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点开发与综合统筹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战略安排,目前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但一般都主张将重点放在江河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方面。应该说,这些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是开发西部必须重点考虑的。但持这些观点的学者也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分析问题,缺乏统筹性。笔者认为,开发西部应进行系统规划。
首先,在时间安排上应分阶段进行。自80年代初开始,在特区理论和“梯级理论”两个重要理论的支持下,我们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开发了东部。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伴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及较长时期的繁荣,东部地区的经济从开发到成熟只用了二十年时间。相比而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严酷,因而开发所需时间可能不会短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不会短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这二十年时间的安排,我们考虑至少应该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交通、通讯、生态以及环保等建设;接着再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资源开发,主要是资源本身的开发,同时做好生态与环保工作;然后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发展西部地区的加工工业,这种加工工业必须以西部的资源为依托,以提高产业关联度为基础。当然,这三个阶段开发的内容虽然各有重点,但也不能截然分开。
其次,西部开发必须走综合规划、综合开发之路。在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后,西部各省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列出了诸多开发项目。但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在热情的背后却缺乏一个开发的整体构想和综合规划。而这正是目前西部开发中最需要的。之所以如此考虑,理由在于,一是考虑到该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人们的意识中,西部地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原材料,开发西部就是将这些能源、原材料开发出来,源源不断地输向中东部地区。如果按这种认识和思路开发西部,一旦将来西部地区的资源枯竭,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无法估计的困难。前苏联巴库石油城的盛衰过程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二是考虑到战略大循环因素。从战略循环讲,将来东部地区应该、也必定率先溶入国际大循环,即走两头在外的路(这一迹象已现端倪),至少部分依赖于外部,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则更容易走一头在外之路。这样,西部地区就不能只作为中东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而开发,必须从长远着想,做好开发前的综合发展规划,走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2、区域开发与整体带动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主张,许多人认为不过是开发完东部后的又一区域开发战略,其最大的受益者是西部诸省区,所以,他们对西部开发不报什么热情。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纵观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82年,第二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91年,每个周期大约10年左右时间。如果纯粹从时间轮回过程分析这种周期,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大约十年左右时间为一个周期。按这种时间周期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在经过90年代末的几年衰退后,应该在2001—2003年出现一个新的复苏,开始一个新的周期。进一步讲,以往两个复苏,都与当时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中的两次大规模开发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8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开发深圳为龙头的特区开发计划,这是整个80年代经济增长的基础;90年代初国家又实施了海南开发(后来搁浅)与上海浦东开发计划,这次开发(尤其是上海开发)成了整个90年代全国经济繁荣的基点。因此,在宏观经济增长中除了常规增长的部分外,国家实施地区开发则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推动力。
不过,前两次开发说到底还只是一种“点”式开发,形成的也不过是一种增长点。与此不同,西部开发涉及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省(区),形成了一条面对中东部地区的弧线或称为弓型线,该线极易辐射成面,从而成为面的开发。同时西部开发在难度、辐射面、投资量、纵深度等方面都远非东部开发所能比,国家在过去20年中一直未走这步棋,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在时间上和力度上均会大于以往两次。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开发不但是西部地区的事,更是全国的事。退而言之,根据“短边理论”,尽管短边所占比重小,但它会影响整体达到最高水平。西部地区占国土面积广,人口虽然相对较少,但贫困人口占比高,如果现在不开发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经济有一个迅速发展并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东部地区,那么要在21世纪实现全国宏观战略目标,不但可能性不大,而且还会因为地区差异过大而导致整个西部地区的不稳定,以致使全国稳定的政治环境遭到破坏,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干扰,甚至完全破坏。从这层意义上说,西部开发也不仅是西部地区自身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
3、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纵观国内外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史,其形式和措施各有不同。美国开发西部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投资者在西部每开垦一英亩土地,政府只收取1.25美元的象征性费用,然后承认开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开发模式下,开发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投资者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土地进行了掠夺式开发,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时期,我国主要从军事战略利益出发,也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开发。但这种开发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下进行的,在开发中,一方面是中央加大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由中央号召各地无偿提供人财物。中央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应该说是符合投资规划要求的;而各地在西部所进行的所谓投资,却是靠行政命令进行的,甚至违背了投资者的意愿。因而,尽管这一时期的投资对我国西部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成功的运作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投资运作方式必然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在这次开发中,中央政府采取了“钳入式”投资模式,所形成的项目缺乏与当地经济的产业联系,形成了“飞地”经济,导致广大的西部地区长期难以统一的“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的90年代初,我国对海南省也进行了开发,虽然当时我们已有了开发深圳的经验,但还是采取了一种近乎自由化的开发模式,一哄而上,没有体现出海南特色,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类似美国西部开发时的混乱。
今天重开开发西部之战,我们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市场的经验,因此,不能再采取前面几种模式,而应该体现新体制下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现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下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既不完全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中央行政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西部开发中所谓体现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既要运用市场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又不能放弃政府对开发的规划和干预。具体来讲,首先,如前文所述,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对整个开发进行总体规划,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抛开可持续发展谈开发西部;其次,除了政府的财政投资外,其他投资基本上都应实行有偿投资,要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再次,中央政府对西部的投资应结合西部地区产业特征,并加强新投资与原有基础之间的产业联系,对民间投资进行产业规划指导,甚至在必要时对部分不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投资坚决采取拒入的强硬态度。
二、开发西部应有的金融支持
现代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功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其二是具体从事商业性金融活动从而支持微观经济。在开发西部过程中,金融业必须在遵循开发西部战略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独有的功用,支持西部开发。
1、策划扩张战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近来有三件事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即国企改革、“入世”及西部开发。由于这三件事的提出有先有后,专家学者也分别对其发表了各自看法,但这些观点和看法基本上都是将这三个问题割裂开来进行了研究。事实上,在未来的几年中,这三个问题将同时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所以,我们的研究必须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
前文指出,西部开发必须坚持市场化开发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原则,那么,除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之一外,其他各种投资者如企业也应是开发西部的主体。显然,从企业这个主体讲,仅仅依靠西部地区的企业开发西部,实践已经证明是不现实的;东部地区的大企业在西部进行投资,尽管资金实力强于西部地区的企业,但也可能仍然是零星的。开发西部,需要众多的企业集团和大型企业配合以各种中小规模的企业进行,这就要求有大型的企业集团。但在现有企业体制下,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积累很难在短期内将“雪球”滚大,实现资本的低成本扩张。因此,不论是在进入开发西部行列之前还是在开发过程中,许多企业都面临着既要进行自身规模的扩张,又面临着完成传统企业体制改造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银行这个重要的企业购并策划者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金融机构。为此,投资银行应为企业提供扩张资本的各种可选预案,并为企业购并牵线搭桥,不论这些企业是同一地区的还是跨地区的。
2、参与融资设计。投资银行不仅可为企业购并提供预案,还能根据不同企业在不同条件下的融资要求设计相应的融资方案。对于同商业银行有较好关系,资产负债率较低的企业,可以设计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对于资产负债率较高,不宜于再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的企业,可以设计直接融资,其中只想在中短期内解决资金困难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债券融资;对于既想融资,又想进行机制改造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股票筹资;对于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既可以设计项目融资,走多样化融资道路,也可以设计项目投资基金,走较单纯的融资道路。目前西部地区企业在融资中,重间接融资轻直接融资,重股票融资轻债券融资。有的企业甚至不分析不同融资形式对企业的不同影响,只要能得到资金就挖空心思地搞所谓融资,结果不但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增加了金融风险程度。投资银行应根据西部企业的实际,主动向企业宣传不同融资方式的特点,使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融资形式,以便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
3、提供融资便利。微观金融部门是具体融通资金的机构,它可以从资金上为西部开发提供实实在在的融资便利。一是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国家证监委应在西部地区企业股票上市、债券发行以及投资基金尤其是产业投资基金审批中对西部给予倾斜,使西部地区的企业减轻债务负担,增加积累,蓄积能量,转换机制。二是参与项目融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西部开发不能以牺牲商业银行的利益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不参与这种开发。商业银行可以向开发项目进行融资,从中实现商业利益。三是组织银团贷款。进入新世纪,金融业比较突出的变化中,利率自由化和风险加剧将是重要的两个变化。在这两个变化中,如果各商业银行打利率战,那么不会有任何一个赢家;同时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贷款筹码押在个别项目上的做法也只能进一步加剧风险程度。于是,银团贷款就成了比较理想的选择。
4、投入政策资本。没有一定的金融政策投入,金融业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就不是全面的。一是对西部地区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有许多人笼统地主张在我国分地区实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度,理由是美国就成功地实行了这种政策。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如果简单地将这一政策移植到我国,可能并不会有美国那样的效果。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前,美国商业银行实行单元制制度,规定各商业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这种体制下,各商业银行通过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得到的实惠必然留在当地。我国商业银行实行的主要是总分行制,如果简单地实行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商业银行在不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从央行得到的那部分额外资金,会被其总行统筹平调到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特殊政策的作用必然得不到体现。但是,只要中央银行根据各商业银行西部地区分行整个信贷资金中投在当地的贷款所占比重,确定其享受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比例,那么,西部地区就能真正得到这种政策实惠。二是对西部大型投资项目贷款实行优惠利率。利率自由化后央行对商业银行利率的调节功能主要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体现出来。运用利率政策支持西部开发,就要在现行条件下降低央行给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率和再贴现率,增加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或者通过财政对利率的补贴降低资金成本。三是信贷政策支持。国家应规划出开发西部的专项贷款,支持西部大型项目开发。当年在开发特区时,国家曾专门规划出一块资金,作为专项资金支持特区,现在应该将这一政策移植过来支持西部。
5、深化服务支持。除了投融资支持外,金融部门还应该为西部开发提供其它一系列服务支持。一是快速便捷的结算。随着西部开发步伐的加快,往来于西部地区的资金量将会增加,结算服务质量的高低,不但影响着金融部门的形象,而且直接关系着客户的资金周转速度和效益,所以各商业银行要加强结算服务,减少压票压汇;中央银行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结算纪律的检查,严肃查处故意压票压汇行为。二是资信调查。开发西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参与西部开发的投资者将不只来自西部地区,还可能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要求引资方逐一调查投资方的资信和实力,既不可能也不经济。分支机构多和联系面广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金融机构可以接受客户委托,通过其分支机构和联系机构调查有关投资者的资信和实力,使委托人免受不应有的损失。三是提供各种表外业务服务,如备用信用证、贷款承诺以及外汇及投资物资的期货与期权交易指导。四是保险服务。目前开发西部还有两个因素可能还在困扰着投资者,从主观上讲,投资者对风险预期不准,怕所投资金到期无法收回;从客观上讲,开发性投资属于中长期投资,预期与实际确有不一致的可能,投资者担心一旦投资项目失败,则会血本无归。为了使投资者尽可能减少损失,保险部门应在巩固传统保险业务的基础上,开发新保险品种,尤其是要开发一些适宜于西部特色的险种。对于大型和超大型项目,可以由多家保险公司联保;由独家保险公司承保的,可以向实力雄厚的其他公司分保和再保险。五是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业还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有关财经信息、经济金融变化趋势预测等服务。
三、实现西部开发金融支持对金融业本身的要求
以上金融支持,有些是金融部门在现有条件下就能提供的,而另一些则必须在多方面改革和努力后才能实现的。因而,金融业自身的素质提高也迫在眉睫。
1、培养发掘高素质金融人才。由于金融业本身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金融人才在绝对数和相对数上都显得偏少,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和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和技术的人才。为此,西部地区金融部门主要领导首先要解放思想,大胆选用现有人才,调动人才积极性,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抓紧培养和培训人才,对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人才进行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再次,每年从专业院校毕业生中择优选用一部分人才,充实目前的队伍。最后,必须将人才的选用以一定的制度进行规范,使真正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2、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一是根据开发西部地区的实际需要,设立国家开发银行的相应机构,使其作为中央政府开发西部的重要代表机构。二是率先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各建一个规范的投资银行,从事规范的投资银行业务。三是在西部地区建立一到两个证券交易所,逐步均衡证券市场的地域分布,允许西部各省会城市开办证券交易三级市场。四是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特色金融机构,如伊斯兰利润分享银行等,支持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和民族经济发展。五是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允许外资银行在西部的分支机构办理人民币业务,并允许率先开办零售业务,以鼓励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机构,进行开发投资。最后,引入和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允许有条件的大型企业成立财务公司,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批准外资保险机构,尤其是财险公司在西部设立机构,加强西部地区保险业的竞争,开拓适合西部开发的险种。
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必须具备四种基本资源：金融资源、技术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区域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金融积累不足．本文试图剖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中，货币政策金融制度等金融约束的生成机理并寻求缩小金融差距、实现金融趋同拔而达到“内聚”的金融发展战略．
一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的现实背
经济系统向前推进需要大批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无疑是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动因和关键约束．受历史的、自然的、地理位置的赴会文化的，尤其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约束，西部地区的金融业总体不发达，金融在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中的贡献不如东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相关比率差异(即金融资产GDP的比值)．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5％，占全国该行业国内生产产值的14．5％；1999年，西部地区金融业、保险业的国内生产产值为607亿元，仅占全国该行业国内生产产值的14．7％，而同期东部为39％．这说明西部地区金融对经济的贡献不及东部大．
2．金融资产总量较小。1997年，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占全国金融机构的13．4％和15．3％，而同期东部地区为65％和57．l％；1999年，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占全国金融机构的142％和16．3％，而同期东部地区为63％和58％．这说明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存在障碍．
3、金融组织结构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务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业务发展相对缓慢．1999年，西部地区国家银行存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78％：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83．4％．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左右．而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业务的比例均较小．这说明西部地区存在金融浅化的倾向．
4．金融发行和交易额较小．1997年．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137家，同期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473家1999年，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148家，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17．39％；1999年，西部地区有价证券发行量仅占全国发行旦的3．57％．同时，到目前为止，产业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基本上还是空白．
5．金融经济开放度大大落后于东部．东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存在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地区的开放度为16.6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西部地区(2．68%)近14个百分点．1998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3．74亿美元，仅占全国利用外资的3％，低于广东、江苏等东部任何一个省(市)规模．这说明西部地区金融经济未打破“内循环”态势，如图示：
东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比较
二西部经济成长中金融约束的原因
地区间金融资源开发的差异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自然环境，否则，最终将陷于“自然决定论”，区域经济的崛起无法实现．从理论上讲，同一国中区域经济的差异应该是暂时的，从政策上讲，也允许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但若西部长期贫困下去，也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按照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型，假定在短期内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形成率(储蓄率)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索．同样，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资本稀缺(低储蓄能力)成为国家经济．贫困的直接原因和必然结果．再者，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把资本积累提高到10％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刘易斯则更加直接地把一国从5％的储蓄率提高到12％的储蓄率，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所以，地区经济发展快慢从根本上取决于金融资源的开发和金融资本的积累．魏后凯认为，1986—1997年间中国三大地带和中西部各省区独立核算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33％一56％是由资金投入增长率的差异引起的．
在我国的经济成长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造成了人均收入水平低，从而边际储蓄倾向低，以至于资本形成和有效需求都不足．经济运行过程中既缺乏资本供给方面的推动力，又缺乏资本需求上的拉动力，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西部地区经济成长的主要障碍在于金融资源效率低下和资本积累不足．造成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中存在严重的金融约束的主要原因为：货币金融制度内在的缺陷对西部金融资本形成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元货币政策下货币价值的“二元性”
(1)西部地区货币价值被低估．货币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货币的内在价值表现为货币的购买力，货币的外在价值表现为货币的价格，即货币的利率或汇率。西部地区货币价值呈双低态势。一方面，西部地区货币外在价值低．由于货币币值和通货膨胀率在地区之间的高低不同，从而使市场利率的决定与形成也不一致．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率高的地区市场利率水平应该较高，资金的利润率也比较高．货币逐利的本性引起地区之间的货币交易投机，造成西部地区资金向沿海地区流动，进一步弱化储蓄能力较低地区的储蓄率，导致西部地区资本不足．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货币的内在价值低．从理论上讲，货币购买力高的西部地区购买股票、债券的收益率应该高于货币购买力低的东部地区，可由于现代电子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股票质券等有价证券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是统一的，因此，尽管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交易操作，无形中中西部地区的一部分储蓄却被东部地区剥夺了．
(2)西部地区货币乘数值较低．由于国家规定了统一的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法定准备金要求全国同一水平，但由于西部地区的总体存款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因而按同一水平上缴存款准备金加剧了西部地区的资源紧张状态．同时，由于西部地区信用文化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存款中所需现金比率较高，在统一的法定准备金率下无法得到照顾．因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乘数长期低于东部地区以至全国平均水平．
(3)西部地区受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较大．首先，信贷规模控制对东部地区已经失去作用，而对西部地区的作用还在强化．从1990年代起，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地区间的资金流动渠道增加，非金融机构的快速成长和商业银行逐利动机的强化．导致东部地区的资金不但没有流出，反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入东部存差地区．加剧了东部地区的存差和西部地区的贷差．结果，东部地区一方面向中央银行要求增加规模．另一方面又通过非金融机构放贷出去。而西部地区一方面向中央银行要资金，另一方面资金又流向东部地区．其次，利率政策的调控力度东部弱西部强，进一步助长了西部地区资金的东流．由于地区间资金利润率的不同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东部地区虽然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但实际上利率已经市场化。而西部地区严格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使实际利率长期处于低利率或负利率之下．资金的逐利天性，必然加剧西部资金被“虹吸”到东部．所以，东西部地区对“一刀切”的货币政策的承受能力不同，在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东部地区的“抗震”能力必然高于西部，受到的冲击会相对较小。
2.金融制度安排上的约束
(1)从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看：东部地区的监管力皮有所放松，使东部地区在发展中积聚了一大批资金，加速了其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首先，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下，人民银行的台规性检查在东部地区宽松，但对西部地区的监管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中，因而投资诱导不足，造成了资金的沉淀，增大了银行的负债成本．其次，目前我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主要以现场监管为主，东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较多，人民银行的监管力度和监管范围相对有限，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有限，所以监管的力度和范围相对较大．这样．虽然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取得了成效，但也造成西部地区金融效率偏低的结果．最后，由于东部地区的金融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基本上实现了“大社会、小政府”的体制格局，政府对金融监管干预较小，而西部地区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力度较大，因而限制了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2)从金融组织制度安排看，西部地区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而非国有金融机构如新兴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种金融组织制度安排的结果，一方面增强了东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增加了金融业的竞争，从而提高了东部金融业的效率．而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投资选择上受到的行政干预较多，并且实行国有商业银行统一法人制度和系统内统一调度资金制度，经营原则上以公平为主，必然在效率和发展上落后于东部．最后，在地区市场经济含量不同的前提下，金融机构设置条件过份强调统一，西部地区增设的金融机构失去比较优势，这实际上是对西部的政策歧视，并不利于西部金融资源的利用．
(3)从金融市场制度看，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呈现出地理上的二元金融市场结构，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东部比较发达，西部处于起步阶段．就货币市场来说，西部地区的同业拆借市场处于自我封闭发展，或者将其变成绕开央行规模管理的渠道，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放到沿海地区获取级差资本利润率；就资本市场发展而言，国家着力培育东部市场，东部地区有价证券发行量占全国近一半，全国性的右实力的证券商集中于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东部占了很大比例，资本市场的发展东部基本已实现按市场经济原则动作，而西部地区几乎还靠行政手段推动．如此发展态势，自然加速了东部地区的资本积聚，东部地区经济成长发展必然会快于西部，西部地区经济的成长必然会受到严重的金融约束。
三解除金融约束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我们并不认为一国总体经济的增长、市场的自发力量能够使地区经济差异逐步缩小、相反．市场力量倾向于使稀缺资源向回报率高的地区流动，从而更可能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禀赋千差万别的国家来说，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在所难免，但对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力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成长至关重要，解除金融约束是当务之急．
1．近期战略——解除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
在这个阶段，要求国家采取不同于开发东部的、有区别的金融发展战赂和金融发展政策。为此，政府在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引进外资上应该实行分层次调控，以达到解除西部地区金融约束的初期发展战略。
(1)通过“强政府”作用，实施政府替代，强化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调控作用和政策支持．政府的作用在于弥补“失效”的市场运行机制，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区域经济的发展政策、目标、原则和决策等．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迅速推动区域经济的成长．既然通过市场的力量无法使区域经济均衡地发展，“强政府”金融安排就是最现实的抉择．具体应做好下述几方面工作：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异的经济金融特权；坚持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目标，认真搞好不同地区的经济金融反向调节；制定明确的区域金融政策和金融发展目标；并使之法律化，在利率、难备金率、金融机构的设置原则与条件及信贷政策等方面对西部实施优惠顷斜；加大政策性银行对西部地区开发的力度，发挥政策金融机构在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作用，并促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促使西部金融业产生大集团；建立西部开发基金，可从国家基本建设专项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非经营部分．或者由政策性银行运用，或者作为吸引东部企业的补贴。
(2)发挥间接融资渠道的作用，调整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大力发展新的区域性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增强西部吸纳资金的能力。西部地区信贷政策应首先支持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以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应提高企业技术改造贷款比重，加快西部地区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其次，应加大对民营经济的贷款比重，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最后，应提高第三产业贷款比重，加速第三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另一方面，应考虑在西部地区设立区域性的商业银行，积极引外资银行“西进”，发展投资基金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西部地区企业的资本运营创造条件，为西部资本市场的建设奠定基础。
(3)发挥直接投资渠道的优势，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利用现有的股票市场融资，在扩大西部资金来源时，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重组，实现国有企业三年减亏增效、有进有退的战略目标。为此，西部企业应充分利用“壳资源”，即一方面用好“壳内资源”，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优质资产，进行壳内重组；另一方面，以收购、兼并托管等方式，进行壳外重组，实现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西部资本市场不仅要在量的方面有所突破，还应在质的方面有所提高．西部资本市场应着力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素质上下功夫，只有实现了资本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资金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西部．政府应加大对西部资本市场的扶持，采用适当的优惠政策，如税收返还、实行公共投创倾斜、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增加专项补贴等，以促进资本市场的成长和发展。
(4)吸引民间投资和积极引用外资．由于西部的投资利润率低于东部，此阶段应给予民间投资和外资优惠政策．可考虑对特定地区的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或借鉴发达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经验，在若干个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级的“点”上，由中央政府对投资者实行以补贴为主的“诱导型”政策，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济“造血机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经济运行的环境。
2．远期战略——实现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深化
金融生态，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任何一种金融生态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我们把作用和影响金融生态的这些环境条件称之为金融生态环境。树立科学的金融生态观，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这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金融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金融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首先，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才能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金融业掌握着国家的信贷资源，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才能把自身的微观经营行为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目前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差，起点低，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搭建平台。
一、完善以法律为基础的生态调节机制
正如自然生态总是在一定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并因而具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特征一样，金融生态也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也具有鲜明的制度结构特征。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许多特征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体现的，因此，法律制度是影响金融生态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因素。
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是一国金融生态健康发展的保证。目前，针对我国社会信用环境不理想、交易违约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道德风险的状况，需要尽快修改完善现有的《合同法》、《破产法》、《证券法》等法律，对《刑法》中有关贷款欺诈的规定进行修订，并进一步提高和改进会计准则，规范和完善社会中介机构的服务行为，促进金融机构会计信息透明化，使金融法规真正对违法违规行为发挥最后的“杀手锏”作用，支持和维护整个金融生态的建设和发展。应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加快出台有关金融机构破产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尽快建立起以此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调节机制。
二、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科学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要努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是金融生态环境有序运行的前提，社会诚信环境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信用环境建设，信用环境正在优化，但尚未彻底好转，主要表现在：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时有发生；企业改制时将有效资产剥离，“金蝉脱壳”情况在一定范围比较普遍；司法对银行债权的保护力度不够，银行维权的法律成本高昂。
建设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征信公司可以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广泛收集信息，从而减少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信贷机构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客户的信用状况，更有针对性地发放贷款和科学定价，减少逆向选择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信用风险的发生。征信体系大量的信息还可以成为提高金融机构经营决策水平的重要分析基础。金融机构通过对征信数据的深入挖掘，可以发现最有市场价值的客户群体以及不同客户群的增长变化情况，从而进行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定位。目前，人民银行继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后，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也已实现全国联网查询，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全社会信用信息资源的共享，而且有利于商业银行及时全面了解掌握客户信用状况，防范信贷风险。要加快诚信法制建设，尽快出台征信管理、信息披露等法规，完善社会信用征集与评价体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中介机构及人员的责任追究及惩罚制度，提高中介机构的信用，使中介机构成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市场主体。
三、地方政府要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财政、税务、工商、公检法、新闻宣传、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等部门，这就决定了加强金融生态建设需要各部门甚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形成资金聚集的“洼地效应”。
地方政府应当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加强宣传，营造全社会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的积极氛围。通过有效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认知度，争取社会各方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其次，政府应当着力改善自身行政和工作作风，为金融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政府应当坚持依法行政，打造“诚信政府”，结合地方金融生态建设实际，清理、废除过去不利于金融业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尊重地方金融机构的依法自主经营权，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对金融活动的直接和间接干预，形成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合力；再次，加强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政府应成立有关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委员会，统筹吸纳银行、企业、社会各界意见及建议，制定金融生态建设的规划、目标、任务、程序，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要充分听取委员会的意见，及时向金融机构通报本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政策、规定。
四、人民银行要提高履责能力和水平
首先，要发挥中央银行的信息优势，加强对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其次，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和有关部门的沟通，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协同开展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整治工作，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发挥作用。再次，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正确引导信贷投向。基层人民银行应当加大央行“窗口”指导力度，对新出台的重要金融政策都应结合辖区经济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落实措施。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方向，切实加强和改善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搭建合作信息平台，真正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协调沟通机制；最后，加大对重点项目、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三农”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五、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高锐：关于西部地区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在金融生态链中，商业银行居于中心地位。实践证明，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贷款风险的大小和新增不良贷款的比例，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商业银行重视和共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既有助于商业银行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又有助于商业银行发现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点，及早采取措施或抢占市场，或规避风险；还有助于商业银行准确把握并正确运用金融运行规律，实现银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目标。
金融企业应充分认识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首先，金融企业要树立金融和经济和谐发展的基本理念，正确把握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地方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在支持经济发展中改善金融生态。其次，要加强与政府各部门、客户等的沟通，协调，处理好各方关系，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关系。积极配合人民银行推进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促进同业信息共享，主动向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争取政策支持。再次，要摈弃陈旧落后的观念，努力增强金融服务意识，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主动地去营销贷款。既要积极地支持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成长和发展，还要继续支持正走出困境的企业，把金融生态建设落到实处，为经济金融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许诺金.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J］.金融研究，2005，（11）.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课题组.湖北经济金融协调发展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6，（03）.
一、引言
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且相互制约的。设施完备、市场健全、资金活跃、信息便捷、服务高效、机构集中的区域金融中心能够有效地加速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反地，当某一区域金融环境受到金融制约时，同样也制约着该地区的经济水平的健康发展。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逐步深入，如何借助金融中心的建设协调我国西部地区金融业不平衡的现状，促进经济金融环境的和谐发展与各地区的平衡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探索西部城市金融中心创建模式与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IS-LM”模型说明了“供给引导”理论与“需求跟随”理论，最终探索出西部四市金融中心的创建模式——将“经济推动”与“政策推动”两种力量相结合，以“政策推动”为主导、“经济推动”提供辅助作用的模式建立金融中心。而金融中心的建设路径则应遵循“省内的金融中心——省际的金融联动中心——西部区域金融中心”这一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
二、文献综述
Y.S.Park主要应用了区域经济学当中的区位理论对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进行了细致分析。Grote以法兰克福为例来展开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认为外部规模经济对金融中心未来体系的构造起着重要作用，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路径依赖及其相关概念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可以描述积聚的轨迹，从而使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充分发挥。Taylor等通过对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实证研究，指出高质量的金融人力资源、消费者和供应者三者关系的地方化对金融服务企业的创新和产品服务的传递至关重要。王传辉首先比较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两种模式：国家建设模式和自然形成模式的，针对我国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确定了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和提出了提高我国金融中心竞争力水平的建议。王力、黄育华等考察国际金融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指出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以及维护金融中心稳定发展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力共同推动了金融中心的发展。高洪民研究了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中心可能的发展趋势，认为金融体系极化效应的强化是当代金融中心竞争的显著特征。
总的来讲，国内外学者关于城市金融中心建设的研究体系已经日趋成熟，但对于研究我国西部城市金融中心建设的文献相对比较匮乏，而把重庆、成都、西安、昆明金融中心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更是稀少。因此，对西部四市金融中心建设开展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为该地区金融中心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三、西部四市金融中心的创建模式与路径选择
1.“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汉森模型”，它把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结合起来解决了凯恩斯的循环推论问题。该模型反映了利率r、投资I、货币供给M等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y之间的关系，为国家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
对于两部门经济，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是：
由于货币供给量（M）是已知的，故在上述二元方程组中，只有利率（r）与收入（y）为变量。解出这个方程组，就可以得到r与y的一般解。
如下图所示，点E对应的r0、y0代表的是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
在均衡点E，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投资等于储蓄，任何偏离点E的利率与国民收入的组合，都不能实现产品与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
2.“供给引导”论与“需求跟随”论
“供给引导”论与“需求跟随”论是由帕特里克提出的，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对金融的需求较低，而金融发展对经济起着支配作用，此时的金融体系只不过是为了迎合实际的经济部门的融资需要。因此，这一阶段主要是“供给引导”理论在发挥作用。随着经济发展趋于成熟，“需求跟随”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将成为时代主流。也就是说此时的经济发达程度对金融体系有更高的要求，金融体系的变化、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对金融业发展产生了新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财富的增多会导致其对更丰富的金融产品、更完善的金融市场等的追求更高，意味着金融体系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来满足日常经济活动。一般而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越落后，它就越有可能遵循“供给引导”型金融发展模式。
3.金融中心的创建模式
金融中心的形成不是单一力量影响的结果，而是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一般而言，有“经济推动”与“政策推动”两种金融中心创建模式。
联系西部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其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将“经济推动”与“政策推动”两种力量相结合，以“政策推动”为主、“经济推动”为辅，并把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划分为西北、中部偏南以及南部边境三大区域中心模式。首先，西安应该利用西北地区的能源经济以及中小企业突出等特色，发展专业化与小型化金融，依托政策支持打造扶植型专业化的金融中心模式，以此辐射西北地区。其次，重庆与成都各自的经济综合实力在西部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二者之间又有着爆发金融资源激烈争夺战的可能，将带来资源浪费及重复建设等问题。因此，为实现综合利益最大化，重庆与成都应建立共同协作、强强联合的金融发展模式，带动整个中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最后，随着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昆明应该充分利用其东盟自由贸易区一号桥头堡的地位优势，大力发展边境贸易，提高对外开放度，振兴云南乃至整个西南部边境城市经济，建设其独特的离岸金融中心发展模式。
4.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选择
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慢，且经济总量较小，同时同东部地区的差距还在不断增大，西部地区迫切需要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来提升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考虑西部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要求同时建立多个金融中心联动发挥作用以辐射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认为重庆、成都、西安以及昆明要构建能够辐射大西部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条件还不成熟，故应遵循“省内的金融中心——省际的金融联动中心——西部区域金融中心”这一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
重庆应该先巩固自身长江中上游金融中心的地位，建成一个筹资型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内向型金融中介的作用，从外部地区筹措资金来满足重庆自身及周边省市的经济发展需求。依托“成渝经济圈”构建成渝区域性金融中心，把重庆发展成为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成都加快建设全国性的金融后台服务中心的步伐，提高金融机构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与服务效率，成为全国金融产业的大后方，推动成都建成能够辐射西南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西安则要依托南大街、高新区及劵灞新区的金融发展格局，围绕“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定位，加强与西部地区实体经济相关联的“金融腹地”建设，建成一个具有较强资金融通功能、金融服务功能的服务全省的金融功能区，立足陕西、辐射西北，最终建成能够覆盖中西部地区的我国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对于昆明来说，首当其冲的是建立起覆盖全省各个县市的边境贸易结算网络，然后建成以昆明为中心的连接内地与周边各国的人民币结算网络体系，奠定昆明作为省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此基础上，跨越式地展开金融产业布局，把昆明金融中心建设成为面向西部、服务全国并辐射泛亚的金融中心。
四、结论
重庆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时要整合区域金融资源，围绕江北嘴CBD打造一个金融核心区，将解放碑至朝天门一段打造成为“金融半岛”，力求吸引更多的金融巨头到重庆发展，建立能满足各类企业以及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的金融机构。加快打造国际离岸金融结算中心与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的速度，以金融带动经济，实现重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外，利用其天然气储量较大的绝对优势，积极争取建立天然气期货交易所，并将一些矿产纳入到交易所的期货产品中，打造西部地区一流的期货交易所。最后，要加大国际合作力度，引进更多大型国际企业进驻重庆，建造更高级的科技园区与物流园区，为重庆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业支撑。
成都建设西南地区金融中心，首先要适时调整其产业发展策略，建立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以农业和基础工业为支撑、以服务业为纽带的多种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其次，加快大规模物流中心的建立，进而带动信息、人才、资本的良性循环，为成都构建区域金融中心打造一个坚实的产业基础平台。再次，加大力度发展成都的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为金融资本提供一定的政策保障和环境支持，优化金融中心发展的软环境。最后，努力培育并组建大型金融机构，利用成都在证券市场与保险市场的相对优势，把成都发展成为区域性证券市场与保险市场，以增强成都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经济功能。
对于西安，首先需要借助“关中——天水经济区”这一机遇，积极争取政策倾斜，推动市区经济发展。其次，充分利用西安的科技、人才优势，快速推进金融信息化建设与高级金融人才的培养，为金融创新提供支撑。第三，依托陕北能化基地、渭北能源聚集区以及陕南新兴材料基地，西安要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并完善产业链建设，为其金融中心建设提业支撑。第四，充分发挥其桥头堡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物流业、开展对外贸易，结合其交通、能源优势，发展特色金融服务。第五，依靠劵灞金融商务区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完善中介服务体系，推动西安金融中心建设。
昆明要抓住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契机，把握住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加强与南亚、东盟等地区的金融合作与交流，并与之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其次，昆明要加大人民币清算网络的建设，积极创新人民币国际业务，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建立离岸金融业务的支撑平台，推进金融中心建设。同时，还要加快发展与边境贸易相关的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等行业，为昆明泛亚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业支撑。最后，昆明需要放宽人才引进政策，并打破户籍壁垒，加强对外籍人士在昆明工作、生活的保障体系的建设，这是对金融中心地位维持及发展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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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解宇 杨再斌：金融集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一）文献综述
在目前研究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中，研究者都是以中国某一区域或某一省份为例来研究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框架中，研究者普遍都采用了金融相关率这一指标来衡量区域金融发展状况，但是各研究者并不只是采用金融相关率作为唯一的指标，毕竟金融发展是一个立体化的概念，因此需要从不同侧面去观测金融发展状况，因此也就需要设计不同的衡量指标。例如卢宁（2009）采用了金融规模指标和金融效率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而张萍、陈福中（2009）采用了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保险市场发展程度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另外杜莉、王宏来（2009）采用非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贷存比来衡量金融发展。在结论上，研究者普遍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即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是相互促进的。总体来看，目前研究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可以两大类，一类是定性分析即不采用实证模型进行分析，代表者有刘宁、申锦（2009）等，另一类则采用实证模型进行分析，代表者有杜莉、王宏来（2009）等。
在第一类中，刘宁、申锦（2009）分析了贵州经济增长与金融成长的耦合性，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金融增长和金融发展效率，对金融增长的衡量指标是M2/GDP，对金融发展效率的衡量指标是存款和贷款之比。通过分析其得出的结果是：贵州的金融相关率低于全国水平；贵州的M2/GDP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直高于全国水平；贵州的金融中介效率在时间和空间上与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发展程度相背离。对于第一个结果，作者的解释是由中国金融发展的二元特性决定的，即中国金融发展在东部和中西部呈现二元发展的特性导致了贵州的金融发展水平低于全国水平。但是二元发展特性只是中国金融发展在地域上一种分布状态，只是一种现象，而非根本原因，即导致贵州金融发展低于全国水平另有其根本原因。对于第二个结果，作者从经济的信用化和国有银行信用垄断两方面来解释。但是经济的信用化和国有银行信用垄断只是M2/GDP上升的一般性原因，而并不能成为贵州的M2/GDP高于全国水平的特殊性原因。在与刘宁、申锦（2009）同样采用了金融相关度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之外，涂人猛（2009）还采用了金融机构、保险密度、保险深度来衡量区域金融实力，同时采用上市公司总市值与GDP之比来衡量区域直接融资水平。在这些指标下，作者分析了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作者只是罗列了一系列衡量指标，而并未就这些指标赋予具体数据进行分析。
在第二类中，杜莉、王宏来（2009）以吉林省1985-2007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吉林省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他研究者大都选择金融相关率来衡量金融发展不同，作者选择了贷存比和非政府投资占投资总额比率作为金融体系效率的指标。在结论中，贷存比和非政府投资占比都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而这一结论为作者提高贷存比的政策建议提供了依据。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盲目地提高贷存比有可能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而不良资产又会危及到金融的稳定。因此，与提高贷存比相比，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增强金融自生能力似乎更为重要和更具有可行性。与杜莉、王宏来（2009）采用时间序列模型不同，卢宁（2009）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其用金融机构贷款/名义GDP构建金融规模指标，同时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之比来构建金融效率指标，而经济增长则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其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其对这一结论的解释是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通过对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渠道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张萍、陈福中（2009）同样采用了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与杜莉、王宏来（2009）不同的是，其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是金融相关率、金融效率、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其通过对江苏省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金融相关率、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金融效率化、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则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对于前一个结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符合一般的理论假设，而对于后一个结果，以金融效率和保险市场发展程度衡量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理论假设出现相悖，作者对这一相悖的解释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大量退出市场对经济产生了负向冲击，由此形成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局面，而保险市场发展则由于提高了生产投资者的成本而对经济增长形成负向作用。
在第二类中，与大多数研究采用实证模型来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张云（2009）则利用了动态均衡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动态均衡分析中，其分两种情况来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一种情况是金融过度，其分析得出在金融过度情况下，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都会受损。第二种情况是金融不足，其分析得出在金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发展因素的作用，可以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并相互促进。其还将这一动态均衡应用于对中国区域金融的分析，认为在我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而在中部西部地区则相反。周丽华（2009）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其对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是储蓄、储蓄与投资的转化、投资率、投资效率。其得出的结论是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滞后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要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要么采用时间序列模型，还没有研究者采用面板数据来分析中国某一区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周丽华（2009）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其采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着眼于对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采用了西部九省1990-2012的面板数据，以此来检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欠发达地区的不同表现形态。
（二）理论预期
区域金融发展以其能促进区域内储蓄和投资的增长，并能优化区域内及不同经济区之间资金配置结构和提高投资收益而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此即为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若将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解，则可以分解为这几个方面。一方面，区域金融发展能提高储蓄率及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区域金融发展能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区域经济增长要求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重组和分配。同时，金融体系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和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到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区域、行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资本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资本使用率的提高促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和经济总量迅速扩大。此外，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影响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及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资本在不同产业的流动的和在配置，而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产业的优化提供资金和资本支持，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资本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面板数据模型有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根据前面的理论预期以及后面实证检验过程中的F检验、Hausman检验、B-P检验，以及对三种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的比较，本文最终选取了随机效应模型来检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选取的随机效应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GDPit=αi+β1JRFit+β2GDZit+β3CYRit+μit
i=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t=1990，1991，∧，2012。
其中，GDPit表示经济增长，JRFit表示金融发展，GDZit表示投资，CYRit表示劳动力。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整理难度，本文选取1990-2012年我国西部九省（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1、GDPit是因变量，表示经济增长。本文采用西部九省（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在1990-2012年的GDP值来衡量经济增长。GDP值的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西部九省的国内生产总值。
2、JRFit表示金融发展。国际上通常采用戈氏和麦氏两种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戈德史密斯提出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相关比率等于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本文引入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由于中国缺乏各地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戈氏指标。因为银行存款是主要的金融资产，而储蓄存款又在银行存款中占有重要比例，且中国各地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数据较易获得，因此本文用西部九省在1990―2012年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与GDP之比来计算金融相关比率，从而衡量金融发展。西部九省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3、GDZit是控制变量，表示投资。投资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西部九省在1990-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西部九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为亿元。
4、CYRit也是控制变量，表示劳动力。劳动力也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对经济增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西部九省在1990-2012年的从业人员数来衡量劳动力。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西部九省的从业人员，单位为万人。
本文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检验
（一）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的结果
1、三种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用Sstata9.0对JRF、GDZ、CYR对GDP的影响在三种面板数据模型下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2、固定效应显著性检验（F检验）。F统计量检验旨在确定应该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由表二中的F检验结果可知，F（8， 159） = 21.30， Prob>F = 0.0000。因此，在1%的水平拒绝原假设，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比较合理。
3、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旨在确定应该建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从表2中的Hausma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chi2（2） =61.67，Prob>chi2 = 0.0000，因此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但是到底是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要参考后面的B-P检验，同时对三种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来最终确定。
4、B-P检验。B-P检验是用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随机效应。从表2中可知，B-P检验的结果为：chi2（1） =82.80，Prob > chi2 = 0.0000，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即模型存在随机效应。
通过一系列检验，发现模型存在随机效应，同时在比较三种模型的回归结果时发现，在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劳动力的估计系数都是正的，而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劳动力的估计系数是负的，而根据一般经济理论，劳动力与经济增长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劳动力的估计系数比较可信。因此，在模型存在随机效应，同时对劳动力的估计系数比较可信的情况下，本文最终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来检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实证检验的结果反映在表2中。
（二）对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
通过一系列的检验，本文最终确定用随机效应模型来检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列在表2中。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组内R2、组间R2、总体R2都很高，表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T检验，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投资的回归系数也为正，并且在1%的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的回归系数也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T检验，表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以上的实证检验结果，本文的解释如下。
引言
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僵化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模式，开启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这些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生动图景，劳动力要素流动也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历来相关研究甚多，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研究多是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要素差异着手，比如工资差距、就业状况差异、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部门的持续扩张。金融中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因此，金融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自然禀赋明显差异化，且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也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呢？如果是，那么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以开放的视角，运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把金融因素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对我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时，本文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通过对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特点。然后搜集、整理各地区的历史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相关的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概括。
文献综述
自银行出现以来，人们就在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说金融发展理论是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由于金融在当时的附属地位，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融业作为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门发展起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1955年、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别发表的两篇论文《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通过建立一种由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渐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金融的作用会越来越强的结论，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他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9）中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则是指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以及其与实体经济基础的关系。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发展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为金融发展。他结合了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基本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在实证方面，通过对35个国家约100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金融相关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这为此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以及分析基础。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两本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的分别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他们提出的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全面地讨论证明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公认是发展经济学及货币金融理论界的重要突破。他们主要的理论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一般情况下政府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加上发展中国家常出现通货膨胀，促使实际利率为负。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打击了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另一方面刺激了借贷人的需求，二者均损害了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为了让利率真实反映供求，恢复金融机构的配置能力，政府应该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抑制。同时，肖认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良好的金融体制能将储蓄有效地引导到生产上去促进经济，同时繁荣的经济也能通过提高个体收入刺激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从而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开创性的工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们放弃了原有金融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试图建立一种把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均能包括进来的一般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四个指标测度金融中介质量（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以此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这是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金融中介规模以及功能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
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状况的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也带有突出的差异及不平衡性。特别是1997年后，国有银行开始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大量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向大城市聚集；而欠发达的地区则发展迟缓，金融形式相对落后，金融活动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巴曙松，1998）。
（一）区域金融发展指标
鉴于中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采用金融中介发展相关的三个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即金融中介规模指标，本文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来度量。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包括信贷转换率（SLR）、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Y）两项指标。其中，信贷转换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金融功能论认为，金融中介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促进储蓄逐步向投资的转换，使得剩余资金得以利用，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SLR指标能够有效检验金融中介的效率。
在以往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中，由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小，企业主要把向金融机构的借款作为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学者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但在我国相当部分贷款被政府干预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这一指标具有缺陷。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资本边际产出更高，因此如果将资本更多地配置给私人企业，则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使用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的程度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数据无法获得，在对PRIVY指标进行计算时，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使用式子PRIV=Loan-0.1993SOE得到指标值。其中Loan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SOE表示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基本逻辑是从贷款总额中分离出国有企业贷款。
（二）地区金融发展差异
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
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图1表示几个主要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国内总额比重，东部地区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约占全国存贷款总额一半左右，且所占比重持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东北地区比重最低。
由于不同地区包含的省市数量不同，直接影响存贷款总额，因此通过省市数量对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进行平均。如表1所示，四个地区的存贷款平均值均呈上涨趋势，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2000年前，平均值接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2000年后，仍高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对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机构规模上，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信贷转换率（SLR）。从图2可以看到，2000年前东部地区信贷转换率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区域间差距比较明显。2000年后，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这有可能与地区经济状况及政策相关，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东部地区大力扶持，贷款增加使信贷转换率变高；而之后，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力度，使得其贷款增加，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存款水平较低，因此增大了信贷转换率。
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图3反映的是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另一指标，从图3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同上面两个指标一样，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不同的是，东北地区的PRIV值最高，且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虽然PRIV指标是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能够更真实反应金融中介效率情况，但是由于是与GDP做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指标产生了影响，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及GDP较低，因此拉大了PRIV指标。
通过本文运用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从金融中介规模、金融中介效率两个角度对不同地区的衡量，可以看出，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产生并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资金供需状况、政府的行为以及法律和社会信任状况等，每种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概况
（一）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
从表2、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流动呈持续扩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53.3万提高到2009年的2.11亿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从1990-1995年的2076.9万上升至2000-2005年的4779万，整体规模扩大了一倍。
（二）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表3显示，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1990-1995年的71.52%上升到2000-2005年的90.95%，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58.29%上升到85.5%，同时，东部地区省份内部流动的比重由63.46%上升到70.54%（东部地区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与金融发展部分划分有所不同，但不影响整体趋势分析）。
图5更直观地表现了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箭头所指为劳动力流动方向，箭头的宽窄大约代表相应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并且越来越宽的箭头也显示着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逐年递增。由此可以概括出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所表现出的特征：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省份流动，且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各地迁出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计量方程的设定与结果
为验证金融发展因素对省际劳动力流动产生了何种作用，本文设立基本的估计方程如下：
Ln（Mij/Mii）=α0+α1 ln（RWj/RWi）+α2 ln（Disij）+α3ln（Unemj/Unemi）+α4 ln（openj/openi）+α5 ln（Financej/Financei） （1）
其中，ln（Mij/Mii）表示从i地迁移到j地的劳动力人数/从i地迁移到i地的劳动力人数； ln（RWj/RWi）表示迁入地j地的实际工资与迁出地i实际工资的比值。这一变量表示的是预期收入。本文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除以CPI指数得到各地的实际工资水平；ln（Disij）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一致采用各省省会之间的铁路里程来表示两省之间的距离。ln（Unemj/Unemi）表示迁入地j失业率与迁出地i的失业率之比。这一变量用来表示两地的就业情况差异；ln（Openj/Openi）表示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开放程度的比值，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两个地区间对外经济状况的差异。由于本来归纳的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影响作用机制中包括贸易效应，因此本文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对地区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即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DP；ln（Financej/Financei）表示迁入地金融发展水平和迁出地发展水平之比。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可以表示金融中介规模和金融中介效率的三个指标作为金融发展差异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同期全国总存贷款额ln（SHCRj/SHCRi）；信贷转换率（SLR）：贷款总额/存款总额ln（SLRj/SLRi）；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ln（PRIVj/PRIVi）。
本文所使用的劳动力流动数据来自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省间距离数据来自于《全国铁路主要站间货运里程表》；金融发展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其他宏观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对于PRIV指标的计算，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由于劳动力流动数据来源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抽样调查，因此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分为三个时间段，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同时本文对每个时间段的实际工资、失业率、开放度等指标进行了平均，进行检验的数据由平均所得。本文所有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份，但由于金融发展数据有缺失忽略不计，且重庆1997年才从四川分出，因此共包括29个省，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金融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促进作用是在地区社会经济具有显著差异基础上发生的，只要这种差异状况不改变，国内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将会持续。对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且迁入人口较多的东部地区，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大量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迁出人口较多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为了解决劳动力资源严重外流的问题，不仅要做到通过各种政策及措施留住人才以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更要提高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要充分重视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其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缩小地区金融差异，构建动态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第一，要逐渐调整我国的金融发展战略，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必要重视落后地区的金融经济发展，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倾向于东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金融约束严重，造成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应受到政策层面的足够重视。第二，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加强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协调，建立机制令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反哺。第三，在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实施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有差别的货币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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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金融政策；效果差异；协调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12―0068―05
一、区域金融政策必要性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机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它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的金融活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区际差异，影响到金融运行的效果，进而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由于马太效应，区际间的差异会逐步拉大。在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是成败的关键，而实施区域金融政策无疑为欠发达地区金融要素的集聚、金融市场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对统筹区域发展作用显著。不同的经济和金融理论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的必要性。
1．经济增长理论。各类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时，往往从不同的侧面加以分析，认为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不同的因素，然而，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达成共识。决定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的融资体制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两个效率”的提高又是由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决定的。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欠发达地区金融要素的集聚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必须靠国家政策倾斜，实施区域金融政策，完善落后地区的投融资体制。
2．金融压抑、深化与创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与肖相继提出了“金融抑制论”与“金融深化论”。他们认为，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只是因为“金融压抑”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与资金成本的扭曲造成的，而消除这些障碍需要金融创新。欠发达地区金融压抑体现在：金融组织体系设置较为单一，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可利用的金融工具少，信贷分配政策与发达地区没有差别，政策资源的作用受到压抑，金融市场机制对社会资金配置作用很小、甚至没有作用，金融管理与资源配置受到体制上的影响而被压抑，金融体系对外不开放或开放程度很低，等等。由此，统一的金融政策必然会给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深化造成伤害，压抑其金融创新的动力，阻碍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完善。因此，要发挥金融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打破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在欠发达地区制定并实施有区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以加快其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创新的步伐，为经济的腾飞营造金融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
3．金融约束论。金融约束论认为，对于发展中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对金融发展举足轻重，由政府制定实施特定的有差别的金融政策比竞争性的政策更有利于支持经济增长。其着眼点在于，政府为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部门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如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金融政策来使金融机构获得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产生的收益。因此，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政府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实施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有利于本地区资金吸纳能力的提高，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4．西方的信用理论。西方的信用媒介论、信用创造论及信用调节论都强调金融对区域经济的调整意义，即充分利用客观存在的货币、资本分布的不均衡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其经济货币化与信用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提出了金融调整要求，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经济货币化与信用化程度的差异可能会使金融调整的效果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只有充分利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集聚全国的金融资源，启动潜在的经济发展要素，才能找到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由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因此，通过制定区域性金融政策，利用政策资源和工具来促成资本的形成，促进资本的区域性流动，提高区域金融相关比率，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统一金融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然而，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依次为10 693．4元、5380．8元、4 283．3元，西部与东部间的相对差为59．9％。截至2003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依次为20109．73元、8207元、6656．42元，西部与东部间的相对差为66．9％，可见东、西部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虽然东、西部差距的扩大与各自的区位条件、工业基础、文化背景和市场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有关，但统一的金融政策无疑对差距的扩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统一的金融政策在东部和西部产生的效果不同，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就不同。
(一)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调控力度不同
1．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国东部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相关比率高于西部，而且金融市场较西部成熟，货币传导机制较为灵敏。因而，东部地区的货币乘数大于西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东部的作用效果强于两部。
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它体现了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反映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来引导现实经济活动的水平，是衡量货币化进程的一个核心指标。如表l所示，西部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小于东部地区，而且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速小于东部地区，两者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由于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进程落后于东部，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货币供给被经济货币化进程所吸纳，货币乘数因而小于东部，同样的基础货币所能实现的货币供给数量东部地区大于西部。
另外，东部地区银行间的拆借、质押式回购、现券交易额占有绝对比重，各项指标基本都在80％以上，而西部地区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较少，因而东部地区货币传导较为顺畅，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传导机制极不灵敏(如表2所示)。
可见，西部地区货币乘数较小，而传导机制又不灵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区域间呈现出较大的效果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部地区资金的供不应求。
2．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国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国有经济，而且非国有经济经济效益高，经营机制较为灵活，其内源融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自我发展能力强，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附程度低，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对银行的依附程度较高。紧缩性货币政
策在东、西部的效果不同，西部所受的影响强于东部。
如图1所示，西部地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整体上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除了北京比例较高为55．75％以外，其他省市都在40％以下，而西部除了内蒙古的33．22％和新疆的24．25％以外，其他省市的比例都在40％以上。国有工业对银行贷款有较高的依赖性，而西部地区国有的高比重决定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银行贷款的高度相关性，国家若实行统一的货币紧缩政策必然会给西部地区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
(二)统一的存贷款利率造成西部资金东流
中国目前的利率还没有实现市场化，基准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同时规定商业银行利率的浮动空间。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尤其是中长期贷款，但由于西部的建设项目通常是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建设，边际利润率低于东部，在现行的统一存贷款利率下必然会造成东部对西部地区资金的“虹吸”。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资金供不应求，按市场规则其贷款利率应高于东部，因而统一的存贷款利率使东部地区享受了隐性的利率优惠政策。
从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可以看出分布(如表3)。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同时东部地区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于西部，形成了边际利润率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在统一的存贷款利率下，西部资金必然会因对利益的追逐而流向东部。另一方面，西部地区金融市场不健全，客观上形成了较高的交易成本，助长了资金的东流态势(如表4所示)。2000～2003年东部存贷款所占比重平均超过了60％，贷款所占比重趋于上升，从2000年的58．45％上升到2003年的61．94％。而西部地区存贷款所占比重较低，都在20％以下，贷款所占比重区域下降，从2000年的17．77％下降到2003年的17．11％。资本市场上也反映出资金的东流(如表5所示)，东部上市公司2004年的筹资额所占比重为61％，远高了二两部的13％，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的能力较差。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对外经济联系密切，而西部地区经济相对封闭，对外贸易不发达，因而中国鼓励出口的汇率政策必然使东部享受了诸多优惠，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如表6所示)2003年和2003年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分别为69．58％和82．72％，远高于西部地区的8．50％，和10．21％，鼓励出口的汇率政策，使东部获得的利益远大于西部，在开放经济乘数的作用下，东部地区的经济必然获得更高的倍数增长。
(四)分支行制的银行组织形式产生的效果不同
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加快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资金供不应求现象。中国一方面加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但更为重要的是采取了分支行制的银行组织形式来聚集社会建设资金，统筹使用。这种组织形式对于聚集闲散资金、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加强资金余缺调剂并减少地方干预等方面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分支行制的组织形式带来了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由于其过分强调宏观政策效应，一切听从总行的指令，对地方利益，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资金需求很少考虑。这种制度实际上起到了“虹吸”落后地区资金为东部服务的作用。
(五)金融监管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不同
由于东部和西部金融系统的健全程度不同，金融运行的不同特点，现行的统一监管政策导致对东部地区监管较松，而对西部地区监管较严。主要表现在：(1)央行的监管内容以合规性检查为主。由于新设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所以对东部地区的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层面，对金融机构运营的监管有所忽视；相反，对西部地区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层面。(2)东部地区金融发达，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众多，监管力度相对较小；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较少，国有银行占相当大的比重，监管的力度相对较大。(3)由于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东部，因而西部地区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干预强于东部。
三、西部地区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的建议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尽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而且经济的发展处于低梯度，边际利润率较低，风险较大，统一的金融政策在西部和东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都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因而实施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成为至关重要的选择。笔者认为，西部地区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建立适应西部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体系，通过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完善区域金融协调机制，进而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行有区别的金融政策。
(一)建立适应西部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体系
1．建立针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银行。在西部大开发初期，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但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私人投资很少涉足，因而成立西部大开发的政策银行来筹措建设资金，是有效率的选择。
2．适当撤并效益不好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网点。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比重较高，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对于集聚社会建设资金用于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南于基层营业网点效益低下，不良资产比例较高，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应当撤并效益不好、扭亏无望的基层营业网点，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中心城市分行的作用，集中资金和人力支持大中型企业向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及跨国经营方向发展，实现规模收益。
3．结合西部地区发展的特点，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服务。西部大开发应当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作用，以效率优先来发展经济，因而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提供小额信贷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必然的选择。
4．利用西部中心城市(兰州、西安、成都、重庆)的优势和国家的倾斜政策，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还有利于提高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
(二)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
1．根据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和增长极理论，充分利用和发挥西部中心城市的优势，打造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可考虑依托西安和成都的经济、技术和人才优势，建立沪市和深市的证券交易所的异地交易中心，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同时利用西安和成都两个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驻地的优势，发挥政策资源和信息集聚中心的优势，培育西安和成都成为西北和西南区域金融中心。
2．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在培育西安和成都两个西部地区金融中心的同时，应当尽快完善区域内部的金融资源和政策的协调，以统筹区域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区域外的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大力吸引外部资金投资西部大开发。
一、引言
金融市场化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运行从主要由政府管制转变为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过程。它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很可能成为决定实体经济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探究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研究金融市场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改革在不断进行，金融改革的过程也是金融不断市场化的过程，而且金融市场化的程度在不断地加深。西部地区是典型的“金融高地”地区，而陕西省又是西部的中心省份之一，陕西省的金融市场化程度直接关系着地区的金融业发展。陕西省的金融市场化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途径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对于陕西省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对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大多数是对中国整体金融市场化状况的分析，且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均有在很大差异。少数已有的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未曾独立从陕西省的角度出发去探求这一问题。鉴于此，本文在探讨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基础上，选取2000-2010年陕西省相关数据为样本，尝试运用协整分析与灰色关联度分析结合的方法，对陕西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陕西省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与政策依据。
二、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
金融市场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融市场化是一个充分挖掘和发挥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的过程。关于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本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考察了金融体系在资金聚集、分散风险、公司治理等各方面的功能。
（一）资金聚集功能
在资金聚集的功能上，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各种金融产品，达到变小钱为大钱的效果。在这个资金的聚集和转移的过程中，资金的供需双方都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资金的盈余方可以将多余的资金以一定的利息回报为条件借给资金短缺方，而资金短缺方可以用借来的资金从事生产和消费，这一交易使得双方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这一过程还有助于资金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到了增进整个社会福利的作用。
（二）分散风险功能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形形的风险，因此需要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中介来转移和分散风险。具体来讲，金融体系能够起到分散纵向风险、横向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作用。其中，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通过运用多样化投资策略来减少横向风险；纵向风险的分散则主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来实现，长期存在的金融中介机构能通过投资长期投资来分散某一时期的系统性风险，这种投资在繁荣的时期提供较低的回报，但在衰退的时期却能够提供相对较高的回报；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对流动性的要求小于单个客户对资产的要求，在同一时点需要贴现的客户总是占少数，银行可以通过自己持有的现金满足低流动性项目的资金需求，并且金融市场能够为金融资产提供交易平台，方便金融资产和金融产品之间的转换，这有助于增强流动性，从而消除了流动性风险。
（三） 加强公司治理功能
公司治理是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功能的核心。资金提供者对公司的监管能使资金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股东和债权人的有效监督下，经理人会尽其所能最大化公司价值，而这有效地改善了资源配置，使得生产和创新活动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表现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如果没有相应的金融工具，资金的流动和有效的配置就不能实现。换句话说，由于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经理人员拥有信息优势。经理人可能会偏离投资者的目标，或者隐瞒项目的实际收益，从中牟取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金融市场化则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金融市场化与陕西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一）基于协整方法的实证分析
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我们知道金融市场化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下面我们对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金融市场化是否是新的经济增长来源。以往学者在实证研究中普遍认为资本与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在数据选取中，我们取经济增长变量GDP与固定资产投资变量K、就业人数变量L以及金融市场化变量F三个变量进行分析。其中金融市场化变量F是根据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樊纲、王小鲁以及张立文编写出版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报告获得陕西省金融市场化指数2000-2009年，关于2010年指数是由我们根据樊纲等（2011）所构建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的方法进行计算而得。考虑到变量数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本文选取2000年到2010年作为研究时间。为了方便数据之间的比较，文中变量均以2000年为基期。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及陕西统计信息网各年度报表。由于多数变量有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可能变量与变量之间高度自相关，因此，本文在计量经济模型时选用对数模型。因此本文建立以GDP为因变量，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Ln（GDP）=a+bLn（K）+cLn（L）+dLn（F）+ e （其中a、b、c、d为系数，e为随机误差项）
1.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模型回归之前，根据计量经济学方法，如果要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必须保证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如果时间序列的统计特征随时间趋势变化，即非平稳，则可能存在“伪回归”，对计量回归分析的有效性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首先要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即平稳性检验。
本文通过计量软件Eviews6.0，分别对L、Y与P三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相关的统计量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4-5可见，K、L、F与GDP均满足一阶平稳条件，故可以进行下一步协整关系检验。
2.协整检验
在协整关系检验中，Johansen协整检验更有方便分析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我们参考Johansen（1988，1991） 和Johansen & Juseliu（1990） 提出的基于VAR方法的协整系统检验，分析GDP与K、L、F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变量K、L、F和GDP进行Johansen多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多变量（K、L与F）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
根据表3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变量K、L、F和GDP存在协整方程。
3.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协整检验结果，本文利用Ln（GDP）=a+bLn（K）+cLn（L）+dLn（F）+ e 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归结果分析
R2 =0.963 修正R2 =0.955 DW=1.635 Prob（F-statistic）= 0.0000
注：*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10%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得出最后的回归方程为：
Ln（GDP）=0. 618ln（K） +0.895Ln（F）+1.583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陕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金融市场化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经济增长总量就会增加0. 895个单位，充分说明了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推动作用。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影响陕西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金融市场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因此金融市场化是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度的分析方法是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思想，根据序列曲线的走势和形状的相似度来判断序列之间的关系。序列曲线之间走势和形状的相似度越高，关联度也就越大，反之则关联度越小。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来检验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结果见下表5 ：
表5 相关变量之间灰色关联度结果
本文使用软件为灰色系统理论建模系统3.0。灰色关联度结果如上表6所示，第一列中R1为灰色绝对关联相关系数，R2为灰色相对关联相关系数，R3为灰色综合关联相关系数（其中本文采用=0.5）。不论是从灰色绝对关联相关系数角度、灰色相对关联相关系数角度还是从灰色综合关联相关系数角度来衡量，影响陕西经济增长因素排名顺序都为金融市场化、资本因素与劳动力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协整分析的结果。
四、结论建议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选择衡量陕西省经济增长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就业人员和金融市场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等式关系。为了验证金融市场化与陕西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复杂经济科学前沿方法灰色关联度和协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金融市场化程度与陕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金融市场化程度每提升1%，经济增长总量就会增加0. 895%。（2）影响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金融市场化程度以及资本投入变量，其中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影响最大。
由此，我们建议，在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一方面要提高在陕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发展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使金融市场不断走向成熟和规范；另一方面要发展资本市场，提高陕西省企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加大金融中介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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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山，汪前元.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检验[J].开放导报，2012，（第1期）.
一、金融排斥理论研究现状
金融排斥性是近十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在稍早的研究中，人们一般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对金融排斥性进行探讨，即研究居民到金融服务网点（尤其是银行零售营业点）的实际距离对居民获得金融服务便利性的影响（Leyshon和Thrift，1993；1994；1995）。这个时期对金融排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过去几十年受住房政策（将贫困人口集中于城市郊区）的影响，大量金融零售网点在贫困社区的撤并；二是研究银行和住宅互助协会①的分支机构在贫困社区的关闭；三是研究贫困社区居民因到金融服务网点较远和交通不便而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随后的研究表明，金融排斥性并不仅仅因金融服务网点在某一地理区域的撤并而存在（FSA，2000），一些人群如果有获得金融服务的需求，但却因社会经济因素和金融服务市场因素而很少或从未获得金融服务也应视为受到了金融排斥。一般认为，容易受到金融排斥的人群往往是从来没有使用过金融产品的家庭、低收入居民、老弱病残人士、居住在边远和落后地区的居民（FSA，2000），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弱势群体。基于此，Sherman Chan（2004）在其会议论文中将金融排斥性界定为：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缺少分享金融服务的一种状态区域保险区域差异，这包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
至于如何判定是否存在金融排斥性，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是根据Kempson和Whyley（1999）提出的五个指标：（1）地理排斥性；（2）条件排斥性；（3）价格排斥性；（4）市场营销排斥性，；（5）自我排斥性。显然，这样的判定方法更能够从金融机构的经营层面对某一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价，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鉴于此，本文也将参考和借鉴这些指标探讨我国保险业区域中存在的金融排斥性问题，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保险业区域金融排斥现状分析
1．地理排斥。一般来说,一个地区金融机构的分布与金融排斥程度呈负相关关系,金融机构网点分布越多,居民越容易获取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金融排斥程度越低,反之亦然。截至2009年年末，全国共有保险集团公司8家，保险公司121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0家。其中，北京地区共有保险分公司及直接经营业务的总公司83家。河北省，辖内共有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40家，分支机构3625家，保险专业中介法人机构101家，保险兼业机构3733家。上海保险机构总数为105家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江苏69家；浙江56家；安徽36家；江西2390家；山东56家；湖北3146家；重庆46家；四川45家；贵州854家；青海219家；宁夏290家；新疆519家。可见，保险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少数中西部地区，保险机构的区域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2．营销排斥，即一些人被排除在金融机构产品营销目标市场之外。保险机构为了获得盈利和发展需要一定的从业人员对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营销。从业人员是营销活动的重要载体,从业人员的多少对金融机构营销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11个省份中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数目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黑龙江、山西、河南以及湖北的从业人员人数和东部地区相当，其余地区和东部区域相比相差较大。尤其是西部地区除四川省从业人数较多之外，其他省份远低于东部地区。
表1 2009年我国各地区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东
部
北京
64062
东
部
海南
12828
天津
41546
辽宁
134890
河北
200000
广东
253800
山东
402100
中
部
黑龙江
113000
江苏
235000
山西
110416
浙江
143000
河南
263300
上海
21300
安徽
19991
福建
131873
湖北
134879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中
部
湖南
14800
西
部
四川
172600
江西
70000
贵州
9421
吉林
87051
陕西
73774
西
部
内蒙古
67704
西
部
新疆
12703
广西
65000
青海
15325
重庆
75000
宁夏
7644
云南
我国各区域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均存在巨大的差距，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深入到区域层面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而且有意义的。本文将从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和金融资金流动三个方面对相关的文献进行评述。
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深入到区域层面研究我国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其各项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各地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是什么”以及“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行是否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等问题。由于各项研究采用数据和计量方法的差别，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首先，对各地区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周立、王子明（2002）通过对我国各地区1978-2000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指出，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提高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将对其长期的经济增长十分有利；而沈坤荣、张成（2004）对29个省区从1978-1998年的数据进行了聚合回归分析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艾洪德等（2004）则将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进行了东、中、西部的分区域研究。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存在差异，全国和东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两者之间则几乎是负相关关系，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
其次，各项研究对金融市场化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看法存在差异。周立、王子明（2002）认为，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各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十分显著。因此，进一步推行金融市场化能带来高质量的金融发展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艾洪德、徐明圣、郭凯（2004）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各区域间是不平衡的。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比率与经济增长成正方向变动，而中西部的金融市场化比率与经济增长成相反的方向变动。因此，他们认为过度开放金融竞争和推动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不利。
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
除了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之外，不同学者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和收敛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很大争议。张杰（1994）认为，与经济发展的进程相似，我国金融成长的进程应符合威廉姆森“倒U”曲线过程。他在对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取向。研究发现，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在空间上的分布十分均齐，从而使金融失去空间成长的区间。由于一国金融成长的水平并不取决于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机构的简单扩张，而应该取决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形成水平，因此，我国区域金融组织结构必须从“互挤”向“互补”转换。该转换的完成则需要通过解除现存的条块分割金融体系，构建新的区域结合型金融组织框架，形成若干个金融中心和金融“发展极”，打破金融资源流动的地区壁垒，弥合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割裂状态，从而促使金融资源空间流动和配置机制的形成，引导总体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
与张杰（1994）得出的结论相反，周立（2003）在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中则发现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距具有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曲线形态特征。并且，我国区域金融差距已经超过了财政差距和经济差距；金雪军和田霖（2004）则根据1978-2003年的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我国的金融成长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计量检验。该项研究指出，在此期间并不存在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倒U”曲线发展形态，而是呈现三次曲线的变动趋势。从更长的时期看，“倒U”曲线是否形成还未有定论，还需要多方面指标的比较和未来时间的检验。但是，金融成长的差异是长期存在的，并且该差异在不断地波动和变化；除此之外， 陆文喜、李国平（2004）还运用了测算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β收敛方法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测量。其研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是存在收敛性的，同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还具备阶段性和东中西部的区域“俱乐部收敛”特征，且各省之间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都有所上升。
各区域间资金流动研究
国内对区域间资金流动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区域间资金的流动性、区域间资金的流向以及区域间资金流动对区域间差距的影响等三个方面的讨论上。值得注意的是，区域间资金的流动性和流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区域间资金的“流动性”是指资金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的程度和难度；而区域间资金流动的“流向”则是指资金是从发达地区流向落后地区还是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具体到我国而言，对于资金流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资金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流入和流出问题。
在度量资金流动性方面，不同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流动性度量指标和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指标和度量方法：资金流动的相对规模指标；储蓄投资相关率指标；消费敏感性检验。由于运用的度量方法不同，不同学者研究得出的区域间资金流动性的结论存在很大差别。胡永平等（2004）的研究发现，1979-2002年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区域储蓄投资呈现出基本相同的变动轨迹，意味着区域储蓄与投资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共积关系，也暗示区域间资本流动有限；豆建民（2005）运用1992-2002年我国分省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2-1993年间比较差，而在这之后则逐渐增强；Genevieve Boyreau-Debray和Wei（2004）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各区域间的储蓄投资相关率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有所上升，并且在不同区域间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趋于下降。这意味着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区域间的资本流动性减弱了；高全胜（2003）研究也表明，1978年后到20世纪80年代，地区间的资本流动不仅没有加速反而开始减缓。20世纪90年代初，资本流动变得非常有“粘性”。究其原因，他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省级财政变得更加独立，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的压力和地区间竞争的压力下，对资本外流约束的加强降低了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性。
不同研究对资金流动的方向也存在争议。郭金龙、王宏伟（2003）在对各种不同渠道的资金流动分别进行考察后认为，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角度看，东部发达地区的资金以上缴税收的形式从东部地区流向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从银行及其资本渠道来看，由于中央的再贷款向中西部倾斜，资本总体上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流动，但由于利益的驱动，随即又出现由收益率低的中西部地区反向流回收益较高的东部地区。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资本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向发达的东部地区。因此，总体而言东部是资本净流入地区，西部是资本净流出地区，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豆建民（2005）通过实证检验却得出了“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总体上是向增长较慢的省份”的结论。
由于不同研究对资金流向的看法不一，其对区域间资金流动对区域差距产生的影响的评价自然就不同。郭金龙、王宏伟（2003）认为，区域间资本流动存在“马太效应”：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向本地区，而资本流动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资本流动和地区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政策环境和经济基础的薄弱，使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收益率低下，资本反梯度流向东部地区，再加上资本的规模效应不足，造成中西部面临资本短缺的困难，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结果是区域间的资本流动起到了放大区域间差距的作用；豆建民（2005）则认为，国内资本向增长较慢省份流动以及其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了各省之间的GDP增长率差异显著下降。
简要评述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的文献从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以及区域资金的流动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得到了一系列重要且有益的结论。但是，现有的文献大多数单就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而论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将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纳入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中，研究该转型经济背景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增长绩效产生影响的文献却十分有限。我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国家，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在未来，研究转型背景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艾洪德，徐明圣，郭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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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33-04
金融产业是一种复合型的组织体系，是创造价值的实体，通过金融产业各部门的组织和运作，可以集合并优化要素使用，实现更高的合力效果。同时，金融产业是开放性的、具有推动力的产业，在与其他产业的相互关联中，促进和导向其他产业的革新与发展。本论文基于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多重考虑，将金融产业成长的研究落实到西安区域，对西安金融产业成长的时序特征进行研究，希望对加快西安区域金融产业成长有所贡献。
1. 区域金融产业的内涵
区域金融产业问题的研究还属于相对新颖的领域，其理论分析涉及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与金融结构理论，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金融制度学等相关经济理论。
金融产业本身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外延广大。金融产业的内涵即行业，指生产同类产品或提供类似服务的经营单位的集合，涵盖了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基金业等五大行业，以及其他未包括在内的金融组织，如典当、金融租赁、财务公司等。金融产业的外延指行业集合而成的经济部门，是强调相互联系的各业，加上衔接各行业的市场的集合，是由金融机构、金融商品、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中心等组成的开放系统［1］［8］。
金融产业成长的概念是金融成长概念在中观领域的延伸，是将金融研究落实到产业层次，对金融成长概念加以发展提出的。金融产业成长既表现为一种量的增长，量的增长就是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是金融价值体的总称，它是相对于实物资源而言的）存量与流量相对规模的扩展；也表现为一种质的发展，质的发展就是在注重技术进步、科学管理和人力资本全面开发的前提下，由金融体制变革带来金融产业本身结构升级优化，引起导向经济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提高，二者融合具有生成、导向和支撑经济向高级化发展的趋势［3］。
2. 金融产业成长的衡量指标
金融产业成长是金融产业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的有机统一体，其衡量指标由量性成长指标与质性成长指标构成。
2.1 金融产业成长的量性指标
金融产业成长的量性指标即规模指标，主要表现为金融产业规模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扩张［7］：一是金融产业生产能力的扩张，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总量、金融企业规模及数量、金融商品种类及交易额、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二是金融产业的区域扩张，具体表现为金融企业及金融市场的空间扩散，即金融企业突破地域界限形成分支网络及金融市场融资的有效直径扩大；三是金融产业组织扩张，一方面表现在金融产业内企业向集团化、大型化、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金融产业组织的市场控制力即产业集中度提高，这可通过金融产业规模集中度指标来衡量。
2.2 金融产业成长的质性指标即结构指标和效率指标
2.2.1 金融产业成长的结构指标
结构指标包括产业结构指标与空间结构指标。产业结构指标主要包括：金融体系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商品结构、金融产权结构、金融资产结构等。金融产业成长的空间结构是金融产业区域扩张和金融组织扩张的结果，可通过金融资产的空间分布和金融组织的空间结构来衡量。金融产业成长的空间结构指标不仅描述了区域金融产业成长的地域差异，而且指示了金融资源的地域流向。
2.2.2 金融产业成长的效率指标
金融产业的效率可从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三个方面来衡量。(1)金融产业宏观效率是对金融产业宏观功能实现效果的考察。金融产业宏观功能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货币政策的主体，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二是金融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对前一方面可通过具体金融政策落实后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来表示，此外，货币乘数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而金融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可由金融产业对社会储蓄的动员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及投资对实体经济的推动效率来反映。(2)金融产业微观效率指金融企业或金融机构的效率，包括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其中经营效率指标主要通过业务能力和盈利能力表现出来。金融企业或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主要体现在所提供的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资金的清算速度、资产的增长率等方面。金融产业的发展效率指金融企业或机构的潜在竞争能力，可通过金融产业创新能力、资本增长能力、设备的现代化配置及更新能力、人员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能力等体现。
3. 西安市金融产业的时序特征
3.1 对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阶段的判断
根据以上金融产业成长衡量指标的分析，可以通过考察西安市金融产业产值在区域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以及金融产业在区域产业系统中的地位，来确定金融产业成长所处的阶段。表1列示了2001~2006年西安市金融产业产值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根据所得数据，西安市自2001年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了平稳、小幅度增加的态势，同时，金融产业增加值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却呈现出了平稳、小幅度的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也同时出现在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的变化上，见图1。如果以金融产业成长的阶段性来考察，则西安金融产业成长的整体水平在近几年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略有回退。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与我国以及西安金融体制改革进程有关，并且体现了我国金融产业成长区域差异程度较大这一客观因素的作用。因为，以2002年数据为参考，我国金融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6.5%，占GDP比重为5.7%，均高于西安。而北京金融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5.3%，占GDP比重为15.5%；上海金融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1.1%，占GDP比重为11.6%，这两项的比重指标都远高于全国水平。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安金融产业成长尚处于低级阶段，金融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较小，而我国相对发达的地区目前已处于金融产业成长的中级阶段。但无论从国家宏观经济总体规划还是西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设计来看，金融产业成长都已被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先部门和传导中枢，西安金融产业成长已经拥有和具备了良好的宏观发展环境。
3.2 对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区间的判断
确定金融产业成长区间需要考察金融产业功能实现中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的贡献份额。首先考察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中两种成长形式的基本情况。限于资料收集的范围以及论文篇幅，本文只选取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的部分指标加以说明。
3.2.1 西安市金融产业量性成长指标
金融产业量性成长指标即规模指标，主要体现为金融产业生产能力扩张、金融产业区域扩张和金融产业组织扩张。本文以代表生产能力扩张的规模指标――金融机构数量、资产规模等业务指标来说明西安区域金融产业的总体规模情况。
（1）银行业
2006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4 066.16亿元，比年初增长13.7%。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2 344.77亿元，比年初增长9.9%。其中，中长期贷款增长28.7%，短期贷款下降2.0%。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7 085.54亿元，增长4.5%；现金支出6 893.38亿元，增长5.0%；现金净回笼192.17亿元［9］。银行业经营效益提高，存款增速趋缓，储蓄存款出现多年少有的少增现象；贷款保持平稳增长；货币回笼减少；银行业改革继续深化。
（2）保险业
截止2006年末，全市有各类保险公司19家，保险机构297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68家。全年保费收入52.51亿元，比上年增长16.8%。其中，财产险保费13.32亿元，增长19.4%；人身险保费收入39.19亿元，增长16.0%。全年各类保险赔款给付支出11.81亿元，比上年增长24.4%；其中财产险、人身险分别为6.41亿元和5.4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3%和56.0%［9］。2001年至2006年的保费收入、保险公司资产总额、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可以充分反映西安保险业的长足发展，如图2所示。根据图2显而易见，2001~2006年，西安保险业保费收入和人身险收入增长速度很快，保费收入从2001年的16.5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52.5亿元。西安市的保险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金融产业中的主要力量。
资料来源：根据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
（3）证券业
2001年西安证券交易额为900亿元，而到2006年西安证券市场证券交易总量2 730.5亿元，期货交易额1 572.6亿元。2006年末全市有上市公司17家，上市总股本41.59亿元［9］。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证券市场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不仅证券市场的规模更加扩大，而且交易日趋活跃。其重要标志是反映证券市场容量的重要指标――证券化率（证券市值/GDP）的提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一项研究，1995年末发达国家的平均证券化率为70.44%，其中美国为96.59%，英国为128.59%，日本为73.88%。而到了2003年，美英日三国证券化率分别提高至298.66%、296.54%、209.76%，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该项比率也分别达到112.4% 、119.83%和240.82%，而中国同期仅为36.49%，西安证券化率为21.6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我国及西安证券化率较低，但各种迹象表明，不论从占各类投资方式的比重看，还是从占金融资产的比重看，整个金融部门已经出现了证券化趋势。
3.2.2 西安市金融产业质性成长指标
金融产业质性成长指标包括结构指标和效率指标，本文分别选取其中部分指标加以说明。
（1）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的结构指标
①企业融资结构
企业融资结构变化能够说明金融市场结构。融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主要通过股票、企业债券和基金等，间接融资则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从增量考察我国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以西安企业间接融资为例，如图3 所示。
从增量看，我国融资结构变化中，贷款增量在2001~2006年期间表现为稳定增长。贷款余额由2001年的1 186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2 344.8亿元，其中2001年到2002年增长最快为37.4%。2003年到2006年间接融资增长率有所下降，而直接融资增量则呈波动性上升。这种趋势符合国际融资方式变化的总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整理［9］ 。
②证券筹资额与贷款余额的比例变化
证券市场筹资额与贷款余额的比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来源结构的变化。表2列示了西安市这一指标在2001~2006年间的变化以及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上海水平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北京、上海和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10］［11］［12］。
根据表2，西安市证券市场融资与贷款余额的比值在2001~2006年间虽略有起伏，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说明西安证券业对经济的支持作用逐渐增强，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的对比关系略有改变，这种趋势与全国总体趋势相近。
③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关系变化
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保险业与银行业的相对结构。表3 列示了西安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关系及区域比较情况。
根据表3，2001~2006年间，西安市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保持了上升态势，说明西安金融产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社会闲置资金向保险市场的分流部分越来越多。从横向比较看，西安区域的这一指标值已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并且超过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这说明西安虽然在金融资产规模上与发达地区有很大差距，但在结构方面并不落后。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北京、上海和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10］［11］［12］。
（2）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的效率指标
金融产业的效率可从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三个方面来衡量。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取经济增长的金融成本指标为代表。经济增长的金融成本指标相当于GDP增长率与贷款余额增长率的比值。
如表4 所示，西安金融成本指标同全国金融成本指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在2002年以前经历了下降阶段，自2003年开始出现上升趋势。这说明西安金融产业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增强。另外，从横向比较看，西安各年的金融成本指标值都明显高于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虽然2003年这种差距已经减少至贴近。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北京、上海和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10］［11］［12］
根据西安区域金融产业成长各项指标的整理与对比，可见西安区域金融产业成长水平不高，处于成长的低级阶段，尽管量性扩张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质性调整仍存在较大欠缺。
4. 基本结论
从上述对金融产业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指标的说明中可见，西安金融产业在近几年的时间中经历了规模的显著扩张和结构的不断调整，生产能力迅速扩张，产业结构日趋合理，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效率日渐提高。可以说，从量的层次考察，西安金融产业成长虽未取得一个较高的水平，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质的层次考察，无论是金融体制的变革状况、金融结构创新程度还是金融市场的发育水平，都与量的扩张极不对称。这样，偏离效应的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金融产业成长过程。但从成长区间上来判断，西安金融产业成长尚处在量性成长阶段，同时质性成长在金融产业功能实现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对金融产业进行规范和寻求创新空间是西安金融产业进一步成长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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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西安统计局网站xatj.省略 ［DB/OL］.
［10］ 北京统计信息网bjstats.省略 ［DB/OL］.
［11］ 上海统计网stats-sh.省略 ［DB/OL］.
［12］ 中国人民银行网http：//pbc.省略 ［DB/OL］.
［作者简介］殷仲民（1955- ），男，西安理工大学金融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市场与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