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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现状
我国一直就有自发形成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但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加快，农业难以单独应付市场行情，于是相继组建了一批专业市场、专业生产合作社、专业生产经济合作组织、农民联合体、经营大户牵头联办的互助合作经济组织以及由企业或技术服务单位牵头的产供销服务的经济组织，同时还涌现出专门从事农副产品营销专业户或经纪人，这些组织虽名称各异、形式不一，功能相同、组织层次有高有低，但在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缓解产销矛盾，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深受农民的欢迎。
（二）主要形式
据调查，经济合作组织中，专业生产协会（学会），专业生产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三种形式，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1、专业生产协会主要是挂靠科技、农业、林牧等部门，依托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一般围绕某个集中产品，开展技术和经营，内部比较松散，一般不具实质性。如清苑县蔬菜协会，挂靠清苑县农业局；清苑县回鱼加工协会，挂靠在清苑县林牧渔业局，经费来源主要是社会集资、会员交一定的会费和从销售额提取费用等三个方面。
2、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围绕某一产业或产品的经营服务，为农民自愿投资入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合作组织。一般实体性强，内部联系比较紧密，多数具有产供销全过程服务的功能，是目前农业中介经济服务组织中层次最高的合作组织。
3、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虽不具备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真正含意，但要经营加工的产品都是农民生产的某项产品，因而发挥着集聚吸纳农产品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巨大效应。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一般采取公司+合作组织+农户，或公司+基地+农户，以公司+农户模式与农户签订购销合同，同时预付订金或提供种申彩虹刘巧茹汤红娜子，交货时实行货款两清。
二、发展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经验与问题
（一）主要经验
1、领导重视一个好的协会往往都是领导重视的结果，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协会没有刚性的约束机制，在内部存在一定的松散性，外部存在法律地位、经济地位等不确定性，领导历来重视协会在三农工作中的作用。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清苑县2005年实施了强龙行动计划，该计划中重点培植了一批农业经济合作协会和龙头企业，例如以合利的丰裕糖业公司为龙头的粮食协会，以宁富食品公司为龙头的生猪协会和以海马食品公司为龙头的水产业协会等。
2、部门参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典型的好的协会一般都有县级部门的挂靠，比如清苑县农业资源开发局扶持的清苑县加工蔬菜协会，已经突显其协会作用，会员从中得到不少利益，在县级部门中，农业局、林牧渔业局、农工办等单位都帮扶了不少协会。
（二）主要问题
从调查的结果看，各类中介经济服务组织，组织程度还处在初始阶段，存在各项制度不健全，服务领域不广，综合服务能力不强；经济运作质量不高，经济基础薄弱；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力差；内部管理松散，综合素质不高等诸多问题，就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角度看，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协会的规模不大，发展不平衡主要原因是思想观念更新太慢，很多农业合作组织都是近年来才成立的，一般规模不大，很难形成聚合效益，例如甜瓜协会，主要是因为成立时间不长，规模不大导致效益上不去，难以吸引新的会员。
2、内部管理不严。外部环境不好有些农业中介组织发展不规范，章程不明确，规模较小，组织松散。主要表现在不照章程办事，理事会、监事会活动不正常，组织经济实力不强，只收取一定的会员费，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吸引力不大。
社员的素质低，只顾眼前利益，市场行情好，不管合作组织订合同与否都往外销，市场行情不好，就找经济合作组织，致使运行困难。加之外部环境不宽松，主要表现在人才、资金、市场和优惠政策等方面，如果政府不出面协调，事情就很难办到，这也制约了中介经济服务组织的发展壮大。
3、法律意识淡薄，法律地位不明确现有的中介经济合作组织，一但遇到经济纠纷时，不善于用现有法律保护自己。
同时，我国到目前为止，对农业经济合作服务组织的性质、宗旨、服务等方面，在法律法规上缺乏具体规定，地方人民政府也未出台法律法规，农村合作经济服务组织也未明确注册登记的部门，法人主体不明确，这不利于有序竞争和发展。超级秘书网
三、对发展中介组织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建议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配套政策，如积极的优惠政策，信贷支持政策，用地优惠政策，项目优先政策。同时，每年要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安排专项资金，进行中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培训和招商引资活动的补贴及必要的仪器、办公设备的添置。
（二）加快招商资力度
农业经济协会和龙头企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清苑县的农业产业基础非常好，同时有了协会的指导，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氛围。目前，清苑县的蔬菜种植面积和粮食种植面积均在省内占有一定的优势，而生产能力严重不足，急需招引农产品加工企业，既能够促进协会的完善和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三）建章建制，加强内部管理
1、建立规范的组织章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完善统一的经济合作组织示范章程，搞好建章立制工作，完善内部组织运行机制和操作管理办法，使其走向规范化发展道路。
首先，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现实，中非之间的经济贸易额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非洲地区经济的腾飞，中非贸易额年增幅不断提高。其次，中非贸易比重在我国对外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持续上升，并且非洲在对外贸易比重方面与过去相比也有较大的提升，我国作为非洲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在非洲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另外，在中非贸易商品结构方面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结构态势，非洲主要向我国出口燃料和矿产品，而我国主要向非洲出口制造业产品。最后，从总体上来看，非洲对我国贸易顺差，但是个体对我国逆差，这主要是因为在非洲除了少数国家以外，大部分非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经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二)当前中非经济贸易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非经济贸易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首先，中非贸易合作关系的基础四资源禀赋差异，这种合作出发点对双边贸易关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这种不良影响首先来自西方国家中非贸易的恶意揣测，认为我国利用经济方式对非洲进行资源掠夺，破坏了中非经贸合作环境。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也在不断发展，这对我国大量的制造业产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有些国家正在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中非贸易合作形势不乐观，加上新能源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以石油、矿产等不可再生能源为主的中非贸易形势面临新的挑战。其次，由于我国和非洲经济仍然处在发展阶段，并且中非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范围较窄、中国企业对非洲市场的自信心较低等原因，中非贸易合作总量仍然处在较低的层次。
二、中非经济贸易合作未来发展趋势
(一)加大非洲进口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加大非洲进口是未来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趋势。首先，要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增加非洲产品在我国市场上的占有量，这是改变当前中非经贸关系逆差状况的重要措施，在于我国有着良好外交关系的非洲欠发达国家95%税目产品输华免关税的待遇措施要得到切实的落实，并且在未来考虑将这一比例提高到97%，进一步优化相关制度细则，促进非洲国家出口创汇。其次，建立促进非洲非资源类的产品宣传销售平台，创新营销手段，为非洲企业建立良好的宣传和推介环境，为其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
(二)改善我国出口
改善我国出口方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要对我国出口非洲的市场秩序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强化质量监督机制，严把质量关，禁止向非洲地区出口劣质产品和残次品。其次，要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进行不断的提升，在非洲地区建立良好的品牌效应，增强营销渠道等等，强化企业的国际经营模式，不断提升我国出口贸易的品质。
(三)强化中非经贸合作的便利性
强化和促进中非经贸合作的便利性是未来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也是新时期中非经贸合作的必然要求。首先，落实相关会议规定，利用法律援助、资本融资等方式方法，帮助非洲国家对其海关、商检的设施进行调整和改善，提高非洲国家的清关效率。其次，要在海关、税务、质检、产品标准体系建立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沟通，强化我国同非洲地区在部门对口合作、业务合作机制等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基于双边经济发展现状和相关制度措施，借鉴国际经济法和国际贸易法等相关制度规定，建立符合相关制度的便于经贸合作的合作机制。最后，积极跟进贸易便利化中的“单一窗口”合作协议的落实工作，不断提高中非贸易合作的便利性。(四)在整体上优化中非经贸合作在整体上优化中非经贸合作是解决当前中非经贸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未来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整体上优化中非经贸合作，最主要的就是要用投资代替部分制造业在产品对非洲出口，紧紧把握当前非洲国家工业化发展初期的良好机遇，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下，在非洲地区开展绿地投资、劳动密集型产品投资等，逐步降低中低端制造产品对非洲的出口，是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措施。
一、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定义
从现有文献资料的总结来看,目前学界对于农村经济组织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常用的有农村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中介组织等诸多称谓。此外,对于名称的内涵界定也有着不同的研究。
首先,组织性质的分歧。有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自己联合、民主管理、团结互助的非营利性的一种经济形式。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联合自助,约定共营的一个企业形式的法人经营共同体,各“合作人”是具有私人财产和分户经营的单位。王礼力等则进一步认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为增进自身利益而形成的组织,存在着组织和农户之间剩余利益的分配。而潘劲等则认为,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介于社会团体和合作企业之间。
其次,组织形式的区分。多数学者的研究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进行了区分。现行《宪法》第8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由此可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有着本质上的区分,前者呈现出了农村区域一般特征,是以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而后者是农民自愿加入,是私有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
再次,关于组织范畴的维度。有学者通过区分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较系统地论述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概念,即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指有关农业以及农村二三产业中经济关系和从事经济活动的合作经济组织,该组织采取自愿加入原则,实行民主管理,具有独立财产权。目前,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大多集
中于农业,还未涉及农村中的二三产业的合作经济组织。
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类型
各地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组织类型和组织模式。按照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组建和运作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张学鹏等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分为政府主导型、能人主导型、公司主导型和专业合作社四种形式;刘德春将其种类分为农民协会、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组织。总的来说,通过不同学者对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类型划分,虽然有名称和形式的差别,但是都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对于加强农村产业化经营模式进行了肯定。
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角色定位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角色定位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大部分学者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角色归纳为连接政府、市场和农民之间的桥梁。陈永平指出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具体含义:宗旨是为全体的组织成员服务,为组织成员谋取更大的利益;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效率,提高合作经济组织在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组织规模的扩大,是为了使合作经济组织更加富有生命力,在市场竞争中更加具有竞争优势。也有学者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角色进行了多方面的归纳,张屹立等认为,非政府组织担任了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社区以及农民之间的沟通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凝聚的作用。此外,徐顽强等认为,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视角应从本质上出发,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角色定位应该是连接农业资源和市场的纽带。
四、农民合作组织目前存在的问题
现实表明,尽管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具有若干鲜明的制度优势,但在全国范围内仍发展不足,存在不少的问题。目前,学者们主要从外部制度供给和内部自身结构两方面对农村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从外部制度供给来看,部分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导向作用,法律地位不明确。夏英指出,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外部环境,在两方面存在较大局限性:一是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不完善;二是合作组织缺少法律法规的支撑。有学者从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介入方式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表现为明显的行政主导态势,行政色彩浓厚,合作属性淡化,不能有效维护农民利益。张晓山则进一步指出了政府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消极因素所在,主要包括对合作资金的管理不规范;部门利益影响组织资源的整合;单纯下指标,定任务,影响组织运行效率。从内部自身结构来看,当前大部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部管理松散,发展机制不完善,缺乏严密的组织结构。同时,由于农民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的习俗环境中,其自身存在一定的思想和认识局限性,忽略了对财产的权利意识和参与管理的义务,缺乏人本理念。另外,一部分学者也指出,现行合作组织的服务、协调能力不强,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生产和进入市场的能力有限,且具备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难于适应市场资源配置的要求。
由此看来,学术界从多方面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外部环境而言,学者们主要从市场经济、法律构建、政府角色等视角分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面临的问题所在。从内部结构来看,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组织的结构、成员以及功能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但是,从研究目标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还属于政策性研究,仅仅是从政策制定层面展开对现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存在问题的分析,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
五、综合评述
综上可见,学术界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方面已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在以下方面初步达成共识,但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的视角上,目前理论界大多从经济学意义探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而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视角研究的成果较少,不利于人们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全面把握和了解;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以规范分析为主,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一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本质特性的认识,制约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深入研究,尤其是政策层面的研究;二是现有研究偏重对浙江、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欠发达地区及落后地区研究较少;三是关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大多从自身内部结构、外部环境等微观层面展开,而没有将其放到整个农村社会系统中考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农村其他社会要素相互关联,所以我们必须将其放到整个村社会系统中去考察研究,理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村基层组织、乡村政权组织等之间的影响关系;四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探讨某一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如农民协会组织、股份合作制组织等,个性研究未能有效上升为共性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在规律性的研究尚不深入。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
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 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
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
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 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二．制定规则
（一）每一轮比赛每组派代表答题
第一轮、第二轮每组参赛代表须独立完成,严禁讨论（除第三轮合作讨论题外）。答题时若讨论则视为违反活动规则，取消答题资格。
（二）计时结束将题板亮出
由老师宣布答案，答对加分，答错不扣分。若未在规定时间内作答，或未亮题板均视为弃权不计分。
三．比赛流程
（一）第一环节必答题
题目形式：单选题活动规则：每组派代表独立作答，老师读完题后，宣布答题开始，并开始计时每题10秒，代表在规定时间内答题有效，超时答题视为弃权。得分细则：答对加1分，答错不扣分，该环节一共5题，每题1分，共计5分。这一环节结束后公布第一轮各组累计得分。预计时间：3分钟
（二）第二环节风险题
题目形式：多选题活动规则：每组派代表上台答题，依次按照抽选顺序作答，选手就位后主持人宣布开始答题，答题时间每题为30秒。得分细则：答对加2分，答错不扣分，共11题共计22分。说明：本轮结束后公布前两轮各组累计得分。预计时间：7分钟
（三）第三环节讨论题
题目形式：多选题活动规则：由老师播放题目，每题作答时间为1分钟,各组可以充分讨论，计时结束后开始作答,有各组组长亮题板。得分细则：答对加2分，答错不扣分，一共5题，共计10分。预计时间：7分钟
（四）第四环节挑战题
题目形式：单选题活动规则：小组合作答题，由老师播放题目，答题时间30秒，各组在规定时间内答题有效，否则视为答错或弃权。得分细则：答对加2分，答错不扣分，一共4题，共计8分。本轮结束后公布各组累计得分，并公布本次活动的前三名。预计时间：3分钟
（五）结果展示
由老师向学生展示各组的成绩并加平时分。预计时间：2分钟
（六）效果评价
通过开展竞争合作学习，极大地调动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增强了大家的竞争合作意识，为今后的生活与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答题过程中同学们能遵守活动规则，各组代表能够独立作答。在风险题中同学们敢于挑战，在讨论题中也体现了同学们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基本掌握了销售业务相关知识，为后面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预计时间：3分钟
四．结论
（一）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发展了学生的主体性品质
可以改善课堂效率，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提升会计课程教学效果的客观要求。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是指在教师指导和学生参与下，创造一种适宜互动交往的会计活动环境，使学生在初步掌握基础知识和形成基本技能的基础上，以相互合作的形式，发挥群体合作功能，共同对某一问题从多角度来思考，进行实践探索式的学习，从而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学生竞争意识与合作精神双重发展的一种教学形式。其教学过程为：主题导入、产生需求———个体展示、感知动作———组内讨论、体验要领———组织竞赛、强化技能———合作交流、愉悦身心等5个方面。会计学科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中的竞争与合作在校内老师之间、校内外老师之间、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展开，而以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为主体，同时引入良性竞争机制，可避免形式化的合作和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启发性思维，加深对会计技术和会计技术人才能力结构的理解。
（二）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是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的必然选择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会计实操能力。会计学是一门特别强调会计实际操作能力的学科。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是采用异质分组、分层竞争、合作讨论、组长负责、现场团队评价等基本操作策略的一系列教学组织方式相对稳定的组合。会计学科的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通过校内老师之间在教学方案制定和教学能力展示等方面的竞争与合作，校内外老师之间理论与实践知识的交流、合作与互动，以及校内外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指导、交流与讨论，学生之间的交流、竞争和合作，强化了学生对会计学科的总体认识，增强了其动手操作能力。
（三）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与合作学习的意识
实际工作中，特定单位的会计工作是在总部与分部、总部与分部会计团队的互动合作基础上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将在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的老师（即校外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分组模拟两种环境下的会计操作，或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以实施该教学模式。在竞争与合作中，学生们在其成员能力各异的小组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按照一定的合作程序，明确的责任分工，从事学习活动，并穿插全班讲授或组间交流，同时组内成员之间、组别之间展开良性竞争，其目的是以教学动态因素之间的合作性互助与竞争来促进学习，共同实现教学目标。最大限度地改善了教学中的人际关系，有效推进了师生互动，促进了师生、生生之间的信息交流、情感交流，使学生增强了社会适应性，学会了分享与合作，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意识、竞争意识、合作能力与良好的个性品质。
（四）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是完善会计学科
理论与实操课程教材内容的最佳路径课题申请人在《浅谈高职会计教学中的几个认识误区》（2008）就指出了当前高职会计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如忽视原始凭证的填制和审核、忽视具体工作中的业务分工、忽视财务软件的实务操作、缺乏校外实训基地等。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有助于完善会计学科理论与实操课程教材内容，以使学会计学的高职生不至于不知道怎么动手建账、做账和查账。
1.1股份制合作型林场
这种类型主要是当地的一些龙头企业为了保证原料的来源，按照“企业+基地+用户”的模式建立集中连片的原料基地，通常由企业牵头，然后跟享有林地经营权的农户签订合作协议，而农民则是林地入股，接受企业的投资，再进行统一的经营和管理，针对生产所得的收益则是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
1.2专业造林队伍
通常这种性质的林业合作组织是在拥有一定造林经验的人才的组织下成立起来的，由当地的青壮年农民或者林场下岗工人组成，目前云南省楚雄市共计专业造林队13个。
1.3林业专业协会
这种类型的林业经济合作组织主要包含野生动物驯养繁殖、野生食用菌、苗木、花卉、木材加工以及林产工业等协会。当前，云南省楚雄市共计林业专业协会113个。
1.4林业“三防”协会
该类型主要指的是由山区林农自主发行并联合的针对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以及防止乱砍乱伐等主要服务内容的一种合作组织，云南省楚雄市“三防”协会共计1728个。
2云南省楚雄市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存在的问题分析
2.1思想上缺乏高度认识
当前，云南省楚雄市还有部分农户甚至是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缺乏对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的高度认识，主要表现在不能清楚地认识到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因而在参与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工作时缺乏主动性。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农民的小农意识较为突出，依然习惯传统的“一家一户”的经营生产方式，缺乏参与到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的热情，另外还有部分农民虽然加入了林业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功利心太强，一旦出现困难就容易退缩。
2.2林业经济合作组织运行不规范
虽然说当前云南省楚雄市针对林业经济合作组织都拟定了相应的章程，并成立的理事会组织机构，但是林农的主体意识不强，形式化严重。部分成员跟合作组织之间的利益连接不紧密，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缺乏真正的合作机制，难以真正实现民主管理；甚至个别入社的社员将原来的山林流转给了专业合作社，缺乏独立的家庭经营做基础。
2.3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管理人才缺乏
由于当前楚雄市的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牵头人大多是当地的农户和专业户，他们的学历有限、缺乏林业相关知识，导致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管理水平不高。再加农村劳动力流失，很多年轻的专业技术人才都不愿意参与到林业经济合作组织中，因此导致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缺乏一支专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进而导致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后劲不足，制约了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不断壮大和发展。
2.4林业经济合作组织资金投入不足
当前，楚雄市绝大部分的林业经济合作组织都是由当地的普通林农组成的，因此他们的股金筹集能力有限，存在着启动资金和流动资金严重不足的现象，进而导致只能从事一些成本低、水平低的互活动，例如，代买肥料、统一护林等等。
3发展省楚雄市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对策与建议
3.1加强宣传，提高对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认识
云南省楚雄市的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专业合作社法》的宣传，特别是聘请专家对该法中涉及的决策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详细地解析，从而促使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的领导和各个成员能够真正深入了解，并按照相关规定来管理林业经济合作组织。
3.2加强林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队伍建设，促进林业专业合作组织自我发展
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加强对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内部结构设置的监督所需的管理成本较高，并且监管的难度较大，因此加强林业专业合作组织队伍建设首先可以将针对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监管工作全权交给组织内的各个成员，从而让组织的所有者和需求者都是广大林林农，从而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日常管理活动中来，切实加强对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监督。然后是还应该进一步提高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社员的整体素质和管理能力，从而促使更多的农户和成员能够掌握关于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知识，并严格落实“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实现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最终促进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自我发展。最后，要加强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管理者队伍和业务辅导员的建设工作，争取打造一支文化高、懂经营、善管理、会技术以及甘奉献的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经营管理队伍和一支法律政策水平高、业务工作本领强的技术辅导员队伍，从而为云南省楚雄市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并积极鼓励林业技术人员跟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形成一对一帮扶，从而为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3.3建立专项资金，创造发展机会
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建立专项资金，并保证专款专用，这些资金主要是用来支持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市场营销等活动。对于专项资金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补贴和贷款贴息等扶持方式外，还可以通过建立专项资金，用于专门扶持满足一定条件的农民林业经济合作组织，从而保证广大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组织也跟一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同样被资助的机会。除此之外，专项资金还可以被用来鼓励林业专业合作组织跟加工企业合作，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开展定向培育，进而实现林业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一体化经营模式。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粤港之间以人缘地缘关系为背景，以优势互补为基础，以投资贸易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合作不仅大大加速了广东工业化的进程，而且有力地支持了香港的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了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但近年来粤港两地在推动各自经济转型过程中和在产业定位及发展方向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之处，给两地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些挑战。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和CEPA全面实施的宏观背景下，粤港经济合作关系面临着深度经济融合和高度经贸合作层次的历史性转折。在粤港经济繁荣发展和面临挑战的环境下，我国进入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期。“十一五”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黄金发展期”，粤港经济合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因应新的形势和环境，针对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理出新的思路，寻求新的突破，进入新一轮经济合作。
一、“十一五”期间粤港经济合作面临机遇
“十一五”时期，粤港经济合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为粤港经济合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全球各种形式的国际区域合作将继续发展。亚洲包括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经济合作将继续深化，这对粤港合作与发展将继续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即将结束，中国“人世”承诺将基本兑现。履行“人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规范对外经济活动，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权益，这为粤港全面参与国际与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有利条件。粤港可以更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大循环，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资源配置得以全方位优化，比较优势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西部大开发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加速崛起，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发展格局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使粤港面临着以合作促发展和市场回旋空间扩大的有利条件。
从自身条件看，粤港经过20多年来的合作发展，使广东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香港也更加繁荣稳定。现在，作为“前店”的香港发展空间比过去扩大了，在资讯、物流、金融、商贸等方面的优势更为突出；而作为“后厂”的广东长期以来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和产业档次比过去有明显进步。同时两地经济合作已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产业基础和成功经验，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面对如此大好的机遇，“十一五”必将是粤港两地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粤港两地的经济合作能否在“十一五”期间内取得突破，其中一个关键是两地经济合作创新。现有的“前店后厂”式粤港合作模式尽管对香港或广东的经济发展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此种合作模式今天似乎已经难以维系。与传统的合作模式相比，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粤港合作呈现了新特点。首先，从生产过程的垂直分工型合作转型为多元化经济水平分工型互补合作；其次，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合作升级为高科技及现代服务业合作；再次，从自发的以贸易和实业投资为主的民间合作上升为政府协调指导下的全方位合作。粤港经济合作在面临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变化和粤港经济合作新特点的出现时，必须突破传统合作模式，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即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形成多层次、多方位合作，进一步拓展和创新粤港新一轮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路。
二、广东应加强粤港合作中的创新
改革开放20多年间，香港约千亿美元的投资和数万家厂商转移到广东，使广东发展成为了全球性的重要出口加工业基地，GDP以13％以上的速度持续高增长，目前，广东的GDP总量已经超过香港，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技术水平更是在香港之上。从总体上看，广东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着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加工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的产业结构转型，并进入了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的内源型经济发展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广东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凭借香港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突破性发展。
“十一五”期间，随着国际经济因素的变化及两地经济的发展，粤港经济合作难免会出现新的变化，但两地经济进一步加强合作的趋势不可改变，所要探讨的是如何赋予粤港经济合作新的形式与内容。对于广东来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和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广东在粤港合作中的定位和方式也应该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广东应该加强粤港经济合作中的创新。
(一)培植高新技术产业和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工业合作是过去20多年粤港合作的核心内容。香港制造业大量向广东转移的结果，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模式及优势互补的合理分工格局。新一轮工业合作，仍是粤港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其主要任务是培植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共同提高传统优势产业，逐步形成粤港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工业新体系。
高新技术产业合作是粤港经济合作迈向更高层次和水平的标志，将成为两地经济合作的推动力和增长点。粤港合作的基点在电子与信息技术、生物及制药技术、环境保护工程等方面重点突破。广东则着重在信息工程、微电子工程、生物工程上下功夫。为使工业合作提升层次，广东要在深、珠、穗或珠三角其他地区，选择基础设施完善的地点或依托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两地共同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粤港高新科技工业园区，以其完善的设施、良好的环境、健全的法规、明确的政策，吸引世界各地的华人高级科技人才，进行科研、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活动。
粤港经济合作一方面要创建新的高新产业，另一方面，更要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去渗透传统工业和改造现有企业，推进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促进产品的质量、档次和企业的规模、水平。因此，要大力改造和提升原有传统工业的技术层次，深化“前店后厂”合作，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采取引进先进设备、技术专利、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改造传统优势工业。广东要在与香港的共同努力下，使传统优势工业产品的大多数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知名企业为载体，共同扶持和培植一批跨国集团企业，进行地区跨国发展。
(二)加强贸易合作创新，联合开拓国内国外市场贸易合作是粤港经济合作的重要支柱，也是粤港经济合作的核心问题。目前两地的经济贸易合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加工贸易出口体系，推进粤港高层次贸易合作，这是“十一五”时期两地经济合作的重点之一。
1．广东要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行业商会的合作，以大型企业为基础，以外贸公司为纽带，与香港集团企业联合起来，建立能与国际同行业进行竞争的跨国公司，共同组织跨国经营，开拓国际市场。
2．广东应扩大和香港出口贸易与无形贸易的合作范围。充分利用香港拥有出口配额的优势，选择广东一些名牌产品，在香港开展后工序加工业务，取得产地证后扩大出口；允许港商在粤试办独资外贸出口企业。致力发展技术出口、劳务输出、保险、旅游等无形贸易。进一步鼓励香港的会计、律师、信息咨询等行业进入广东，建立大型的国际展览中心和商业信息中心。
3．广东要继续发挥加工贸易的积极作用，利用设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工区的有利条件，通过香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利用珠三角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生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消化和吸收的方式开发新产品。
(三)增强广东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广东省委“十一五”规划指出，要“走开放型自主创新之路，强化区域与国际合作，注重消化吸收，鼓励开展合作创新”。自主创新是粤港两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原来“前店后厂”基础上通过共同培育区域创新能力，最终建立新型粤港关系，对于两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提升广东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是全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核心，也是粤港经济合作创新的迫切需要。
当前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科技基础薄弱、技术创新体系不健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教育和人才基础脆弱：科技教育体制、机制和发展环境还存在不少缺欠等。要增强广东的创新能力，一是在一批关键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和产业集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解决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科技问题。二是基本建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三是造就自主创新的人才队伍。四是改善科技创新支撑服务体系，构建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科技条件平台。
在自主创新主题下的粤港合作，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通过制度安排弥补双方的不足，最终实现合作创新上的双赢。
三、香港应加强粤港合作中的应变
(一)香港经济是一种应变型经济众所周知，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体系，有着良好的法制、自由的资信流通、公平的竞争环境、廉洁的政府、低而简单的税制等固有的优势所营造的良好商业环境，而且香港企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都是经济具有较强应变能力的条件。回顾香港5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下，香港的各行业随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转口内地商品为主的港口(除贸易、航运及一般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发展都十分有限)到发展成为远东轻工业的制造中心，再到逐步发展成为今天亚太地区公认的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和信息中心，这反映了香港经济的应变能力，香港经济是一种应变型经济。
(二)香港经济面临的压力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少考验，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开始的美国经济衰退。目前，香港经济面临着多重的压力和挑战：国际经济环境的多变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作为自由港，香港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中国内地全面开放和发展带来的压力：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崛起，以及两岸关系的改善，不仅香港的中介地位不断弱化，而且香港受到沿海大城市竞争的强大冲击；香港经济内部的问题：“产业空心化”削弱了香港经济稳定的基础，降低了香港的市场竞争力等问题。
最近。又有了香港经济可能会被“边缘化”的说法，首先由香港特区的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提出，并把原因归纳为：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大小城镇发展，这些香港曾经的“穷邻居”逐渐富起来了，特别是在物流以及贸易方面进展迅速，香港已经不是珠三角的核心了。本文认为“边缘化”的说法可以看成是一种居安思危的思想，从香港发展的势态以及国家“十一五”规划纲领中提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信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地位的规划来看，香港不会被边缘化；况且，内地经济转变有一个过程，香港有很长的时间来应对。
把香港列入“十一五”规划，表明国家对香港的殷切的期望和对香港主要产业发展的支持，这为香港继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基础。所以香港要抓住“十一五”这个重要战略发展期。利用机遇，强化自身的强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向高增值服务新经济的转变。
(三)加强应变型合作“十一五”时期，香港在粤港经济合作中应加强应变型合作。
1．金融。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发展成熟的金融中心，拥有庞大的资本市场，资金流动性大，先进的金融产品、法规和资讯，大量金融人才，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等优越条件，将是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内地、提供中资企业上市集资和融资的重要渠道；而且CEPA的实施已经大大降低了香港金融业进入内地市场的资产规模要求，允许香港银行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在内地设立合资机构，提高香港保险公司参股内地保险的比例。因此香港金融机构应加快进入内地市场的步伐，特别是要首先在广东与内地建立合资金融机构，推进合作。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地金融机构的整合与合作的步伐还相对缓慢。
“十一五”时期，广东经济处在增长方式转变时期，广东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规模扩大和研发创新资金都显得力度不足，这正是香港发挥金融业优势的大好时机。香港应利用融通资金的优势，在贸易融资、银团贷款、风险融资、创业基金、财富管理、保险、证券等方面积极开拓广东市场。实现粤港之间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共担风险，进而推动两地合作的高层次发展。
香港虽然是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它的金融创新、金融业的技术装配却不如伦敦和纽约，因此，为了保持香港在国内外金融业竞争中的优势，必须完善和提高金融设施的科技水平。不断开拓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2．商贸。香港应充分利用CEPA实施中允许部分货物贸易以零关税进人内地市场的条件，扩大香港传统产品对内地出口。在此基础上香港中小企业要超越“模仿”和“改造”型的产品设计，注重开发自己的新产品，打造自己产品的品牌，发展中高档产品对内地的出口并构筑产品的消费群。
在粤港商贸合作中，香港要促进资金、信息、商业创意和技术引进等方面的优势与内地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人才优势的结合，发展新兴和高增值产品，形成新的优势产业，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作为商品平台的优势。目前，粤港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中，广东由于受引进资金的限制，不少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未能引进产品开发技术，因而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差，影响了产品的升级换代。虽然近年来，广东省内的科技力量和科研成果已有一定发展，但需要香港的进一步支持与合作。香港可以以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为基础，利用其自身的区位优势和技术、人才及研发优势，吸引内地人才，在香港或珠江三角州地区共同建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同时，也可以吸引外资到香港建立研发中心，为发展高增值产业创造有利的条件，以推动两地高增值产业的发展和粤港商贸合作的升级。
另外，香港在促进粤港商贸进一步发展时，必须加强市场调查研究，建立和完善商业贸易信息网络。建立区域信息处理中心，构筑区域信息网络平台，把信息作为一个产业来抓，发挥区域内市场信息生产和流通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指导商贸企业开拓市场，开发新产品，提高营销水平和经济效益。
3．物流、航运。香港作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国际运输及物流枢纽，拥有一些硬件以及软件的优势，如完善的国际经贸网络、优越的物流基建配套、良好的物流营商环境、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先进的资讯科技等。然而，香港作为国际物流中心也面对极大竞争与挑战：珠三角地区海运和空运港口密集，物流服务区域重迭，因此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在物流业发展和物流中心形成方面存在着较强的竞争关系；在海运方面，主要体现为香港和深圳盐田及广州南沙港的竞争；在空运方面，体现为香港和深圳、广州、珠海以及澳门机场的竞争。同时，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将实施多项大型基建计划，包括在各省区发展公路铁路网络：在广东省内，广州将会发展成为地区枢纽；在港口方面，珠三角不少城市将会积极发展港口设施；广州和深圳机场亦会不断扩展其规模及服务网络等。面对这些竞争与挑战。香港需要有整套规划去配合，这需要香港和内地的规划接轨。
“十一五”期间，香港应继续发挥物流业的优势，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和协调，拓展物流腹地。通过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省在基建规划上的配合和协调，及早制订相应的策略及规划，以便香港可以更好地与区内公路和铁路网络衔接，使物流更通畅。对于香港及珠三角地区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出现竞争的趋势，要形成以市场为主导，以自然为分工的思想，减少行政干预，消除影响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合理配置资源，以凸现香港与珠三角其它城市之间按比较优势形成的经济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格局，以提升香港物流业的竞争力，保持其物流中心的地位。
4．旅游业。香港旅游业有40多年的发展史，主要得益于政府各部门、旅游协会的配合和社会各界的参与，还有良好的治安环境，方便的交通，简捷的出入境手续，一流的服务，称心如意和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等。在“十一五”期间，香港应抓住CEPA对香港旅游业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的机遇，促进粤港旅游业的进一步融合。如：和广东联合打造粤港旅游业国际品牌，加强对粤港旅游统一品牌的联合推广和促销，拓展客源市场；实施旅游产品特色化、精品化战略，整合已有的旅游产品，结合特色旅游进行有针对性的新的旅游产品开发，不断提高两地旅游业的经济效益，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打造旅游精品，形成其他地区的不可替代性；加强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水平，制定行业建设标准，加强对旅游基础设施的质量管理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交易成本是指完成交易本身所需的成本，如时间﹑精力。交易成本可分为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事前成本包括搜寻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契约成本；事后成本包括监督成本、突发状况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总成本构成也应该由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构成。他们的大小都同样与农业经营规模相关。
转型成本又叫生产成本，具体由三部分组成：活劳动消耗，流动资本消耗，固定资本消耗。
活劳动的消耗，对于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而言，由于家庭成员是以血缘为基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激励效果比较显著，同时在生产时间安排上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相反，大规模经营的农场一般采用雇工经营或集体经营方式，不仅存在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而且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并且随着农场雇工人数的增加或集体成员数量的增加，管理费用也要相应地增加。
流动资本的消耗与农业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农业流动资本主要体现在化肥、农药、良种和其它原材料等流动资产上。一般说，可以在较小面积的农地上投入更多的流动资产，也可以在较大面积的土地上投入更少的流动资产。因而流动资本的消耗与农业规模没有直接关系。
对固定资本的消耗，农业经营规模大小与单位产品所分摊到的成本有直接的关系。固定资本主要体现在机械、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上，在购买和使用上具有不可分的特点。一般地说，农业经营规模越大，固定资本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在其生产能力允许的范围内，随着产量的扩大，单位产量所分摊的成本就会降低；而小规模经营的农产，不仅购买固定资本比较困难，而且利用也不充分，因而单位产品分摊的成本就比较高。
由于以上特点，在使用机械耕作的条件下，大规模农场的成本费用比较小，而小农户的成本费用则比较大。
交易成本，具有不可分的特点，无论农户经营规模大小，其交易成本大体相近。因此，农户经营规模越小，单位农产品所要分摊的交易成本就越高。近年我国出现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户对农产品信息掌握不完全，而农户要掌握农产品的完全信息，就要花费比较高的信息成本。对小农户而言，他根本无法支付高额的信息费用。
而在以机械耕作为主的情况下，农业小规模经营不但生产成本高于大农场经营，而且交易成本也远远高于大农场经营，因此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总成本也高出大农场经营总成本。
如上所述，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成本要高于大规模经营的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居于不利的地位。要改变小规模经营农户的不利地位，就要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因此，在当前应当重点推进农户外部的合作，即建立农业合作组织，通过农户之间的合作，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
二、制度变迁理论决定着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原则和模式
1、坚持合作组织的建立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原则。政府在农村经济组织建立中应坚持监控、引导、扶持的基本原则，减少行政介入，政府不再作为创建主体，政府人员也不再兼任经济组织领导，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由上下级行政等级关系转变为政府对社团组织的调控行为，逐步退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还权于民。农村经济组织的组建应充分尊重农民的平等主体地位与合作意愿，坚持自由进出。只有坚持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原则，让农民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自发组织起来，在实际运行中，必须坚持民主原则，使每一个成员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表达和尊重，一切决策行为，利益相关者均可参与，而且保证每一个成员在组织内能获得与其成本和风险对等的收益，这是一个经济组织良性运转的条件。无论是服务型专业合作组织还是利益代表型组织，其组织宗旨必须坚持为内部成员服务，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使成员获得实惠，维护成员和本行业利益。
2、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这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不能与过去的生产合作社混为一谈，它可以是农民生产上的联合如农民组织的土地股份制合作组织。也可以是在经营服务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也是现阶段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的联合或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合作组织可以采用企业的形式，也可以与其他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农产品批发市场挂钩，把产加销连为一体，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体制。管理制度上国家可赋予农村现有的村委肩负引导宣传合作组织的任务，也可直接从村委会分离出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合作组织，农民的组织都应得到法律的保护给予其法人地位。
三、由新制度经济学得出要尽快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的相关措施
1、清晰产权，变农民承包的土地的债权性质为物权性质，赋予农民对农地拥有完整的经济所有权。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越完整越能提高效率。因为市场交易过程存在交易费用，如果所要交换的物品没有明晰和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那么为交换的顺利进行所需的各种费用支出就非常高，甚至高到交易无利可图的程度，所以必须首先明晰产权。优化产权配置是降低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首要前提。农地产权制度作为正式规则，通过其强有力的实施机制的建立并充分发挥作用，能有效地增强农民交易谈判能力。它能有效遏制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而对收益进行再分配的谋利行为。农民因有独立的经济所有权，而具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利基础和组织法律保障。所以要从法律上使农民得到了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2、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上，继续把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起来。我国农民数量多、规模小，近些年发展了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社，但生产规模也就相当于加拿大的一个家庭农场，迫切需要进行再合作、再联合，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上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经营，推动贸工农一体的农业产业化。
3、推进金融改革，搞好资金保障。当前，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突出，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建立以龙头企业和农户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政府投入为导向的投资新机制。发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财政贴息贷款，制定统一的财政贷款贴息标准，实行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商业银行参与贴息贷款的发放；加大对农户小额信贷的发放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户信用等级和生产经营情况档案，有针对性地进行小额信贷的发放，充分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和入股社员参与信用社评估，实行农户信息公开和贷款信息公开，有效解决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制定小额信贷相关法律和法规，确立民间专业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机构地位，逐步建立由商业银行以外的专业小额信贷机构为主的小额信贷发放体系。
利用交通职业院校的行业优势，以行业为依托，分析公路、水路建设中对景观设计人才需求状况，并与相关企业建立合作机构，使校企合作有成员、有项目、有媒介、有管理，保证校企合作长期稳定的进行。建立包括专家咨询、培训、教学参观、顶岗实习、对外技术服务等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以交通行业为依托，找准合作契机，抓住合作的切入点，建立适合交通行业企业的运行机制，保障校企合作深度发展。通过协商，校企双方都建立实现校企长期合作的合同和制度，使得校企双方权利与义务落实到位。
2.校企深度融合，建立校企资源共享平台
实现人力资源、场地、设备、项目资源的互补与共享。企业通过校企合作选择优秀的高职人才加入企业员工队伍，利用学校资源、交通行业资源，进行科研项目研发和工程项目合作。校企共同制定具有交通特色专业教学改革方案，加强交通特色教育，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教学改革方案。比如对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实训、毕业设计安排等进行调整以适应交通行业工程项目实际，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校企合作，将项目研发和工程项目与教学相结合，提高教师、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专业能力和科研能力。
3.通过校企合作
与企业共同建设校内设计、研发、培训基地。依托学校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场所设备等资源，吸引企业投资，在校内建设具有设计能力的实训场所，为学生实训、企业员工培训、工程设计等提供便利条件。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和办法，共同建立设计所。采取共同对外承揽业务的方式参与社会服务，构建与社会接轨的平台，构建学生稳定的真实项目的实训平台。
4.依托企业资源创建校外实习实训、就业基地
学校积极介入到行业中去，在合作企业内建立实训场所，扩大专业办学的视野，促进专业课程改革，使专业教学快速适应社会需求，减轻学院专业实训场所建设的资金负担，扩充学生实训内容，通过学校和企业共同参加科研项目，提高企业和学校的科研能力，开发工程项目的能力，提高学校教师和企业员工素质，促使学院和企业都得到益处。
5.以交通行业为依托，积极开展项目合作
共同开发完成科研项目、工程项目，是校企合作的桥梁纽带，实现校企优势互补。这种合作形式既保障了教师能够参与生产实践，又对企业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提供了补充。学生通过参与项目的执行，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开发了创造力，锻炼了实践技能。通过建立校企资源共享平台，共同完成了生产、设计、研发、培训。
一、引言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各国或地区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间的多层次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是在经济竞争条件下各国或地区为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减少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选择的一种扩大开放程度的方式，比较典型的开放程度加深模式就是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地区经济合作的实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使生产要素得到更优化的配置，专业化的分工与生产得到进一步完善，获得更多的交换利益和专业化生产利益，从而促进地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正是在这种趋势下，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组成的东亚“10+3”经济合作逐步向地区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而“10+3”之间发展差异巨大，有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比较落后国家。崔卫国等（2004）研究了地区差距与地区合作的关系，杨先明等（2005、2007）利用Pelikan（1996）关于能力结构的定义说明地区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的影响。能力结构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在增长要素累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发展能力、技术能力和开放能力等结构性能力。一个地区在经济合作中表现出的是这一个地区多层次、多要素合成的经济能力，这种具有结构性的能力是地区长期稳定地具有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而基于引力模型、相互依赖理论以及“支配—依附”理论，这种结构性能力在地区之间的匹配性和均衡性是地区经济合作持久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引力模型和相互依赖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决定了贸易投资引力的大小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影响着合作范围、合作效应和合作程度，而根据相互依赖理论和“支配—依附”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影响着合作利益的分配比例和合作的稳定性。
二、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的关系模型
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能力结构强于发展中国家的，并且无论从贸易还是从投资的角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实践经验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都表明，两个地区在开展经济合作时能力结构较强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好、投资收益比重较大，相反，能力结构较弱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差、投资收益比重较小，并且这种状况会随着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差异的存在而持续存在。若能力结构较弱一方不能迅速提升其能力结构，那么这种地区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合作双方能力结构的匹配性包括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和总能力结构的相近性，是长期稳定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决定因素。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可通过一套较为完整的多层的指标体系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得到地区能力结构指数，反映总能力结构，用CSI表示，而地区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可用（1）式表示。
当CAB越大时，说明AB两个地区能力结构的耦合性越好。两个地区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越相近和能力结构耦合性指数越大，两个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图1是具体的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可能性的关系图。在图1中，首先可以认为扇形AOB、扇形AOC和扇形BOC分别代表了两个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总收益、A地区收益和B地区收益；其次可以认为OA和OB的斜率分别是A和B地区能力结构指数的函数；最后可以认为合作边界ab即OA和OB的长度也是取决于A和B地区的能力结构。
三、“10+3”能力结构评价
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通过配置能力、发展能力、开放能力和技术能力各方面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其中配置能力的评价指标包括了经济总量、人口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量、投资总额、FDI吸收量和产业结构等七项；发展能力的包括了人均GDP、GDP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等三项；开放能力的包括了进出口总量、FDI吸收量、外贸依存度和单位生产总值FDI吸收量等四项；技术能力的包括了产业结构、全员劳动生率和R&D占GDP比重等三项。通过所选择指标对反映和揭示能力结构状态的情况进行分析，着重考虑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全面性和相关性的要求，采用算术平均法对各国或地区的能力结构指数进行估计。2004年中国东中西地区、东盟10国和日韩的能力结构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首先，东亚内部各国的能力结构差异较大，日本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达0.7229，是老挝的22倍多。其次，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能力结构也存在差异，东部的能力结构指数是西部的2倍多，是中部的近1.5倍。最后，中国东中西的能力结构较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中国西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低的阶段，中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中间的阶段，东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高的阶段。
四、基于“10+3”能力结构差异的东亚经济合作分析
根据“10+3”能力结构的差异及其匹配性，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存在明显的三个不同合作层次。一是以日本、新加坡、中国东部和韩国为主的具有较大合作范围和较高合作效率的层次。二是以文莱、马来西亚、中国中部、泰国和印尼为主的合作范围和合作效率有一定局限的层次。三是以越南、中国西部、菲律宾、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为主的合作范围较小和合作效率较低的层次。能力结构较强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就难于与能力结构较弱的老挝、缅甸、柬埔寨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
根据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效益的影响，由于中国东中西存在明显的能力结构差异，而这种差异恰好能较为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因此处于“东盟+日韩”能力结构各层次阶段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将能够与这一层次的各国开展持续稳定的经济合作。另外，虽然中国东中西部在能力结构的匹配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由于都处于同一国家内，人财物的流动存在较小的限制，使得东中西部的配置能力差异会有较大的缩小，在宏观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下东中西部的发展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一国内的技术外部效应会比国际间的更明显，使得东中西部的技术能力会更快地缩小缺口，这样，中国东中西部的能力结构实际具有更好的匹配性。这将有利于“东盟+日韩”各层次能力结构的国家之间的有效联系和扩展，中国可能通过内部各地区分别与不同层次的国家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而中国西部能较为持续稳定地与柬埔寨、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中部能持续稳定地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文莱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东部能持续稳定地与文莱、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开展经济合作。由于东盟现已形成比较好的经济合作机制，东盟10国的能力结构差异也能在东亚的合作中产生稳定的作用。即通过东盟的现有机制以及中国的内部差异统筹可以避免由能力结构差异过大而产生合作不稳定的现象。而根据（2）式及能力结构的单调性，由于日本的能力结构特别突出，无论其与哪个国家或地区合作都会获得比较高的效率。
五、结论
地区经济一体化理论除了建立在空间经济理论、贸易创造及转移理论、大市场及规模效应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在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合作的双方只有形成相互依赖才可能实现地区经济较为完全的一体化。而能力结构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等经济合作，有利于避免“普雷维什—辛格”假说的出现，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形成较好的相互依赖。针对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特点，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弱国家的“南南”合作能够避免市场狭小、贸易创造及转移少、分工联系差、规模效应不明显等不利条件；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强的“南北”合作能够突出利用发达国家的投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等有利条件。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的差异特点使中国既能够承接来自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经济合作，又能够连接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经济合作。基于中国能够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不同层次，中国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应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机制。同时，日本突出的能力结构能为东亚经济合作带来更高的效率，能较快地推进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这样，通过能力结构与经济合作的关系分析，中国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稳定器”，日本是东亚经济合作的“推进器”。（注：本文系云南大学人文社科项目“地区能力结构与区域合作的关系模型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崔卫国、刘学虎：区际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杨先明、李娅：基于能力结构的泛珠江区域合作[J]．广东社会科学，2005（3）．
[3]刘宏松：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约束条件与当前模式选择[J]．亚太经济，2006（3）．
再次，它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发展。单个家庭无力购买的现代化耕种设备，农民合作组织可以购买，然后或租或借给农户使用，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劳动监督有效性将得以提高,监督费用将得以降低，使得农业规模经济体现出来。
并且，它还可以有效地克服现有的农业产业组织不适应市场而表现出来的内部小规模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效益损失。建立以效益为中心，通过龙头企业连基地，基地连农户，实现产加销、农工商、内外贸、农科教一体化的农村经济的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实现效益，这就可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如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对家庭经营模式的补充与完善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力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集农民家庭经营的个体劣势为群体优势，大大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克服农业生产内部效率损失而实现规模经济。
3.3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实例
江苏省东台市高效农业实现的农业规模经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07年以来，江苏省东台市按照省和盐城市统一部署，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坚持把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强产销对接，加大政策扶持，强化服务指导，高效农业规模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07年该市实现农业现价总产值109.6亿元，农业增加值4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9%，其中新增农业增加值3.97亿元，完成省定年度目标任务的147.6%，预计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7010元，比上年增长12.8%，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达一成以上。全市亩纯收益2000元以上的高效农业面积发展到90.3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57.9%，其中2007年新增11.5万亩，占省定年度目标任务的121.3%。新增高效渔业面积2.5万亩，占省定年度目标任务的125%。全市畜禽规模养殖大户发展到6万多户，生猪、肉禽、蛋禽、奶牛规模化养殖比重提高到51.3%、81.9%、93.8%、75.6%，均比上年增加5个以上百分点。
在实现其规模经济的高效农业规模化的发展上，该市作了以下工作：
（1）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动产业化农业。2007年以来，该市坚持把产业化开发作为促进农业持续增效的战略性措施来抓，坚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牵动推进。到目前，全市依法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达118个，居全省县级之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涵盖蚕桑、生猪、家禽、瓜果蔬菜等各特色产业门类，辐射带动农户17.5万户、高效种养面积70多万亩、畜禽规模场户5.3万个。初步形成西瓜、青椒、三韭、甜叶菊、家禽、山羊、生猪、蚕桑、鳗鱼、鱼10大特色支柱产业，其中大棚反季节西瓜种植面积全国第一，大棚青椒种植面积全省第一，瓜果蔬菜面积、产量和设施栽培面积全省第一，家禽、山羊、乳猪养殖总量全省第一，蚕茧生产总量全省第一，土池养鳗面积全省第一。
（2）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解决市场矛盾。目前全市各类农产品特色市场已达91家，销售全市80%以上的特色农产品。2007年4月份，利用“东台西瓜”荣获中国名牌农产品的契机，在上海举行新闻会，邀请上海、苏州等地20多家大型市场及农民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等国内15家知名新闻媒体参加活动，全面推介东台农业。三仓镇农民经纪人王青年购销瓜果蔬菜3万吨，2007年仅推广新黑田五寸胡萝卜就达7000多亩，全部实行保护价收购，基地农户亩均增收500多元。坐落在市种畜场内的登奥禽业公司，高标准建设蛋禽生产基地，一年多的时间，已形成栏存蛋鸡10万只的规模，注册了7个品牌，鸡蛋主要销往苏果超市南京市场。
4结语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经历了从个体私有为基础的家庭分散经营到以公有制为基础集中经营再到现在的统分结合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过程，是从到家庭联产承包的变化，从而形成了普遍的超小型土地经营格局。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后农业所面临的形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难以对接。细小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的直接后果是农业交易成本的提高、土地生产力和有效利用率的降低，不易形成农业规模经济，约束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在不改变农业小规模经营的前提下，要实现农业规模经济，就应从要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入手，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因为它提供着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密切相关的专业化服务，解决单个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服务的内容包括向农户提供合乎品质标准、价格合理的生产资料，种植、养殖、加工等生产性项目的技术培训、生产指导、信息服务等等，从而实现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带动的外部农业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