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在立足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目前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但不同学者和地方政府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党的十之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其内涵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即“四化同步、美丽中国、布局协调、以人为本”，具体阐述如下。“四化同步”是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美丽中国”是指强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布局协调”是指城镇在空间布局上，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人为本”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综合来说，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城镇化质量，注重城乡统筹，注重城镇化的协调性。
1.2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特征
1.2.1完善的交通、通信网络弱化了传统的城镇等级序列
以中心地理论为核心的传统空间组织观念认为：城市也好，中心也好，产业也好，均是为某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服务的，并以其所在场所为核心，辐射一定的地域范围，于是出现了空间结构的等级观念和规模差异。然而，交通、通信模式的完善和现代化，使城市发展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镇的时空距离被压缩，区域内的城镇等级关系发生变动。中心城市外部的若干节点，作为城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彼此平等，弱化了等级序列关系，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协调。此外，城镇地位、功能等的发展也将打破传统的等级序列，发生重组与重构。
1.2.2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的升级。我国当前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这标志着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已步入社会消费需求全面升级的阶段。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升级，人们对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城镇发展中要做到生态、文化的保留与发扬等。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1.2.3县城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当前，我国有2亿～2.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农村。由于大中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大，且进城农民面临居住环境差、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低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无法充分融入大中城市，而绝大部分小城镇规模小、设施差、就业机会少、预期净收益低、缺乏城市文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县城兼具大城市城市文明和小城镇亲近农民家园的优势，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县城实际承担着小城市的职能，在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和城镇建设等方面都要明显领先于其他镇。无论是本地人口的城镇化还是异地城镇化人口的再本地化，县城无疑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2.1汝州市概况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浅山丘陵地区，地处郑州、洛阳、平顶山和许昌四市的辐射交会地带，位于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圈层，是河南省改革开放试点县和首批省直管市之一。汝州市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是全国50个重点产煤县市之一。2011年，汝州市辖5个街道办事处和15个乡镇，年末总人口为106.3万，城镇人口36.5万，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地区生产总值为287.7亿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排名中位列第9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是河南省典型的发展地区。
2.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
2.2.1城镇化进入起飞阶段，人口城镇化压力大
按照惯用的城镇化水平统计口径，以总户籍人口为基数、以市域内的城镇人口数为实际城镇人口，汝州市2011年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滞后于河南省平均城镇化水平6.4个百分点，但其增速快，近十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7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进入起飞阶段。汝州市人口城镇化的压力主要来自农业中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汝州市现状农村人口约71.3万，其中劳动力约44万人。根据汝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国家土地政策要求以及未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未来汝州市域累积将有近30万人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城市(镇)有足够的就业吸引和产业支撑能力。
2.2.2中心城区集聚作用强，小城镇低水平均衡
汝州市中心城区基本位于市域的几何中心，各乡镇驻地至市中心城区的平均距离约为17km，中心城区对全域有一定的服务作用，特殊的空间格局形态增强了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2011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占市域城镇人口的75％左右，首位度约为8.4，可见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明显。然而，15个乡镇驻地人口规模平均为1.1万人，低于全国1.2万人的平均水平。近半数的乡镇驻地人口规模不足1万人。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水平不高，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导致小城镇的集聚程度低。2.2.3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本地城镇化进程缓慢汝州市是河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户籍人口外出现象明显。根据汝州市劳动局提供的汝州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劳动力就业工作调研报告，2011年汝州市在市外务工人员约20万人。市外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及山东省东部发达地区，以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2011年汝州市域异地城镇化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55∶100。
2.3存在的问题
2.3.1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动力不足
2011年汝州市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1∶58∶31，就业结构为52∶28∶20，汝州市2011年的城镇化率低于产业的工业化率。汝州市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支柱产业主要为能源化工产业。由于能源化工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轻工业缺失及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城镇化滞后。通常用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2011年汝州市IU比和NU比分别为0.82和1.40，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城镇化未能随着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而同步提高的实际状况。
2.3.2市域城乡格局缺乏统筹规划
受乡镇行政区划的制约，汝州市域小城镇的建设在乡镇的范围内进行，各乡镇都在做大，每一个乡镇都要建设自己的“小城镇”，对市域范围内的城镇体系缺少统筹规划。通过对汝州市域内已有规划的梳理分析，根据各城镇总体规划，规划2030年镇区人口之和为41.6万；《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修编》确定2030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为80万～100万。按照各城镇总体规划和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至2030年规划汝州市域城镇人口将超过120万。这对汝州市有限的土地资源而言是难以承载的。此外，城镇因发展条件相似，彼此之间竞争大于协作。从各乡镇的功能上来看，蟒川、寄料、夏店、陵头和临汝等乡镇在发展上均强调煤炭、建材和机械等产业，规划职能趋同。
2.3.3生态环境问题严峻
由于汝州市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因矿山开发而引发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汝州市地面塌陷、地裂缝影响面积达58.1km2，采空塌陷损毁土地面积共计65.17km2，主要分布在蟒川、小屯、寄料、大峪、临汝和陵头等煤矿开采区；二是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乡村工业化模式使得有限的耕地被非农产业过多占用；分散化布局导致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遭到破坏，工业污染扩散到农村。
3汝州市城镇化优化对策
3.1总体战略：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践行新型城镇化
国家确立中原崛起战略，河南省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战略，大力开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探索，汝州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当然这也对其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发展战略背景下，考虑到汝州市自身的因素，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的机遇，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从传统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审视汝州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体现较为突出的传统特征，汝州市应从4个方面实现向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
3.2空间组织：强化中心城发展和培育一定数量具有特色职能的小城镇
3.2.1汝州市城镇空间组织模式选择
通过研究国内比较典型的城镇化发展案例，如小城镇主导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城市融合扩张型的长株潭模式，以及城乡全域统筹型的成都城乡统筹模式，笔者认为汝州市域可能的路径有三条。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应区域发展战略及新型城镇化目标，汝州市的城镇组织模式确定选择路径三，即在极化发展中心城的同时有选择地发展基础和潜力较好的特色小城镇。托起一些发展条件好、有发展前景的城镇的发展，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强大的团体参与到大区域的竞争中，同时又能够兼顾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2.2汝州市域城镇功能结构体系
选择有限地区集中发展，强化中心城集聚，弱化中心城近邻乡镇的综合性定位，突出城镇特色职能、生态空间和服务基地，构建“中心城区—特色镇—服务基地(点)”的城镇功能结构体系。(1)中心城区。汝州市中心城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圈层向外辐射的重要节点、河南省地区性副中心城市及全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心城区主要集中商业、医疗、文化和教育等现代生活服务功能，以及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信息咨询和职教研发等高等级的城市服务功能，同时发展以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生物科技和农副食品加工等为主导的新型工业；提高就业支撑水平，吸纳并集中汝州市域大部分的城镇人口。(2)特色镇。特色镇是某种特色职能集聚地，汝州市域的特色镇共有6个，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临汝镇、寄料镇和小屯镇。其未来发展基本保留现状，并不鼓励其第二产业功能，逐步引导第二产业功能向城区产业集聚区集中，逐步发展为次区域的综合服务中心。第二种是有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和良好的品牌发展潜力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温泉镇、骑岭乡和大峪乡。未来发展主要彰显乡村特色，突出与城市的差异，走特色化道路；注重营销，品牌化发展旅游度假业。(3)服务基地(点)。服务基地(点)包括夏店、焦村、杨楼、陵头、纸坊、蟒川、庙下共7个乡镇。该类城镇本身的特色化发展条件有限，是广大农业地区的中心。未来发展主要强化其所承担的周边生态区域中农民的社会及生活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3.3支撑策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1)增强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和吸引能力，吸引人口回流。
为应对未来快速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充足的就业支撑，汝州市中心城区应实现：一是城市产业的转型。转变以能源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推动汝州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发展的服务性行业，支撑人口的就地转移与人口回流。二是城市服务的提升。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是劳动力回流和落户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心城区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品质。
(2)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首先，要改变现阶段农村分散、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建立新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地流转机制的形成，允许进城农民分享农地流转收益。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其次，要发掘乡村的综合功能，改造传统产业，在生态区域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乡村生态旅游、苗圃花卉种植园和科普教育等多种产业形态，构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的产业形态，因地制宜地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3)引导城乡人口、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推进城乡融合。
有针对地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生活、居住习惯，45～59岁、60岁及以上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比例较低，分别为10％、5％；45岁以下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程度较高，故重点对4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和转移。加强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无差别的生活；加强劳动就业信息服务，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建国以来，江西围绕加快推进城镇化，大力培育中心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集约发展小城镇，全省城镇规模进一步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功能进一步完善、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城镇化水平跨上了新台阶，吸引着周边地区资本、技术、人才、产业向城镇集聚，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1.城镇化水平有明显提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使江西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突出表现为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体系日益完善、城镇布局日趋合理。从城镇人口来看，1949年全省总人口为1314.04万人，城镇人口为124.83人；2011年全省总人口为4488.40万人，城镇总人口为2051.20万人；2011年与1949年相比，全省总人口增长241.6%，城镇人口增长1543.2%，城镇人口增长幅度大大高于总人口增长幅度；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9.5%提高到2011年的45.7%。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江西城镇化率由37.1%提高到了44.1%，在全国位列第19位，高于河南、湖南、河北、安徽、青海、新疆、广西、甘肃、贵州、四川等地；在中部地区，江西城镇化率列第三位。[4]从城镇体系来看，至2010年底，全省设市21个，市区面积已达32825.83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1626.8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856.90平方公里，分别比2000年增加了2348.73平方公里、72.80平方公里和313.90平方公里，分别增长7.2%、4.5%和36.6％；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南昌市，人口在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有赣州市、九江市、景德镇市、吉安市、抚州市，人口在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有新余市、萍乡市、宜春市、上饶市、南康市、瑞金市、丰城市、高安市、樟树市、鄱阳县、兴国县、于都县、信丰县，还有人口在10万～20万人的小城市28个以及各类建制镇770个，逐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为支撑，众多建制镇为基础，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从城镇布局来看，江西绝大部分城镇临水沿路而建，逐步形成了以南昌为中心，以浙赣线和京九线为发展轴带的“一心二带”大十字格局。大十字架附近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密度较之其他区域要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要高，由此江西城镇的空间布局呈南稀北密的特点，浙赣铁路线以北的地区有16座城市，以南地区仅有5座城市。
2.城镇拉动经济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趋势是同方向变化的，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可以聚集土地、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大大提高经济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促进经济快速有序发展；同时，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发展，还能够推动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到2011年全省城镇化率提高到45.7%。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全省GDP总量由1978年的87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583.8亿元，三大产业的结构得到明显改善(见表5)。1978年江西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0.91:0.49，到2011年其比例调整为1:4.74:2.59；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0.4%上升到2011年的31.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全省的经济贡献率不断提高，城镇龙头作用日益显现。2010年城镇经济占全省GDP比重为87.23%，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镇化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3.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江西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统筹城镇功能区与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产业向城镇集聚，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商务贸易、交通运输和社区服务等成为就业蓄水池，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建立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就业市场、就业信息披露机制、就业综合服务体系，消除对进城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使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全省城镇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267.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802.02万人，增长199.9%；2010年与2000年相比，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吉安市、宜春市、抚州市、上饶市城镇化率分别提高16.83个百分点、10.72个百分点、19.99个百分点、14.28个百分点、18.97个百分点、12.5个百分点、16.97个百分点、15.65个百分点、10.77个百分点、10.59个百分点、24.92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数分别增加62.98万人、13.41万人、13.84万人、33.83万人、17.82万人、14.33万人、33.4万人、30.37万人、29.83万人、24.78万人、38.93万人，其增长率分别为63.8%、47.6%、53.2%、57.0%、138.1%、113.7%、52.4%、67.6%、54.3%、62.6%81.8%（见表6）。城镇化是增加城镇就业的重要途径，据测算，全省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转移44万农村人口到城镇生活。[5]以九江市为例，该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深化户籍改革，放宽市辖浔阳区、庐山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落户条件，基本取消所辖县（包括共青城市、瑞昌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镇（街道）的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其他建制镇的落户条件，鼓励、引导本市籍农民、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和经商人员向城镇转移落户，[6]使该市2006年～2010年城镇就业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9.3%、5.1%、4.8%、4.2%和4.6%。
4.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江西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原则，加大市政建设力度，使城镇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提升了城镇的集聚力、吸引力和承载力。“十一五”期间，全省各类城镇完成市政设施建设投资747亿元，年均增长25.3%。城市道路和交通建设得到长足发展，2010年末，全省城市道路面积11330.3平方米，比2000年增长244.07%；城市道路总长度达到5742公里，比2000年增长89.32%；城市公共汽车、电车营运车辆7048辆，比2000年增长74.84%（见表7）。随着南昌市青云水厂三期工程、景德镇第四水厂、赣州市第三水厂、南康市第二水厂等城镇供水设施的建设和投产，全省城镇供水能力进一步增强。2010年全省县城以上城镇日供水能力达495.23万立方米；居民自来水普及率97.43％，比2000年增加4.13个百分点；供水管道长度达9526.55公里，比2000年增长140.08%。九江市、吉安市引进上海通达公司建成天然气供气项目，不仅为政府节约了大量投资，而且提高了市民生活用气质量。2010年末全省城市人工煤气供应量为58207.88万立方米，比2000年增长47.5%；城市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188847.33吨，比2000年增长14.66%；城市燃气普及率为92.36%，比2000年提高23.16个百分点。城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效扩大了城镇人口容量、提升了城镇功能和效率、促进了城镇现代化建设。
5.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江西突出加强事关城镇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基础性、功能性、生态性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和园林绿化建设，走环境友好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使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100座，是全国第五个实现县城以上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的省份，日污水处理能力达272.55万立方米，全年处理污水总量达7.6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80.83%，比2005年提高45.91个百分点（见表8）。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幅提高，到2010年底全省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场17个，垃圾无害化处理量300.2万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1.6%，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85.89%，比2005年提高37.02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13位；生活垃圾清运量284万吨，比2005年增长7.58%。按照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要求，全省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10年底全省设市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6.62%，绿地率43.2%，均在全国排第1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04平方米，比2005年新增5.22平方米，在全国排第7位。目前，宜春、景德镇、南昌、新余、赣州、萍乡、吉安7个城市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武宁县和吉安县被评为国家园林县城，萍乡安源区安源镇评为国家园林城镇；11个设区市和28个县（市）评为省级园林城市。2010年城市绿化覆盖面积48924公顷，比2000年增长144.08%；城市公园数由2000年的109个上升至2010年的238个，公园面积增加至6442公顷，增长253.96%。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为建设绿色生态江西、创建一流人居环境，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作出了积极贡献。
江西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建国以来江西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这些问题使城镇产业发展水平和人口聚集能力难以适应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要求。
1.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近年来，江西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呈现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良好态势，但若把江西城镇化发展放到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来审视，与发达地区或周边发展较快的邻省相比，江西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从江西城镇化历程来看，城镇化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比全国城镇化率17.9%低1.1个百分点，到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虽然提高到45.7%，但全国城镇化率为51.3%，与全国城镇化率的差距扩大到5.6个百分点，说明江西与全国城镇化差距呈扩大趋势。在华东六省中，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仅高于安徽省0.9个百分点，分别低于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城镇化率16.2个百分点、16.6个百分点、12.4个百分点、5.3个百分点（见表9），与这些省的城镇化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不仅如此，江西作为一个内陆欠发达省份，其城镇化基础薄弱，拥有的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最少，拥有百万人口以上和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也最少。2010年，江西除城市用水普及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之外，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等城市设施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同时，在城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重建设、轻规划、品位低问题，有些小城镇脱离自身基础和经济发展需要，盲目扩大镇区规模，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不加珍惜，使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2.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江西城镇化地域差异大，突出表现为各设区市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极不平衡。南昌市作为省会所在地相对其他城市而言，由于其对流动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具有更强的吸收转移人口的能力，2011年城镇化率为67.24%，比2000年提高18.36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1.5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最低的是宜春市，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38.19%，与城镇化率最高的南昌市相比，两者城市化率竟相差27.52个百分点。2011年与2000年相比，城镇化率提高最快的是上饶市（城镇化率由16.97%提高到41.74%，提高24.77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最慢的是抚州市（城镇化率由26.61%提高到38.82%，提高12.21个百分点），两者城镇化率提高幅度相差12.56个百分点。2011年11个设区市中仅有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的城镇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见表10）。同时，县域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城镇不多，县级城镇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造成许多同构性浪费和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未能依托新兴产业形成先进的现代产业和较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全省城镇化地域差异，形成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格局，对整体推进江西现代化进程带来很大压力。
3.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是工业化的载体，按照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规律，城镇化要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来看，其城镇化水平往往高于工业化水平，目前国际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根据钱纳里模型，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城镇化率会领先工业化率近30个百分点。[8]江西城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发展，但没有像多数国家和地区那样带来人口和产业的大规模集中，其结果造成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2011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583.8亿元，按当年全省年末常住人口4488.4万人计算，人均生产总值约合3898美元。当年江西工业化率为48.5%，按城镇化率领先工业化率30个百分点计算，全省城镇化率应在78.5%左右。然而，当年江西城镇化率仅为45.7%，不仅没有领先工业化率，反而低于工业化率2.8个百分点（见表11）。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不利于城镇吸纳农村人口，而且会阻碍工业现代化及其经济效益的提高，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人口素质难于提高，从而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4.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不是为城镇化而城镇化，而是为了利用城镇对人口、资本、资源、技术和商品的集中所带来的聚集效益和城镇经济辐射效应来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由于江西大中城市数量少、发展水平低以及小城镇粗放发展，导致城镇的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相对于小城镇而言，大城市更能发挥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辐射能力，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带动其繁荣和进步。然而，江西大城市数量少，至2010年底，全省有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有13个、小城市28个和各类小城镇770个，大城市占全省城镇数量的比重仅为0.7%。同时，江西大城市普遍存在产业水平低、竞争力弱等问题，使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不强。2012年5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显示，根据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发展成本、产业层次、收入水平、居民幸福感、就业水平指标，所列的294个城市中，江西仅南昌市排名第42位进入百强，其他设区市排名都在100位以后。南昌市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经济实力不强、聚集和辐射能力较弱，制约了其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城镇是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城镇发展有高度的相关性。江西中小城市不仅规模偏小、数量较少，而且各城市产业同构和结构雷同现象严重、互补性差；普遍缺乏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大型企业集团的支撑，承上启下的节点作用不够突出；产业支撑能力不足、产业聚集层次低、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二、三产业所占的比例过低，不利于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小城市难以有效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江西小城镇虽然数量不少，但档次低、规模小、布局散，服务和带动其周边乡村发展的功能较弱。档次较低，多数小城镇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实力弱，未能进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结果城镇功能不完善，难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形成地方产业特色，限制了其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规模过小，多数小城镇还只是简单的商品交换集散地，对要素资源的聚集能力弱，金融、信息、技术等生产业缺失或服务水平低下，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完善，承接外部产业的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更谈不上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布局分散，众多小城镇发展缺乏规划、布局分散，相互之间未能形成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不仅分散了发展力量，造成许多结构性浪费，而且形成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难以产生较强的辐射能力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推进江西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30%提高到60%时，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为45.7%，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江西应抓住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良好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努力实现城镇化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⒈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城镇规划是城镇建设的蓝图，决定着城镇未来的发展。江西要推动城镇的科学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作用，深入研究各城镇历史文化、风俗民情、产业基础、承载能力、发展前景，用先进的规划理念制订科学的城镇规划，充分展示城镇的历史内涵、现代风貌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切实做到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近年来，江西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编制城镇规划应充分体现先进的城镇发展理念，坚持世界眼光、立足长远发展、面向城镇未来，着眼于资源能源节约、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健全、人流物流便捷、经济文化繁荣、社会事业发达、城镇管理高效、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等城镇现代化发展，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为此，城镇化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以规划统领城镇化，提升城镇设计和建筑水平，明确城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工和空间布局，引导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提升城镇安全、便捷、舒适功能，保护城镇生态环境，并加强对实施规划过程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保障实施规划的有效性，防止和制止实施规划过程中的随意性；城镇规划要统筹考虑自然条件、历史沿革、人口规模、经济基础、发展前景和居民意愿，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整理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运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有机衔接，形成城镇发展规划体系，合理确定城镇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布局，做到既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又体现时代性和超前性；城镇规划要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相衔接，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好江西得天独厚的江河、湖泊、山林、湿地等自然禀赋，依托区位交通、特色产业、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提升城镇文化品位，彰显城镇个性魅力，着力形成结构合理、布局协调、功能互补的城镇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比较优势，努力做到优势互补、共创多赢；城镇规划既要注重规划前瞻性，结合江西城镇化发展实际，坚持立足长远、面向未来，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切实解决规划赶不上发展、规划滞后于建设的问题，又要坚持规划科学性，防止出现脱离实际、过度超前、贪大求快、因人力物力财力难以承受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实施问题，根据城镇的基础条件、能源资源、环境容量等，科学确定城镇人口规模和区域规模，使其有足够的承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完善规划科学决策机制，坚持政府主导、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要求，严格规划编制和审批程序，重要规划要多方案备选，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立法保证规划的实施。
⒉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产业发展创造供给，城镇化建设创造需求，产业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产业的“加速器”。没有产业支撑，城镇会因此缺失活力、缺少张力、缺乏竞争力，壮大城镇实力、提升城镇地位、强化城镇聚集和辐射功能，基础在产业、关键在产业、着力点在产业。要加速推进江西城镇化进程，必须把产业作为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坚持“三个结合”，实现城镇与产业联动发展、协调共进。首先，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要以产业集聚规模化的新型工业发展来支撑城镇化发展，把工业化作为增强城镇经济实力的路径，将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与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互动发展。按照“产城一体”的要求，从各城镇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与当地资源结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如在昌九工业走廊打造共青城部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基地，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航空制造、绿色照明、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景德镇直升机、南昌航空城、上饶太阳能、吉安通讯终端、宜春锂电新能源、赣州钨和稀土、鹰潭铜、新余镍材料精深加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及应用软件、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引导、扶持作用，促进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增加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加快无污染、低耗能、节水型工业化进程，推进以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的节约型和环保城镇建设。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注重提供就业机会和打造创业平台，增加就业岗位，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通过工业园区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升级，强化要素聚集与辐射效应，全面提高城镇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其次，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结合。按照城乡产业联动和协调发展原则，以城镇为依托，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合理流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着力形成城乡产业分工合理、区域特色鲜明、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运销业，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加工程度，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高效农业产业体系，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引导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转移和扩散以及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第三，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相结合。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服务业高度发达，要在大力发展商贸流通、餐饮服务、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加快金融、保险、物流、证券、信息、文化、咨询、物业、社区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使城镇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重要集散地，聚集人气、财气、商机，提升城镇形象，提高城镇品位，完善城镇功能，增加就业容量。
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环境，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遵循自然规律，从而使人自身获得发展。新型城镇化强调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发展绿色和循环经济、增加环保投入、重视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开发等，实现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使城镇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生态良性循环相适应。因此，生态文明理念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目的，就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环境优美的生态宜居城镇，逐步转变以过度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这正符合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崭新的文明阶段，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荣为基本特征、以解决人类现实生存危机为使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只有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才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提升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环境质量，使人们安居乐业，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城镇化建设中去。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有力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和重要保障。
二、湖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随之起步；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步入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湖南省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城市数量、城市规模、城市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有了较快的发展，由乡村湖南向城市湖南转变。
（一）城镇化进入加速期
湖南省城镇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城市化进展也比较缓慢。数据表明，从1950—198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由28.4%上升到41.3%，而中国由11.18%上升到19.39%，湖南由8.0%上升到12.7%，其中的差距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湖南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1.5%上升为2013年的47.96%。与此同时，城镇数量快速增长，城镇数量由1978年的154个上升为2012年的1131个，县级市由1978年的7个上升为2012年的16个，地级市由1978年的3个上升为2012年的13个。目前，湖南城镇化率已经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进入加速期，预计湖南城镇化水平将继续保持每年约略高于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于2015年超过50%，正式步入城市时代。
（二）城市群成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
城市群是实现区域非均衡发展、效率优先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推进湖南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长株潭城市群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比较成熟的城市群，是湖南省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核心区域，而“3+5”城市群的建设，更是大大推进了湖南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提升，成为解决湖南大中小城市与城乡协调发展的最好空间尺度。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长株潭城市群以占湖南省20.86%的常住人口，创造了湖南省43.01%的GDP、52.46%的工业增加值、43.18%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其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313.59亿元，占湖南省的39.79%“；3+5”城市群以占湖南省61.25%的常住人口，创造了湖南省78.77%的GDP、超过90%的工业增加值、75.02%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其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2636.78亿元，占湖南省的68.75%。
（三）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
近年来，湖南坚持产业优先发展，采取多项措施做大做强工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优化。2000年，湖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1.3∶39.6∶39.1，呈现出第一产业比例过高、第二产业比例不足、第三产业处于低工业化背景下的“虚高”状态的特征。到2013年，湖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2.7∶47.0∶40.3，呈现出“二、三、一”型产业发展的优良格局，第二产业实力强劲，第三产业发展形势良好，这些都为湖南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相适应，湖南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以长沙、株洲、湘潭等为代表的城市开始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为主导产业的新型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
（四）城镇公共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近年来，湖南省城镇建设投资规模逐步扩大，城镇公共基础设施逐步完善。2013年，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18381.4亿元，是2000年的17.24倍，主要投资领域有制造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中，城镇投资16211.1亿元，同比增长22.8%。同2012年相比，投资增速较快的行业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速为68.8%；其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达到51.8%；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的投资比2012年增长40.2%。比较2012年与2000年的数据，道路长度由4739公里增加到10367公里，人均拥有道路由7平方米增加到13平方米，污水处理率由27.3%增加为85.8%，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28.3%增加到3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5.1平方米增加到8.8平方米，垃圾处理能力由4427吨/日增加到17004吨/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50.5%增加到95.7%。基础设施功能的日益加强使城镇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大大提高了城镇综合承载力。
三、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湖南省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分析
湖南省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期和工业化中后期的重要阶段，面临发展和保护的双重压力。受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惯性等因素影响，湖南省存在城镇化质量不高、资源消耗较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发展不可持续等问题，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面临巨大的阻碍和挑战。
（一）缺乏科学的城镇规划
湖南大多数城镇缺乏科学的规划，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一是城镇建设缺乏整体性和长远性规划，功能定位不清晰、不准确，空间布局不科学，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二是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建设，不顾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资源禀赋，打着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旗号，大面积乱批乱占土地、挤占农田，建设城市新区、产业园、科技城等，热衷于形象工程建设，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极大浪费。三是把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城镇规模的扩张，任意扩大用地规模，导致城镇成为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和一个个建筑物的堆砌，浪费了大量土地，严重制约了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二）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湖南省土地扩张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从土地面积来看，2012年湖南省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土地面积为19424平方公里，比1998年增长了18.82%；其中，建成区面积达到1229平方公里，是1998年的2.35倍。从人口来看，1998年，湖南省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总人口为1026.27万人，2012年末的总人口为1362.7万人，人口增长率为32.78%。市辖区的人口密度由1998年的628人/平方公里增长到2012年的701.55人/平方公里，增长了11.71%。由此可见，湖南省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增长较快，远远超过总人口和人口密度的增长。由于城镇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导致城镇化规模扩大与土地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耕地数量和质量呈下降趋势。
（三）能源结构亟需调整
目前，湖南省能源结构仍然是以高耗能为主，节能降耗工作面临巨大压力。从能源产业结构来看，湖南工业内部主导行业以高耗能行业为主，且集中度较高。2013年，全省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全省能耗比重达78.9%，规模工业增加值居前五位的大类行业中，有3个行业是高耗能行业。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湖南省规模工业的消费结构一直以原煤为主，2013年原煤消费占规模工业比重为49.4%。原煤的能效低、浪费大、污染重，以原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既不利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节能降耗。但是，湖南目前不具备大量使用石油、天然气而抛弃原煤的客观条件，原煤消费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有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推动能源消费8000万吨标煤，而湖南省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是由2013年的47.96%提高到2015年的50%，因此，如果能源结构没有得到调整，湖南城镇化建设将进一步推动钢铁、建材、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发展，带来规模工业能耗的大幅增加。
（四）缺乏配套的政策制度
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但目前还缺乏与之配套的政策制度。一是仍然把经济增长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地方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唯GDP论英雄、不惜牺牲环境保增长的观念未彻底转变，导致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悖离。二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环境要素的稀缺价值被严重低估，导致资源开发过度和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约束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破坏环境的成本较低。四是城镇化主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尚未建立，城镇居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及决策缺乏有效方法和途径，环保民间组织监督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缺少话语权。
四、生态文明指导下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坚持生态文明的指导，解决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走一条具有湖南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制定科学合理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
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要求，着力发挥湖南的发展潜力，科学制定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湖南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形成生态良好、功能定位准确、产业布局合理、区位优势凸现的新型城镇化格局。第一，在制定规划之前，要进行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要广泛应用生态学原理，使城镇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第二，坚持节约和合理利用土地及空间资源的原则，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加强对历史文化古迹和自然风貌的保护，促进古城的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第三，强化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力，加强城镇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土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合理进行空间开发，影响着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生态走向。第一，实现片面追求城镇化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向开发与保护并重转变，把开发和保护结合起来，制定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保护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促进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系统的共同发展。第二，根据节约集约和总量控制的原则，合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的规模、结构和时序。提高土地的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的清理处置力度，鼓励合理开发利用地上及地下空间。第三，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步缩减农村居民点用地，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向城镇流转，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四，实现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的市场化流转，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农村用地的整理、农民的搬迁和指标交易，激发农民清退闲置废弃宅基地的积极性，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促进城镇集约用地。
（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湖南突破资源瓶颈、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一，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速高耗能的火电、水泥、钢铁行业等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降低能耗，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第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支持低能耗、高附加值、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明显优势的先进装备制造、汽车、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做大做强。第三，调整能源结构，积极发展新能源。加快洞庭湖区域、衡邵盆地、张家界等地区石油、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勘探和利用工作，争取在短时期内实现湖南页岩气开发和综合利用。第四，大力支持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开发，促进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四）加强城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城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好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营造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实现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第一，加大城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多渠道筹集资金，推进城镇交通、供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第二，综合整治流域生态环境，加强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推进城镇绿化美化，建设生态农业，构筑良好的城镇生态基础。第三，加快轨道交通、城市道路、高速公路等工程建设，形成以公共交通网络为主体、以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现代化交通体系。尤其是要优化公共交通线网，形成一个以市区或县城为中心，辐射城镇边缘及居民小区、布局合理、方便快捷的公交网络。第四，要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建筑规划、设计和施工以及建筑材料生产之中，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建筑。
1.2江苏省科技创新的现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的水平成为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决定性要素。在样本期间，江苏省也越来越注重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科技经费投入规模一直都在持续增长，由2001年的92.0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288.02亿元，增长了约14倍，其名义增长率明显高于同期的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率，使得江苏地区科技发展的后劲得到不断增强；从科技人员投入来看，江苏省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数从2001年的29.5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98.23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在2012年达到了48.13万人，科技人才的后备力量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江苏省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增加科研经费方面的支出，从2001年到2012年政府的科研经费支出从15.18亿元增加到了257.24亿元。随着科技创新投入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随之出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能够有效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5年居于全国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6%，在2013年8月底印发的《创新型省份推进计划》中指出，到2015年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GDP比重达2.5%以上，研发人员占劳动力比重达8‰以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8件，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这一系列数字说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此形势下，研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江苏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科技创新投入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
2.1研究方法灰色关联模型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内容，它采用“灰色关联度”来分析相关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和相异程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时间序列的几何关系或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相关因素的关联程度，如果曲线越接近，则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时，必须先确定能够反映每个因素变化的指标序列，然后确定一个参考序列，最后计算其他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程度。上式中，γi为母序列X0(t)与子序列Xi(t)的关联度。对γi进行按从小到大顺序进行排序，可得到影响因子对结果因子的影响顺序。关联度越大，则说明该比较序列反映的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越大，二者的关联程度越
2.2数据的来源与处理衡量城镇化水平（URB）比较通用的指标是以人口的城镇化指标来衡量，即非农业人口数量/总人口数量，它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人口在城乡空间的分布情况，本文亦采用这种方法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科技创新投入主要包括科技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员投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江苏省2001~2012年的数据样本，以R&D经费支出表示江苏省科技经费投入的强度，以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数表示科技人员投入的情况。另外，江苏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因而我们选择了政府的科技拨款这一指标来描述江苏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科技经费的投入及政府的科技拨款的经济产出有一个滞后效应，当年的科技投入对城镇化的作用往往会作用于以后的年份，因而在本文的分析中，对于科技经费投入与政府科技拨款的数据选择滞后1年的时间序列，即选取2000-2011年的样本。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GDP平减指数对科技经费投入与各级政府的拨款进行平减，折实为2000年=1的不变价数值。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2.3实证分析首先，设江苏省城镇化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母序列X0(t)，科技经费投入、科技人员数、政府的科技拨款分别为子序列X1(t)、X2(t)、X3(t)根据前面的步骤，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接下来计算差序列，并将差序列结果代入公式（2）、（3），得到2001～2012年江苏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投入的灰色关联系数及最终关联度，具体结果见表1。根据表1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江苏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投入的灰色关联度δ0i(t)的数值如下：δ01(t)=0.9，δ02(t)=0.86，δ03(t)=0.76对其按照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参考其他学者研究成果，关联度越接近于1，关联程度越大。当时0≤δ0i≤0.4，一般认为关联程度低；当0.4≤δ0i≤0.6时，关联程度中等；当0.6≤δ0i≤0.8时，关联程度较强；当0.8≤δ0i≤1时，关联程度极强。因而，从关联度的计算结果及排序可以看出，2001～2012年江苏省的科技投入3个指标与江苏城镇化的关联程度都大于0.6，说明江苏省科技创新投入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程度，其中，科技经费投入对城镇化影响最大，其次是科技人员投入，最后是政府的科技政策的支持。
1.2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1.2.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和计算步骤灰色关联度分析是指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通过确定参考数列（因变量）和比较数列（自变量因素），求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之间的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越高，说明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系越紧密[4]。本文以云南省1978～2012年的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相关统计数据指标（注：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表2、表3和表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1979～2013年统计年鉴）为基础，选择城镇化率指标，将云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作为参考数列，选取人均GDP（经济水平因素）、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地区的GDP比重（产业结构因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就业结构因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城乡差距）、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教育因素）共六个自变量因素指标作为比较数列，计算六个自变量因素指标与城镇化率的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计算步骤如下：首先，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到0.35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弱关联；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35～0.7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中等关联，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7～1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强关联。
1.2.2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结果比较分析运用Matlab程序将以上灰色关联计算公式进行程序编程，计算得出人均GDP（经济水平因素）、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地区GDP比重（产业结构因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就业结构因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城乡差距）、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教育因素）与云南省城镇化率（城镇化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及排序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在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业、城乡差距以及教育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均处于0.7至1之间，说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业、城乡差距以及教育因素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呈强相关联关系，而且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1）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排序逐渐靠前，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在不断增强。这是因为，随着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推进，云南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从而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强。1978年到2012年云南省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始终呈上升趋势，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7.34%上升到2012年的83.95%，上升了26.61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78年的13.9%上升到2012年的43.2%，上升了29.3个百分点。2）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城乡差距的灰色关联度排序也是逐步靠前，说明云南省城乡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云南省城镇化的发展。这是因为，城乡差距的拉大，吸引了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使得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3）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经济水平和教育的灰色关联度排序逐渐靠后，说明经济水平和教育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呈现减弱的趋势。云南省地处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比较落后，这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向前推进有一定的影响。2013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进行排名，云南省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倒数第3的位置。4）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农业的灰色关联度排序始终处于较中间的位置，说明农业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相对比较稳定。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农业始终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的发展离不开粮食、原材料和劳动力，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农业来提供。所以，在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农业的影响作用始终比较稳定。
一、问题的提出
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农村城镇化主要是指通过县城及县城以下的小城镇（农村）实现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是从乡村景观向城镇景观转化的过程。同时，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也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向现代化进行的转变。在此进程中，农业非农化、工业化、现代化是经济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已有的经验和实践表明，乡村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1）工业促进型。这类小城镇乡镇工业发达，基础设施较好，以工业小区的发展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农民通过“离土不离乡”的途径实现城镇化，例如苏南、浙北地区；（2）集市贸易促进型，这类小城镇的发展特点是以市兴城，属于传统商品的集散地、集市贸易区，有一定的基础设施，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改善，拓展市贸范围，增大城市密度，进而发展成为以市场交通为主的区域性小商城，如浙江义乌等；（3）旅游促进型，这类小城镇一般都是名胜古迹，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而形成小城镇，如黄山的西递、宏村等；（4）交通促进型，这类小城镇一般处于交通枢纽等交通便利的地方，可利用流动人员较多，运输成本低下等条件，大力发展二、三产业；（5）城郊型，这类小城镇地处大中城市近郊，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借助大中城市，发展服务型行业或大中城市扩散的工业，进而发展成为卫星城。（6）工矿服务促进型，这类小城镇或农村大多处在大中型工矿企业附近，通过建立为工矿企业服务的第三产业，完善自身的基础设施，成为为工矿企业服务型的小城镇，如淮南、淮北地区的矿区等。
安徽省具有非常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旅游业对部分地区的城镇化促进产生了极强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实施的旅游黄金周更是一剂效果明显的催化剂。本文依此剖析旅游促进型对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旅游业促进旅游区城镇化的主要途径
旅游业发展至一定水平则需要城镇化水平的再提高以使自身再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为小城镇带来了外部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使得自身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冲击下被异化或成为强势文化保存下来。旅游业不仅把外部的事物引了进来而且也让自己的眼光看的更远，时刻让自己明确市场的需求变化不断的完善自己，同时不断地提高城镇化水平，以适应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来看，旅游业对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主要表现为：
1．旅游业改善了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使城镇化整体的综合水平得以提高。例如在皖南的古村落旅游开发中，为提高各古村落之间的可达性、各旅游景点的串联性，解决随旅游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问题，提升旅游层次，政府和相关组织（如开发商等）在旅游区修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旅游业的兴起为古村落的居民带来了便捷的交通和顺畅的通讯等。旅游业通过大大改善古村落或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城镇化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打下了基础。
2．旅游业的发展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村民的收入得到增加，提高了旅游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据相关统计显示，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皖南西递村民的人均收入由1978年120元已经增加到1999年的4600元。旅游业为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村民提高了经济收入。同时，旅游业的“出、住、行、游、购、娱”等的发展也带来了其它行业的繁荣，促进了整个风景区的经济发展。
3．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村民的素质和价值观念，促进了与现代社会的对接。在开发初期，村民在旅游这方面的专业技能和素质较低下，不能很好胜任这一工作，所以开发商和政府在开发前期将对村民进行培训以提高村民的素质进而适应旅游的需要。在笔者对皖南宅坦村的调查中，有89.2%的村民表示自己愿意进行培训以满足旅游的需要。古村落被发展旅游业，这些村民认识到自己的“破房子”原来是块宝，也认真对“破房子”进行了保护。从这可以看出，旅游业使得村民的素质得到了普遍提高并且也使村民的价值观念朝着有利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4．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村落村民的从业结构由原来的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向农商结合的模式发生转化。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皖南的“西递、宏村和南屏村民务农比例由原来的41.8%、57.8%和57.1%分别变为36.3%、56.7%和54.1%，其中西递变化最大”；“西递、宏村和南屏村民经商的比例分别由原来的7.7%、14.4%和6.3%上升为23.1%、20%和10.4%，西递的上升幅度最大。”因此，旅游业会使村民的生活方式得以改变，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
5．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多种文化的冲击，使农民的视野得到开阔。旅游业的发展会使古村落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在当地村民与游客的长期接触中所产生的。村民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则会不断探索与适应游客的文化，使村民的视野得到开阔，同时村民们的认识水平也上升至新的水平，为城镇化的发展在思想上打下基础。
三、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机制
旅游业的发展会为城镇化的发展带来动力，但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为旅游区带来许多问题。因此，在二者的关系处理上要明确一些问题。
开发商、政府与社区居民三方的关系。例如皖南的故村落较多，黄山市徽州区的部分乡镇是在外开发商的投资下进行的古村落开发以发展旅游业的，这在村民中引起了不满的情绪。村民们大多抱怨“自己的油水干嘛分给别人”等等。政府在这方面的解释则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解决资金问题，实现‘别人发财，我们发展’的目标才采取了这种模式”。在对古村落进行旅游开发过程中，古村落的社区居民和当地政府是影响旅游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作为古村落其自身，对社区居民而言是他们赖以生活的场所，同时也是他们提高经济收入的聚宝盆，对当地政府而言则不仅是他们行政的下属单元也是他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古村落未进行开发之前，当地处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滞后情势中，因此古村落的开发对社区居民和当地政府来说无疑是他们致富脱贫的希望，两者在追求古村落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一点是一致的。社区居民想通过旅游开发为其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而政府则想通过旅游开发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古村落开发过程中，开发商、政府和社区居民之间经常产生矛盾，行动很难一致：一方面地方政府将古村落租赁给开发商进行开发或组成乡镇企业进行旅游开发，开发商一般很少考虑居民的利益，加之乡镇企业管理体制的落后，使得古村落居民产生很大的不满；另一方面，社区居民自身从事旅游这一行业的素质和技能低下，很难参与古村落的开发规划设计，因此古村落的开发规划一般很难反映出社区居民的需要，从而减少了居民的从业机会，并且造成居民对古村落保护和规划的淡泊。这样，一些居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惜破坏原有的古建筑物私建旅舍和酒店或自己制造旅游纪念品以欺骗旅客。此时，若政府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则会造成居民与政府的紧张对立，进而使得开发商很难与居民达成良好的合作关系，抑或甚至造成古村落旅游环境被污染直至恶化，以致经济秩序混乱失控。
若要处理好三方关系，在古村落
旅游开发中此三方应建立起一个良性的互动机制。首先，不管政府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旅游开发，都应在前期对村民进行旅游技能的培训和再教育以提高个人素质，为将来居民从事旅游行业打下基础；其次，政府和开发商应广泛收取居民的意见并把其纳入旅游规划中去，这样才能激发村民的参与；最后，政府和开发商要就确实提供多少岗位给居民达成协议，以真正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使村民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旅游，支持旅游和爱护古村落的环境，从而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确保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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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钟卫，郭洞．看古村落的保护[J]．小城镇建设，2000，（7）．
（一）城市规模较小，布局较为落后。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南昌市面积最小（武汉市面积8467.11平方公里，长沙市面积11815.96平方公里，合肥市面积11408.48平方公里，郑州市面积7446.2平方公里，南昌市7402.36平方公里），而且无论是人口总量，还是经济规模，南昌与武汉、长沙、郑州都差得很远。与中部省会城市相比，南昌的城镇发育程度较低，集聚程度较弱，成为城市群建设的最大制约。[2]南昌市城镇化布局较乱。由于历史原因，南昌市在整体行政区划上存在很大的不利因素，如南昌市周边的新建县、南昌县，这两个县与南昌市仅一步之遥，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区域规划，这对南昌市整体发展新型城镇化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因素。除此之外，南昌市老城区整体布局较为混乱，生产与生活区、道路与商贸区混杂，街道狭窄，断头路多。这些历史形成的布局，一时难以改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二）产业支撑能力弱，辐射带动作用不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不仅发挥不了城镇的应有作用，而且会拖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当前南昌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大产业和企业较少，缺乏有区域影响力和全国影响力的大的支柱产业与龙头企业。产业层次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三大产业协同发展能力较弱，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当前，周边省会城市对我省一些设区市的影响力和辐射作用大于南昌，形成了部分设区市对南昌的向心力较弱的局面，如上饶“掉头向东”，接受浙江的辐射；萍乡西向发展，与长珠潭联系紧密；赣州转向南下，与广东紧密配套。南昌经济规模偏小，发展相对落后的格局，不仅难以承担辐射周边设区市的重任，也难以吸附本市的小城镇，降低了城镇化质量，延缓了城镇化进程。
（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由于南昌市级财政资金不足，更多的财政资金需要投入到民生项目中，可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就更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历年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导致城市综合承载力越来越大，城市承载功能逼近超负荷运转。近几年，我市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等方式建设了一批以前想建而无法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改善了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但还有很大的差距，还不能满足南昌市作为特大型城市的承载功能要求。绝大多数县域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县域的城镇基础设施是通过土地出让换取资金进行建设。在目前不少示范镇建设筹措资金主要采取“以地生财”、“集资建镇”和“借资建镇”三种办法。“以地生财”这种办法在当前土地宏观调控、以人为本的大环境下将越来越行不通。“集资建镇”也是小城镇筹集资金的主要做法之一，问题是这种“集资建镇”实际上有不少是变相的乱收费、乱摊派，比如向落户小城镇的农户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向建筑施工单位收取建筑配套费等。企业主、老百姓，乃至地方干部对此颇有意见。第三种办法是“借资建镇(包括施工单位垫资开发)”，这种办法可能一时能解决暂时的困难，但发生的债务在偿还和化解方面缺乏手段。
（四）县区综合实力不强，城镇化地方特色不足。我市的县、镇综合实力不够强，跻身中国百强县只有1个（2013年全国百强县排名，我市仅有南昌县位列67名）、中国综合实力500强乡镇只有2个，并且排名靠后，提升县域经济水平、打牢城镇化基础的任务十分艰巨。[3]除此之外，我市的城镇地方特色不强，很多城镇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建筑风格模仿，缺乏各自特色，造成盲目攀比、建设无序和资源浪费严重等现象，不能很好地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优势、产业结构、人口分布、文化特色、地理位置等有机结合。
（五）资源制约。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资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低下成为影响当前我市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由于现代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各类资源日益稀缺，成为影响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在很多地方发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各类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使用不当或技术水平落后，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随意浪费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自然资源的严重损耗，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六）环境制约。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城市的城镇化建设大都建立在工业快速发展基础上。由于工业污染和乘用车大量增加带来的生活污染加重，加之治理污染投资相对不足、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导致了污染日趋严重．城市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现代工业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问题，如城市空气污染、水污染、“白色”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音污染等不断加剧；城市建筑密度不断增加，绿地减少，城市“温室效应”时有发生。生态环境未能受到有效保护，使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生活质量下降，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影响。
二、南昌市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析
通过分析我市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优势及不利因素，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笔者认为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我市应紧紧围绕“打造核心增长极”主题，坚持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三个并重”，做到主城区发展与组团开发、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中心城市繁荣与中小城镇发展“三个并举”，激发银行融资、招商引资、政府及全社会投资“三个并行”，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基础战略，朝着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目标，按照“做优规划、做大规模、做强功能、做细管理、做美环境”的城市建设思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稳妥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由此可见，未来我国将更加注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注重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南昌作为省会城市，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群核心城市，总体定位是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4]我市应紧紧围绕“双核三圈五组团”城市空间布局，聚焦红谷滩中央商务区建设，形成发展极核；依托八一广场和洪城大市场，打造江西最具代表性的广域商业中心。重点推进城东、城南、蛟桥、瑶湖、红角洲、朝阳6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同时，围绕轨道站点区域、南昌市国际体育中心区域、江西省奥林匹克中心区域、凤凰洲地区、朝阳新城、艾溪湖东岸等地区不同的发展导向和功能要求，发展配套酒店、商场、商务办公等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区的公共设施服务水平。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我市发展所处的阶段，注重城市规划与区域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重大基础设施规划的有机衔接，以城市为核心统筹规划，实施规划全覆盖，形成以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重大专项规划为重要内容的综合规划体系。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先储备后开发的原则，以提升城市设计和建筑的水平。根据规划范围的产业基础、经济结构、交通条件、资源禀赋、民风民俗和城镇布局，超前思维，制定出能发挥地方优势和城市特色的发展体系，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持久动力。
（二）以产兴城，以城促产。城镇化不只是建镇造城，更重要的在于和产业的培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产城一体化”是对产业与城市在空间、用地和功能上的布局进行统筹安排，从而形成共生共融、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5]南昌作为内陆城市，面对产业转移机遇将掀起一轮以产业发展为驱动的城市建设热潮。各县城和小城镇作为城镇化的基本单位，更要紧跟形势，早日实现城区基础设施与产业园区共建共享和“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良性循环，把城镇提升为“产业发展服务区”。以工业的崛起加速推进城镇化。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要加强资源型产品产业的深度发展，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发展的技术含量；要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可进一步增强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提高整个工业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非农化转移问题。推进工业化，必须实行城市工业布局的再构造。城镇化过程同时也是工业布局合理展开、产业集聚的过程。继续抓好园区建设，通过工业园区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升级，形成城区以第三产业为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以第二产业为主，拓展城市发展的空间。通过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进产业集聚，以航空高科技和生物工程制药业为依托，推进乐化组团产业发展；以大飞机、LED项目、光伏项目为依托，推进瑶湖组团产业发展；以汽车及零部件制造项目为依托，推进莲塘组团产业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依托，推进九龙湖组团产业发展；以休闲旅游产业为依托，推进湾里组团产业发展。使各组团成为南昌都市圈极具功能特色的重要节点，初步形成半小时经济圈。同时，注重县级工业园区培育，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园区，如高新区形成了以电子信息及应用软件、精密机械制造及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新材料四大特色支柱产业，经开区初步形成了以家电、汽车、电子信息、新型材料及生物医药化工为龙头的五大支柱产业，小蓝开发区则形成了以汽车、食品和家用电器等为龙头的支柱产业，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三）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市的城镇化建设基本上是政府规划，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对城镇建设基础性投资的潜在投资收益研究不足，不能有效吸引非政府资金的投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投融资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推进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以致城镇化建设筹资困难，无法形成“投入—产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针对当前城镇化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政府要牵头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由政府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和社会各方面参与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资体制，用“市场”之手建设城镇。把经营意识贯穿于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结合实际积极运用市场手段包装、拍卖、经营和盘活城市资源。一方面财政计划要安排定量资金投入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发挥商业银行贷款和融资功能，拓宽建设资金来源。创新举措，建立城建投资公司、合作基金等投融资主体，构建主体多元的投融资网络。向改革要资金，靠市场找出路，打破单一依赖财政投资的旧格局，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新体制，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融资难的一系列问题。
（四）积极扶持壮大县城经济，着力建设重点特色小城镇。县域经济的发展，为加快农村城镇化提供重要支撑。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能够有效吸纳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第二或第三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工业园区转移，大大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为城镇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撑，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企业家、管理者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6]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注重挖掘和利用好各地发展优势、以资源为依托，找准发展方向，明确城镇定位，展现特色风貌。避免城镇化趋同划一，努力形成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体系。进一步挖掘小城镇发展潜力，集中打造一批文化、休闲、观光、旅游特色小镇。依托南昌县幽兰镇佛教旅游，新建县西山镇道教及庙会、大塘坪乡府第文化，进贤县文港镇华夏笔都工贸、李渡镇古酒窖址，安义县石鼻镇古民居建筑文化等历史文化特色，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响历史文化品牌，打造成为传承南昌历史文脉、体现南昌风土人情的历史文化名镇。依托新建县溪霞镇生态休闲农业、南矶乡鄱湖湿地候鸟观光，进贤县三里乡（军山湖）品蟹休闲，安义县长埠镇休闲度假，湾里区梅岭镇休闲旅游、太平镇旅游商贸街，高新区麻丘镇滨湖欧式风情等独特的“资源、环境、地域”优势，突出体现原始森林、都市风情、田园风光、自然生态、珍稀野生动物和优质水产品等特点，打造成为南昌市民和游客生态旅游、避暑休闲、候鸟观光、品蟹美食、度假养生的旅游休闲名镇。充分利用南昌县蒋巷镇都市现代生态农业、黄马乡花卉观光与蚕茶文化，安义县黄洲镇精品果蔬，湾里区罗亭镇花卉苗木等现代都市生态农业特色，发挥农业产业化、有机绿色农业等优势，着力打造成为代表我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具有鲜明辐射带动作用的都市现代农业休闲观光名镇，通过县域经济发展，特色小镇打造，进一步提升我市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
二、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
农村城镇化是国之盛策，民之福生，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引导不足，导致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总体水平仍较为落后，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1、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
在农村，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功能，是农民生活与生产的主要来源，土地被农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陷入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善，进城农民也没有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企业经营效益不高，进城农民的收入不稳定；三是土地流转形式单一，信息服务不到位，流转操作不规范，没有形成市场化运行的土地流转机制；四是对于企业和大的承包商而言，由于农业生产投入多，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可能会面临不确定的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尤其是偏远地区，很难激起他们土地流转的热情。
2、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了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却被城市边缘化，称之为农民工，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一是由于进城农民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就业农民无法市民化；二是进城农民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在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就业竞争没有优势；三是就业农民所期望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了短缺与剩余并存的现象，这些原因导致了部分就业农民处于城市与农村的游离状态。
3、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约因素
我国城市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却仍然比较薄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是以新农保为主，以企业保险、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老年居民养老补贴制度为辅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实现了基本保障全覆盖。但这却是低水平的全覆盖，一是农村社保的种类少，项目不全；二是农村社保的实际获益非常有限；三是城乡保障制度不统一，没有建立城乡保证制度统筹制度，尤其是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导致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成为城镇居民，进而导致农村户籍制度难以进行。
三、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农村城镇化建设应是以城镇为轴心的、以便利交通枢纽为网络、以农业水利为命脉、以集团经济为主体多元化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形成新农村特色的城镇群居体系。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是一个较为漫长的阶段，必须长远规划、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1、根据地区差异化分步实施农村城镇化建设
我国农村是一个极为复杂、极为不平衡的特殊生活区和特殊劳动群体聚集地，由于受地理条件、人口分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各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先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建设农村城镇示范点，取得经验和效果后再进一步推广与实施，将农村城镇化建设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生活幸福指数等目标结合起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合理流转，集中农村土地资源，逐步形成农业现代化的集团经营模式，促进传统农业向农业特色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迈进。
2、以县域为单位先科学规划再有序推进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地大幅度下降，各级村、组集体面临着规模缩小的问题，土地粗放经营甚至土地闲置的现象日趋严重。应以县域为单元，做好规划与布局，首先，要对农民群体进行细分和推测，计算就地农村城填化的农民总数；其次，以县为单元进行总体部署，在县域范围内，根据城镇规模与人口比例集中建设数量确定的小城镇；再次，要事先规划好支撑产业，确定产业所能容纳的就业农民数量，以及建设相应的配套生活设施，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最后，把握规划原则，保护耕地，耕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少占耕地，还要建立完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即对于进城后的农民应退出在原村的宅基地和住房，杜绝农民闲置大面积住宅不用的情况下又占据新资源的现象。
3、实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由于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农民群体已经高度分化，大致为四类：一是以纯农业为生的传统农民，二是徘徊在在城乡之间农民，三是完全脱离农业长期居住在城镇的现代农民，四是生长城镇基本没有农村概念的新生代农民。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
4、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有相当数量农村土地流转与土地征用，农民赖以生活与生产的土地被流转与征用后，就变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相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其次，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最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建立定额补助、责任分担、缺口自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机制，探索可靠稳定的多渠道筹资机制和有效运营、严格监管的机制，促进社会保险基金平衡。
5、构建特色化、产业化、现代化、农村城镇经济模式
一是充分发挥当地农村城镇的资源优势，实施品牌战略，促进优质农业资源向高端品牌化产业转化；二是着力发展农村城镇的工业园区，以工业园区提升资源集约利用，实现能耗综合控制、产业集聚、延伸农业产业链，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三是将城镇建设、市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对农村城镇经济的辐射和带动功能，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流动，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四是建立健全农村城镇金融政策扶持体系，引导大中型银行延伸至农村城镇，并加快农村城镇股份制银行的发展组建步伐，拓宽农村城镇资金供给渠道。
6、以信息化促进农村城镇发展
一是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依托通信网络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专家在线指导，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实现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二是以信息化拓展农业产业化活动空间，增强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农产品市场效率；三是围绕农村城镇的主导产业、特色产品等，建立交易平台等电子商务系统，产品购销信息，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城镇企业与居民利用电子商务系统进行产品交易；四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推动农村教育、健康医疗、社会保障等文体事业发展，促进农村城镇管理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积极发展智慧医疗，提高农村城镇的文化旅游服务水平，以信息化建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等。
所谓产业集群通常是指属于同一产业领域的公司、企业，因为某种资源的互补性或者同一性在空间地理位置上进行集聚、整合从而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区域，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大规模的产业集聚会带来巨大的外部经济效果。它的核心实质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是加快推新型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二)新型城镇化概念。
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传统含义是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而新型城镇化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兼顾农业、粮食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是城乡统筹、城乡互补、产城互动的协调发展。相比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包含的范围更广，含义更为丰富，更为注重发展质量和全面协调发展。
二、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产业集群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即具有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最大程度的整合资源，最终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良好效果。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新型城镇化为产业集群提供发展要素和产业环境，二者是相互促进作用，共同发展，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一)产业集群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产业集群的外部性作用会导致各企业之间相互共享资源，加大对原材料的投入，优化生产技术，节约生产成本。首先，在技术外溢作用下，吸引大批投资商来涌入产业集群，刺激相关产业的集聚和发展，进一步扩大外部经济效益。劳动力市场的放开，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减少人员流动损失带来的风险。其次，产业集群带动整个城市经济圈的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整个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大量涌入，对当前相配套的公共设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促使政府相关部门会不断增加和完善与产业链相关配套公共设施，提升城市竞争力。再次，产业集群的聚集，进一步激发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政府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不断优化发展的政务环境改善本地区的制度和市场环境，打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市场秩序向着合理有序的发展方向进行。最后，产业集群对土地的大量需求，进一步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的地理空间，进一步影响着城市日常生活。促进了金融、餐饮等服务业产业的崛起，同时又会出现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一方面致力于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坚持治理环境。在两个举措并肩齐驱下会进一步优化城镇的空间结构。
(二)新型城镇化为产业集群提供要素保障。
有位经济学家曾说过人类历史上有两件历史性革命事件，除了美国的信息高速化外，就是21世纪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任何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都需要物质保障，都离不开软件设施和硬件设施。软件设施包括:资本、技术、企业文化等因素。而硬件设施则是指:土地、劳动力、生产机器设备等要素。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就是把硬件要素经过生产技术深加工，转变成以商品或者服务的形式完成。企业的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注入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一旦供应链出现断裂企业则无法生存，更谈不上规模聚集发展形成产业集群。而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它凭借自身的特殊优势资源可以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土地、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集群规模小，效益不明显。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产业集群规模较小，产业链条较短，集聚效应不明显。横向对比来看，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大多数是规模很小的。市场激烈的竞争，利润的减少，使他们不敢扩大生产规模，只能维持企业发展的现状。集群产业创造的产品附加值低、在市场上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少。纵向来看，产业集群各自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和交流，经济效益比较低。在资源共享，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通过互利合作、强强联合的方式也是一种实现共赢发展的有效方法。
(二)创新不足，投入少。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它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保证。企业的成败在于能否创新，在企业特殊困难时期，更需要有这种精神。一味的在模仿中求发展这是不长远的做法，目前我国部分产业集群缺乏创新精神，存在大量同类产品，换汤不换药。只谋求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销量的增加，而不改进技术，创新产品种类，企业产品营销人员对营销观念和方式也比较落后。假冒伪劣、山寨、以次充好，却以很少了独创性的特色产品来博人眼球，吸引广大客户群众。曾有人以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以研发投入项目做过一个调查比对，得出的结论是: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所占比重少之又少。研发投入少，企业更新慢，制约企业的发展速度，这基本上是所有产业集群的通病，即便是一些来龙头企业也不例外。不进行创新、不增加研发投入的力度妄想实现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都是空想主义。
(三)社会环境的约束。
存在中国千年的户籍制度一直都没有彻底的取消限制，依旧成为广大进城务工者的一块心病。而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意义重大。户籍制度它不仅限制了人才的流动和吸收，而且给务工者带来极大的困扰。一方面务工者会考虑自身的情况，另一方面会考虑到子女入学问题，户籍问题一直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说对产业集群发展有重大负面作用。
四、加快产业集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解决当前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进行突破。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创新为主线。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是永恒主题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大力创新。坚持创新发展驱动的战略部署，结合本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经济与产业的差异，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能结构。不断适应市场发展需求。鼓励倡导企业技术创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更新技术设备，不断优化产能，使之形成产业集群规模发展，提高经济效益。
(二)以两化融合为动力，加速双轮驱动。
坚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扩大开放领域，摆正自身的位置，借鉴吸收优秀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结合自身特点，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完善内外联动，实现企业、社会、人民三体利互共赢。
新时期我国县域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农村教师大多为20世纪90年代“民转公”的代课教师，学历较低，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小学专任教师中，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仅为8.8%，并且在教师队伍中仍存在19万的代课教师和近万的兼任教师，[5]这些教师没有接触过系统的师范专业教育，也很少有机会接受专业培训，知识基础差，教学能力偏低，并且几乎不具有创新和科研能力，与新课标对教师所提出的，教师应具有德高为范的政治素质、学高为师的业务素质、开发课程资源的能力等的要求相距甚远。农村地区教师待遇低的问题存在已久，国家陆续制定了一些提高教师待遇的政策，如加大财政投入，制定特殊岗位的津贴补贴，改革新的收入分配制度等，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工资，但教师待遇低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2008年教育部的一份以“关注义务教育为主题”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摘要)》指出，“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的法律规定尚未真正得到落实。教师工资收入水平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全国农村小学、初中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城市教职工的68.8％和69.2％。
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要求和必然趋势，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质量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指向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的目的，反映在教育问题上，就是对于农村教育城镇化进程的操之过急，短期内大量学校的撤并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教育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全国有小学36.62万所，到2009年，全国小学仅剩28万余所，2010年进一步减少到25万余所，5年间小学减少了10万余所，平均每年撤并2万所。全国初中平均每年撤并400余所，而这些学校绝大多数是位于农村地区。这就必然导致短期内教师结构失衡问题的加重。优质师资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之间，教师待遇的巨大差别。尽管近年来，教育公平一直是国家政策和社会舆论的焦点，但大家的注意力大多是围绕学生需求，从教学设施，硬件配置，教师质量等方面提出质疑和举措，却忽视了对教师待遇公正性的关注，农村地区教师工资普遍偏低，信息闭塞，进修学习和提升的机会缺乏，相比之下，城市具有优质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师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待遇均优于农村地区，而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层次越来越高,各个城市学校都在创造积极条件吸引高层次的教师。同时，我们还得关注城乡之间的机会差异和隐性差异。机会差异体现为城市学校的教师学习机会较多，接触面广，可选择的发展空间较大，教师作为个体的生存可能性比农村要高。隐性差异体现为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城乡之间学校教师评职称的额度的不同规定上，职称水平影响工资待遇，也影响教师的自我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感，这所造成的隐性差异导致农村优秀实质的城市流向。在大力提倡社会公平、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当下，我们必须警惕并发现、纠正城乡之间所存在的机会差异和隐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