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马克思自然被归入第一类。韦伯是第二类。诺斯（DouglassNOrth）应属于第三类。也许这种把作者简单归类的办法会误导读者。事实上，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极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后来由余英时先生再度提出。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德克海姆的“有机的社会”）。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韦伯的另一项研究也可以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论证说，现代西欧“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准确地说，“契约的自由”。由于这种契约的自由，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导源于宗教运动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导源于文艺复兴时“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与“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断案例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判据。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笆S唷保撬堑摹捌笠导也拍堋笔棺杂衫投靡宰橹鹄矗袢笆S嗉壑怠薄H绻嫡馐恰鞍鳌保敲纯梢匀衔鞍饔泄Α薄?nbsp;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我们从陶普的书里读到桑巴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thetotality）去寻求。桑巴特把这种整体精神概括为“布尔乔亚的精于计算和理性的企业精神”。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后者早在1958年就著文介绍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奈夫（JohnNef）的著作《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例如绘画与光学，几何学和化学；雕塑与解剖学；建筑与力学和几何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民主的前提）。“赛先生”和“德先生”由是而生。余英时专写一附文论述西方此一时期道德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相通之处，并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产生的“同情的理解”盖源于此。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通过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和扬格（奈特的论文导师），欧洲学术传统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那种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得以融入芝加哥学派。从芝加哥传统中，科斯（RonaldCoase），张五常，和德姆塞兹（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养份来参与建立“新制度学”的工作。这样，从马克思到康芒斯到诺斯，制度研究最终由“批判的”演变到了“建设的”，并且在主要结论上与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证。事实上，诺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开篇就说：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类合作的游戏”。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休谟（DavidHume）：“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门格尔（CarMenger）：“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从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上一节的主题：资本主义与传统。哈耶克达到这一认识的路程可说是艰苦，孤独，和漫长的。从使他名声大振的主义观点——《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toSerfdom）》，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TheConstitutionofLiberty）》，再到他晚年定论——《致命的自负》，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1920年代，当社会主义思潮终于具备了燎原之势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认为是孤独的呐喊。即便当时，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露出哈耶克深远的关杯。米塞斯批评兰格与勒那（A.Lerner）的“有效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时强调两个因素：（1）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2）“利润”与“价格”在公有产权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为的激励。这代表着当时杰出学者的看法。而哈耶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强调，企业家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对思想的控制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实质在于“思想的自由”）。因此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就长期而言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正如卡尔多所说，“效率”无非就是千万人日常的改进工作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论”的哈耶克就这样说明了使“一般均衡”之所以有效率的那个真正的“微观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新的自由。后来他在（致命的自负）里批评“宏观经济学”时又表述了这一思想；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见的手”才是有意义的（我非常同意哈耶克紧接着说的：奥地利学派“边际价值”革命的这一意义到今天还被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看一看今天经济学里边以数学代替经济学的倾向吧）。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刻画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然而，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乌托邦。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达到了这一结论：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的后果就是对修正宪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结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哈耶克思考的结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发表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这时的哈耶克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noary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写了《感知的秩序》（theSensoryOrder）。后来又研究“控制论”，“系统论”，“协同学”等。他涉猎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原始迷信和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不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应当能够纠正这一谬误。（多么西方式的纯学者态度！做为中国人我总是使我的理解带上感彩。）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我已经说过，这里的“谬误”是哲学上的）。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林统生认为是“最艰深难读的”。像一幅抽象画，一本抽象的书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个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
“命题O”就是我在本节第二段里译的那句话，即“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扩展秩序”。这里，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1）它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哈耶克曾长期使用“SpontaneousOrder”这个词，即“自发的秩序”。如前述，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理性只应当“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哈耶克说，罗马帝国的贸易扩展是人为的扩展，其衰落是必然的。（2）它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诺斯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虽然有自发的交易，却无法不断地扩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不可能适合于扩展秩序的。
命题一：“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哈耶克论证说，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
命题二：“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这里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逻辑上的，没有“权利”就谈不上对权利的侵犯，从而就谈不上“正义”。这是洛克的原义。第二层意义指涉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包含“正义”理念的看法是荒谬的。“……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的起源，哈耶克称为“权利的分立（severalproperty）”，并声称“分离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国内的经济学家如周其仁在八十年代初认识到“市场运作的前提是利益的分立”）。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
命题三：“在扩展秩序下，行为的终极目标大多是为理性所认识不到的。”这是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卷一的看法。他批评“科学主义者”对人的判断，建构，和示范的能力作了错误的假设。在观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在观测者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能观测到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他不可能（通过与其他人的彻底交流和沟通）观测并理解在广大范围内发生的全部事件。“传统”是借了众多的人的心灵保存和传承的，所以是大范围事件。做为传统的主要部分的“道德”，它的效应于是不可能被任何个人的理性全面把握。哈耶文写道：“大部分知识——我承认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点——不是从直接的观实与经验得到的，而是通过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获得的。”命题三的另一层意义是，如哈耶克所说：人们“习得传统是为了应付未知。”注意，诺斯1990年那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论证非正规约束做为制度在“不确定性”世界里演化的重要方式。诺斯的非正规约束其实就是“传统”。对于“未知”,理性是毫无办法的。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信赖那个经历了无数未知而使人类幸免于难的“传统”。然而这里的“理性”已经不是西方人的“理性”了，按照梁溟《中国文化要义》(章七）的说法，西方人的理性应当叫做“理智”，那是追求客观的（可观测的），冷静和非人情的“理”。而中国人的理性则真是一种性情，一种“求正确之心”的“情理”。总而言之，理性对于传统应当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而不是狂妄的“改造之和设计之“的态度。
列宁在上世纪初期就曾经表示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可是，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一般垄断到国家垄断的演变，并在二战后，其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明显增加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最突出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已经“过时”或者不存在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为此，我们很有必要来深刻探询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
一、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
就目前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与其他全球化形式的滞后发展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化就是指经济全球化，或至少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的更新、知识的应用、贸易的增长和金融活动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交流、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但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却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制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游戏规则，控制全球化的进程，不仅获利最多，而且还掌握着国际经济组织，在经济、科技、政治等各个方面损害发展中国家，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实现其资本的一统天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资本的国际化、推动高科技的发展来从经济全球化中谋取最大的利益。资本国际化主要包括商业资本国际化、借贷资本国际化和产业资本国际化等形式。其中商业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它是垄断资本家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重要途径，在资本对外扩张中自始至终起着先导作用。而国际贸易是商业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战后，国际贸易增长加速，规模空前扩大，国际贸易增长率远远超出世界生产增长率。发达国家贸易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所占比重持续增长，而且这种增长多为发达国家相互间的贸易增长。其中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垄断资本国际化，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现象、新特点。
跨国公司是资本国际化的主要组织形式，是私人垄断企业加快对外扩张的产物。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技术推动下，使得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过剩资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垄断原料来源，这就是跨国公司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有数据显示，短短20年的时间里，现代西方跨国公司的数量增加了近5倍。跨国公司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广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其扩张势力的本质已经对民族国家的造成严重的挑战，并对这些民族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对木材、石油、矿石等资源的过度开采。同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减少了其母国的劳动岗位和税收，使其国内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失业人口的增多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与传播是经济全球化得以迅速蔓延的重要动力。这又不得不提到跨国公司，因为它在其中起着最重要和最直接的作用。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力。跨国公司是新技术的最重要的开发者和所有者，也是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积极传播者。通过向东道国传播新技术、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实现技术转让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新的科技革命的兴起
这指的是几种新技术的综合应用，并相对集中表现在信息和通讯技术等领域，通常包括：晶体管、集成电路、芯片、光纤、微处理器、存储器等。新的科技革命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生产成本迅速降低，二是一次性投入，以后不再投入或微量投入。
科技研究的社会化，许多研究项目需要有很多相关部门的共同协作和相应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经费，例如美国政府为科学技术提供的研发经费，二战前还是国民生产总值的0.3%，二战后就增加到了3%。同时通过普及教育、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等措施来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大批的高质量的技术人才。
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惜人力、财力来不断研究开发更有经济效益的新技术、新成果。不仅争夺新产品生产的主动权，而且渴望降低传统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包括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动力和材料消耗、更有效地使用设备等一系列方面。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都迅速增加了科研经费，并相应建立起了促进科研成果运用到生产上去的机构。
新的科技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更是优化了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却利用科技革命来增加利润，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从而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短缺、生态失调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且，科技革命对个别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起着矛盾性的影响。具有巨大科技潜力的国家容易取得重大的优势，比如美国就企图利用它在科技领域里的优势来加强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而西欧国家和美国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技术差距，这自然就会引起西欧国家的强烈反对，从而容易引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对抗性的矛盾。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妨碍了科学技术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尖锐起来。而只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这种矛盾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三、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一体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不断加强，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就是国际垄断组织企图通过发展国际范围内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来克服经济的国际化在各国之间产生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随之而产生。经济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全面的经济同盟是其最高级的形式。
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争夺，由于一体化集团的排他性，也由于战后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形成的新格局，经济一体化不可能表现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体化，而只能表现为某些国家结合成为地区性的一体化集团。
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欧盟几经扩大，从当初的6个成员国发展到今天的25国，从单一经济一体化组织走向包括政治、外交、防务等多方面联合的国家联合体，成为当今世界维护和平、推动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经济实力日益增强。2004年10月29日，25国领导人在罗马召开的欧盟峰会上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这是欧盟向更深层一体化发展的里程碑。欧盟已成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强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实力可与美国比肩。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积极发表对国际重大问题的意见，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不断提升。
欧盟的不断发展有利于西欧垄断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促进集团内部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以及技术合作的发展，促进投资水平的提高等。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欧盟从一开始就是在西欧国家尖锐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一类国家，和以英国为首的一类国家，在采取哪种一体化形式的问题上分歧很大。在一体化进程中，各国所采取的措施并不一致，它们都服务于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并且随着成员国的增多，经济差别将会加大，这就给实施共同政策、进行国际调节带来障碍。由于集团内部各国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彼此的利害关系各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国际调节的运行。
同时，欧盟的不断壮大也加强了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经济中心之间的斗争。为了缓和这些矛盾，进而最大限度地缓和政治矛盾，在美国的积极作用下于1960年成立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经合组织目前有包括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国家在内的30个成员国。但该组织更重大的作用是在制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的共同政策方面，因而也被称为“富国俱乐部”。
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国际垄断同盟新形式的出现不会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西欧各国同美国之间争夺控制权的斗争，而且在其内部，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只是矛盾的形式会不断变化，时而勾结，时而对抗。
想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这些新特点，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地看待、分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要客观地去把握这些新特点，应该看到这些新情况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应该深刻体会到这些新情况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只是在缓解其社会矛盾、延缓其覆灭、延长其寿命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前的资本主义，仍然是“腐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完全死亡的资本主义”，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命运。
参考文献：
[1]刘美珣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4.
[2]龚维敬.《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7.
[3]程建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63/3)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疑虑和困扰.以及在学习和实践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认识上存在的丁些分歧和争论，归根到底在于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挂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一般特征的论述，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是对作为在资本主义己经发展成熟的基础上诞生的，高于被其取代的旧社会的新制度来说的，面现实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照搬马克思的论述，对于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清楚的。
第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开始曾经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来又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了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仿效，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固然有其历史作用，但并不是完全成功的。所以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39/3)
第三，必须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再三强调，这完全是从{实践出发提出的问题，因为实践证明我们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当然，“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生活还是贫困。”(223/3)这种情况显然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
没有完全搞清楚集中表现在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没有一心一意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延续了二十多年时间.把社会主义与贫穷划等号。所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有很多条，“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一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223/3)
2、一九J、jk年五月，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223/3)
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55/3)“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16/3)发展太慢也不是杜会主义，实际上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补充。
我们过去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并不总是清醒的，有时甚至扔掉了，以至于出现“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荒谬到极点的论调，被许多人所接受甚至赞赏。
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都不是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23/3)如果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少数人富多数人穷，那就和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会引起种种社会矛盾，而且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安全，“就可能出乱子”。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同志曾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111/3)。“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38/3)。“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72/3)。“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195/3)。在以上这些论述的基础上，1992年，他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进一步概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73/3)。
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的是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代表了社会主义这一事物的实质、根本属性。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的限定。一般说，可以用社会主义本质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坚持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反对和纠正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种种曲解、误解和不正确的观点。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重大失误，往往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相联系。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强大理论武器，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南。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为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提供了理论基础。邓小平说，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72/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解放、发展生产力而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那么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以至于判断社会主义的得失、成败，决定改革措施取舍的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是社会主义的。
什么叫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解决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从此社会主义必将很快走上健康、快速、协调发展的轨道。
二、“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
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一文中说:“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257/3)。
1、“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进步与否，归根结底要看其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要看它本身所表现出的特殊属性，更要看它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坚持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生产力标准去衡量社会主义‘。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28/2)。1984年6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的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3/3)。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克服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消灭了阶级对立和剥削的根源，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服务;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权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主人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思想文化方面提高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自己主人翁地位的认识。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88/2)。尽管在一定时期，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科学文化上，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从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必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2、“杜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整个世界改变了面貌。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以满足资本家发财致富的需要。因而那里普遍存在着两极分化，是少数人富裕。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23/3)。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要形式，保证了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374/3)。“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49/3)。“坚持杜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64/3)。怎样达到共同富裕?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共同富裕?事实证明，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条十分缓慢的甚至需要某些曲折的道路。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新路子，新政策，这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一条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正确道路，是一条能够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加快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较快提高的正确道路。小平同志把它叫做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66/3)。这个新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动改革开放的契机，也可以称作“第一推动力”。它一出台，中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总之，“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64/3)。
3、社会主义能“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22/2)
邓小平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240/3)。
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民利。邓小平讲，社会主义“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权力和各种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力”(322/2)。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在本质上是人民民主，实现了人民的权力，而且是全面的民主，既体现在政治方面，也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自己的代表组成，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权力机关，不仅制定法律，决定重大问题，而且产生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有权罢免这些机关的负责工作人员，从而保证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利。邓小平讲:“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势性”(240/3)。
4、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
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也不会有”(167/2)。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和绝望。小平讲:“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r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43/3)。
此外，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还“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等等。(17/3)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经济”，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1、“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63/3)
邓小平同志说:“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51/2)。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是有深刻教训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本该致力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在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思想影响之下，却在1958年掀起了“”运动和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生产力的人为破坏。邓小平在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生产力水平提高不快时批评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它的优越性，那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30/2)因此，“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14/2)。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创造出发达的生产力，还要有较好的发展速度，不然就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使人民感到满意，也难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55/3)。
2、“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48/3)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是什么?小平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l34/3)。改革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革除不利于社会前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具体体制和各种弊端。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在明确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基础上，找到了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的效的途径。
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统一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完善发展的内部条件，内在动力;而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外在推动。小平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78/3)。又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73/3)。这就大大拓宽了我们学习外国长处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路，使我们能够直接以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获得的最高文明成果为起点，少走弯路，实现赶超。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二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166/2)。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只要坚持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快，并且比较稳定和持久。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一直是人民群众的指路人和组织者，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小平讲:“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266/2)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税灭”(171/2)。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还要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同各派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努力提高执政水平，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365/3)。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政治上广大劳动群众享有广泛高度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厂，(168/2)，但民主发展不能操之过急，追求形式也不行，那样就“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284/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下转第87页)(上接第79页)势力实行，不对他们，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无产阶级，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杜会主义”(169/2)。
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建立杜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先导，又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正确方向，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建立、矾固和发展。当然，“我们坚持的和要当着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而不是个别论断，马克思主义还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停留在原地不动，就会变成僵化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舍此谈马克思主义，嘟没有意义。邓小平所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现实斗争最精最管用的马克思主义。
二、郑成功“通洋裕国”引领时代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契机
事实证明，郑成功创建“海上商业——军事集团”“通洋裕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先进主张，不仅契合了大航海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顺应了明朝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需求，而且还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福建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契机，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一）通过贸易发展
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促进资本主义因素在福建社会的萌芽1.以瓷器制造为例，明清之际的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制作陶瓷和运输销售为主要谋生盈利手段的、分工明确的世家大族。他们不仅接受市场订货，而且还在生产方式上，形成一种“各自制坯，合作烧窑”的联合经营方式，由商人根据市场需求，将货款发放各个作坊，作坊按照商人要求的式样、数量，制出瓷坯，打上自己的商号、款识，然后由商人集中统一烧制。器成之后，再由专门的人员行销海内外。2.在水果及经济作物收购中，不同形态包买商的活动相当活跃。以蔗糖业为例，商人在糖蔗成熟之时，就以“放赈”的形式预付资本给糖寮（即糖厂），然后收购其产品。这种包买方式切断了小生产者在销售产品这一环节与市场的联系，因而“获息数倍，以此起家者甚多。”3.由于贸易兴盛，手工业产品生产繁忙，开始出现商人直接投资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雇主与雇工之间不存在主仆名分，雇工的身份是自由的，他们按月领取工资，有的按银计算，有的按铜钱计算。如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的纸厂主人吴玉贵“……小的厂内雇有工人虞五开，每月工钱银五钱，并未立有文卷，议有年限”；龙溪县（今福建龙海市）的土窑雇工“欧万向在杨莫窑内做风炉，每月工钱二千四百文”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4.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一些商人也开始造船雇佣水手，投资海运。在船主与雇工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也是平等的货币与劳动力之间的买卖关系。所谓“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富豪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亦既习惯，谓生涯无踰此耳。”
（二）利用工商业资本
培育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倪乐雄教授认为：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参照这个标准，郑成功所构筑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不仅成功运用商业资本孕育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成功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对商业活动进行有效保护，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资本的集聚壮大。二者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在经济结构上远比江南的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在社会结构上则基本接近经济学家顾准所认定的那个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为其在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西太平洋海域，构筑了一个几乎无人能与匹敌的强大帝国：“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乌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当是时，闽粤逐利之氓，辐辏而至，岁率数万人。……彼往此来，以博贸易之利，而台湾物价大平。”可以想象，如果郑成功能够活得更久一些，如果沿海经济能够照此不断发展下去，中国人的发展历史，或许将被改写。
根据《联合早报》2004年12月11日转载《千龙新闻网》报道，美国小布什政府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65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自称是在全球构筑民主体制项目，宣称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资金通过卡内基财团等组织提供给乌克兰政党，并承认其中部分钱被用来培训那些反对亲俄政府候选人的组织或个人），使外国势力委派特工潜入，金钱收买和幕后操控一个国家的“民主选举”的所谓“民主输出”丑陋伎俩，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加上先前发生的格鲁吉亚的所谓“”，使人们不得不认清，美国政府的“民主输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冷战思维的继续。人们必须重新评估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对民主政治的真正意义所在。
本人曾经在许多篇文章中强调过，代表了工业社会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相对于代表了农业社会文明的专制体制的优越性。简而言之，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条：
（1）采用依法治国，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治体制，取代了专制体制由家天下，统治集团高度集权，专制弄权，奴役百姓的人治社会和封建体制。政府，议会和司法都在媒体的监督下各司其职，提高了操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缓和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
（2）采用尊重人权和让选民行使公民权力的民主选举方式，取代了在专制体制下统治执政权力的世袭制和统治集团内部的黑箱作业，私下传授和交易的独裁专制。各级政府首脑和议员都必须经过选民一人一票的公开选举产生，获得合法授权。
（3）采用公开竞选各级政府首脑和国会议员，开启了公开，合法，可以各述政见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斗争场所，规范统治权力按照选举结果和平移交的方式，终止了农业社会阶级之间的暴力抗争，不得不发动玉石俱焚的大革命来达到封建皇朝，实现轮回更替的血腥方式。
（4）采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不同利益社团代表和不同政见者取得表达政见和发泄不满情绪的合法管道，达到凝聚社会正义和公信力的文明方式，取代了在专制体制下言论管制，压制不同政见，有权就有一切，无法无天的野蛮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同时存在着以下四点显而易见的重大缺陷和问题：
（1）从最早期原始资本的掠夺性积累，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和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到推行炮舰政策，用武力疯狂掠夺世界资源和抢占世界市场，到处建立起殖民地，奴役和掠夺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再到利用资本输出，建立跨国公司，世界性的垄断企业和财团，保持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因此，资本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虽然经过最近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节和不断改良，资本拥有者及其代表人物逐渐收敛起了他们的狰狞面目，换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和伪善面目，然而并没有改变了他们的凶残本质和磨灭了他们的贪婪本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说到底只是一种立足于金钱万能，权贵政治和精英治国，有利于巩固其既得利益分配格局基础之上的“有限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包括所有政府的规划和决策，议会的立法和决议，以及法律，甚至媒体，全部都不得不跪倒在资本面前，利益向资本的所有者倾斜。
（2）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离，分权制衡造成了权力的多中心。随着权力的此消彼长，相互牵制，推诿，使得行政效率低下。正如杜鲁门曾经很讽刺地说过，政府有效率之日，就是政府独裁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希特勒政府和日本天皇名下的日本政府，为了争夺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国家利益”，走向了法西斯独裁和军国主义就是前车之鉴。已经连任了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有共和党已经取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后援，如果继续以“战时总统”为幌子，努力扩大总统权限，利用宗教情绪，鼓吹“国家利益”和“爱国主义”，煽动民粹，实行单边主义，变本加利地扩充军备，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美国走向独裁和军国主义之日也将为期不远了。
（3）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选举只是一种比金钱，比家世，比人脉，比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关系和比背后交易手段的嘉年华会，只是一种圈内人的游戏。选民一人一票的选择权只是当各参选政党，财团和利益集团确定了他们的代言人，圈定人选后的无奈选择。因此，金钱政治虽然要比黑箱政治好看，亮丽得多，但是两者均非民主政治的本意。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只是走向真正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形式而已。
（4）资本主义的选举过程很容易受选举操盘手所操控，被舆论造势和突发事件所误导，被流氓政客的贿选和煽动民粹所左右，被外国势力公开和秘密的干预，金钱收买而变质，失去了由选民自主决定，自由选择其代表人物的民主选举本意。如当年的德国，希特勒就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靠煽动民粹和制造国会纵火案，误导选民而上台的。近一年来所见识到的中国台湾式的“民主选举”，美国式重金，重意识形态和负面的总统大选和最近发生的乌克兰总统选举“橘色革命”闹剧，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选举案例，至少有以下六点是可以考虑被作为在中国开展民主选举所借鉴的：
（1）商定议会席次代表的公平分配。如果是真心诚意要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就必须纠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向“资本”拥有者全面倾斜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必须摆脱专制体制向权力倾斜，，专制弄权的黑暗。中国可以强化和进一步规范人大和政协的参政，立法，审议政府计划和预算的议会职能，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定期改选的常任职务。通过立法保障和明确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责和区别，使当选代表能够尽职，尽责。政协如果作为一个比人大更偏重于政治协商，技术操作和法律层面把关的机构，政协委员需要附带比人民代表更高的文化素养和学术水平要求。作为坚持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应该支持社会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各种群众社团的形成和开展活动。在工会，农会，商会，各种社团和政党能够依法注册成立，独立地开展正常活动的前提下，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额，需要按照不同时期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利益，话语权和制衡表决权的相对平衡，通过协商实行地区，行业和民族的公平配额制。
（2）规范候选人的提名和被确认过程。议员候选人的提名必须要达到不低于法定当选人必须选票数额的一定百分比，由选民签名（附上身份证号码）推荐提名。推荐提名的花名册由计算机存档，交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审核。国家主席候选人由代表相当数量选民的各政党单独，或社团联合提名推荐产生。候选人的被确认过程，由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审查其履历，推荐政党和社团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和推荐人提名的花名册有否弄虚作假？通过公安部门审查候选人有否犯罪记录？经征求选举法律顾问小组的意见，审核反对者所揭发和举报候选人的问题性质和是否违法？随后作出裁决，确认其候选人资格，或撤销其候选人资格。
（3）规范竞选纲领和施政方案的公共政策和民生议题范围。通过立法禁止人身攻击的负面竞选和煽动民粹，分裂族群的造势活动。凡蓄意采用，或客观上严重影响选情（由前后民调急剧变化判断）的各种突发事件和制造意外事端者，经法律顾问小组鉴定，选举委员会裁决，选举将被中止推迟，或该候选人将被中止参选，或剥夺候选人资格。
2.剩余价值、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于改进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视角
3.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
4.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
5.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
6.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及其延伸
7.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8.当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评析
9.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
10.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11.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12.性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从2014年“东莞扫黄”引发的论争说起
13.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
14.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与限制
15.工业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学、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民主协商制度——西方生态文明最新思想理论述评
16.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
17.财富的悖论:资本主义与生态破坏
18.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
19.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20.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态
21.为什么大工业没有割断农业生产中的家庭纽带——马克思农业资本主义理论的解读及发展
22.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23.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
24.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总爆发
25.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
26.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及应对
27.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28.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9.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
30.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31.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认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谱系学分析
32.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
33.大学文化传统的失落: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的叠加作用
34.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
35.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
36.论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冲突
37.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
38.劳动关系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兼谈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演变
39.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
40.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方法论批判
41.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美国研究生创业及其启示
42.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43.资本主义与城市社会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视角
44.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45.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
46.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
4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当代困境及其应对——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思考
48.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考
49.NBA停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50.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
51.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52.信息资本主义及互联网的劳工
53.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54.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55.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
56.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与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
57.金融资本、职能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美国的现实
58.论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教师的影响
59.如何看待《21世纪资本论》对经济学的贡献
60.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1.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2.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
63.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64.主权财富基金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探析
65.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
66.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67.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68.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
69.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
70.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71.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出路——评奥康纳的“生态危机理论”
72.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常态化
73.金融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
74.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75.资本逻辑与空间化秩序——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解析
76.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能摆脱生态危机吗?——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当代意义的揭示
77.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78.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启示
79.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
80.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阶段的发展
81.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
82.学术资本主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
8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及其意义
84.从“欧债危机”透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
85.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86.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
87.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结合研究的典范——大卫·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述评
88.生产条件的政治化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危机论探析
89.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2年)(上)
90.“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
91.生产条件的批判之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
92.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9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中国精神的弘扬
94.当前高校专业设置的问题审视——基于学术资本主义的视角
95.论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知识论的视角
96.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及其解决——大卫·哈维的空间哲学及其理论动向
97.自然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评福斯特与奥康纳之间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战
下面就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和历史定位问题发表一管之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加强整体研究是时代的需要
顾名思义,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指的是研究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整体,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局部和个别,不仅仅是研究个别时期、个别地区和国家的资本主义。
20世纪的资本主义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而不是早期和近代的资本主义,也不是21世纪的资本主义或21世纪后资本主义的未来。长期以来,在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问题上,我们的研究理论相对滞后,对于20世纪初期的现代资本主义,有着比较完整和切合实际的理论概括;对于资本主义未来的历史命运,也有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但是对于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在研究方法上,往往不够全面,偏重个别国家和时期的研究，对于从资本主义的整体角度来全面系统的研究则相对不够。
笔者认为整体研究在今天需要强调和重视,是鉴于下述理由。
1.整体研究是完整正确地定位20世纪资本主义的需要
要给予20世纪资本主义完整正确的历史定位,仅仅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资本主义、仅仅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够的,也是不完整的。我们要研究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它的早期和中期,更要注视当代资本主义的进程。
作为整体,不仅指作为20世纪资本主义主体和心脏地区的发达国家部分1,不仅指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美国,而且应当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其它类型的国家,如新兴的发展中的东亚资本主义国家2、石油致富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3、拉丁美洲地区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4、南亚地区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5、以及处于低中收入的非洲地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等。6即是说，同样要研究新兴的大展宏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进的刚刚迈入资本主义轨道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外还应该包括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转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7
作为整体，同样要注意到在20世纪中，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三种力量和因素的比较，注意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中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也注意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甚至前资本主义因素。为此，既要考查资本主义国家，又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就存在着某些初级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允许存在的事实上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因素。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则实际上存在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
作为整体，不仅要研究20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而且综合考察20世纪的世界科技、军事、社会、思想和文化，尤其是考察制约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
笔者以为，下列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即
第一,在19-20世纪两次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及其影响。
第二,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中,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危机的协调中作用,以及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第四,在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和政府干预政策协调中的作用。
第五,在改革和调整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体制运行机制时的作用。
第六,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效应中的作用。
第七,在现代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中的"安全阀"功能。
第八,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多元化和不平衡发展趋势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九,在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一体多元化进程中的作用。
第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
这些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是重要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重要的。而没有对于这些制约因素的整体研究,要准确把握定位是困难。
2.整体研究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真理，它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不断地修正和发展。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对于20世纪初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争论的总结,标志着列宁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建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著作,不仅科学地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的规律,而且对于指导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了写作这部著作,列宁参考了几百种基本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大国出版的相关书籍、学位论文和小册子,报刊上的文章和各种统计资料。《列宁全集》第39卷收录了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笔记和1912-1916年的单独札记,包括148本书(其中德文的106本,其他有法文本,英文本,及俄文本)和49种期刊(德文的34种,及法文和英文),摘录了232篇文章。8如果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列宁摘抄和评述的《帝国主义笔记》两书相对照,可以看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直接引用资产阶级学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论述,据粗略统计共有203处之多,这些引文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总字数的86％以上。9
列宁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现展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得出了崭新的科学结论,为我们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和借鉴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同时也充分说明为了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需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10
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在一个相当时期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理论界的经典依据，和对于列宁主义的"正统"解释。他的理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会在全世界的很快成功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很快灭亡的估量上的,是和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紧密相联系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111952年他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更系统地发挥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把总危机与革命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已经失效"。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12然而,战后世界56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并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而带来了理论滞后的严重影响。
实事求是地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涉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离开对于现当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也就谈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当代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实事求是的估量,从而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共运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说:"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3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4"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15他还指出，南北问题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16"南北之间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17在谈到新兴发展中国家时他说:"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18"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19
这些论断是建筑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基础上的。当代世界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人们习惯于用冷战思维来观察问题，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姓"社"还是姓"资"是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而姓"现"和姓"球"却往往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相连的见解。然而邓小平理论和实践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为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人民完整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大家注意到去年秋天，总书记强调要按照邓小平理论认真研究四个如何认识，其中十分十分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说，如何准确认识20世纪的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3.整体研究是当代世界多样化统一发展进程的需要
对于资本主义的国别研究,个案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考察和研究在今天更要多加关注。我们的科学理论和战略决策不能仅仅建立在个别国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更加需要重视对它的整体研究和考察。
我们理论上的滞后，方法上的单一,研究领域的薄弱，是与整体研究的思路的缺乏和方法上的缺陷是分不开的。
当代世界的多样化统一进程、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主潮流、当代世界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模式以及当代世界的改革调整趋势,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全球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及资源利用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当代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演变及社会思想文化现代化、多元化趋势,当代世界国际关系多元格局演变等重大课题,需要进行全球性、整体性的开创性研究,否则就谈不上准确阐述符合跨世纪实际的当代世界多样化统一的进程。
当代世界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科学技术领域间相互渗透和分化,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又高度综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学科愈来愈多,分工愈来愈细,研究愈来愈深入,另一方面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愈来愈朝综合方向发展,并且出现了''''多学科集合体合作研究''''时期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新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发展,为我们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提出了进行整体研究的客观需要。
4.整体研究是整体史学发展的需要
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的史学发展趋势显示:更加重视整体性的动态研究,从单线到多线的综合研究;更加重视环境和条件的研究;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更加重视底层史学的研究。20
推动史学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在于:其一,世界全球化和多样化发展的影响,要求对历史事件和非历史事件进行宏观地综合的考察和总结,对现实问题加强研究,对整个社会进行宏观探讨。其二,科学整体化综合化发展趋势的强化。其三，传统史学面临的"危机",从而出现了在理论体系上五花八门的方法论流派,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用科学理论的方法来考察历史现象，在内容上重视整体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底层史学的研究。这种发展趋势认同历史是"整体历史"和"综合历史";重视多角度、多层次的历史研究;重视历史的解释和理论;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
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史的整体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已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1983年法国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1980)》,对资本主义从16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宏观和微观的阐述。该书不足处在于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论述的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别的领域涉及极少。21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1982年在美国出版《1500年以来的全球通史》,该书称:"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所有文明的历史的总和""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世界历史课程涉及的史实繁杂,而是观察角度不同,即世界历史课史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重新开始，将这门课程建立在新的、真正的全球基础上,是十分必要的。"22不过,这是一部全球史和传统地区国别史的兼顾,主要阐述政治史的变迁。
1997年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出版《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宏观论述20世纪史,显示了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历史研究,在体系上也值得借鉴。23至于美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年所著《现代世界体系》一书,则是一部整体地阐述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综合性宏观论著。称他采用的是"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即"把社会和文化思潮趋势与经济和政治运动的走向紧密联系起来考察,清晰地揭示出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精辟论断。"24这部巨著,同样给整体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以很大的启示。二.关于资本主义整个研究中的误区
前已指出,在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中,我们不能把整体研究和个别研究相混同，不能把局部研究当整体研究,不能把对一段时期的研究当作全部的研究。在一段时期里,我们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研究上存在一些弊端和误区。这里举例如下：
1.把俄国资本主义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阵线,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然而,长期以来有些人把俄国城市中心起义的特殊性,民主革命迅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也当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道路,则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误导。列宁还在1916年谈到现代世界各国发展道路时就说过："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25
而且,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一国的被突破,并不表明整个资本主义已经衰落或已经走下坡路。诚如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整个封建主义的衰落一样。一种社会主义力量的兴起和整个资本主义力量衰落之间并没有时间直接衔接的必然联系。必然胜利和必然灭亡之间不一定是同时存在的。
从历史上看两种和多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封建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就并存过不至一个世纪。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并存,从时间上说还只有80多年时间。从发展趋势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同样具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力量之间的共存和竞争,而不能简单理解为直线式的一盛一衰一之间的力量的竞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解决,就一个国家来说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世纪的现实来看，我们绝不应轻信所谓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走"下降路线"、"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腐朽"、"走向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等结论。
在20世纪，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过社会主义胜利的,只有俄国一个国家和半个德国的民主德国，而迄今保住社会主义胜利成果的一个也没有。90年代初苏联解体，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所吞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转轨。这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不是一帆风顺的。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的生产力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毛病,而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吗?"他还说过:"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从世界历史的长河看,社会主义在长时期内还只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邓小平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现象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26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纲领宣称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的、最后的胜利",要在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建设;1961年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预言20世纪是资本主义灭亡的世纪;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称在二十年内要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则在苏共二十七大修改为社会主义完善论。所有这些,现在已经被历史所否定,它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不够成熟，显示了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定位不准，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历史教训。
我国汲取了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教训,提出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将这个观点写入修改后的宪法中。27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营、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8这意味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竞争。它的主体无疑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但是这并不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衰落，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已经不存在。
2.把美国的相对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与把俄罗斯资本主义的衰落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一样,有些人同样习惯于把美国的超级大国兴衰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兴衰相提并论。
这里的问题在于第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是否真的衰落了?美国超级大国的相对衰落是否等同于美国的衰落？
第二，美国的衰落是否表明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如果考察整个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英国和法国，也不是德国和日本，而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美国具有年轻、快速、实力最强和富有活力的特点。29从1894年以来，她的工业生产总值就居世界第一位。1894年的工业产值美国94.98亿美元,为英国的2.2倍,德国的2.93倍,法国的3.28倍。而1860年时只是英国的68％;法国的91.1％;德国的95.6％。世纪之交,美国在世界国民财富的比重占30.1％;英国占19.5％;德国占16.6％。301916年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在各个经济领域占有全面的优势,20年代美国成为汽车王国。1938年,以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为100,美国占36％,西欧共同体(含英国)占35.6％,即美国比英、德、法、意等国的总和要多;1948年美国为54.8％,西欧共同体为22.6％,是西欧共同体和日本总和的229％。黄金外汇储备资本主义世界为100,1937年美国为46.4％,1950年,美国占48.5％,为法、意、德、英、日本五国的441％。3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当代世界已有56年,美国一直是超级大国，虽然80年代以来超级大国霸权地位一度相对衰落，但迄今在多极化趋势中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1997年美国的GDP达80834亿美元32,而后199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又达3.9%,33，GDP达到82106亿美元。到2000年底已经创造了连续9年多的增长记录，成为20世纪美国历史上的最长的经济持续发展周期。
在对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有时对美国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实力地位估计过高、过早,有时又对它的衰落过程估计过快、过于严重。
例如有人称本世纪初美国的门户开放计划是"美帝国主义侵华独占政策的代名词"。34有人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14点计划"是美国称霸世界的计划;称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和英国的矛盾等等。
对于美国已经衰落的说法则从50年代开始到世纪末从未停歇过。例如有朝鲜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越南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70年代滞胀后美国开始衰落论；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衰落论等等。35尽管预测美国开始衰落的时间已经一再推延,但是把美国的相对衰落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开始衰落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和见解则仍然不乏其人。
其实,大国的兴衰或超级大国的兴衰和一种社会制度的兴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36,历数500年来大国地位的更迭,然而这种更迭并不表明社会制度的更迭。犹如19世纪英国超级大国地位在20世纪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衰落一样,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在20世纪末的相对衰落,也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衰落。整个说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本世纪末并未显示整体的衰落。37
这里，仅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世界的GDP对比，就十分明显了。
全世界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含中国和印度)(单位:百万美元)38
1965年2,003,7001,413,280163,040
所占％100％70.53％8.14％
1970年2,808,0262,105,694225,563
所占％100％74.99％8.08％
1995年27,846,24122,485,5281,352,256
所占%100%80.75%4.86%
1998年28,854,04322,560,6241,811,10639
所占%100%78.19%6.23%
这个统计表说明,1965-1995的30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从占有份额的70.53%增加到了80.75%。显然认为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每况愈下的论断是站不住的。何况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发展中国家，极大多数仍然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3.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作整个资本主义,又把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从传统观点的角度看问题,从十八、九世纪以至二十世纪初的角度看问题,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资本主义。然而,从20世纪的全局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指的只是在世界近代史上先后崛起的荷、葡、西、英、法、俄等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美、日、德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曾经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并称雄于近代世界,被称为欧洲中心、西欧中心、或欧美中心,一旦这种模式发生危机,自然引起人们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危机的关注和思考。
然而,整个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情况表明,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并非整个资本主义的全部,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新兴资本主义的崛起,即被称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40尤其是处在经济发展前沿的新兴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过去一个时期里,人们习惯于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看作属于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这是一种从脱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角度和两大体系争斗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在政治上站在反帝国主义立场来说的，而不应和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上的属性相混同。无论从经济制度上或者是从社会政治制度上来划分,广大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无疑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它们宣称绝不走传统资本主义的老路,但是不等于它们的道路和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的，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新模式。
其实，这是一股在20世纪下半叶崛起的后继的资本主义发展力量，它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新兴资本主义力量,人们通常说第三世界作为主力军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但是这股生力军从社会经济制度上说并非社会主义的。有朝一日,它即使在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上了超越了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国家取代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只能是另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当然这并不排斥一些发展中国家会转而推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既然如此,我们怎能断定美国等传统资本主义的衰落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呢?例如一旦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难道这些国家是在充实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不是加强资本主义的力量。随着21世纪历史的演进,人们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会不断增强。
4.把自由资本主义的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相当流行而又相当滞后的见解。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1916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这68年间,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走过了由近代到现代,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期间马克思主义由诞生而发展为列宁主义阶段。
而1916年以来迄今资本主义又走过了85年的历程,85年来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都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在发展,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走向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同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1916年的解释上。资本主义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由自由资本主义为主的阶段走向以垄断资本主义为主的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41,代替自由资本主义衰落的，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又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取代。
显然,我们不能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和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相等同。但是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来看对的仍然不乏其人。有人引用了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在1820年到1870年是上升阶段，在1870-1913年是衰落阶段，从1913年到大约1950年几乎处于垂死阶段"的论述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42，其实这段引文，恰恰表明引者把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类不同的资本主义相混淆了。这份报告在概论中明确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1870年和1913年之间开始的。在这个时期里，技术进步逐渐依靠科学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了一个生产和贸易空前发展的时期"，并称"许多观察家认为,现代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夕。"43通看《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根本得不出现代资本主义已处于下降和衰落时期的结论。44倒是需要明确的是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它确是衰落和下降了，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不能把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同现代资本主义或垄断主义主义混为一谈。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说成是或混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衰落。
5.把资本主义活力限于20世纪前的资本主义
长期以来在世界史学界的一个传统说法是,1870年后资本主义在总体发展上开始了下降时期。甚至连我国普及的中学教科书《世界近现代史》上册都持这一见解。45但是实事求是地考察历史，这一说法显然是与历史实际不符。
资本主义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虽然存在腐朽趋势，但总体上发展是主要趋势。46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向全世界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发展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说法最早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提出的，后来为恩格斯所引用而被马克思主义者广为流传。恩格斯1876-1878年间在《反杜林论》和1880年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书中写下了同样的话:"我们看到傅立叶和它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要归于灭亡的思想"47这里讲的显然指整个历史和整个人类和整个地球都是发展的，都最终要走向灭亡的。这段批判杜林的终极理论的话，并没有回答资本主义在什么时候会灭亡的问题，更不是专指资本主义何时处于上升时期或下降时期。人们也不因此而推论人类很快或已经走向灭亡。恩格斯接着写道："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48这些话表明,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狂飙时期将继续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在恩格斯晚年,他并没有得出资本主义处于下降时期的结论。
具体谈到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并非恩格斯而是列宁在1915年1月后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说的,列宁说："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资产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积聚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49列宁的这种历史划分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们暂且不论。在这里，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分期,而非整个资产阶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阶段。列宁在该文中还强调："这里的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50
然而,斯大林把"下降"说和资本主义的衰落论完全划上等号，进一步发挥了衰落论。1934年8月9日，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在《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为三部分，是适当的：第一部分----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前,这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第二部分----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这是资本主义开始衰落，巴黎公社给了资本主义第一次打击,旧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以及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力量在苏联资本主义的时期。第三部分----从1981年年末(战争结束的第一年)到1934年末，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51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斯大林的话被当作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经典反复引用,即资本主义开始衰落于1870年以后。
现在提起"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不会有人怀疑专指19世纪70年代前的资本主义，而其后资本主义很自然理解为下降时期或衰落时期了。问题的焦点在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处于衰落时期。这个问题不能靠引经据点、靠"两个凡是"来解决，而要靠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有些人口称"尊重历史实际"，但恰恰没有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提供令人信服的事实，甚至给人扣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陷入唯生产力论的窠臼"的大帽子，这种以势压人的学风是不利于学术争鸣的。
谈到活力，有一个怎么看活力的问题。人们不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的活力尚未充分显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的活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活力，人们争论重点主要是增强还是减弱,而主要不是有无活力的问题。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活力,经济增长的速度固然重要,但是不能绝对化。要注意经济结构是否形成良性循环、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科技革命的作用和创新能力的发展、经济运行中自我调节功能、应付经济危机的能力和预防止危机的对策、由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灵活适应能力、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局面的应对能力等等，这些均能显示是否具有活力。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利大于弊。从经济组织结构来看，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垄断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制经济组织、国际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具有相当的活力。而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同样显示其一定的活力。.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当作对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衰落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展趋势与危机趋势(或称腐朽趋势)在本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总的说来,既有发展甚至大发展的趋势,也有腐朽以至大危机来临的趋势,是发展和腐朽两重趋势的交替运行。在两重趋势中,主要趋势是发展,尤其是波浪式的发展52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名著中,提出:"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以前快得多"。53不久,他又指出:资本主义的腐朽趋势"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国家或在个别时期内的惊人的发展"。54列宁的论断被本世纪的历史发展所证实。虽然,本世纪西方世界经历了12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发展的时间更长。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较普遍现象,而不只是个别现象,不只是在个别国家、个别部门、个别地区和个别时期。虽然,腐朽趋势在深化,但是,很难说目前在总体上腐朽趋势已超过了发展趋势。55
由于市场经济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把经济周期危机现象和资本主义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周期危机或经济危机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产物。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考察,在我们的教学和研究中通常是作为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负面影响来论述的，随着一个接着一个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发展，随着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以及生产过剩危机、滞胀经济及结构性经济危机的发展，金融危机的加深，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斯大林的"总危机论"更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深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来临密切联系起来。
一般说来,经济危机是坏事,而不是好事。问题在于在一定条件下,它能否变坏事为好事。在大危机期间,许多人只认为这是件大坏事,只表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深化和资本主义末日的加速来临。然而，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全面研究后发现,在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还出现几个经济快速发展和繁荣的高潮,人们发现经济周期和危机与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相连。看来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在迫使政府进行的反危机调整内部机制的过程中,有可能形成新的运行机制,出现新的良性循环,逐步由坏事变为好事,成为一种难得的机遇,和一种推动变革的紧迫的信号。3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调整和发展证明了这一点。56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注意可能存在和发展的潜在危机；要善于抓住机遇,变坏事为好事,推动改革进程。57
正是经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正是经历了克服70年代经济滞胀后果的探索和实践,西方发达国家在协调市场行为和和政府干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经验。而且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现象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经济发展的波动情况，只是性质不完全相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吧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说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就在总体上衰落一次？因而经济危机的爆发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整个衰落？
7.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当作对资本主义整体衰落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是经济运行的绝对规律，然而难道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是平衡发展的吗？它们不也是不平衡发展吗？不平衡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吗？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全球情况来看，首先在西欧，随后在大西洋国家，接着在太平洋的个别国家，再后向全世界的广大地区扩展。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向横广面方向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向纵深方向发展，这种纵深发展不仅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而且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上,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方面。这些不平衡发展是不是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负面作用呢？或者说，是不是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呢？
无疑和任何社会制度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绝不是永恒的，他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并最后走向死亡，问题在于能不能把局部的死亡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死亡，能不能把资本主义在某些国家已经进入的高级发展阶段,当作整个资本主义都已经进入了高级发展阶段呢?不平衡发展意味着不发达、较发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并存；意味着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更迭；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与社会主义制度兴衰将将一个较长时期共存；意味着一个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并不等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
考察了上述种种论点以后,考察了20世纪的进程以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对于资本主义的国别研究,个案研究固然十分必要,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考察和研究决不能忽视。我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仅仅不能建立在个别国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同时需要建筑在整体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
三．把握20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衡量标准
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准确定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生产力标准和实践第一标准,而不是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等什么别的标准。
人们在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阶段时,会有各自的衡量标准,如社会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意识形态制约标准、阶级属性的好恶标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重的二元标准等。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一个长时间里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见解开始逐步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认定的社会生产力检验标准，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路线。在我国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上，自50年代后起以来，也偏离了社会生产力标准和实践第一标准。
在我国提出、认同并再次强调社会生产力标准是中共七大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反复摸索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得来的。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正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8
这一标准得到中共的肯定,但是其后的22年里,"唯生产力论"的"左"的大棒砍掉了我们奉行的社会生产力标准。直到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92年10月中共第14大的报告和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强调了邓小平同志重新创导的生产力标准,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9,中央强调,要把这一标准"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
中共十五大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再次重申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社会生产力标准，并重新强调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生产生产力标准,就谈不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把握和定位。当然对于生产力标准如何判断是会有不同的理解的，但根本问题还在于是否确认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社会生产力标准的。笔者以为衡量社会生产力它应包扩以下一些含义:综合考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重视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购买力平价(PPP)等重要经济指标;重视对科学技术水平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重视对国民经济管理水平的考察;重视对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的总体考察;重视对人口流动和人口的身体、文化素质的考察,重视对经济和自然环境及资源的考察;重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重视政府和社会集团对发展经济的政策的考察等。如果仅仅把生产力水平的综合考察,简单理解为只是对几项经济指标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以此来否定社会生产力标准更是不妥的。
实践标准即实事求是标准在学术和研究中是必需坚持的,它实际上涉及在学术和教育领域要不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问题。是本本第一还是实践第一的问题?我们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的认识正确与否?归根到底只能是依据社会实践而不是本本怎么说,一个人怎么说。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如果只是按照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变的本本办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难以成功,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创造性的发展。再说不同本本本身的是非鉴定也必须根据社会实践的检验,而不是它的"凡是"。领导人的谈话当然具有权威性,然而领导人谈话的真正权威性也必须经受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无疑是我们在评价现代资本主义史时应该遵循的,然而这并不是要我们僵化地理解为马克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每句话都符合当时甚至当前的实际,让我们搞"两个凡是"。
如果认为我们只要对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80年前的列宁或若干年前斯大林、的言论照办就行,不必接受实践的再检验、补充、修正和发展，那就使马克思主义得不到发展，也就产生不了邓小平理论。
事实上目前的理论界研究中某些滞后的现实是和这种僵化地对待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关的。
对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都涉及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问题。如二十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在总体上是发展为主兼有腐朽趋势,还是衰退是主要趋势?西方经济发展的主流是大发展还是大危机?西方世界现在是大革命形势的前夜?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就要马上崩溃?还是还具有相当的活力?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实行的那些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方式和方法、某些管理手段和经营机制能否同样被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情况所吸纳？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否还在发展，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外,有没有其他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一两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是否意味者资本主义的整体衰落?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是否只具负面影响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大量第一手的实践材料加以全面综合和深入剖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又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涉及于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因而最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如何区分资本本质和现代化必然的区别问题;涉及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演变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涉及反垄断弊端的斗争及其后果的评价;涉及各类垄断资本主义政府的经济改革和调整措施的评价;也涉及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集团的发展及其评价;也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和避免问题。再如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阶段、发展动因、发展趋势、发展模式的评价,都涉及到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这个根本问题。如怎样看待现代资本社会中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包括生产过剩危机和滞胀危机、金融危机，以及如何评价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不仅要看到当时的影响,而且要估计到它的深远后果,既要指出它的负面作用,还要指出它潜在的转机效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调整措施等都涉及它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经济评价和政治评价问题,对这些问题,也只能遵循实践第一这一客观标准。
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际实事求是标准，是正确认识、研究和发展关于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的唯一科学依据，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道路、发展特点、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发展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标准。如果我们不是坚持生产力标准，那就谈不上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准确定位。我们如果不是坚持实事求是标准,那也不可能给予20资本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定位？
四．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类型举例
这里谈的20世纪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而不是一两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兴衰,因而用例如英国在20世纪初大国地位的相对衰落、俄国在1917-1991年间退出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在20世纪末的相对衰落等的分析和评论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整体的衰落，是不恰当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就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而言,概括说来,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十种类型。
第一,是上升为主导地位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英国和法国，也不是德国和日本，而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迄今从总体上说美国仍是一个比较富有活力的大国,这是通过比较研究而言的,这个国家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和国家、集团、私人垄断所有制兼顾;美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政府干预,是一种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混合经济。迄今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符合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在美国的活力。60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以来美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明显变化,美国成了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单一超级大国。
请看以下比较：
国家人均GNPGNP万亿GDP万亿（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1991199819981980(全球%)1991(全球%)1998(全球%)
美国141102224029340792132709024.76%5610825.93%8210628.46%
日本10120269303238040899105939.68%3362315.54%3783113.11%
最近20年，美国由1980年的24.76:9.68%到1991年的25.93%:15.54%;再到1998年的28.46%:13:11%,估计2000年的情况还要不利于日本。
第二,迅速崛起的日本资本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日本岛国,本世纪初,日本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1929年占3%,二次大战战败后再度振兴,1971年占5%,到1995年日本的GDP占到全世界的18.35%,成为世界第二超级经济大国,超过了位居第三、四、五位的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国的总和。61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引来了对于日本模式的种种评说,并对美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有的认为这表明亚洲模式对于欧美模式的胜利,然而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又重新引起对于日本模式的慎重评价。1998年日本的GDP在全球的份额已经由1991年的15.54%急速下滑到1998年的13.11%。90年来的日本呈现经济怒景气的低迷状态。
但是日本的崛起确切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由欧美中心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的迅速扩展的态势。
这里要顺便谈谈，从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中断的日本"教科书"事件，90年代中期以来的日本面临一场新的转折,是维护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还是谋求经济霸权,政治强权,军事大国和全球主导地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我们要密切注视这个政治大国、经济超人谋求全球利益的动向。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的话至少可以得出四点共识:
第一,在日本这个近邻大国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严重趋势。
第二,在日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完整舆论根据,如什么侵略有理、侵略有功、日本受害、放弃歧见、亚洲共荣等等。
第三,造成这种局面是日本右翼统治集团和势力出于难以言明的目的而不愿正视历史需要,是战后两代年轻人对历史无知受欺骗宣传的结果。
第四,对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言行,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加以揭露。还清历史本来面目,正确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现在,我们要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在日本这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兴起?,我以为:
其一，从历史上看虽然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但实际上在保持日本天皇权威等问题上带有一定的保留;而且盟军在日本大规模消灭日本法西斯的军事行动前,日本已宣布投降,在客观上保留了日本本土的法西斯势力。从而不如德国那样,消灭法西斯比较彻底。
其二，从国际背景来看战后初期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美苏冷战全面展开,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战争的爆发,片面对日和约的签定,美国大幅度修正对日政策,由限日转向扶日,对日本法西斯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打击不力,留下了隐患。冷战结束后,日本从超级经济大国地位走向政治大国,挟经济实力、金元外交之余威来重温其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而90年代日本经济的不稳定对于军国主义复活的加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三，从日本国内来看在美国的纵恿和扶植下,日本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潮逐步向右转;日本统制经济体制和所谓"日本精神"在追究经济高速增长中被美化和神化,没有彻底划清法西斯和政治民主、经济侵略和经济民主的界线,从而为垄断资本统治的右翼势力提供了物质的、管理体制的和思想舆论的基础。事实上,正是由于日本否定了经济军事化、经济侵略扩张和战时动员的统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平等互利外贸和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持续高速地发展日经济。而利己主义经济、保留战时统制经济遗产必将损人而不利己。另一方面,日本的民主、和平和进步运动不断受挫和分化,难以形成巨大的反击力量。
第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再度振兴的德国资本主义。德国是近代史上后起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又是19-20世纪之交现代资本主义新起的国家,还是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经济大国,战后联邦德国再度崛起,成为欧洲最强的经济大国,并实现了统一。联邦德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它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模式和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竞争经济模式。尽管不同时期经济政策会有微调，但是实行适度的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内外经济平衡的基本政策不变。第四，英法传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英法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称霸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大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法已经沦为二等发达国家，但是如果认为他们已经完全衰落，无所作为，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当代英法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由于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多成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人们对"英国病"已是"绝诊"的诊断,也说明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迄今还有一定的活力。英国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地位的相对衰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表现，但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兴衰并不是一回事情，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消长不仅取决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变化，而且取决于同一时期其他大国经济实力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基本上实行以市场机制为主的有条件的计划调节经济政策。是强化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发源地。法国不依附美英的独特发展道路，使她在战后超过英国成为第四经济大国。
第五，新型的欧洲联盟式资本主义。世界近代历史时期的欧洲特别是西欧是资本主义发源地和心脏地区，又是列强结盟厮杀和角逐的战场。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和主战场。这是一个分裂为军事和经济集团的欧洲，又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尖锐对立的欧洲。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由扮演唱主角变成了扮演配角。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醒悟到以欧洲联盟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来取代相互对立和频繁交战的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从50年代到世纪末，欧洲联盟终于兴起，并成为传统资本主义世界三足鼎力中的一枝不容忽视的力量，成为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可以说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1995起改称欧洲联盟)是当代西方世界的一件大事。我们不妨将1995年欧洲联盟15国的经济实力量和美国、日本及全世界情况作一对比：62
欧洲联盟、美国、日本的经济实力对比表(1995年情况)
国家人口面积(平方公里)GDP(美元)国际储备(美元)进出口(美元)
欧盟37107万399.6万83816.30亿5205.12亿36191.60亿
美国26310万936.4万69520.20亿1759.96亿13555.95亿
北美自38450万2129.8万77709.86亿2049.11亿18682.82亿
由贸易区
日本12520万37.8万51080.40亿1926.20亿7789.44亿
合计88077万2567.2万212606.56亿9180.43%
占(%)15.53%19.23%76.35%
全世界567300万13348.3万278462.41亿未计103910.96亿
上述情况表明：在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国际货币储备、进出口方面欧洲联盟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人口接近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进出口相当于美国和日本总和的169％；国际储备相当于美国和日本总和的141.21%。联盟式的欧洲现代资本主义还在继续扩展，20世纪出实现东扩计划后，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形成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三极并立的局面。就欧盟在全世界的实力地位二言，这种集团实力十不容忽视的。她的人口占全世界的6.54%,面积占全球的2.99%,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30.10%,进出口总值占全球的34.83%。迄今，我们重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个别研究，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从50年代以来已经发展近半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的联盟资本主义模式是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的。
还要指出在欧洲联盟中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国家人均GNPGNP万亿GDP万亿（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1991199819981980(全球%)1991(全球%)1998(全球%)
德国11430236502585021227157437.26%214207.43%
法国1050020380249401466266466.08%119935.54%143304.97%
英国920016550214001263853744.91%87684.05%135744.70%
意大利640018520202501166244994.11%115055.31%117104.06%
总计6618730.59%8329928.87%
可见四国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欧洲联盟的发展。
第六，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新形式。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在欧洲联盟成立前夕产生和发展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发达国家加拿大及北美发展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墨西哥的贸易互补的地区性联盟。自1994年1月1日起，北美三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正式开始执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在1995年形成了拥有人口3.845亿，面积2129.8万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77710.31亿美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63。就其人口来说，超过了欧洲联盟，就其面积来说是欧洲联盟的5.3倍,就其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则是欧洲联盟的92.7%,三国的进出口总额1995年为18682.62亿美元,为欧洲联盟的51.62%,国际货币储备为2094.11亿美元,占欧洲联盟的40.23%,64成为在经济集团中与欧洲联盟较量的最重要的力量。
国家人均GNPGNP万亿GDP万亿（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1991199819981980(全球%)1991(全球%)1998(全球%)
美国141102224029340792132709024.76%5610825.93%8210628.46%
加拿大123102044020020612226602.43%51082.36%59882.06%
墨西哥224030303970380922352.04%28251.31%39321.36%
总计6404129.60%9202631.89%
全世界40104890288622109395100%216391100%288540100%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它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对立和排斥向经济联合和互补的发展态势。
第七，东亚经济区的新兴资本主义。这里指的是除日本和中国外的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等新兴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更确切地说是指七、八十年代以来腾飞的以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地区为代表"亚洲四小龙"或亚洲诸虎的东盟国家和地区,有人称东亚经济增长群体65。70年代以来先他们后走上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道路。被誉为"东亚奇迹"。1997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东南亚和东亚金融危机，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继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它是一次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格局将发生多方面影响的新型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加深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也是由产品经济时代转向信息经济时代的危机的征象。对于这场早有先兆的金融危机,未能及早防范和控制,是有原因的。
和30年代资本世界大危机及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制度危机不同，这次轮到了被一致看好的"亚洲奇迹"的东亚国家，人们被"哥德派"言论所蒙蔽，再次重演了丧失"忧患意识"不重视在繁荣和危机两重发展趋势中潜在危机的悲剧。东亚金融危机告速我们经济和科技全球化，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既是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家的难得机遇，也孕育着巨大的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全球金融关系中，最易遭到冲击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不仅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且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金融市场监管制度不健全。东亚金融危机引起人民对于东南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再思考。
第八，其他多种类型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各具特色的类型，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还有中东和海湾石油资源国的经济改革之路、美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之路，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发展道路。至于后进的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后进地区。
第九,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资本主义。在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中俄罗斯的变化是最耐人寻味的,它经历了从俄罗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再到俄罗斯转轨资本主义的曲折变化,这种转轨资本主义既不是大俄罗斯帝国的复活,也不是步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之后尘，而且一种托着以被废弃的社会主义的躯体、又笼罩社会主义阴阴的,运用资本主义机制快速壮大俄罗斯帝国的混合资本主义。俄罗斯的转向资本主义无疑壮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同时也使本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模式更趋多样化。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独联体成立后,原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虽经叶利钦两任总统、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斯捷帕申政府几次经济体制的激进或渐进改革和转轨的政策交替运行，仍未完全摆脱苏联成立以来的苏俄历史上和整个现代世界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困境。冷战时期不可一世的超级经济大国地位已经荡然无存。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字，对比俄、中、美的GDP力量对比：
国家人均GNPGNP万亿GDP万亿（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1991199819981980(全球%)1991(全球%)1998(全球%)
美国141102224029340792132709024.76%5610825.93%8210628.46%
中国300370750928920171.84%36971.71%96093.33%
俄罗斯32202300337944701.55%
1998年俄罗斯的GDP只有中国的46.5%,只占美国的5.4%。
东欧八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资本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又发生了逆转。1989年是东欧剧变年,来势之猛,波及之宽,为人们始料所不及，它和苏联解体一起，构成了本世纪最富曲折变化的事件之一。剧变后的东欧各国集中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工作。就转轨后的经济形势而言，大体上分为三类国家。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罗文尼亚已到谷底或开始恢复和回升；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仍处滑坡或谷底状态；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波黑则在连年战乱中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
除了以上以上九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外，我们还要注意带，即使在已经走上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还存在着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是第十，实行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将保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某种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态。
中共十五大报告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规划。指出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主张"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6这些带私和带资的所有制可以而且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至于‘一国两制''''构想下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即使完全回归和统一于祖国后，其基本制度和生活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主体下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共同发展而有利于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模式。
需要指出,模式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对一个国家来说,好的发展模式,也不一定适合别的国家,关键是是否善于结合本国情况加以借鉴。美国前劳动部长马歇尔,雷撰文认为:"过分宣扬美国模式的优越性并不正确。""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研究出一种适用于别国的模式","万验的灵药根本不存在。"67
五．20世纪资本主义历史定位的几点思考
通盘研究了笔者上述见解，我们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是不是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横广两个方面都得到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波浪式的在发展和危机两重趋势中进行的，从总体上说，目前发展仍是主要趋势。
第二，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上。这是全球发展趋势，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趋势。它对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在总体上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的。
第三,20世纪资本主义的大国实力对比不平衡发展具有不同于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的特色，这种不平衡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个别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就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而言，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战胜了封建主义经济。就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而言，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以被打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第五，发达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经济势力一方面占有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涌现和壮大，它在全世界的经济蛋糕中的份额将受到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受到削弱，因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走的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有的甚至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已经超过了欧洲某些发达国家。这种后起之秀的群体势力是一种新兴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第六,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遇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挑战，在20世纪曾经有欧亚拉丁美洲1/3的人口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虽然随着苏联东欧解体,苏联东欧国家重又回归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的火种在这些国家不会完全熄灭;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推进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连续1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它已经成为一盏新的社会主义明灯,并且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吸引力。
第七，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各国情况不同，没有适用各国情况的什么灵丹妙药式的模式，关键在于能否善于结合本国情况借鉴各国经验和教训，并适时调整适合本国国情的运行机制和政策。
实事求是地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及其模式，涉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离开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也就谈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正确认识现代和当代资本主义,无论是对于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均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投资。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突出反映在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上。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中国""都和错误估计现代资本主义有关。在跨世纪的紧要关头，既要正确把握"国情"，又要准确把握"资情"，唯有立足国情,了解"球"情,才能增强实现我国宏伟目标所具有紧迫感、危机感和必胜信念,以便实现我门的伟大目标:"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68
注释：
1一般指的是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七国为主导的二十几个经济与合作组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OECD)。
2主要指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为代表的东盟国家和韩国。
3主要指伊朗、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国。
4主要指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
5主要指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锡金、马尔代夫等国.
6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低收入国家指1995年人均GNP在765美元及其以下的国家(共49个国家，其中,非洲国家占29个，整个低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为290美元),人均3035美元是进一步划分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界标。下中等收入的人均GNP为1670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收入GNP为490美元,南亚地区为人均GNP350美元。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社,1997年。
71996年世界银行报告把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称HIS国家，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称中东欧国家(CEE)。这些实行资本主义转轨的国家共有27个，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波黑、斯洛文尼亚、马其顿。
8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说明。
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引自《帝国主义笔记》的材料有《列宁全集》》第39卷中的:450,369,650-651,198-199,197,53-54,55,36,40,382,23,469,420,414,236,102,102-103,384-385,101,23-26,25,26,187,170-171,421,156,422,157,74-75,40,45,414,382,37,414,180,181-182,389,392,134,389,208,64,208,308,64,196,184,69,42-43,386,349,46,177,46-47,160,396,158,159,187-188,161-162,33-34,167,146-147,163,162,423,198,420,42,65-67,377,65-67,546,114,113,111,121-122,106-108,372,226-228,232,228,32,415，416,32-33,176,72,185,185,78,119,81,140,430,143,206,140-141,431,296,456,32,318,146,76-77,44,95,96,371,132,28,395,32,28,382-383,379,377,378,379,376,167,132,73-74,172,173,402-403,237,238,35,36,324,268-275,451-453,328,629,83,36,236,503,96,635,36,88,259,290,225,286,475,287,516-517,536,542-543,544,70,156,457,503,639,97-98,497,178,462,466,465,477,482-483,483,499,503,505,98,501,455,284,759,15,214,213,145,289,189-190,190,190-191,192,478,268,89,405,401,402,38-39页等。10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24-25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11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1927);《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8-210页。
12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13邓小平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4邓小平著:《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83版。
15邓小平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2页,人民出版社,1983版。
16邓小平著:《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7邓小平著:《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8邓小平著:《总结经验,使用人才》(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9邓小平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20参见:[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美]伊格斯尔著,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项观奇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法]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1980)》(AHistoryofCapitalism),1983年英文版,1986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2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AWorldsince1500AGlobalHistory),第2-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23[英]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出版《极端的年代,1914-1991》(AgeofExtremes),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muelWallerstein)所著《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第1卷,第10-11页,中译本第1-2卷序,第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5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65页。
26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1999年1月31日。
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1999年1月31日。
29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安年著《二十世纪美国史》,第9-1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第3-6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0参见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12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参见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25章《美国超级霸主地位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2EconomicofthePresident,1998.45p,TableB-1----GrossDomesticProduct,1959-1977,280p.
33美国商务部报告，1999年1月。
34[苏]赫尔斯托夫:《外交史》,第652页,三联书店,1973年版。
35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479-48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6[美]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37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235-2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8世界银行1997、1996、1993年、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996,1993,1991年版。
39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0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32节《告别全球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1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389-39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42参见《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尊重历史实际,为提高学术水平而奋斗》文章中第98页。引文自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43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44报告很清楚地说明："在这些年代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频繁的贸易战，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式，以前作为初级产品供应者为世界贸易体系服务的一些国家采取一种强调在高度的保护壁垒后面发展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接着报告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战后重建工作几乎完成，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产值和贸易空前发展的时期。"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
45"19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途径，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下降线的轨迹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世界近现代代》上册,第162页,1991年新版。
46请参见黄安年《20世纪美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世界5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2页。
48同上，恩格斯文。
49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44页。
50同上，第144页。
51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1934.8.9),载《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52参见黄安年:《试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社,1997年版。
5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第84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54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列宁选集》第2卷,第88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55参见黄安年:《试论二十世纪西方经济的几个特点》,《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
56黄安年著:《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观评述》,载《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57黄安年著:《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观评述》,载《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58《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02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60主席1997年11月在哈佛大学演说中谈到:"我不认为美国是一个衰落中的国家"(见香港《中》月报,1997年第2期(1997年11月)
61[日]宫崎犀一、奥村茂次、陈小洪等译：《近代国际经济要揽(16世纪以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世界银行:
62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附表材料统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和1996年版。
63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15,237页。
64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43,245页。
65谷源洋主编：《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参考文献】
[1]张仲秋.知识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12).
[2]肖枫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4]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5]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二、世界历史理论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表征
马克思的一系列深远思想总是离不开他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而世界历史这一重要理论依然如此。可以说，唯物史观依然为马克思分析探讨世界历史提供了内在严密的逻辑基础与外在辩证的理论原则。从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层次上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一个饱满且立体的层次性思考，是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唯物史观并结合剩余价值理论，全方位地分析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成果；也是马克思在具体地运用多种经济学原理，分析当时的全球经济形势以及走向规律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世界历史”是理性所掌控的历史，世界性理性构成了人类理解历史的最高原则。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持一致性的基础就在于，马克思也把“世界历史”从历史编纂学的狭隘层面脱离出来，而赋予其以哲学历史观的意义。但分歧是，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观绝不能完全忽略物质生产及生活的现实基础，或者只是将前者作为某种附带因素，“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①。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只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里兜圈子，那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紧紧抓住了物质生产的现实基础，从唯心史观的圈子中跳跃出来，实践性地赋予了世界历史以哲学历史观意义。马克思通过对物质生产生活这一现实基础的历史演变的深入研究，发现“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发端，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致于他们都直观地将地理大发现看作世界历史时代的起点。的确，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人类的狭隘眼界，形成了实际上的“世界”概念和视野，马克思也是在这之后创作了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但事实上，马克思超越了这种表层的事实，他认为地理大发现绝非历史进程中偶然的、独立的事件，它背后一直积蓄着能量的是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原因。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基础与内在条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本性时提到：“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③资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增值，不断前进与发展。同时，为了这样的目的，资本一方面不断扩大流通范围，一方面把所有地区的生产都转变为资本推动的生产。资产阶级在剩余价值的不断趋利下，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进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所到之处，资本的利刃都在无情地斩断束缚人们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迅速的消除生产资料的分散状态，进而集中财产，招拢人口，使世界逐渐形成经济、政治的统一体。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大工业化使得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社会生产能力在不断提升。只有当生产力大力发展，并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跨越性变革后，才能将原本贫穷、落后、闭塞、禁锢的局面打破。当人们的交往变得更为普遍以后，才能使某一个民族更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高度意识到了人类生产中的分工与交往对于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意义，“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④。伴随着一个民族分工的程度提高，必将增加人们的交往与联系，从而扩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交往。分工与交往的扩大对世界历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⑤，“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⑥。总之，“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⑦。其次，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背景下形成的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方式之一。马克思在1858年10月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⑧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资产阶级对资本欲望的无限膨胀，驱使资产阶级不断向外开拓，不断侵略弱小民族，以使他们成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附庸。这种开拓既包括了对市场的探寻，也包括了对原料、产地等生产要素的渴求。生产社会化使得资产阶级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同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提升了交通的多方面便利，于是，出现了东印度公司，出现了中国市场，美洲土地被开拓，出现了各国殖民地，而以上这一切，使得世界市场得以形成，从而表征着世界历史在这些不断扩大的交往和联系中日益演进。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各民族、各区域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需求与联系，世界市场这只全球背景下的微观无形手，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拉越密切，把区域、民族等限制性的概念越减越模糊，“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①。最后，整个地球上的相对独立的各区块市场，都将融进世界市场这历史必然的洪流中。再次，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充满了资本主义的复杂矛盾，要用复杂多元的眼光来对待世界历史这一绝非太平的过程。如上所述，世界历史的内在形成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变革下的时代产物。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是与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早期殖民主义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囊括四大要素，即资金、原料、市场和劳动力。为了这四大要素，资产阶级开始了各种疯狂的暴力行动，于是，圈地运动肆虐，殖民掠夺横行，海盗行径残暴，奴隶贸易盛行。资产阶级以上这一系列不太平的问题尖锐且刺目，而这一切都是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不断突显的矛盾的衍生品。马克思分析了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简化了阶级矛盾。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其次，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强势与主导，国际关系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起这个发展中的世界，因此，世界历史绝非是一个公平的蓝图，它时刻都映照着这个在资本主义大国左右下的主次世界。马克思还着重指出了不平等的世界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不等价交换问题，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强者民族和弱者民族间，通过不等价交换的劣行，财富更急速地流入西方列强手中。“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④世界历史就这样被资本主义国家强行造就了福音之于强者、悲乐之于弱者的失衡画面。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欲望促使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再生产。于是，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与资产阶级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矛盾越来越尖锐。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最终出路就是资产阶级相互间掠夺性的世界市场战争。此外，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机器大工业时代的高生产能力与强社会生产力遭遇了无序化、无政府状态的阻碍。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甚至是周期性的爆发。值得注意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确是马克思一生批判性理论工作的主线和重心，但我们不能被其简略的、一笔带过的表象所障目。若是盲目地认为马克思并不强调或不重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只是一味地揭露它的剥削性、残酷性和非人性，那么这会是对马克思的重大误解。实际上，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始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要环节，倘若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发达生产力，以及加强的社会普遍交往，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世界历史的形成并非否定民族历史，而是以之为前提。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另类的变化。晚年的马克思开始更多地关注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俄国的历史轨迹恰恰是民族历史的标志性案例。“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的存在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逐步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国家，但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⑤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虽然只是个特殊的例子，但马克思对这个例子却是保持着特殊对待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发展，区别于西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俄国这个特殊的民族国家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个广泛交往、联系交错的大环境，但它又凭借着自己民族发展的特殊性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中有着独特的偶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