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148-01
一、什么是“儿童本位”
“本位”就是核心、主体、重心的意思。“儿童本位”就是以儿童为核心、为主体、为目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儿童的全面发展展开。教育学的“儿童本位说”，即“儿童中心论”，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教育家杜威。他认为儿童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教学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发展。五四时期，随着杜威到中国讲学，“儿童中心论”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而传到中国的“儿童中心论”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儿童本位论”。
中国传统的儿童观将儿童看作是缩小的成人或者是不完全的小人，这是从成人的视角来定位儿童。而“儿童本位”的引进，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承认儿童的独立存在。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儿童观的批判。“儿童本位论”以儿童的感性认知和精神能力等心理能力为中心，重视儿童对周围事物的认知，承认儿童的判断、分析和推理能力，鼓励儿童的创新精神。“儿童本位论”的核心意义，就是要求教学要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从儿童的现实生活出发，满足儿童的发展需求。
“儿童本位论”的提出，无论在教育学、教学论、新课改、语文教育还是语文教材方面都有着指导性的意义。该理论为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指明了方向，也为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选文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小学语文教学的成人化现象
小学语文教育是整个语文教育的基础，事关孩子健康成长的奠基问题，故引起教育界高度重视。然而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却发现小学语文教育存在严重的成人化问题。主要表现在教材成人化和教学过程成人化两方面。
1.教材成人化
近年来，不少学生、家长、教授对于小学语文教材颇有微词，认为小学语文教材成人化现象过于严重，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理解和认知，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
小学语文教材成人化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教育是国家振兴、民族独立的工具，儿童将来要为国家服务。教材的编写、教材内容的选定要围绕政治中心来展开。儿童是白纸，无论教材的内容是不是儿童喜欢的、是不是儿童能接受的，只要讲给儿童听，把国家制定的、需要儿童接受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对儿童的教育就算是完成了。于是，按照成人的意志，小学语文教材出现了许多儿童难以理解的文章。这样的教材不仅不能培养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还束缚了儿童的本性，影响了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
2.教学过程成人化
我们通过观察发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站在成人化的角度上来理解文本，确立教学内容，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培养，将自己认为正确的合理的内容直接灌输给学生。这种成人化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受传统的儿童观念和教育模式影响而导致的。传统的儿童观认为儿童是不完全的人，不具备独立意识，没有独立进行思考和认知的能力。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者”就占据了课堂的主体地位，加之以应试教育单纯追求高分数而忽视学生全面素质的养成，学生只能成为没有意识的“木头人”，被动的接受教师教给的“正确”的知识和思想。
无论是教材成人化还是教学过程成人化，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它违背了儿童的成长规律，忽视了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我们认为，语文教材的编写应该坚持“儿童本位”的理念，以儿童为起点，尊重儿童的心理和成长规律，重视儿童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合作，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使学生在和协融洽的学习氛围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儿童本位”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以“儿童本位”理论为依据，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尊重儿童的个体存在，重视儿童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各项权利是保证儿童健康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小学语文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老师一定要以儿童为出发点，来解读文本意蕴，确定教学过程。
1.立足“儿童本位”，解读文本意蕴
薛法根老师说:“在解读文本的时候，要将自己当成一个儿童，就会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好奇的问题，沿着这些问题，你往往有许多独到的发现。”我们老师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不妨也经常换一换角度，用儿童的视角来阅读教材、解读文本、感悟文本意蕴。
2.立足儿童木位，确定教学内容
（1）教学内容要迎合儿童的认知方式
教学的最高境界是实现文本与儿童的融合。这要求我们学会用儿童的眼光看文本，尊重儿童认知世界的规律，遵循儿童的认知方式，让文本所蕴含的丰富的情、理、意、趣，以儿童的方式走进儿童的心灵。
（2）教学内容要适合儿童的情感需求
“儿童本位”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教育。儿童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小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认知水平有关。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要以顺应儿童自身的本性和天性为根本。特级教师孙双金老师从课堂上学生的直观形态道出了小语课堂的本真追求，他说:“什么是好课，就是要让孩子小手直举，小眼发亮，小口常开，小脸通红。”一节课只有适应了儿童的情感需求，实现了与学生的情感交流才能算作是成功的。
小学教学应该以儿童为本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时刻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备课、课堂教学，还是布置作业，都应该站在儿童的立场，以儿童为中心。教师只是扮演着设计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建立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重视学生积极性和能动作用的发挥，满足儿童心理发展的需求。只有坚持“儿童本位”理念，才能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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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下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主要是关于儿童绘画发展阶段的研究，即将儿童绘画能力作为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儿童绘画的分析研究，为儿童心理发展阶段研究提供科学的实证材料。显而易见，发展心理学中的儿童绘画阶段研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因为仅仅依靠对儿童绘画阶段的分析判断，还不足以揭示儿童美术活动心理现象的根本规律。
立足于生命哲学起点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儿童生命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儿童为艺术生存的价值。从学科属性来看，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不是直属于艺术心理学的范畴，当然也就不能简单套用艺术心理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对象应是处于特定文化环境下的儿童心理问题，美术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环境要素，对儿童美术心理的发生、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仅能促进儿童美术特殊能力的发展，同时也应促进儿童情感、人格的成熟。
一、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嬗变与发展
传统的美术心理学从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原则”到亚里士多德对“秩序”“匀称”的判断，直至“黄金分割律”标准的应用，自然科学的价值判断在审美研究领域被推崇到了极致。这种建立在自然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美术心理学，在决定论和还原论的主导下，一直试图在复杂的美术活动中探寻永恒的心理客观规律，不论是在生物学、生物化学支持下的“实验心理学派”，还是其后受物理学影响的“格式塔心理学派”，都成为美术心理学的奠基理论，使美术心理学沿着科学化的方向走到了今天。
建立在儿童发展心理学基础上的儿童美术心理学研究，其重要的标志性研究是儿童绘画发展阶段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与罗恩菲德的绘画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对应性，这种明显的对应性证实了以儿童画作为思想标志探索儿童思维发展的可行性”。在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发展阶段学说的影响下，1927年英国心理学家里德发表了他的“儿童绘画发展阶段说”，首次把儿童绘画发展分为“涂鸦期”“线描期”“叙述的象征期”“叙述的写实期”“视觉写实期”“压抑时期”“艺术复活期”7个阶段。同时，他与罗恩菲德同时提出了儿童绘画发展的“直线型”模式，认为儿童绘画能力的发展是一个随着儿童智能不断成熟而成长的“直线型”发展过程。
然而，到了1978年，在美国“u型行为发展会议”上，儿童发展心理学家们开始提出儿童心理的“u型”曲线发展模式，认为儿童绘画是一个有峰谷曲线变化的发展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美国有关学者在这一研究基础上更是提出了“多轴媒体表现说”，认为“不同儿童在同一阶段的绘画会呈现不同风格，而且文化环境因素往往决定绘画能力的发展，儿童在社会文化资源和日常生活中受到环境文化影响，所以，不同民族、地域文化会影响儿童绘画的知识认知和形式表现。”可见，当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已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从关注儿童个体发展走向宽阔的社会文化领域，儿童美术心理的发展不仅与美术教育具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与民族文化之间具有重要的关联。
二、传统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儿童美术心理作为儿童个体生命现象，不仅反映出儿童生命存在的本真，同时也折射出儿童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的特征，儿童美术心理活动自然离不开美术知识形态，而且必然地受到美术审美心理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所以有关儿童美术心理的研究不仅会涉及儿童美术活动的生理与心理机制问题，也会涉及美术知识与审美情感问题，同时还会涉及儿童美术心理发展中环境文化影响的问题。
(一)关于儿童美术活动的生理与心理机制问题
如同人类存在语言模式的生物发展结构一样，人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着审美发展结构，人的审美经验甚至在儿童使用蜡笔、颜色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研究生命发生基础的生物学理论一直是研究儿童美术心理发生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儿童作为生命发生体，天生就携带着一种先天性的‘自然结构’和图式，这是儿童与生俱来的一些审美心理原感。”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基础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立足于儿童物质生命的本原，对儿童美术心理中的视知错觉和生理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而现代儿童发展心理学基础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则立足于儿童的社会文化属性，对儿童美术心理中的文化符号认知理解和体验问题情有独钟。
“心理学是否是纯自然科学，是否应当列入生物科学的范畴，这应当是一个应该继续讨论的学术问题。心理学也可以应用比较法，通过和各级动物的比较，来进一步说明人的有关心理现象，但是，无论如何，绝不应该把人的心理机械化和生物化。”建立在儿童生理成熟机制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把儿童美术活动能力首先归于其生理机制的成熟，特别是有关儿童美术技能研究的生理成熟论者往往把幼儿手腕、手掌大小、肌群及手臂肌肉发达程度作为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且把美术活动有形的结果视作衡量儿童美术动作机制成熟的重要标准。其实，通过美术活动结果来判断儿童生理机制发展水平，往往会让研究者过分相信儿童美术动作技能的“记录”功能，但事实是，对于那些有动作技能不良记录的儿童，之所以没有表现出美术能力，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手臂、手眼协调机制没有达到成熟水平，而只是由于缺少有关经验而已。比如“发展知觉能力和肌肉运动能力可以为临摹几何图形提供必要基础。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上述研究所得结论也未必完全正确，因为，他们(研究者)把临摹几何图形的能力看成只不过是知觉能力和运动能力的相加，这显然是不够的。”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忽视儿童美术活动特有的整体性，仅仅把儿童绘画视为一种感知意义上的心理现象，而非多元因素作用下的学习过程。尽管以格式塔心理学为代表的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认为知觉感官的功能同样具有抽象、推理等理解上的意义，但是儿童美术活动毕竟不是一种单纯的视知觉心理现象，仅凭这些“儿童知觉感官功能的抽象、推理”显然不能让儿童顺利完成复杂的美术活动任务。
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由于固守实验、实证的方法研究儿童美术活动中的生
理心理机制，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把儿童绘画作品作为“试纸”，试图依此判断儿童智力水平的现象。如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画一个人”的测量工具，它旨在依据儿童画中出现的细节详尽程度来判断儿童对环境认知的水平，让心理学家由此断言：“那些虽然在纸上自由画出一些符号，但还没有能力画出‘封闭形状’，或是不能将自己在纸上所画的符号与他们周围环境之间联系起来的儿童，可以看作是三岁儿童的智力水平，在三岁年龄阶段，这样的绘画水平是正常的。”时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我国还依然能够看到当年美国“画一个人”测量的影子，如当下我国长期热度不减的“少儿美术考级”，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儿童美术心理测试。
(二)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中的知识与情感问题
“人不仅在其本质上是乐于求知的，而且人的生命、全部现实生活也是由知识所建构的。”从儿童美术的发生看，游戏是儿童美术活动的重要原生形态，如果说艺术是游戏的一种形式，那么儿童的游戏就是一种艺术形式。知识既然是认识和经验的总和，那么儿童美术活动的知识就应包括对游戏中物质媒介操作的经验与相应的内心情感体验。儿童美术活动不是狭义的艺术专业化的生产或欣赏活动，而是伴随游戏过程的一种广义的学习活动，所以它一方面涉及非专门化的宽泛的造型艺术知识，另一方面涉及游戏活动规则以及由实践操作引发的认知理解行为，即当儿童把玩绘画工具，进行涂鸦游戏时，不但认识操控了工具，同时也体验了整个游戏所带来的精神愉悦。
由于传统儿童美术心理研究过分强调儿童美术活动的有形成果，强调儿童美术知识的所谓专业化，因此就难免使自身在儿童美术知识认知与情感表达之间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现代绘画方法确实给儿童提供了表现其心理活动的机会”，使儿童能够不受传统技法知识的束缚来自由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儿童这种自由表达“不仅鼓励了那些所谓的自发笔画和因一时冲动而闪现出的形象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混乱不整的色彩所组成的粗糙的艺术品的大量涌现，而且干扰了受视觉控制的形式的准确性。粗糙的画笔以及滴色的油笔，仅使儿童们创造出某种片面地表现他的心理状态的画。”他们看到了传统写实主义艺术观念下技法训练的弊端，“传统方法就是让儿童用一支削尖了的铅笔一味地把模特描摹下来，”因此使儿童受到了束缚，但同时他们又主张“阻止儿童运用艺术品去再现他所观察到的现实”。由此可见，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在尊重儿童自由表达与维护经典美术知识的权威之间徘徊不定。
其实，如果我们摆脱经典艺术知识观对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约束，从儿童美术活动的生命价值出发看待儿童美术活动中知识的个体经验特征，就可以避免上述矛盾，因为如果心理学也是科学，它就要研究被人们认为是主观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并且不能否认它们的合规律性。
(三)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中的民族文化影响问题
心理现象是由社会活动、自然环境及社会活动和自然条件所产生的概念等建构而成的。时至今日，虽然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包括儿童美术心理学在内的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但是，“科学如果没有社会环境的需要和刺激，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受实验心理学科学实证观的影响，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一直忽视儿童所属民族文化对儿童美术活动产生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美国康达尔大学家庭研究与人类发展学教授w.l.布雷顿曾充分肯定儿童美术发展阶段理论的价值，认为“在美术的发展上，世界各地的儿童似乎都遵循着一条共同的规律，他们都是按照上述的美术阶段发展的。我们曾经收集了另外一些国家的儿童绘画，像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乌拉圭、日本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等，从这些国家的儿童画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由此可见，儿童早期的美术作品所采取的形式在世界各国都是相似的，其差异仅在于画面上所反映的内容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不是因为各国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明确地说是因为儿童在绘画中所反映的各国不同的风土人情所造成的。”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当“风土人情”没有作为文化要素进入儿童美术心理研究时，儿童早期绘画被认为都是相似的。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心理学则认为某一文化语境制约着语境环境内的人对刺激的反应，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符号表象系统，“人的心理尤其是高级心理活动主要是符号活动，是创建或制造、运用、操作符号的过程。”照此观点，儿童美术心理活动同样应该是儿童在一种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符号认知与操作过程。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张增慧、林仲贤合作开展了3－6岁壮族与蒙古族儿童颜色爱好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所属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同民族儿童对颜色的爱好具有差异性。此研究结果为我们认识民族文化与儿童美术心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持。进入本世纪后，世界各国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进一步表明：“文化的因素将决定绘画能力的发展，儿童从社会文化资源、日常生活中学习绘画……即使共属同样的文化传统，地区环境的因素也会影响儿童的认知及绘画表现。”
三、不同价值观、知识观与文化观的美术教育对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影响
“环境和教育在儿童心理发展上具有决定作用，遗传只提供儿童心理发展的可能性，而教育则规定儿童心理发展的现实性。”不同教育观念下的儿童美术教育直接影响着儿童美术心理的发展。我们认为，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与儿童美术教育研究的重要区别与联系在于：前者是针对儿童美术心理现象的事实问题进行归因分析；后者则是从社会要求出发，在明确儿童美术教育价值、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对儿童美术现象的分析研究来检验美术教育内容、过程与方法的有效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心理学不是实验教育学的一个必要的参考因素，而只是说，实验教育学所参考的问题不同于心理学的问题。实验教育学的问题所涉及的不是儿童一般的和自发的特征和智力，而是有关的教学过程对于这些特征所产生的变化。”
(一)不同价值观的美术教育对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影响
正确看待幼儿原始美感的发生以及遗传基因的文化属性是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重要哲学起点。“卢梭要求把儿童当做儿童对待的观点是应该加以检讨的，因为儿童不仅是一个‘儿童’，而且还确实是一个‘人’，儿童的活动不仅是‘儿童的活动’，而且还是‘人的’活动。看不到‘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别是错误的，但是，看不到‘儿童’与‘成人’之间作为‘人’而存在的共同性也是不对的”。正是受卢梭的影响，传统儿童美术教育家往往在“保持儿童艺术天性”和“适时美术教育干预”之间摇摆不定，就连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博士也不例外。在她看来，“没有什么绘画的进阶练习能引人达到艺术创造，儿童的绘画是依自己的情感制作，就象促进自己的语言的成熟一样，儿童的努力是自发的，因此她坚信儿童绘画是不可教的，但是她又以激烈的语言谴责当前学校展出的那些具有‘自由画’儿童期特色的可怕的美术作品，她认为心理学家收集、观察，并加以分类的‘幼儿心理的文件’，其实不过是智能上不法的可怕表现而已，‘它们显示出儿童的眼睛未受过训练，手是迟钝的，心对于美
丑同样地无感觉，真假不分’。”蒙台梭利顺应儿童的自然成长，确认儿童的努力是自发的，但是又惧怕儿童因缺失训练而变得美丑不分，同时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心理学家，显然有失公允。
儿童美术教育的专业化往往把儿童美术学习看成是儿童接近艺术经典的必然途径，从而忽视了儿童美术心理的自发特征。“艺术教师很容易有尽可能早地教学生中心透视法这类诀窍的倾向，它使老师显得很内行，使想尽快达到成人标准的学生感到高兴，也会给家长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它很快就变成笨拙的洗脑。”显而易见，儿童美术教育家在目睹了实验心理学关于形状知觉、图形记忆与外在刺激条件的研究成果后，会更加坚定利用美术手段促进儿童上述方面发展的信心，于是也就出现了旨在训练儿童专门化形状知觉与形状记忆能力的教学内容，如儿童写实绘画训练，原本是借用了一种艺术式样的普通美术活动，由于教师偏颇的教学理念，即要刻意强化儿童对客观形状知觉记忆的刺激条件，结果出现了固定僵化的儿童美术教学内容与机械死板的训练模式，使儿童陷入被动的苦恼之中，尽管儿童所画的形象与客观实物越来越像，但其自主表达的能力却越来越差。因此，有美术教育家认为：“发展知觉能力和肌肉运动能力可为儿童绘画奠定重要基础，但是，美术活动中的技能操作不是知觉能力与运动能力的简单相加，如果排除了有关理解、想象和情感兴趣等其它心理因素，而一味希望通过专门化的感知训练来达到发展儿童美术心理的目的，可能会让儿童付出惨痛的代价。”
(二)不同知识观的美术教育对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影响
“幼儿心灵的成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个脆弱的过程，很容易受到在错误的时间灌输的错误内容的干扰，在艺术及其他教育中，最出色的教师并不是将自己的所知倾囊相授，而是凭着一个优秀园丁的智慧、观察、判断，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儿童美术教育的目的必须通过美术知识来实现，这其中包括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获得的美术知识。传统的发展心理学认为，“在专门组织的感觉训练的条件下，知觉的发展最为有效。”同时，“儿童为了正确感知图画，必须学会考虑绘画的特点，他应当掌握社会上已经形成的素描和色彩画的艺术标准。”如果从儿童的特殊才能或特殊儿童教育培养角度看，上述主张似乎并不错，但是对于普通儿童发展意义上的儿童美术教育来说，这种狭隘的美术知识观显然已经背离了儿童美术教育发展的健康轨道。
关于儿童美术的概念，在《牛津艺术指南》中，其条目的主要内容是：“如果给予儿童方法和机会，他们会用线条和色彩表达自己，或者会塑造他们能找到的造型物质，这种能发展成表现物体的素质将持续到青春期。显然，儿童的美术知识不应是专业化美术知识形态的代指，在鲁道夫·阿恩海姆看来，儿童美术“知识的根本是一个感性世界，是我们可以体验的，从一开始，儿童就试图用公开的形式表现出他的体验，这种形式的形成既受到他所接触到的并知道如何运用的媒介的制约，同时也只有用这种媒介才得以产生。”以上论述虽然没有为我们界定出明确的儿童美术知识概念，但是，正是这种模糊的表达显示出儿童美术知识的人文性特点，因为儿童美术知识不仅仅是显性的知识形态，作为人文知识，它理所当然地还具备隐喻性特征，即作为一种人的体验与表达，它不是“通过逻辑的、实证的渠道来进行的。”。只有基于这样的儿童美术知识观，儿童美术教育才能在促进儿童审美情感、发展儿童审美知觉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使儿童美术教育成为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外在动力。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0)05-0001-05
发展问题是儿童教育的核心问题,思考学前教育课程,无法回避儿童发展的问题。把发展看成是每个儿童都必须遵循的普遍的线性过程,或把发展看成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殊的、偶然发生的建构过程,这两种观点表明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前者寻求确定性与普遍性,后者承认差异性与不确定性。两种观点中隐含的对儿童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对课程概念的影响也是不a同的。
一、传统发展理论与学前教育课程的批判性探讨
(一)传统发展理论的批判
一直以来,“发展心理学以其‘发展阶段’的隐喻,对教育实践产生着重要影响。通过描绘一幅抽象的图像――例如,通过运用理论说某个特定年龄的儿童是自我中心的,不能采纳他人的观点;或者另一个年龄的儿童注意集中不超过20分钟――我们建构了分类系统,从而把儿童的生活纳入了一个标准化的过程中,由此也建构了教师和儿童,以及他们各自的期望和社会实践。”〔1〕我们常常依据发展心理学来安排不同年龄段儿童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也常常根据发展心理学来评价儿童的发展,从而评价课程的优劣,发展心理学成了评价课程和教育的尺子。
然而在学术界,发展心理学这把尺子却遭到有关人士的质疑。玛格丽特・唐纳德逊在1978年出版的《儿童的智力》一书中就针对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皮亚杰的实验及观点提出了质疑,她认为皮亚杰低估了学前儿童的能力。她通过对皮亚杰的“三座山”的实验进行再实验,认为在皮亚杰的实验中儿童并没有真正弄明白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所以,从十分重要的心理学的意义上来看,‘山’作业是抽象的,也就是说,它脱离了人类的一切基本目的、感情和企图。这项作业完全是冷漠无情的,而在3岁儿童的血管中流动着的血液还是热乎乎的呢!”〔2〕唐纳德逊通过实验和引用别人的研究结论指出,学前儿童并非如皮亚杰说的那样以自我为中心,也不像皮亚杰说的那样缺乏演绎推理能力,儿童并不缺乏“非中心化”的能力,儿童能够根据情境听懂别人对他说的话,领悟他人的意图,并敏感地意识到听者的处境,从而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以让他人明白自己的意图。因此,我们不应将儿童放在过低的起点上,以致阻碍了他们,使他们前进的道路变得毫无必要的漫长与艰难。
维果茨基批判了皮亚杰只关注“孤独的”儿童、受生物规律支配的儿童,并提出社会历史文化理论,认为儿童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他的环境,依赖于教学。“在维果茨基看来,皮亚杰由于因袭陈旧的观点,仍误认为儿童的发展因素是自然的生物过程,因此他不可能真正正确地理解儿童的发展。维果茨基指责皮亚杰,说他抛开儿童的历史发展来谈儿童的心理发展,把儿童的心理发展看成是受内部力量驱使的、由内在逻辑支配的过程。按照维果茨基的意见,皮亚杰是抽象地,脱离开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脱离开儿童周围的具体情况来考察儿童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的。”〔3〕
心理学家Catherine Rice 和她的同事做了一个实验,用来测试儿童对外表(appearance)与现实(reality)的区分。通过实验,Rice认为,儿童在对问题感兴趣或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与自己有关的时候会比在他们觉得问题没有兴趣或者与自己无关的时候显得更聪明。Rice 的研究表明,任何特定的实验都可能限制或阻碍我们对儿童能力的理解。〔4〕如果我们仅仅采用实验的方法对儿童的心灵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必定会错失对儿童丰富和复杂的内在生命的理解,因为我们过分关注了儿童在特定的情境中“能做什么”,而忽视了儿童在真实情境中的感受、想法和情感。正如霍特指出的,“一般心理学家都轻忽了‘随意玩’的精神,没有真正观察孩子在家里、学校、运动场、街道、商店等实际的生活情形。”〔5〕
不仅实验本身对儿童发展可能会带来误解,而且文化背景作为儿童发展理论的面罩,遮蔽了我们看清发展理论的视线。Meredith F. Small从文化的角度质疑了当展理论的偏狭之处,她指出,“这些阶段的具体观点都有文化的导向所起的作用,即它仅仅属于那些处于某种文化中具有特定经验的儿童。”〔6〕特定空间、特定时间或者特定时空条件下提出的理论和进行的研究总是带有一定的文化假设和特定文化的价值取向。很多发展理论著作中列出的有关技能的发展都是依据西方儿童在游戏中的表现而得出的结论,而西方儿童使用的游戏材料以及西方文化对儿童的要求和影响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在一种文化中儿童的某些行为可以作为发展的里程碑式的标志,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却不能作为发展的迹象。因此,将在某一种文化背景中提出来的理论观点应用到其他文化背景中是很危险的,因为考虑儿童理解的情境依赖性很重要。我们在教育中要根据自己的文化特点来判断儿童的发展,也就是说,书上写的关于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能达到的能力并不适用于任何文化背景下的儿童,也不能作为任何文化背景下教育的依据。
William A. Corsaro 在考察了发展理论的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认为,早期儿童发展的理论都集中于个体发展,没有考虑反映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没有考虑儿童如何通过参与交流活动成为这些人际关系和文化模式的一部分,也没有考虑儿童如何建构这些关系和文化,并且过于强调发展的终点,认为儿童总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Corsaro称这种观点为“线性发展观”(The Linear View of Development)。线性观认为,儿童必须经过预备期,才能发展为一个社会性的成人,儿童期是由一系列发展阶段组成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包括认知技能、情感和知识等方面,而这些都是为将来成人生活作准备的。
传统发展理论持线性发展观,其假设为: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从不完善的状态到理想的成人标准,后来的总是比先前的好,儿童在早期发展阶段对世界的理解总是有缺陷的,甚至是虚假的,只有到了成年期才能客观真实地认识世界。这种观点对于教育来说是危险的。
(二)传统发展理论影响下的课程批判
发展理论呈现给我们的是抽象的儿童形象,使我们看不到真实情境中所发生的真实事情,而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情境比发展心理学所绘制的图像更复杂、更富于变化。发展理论将真实的儿童客体化,从横向维度上将儿童划分为智力发展、社会性发展、动作发展等领域,从纵向维度上将儿童的个体历史划分为从低级向高级的几个发展阶段,并且低级阶段为高级阶段作准备。这种客观主义的做法往往在评价儿童的能力发展时不给机遇和偶然性留下一点余地,从而得出的结论也无法呈现一个完整的儿童形象。
长期以来,这样的观点似乎成了课程的定律。在学前教育课程的各种方案中,出现最多的就是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智力、社会性、动作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促进其发展的基本理念。所以,有人热衷于根据发展理论绘制标准化的评价方案来决定儿童应该学什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以此来界定课程的优劣。这种做法完全将儿童、教师以及早期教育机构客体化、物化了。“通过判定儿童是否达到某个特定的阶段、达到某个标准,在儿童中制造了一种等级形式,再来防止或校正偏离标准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权力接管了教育实践。”〔7〕
确实,在学前教育机构中,发展理论总是以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规范着课程的发展与运作。人们常常考虑儿童各种能力出现的年龄段、儿童在什么样的情境中容易习得应该掌握的技能、儿童自我发展的影响因素等。当我们信仰这些“确定无疑”的“定律”时,我们就被一种巨大的“拉力”牵引着,这种发展理论的“拉力”将我们带到一个“贫穷”的境地,因为这种发展的观点建构了一个“贫穷”儿童的概念,即儿童是软弱的、孤立的、无能的、依赖的和贫穷的。“贫穷”的儿童概念带来的是“贫穷”的课程。
“贫穷”的课程只关注儿童的线性发展,关注儿童对技能的获得,这样的课程活动是机械的,儿童除了获得课程安排的既定的知识和技能以外,没有思维的火花,没有情感上的跃动,正如克里希那穆提所指出的,“虽然教育唤醒我们的智力,然而,它使我们的内心残缺不全、矛盾、没有创造力。”〔8〕这就是“贫穷”的课程带来的后果,这样的课程忽视甚至扭曲了人的内心,顾此失彼地发展人的某一方面,而置其他方面于不顾,让整体的人处于割裂状态。这种细致的、分割性的教育严重地限制了儿童内在精神生命的成长。
二、“发展”的理解意味及其课程意义
(一)“发展”的理解意味
传统的发展理论倾向于把儿童视为未来的成人,而不是从他们自身来认识他们,并将儿童与社会隔离开来,认为儿童需要被外在力量塑造和引导以成为一个适应性强的社会成员。当然,我们在批判传统发展理论时也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我们可以通过质疑发展理论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理解的视野中,我们应把“发展”看作是生活展开的过程。发展是什么?只有在生活经验建构的系统内,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些事情。杜威早已说过:“生活就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9〕
儿童的发展没有一个绝对的终点,成人的世界不是儿童将来要达到的世界,儿童走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会发现一个新的自我,一个不同于他人的自我。同时,儿童也走在特定文化发展的道路上,不仅适应文化,同时也积极地建构文化。儿童建构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文化,也是成人世界的文化。William A. Corsaro在批判线性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性再生产(Interpretive Reproduction)理论。他认为,儿童是在他们的文化中作为再生产进化而来的成员,儿童并不仅仅适应和内化周围的世界,而且积极地解释文化并参与文化建构的过程,从而创造意义。〔10〕从这个视角来看,儿童进入社会关系中,通过参与公共的生产性的文化活动,从而不断建构社会理解。因此,基于理解的观点,发展是生活的展开,是经验的展开;儿童的发展就是生活本身的发展,是社会的发展。在“发展”概念中,儿童不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的孤独者,而是一个与成人社会一起发展的伙伴。我们很难判断是儿童的发展带动了成人社会文化的发展,还是成人社会文化的发展带动了儿童的发展,两者是难以分开的。所以,儿童的发展与化的发展相互需要,相互影响,难舍难分,却又各具特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发展”的理解意味具有生态学意义,即“发展”不是孤立的,不是线性的,儿童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并且儿童的发展对社会文化具有建设性意义。“发展”的理解意味具有生态学意义还表现在儿童自身的发展总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发展,我们应该关注特定情景中儿童行为所涉及的情感、思维和行动共同的作用。在理解的视野中,“儿童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可测量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发展、认知发展和动作发展等)分离的客体,各个领域不是彼此割裂开来的,而是非常复杂和相互联系的,儿童被理解为一个特别的、复杂的和有自己个体特征的对象”。〔11〕“发展”的理解意味表明儿童不再是“贫穷”的儿童,而是充满潜力的、强大的、有能力的个体,即“富有”的儿童。把儿童看成是“富有”的,这也意味着儿童有更多的责任去实现自己的潜能。
文学评论家Daniel Albright说:“心理学是一个花园(garden),文学是一片荒野(wilderness)。”他的意思是,心理学寻求模式,发现规律,最终将秩序强加于人类的经验与行为之上。相反,文学作家则潜心于人类经验中那些不成体系的、难以把握的深处。如果像心理学家那样过分热衷于识别秩序模式和儿童思维的规律,我们将错失那些具有本质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即儿童语言与思维中的自由与想象。自由与想象是文学家思维方式中狂热与异质性的表现,在儿童那里,亦是如此。〔12〕Daniel Albright 的观点可以被理解为童年是文学性的,我们不应该仅仅从心理学,特别是发展心理学来认识儿童,文学上的自由和想象与儿童的天性具有天衣无缝的契合性,儿童之所以成为“富有”的儿童,不在于其拥有多少物质财富,而在于其整体精神的“富有”,正是自由与想象让儿童成为“富有”的儿童。儿童的语言总带着散文式的、戏剧性的味道,儿童很善于在这样美丽的语言中让梦想与想象飞翔。儿童通过想象解释世界、建构世界。想象与梦想将儿童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即思维与情感、语言与理解、现实与幻想都在儿童的行为与经验中动态性地缠绕在一起。正是梦想使儿童超越肤浅,超越“贫穷”。一幅画或一句话就能成为一个世界的萌芽,一个想象的、梦想的世界的萌芽,面对儿童创造的这一与众不同的世界,惊奇与赞赏会一起涌入我们的意识中,因为儿童的想象和梦想并非只是逃避现实,更是飞跃现实、超越自我的力量,我们应该珍视这种力量。
(二)“富有的”课程
“富有的”儿童概念带来的一定是“富有的”课程。“在这种‘富有的’儿童的观点中,学习不再是从孩子出生就开始的孤零零的认知过程。学习是一种合作的、交往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儿童与成人、同伴共同建构知识、理解世界。学习不再是儿童知识的转化,使儿童获得预先的结论,也不是说儿童是一个空的容器或者是一个复制者,一贯‘贫穷的’儿童等待成人的给予和填充知识,儿童所学到的所有的知识都是从自我和社会建构的过程中产生的,因为儿童不是被动地接受经验,而是在他们的社会化中,变成了与同伴共同建构的积极的主体。”〔13〕
“贫穷的”课程关注的是“给予”儿童什么,而“富有的”课程关注的则是儿童能为课程活动带来什么。在“贫穷的”课程中,儿童的行动是迫于外界的“必要”,而在“富有的”课程中,儿童的行动被心灵上的满足所激励着,儿童在自己喜爱的课程活动中忘我地建构着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的精神,这样的课程就是儿童的生活意义的栖息地。前者关注的是认识,后者关注的是理解,当然,“认知与理解是不能画等号的,其意义不属认识而属理解。认知主要突出的是对事实的断定,而理解更多突出的是对意义的把握”。〔14〕并且,对于人来说,理解先于认知,例如婴儿看到气球,笑了,婴儿理解了而非认识了气球,“理解了”即体验到气球给自己带来的意义和愉悦。所以,“富有的”课程是基于理解的课程,是关注整体体验、关注意义的课程。
“意义”是布鲁纳论点中的关键词,在布鲁纳的观念中,是意义而不是逻辑促使儿童的思维发展,帮助儿童解释自己的行为。〔15〕马克斯・韦伯也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16〕因此,课程活动的核心就是创造意义,正是“意义”把课程规定为人的课程、“富有的”课程,也正是“意义”赋予了课程独特的品质。
我们学习事物不是在学习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在领悟事物的意义,只有那些对儿童具有意义的事物才有资格进入课程。物理学家戴维・博姆说过:“只有意义才能激发能量。”涉及意义时,儿童内部的能量才会涌动而流出,让激情带领行为遨游意义王国。但是,“意义并不是自身包含自身――它并不是在‘那里’等待着被发现出来;意义只有在理解的‘发生’中并通过理解的‘发生’而实现”。〔17〕事实上,意义是不能灌输给儿童的,儿童只有通过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才能获得。“意义的一个特征是它是感觉的一个方面,在这一方面被感知的宇宙事物被赋予了内在关系。”〔18〕怀特海精辟的观点让我们意识到意义是关系性、过程性的存在,意义不存在于宇宙事物内部,也不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它是人与宇宙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生成的一种关系性存在,它在人与宇宙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的引力。课程越有意义,也就越有吸引力,课程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自儿童对外界的体验视域,也最终会超越儿童个体的体验视域。
“富有的”课程一定是富有意义的,而意义在理解中实现,从理解的立场来看待课程的意义,意义不是在假设的环境中被验证,而是在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因此,意义与理解都只能在“整体活动”中找到生生不息的道路。在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的视野中,整体活动是一种具有自身动量的、被环境参与者感知到有意义或有目的的不断发展着的行为。整体活动不是一个瞬间的事件,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内部有自身的能量和张力,有自身的目标。整体活动是生态的、复杂的,是发展变化的,只有整体活动中能够容纳杜威所说的“一个经验”,只有依恃经验的力量,课程活动才有可能成为整体活动,这样,儿童在整体活动中就能创造意义。一个整体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一个整体活动会带动另一个整体活动,课程就是不断出现的整体活动的联合,整体活动是由儿童的经验编织而成的,在众多的连续性的整体活动中,流动的“活”的经验把过去带入现在,从而不断扩展与深化现在的整体活动的内容与范围,经验使更多的整体活动勾连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由此,课程的发展脉络就水到渠成。另外,整体活动属于人类发展生态学概念中的微观系统,整体活动同样将中观系统和外系统中的价值观带进微观系统中,所以,整体活动辩证地综合地处理着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因子,正因为这样,整体活动的进展就是理解的过程,是儿童生活的过程,整体活动中的儿童不是社会的孤独者,他们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再生产着新的自我,也再生产着新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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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eschool Curriculum
He Yuan
（一）儿童文学形象地诠释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基本观点。现代“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把儿童看成是具有独特生理和心理结构的人，是独立的、需要被尊重的个体，而非成人的附庸。“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是现代儿童研究的起点，也是儿童文学的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正是经由夸美纽斯、卢梭等一大批杰出思想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的奔走呼吁，人们才意识到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的重要性，才出现了自觉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不仅以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为理论起点，还通过丰富多彩的作品对其作出形象的诠释，这使它具备儿童心理学、生物学无法取代的优势。“心理学形成模式，找到规律性，最后解释人类经验和行为的有序性。相反的，作家探索的是人类经验的、自由的、不规则的、感性的部分。”[6]透过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教师能从中感悟到作家对儿童观的精彩论述。
（二）儿童文学生动地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童心世界著名批评家勃兰兑斯曾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7]借用勃兰兑斯的观点，儿童文学可看作特殊形态的儿童心理学。因为儿童文学由成人来生产、儿童来阅读，所以儿童文学接受过程要想达成，成人作家就必须熟稔儿童心理，成为“儿童研究专家”，从最初的构思到创作的完成，始终不断地与潜在的儿童读者对话，最终生动地呈现出儿童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正像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所说：“我在纸上写的，完全和口里说的一样，甚至连音容笑貌都写了进去，仿佛我对面有一个小孩在听一般。”[8]以实证研究为主要范式的儿童心理学希望通过诸多可以测量的要素揭示儿童心理发展图示和过程，而儿童文学试图走进隐秘的童心，通过生动地呈现儿童精神生命，反映儿童心理发展中自我同一性、反抗期等过程，如深受儿童读者喜爱、儿童文学批评家欣赏的《彼得•潘》《哈利•波特》等。这些优秀作品绝对不是对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被动的图解，相反，他们所描述的恰恰是心理学解释得以成立的依据，二者形成重要的互补。
（三）儿童文学审美地勾勒出儿童发展蓝图人类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专属于儿童的文学接受形式，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表达成人社会对童年的尊重、对下一代的价值期待。日本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上笙一郎这样描述：“所谓儿童文学，是以通过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将儿童培育引导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员为最终目的。”[9]因而将儿童文学放在首要地位的，是在儿童观念中提高人的地位。儿童文学虽然外表天马行空，但其主题都自然而然地把儿童引向对“真善美”“假丑恶”“贫与富”“爱与死”等永恒价值的思考，其蕴含着成人希望儿童能在潜意识层面深刻地习得人类智慧、社会习俗和种种美德，成为更好的人，积极建构更美好人生的愿望。儿童文学“以善为美”，其旨在为儿童审美化地勾勒出发展蓝图，构建理想的儿童的可能生活，是一种具有人文关怀意味的儿童研究。
二、儿童文学视角下教师儿童研究的意蕴
我国教师教育标准已明确提出：以儿童为本。当前教师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中已涉及儿童研究的一些相关理论知识。但现代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和多边化，儿童生活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教育现场的很多中小学教师还不具备应对诸多儿童问题的理论修养和实际处理能力，如对儿童兴趣、需要、情感、价值观缺乏足够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儿童研究一个重要切入点的儿童文学，如能成为教师儿童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将有利于促进“让每个儿童得到个性的发展”目标的达成。
（一）了解儿童想法或观念走向合作与探究的课堂教学要求教师与儿童之间进行平等的交往，人对人的理解是交往的基础，但理解的核心并非是训练儿童用成人的眼光来看世界，而是成人要尝试用“童心”看世界。蒙台梭利（M.Montessor）i说：“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第一步绝不应该针对儿童，而应针对成人教育者。”[10]课堂上之所以会有不少儿童游离在教学之外，其关键原因在于教师没有敏锐地发现或捕捉到儿童的想法，没有为儿童想法的产生创造适合的机会，或者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儿童想法之上。具有破解童心优势的儿童文学为教师了解儿童想法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例如，通过了解匹诺曹、小飞人卡尔松、长袜子皮皮等丰富多彩的儿童文学想象，学前阶段和小学低年级阶段的教师可能会恍然大悟，原来儿童脑海中有这么多异想天开、奇妙荒诞、天马行空的想法。儿童文学视角下的儿童想法、观念研究，强调儿童是具有独特经验与思想的“社会群体”，对儿童的意见与能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儿童文学为教师打开了通向儿童审美意识迷宫的大门，使教师更深层地领悟到儿童的奇思妙想是在其心理发展阶段上想象力丰富的自然表现。
（二）掌握儿童兴趣孔子曾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主导儿童自由选择和自主学习的是兴趣。尽管在学界的倡导下，中小学教师常将儿童兴趣挂在嘴边，但在学校现场，往往以成人的兴趣、教师的兴趣代替儿童的兴趣却是不争的事实。教师研究儿童文学与掌握儿童兴趣之间关系紧密。儿童文学能展现儿童诸多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兴趣。例如，儿童之所以对幻想小说感兴趣，是因为幻想小说具备想象与幻想、游戏与娱乐、对英雄人物的向往与崇拜、强烈的参与及好胜心理，全面满足了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儿童之所以对探险故事有兴趣，是因为故事融入了荒岛的地理概貌、动植物等自然地理知识和种植捕鱼、烹饪烧烤、搭建木屋、打猎养鸟等谋生知识。对儿童来说，受知识、眼界、经验所限，对探索外面的世界有着积极的兴趣。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无不深谙儿童兴趣，他们一方面彰显自己的审美兴趣，一方面自觉地吸纳儿童的审美兴趣，并机智地将之传达出来，让儿童读起来欢欣雀跃、爱不释手。对教师来说，常苦于无法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没有真正读懂儿童的兴趣。儿童文学视角下的儿童研究，能帮助教师熟稔儿童兴趣，激发儿童学习兴趣。美国名校长梅耶尔（D.Meie）r就曾为使学校课程和教学更好地满足每个学生的兴趣，专门进行过儿童阅读兴趣研究，邀请家长帮助观察孩子对哪些方面的书籍感兴趣。
（三）促进儿童发展教师作为儿童成长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儿童发展最具动力性的因素，教师儿童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儿童发展，而教师对儿童发展的巨大影响必然建立在其自身儿童研究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因此，教师不仅要关注儿童的智力发展，还要把握自然、社会对儿童产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文学是教师儿童研究极其有必要去关注的内容，尤其是在21世纪，儿童文学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承担着培育人类未来一代的使命，探索儿童在成长期的憧憬、期待、梦想、困惑，其关注焦点涉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种族、现代人生存困境、和平等时代主题。从儿童文学的视角审视儿童发展，对教师来说，是一个极具生长潜质的着眼点，它有助于教师充分认识到多元文化对儿童的多重影响，理解儿童的现实发展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学习、研究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学会处理有关儿童成长与教育等相关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协调发展，适应教育教学实际工作。从儿童文学视角关注儿童发展，对教师来说，还具有人文关怀的意味。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中对儿童“可能生活”的描述，教师关注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儿童的现时需要，更能远眺儿童未来更好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帮助儿童建构起现实生活与可能生活之间的桥梁，从而促进儿童幸福地发展。
三、儿童文学视角下教师儿童研究的策略
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儿童文学对教师儿童研究的重要作用，大部分师范院校对儿童文学的认知不够、利用率不高。因此，在儿童文学视角下进行教师儿童研究，从宏观层面来说，一方面要推进国内师范院校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职后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培训。对于教师个体而言，从儿童文学视角展开儿童研究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儿童文学素养，而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培养是个长期过程，既需要教师付出时间和精力，也需要教师情感与心灵的投入。具体而言，教师可采取以下策略来利用儿童文学开展儿童研究。
分类号B844
1 引言
科学教育是将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作为整体的体系，使其内化成为受教育者的信念和行为的教育过程。当今世界正处在一场科学教育的革命之中。美国及世界其它一些国家都先后制订了科学教育的国家纲领性标准和规划。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新世纪的腾飞，也必须通过科学教育的改革，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新一代创新人才，促进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1]。实现这些目标的一条已经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道路就是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进行科学启蒙教育。科学启蒙教育是儿童素质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发展儿童智慧，激发儿童探索自然之谜的兴趣，培养儿童的科学世界观。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已不能适应这一发展。目前人们很关注如何根据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实先进的科技知识，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但是，如何根据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来提高科学教育的效果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当前科学教育的出发点不是看儿童缺乏什么，而是着眼于儿童头脑中本来有什么。对婴儿的知觉、注意、记忆、知识表征、推理和问题解决的研究得出共同结论：这些认知能力很早就得以体现，其运用随着幼儿活动范围扩大日益显得主动。认知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甚至学前儿童在人类重要的知识领域已经有自己的“朴素理论”（naïve theory），在他们受到正式教育前，就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儿童早期获得的这种非正式的或前科学的理论虽然不规范，但这种朴素理论是儿童用以解释周围世界事物的工具或知识框架。比如2岁的幼儿知道人不能住在月球上，问其为什么，他会回答“会摔到地上”，这种非科学的、启发式的（heuristic）回答对儿童本身的意义是重大的，儿童可以籍此把纷繁复杂的世界纳入到自己的认知框架中，并做出推理和预测。
科学启蒙教育应从最贴近儿童生活的科学领域开始进行。Wellman和Gelman(1992) 提出了儿童的三个核心知识领域：朴素物理学、朴素生物学和朴素心理学（心理理论）[2]，尽管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在其它领域也会有朴素理论[3]，有研究他们被公认为儿童认知的最重要知识领域[4]。Wellman和Gelman（1992）认为儿童获得某一特殊领域的朴素理论要符合三个条件，即（a）能认识到该领域有它的特殊认知对象（本体区分，ontological distingction）；（b）能运用该领域的特殊因果原则对该领域的现象作推理或解释；（c）这些解释具有一致性[2]。
那么儿童能否区分以上三个领域的现象呢？如果能的话，又是什么时候能作的这种区分呢？研究者对此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如皮亚杰（Piaget，1929）认为，能作这种区分是儿童入学以后的认知成就，而幼儿对于这三种领域现象的认识是混淆在一起的，从而表现出泛灵论（animism）、人工主义（artificialism）和实在论（realism）的认知特点[5]。另一种持“理论”理论的研究者则认为这三个基础领域知识的获得发生在童年早期，它们成为儿童随后认知发展的基础[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支持后一理论主张。
2 儿童的朴素生物学
学前儿童是否具有独立的朴素生物理论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这种争论反映了研究者对儿童的认知如何达到更高水平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如果儿童很晚才能区分这几个领域，那么就需要用某种质变和重组来解释它们是怎样最终分开的。如果儿童在入学时就已能区分这两个领域的概念，那么要么这种质变和区分发生在学龄前，要么没发生，发展可能是现有概念的逐渐精细化。因此，儿童朴素生物理论的研究既是对认知发展领域特殊性的检验，也可为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提供实验依据[7,8]。
要解决学前儿童是否具有朴素生物学理论的争议，只有通过对儿童不同生物现象的认知进行研究，才能勾勒儿童朴素生物学认知的全貌。Wellman和Gelman认为生物运动、生长、遗传和疾病可能是儿童最早掌握的生物过程和机制[4]，因为这些是基本的生物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动物或植物整体的可见特征，而不只是涉及生物体的一部分或不明显的过程，如消化。我们认为运动（包括自主运动）不能作为区分生物和非生物的标准，它更多是儿童区分动物和非生物的标准。中国人用“生老病死”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生物的发生发展消亡过程。儿童的认知必然受其生活经验影响。因此，我们选择了“生长”“衰老”“疾病”和“死亡”作为基本的生物现象来考查儿童的朴素生物认知[9~17]。
我们的研究主要选取3~6岁的学前儿童，分别来自教育条件较好的城市幼儿园和教育条件较差的农村（城乡结合部）幼儿园。主要采用访谈法，结合使用分类、迫选等多种方式，对每种认知现象都以不同任务变式施加给同一组被试，藉此探查儿童认知发展的个体差异和个体内部差异。主要发现如下：（1）儿童对非生物的判断成绩最好，对动物的判断次之，对植物的判断最差；即3~4岁幼儿就能够比较明确判断非生物不具有生物的特征，他们知道非生物不会生长、衰老、生病和死亡，但对动物生命特征的认知判断成绩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对植物的判断相对最差。只有对“生长”的认知例外，反而植物判断成绩最好。（2）儿童的生物现象认知表现出不同步性，对生长的认知成绩最好，死亡次之，之后是衰老和疾病。（3）儿童在对生物现象做出因果解释时，没有表现出皮亚杰所示的“泛灵论（或万物有灵论）”和“人为主义”，他们很少用心理意图作为生物现象的原因。（4）学前儿童能够在各生物现象之间建立联系，而非把各个生物现象孤立起来。他们常常用一种生物现象去解释另一种生物现象，如用能否生长来判断能否衰老。（5）教育条件好的儿童比教育条件差的儿童显示出明显的认知优势。
我们的一系列研究证明，儿童到入学时（6岁）在以上各个维度上都能够区分生物和非生物，他们已经有独立的朴素生物理论[9~17]。
不过，目前关于儿童朴素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多局限在学前儿童，关注的焦点多是学前儿童是否具有独立朴素理论的理论争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明显，我们的研究也有同样的局限。因此，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将更突出干预研究，即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做促进的教育实验。我们目前关于儿童的疾病和健康认知的研究与教育实践结合更紧密。
儿童健康教育是目前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健康教育的目标是通过认知改变行为，培养儿童科学的健康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儿童的自我保健意识，一个核心内容是提高儿童对健康和疾病的因果机制认知。儿童只有了解疾病的因果机制，才可能在新情景中作出正确推理，分辨危险因素，作到既预防疾病，又不至于对疾病感到恐慌。科学的健康教育方式应该是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认知水平，根据儿童的健康和疾病的概念及因果认知，选择那些儿童有可能接受的内容，有的放矢地实施相应的教育方案，增进儿童对健康的认知和健康行为。国外学者指出，健康教育不能只是教授事实和知识[18]，所有成功的健康教育计划都有赖于对健康信息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必须根据儿童的认知模型[19]。我们的研究正是致力于探查的儿童的疾病和健康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干预。
这种思路在我们关于儿童朴素物理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
3 儿童的朴素物理学
朴素物理学是指人们对物理实体、物理过程、物理现象的直觉认识[20]。。虽然儿童对此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但这些凭经验得来的知识与当前的基本科学概念常常有冲突。以往研究者考察了儿童对物理学各个分支基本概念的认知，如力和运动，能量，热量，光，声，电，天文现象等等，其中又以对力学概念的研究最为详尽。皮亚杰对此做了开创性研究，得出儿童对力概念的6种类型的认识：力就是运动；自己能动的东西就有力，反之则无力；力是有意图有价值的动作；力是搬运物体的动作；能持久支撑就有力；力和大小轻重有关[21]。
Vosniadou通过让儿童自由画出或用橡皮泥塑造地球的方式，以及迫选或开放式提问的方式，总结得出儿童头脑中主要有5种地球模型：矩形，碟形，双地球模型（人生活在平面的地球上，而说的那个“地球”在天上），中空球形（人生活在球内所以才不掉出去，天空就是空心部分）和扁球形（球的顶端是平面）[22]。
显而易见，在这些概念中，很多是科学概念和日常经验的糅合。即使开始上学后，儿童也会继续坚持他们先前的观点和理论。比如很多小学低年级儿童认为毛衣会发热，在被要求自己设计一个实验来检验时，他们把温度计放进毛衣里，当观察到毛衣温度不变后，他们认为可能是温度计有问题[23]。可见，即使在相互矛盾的证据面前，儿童仍会坚守自己的理论，要他们放弃这些朴素理论就需要行之有效的科学教育，而科学教育也必须以儿童的朴素理论为基础。
我们的目前的研究致力于发现儿童朴素的物理学认知中与科学概念相偏离的部分，考查他们对物理现象的认知策略，探查影响其概念认知发展的因素，如认知能力，元认知和动机等因素，然后制订概念转换策略，帮助儿童由自发的前科学概念向科学概念转化[24]。
4 儿童的科学概念和心理理论以及推理决策能力的关系
朴素物理学、朴素生物学和心理理论，是儿童最重要的认知领域。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同步发展，还是有发展的先后次序，一种朴素理论的发展能否预测另一种理论的发展，这也是关系到儿童认知发展的一个基本理论，即儿童的认知发展是具有领域普遍性的还是特殊性的，是阶段性的还是连续性的。
因此除了儿童的自然认知，我们同时进行了儿童的社会认知研究。与密西根大学Wellman教授和心理所方富熹教授合作制定了中国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量表[25]。该研究发现，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有着基本相似但又略有不同的心理理论发展顺序。中国幼儿的心理理论发展顺序为Diverse desires, knowledge ignorance, diverse belief, content false belief, hidden emotion，而对美国、澳大利亚的正常和聋哑以及孤独症儿童的研究都报告，他们的认知是diverse belief任务的通过先于knowledge ignorance任务。这个结果显示了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文化差异。这个量表可以作为我国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测量评定工具，用于探索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和其朴素物理学及朴素生物学发展的关系。
其次，我们还关注儿童的科学概念认知与其一般推理能力和社会领域的推理――道义推理以及决策能力之间的关系[26~33]。儿童的科学概念认知一方面会受到个体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体的认知能力包括推理和决策能力也是影响其认知成绩的重要内在因素。按照皮亚杰的理论，三段论推理要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进行，但新近的研究发现如果推理任务是道义领域（与社会规则有关的推理），即便幼儿也能够正确推理。说明推理能力的发展也是有领域特殊性的。我们的研究已着手揭示这种特殊领域的推理与特殊科学领域的认知的关系，并且强调这种特殊性对儿童的适应意义。
以上研究旨在探明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即领域普遍性和特殊性，阶段性和连续性，以及认知发展的影响因素。
5 小结和未来研究
总之，目前认知发展研究的发现突破了多年来以皮亚杰学派为主导的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框架，使人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儿童的认知发展。传统认知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具有普遍阶段性，儿童的时间、空间、重量、生命现象、道德等的认知遵循同样的发展顺序和阶段。近年来兴起的特殊领域观向皮亚杰的普遍领域观提出了挑战，以儿童朴素理论发展研究为代表的特殊领域观有三个特点：第一，强调知识在认知发展中的重要性；第二，强调核心理解，即注重对人类基本知识领域的认知；第三，强调发展。视认知发展为“理论的发展”的“理论”理论成为当代认知发展研究中占优势的理论。
尽管相关研究有不少发现，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1）研究对象多局限在学前儿童，关注的焦点多是学前儿童是否具有某个独立朴素理论的理论争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明显；（2）研究多从一个知识领域出发，对儿童不同领域的认知发展缺乏对比，因此我们不清楚儿童的不同知识领域朴素理论是同步发展的还是有先后次序；（3）研究对象多为西方文化中的儿童，我国儿童的朴素科学认知研究很少。（4）相关研究很少探查影响其认知的因素。
以上问题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间，也为我们提示了今后的研究思路：首先，我们同时探察幼儿和小学生的科学概念发展。增加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是：小学阶段是儿童科学启蒙教育的关键时期，他们的认知水平处在具体运演阶段，比幼儿有更高的接受能力，是开展科学启蒙教育的最佳时机。由于小学阶段尚为开展系统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学科教育，因此仍有可能探查儿童的朴素理论发展。另外，由于幼儿到小学生有较大的年龄跨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纵向探查由年龄和教育环境改变可能引起的认知变化。其次，探查同一个体的朴素物理学认知和朴素生物学认知以及其心理理论发展，对同一儿童不同科学领域的认知做对比，以反映其认知中的个体内部差异。第三，为了探查儿童科学概念发展的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我们将进行中美跨文化研究，儿童身处其中的文化不可避免影响儿童的认知和行为，这种跨文化的研究可以为不同国家的科学教育互相借鉴提供依据。第四，探查儿童朴素科学认知发展的个体差异和影响因素。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中儿童认知成绩比较，考察儿童认知能力、父母受教育程度、儿童的生活环境（城乡）、教育环境（幼儿园/学校）等内外因素对儿童科学概念认知的影响。第五，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可以促进儿童科学认知发展的方法手段，以期为科学教育实践服务。如，如何利用不同的表征形式促进儿童的问题解决能力，我们已有研究标明，自然频率表征比概率表征有更大的优势，能够帮助儿童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34]。
儿童的科学概念总是以前科学概念为先导，儿童前科学的朴素认知是今后科学知识掌握的基础。研究儿童的前科学概念和认知发展水平，就可以使得教育内容更有针对性，使课程设计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保持一致，使得教育内容既不至于过于高深，超过儿童的接受能力，从而事倍功半，又不至于过于浅显，浪费儿童的宝贵学习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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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cience Concept
Zhu Liqi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1.心理理论的概念界定
“心理理论”意指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虽然，对于心理理论的概念目前尚存争议，但关于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具有的有关自己或他人的心理世界的知识，包括愿望、信念、意图、情绪、虚构表征等”，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1]。
而观点采择与元认知常常与之混淆，在这里对这三个概念予以区分。观点采择是区分自己与他人的观点，并进而根据当前或先前的有关信息对他人的观点（或视角）做出推断的能力。它是心理理论研究的一个内容或组成部分。但观点采择是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而心理理论是对他人心理状态的认识。
元认知是主体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知，包括对当前正在发生的认知过程（动态）和自我的认知能力（静态）及两者相互作用的认知。它与心理理论都是研究儿童的知识和儿童对心理现象的认知，许多元认知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和以目标为导向的，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应用“心理理论”。但它与心理理论是对同一认知现象的两种不同研究方式。两者的研究重点不同：心理理论的研究揭示了儿童关于人的基本的心理状态的早期知识，其研究试图弄明白“关于这些心理状态的行为和存在，不同年龄的儿童知道些什么”；而元认知发展则更注重研究与任务相关的心理活动，经常是关于个体在尝试解决一些问题或完成任务时，心里想要做的事情。
2.心理理论的主要研究领域
3～5岁的学前儿童能够对自己及他人的心理状态作出各种假设进行推断和理解，国外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在国内，自从方富熹、王文忠、陈英和、桑标、邓赐平等学者对儿童心理理论进行引介和研究之后，不少人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也已有了不少的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不同年龄阶段心理理论的发展特点，以及与心理理论相关的其他社会性研究。
2.1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
有关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的研究已较为成熟，普遍认为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已成为儿童是否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性测验。研究结论也较为一致，均表明正常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在4岁左右[2]。
2.2不同年龄阶段心理理论的发展特点
这一领域又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划分了不同的关注点，每个年龄阶段都会有相应的研究以得出其不同的发展特点，已扩展了以往对心理理论的狭义理解，不仅仅局限于考察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这一年龄阶段。据相关文献的查阅，大致可将研究者们的关注点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2.2.1 2岁以前婴儿的心理理论发展特点
关于婴儿心理理论的发展问题一直强烈地吸引研究者。很多研究者对0～2岁婴儿的基本辨别能力、理解能力、对别人的情绪操控能力进行了研究。
Nelson认为，婴儿头两年对脸部表情辨别能力就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他们偏好看人的眼睛，并且已经具有视觉追随他人眼光的能力；婴儿对声音有很高的注意性并能对声音做出区分。Melzoff的研究表明，18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够推断出别人将要做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年龄的儿童可能开始理解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有目标的。Repacholi和Gopnik的研究发现，18个月的婴儿不仅可以理解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而且可以根据他人的意图做出不同选择。虽然上面的研究表明，2岁以前的婴儿已经能够表现出似乎与认知发展相关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年龄阶段的婴儿已经具有心理理论在心理学界还是很有争论的。
2.2.2 2～4岁婴儿的心理理论发展特点
研究者普遍认可的是个体在4岁左右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获得心理理论。所以一般研究认为，2～4岁是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关键年龄。
Bartsch和Wellman还曾对该年龄段心理理论的发展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认为心理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三个阶段构成的：在2岁左右的时候，儿童获得的是愿望心理学（A Desire Psychology），这一阶段儿童主要是以愿望为准则来评定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第二个阶段被称为愿望—信念心理学（A Desire-belief Psychology），这一阶段儿童开始表现出对信念的一定理解，但是对行为的解释主要还是以愿望为标准的；大约4岁的时候，儿童进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信念—愿望心理学（A Belief-desirePsychology）阶段，这时他们开始对信念有进一步的了解，在对行为进行推断时，信念和愿望被综合起来考虑。这为我们进一步划分该年龄段的关注点又提供了依据，可通过进一步对这一阶段的儿童的研究来探讨心理理论的逐步形成及影响因素。
2.2.3 5～8岁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特点
Perner和Wimmer（1985）认为儿童在6岁左右的学龄期获得对二级错误信念（second-order false belief）的理解。Beck（2001）等的研究也发现，对于模糊信息，6岁左右是儿童形成多元解释的关键时期。Wellman等人认为，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从用信念、欲望去解释、预测行为发展到逐渐使用人格特质解释行为。6岁前儿童的心理理论中还不包含特质概念，但已出现特质概念的萌芽，七八岁后，儿童开始使用人格特质概念来解释、预测行为。Chandler，Carpendale和Pillow等研究者提出，儿童在学龄后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是解释性心理理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个体在学龄前所获得的那种复制性心理理论，而是一种主动建构和解释信息的能力，个体逐渐理解由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不同个体对于同样信息也会做出不同解释，他们认为这一能力的获得是个体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又一质的飞跃。张文新等人（2004）的研究结果亦表明，6岁左右是儿童二级错误信念发展的关键期。
从上述国内外的研究均能发现，这一阶段研究者都主要关注对二级错误信念的理解的获得，研究结果表明6岁成为这一阶段较为普遍认同的关键期。
2.2.4学龄后心理理论的发展特点
学龄后期，个体已经具备理解各种简单和复杂心理状态的能力，此后心理理论的发展逐步由“获得”心理理论转变为“使用”心理理论。个体心理理论发展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一致性趋向，即对于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认识，个体往往表现出相近的看法和认同。如Wainryb等人的研究中，8岁左右的青少年和21岁左右的大学生对于各种信念的接受与否，没有呈现出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系统模式，所有被试对于某些观点是一致认同的，而对于某些则都不能认同；另外在对于某些观点的认同与否上则表现出个体偏好上的差异。
虽然在测量年长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方面还有很多困难，但是，研究者们也在尝试着采用一些方法对其进行测试，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仍有待创新。
2.2.5成人及老年人的心理理论发展特点
Happe等人最早论及老年人的心理理论，认为与青年人相比处于老年期的正常人，虽然在非心理理论的任务操作上的得分会随年龄的增强而下降，但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得分却仍能维持高水平。而Maylor等人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国内对该年龄段的研究甚少。
所以，有关老年人心理理论的发展特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2.3与心理理论相关的其他社会性研究
心理理论的研究并非一定要孤立的研究这一概念，它与许多社会心理现象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已有很多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去找一些切合点来进行研究，以帮助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心理理论。
心理理论是发展心理学中的热门话题，与其中的很多研究点相似之处是它与家庭背景的关系亦被关注着，崔云（2007）对3～5岁城乡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及其家庭养育环境进行了对比实验研究，得出家庭教养环境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但透过种种家庭因素，还是心理发展水平更高个体对儿童的引导性社会交往起着关键作用[3]。
已有研究表明，心理理论与语言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语言对青少年的心理理论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会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表现。甚至认为，没有语言就不能形成心理理论能力，婴儿获得语言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心理理论。但目前还不能确定两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可能存在以下三种关系：一是心理理论的发展依靠语言，语言的获得是成功通过心理理论测试的必要条件；二是语言的发展依靠心理理论。这一观点与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先于言语的观点相一致，认为儿童是先获得对错误信念任务的理解，然后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理解；三是心理理论和语言两者均依靠其他因素。这一观点认为语言之所以和儿童心理理论存在相关主要是因为两者共同依靠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某种潜在的因素能引起心理理论和语言的发展，如工作记忆、监控机制等。
而情绪理解是儿童心理理论能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情绪理解可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简单情绪的理解；和愿望、信念有关的情绪理解；复杂情绪的理解；情绪调节。按Tager-Flusber和Sullivan提出的心理理论两成分模型，它属于心理理论的社会知觉成分，先于社会认知成分出现；但是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社会知觉成分与社会认知成分越来越难以分离[4]。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儿童欺骗行为的研究已成为任务模式改变的一个新的趋势。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为“心理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特殊领域。主要原因：如果儿童成功地欺骗，首先必须推测欺骗对象的心理状态，同时明确地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对方的差距，并具有明确的误导对方的目的。即为了使欺骗成功，儿童至少必须了解听者的某些心理；而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则是欺骗行为“成熟”的关键。儿童欺骗的成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进，这与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他人信念理解的不断提高有关[5]。
心理理论与儿童欺骗行为这一结合点还可联系文化差异继续进行研究，董泽松（2006）在我国云南就有做儿童“心理理论”不同水平与欺骗关系的跨文化研究，既比较研究了云南省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又考察了民族因素的影响，比较了云南省两个地区的不同民族[6]。
还有研究者（高秀苹[7]，李东林[8]等）将心理理论与攻击行为和同伴接纳关系等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其实还有很多的结合点等待我们发现。
3.心理理论的常用研究范式
心理理论最常见的研究范式即意外内容任务和意外地点任务，至今仍有很多研究都是用这两个任务的变式进行的。这两种范式已被广泛使用，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所使用的研究范式在这里只介绍发展较为成熟的两种：失言任务和白谎任务。
失言检测任务是Baron-Cohen和Stone（1999）等人提出的一种用来测量小学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任务。失言是指说话者并非故意或者恶意而说的某句话是听话者不想听到的，听话者听后会感到不舒服或者不高兴。每一个失言故事后都有五个问题。例如，第一个问题：“小强的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这是个理解性问题，主要测验儿童是否理解了故事的内容，不计分。第二个问题：“这个故事中，是否有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如果有，请用笔划出来。”这是失言检测问题，主要测验儿童是否认识到失言的存在，以及是否知道失言在哪里。如果被试不能正确完成这两个问题，那么就不再问第三题和第四题，因为第三题和第四题是建立在失言检测任务基础之上的，如果被试没有通过失言检测任务，那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没有意义了。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他（她）不应该说？”这是考察儿童能否认识到故事中犯了失言错误的人是否认识到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的。第四个问题：“为什么他（她）会这么说？”这是考察儿童对故事主人公信念或意图的认识的。第五个问题：“小强是否知道小涛的妈妈是门卫？”这是考察儿童对故事主人公信念的认识。
白谎任务可根据Happé等人的故事改编。每个白谎故事后面都有一个检测问题，主要测验儿童能否理解善意的谎言，或者能否理解故事主人公说善意谎言的意图。比如问：“为什么小强说‘嗯，很好看’？”如果儿童回答不知道或者答案与故事内容没有关系；如果儿童回答因为小强喜欢她的姑姑等类似的与故事内容有关，但又没有涉及故事人物心理状态；如果儿童的回答指出了这是白谎或者正确指出了故事主人公说善意谎言的意图[9]。
4.国内儿童心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分析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引介的文章比较多，实证性的报告相对少[10]。
具体来看，个人经验式思辨性的文章很少；引介的文章居多，且在引介的文章中，流水账式的，重视介绍同一理论的情况较多；实证的报告少，纯理论的研究更是近乎空白，很少有学者致力于为中国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和影响因素提出理论高度的假设或理论解释。
但绝大多数学者已经摆脱个人经验式思辨的羁绊，致力于引介国外的研究或自己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检验别人的理论和探讨在中国环境下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规律和影响因素。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充分地应用已有的先进方法和手段，才能逐步和国际研究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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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主义教育的演变与教育中对儿童的认识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早在古希腊就已萌芽。亚里士多德在前人的基础上，把人的灵魂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理性灵魂，这三种灵魂所包含的质料和形式是不相同的，出现的次序也不一样，因此人的发展和训练必须按照人的灵魂的发展顺序来进行。根据这一思想，亚里士多德提出按照儿童的年龄特征来进行阶段教育，使教育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并论证了和谐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然而，这种朴素的自然教育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就被中世纪的神学和封建统治所淹没。中世纪时期的“性恶论”使人们认为儿童是带着“原罪”来到人世的，生来性恶，故需要严格控制儿童邪恶的欲望。“预成说”则主张降生到世界上的儿童已经是上帝预制好的小型成年人，儿童与成人之间不存在根本区别，仅仅是身体大小而异，儿童即是“小大人”，应该按照对于成人的要求来要求儿童，儿童与成人应该有同样的行为举止。在“原罪说”和“预成论”的双重作用下，对儿童的约束和惩罚成为中世纪教育的重要特征，戒尺、棍棒也成为中世纪学校必备的工具。可以说，与古希腊把儿童看成是国家的公民相比，中世纪的儿童观出现了倒退。
这种状况在文艺复兴后逐渐得到改变，人们在发现人的价值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儿童。例如，法国人文主义者拉伯雷主张一种新的儿童观，要求在教育活动中给予儿童更多自由活动的权力，主张儿童身心并行发展，推崇“想做什么，便做什么”的准则。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维多里诺于1423年创办了一所名为“快乐之家”的宫廷学校，实践其儿童在快乐中学习的思想。尽管这些人文主义者承认了儿童的自由与兴趣，但他们并未发现或把儿童本身看作是有个性价值的存在，所以“儿童是成人的‘雏形’、处于附属地位”的观念仍占统治地位。真正发现儿童的独立价值、开始确立儿童主体地位的是一批自然主义教育家。
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构建了一个自然主义教育体系，倡导教育对于“自然”的适应。这里的“自然”主要指客观存在的大自然，夸美纽斯通过对自然的模仿建立起了教育的秩序。而涉及儿童，夸美纽斯则认为儿童的身上也存在着自然发展规律，因为儿童是自然的一部分，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种子说”，即儿童身上具有学问、德行和虔信的种子，教育就是根据种子的自然发展规律，给其浇水，任其发芽，适当修剪。“植物或树木实际已经存在种子里面，虽则它的形象实际上看不出来。所以，我们不必从外面拿什么东西给一个人，只需要把那暗藏在身内的固有的东西揭开和揭露出来”。夸美纽斯的“种子说”可以说是内发论的原型，强调儿童是由内而外发展的，儿童的教育应当以他的自然素质为起点，调动儿童学习的主动性。这种“内发论”思想不仅被卢梭和裴斯泰洛齐所继承，而且其中蕴含的“发展论”思想后来也成为儿童心理学上的一大潮流。虽然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具有机械性和附会性，但他为重新认识儿童提供了新思路。
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上，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被视为一场“哥白尼式革命”的发动者，这是因为他使儿童成了教育过程的核心，在人类儿童概念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夸美纽斯主张的对儿童自然的模仿主要是指一种由上帝所创造的客观“自然”，而卢梭则借助于对儿童身心特征和发展规律的观察与研究，将教育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儿童，真正系统地在教育理论上实现了由尊重“人权”向尊重“童权”的过渡，开启了儿童研究的大门。他以自然哲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儿童自然发展的教育思想。
卢梭反对传统的教育，从人的自然发展角度确立儿童的地位，倡导儿童的自然权利。“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他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儿童有他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卢梭激烈地批判旧儿童观把儿童当成人看、完全按照成人的标准对待儿童。他认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更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是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同时，卢梭也反对儿童期只是成人的准备期的观点，他认为儿童也是真正独立的人，儿童期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儿童时代绝不只是迈向成人的一个台阶，而是具有自身的价值，儿童代表着人的潜力的最完美的形式”。儿童自然发展的权利说明教育中儿童是主体，儿童的“自动”是他发展的内在动因，教育不是通过强制、压迫、命令来实现儿童的发展，而是通过尊重、理解和科学的方法来发展。因此，在教育中教师要了解儿童的自然特性，要遵循儿童的自然发展秩序和自然发展进程。卢梭的儿童观从根本上倡导以儿童为本，击中了旧儿童观以成人为本的种种弊病，被视为西方儿童观发展的新旧分化岭，点燃了西方儿童观变革的火炬，人类的历史发展到卢梭这个时代，儿童才真正从成人中彻底地剥离了出来，因此卢梭被誉为“发现儿童之父”。
但是，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含有消极、放任自流的因素，且缺少实践性。英国教育家艾吉渥兹是卢梭的信徒，他按照《爱弥儿》中的教育方法教育其第一个孩子，结果“其子理查德竞成了蛮横无理的顽童”。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一方面继承了卢梭的自然教育，认为大自然有它自身发展规律，人的教育应该模仿这种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不能机械模仿和消极遵循自然。因为大自然的发展具有盲目性和偶然性，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一致和本性使自己与物质世界相和谐，“摆脱自然对每个人所持有的偶然的态度，将其置于知识、力量和方法的掌握之中”。这就强调了教育中必须对儿童加以约束和引导。裴斯泰洛齐把人的自然本性分为两种，即低级动物的本性和高级的人特有的天性，人的高级天性是指人的精神意识、心智和有待发展的各种潜能。在婴儿时期，动物性能力得到极大发挥，但人的高级天性会在适当时候通过一系列事件显示出来，因儿童本身具有一种渴望发展的倾向，教育应该对儿童施加积极的影响，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在此基础上，发展儿童的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达到和谐与一致。
卢梭推崇人的天性基于其性善论和感觉论的思想基础，有着天才猜测的成分。而裴斯泰洛齐通过实践强调研究儿童的心理规律，提出“教育心理学化”，把自然教育与人的心理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克服了前者未能把儿童的心理条件与儿童的教育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局限性，不但把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还开启了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大门，使“儿童中心”论走向科学之路。
德国民主资产阶级教育家第斯多惠的贡献在于没有停留在自然适应性原则上，他提出了教育的文化适应性原则。他承认，“教学必须符合人的天性及其发展的规律。这是任何教学的首要的、最高的规律。反之，不信任人的天性，就不可能有适应自然的、成功的教育”。他进而说明在教育工作中遵循自然就是“在教学中要遵循成长着的人的自发的发展阶段”，即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但在此基础上，第斯多惠特别提出，人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发展其自然本性的，人的发展和教育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状况的制约。只有把教育提高到人类现代文化的要求，才能培养出适应现实生活的人。“在教育时必须注意人在其中诞生和将来生活所在的地点和时间的条件”。这样，他把儿童的天性和社会性通过合理的教育统一起来，不是培养单一的抽象的儿童，而是培养具体的社会的儿童，更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意义，克服了卢梭的自然儿童脱离社会的缺点。第斯多惠也看到“文化适应性原则和自然适应性原则之间可能发生摩擦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适应性原则应当服从自然适应性原则”。但他所说的“服从”，不是消极的听之任之，而是尽量谋求二者之间的一致。教育的自然适应性原则从萌生、发展一直到19世纪，在第斯多惠的教育学中达到了顶峰。
在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19世纪的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对初等教育和学前教育问题作了顺应自然以及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论述。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扩大了儿童教育研究的范围，在实践中强调儿童的早期教育。他于1840年把设立在勃兰根堡的幼儿园教育机构命名为“德国幼儿园”，幼儿园一词蕴含着福禄贝尔的自然教育思想。他把幼儿园比作花园，把幼儿比做花草树木，把幼儿园教师比做园丁，把幼儿教育过程比做培植花草树木的过程，希望幼儿能够像花草树木一样在自然环境中生长。他还用自然类比法说明教育必须遵循自然，“为进一步接受大自然的教训，葡萄藤应当被修剪。但修剪本身不会给葡萄藤带来葡萄，相反地，不管出自多么良好的意图，如果园丁在工作中不是十分耐心地、小心地顺应植物本性的话，葡萄藤可能由于修剪而被彻底毁灭”。因此，“教育、教学和训练，其最初的基本标志必然是容忍的、顺应的，而不是指示性的、绝对的、干预的”。在幼儿教育实践中，福禄贝尔认为，幼儿与学龄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不同，幼儿园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儿童能从中获得多少知识，而在于帮助儿童的身心发展。幼儿园的教学活动应遵循儿童的天赋、兴趣和性情。为此，他通过对大自然的模仿设计了玩具——恩物，让儿童先认识自然，进而认识上帝。虽然他的教育思想具有阶级局限性和神秘主义色彩，但他在自然思想的影响下，创建了近代学前教育理论，通过恩物、作业、游戏等强调儿童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对现代幼儿教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是蒙台梭利和杜威教育思想的直接来源。
二、自然主义的深化与儿童教育的实践
二十世纪被人们称为“儿童的世纪”。在这之前，自然主义教育家虽然重视儿童本位思想，但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到了19世纪后半期，生理学、心理学和进化论得到了很大发展，教育革新家们抨击旧教育的不切实际，同时主张一种与社会生活和儿童生活紧密联系的新教育。对自然适应性原则的考虑转向了对儿童天性的重视和对儿童各个阶段心理年龄和心理特征的研究，强调儿童的天性、本能、兴趣、自由、独立性和创造性，在这种背景下，“儿童中心”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虽然各教育学派都有其各自的主张，但都脱离不了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卢梭，他的《爱弥儿》成为20世纪教育激进主义者经常引用的文本。欧洲的新教育，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教育学者、合作教育，等等，提倡的儿童本性观都与自然主义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理论方面，杜威基于其本能论心理学或是机能主义心理学上产生的儿童教育观是20世纪儿童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虽然他批判卢梭的“教育即自然发展”，认为他在强调生长的内在条件的同时忽视了外在条件，人类原始冲动本身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天生的冲动和倾向不可能自生自长，应提供一个适当的环境使可取的倾向得以发展，使不可取的倾向因不用而废弃。但杜威的教育本质观，特别是“教育即生长”可以说是自然适应性原则的深化。他吸取了卢梭自然发展说的积极之处，要求摈除压抑、阻碍儿童自由发展之物，使一切教育和教学适合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兴趣、需要的要求。在他的儿童教育论中，他重视儿童的活动和兴趣，关心儿童的个性差别。他提出儿童生来就潜存着四种本能，分别表现为四种活动：语言和社会的本能及其活动；制作的本能及其活动；研究和探索的本能及其活动；艺术的本能及其活动。他认为，教育应该尊重儿童的天性，即本能及其活动，教育的任务就在于为儿童本能的生长和儿童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杜威在《明日之学校》中指出：“我们现在努力追求教育进步，其精彩之点已被卢梭一语道破，它的意思是说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或青年去吸收，需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从这个观念生出的种种研究，为卢梭以后的教育改革家所倚重。”
在实践方面，欧洲的新教育和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都受到自然主义教育的影响，它们在实施当中充分尊重儿童的内在能力，把遵循儿童的自然本性作为原则。如1889年英国教育家雷迪在英格兰创办了一所名为阿博茨霍姆的乡村寄宿学校，为了体现对儿童活动天性的尊重，阿博茨霍姆乡村寄宿学校所设课程为体力和手工活动、艺术和其他激发儿童想象力的课程。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学前教育家蒙台梭利创办了“儿童之家”，运用新方法探索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她受卢梭的影响，主张儿童的内发论，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具有节律性、阶段性和规律性，强调生命力的冲动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原动力，同时强调儿童心理的正常发展必须把天性（遗传）与环境、教育和活动统一起来，为实施新的儿童教育提供了基础。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儿童研究者和幼儿教育家帕克，在自然主义理论基础上，倡议“儿童中心”。他说，“承认儿童自然发展的重要性，并不是承认自然是中心，更不是说历史与文献是中心，而是说儿童是中心，这个中心是上帝的最高产物，其身体、意识和灵魂的成长规律是最基本的教育参照点。”“教育的一切中心是儿童。人绝对由生长发展的规律所主宰，所有的发展都意味着服从于成长的规律”。
20世纪上半期所进行的各种教育实践都大力提倡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学校的教育活动都围绕着儿童，对传统的教育方法、组织管理形式、师生关系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革新，虽然最终在现实中失败了，但一方面说明了不能过高估计儿童的天性，掌握尊重自然的度，另一方面也使“儿童中心”深入人心，教育中教师不能再忽略作为个体存在的学生。
三、自然天性与儿童发展
自然主义教育家贯穿始终的原则是适应自然。他们的“自然”一般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大自然本身的活动及其规律，二是人的自然本性及其发展规律。他们一致强调对儿童自然天性的尊重，遵循儿童天性的发展规律。就自然天性的内涵来说，自然主义教育家都认为天性是人所固有的，是处于自然状态的、非人为的。如夸美纽斯把儿童的天性看成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卢梭则认为，自然“主要是指一种事物保持其本来面貌、原始倾向”，具有非人为的意思，“涉及教育，自然主要指儿童的天性”。在裴斯泰洛齐的思想中，自然首先指的是大自然本身的活动及其规律，更多的是指人的自然本性及其发展规律。福禄贝尔认为人的天性本是完善的，良好的教育教学必须效法、遵循自然事物发展的正确道路，应小心翼翼地追随儿童的本能、天性。
一、“心理理论”的内涵
“心理理论”最初是由Premack和Woodruff在1978年提出,他们认为如果个体从自己的心理状态出发推知他人的心理状态,那么这个个体就有了心理理论。Happe等曾经概括说,心理理论是指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如需要、信念、意图、感觉等)的认识,并由此对相应行为做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
之所以把人们关于心理的知识称之为理论,是因为常人的心理知识是由相互联系的一系列心理因果关系而组成的知识体系,可以根据这个知识体系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而这个知识体系就像科学理论一样,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但同时,研究者们又认为,人们的心理理论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而是一个非正式的日常理论,是一个框架性的或基本的理论,所以常常把这种心理特点称为常识心理学或朴素心理理论。
国内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儿童能把他人理解为拥有欲望、意图和对世界有自己看法的人,认识到他人的行为是以其心理或信念为基础的,那么这个儿童就拥有了心理理论。心理理论可以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是儿童了解他人的有效社会认知工具。
心理理论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个体在社会中生存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内容。对于儿童来说,拥有较成熟的心理理论,可促进其许多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能使人们更好地操作与控制日常的社会环境,较准确地预测他人及自己的认知与情感状态,协调相互间的关系。此外,若拥有了心理理论,儿童就能把他们在婴儿期间对他人的“可影响性”认识,提高到一个更有效的互动水平。
二、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内容
自从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们提出了心理理论以来,研究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概括地说,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错误信念的研究
关于错误信念的研究,是儿童心理理论中的基础性研究,有关儿童心理理论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年龄上。信念是对外部世界的表征。虽然人们都想正确地表征世界(如人们都想表达自己对地球真实形状的看法),但是人们的信念对世界的表征既可能是正确的(如认为地球是球形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如认为地球是平面的)。由此,研究者们较为一致地把达到对“错误信念”的理解作为儿童拥有心理理论的主要标志。研究认为,儿童的心理理论是从4～5岁开始形成的,其标志是成功地完成错误信念任务。
(二)个体差异的研究
研究表明,有些儿童能较早地获得心理理论,能较好地推测与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而有些儿童则不然。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和家庭交流方式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
1.家庭背景。儿童兄弟姐妹的数量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家庭成员越多,儿童与其他人交往的机会就越多,有助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形成;家庭经济状况也影响心理理论的发展,来自高收入家庭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儿童比来自低收入家庭或落后地区的儿童对情感等的理解表现出了更高的水平。
2.家庭言语交流方式。父母在应答时较多地使用有关心理状态的言语,有助于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母亲是否和儿童谈论过去的一些事件以及母亲是否为儿童提供一些新的信息都会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此外,聋童、盲童的心理理论发展迟滞,这或许与他们缺乏社交经验有关;自闭症儿童不能理解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表现出心理理论的缺失。
(三)其他研究
1.心理理论的发展与语言、记忆、想象、注意等认知功能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Jekins和Astington(1996)的研究发现,一般语言能力与完成错误信念任务的成绩有很高的正相关。Taylor和Carlson(1997)研究表明, 4岁儿童心理理论的作业成绩与想象能力有显著相关; ClaireHughes(1998)的研究证明心理理论与儿童的工作记忆、注意的灵活性、抑制控制有关;Hughes(1998)的研究表明幼儿对心理的理解是以逐渐增长的执行策略的计划能力和心理的灵活性为基础的。
2.跨文化研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均在早期就能够理解心理状态,如情感、信念等,只是由于受文化背景、风俗习惯、语言和种族的影响,他们对于心理的认识、表达方式不同。
3.神经生理基础的研究。Happe等人(1998)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右半球在心理状态的理解中有重要的作用; Stone等(1998)的研究发现额叶对心理理论的发展有关。也有认为婴儿可以使用眼睛注视来推断他人想干什么,这种推断的神经基础可能在杏仁核等脑区。
三、“心理理论”的研究趋势
综上所述,心理理论的观点自提出以来,在理论建构、实验范式、应用领域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有些问题的研究仍待深入。
1.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与其合作性、同情心、道德发展、理解他人的情感、社交能力的形成的关系的研究。
2.研究的终身化。心理理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其发展是一个毕生的任务,各个年龄阶段特定的发展内容,不同年龄阶段间发展特点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研究。
3.心理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结合。如何将心理理论研究的成果,用于教育实践,教育儿童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等,将是心理理论研究未来的主要取向之一。
4.对民族、文化、地区等跨文化的心理理论研究,也是今后该领域需要深入探讨的内容。如东方社会文化环境下,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及相应的家庭教育模式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
不断丰富的研究结果将为人们展示更加完整的“心理理论”的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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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jorklund, D. F. Children’s Thinking [M].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95.
Keywords content analysis； children's knowledge； analysis of teaching materials； scientific concept of children
1 问题提出
在幼儿教师教育转型的背景下，学前心理学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其教材的选择和使用则成为了认识和了解儿童的着力点，更为核心的是通过教材内容的分析我们能够真正面对“儿童是什么”的焦点问题，以何种儿童观去看待儿童、发现儿童，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儿童，才能对儿童教育进行认识。笔者从理论层面入手，以教材内容分析为载体，间接反映学前心理学教材中所蕴涵的对儿童的认识，进一步挖掘科学儿童认识观的核心价值。
2 资料收集与方法
本研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梳理学前教育思想发展脉络，从1979年-2015年的时间段中以主流教材为线索选择了33部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学前儿童心理学教材进行分析。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教材为分析单位，以此来透视对儿童认识的发展转变。
3 内容分析
3.1 学前心理学的复苏
“十年动乱”彻底歪曲了学前教育的发展方针和管理体制，学前教育遭受巨大创伤。在失去发展方向的情况下，学习借鉴苏联教育经验起到了积极的复苏作用，但也出现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不够、生搬硬套的问题，过分强调集中的知识性学习。学前心理学教材的知识结构以“够用”为基，教材落脚点主要放在陈述儿童基本的心理特点，阐述基本理论知识，着重介绍理论流派、年龄阶段特征，及认知、情感的发展特点，只说明对儿童的已知层面，几乎所有的知识点都以理论讲述呈现，教材的理论性强，旨在对学前儿童心理学发展的来龙去脉作清晰的梳理，明确研究学前儿童心理学的意义。
3.2 学前心理学的探索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发展，我们开始思考并批判性地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关注并收纳世界各国的学前心理研究成果，在教材中补充胎儿的发展，对儿童成长的人文环境做剖析，研究儿童的社会性，强调全面认识儿童。
通过对33本学前心理学教材的分析（图1），发现在理论知识体系构建上，知、情、意三部分的知识在教材中仍占有较大比重，教材发展定位在“强基”。33本教材在呈现儿童知、情、意三方面核心知识点时，都以核心概念（含义、基本特征）、儿童在这些核心心理现象上的年龄特点的固定模式进行阐述。理论篇幅所占比例大，在不太容易理解的知识点上略以简单一两句话所呈现的案例加以解释，案例在整个章节中出现的比例不超过5%。教学更多关注教师主导作用，过分强调计划性的学习，机械划一、重教轻学。教材使用只满足于快速学习理论知识，短期就能顶岗任教，或符合市场需求，出现学前教育的市场化、社会化，儿童教育的小学化、成人化，实行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学前教育事业在稳固前进的同时又处于盲目发展的阶段。
3.3 学前心理学的立体化发展
国家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幼儿教师专业化标准》的颁布实行，让我们看到对儿童的理解要与时俱进，要向更多“未知层面”和“完善已知”的方向前进。33本教材充分阐述国内外专家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流派，关注儿童不同方面的发展，将儿童脑发育、神经系统发展、身体生长发育和动作发展进行整合阐述，确保在认识儿童心理之前对儿童生理和身体有一个总体框架学习，明确身心相互作用、彼此联系的客观关系，旨在给予我们一个全面、完整的儿童。
由此，学前儿童心理学教材注重与幼儿园实际结合（图2、图3），强调对儿童认识的发展性和专业性，能够指导实践工作。因此教材的资源进行了优化和整合：
3.3.1 儿童社会性、儿童游戏的增加
在2005年后的教材中增加了两项学习内容：（1）社会性发展。独生子女的养育状态导致孩子在社会性能力发展上的欠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增加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相应社会技能和社会认知内容的了解和学习符合，更好时代需求。（2）游戏。儿童期的活动载体是游戏，补充儿童游戏相关知识能更好地将所学落实到幼儿园的实践教育中。
3.3.2 实践、实训增强
教材中儿童案例增多，课后补充练习，每章节增加儿童发展的实训项目，教学形式多元化，丰富更多对儿童的感性认识，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更鲜活、真实的展现儿童。
3.3.3 新主题板块的增加
根据幼儿在园生活环节和一日常规的观察，增加儿童学习品质、创造力发展、幼儿期问题行为等一系列的主题板块，逐渐打破以前层层深入的理论体系，开始尝试以儿童实际生活游戏为线索进行整合式的知识呈现，关注幼儿实际出现的行为和情绪问题，着眼于幼儿园生活，更好地促进了知识之间的相互融合。
3.3.4 立体化资源的整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能够大量、及时地搜集到全球范围内儿童研究的前沿信息，采用MOOC等多元形式，整合家庭、社区等资源去探索一个动态发展的儿童，变知识堆积为知识、能力、专业三位一体的优化学习，突破儿童认识的瓶颈。
4 结论
随着学前儿童心理学教材内容的改革和丰富，随着对儿童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学前儿童心理学教材的编写暗含了一个在观察认识儿童时应持有的理念，揭示了科学儿童认识观的核心价值：
4.1 儿童：作为自然性存在
教材的知识内容逐渐从单一理论阐述过渡到理实联系双向融合，从书本经验过渡到游戏生活中的真实体验，强调对儿童的认识上要注重符合自然成长规律。儿童具有自然属性，儿童的快乐和幸福，是在自然状态下获得的。在自然中，儿童的生命充满生机和活力。童年是自然的赋予，忽视童年自身的价值，剥夺儿童享受童年的乐趣，就是剥夺儿童的生命权。
4.2 儿童：作为社会文化性存在
从教材的知识内容来看，学前儿童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占据了2/3的比例，详细对体系结构进行了完整说明，呈现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儿童认识观，为实践提供了强大理论基础。其次，教材已经逐渐转变以社会动态背景下的身心发展视角来认识儿童。因此，对儿童的认识必须以一个有着具体社会文化背景的个体来看待。儿童接受文化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一个能动的创造过程。儿童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是儿童内隐的精神生活和外显的文化生活的集合。这些背景经验对孩子的学习与发展，甚至是心理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4.3 儿童：作为关系性存在
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在关系中儿童的学习与发展得以有效发生，儿童的生活得以展开。这种关系其本质就是儿童与家长之间、儿童与教师之间、儿童与儿童之间一种本真生活的体现。我们的教育不能割裂了家庭和幼儿园、社会来单独看待儿童的发展，而应该在三位一体的架构下更好地去认识儿童、理解儿童。
4.4 儿童：作为权利主体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3）06-0014-03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进入城镇务工，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所谓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区由于父母双方或单方常年在外务工时间累计6个月及以上，而被留在农村交由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或自我来照顾、教育和管理的未成年儿童[1]。据报道，当前我国农村有近6000万留守儿童。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使之健康快乐成长，其将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2]。可见，农村留守儿童良好社会适应及其发展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是指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导致家庭结构、教育环境以及社会群体对其评价的变化，农村留守儿童行为方式、思想观念随之改变，进而使自我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过程。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问题表现为心理适应问题突出、行为适应偏离明显、人际适应严重失调等基本特点[3]。由于家庭结构缺失、教育管理不到位、情绪得不到有效宣泄、情感疏于交流，不少农村留守儿童不能很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并被认为是“问题儿童”。毋庸置疑，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经历可能会对其社会适应性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存在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在面对情感缺失、教育弱化、家庭结构不完整的困境时，不但没有沉沦，反而表现出较好的社会适应性，在吃苦耐劳、自立自强、当机立断等方面均有良好的表现。那么，为什么同样具有农村留守儿童生活背景，有的农村留守儿童不但没有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反而更加坚强？心理弹性理论认为，“不利环境并不必然导致儿童的发展不良，在一些保护性因素的影响下，儿童仍有机会保持正常的发展”[4]。那么，何谓心理弹性理论？这一理论在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方面是否具有借鉴意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二、心理弹性理论及其观点
心理弹性的研究最早始于美国，它是在研究处境不利儿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最早被国内学者称之为“心理韧性”“抗挫性”“复原力”[5]。当前，国内外对心理弹性的界定尚存在一些争议。王玉花认为，研究者对心理弹性的定义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作为一种人格特质的心理弹性，如Germezy将心理弹性定义为在面临压力事件时恢复和保持适应的能力；二是作为一种适应结果的心理弹性，如Rutter将心理弹性描述为处于高危环境中个体积极的、发展性的适应结果；三是作为一种适应过程的心理弹性，如Luther等人认为，心理弹性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是个体对于重大生活逆境的积极应对[6]。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心理弹性有自己的见解，但所有的研究都认为心理弹性具有两个普遍性要素：一是个体遭遇过或正在遭遇某种逆境；二是个体虽然遭遇过逆境，但在逆境当时或之后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研究表明，在心理弹性理论的相关研究中，危害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前者是指那些增加不良适应结果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后者则是指能够降低或减少心理或行为等不良适应出现的积极因素[7]。“心理弹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中介作用的是内部和外部保护性因素”[8]。“外部保护性因素是指周围环境变量，主要包括社会支持、亲子关系、教养方式、监护类型等；内部保护性因素则是指个体变量，主要包括个人气质、能力、技能及自我效能等”[9]。
从心理弹性理论的观点不难发现，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在经历了“家庭结构缺失、情感缺失、教育缺失”等逆境之后，仍具有良好社会适应性的真正原因，恰恰就在于不同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保护性水平的差异。那么，那些适应良好的农村留守儿童具有哪些心理弹性保护性因素？为此，国内不少学者展开了相应的研究。郝振认为，高自尊和内控归因作为保护性因子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发挥了积极作用[10]；许传新认为，和谐的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对农村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情况有积极影响[11]；王玉花认为，个人支持、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等社会支持网络的良性发展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6]。无疑，探索这些保护性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的影响，并以此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如果我们能以更为积极的视角去关心和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可能更有助于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其积极地适应生活，进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之目的”。基于这一理论逻辑，笔者试图将心理弹性理论观点引入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教育对策当中，以期不断提升其心理弹性水平，促进其更好地适应社会。
三、心理弹性理论对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的启示
为缓解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现状，促进农村留守儿童良好社会适应性的巩固提高，本文切入心理弹性理论观点，从探索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的保护性因素、减少危害性因素、完善社会支持系统等[7]方面予以阐释。
1. 探索保护性因素，不断增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是强化理论研究。科研工作者应积极探索农村留守儿童良好社会适应性发展的保护性因素，揭示其保护的内在机制，为理论有效转化为实践提供科学有效的支撑。
二是加强合作研究，如心理学、医学、统计学等视角在挖掘农村留守儿童良好社会适应性的内在保护性因素方面作用明显；而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视角在探索农村留守儿童良好社会适应性的外部保护性因素方面优势突出，强化不同领域、不同学科间的合作研究，有利于研究结果科学、全面、准确。
三是推进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教育工作者应学理论、懂理论，用科学的理论教育、引导农村留守儿童朝着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方面发展。例如：父母应通过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等方式培养子女的抗挫力；教师应以平等的姿态积极看待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以朋友式的口吻与之交流，深入其内心，打开其心结，从而不断增强其自尊水平、自我效能，进而促进其社会适应性的发展。
2. 减少危害性因素，切实优化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的成长环境
一是优化家庭教育。由于父母单方或双方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的缺失，家庭功能功效难以有效发挥，监护人缺乏有效的监管方式，或对其疏于管理，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行为适应缺失。可见，家庭结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讲，本身就是一种危害性因素。在“留守经历”情形下如何将危险性因素降至最低，一方面要求监护人创新教育理念、转变教养方式，另一方面要求改变父母外出务工类型，留一方在家照顾或将子女带至务工地。
二是优化学校环境。学校根据自身特点，开展积极向上的班级活动，活跃班级氛围，增强农村留守儿童主动交往、团结合作的意识；老少偏穷地区教育条件简陋、教育理念落后对儿童发展而言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危害性因素。这就要求学校争取各方支持，加强对校舍的修葺和对师资队伍的培训；此外，有条件的学校应开展寄宿制教学，聘请相关人员对学生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进行关照，还农村留守儿童一个温馨幸福的“家”。
三是优化社会环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借助现代新闻媒介广泛传播积极向上的文化理念，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大力整治非法网吧及宣讲、传播色情的乡村文艺演出团队，为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健康成长创造和谐的环境。
3. 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努力构筑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的系统网络
一是政府应以党的“十”胜利召开为契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制结构壁垒，取消地区性的教育保护主义，取消广大农民工子女择校费和借读费，使广大农民工子女同当地孩子一样享有同等待遇；增加粮田补贴，以政府名义高价收购粮食及农副产品，使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回流，建设自己的家乡；加大对老、少、偏、穷地区的资金投入，促进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真正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让更多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再背井离乡；此外，还应积极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为其提供一定的启动资金，切实协调农信、地税、工商、城建等部门为其创业提供贷款、租地、免税等有利条件。
二是学校应积极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多方筹集资金，不断完善农村寄宿制教学，提升农村教育教学水平，优化农村教育教学环境，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在农村执教、创业、发展。此外，应积极创造条件，以缓解农村留守儿童因情感缺失而带来的适应失调，建议由政府、社会各界、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各出一部分资金，设立农村留守儿童探亲基金，确保年均探亲次数，以此不断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情感交流。
三是积极组织社会工作者、青年志愿者、高校学生、心理咨询师及相关的专家学者参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的教育管理工作；此外，还应不断完善NGO系统，确保其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使之成为农村留守儿童良好社会适应性发展的可靠保证。
注：文章系本文作者主持的2012年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心理弹性理论视域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及教育对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GZZC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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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Help Center.The road to resilience：What is resilience？[EB/OL].http：///featurodtopics/feature.php？d=6&ch =22[2004-12-30].
[9]徐礼平，方倩.从心理弹性的视角看有“留守经历”大学生[J].新余学院学报，2012，17（2）：119-121.
西方幼儿教育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5世纪，主要以古代希腊、罗马的幼儿教育为主。随后，文艺复兴时期及宗教改革时期初步涌现出一些先进的儿童教育观，到了近代，西方教育者逐渐意识到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幼儿教育的理论思潮开始蓬勃发展直至现代。本文从和谐儿童教育观的萌芽及雏形、发展与升华、科学化与实用化等三个时期，通过这三个时期内对和谐幼儿教育思想的阐述、梳理，汲取积极的和谐儿童教育观。
1.1西方和谐幼儿教育思想的萌芽及雏形
在西方幼儿教育发展史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教育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在这期间，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普鲁塔克等许多著名的教育家。虽然这一时期专门论述幼儿教育的著作很少，但是仍提出了许多对幼儿教育颇有价值的观点。当时，奴隶制国家雅典城邦比较重视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在雅典城邦的学校教育中形成了最早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和谐发展的教育体系。古希腊“三哲”都是和谐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如柏拉图在自己的《理想国》中，非常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认为幼儿教育十分重要并且实行地越早越好[1]。亚里士多德是最早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思想家，首次提出教育要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注重环境对幼儿发展的意义[2]。昆体良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以培养雄辩家为宗旨，因此在婴儿期就注意不能娇生惯养，人的教育应从摇篮时期就开始了，周围的一切环境、事物、人都应保持幼儿的纯洁性而努力。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文化和思想发展的又一个辉煌时代，和谐教育被重新发掘出来，维多利诺、伊拉斯谟、蒙田等都是当时的杰出代表人物[3]，他们在培养的目标上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强调发展人的智慧，并提出了发展儿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要求。维多利诺创办了“快乐之家”，他认为要培养“和谐发展”的人，一定要重视环境的陶冶作用。学生只有在优美的环境和愉悦的气氛中学习，身心才能和谐发展[4]；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反对宗教的“原罪说”，认为人不是生而为人，而是教养之后始为人，是理性使其为人。蒙田要求在对儿童施行教育时，首先应该重视体育，并强调儿童要在父母的关爱下愉快、自由的成长。
1.2西方和谐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升华
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和谐幼儿教育思想方面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捷克的夸美纽斯。他的《母育学校》、《大教学论》等著作，尖锐地批判了旧学校的种种弊端，并提出要改革学校教育，要求教育遵循自然[5]。文艺复兴后的17至18世纪，英国的哲学家、教育家洛克在其《教育漫话》中，对绅士教育的目的、内容及方法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绅士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身体健康、心灵完善、身心协调发展的人[6]。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是自然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他在著作《爱弥儿》中集中阐述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他提出：教育要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尊重儿童的天性，启发诱导儿童的发展;学习实用知识;培养儿童的兴趣;重视劳动，强调手脑并用；锻炼身体，训练感官[7]。卢梭的幼儿教育思想是新旧教育理念的分水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充分提高了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提出儿童本位论，使人们开始重视儿童的教育。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一生致力于贫苦儿童的教育，使教育走出了贵族的藩篱。他在《天鹅之歌》中这样说:“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8]裴斯泰洛齐认为，应该对儿童的天赋能力加以培养，使其逐步发展，直到成熟，他把教育理解为儿童天赋才能的和谐而自发的发展过程。
1.3西方和谐教育思想的科学化、实用化
19世纪是教育科学大发展的时期，代表人物主要有赫尔巴特、福禄贝尔、杜威等。在这一时期，由于心理学的加入，和谐教育思想显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即科学化。赫尔巴特格外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指出教育者应严格监督儿童的发展，提倡用监督、威胁、权威、爱等方法管教儿童，使儿童受到平衡的多方式的教育。在赫尔巴特所设计的课程中，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身心和谐发展的人，他对学生的心理要求、心理兴趣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福禄贝尔是德国教育家，近代幼儿园的创立者及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人的教育》是其教育代表作。他主张教育适应儿童的天性，提倡重视儿童的积极活动，发展儿童的创造性和个性，强调劳动的重要性。19世纪后半叶，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思想家杜威把实用主义的哲学理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作为理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教育理论体系。杜威提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主张:重视儿童本身的能力和主动精神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把他们看成教育的素材和出发点。
2西方儿童教育观对当代儿童教育理念的影响
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发展，逐渐变得自然，完善，更具启示借鉴意义，其积极的和谐幼儿教育观对现在幼儿教育界有着明确的引领作用，但其中存在的一些消极幼儿教育观也需我们辨别并摒弃。
2.1积极影响
西方和谐儿童教育思想的儿童教育观可以说开创了重视儿童教育的先河。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再到近代工业革命直至现代以儿童心理为研究的教育思想，都在逐步重视尊重儿童的地位，肯定儿童的价值。在教育观方面，也逐步由成人控制儿童的发展到让儿童按照身心规律自由发展；在教育手段上，由之前的父母严格管教，到专门教育机构（幼儿园）的管教的演变；在教育目的上，由之前的儿童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工具，到儿童是自由发展的个体，无不体现出儿童地位的提升，和谐幼儿教育思想的逐步形成。现今主流幼儿教育思想，就是建立在对在西方和谐儿童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总结，结合当前社会幼儿教育现状发展而来的。
2.2消极影响
西方儿童教育思想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出现过许多消极的、对现今幼儿发展不利的思想。在古希腊的儿童教育思想中，儿童是城邦未来发展的新力量，过度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不利于儿童未来身心健康发展。在中世纪的儿童教育观中，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认为儿童的教育应最终接近上帝。近代及现代的幼儿教育理念较之前的相比已经愈来愈人性化，越来越趋于完善了，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及所处环境的差异，有些教育家的思想在今天看来当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既有一些落后的、相互矛盾的和主观臆断的东西，也有某些以偏概全的推论。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着重某一方面的功能，可能会对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在吸收借鉴教育家的理论时，也应科学、理性、全面地看待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西方和谐儿童教育观的现代启示
西方和谐教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研究其历史嬗变及发展趋势，对于我们探索和谐幼儿教育的实现途径，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理顺西方教育体系下和谐幼儿教育思想的脉络，对于教育者更好地解读西方幼儿教育家的作品及其儿童教育观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3.1正视儿童，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教育家逐渐肯定儿童，认识到儿童与成人的差异。因此，当前幼儿教育的前提应树立正确的儿童观。要用儿童的方式对待儿童，他们是未来的花朵，在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要尊重孩子，顺应孩子的天性，珍惜、爱护他们，从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理解孩子[9]。在与他们的相处中，要多听一听孩子们真实的想法，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沟通。不能恐吓他们，更不能体罚他们。
3.2国家应重视学前教育，强化儿童教育管理
古希腊时期的教育家主张国家办教育，古希腊时期的教育家为了所有儿童能够更好地得到照顾和发展，主张把所有儿童集合在一起生活和接受教育，并安排专人负责。单从中国国情来看，这种措施实施起来不现实，但其对儿童教育的重视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应该在现有的条件下，强化国家对学前教育政策和资源的投入，重视学前教育师资的培养，尽可能的使每一位学龄前儿童接受教育，力图在儿童的童年期提供更多、更科学的教育资源，为其整个人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3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
西方教育家特别注意教育内容的选取，给孩子们讲的故事要是正面的，善的，易懂的，一切丑陋的都不予考虑[10]，音乐教育等也都对内容有着严格规定。我国当前的学前教育没有统一的教材，儿童时期的可塑性是最强的，虽然当前对于学内容可能不太现实，但至少应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比如教给孩子最基础的知识，教会幼儿明辨是非。总的来说，应该采取文化知识教学和道德教育并重的策略，偏向道德教育，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培养优秀公民。
3.4对学前儿童进行全面培养
西方教育家如洛克、卢梭等，强调对儿童进行体能保证的前提下，学习基本知识，并且注重情感和道德等方面的培养。从这些教育家的教学内容来看，儿童的全面教育思想已初见端倪，这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对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来说，儿童的全面培养已经是个体发展的需要，时代进步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的学前教育，过多地注重为小学做准备的知识性学习，而忽略了幼儿道德情感的发展。幼儿教育“小学化”明显，不利于儿童健康长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