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人画的代表画家
文人画的代表画家有王维、苏轼、李公麟、米芾。
唐·王维（701-761），字摩诘。善画人物、山水，作品诗意赫然，被后人赞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开创文人画以佛理禅趣入画的先锋，把画意和禅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禅意画，这种禅意画后称为墨戏，到明代又称作画禅。王维的泼墨山水可以说是开一代绘画先锋，并且从此以后扭转了中国画的绘画风格，并最终推向中国绘画的最高峰。为文人画找到了最恰当的表达语言——水、墨，王维虽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的提出文人画，但是他以自己的作品明确的表达了文人画的形式。
宋·苏轼（1037-1107）第一个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士人画”，也就是后来的“文人画”概念。如果说王维文人画的实践上先行一步，那么苏轼就是提出了文人画的内在追求。他提出“写形传神，形理两全，然后可以言晓画”，“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使绘画从实用功能中脱离出来，强调画家的主观感受，将绘画作为一种自我消遣的载体，即在笔情墨趣中融入自己的心境。在艺术创作上他主张“画以适意”，是性之所发，笔之随之，无法无派，不拘泥古法。在观察描绘对象时、进行艺术构思时，强调画家主观情感与客观对象合二为一，融合成为审美意象，再通过艺术手段将审美意象物态化，从而更好的表达情思，达到“适意”的目的。所以说不管以后文人画如何衍变，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苏轼提出的“意”。
宋·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能诗善文，绘画技巧全面而且娴熟。李公麟对绘画史的重要意义是，他在总结吸收前人的笔墨语言的基础上，创造了不着彩色，以单线勾勒来表现对象的形体、质感、量感、动感和空间感，完全以笔墨线条塑造形象的画法---“白描”。这种单纯洗练、精密严谨、朴素优美的艺术形式，充分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致，成为后人的一代宗师。
米芾（1051-1108）北宋末年时期的著名书画家和鉴赏家，米芾在绘画上努力使书法和画法想贯通，他的成就主要是在山水画上，他在基于王维的水墨方式上，开创了一种用浑圆凝重的水墨横点错落排列，连点成线，以点为皴，干湿并用，再辅以渲染，贴切的表现出云雨微茫的江南山林景色。后来人们称这种画法为“米点皴”，米点画法是从巨然的“矾头皴”的印象派效果脱胎而得的。这种创新的画法丰富了文人画的语言形式。
二、文人画的产生、衍变、成熟
中国文化在唐安史之乱之前一直呈上升趋势，例如汉代的大气，盛唐辉煌。但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就处于下降态势，文人士大夫之间普遍存在一种失望，他们的心里状态变得封闭、内向，个性也趋向细腻，多愁善感。中国文化由注重外观的宏大转到注重内在的精神世界，后期的社会出现一种阴柔美的气氛，并且这种气氛被推波助澜，并最终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绘画方面，这种思潮形成了中国的特色，使人只要提起中国画就让人想到文人画，想到水墨画。封建社会发展到宋朝时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文臣儒士出任要职。经过五代十国的社会动荡，宋朝的政治稳定，物质生活富足，人们渴望一种平淡自然的生活，转向追求内心精神世界的充实，表现在绘画上就是这时苏轼提出士人画。
士人画在元达到鼎盛，明清成熟。元代社会急剧变化，同时带来了审美趣味的变异。元代是异族治国，民族等级制度很严格，汉族知识分子受到严厉打击，他们被迫或自愿放弃官位，把精力和情感寄托在文学艺术上。因此，元代的画坛上，绘画题材多是对古今文人雅士及文学作品的描述，流露出一种隐逸的特征。元代的院体画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绘画的主导权落到在野文人的手里。人的“主观意兴”被极力的张扬，对笔墨情趣的追求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他们将自身的情感完全投射于对象世界，再将对象世界转化为笔线墨道，继而又将笔线墨道转化为自己独特的情感符号。在元人的笔下，笔墨表现为一种净化了的审美趣味。线条自身的流动转折，墨色自身的浓淡、干湿，他们所传达出来的情感、意兴、气势及时空感，构成了重要的美学境界，其本身成为了一种被净化了的“有意味的形式”，把文人画推向高峰。
文人画的成熟是在明末清初。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提出“一画”说。一画的意义为三个合一，画道与天道合一，自然与心灵合一，本原与境界合一。“一画”说表明文人画与传统文化合而为一；文人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文人画以传统文化为营养，同时文人画又脱离了匠技的地位，而具有了“道”的大用；文人画与诗文、音乐、建筑、园林实现了融合，也就是说文人画已经达到了“化境”，这标志着文人画走向成熟，同时表明文人画的气运与传统文化相呼应，同盛衰。
三、文人画的主要艺术特色——“平淡天真”
艺术保持着游戏的精神时，才能够避免商业化的倾向。游戏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也不应该有理由，这就是游戏的特质。游戏本身就是良好的理由。这个观念可由进化的历史上获得证明。美是一种不能用生存竞争加以解释的东西，有一些美的形式是会毁坏的，甚至在动物方面也是这样，如鹿的过度发展的角。达尔文觉得他不能够以自然的选择的原理去解释动植物的美，所以他只好提出性的选择这个第二大原理。艺术是身体和智能力量的充溢，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如果我们没有认清这一点，那么我们便不能了解艺术和艺术的要素。这就是那个备受贬评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政治家无权发表什么意见；我觉得这仅是关于一切艺术创造的心理基础的无可置辩的事实。希特勒曾斥许多现代艺术形式为不道德的东西，可是我认为那些画希特勒肖像悬诸新艺术博物院以取悦他的艺术家，乃是最不道德的人。那不是艺术，而是。如果商业化的艺术常常伤害了艺术的创造，那么，政治化的艺术一定会毁灭了艺术的创造。因为自由便是艺术的灵魂。现代的独裁者在企图产生政治化的艺术时，确是在尝试一种办不到的事情。他们似乎不知道刺刀的力量不能产生艺术，正如你不能向娼妓买得真爱情一样。
一、提高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管理效能
为提高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管理效能，在教学管理上要创新“有理、有利、有序、有效”的管理模式，探究各教学研究的内部联系，搭建交流平台，打破专业壁垒，优势互补，共同打造音乐艺术教学品牌项目。（一）有理为提高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管理效能，在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认真落实艺术院校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总体实力的工作目标。以课程体系建设和优势教学品牌建设为龙头带动整体学科建设。努力促进实现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学管理的质量标准。以文化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将教学与艺术实践有机结合，将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的各种因素最优组合，努力实现学科建设的最佳效益。完善创新型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在文化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充分体现出学科建设的优势特征。（二）有利为提高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管理效能，教学管理工作要有利于提升艺术院校教学质量建设的整体水平，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有利于深化和活跃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有利于音乐艺术人才培养成果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求，有利于服务于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三）有序为提高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管理效能，应建立与完善科学化有序的教学管理程序：1、制定科学化的完备的系列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使教学管理制度化的有序性体现。在认真执行通过教学评估确立的教学管理的系列文件的基础上，制定《精品课程建设实施方案》、《选修课管理规定》、《精品教材建设方案》、《设备管理与使用规定》、《钢琴维修与管理规定》等相关管理文件，使教学管理有据可依。形成向制度要效益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2、实现管理队伍的科学化层次结构。逐步建立与完善由艺术院校教学督导组、各系教学秘书、教学信息员组成的教学管理与监控队伍。进一步明确院系两级教学管理的职责范围。3、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结构。在广泛深入调研和专家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教学计划，逐步建立以品牌课程、核心课程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动态发展结构。4、进一步整合教学设施设备资源，使教室、排练厅、琴房及音视频设备得到合理充分的利用。5、对本科教学工程的品牌项目的申报进行科学化的规范。对部级特色专业建设点、部级市级院级精品课程、教学团队、教学名师等项目申报列出梯队层次。提出明确的工作管理目标。6、对新增课程实施严格有序的审核机制。并在新增课程开课后进行跟踪考察和指导，努力达到质量标准。7、梳理各教学单位具有特色与竞争力的教学与艺术实践的优秀品牌，在论证确立后加以重点建设扶植。为提高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管理效能，在管理中做到工作计划有序；实施操作有序、过程管理有序、反馈途径有序。（四）有效为提高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管理效能，重视教学管理的有效性体现:1、建立教学评价档案，将考核评价与评优工作有效结合。有关职能部门与监控队伍做好教学评价档案的建设工作。2、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教学指导。由艺术院校督导组与各教学单位协作，对青年教师的教学方案设计进行指导，对教学过程进行有效的测评与督导。3、强调艺术实践与教学的紧密结合。支持具有“主题性”的艺术实践活动，努力实现目的性与效益性的有机统一。4、要完善监控体制，注重成果积累。对音乐艺术专业所进行的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科研成果等多方面进行监控和督导，注重成果的积累和总结，以更好的促进音乐艺术专业的发展。5、建立相应的评价考核机制，定期聘请有关校内外专家对音乐艺术专业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要求音乐艺术专业负责人将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向主管领导及校内外专家进行汇报。实行定期评价考核，积极推进音乐艺术专业的健康发展。6、通过“学分制”管理，引导和鼓励学生的演出、比赛、考察等实践活动，处理好上课、排练、演出及其他实践活动间的相互关系，取得艺术实践教学的最佳效益。7、艺术院校有关管理职能部门对音乐艺术专业的发展从人力、物力、财力、教学改革、科研项目、课程建设等多方面予以管理制度保障。为提高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管理效能，在管理中做到深化改革凸显成效、理念创新增强成效、监控运行确保成效、教学反馈检验成效、成果提炼总结成效。并且从管理制度上、评价机制上、监控体制上分别采取措施加强教学管理工作力度。
二、彰显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管理效益
彰显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管理的效益，以艺术院校重点学科、品牌专业建设为依托，打通壁垒，相互融合，搭建校企联合平台，实现多项教学改革措施的联动机制，形成展示教学建设成果的窗口，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教学内容改革是整个教学改革的重要基础性环节。文化产业的发展对艺术院校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全面素质、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加大力度深化教学内容改革，更加重视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强化素质、能力教育，力求在教学实践中把提高学生专业素质与要把及时调整、更新专业教学内容作为音乐艺术教育改革的重点。要及时反映当代世界文化艺术领域的新情况、新信息、新成就，及时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新动态、新课题、新成果。要使课程内容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超前性，克服教育内容陈旧、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现实脱节等弊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教学管理的规范化、现代化，实现提高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提高整体办学效益的彰显的有效措施：（一）艺术院校建设一流的音乐艺术专业，在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有机结合方面作出特色成效。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与共建单位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有效的实现音乐艺术人才培养与文化人才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二）艺术院校音乐艺术专业要进一步加强音乐艺术表演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工作，创建具有优势特征的实践教学模式，使音乐艺术专业的实践教学在全国高校中位于先进。（三）创新音乐艺术专业教师培养与使用机制。进一步建设具有高水准的教学、表演、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师资队伍。（四）充分发挥艺术院校音乐艺术专业涵盖面广、专业结构科学的优势特征，强调音乐艺术专业建设的整体性效应，努力实现声乐与器乐各专业方向建设的优势互补，创造优秀品牌。为全国的音乐文化建设事业服务，形成推广和示范作用。（五）建立音乐艺术专业卓越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标准、选拔依据、考核指标、评审机制、奖励措施等制度规定。（六）打通各教学单位壁垒，优势互补，创造精品剧目、音乐会等特色项目，通过音乐艺术专业卓越人才进行市场运作、前期宣传、后期制作，将精品推向市场，走向全国。（七）通过中国乐器演奏教学实训基地、管弦乐演奏教学实训基地、声乐演唱教学实训基地、民族声乐演唱教学实训基地、键盘现代音乐教学实训基地等实践实训教学，全面提升卓越艺术人才的实践表演能力，推出精品人才。（八）与相关演出团体、媒体公司建立合作培训协议，实现“订单式”培养，建立卓越音乐艺术人才库，向各演出团体输送优秀人才的同时为其培养储备后备人才。综上所述，本论文以提升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管理层次为研究目标，通过对现今艺术院校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管理现状的分析，以及音乐艺术院校人才培养管理机制的研究，旨在分析现存管理问题和制约创新的问题所在，通过对文化市场调研与人才需求标准分析，通过艺术院校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管理改革与创新的分析，提出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办法，以加强实践育才、创新实践形式等重点环节的管理为具体体现，为实现音乐艺术人才与文化人才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为形成艺术院校特有的教学改革方式和人才培养优势特征提供学术。
作者：黄超 单位：天津音乐学院
由于电影发源于戏剧与摄影，在19世纪末戏剧与摄影都不被认为是美学创作，所以电影也很难归类于美学欣赏的范畴。随着电影摄影机的小型化，人们有可能购买与占有电影摄影机，按自己的美学意愿拍摄与制作电影。地下电影无疑是非常个人化的。正如电影制作人与评论家乔纳斯•梅卡斯说的，这些电影源自拍片人的内心，犹如他们脉搏与心跳，眼睛与手指的延伸。他说，“我们想提醒人们在世界上还有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独处，可以与他爱的人呆在一起，可以独自面对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家庭电影的含意，也就是我们拍摄电影的视角。”先锋的家庭电影表述个人视野，家庭事件与社区交往的经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很难区分职业的与业余的，区分艺术家与个人趣味爱好者。电影成为真正的媒介，在这一媒介中，拥有摄影机的人们不仅生而平等，而且成为事实上的平等。没有人可以说他的梦想好一些，更艺术一些，因为它们是内心的表述，是唯一的，与众不同的，因此也就没有可比性。
在电影评论家看来，这种电影拍摄的民主化理论往往不起作用。有的个人电影极佳，但也有十分无聊和烦人的，有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但也有粗制滥造的。虽然所有的人都可以到新美国电影运动放映室放映自己的电影，但个人电影的良莠还是有区别的，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还是有区别的。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电影是记录个人经验的手段。如研究地下电影的帕克•泰勒说的，它完成了电影摄影机最被忽视的功能，即侵入并记录禁忌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摄影来说太隐秘了，太震撼人了，太不道德了。70年代的商业性的性电影借鉴了个人电影的这方面的功能。
新美国电影运动艺术家给电影带来了新的目标和期望。他们希冀做其他领域现代艺术家已经尝试做的事情，不仅使人见到形象，还要创造使人看见形象的新的手法。他们要求在现代主义的传统这一问题上，与诗歌、绘画和小说处于平等的地位。电影制作人斯坦•布雷克海奇认为，在电影中有一种追求语言之外的知识的倾向，这种知识基于视觉传播之上，它要求视觉心理的发育。在目前，有很少一部分人继续这一视觉过程，将他们的灵感诉诸于电影经验之中。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由移动的形象构成。布雷克海奇和梅卡斯的观点是相左的。梅卡斯反对现代主义，直接反对布雷克海奇所规范的电影艺术家。梅卡斯说，“我们需要光的艺术。”他要求电影具有让人满足的和自我发展的形象。虽然梅卡斯以拍摄痛苦的与快乐的电影来区分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实际上这种区分并不正确。所有新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痛苦的，观者必须经受从眼到脑，再从脑到眼的咀嚼和消化。正基于此，新美国电影的艺术对于有教养的、学识渊博的和有敏锐观察力的观者是一种何等样的满足。在个人电影领域中，从抽象的独自一人完成的电影到商业性故事片，最明显的最具有意义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艺术的，一个是非艺术的。只有艺术才具有力量，无论它描述的是什么主题，它表述的手法是什么，它能给观众一种情绪上的感动。
美国战后的个人电影，本质上是先锋派的艺术。他们的美学传统相互影响，使他们制作的电影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追求艺术的现代主义运动，他们没有钱，却在一项昂贵的媒介——电影中从事自己的事业，所以他们的电影风格是浪漫主义的，电影主题充满了浪漫个人主义。
根据P•亚当•西特尼所著的《幻觉电影：美国先锋派》（1974），许多重要的个人电影是用废弃的胶片和租赁来的摄影机拍摄的，有些杰作由于资金匮乏只好截短。但是，和旧金山北海滩或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亚诗人或小说家比较起来，他们却似乎是富豪了。由于资金的缺乏，地下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得不借助于权宜的技术手段，这反而帮助形成了电影的新的美学方向。新美国电影运动从梦幻电影演变到世俗性电影，从迷惘电影演变到神话创作。在60年代，在新美国电影运动中有一股激进的力量与神话创作决裂，便产生了结构主义电影。结构主义电影强调摄影工具优于电影制作人的眼睛，它结束了个人电影的抒情的和神话的形式。
美国早期地下电影的主题和同期的好莱坞主流电影有许多相似之处。新美国电影运动40年代的迷惘电影比同期的好莱坞的幽闭恐怖症的戏剧探索了更深层的、更隐秘的无意识状态。有些最重要的地下电影，如玛雅•德伦的《下午之网》（1943），肯尼思•安杰的《烟花》（1947），格雷戈理•马科波罗斯的《乡下情郎》（1950）的制作多少与好莱坞有关系。德伦的丈夫是好莱坞的职业电影从业人员，安杰在好莱坞当过童星，马科波罗斯在南加州大学电影课程中接受了约瑟夫•冯•斯腾伯格的教育。所谓的迷惘电影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性的探索，探索者不是一个梦想者就是一个疯狂的处于幻觉中的人。迷惘电影通过梦幻涉及了禁忌的领域，如安杰在《烟花》中描述了同性恋，斯坦•布雷克海奇在《清晨之肉体》（1956）中描述了，德伦在《下午之网》中讨论了对死亡的预感。迷惘电影是唯我主义的电影，表述内心心理。迷惘电影将观众带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它们否定电影的视觉性质。在50年代末，先锋派电影制作人抛弃了迷惘电影。这可以在斯坦•布雷克海奇的作品中得到印证。布雷克海奇发展了一种新的风格，在这种风格的电影中，视觉动作不是发生在银幕主人公身上，而是发生在电影制作人身上。他创造了一种视觉风格，观者可以运用他的想像力。他认为，作为一个观者，他在理解电影的含义方面和所有的观者是一样的。在放映他的旧日的电影时，他总是强调他不是艺术家，他只是观者之一而已。他的这一立场避免了传统的浪漫主义学派的关于视觉艺术家的权威主义立场，重申社会性是个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主是先锋电影的重要含义。但不是所有地下电影的制作者同意布雷克海奇的观点。有的人则希冀在电影中表述神秘的通神论和神秘主义。对于安杰来说，电影制片人是占星家，他将观众带进神的神秘的境地；对于哈里•史密斯来说，电影制作人是神的使者。他说，他的电影是上帝制作的，他仅仅是媒介而已。所有神话电影的主要思想源自西方的文学传统，布雷克海奇和马科波罗斯都认为自己是创造者而不是中介。安杰的辉煌的电影《愉悦教堂的落成》（1966）从神秘主义者阿莱斯脱•克劳利处获得灵感，哈里•史密斯的《第12》（60年代初）则从犹太神秘主义得到启示，布雷克海奇的《狗星人》（1965）和马科波罗斯的《两次成人》（1963）则取材于经典神话。这些源泉使神话电影的内容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度和丰富性，不再象迷惘电影那么苍白。
电影本身是现代大众文化的新的神话源泉，好莱坞也为神话先锋电影提供灵感。杰克•史密斯的《着火的人》（1963）是对约瑟夫•冯•斯腾伯格30年代电影视觉形象结构的一个评论与赞颂。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3）是一部公然表述好莱坞神话的电影；它创造了美国摩托车骑手的神话，这个神话不是从经典的或神秘传统汲取源泉，而是从电影制作人的视觉感受汲取源泉。布鲁斯•康纳用好莱坞的旧片剪辑、制作了《一部电影》（1958）、《宇宙线》（1961）。他在电影中用一种复杂的、讽谕的手法将情景处于对比之中，以撩起观者对熟悉的形象的回应，以取得比银幕效果更大的或迥然相反的效果。
最早作个人或地下电影实验的有四位导演：马雅•德伦（《摄影研究》1945）、肯尼思•安杰（《烟花》1947）、柯蒂斯•哈林顿（《在边缘》1949和《断裂的寻觅》1946）、格雷戈里•马科波罗斯（《精神病人》1948）。他们自己出钱摄制影片，影片十分个人化，十分大胆，抒发关于性的梦幻。每一部电影都反映了40年代的不安情绪，40年代的惊惶不安，性自由，政治观点，个人梦幻和对周围世界的批判。在50年代有乔纳斯•梅卡斯，肯尼思•雅各布，罗恩•赖斯，斯坦•布雷克海奇，和玛丽•门肯。60年代出现了布鲁斯•贝利，卡尔•林德，本•凡•米特，和罗伯特•奈尔逊。他们运用电影来表述抽象的美，表述视觉的设计、形式、运动和时空。个人电影拒绝顺应公众趣味，拒绝审片的标准，它们无视现存的习俗，大胆表现疯癫，和。因为导演自己出资，他们无须受电影制片厂控制，可以无视电视生产规则，也不用与脾气大的明星打交道。他们不遵循任何现成的关于主题或摄影技巧的规则。和法国的新浪潮导演一样，这些拍摄非叙事的意象主义电影的美国导演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阐明他们拍片的初衷和想法，表明他们的电影个人的，十分与众不同的，十分稀少的风格。有的导演干脆声言，他们的电影不是为广大观众而拍的，而只是为一小部分精英摄制的。
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个人地下电影要算是肯尼思•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2-64）。电影的故事、摄影和声道代表了60年代初的个人地下电影。这部电影是一部研究暴力的作品（31分钟长），表现了摩托文化，波普歌曲，和同性恋。对于他来说，这些东西是社会的动力。他的作品表现了青春、死亡和黑色幽默。电影的长处就在于它的剪辑和沙声的配乐。在影片中，青年人穿摩托衫，似乎把它们视作圣品一般。影片映出了闪闪发光的腰带，腰扣，手蜀，头盔，性器官象征物，和纳粹旗帜。在那场全是男性的性聚会上，影片穿插了基督和他的信徒步入耶路撒冷的镜头。主人公“天蝎座”兼有希特勒、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安的特点。电影用闪光拍了一张又一张摩托车手的脸，配之以喧闹浮躁的音乐，预示这些摩托车手跨上摩托车正在走向灭亡。公众对这部影片反应强烈，影片对以后的个人地下电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斯坦•布雷克海奇对地下电影类型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拒绝超现实主义和为激动而激动的宗旨，赋予影片以一种个人性。他制作电影描述自己的人生，如《窗户水孩在移动》，描写他的孩子的降生。他最好的电影是《狗星人》（1965），78分钟长，十分复杂，充满了意象。
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是地下电影导演中最为人知的。他的电影流传也较为广泛。他使用了一个女替身制作了《》（1965）和《我的》，在影片中，他表现了同性恋者，男装癖者，街狂，吸毒者。在1966年，他完成了《切尔西的姑娘们》，是个人地下电影中最有名的。这部电影在全美放映，获票房1百万美元。影片3个半小时，其中独白对宗教、社会和作了评论。有的电影评论家赞扬了影片，而有的则给予谴责。而大部分观众认为十分沉闷。美国重要的先锋电影制作人安迪•沃霍尔在60年代中期创立了结构电影，完全摆脱好莱坞电影故事的束缚。沃霍尔的早期电影是对创造性想像问题的回应，是对观众反应的回应。这些问题是由地下迷惘电影过渡到神话电影而造成的。这些电影到底能表述多少电影制作人作为主角、艺术家和神话制造者的想像呢？到底能冲击多少观者的想像力呢？沃霍尔的回答是电影制片人应完全避免起艺术家的作用。在《睡眠》（1963）和《帝国大厦》（1964）中，他将摄影机固定在一个地方，拍摄一个睡眠的人和帝国大厦，让胶卷转动拍摄直到转完为止。然后，装上新的胶卷，再让它转动。《睡眠》放映6小时，目标一直是一个睡着的人，《帝国大厦》放映8小时，目标也一直是帝国大厦。沃霍尔在延续的时间内创造了观众回应的框架。同一形象的长度本身使观者获得新的视觉经验。沃霍尔后来转向叙述人际关系和性格，如《切尔西姑娘们》（1966），它仍然是拍摄固定形象，但已是二个并排的形象。其他电影制作人发展了沃霍尔的结构电影。如迈克尔•斯诺的《波长》（1967）。这是部45分钟长的电影，用缓慢变焦镜头从一个固定位置拍摄的，缓慢移动的变焦镜头成为意识移动的一种比喻。在《中央地区》（1971），斯诺用360度的摇动镜头从一个固定位置拍摄一片荒芜的土地。在这部影片中，他比迷惘电影更深入到自我的内心之中，深入到完全与世不相关的意识之中。
在当时先锋电影流派中还有所谓的图解电影。在图解电影中，摄影机仅仅是一个纪录性的工具。早期在欧洲，汉斯•里克特拍摄了《节奏21》（1921），瓦伊金•埃格林的《对角线的交响乐》（1921-1924）在电影中象动画片似地展现他们的图像，都是静物形象。英国的莱恩•莱创作了《彩盒》（1937），他是第一位抽象电影制作人，在电影胶卷表面直接绘画。于是，动画和在电影胶卷上绘画技术成为先锋电影艺术家们，如哈利•史密的艺术的一部分。图解电影在扩展式电影发展之后才得以发挥其意义深远的作用。对于扩展式电影制作人来说，创造性艺术并不主要靠摄影机和胶片创造出来，而是靠计算机、录像设备和激光创造的。扩展式电影超越单一形象的在一个横向的反射型的屏幕上的放映，而达到新的布景和情景的电影效果，如大大加大的屏幕，垂直屏幕，360度屏幕，电影与戏剧在同一视野中的结合，等等。在有些展览会和迪斯尼乐园中，人们甚至使用空间的三维形象的全息放映技术，以创造最大的幻觉。由于费用昂贵，不易获得所需的技术，在70年代中期扩展式电影仅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大部分设备和技术知识由私人公司掌握。先导者，如约翰•惠特尼，斯坦•范德比克和斯科特•巴特利特，都是在公司的资助下完成他们的电影的。如约翰•惠特尼得IBM的帮助，范德比克获贝尔电话公司的资助，巴特利特获准使用加州一家电视台的控制室。巴特利特的杰出的视频电影可以被认为是美国先锋电影制作人的富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但传统的关于创造性的概念并不包括电影制作人可以用光笔在计算机显示屏幕上工作，或者可以在录像控制板上混成形象。约翰•惠特尼说，要在计算机上动情地创造性地工作是极其不易的。
到60年代，被认为是的个人地下电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公开放映的机会。而美国公众对此变化也是有心理准备的。由于新浪潮和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侵入，美国观众已变得更为老练，对于不落俗套的手法和对的直率表述也已能平静接受。于是个人地下电影从地下浮到了地上，成为仇人娱乐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好莱坞商业片的一部分。原来正统好莱坞认为、秽语、性幻想和大胆的主题是令人生厌的，而到60年代它们则成为当代大众电影的经常性内容。于是再也没有必要存在地下电影了。先锋的、实验性的和地下电影被容纳进了整个商业电影的体制之中。
根据吉恩•杨布拉德，他在《扩展的电影》（1970）中说，技术可以将艺术家解放出来专心致志于想像性创造。在新的概念性艺术中，艺术家的思想是重要的，而不是他操纵媒介的技术能力。在另一方面，由于电脑能够在诸多的选择中作出自主的决定，它最终将决定艺术作品的结果。
电影一直是大众了解社会与人的行为的信息的主要源泉。它是传播与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它理应反映主流的思想和利益。美国电影正是这样做的。然而，美国电影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美国社会中强大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提出了挑战，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中都有人对美国电影所传达的信息不屑一顾，他们找出电影的毛病，如电影的程式，电影不真实的地方，电影规避的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问题与美国社会中其他信息传播的媒介，如课本、报纸、政治宣言、布道的缺陷是相关联的。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娱乐、故事、虚构的男女主人公的文化判断。根据罗伯脱•斯克拉，许多美国电影平庸，腐败或者虚假，主要是由于利润动机造成的。谈论改革商业性娱乐而不触及社会思想是短视的。美国电影中有一部分作品，由于它们的质量值得保存与收藏，它们是美国思想、艺术和文化中的瑰宝。
个人电影的兴起其意义是重要的。它表明了电影艺术家的能力，表明他们能够发展一种新的视觉语言，并扩展观众的意识。由于电影设备为更多的人所拥有，吉恩•杨布拉德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的语言，成为未来形象交换的交往方式。他说，通过扩展的电影艺术和技术，我们将在地球上创造天堂。
在理想主义的60年代，电影不仅被视作一种娱乐，而且也被视为一种民主的艺术。先锋派作品，家庭录像片和好莱坞影片都得到同样的重视。但先锋派作品和家庭录像片得到更大的珍惜，因为它们代表一种新的视野，人际的视觉交往的一个新的工具。70年代《大白鲨》和《星球大战》的成功从反面显示了60年代的空虚与苍白。电影制作人开始抛弃60年代的理想主义，认为实验性电影在60年代就结束了，主流电影汲取了它的某些风格上的优点而兀自向前发展了。年轻的一代电影制作人开始从事多种的风格的尝试，有故事片，记录片，并有录像艺术。颇有成就的电影制作人不再按共同的美学标准和风格而依附于一个社团，他们强调在美国社会中正强烈孕育的多元文化的认同。他们可能是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者，非洲裔美国人，印第安人，亚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等等。多元文化的认同是重要的，而他们究竟从事故事片、记录片或录像片创作却并不重要。身份认同本身成为一种风格类型片，它可以集实验主义与现实主义、虚构与写实于一体。身份认同类型片也打开了观众的视野。先锋派类型片将观众和电影制片人看作是先锋的一族，是由先锋的美学观将大家聚集在一起。个人电影也意味着个人的，而不是大众的传媒和交流。虽然身份认同类型片主要描述一个族裔，但它们仍然针对广泛的观众。在70年代末，当好莱坞重整雄风之后，身份认同类型片促使独立电影制作人组织在一起以加强他们在电影文化中的地位。此时，产生了“独立故事片计划”和罗伯脱•雷德福的森德斯学院，帮助独立电影制作人。8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专门放映独立电影制作人的作品的影院。同时，电缆电视和录像带出租商店的出现和繁荣，对电影的需求猛增。好莱坞的年生产量已无法满足它们的需要。于是，发行系统开始发行低廉制作的故事片，以应付市场的增长。在低成本制作的电影中，最佼佼者要算史蒂文•索德伯格的《性、诺言和录像带》（1989），租赁费赚了1千亿美元。墨西哥裔美国电影制作人罗伯脱•罗德里格兹仅花费7千美元拍摄了《流浪乐队》（1992），他自编、自导，自己拍摄，自己剪辑。
在90年代初期，独立制作影片在美国方兴未艾。独立影片制作人制作仿效老的好莱坞的B级电影，加以改造成新的适合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观看的电影。少数种裔的电影制片人希冀重蹈前人的足迹获得好莱坞的辉煌。先锋的和个人的电影具有一种无视一切传统和习俗的精神，以追求新的真实的视觉。它们拒绝一切程式的东西，一切传统的美学含意。自70年代以来的先锋和个人电影的成就说明，它们改变了实验电影的精神和思想，为在电影中表现人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图景和可能。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伊冯娜•雷娜。在60年代，她是一位先锋派的舞蹈演员。她开始时，拍摄短片作为她演出舞蹈时的背景。1972年，她开始独立拍故事片《演员生活》，这是她从事实验艺术、社会抗议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成果。她的女性主义是60年末的社会运动的一个延续，她试图将艺术与政治融合在一起。当男性先锋派人士正进入一个形式主义的解构电影创作时期时，她希冀在电影中表述情感经验，她想直接面对美学的和激进的先锋派人士的性别歧视。雷纳的第二部故事片《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1974）成为后先锋派独立制作影片的开山之作。故事片的主题就是性关系和个人操纵政治的力量。雷纳用音响与形象的并置来表述她的主题。当影片空白时，传来幕外音，而形象出现时，又全然没有音响了。同时，她还使用静景。电影上显现不完整的印刷文字和不完整的幕外音，彩色片与黑白片交叉。这些打破现实主义传统的风格突现了一种关于性关系的悲观观点：既然声响与形象都无法融合，遑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了。在影片中，她使故事人物聆听贝利尼1831年创作的歌剧《梦游女》，梦游女逃避了死亡，而与情人重聚。在以后的创作中，她更趋向现实的视觉风格以表述十分难于表述的主题。《嫉忌女人的男人》（1985）探索当论，如福柯的理论与政治行动，如纽约的阶级和种族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她的《特权》（1990）运用熟悉的记录影片的形式在一部关于妇女年龄老化问题的电影中关注更年期。雷纳认为，她制作电影的目的就是使她的形象服务于情感。她说，《梦游女》最好表述了她的目的：在极端绝望的情景下，仍然存在情感生活。在70年代后期，有一批女独立电影制作人继承了雷纳的衣钵。她们的文化环境断然拒绝60年代。她们的文化环境充满了失望感，朋克和摇滚艺术盛行于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化了，而政治本身却变成了一份闹剧。她们的风格既有虚构叙事的，也有自传性的，散文式的。其代表人物为维维恩•迪克，贝丝•B和苏•弗里德里克。在80年代独立女电影制作人作品包括：利齐•博登的女性主义的政治片《在烈火中诞生》（1983），特林•T•敏花的自传体电影《名字叫越南》（1989）。敏花1970年离开越南，在美国成为一位少数族裔的电影制作人和理论家。
70年代末的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对于好莱坞拍摄挖掘黑人题材的影片的消亡更为关注。好莱坞挖掘黑人题材的影片专事拍摄城区的犯罪与暴力，而很少涉及黑人的日常生活。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反其道而行之，追求社会现实主义。查尔斯•伯内特在1977年拍摄了《羊屠夫》。《羊屠夫》在风格上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黑白影片在开头部分就摄取了在南洛杉矶街上嬉戏的黑人孩子的镜头，这使人想起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在他早期的影片中，伯内特采取了一种道德的立场。他使用的特写镜头往往令人觉得无奈和尴尬。他显示他的人物们的背、脚，或者是从一种冷冰冰的中距离的视角来审视他的人物。他镜头下的人物似乎永远得不到宁静与闲适。伯内特将他镜头中的下层黑人劳动男女比喻为在屠宰场屠杀的羊。伯内特和其他洛杉矶的非洲裔电影制作人被称为“洛杉矶叛逆者”。他们实际上叛逆的是好莱坞的主流电影。这群艺术家包括：埃塞俄比亚移民海尔•格里玛（《树丛妈妈》1976），拉里•克拉克（《过路》1977），比利•伍德伯里（《为他们小小的心灵祝福》1984）。他们完全在主流电影发行渠道之外运作，在博物馆和大学播映他们的作品。80年代后期，伯内特获得资助拍摄《屯愤怒共眠》（1990），得以在主流渠道发行。在这部影片中他将他的视线集中在黑人中产阶级身上。有一天，哈利来到一家富裕的中年的黑人家庭。好客的黑人夫妇收留了他。不料，哈利是一个诱惑者，给这家人带来无穷的麻烦。哈利的形象意在表现即使殷实的非洲裔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也是十分脆弱的。但影片的票房价值不高。人们一方面怀疑主流发行渠道是否真正愿意全力发行一部非洲裔人拍摄的电影；另一方面，人们也怀疑黑人观众是否真正喜欢伯内特拍的有社会意义的电影。在“洛杉矶叛逆者”中有一位非洲裔妇女，她的名字叫朱莉•达什。她从纽约来到洛杉矶，就读于美国电影学院。在美国电影学院，达什拍了一部34分钟的黑白故事片《幻觉》（1983）。它描述一个黑人妇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好莱坞工作。她对人充作白人。这是当时最佳的短片之一。达什通过摄影、幻光、布置和服饰将黑与白并置。她甚至还利用音响，在黑人歌唱家录制声音时，在银幕上显现白人演员在用咀唇吟唱。当黑人歌唱家穿着白色的外衣，头上戴着一朵白花坐着时，对比度使人物的影像模糊不清，黑人的身影犹如幻像一般。达什的第一部作品《尘土的女儿》（1992）写的是南卡罗莱纳州和乔治亚州外海岛上的黑人妇女在20世纪初的生活。她希冀由此重现仍然保持非洲传统和文化的黑人社区的生活，在那里，黑人的方言、烹调和社会习俗仍然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袭。这是非洲裔妇女制作的第一部由主流商业渠道发行的故事影片。同性恋者制作电影在70年代以及嗣后的岁月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运动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性恋者独立制作电影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儿。早在二次大战之后，在实验电影的运动中，先锋派电影从肯尼思•安杰尔的《烟花》（1947）到安迪•沃霍尔的60年代的电影就在探索个人的与禁忌的主题中涉及了同性恋。虽然放映的范围有限，但同性恋独立电影制作人制作的电影可以达到它们目标的观众，不象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制作的电影很难达到他们心目中的非洲族裔观众。80年代中期，人们对爱滋病的知识的广泛了解，促使人们广泛关注同性恋问题。这时，记录片《哈维•米尔克的时代》（1984）便应运而生。它描述旧金山一位同性恋民选官员哈维•米尔克的生活和死亡。这部由罗伯脱•爱泼斯坦导演的记录片获奥斯卡记录片奖。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通过专访描绘了米尔克1977年被选为旧金山行政官员的情景。同他一起被选上的有一位华裔，一位黑人妇女，一位白种女性主义性。米尔克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公开承认同性恋的城市官员。米尔克主持通过了旧金山同性恋权利法案。该城行政官员丹•怀特因此愤而辞职。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希望得到重新任命，但受到了指责，于是对市长乔治•莫斯科恩和米尔克心怀不满，在市政厅开枪杀死了他们。这部记录片帮助开创了一个同性恋独立制片的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为珍妮•利文斯顿导演的《巴黎在燃烧》（1990），探索纽约黑人与拉丁裔族的异性模仿欲者的文化；马龙•里格斯导演的《自由之舌》，主要描写他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同性恋者的经历（他1994年死于爱滋病）；李安导演的《婚宴》（1993），描写一个亚裔与白种男子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与中国家庭传统的冲突。
继故事片发展的第2时期、同声的第3时期和1946-1964好莱坞发展的第4时期之后，好莱坞进入了复兴时期。美国电影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发韧是以以下作品为标志的：《邦尼与克莱德》（1967）、《数秒之间》（1966）、《当铺老板》（1965）、《奇爱博士》（1964）、《大卫与丽莎》（1963）、《勇敢的人是孤独的》（1962）、《》（1961）、《精神病患者》（1960）。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以非主流的异类的反英雄为主角，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腐朽的，无能的。影片都以直露式的描写来处理的冲突和心理问题。它们描述的当代现实生活是吸引人而花哨的。影片往往将笑料与严肃结合在一起。同时，它们出色地运用了最新时代的电影特技，如慢镜头，快速切割，画面与声音的并置以产生讽谕性的效果。
在电影批评家看来，这一时期的电影的主题基本上是性与暴力。虽然电影在历史上一直是在描写性，一直是在描写暴力的，但在如何利用性与暴力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电影是与众不同的。图解式的性事镜头和好莱坞的新的暴力电影，对以往好莱坞的传统的类型电影是采取怀疑态度的，认为它们的过于乐观的结论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无法解决的分裂简单化了。这是一种新的美国电影。新的美国电影的形式是有它的原因的。以往乐于看电影的观众都成为坐在家里看电视的观众了。所以，电影必须寻找新的观众，不是那些偶尔为之的观众，而是每星期都要进电影院的观众。这些观众仍然热爱电影，认为电影对他们社会与休闲经验是重要的，并乐于观看电视不允许播映的只适合成年人的对话与处理。欧洲的新电影改变了美国电影制片人的观念。戈达尔、特吕福和安东尼奥尼对电影新的处理方法征服了新一代的电影制作人和观众。特吕福和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电影赢得了大量的利润。1959-1961对于美国未来的电影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人们看到经典性的电影《凝神屏息》、《四百下》、《枪杀那钢琴演奏家》、《奇遇》、《甜蜜的生活》和《广岛，我的爱》。同时，虽然好莱坞主流电影一直在嘲笑地下电影，但地下电影却最终在好莱坞赢得一席之地。地下电影不仅在商业上的成就超过了好莱坞，而且造就了一代年轻的电影观众，他们懂得并接受电影技术上的、视觉刺激上的和手法上的创新。这些热心的年轻的观众正是好莱坞所希冀拥有的。于是，美国电影在精英层发现了它的电影观众。与其拍一部所有的人都喜欢的大众电影，还不如为具有特殊趣味的特殊群体拍摄特殊电影。他们为一些特殊的观众拍摄了一些家庭影片，拍摄了为黑人观众所喜爱的警察—强盗片，为不同性方向的人（同性恋的，对男女两性都有兴趣的和异的）拍摄了电影，并满足了他们的窥私欲。《琼斯小姐心中的魔鬼》（1973）、《深喉》（1972）和《沙中的男孩们》（1971）是三部商业上最为成功的这类故事片。他们甚至还为年轻的半夜看电影的“怪人们”拍摄了特殊的电影，如菲力浦•德•布罗卡的《心中之王》（1966），亚山大罗•乔多罗斯基的《老鼠》（1969），约翰•沃特斯的《粉红的火烈鸟》（1971），吉姆•沙曼的《落基山恐怖片》（1975）和大卫•林奇的《消磁磁头》（1977）。美国电影制片人还将目标定格在诸如亚瑟•佩恩、迈克•尼科尔斯等拍的“艺术电影”上，喜欢艺术电影是一小部分人，也仅仅是电影观众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然而，正是这些艺术电影代表了电影艺术，代表了美国电影在其发展的第5个时期的成就。这些艺术电影所描述的性的与社会的价值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人一般崇尚的观点。当时，艺术电影的热心观众美国的大学生关于性事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发现肉体快乐构成了他们快乐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并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亚瑟•佩恩的《邦尼与克莱德》也许是新电影价值的最早的代表。它是继法国的《凝神屏息》和意大利《不设防的城市》之后在美国电影界最具影响的一部电影。其后，它的许多创新成为新电影的规范。在大部分情况下，新电影的主人公是社会的异类，流浪者或者罪犯，这些匪徒之帮却是社会正义的可敬的捍卫者。旧电影里的坏人成了新电影中的好人。在《邦尼和克莱德》之中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谋杀者都是一些具有魅力的、富有同情心的和诙谐的人物。而职业的追逐犯人的人们却是一群毫无幽默感的、非人性的人们。即使在《毕业生》中，一群非职业的追逐罪犯的人也是毫无幽默感，毫无公正和爱心的人。同时，新电影的结局一般是悲剧性的：主人公死亡，而法律战胜了放浪无羁。实际上，善并没有战胜恶，因为法与善往往是相对的。也有反文化的电影结尾是圆满的，快乐的，如《提秤布鲁斯》（1973）。问题并不在于反英雄们都在结局中死亡，因为死亡对于所有的人都是难免的，问题在于这些反英雄们自由自在地生活，放浪不羁，没有任何虚伪之情。然而，尽管时代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变，美国电影仍然不失其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成份，就象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化一样。在电影中，仍然有过着美丽人生的好人，和过着罪恶生活的坏人，即使关于美和恶的概念发生了变化。
新电影并不要求人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正相反，它不时宣称自己是人为的，是设造的。新电影的新导演们使用许多电影技术增强电影的情绪，同时也让观众不时明白他们终究是在观看电影，观看虚假的真实。他们使用所有可能的技术，如慢镜头，静止，跳跃式剪辑，将黑白片与彩片混合，等等。这些手法具有极大的感情力量。和电视相比，电影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的大屏幕具有更大的催眠作用，而它的立体声效果更为真切和有力。电影在放映的过程中不可能有商业广告打断。按电影评论家的话说，电视是一个比电影更为冷峻的媒体，距离观众更远，也就是说，电视与观众的距离感更大。电影的快速剪辑，在时空上快速变换，在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快速交替更迭，破坏了一般的时空观念，一般的现实与幻想的界限，一般的故事的线性进展。新电影同时也充分利用了音响新技术。按照以往的电影原则，电影往往运用背景音乐以增加镜头的情感力量。在新电影中，很少再有这种背景音乐。如果有音乐，新电影将使观众感到这音乐是来自电影中的无线电或录音机，或者干脆是一种明显与电影情景融合或反衬的音乐。例如，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1979）一开头就使用多尔演唱的《末日》，它一方面与电影开端正好相反，同时又加强了现代启示录的形象效果。在哈斯克尔•韦克斯勒的《酷媒体》（1969）中年会上的爱国讲演和歌曲伴随格兰特公园学生和警察的对峙和骚乱。奥尔特曼的《象我们一样的賊》（1974）使用的声道集中了30年代的无线电广播声，表明30年代的美国生活与无线电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紧密。有的新电影故意扭曲声响，有的则全然沉寂，和歌曲与噪声成一个显明的强烈的对照。摇滚乐和爵士乐作曲家为许多新电影谱曲，最享盛名的乐队演奏这些作品。新电影使用了相当多的摇滚乐，如《逍遥骑手》，马丁•斯科塞斯的《卑贱的街区》（1973），乔治•卢卡斯的《美国人格拉菲蒂》（1973）实际上集中了当时最流行的摇滚乐之大成。这是因为摇滚乐正是新电影年轻观众所喜爱的。斯科塞斯在《好伙计们》（1990）中继续运用摇滚乐作为电影的音响，以表明他的人物的情感世界与社会的特征。
新电影对于风格十分关注，谨慎地选用服装、道具，并注意运用当时的俚语与土语。它们善于用特定的镜头和音响将风格表现出来。新电影的电影导演们喜欢实地拍摄。传统的好莱坞讲究完美——完美无瑕的房间，不均匀的采光，背景的噪声，但新电影却崇尚不完美，不完美的视觉效果，不完美的人的境遇。新浪潮的用光风格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电影摄影师。新电影深受法国、意大利、捷克、英国电影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地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影响。和欧洲电影一样，新美国电影不仅仅是描绘动作，而且描绘动作是如何被感受的。这样，人物变得比情节更重要了，更处于中心的位置了。它们往往描写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然而，不管美国电影是如何被欧化，它们仍然忠于好莱坞的僵硬的类型程式，认为已经被实践证明成功的类型与程式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在《邦尼与克莱德》之后仍然产生了一大批描写有同情心的賊的电影；在《狂野的一帮》之后产生了一大批描写老边疆的影片；在《法国贩毒网》之后，产生了一大批描写警察追逐匪徒的影片；在《教父》之后，产生了一大批描写贩毒王国的影片；在《星球大战》之后产生了一大批科幻探险的影片。不管怎么样，新电影是老的类型的后继者，是西部片、匪帮片、警察片、怪人喜剧片类型的后继者。在新电影中，大的分野便是城市片和乡间片。在这两种类型之外还有流浪电影（《逍遥骑手》）恐怖的野外电影（《活死人之夜》1968）和幻想世界电影（《巧克力工厂》1971）。城市电影描述美国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描述冷酷的，虚假的，人工雕塑的城市形象：高耸入云的水泥森林和霓虹灯。它们的主题往往将城市的做作与残酷，乡野的自由自在与开阔无垠作一个对照，如《午夜牛仔》描述一个城市老鼠与乡下老鼠的故事。这些电影显然继承了黑的传统。黑描述的是无法无天，尔虞我诈，而新的好莱坞城市电影描述的则是一幅地狱的图画。汽车在风驰电掣般的追逐中成为了死亡的工具，如彼得•耶茨导演的《布利特》（1968）和威廉•弗里德金导演的《法国贩毒网》（1971）。无论旧金山的噪音，如《对话》还是纽约的景色：烟雾，蒸汽，水泥森林，如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1976）都描述了城市是如何滋生颠狂和幻想的。和城市电影相关的还有郊区电影，它的形成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从城市中心逃逸到富裕的郊外同时产生，如《毕业生》，保罗•马祖斯基的《鲍勃、卡罗尔、特德与爱丽斯》（1969），罗梅罗的《死亡的曙光》（1978），保罗•施拉德的《吃软饭的美国人》（1980）。许多郊区电影运用电影中心洛杉矶的郊外作为电影的背景和比喻。和臃肿的旧的城市加以比较，这些新的郊外城镇洁净，空旷，明亮，但它们没有根，没有灵魂，既没有地理上的也没有精神文化上的中心可言。即使这些不直接描写没有人性的城市生活的郊外电影仍然利用曼哈顿的真实背景来表述枪击的场面，如《一千个小丑》（1965）、《你是一个大孩子了》（1966）、《制片人》（1968）、《袭击明斯基家的那夜》（1968）、《小谋杀者》（1971）、《下一站格林威冶村》（1976）和《曼哈顿》（1979）。新的试验性的西部电影，也即与城市电影相对而言的乡下电影，如萨姆•佩金帕的《狂野的一帮》（1969），乔治•罗伊•希尔的《布彻•卡西迪和跳太阳舞的孩子》（1969）和罗伯特•奥尔特曼的《麦凯布和米勒夫人》（1971），表明从原来外向类型已转向内向和感官化。对于新的乡下电影而言，美国广袤的西部，草原和沙漠，河谷和森林，是美国人开拓精神和自由意志的最后疆土了。乡下电影同样需要城市作为反衬，需要城市中的警察、法官、银行家和商人作为狂野的流浪的反衬。《狂野的一帮》和《布彻•卡西迪》都是产生于旧的西部正在衰落、新的西部正在兴起的时期。新的西部遵循的是城市的价值。但这两部电影的主人公都不愿放弃旧的西部的价值，他们宁可选择与时代相悖的生活方式，而不愿选择城市式的体面的生活方式。电影中的连续的慢镜头加强了死亡时刻的氛围，并使这种死亡氛围具有一种抒情的意味。新的西部电影与老的西部电影不同不仅在于它更加残暴，而且将死亡的时刻赋以情感的力量。老的西部电影中的主人公依靠的是马，骑着马儿在空旷的荒野驰骋，但在新的描写西部和乡间犯罪的电影中，主人公驾驶汽车在草原上疯狂作案，如《邦尼与克莱德》、《象我们一样的贼》和特伦斯•马立克的《坏土地》（1973）。在这些类型的电影中，人们看到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间的对照。邦尼和克莱德的幸福的自由生活与大萧条带来的饥饿和贫困相对照，与破坏了人们生活秩序的政治制度相对照。在《象我们一样的贼》中，鲍伊、梅斯菲尔德和奇克索的幸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中产阶级令人烦闷的客厅和餐桌生活相对照，与他们的无聊的广播剧相对照，它显示一个有保障的纯物质主义的生活无疑是一种活死人的生活。
新好莱坞电影与老好莱坞电影之间的过渡在70年代表现在一批后现代的电影之中。它们可谓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类型电影，模仿30、40年代老好莱坞电影的情节结构、风格和演技。在这些电影中最为突出的便算《中国城》（1974）了。这部电影并不是由一个美国人导演的。罗曼•波伦斯基，波伦斯基的妻子，通过对纳粹集中营到曼森的残酷的谋杀的描写，表述了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这种看法也许并不代表美国人的。电影的编剧是罗伯特•汤。这部电影虽然也讨论30年代的价值，一般认为这种价值较为完美，代表了美国的目的和未来走向，但它反其道而行之，却暴露与鞭挞这种价值的虚伪性。从表面上看，《中国城》是一部侦探片，背景是洛杉矶。影片通过对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谋杀和肮脏的的描写直接批判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腐败。摄影的技术很好，镜头给人以很美的感觉，波伦斯基正是通过这些表面的美反衬出深层的令人栗然的丑恶。美国梦原来是权力、与金钱交织在一起的一场噩梦。《中国城》表达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躁动情绪。
新电影不仅在导演手段上创新，而且在运用30年代电影材料和小说的主题与形象上进行创新。30年代电影厂时代的电影主要是室内拍摄，以对话为主，而新电影则走向室外，以真实的背景为主。它们不再强调故事结构，而是强调动作、光线和音乐。最好的新电影每每有一个很好的统一的故事情节和洞察力，在主题的表述上，影片的立场更为隐晦，而摄影的技巧则更为高超和华美。
很多好莱坞复兴时期的电影针砭美国生活中的社会的、道德的、性的与政治的问题，揭穿关于美国的文化神话，这种文化神话在生活中几乎被认为是真理了。这种电影现象是与这一时期美国整个的政治发展趋向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连续数个与社会改革休戚相关的人物——肯尼迪总统、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遭到了暗杀，美国参与了许多人反对的越南战争，在越南的战场上越陷越深，最终又以水门事件而告终。这一切加深了人们对美国政体中最高决策的人们的怀疑和不满。整个时代的情绪：愤懑和怀疑取代了30年代和战时的乐观主义。那些反对美国政体最激烈的青年人正是美国电影的日常的观众。美国电影在这种情况下顺应他们的激进情绪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先锋电影十分个人化，诗化，制作时不带任何商业目的，在结构、视觉技术方面和理智态度方面取十分进取的、先锋的、革命的态度。它们在50年末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实际上，美国诗化的先锋电影并非是50年代或60年代特有的运动。先锋电影制作传统在20年代就已存在，并受到欧洲先锋派的极大影响。对于先锋电影有3种态度：1.有的批评家认为，它们是一群神经兮兮的人自恋式的视觉成品，与严肃的电影艺术发展无关；2.有人将个人独立制作的先锋电影作为一种技术与技巧的试验地，以备日后主流电影运用。如，慢镜头，镜头重叠，速摇，摇滚乐，计算机图象，断裂画面，等，都是在先锋电影中首先运用而后正式进入主流的；3.有人认为先锋电影是美国电影唯一当之无愧的艺术，因为它们没有商业目的，完全由一个人按自己的美学观点制作，并与现代艺术、现代音乐和现代诗歌同时产生。先锋电影完全关注视觉，也就是说，电影艺术的手段关注如何帮助、扩展和充实一个人正视与观察内心和外在世界的能力。这也是所有现代艺术家追求的目标。美国先锋电影在玛雅•德伦和玛丽•门肯的影响下，由于8mm和16mm胶片的普及，在5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运动，一大批主要的电影制作人得到承认。约瑟夫•康奈尔在1939年制作了他的第一部先锋电影。在其后，肯尼思•安杰，詹姆斯•布劳顿，玛雅•德伦，柯蒂斯•哈林顿，海•赫希，伊恩•雨果，威拉德•马斯，格雷戈里•马科波罗斯，玛丽•门肯，西德尼•彼得森，詹姆斯•惠特尼和约翰•惠特尼在40年代开始制作先锋电影并一直延续到50年代。约旦•贝尔森，斯坦恩•布雷克海奇，罗伯特•布里尔，雪莉•克拉克，布罗斯•康纳，詹姆斯•杰维斯，肯•雅各布斯，拉里•约里，凯特•克雷恩，彼得•库布外汇券我，克里斯朵夫•麦克莱恩，罗恩•赖斯，哈利•史密斯，杰克•史密斯和斯坦恩•范德比克在50年代制作了他们的处女作。在60年代，又出现了布罗斯•贝利，杰克•钱伯斯，布罗斯•埃尔德等。从50年代起，美国先锋电影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正式的主流类型，社会批评类型，类型，反省类型。当然，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往往重叠。例如一部完全按照视觉要求制作的电影有可能是社会批评性的或反省性的，如罗伯特•布里尔的《詹姆斯城》（1957）和《拳头之战》（1964），一部电影也可能批评主流的价值观，如肯尼斯•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3），而反省类型的电影往往十分关注视觉技巧。
对于杰克来说，“小乳白”已经不只是一头牛，而更像他的朋友和伴侣。这个木偶造型的特别之处在于，看上去是“一只通体纯白色的乳牛”，但又不是现实生活中牛的形象。设计者将乳牛做了异化、拟人化处理——“小乳白”有一个身体，两个脑袋，每个脑袋上又只有一只眼睛。这两个脑袋，一个代表动物，是它的本质特性；另一个拟人，象征朋友。它的衍生含义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既是人与动物两个种群，又体现了大千世界“物我一体”的哲学思想，可谓是匠心独具，想象力非凡。“小红帽”是个很有视觉冲击力的造型（见彩图5）。“小红帽”是个表面看似天真的小孩，但其实并不简单，她胸有城府，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不会轻易相信别人。但孩子终归是孩子，不免有些贪吃、经不住诱惑的缺点。由此，设计者将“小红帽”放进黑色的纸制球，前面剖开一个洞，将“小红帽”的头和部分四肢露出，摆出一个想要往外爬的姿势，表现了“小红帽”被面包师从大灰狼的肚子里救出之时的强烈的求生欲望。整个造型表现了一种动势，打破了传统木偶形象单一、必须托举牵线的制作模式，更像一个带有戏剧色彩的木偶装置艺术品。第二，动作表情丰富细腻，性格特征明显。“举手投足皆着意，一颦一笑总关情。”动作和表情是形象内在情绪的外化，是形象生命力的直接体现。《拜访森林》木偶造型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看起来都是有灵魂的、动态的、活生生的。它们的姿势是静止的，但似乎是系列运动的瞬间定格，暗示着逝去的前一个动作，预示着一个即将发生的动作；它们的表情是固化的，但意味深长的眼神和轻轻扬起的嘴角，都清晰地展示出或傲慢、或羞怯、或决断、或彷徨的内心世界。“女巫”是《拜访森林》中的一个特殊角色（见彩图6）。她性格多面、内心纠结，尽管让人讨厌，却很真诚。正如她自己说的：“我不善良，我不友好，但我是对的”。即使许多看似好人的人也不全具备她的真诚。这种多重人格、复杂的内心世界比较难表现。制作者在设计这个木偶人物时，重点突出魔幻、神秘、邪恶、贪婪等巫婆的一般性特征。譬如，形体略微扭曲，颧骨高耸，五官暴突。在此基础上，采取“冲喜”的办法，掺入了一些滑稽和调侃的因素加以中和。
（二）照片信息包含有审美属性普通的照片还不能称之为摄影艺术作品，还必须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提升。首先，从摄影的主体而言，拍照者只有提高了自身的艺术修养，成为有艺术创作能力的摄影师、摄影家或摄影爱好者，才能成为自觉的摄影艺术作品创作者。其次，就是对于照片必须用符合艺术标准的审美价值来衡量其是否为摄影艺术作品。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摄影的大众化普及为每位拍摄者通往摄影艺术之路奠定了入门基础。随着摄影进入艺术行列，也就产生了按照美的规律从事摄影艺术创作的摄影美学。照片或者说摄影艺术作品包含有审美属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人们看照片的过程，就伴随有一种审美的心理。即便看普通的人像照片或者风景照，欣赏者也是带着照片真好看、真美这种普通的审美心理的，不要说具有更强艺术性、更高级的摄影作品，以及艺术欣赏者对这种摄影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实际上，照片的审美属性是比较普遍的，尽管有低级和高级之分，摄影的拍照者或者说创作者的艺术修养也有差别，照片的观赏者或者说摄影艺术的欣赏者的审美素养也有差异。但是，照片包含的信息，摄影的作品的光影、线条、色彩、质感等画面语言以及所表达的主题一定是含有审美元素属性的，和绘画、雕塑等一切视觉艺术一样。
（三）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需要摄影审美支撑摄影具有审美价值，视觉文化的影响力无所不在。我们已经置身一个全球化的影像社会，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需要具有审美属性的艺术形式来实现，那么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就需要摄影审美支撑。不要把很容易掌握和普及的摄影当成只是随手拍照相，只是玩乐一样的无意义消遣。要看到摄影这种最普及、具有审美元素的拍照在所有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成长中的潜移默化影响，要提高其对人文素养培育和提升方面的价值。同时，把大学生摄影这种非自觉的拍照，通过课程、校园文化建设等方式方法变成意义更加明确的认知和培育，要从理性认识和科学方法上促进摄影教育对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所应担当的艺术审美功能的实现。
二、摄影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途径
在摄影艺术具有美学价值，且美学是人文精神和情怀的重要载体这样的认知明晰后，摄影可以作为培育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方式方法也就可以理解了。大学应通过各种摄影艺术途径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
（一）摄影艺术课进入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人文教育课程是帮助培养大学生对社会、对历史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终极关怀的情感，除了哲学、文学、艺术等大的学科专业支撑之外，作为艺术内容之一的摄影艺术也具有通识课程的属性。从教育的本质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教育实践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正成为素质教育中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摄影艺术课不仅是摄影和艺术专业里的专业或专业基础课程，也完全应该成为大学通识教育体系里对大学生通识美育和人文精神培育的课程。人文艺术课在大学里具有重要作用，大学应重视艺术对一个人的成长、创造能力和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性。大学不仅要培养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人才，更应该成为培养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的公民。摄影艺术课程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大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素质，发展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其人文修养，促进其人格完善，包括能力、方法、价值观和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内容，让大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协调平衡发展，促进其全面发展。摄影艺术技巧和艺术理论教育课程的开设，可以满足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对摄影技能和人文精神修养的需要。据调查，法国一些重要的大学几乎都开设摄影教育课，如巴黎大学、里尔大学、波尔多大学等。
（二）大学生的摄影艺术课外活动应该得到加强美育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级学校要在加强艺术课堂教学的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艺术活动，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1.成立摄影学会、协会类组织摄影艺术社团是高校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进行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育的重要途径。摄影艺术社团通过开展各种摄影艺术类实践活动，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摄影艺术实践精神，提高其摄影的创作和欣赏能力，提升人文素养。大学生摄影协会可以把有摄影兴趣、爱好的学生组织起来，开展摄影技术培训、摄影创作和欣赏讲座，进行摄影创作活动，搞摄影比赛与展览，开展摄影艺术研讨活动等，通过丰富多彩的社团摄影艺术活动，提高大学生的摄影技术与艺术水平，提高其文化修养和人文情怀，使其更深入地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关注人的社会活动、关注大自然等，更好地实现大学教育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作为学校和社团的摄影艺术教育、实践和活动对于大学生的摄影艺术和人文精神培育具有重要作用，可谓意义重大。
二、高职院校艺术类学生人文素养缺失的原因
(一)扩招制度的实行带来了生源素质的下滑
扩招制度的实行使大批边缘学生有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但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学生生源质量的下滑。本来高职院校艺术类学生入学时文化课成绩就低于普通高校学生，扩招以后，由于录取分数线的一降再降，生源素质更是大大滑坡。
(二)高职艺术生的知识水平导致了人文知识的匮乏
由于艺术类学生高考录取时更侧重专业分，文化分要求相对较低，这导致高职院校艺术生文化底蕴较为薄弱，除了少数有艺术特长的学生外，绝大多数学生之所以选择艺术类专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艺术特长、天赋或者爱好，主要是由于文化学科功底较差，到高二、高三时看到考普通类的高校希望不大，转而打球，成为艺术类考生。这类学生文化知识薄弱，艺术方面的知识也是经过短期培训速成的，这样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其人文知识的匮乏和人文素养的先天不足。
(三)艺术教育的理念遏制了人文教育的健康发展
艺术教育的理念中有着很深的实用主义的烙印，专业性的技能可以养家糊口带来物质财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值得下功夫去钻研和探究，而艺术教育以外的人文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等就备受冷落，被视为毫无实用价值的学科。因此，艺术教育领域出现了“重专业、轻素养”的理念，学生也普遍认为专业知识扎实就是高素质的人才，忽视了个人修养、精神品格、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等方面的规范和养成，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心态，不注重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四)艺术学生的特点影响了对艺术的领悟和表现艺术类学生普遍不关心政治，对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缺乏兴趣，理想信念模糊;自我意识强烈，不喜欢受纪律约束，在崇尚艺术自由的同时也崇尚自我的行为习惯，不在乎外界的目光，落拓不羁，自由散漫，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艺术类学生由于崇尚艺术，而内心普遍轻视文化课程，这又影响了学生对艺术的表现和领悟，导致他们的文化素养难以提高。
三、提升高职艺术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
(一)转变职业教育理念，理清学科性质
就职业教育而言，教育理念要把强调专业教育转变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使学生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提高人文素养，让他们成为既掌握专业知识，又具备基本的文化素养，既有扎实的专业学科知识，又有理想、有追求，是热爱祖国、心系社会、有责任担当的人才。学校要多开设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等提升人文素养的学科课程，通过传授学生人文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认识世界，适应社会，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得到提升;通过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使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得以锻炼，精神境界和智慧水平得以提升，人文素养得以全面提升。
(二)家庭教育不可或缺，教育从小抓起
家庭的启蒙教育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家庭氛围及父母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对孩子影响巨大。因此，要想使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父母应加强自身素养的修炼，把自己培养成具有优良品格和高尚人格魅力的人，营造人文素养浓厚的家庭氛围;应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树立专业知识与人文知识并重的观念，不要为了应试而忽略人文素养的培养;引导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同时，在尊重学生的基础上，要注重其行为养成，要有一定的规范约束学生的自我行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人文氛围
校园是一个浓缩的社会，校园文化呈现的是何种思想意识必然会引导学生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行为习惯、言行举止和思想意识。人文素养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开设一两门素质教育的课程就能显著提升的，人文素养的提升是一个感悟和启迪的过程，是一个经过长期氛围的熏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营造人文气息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可以为高职艺术类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提供良好的环境。
1.1设计艺术离不开人文精神。设计艺术源自西方，历史上西方文明高度发展的希腊和雅典城邦时代，一些艺术家把人文精神引入到艺术领域，设计出了大量不朽的、充满人性关怀的作品，这些经典的作品直到现代还在影响着设计艺术的发展进程。随着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到来，宗教色彩开始统治设计领域，一些艺术学家不得不抛弃了人文精神，设计出来的作品就显得空洞发力。这种现状直到文艺复兴的到来才得已打破，一些艺术学家，例如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重新把人文精神运用于设计领域，又使得艺术作品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又诞生了大量不朽的艺术作品。
1.2现代科技的发展，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工业革命之后，流水线作业和机械化大生产，慢慢就背离了人文精神的发展要求，尤其是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与艺术设计领域之中，电脑基本上了代替了传统的人脑构思，设计出来的作品批量大增，但艺术型明显不足，更缺乏人文关怀，这就引起了消费者的反对，也使得自身的审计人士深感不足，故此，现阶段，设计艺术的发展仍不能偏离人文精神，而是应加大人文关怀的使用力度，适时加大人文精神的教育力度。
2人文精神对艺术设计的重要意义
设计艺术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和艺术，需要把不同学科的内容和不同的思想运用到设计过程之中，艺术作品不是用来自娱自乐的，而是用于共同欣赏，或者是满足消费者的某种需要，设计艺术就应兼容并包，这其中，人文精神就是设计艺术的重要源泉之一。
2.1人文精神是艺术设计的源泉和动力。艺术设计创意的动力，来自人所提供的信息而产生的情感，各种信息源于人对自然的认识、理解和创意结果给人带来的功利。“人”即指各行业的作者，也包括团体、社会、国家和民族。艺术设计创意也一样是理智与情感的结合。所以艺术设计如同创造一样，一是要有感情，二是要有方法。艺术设计基本上是理性的，但理性需要感情来激发。可见，感情和方法两者，感情起着根本作用，人文精神就是人类感情的真实体现，为艺术设计提供了真实的源泉和灵感。
2.2人文精神可以提升艺术作品的生命力。艺术设计理念是情感与创意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包括严谨认真、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艺术设计师的工作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文社会因素。只有高度的人文精神，才能激发起高度的设计创意，因此人文因素是艺术设计工作者是否有艺术设计理念，是否具有创意、情感的试金石。人文精神也是现代设计人士抵抗功利化思潮的思想武器，只有心无杂念、不为功利目的所熏陶，才能设计出人们满意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才能最强。现阶段的设计艺术领域万万不能忽视人文精神，可以把人文精神和现代设计技术进行结合使用，提升人文氛围。
2.3人文精神是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艺术设计首先是思维方式，研究出好的创意要有正确的思维。艺术设计创意不仅需要逻辑和实证的理性思维，同样需要形象思维，直觉，领悟与灵感，以及有机的整体观与感悟。艺术创意是在激情下产生的思维火花，这是人们对创意动机的一种通常理解。艺术设计进入当代，与其他学科一样，已经到了“大科学”时代，多数学科研究需要合作。要学会与人相处，要有平等待人，彼此尊重，互相理解的态度。设计师需要学会使用人性关怀的理念，不能置现实生活于不顾，更不能忽视消费者对于人性关怀的呼声，用真、善、美来指导自己的设计过程。
3人文精神在艺术设计领域的具体运用
艺术设计既是专业的，又是大众的，除了考虑设计本身艺术性的考虑之外，更应照顾大众阶层的现实需求，在高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更应立足于现实生活，回归艺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本源，现阶段设计艺术的发展，不应排斥人文精神，而是应加大人文精神的教育力度。这种教育不仅仅是依赖于校园之中，更应渗透于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3.1设计环节中增加人性关怀。现实生活中，一些消费者就反应我国商品的包装设计重在强调功能效果，对于一些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问题，则考虑不足，比如药品的包装重在突出疗程疗效、食用油包装中是否非转基因标志不明显、一些产品的设计不偏于携带，等等，这种功利化倾向应切实加以纠正，增加人性理念，包装中可以明确一些标志信息、突出环保色彩、强调使用方法等，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
劳特雷克出生在阿尔比一个大贵族之家,是阿尔丰瑟公爵和阿戴勒·塔皮埃·塞莱朗这对表兄妹的儿子。阿尔丰瑟是的个浮华而爱好体育的绅士，其母亲是个简朴充满爱心和宗教感很强的人。
劳特雷克曾经是个健康但体弱、活泼而好奇的男孩，巴黎丰塔纳公立中学的优等生。但不幸的是，由于多病的身体，他不得不退学。后来开始自学，那时已经显露出绘画的天资，他开始画一些动物和家人的肖像。1878年他因骑马摔下跌断了双腿。由于缺钙，他的骨骼没有能长结实，他的双腿再也无法如正常人那样发育。年少的他，唯一的慰藉就是速写本人文历史论文，是一个诚实但平庸的画家送给他的，这个画家教他画画并鼓励他。于是年轻的劳特雷克在这名画家的推荐下于1882年到了学院派画家翁纳特的画室，学习正确的技法和职业培训，在这里，他一直呆到1883年。第二年他为了提高画艺，他到科蒙画室求学。
在科蒙画室他遇到了伯纳 、梵高等一批艺术家。由于梵高古怪的性格和他对艺术具有独特的见解，所以对梵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他给梵高画了一幅肖像画，笔触既有深度又有力度，色彩大胆，画面凝重的表情，画出梵高内心孤独的无耐。在劳特累克的建议下，梵高去了法国阳光充足的南部城市阿尔，在那里他造就了人生艺术的巅峰。
1886年，发生了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劳特累克离开了亲友，迁到了巴黎蒙马特区，并建立画室，站在画室的窗户前就可以看到德加的画室。在那里他结识了那个地方很多具有鲜明特色的人，如晚上去跳舞的年轻女裁缝、在酒吧消愁的劳动工人、在这表演的贫困舞蹈演员和姑娘或大众节目里的表演者，他怀着人道的同情和绝对的尊敬给他们所有的人作画，也从他们那里挖掘出人性的痕迹和缩影。
劳特累克对马奈和德加都是十分敬仰人文历史论文，特别是德加。德加的色彩、构图、题材对他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德加是法国动态的绘画大师，色彩具有印象派特色。题材大多取自芭蕾舞剧院、咖啡厅和赛马场等。从70年代开始画粉画，有时同油画相结合，色彩鲜艳柔和。从劳特累克给梵高画的自画像中可以感受到德加的影子。
在《红磨坊的舞蹈》这幅画中，劳特累克运用与杜米埃相似的讽刺和稍有夸张的造型手法，为我们展现了红磨坊乐园的场景。画面由前、中、后三个不同的空间构成，并且木地板的线贯穿整个画面。前景为高贵的女性和几个即将消失在画布左端的几个人统一了整个画面；中景是一对跳舞的人构成了画面的中心部分，在以绿色调的环境衬托下，他们在尽情的跳舞，从造型上看，那个跳舞的男性的身影随意伸曲并跳动，陶醉在一种既幽默又放肆的自由状态中。再看那女的撩起她的长裙，翘起她的腿，在跳踢踏舞，摆能风骚，但是她的面部表情十分呆板，好像所有的动作只是下意识的机械的动着；后面部分人围绕在舞池的边上，与前面的人构成呼应。这种夜生活对劳特雷克来说太熟悉了，因为他经常出入这些音乐咖啡馆、舞厅、酒吧间林立的大街上。用病态的心理和异常敏感性，来表现这种半上流社会的喧闹景象，“红磨坊”娱乐成了他创作灵感的一个重要源泉。
同时劳特雷克在创作技法上吸收了日本版画的很多因素人文历史论文，如淡颜色的使用，和单线平涂的技法等，都是很明显的。劳特累克的招贴画是通过石版技术绘制出来，他对他的创造性活动很感兴趣。这从他给母亲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他在1891年的信中写到：“今天，我的招贴画被贴在巴黎的城墙上。这是我略感兴奋，我还要在做一幅……”。
1893年，他在梵高工作过的古庇画廊举办了一系列的油画和素描展览。同年，他开始从事绘制招贴画的活动，并获得极大的成功，以至他的招贴画大大地超过了他的绘画作品。
《红磨坊的拉·姑柳小姐》是劳特累克第一幅招贴。在当时巴黎万博会给巴黎带来了商机也带来了无限的竞争，红磨坊在竞争的面前生意一天比一天差，老板齐得拉十分着急，他不惜金钱请了很多在当时很知名的艺人加盟红磨坊，使红磨坊在舞会形式和人力资源上优越与其他的舞厅。同时老板也想到了找劳特累克为其制作宣传海报招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至于为什么请劳特累克，或许是劳特累克在巴黎小有名气；或许劳特累克是红磨坊的常客；或许是红磨坊的老板齐得拉深知劳特累克对舞女及演艺人比其他的画家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总之齐得拉是再三恳请劳特累克为为他画几张精彩的招贴画来吸引顾客。这张招贴画非常的成功，轰动了当时的巴黎，不仅让红磨坊的生意蒸蒸日上，也让画家本人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家。
劳特累克并不是一直在蒙马特的，有事他也出去旅行。1895年他到过伦敦，在那里人文历史论文，他看到了惠斯勒的绘画，并且十分欣赏。1896年他在欧洲旅行了很长时间，去过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回来后，他加入了由纳唐松兄弟领导的《白色画刊》的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与之合作的还有波纳尔、维亚尔、瓦洛通等当时的天才插图画家。
随着我国当前设计艺术教育的逐渐普及和范围的扩大，高质量设计人才的输出成为设计艺术教育探讨的新课题。新时期的设计师应该逐渐摆脱“高技巧、低审美”的尴尬境地，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提升设计的品质。而其中，设计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设计艺术教育的人文素养观培养应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社会责任意识培养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当前的设计发展趋势是，设计应该建构在伦理的高度上，设计不仅要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要关注其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具体包括了在设计中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物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宏大，但是正是这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预示出未来的发展。教育的本质是使人达到社会化与个性化的双重平衡，社会责任意识应该先于设计意识存在，设计师首先是社会中的人，然后才是造物活动的创造者。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决定了设计师对设计价值的把握和衡量。因此，在设计教育的具体环节中，专业课程的设置和训练的出发点上都应该着重进行考虑。
2设计伦理反思培养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名词，这一设计理念一经提出已经受到无数人的拥护。一度成为了设计师的设计依据，但随着设计多元化的发展和设计教育的深入，我们应该让学生以辩证式的眼光看待这一设计观，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1）精神层面的人性化。历史上的丰裕社会在物质上带来了富足，却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和匮乏，当时的以满足人们过度的物质追求的设计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错误的消费观念，因此，设计师应该看到自己在引导消费观念时的重要作用，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引导消费者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2）环境层面的人性化。以人为本不能单以满足人类的欲望为目的，因为在整个的人类社会中，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与周围的环境、其他动植物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单纯以满足人的“一己私欲”作为“以人为本”设计的评价标准，这无疑是自私且片面的，以人为本设计的前提是不对人类以外的自然环境、资源以及生物物种等形成破坏。
（3）不同群体层面的人性化。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不应只考虑为健全人、生活达到温饱或富裕的人设计，还应考虑其他群体需求，例如母婴群体、老年人、残障人士、留守儿童的需求，真正地做到根据不同人群进行设计，最大程度上为这些群体提供便利，减少他们的使用障碍，方便他们的生活，通过设计减少他们的紧张和不安的感受，真正做到关注不同层次的人群，促进社会真正的和谐。
（4）历史发展层面的人性化。以人为本的对象应该是当前的人类以及未来的人类，因此设计应该具有可持续性，既能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又能满足未来人类持续发展，那些名义上以满足当下人们需求而实际上通过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对资源的过度损耗的设计理念是违背伦理的，最终会将人类陷于困境，因此只有从时间和空间上看待设计的发展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3跨学科多元融合
丹尼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已经预言：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产品生产经济逐渐转变为服务性经济”。传统的以技术为核心的创新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用户体验取代了以往的产品体验。这种服务于体验并不仅仅来自于开发商的技术手段，更来源于对整个设计与消费流程的管理与设计，不难看出，这一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单凭设计方法和产品开发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了，基于这样的发展情况，以跨学科知识为设计支撑架构势必成为未来设计的发展趋势。设计师必须要与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共同面对设计问题。同上设计师也必须了解其他专业的相关知识，有效地与设计相结合。
4对文化的关注
视觉艺术在消费时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视觉消费化，二是泛媒介化，三是消解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的界限。
1、视觉消费化
视觉消费化，隐含了视觉艺术经典语言在消费时代的“白话化”和视觉图像刷新的快节奏性特质。在消费时代，消费文化的视觉可感性在不断刷新受众的视觉印象，追逐刺激暴烈的图像逐渐成为视觉艺术家的创作目的。wwW.lw881.com从消费信息的营销理念出发，艺术比任何时候都强调它的视觉感受。特别是非常态美感的视觉冲撞，语言和媒材由此从表述的功能中独立出来，显示出视觉艺术家在文化营销中强化感官刺激的企划策略。
在这个消费时代，传统绘画的文化叙述也常常演变为视觉快餐。比如传统文人画的荷花是“文化符号”的荷花，不论八大的荷花还是老缶的荷花，他们的作品并不在于表现荷花的真实性，而在于用个性化的笔墨表达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寓意或文化隐喻。在消费时代，这个“文化符号”的荷花却逐渐演变成“视觉符号”的荷花。如在张桂铭的作品中，不论荷叶、莲蓬还是水鸟、游鱼都被平面化地切割分离，作品像色彩分割派那样将碧绿、粉绿、中黄、土黄、普蓝、土红填涂在分割的块面中，以显示对象中本不存在的斑斓的色彩。这种以草书用笔编织的线与色块的构成，已无关荷花本体形象的表达，重要的是能否产生新的视觉冲撞。
作为传统中国画的媒介语言，笔墨是传达艺术主体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但进入视觉消费时代，传统文人画笔墨不仅被还原到没有文化身份的“水墨”和“彩墨”，而且追求画面外在形式感的新鲜刺激，由此把“图式个性”作为当代中国画最重要的创新课题。所谓图式个性，是指画面整体的结构、造型、空间、视角、色调、氛围、意境上显现出的个性区别，它强调视觉感官上的节奏、韵律、张力和错觉。①图式个性所呈现的艺术主体的个性往往是隐蔽的，它呈现的是视角与视觉的独特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审美体验的独特性。周韶华就曾说：“没有艺术语言的震惊力量，就不能震撼人们的视觉神经；没有超常的现代结构语言，就谈不上艺术语言的现代化。”②在这里，作为传统艺术规范和标准的“笔墨”失去了以往的效力。
2、泛媒介化
泛媒介化，一方面指视觉艺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性转变为技术意识形态的操控性，由此将当代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都作为艺术媒介；另一方面则是传统视觉艺术的分类边界瓦解，各种媒介艺术特质的换位与整合。泛媒介化是消费时代艺术对媒介资源最大化利用，从现成品到人的躯体，几乎没有什么媒介不可以作为艺术的载体。
新时期以来，视觉艺术的发展就体现为由主流意识形态制约性向技术意识形态操控性的转变，即由政治意识形态到媒介意识形态的转换。在’85新潮美术之前，美术的发展与繁荣除了以往所注意到的诸多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却又常常被忽略的因素，这就是权力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下的美术体制的功能对美术创作的巨大影响。这种美术体制的运作模式，首先要处理的是美术创作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美术的政治化自然就成为这种政治社会美术的主要特征。’85新潮美术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及艺术市场的繁荣，美术的意识形态性逐渐淡化，而其商业性逐渐增强，原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术体制渐渐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既是连接艺术与社会、实现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推动艺术不断刷新的手段与动力，也是艺术本体不断超越的载体。
非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意识，还促使艺术内部的界限消失，艺术变成一种无限扩大媒介的混合体。美术，已不再是国、油、版、雕唱主角，连、年、宣唱配角的媒介尊卑性；已不再单纯是架上经典艺术的形象塑造性，而是模糊不同艺术语言的边界、创造个性化的媒材乃至利用大众媒体或日常物品形成的泛图像性。获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金奖的刘俐蕴的《山水图卷》，用棉花和白丝绸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图式和意境阐释为具有现代灯光和空间的一种场景。这个从经典艺术的角度既不能归类中国画，也不属于雕塑的作品，正是利用大众性的媒介营构了幽雅、恬静、神秘而独特的空间审美境界。这个可以让普通观众自由进出的空间装置，正体现了消费时代艺术媒介无限扩展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岩彩画家，胡明哲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作品却是《自然痕迹》装置，作品将不同质地的织物和纤维营构在独特的空间中，展现了作为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装置作为新兴的艺术种类，改变了人们观赏雕塑时环绕作品的被动性，而是让人们直接进入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装置是介于环境和雕塑之间的艺术，是雕塑的环境化，是有观念和意蕴表达的环境艺术。走向媒介综合，正是技术信息化对传统架上艺术的整合。因为没有数码成像技术、没有电子影像，行为、装置、录影便难以广泛传播，甚至也不足以成为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新媒介艺术就是现代传媒的产物，超大型社会传媒机器和国际互联网既是这些新兴艺术的载体，又是它们的消费对象。也正是科学技术的支撑，才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生产速度，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消费速度。
3、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
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既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意识的深化，也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引发大众文化化的必然。大众文化的本质，是文化大众化的平等参与性，而大众的参与性和平等意识，必然会引导文化消费者成为文化生产者；或者说，文化生产者也成为自身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具有快餐消费特征的当代艺术，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平等的艺术参与、艺术创造和艺术消费的机会。那些在生产型社会中需要高难度专业训练和学养修炼的架上艺术，日益减少了它们的文化影响力，而专业技术含量少或者根本不需专业技术的装置、观念、行为、影像日渐显出其普及性。特别是数码相机、dv和拍照手机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时候，普通人就可以完成一个画家的夙愿、一个导演的梦想、一个艺术家的名利。因此，当代艺术已疏离了人文塑造的技艺，而把具象、实物和现场作为图像的人文观念。这种文化理念正是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模式带来的文化平等意识，不仅非物质的消费是平等的，而且非物质的生产也是平等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是消费时代对艺术家作为社会文化贵族身份的消解。艺术与非艺术区别的消失和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失，最终抹平精英与大众文化的两极。
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
从乡土大地的诗意到都市人文景观的时尚，这种作为视觉快餐式的消费时代艺术的转换，无疑都以都市文化和都市人文为主要观照对象，它所面对的文化命题，也极大地区别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文化理念。中国的城乡关系由原来的农村包围城市和农村供养城市的关系，转变为城市经济辐射农村，城市文明带动农村这样的新型关系。③与乡村相比较，当下中国城市是一种更为活跃的多元价值世界。
消费时代视觉艺术所转换的文化视野，在审美意象上，往往以都市人物和现代化的人文景观为观照对象；在审美角度上，往往从原来的“城市作为恶之象征”的批判性姿态转换为日常生存状态的描写和揭示。李孝萱，刘庆和、田黎明、周京新和何家英所表现的都市人物，都不再是从物质生活上否定都市文明的概念。刘小东、忻东旺、毛焰、石冲的作品注重以当下都市人物形象为表现对象，他们以平凡、本真、贴切和自然的视点审美凡俗人生。“他们不是英雄，虽然不过是平庸的凡人，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他们的作品以庸常生活为关注焦点，不是描绘飞扬的人生，而是表述安逸和劳作的永恒。他们的作品关怀和欣赏那些都市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新型阶层农民工的生存努力和为了生活所作的退让，即使这种努力是琐碎的，这种退让是阴暗的。喻红、申玲、刘曼文的作品还以性别生存为文化命题，切入女性在当代社会性别生存的真实境遇与艰难处境。生活在当下都市的女性，表面看来已拥有更多的权益，可以接受教育、丰富思想，也有获得工作、自立的机会。可她们的真实境遇仍处于劣势，在没有获得真实的性别平等地位以前，她们不过是“有美的躯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的被动者”。
消费时代这种艺术观照对象和受众主体的变化所形成的新的文化命题，自然也造就了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精神俯视的物欲化转向和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等方面。
1、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是美术在消费时代从审美教育的认识关怀，转向审美休闲的娱乐性关怀。
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实是：’85新潮美术之后，美术从政治的美术、社会的美术、文学的美术、责任与工具的美术，回到形式的美术、语言的美术、本体的美术和文化的美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消费社会的逐渐显形，美术创作逐渐走向大美术的媒介整合，逐渐显露出追逐视觉消费的休闲娱乐性。这种意识形态工具角色和文学角色的淡化，意味着美术已演变为意识形态的边缘而成为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④它不必再负载传统的重压，因袭沉重的历史包袱，扮演认知说教的角色，而以一种轻松游戏的心态并通过与金钱交换的方式来实现艺术的价值。
因此，作为文化消费的视觉艺术，在通过消费实现社会价值时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更多的是与受众的亲和性与娱乐性。消费时代最典型的艺术，都不是那些被动性的经典艺术种类，而是具有强烈参与性、互动性的装置、影像和行为艺术。这种人文关怀的目的，也是游戏化大于审美教育化。正是从消费文化的游戏化角度，你才能在威尼斯异域情调的文化之旅中，解读蔡国强获威尼斯第48届双年展国际奖的《威尼斯收租院》时空错置与文化错置所形成的游戏性的冲突和对比；你才能在欧美休闲一族的女士们中，体验徐冰在异质文化圈书写出一种跨越文化差异“新语言”的趣味性；你才能在宗教信仰与仪式最浓郁的国土，阐释谷文达人发装置《联合国》在不同的种族和地区产生的游戏图腾的文化反响。这些作品无关于生活、情感，无关于个性、风格，也无关于形式和美感，它们运用的修辞手法，诸如复制、挪用、戏仿、反讽，几乎是讽刺与幽默综艺晚会最常见的娱乐手段。由此可见，这些作品的非审美性，更多的是站在漫画化、喜剧式的游戏角度，把重大的、严肃的、甚至是深刻的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化解在幽默的戏谑与机智的娱乐中。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本来是沉重的，但消费时代的这些新媒介艺术却把它变得像相声、小品里的段子似的轻松和愉悦。这正是消费文化大众化的典型表征。
2、精神俯视的物欲化
精神俯视的物欲化，使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失去了悲壮的意味。如果说，消费时代的视觉艺术是“欲望的感性显现”，那么，它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用精神的“低姿态”与生活对话。世俗的一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那么重要。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导致了以往社会那种精神诗意与神圣的失落。它所体现的人文特征，往往是忽视或者放弃精神、情感的诉求，消解生产型社会艺术的道德感召和现实批判。罗丹（auguste rodin）的雕塑《老娼妇》（又名《欧米哀尔》）以艺术的严肃性表达了悲剧性的人文关怀。在这个用凝固性的雕塑语言表达的真、善、美的道德批判中，“老娼妇”形象通过创作主体的“精神俯视”所呈现的忧患意识反而获得了精神净化。而参加首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瞿广慈的《英雄》，把本是“英雄”的形象日常化，那里已没有“英雄”非凡的气概和崇高的精神，只有挟裹在诙谐戏谑中的玩世不恭。罗丹的《老娼妇》和瞿广慈的《英雄》所表现出的审美变化，揭示出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已发生了从理想、忧患、崇高的精神悲剧性，向实利、诙谐和休闲的精神玩偶性的转换。
被商业殖民化的视觉审美，把“美”作为欲望的感性显现。精神俯视之所以物欲化，是和现实生活的审美化或艺术化分不开的。在生产型社会，人们一方面更多关注产品的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也因清贫的物质困窘而用丰赡的精神作为补偿。如果说，生产型社会强调的往往是艺术的生活化，在强调艺术与生活联系的同时，因现实社会物质的困窘而使艺术与生活分离、生活不等于艺术，生活只有通过艺术的“超越与理想化”，才能达到逼近而超越生活的一种艺术审美境界；那么，在消费型社会，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变化，即生活的审美化。在这种新型的关系中，因物质产品的消费性特征而强调艺术对生活的“进入与现实化”，追求的是一种生活酷似艺术审美的人生境界。⑤可见，精神俯视的物欲化是生活审美化的结果：人们一方面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特性与形象价值，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诗意”的物质和审美化生活消解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维度，当审美化成为消费时代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与杠杆时，物质困窘社会的艺术人文关怀，就从精神俯视转化为精神的“低姿态”。
3、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
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以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为基础的。马克思曾在为创作《资本论》而写下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以物的信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他认为：“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 ⑥显然，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
“英雄”和“理想”在消费时代的失落，揭示出“个体关怀”在现代文明中凸现的社会价值。在生产型社会中，物质尚不能完全满足个体生活的消费，因物质贫困而产生对富裕生活与社会平等意识的向往，因物质贫困也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依存，类意识是生产持续性发展的必要社会意识，“精神俯视”的忧患意识也是生产型社会最典型的人文关怀。只有物质的贫困，才有精神的苦难；只有精神的苦难，才有理想和英雄。可以说，类意识和精神俯视都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根源。群体利益，形成群体伦理的道德规范，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之上的人文关怀，也以道德批判作为主要的审美价值。现实主义所表达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是生产型社会以“真”和“善”为道德批判的审美判断。当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后，因社会物质的变化而发生社会意识的某些转化，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使个人消费获得极大的满足，“人”从群体的物质依赖中独立出来，物质的丰赡使个体消费成为可能。而消费的实质，是个体欲望的实现。因此，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更多地是从类关怀到个体关怀，作为类意识象征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在消费时代失去了语境，个体意识、普通人的思想情感成为艺术表述的主题。
消费时代是一个艺术个体关怀和个人化时代。艺术创作被各种个性独特的创作理念所包围，成为艺术家实验新的创作载体与形式的跑马场。录像、摄影和数码技术在记录与表达个人感受时所具有的直接性，和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知识结构、生活背景与心理需求十分吻合，他们以纪录、拼贴、复制数字处理等不同方式构筑的图像世界，既捕捉了外部世界的变化，也营构了自我满足的空间。他们的作品所显示的人文关怀，往往不是对公共人文精神或人文问题的切入，而是“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正像波伊于斯（joseph beuys）的许多作品一样，他的《油脂椅》显然不会产生公共性的人文意义，那“黄油”和“毛毡”所产生的人性温暖，只属于他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因为越是个人化、个性化的东西，越需要新的表现形式来支撑。为把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人性感悟方式表现出来，个性化的观念与语言追求便再所难免。而个性化观念与语言追求，也将赋予艺术以全新的面貌，给人全新的视觉审美体验。这种对于都市人的个体意识关怀和全新的个体表达方式，更适应与符合消费时代人们的视觉心理。
这种不是以人类命运拯救者的“精神俯视”面目出现，而是以各自个体的平等性身份（包括性别身份）生发的一种“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所显现的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是和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传媒与网络所扩大的私密空间的信息传播、所提供的全球共享的个体终端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传媒与网络在扩大“自我视角”的同时，也复制着“自我视角”。电脑晶片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已预示了这个充分享有“个性”和“民主”的时代，恰恰因高度的标准化物质消费而酿制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的某种类型化。即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导致非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唯其如此，消费时代所呈现的“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才具有艺术人文特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这种“自我视角”的人文意识，是对人类命运“精神俯视”的消费化，而艺术的人文关怀作为人性的内核并没有彻底消解。
在消费时代，艺术的人文关怀还转化为文化关怀。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艺术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世界范围的文化碰撞与冲突，成为隐藏在全球性市场经济背后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国际间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消费市场流通日益频繁和紧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文关怀，都共同面临着文化错置与文化解读问题。因此，艺术与人的关系也转换为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在科学技术、商品经济及其市场化、传播媒介、大众阶层的形成等综合因素作用下，“艺术”已经成为“艺术文化”，一种适应当代社会的意义符号的生产与消费系列。艺术文化性成为关注的焦点，艺术不是独立的语言作品或审美对象，而是一种文化形态。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以不同肤色的人在中药浴缸的混浴，所表达的是不同肤色的种族文化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交互作用，如果说这个行为装置也存在自己的艺术“语言”，那么这个“语言”是作品在西方文化语境的复杂作用下的产物，而作品凸显的意义，也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公众阅读行为。像我们不能单纯地从审美上解读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一样，当艺术的人文关怀转化为文化关怀时，艺术作品既有审美因素，也有非审美因素，不存在单纯的“艺术”或“文化”，而是一体化的实存。当代艺术的概念也因此演变为“艺术文化”概念，并与其他因素诸如政治、经济、非艺术文化之大文化语境构成互动关系。
总之，当下中国艺术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因消费型社会的形成而发生的艺术人文特征的某种变化。这种新型的人文特征，既具有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共同性，显示出中国在世界多元艺术格局中占有的份额，又具有消费时代艺术的中国文化特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当代性和时代性。
①见尚辉《从笔墨个性走向图式个性——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程及价值观念的重构》,《文艺研究》2002年第二期｡
②周韶华《上官超英的特写意象结构》,《美术》2000年第4期｡
③参见杨扬《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写作的改变》,《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