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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性与启蒙运动
伍德指出，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相关，或者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现代性，或者是因为合理化的发展产生了启蒙运动，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念来源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伍德认为，现代性来源于启蒙运动，在19世纪才得以兴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它们的传统是西方现代性……西方自18世纪以来学术论战继承的遗产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好坏，这些都是西方的现实。”启蒙运动代表了理性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单线进步观以及普遍与绝对化的真理。这些特点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已经成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启蒙工程。启蒙运动诞生于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其许多特点根源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脱离封建主义束缚的一种可选择的道路。伍德认为，现代性工程的主要发源地是农村占主导的法国，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非资本主义原则仍然在起着作用，不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不存在生产价值的创造，而是古老的商业行为。”这个市场崇尚贱买贵卖的原则，以外地谋利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买卖为主，农业人口占据大多数，是潜在的消费市场。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包括专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贵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没有任何关系。资产阶级对专制国家的态度是模糊的，对专制原则的挑战仅仅是对专制原则的延伸，完成了专制的集权化工程，这些同启蒙精神相悖。启蒙运动的假设是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存在于西方历史中，“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中形成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学术工程共同代表的单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则是理性主义。广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已经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或两者皆有)，从马克斯·韦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到当代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方式描述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要么被看做是人类解放的高峰，要么作为在最好情况下已无法阻止现代悲剧(启蒙辩证法)和在最坏情况下导致种族灭绝和核毁灭威胁根源的惨败。”如果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概念，那么现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由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民主和技术进步组成的一个复合物。后现代主义抛弃所有启蒙运动中好的东西，特别是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追求，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归咎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现在应该将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现代性工程”的观点同启蒙运动的方案区分开来。“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启蒙运动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助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欢呼雀跃。”后现代主义根源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工程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决定性的。否认任何完整的过程，任何所谓的‘宏大叙事’，并拒绝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综合的普遍的理论解释。”后现代主义也拒绝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认为启蒙运动已经死亡，但仍有价值，它要借助社会主义得以复兴。资本主义虽已经普遍化，但不妨碍启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启蒙的联盟，才能真正实现理性、科学和自由的启蒙精神。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从一开始，有点机械的亚当斯密关于商品生产的描述就不同于辩证的马克思的描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惭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在这里商品生产成了某种天然的普遍的人类倾向的产物（如果能这样看商品生产倒是能给现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家省不少气力！）。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2）。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商品生产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这两个条件缺失任何一个便构不成准确的商品生产的概念。
现实社会可以是商品生产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混合，但任何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社经验材料绝对不能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如此强调这一点似乎多余，可我们很快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所谓理论，其拙劣的根源就在于此。
从在现实社会中作用的程度、规模、范围等标准出发，将商品生产分为简单的小商品生产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顺理成章的。后者由于技术条件的成熟，大批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提高到过去任何社会形式从未达到的水平，商品生产已是社会增加财富的主要源泉。但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这一逻辑主干之上的一个支干，考察社会经验材料能否混入资本主义概念中，还是首先要看它能否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剩下的任务只是辩明它属于小商品生产概念还是资本主义概念。
（二）商品经济的规律性和资本主义的规律性
更深的抽象表明，商品生产者交换的不仅是具体的、实在的、有用的物品，而且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这不是心血来潮随意做出的武断抽象，它表明了生产商品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共性，从而也表明了用于交换的所有商品的共性或本质。只要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在量上是相等的，这些商品在抽象意义就是相同的，这是它们得以按一定比例交换的基础。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的质的规定性。耗费的量不由每个具体劳动量决定，而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这就是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在现实中没有人先去计算必要生理耗费再去交换，价值规律是以供求和竞争规律的形式在市场上现实地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各个私人生产者“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3）显然，价值规律的作用制约着商品的交换比率、每种商品的产量、劳动力在各个部门的配置。
当“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4）时，商品生产就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大体上每个生产者拥有自己的数量不多的生产资料，并且用它们来生产商品；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商品了，生产资料属于一些人，出卖劳动力来干活的是另一些人。资本主义仍符合商品概念的一般规律性，但特征性的东西已开始出现，一般规律在具象时有了修正的必要。
新增的价值已不象以前那样全部归生产者所有，而是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死劳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归活劳动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劳动力价值。两者量的划分的斗争从资本主义产生起就没有停止过，但只要这种斗争主要是靠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自由的市场契约来调节的，这种斗争就还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能概括的经验材料。
又由于生产资料不仅总规模扩大了，而且各行业所用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也不象以前那样大体相差无几了，各行业利润率均等性的假设和剩余价值率均等性的假设还基本符合对经验材料不完全归纳的判断，资本有机构成则没有任何做均等假设的基础了。这时，跨行业的商品价格等于价值（剔除掉供求不平衡因素）和利润均等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就不正确了。必须修正为：所有行业的利润总额和总价格，还是等于以前的剩余价值总额和价值总额。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律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规律。以上就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的规定性。它对政治制度结构的基本要求就是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
（三）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马克思用抽象思维方法得出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想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内的作用要素而不是这两个概念所能概括的范围以外的、价值规律管不着的作用要素，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被替代的必然性。在这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判断、价值追求被明显地摆列一个次要的位置，起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要求助于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追求历来被马克思视为庸俗的和空想的。马克思愿意看到是资本家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5）。即使对马克思这样的抽象思维大师，我们也要试图鉴定他的抽象思维过程。
我们可从（S，是剩条价值率，s是剩余价值，v是可变资本，q是资本有机构成，c是不变资本，p是利润率）推导出p以q和S，表示的函数式：要想使P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必须是二种情况之一：（1）S，下降同时q不下降或者S，下降的程度高于q下降的程度；(2)q上升S，不上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
马克思显然排除了S，下降的情况。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马克思得出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就必须先做两个假设之一，即q上升S，不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马克思认为q上升比较符合经验材料（情况可能不是如此简单，后面会论及），两个假设就变为S，不上升或者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就是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隐含着这两个假设条件的。这个规律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两个暗含的假设与现实经验材料对照的结果。在《资本论》整个第十三章对这个规律的描述中，都没有有意识地将假设与经验材料相对照的部分。在随后的第十四章作用相反的各种原因中将S，的提高作为了一个起相反作用的修正因素。这样，实际上马克思的假设又变成S，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
只要能证明这个假设比较符合现实的长期趋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就真的是资本主义范畴内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资本主义的消亡就指日可待，这个论证过程是比较严密的抽象思维过程必须要求的。
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4章中没有直接地全面地接着说明这个假设，从而完成论证，而是换个角度换个假设前提，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在这里——大多数有益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如此——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包含着这个结果：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时，剩余价值量将会减少”，“从而使利润率减少。”（6）。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出，“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同时也使他的新假设“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中的一定量变得不“一定”了，变小了。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不变资本的贬值和有机构成的下降。这个新开辟的论证同样无法说明利润率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有人会说：不变资本贬值马克思已作为修正因素之一，在具象过程中说明了，这是抽象思维方法的惯例。但是具象不是再一次分别把各修正因素与本质因素的关系罗列出来，这是舍象过程的任务，它必须在可叠加的假设条件下，综合说明本质因素和6个相反因素共同作用时的总结果。即使不精确，也必须判断各个力的强弱和方向，从而判断合力的方向，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完成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所下的结论就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有些含糊地“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视为是一种倾向的下降”（7）。”
我并不是据此断言说资本主义没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我只是断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理论家到目前为止并没能证明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范畴本身所必然带来和资本主义范畴可以概括的所谓客观规律。利润率的变化有多种可能性，有些是资本主义因素引起的，有些是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引起的，强调这种区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面还会论及利润率变化的极端复杂性。
（四）垄断和帝国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加剧，随着资本主义不断积聚和集中，各个生产行业的企业数目大大减少。这些在竞争中幸存下来的企业，规模大都十分庞大，接下来的竞争更可能带来的将是两败俱伤，而不是某一方的完全胜利。这时在大资本家头脑中占上风的已不是资本主义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更不是商品生产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而是过去封建领主们惯用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封建契约，这是完全不同于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契约的一种超经济的契约。这种封建契约有企业同盟、卡特尔、托拉斯、完全合并等多种形式。从此现实社会已不再象此前近100年那样接近于较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主要成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混合社会。这种混合在大约几十年的时间内全面触及了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劳动力市场。划分新增价值的另一方——劳动力出卖者靠自由市场原则调节自己利益的机会被大大削弱了，他们面对的是联合起来的蔑视市场的资本所有者，他们现在的地位用工奴来描述毫不为过。
我们再次强调，严格的抽象思维方法一定能判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要素和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混合的结果，决不能把一切现象材料都装进资本主义范畴内。不能把垄断看成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抽象思维的意义上找不出垄断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说明它们的关系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能完成的任务。
马克思是在垄断产生之前完成他的经济著作的，因此在《资本论》中没有这方面的分析。列宁等人用新的经验材料来发展和修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时，最大错误就是没有仔细审查新材料是否具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没有共性就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要求的修正和具象，而是一种杂乱的堆砌。并且它所造成的概念的混乱为我们将要进行的混合社会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同样，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相混合的现实社会的一个阶段。
二、关于利润率的变动和资本主义危机
我们认为利润率p=S，(1-q)绝不是简单地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其变动的极端复杂性一方面体现在抽象思维模式下p作为因变量在S，和q的作用下有多种变动的理论可能性；另一方面体现在科学具象思维模式下p、S，q还是互相影响和互动的。作用于p、S，q的有些是资本主义要素，有些则是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
（一）在p不反作用于S，和q以及S，和q不相互作用的假设条件下，P在理论上上有11种变动的可能性。
（1）S，上升且q下降时，p上升；(2)S，上升且q不变时，P上升；(3)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快于q的上升时，p上升；(4)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慢于q的上升时，p下降；(5)S，不变且q下降时，p上升；(6)S，不变且q不变，p不变；(7)S，不变且q上升时，p下降；(8)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快于q的下降时，p下降；(9)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慢于q的下降时，p上升；(10)S，下降且q不变时，p下降，（11）S，下降且q上升时，p下降。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只是其中（4）的情况。前面已提到，关于这个规律的唯一性的证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与其坚守一个不能证明的简单化了的所谓规律，不如承认利润率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此为起点展开丰富的实证的研究，历史地描绘出利润率变化的实际状况。
上面11种情况的每个假设条件，在没有经过仔细的对照之前，都不能冒然断定它与实际不符。例如，马克思认为q的上升一般来讲比较符合经验材料，而实际上q的变化也非常复杂。当我们从微观角度考察时，技术进步往往直观地带来有机构成的提高。但是从宏观的和较长期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如此：第一部类长期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一定实物量的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也包括第二部类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数学上很容易证明，当C下降时，也是下降的；弥补存量损失后的利润部分下降幅度更大，从而利润率也是下降的；在新增价值的划分上，也是下降的。紧接着的应该是第二部类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消费品的贬值，全社会在维持绝对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v降低了。明显上升，新增价值的划分中也上升；也上升。
从长期来看，考虑到技术进步会由于微观单位的竞争推动而成为影响两个部类生产的长期的和主要的因素，全社会的q,S，p更倾向于随着两个部类技术革命的更迭而呈现一种上下波动的变动状态。而绝不是单纯的上升或下降。
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但不一定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的价值。这是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的重要区分。马克思也提到过的不变资本贬值绝不能摆在一个次要的修正因素的地位，它是和劳动力贬值同样重要的并且交替出现的因素。
（二）在现实中的p绝不仅仅是S，和q的被动的因变量，它的水平和变化反过来直接影响S，和q的水平，S，和q也是在时刻相互影响和制约着对方的水平。例如用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来提高S，往往就伴随着q的提高，但它们的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此外，现实社会的q,S，p还会受到种种市场契约天法调节的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的影响。由于这种复杂性，我们肯定得不出某种P的单一趋势的规律。因此面对多变量共变的情况时，单纯的抽象思维方法的确无能为力，求助于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三）到目前为止，关于资本主义自动走向灭亡有两大核心理论。一个是前面已分析过的在资本有机构的提高快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关于这个规律的证明是缺乏说服力的；另一个是假设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带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这样就必然带来消费不足这种资本主义市场无法自我调节的生产比例失调问题。按比例生产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有规律，如果资本主义最终带来的是生产不能按比例进行，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无可争议。
我们仍用马克思的方法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第ц部类。我们先把剩余价值分为四个部分（8）；第一，适量的消费支出，数目刚够把资本家的消费维持在前一期的水平，记作SC；第二，资本家消费的增长额，记作SC；第三，资本家用来扩大可变资本的积累，记作Sav；第四，资本家用来购买追加的不变资本的积累，记作Sac.为了保持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就必须使所有代表对不变资本需求的项目的价值（生产价格）等于不变资本的总产量的价值（生产价格），并使所有代表对消费品需求的项目的价值等于消费品的总产量的价值。用等式可表示如下（字母右下角的数字1和2表示生产部类）：c1+sac1+c2+sac2=c1+v1+sc1+sc1+sav1+sac1
v1+sc1+sc1+sav1+v2+sc2+sc2+sav2=c2+v2+sc2+sc2+sav2+sac2
化简后得：C2＋Sac2＝V1＋Sc1＋Sc1＋Sav1其中方框内所含项目就是简单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以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为例，C2＝V1＋Sc1，如果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就意味着等式中V1在不断缩小，理论上不能由此就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等式C2＝V1＋Sc1不再成立了，简单再生产的比例已被破坏了。因为显然还有理论上的替代办法；Sc1不断加大，并且Cz在实物结构上适合加大了的Sc1的情况。即劳动力出卖者减少的消费由资本家增大的消费替代了，这时等式仍旧成立，简单再生产仍是按比例的。按比例生产规律本身不能证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会是一个按比例生产的破坏因素。
按比例生产是超商品经济的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性，是更抽象更一般的规则。它对现实生产的要求只是有前后一贯的、系统的生产比例，并且再无其它要求。至于现实中按比例生产的多样性则是由这个抽象规律以外的作用要素形成的。重视这种区别是严密的抽象思维方法所要求的。
马克思曾嘲笑这种把资本家变成一个只关心使用价值的善良市民的假定是把资本主义最实质的东西—笔钩销了。但是最先一笔勾销资本主义的是剩余价值率不断上升且不再受资本主义调节的假定，是前一个荒谬产生了后一个荒谬，当你假设剩余价值率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持续提高时，你就已经假设剩余价值率由市场法则调节而上下波动的资本主义已不起作用了，你就已经假设资本家不是资本家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证明“有效需求不足不能直接导致对按比例生产规律的破坏的演绎推理是无懈可击的。杜冈那个著名的一个工人操作全部机器的假说无非也是想说明同样的问题，但不幸他始终没能说透。就纯粹的资本主义作用要素而言（抽象的、理论上的），V和S的划分是由市场契约调节的，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也是劳动力出卖者的资本主义，就不考虑外来因素的纯模型而言，按比例是可以由市场调节来完成的。
但是越来越频繁的V或S一方借助资本主义以外的作用力量来参与新增价值的划分的作法，使得比例问题也不可能单有市场调节来完成了。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的介入使单纯的资本主义市场契约原则失灵了。但如果这时出现了生产不能按比例进行的罪恶，承担责任的不应是纯资本主义概念所概括的东西。而是那些资本主义以外的混合要素。在资本主义模型下，生产的按比例是要不断经过市场调节才能达成的，特别是V和S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当V过多S过少时就会出现产品不足，市场通过价格变化能把它们的比例调整过来；当V过少，S过多时，就会出现消费不足，产品过剩，市场同样能把它们调整过来。但如果有一些超经济因素引起V或S的过多或过少时，市场就成了多个作用力中的一个，V和S的最终比例是取决于多个力的合力，而不仅仅是价值规律的力量。但不能由此说价值规律（生产价格规律）就过时了，它仍是重要力量之一。
（四）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主义是一种理论抽象模型，它不等于现实社会。如果人类社会在某一时期比较接近资本主义模型，那只表明现实社会患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偏执病。人类社会正常的和长期的情况就是各种抽象模型的混合社会。
现实社会不等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危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危机。在理论上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如果在概念上搞不清这种区别，接下来的错误和混乱就不言白明了。
资本主义危机就是因为利润率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或工资水平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所引起的流通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危机应当如鲁道夫·希法亭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比例的失调。只要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等指标的影响因素还是市场契约原则可以调节的，资本主义危机就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可以调节归位的。如果支配这些指标的还有某些超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的原则，我们的思维要下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现实的危机不等于资本主义危机。单纯调节资本主义危机的市场方法就无法单独完成调节这个现实危机的任务，起作用的应是某种混合的方法。例如，1929年危机就主要是由垄断造成的新增价值的划分长期有利于资本所有者引起的。危机持续时间长，破坏力极大。至少有两种解决危机的途径可供选择，一种是继续维持新增价值划分有利于资本家的状况，同时将产品结构调整为可将工人消费不足的部分由资本家的消费或投资来替代，接下来还必须有人口减少、超级消费形式的出现（如太空旅行等）等经济政治配套条件。人类社会否定了这种选择，而采用了解决危机的第二种途径：通过国家机器等手段改变新价值划分明显不利于工人的状况，使比例重新回归。毫无疑问，这两个办法都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市场方法能单独奏效的。
就纯粹的理论上的资本主义危机而言，“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利润率下降趋势，或离不开消费需求越来越落后于生产要求的趋势，或者两者都离不开，那么，这个制度的毛病就可望随岁月的推移而加剧，而资本主义关系变成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锢的时候，也必然同黑夜跟随白昼一样，非来不可。既然这样，周期地打断社会经济生活的危机，就的确必须看作是现存社会体系的死亡象征”（9）。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随着全面技术进步在两个部类交替出现而呈上下波动状态，资本主义至少不会因为那两个原因而灭亡，资本主义危机也不是资本主义趋于灭亡的象征。
但我们绝不是由此得出资本主义永远起主要支配作用的结论。由于单位价值所代表的物质量越来越大，资本主义自动调节的社会物质代价也越来越大，资本主义方式可能会因为这种日趋增高的社会调节成本而逐步不再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此外，按照需求交替理论（参见《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物质、创新、依附、平等、自由这五种基本需求，区别只是量的不同格局而已，资本主义将这五种需求都价值化了，应该承认，价值化是一种精巧的制度系统，它为五种需求都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是，在现代人类五种需求新格局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系统或价值化制度系统，已不可能单独包容或衡量人类的五种基本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明明在改进五种需求的格局方面取得了进步而经济增长率等价值指标却始终低迷和令人丧气。再不接受新的概念系统，人类社会简直就要失去方向感了！这些是资本主义在特定条件下不合理性的根源。显然这种不合理性还是来源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而不是单有资本家就可以把资本主义推进死胡同。并且，这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具备全面消亡的条件，无视这一点，只能得到以另一种不合理或不完全全合理法则代替现在的不完全合理法则的结果。
在现实社会，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本日益集中时，资本主义调节成本日益增高的不合理性可能带来两种不同的超资本主义力量在和资本主义法则对抗。这两种力量的任何一种达到某种极端程度时就现实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可能是不合理地灭亡）；这两种力量没有出现极端程度时就现实地表现为它们和资本主义法则相互混合共同作用的混合社会状态。
这两种力量一种是封建主义力量，具体表现为大资本家为限制竞争而采用的封建领主划分势力范围式的超经济契约；另一种是社会产义力量，具体表现为劳动者通过工会或国家机器而实现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市场法则的平等性的分配。
资本主义与这两种主义的关系并非截然不可过渡。如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本集中到一定临界点时，资本家很容易放弃资本主义法则而选择封建主义法则；再如，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10）。如果接着演绎下来，当一个国家的公众的文化水平要求稍多一点平等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时，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中也就会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要素，资本主义显然向社会主义原则过度了一步。现实社会中的关系本没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当历史按时序发展到一定条件需要将某种社会关系制度化和稳定化时，才有了这些主义的区分。
另外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单向的，一些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作用可强可弱，可接近于零，但这不意味着在以后的历史时期这种主义就永远不再发挥作用了。起根本作用的规律是我在《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描述的需求替论。
混合社会必须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混合，才会有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包括所有制（产权制度），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
（五）所有制、国家制度
我们把人类现实社会按一定标准分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技主义或它们的各种混合形式，这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冠以某种主义的追求和实现追求的条件使该主义对社会的作用力日益显现出来，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内在力量之一；另一方面是指这种内在要求或内在力量只有以所有制、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形式予以制度化以后，才能完整地、系统地和稳定地表现出这种主义的全部内容和发挥出全部的作用。第一个层面是第二个层面形成、稳定和变化的基础或内生力量；第二个层面决定第一个层面能否充分地现实地发挥作用，从而甚至也决定了不同民族在某一时期不同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资本主义最基础的制度是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11）。在使私人产权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不让未获授权的个人使用它，并且运用资产的全部获益和成本都应归属于资产的所有者。只要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都可能需要用某种超经济的政治办法来决定资产的运用和获益。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正常运转还需要另一些外在制度为条件，这些制度允许并保证自由缔约和确定明晰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外在制度就是法律和国家强制。它们“都立足于公共的强制执行组织（法院、警察、检察员、监狱）。统治者和议会曾普遍使自己成为可信赖的第三方，来保证契约的履行。因此外在执行机制往往增强着缔约伙伴的信心”（12）。但这些外在执行机制在保证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也在侵蚀着资本主义所有制，以至现实的产权制度往往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排它性的对财产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外分的权利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国家的限制。绝对排他性资本主义所有制从它产生那天起就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某种混合的所有制。只不过在一定阶段，顶多这个混合的所有制比较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已。
作为强制手段的国家的概念有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表述：一种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第二种认为国家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机关，是各种利益的调节器。
其实，至少当资本主义成为主要社会力量时，国家的统治工具的作用和利益调节器的作用是一种抽象思维方法下的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前者是国家概念的实质、本质，后者则是这个本质经过某种修正后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抽象本质几乎没有修正地就表现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调节器的作用顶多只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阶级与阶级之间界线分明，并且难以逾越。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要加入多种修正因素，以致于抽象中的直接阶级对立，在具体表现形式中不那么容易一眼看出，除非加以抽象化。这些修正是：a、阶级间的共性因素较早期多，例如都是政治上的自由人。b、阶级之间的转化较早期容易，阶级概念的承载人极不稳定，例如管理职业化和经济的科技化都是低层阶级升入高层阶级的渠道。再如股票市场又使普通人可以成为股东等等。因此国家概念在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各种利益的一种公正的调节器。但是透过具体形式，还是能发现（用抽象力）国家归根到底是对具有资本家素质的人群极为有利的强制机器，它是追求和信奉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人群的选择结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
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制度，一方面是各种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向新的混合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它总是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排它性产权关系的必不可少的保护机器；它同时也是削弱排他性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并使社会迈入混合状态的超经济的双刃剑。
三、资本主义与混合社会
“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着近似的情况。”（13）。
有两个原因导致马克思没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的混合状态的规律性给予充分研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理论上的资本主义模型与现实社会，引者注）也就越大。”（14）。虽然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消除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且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现实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前的封建社会的一个混合社会，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已是发展的趋势，它对现实社会的作用已接近于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专注于资本主义理论模型的研究，实际上就近似地等于对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经济的研究。二是在方法论上单一的抽象思维方法实在无法胜任对几个完全不同质的概念混合和交织在一起的规律性研究。它除了能说明现实经济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的混合经济以外，无法进一步得出有意义的通例性的结论。
资本主义到了成熟期以后，现实经济的新的混杂不清的情况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理论模型和现实经济的近似程度又开始出现由大变小的情况。在资本家方面开始出现求助于封建主义的倾向，在无产者方面开始出现求助于社会主义的倾向。如果要求马克思的理论应对将要出现的新的混合状态做出解释和预测，那是对理论家的苛求。马克思的后人作了各种企图以单一抽象思维方法描述新现象的尝试，这种方法论就决定了他们都讨厌混合状态，于是出现了信奉资本主义的阵营，也出现了信奉社会主义的阵营，他们最初都试图通过现实的消灭对方来恢复社会的单一状态，但这个结果未能如愿出现。到了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个阵营分别从内部开始了政治家们的对峙的松动，两个单一社会都先后出现了混合的状态。但探讨混合规律的系统理论仍旧没有出现。马克思和他以前及以后的理论家以抽象思维方法为基础对封建主义模型、资本主义模型、社会主义模型等的理论构建是人类思维的宝贵财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以这些抽象思维的结晶为出发点，采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进一步探讨混合状态的规律。因为混合状态是和现实社会近似程度最高的情况。
一个相对稳定的混合状态不仅是经济的制度化的混合，也是政治、文化的混合，我们更愿用混合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范围广泛的混合。如果要对资本主义发展做一个粗略的阶段划分，我倾向于认为：a、14世纪中期——16世纪中期，贸易和小商品生产繁荣，这个时期是以封建主义制度体系为主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的混合社会。b、16世纪中期——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均力敌，矛盾比较尖锐。c、18世纪中期——19世纪7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逐渐占上风的混合社会。特别是到了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使现实社会几乎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模型。d、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科技主义开始形成独立的意识形态。由于大资本的形成，大资本家最先摒弃资本主义规则而采用了封建领主式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垄断方法，单纯的资本主义规则已无法保护小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利益。无产者也开始借助社会主义的平等规则而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自由契约规则加入社会选择过程。这一时期主要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科技主义等的混合社会。资本主义和大封建主义的力量占伏势。e、20世纪30年代至今，垄断的封建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拗疲且宰时局饕逦饕α康淖时局饕濉⑸缁嶂饕濉⒖萍贾饕宓鹊幕旌仙缁帷?/P>
当回头看我们走过的历史时，我们的思路比较清晰，因为时间已帮我们做了大量的抽象工作。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几百年间，我们已习惯于把当时的社会理解为一个混合社会，能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封建主义制度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但我们却不能把这种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运用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理解多种矛盾的产生和变化，在这里我们更习惯于形而上学。我们不能容忍存在一个社会的鸭嘴兽。但现实社会的确是鸭嘴兽，以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为基础的混合社会理论有可能是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
（1）亚当期密：《国富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上卷，第12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55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995页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3卷，192页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288-289页
（6）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5页，着重号是引者所加
（7）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4页
（8）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83页
（9）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80页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193－194页
（11）《拿破伦法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2页
一、导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做一下清晰区分，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样化的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简单地说，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类型，是随着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一个具有历史特定性的企业类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的。而资本主义的企业指的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企业类型，但其内部的生产关系却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二、资本主义企业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定义，我们在这里可以采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下的定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企业是这样一种制度：工人在占用他的劳动的资本家的控制下工作，产品归资本家国有而不是归工人所有，进而，这样的资本主义企业为追求利润而生产产品并销售。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截至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业主制，合伙制和股份制三种类型。下面我们依次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三种类型企业。
资本主义企业的最早形态是业主制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内只有唯一的所有者，这个唯一的所有者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经营者，他是最早的资本家。业主制企业是“指在经营单位内，剩余索取者和最终决策者同为一个人的企业体制”。在封建社会末期，部分农奴获得了人身解放，再加上一些破产的手工业者，他们都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维持生存的生产活动。而另外的一些具有大量生产资料和财富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自己进行生产劳动，于是便雇佣那些无产者，让他们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来为自己生产指定的产品，而生产的这些产品则是用来出售以获得更多的财富收入。作为回报，这些无产者将会得到一定的工资报酬从而实现自己的生活需要。这些无产者便是最初的工人，而那些资本所有者便是最初的资本家。这种企业形态便是马克思所指的最初形态的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在这种企业中不存在共同所有权问题，所有者－管理者承担了他指定决策的所有财富结果；而且也不存在由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所带来的人问题。
这是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主要优势。但该形式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如业主所有制企业会遇到投资视野问题和投资分散化问题。
合伙制企业的性质和业主制企业非常相似，只不过企业所有者变成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资本出资人。这些出资人共同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共同承担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决策。通过汇集几个人的资源，合伙者减轻了业主所有制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约束，而且合伙者还可以获得某些生产规模上的优势。一旦各所有者能向企业投入较小份额的资产，合伙制就为人们提供了机会，以降低承担风险的成本。但是合伙制没有摆脱共同所有权的问题，通常，合伙者既是企业剩余索取者也是主要的决策者，但随着合伙者人数的增加，容易滋生搭便车问题，以上两种职能合并后产生动力的优势慢慢减少。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扩大，要求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而所需的资本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固定资本方面。前两种企业形式已适应不了更高的大规模批量生产的需要，再加上此时金融工具的日趋发展和完善，企业实现大规模原始投资的融资变得越来越容易，于是就产生了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业与前两种企业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就所有者来说，股份制企业的所有者规模远远大于前两种形式的企业，那么就很明显，股份制企业内的资本规模也必然相当大。就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来说，前两种企业内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股份制企业内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已经分开，所有者几乎不参加企业的管理，而管理者不对企业拥有所有权，所有权和控制权有了一定的分离。二者的分离导致问题的产生。当企业为获得规模经济而变得非常庞大时，即便合作团队中每个成员都有明确的效用函数且不存在欺诈行为，协作的成本也会上升。而且，外部所有者与内部职业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构成了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代表了这种企业类型的主要不足之处。然而，股份制企业的产生并不表示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就消失了，在服务部门中，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仍是广泛使用的组织企业活动的方法，而他们对组织良好的资本市场的依赖也大大少于股份制企业的情况，所以它们是共存的。
三、资本主义的企业。
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产业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且每种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构成也是大不一样的，所以每种产业对于企业的规模和组织结构水平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如铁路行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要求它的企业必须具有很大的规模，且组织结构比较复杂。而棉花纺织业的企业则根据其技术的发展可以从最初的家庭式作坊演变到小企业再到大企业。所以，每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企业形式都是多样化的，并不存在单一形式的“代表性企业”。本节将着重讨论资本主义企业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如家庭式企业和合作社企业。
家庭结构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部落制度中，家庭结构是首要的、突显的维持性制度，家庭在部落制社会中是突显的，因为大多数生产都是在扩展的家庭单位中进行的。而到了奴隶社会，奴隶制庄园变成社会上占据主导性的生产单位，但是家庭结构作为次一级的生产单位保存了下来，而且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与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但家庭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性结构，它不是人来产生以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它也会在历史的将来在人类社会中消失。家庭式企业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家庭成员们在家长的指挥下共同劳动生产某种产品，并出售此种产品以换取货币或其他物品，在交易时，这种产品的交易主体是这个家庭而不是任何一个家庭成员，此时的家庭相对于一个“法人”，且家庭财产归全体成员共有。像这样的家庭是传统家庭，它可以被称作企业，如典型的农民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
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一种重要的企业形式是合作社企业，这种企业是公有制性质的。合作社企业的企业所有权归企业全体劳动者所有，企业职工都以其劳动者身份平等地拥有企业所有权，它是一种劳动型企业。合作社企业的员工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在合作社企业内，工人可以相互联合，并且形成一种合作关系，他们可以共同拥有企业和企业的生产资料。合作社作为一种公有制企业，起资金主要靠内部员工自己分担的，部分通过融资筹得，但当今的合作社企业的资金无论如何都不能与股份制企业相比，所以其规模是有限的。虽然它是一种公有制企业，但是其内部的劳动平等关系随着组织内人数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人数较少时，企业内的协调成本较低，无论是劳动分工还是收入分配，甚至是在决策上都能达到相当高程度的平等；当人数较多时，企业内的集体协调和决策成本就变得相当高，所以为将决策成本降低到经济上可行的水平，不得不求助于公产人来承担企业内部财产管理与劳动管理的大部分职能。“由于公产制的存在，这种公有产权的的内排他性必然转化为公产人与全体公产成员之间的双向监督关系，转化为二者权、责、利的矛盾与冲突。”随着合作社企业内员工人数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矛盾就越严重，企业内公有产权的内排他性就越强，而与此同时，企业内的劳动平等关系却越来越弱化。所以，就算是在公有制企业内，平等关系也是不同的，相对的。一个完全实现了劳动者分工平等、分配平等与决策平等的理想的公有制经济只存在于理论家的头脑中。超级秘书网
除了上述的两种企业类型外，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企业类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企业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私有制的，还是公有制的，抑或混合所有制的。总之，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只会存在纯粹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类型，那也只能是理论上的，绝对不符合现实。
四、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形态中企业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能充分体现该社会经济形态内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的企业类型，但也有某些处于次要地位的企业形式。从中国的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我们对于企业形式多样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从以前否认和贬低私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合理性到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并鼓励其发展，充分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步入合理化的轨道中来。所以，我们应该在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承认并鼓励企业形式多样化的存在和发展，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各种有利资源，为我国尽快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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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及相应制度决定下的资本经营者的精神状况及表现，它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
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来，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必须“理性”交易，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的本质。第三，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
从个体层面上看，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一方面，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与文化、道德作用，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因而，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形态不断变化，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包括企业家）、企业组织（包括跨国企业）、社会（包括经济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等，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可见，从资本逻辑上讲，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
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却是靠剥夺起家的，“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超级秘书网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坚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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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277.
一、自考本科论文答辩的一般程序
1.学员必须在论文答辩会举行之前半个月，将经过指导老师审定并签署过意见的毕业论文一式三份连同提纲、草稿等交给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的主答辩老师在仔细研读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拟出要提问的问题，然后举行答辩会。
2.在答辩会上，先让学员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概述论文的标题以及选择该论题的原因，较详细地介绍论文的主要论点、论据和写作体会。
3.主答辩老师提问。主答辩老师一般提三个问题。老师提问完后，有的学校规定，可以让学生独立准备15?20分钟后，再来当场回答，可以是对话式的，也可以是主答辩老师一次性提出三个问题，学员在听清楚记下来后，按顺序逐一作出回答。根据学员回答的具体情况，主答辩老师和其他答辩老师随时可以有适当的插问。
4.学员逐一回答完所有问题后退场，答辩委员会集体根据论文质量和答辩情况，商定通过还是不通过，并拟定成绩和评语。
5.召回学员，由主答辩老师当面向学员就论文答辩过程中的情况加以小结，肯定其优点和长处，指出其错误或不足之处，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指点，同时当面向学员宣布通过或不通过。至于论文的成绩，一般不当场宣布。
二、学员答辩要注意的问题
学员要顺利通过答辩，并在答辩时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除了在答辩前充分作好准备外，还需要了解和掌握答辩的要领和答辩的艺术。
(一)携带必要的资料和用品
首先，学员参加答辩会，要携带论文的底稿和主要参考资料。如前所述，有的高等学校规定：在答辩会上，主答辩老师提出问题后，学员可以准备一定时间后再当面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携带论文底稿和主要参考资料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在回答过程中，也是允许翻看自己的论文和有关参考资料的，答辩时虽然不能依赖这些资料，但带上这些资料，当遇到一时记不起来时，稍微翻阅一下有关资料，就可以避免出现答不上来的尴尬和慌乱。其次，还应带上笔和笔记本，以便把主答辩老师所提出的问题和有价值的意见、见解记录下来。通过记录，不仅可以减缓紧张心理，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吃透老师所提问的要害和实质是什么，同时还可以边记边思考，使思考的过程变得很自然。
(二)要有自信心，不要紧张
在作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大可不必紧张，要有自信心。树立信心，消除紧张慌乱心理很重要，因为过度的紧张会使本来可以回答出来的问题也答不上来。只有充满自信，沉着冷静，才会在答辩时有良好的表现。而自信心主要来自事先的充分准备。
(三)听清问题后经过思考再作回答
主答辩老师在提问题时，学员要集中注意力认真聆听，并将问题回答略记在本子上，仔细推敲主答辩老师所提问题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切忌未弄清题意就匆忙作答。如果对所提问题没有断清楚，可以请提问老师再说一遍。如果对问题中有些概念不太理解，可以请提问老师做些解释，或者把自己对问题的理解说出来，并问清是不是这个意思，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再作回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答所非问。答到点子上。
(四)回答问题要简明扼要，层次分明
在弄清了主答辩老师所提问题的确切涵义后，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要充满自信地以流畅的语言和肯定的语气把自己的想法讲述出来，不要犹犹豫豫。回答问题，一要抓住要害，简明扼要，不要东拉西扯，使人听后不得要领;二要力求客观、全面、辩证，留有余地，切忌把话说“死”;三要条分缕析，层次分明。此外还要注意吐词清晰，声音适中等等。
(五)对回答不出的问题，不可强辩
有时答辩委员会的老师对答辩人所作的回答不太满意，还会进一步提出问题，以求了解论文作者是否切实搞清和掌握了这个问题。遇到这种情况，答辩人如果有把握讲清，就可以申明理由进行答辩;如果不太有把握，可以审慎地试着回答，能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即使讲得不很确切也不要紧，只要是同问题有所关联，老师会引导和启发你切入正题;如果确是自己没有搞清的问题，就应该实事求是地讲明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表示今后一定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切不可强词夺理，进行狡辩。因为，答辩委员会的老师对这个问题有可能有过专门研究，再高明的也不可能蒙骗他。这里我们应该明白：学员在答辩会上，某个问题被问住是不奇怪的，因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一般是本学科的专家。他们提出来的某个问题答不上来是很自然的。当然，所有问题都答不上来，一问三不知就不正常了。
(六)当论文中的主要观点与主答辩老师的观点相左时，可以与之展开辩论
答辩中，有时主答辩老师会提出与你的论文中基本观点不同的观点，然后请你谈谈看法，此时就应全力为自己观点辩护，反驳与自己观点相对立的思想。主答辩老师在提问的问题中，有的是基础知识性的问题，有的是学术探讨性的问题，对于前一类问题，是要你作出正确、全面地回答，不具有商讨性。而后一类问题，是非正误并未定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可以互相切磋商讨。如果你所写的论文的基本观点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又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能自圆其说的，就不要因为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出不同的见解，就随声附和，放弃自己的观点。否则，就等于是你自己否定了自己辛辛苦苦写成的论文。要知道，有的答辩老师提出的与你论文相左的观点，并不是他本人的观点，他提出来无非是想听听你对这种观点的评价和看法，或者是考考你的答辩能力或你对自己观点的坚定程度。退一步说，即使是提问老师自己的观点，你也应该抱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据理力争，与之展开辩论。不过，与答辩老师展开辩论要注意分寸，运用适当的辩术。一般说，应以维护自己的观点为主，反驳对方的论点要尽可能采用委婉的语言，请教的口气，用旁说、暗说、绕着说的办法，不露痕迹地把自己的观点输入对方，让他们明理而诚服或暗服。让提问老师感受到虽接受你的意见，但自己的自尊并没受到伤害。譬如，在一次答辩会上，一位老师在说明垄断高额利润时，把垄断高额利润说成是高出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利润。答辩的学员听出老师的解释错了。就用平和不解的语气说：“那么，垄断高额利润是垄断价格高于成本价格的话怎么理解呢?”提问的老师听后一怔，隔了一会儿，高声说：“问得好!”从提问老师的喝彩声中，我们知道，他已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你的观点。这样的辩论，答辩老师不仅不会为难你，相反会认为你有水平，基础扎实。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10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技术和金钱，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满足其优裕的物质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许多颇有经济价值的、稀有珍贵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一旦被开采，便会造成对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科技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们不许人们开采本国的稀有植物，却利用其技术优势和金钱诱惑，大量开采发展中国家的稀有植物。中国云南生长一种植物――红豆衫，从中可提取贵重的抗癌物质――紫杉醇。美国研制成功紫杉醇针剂后，严禁任何人开采美国的红豆衫，却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受利益驱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也想尽各种办法，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红豆衫。中国红豆衫的过量开采，满足了美国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却给我国红豆衫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还从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发现一种名叫“长春花”的植物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的主要原料。于是，这种植物被大量开采，源源不断地成为美国的制药原料，而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则为美国医药行业的繁荣作出了牺牲。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工业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中获利300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则遭到过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废弃物的增多与倾倒会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场，污染整个人居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强大，其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垃圾或废弃物最多。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两难境地：要经济的发达和优裕的生活，就要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免不了要产生工业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就要解决工业垃圾问题，而这极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面对两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于解决强大的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来说，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办法就是将大量的工业垃圾或废弃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这是解决两难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此种处理工业垃圾的方式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众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对此，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这样看来，西方人所谓的税是纳税人的钱实际上部分也是垄断资本家限制其政府的一种话语。为什么西方不流行资本家的利润是资本家的剥削这样的话语呢？
其初始的思想被经济学家奥尔森（M. Olson）在《民族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予以阐述。芝加哥大学的金格欧斯（L. Zingales）提出了裙带资本主义这个词汇，并用于指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后来，这个词汇却被指菲律宾、韩国等东亚国家。见Kip Beckman， The Scourge of Crony Capitalism， .
[美]汉弗莱・霍克斯利：《无数失败的输出民主计划令西方民主遭遇信任赤字》，《参考消息》，2016年8月25日。
见.
见http：///international/archive/2011/09/map-us-ranks-near-bottom-on-incomeinequality/ 245315/.
比较优势决定贸易格局只是形而上学的假象，由此假象可以得出是国家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基本制度、发展阶段等决定贸易格局的结论。参见王今朝提交给第六届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年会的论文《重新思考比较优势理论》（2016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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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奥多・W・舒尔茨，2001，《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刘群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培养创新精神
培养创新精神，并不是让学生创造历史，而是创设一种历史情景，让学生感受当时的历史气氛，理解历史知识尤其是历史结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盲从别人已经得出的结论，学生经过深刻的理解，结合自己的思考，不但能深刻的理解结论，也能提出一些新观点。例如在讲的．时候，就有意让学生理解：西方列强在把灾难带给中国人民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文明带给中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西方列强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使命，另一个是建设性使命”。我们怎样看待中国文明与近代作为西方侵略者附属品的西方文明？提出问题，让学生课堂讨论，教师加以评述。又如讲完“中国的产生”后，出一道开放性的题目：“中国是不是‘欧风美雨’的产物？”要求学生先讨论，根据已学的知识作不同的回答，只要言之有理即可，教师最后作评述，从肯定或否定两方面展现史实和得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二、突破思维定势
突破思维定势，即要改变教材造成的习惯思维结论，引进史学的新发现和新观点。例如世界史“殖民主义罪恶”教材中对此论述的观点主要是评价其带来的恶果方面：灭绝人性的屠杀当地的居民，如印第安人；大肆掠夺殖民地的财富；从事罪恶的奴隶贸易等。
这就是教材的评价定势。而我们认识殖民主义要在此基础上突破这种思维定势，站在另外角度去评价：殖民主义从世界范围看，实质上体现了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但同时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被侵略国家而言，破坏了完整，掠夺了财富，是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但另一方面他们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近代文明带人这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旧制度，旧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如中国、日本即如此。但应强调西方列强主观动机是不希望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发展自己的经济，因此他们千方百计的压制和阴挠、破坏，相对它产生的消极作用来看，其客观上的积极作用无疑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以上的分析便是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对问题进行再认识。
又如19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我们在向学生理解垄断资本主义时，不能只停留在课本上仅有的知识，不能只指出的它的腐朽性上。还应指出垄断组织的出现毕竟在集中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上，形成规模生产，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有积极作用。况且，“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自然原则。我们在观察思考问题突破思维定势时，必须以科学性为本，切不可误导误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多设问多答疑
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多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教材史料内容向学生提问题。例如讲到康有为维新思想特点时向学生提出“为什么康有为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先让学生自己看书、相互讨论，然后让学生自主起来回答。教师不宜过早交待结论，等到学生发表完自己的见解后教师才加以总
结分析：
1.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一下子全部反对根本无法达到目的；
2.借助孔子的权威论证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减少变法的阻力；
3.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保守性。通过老师综合分析，学生从而获得了较全面的认识。接着教师又可再设问：“托古改制”的特点将会给维新变法运动带来哪些不利影响？教师这样不断的设疑，学生不断地思维、答疑，也就不断的深化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又如讲完后向学生提出问题：你认为它的作用是积极作用大，还是消极作用大？并建议学生选取不同的观点展开讨论回答。然后老师正反方面对学生进行讲解分析，使学生对有更深更全面的认识。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一般说来,古典的文化观把文化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音乐、绘画、纯文学等。而文化的当代涵义,是指精神思想、价值伦理、科技知识、意识形态、风俗礼仪、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综合化。文化不再是纯文化的概念。文化涵盖了一切。
在当代,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媒介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作为更加深刻的社会渗透Ⅲ,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反映到自然和文化中来。文化被商品化并被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又称之为“文化工业”。文化逻辑与商品活动(实践的)、科技发展(认识论的)紧密联系,成为综合的社会精神现象。在总体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可复制的、唾手可得的东西,又是一种新的、平面性的、无深度感的、无深刻涵义的东西。西方现代派作品和后现代派作品的风格和形象,就证明了这一点。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文化,与其说能带来繁荣,不若说造成了人与人类存在之真正目的的日益加剧的疏离。”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者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与危机概括成:
——知识分子的危机。与商业明星、体育明星、电影明星及政客相比,知识分子的知名度及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弱化,其地位逐渐被滑稽演员和写刺激小说的作家所取代。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感的消失,使知识分子正在变成不可能。人作为人文科学的对象与主体将不复存在。
——科学技术的危机。科学的数学化倾向排斥人的感性和主体性。科学与人的文化相矛盾。文化是人的生活的自我发展,并且变成科学技术文化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的文化。社会依靠科学技术获得发展,同时消解传统的文化和艺术、伦理和信仰。
——大学和教育的危机。现代科技取消了大学与社会的功能分界。大学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具有思想生活的特征,而受制于“消费社会”的本能。短期效应决定一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教育,就是电视图像,就是消费性的交流。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式的教育已经死亡,传统的名着和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
——文明失去伦理价值。现代文明的衰败由文化危机引起。又由哲学的衰败所致。曾经在18、19世纪引导着普遍思想的伦理哲学,逐渐被歪曲现实的思辨哲学所取代。文明遂变成理论文明而不是伦理文明。现代人丧失经济地位、独立精神和个性发展的自由,也就失去社会道德感和创造性。
世界体系理论也被称为“世界体系的”，是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新理论，其影响历经几十年不衰，堪比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乔万尼阿瑞吉自1979年起，在美国宾厄姆顿大学从事世界体系理论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其中，《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和治理》和《亚当斯密在北京》被称为“我们时代的三部曲”，即使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的杰作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
虽然，阿瑞吉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思想进行专门分析的文章和著作并不多见，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一些期刊和著作中，并且这些成果分布在各个学科范围内，很难让读者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他的思想体系，从而容易引起误解。即便如此，这些研究成果仍然从不同角度对阿瑞吉世界体系思想进行了阐释，对相关概念做出了界定，对一些核心理论进行了梳理，对重要文本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一、国内研究现状
虽然，阿瑞吉曾出版过在国际上影响甚大的《漫长的20世纪》，但国内学术界对阿瑞吉的关注却始于其最后一部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出版。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崛起”大胆而谨慎的预言和对“中国奇迹”新鲜且充满挑战的解读，不仅吸引了国内普通读者的眼光，也引起了各领域学者们的兴趣和关注。但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还尚未形成研究阿瑞吉及其世界体系思想的热潮，更鲜见集中系统的分析和解读。目前，国内对阿瑞吉及其思想的研究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阿瑞吉及其著作的介绍和翻译
目前，国内关于阿瑞吉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其著作的介绍和翻译上。从已经掌握的材料看，率先对阿瑞吉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是佘江涛和丁嫣霞。阿瑞吉的代表作《漫长的20世纪》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后，佘、丁两位学者即在《博览全书》上发表题为《研究资本的杰作》的文章，对这部著作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他们指出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思想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一种非传统的观点上，他将“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的顶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体系积累周期解说了资本主义四大积累体系的因果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了非常慎重的预言，从这个角度上说，《漫长的20世纪》是至今为止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描绘最为有力和精彩的著作。[1]江华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阿瑞吉及其思想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认为《漫长的20世纪》从世界体系的宏观视角重构了近代以来的资本积累周期，即体系积累周期，这一周期的演进大体可以从空间上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一隅扩张到今天的全球规模，从时间上阐释现代世界体系周期性的变迁和兴衰，同时也为我们描述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严重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2]黄平作为《亚当斯密在北京》的译者之一，对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亚当斯密在北京》这三部代表作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解读，从学术视野和现实价值方面介绍和评述阿瑞吉，在他看来，阿瑞吉在学术和思想传承上，继承了马克思和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传统，同时，他和沃勒斯坦长期共事，也受到沃氏学术思想的影响，但从根本上看，阿瑞吉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其理论充满原创性和挑战性，在解释美国霸权如何走向极端，中国奇迹怎样影响世界等问题上提供了充满启示的解读。[3]
从翻译成果来看，目前我国已翻译的阿瑞吉著作主要有：2001年由姚乃强、严维明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2003年由王宇洁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200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2009年由路爱国、黄平、许安结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翻译的论文主要有：黄文前翻译的《霸权的瓦解》、丁骥千翻译的《新自由主义的性质和前途》、陈燕谷翻译的《帝国的谱系》。可以说，阿瑞吉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已经在我国翻译出版，但是关系到其思想形成、成熟的几部著作和相关论文至今仍没有被翻译出版。
2、对阿瑞吉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的阐释
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对理解和把握他的世界体系理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的首推江华，他在论文《重建资本积累周期》中，将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归纳出4个特点：第一，四个周期之间不是简单的前后相续，而是互相重叠的；第二，积累周期递减而非等长；第三，积累体制伴随积累周期交替更迭；第四，成本内部化水平越来越高。[4]虽然，他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探讨，但应该认为这四个特点的归纳，为后来的学者研究这一理论产生了提纲挈领的效果。南开大学学院的孙寿涛教授在论文《试论阿里希的积累周期理论》中首次分析了这一理论的思想来源，他指出积累周期理论的思想渊源有两个，分别是布罗代尔关于资本及资本主义的非传统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除此之外，孙还对左派学者纳格里对阿瑞吉理论的评价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纳格里对阿瑞吉积累周期理论的评价——“阿瑞吉的循环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陷入了一种宿命论”有失偏颇，实质上，阿瑞吉的积累周期理论固然关注了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中的“周期性”一面，但更多的是考察每一个周期的资本积累的新特色。[5]
3、对阿瑞吉霸权转移理论的研究
霸权转移理论是贯穿阿瑞吉“我们时代的三部曲”和世界体系思想的重要线索，国内学界对这一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东亚崛起这两方面，特别是对于东亚崛起这一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关注。贺志刚认为阿瑞吉对美国霸权衰落的预言缺乏非常明确的证据，同时对东亚崛起持保守态度，即便如此，在文章最后，他还是指出对霸权转移的梳理给我们理解这个充满了矛盾与动荡的世界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脉络。[6]海裔总结了《亚当斯密在北京》这部书中关于中国崛起的思想，分析了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并对中国发展道路做出了评判。[7]吴苑华在《中国崛起：后美国世界的希望》一文中比较分析了阿瑞吉和沃勒斯坦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最后指出了阿瑞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误解。[8]王尔德认为，阿瑞吉的理论最吸引人的部分并非他对未来世界体系的预言，而是他对“中国奇迹”的解释。王把阿瑞吉关于“中国奇迹”的观点创新性地概括为“通三统”，其中，第一个传统是：通过对斯密的重新解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做最应当追求的市场经济发展典范；第二个传统是：中国革命的传统，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崛起的社会基础；第三个传统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平稳而高速的发展是因为探索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9]
4、对阿瑞吉世界体系思想的解读
目前，国内学术界将阿瑞吉的思想明确概括为世界体系思想的学者只有华侨大学的吴苑华教授。他已经向教育部申请了题为“乔万尼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转贴于 吴苑华在《“世界体系的研究”述评》中总体介绍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内容和当今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及不足，指出了阿瑞吉在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中的地位和贡献，对阿瑞吉的世界体系思想做了简单的介绍和评价。[10]吴对阿瑞吉的思想进行比较集中的探讨是在其题为《阿瑞吉 “世界体系论”：今日中国关乎未来世界》的论文中，文章对阿瑞吉世界体系思想作了扼要却准确的定位和梳理。吴明确指出，阿瑞吉的理论阐释不同于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和沃勒斯坦的社会学的世界体系分析，它是一种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其世界体系论以整体主义思维为分析的核心理念、以结构主义思维为分析基础，将周期性变化视为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将资本积累视作考察世界体系的核心指标，将帝国主义看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保障性力量，将中心—边缘关系当做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基础。[11]书评人李半聪在对《亚当斯密在北京》的评价中指出，通过对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比较分析，阿瑞吉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他在前两部著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和《漫长的20世纪》中，通过对14世纪以来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总结，对近代以来的世界谱系做了系统梳理，其最后一部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延续了前面的命题，以美国霸权的衰落为线索，勾勒了21世纪的谱系，为我们理解和指引21世纪的走向指明了方向。[12]
二、国外研究现状
阿瑞吉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几部“雄心勃勃”的著作——“我们时代的三部曲”出版以后，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评其述著作和理论成就。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访谈录的形式，在《资本的曲折道路》[13]中介绍了阿瑞吉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情况，展现了阿瑞吉学术思想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走向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梳理了阿瑞吉主要论著的主要思想，并就几个核心问题与阿瑞吉本人进行了深度探讨。这篇访谈录后来成为了《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文版的代序，为国内读者更直接、更深入的了解这部著作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汤姆雷弗（Tom Reifer）发表了题为《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的文章，以纪念阿瑞吉，文章对阿瑞吉的生平和理论成就作了述评，认为纪念阿瑞吉及响应其创建一个更人道的世界体系的理想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回到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的讨论上来。[14]作者认为阿瑞吉在社会长时段的宏观演变、霸权转移、资本主义危机等问题上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并在这些问题上将他分别与布伦纳、布罗代尔、熊彼特、阿明、沃勒斯坦等学者的理论进行了比较。文章最后指出，阿瑞吉的著作代表着一种先驱性的分析尝试，未来的学者应继承发展他的思想，尤其是其所有作品中都显现出来的那种学术敏锐性。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从历史学角度对《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进行了评论。他认为这本书从历史角度出发，对当前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做出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探讨，但他在欧洲和东亚两种发展模式、21世纪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封建时代的传统、斯密的理论是否适用于现代中国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15]其中，他和阿瑞吉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美国霸权衰落和中国崛起的看法上：阿瑞吉认为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历史必然，而伊懋可则认为导致美国领导地位丢失的战略失误大多数是可以避免的；在中国崛起问题上，很显然，与阿瑞吉相比，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并没有那么乐观。
阿瑞吉的思想和著作，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和肯定，但在英美学术界也不乏批评的声音，美国左翼学者乔尔安德斯（中文名为安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安德斯非常了解当代中国的情况，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在《中国变化的颜色》一文中用生动的事实驳斥了阿瑞吉的乐观主义。阿瑞吉认为中国将成为替代美国霸权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而安德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将导致灾难性的社会矛盾，一个内部不平等的中国是无法超越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创造新未来的，事实上，中国或许会开创一个并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的发展道路。[16]
[1]佘江涛 丁嫣霞. 研究资本主义的杰作[J]，博览群书，2001，第三期.
[2]江华. 重建资本积累周期——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简介[J]，国外社会科学，2002，第三期.
[3]黄平. 重读阿里吉的启示[J].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22日.
[4]江华. 重建资本积累周期——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简介[J]，国外社会科学，2002，第三期.
[5]孙寿涛. 试论阿里希的积累周期理论[J]，生产力研究，2006，第二期.
[6]贺志刚. 霸权何以衰落[J]，经理世界，2003，第五期.
[7]海裔. 亚当斯密在北京:阿瑞基对中国崛起的分析[J]，乌有之乡，资料来源：wyzxsx.com.
[8]吴苑华. 中国崛起：后美国世界的希望[J]，当代国外评论.
[9]王尔德. 阿里吉的“通三统”[J]，资料来源：http//brotherlyboy.blog.163.com.
[1o]吴苑华.“世界体系的研究”述评[J]，研究，2011，第二期.
[11]吴苑华. 阿瑞吉 “世界体系论”：今日中国关乎未来世界[J]，中华读书报，2011年5月27日.
[12]李半聪. 阿里吉预言 东亚的阳光未来[J]，新京报，2009年8月29日.
[13]The Winding Paths of Capital ，by David Harvey， New Left Review 56，March-April 2009.
[14]汤姆雷弗（著），张焕君、王志超（译）. 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J]，国外理论动态，2011.
[15]伊懋可（著），吴晓佳（译）.作为预言者的历史学家——评《亚当斯密在北京》[J]，国外理论动态，2010，第二期、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