们应该鼓励外资进入，而对于技术含量低的对我国经济没有促进作用的项目，我们应该加以限制。一是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业倾斜，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彩电、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手机、电话等家电和一般电信设备行业；二是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应鼓励外资进入。对这些行业可以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同时，政府可给予相应的科研补助，放宽外资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励外资参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对于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应该以促进其核心技术转移为目标，加快对技术的引进和改造。四是对于目前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较快的重化工业则应以注重产品的资源节约和环保为原则，对于生态资源环境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业，如造纸和一些重化工产品行业应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加大税收征管，限制外资流入。
(3)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尤其是促使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将是现阶段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任务。一是加快对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全面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零售集团的投资；鼓励外资对国有商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二是加快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金融财团采用合资和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的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证券业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对文化、教育、影视服务等行业的开放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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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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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债券可筹集社会资金，弥补国家财政支出在体育产业投入不足问题。体育债券按照股权形式向未上市体育经营企业管理与运作进行投资，这有利于产权明晰，加强出资人的有限责任，建立有效内部机制，促进体育企业向现代产业化发展。美国从1998年之后，体育证券市场活跃起来，占据总市值8．12％，在前10位世界体育公司当中，有5家公司是美国的，通过多年发展，美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已较为完善。因体育债券市场是一种非完全的竞争市场，竞争交易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存在投机行为，而金融创新又层出不穷，一旦出现危机，受损失的是债券企业与投资者，很可能引发债券市场巨大的震动，这时投资者会因体育债券市场投资信息不足，逐渐远离体育债券市场，体育债券市场出现疲软问题，从而对整个社会的体育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在体育股票市场，存在已上市与拟上市体育企业的股票投资，体育企业一旦上市就会获得很大利润空间，收益为倍数概率，上市体育股票投资介入风险大，是高风险中的高收益。我国仅在2009年－2010年18家上市体育企业，其平均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是32．23％，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是39．24％，可以说，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是高风险中伴随着高收益。
2．支持政策产品范围
国内外体育产业的金融产品有体育债券与股票两种形式，在体育股票市场存在一系列股票发行的限制条件，发行人应是股份有限责任企业，发行股票前要连续3年盈利，发起人所认购人民币要在3千万元以上等，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准许进入。我国的体育企业通过股票融资获得发展资金是有效途径，体育产业是我国新兴朝阳产业，并吸引很多投资者目光。1996年我国第1家体育产业股份公司－北方五环成立，并于10月在深圳上市发行股票。1998年中体产业在上海上市，当年募集资金有2．5亿元，随后又募集2．6亿，被认为是体育产业中风险投资开始的标志。紧接着青岛双星、北京雷诺与体育李宁等公司上市，尽管有些投资者退了出去，但很多实力更强的投资者进来了，为融资成本降低带来了良好时机。有一些国际体育的风险投资企业也逐渐进入中国市场，像IDG、日本软库与高盛集团等，在2005年，我国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资金已有56亿多元，2009年我国包括探路者在内的28家体育证券在深圳上市，标志着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形成。美国的体育产业经济贡献率为11％以上，而我国体育产业的贡献率仅有0．7％左右，这表明我国在体育产业方面还具有很大发展空间。我国体育上市公司屈指可数，而西班牙的足球俱乐部当中，就有60％以上为上市企业。体育债券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方法，成为体育产业投资的新工具。与资产证券、股权融资、一般融资方式比较，体育债券与它们存在本质区别，体育债券是个系统的复杂工程，包括服务人、发起人、投资银行、投资者与资产管理者等，同时还应有完善规范制度环境，如税收制度、信用评级、财会制度与金融担保等。发展体育债券市场，可有效增强体育产业的融资能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二、国外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1．风险投资发展
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已有几十年发展历程。尤其是美国，体育产业的资金支持多数来自风险投资，仅体育证券与体育股票融资额在2010年已占据体育产业融资结构总比例的30．26％以上。美国的冠军娱乐、西班牙的巴萨罗纳、皇家马德里以及英国曼联集团等，均是在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情况来看，二级市场中的体育股票影响越来越大，美国的二级证券市场，主营体育产品及其有关产业资本所占据的总市值为8％以上。通过国外体育产业发展调查可知，股份俱乐部资产充足，并走向股份公司道路，以此加快体育产业发展。英超联盟所属的西汉姆俱乐部，1964年股票发行为4000股，资产总值为125700英镑，总收入是64683英镑，通过1997年改制上市之后，到1998年的5月份，其总资产已在3239万英镑以上，总收入也在2401万英镑以上，该俱乐部上市之后，资产上涨了257倍，总收入上涨了145倍左右。风险投资已成为体育产业发展有力资金支持，并为体育行业发展提供可靠运作平台，从而推动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
2．支持政策
第一，税收优惠政策。这项政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政策性工具。在一些体育产业较为发达国家，为降低其投资风险，加大体育产业投资发展，大多采用了降低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了税制改革，对体育产业的投资税收政策也给予了调整，减少了体育产业投资税率，在1978年美国资本收益由49．5％降到28％，并在1981年降到了20％，其中体育产业投资额中的60％不征税，剩余40％为减半征税，有效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改制后的投资额比原来提高了10倍。西班牙的体育法中规定，税法一般规定之外，股份体育的上市公司和职业体育活动存在法律合同关系，企业为发展体育活动支出就应该考虑减税。德国的体育俱乐部也实施了税收优惠，德国税法规定体育上市企业利润额在7500马克时，可免收纳税，体育俱乐部的上市公司，上年度资金的流转额在6000马克以下的，体育产业上市企业可将应纳税的流转金额中的7％当作预留税金。这些税收政策出台，有利改善了体育产业的外部环境，运用这一措施促进了体育产业的投资市场发展。第二，人才培养政策。在体育产业的投资者与科技创业者一起努力下，所发展来的体育科技的创业家为体育新技术发明者与创新者，而奉献投资者为资本运作者与组织者。一些国家政府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对于人才培养都很重视。日本在1960年曾提出，科技兴体与科学立国战略，其中，科技兴体中的“体”就是指体育事业发展。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实施了2000年教育战略，实施了2000年教育目标法，主要强调增加职工培训与民众教育水平确保经济增长，美国体育产业的投资家成长是在政府政策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再将新技术与新思路转为产品的时候，产生了大量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专家，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家的成长可有效推动了体育产业发展。第三，特殊金融退出政策。为加强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发展，一些国家政府扩展了体育产业融资渠道，并制定了与体育产业投资相适应的特殊金融支持政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25个州成立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有效促进了就业，刺激了体育经济发展。有限合伙政策是体育产业投资较为适合的组织方式，有限合伙为2个以上依法设立，并拥有多个合伙人，且以合伙人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否定了合伙人无限的连带责任，而这些有限合伙人多为免税实体，有效扩展了体育产业的融资渠道。在体育产业的投资运作中，主要包括投资项目规则、协议签订、投资辅导与资本退出等阶段，而投资退出机制是体育产业投资关键，很多国家对体育产业的退出机制非常重视，在1983年法国建立了风险投资二级市场，美国为促进其体育事业发展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其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建立相应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从而有效解决了体育产业融资风险问题。
引言：
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与其产业集群发展缓慢有很大的关系。据报道，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集群发展程度低，招商引资难度很大，一些已经引进来的企业也由于地方缺乏足够多的相关产业和上下游产业形成产业集群，造成产品成本上升，在市场上竞争力显著下降而撤出，移师东部。事实上，产业集群给企业提供的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一些地方虽然过去通过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措施能引进一些企业，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方面的优势将越来越少。过去单纯靠政府营造的投资环境越来越不可持续。在这方面，东部地区的发展为中西部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产业集群理论综述：
产业集群,又称企业集群,简单地说，就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划分的专业化产业区域。有关它的定义，不同学者也给出不同的定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E.Porter2000）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缘上接近的相关企业和相关机构，由共同性和互补性联系在一起。斯切特密兹(Schmitz1995)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在地理和部门上集中，企业之间存在着范围广泛的劳动分工，并拥有参与本地市场为竞争所必须具备的、范围广泛的专业化创新的企业群组。派克(F.G.Pyke1992)等人则将产业集群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企业聚集，通常在一个产业内，并且根植于地方社区。克若曼斯科(Czamanski1979)提出，产业集群是指在所有经济产业中，一群在商品和服务联系上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联系紧密，并在空间上相互接近的产业。
其实，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理论的研究，而后1909年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1934年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以及1991年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递增理论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的形成、特征和内在机理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然而当代最有影响的要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E.波特在20世纪中后期提出的新竞争理论。1998年波特在哈佛《商业周刊》上发表了“产业集群和新经济学”一文，更是将产业集群的理论推向新的高峰。
产业集群与投资环境的关系：
毫无疑问，产业集群与投资环境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二者可以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一方面，政府引导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一产业的相关企业（既包括纵向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关联企业，即上、中和下游企业，也包括横向与某一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加速在同一空间区域的聚集，形成产业集群。但是，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好的投资环境并不必然促成产业聚集，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方面例子；另一方面，产业集群通过更专业化的分工，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共享，知识传播与创新的速度加快，集群内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大大提高集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为企业提供了实质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投资环境。与前者不同的是产业集群一定会改善投资环境。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还应该区分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进行考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各地方应该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给予入住企业相当的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来改善投资环境，让更多的企业入住以便后来可能形成产业集群。因为企业入住并不必然形成产业集群，所以在随后的阶段，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利用政策引导、市场主导、企业参与的方式来有意识地培育产业集群的形成。我们这里研究的就是经济发展的第一、二阶段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重点应该考虑的问题。
产业集群改善投资环境的机理分析
如上所述，产业集群主要通过提升集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来改善投资环境，所以在实证分析中国东部地区如何通过产业集群改善投资环境之前，从理论层面来分析产业集群的特性，以及其如何提升集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即分析其经济学机理。产业集群能够提升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与产业集群的特性分不开的。产业集群具有互动性、共生性和柔韧性三大特性。所谓互动性是指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彼此间形成一种互动性的关联。由这种互动的竞争压力、潜在压力有利于构成集群内企业持续的创新动力，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产品创新，促进产业加快升级；所谓共生性指的是产业集群内众多的企业在产业上具有关联性，能共享诸多产业要素，包括专业人才、市场、技术和信息等，一些互补产业则可以产生共生效应，集群内的企业因此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双重效益；所谓柔韧性则是由于集群内聚集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众多的企业，一方面高度聚集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处于随时可以利用的状态，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的存在也使集群内的经济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达到效益的极大化。产业集群内自发形成的这种经济资源与企业效益的良性运作，增强了集群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使产业集群具有一般经济形态所不可比拟的柔韧性，造成了产业集群得以持续繁荣不衰的优势。
正是因为产业同时集群具有上述三种特性，可以快速提升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而为企业进入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实际可靠，稳定持续的投资环境。这种内在机理也可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经典理论进行分析。（1）外部经济理论：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首先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能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学习经验曲线中的生产成本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中小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2）“规模报酬递增”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模型。他把马歇尔的“产业区”优势的论述总结为三点：本地专业化劳动力的发展；大量增加的相关企业和生产服务活动对核心产业的支持；以及频繁的信息交流对创新的贡献。这些优势构成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3）交易费用理论：科斯于1937年在“论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的理论。由于产业集群内众多的企业区位成本低、交易频繁，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有助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由于数目众多的企业地理接近，增加了市场参与的角色，市场机制更能发挥作用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加强了企业间的合作与信任，促使交易双方达成并履行合同，节省了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4）聚集经济理论：德国的韦伯、美国的胡佛和英国的巴顿先后都提出了聚集经济理论。韦伯强调在集聚经济环境下，企业通过分享公共基础设施、专业化劳动力资源、销售市场等获得聚集经济效益；胡佛认为产业集群是某产业将集聚经济视为生产区位的一个变量，认为产业集群是某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体的规模所产生的经济；巴顿的贡献在于探讨了产业集群与创新的关系。他认为，地理上的集中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进行改革和创新，同时聚集有利于企业、供货商和客户间的沟通和交流，并在信息的传播中了解市场动态，最终导致创新的产生。（5）新竞争理论：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98年发表了“产业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波特认为，产业集群代表着一种能在效率、效益和柔韧性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它所产生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是远距离的竞争对手难以达到的。
产业集群除了通过提升集群内企业竞争力，增强内部企业粘附力和成长力、集群外企业吸引力改善投资环境之外，还通过降低企业进入门槛真正改善了投资环境。波特认为：“在内部的交会点上，产业簇群的发展通常特别激烈。在暴风眼中，来自不同领域的洞察力、技能和技术汇集在一起，激发出新的事业。多重交会的产业簇群出现后，回进一步降低进入障碍，因为潜在的加入者和扩散效应来自好几个方向，多元化的学习也刺激创新。”（《竞争论》第257页）另外，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触发自我强化过程，成立新公司也是产业集群改善投资环境的具体体现。波特认为：“在一个健全的产业簇群中，企业树木达到最初的关键多数时，会触发自我强化的过程。在其中，专业化供应商开始萌芽，信息积累，本地机构发展出培训、研发、基础设施和适当的法规。而产业簇群的面貌愈来愈清楚，也在同步成长。企业家看到潜在的市场机会，而且进入障碍也在降低，因而成立新公司。（《竞争论》第257页）最后，产业集群的发展加速了本地机构的培训、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备的法规建设，更重要的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频繁交易更容易培育出一个良性、规范、健全的市场体系。而这些对于企业的设立、组织经营、扩张等都至关重要，也集群外企业无法与之比拟的。这些是从整体上改善了地方投资环境。
中国东南沿海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产业集群现象首先出现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地区，现在还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如浙江宁波、温州地区（服装行业）、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家用电器行业）、江苏的环太湖地区（纺织行业）和福建闽东地区（电器、制鞋行业）等。所以以下通过对这些地区的实证考察来总结发展产业集群的规律，为中西部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东南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浙江省。从全国来看，浙江的产业集群程度是最高的。据初步统计，1999年，浙江省特色工业总产值约达4300亿元，占全省全部工业的65％，部分乡镇甚至达到80％以上。“一乡一品”、“一县一业”已成为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目前全省已形成特色优势产品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306个，平均每个区域8.7亿元。涌现出了诸如温州的鹿城服装、鳌江鞋业、乐清电工电器，台州的模具，绍兴的纺织，海宁的中国皮都、经编等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工业园区。
浙江产业集群概况
产业集群名称所在地理区域企业数（家）产出（亿）统计年度备注
市县（市）区镇
五金机械金华永康6500108.51997（1）
低压电器温州乐清柳市1080641996（2）
皮革皮件嘉兴海宁4000721999（3）
纺织印染绍兴绍兴柯桥11803071996（2）
领带绍兴嵊州116533.12000（4）
袜子绍兴诸暨849883.72000（4）
鞋业温州鹿城905602000（5）
服装宁波12758.8亿件1996（1）
资料来源：（1）《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研究》第150页；（2）《小企业集群研究》第59页；（3）《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研究》第170页；（4）《浙江非国有经济年鉴》（2001）第133页；（5）《鹿城文史资料》第13辑第117页。
上海：如今几大产业集群已成上海经济版图最鲜亮的底色。在北面，政府推动与市场驱动相结合的宝钢与上钢联合重组，使200来家从冶炼、轧钢到各式管、线型材的产、销，非钢产品的生产企业和研发中心，聚集在以宝钢为龙头的钢铁产业链上，形成60多亿元的年纯利。在南面，多元投资的上海化工区围海造地，先期形成10平方公里区域面向全球招标，BP、BASF、BAYER三大国际化工巨头同时落户。一个北连金山石化、南接吴泾化工、生态和谐的世界级化工产业带雏形已傲立于昔日荒芜的滩头。在东南，已形成国内微电子生产线最密集区。中央和上海两级政府数十亿元的投资带动了数十倍于国资的海外资本、民间资本以及先进技术与一流人才的进入。在英特尔、IBM等国际巨头编织的IT产业群落里，近2000家IT企业的上中下游产品占据了全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往日浦东的繁华只限于黄浦江畔，而今不断东扩。在西北，上海汽车城雄姿英发。国内唯一的轿车试验场、汽车测试中心崛起于此，汽车学院和F1赛场兴建于此，整车与零部件厂商云集于此。
广东省产业集群集中的行业有玩具、食品、服装、电子、家电以及陶瓷等。有代表性的如中山的灯饰；佛山的陶瓷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汽车工业一体化时代大潮的冲击，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汽车消费市场繁荣活跃，短短4年间，广州市花都区——一个容易被人们联想起“盛产鲜花和农副产品”的都市郊区，以市场经济为动力，不断地演绎业界传奇，在珠三角经济版图上，迅速聚集了众多的汽车及相关企业。
江苏省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已经成形的产业集群有110个，集群企业数46571个，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5320亿元。产业集群不仅有纺织、服装、金属制品、建材、电器、轻工等传统产业，也有IT、环保、花木园艺等新兴产业。产业集群几乎在各个县市都有分布，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形成了一批集群名牌。江苏的产业集群中纺织占有重要地位。
福建省已形成了几个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一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业链、群凸显，成为拉动电子信息产业乃至全省工业生产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汽车产业群和工程机械产业链的活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全省机械工业发展的主力军。三是石化行业运行质量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一个龙头、两条链、两个基地（集群）的发展局面正在形成。四是冶金行业已形成从矿山采选到冶炼压延加工、辅助材料、冶金机修及科研院所等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链、群。五是逐步形成纺织、服装、化纤、鞋业等产业链，以产业链的形成促进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的健康发展。
从以上集群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看，目前中国的产业集群现象主要出现在轻纺、电子信息、汽车和石化等产业。二、东南沿海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规律
按照波特的理论，产业集群的产生可能有多种情况：（1）早期企业的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动机是像专业化技能、大学的研究专长、有效率的具体地点、特别的或适当的基础设施等生产因素，不但充分而且容易取得。（2）产业集群也可能从不寻常、精明或严苛的本地需求中产生。（3）原有的供应商产业、相关产业或完整的相关产业簇群，也可能是新产业集群的种子。（4）新产业集群也可能因一两家创新能力强的厂商，刺激其他簇群的发展而出现。（5）对产业簇群诞生而言，机遇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早期出现的企业，通常与当地有利的状况无关，而是反映出创业的行动。
波特对产业集群产生的原因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例得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产业集群的产生有其特点：（1）民间自发形成的产业：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广东和福建分布着众多民间自发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具有较强的活力，尤其以浙江温州为代表的乡镇企业集群最为突出。这类集群以私营企业、家庭工业为主，集制造、营销和配套服务为一体。虽然这些企业单个规模都较小，但集聚成群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竞争力。如温州的低压电器、打火机和鞋业响誉世界，产品占据世界总产量的近三成。（2）外商直接投资驱动的外向型加工产业集群：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了众多一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为特色的外向型加工产业集群。如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形成的电子产业中间产业集聚群，是一个以日美投资为主面向出口市场的产业集群。（3）信息化浪潮推进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持续数十年的繁荣和在信息技术领域不但引导潮流的神话，激起了世界各国建设高科技园区的热潮，我国也不例外。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经过近10年的开发，构造了三大国家级基地，即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国家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科技创业基地。（4）政府规划扶持的各种工业园区：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出现一批有政府规划和扶持的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如上海漕泾化学工业园区是1996年上海市政府规划和启动的。目前该工业园区已吸引了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如BP公司、拜尔和巴斯夫公司等，总投资达7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启动。
中西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的建议
通过以上规范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产业集群对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发展地方经济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根据波特的研究，产业簇群发展始于国家层面，但已经延伸到省和地方，新西兰约四分之三的地方经济发展单位都是采用界定产业簇群和促使升级的办法，作为它们活动的整合机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产业集群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现在都在加速发展，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同珠三角、长三角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省份产业集群发展极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产业集群数量少、质量低。这不仅高新技术产业如此,而且传统产业也是如此,甚至有些省份至今还没有自己像样的产业群。为什么西部地区省份产业集群发展缓慢,笔者认为除西部地区有些省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之外,还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是：观念落后、缺乏龙头骨干企业、不太重视产业链整合与产业集群规划、电子化供应链管理运用问题和政府行为问题等。对中西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政府引导、市场选择、企业主导是发展产业集群的基本原则。一些地方政府处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良好动机、强烈愿望，政府替代市场选择，强制企业搬迁等催生形式上的产业集群。政府应是集群的催化剂和剂或者桥梁，间接参与产业集群的创建过程，要让企业成为集群的主导者，不要企图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集群，新的产业与产业集群最好是从既有的集群中萌芽。政府不要刻意创造产业集群，要避免创造产业集群导致的高成本、高风险和不同的地区追求相同的产业集群重点导致的重复建设。
（二）产业集群产业的选择要因地制宜，尽量避免盲目照搬。地方政府制定产业集群发展计划，不能只瞄准发达地区发展起来的集群类型，如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或外向型的出口加工业等，应该考虑包括农业、轻工业等传统产业，还应该考虑萌芽中的或新兴产业群。实际运作中，早期的产业集群发展工作应该兼容并蓄，从各种类型、有代表性的产业机群中筛选出适合本地方情况的方案。
（三）大力发展民间部门，发挥它们对产业集群生成、发展的重要作用。政府积极参与民间部门主导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比政府全盘掌控更有机会让产业集群发展成功。地方政府应加快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适当引导集群的规模，增强集群总体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扩大集群的影响力。在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引进产业内极具竞争力的企业或一些公共机构、智囊团体，改善集群的结构。
（四）集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遵循产业集群形成、演进、升级的规律。地方政府应把握集群发展各阶段的特征、满足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求，并有针对性地对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共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促进产业集聚，通过对集聚产业的整合、调整从而延长产业链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厉无畏、王振，《中国产业发展前言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迈克尔·波特，《竞争论》，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迈克尔·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的、组合的、长期的、权益的和专业的投资，近年来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取得较好回报等方面，都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综观各国成功的风险投资业，可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都以集群形式存在，像闻名世界的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学园、台湾新竹科技园、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等都是风险投资业高度集群的地区。如果说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是一个被世界普遍关注的行业，那么它的集群发展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尽管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已作了深入探讨，但有关对风险投资业的集群现象却很少有人做过系统地研究。那么，是何种原因促使风险投资业也具有集群效应呢？本文对此将做深入地剖析，以期为我国风险投资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有所启示和帮助。
1产业集群理论的阐释产业集群始终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最早对其做系统研究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区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一区域集群同一产业的企业越多，就越有利于企业所用生产要素的集群。而生产要素供给越多，就会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并且随着生产要素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也就越有效率。此外，此理论还把规模经济、地理、文化与政治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而这种环境反过来又会促进了企业及各种组织之间外部经济实现。对产业集群的另一解释则是以中小企业合作竞争为基础的新产业区理论。该理论揭示了新产业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区域社会经济特，这种区域经济特征与当地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分不开。在产业区内，人们有相同价值观，彼此相互合作与信任。该理论同样注重外部环境，指出企业之间应是完全对等关系，认为企业网络的形成及各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过程中的不断学习和积聚而使创新不断发展。波特也从创新角度对产业集群聚集现象进行了分析，其整个理论框架包括四方面：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因为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需具备这四个条件。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则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动因，他将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并从贸易成本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问题。他通过一个简单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市场需求大的地点。反过来，大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最终形成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式。但由于克鲁格曼只是通过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系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动因，却未考虑其他环境因素，也就使得其结论的应用受到挑战。
2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内在机理分析
2.1相互依存的产业网络体系
波特认为，任何企业都可由价值链的重组来创造低成本竞争优势。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由一个企业自身来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创新，或者不可能、或者会产生较高成本。而风险投资又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的复杂系统，其运作流程仅靠一个企业是很难完成的。如果主导型风险企业劝说其他企业加入，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的团队，让其完成配套的技术创新，对风险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来说都可以获得降低成本的优势。正是这种专业化分工形成了风险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产业群，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风险企业集群创造的总价值(VGi)与单个风险企业创造的价值(Vi)之差δ=∑VGi-∑Vi。其中，δ可视为风险企业由于地理接近而获得的外部经济，或是合作信任而使风险企业额外获得的知识溢出，其大小取决于网络中风险企业数量、专业化程度及创新质量。δ越大，企业集群就会越强大，也就会形成长期的多样化契约机制。这些契约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推动风险企业间的共同开发创新。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区域的相互依存产业网络体系。它既有惠普、网景、英特尔、苹果等世界领先的主导大企业，也有很多相互联系的小风险企业。截止1999年3月，人员不超过50人的科技风险企业占80％，约有4800家。正是由于这些大企业与成千上万的生生灭灭的小风险企业，才共同推动与保持了硅谷持续的竞争优势。
2.2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风险投资家几乎都强调人的重要，人是第一位的，是投资成败的关键。风险投资家们常说：宁可投资一流的人、第二流的项目，而不投第一流的项目、第二流的人。这里的人力资源不仅包括熟练掌握技术、管理和金融等多门知识经验的风险投资专家，同样也包括生产、销售、技术、管理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某区域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个地区就会对需要此技术的风险企业产生巨大吸引力。同时，来自不同企业、不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同一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员工也可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传递信息和技术，从而加快新思想、新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进而推动创新技术的产生和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就是创新人才培养和储存的摇篮，它除了有10余家20世纪5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外，还有近80所小型工程技术学院，每年能培养3万名工程师，其中1/3是各种软件人才。此外，海外印裔人口也有近2000万人，他们许多人将技术、资本、经验和创新精神带到了班加罗尔，有效地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
2.3充裕的资金支持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要想使风险企业快速成长，除了要受到人与技术的推动，还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各国政府起初为了扶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纷纷采取财政补贴和建立风险种子基金等措施，但政府的投入力度要受制于自身的财政状况，而且各地区又是有差异的，受惠对象也仅限于本地风险企业。而事实证明，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并不是发展风险投资业的一条有效途径。为了获得充足的风险资金，各国政府相继都采取了很多优惠鼓励政策，并加强了资本市场的建设，使得风险投资的供给主体向多元资金投入型发展，美国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2.4富于创新的人文环境
良好的人文环境是风险企业成功的关键。在充满创新文化的环境下，可摒弃传统企业模式，追求企业的人化和个化，极大地调动控制人力资本的寻常人。在存在“勇于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知识共享、讲究合作、容忍跳槽、鼓励裂变”的创新文化气氛下，人们可以相互支持与合作，从而加速了新思想、新观念、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速度，节省了交易成本，最终使风险企业蒸蒸日上，脱颖而出。例如硅谷，上至高层管理人员、下至普通职工，每一个人都具有创新精神。在硅谷信息的传递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许多工程师求职的信条是：富于创造力的小企业远胜过大企业。这也要归因于美国独特的民族气质，其核心就是“西部开拓”的创新精神，这种民族气质恰好与风险资本投资天缘巧合，构成了风险投资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土壤。2.5完备的中介服务体系风险投资是一项专业很强的投资，需要各方面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作为风险投资活动的参与主体不可能是通才、全才，所以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就成为风险投资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中介机构既是风险投资运作之必需，也是知识经济时代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一个国家中介机构的健全是体现其风险投资业集群程度大小的重要标志，是风险投资顺畅循环、实现增值的重要保证。聚集可以使风险企业共享这些中介机构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硅谷之所以集群了很多风险企业，关键在于有比较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它们为风险企业的集群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化保障。
3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模式
3.1产业关联型
产业关联型是指由生产的纵向和横向关联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种类型既有生产同类产品或处于相同生产阶段的同产业企业，又有直接具有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生产互补品、配套品或具有专业化服务的辅助企业。尽管这类风险企业之间的关联错综复杂，但往往以具有直接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少数几个企业为主导，其余企业或为其提供互补品或配套品生产，或为聚集区内所有企业作专业化服务。如计算机产业发展就须电子、软件、材料行业的强力支持，一旦它们都得到专业化发展，计算机产业的规模经营才得以实现。
3.2资源共享型
资源共享型是指企业受益于某一区域特有的公共资源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企业最初选址要考虑范围经济，导致范围经济的共享资源包括产品原料体系、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体系等。许多同类或不同类的风险企业都有许多共享资源，这样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3.3知识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是指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等形成的具有科技含量较高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极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集群，美国的硅谷就是杰出代表。这种类型的企业集群有别于传统企业：一是所要求的科技含量较高，绝大多数都是高新技术企业；二是受技术创新、吸收和应用的影响比较大，受技术商业化程度的影响较高；三是风险企业的成长严重受技术生命周期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四是企业经营的高附加值和高风险并存。
3.4外力驱动型
外力驱动型是指在外生环境驱动下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外生环境各种各样，形成的集群方式也形态各异。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风险企业都属于由国家的政策导向和行政部署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它们的集群起初并不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而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行政部署驱动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类是基于投资来源国或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如我国港澳地区的风险投资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台湾投资集中于福建，日本投资则集中在辽东地区；再有一类是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像日本筑波的风险企业就是典型实例。不管集群属于哪种形态，维持和决定集群持续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是风险企业的产业链，外生条件并不能长久地维系。
4我国风险投资的集群现状分析
4.1相互依存的风险企业网络体系并未真正形成
我国的风险企业大多是通过依靠提供土地、行政命令和优惠政策等措施而形成的空间集群。这种集群模式使得许多风险企业大都是因为外部的优越条件嵌入的，而不是依赖内在价值链自然衍生而形成的，这样企业间就难以形成依靠各自核心竞争能力相联起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网络体系，最终导致企业集群“先天不足”，价值链整合力度不够、结构单一、企业关联度低、缺乏协同效应和植根。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地区政策差距日益缩小，这种空间上的聚集就表现出很大脆弱，当某一区域的土地成本、劳动力价格等区位优势及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一区域内的一些风险企业就可能会向其他政策更优惠的地方流动。
4.2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的缺乏
风险投资是一种现代新型投资方式，涉及诸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实践极强，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直接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败。而我国目前现状是，虽有大量科研成果，但缺乏既有技术、管理，又有金融等专门经验的人才对其商业化前景的准确评估，致使现在大部分风险投资基金不敢投出去。而科技人员虽然有创业热情，创新能力也较强，但他们由于缺乏管理和融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不能把科技成果真正产业化。外资和民间资本虽然有进行风险投资的意向，但由于相互缺乏信任，也很难找到可靠的人。所有这些都是长期以来我国缺乏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复合型人才造成的。
4.3风险企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短暂的高新技术风险产业来说，一个创新产品比较容易达到成熟阶段。当达到成熟阶段时，产品的利润就降低，竞争加剧。此时，企业要继续获得竞争优势的策略一般有差别化竞争和低成本竞争。低成本竞争可能会因其他风险企业更低的成本而使得该企业被淘汰，而采取差别化竞争的企业则必须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大多数企业以引进国外成熟的高新技术为主是导致我国风险企业竞争力不够强大、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4.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不畅
国际经验表明，风险资本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等多渠道的民间资本，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则着重通过制度安排来扶持风险投资。而我国目前风险投资规模较为狭小，资本来源过于单一，大部分靠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直接投入获得。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资金运用的垄断、来源有限以及与风险投资本质的相悖，政府的过度参与必将极大制约民间风险资本的发展。
4.5风险企业的中介服务机构不完善
风险资本从筹措、投入到退出都离不开中介服务机构，它是以消除投融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为目的，提供资金供求双方的匹配、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的平台。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一些中介机构，但大多数独立较差、地方行政色彩浓厚、市场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一般中介机构都挂靠在行政机关、事业和企业主管部门等，很难保证人员、资金与管理等方面的独立，势必影响执业过程中的公正。此外，由于各类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行业自律管理和法规规范，导致中介机构降低职业职守，违规违法现象严重，从而削弱了其在社会上的中介地位。同时，在资本市场中，风险投资业务的法律地位和准则明显不足，相关法律尚未制定；各个中介机构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执业标准体系，各地中介机构都按自行标准开展业务，形成了法度不一、各自为政的局面，从而导致中介机构缺乏信用认知。
5对策与建议
（1）各级地方政府应从产业组织的战略高度，选择合适的行业，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引导风险企业走集群化的发展道路。政府应尊重集群的内生规律，要注重某一区域内主导风险企业的培养，发挥它们的“羊群效应”，通过其产业环节的支解，衍生出一批具有紧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小企业，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产业技术链，从而推动整个风险企业集群化的成长和网络体系的形成。
(2)风险投资产业集群的成功，人才无疑是第一大要素。为此，要通过实践，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人才；要有计划地把国内有一定风险投资管理经验的人员送到国外发达国家培训；要聘用在国外从事风险投资的华人专家回国工作；尽快建立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约束机制。
(3)疏通民间资本转化为风险投资的渠道，实现由单一的政府投入型向多元化投入型发展的转换。为此，我国在目前法律体系的现状条件下，要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为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与收益分配提供法律依据。
(4)完善风险投资的服务体系建设。尽快培育中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对各机构进行分工与协作，发挥其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加强中介机构的自律建设。完善中介机构的外部法制环境，尽快出台和完善《证券发行和交易法》和《投资顾问法》等各种法律法规。加强从事中介机构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加快各种信息服务业的建设步伐，形成全国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风险投资中介运作体系。
参考文献
1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形成、发展的战略思考[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
2刘曼红.风险投资的第三要素——人、人、人(中)[J].中国科技信息，2000(20)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的、组合的、长期的、权益的和专业的投资，近年来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取得较好回报等方面，都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综观各国成功的风险投资业，可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都以集群形式存在，像闻名世界的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学园、台湾新竹科技园、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等都是风险投资业高度集群的地区。如果说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是一个被世界普遍关注的行业，那么它的集群发展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尽管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已作了深入探讨，但有关对风险投资业的集群现象却很少有人做过系统地研究。那么，是何种原因促使风险投资业也具有集群效应呢？本文对此将做深入地剖析，以期为我国风险投资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有所启示和帮助。
1产业集群理论的阐释
产业集群始终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最早对其做系统研究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区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一区域集群同一产业的企业越多，就越有利于企业所用生产要素的集群。而生产要素供给越多，就会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并且随着生产要素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也就越有效率。此外，此理论还把规模经济、地理、文化与政治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而这种环境反过来又会促进了企业及各种组织之间外部经济实现。
对产业集群的另一解释则是以中小企业合作竞争为基础的新产业区理论。该理论揭示了新产业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区域社会经济特性，这种区域经济特征与当地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分不开。在产业区内，人们有相同价值观，彼此相互合作与信任。该理论同样注重外部环境，指出企业之间应是完全对等关系，认为企业网络的形成及各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过程中的不断学习和积聚而使创新不断发展。波特也从创新角度对产业集群聚集现象进行了分析，其整个理论框架包括四方面：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因为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需具备这四个条件。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则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动因，他将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并从贸易成本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问题。他通过一个简单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市场需求大的地点。反过来，大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最终形成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式。但由于克鲁格曼只是通过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系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动因，却未考虑其他环境因素，也就使得其结论的应用受到挑战。
2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内在机理分析
2.1相互依存的产业网络体系
波特认为，任何企业都可由价值链的重组来创造低成本竞争优势。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由一个企业自身来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创新，或者不可能、或者会产生较高成本。而风险投资又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的复杂系统，其运作流程仅靠一个企业是很难完成的。如果主导型风险企业劝说其他企业加入，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的团队，让其完成配套的技术创新，对风险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来说都可以获得降低成本的优势。正是这种专业化分工形成了风险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产业群，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风险企业集群创造的总价值(VGi)与单个风险企业创造的价值(Vi)之差δ=∑VGi-∑Vi。其中，δ可视为风险企业由于地理接近而获得的外部经济，或是合作信任而使风险企业额外获得的知识溢出，其大小取决于网络中风险企业数量、专业化程度及创新质量。δ越大，企业集群就会越强大，也就会形成长期的多样化契约机制。这些契约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推动风险企业间的共同开发创新。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区域性的相互依存产业网络体系。它既有惠普、网景、英特尔、苹果等世界领先的主导性大企业，也有很多相互联系的小风险企业。截止1999年3月，人员不超过50人的科技风险企业占80％，约有4800家。正是由于这些大企业与成千上万的生生灭灭的小风险企业，才共同推动与保持了硅谷持续的竞争优势。
2.2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风险投资家几乎都强调人的重要性，人是第一位的，是投资成败的关键。风险投资家们常说：宁可投资一流的人、第二流的项目，而不投第一流的项目、第二流的人。这里的人力资源不仅包括熟练掌握技术、管理和金融等多门知识经验的风险投资专家，同样也包括生产、销售、技术、管理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某区域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个地区就会对需要此技术的风险企业产生巨大吸引力。同时，来自不同企业、不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同一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员工也可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传递信息和技术，从而加快新思想、新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进而推动创新技术的产生和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就是创新人才培养和储存的摇篮，它除了有10余家20世纪5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外，还有近80所小型工程技术学院，每年能培养3万名工程师，其中1/3是各种软件人才。此外，海外印裔人口也有近2000万人，他们许多人将技术、资本、经验和创新精神带到了班加罗尔，有效地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
2.3充裕的资金支持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要想使风险企业快速成长，除了要受到人与技术的推动，还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各国政府起初为了扶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纷纷采取财政补贴和建立风险种子基金等措施，但政府的投入力度要受制于自身的财政状况，而且各地区又是有差异的，受惠对象也仅限于本地风险企业。而事实证明，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并不是发展风险投资业的一条有效途径。为了获得充足的风险资金，各国政府相继都采取了很多优惠鼓励政策，并加强了资本市场的建设，使得风险投资的供给主体向多元资金投入型发展，美国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2.4富于创新的人文环境
良好的人文环境是风险企业成功的关键。在充满创新文化的环境下，可摒弃传统企业模式，追求企业的人性化和个性化，极大地调动控制人力资本的寻常人。在存在“勇于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知识共享、讲究合作、容忍跳槽、鼓励裂变”的创新文化气氛下，人们可以相互支持与合作，从而加速了新思想、新观念、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速度，节省了交易成本，最终使风险企业蒸蒸日上，脱颖而出。例如硅谷，上至高层管理人员、下至普通职工，每一个人都具有创新精神。在硅谷信息的传递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许多工程师求职的信条是：富于创造力的小企业远胜过大企业。这也要归因于美国独特的民族气质，其核心就是“西部开拓”的创新精神，这种民族气质恰好与风险资本投资天缘巧合，构成了风险投资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2.5完备的中介服务体系
风险投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投资，需要各方面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作为风险投资活动的参与主体不可能是通才、全才，所以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就成为风险投资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中介机构既是风险投资运作之必需，也是知识经济时代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一个国家中介机构的健全是体现其风险投资业集群程度大小的重要标志，是风险投资顺畅循环、实现增值的重要保证。聚集可以使风险企业共享这些中介机构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性。硅谷之所以集群了很多风险企业，关键在于有比较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它们为风险企业的集群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化保障。
3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模式
3.1产业关联型
产业关联型是指由生产的纵向和横向关联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种类型既有生产同类产品或处于相同生产阶段的同产业企业，又有直接具有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生产互补品、配套品或具有专业化服务性的辅助企业。尽管这类风险企业之间的关联错综复杂，但往往以具有直接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少数几个企业为主导，其余企业或为其提供互补品或配套品生产，或为聚集区内所有企业作专业化服务。如计算机产业发展就须电子、软件、材料行业的强力支持，一旦它们都得到专业化发展，计算机产业的规模经营才得以实现。
3.2资源共享型
资源共享型是指企业受益于某一区域特有的公共资源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企业最初选址要考虑范围经济性，导致范围经济的共享资源包括产品原料体系、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体系等。许多同类或不同类的风险企业都有许多共享资源，这样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3.3知识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是指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等形成的具有科技含量较高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极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集群，美国的硅谷就是杰出代表。这种类型的企业集群有别于传统企业：一是所要求的科技含量较高，绝大多数都是高新技术企业；二是受技术创新、吸收和应用的影响比较大，受技术商业化程度的影响较高；三是风险企业的成长严重受技术生命周期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四是企业经营的高附加值和高风险并存。
3.4外力驱动型
外力驱动型是指在外生环境驱动下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外生环境各种各样，形成的集群方式也形态各异。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风险企业都属于由国家的政策导向和行政部署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它们的集群起初并不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而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行政部署驱动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类是基于投资来源国或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如我国港澳地区的风险投资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台湾投资集中于福建，日本投资则集中在辽东地区；再有一类是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像日本筑波的风险企业就是典型实例。不管集群属于哪种形态，维持和决定集群持续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是风险企业的产业链，外生条件并不能长久地维系。
4我国风险投资的集群现状分析
4.1相互依存的风险企业网络体系并未真正形成
我国的风险企业大多是通过依靠提供土地、行政命令和优惠政策等措施而形成的空间集群。这种集群模式使得许多风险企业大都是因为外部的优越条件嵌入的，而不是依赖内在价值链自然衍生而形成的，这样企业间就难以形成依靠各自核心竞争能力相联起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网络体系，最终导致企业集群“先天不足”，价值链整合力度不够、结构单一、企业关联度低、缺乏协同效应和植根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地区政策差距日益缩小，这种空间上的聚集就表现出很大脆弱性，当某一区域的土地成本、劳动力价格等区位优势及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一区域内的一些风险企业就可能会向其他政策更优惠的地方流动。
4.2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的缺乏
风险投资是一种现代新型投资方式，涉及诸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实践性极强，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直接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败。而我国目前现状是，虽有大量科研成果，但缺乏既有技术、管理，又有金融等专门经验的人才对其商业化前景的准确评估，致使现在大部分风险投资基金不敢投出去。而科技人员虽然有创业热情，创新能力也较强，但他们由于缺乏管理和融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不能把科技成果真正产业化。外资和民间资本虽然有进行风险投资的意向，但由于相互缺乏信任，也很难找到可靠的人。所有这些都是长期以来我国缺乏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复合型人才造成的。
4.3风险企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短暂的高新技术风险产业来说，一个创新产品比较容易达到成熟阶段。当达到成熟阶段时，产品的利润就降低，竞争加剧。此时，企业要继续获得竞争优势的策略一般有差别化竞争和低成本竞争。低成本竞争可能会因其他风险企业更低的成本而使得该企业被淘汰，而采取差别化竞争的企业则必须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大多数企业以引进国外成熟的高新技术为主是导致我国风险企业竞争力不够强大、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4.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不畅
国际经验表明，风险资本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等多渠道的民间资本，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则着重通过制度安排来扶持风险投资。而我国目前风险投资规模较为狭小，资本来源过于单一，大部分靠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直接投入获得。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资金运用的垄断性、来源有限性以及与风险投资本质的相悖性，政府的过度参与必将极大制约民间风险资本的发展。
4.5风险企业的中介服务机构不完善
风险资本从筹措、投入到退出都离不开中介服务机构，它是以消除投融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为目的，提供资金供求双方的匹配、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的平台。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一些中介机构，但大多数独立性较差、地方行政色彩浓厚、市场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一般中介机构都挂靠在行政机关、事业和企业主管部门等，很难保证人员、资金与管理等方面的独立性，势必影响执业过程中的公正性。此外，由于各类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行业自律管理和法规规范，导致中介机构降低职业职守，违规违法现象严重，从而削弱了其在社会上的中介地位。同时，在资本市场中，风险投资业务的法律地位和准则明显不足，相关法律尚未制定；各个中介机构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执业标准体系，各地中介机构都按自行标准开展业务，形成了法度不一、各自为政的局面，从而导致中介机构缺乏信用认知性。
5对策与建议
（1）各级地方政府应从产业组织的战略高度，选择合适的行业，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引导风险企业走集群化的发展道路。政府应尊重集群的内生性规律，要注重某一区域内主导风险企业的培养，发挥它们的“羊群效应”，通过其产业环节的支解，衍生出一批具有紧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小企业，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产业技术链，从而推动整个风险企业集群化的成长和网络体系的形成。
(2)风险投资产业集群的成功，人才无疑是第一大要素。为此，要通过实践，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人才；要有计划地把国内有一定风险投资管理经验的人员送到国外发达国家培训；要聘用在国外从事风险投资的华人专家回国工作；尽快建立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约束机制。
(3)疏通民间资本转化为风险投资的渠道，实现由单一的政府投入型向多元化投入型发展的转换。为此，我国在目前法律体系的现状条件下，要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为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与收益分配提供法律依据。
(4)完善风险投资的服务体系建设。尽快培育中性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对各机构进行分工与协作，发挥其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加强中介机构的自律建设。完善中介机构的外部法制环境，尽快出台和完善《证券发行和交易法》和《投资顾问法》等各种法律法规。加强从事中介机构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加快各种信息服务业的建设步伐，形成全国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风险投资中介运作体系。
参考文献
1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形成、发展的战略思考[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
2刘曼红.风险投资的第三要素——人、人、人(中)[J].中国科技信息，200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