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行河北”道德实践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
社会管理是多层面、多因素、多路径的，从道德建设切入就是其中之一。道德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软方法”之一，需要我们长期地探索研究，类似“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开展，实现了道德建设的“虚”功实“做”、“文”活“武”练、“软”实力“硬”打造，为社会道德建设的推进提供多方面的启示：第一，必须树立科学实用的道德标准，只有科学实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标准才能获得广泛认同，并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必须强化实践理念，化抽象的理论为生动的案例示范，发挥道德应有的社会作用，才能满足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第二，必须搭建道德互动平台，为群众参与提供便利有效的载体，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道德互动平台，可以做到践行道德规范、参与道德评价、自我价值体现。第三，道德建设必须形式新颖、体系完善，逐步形成从组织协调、过程推动到督导检查、激励约束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尤其要建设一套奉献与回报一致的机制，马克思说:“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所以说，道德建设体系必须通过体现“善有善报”合理状态，才能更好地推进整体社会道德的进步。“善行河北”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善行河北”优化了河北的社会发展环境，有效培育和发展了各种社会组织，提升了其社会管理的能力。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较为缓慢，对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强，需要政府有效培育和发展各种社会组织，提升其社会管理的能力，从而不断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有效地充当政府与公民的中介，推进政府的各项社会管理工作。第二，“善行河北”活动培养了公民道德素质，提升了其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善行河北”活动满足群众的道德诉求，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善行河北”活动体现了民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使民众找到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使“善行河北”真正成为了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第三、“善行河北”活动维持健康的社会道德秩序，倡导高尚的道德价值，创造优良的道德风尚。规范了社会行为。使人们普遍获得道德认同，接受道德规范，有利于共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社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定义，泛指人类社会形成至今的种种特定社会现象。道德绑架在当今社会可说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它的存在并不合理，但却被大多数人本能性地频繁用于各事件之中。
一、道德绑架概述
道德绑架即以自身观点去要求他人，通常人们容易忽略非常重要的三点：第一，道德的范畴是什么，即怎样是道德的而怎样又是不道德的，这样的道德标准衡量虽大体上一致，但具体评判标准却还是因人而异的；第二，道德是用来律己而不是用来律人，在苛责别人之前应设身处地想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自己又会如何做；第三，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无须强求别人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己所欲亦无需强加于人的道理却显得不甚了了。凡进行道德绑架者，归根结底是源于自身思想模式固定化，且对某些人与事缺乏包容性，简而言之便是：我认为它是对的，但你没有这么做，所以你是错的。事实上，一件事情我认为对，那么我自己这么去做即可，他人没有义务遵循我的思维模式去行事，且别人做或不做与我并不相干，更进一步说，我并没有权利去要求一个不相干的人如何行事。由于国人思想在某些方面相对保守，许多既定思想被沿袭至今，就大方向而言，人们的包容度在某种方面也体现了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幸福指数。
二、道德绑架的几种形式
许多道德绑架观点有着看似正确实则荒谬的逻辑，毕竟每个人所处环境与个人特性均有不同，对于每件事的看法、感知和处理方式必然有所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1、 大家都认为这样才是对的，所以你得这样，否则就是不对。汶川地震时有人买了新车在微博上发图，
舆论却将事件推向了道德层面，无数批判性话语以倍增速度相继出现。当人们质问着“你有钱为什么不拿去捐”时，却自动屏蔽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你自己捐了吗，捐了多少；第二，也许实际上他捐了，因为捐款与买车并不冲突；第三，他捐或不捐究竟是该由他的良知来决定还是由别人的道德观来支配？
事件发生，国人爱国情绪高涨，这是好事。然而，无数暴力事件因此相继在国内出现，砸店毁车甚至伤人，损害的都是国人自己的利益。中日关系并非历来如此，在事件发生之前，卖日系商品、购日系车的这一类人并没有预知能力，在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或许只是没有经济能力关店换车，何况他们购买的钱已经给出，此时再来关店换车不会对日本经济造成任何影响，反会影响国内经济。在特殊时期可以拒绝日货，但这个意思仅仅是不再购买，并不是毁掉已经属于国内的日货，更不是伤害曾买日货的同胞。打砸者忽略的是，打的是自己人，砸的是自己人的东西。对同胞的道德绑架以及一系列过激行为并非爱国，仅仅是偏激心理作祟，却因此伤害无辜。
某明星宝宝出生时正赶上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她分享喜悦却换来骂声如潮甚至被逼道歉。恐怖事件的受害者当然是应当被哀悼的，每个人都会为他们的不幸而感到痛心。但同时应注意的是，恐怖事件并不是由无辜被骂者所造成，只是她的喜事刚好与这件悲事在时间上相冲撞，为宝宝的出生而开心并不代表不为受难者而悲痛，毕竟人们在哀悼的同时仍要继续正常生活，各人对于各事的处理表现亦均有不同。况且，是否她不发宝宝照片而沉浸在痛苦之中便能让死者死而复生？哀悼是出于人类的情感本能，但哀悼这件事本身并不能对事件起到多大作用，予以关注是应该的，但不必让它影响到自身，若真对此事十分在意，那么可以直接去做一些对此事有帮助的实事，而不是在网络上进行道德审问。
留守儿童及留守老人问题至今仍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大量农村父母为养家而外出务工，他们身上往往背负着全家人生活费用、医疗费用与孩子教育费用的重担。每当此类新闻播出，评论往往一方面责怪政府保障机制不全，另一方面责怪父母不该远离家庭。如果理性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会发现几个不合理的责备点：其一，离家不是本意，而是经济所迫，若不拼命挣钱则会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若放弃工作谁来承担一切，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其二，政府早已在努力，但贫困人口众多，暂时无法顾及全面应当予以理解；其三，大多数评论者并未处于或曾处于这种环境中，也许并无设身处地想想他人境况，且他们在虚拟网络中叫嚣道德的同时，也许并未做出相应实事为其分担。
此类事件不胜枚举，亦如许多人将结婚生子与孝道扯上关系，其实这仅是个人选择，父母希望儿女幸福，自然会对孩子产生许多希冀，其中当然有些能做到而有些做不到，做不到绝非不孝。无需用既定规律来指责差异，对于别人与自己不同的做法，可以不理解，但是应尊重，切忌用恶言恶语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2、我认为这样才是对的，所以你得这样，否则就是不对。校园暴力事件时常上演，部分原因是抢劫或纯粹欺凌，而更多是因矛盾而斗殴。中小学生三观尚未完全成型，看待人事物不甚全面，更易于从自身角度出发，往往以自身道德观约束他人道德行为，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如果他人做了，便认为自己有资格对他人进行所谓道德批判甚至道德惩罚，无数殴打、逼跪、扒衣、事件就此发生，究其根源也许仅仅是背后议论、观点不同、恋爱纠纷、看不顺眼某种行为等完全不用上升至道德层面的事。此类暴力事件通常非一人之力所能为之，但纠集身边小圈子内朋友亦十分容易，因为友情会对中小学生本就模糊的道德观造成二次影响。道德绑架常具有的特点是跟风，某种理论无论对错与否，如果身边认可的人多了，便会成为看似正确的存在，然后所谓真理拥护者愈加增多。三个非常重要的点被忽视：其一，道德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律人的；其二，任何个人都无从做别人对错的审判者；其三，任何个人对他人的审判行为，本身就有悖道德。
3、你既然做了这件事，就该一直做下去，否则就是不对。某位明星无私资助贫困学生183人，共计捐献三百多万，为助人而拼命演出，年复一年不求回报，然而后来他身患胃癌，不再有能力继续这种行为，曾受他资助的人不仅无一人去探望，甚至对他冠以各种猜疑和谩骂。恶语如刀，伤人无形，“为什么不继续出钱了，要我们今后怎么办”、“你什么时候才能治好病继续演出挣钱啊”、“你肯定自己留了不少钱吧”，多年付出竟换回如此冷漠的伤害，实在令人痛心。对于别人的馈赠，人们最初总是心怀感激的，但当它成为一种习惯，部分人便会认为这些行为是理所应当的，甚至会提出更多希冀与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勃然大怒。“你本该帮我，却没有帮我”，在提出这样的质问前，是否应考虑对方有没有能力和义务去帮助你呢？这位明星在健康时从未吝啬给予，因病不得不终止善行也不是他所希望的，如此道德高尚之人，凭何受到道德指责？
某位学生品学兼优，从小到大一直是标榜性的存在，顺利毕业考入重点大学后却毅然退学改做小本生意。尽管他过得很开心也经营得很顺利，但此事一出反声如潮，评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是在浪费精力财力、白熬十年苦读、辜负父母期望、断送自身前途。事实上，无论他从事何种行业，所学知识和文化修养并不会因此消失，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必然是基于自身实际并清楚相应后果的，旁观者作为外人，无权对他的生活指手划脚，更无资格去对其进行抨击。当一个始终优秀的人，某日突然偏离原本道路，不再遵循大家所认为的优秀原则，并不代表他不再优秀，仅仅是他选择了另一条也许会更优秀的道路。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道德这一术语起源于拉丁字“mos(moris)"—风尚(由此产生.的moralis一词，即有关风尚的、道义的)。道德是历史变动不居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这种行为规则调节人们对社会、阶级、国家、家庭的关系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行为规则不是依靠强制，而是依靠习惯的力量与社会舆论来支持并发生效用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社会道德，不管其是哪种类型，哪个阶级的，也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即由社会发展在该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所派生出来，并最终形成的。这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任何道德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决定他们阶级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获取和确立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并把它落实运用到自己的行为上去，道德也就随着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更改而更改，发展而发展。但同时，道德还积极地发挥其对社会存在及社会经济基础发展所起的反作用，即以它本身特有的职能来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了的特定阶级和阶层服务，维护和巩固它们的利益，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充分说明，社会道德与社会物质条件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这个关系中，前者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后者则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这一点，在今天人类社会更加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古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试看管子的“仓察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乌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再看看我国汉代班固的一段描写，“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悖化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阑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默女鬼辱焉，龄是阀疏而民富。”其它如“先富有而后礼让”，“可以为富安天下”，“饥寒至身，不顾廉耻”等，都比较形象、生动而又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还可看出，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爆发的导火线，基本上都是因为天灾(水旱蜡等自然灾害)人祸(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及非正义战争)等，人民生活困苦无着，特别是广大农民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艇而走险，举杆起义，走上反抗道路的。
从现代社会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举世公认。而一些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也伴随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相应出现。我们看一些社会细节，如人们自觉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尊重别人;不随地吐痰;不随意鸣汽车喇叭惊扰环境;人们不乱穿马路;酒店里消费完毕，自觉置钱于桌上;服务人员彬彬有礼，热情周到等，从这些细节可窥见一斑。而美国人对小孩独立人格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以及诚信守法纳税、国家观念的强化等也是有名的。从家庭到社会都有一种让人们充分张扬个性的宽松的民主气氛环境。不可否认，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影响和享受，为人们相匹配的社会道德风貌的形成和提高，奠定了牢固基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念都自然提升和进入了相应的社会层面水平。
又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国民的谦恭礼让也是有名的，如与人交往时的鞠躬礼节，上下公共汽车时的谦让，从不拥挤抢位等，对比国内的同类事，大家都不敢恭维了。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制度上去寻找什么根源，也不能只从开展思想教育，使人们觉悟得到提高上去找。众所周知，美国、日本都属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国家性质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社会公民开展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那么，究其根源，我们只能从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这个角度去寻找答案。以日本人乘车为例，因其车辆多，道路畅，周转快，车、人均遵章守纪，有诸多先决条件，故大家用不着去拼命拥抢上车。根据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有了丰富、雄厚和牢固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就会产生出现相应广泛和普及的文化及教育;而文化教育的有效提高，则可使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修养“水涨船高”，人们也就会自然或不自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文明行为，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行，促使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发展和提高。当今世界，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经济发达，社会物质条件优越，其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也相应提高发展，展现出相应良好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行，毫不足怪，也勿庸置疑，否认这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准则。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良好的社会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质风尚，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应该没有“阶级性”，而应该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就这个意义，可以认定它们不受国界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局限。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可以共同拥有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共同拥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文明财富呢?我们以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阴暗面，只不过其阴暗面的社会背景、性质、种类、对象和内容、表现方式、程度深浅等等方面有所不同罢了，但同为人类共性的美好内容应该相通和并存。
从我国来说，十年“”动乱期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造成了物质生活的极大贫乏，从国民经济到人民生活可以说是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人们收人低下，即使有钱也难买东西，连最一般、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粮、油、肉、糖、布、烟酒、肥皂等等均要定人定量，凭票供应，并还不能完全保证。物质匾乏的“票证年代”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些人不择手段，拉关系，走后门，搞紧俏商品;手握实权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捞油水，中饱私囊;有权人倚仗权势，有钱人花钱买路，无权无钱之人就投机倒把，黑市交易，偷杀盗抢，坑蒙拐骗等。物质生活的极度匾乏，在导致人们社会道德沦丧，风气不良，世风日下，社会混乱等方面，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试想，需要东西随便买，有必要去开什么后门?
我们知道，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是产生社会不良风气，致使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致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大力重视开展文明礼貌和道德规范的教育，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这项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精神文明人手，两个文明一起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方针，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改革开放、调整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很大程度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转变，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人们说“雷锋叔叔又回来了”。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相当一些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方面的不良行为现象的顽病病疾不是能在短时期内一下子扭转过来的。试举几个小例，如人为原因的公共交通秩序的拥挤混乱，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抽烟吐痰，乱丢杂物，见义不勇，见难不为，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等不良现象并不鲜见，一些不良陋习“国际闻名”，欧美国家及一些旅游胜地甚至专门为中国人常见的不良行为立上了有针对性的华文警示标识，虽然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其负面影响却不可小看。并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引进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维和新管理理念等的同时，一些不良的负面的东西也不可避免随附进人国门，比较突出的如“黄、赌、毒”，走私贩私，制假售假，拜金主义，，以及“包二奶”等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因此我们说，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风尚，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做出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虽有长足进步，但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处于温饱线下的贫困人口仍有相当大的比例，国有企业改革，产业调整，资产重组等，导致产生相当的下岗职工，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明显增大，为数不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需求满足仍未达到理想目标，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并且实质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总之，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加快，各类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暴露、突出和加剧，如此等等，更进一步加重了人们树立正确和谐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加强建设和构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的工作难度。
总之，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及其水平受到社会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内的限制，并与之相匹配对应。因为道德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道德观念只能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更而变更，它不可能脱离和超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正如革命导师们所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内容深刻性的缺失。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价值已经得到了确认，但主体自觉问题仍然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现有教育理论和研究缺乏深刻性所致，研究的现状及其成果停留于解释学科的状态和层次，没有运用到实践当中，更没能够上升到道德建设应有的高度，所以现有的研究和理论也就难以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精神理论与物质转化理论、社会生产力理论、生产劳动理论都从理论层面上说明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价值，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又从事实层面上展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经济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身价值。
（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过程实践性的缺失。虽然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趋于完善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但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理论状态。这种理论状态遗失了具有本质特征意义的实践性，缺少内容的创新和理论的突破，与早期儿童阶段德育理论与实践的自身成熟和衔接十分融洽相比，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高校思想道德建设、成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发展疲于应付理论和实践，导致其目标与手段、观念与方法的背离最终遗失了实践性，当然也遗失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对成人化之后的实效性，以至于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中青年人群的道德出现良莠不齐。
（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信念实践性的缺失。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国内文化的相互冲击，传统信仰与现念的激荡，使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信念实践性出现了缺失的现象，即“理想信念危机”。在中国新的发展形势下，被视为拥有优良传统的我国公民一直以来坚定的理想信念，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受到了国内外各种观念的挑战时，我们一些共产党员甚至于党的领导干部等部分人群，理想信念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动摇。这样的理想信念现状和十报告中同志的讲话精神是不一致、不适应和不对称的。
二、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不完善的原因
事实证明，现阶段我国思想道德的建设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左”的错误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消极影响和改革开放以来过分重视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引导作用的发挥两方面。
（一）长期“左”的错误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消极影响。虽然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就非常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在分析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基础上，肯定了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研究的学科本意被扭曲，导致它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代替品。用政治教育取代思想道德建设，用政治素质取代思想道德素质，尽管经过“拨乱反正”和2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快速发展，文明建设相对滞后，思想道德建设问题还是被替代品的阴影笼罩着。时至今日，思想道德建设的地位仍然不容乐观。
（二）改革开放以来忽视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引导作用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大众消费时期的到来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又对人的消费需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两个问题：已经达到的富裕程度和如何获得更高程度的富裕。人们追求生活状态大幅改观的热情情绪和视角的蔓延却催生出浮躁的社会性格和肤浅的社会意识和人们对道德水平的忽视与觉醒后的惋惜与渴望，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现实选择中的虚无。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已经构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范式、主体和环境的坚实基础，但是现阶段的实践对象在道德实践中的自觉、自律、自省、自制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体系的逻辑混乱和内容空洞化而导致思想道德建设定位的偏离，这些问题与日臻成熟的思想道德建设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三、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
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加强，是我国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可以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有很多，以下从四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一）构建健康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是中国道德建设的一个信号，给中国以后的市场经济指出了一条道路。构建新形势下健康而科学的思想道德体系，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内容，是实现人民百姓安居乐业、家庭和睦的急切需要，是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道德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文明，推动了思想道德体系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制定，将为构建我们科学的思想道德建设体系提供宏观的社会环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方面的和谐环境下，思想道德体系将会健康茁壮的成长发展。
（二）提高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认识。在整个社会中，营造良好的思想道德氛围，宣传贯彻《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具体办法，充分发挥宣传与舆论的引导作用，让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深入人心，积极学习并利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在社会中对构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有巩固作用。党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思想，它既丰富了全社会公民道德的意识内容，又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提出了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思想道德建设既是创建文明城市、文明社会以及文明国家的重要内容和指标体系，又是培育“四有新人”个人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道德这一术语起源于拉丁字“mos(moris)"—风尚(由此产生.的moralis一词，即有关风尚的、道义的)。道德是历史变动不居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这种行为规则调节人们对社会、阶级、国家、家庭的关系期刊网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行为规则不是依靠强制，而是依靠习惯的力量与社会舆论来支持并发生效用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社会道德，不管其是哪种类型，哪个阶级的，也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即由社会发展在该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所派生出来，并最终形成的。这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任何道德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决定他们阶级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获取和确立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并把它落实运用到自己的行为上去，道德也就随着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更改而更改，发展而发展。但同时，道德还积极地发挥其对社会存在及社会经济基础发展所起的反作用，即以它本身特有的职能来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了的特定阶级和阶层服务，维护和巩固它们的利益，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充分说明，社会道德与社会物质条件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这个关系中，前者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后者则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这一点，在今天人类社会更加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古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试看管子的“仓察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乌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再看看我国汉代班固的一段描写，“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悖化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阑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默女鬼辱焉，龄是阀疏而民富。”其它如“先富有而后礼让”，“可以为富安天下”，“饥寒至身，不顾廉耻”等，都比较形象、生动而又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还可看出，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爆发的导火线，基本上都是因为天灾(水旱蜡等自然灾害)人祸(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及非正义战争)等，人民生活困苦无着，特别是广大农民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艇而走险，举杆起义，走上反抗道路的。
从现代社会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举世公认。而一些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也伴随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相应出现。我们看一些社会细节，如人们自觉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尊重别人;不随地吐痰;不随意鸣汽车喇叭惊扰环境;人们不乱穿马路;酒店里消费完毕，自觉置钱于桌上;服务人员彬彬有礼，热情周到等，从这些细节可窥见一斑。而美国人对小孩独立人格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以及诚信守法纳税、国家观念的强化等也是有名的。从家庭到社会都有一种让人们充分张扬个性的宽松的民主气氛环境。不可否认，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影响和享受，为人们相匹配的社会道德风貌的形成和提高，奠定了牢固基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念都自然提升和进入了相应的社会层面水平。期刊网
又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国民的谦恭礼让也是有名的，如与人交往时的鞠躬礼节，上下公共汽车时的谦让，从不拥挤抢位等，对比国内的同类事，大家都不敢恭维了。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制度上去寻找什么根源，也不能只从开展思想教育，使人们觉悟得到提高上去找。众所周知，美国、日本都属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国家性质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社会公民开展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那么，究其根源，我们只能从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这个角度去寻找答案。以日本人乘车为例，因其车辆多，道路畅，周转快，车、人均遵章守纪，有诸多先决条件，故大家用不着去拼命拥抢上车。根据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有了丰富、雄厚和牢固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就会产生出现相应广泛和普及的文化及教育;而文化教育的有效提高，则可使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修养“水涨船高”，人们也就会自然或不自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文明行为，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行，促使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发展和提高。当今世界，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经济发达，社会物质条件优越，其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也相应提高发展，展现出相应良好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行，毫不足怪，也勿庸置疑，否认这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准则。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良好的社会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质风尚，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应该没有“阶级性”，而应该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就这个意义，可以认定它们不受国界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局限。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可以共同拥有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共同拥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文明财富呢?我们以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阴暗面，只不过其阴暗面的社会背景、性质、种类、对象和内容、表现方式、程度深浅等等方面有所不同罢了，但同为人类共性的美好内容应该相通和并存。
从我国来说，十年“文革”动乱期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造成了物质生活的极大贫乏，从国民经济到人民生活可以说是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人们收人低下，即使有钱也难买东西，连最一般、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粮、油、肉、糖、布、烟酒、肥皂等等均要定人定量，凭票供应，并还不能完全保证。物质匾乏的“票证年代”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些人不择手段，拉关系，走后门，搞紧俏商品;手握实权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捞油水，中饱私囊;有权人倚仗权势，有钱人花钱买路，无权无钱之人就投机倒把，黑市交易，偷杀盗抢，坑蒙拐骗等。物质生活的极度匾乏，在导致人们社会道德沦丧，风气不良，世风日下，社会混乱等方面，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试想，需要东西随便买，有必要去开什么后门?
我们知道，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是产生社会不良风气，致使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致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大力重视开展文明礼貌和道德规范的教育，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这项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精神文明人手，两个文明一起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方针，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改革开放、调整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很大程度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转变，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人们说“雷锋叔叔又回来了”。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相当一些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方面的不良行为现象的顽病病疾不是能在短时期内一下子扭转过来的。试举几个小例，如人为原因的公共交通秩序的拥挤混乱，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抽烟吐痰，乱丢杂物，见义不勇，见难不为，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等不良现象并不鲜见，一些不良陋习“国际闻名”，欧美国家及一些旅游胜地甚至专门为中国人常见的不良行为立上了有针对性的华文警示标识，虽然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其负面影响却不可小看。并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引进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维和新管理理念等的同时，一些不良的负面的东西也不可避免随附进人国门，比较突出的如“黄、赌、毒”，走私贩私，制假售假，拜金主义，贪污腐败，以及“包二奶”等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因此我们说，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风尚，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做出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虽有长足进步，但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处于温饱线下的贫困人口仍有相当大的比例，国有企业改革，产业调整，资产重组等，导致产生相当的下岗职工，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明显增大，为数不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需求满足仍未达到理想目标，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并且实质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总之，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加快，各类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暴露、突出和加剧，如此等等，更进一步加重了人们树立正确和谐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加强建设和构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的工作难度。
总之，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及其水平受到社会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内的限制，并与之相匹配对应。因为道德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道德观念只能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更而变更，它不可能脱离和超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正如革命导师们所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期刊网
道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现代性不断增强而精神伦理家园日渐衰落的历史境遇中，深化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域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问题一:经济建设遮蔽道德建设，何以走出边缘化困境?
“经济决定论”是经济建设对道德建设遮蔽的典型表现。“经济决定论”以经济因素取代道德伦理，或认为道德伦理是经济发展的简单产物，试图凭借“物”的方式与手段去解决所面临的各种生命问题。马克思认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一般而言，对于后者的认知与确证形成社会道德伦理规范。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人们逐渐把道德伦理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从而使人类的整体实践活动日益打上伦理价值烙印。毫无疑问，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从事的第一个实践活动，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但是，生产力实践是社会道德产生发展的前提基础，与道德从根本上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必须深人研究两者间如何联系以及存在什么样的中介，防止把两者间关系简单化、机械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伙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人类哲学、道德、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间一般逻辑关系。恩格斯指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间接性的关系，使得“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把小提琴”。
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才是人们道德伦理产生的直接依据。道德并非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形而上的绝对律令和至善的东西;也并非由人的生命、人的自然本性所决定，道德的产生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和社会历史性。马克思认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生成的一般规律。再者，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口而新的需要又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促进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产生，进一步引发新的道德伦理诉求。在新道德伦理建构中，人们需要批判继承传统道德文化，同时从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新道德原则并加以确立。显然，道德建设并非可以由经济建设直接取代或单凭经济物质方式和手段就能圆满完成实现。科学认识道德产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人们对道德建设的地位、意义、途径、方法的观念认识不断走向自觉。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体系，是一个包含思想理论、理论信念、道德准则、精神实质和社会风尚的价值认同整体，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要求，它必然成为我国社会道德构建的思想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道路的深刻总结和理论自觉。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状态不断走向理性自觉.而且体现了人类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活动方式不断走向理性自觉。即:科学正确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发展关系。科学发展观既是对客观世界本质与发展趋向的深刻反映和深度把握，同时也体现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底蕴，体现着对人类社会乃至对整个客观世界所肩负的道德责任感和意识情怀。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只有把道德建设自觉落实到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施方案体系当中，把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自觉提到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上来，将发展经济与道德、文化建设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发挥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作用，防止简单地或变相地以一方取代另一方的畸形或极端发展趋向。
问题二:道德伦理苍白无力，何以重塑道德权威?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构筑了一整套宏大严密的儒家伦理教化系统，追求以血缘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伦理社会秩序，契合了小农封建社会和大一统政治需要。该教化系统以君权和神权作为支撑，存在着一整套严密的以科举人仕为潜在目的、以化民成俗为显性目的的教化网络。它既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系统，也包括士大夫的谕俗乡约、村落的家规族法、民间的祭祀礼仪、佛庙神道、戏剧小说等一系列非学校系统。传统儒家伦理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化模式本质上有着非平等性、非开放性、非反思性的特征，人们对教化内容只能遵照服从，不能置疑、挑战其权威性和合法性。
工业文明进步使人们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自然形态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人们以主体性，客观上要求对道德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方面进行必要创新。文艺复兴之后，“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田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教育从天国降到尘世、从彼岸世界回到此岸世界、从皇权走向世俗，道德教化的平等性、开放性、反思性品质不断生成和强化。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纯粹式自上而下威权宣谕式教化模式已不能适应时展要求。君权与神权的超越性道德权威支撑消解后，理性化的现代性由于其工具性与形式性而不能提供这种道德权威的替代物。相反，功利主义、工具理性、感觉原则等现代因素导致道德虚无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造成或加剧现代精神信仰失落与道德准则软弱无力。那么，何以重塑道德权威?
普遍理性主义的道德建构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道德建设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社会正义原则提供了一种在社会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并优于个体道德评价和选择—“当制度(按照这个观念的规定)公正时，那些参与着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而哈贝马斯则从交往理性出发，认为道德普遍性是经验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所达成的道德共识，达成道德共识的途径就是以理解为目的的交谈和对话。从根本上来说.两者殊途同归地揭示了现代道德建构的历史要求与时代特征。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视域至少可以提供基本的道德规范、最低限度的规则体系或不同价值取向的道德主体之间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可以在现代社会中解决外在的制度性规范建构问题。
法律和公共伦理制度伦理建设是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石。从当前来看，社会转型客观上造成现代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公共领域，如:现实社会交往与网络交往，形成了在公共领域活动着的主体与公众所追求的价值和目的多样化。公共理性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结果，主要功能就是形成公众普遍认可的价值与秩序规范，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与公共伦理秩序的基础与根据，是利益分化与价值观念多元化现代社会实现整合的必要方式，它本身不具有形上普遍性，但具有经验普遍性和尊重包容差异性的现代性特征。综合普遍理性主义的公共理性视域和德性论的心性秩序建构理论，以主体对待权利义务关系的态度与取舍方式，可以将德性层次结构区分为三种不同境界:正直(自觉自愿地履行公平划分权利义务的法律与公共伦理规范)、美德(不计较权利地履行义务)、崇高(超越权利义务关系的奉献牺牲)。当前可普遍化的德性人格是正直而非美德和崇高，正像可普遍化的道德规范只能是法律与公共伦理规范一样:“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领域所需要的正是基于公共理性的法律制度与公共伦理”。而美德、崇高则是人们自由期待的道德选择。该道德建构模式一方面科学反映了人们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再像传统共同体时代那样追求美德和个体的德性，而更关注社会制度本身的伦理性质和个体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明确了现代道德建设的发展向度，使得道德建构具有开放性历史特征。如果缺乏这种明晰的道德实践标准，必然导致道德标准迷茫与混乱格局。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将美德和崇高视作傻冒、将正直道德过于拔高。上述道德建构模式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伦理道德制度化、规范化，借助制度规则形式推动强制履行。当然，对于人的存在而言，规范本身并是自我完满的目的，也不存在可以引领人们达到道德理想的完满规范。但是道德与制度、规范是相互渗透、相互传化的两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以及整个国民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将会达到制度道德化或规范道德化反向式流动，即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内化为人们自觉遵守的东西，人们逐步向美德和崇高境界迈进。
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重塑道德权威的重要角色。政府积极引导示范，不仅能够宣扬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而且能够赋予法律和公共伦理以权威性。18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曾经指出，对道德风尚进行的历史研究使他扩大了眼界，使他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所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法律和公共伦理的实施需要政府积极推动，我国道德建设还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整合和引导示范。因为我国缺乏西方深厚的法律文化底蕴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土壤，单凭目前利益分化、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团体组织显然缺乏构建现代道德的自觉动力和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对道德建设放任自流则只能导致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尤其是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情况下，一些基层政府空壳化、科层化，治理和服务能力暇乏，部分村庄共同体不断走向涣散解体;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存在的不正之风对农村道德建设产生极大负面作用。必须通过积极改革、加强廉政建设，促使各级政府承担起道德权威重塑的重要角色。新加坡就是以廉政服务建设来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典型。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严明、清廉、务实不仅治愈了“东南亚之癌”的腐败毒瘤，而且赋予儒家伦理道德极大权威性，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最廉洁、最和谐的国家之一。
问题三: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何以实现和谐共生?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道德这一术语起源于拉丁字“mos(moris)"—风尚(由此产生.的moralis一词，即有关风尚的、道义的)。道德是历史变动不居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这种行为规则调节人们对社会、阶级、国家、家庭的关系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行为规则不是依靠强制，而是依靠习惯的力量与社会舆论来支持并发生效用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社会道德，不管其是哪种类型，哪个阶级的，也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即由社会发展在该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所派生出来，并最终形成的。这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任何道德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决定他们阶级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获取和确立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并把它落实运用到自己的行为上去，道德也就随着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更改而更改，发展而发展。但同时，道德还积极地发挥其对社会存在及社会经济基础发展所起的反作用，即以它本身特有的职能来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了的特定阶级和阶层服务，维护和巩固它们的利益，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充分说明，社会道德与社会物质条件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这个关系中，前者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后者则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这一点，在今天人类社会更加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古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试看管子的“仓察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乌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再看看我国汉代班固的一段描写，“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悖化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阑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默女鬼辱焉，龄是阀疏而民富。”其它如“先富有而后礼让”，“可以为富安天下”，“饥寒至身，不顾廉耻”等，都比较形象、生动而又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还可看出，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爆发的导火线，基本上都是因为天灾(水旱蜡等自然灾害)人祸(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及非正义战争)等，人民生活困苦无着，特别是广大农民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艇而走险，举杆起义，走上反抗道路的。
从现代社会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举世公认。而一些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也伴随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相应出现。我们看一些社会细节，如人们自觉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尊重别人;不随地吐痰;不随意鸣汽车喇叭惊扰环境;人们不乱穿马路;酒店里消费完毕，自觉置钱于桌上;服务人员彬彬有礼，热情周到等，从这些细节可窥见一斑。而美国人对小孩独立人格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以及诚信守法纳税、国家观念的强化等也是有名的。从家庭到社会都有一种让人们充分张扬个性的宽松的民主气氛环境。不可否认，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影响和享受，为人们相匹配的社会道德风貌的形成和提高，奠定了牢固基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念都自然提升和进入了相应的社会层面水平。
又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国民的谦恭礼让也是有名的，如与人交往时的鞠躬礼节，上下公共汽车时的谦让，从不拥挤抢位等，对比国内的同类事，大家都不敢恭维了。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制度上去寻找什么根源，也不能只从开展思想教育，使人们觉悟得到提高上去找。众所周知，美国、日本都属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国家性质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社会公民开展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那么，究其根源，我们只能从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这个角度去寻找答案。以日本人乘车为例，因其车辆多，道路畅，周转快，车、人均遵章守纪，有诸多先决条件，故大家用不着去拼命拥抢上车。根据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有了丰富、雄厚和牢固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就会产生出现相应广泛和普及的文化及教育;而文化教育的有效提高，则可使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修养“水涨船高”，人们也就会自然或不自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文明行为，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行，促使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发展和提高。当今世界，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经济发达，社会物质条件优越，其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也相应提高发展，展现出相应良好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行，毫不足怪，也勿庸置疑，否认这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准则。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良好的社会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质风尚，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应该没有“阶级性”，而应该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就这个意义，可以认定它们不受国界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局限。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可以共同拥有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共同拥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文明财富呢?我们以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阴暗面，只不过其阴暗面的社会背景、性质、种类、对象和内容、表现方式、程度深浅等等方面有所不同罢了，但同为人类共性的美好内容应该相通和并存。
从我国来说，十年“文革”动乱期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造成了物质生活的极大贫乏，从国民经济到人民生活可以说是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人们收人低下，即使有钱也难买东西，连最一般、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粮、油、肉、糖、布、烟酒、肥皂等等均要定人定量，凭票供应，并还不能完全保证。物质匾乏的“票证年代”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些人不择手段，拉关系，走后门，搞紧俏商品;手握实权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捞油水，中饱私囊;有权人倚仗权势，有钱人花钱买路，无权无钱之人就投机倒把，黑市交易，偷杀盗抢，坑蒙拐骗等。物质生活的极度匾乏，在导致人们社会道德沦丧，风气不良，世风日下，社会混乱等方面，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试想，需要东西随便买，有必要去开什么后门?
我们知道，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是产生社会不良风气，致使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致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大力重视开展文明礼貌和道德规范的教育，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这项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精神文明人手，两个文明一起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方针，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改革开放、调整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很大程度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转变，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人们说“雷锋叔叔又回来了”。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相当一些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方面的不良行为现象的顽病病疾不是能在短时期内一下子扭转过来的。试举几个小例，如人为原因的公共交通秩序的拥挤混乱，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抽烟吐痰，乱丢杂物，见义不勇，见难不为，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等不良现象并不鲜见，一些不良陋习“国际闻名”，欧美国家及一些旅游胜地甚至专门为中国人常见的不良行为立上了有针对性的华文警示标识，虽然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其负面影响却不可小看。并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引进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维和新管理理念等的同时，一些不良的负面的东西也不可避免随附进人国门，比较突出的如“黄、赌、毒”，走私贩私，制假售假，拜金主义，贪污腐败，以及“包二奶”等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因此我们说，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风尚，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做出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虽有长足进步，但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处于温饱线下的贫困人口仍有相当大的比例，国有企业改革，产业调整，资产重组等，导致产生相当的下岗职工，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明显增大，为数不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需求满足仍未达到理想目标，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并且实质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总之，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加快，各类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暴露、突出和加剧，如此等等，更进一步加重了人们树立正确和谐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加强建设和构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的工作难度。
总之，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及其水平受到社会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内的限制，并与之相匹配对应。因为道德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道德观念只能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更而变更，它不可能脱离和超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正如革命导师们所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道德这一术语起源于拉丁字“mos(moris)"—风尚(由此产生.的moralis一词，即有关风尚的、道义的)。道德是历史变动不居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这种行为规则调节人们对社会、阶级、国家、家庭的关系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行为规则不是依靠强制，而是依靠习惯的力量与社会舆论来支持并发生效用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社会道德，不管其是哪种类型，哪个阶级的，也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即由社会发展在该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所派生出来，并最终形成的。这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任何道德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决定他们阶级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获取和确立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并把它落实运用到自己的行为上去，道德也就随着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更改而更改，发展而发展。但同时，道德还积极地发挥其对社会存在及社会经济基础发展所起的反作用，即以它本身特有的职能来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了的特定阶级和阶层服务，维护和巩固它们的利益，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充分说明，社会道德与社会物质条件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这个关系中，前者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后者则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这一点，在今天人类社会更加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古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试看管子的“仓察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乌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再看看我国汉代班固的一段描写，“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悖化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阑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默女鬼辱焉，龄是阀疏而民富。”其它如“先富有而后礼让”，“可以为富安天下”，“饥寒至身，不顾廉耻”等，都比较形象、生动而又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还可看出，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爆发的导火线，基本上都是因为天灾(水旱蜡等自然灾害)人祸(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及非正义战争)等，人民生活困苦无着，特别是广大农民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艇而走险，举杆起义，走上反抗道路的。
从现代社会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举世公认。而一些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也伴随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相应出现。我们看一些社会细节，如人们自觉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尊重别人;不随地吐痰;不随意鸣汽车喇叭惊扰环境;人们不乱穿马路;酒店里消费完毕，自觉置钱于桌上;服务人员彬彬有礼，热情周到等，从这些细节可窥见一斑。而美国人对小孩独立人格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以及诚信守法纳税、国家观念的强化等也是有名的。从家庭到社会都有一种让人们充分张扬个性的宽松的民主气氛环境。不可否认，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影响和享受，为人们相匹配的社会道德风貌的形成和提高，奠定了牢固基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念都自然提升和进入了相应的社会层面水平。
又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国民的谦恭礼让也是有名的，如与人交往时的鞠躬礼节，上下公共汽车时的谦让，从不拥挤抢位等，对比国内的同类事，大家都不敢恭维了。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制度上去寻找什么根源，也不能只从开展思想教育，使人们觉悟得到提高上去找。众所周知，美国、日本都属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国家性质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社会公民开展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那么，究其根源，我们只能从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这个角度去寻找答案。以日本人乘车为例，因其车辆多，道路畅，周转快，车、人均遵章守纪，有诸多先决条件，故大家用不着去拼命拥抢上车。根据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有了丰富、雄厚和牢固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就会产生出现相应广泛和普及的文化及教育;而文化教育的有效提高，则可使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修养“水涨船高”，人们也就会自然或不自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文明行为，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行，促使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发展和提高。当今世界，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经济发达，社会物质条件优越，其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也相应提高发展，展现出相应良好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行，毫不足怪，也勿庸置疑，否认这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准则。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良好的社会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质风尚，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应该没有“阶级性”，而应该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就这个意义，可以认定它们不受国界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局限。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可以共同拥有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共同拥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文明财富呢?我们以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阴暗面，只不过其阴暗面的社会背景、性质、种类、对象和内容、表现方式、程度深浅等等方面有所不同罢了，但同为人类共性的美好内容应该相通和并存。
从我国来说，十年“”动乱期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造成了物质生活的极大贫乏，从国民经济到人民生活可以说是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人们收人低下，即使有钱也难买东西，连最一般、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粮、油、肉、糖、布、烟酒、肥皂等等均要定人定量，凭票供应，并还不能完全保证。物质匾乏的“票证年代”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些人不择手段，拉关系，走后门，搞紧俏商品;手握实权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捞油水，中饱私囊;有权人倚仗权势，有钱人花钱买路，无权无钱之人就投机倒把，黑市交易，偷杀盗抢，坑蒙拐骗等。物质生活的极度匾乏，在导致人们社会道德沦丧，风气不良，世风日下，社会混乱等方面，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试想，需要东西随便买，有必要去开什么后门?
我们知道，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是产生社会不良风气，致使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致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大力重视开展文明礼貌和道德规范的教育，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这项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精神文明人手，两个文明一起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方针，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改革开放、调整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很大程度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转变，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人们说“雷锋叔叔又回来了”。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相当一些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方面的不良行为现象的顽病病疾不是能在短时期内一下子扭转过来的。试举几个小例，如人为原因的公共交通秩序的拥挤混乱，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抽烟吐痰，乱丢杂物，见义不勇，见难不为，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等不良现象并不鲜见，一些不良陋习“国际闻名”，欧美国家及一些旅游胜地甚至专门为中国人常见的不良行为立上了有针对性的华文警示标识，虽然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其负面影响却不可小看。并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引进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维和新管理理念等的同时，一些不良的负面的东西也不可避免随附进人国门，比较突出的如“黄、赌、毒”，走私贩私，制假售假，拜金主义，，以及“包二奶”等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因此我们说，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风尚，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做出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虽有长足进步，但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处于温饱线下的贫困人口仍有相当大的比例，国有企业改革，产业调整，资产重组等，导致产生相当的下岗职工，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明显增大，为数不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需求满足仍未达到理想目标，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并且实质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总之，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加快，各类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暴露、突出和加剧，如此等等，更进一步加重了人们树立正确和谐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加强建设和构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的工作难度。
总之，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综合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及其水平受到社会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内的限制，并与之相匹配对应。因为道德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道德观念只能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更而变更，它不可能脱离和超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正如革命导师们所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一、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及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有重德行，贵礼仪的优良传统。早在春秋时期管子就提出了“礼、义、廉、耻”四个基本道德要素并加以论证来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到了东汉，儒学大家董仲舒把其具体化为五个方面“仁、义、礼、智、信”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完全形成。虽然在后继的岁月中在传播的过程中有着其他的表述方式，但都可以看成是这五种要素的延伸和发展。让我们来看一下传统道德中包含了那些内涵：
“仁”，这是孔子所创的儒家学派的核心精神也是封建传统思想的精华。在《论语》中，孔子用“爱人”来回答他弟子的问题，《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首演要解决的是一种人际关系，其具体的要求就是孔夫子所说的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本来亲密友善的社会关系上升到一种道德目标后就成为可以为之牺牲生命的理想了。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提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又杀身以成仁”。后来，中国革命史上一批批革命战士以此为铭训，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升华。
“义”是指正当、正直的气节，是指在追求亲密友谊、美好善良的境界时的正直正义的气节。孔子有“杀身成仁”，孟子则有“舍生取义”。这样一种浩然凛冽的气节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成为中华儿女强劲的精神支柱和动力。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一首《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更是把这样一股浩然之气吟唱的淋漓尽致。
“礼”本是古代社会的习俗、一种典章制度。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礼在本质上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在封建是时代礼成为禁锢人们思想与观念的封建枷锁，在今天，我们应该看到其进步的一面，各行业都应该尽自己的本分与责任，建设一个有礼有序的和谐社会。
“智”，是指明辨是非的能力，很早就出现在文字记载中。孔子说：“君子道有三，仁者不忧，智者不虑，勇者不惧。”。[2]只有具有了一定的智慧才能谈及道德，这种能力在“五常”是达到其他道德境界的道路。
“信”即诚信、信用。古人对信的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信，国之宝也，民之庇也”。其实，信，不仅仅是简单的诚实更应该体现在行为上的坚持。“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历来被人们所肯定推广。直至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诚信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的言行做起来建设整个社会的诚信桥梁做到言守诺，行不欺。
“五常”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即有着道德理想“仁”，又有着精神准备“义”，有着客观规范“礼”又有着主观基础“智”最后在客观的现实世界达到一个“信”之上社会状态。这个体系包含着超越时代的道德追求。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历史继承与创新
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道德基础，注入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改革开放是道德建设新发展的显著特征。我们来看看其历史继承与创新上的特点：
首先，把“荣”与“辱”这对基本的道德范畴对立明确起来。任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内容都必须植根于历史之中，才能为民众所接纳，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正是如此。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质内容是荣誉与耻辱，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褒贬评价以及人们对这种评价的一种具体的自我感受。知荣辱，是人类知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人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对荣辱有一个深刻地认识，在两千多年以前，管仲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把“知荣辱”提高到了精神追求的高度并具体化为可实践的行为细则。这样就突破了以往对于道德仅止于的空洞抽象的理论论证的局限，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有德可依”。
其次，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把国家与人民放在最高的地位。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民贵君轻”“兼济天下”的“仁爱”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把热爱祖国与服务人民放置在“八荣八耻”的前列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也是在新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体国民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三，把学科学，爱劳动放置在了道德追求的高度。早在春秋时期，《论语·为政》就有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治学态度。孟子更是把明辨是非的“是非之心”看成是人性的一个具体的构成。如何对待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个人完备自身素质的需要，而态度问题更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要体现。不管什么时候，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辛勤的劳动和工作来回报社会为社会发展作贡献都应该是一个人起码的道德要去和社会责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我们所熟知的一句古言，在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更应牢记。
第四，把团结互助诚实守信等人际交往的原则上升为道德要求。在我国的传统道德思想中，不管是“仁爱”还是“礼治”都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不管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都是在追求这种理想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古代哲人历来主张“仁者必敬人”“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谦让、友爱、互助的基本的社会公德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了在主观上不断锤炼自己的品质来完成这种社会关系的达成即诚信。荀子言：“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4]强调了诚信对国家的意义。孔子又言：“仁而无信，不知其可也。”[5]诚信与互助是贯穿我国几千年文明的“仁爱”思想的线索，也是今天在面临多元化选择是如何取舍义利的价值方向。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大的意义。
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实现了道德精神和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众所周知，“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在古代社会，法制并不是很健全，法和宗制礼法没有明确的界限。孔子在《论语·为政》就曾经说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德与礼相结合的重要性。“八荣八耻”把“遵纪守法”作为法制社会的道德要求不仅是中国历史传统的继承，而且体现了新的社会由“礼”到“法”的飞跃。社会主义建设任重而道远，不应该沉浸在一时的成功贪图安逸与享乐，这就需要我们把传统生活中尤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优良作风继承下来艰苦奋斗，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不可脱离的传统道德基础但又不是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现代道德文明基础上的再生。对提升全民族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情操的境界，增强党和国家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和战斗力有着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查正贤.《论语讲读》，《论语·为政》[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
[2]查正贤.《论语讲读》，《论语·宪问》[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
成人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合乎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成人道德社会化包括中年期与老龄期的继续道德社会化。由于中年期是人格成熟、事业发展的收获期，社会又是中年道德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中年期的道德社会化。
（二）成人道德社会化的内容
成人道德社会化主要包括家庭婚姻道德社会化、职业道德社会化以及社会公德社会化等方面。家庭婚姻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运用社会道德准则的统一要求，来规范家庭婚姻行为及协调家庭成员关系的过程。它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使家庭成员明晰社会对他们的道德期望，并尽可能的去实现这些道德期望。职业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形成与自身职业有关的职业道德标准和与之相符合行为的过程，如职业作风、职业态度等的社会化。不管是服务业还是金融业，各个领域的职业道德都逐渐被趋同化，以适应吃苦耐劳、积极进取、敢于拼搏的时代精神。社会公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将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内化，并以此支配自己行为的过程。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公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社会公德来调节社会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三）成人道德社会化的特征
一是与未成年人不断接受道德教育以内化为自身所有不同，成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将已具备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外化为行为。二是成人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他们可能既是子女又为人父母，既从事着某一职业又作为学生在校进修，因而他们道德社会化的内容更加繁杂，道德社会化面临的压力也更大。三是作为社会的主体，成人参与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职责主要体现在日常的工作中，因而他们的道德社会化相对更为突出。四是由于成人在年龄、职业、生活经历、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他们道德社会化的具体内容、方式及结果的差异性也较为显著。
二、成人道德社会化面临的困境
成人道德社会化的完成有助于增加社会所需要的具有优秀道德品质的成员，也有助于继承和发展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从而使得社会的道德秩序能够更好的维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落后的穷国发展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这些变革所带来的震荡，导致社会各方面发生急剧变化，其中道德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及其呈现出的新特点使成人道德社会化面临着一系列困境。
（一）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存在偏差
所谓道德观念，是指“由善和恶、荣和辱、正义和非正义等概念组成的道德意识的最基本形式。是人们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对具体道德现象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的认识”。道德行为是指“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自愿自主的、涉及他人和社会利害的、能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包括善行和恶行，即道德的行为和不道德的行为”。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偏差主要表现在成人一般都具有较强的道德观念，知荣辱、明是非，但在道德行为的具体实施方面有的成人却不能与道德观念同步。比如，遇到抢劫、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时，在道德观念上，人们可以明确判断出抢劫、偷盗属于违法行为，应当见义勇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当涉及到具体的道德行为时有的人难免有些犹豫不决，寄希望于他人，期待他人能够挺身而出。也有少数人明知插队等一些事情不文明，但是为图一时方便，往往违背自己的道德意愿。成人的道德行为在受自身道德观念支配的同时，又受到社会道德状况的直接影响，如看到老人摔倒，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其扶起，但近来做好事反遭讹钱的情况时有发生，致使成人往往避而远之。这种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不协调、不统一，正是由于成人道德观念的理想性与道德行为的现实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造成的。
（二）道德取向趋于功利化
总体而言，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价值观。一是我国大力弘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价值观，与传统上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义不谋其利”、“大公无私”一脉相承，属于主流价值观。二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即在不超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底线的情况下，“先己后人”、“利己不损人”。三是违背社会公德的“个人至上”、“损人利己”的价值观，这是一种异化的价值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由于受多元价值现实的影响，有的人信奉“无私奉献、不计回报”等主流价值观，对物质利益过度追求，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为了牟利甚至不惜违背社会道德。这一点在食品行业尤为明显，防腐剂、瘦肉精、地沟油、速生鸡等问题让消费者防不胜防。另外，现有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对道德行为的约束力不够，市场秩序还有待规范，这也助长了一些人道德取向的功利化倾向。
（三）道德情感有所缺失
道德情感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好恶、爱憎、信任、同情等内心体验和主观态度”，它具有评价、调节和向他人传递道德行为价值的信息等作用。个人的道德情感一旦形成，就会积极地影响其道德选择，而这种道德情感一旦扩展为社会性的情感，就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道德风尚。道德情感的缺失有其客观原因，如由于住房环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住进高层小楼，不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办公中十分普遍，它们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悄悄的改变人们的交流模式，使得人们从面对面的交流转变为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网上交流。尤其对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工作生活压力过大，往往将网络作为排遣孤独、宣泄不满的渠道。长期以往，他们在与现实的人和社会接触时容易产生障碍，造成道德情感逐渐萎缩和淡化，容易出现沉默寡言、孤僻冷漠、不谙世事等现象。
（四）道德标准和评价主观性增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价值选择更加多元化，因此对道德标准和评价突破了以往的固定模式，有了更多的自我看法。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跨地区文化差异大、人们从事的职业各式各样，一旦出现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就很难再用统一的标准和模式来评价相同的事物和行为。由于人们往往依靠个体的主观判断，观念稍有不同，便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增加道德社会化的风险性，微博上经常爆发的“口水战”即是道德评价标准混乱的典型代表。
三、成人教育促进成人道德社会化的策略
（一）鼓励成人参加道德实践，促进道德的“知行合一”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区之内，社区文化对成人道德社会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区成人教育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社区内既有的资源，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成人开展不同类型的知识讲座，通过典型案例、典型人物的讲解，强化成人的“慎独”精神，使他们即使在个人独处时，也能够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避免出现违背道德的欲念、产生违背道德的行为。社区广场、文化馆等作为传播社区文化的场所，对社区内居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居民可以自主选择，在上述场所中娱乐自己、表现自己和充实自己，因此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加强社区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弘扬主流道德文化、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来提升成人的道德意识。此外，社区内其他与成人有关的组织，如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可以通过评选“文明家庭”、“好媳妇”、“模范职工”等活动，强化道德行为的榜样力量，推广社会所认可的榜样形象，鼓励成人主动参加道德实践，促进成人道德的“知行合一”。总之，成人只有将内化了的社会道德规范外化为道德行为，道德社会化才得以实现。
（二）加强道德宣传，提升成人的自我道德意识
由于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是进行社会道德教育的最佳途径。在电视、网络上可以定时播放一些有关道德的公益广告，在公交站点、商场等成人较多的场所设立公益广告牌，在热门手机软件如微信上建立有关道德的公众账号，通过宣传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向，提供正面角色参照，引导人们辨证地对待“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从而树立正确的个人利益观和财富观。通过教育使个体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克服个体私欲，促使个体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提高个体的理性判断能力和综合素质。如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感动中国》栏目，通过传递我们身边的大爱，感动了亿万同胞，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其他类似的节目也在提升成人自我道德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利用网络课程和传统学校成人教育课程，促进成人道德社会化
传统学校的成人教育课程多集中在提升成人的知识与技能方面，对成人情感的关注有所欠缺。近年来微课、慕课等网络课程的兴起，成为弥补学校课程不足的重要途径，网络、计算机的普及又为其提供了契机。网络课程开发者可以与成人教育工作者合作，以现有的成人教育理论知识为指导，走进成人的“生活世界”，切合成人生活实际，针对目前成人道德情感方面出现的主要问题，开设专门的情感品质培养、道德情感调节等课程。课程形式可分为直播和录播，以满足不同成人的需求。课程内容要重视对成人心理健康的教育，还要教授成人一些自我调节情绪的心理学方法，挖掘成人情感底蕴，指导成人对自身道德情感进行完善。此外，所开设的课程应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居敬”、“内省”、“省察克己”、“积善成德”，使成人的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帮助成人克服个体私欲，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提高理性判断能力和综合素质。传统的成人教育学校或机构要紧跟时代的变化，在教学中给予成人更多相互交流的机会，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积极引导成人确立并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道德原则，帮助成人确立合理的道德标准；引导成人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为标准，调整和理顺多方面的道德关系，构建严整周密的适合社会生活各领域需要的道德标准；引导成人理性对待周围的一切人、事、物，不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评判他人的道德行为。成人教育学校或机构还应多组织一些群体性活动，帮助成人在人与人的融洽相处过程中熏陶自身的道德情感。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道德这一术语起源于拉丁字“mos(moris)"—风尚(由此产生.的moralis一词，即有关风尚的、道义的)。道德是历史变动不居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这种行为规则调节人们对社会、阶级、国家、家庭的关系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行为规则不是依靠强制，而是依靠习惯的力量与社会舆论来支持并发生效用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社会道德，不管其是哪种类型，哪个阶级的，也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即由社会发展在该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所派生出来，并最终形成的。这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任何道德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决定他们阶级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获取和确立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并把它落实运用到自己的行为上去，道德也就随着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更改而更改，发展而发展。但同时，道德还积极地发挥其对社会存在及社会经济基础发展所起的反作用，即以它本身特有的职能来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了的特定阶级和阶层服务，维护和巩固它们的利益，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充分说明，社会道德与社会物质条件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这个关系中，前者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后者则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这一点，在今天人类社会更加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古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试看管子的“仓察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乌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再看看我国汉代班固的一段描写，“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悖化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阑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默女鬼辱焉，龄是阀疏而民富。”其它如“先富有而后礼让”，“可以为富安天下”，“饥寒至身，不顾廉耻”等，都比较形象、生动而又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还可看出，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爆发的导火线，基本上都是因为天灾(水旱蜡等自然灾害)人祸(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及非正义战争)等，人民生活困苦无着，特别是广大农民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艇而走险，举杆起义，走上反抗道路的。
从现代社会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举世公认。而一些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也伴随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相应出现。我们看一些社会细节，如人们自觉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尊重别人;不随地吐痰;不随意鸣汽车喇叭惊扰环境;人们不乱穿马路;酒店里消费完毕，自觉置钱于桌上;服务人员彬彬有礼，热情周到等，从这些细节可窥见一斑。而美国人对小孩独立人格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以及诚信守法纳税、国家观念的强化等也是有名的。从家庭到社会都有一种让人们充分张扬个性的宽松的民主气氛环境。不可否认，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影响和享受，为人们相匹配的社会道德风貌的形成和提高，奠定了牢固基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念都自然提升和进入了相应的社会层面水平。
又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国民的谦恭礼让也是有名的，如与人交往时的鞠躬礼节，上下公共汽车时的谦让，从不拥挤抢位等，对比国内的同类事，大家都不敢恭维了。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制度上去寻找什么根源，也不能只从开展思想教育，使人们觉悟得到提高上去找。众所周知，美国、日本都属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国家性质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社会公民开展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那么，究其根源，我们只能从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这个角度去寻找答案。以日本人乘车为例，因其车辆多，道路畅，周转快，车、人均遵章守纪，有诸多先决条件，故大家用不着去拼命拥抢上车。根据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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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原理，有了丰富、雄厚和牢固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就会产生出现相应广泛和普及的文化及教育;而文化教育的有效提高，则可使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修养“水涨船高”，人们也就会自然或不自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文明行为，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行，促使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发展和提高。当今世界，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经济发达，社会物质条件优越，其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也相应提高发展，展现出相应良好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行，毫不足怪，也勿庸置疑，否认这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准则。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良好的社会文明行为和道德品质风尚，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应该没有“阶级性”，而应该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就这个意义，可以认定它们不受国界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局限。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可以共同拥有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共同拥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文明财富呢?我们以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阴暗面，只不过其阴暗面的社会背景、性质、种类、对象和内容、表现方式、程度深浅等等方面有所不同罢了，但同为人类共性的美好内容应该相通和并存。
从我国来说，十年“文革”动乱期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造成了物质生活的极大贫乏，从国民经济到人民生活可以说是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人们收人低下，即使有钱也难买东西，连最一般、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粮、油、肉、糖、布、烟酒、肥皂等等均要定人定量，凭票供应，并还不能完全保证。物质匾乏的“票证年代”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些人不择手段，拉关系，走后门，搞紧俏商品;手握实权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捞油水，中饱私囊;有权人倚仗权势，有钱人花钱买路，无权无钱之人就投机倒把，黑市交易，偷杀盗抢，坑蒙拐骗等。物质生活的极度匾乏，在导致人们社会道德沦丧，风气不良，世风日下，社会混乱等方面，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试想，需要东西随便买，有必要去开什么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