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绿色贸易壁垒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含义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也称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国以保护环境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环境贸易措施，使得外国产品无法进口或进口时受到一定限制，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由于发达国家的产品科技含量和公众的环境意识普遍较高，他们对环境标准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再利用等整个过程均需符合环保要求。这无疑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出口带来很大的障碍。这一概念的界定基本上立足以下两点:一是绿色壁垒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国采取的法规、政策与措施;二是绿色壁垒的性质,即以保护生态环境或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是非关税壁垒的一种形式。如果进口国是以保护生态、人身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社会进步为动机,制定与实施相应的政策、法规及技术标准,则被可称之为善意绿色壁垒,是在贸易中应提倡和遵守的。如果进口国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目的在于利用其拥有的技术优势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一种贸易壁垒措施,笔者认为这就是恶意绿色壁垒,是在贸易中要加以抵制和防范的。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目前绿色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①强制性技术水平标准。发达国家依赖其科技和环境水平，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以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拒之门外。②环境措施。由于我国出口的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环保因素的影响较大，加之我国企业的环境意识不强，使我国越来越多的出口产品受发达地国家环保法规的影响。③认证制度。除了ISO14000系列认证外，发达国家还有各国的实验认证以及某个行业的认证，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压力越来越大。④绿色包装和标签制度。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发达国家为维护其长期以来在经济和资源上的霸主地位，一方面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越地位，设置环境壁垒措施，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从而影响国际竞争，限制贸易自由；另一方面将被污染的废弃有害物品和污染型产业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的大肆掠夺和破坏，加剧全球环境恶化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影响我国的出口市场。目前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有美国、日本、欧盟、韩国、东南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与他们的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85％以上。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也是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由于我国长期忽视环保产业的发展，出口产品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如果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制定对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的环境标准，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将贸易与环保紧密挂钩，这将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市场面临缩小的可能，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2、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货物征收绿色关税和反补贴税，将使我国出口产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此外，绿色贸易壁垒的制定实施必然会涉及到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使用乃至报废各个环节的监督和检测。这样，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中间费用和附加费用将大幅增加，使产品的出口成本大为增加，进而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3、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引发贸易摩擦。近年来，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经常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由此引发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当前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类区域性经济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环保水平和环境标准大致接近，个别成员国存在的差距也在趋于协调一致。
三、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和建议
1、依据原则，积极抗辩。我国在面对无理的绿色贸易壁垒时，应沉着应战、据理力争。我国可根据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抗辩，充分利用环境条约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原则，通过采取双边磋商、谈判解决。
2、加强国际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环保意识。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绿色经济意识融入每一个人的生产、生活中。建立绿色贸易制度，把绿色贸易思想作为开展国际、国内贸易的一个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顺应世界绿色潮流。
4、大力推行环境标准制度和环境认证制度。ISO14000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关于环境管理的标准体系，该体系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专门机构—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TC207）负责起草制定。
5、严禁国外污染产品和产业流入我国。发达国家在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同时，正将污染产品和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对此应提高警惕，加强对进口产业的环境监测。
【参考文献】
[1]李培良．中美绿色壁垒的法律比较[J].对外经贸实务，2004，（5）．
一、关于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途径
(一)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
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出口，进一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出口商品价格要全面反映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鼓励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规范出口秩序，遏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低价竞销和恶性竞争。进一步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抓住当前国际石油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适时扩大原油进口，充实国家石油战略储备。进一步提高进口的便利化程度，适当减少进口自动许可目录产品。抓紧研究进口信贷、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为促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创造条件此外，实施科技兴贸工程，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科技兴贸工程是商务部13项重点工程之一，通过建设一批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运用政府相关的特殊政策，如典型的技改贴息以及新型产品的研发和资助等，在最大程度上的鼓励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以及再创新，进而使得企业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高新技术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
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外乎是外贸企业利润的提高,因此，在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转变期职能，即是必从过去的外贸经营者转变为外贸宏观调控者,从直接的行政干预转变为通过汇率、关税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进而通过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提高产品在国际的竞争力，简单而言，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职能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要与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简单来说，政府在改变职能后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
1、树立正确的经营指导思想，明确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将一切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2、转换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要逐步推行股份制，朝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使外贸企业真正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
3、开展工贸、技贸、农贸结合，走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道路。
4、抓紧出口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出口，提高外销价格，从而提高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
5、加强经济核算，节省费用开支。
6、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7、提高企业素质，特别是提高外贸工作人员的素质.
(三)以竞争优势导向为主的平衡型发展战略
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看，出口导向战略是我国的现行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战略，由于该战略使得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与对外贸易数量同种程度增长，这也使得粗放型经济贸易增长方式容易出现，从而影响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因此，实行平衡型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是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我国的基本情况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等资源稀缺，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国外的优秀资源。同时，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强，我国对世界各国的依赖性和竞争性也在逐渐加强。所以，我国还要将竞争优势作为自己的导向，通过增加对外经济贸易，增大就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要根据目前国家的经济的以及国情，因地制宜的制定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也即是应该实际努力的去发挥出我们所具有的资源优势，通过优势导向，吸引国际投资，进而达到发展金融等相关行业的目的。不仅如此，我国政府应该鼓励各企业及个人去培植资本优势，从而去尽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的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实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论文范文二：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状况分析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现状
1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结构分析
从历年统计数据来看，浙江民营企业中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占的比重相比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大，这证明了浙江民营企业出口商品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尤其应加大技术密集型企业比重。2010年浙江出口额居前十位的商品见下表[1]：表2.22010年浙江出口额居前十位商品从表2.2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出口商品以轻纺、服饰、鞋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约占总出口量的31%。这类商品主要是靠其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国际化程度低，使其容易受到进口国反倾销等措施的限制。从下图2006-2010年浙江省主要商品出口情况看(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各类主要商品出口额均有上升趋势，且机电产品所在比例较大。虽然机电产品比重有较大增加，但所出口的机电产品产业链比较短或处于产业链终端，附加值比较低。因此，总体而言，在浙江民营企业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低附加值的产品占较大比重。
2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贸易方式分析
贸易方式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与全国及江浙沪等贸易大省有所不同的是，浙江对外贸易形成了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独特贸易方式结构。浙江省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额的比重如下表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1993年至2010年，在浙江省出口贸易中，出口额和一般贸易额都呈上升趋势，一般贸易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75%～82%。一般贸易为主导成为浙江贸易的主要特征。因此，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方式结构体现了浙江拥有发达的区域经济结构，也体现了长期以来浙江外资比例偏小的特点。一般贸易的产品附加值较高，出口企业的利润也比较多，同时有利于创立与推广出口品牌。从收益与成本分析来看，一般贸易更有利于出口企业的创利于发展。目前，浙江民营企业出口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出口产品发展到输出企业再发展到输出产业集群，已经有许多同行业企业组团前往国外投资，在国外形成了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样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当地市场的需求，也能绕开出口国的贸易壁垒。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
受国际环境因素和国内人民币升值压力、企业融资困难、贸易方式、管理模式落后等问题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局面更加严峻，压力和风险也逐步上升，严重制约了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
1浙江民营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牌效应低
浙江民营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依靠廉价劳动力，控制产品成本以获取竞争优势，真正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很少。出口产品大多是档次低、科技含量低的产品，在越来越精细的国际分工面前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如机电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鞋类、家具等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不少民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产品科研和技术的投入，只计较眼前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浙江民营企业产品品牌效应弱，竞争力不强。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估，2005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中，浙江有45个，品牌总价值为1463.17亿元，而青岛海尔一个品牌价值就达626.43亿元[2]。雅戈尔品牌价值为28亿元，是浙江省品牌价值最大的。在一些消费者眼中，浙江产品就代表着价格低廉，质量低下的产品，浙江的块状经济产品绝大部分还属于大路货甚至低档货。另外，在世界品牌实验室2007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的评估结果中，虽然浙江品牌上榜率为48个有所增加，成为全国第三，但是在品牌价值排行前65名中却没有任何浙江民营企业的品牌。浙江民营企业只顾降低成本，不重视其品牌建设以及品牌意识不强的现象普遍存在。目前，浙江许多民营企业都存在对品牌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少，品牌文化设计推广度和深度不够，并且缺乏对企业品牌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定位。另外，在品牌文化推广过程中推行的重广告轻品牌的营销手段，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传输品牌文化，造成品牌推广手段单一的局面。以上几种误区，均不利于提高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2浙江民营企业资金周转不足、融资困难
浙江民营企业一般都规模较小、资金不足，融资手段和工具还不规范和稳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一般来说都不愿意对民营企业提供综合授信服务，并且往往实行业务分批审批，这样以来就很容易导致出现延误民企的商机，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难关。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还是服务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政府项目，不能满足民营企业的融资要求。调查数据表明，有80%的浙江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资金缺口。其中11.15%的企业表示有很大资金缺口，急需融资在通过对企业现有融资主要渠道及各渠道的重要程度调查表明，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仍是目前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民间借款正逐步成为企业融资的一个补充。另外从重要程度来看，自有资金仍是企业融资的最为主要的途径，其次是银行贷款、民间借款。银行贷款虽然是对于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途径，但并非是企业的第一选择，可见贷款难的问题在民营企业中仍属于普遍现象。
3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浙江民营企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但是其盈利模式还是过于传统，依然是四低打天下，即低成本、低价格、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大，浙江省大多数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都是以仿造为主，遏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创品牌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有句话说的好，一流设备、二流质量、三流价格，企业投入大量的研究开发和装备改造费用，有制造优质产品的能力，却无法在高端市场竞争，只好以中档产品立足于中端市场，最终导致奔驰轿车拉黄沙的现象，这就是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现实写照。由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品科技含量较低，极大地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存在诸如对外贸易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牌效应低、融资困难等制约和限制性因素。为了进一步促进和优化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实施品牌战略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高新技术向产品转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新产品不断涌现的今天，要在竞争空前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保持优势，最重要的在于加快科技进步、发挥科技在产品生产中的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实施品牌战略更是浙江民营企业最有效的途径。浙江民营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主要依靠的途径，一是借船出海，接受国外企业的委托加工，从事贴牌生产(OEM);二是主动出击，从事直接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但是，企业不能只停留在贴牌生产上，因为贴牌生产只能获得低廉的加工费。浙江民营企业要不断地做大做强，必须得主动出击，从事直接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
2扩大融资渠道，提高企业实力
浙江民营企业要解决融资困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各方面的资源。首先要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风险管理，在强调防范风险、明确责任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贷款激励机制，对信用等级优良的小企业可适当发放信用贷款。因此，民营企业必须认识到诚实守信是增加民营企业贷款、融洽银企关系最好的办法，要在社会上树立起守信用、重履约的良好形象。同时，政府也应该为保障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构造一个完善的资金扶持系统。只有构建完善的资金扶持体系，同时注重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资金的积累，才能更好地保障其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浙江民营企业过度依赖间接融资渠道，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结构单一的间接融资方式在民营企业自有资本不多、经营风险较大的环境里不仅限制了民营企业的融资规模，而且难以规避企业的道德风险，增加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使企业的破产风险增大，所以要想方设法拓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4]。
3转变贸易方式，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论文关键词】绿色贸易壁垒；国际贸易 【论文摘要】绿色贸易壁垒是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是非关税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文章在探讨绿色贸易壁垒的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基本形式、特征及发展趋势，详细论述了它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上提出了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建议。 一、绿色贸易壁垒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含义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也称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国以保护环境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环境贸易措施，使得外国产品无法进口或进口时受到一定限制，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由于发达国家的产品科技含量和公众的环境意识普遍较高，他们对环境标准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再利用等整个过程均需符合环保要求。这无疑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出口带来很大的障碍。这一概念的界定基本上立足以下两点:一是绿色壁垒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国采取的法规、政策与措施;二是绿色壁垒的性质，即以保护生态环境或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是非关税壁垒的一种形式。 如果进口国是以保护生态、人身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社会进步为动机，制定与实施相应的政策、法规及技术标准，则被可称之为善意绿色壁垒，是在贸易中应提倡和遵守的。如果进口国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目的在于利用其拥有的技术优势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一种贸易壁垒措施，笔者认为这就是恶意绿色壁垒，是在贸易中要加以抵制和防范的。 (二) 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目前绿色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①强制性技术水平标准。发达国家依赖其科技和环境水平，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以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拒之门外。②环境措施。由于我国出口的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环保因素的影响较大，加之我国企业的环境意识不强，使我国越来越多的出口产品受发达地国家环保法规的影响。③认证制度。除了ISO14000系列认证外，发达国家还有各国的实验认证以及某个行业的认证，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压力越来越大。④绿色包装和标签制度。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发达国家为维护其长期以来在经济和资源上的霸主地位，一方面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越地位，设置环境壁垒措施，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从而影响国际竞争，限制贸易自由；另一方面将被污染的废弃有害物品和污染型产业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的大肆掠夺和破坏，加剧全球环境恶化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影响我国的出口市场。目前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有美国、日本、欧盟、韩国、东南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与他们的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85％以上。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也是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由于我国长期忽视环保产业的发展，出口产品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如果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制定对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的环境标准，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将贸易与环保紧密挂钩，这将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市场面临缩小的可能，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2、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货物征收绿色关税和反补贴税，将使我国出口产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此外，绿色贸易壁垒的制定实施必然会涉及到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使用乃至报废各个环节的监督和检测。这样，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中间费用和附加费用将大幅增加，使产品的出口成本大为增加，进而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 3、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引发贸易摩擦。近年来，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经常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由此引发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当前世界经济区域化 和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类区域性经济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环保水平和环境标准大致接近，个别成员国存在的差距也在趋于协调一致。 三、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和建议 1、依据原则，积极抗辩。我国在面对无理的绿色贸易壁垒时，应沉着应战、据理力争。我国可根据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抗辩，充分利用环境条约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原则，通过采取双边磋商、谈判解决。 2、加强国际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环保意识。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绿色经济意识融入每一个人的生产、生活中。建立绿色贸易制度，把绿色贸易思想作为开展国际、国内贸易的一个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顺应世界绿色潮流。 4、大力推行环境标准制度和环境认证制度。ISO14000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关于环境管理的标准体系，该体系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专门机构—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TC207）负责起草制定。 5、严禁国外污染产品和产业流入我国。发达国家在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同时，正将污染产品和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对此应提高警惕，加强对进口产业的环境监测。 【
一、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内部因素
改革开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性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与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趋势保持一致。经济体制改革和日益放宽的贸易自由化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些改革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社会分工、扩大市场规模和加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迈出更稳健的步伐。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1年，这一阶段中国的外贸改革首先是从体制入手，减少国家对外贸的直接控制，减少外贸领域的计划成分，放宽外贸经营权。其次是实行一系列的鼓励出口措施，如出口退税、鼓励加工贸易等，刺激出口增长，以带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转型。随着对外贸直接控制程度的减弱，中国的贸易保护开始更多地依赖关税等手段，关税和非关税等商业政策逐渐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手段。第二阶段是1992—2001年，这一时期尤为显著的一个变化是进口壁垒不断下降。1990 年代初，中国在刺激出口增长的同时，进口壁垒却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以1992 年为例，中国简单平均名义关税水平为43.1%，这在国际上也是很高的，仅次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种状况既妨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相违背。从1992年起，中国的外贸改革重点转向进口制度方面，贸易自由化措施主要包括：关税减让；减少、规范非关税措施；依据WTO的规则，对中国的涉外法律体系进行完善；继续促进出口鼓励政策的实行等。这一时期贸易自由化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加入WTO以来，中国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对贸易制度和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改进，顺利融入到多边贸易体制中，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入世后，中国的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6%降到2005年的9.7%。在服务业开放上，中国的入世承诺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水平，涉及WTO服务贸易总协定12 大部门中的9个服务业部门。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在对外贸易的进程中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成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外商投资企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二、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因素
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是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之下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下，中国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在扩大进出口贸易，有效利用外资等方面成效显著，牢牢地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这一大机遇。
站在时代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也在不断的发展完善，结合我国的现实条件和世界形势，我国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容量大，自然资源比较丰富，资源自给率较高，因此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接轨的程度也日益加深，中国对外贸易依赖度也越来越深，因此实行出口导向，进一步扩大出口也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中国充分利用有力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而且，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明显优化，出口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转变，从以粗加工为主向以精加工为主转变。这些发展都离不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同时还有加工贸易业迅速发展的影响。而我国的对外贸易方式也逐渐多元化，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来件装配为主要方式的出口加工贸易使我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改善，沿边对外贸易格局的形成，边境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技术贸易也由单纯进口转变为了进出口相结合的结构。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尤为显著，而租赁贸易、补偿贸易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地域结构也更加多元化，中国对外贸易约75%集中在亚太地区，亚洲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区，日本和美国一直是中国两大贸易伙伴，在贸易总额中占有很大比重，欧洲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中国在巩固日本、美国、欧洲和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也加大了对拉美、非洲，大洋洲等市场的开拓。对外贸易的地域结构沿着多元化方向稳步发展。
[摘 要] 审视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在当代世界的发展状况， 并对中国文化贸易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 提出了转变观念、加强认识、改革贸易体制、提高科技水平等建议以进一步发展我国对外文化贸易。 【论文关键词】 文化; 贸易; 产业 Abstract: This article carefully examine the cultural p roduct p roduction and the trad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de2velopment condition， and conducted the comparison research to the Chinese culture trade question. Proposed the transfor2mation idea， strengthened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reform trade system raised constructions and so on technical level byfurther develop ing our country foreign culture trade. Key words: culture; trade; 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 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 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 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 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 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 “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 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 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 还进入了欧美市场， 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 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 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 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 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 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 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 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 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 1; 2001年以来， 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 1。1992年以来， 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 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 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 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 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 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 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 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 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 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 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 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 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 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 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 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 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 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 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 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 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 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 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 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 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 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 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 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 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 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 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 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 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 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 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 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 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 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 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 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 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 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 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 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 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 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 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 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 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 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 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 、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 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 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 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 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 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 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 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 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 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 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 整合文化产业资源， 实施品牌战略， 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 层次低， 资本缺乏， 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 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 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 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 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 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 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 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 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 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 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 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 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 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文化产品与传统商品的消费特点是不同的， 普通商品的消费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而对于文化产品的欣赏并非如此， 一个主题或一个概念被千百年来的艺术家用各种艺术形式不断演绎也会引起人的欣赏欲望， 并且传播越广越远越能被人所接受。这一点我们不难从希腊故事、神话、戏剧和雕塑被全世界广泛传播而倍受青睐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单位的实物资源被多人分享的情形是， 分享的人越多享到的份额越少， 可是文化资源， 消费的人越多产生的文化观念和快乐会越多，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会令效用递增。足球、NBA、电影节等带给亿万人的快乐可以更加强化对它们的渴求。这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同时也启发我们的新思维。 我们要敢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形式进行包装和演绎。我们不怕这种文化资源有多古老， 只要我们与时俱进加入现代元素就一定能使其焕发青春。这其实为我们大规模、高投入的制作奠定了好的基础。 文化资源是不会短缺的， 短缺的只可能是资本、技术和人才， 特别是那些有特别创意和高技术手段的人才是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中最重要的， 而这些只能由大规模的公司和成熟的市场去培养。中国政府已认识到了文化贸易的重要性， 也开始有一些运作经验。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业建设方向不变， 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就会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已经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2007年，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62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5起，共有18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反倾销案件，其中美国启动案件数量居首，为13起，占同期对华反倾销立案数的21%；其次是印度，为11起，占比18%；欧盟居第三，为7起，占比11%，这3个国家（地区）对华反倾销案件总数占同期对华反倾销立案总数的50%①。此外，2007年我国共遭遇美国337调查11起，主要涉及医疗器械、电子及化工等行业的产品②。中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深刻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格局。
一、中外贸易摩擦的新动向
1.摩擦手段从传统贸易壁垒转向新贸易壁垒。入世以来国外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壁垒以及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壁垒日益弱化，转而采用更具隐蔽性、针对性、形式合法性的新贸易壁垒。所谓新贸易壁垒，相对于传统贸易壁垒而言，是指以技术壁垒、“两反一保”为核心的阻碍国际商品自由流动的新型非关税壁垒。传统贸易壁垒从商品数量和价格上实行限制，新贸易壁垒往往着眼于人类健康、安全以及环境的影响，体现的是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还涉及国内政策和法规。
2.摩擦对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为发达国家，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和巨额顺差的形成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外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运用反倾销来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印度和巴西则是其中较为活跃的成员。发展中国家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等领域。
3.贸易摩擦涵盖的产品和内容迅速扩大。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结构优化，贸易摩擦的重点开始由低附加值的产品扩大到高附加值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纺织品、轻工产品，入世以来，贸易摩擦领域迅速扩大到机电、医疗保健品、化工产品、微电子产品、食品土畜产品等，其中轻工产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是遭遇贸易摩擦最频繁的领域。贸易争端的内容也从价格、数量快速扩大到食品农药残留，陶瓷含铅量，机电产品、玩具的安全性，包装物可回收指标等。此外，贸易摩擦还从有形商品扩展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无形产品。
4.贸易摩擦领域从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延伸。当前，贸易摩擦的争执点已经从产品、企业等微观领域延伸到涉及政策、体制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贸易保护的作用点由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例如，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税收政策、劳工标准等屡屡招致外方责难，显现全方位冲突；而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花样翻新、种类繁多，除传统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外，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知识产权等成为新热点。
二、贸易摩擦新动向产生的原因
1.贸易保护主义。这是产生各种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现实生活中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很少公开出现在政策和法规中，总要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相结合，以寻求更加合理和隐蔽的外衣。因此，尽管贸易摩擦的本质的、深层次原因是贸易保护主义，但在现实世界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通常是非常具体的，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
2.政治因素。美国的情况能很好说明贸易摩擦的政治根源。第一，美国实行国会管理贸易制度。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在立法部门，而不在行政部门。这种权力格局使得贸易政策的制定不能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相反容易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国会议员由选举产生，每个议员代表选区和特定阶层的利益，这种格局决定了议员不会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来权衡利害关系，而只是从本集团和地区的利益出发做出抉择。同时，美国的政治都是有钱人的游戏，这些国会议员基本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影响到相关产业的利益，他们就会置社会最高福利于不顾，而选择制造障碍，贸易摩擦由此而生。第二，在美国的政治舞台活跃着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很奇怪却经常发生的现象，就是越是小的利益集团越是活跃，其诉求往往得到体现；越是大的利益集团越容易松散，对政策的影响经常不如小利益集团。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美国往往为一小部分群体的利益和贸易伙伴产生贸易摩擦①。
3.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增长方式存在不足
（1）贸易增长方式粗放和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外贸年均增速接近20%。但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贸易增长，都存在着增长方式粗放的弊端。长期快速增长往往造成相关制度建设滞后，近年来国外针对我国政府干预经济、产品质量安全、卫生环保、企业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发起的贸易纠纷，固然有国外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但反思自身也有不少问题。
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不但直接冲击了国外部分国家的相关产业，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和恐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利益格局的改变。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企业利益角度出发，这种利益调整都有可能引发国外政府的抵触。200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633亿美元，同期中美贸易总额3020亿美元，两者比值为54%，就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足以把经济问题演变成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
（2）产业结构和产品标准的制约。我国的新兴产业同发达国家比处于劣势，而我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又具有同质性。我国不少产品重数量、轻质量、轻标准，对国际标准的重视尤其不够，在安全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证认可体系等方面距离国际通行的标准还有较大差距。此外，我国产品出口长期以价格竞争为主，低价格竞争严重制约了产品内在质量的提升。
（3）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距离按照WTO的一般规则管理经济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在中外贸易摩擦中，特别是反倾销诉讼中，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已经成为国外滥用WTO规则，对我国出口企业实施不公正待遇的重要借口。在实际的反倾销诉讼案中，美国商务部从汇率、工资自由谈判、允许外国投资的程度、国家对于生产方式的控制、政府对资源分配以及企业产品价格的控制以及其他方面，对中国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中国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商务部的做法固然有维护美国利益的色彩，但是从美国商务部提出的问题来看，我国在以上相关领域的制度的确有诸多不完善之处。
4.技术和标准的差异。包括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各种生产、销售、包装、检验、边境措施等技术和标准，包括技术法规，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产品检疫、检验制度与措施，包装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规范，环境卫生标准，自愿性标准等。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差别很大，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和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设置一些自己容易达到而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的技术标准，阻碍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输出，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针对技术和标准差异设置的贸易壁垒具有形式合法、手段隐蔽、复杂性强、针对性强等特点，已经逐步取代传统贸易壁垒成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主体，成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也是产生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
5.WTO体制的不完善。WTO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了各国经济增长和改革。但WTO框架制度也有不完善之处，一些弹性条款对限制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使用软弱无力，给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滥用提供了法律借口。
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而言，WT0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大多数时候，它们需要求助于收费昂贵的发达国家的法律机构。这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起用争端解决机制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效率和意愿。WTO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对拖延执法的约束机制。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执法的公正性也有待加强。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对WTO条文的解释，对协议中互相冲突的条款的裁定，常常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或加强发达国家的权利。
三、应对中外贸易摩擦的总体战略
1.客观看待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根源。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现实的国家利益，都有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都有自由贸易所不能解决的现实需要，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贸易保护。贸易保护主义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的混合体。对待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合理做法，要能够抵制，甚至可以采取针锋相对的制裁措施。反制措施是我们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项基本措施。有时候消除贸易保护主义最有效的武器往往是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而言，我们遭受的贸易摩擦较多，但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影响力也是非同小可的，这是维护本国利益，争取公平贸易环境的重要基础。有些贸易保护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欧盟、日本的食品卫生标准的确比我国标准高许多，生产过程控制、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甚至对动物本身的福利都有具体规定。相对而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是滞后的，应该充分重视国际规则和进口国的相关规定，努力提高自身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而不应对此类限制一律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
2.重视政治解决途径。影响我国与发达国家贸易健康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的贸易政策，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受政治制度的强烈影响，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的结合，是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我们应从思想上认识应对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贸易保护主义仍有其深厚的根基，但这并不能改变与发达国家贸易向前发展的大趋势。要加强国际间政治经济的全面合作。特别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在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立场协调。在经济问题上，在国际上，如国际能源问题等加强磋商。在双边经贸合作方面，由于我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下，可以在某些领域优先对美国实施市场准入，尤其在服务业的优先开放上。可以通过利用和我国有贸易往来、在华投资的外商、学术界以及其他主张自由贸易、希望推动与发达国家贸易发展的力量，对美欧等国家施加影响。这样，借助国内力量推动贸易政策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相对于等待一项贸易政策出台后再去消极应对效果要好许多。欧美发达国家一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都是先在商会内讨论、收集证据、提出理由，当没有反对意见时才向国会提交。而且欧盟、美国的一些商会是对外开放的，我国的出口企业都可以作为会员参加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前了解案件动向。我国的商协会也应当与当地商会进行联合和沟通，这对于减少贸易摩擦是非常重要的。
3.提高国内企业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为减少贸易摩擦，从政府的角度，应加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标准等方面的合作，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的贸易摩擦越来越激烈，通过与在标准方面的合作，可以减少出口中遇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例如，加强各国对标准和认证的国际互认。目前，欧盟和美国对进口食品的要求HACCP认证，如果企业由欧美的组织认证，在时间、费用上都是较大的负担，如果能够加强国内外真正的互认，有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企业成本。我国出口企业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还应努力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实现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双赢，从而缓和经济竞争导致的族群矛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参与当地相关行业协会，同当地企业、政府官员、律师业、会计师行、媒体、学校建立全面合作关系，成为当地社会一员。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沟通，避免或减少矛盾，而且有利于企业自身实现真正国际化发展。
4.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在国际贸易方面，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工资自由谈判、允许外国投资的程度、国家对于生产方式的控制、政府对资源分配以及企业产品价格的控制等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例如，汇率长期低估和盯住美元的制度，与形成对美巨额贸易顺差，进而引起美国甚至动用国会立法进行报复是有关系的。近年来进行了改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显然还不够彻底。国家在行政审批上的不透明导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腐败现象，也是国外提起贸易争端的原因。目前对我国反倾销诉讼影响最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尽管解决起来异常复杂，但解决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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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其中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新贸易理论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中国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而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上升等。对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新贸易理论”。起初新贸易理论旨在用实证的方法解释贸易格局，填补传统贸易理论的逻辑空白，后来发展成为以规模经济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两大支柱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新贸易理论在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国际技术外溢等假设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观点。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由于技术因素的引入，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战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增，直到今天占世界贸易额的60%以上的现象。 2.贸易构成和贸易量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量，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新贸易理论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3.贸易利益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本质上说，新贸易理论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替代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争论的实质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 二、新贸易理论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贸易理论是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理论发生变化必然导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尽管新贸易理论家一再强调“新贸易理论最初绝非是政策导向型的”，但新贸易理论却在理论上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支持。贸易理论家们和许多政府就借助新贸易理论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或局部结论，努力寻找那些适合于不完全竞争的新的贸易政策。在这种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具争议性的贸易政策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了。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关于战略性产业的贸易政策，但却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府有效干预的对外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由布兰德（J.A.Brander）、斯潘塞（B.J.Spencer）、克鲁格曼（P.R.Krugman）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贸易政策理论。自产生之初，就由 于它为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提供理论依据而倍受关注。支持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利润转移的论点；另一个是外部经济的论点。 1.利润转移 利润转移论点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主张政府通过关税和配额等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为直接目的。其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夺取市场份额;二是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三是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有效手段。 2.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论点则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该厂商占有，因此，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总而言之，新贸易理论政策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超额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三、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 中国在对外贸易实践中一直主要采取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发展战略。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性。而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例如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如下： 1.重视培育国家竞争优势 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在于国家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要以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为基础，应大力发展高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我国创造产业的竞争优势，首先需要用科技对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改造，使其具有竞争优势，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产业;其次是发展新的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带动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我国的对外贸易，不管是实施出口替代战略，还是进口替代战略，都始终要把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做为重点。 2.重视国内市场 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以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为代价，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 3.重视规模经济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培养和获得：资源禀赋竞争力、规模竞争力、资本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但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相互分工缺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培育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经济迫在眉睫。 4.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国家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关于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广(2002)等对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合作中的农业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农业都不是很发达，都面临着欧美加澳新（新西兰）等国发达农业的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外部竞争。孙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需求反应度指数以及贸易分散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农产品贸易无论在市场结构还是在产品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对世界需求反应程度方面，中国的产品结构反应水平高于东盟三国，但是市场结构反应水平低于东盟三国，反映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彭茵（2006）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优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获计划。通过对早期收获计划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认为应该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贸易的经济合作，取得共赢。在研究农产品贸易方面运用比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MarketShareAnalysis，简称CMS)模型。KevinZ.Chen，LianXu和YufengDuan（KevinZ.Chen，LianXuandYufengDuan，2000）利用CMS模型对中国1980－1996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此研究时期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加剧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外还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东亚和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侧重分析国家和区域之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在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不断增多的前提下，能够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在1998年之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利用CMS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是不多的。
三、关于CAFTA建设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了广西对东盟贸易的发展。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后，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大都超过20%，增长幅度最大的文莱甚至高达167%。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贸易的增幅都超过3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卢肖平（2006）对中国东盟十国农业具体的现状贸易方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应的政策建议。韦红（2006）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了CAFTA对中国南方农产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农产品的观点。吴士存、朱华友（2006）具体分析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的经济现状，指出了具体农产品种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并简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刘仁伍（2006）具体分析了2006年东南亚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出口机会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吕玲丽（2004）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进行对比，认为：随着CAFTA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贸易的种类将呈现多元化；中国与东盟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呈现互补;尽管中国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及东盟主要国家，但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却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比较优势。孙雨嘉（2007）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已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加强双边的农业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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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仁伍.东南亚经济运行报告（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不断凸显，外商投资企业在中美贸易顺差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受到关注。经分析发现，贸易逆差转移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的发生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两种效应的发生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由此，我国的外贸战略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形成的对美贸易顺差的巨大压力。 关键词:中美贸易差额;外商直接投资;贸易逆差转移;贸易替代 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问题一直伴随着中美贸易发展的整个过程，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争议的焦点。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外资因素的作用不断突显，越来越受到关注。外资和外贸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何协调利用外资与我国贸易平衡发展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以外资引致的贸易差额为视角，针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展开分析，从FDI的角度探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相应的外贸战略调整，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外资引致效应的不利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 096.5亿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5 616亿美元，增长了5.03倍，而与此同时，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25.5亿美元剧增至2008年的2 954.6亿美元，增长了13.1倍。其中美国是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地，以2008年为例，中美贸易顺差为1 708.6亿美元，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57.8% 。我国外贸顺差规模过大蕴涵了国内经济运行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摩擦等越来越多的矛盾，因此，如何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尤其是中美贸易平衡发展就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在注意到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进出口额达到14 105.8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55.1%。而且，1998年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出口中，出口市场最大的是美国。2007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国商品出口达1 590.0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美国总额的68.3%，占当年外资企业对外总出口的22.85%;同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为396.74亿美元，占全国从美国进口总额的57.2%，占当年外资企业从外总进口的7.07%。两者相比，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和从美商品进口是非常不对称的。依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因此，外资因素是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主导因素，而对于外资因素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以及形成贸易顺差的原因则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1993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仅为67.4亿美元，而到2007年这个数字已飙升到1 590亿美元，同期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却显得相对滞后。两者相抵，外商在华投资企业造成的中美贸易顺差有了持续增长，由1993年的33.2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 193.3亿美元，占中美贸易顺差的比重也由52.9%上升至73.1%。而在此期间，外商在华实际投资额也从1993年的275.15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747.68亿美元。由此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选取1993年至2008年的中美贸易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经过对各变量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判定各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单整的，随后应用协整方法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经过协整检验结果显示，FDI与中美进出口总额、FDI与对美出口额、FDI与对美进口额、FDI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外商在华FDI”这个变量在长期内确实对中美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国自美国的进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等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且呈同方向变化关系。尤其是FDI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的促进作用很强，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对美国贸易差额 的扩大有引致效应。 具体到我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或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他们各自的在华实际投资也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存在着同方向变动关系。依据相关性测算，1993-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相关度为0.97，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台湾香港在大陆实际投资以及日本、欧盟的直接投资都存在较高的相关度(均大于0.89)。这与Jiawen Yang等(2004)指出的“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效应 研究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持续增加，美中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这种“转移效应”产生的结果。 1.东亚①国家在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至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转移，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也纷纷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通过在华设厂的方式向中国转移，其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按原来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这种贸易流程导致了中国大部分的加工贸易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市场与出口市场的分离，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转移到中国，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也转移为中国。与中国成为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地相对应的是，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增加。 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中美贸易差额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但中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几乎一直稳定在20%-30%之间;与此同时，整个东亚地区对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急剧的下降(从1992年的116.8%下降到2006年的69.3%)。显然，美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逆差比重的下降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东盟。中国加入WTO以后，美中贸易逆差明显背离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下降趋势，而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因此，有理由认为，东亚地区的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这与徐明珠(2009)进行实证计量分析的结论“美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逆差越小，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随之扩大”是一致的。 2.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之间发生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中国台湾和香港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部分地对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增长负责。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90-2006年期间，美台贸易总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与此保持一致的是，美台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0.9%降至2006年的2.3%。与此同时，这种变化趋势更为明显的体现在美国和香港之间的贸易上，美国和香港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1990年是4.82%，1995年后美国香港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2000年有小幅逆差)，差额比重到2006年为-0.65%。那么，美国与台湾、香港地区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哪里了呢? 如果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作为一个大中华区加总起来考虑，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差额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美国对台湾和香港的贸易差额所占比重却一路下降。与美国同大陆、香港、台湾贸易差额比重的巨幅跌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2006年间，美国同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贸易总额和贸易差额所占的比重都非常稳定，而中国大陆对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贸易逆差的贡献率却从最初的35%上升到了90%以上。份额变化在时间上的同步性表明了中美贸易差额是随着中国大陆承接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而转移过来的。而这种差额的变化与香港、台湾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变动趋势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一致性。 3.随着美国的产业升级和对华产业转移，通过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转移放大了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和外资来源国之一，截至2008年底，美国在华累计投资项目达到56 610项，实际投资累计达到595.15亿美元，仅次于 香港的在华投资。美国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环节通过FDI形式被转移到了中国，把原本由本国生产的大量商品和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和出口，并相应的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在大量最终产品返销到美国市场的同时，也扩大了中美贸易之间的差额。比较典型的如美国耐克公司在中国广东、福建设有10余家鞋厂，其产品全部用于出口，90%以上返销美国市场，年出口额达2.5亿美元。 可见，美国在华投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美的出口和对美贸易顺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在华的投资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优势在中国投资生产了美国国内不愿生产但又必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出口到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的在华投资企业利用中国生产加工方面的优势，采用来料加工等形式生产了特定行业资本密集和技术成熟型产品，然后返销回美国。由此，美国的在华投资发生了贸易逆差转移效应。陈艳林、方齐云(2007)通过对美国FDI和中美贸易数据进行协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华美国FDI每增加1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增加约7.5美元。王洪庆、张浩、朱荣林(2005)通过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即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总出口将增加1.02%。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替代效应 贸易替代效应是蒙代尔(R.A.Mundell)于1957年提出的。蒙代尔认为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进入他国市场，投资是对贸易的替代。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时，投资对贸易的替代就会加速。不过，当前投资对贸易的替代主要是出于接近廉价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的考虑，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有相当部分是基于这种目的到中国来的。对此，Bucklye和casosn(1981)指出，相对于国内生产，外国生产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可变成本。这意味着在东道国市场扩大的时期存在着一个时点，在这个时点上由出口向在外国生产的转变是有效率的。更进一步，Markusen(1998)、Markusen和Venables(1995)提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FDI和贸易可以是同时存在的。但是随着不发达国家市场的扩大、要素禀赋的变化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它们之间的要素禀赋越来越接近，这时跨国公司的国内和国外生产会趋同，也就是说会出现FDI对贸易的替代。 1.随着中国市场和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出于在接近市场效应利益和母国集中生产效应利益之间的权衡，如果前者的利益大于后者利益，美资企业就会越来越多地从对华出口转向对华直接投资，从而替代出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条件的改善，在进口替代部门的直接投资会越来越多，而这种投资是替代贸易的。而且根据Blonigen(2001)的论述，如果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那么这种效应不是渐进式发生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随着美资企业更多地从对华出口转向直接投资，在短期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会很大。 当然直接投资的流入对进口也会有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投资必需品(如资本品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但在短期内，投资引致的需求没能够抵消替代效应的影响。李捷(2004)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采用中国7个行业同美国进口、出口及美商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在进口方程中，直接投资变量前系数为负，说明在这些行业内来讲，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口贸易在短期内具有替代作用。另据调查，2011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共销售了750亿美元的产品，这75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作为贸易品的替代，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2.中国广阔的市场特别是招商引资的各项政策，使得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看作为外贸出口的生产平台。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中国劳动力廉价所致。实际上，一向被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资料显示，外资企业的中国职员的劳动力成本已高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而且，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和国内企业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对合格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加上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断完善，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资成本。因此，影响中国外资流入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开始下降。其实，真正影响和加快外资流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如投资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和加入世贸后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保障，都坚定了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仅从中国的外资政策方面看，2007 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领域。鼓励类比原目录增加了94条，占目录的比重由原来的69%提高到73%。 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的外资政策中明确了高新技术产业和跨国公司政策为引进外资的战略重点，美国大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在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中，更加强调和寻求中国市场的开放。 3.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通过生产技术知识溢出，金融和营销基础设施的构建，以及中间商和贸易公司网络的建立，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增长和竞争力。这种间接效应的结果一方面是使美国对华出口受到影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在中国设立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出口的大量商品转化为在华子公司的生产与出口，由此美国在华生产企业能够替代美国对华出口销售;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生产的供应配套能力得到增强，国产化率越来越高，减少了对中间产品、资本品和配套服务的需求，产生替代出口效应。因此，随着美国对华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造成美国对华出口份额的进一步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因此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4.从投资的行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角度分析，由于国际分工格局的转变，直接投资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体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反映在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就是制成品出现大量逆差。王洪庆，张浩，朱荣林(2005)在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向美国的总出口、总进口、工业制成品进出口等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表明，在短期内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替代了美国向中国的总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另据美国海关统计，美国在机械设备、电机电气、家具玩具和服装等商品上对华逆差增长较快，2008年1-12月占美国对华逆差总额32.4%的机械设备(HS84)逆差额达到553.98亿美元。由此大量外资在华投资生产替代了美国的出口。 四、结论 综上所述，外资企业对中美贸易顺差具有促进作用，在华外商通过贸易逆差转移以及贸易替代效应直接或间接的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因素成为引致中美贸易顺差的主导因素。因此，我国的外贸战略特别是外资策略应当作出适时地调整。 1.从重视外资数量向强调外资贡献转变，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新技术产业以及吸收外资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技术等方面。有选择地吸收外资，并从技术、产业、环境等多个角度设立外资进入标准，注重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或者产业竞争力的带动作用。 2.进一步完善靶向型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加大对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的引资政策支持，最终抑制美国、亚洲各国或地区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降低其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引致”扩大效应。 3.正确处理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建立有效的投资和贸易预警机制，引导优化外资企业出口的国别结构，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避免造成投资-出口-贸易逆差的简单循环，从源头上防范外资利用的低效率。 4.促进加快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活动，通过对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来减少中美之间的巨额顺差。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次，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对美贸易顺差的不利影响。 注释: ① 此处东亚国家仅指日韩和东盟，不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下同。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7(47):321-335. Buekley P.J.，M. Casson. The Optimal Tim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Journal，1981:75-87. Markusen J R. Multinational Firms，Location and Trade. World Economy，1998，21(6):733-756. Markusen JR，AJ Venables.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New Trade Theory.NBER Working Paper，1995:5036. 袁欣，郑陶.美国在华FDI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J].时代经贸， 2007，76(8).
【论文摘要】 中部地区在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在新一轮的区域经济竞争中渐渐落伍，以至于有“中部塌陷”之说。导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原因很多，而开放度不够是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在对当前面临的开放环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中部崛起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中部崛起对策建议 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在区位上承接东西、贯通南北，资源和产品优势突出，人口众多，科教实力雄厚，具备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目前，开放度不够已成为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因。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已达14221亿美元，但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额只有415亿美元，仅占全国的2.9%;全国实际利用外资603亿美元，中部地区吸收外资48亿美元，约占全国的8%。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封闭的环境中求发展是不可能的。中部地区要实现崛起，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吸收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 一、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部各省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把对外开放作为加快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各省对外开放工作。 1.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2002年至2005年，中部地区年度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82亿美元增加到415亿美元，增长128%。2006年上半年，中部地区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96亿美元，占全国同期进出口值的6%，同比增长19.39%。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初级产品进口增幅回落，工业制成品进口下降；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比重上升。 2.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 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2005年中部地区新批外资项目3752个，合同外资金额159.68亿美元，同比增长27.28%;2006年1～7月，中部地区的合同利用外资分别为98.95亿美元，同比增长26.45%。“十五”以来，中部各省利用外资领域不断扩大，利用外资渠道不断拓宽，特别是利用国外证券融资取得突破，一批利用国外贷款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部分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纷纷来中部投资落户。 3.民营企业出口增长速度较快 近年来，随着中部各省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出口额稳步提高，在各类所有制出口企业中异军突起。以湖南省为例，2005年，民营企业占全省出口的比重占到29.8%，比上年增长了8.3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出口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对全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69.6％，成为湖南省近年来比较稳定的出口增长点。民营企业出口额17.84亿美元，占湖南省出口总额的47.6%，几乎占全省出口的“半壁江山”。 4.投资环境不断改善 近年来，中部6省十分注重对外开放工作。开放意识显著增强，特别是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进展明显。目前，中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出具规模。陇海、京广、京九铁路纵横交错，省际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出省主通道大部分实现高速化。另外，作为“黄金水道”的长江极适合中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出口货物运输。长江中游的中部城市发展江海直运也有良好的自然条件。武汉至上海常年通行3000级至5000级的江海直达船，江海直运使中部腹地货物出门可直通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和地区。 但同时，中部地区对外贸易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对外贸易依存度太低。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从进出口总额看，中部地区进出口额虽然从2000年的148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415亿美元。但同期占全国的比重却从3.1%下降为2.9%。其中，出口额仅占全国的2.1%。这说明中部地区外贸出口能力较差，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由此导致外贸出口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2)利用外资的规模太小。尽管近年来中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增长幅度很大，但由于受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和其他历史的、政策的等诸多因素影响，利用外资的绝对值仍然较小。外商在中部地区的投资仍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508.53亿美元。其 中，东部地区5639.8亿美元占86.65%;中部6省581.38亿美元，仅占8.9%。 (3)加工贸易发展显著不足。随着沿海地区土地、劳动力等成本的不断上升，中部地区应有承接加工贸易由沿海向内地转移的契机，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中部地区加工贸易仍未有实质性的变化和发展。从总体情况来看，2002年至2005年前3季度，中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累计为176.6亿美元，占同期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6.2％，所占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1.6个百分点。而长三角、泛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从分省情况来看，中部地区各省加工贸易普遍落后，而且加工贸易产品多以初级产品为主，深加工不够，高附加值产品不多。 上述情况分析表明，当前中部地区的市场机制和对外经济发展环境仍然不够理想。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对接的状况不佳，来自外部需求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这应当是所谓“中部塌陷”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部地区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发展开放型经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是十分紧迫的。 二、中部地区对外贸易落后原因分析 造成中部地区对外贸易落后的原因主要有经济、政策与客观等方面的因素。经济因素所包含的子因素比较多，主要有产业结构、聚焦效应和投资效率等等；政策因素主要指中央政府宏观决策的影响；客观因素包括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信息因素和运输成本等子因素。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和制约着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 1.经济因素 （1)产业结构。外商在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往往要考虑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否和该地区的资源禀赋相匹配，是否发挥了该地区的比较优势。因此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将影响其对外资的吸引力。鉴于我国的资源禀赋，外商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近年来电子设备、信息产品的投资发展较快，农业、采掘业等产业的比例较小。而中部地区在2003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6.5%，比东部高出7.3个百分比，而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8.6%，又低于东部2.6个百分比;而且第一产业内部中采掘、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较大。因此中部地区的产业构成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很难匹配。 （2)聚焦效应。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存在是各类经济为了获得其中的效益而趋于集中的动力。为了避免较高的信急成木、更方便地获取来自于专业化的劳动力供给和专业化的配套服务以及非正式关系的利益，外商投资更趋于集中。这种由于集聚效应导致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机制无疑使在吸引外资方面初始水平较低的中部地区雪上加霜，这样一种外资利用的区域结构失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难以在纯市场环境内改变的。 （3)投资效率。外商直接投资是市场行为，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因此，投资回报成为影响外商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尽管外资区域结构严重失衡，但是聚集效应抑制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相关，这直接影响着外商的投资决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高的投资效率意味着较高的投资收益。因此中部地区投资效率的低下抑制了该地区的外资吸引力。 2.政策及客观性因素 （1)政策因素。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实施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向内地开放的战略，使得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到东部，修建各种基础设施;给予东部出口厂商减免关税、资金扶持、协助开拓市场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设立贸易中心、组织贸易博览会，在港口城市设立保税区、贸易加工区等经济特区。享有一定优惠政策的保税区、经济特区、开发区等的分布，绝大多数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只占有很小比重。因此，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域、基础设施、国家政策及其它优势，对外贸易发展相当活跃，而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却严重滞后。 （2)信息因素。贸易新要素理论认为，信息也是现代经济社会所必需的一种生产要素。占据信息就可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获得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决策受到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和本地厂商相比，外商因为信息不对称面临较高的信息成木。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外商倾向于投资信息成本较低的区域。港澳台资本依靠共同的文化圈和家庭关系等非正式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成本，成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最重要的来源地。这种非正式关系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因此，客观上造成了中部地区引资的落后态势。 （3)运 输成本因素。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运输成本一般较高，由于它能够影响贸易产品的贵贱，因而会影响到一国或地区的贸易基础和贸易格局。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中部内陆地区与沿海、沿边地区的国际运输成本费用相差悬殊。中部远离海洋和边境，国际运输成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境内将商品由生产地运往出口口岸的费用;另一部分是境外将商品从出口口岸运往进口国的费用。因此与沿海、沿边地区相比，中部的商品出口多了一个境内费用，使得中部在与沿海、沿边地区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相对的劣势地位。 三、中部地区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利因素 当前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全国一样，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有利于中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 1.国际形势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在国际方面，跨国公司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合作，加工生产、物流供应、服务业外包等成为跨国公司最可能在海外重新布局的产业。中国内地正在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理想投资地。外商及港澳台投资者越来越看好中国内地，并纷纷把加工制造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内地。目前，世界五百强企业已有400多家在华投资。以湖南省为例，美国可口可乐、荷兰飞利浦、法国达能、韩国LG等一批跨国公司纷纷来湖南投资，世界五百强已有36家落户三湘大地。 2.东部发达地区向中部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 随着东部产业升级步伐的加快，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沿海一些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加工产业己开始出现逐步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如海尔、海信、康佳等大型企业集团采取跨地区兼并的方式，收购一些中部企业以实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 3.国家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正在实施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中部地区的发展，从2011年起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成为继沿海开放、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后实施的又一重大发展战略。 2006年初，商务部出台了《提高吸收外资水平促进中部崛起的指导意见》，就促进中部地区进一步扩大吸收外资规模，提高吸收外资水平提出15条指导性意见。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中部崛起工作，在9月26日至28日在湖南长沙举办日前举行的首届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上，商务部又提出了以“万商西进”工程为代表的多项措施，推动中部地区在市场建设和对外开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都说明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面临重大的机遇。 四、加快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对策建议 1.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 从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实际出发，必须首先以观念的更新推动开放的突破，以理念的提升带动开放的扩大，切实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一要树立对外开放与科学发展相结合的理念。由主要依赖国内传统市场、自然资源向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转变，更加自觉地统筹区域科学发展与对外开放，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二要消除封闭保守、无所作为的心态，超越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的局限，改变内陆省份扩大开放难有作为的消极心态，敢冒风险，敢为人先、勇于竞争，勇闯国际市场。三要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对国家没有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领域，应当创造条件向外资开外，允许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收购、兼并，实现企业裂变式扩张、经济超常规增长。 2.优化投资环境，为外向型经济向纵深发展创造条件 受资源、成本和市场的影响，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部分产业正在寻求转移和扩张，闲置资本正在寻求出路；国内东部沿海部分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在寻找机会向内地转移。而在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转移中，投资者选择的根本动因是回报，在意的是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这就使产业基础完备、市场辐射力强、交通便利、资源充足、成本低廉的中部地区，自然地成为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因此，中部地区可以利用这种机会，创造吸引各种资本流入的政策条件，为企业和资本提供高利润的机会。例如，更开放的资源开发政策，更宽松的土地获取条件，更良好的法制环境，更方便的资本市场，更先行的开放机会和产业准入政策等。 3.积极有效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后，中部地区将在更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加快发展。一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抓住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市场和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遇，调整利用外资战略，积极参与跨国公司 的国际分工，使中部大城市产业整体上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二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向，根据国际资本流动规律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加强对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研究，使招商工作与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意向相吻合。重点跟踪符合产业梯度转移规律、在全球战略安排下有意到中部投资的跨国公司，有针对性地做好项目引进和项目推进工作。鼓励跨国公司在中部大城市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三是中部省份应充分利用自己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成本低、交通辐射能力强的优势，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和产业结构调整，改善贸易方式结构，多引进加工贸易生产经营企业，着眼于中部地区劳动力转移，促进发展。 4.利用资源优势，搞好招商引资工作 中部地区有令人羡慕的资源优势。首先是最北边的山西，这里的煤炭资源勿庸置疑是其突出优势之一。再说河南，多年来，其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料、肉类等产量稳居全国前3位，烟叶、芝麻、禽蛋、奶类等产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和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河南省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已发现矿产资源154种，探明储量的81种，是中部地区最大的火电基地。除此以外，其它省市也各有各的优势。因此，中部地区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及市场潜力，鼓励和积极引导外商投资于资源开发项目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于高质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中部地区可适当引进一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利用外资改造现有的老企业，形成新的工业体系。而且中部地区具有发展农业的比较优势，开发农业的机会成本比东部沿海地区低得多，可以将利用外资政策的产业倾斜和地区倾斜有效结合起来，引导外资投向农业开发项目，促进中部农业的集约化发展。 5.坚定不移地走出去，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部企业只有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融入国际生产体系，才能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一是实施大外经贸战略，调整出口主体结构。进一步放开外贸进出口经营，鼓励全社会多种主体、多种方式扩大出口，大力发展自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培育一批科、工、贸紧密结合的出口企业集团，形成外贸产业链。二是坚持“科技兴贸”，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增强劳动密集型产品科技含量，加强国际质量论证、国际安全论证和环境论证工作，发展一批出口支柱产业和出口产品基地。重点培植特色产品和优势产品，打造出口品牌。促进市场多元化，巩固发展东南亚地区出口市场，拓展欧美日等市场，扩大非洲和南美市场。三是改革外贸体制，建立外贸支持服务体系。加快国有外贸企业改革，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强反倾销、反补贴研究，提高企业参与诉讼、应诉的组织水平和实施能力。加强关贸、税贸、银企合作，增强政府、中介组织、企业间的互动，符合中国国情和产品特点的外贸出口支持体系。 6.加强区内、区外合作，搭建和谐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一是建立有效的区际间协调机制，促进“经济区经济”的形成。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整合管理资源，建立一定的区域合作组织，加强区域协作，避免同质竞争，推进中部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二是加强与其他区域板块经济的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中部崛起应眼睛向外，向泛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区寻求产业梯度转移，实施东引西联、承东启西战略， 构筑连接东西的中部大通道、大平台、大市场，实现产业优势互补，拓展高水平的服务领域，发展对外贸易。三是建立良好的服务机制，完善与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制度，健全地区间常规性联系制度，互通信息，举办经贸洽谈、项目推介会，为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创造条件。四是是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采取分产值、分利润、分税收的方法，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真正做到互惠互利，提高合作各方的积极性。
我国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天然植物原料生产大国，既是古老的天然植物生产大国，也是天然植物消费大国，但是一直不是中药出口大国、中药贸易大国。
(一)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分布当前国际上中药的贸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块：一是本土板块，即以大陆为中心，中药产品辐射港澳台三地。目前这一市场已经得到市场普遍的信赖，中药发展势头很好。二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和中国文化和地域相近的地区。在传统中草药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中药出口得到较大的发展。三是南亚和非洲市场，这一地区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卫生状况差，对中国价廉物美的中药持有热情的态度，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四是北美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把中医作为回归自然和天然食品运动的一部分，才开始接受中医(杨培，2007)。目前中药被美国国家卫生署当作补充和替代疗法，据美国《预防》杂志2007年的研究结果，在全美，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000万人使用过天然植物药，这一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项中药产品通过美国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目前只有几种药品通过了FDA的新药临床研究预审，获准进入临床试验，中药在美国的贸易呈现市场大、使用广泛、尚无合法地位的局面。五是欧盟市场，在欧洲，天然植物用药市场规模较小，但是发展迅速。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洲绿色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天然植物用药的求助。2004年3月31日欧盟通过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和2004年4月30日通过《欧盟传统药品法案》给中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六是阿拉伯市场，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援外医疗队就把中医药带到了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保健、强壮、减肥、美容的中成药很受欢迎，产品大多来自港台、东南亚、日、韩甚至欧美国家。我国产品打入该市场有巨大潜力，但必须在剂型改造、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上下功夫，才能占有一席份额。目前，21个阿拉伯国家中，几乎都开设了数量不等的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1988年，阿联酋成立了中国中医药治疗中心，沙特、阿曼、也门相继商讨引进中医药专家。
(二)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医药工业一直保持7％的增长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可能保持该速度。其中全世界中药的年贸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中药在全球的应用地区已达到45％(杨文茵，2008)。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植物用药原料大国，其中药产品在世界中药贸易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却是极低的。中药出口额占全球天然药物贸易额的7％，占全球天然药物销售额的3.2％，中药贸易额占全球天然贸易额的9.4％(虞忠，2006)。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中药类产品的出口量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增长状况。2005年我国中药出口达到了8.3亿美元，2005年首次出口达到10.9亿美元，2007年达到11.8亿美元(张中朋，2008)，2008年中药出口在金融危机中逆市上扬，仅1～9月份，中药出口9.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其中中药饮片出口3.8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中成药出口1.25亿美元，同比增长13.8％：提取物出口3.85亿美元，同比增长9.1％；保健品出口6267万美元，同比增长21.3％。出口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医药进一步的认可，市场需求仍然处于平稳增长；二是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仍处于上升，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三是国内中药材价格上升，人力、环保等经营成本上升，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商务部。2008)。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中药产品占世界中药产品份额不大，我国中药的出口占我国商品贸易出口份额比重较少，但是却是能够代表中国特有产品的、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贸易产品之一，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一，当前国际上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西药的副作用的加深，导致了人们需要寻求天然的毒副作用较小的天然植物用药，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在药品市场上的地位将逐步提升，各国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的认识正在转变。
第二，当前运用基因等高科技技术对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的分析增多，特别是对中药提取物的分析取得进展，加深了西方对中药的认识。特别是近5年来，西药新药申请由于合成技术越来越高，费用和试制时间加长，西药研究成功率出现下降，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中药等天然药物。据目前我国在国际上最成功的中药是青蒿素，随着美国和德国科学家的深入，逐渐发现青蒿素在治疗乳腺癌、白血病和骨癌上具有特效。2004年比尔·盖茨基金会出资4260万美元用于青蒿素的生物合成。
第三，在治疗癌症、免疫性疾病、糖尿病以及很多老年慢性病等疑难病症方面，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的独特优势逐渐被西方主流市场所接受，特别是中药在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特殊疗效，为中药大规模进入西方主流市场开启了商机。2005年3月，中国抗癌新药“双灵固本散”成功通过美国FDA审核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该事件标志中药已经有能力开始进入西方主流市场。
第四，日韩等国家在中药或天然植物药上的科技投入示范作用，促进了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国际化，推动了市场进一步扩大。日韩在中药制剂和中成药上加大投入并成功占据了西方主流市场，在中药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远超中国，使中药在世界贸易中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第五，目前国外有2000多家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开发天然植物用药。“洋中药”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中国作为中药的使用大国，国内外面临的竞争渐趋激烈。中药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受到挑战。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前中国在中药的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小，科研投入暂时无法同国外相比，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药使用大国，产业国际化程度偏低。但是目前机遇有利于中药扩大贸易出口，做大做强中药企业。
二、如何扩大中药产业的国际贸易
(一)保护传统医药是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关于中医废存之争由来以久，但中医的现代化之争开启于1992年，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徐绍颖教授归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课题。拉开了中药现代化的序幕。此后十几年里对于中药现代化的争执一直持续不断。2006年6月1日，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功耀教授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拉开了他批判中医中药的序幕。此后他发起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人数已经过万。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中医中药的论断。因此目前中药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关口。
而此前2005年7月在国内首家以经营日本津村中药饮片为主的深圳“和顺堂”药店的开业，同样震动了中医药业内人士，有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药核心技术——中药炮制技术的泄密所致的后果，使人们看到中药的生产技术来自国际化的竞争。
对于中药产业来说。不论学术界争执的焦点在哪，但是只要有利于中药产业的扩张和国际化，有利于中药的对外贸易出口，就有助于中药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首先就是要保护传统医药，使中药的核心技术不能在学术争执中流失和泄露。在技术上保护传统医药的核心技术，在生产上保证中药的核心工艺技术，探索并修复中药古方。现代企业中最能够体现企业竞争力的是企业的核心技术，中药作为一项能够存在数千年的古老医学的体现，其原创性不用质疑。因此，只有在做到保护中医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对中药产业进行扩张。
(二)正确认识中药与西药主流市场的差距中药国际化的实质就是中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早在2006年7月，原国家科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开展的国家课题“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时就提出了“中药国际化”为理念的中药现代化口号，并提出实现2～3个中成药品种作为治疗药物进入西方主流医药市场的阶段性目标。但是除了极少数中药进入主流市场外，绝大多数企业和产品都停滞不前或者发展无力，和西药主流市场相比，主要呈现以下差距。
1东西方不同医学文化背景下的差距。由于中药的传统理论和文字表述很难准确地翻译成外文，在沟通和交流上中药和西方社会民众接触相对较少，尤其缺乏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使外国人缺乏对中药深层次的了解。而且中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观”的哲学思想，中药疗效和西药立刻见效的效果明显不同。西方国家之所以不能接受中药，很大因素就是中医药理论不能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认为中医药缺乏科学依据。这种医学文化上的差异，成为中药走出国门的最大羁绊。
2中西药产品质量上的差距。西药从研究、试制、临床试验到取得生产资格都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进行的。严格的药品品质管理保证了西药质量，使西药能够长时间占据药物生产的主流市场地位。药品品质问题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中药出口的首要问题。
3中外药品产品标准的差距。中国中药产品要走向国际化，扩大对外贸易，实现出口创汇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的标准来进行。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中药标准，各国法规之间差异较大，对待中药的态度不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贸易的扩大。2007年底第九届中国药典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已经开始研究制定2010年版中国药典修订原则，并着手建立中药标准规范技术体系。2008年2月国家药品监督局通过新闻。提出了“加快中药标准体系建设，确立植物药领域的国际主导地位”的口号。只有中药做到“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符合作为商品的基本要求，中药扩大出口才有希望。
4技术贸易壁垒，特别是绿色贸易壁垒的阻碍。近年来我国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象日益增多，影响日益扩大，严重阻碍了我国中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目前中药面临的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以下内容：第一，卫生检疫和检疫标准，由于各国检疫标准的不一致，将对中药对外出口造成屏障。第二，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限制，主要有二：一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二是《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三，绿色环境标志认证，即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00标准认证。第四，绿色包装和标签的使用。我国中药出口时，在产品包装材质、包装设计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药品说明书也经常出现不规范的现象，不能严格按照进口国的管理法规全面标示规定内容，经常出现与进口国的法规与风俗发生冲突的现象(文占权，2007)。
5中西方药业企业营销水平有明显的差距。和西方医药行业相比，中药企业无论在销售理念、销售方式还是销售业绩上都不是同一层次。西方医药企业在营销上实施的是品牌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营销战略。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制药企业的市场份额高达45％，排名前10位的药品占全球药品销售总额的10％，研究表明，在世界著名制药企业中，大品牌产品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与其价值增长倍数呈明显的正相关。规模化是企业实现成本领先和规模效益的重要前提，国家统计局曾在2003年针对国内中药企业做过一项调查，中药企业销售规模与其平均销售利润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当企业规模达到5～10亿时效益最佳，低于或高于这个规模区间的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专业化是充分利用资源、建立品牌和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专业化发展方向可以进一步分为治疗领域专业化、产品类别专业化、营销手段专业化等。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医药企业通过营销方式的不断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和升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今天的美国医药企业数量只有几百家，他们或是竞争力极强的跨国医药企业集团，或是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而中国的中药行业在营销上还只是停留在以医带药，海外建店，借船出海等方式上，市场竞争力明显偏低。
(三)加大中药企业的科技投入。提升中药产业扩张能力21世纪是生物医药快速发展的时代，医药行业是伴随社会发展和人们健康需求持续成长的朝阳行业，中药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将会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市场竞争、并购重组的结果必将使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企业淘汰出局，也必将使一些优秀的中药企业脱颖而出。通过高科技的投入，实现古老医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才能真正做到扩张现有中药企业，提升产业的扩张能力，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切实做到扩大外贸出口。
1983年，国家科委建立了“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负责全国生物科学和医药卫生方面的技术工作。1986年开始，生物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863计划中，其中医药技术是其重点内容。科技部还把“九五”计划以来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作为重点工程建设，最近又提出“生物医学工程科技产业行动纲要”，2009年初，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马燕合提到中医药科技经费的增长速度近10年来呈指数型增长，这在其他行业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中药的科技化、产业化进程。但是和国外相比特别是和日韩相比，还存在差距。在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鲁南制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志全对记者说：“要实现中药现代化，目前亟需提高中药研究、开发的科技水平。”在他认为：我国中药出口一直以原材料为主，中药制剂和中成药出口很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技术水平落后。相反，日本、韩国等国家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中药制剂的分离提取、质量控制标准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更可怕的是，许多外商正依靠他们掌握的技术优势，加紧搜罗相关信息进行研究分析、抢先申报，使得我国许多中药的知识产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例如，丹参是传统中药，日本却利用先进的中药膜分离技术，研制出了疗效更好的丹参产品，横扫欧洲市场。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银杏等我国传统中药材，目前我国申报银杏专利共68项，外国人虽然只申报了4项，但其中却涵盖了银杏的全部提取工艺流程。
鉴于我国中药生产企业规模小，产业布局分散，创新能力有限的状况，要实现中药科技投入，没有政府支持是不行的。由政府牵头成立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生产企业共同组成的课题攻关组，将分散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研制开发中药制剂的拳头产品，加快中药科技进步的步伐。只有技术水平上去了，才能提高中药的竞争力，才能尽快实现中药现代化，扩大中药出口贸易。
(四)中药的国际化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中国中医药能否在国际上扩展空间，中药能否成为世界的主流医药，中药能否为中国企业带来国际贸易的丰厚收入，这才是研究中医药国际化和对外贸易的关键。虽然中药存在自身很多问题，迄今有的医学理论尚无法解释，但是它能够从传统医药保留到现在，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说明它具有的科学性和疗效。在当今国际贸易中，真正决定贸易成效标志的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定价权和话语权。在当今西药占有主流定价权和话语权的产业市场上，决定中医中药能否在此市场上分得份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中医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
按照学者郎咸平的观点：当前产业竞争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欧美国家掌握产业链的定价权。对比中药和西药的竞争，同样包含定价权之争，这种定价权就是谁占据主流市场的话语权。中药要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必须是国家整体实力提升所带来的软实力支撑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三、扩大中药出口贸易的建议
(一)加大中药的生物活性研究重点加大中药提取物研究，这是科学提升中药及其相关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目前中药标准提取物已经在保健、化妆等领域取得一定范围的认可和推动，这将有助于中药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模式，推进行业发展(王智民，2007)。
(二)实现中医药产业的升级换代作为一种大宗出口贸易，按照目前中药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不够的。中药企业现在呈现的产业格局基本上还处于分散状况，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大产业。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对中药行业进行发展导向和政策指引，提高投资者对中药的利润预期，以提高产业吸引力，同时鼓励各种投资进入中药行业提升中药产业发展空间。目前国内一些行业，如金融、证券业纷纷抢滩中药产业，把投资中药作为企业转型和扩展规模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外的一些财团也开始在内地建设发展中药科技基地，近年来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中药的资金已经达到103亿元。
(三)中医知识产权和中药标准化规范的制订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取得知识产权是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在加强中药核心技术的专利保护的基础下实现国际交流和合作，才能有效实现促进中药的对外贸易，也才能争取并有效掌握中药市场的话语权。只有推出自己的中药标准化规范，在研究、生产、质量和管理上创建标准体系才有利于中医迈向国际化市场，避开或减轻非关税壁垒对中药的不利影响。
(四)中药企业自身营销模式的转变要凭借中药的原材料的优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占领国际市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中药在政策上、技术上、规范上等自身因素的改变外，还需要中药企业在营销模式上的彻底改变。中药企业生产的产品首先要进行市场细分，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不同消费人群确定不同的产品。通过准确定位目标市场，选择重点市场、潜力市场，根据市场选择产品。进行品牌营销，把东方文化的神秘、审美和健康元素融入产品。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