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想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观念，是指人们对未来教育状态的完美设想，它通常表现为教育目的和教育行为的应然状态，并和教育的实然状态相区分。
尽管客观现实对教育理想的产生和实现有着一定的制约，但教育主体对理想的教育形态的追求却是从没中止过的。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各种素质和能力的充分发展以及个人能力和社会全体成员能力的统一发展，其最终目的在于解放全人类，使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充分、统一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教育组织对受教育者的价值期望，也是受教育者自我的价值追求，因而是教育目的的应然状态。而且，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教育理想的实现过程。因此，教育理想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内在关联、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
一、实现教育理想的两个基本条件：教育平等与社会平等
作为人们的理想追求，教育平等与社会平等也是实现教育理想的两个基本条件
教育平等是实现教育理想的内在条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必须遵循的规律，教育也不例外。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揭示的是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以受教育者为主体来认识教育功能、教育过程、教育管理的相互关系。托尔斯顿·胡森(Husen·T)把教育平等分为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教育起点的平等体现为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教育过程的平等是指受教育者与教育者以及其他教育影响因素(教材、教法等)在教育活动中所享受的平等，而教育结果的平等则是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主体的最终体现。综合教育平等这三方面的内涵，教育平等就是指受教育者作为主体在教育内部关系规律中的平等权利的实现。教育理想的实现，不能不以教育平等这一内在条件作为前提。
社会平等是实现教育理想的外在条件。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必须适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处理好与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以及人口、资源、民族、地理、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并对这些方面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这涉及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应当说，社会平等体现为在同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阶级和经济能力不平衡的存在，人要享受平等的社会权利只是一种理想追求。当教育理想适应社会关系发展规律时，它就会相应得到实现；可一旦教育理想与社会关系发展规律不相适应时，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就会成为教育理想实现的障碍。可以说，教育理想的方向性和可行性掌握在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阶级所能实现的社会平等程度上。
教育理想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随着主体认识的改变与社会背景的变化，人们对教育理想的设想也会发生转变。但无论这种主观期望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教育理想的实现都不能超出其内部关系规律和外部关系规律。教育理想主要体现在教育目的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的应然形态，与教育平等、社会平等有着重要的联系。
二、教育平等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自由的，因此被称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或“自由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是指“社会全体成员”中的“每一个单个人”的发展。然而，没有教育平等，就不可能实现个体的整个身心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的发展只能是全社会的每个人的发展，而不应是一部分人得到发展，另一部分人却得不到发展。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教育就要通过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来促使个体整体素质的发展，而教育平等则是确保教育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人即目的，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个体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只有尊重每一个体的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发展，做到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平等，才能促进教育目标的达成。
教育起点的平等，是指教育组织为全社会的各个人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应遵循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和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进行，以促进受教育者身心自由、和谐、全面、充分地发展。各个受教育者之间存在着差异，接受教育的起点也应有不同。教育起点的平等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起点，个体如果享受不到受教育权利的平等，连最基本的发展机会都不存在，那么其全面的发展则无从谈起。
真正的教育平等不仅仅是教育起点的平等，而且是教育过程中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所应享受的受教育的平等，是指每个受教育者在受教育过程中都享受到的平等且适合个人特点的教育。马克思关于全面发展思想的本质并不在“全面”二字，而是表现在个性发展、自由发展以及自由个性(即独立个性)的发展。在每一个受教育者学习动机、兴趣爱好、“未特定化”都不同的情况下，却采用相同的教学规则、教学方式及教材等进行教育，是无法培养个体真、善、美统一和谐的理想个性的。在我国教育传统中，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学记》中提出的“豫时逊摩”的教育原则，都闪烁着“教育要尊重人的个性”之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是否具有平等的理念，与能否实现教育过程的平等有最直接的关系。教师面对在智力、个性、相貌等方面各不相同的学生，都应给予尊重。“人格的尊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均等的，不管地位、才智、经济的差别多大，人本身作为应该被尊重的主体，而具有绝对的价值，尊重是对人格的承认，也是人格实现的基本条件”。根据教育平等的差异性对待原则，教育应使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得到最大的利益，为有所差异的个体人的发展提供合理的、有所不同的机会。另外，应重视对从教人员平等意识的培养，要求他们在教育过程中注意对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养程度不同的学生给予平等的对待；尤其是对于天赋较低的、个性素质不好的学生，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以创造一个有利于他们受教育的环境，使他们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体验到机会的平等，从而得到全面的发展。
只有在教育的起点和过程实现平等，教育结果平等才会实现。个体在诸如禀赋、能力等生理心理条件方面以及生活环境、机遇等社会条件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差异，这也就导致个体在以后各自发展的结果产生差异。对于众多不一样的个体，却用统一的结果来规范，这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教育结果平等的具体体现，主要是对受教育者评价的标准是否符合客观性和科学性，能否引导每一个体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结果，获得自由的发展。
三、社会平等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著名论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无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受到他所在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制约，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人的发展也现实地体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是人在自身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发展，是人在各种素质综合作用基础上的个性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从缔结社会的意义上说，每个个体人的基本贡献均是不可缺少的，是平等的。也正是由于得益于每个个体人的“前提性贡献”，人类社会才具有自身特有的种属尊严，个体人也才因之具有相应的作为人的尊严。
因此，作为社会中的人，都应是平等的。
对于教育来说，社会平等是指：不论人在种族、民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社会出身、家庭背景等存在任何差别，都不能限制、取消或减弱教育中的平等对待。它体现在：①某个体或某团体进入各级各类教育的机会的平等；②不使某个体或某团体限于接受低标准的教育；③不为某些人及团体的利益，坚持分流教育制度；④不使某些人及团体处于与人的尊严不相容的境地。体现社会平等的教育，才“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社会平等是保障教育平等的外在条件、导致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加剧，很大程度是源于社会的制度性和体制，如精英教育政策、重点学校制度、择校高价生规则、教育特权和教育腐败等等政府的教育公平政策是调节教育活动．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的根本。提高教育政策的平等程度，不仅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教育活动本身的内在要求。政府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应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通过完善政策、健全制度、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确保教育活动公平运行，使社会各阶层的受教育群体和个体所享受的教育利益相对平等。
社会平等也是人的发展最为基本的外在条件，人的全面发展依赖于社会平等的发展：《联合国人权宣言》第26款宣称：“不论礼会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最早主张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他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广收门徒。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则最早提出通过法律保障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一夸美纽斯也在《大教学沦》中明确指出：“不仅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应该进学校，而且一切城镇乡村的男女儿童，不分富贵贫贱，同样都应该进学校。”社会平等足一个相对存在的范畴，社会平等的程度越高，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没有社会平等这一外在条件，人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人的身心就不能获得健全的发展，自然也不能做到与社会和谐发展了。
四、教育理想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应然互动
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这与创新人才的培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素质教育是当今社会经常提及的话题，如何在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创新人才，这不仅是教育部门也是整个中国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中国教育似乎总是大力培养出“高分而低能”的“人才”，我国的教育也常出现因为学生无交际能力，无实践能力，无做家务能力而被社会排斥的情况。所以素质教育环境下创新人才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影响素质教育的问题在哪里？首先要说到教育的主要矛盾，那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教育的需求，特别是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引发的。其次也表现在每个人的天赋是多样化的，现代化建设对于人才的需要又是多元化的，和什么有矛盾呢？就是和成长道路的单一性存在着矛盾，就是成才路单一，成长的道路也单一，是多元需求和单一道路的矛盾引发的。特别是从文化上讲，我们有上千年的文化传统，确实有重视教育的一面，但同时也有轻视技能型人才，轻能力、重学历的倾向。我们教师要培养的创新人才不就是素质教育所要求的人才吗?
那么素质教育对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又是什么呢？
第一，要具备良好的自主学习素质。创新人才的整体素质、知识和能力结构等，都要通过学习（包括主动和被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学习等）才能获得。我们如今面临的问题却是学生的学习过程都是教师在指引，特别是中学生很难自己主动来学习，主动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素质，为此学校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学生的整体素质由学习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几个方面有机组合而成。学习素质是形成其他素质的基础和前提，学习素质已成为创新人才的重要素质。学习素质教育必须重视学习智慧的开发。学习智慧主要体现在“爱学、会学、善学”三个方面。人的智慧无处不有，学习的智慧更是丰富多彩，重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在实践中不断的开发。
第二，具备丰富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创新与创造、创造力和创造发明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创新需要具备较好的科学素质与文化素养，这也是“综合智慧”的主体。
第三，具备妥善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想象智慧的有效发挥。
创造性人才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创新精神主要表现为敢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创造力则表现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的核心内容是创造性思维。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能够以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知识和疑点；能够多侧面、多角度探究问题；热衷于科研和创作，处理问题时常可以另辟蹊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创造性人才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独立性，好奇心，创新精神，竞争意识和健全人格。
在培养创造性人才问题上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一是知识教育模式与创新教育模式的关系。传统的教育过分强调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一般专业知识的培养，是一种知识教育模式，它忽视创造精神、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创造个性的培养；忽视对学生的专业适应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适应能力的培养。然而，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科学创造和发明往往在边缘地带容易取得突破、获得成果。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特别强调的是通才教育，强调科学、人文、艺术、技术等综合素质的训练，从而培养出更多的复合型人才。二是主体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关系。主体性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主体性教育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尊重和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倡导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上。个性教育是指承认个性，正视个性的差异。对教师而言，是重视因材施教；对学生而言，则是鼓励自主学习，发展创造性。因此，素质教育强调的不仅要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等诸方面的发展，而且要促进每个学生自身获得最好的效果。三是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关系。知识是形成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它既包括知识的量，也包括知识的质。知识只有通过实践训练，特别是思维训练才能转化为能力。知识和能力并不等同于素质，知识需要经过自己的选择、吸收、融汇、创新才能内化为素质，而能力只是素质的一种表现形式。衡量一个人素质的高层次指标是精神境界，包括人的思想道德与对问题的认识深度。因此，学生在质与量的比较中首先要重视知识的质，进而把高质量的知识通过实践的训练内化为个体的心理品质，以实现精神的升华。四是教学、科研与实践的关系。教育应以教为主，科研为辅，以教带研，教研并举。科研实验室应向教学开放，科研成果应
进入教学环节。教学工作不仅要把学生当作教育的对象，更要当作发展的主体。教师的主导作用则应体现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环境中，同时，充分利用科研实验室的资源优势，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实践环境。在教学工作中应大力倡导讨论式、启发式和研究式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还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在培养创造性人才的主要途径上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推进教学改革，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坚持知识传播和能力培养并举，并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一方面要进行专业方面的改革，要由强调“对口性”转向为“适应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把单一的专业教学体系改为包容文、史、哲、艺和自然科学等基础知识的综合教学体系；另一方面要在课程建设方面进行改革，要改变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分离的局面，强调综合性基础知识的教学。改变“知识继承型”和“单向灌输型”的传统教学观念，注重参与式教学，注重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第二，转变思想观念，确立创造教育的主旋律意识。与传统的教育观念相比，创造性教育同样强调知识的积累，但更强调不断拓宽知识面，优化知识结构；同样强调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并更强调创造力的培养。因此，素质教育必须进行从观念到实践的变革，要从民族振兴的高度来认识推进创造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作为教育的基本目标。第三，加强素质教育，构建开发创新潜能的知识框架。素质教育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注重知识积累、能力培养、人格修炼与个性发展，其核心是培养创造性人才。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应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功利导向过重、过分强调共性的弊端，并建立相应的机制，拓宽专业口径，优化教学手段，实现全面发展与人的个性化的统一、知识传播与知识选择和创新的统一。总之，素质教育应是以德育为前提条件，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中心，体育、美育、劳技教育、心理教育、创造科学和其他素质教育为基本内容的有机整体，从而使学生受到系统的创造思维和创造技能的教育，以构建具备开发创新潜能的知识框架。
第四，改革考试制度，培养学生创造个性的发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教育考试手段应注重考核学生捕获、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既要考学生的基本知识，更要考他们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发明创造的能力也按一定比例计入总分，以激励学生开发自身的潜能，培养学生创造个性的发展。
第五，学以致用，营造发展创造教育的良好环境。营造发展创造教育的环境，教育者应侧重从时间和空间、硬环境和软环境等方面加以设计，关键是要突破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在时间上，给学生以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条件和权利，以获得宽松的学习环境；在空间上，应积极发挥学生社团活动、校园科技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等载体的功能，为学生提供发挥特长、展示个性和创造力的舞台，使其在开放的环境下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在硬环境建设上，要积极推进以教育网络化和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设备现代化进程，为学生获得和运用信息资源提供先进的手段，充分拓展创造性思维，开辟创造性得以发挥的新领域；在软环境建设上，则注重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营造自由的校园氛围，为学生全面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良好环境。
总之，谁赢得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下世纪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在新课程贯彻的素质教育体式下，提出培养普通人材向创造性人才的转轨，是时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的教育实情所致。
参考文献：
1.顾秉林《建设创新文化造就创新人才》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1)
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办好高校,首先,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问题。”胡总书记的这番话,再次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高校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应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努力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学科交叉,实现教育手段与方式的相互补充和相互融合,从而在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使人文精神教育和科学精神教育融会贯通,切实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一、落实“以学生为本”是构建大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教育的基础
一般都认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作为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了解自身、完善自身的不可或缺的两种兼顾传承性和发展性的知识体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两个基本落脚点。但这种认识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只要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就不难发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如何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眼光去对待这两者的关系,不能用一种精神去替代另一种精神,更不能实用主义地把一种精神凌驾在另一种精神之上。而应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实践中尽管是有所侧重但力争使之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倍增效果。
在以往高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内部体制的制约,往往使得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被人为地割裂开来。这种做法的后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不注重精神世界向上向善的提升;二是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知识的重要性,致使理科学生文化修养相对欠缺,文科学生科学常识知之甚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长期被人为分离的根本原因是忽视或淡化“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直观地讲,“以学生为本”就是以学生为中心来考察和规划我们的一切工作,学生的健康而全面的成长既是教育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又应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归属。
“以学生为本”的观念应用在教育教学之中,一方面,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体贴学生、帮助学生、塑造学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内在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学校教育教学的设计和布局上,既考虑学生今天的需要,又有力地把握学生未来走上社会自身发展大展拳脚的需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落实“以学生为本”理应作为构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基础。必须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教育在高等教育的全过程统一协调起来,明确地把大学教育的目标规定为健康人生观形成和知识结构完善两者之统一,扭转那种重知识教育专业教育、轻道德教育通识教育的观念,改变过分强调根据市场的需要设置系科和课程的做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一种新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
二、实现大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教育的基本目标
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人的发展是教育的最高理想,是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成功的高等教育,应培养出大量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学生。而人的发展,马克思曾有过一个很精当的描述:“即作为主体的人在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充分、自由的发展,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人格、智力、体力、创造力的全面发展等等。”在谈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时,马克思又有一句名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尽管“这将是一门科学”今天还远远没有出现,但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统一在总体上是占主流地位的。
人们通常是这样定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是人类通过长期的文化实践活动形成的,是人文知识化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成果,它蕴含于人的内心世界,见之于人的行为动作及其结果。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成果的精神升华。
在上述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在形成的过程中,都依赖于实践,其成果同属于人类文化的升华;其基本作用都可归结于对人自身的深刻关怀,体现出人类不断认识世界的理想追求;其主要内容都包含 “以人为本”, 关注人的生存所涉及的方式与手段;而其终极目的都落实到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因此,在高等教育中,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就需要把全面教育的内在精神动力和主要内容融合起来。回到大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培养目标上来,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教育就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失任一“一轮”“一翼”, 会造成学生或者知识面狭隘化,或者高分低能,或者有才无德,或者走上社会后面对不同角色的适应性、选择性、转换性差,等等。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提出过培养新时代人才的标准:“21世纪要实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大成的智慧教育,培养出知识眼界宽广,自觉运用科学技术,敢于开拓创新,促进社会、自然和人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人才。”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必须兼顾到学生的未来。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从终身学习的层面讲,今天的高等教育同样亟待着人文精神教育和科学精神教育的融合。
三、统筹兼顾第一课堂的教育教学,是达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教育融合的主战场
统筹兼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也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教育融合的根本方法。第一课堂是达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教育融合的主战场,统筹兼顾第一课堂的的教育教学,在人文精神教育中贯彻科学精神,在科学精神教育中注重人文教化功能,努力做到人文精神教育与科学精神教育的交融。
以往的第一课堂的教育教学,由于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在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文精神或科学精神的缺失,但主要表现为科学教育倍受青睐而人文教育遭受冷落。要遏制这种趋势的蔓延,进而改变现状,就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理论,积极实践。具体地说,第一课堂的体制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改革高等教育的组成架构,实行院校调整和重组,打破文理分家、理工分校的局面,建立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内部调整学科和专业设置,淡化专业的细分,突出大专业大学科;在低年级实施大类授课方式,适当增设文理结合的学科和专业,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兼顾学习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知识。
2.控制源头,改变以往文理分科的招生制度。不再以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区别来限制专业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主地确定自己所喜好的专业,避免高中阶段的文理偏科现象在大学加剧。
3.优化课程设置,变换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是教学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的中心环节。首先,需要均衡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在学生中学分中的比重,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把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中基础的课程纳入核心课程。第二,开设兼顾科学与人文发展的综合性课程,把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方法论与价值观整合为一体融入综合课程。第三,对公共选修课进行改革,分为自然科学类、生物医学类、历史文化类、文学艺术类、哲学社科类五类,要求五类课程均在选修学分中占一定的比例,鼓励和引导偏重文科的学生选修理科课程,偏重理科的学生选修文科课程。
四、统筹兼顾第二课堂的教育教学,是达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教育融合的广阔天地
第二课堂活动是第一课堂教学内容的巩固、延伸和补充,它的出现是对传统授课模式的变革和创新。第二课堂活动,打破了传统室内教育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对广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二课堂以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为载体,紧贴学生实际所开展的一系列涉及多门学科知识的开放性活动,是进行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合教育的广阔天地。
加强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提高第二课堂的活动效果,应搭建好软件和硬件的平台,设计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我们设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组织专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界定“第二课堂”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并借此强化深化广大师生对第二课堂建设的认识,进而水到渠成地把第二课题建设纳入学生的培养方案。
2.制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规范第二课堂的管理。建议把第一课堂教学的学分制管理引入第二课堂,使得第二课堂活动状况与学生的毕业成绩挂钩。
3.积极开展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以丰富和完善第二课堂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比如,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音乐会、文艺晚会、著名科学家的成就展览和相关讨论会等,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艺术审美能力。
4.积极推广学生课外学术沙龙活动。学术沙龙活动应由大学生自己主办,采用主题式的交流方式,选题尽可能涉及政治历史,科技前沿,经典命题等大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
五、结束语
今天在校的大学生,早已不是什么天之娇子了,他们只是未来社会各行各业普通的劳动者。苛求他们,放纵他们,依照旧有的教学模式塑造他们,都不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题中之义。只有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教育为突破口,才有可能培养出闪烁着科学之光和人文之光的符合时展要求的高素质多层次的人才。
[注:此文章系“2007年度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省级立项课题”中标课题《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教育的研究》(课题编号:JXJG-07-1-7)的成果。]
参考文献:
[1]丛立新:《课程建设的双重任务》,《教育研究》,2002.7。
[2]王鲜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高等教育的应然――兼论通识教育》,《现代远距离教育》,2008.1。
社会类基本理论是反映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最为根本价值的话语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阐述的“社会”概念，并不是相对“经济”而言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对学术而言的理论表达，是中国成人教育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理念、原则、价值、行为的意义表达。成人教育及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健全的社会组织体系，还需要有个性化的理论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持续关注和适时发声，让社会和学界都知道，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学科的根本价值就是推进社会发展。
就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而言，最重要的社会类基本理论应是“经邦济世”教育思想及其社会化的系列成果。在中华文明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绵延二千余年的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风雨兼程中，始终坚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实践教化世人，使得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对历朝历代的社会政治、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社会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以德为政”和“以礼治国”的思想基础，不仅统一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规范了社会的道德体系，更重建了社会秩序。在当代中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复兴”等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思想指导，不仅获得了社会的话语权，还通过学科话语传播了成人教育思想和成果，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应当承认，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作为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专业话语，其核心是要让全社会都能把握中国成人教育的实质与特色，丰富和发展社会主流文化思想。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与现代成人教育学科所要求的理论范畴还有一些区别，我们还需要对理论结构进行现代科学改造，以期在“社会化的成人教育理论”概念的统摄下，为当代“成人政治学”“成人行政学”“成人修养学”“成人环保学”“成人行为学”“成人社会学”“成人情感学”“成人法制学”等基本理论找到自我话语归宿和社会定位，使之成为中国成人教育及其学科不断现代化，中国成人教育与社会发展实际无缝对接的重要环节。
(二)学术类基本理论的构建
学术类基本理论则是对成人及成人教育相关知!识的传授与研究，反映了成人教育学科发展水平。它博大精深，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它秉承“J=足成人”“深人成人”“解读成人”的“人本主义”宗旨，不仅形成了有关成人和成人教育专业化的理论体系，推进成人与成人教育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证论，还系统化地对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种种要素进行了理性阐释，是中国成人教育由学术概念走向成熟应用的实践指南，深刻印证了基本理论关乎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兴衰的品质，并由成人教育的软实力转化为推进成人教育发展硬实力的历史必然。
在学术类基本理论体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学不可已”“学而时习之”“诲人不倦”“因材施教”“集天下英才教育之”等合理内核，更是历朝历代获得生机与张力的源头活水，并以此为学术导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创新和话语转换，使得当时的成人教育升华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辉煌篇章，而这些学术类基本理论也转化为中国文化的经典元素。更值得注重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人教育的重新崛起，尤其是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社会证书考试制度、高等网络教育制度、中小学教师部级培训计划、农民工培训计划等，都在出台前有充分的学术讨论，是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成果。
应当看到，中国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作为特殊文化话语，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发展之中，不仅诉求把百年来的中外成人教育文化思潮和成人教育实践纳人其内，更需要以现代主流文化思想(例如关于“中国梦”的研究、同志治国执政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对现有的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史学，以及成人学习理论、远程教育理论、终身学习理论等学术类基本理论，进行内涵创新与形式变迁，使之与国家成人教育重大发展战略和中国成人教育转型发展相对接，以期在社会和学界获得应有的学术话语权。
(三)两类基本理论的内在关联
(一)关于农村教育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在农村教育概念的理解上，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在农村中进行的教育;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即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强调应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因此，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区位概念。如认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1］显然，这一界定是与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由于农村教育是对应于城市教育因而也是一种区域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视野中，农村教育也被看成是一种层次偏低、结构与功能较为单一的教育。第二，功能概念。如认为农村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2］(P2)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将农村教育视为一种大教育，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可能发生在农村，也可能发生在城市。它既指农村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指城市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从区域概念转化为功能概念，使农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宽阔的理解。第三，操作定义。如认为界定农村教育概念时，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1)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2)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并且也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3)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3］显然，这一操作定义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也蕴含着农村教育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范畴。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特征，有学者系统总结归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4］(P163～178)(1)发展阶段的基础性、启蒙性。主要表现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性和文化知识的启蒙性。(2)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指农村地域辽阔，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复杂，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3)教育空间的广袤性、复杂性和学校布局的分散性。这是农村地广人稀、情况复杂造成的必然结果。(4)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这一特点是指农民最关注的是教育的直接效应，注重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5)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我国的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和县以下的乡村，因此造成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6)学校人才优势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农村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学校教师一般都是当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的现代意识、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智能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新农村教育应该具备三大特征［5］:一是农村教育突破原有束缚成为“大教育”，具体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二是农村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三是农村教育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时代新公民的教育。
(二)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村服务，具体体现在培养新型农民。如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目的“必须突破单纯升学考试的局限，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文化的承担者。”［6］二是培养合格公民。这类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是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如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由“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为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业能力的形成服务。”［7］三是培养农村学生积极健康的生存姿态。这一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包括两个层面:(1)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即立足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遵循国家教育方针，追求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素质;(2)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培养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纳现代文明，又不失对自我生存乡土的关爱，从而实现个人内在生存秩序的和谐与置身乡村生活世界之中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8］关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学者们从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农村的现实状况等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教育价值取向，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以巩固社会政权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价值取向兼顾农村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逐渐凸显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9］二是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社会本位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观、个人本位的农村价值取向观和兼顾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折中价值取向观。三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城市化模式”，另一种可称之为“乡土化模式”。以上三个层面研究视角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学者们对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都与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导向上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离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孩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更高一级的学校，寻求更好的出路提供条件和环境;二是坚持“为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服务。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教育不但满足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10］
(三)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研究
农村教育功能探讨的是“农村教育干什么”的问题。对农村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农村教育本质问题的正确理解。由于研究者们在农村教育本质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而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理解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有研究者根据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差异，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三类［11］: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2)还有研究者根据农村教育对社会子系统和乡村社会本身的作用，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这种特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2］:一是具有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农村教育并不总是被动地去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能用人类积累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生活。这种主动、积极的影响表现在育人、科研、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起到导向或引领作用。其中，培养和造就不同规格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这种引领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二是农村教育具有开发农村“本土知识”的作用。农村中“本土知识”是其固有的自然知识、长期积淀与传承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生存知识，也是农民的精神空气和物质给养，更是促进农村社会内在发展之“根”的力量。三是农村教育具有改进农村风貌的渗透性作用。这种渗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乡风民俗方面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因为良好的农村教育不仅是形成文明乡风的根本途径，也使得广大农村儿童能够顺利地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同时，良好的农村教育对于协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利益、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整合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农村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如何才能使农村教育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述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两种观点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的。前一种观点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后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事实上，农村教育应该同时兼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认识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时，应该将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教育也会出现负向功能。譬如，如果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不相匹配，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解体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研究农村教育功能时，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农村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
(四)关于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研究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教育非常注重人格教育，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并且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美德。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强调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使他们更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进而体认人生的道理与文化规范的价值。［13］(P10)依此观点，人文主义是乡土教育的价值基础，其所倡导的“尊重人性、关注人格健全”的理念正是农村教育培养“人们了解与认知其所生活环境的人、事、物，从而对生活的环境产生认同感，进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自尊自爱与社会意识，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乡土情和世界观的国民”目标的体现。［14］认知发展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是农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认知发展论强调，学习是在心灵与经验交互作用中重组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在具体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为发展知识，必须提供给儿童具体的经验。该理论强调，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周围的人、事、物交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知识。因此，教师如果教给学生与其生活或经验无关的知识，对儿童而言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实际。皮亚杰也认为，人的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体在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历程。［15］(P38)因此，儿童智能的发展，并非只是在知识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智能行为上品质的改变。在皮亚杰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广泛研究了知觉问题，认为认知发展按照动作式、图式和符号式三个阶段持续前进，各个阶段分别代表一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一个人首先是依据动作学习，然后依靠图式学习，最后依靠符号。据此，教学如果按照从直接经验、图式经验到符号经验的顺序展开，就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台湾学者陈玉玲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获得是藉由图式的同化和调适的过程。具有适当差异的经验能够被调适，但是如果新经验与当前的理解水平差异太大，则不会获得新的理解，所以要先实施乡土教育，再教导其它国家或世界性的知识，因为乡土教育的知识与我们原有的知识差异较小，有助于图式的同化和调适过程。可见，农村教育所主张的儿童学习乡土进而产生乡土认同的观念，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建构乡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理念，正合乎认知发展理论。［16］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论强调，要尊重差异，维持多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社会每一层面的权利，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独特的个体。多元文化教育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少数民族要求教育平等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所属社会群体等的差别，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7］而农村教育正是尊重文化多元的价值性，提供不同文化观点、经验和贡献的教育。它将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及其文化视为积极的、真实的、动态的;它的教材取自社区，用学生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概念，以达成多元文化的理念。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学基础。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关于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这使得农村教育发展始终处于突出农村元素还是突出城市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部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8］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走向“文化自觉”之旅，不仅要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差异，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而且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乡之间形成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本文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五)关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该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但也应看到，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种“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19］
二、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农村教育研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尽管学者们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一)研究内容:求“真”还是求“用”?
教育研究主要是应用研究，即便是理论，也主要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教育理论多是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是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应用。据此，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真”，外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用”，意指农村教育理论要从中国农村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农村教育理论。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经验性与思辨性上，而思辨性表现尤甚。经验研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思辨也仅是现有结论的演绎，以逻辑的推论和演绎来认识、界定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教育实践，而不是基于教育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结果把自身局限在原有的认识与思维框架之中，既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又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预测与批判。而辩证的思辨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证知识为前提和依据进行的高层次的概括与提炼。农村教育理论与其它理性认识的成果一样，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们仅是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仅仅满足了内在逻辑，而要满足外在逻辑还必须通过对现象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取样个案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样的理论才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20］事实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不存在彼此的隔离，相反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密切关系，实证方法的运用离不开理论思辨，理论思辨的展开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并准确把握教育实践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者要明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内在关系，构建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农村的问题和现实，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实现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恰好决定了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理论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0)07/08-0021-03
1993年发表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之一。“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当然包括中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当前,如何更好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以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
如何正确对待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自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积累了丰富经验。当然,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以学前教育为例。我国的学前教育自创建以来,一直受外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学前教育工作者首先借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移植了东邻日本的学前教育建制、模式及观念。杜威来华讲学后,学前教育工作者又开始学习欧美的学前教育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全面学习前苏联的学前教育理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具有浓厚苏联色彩的学前教育思想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面临重重困难,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当时只有前苏联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当时以前苏联为师是必然的选择。前苏联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学前教育理论主要源自凯洛夫、乌申斯基、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维果茨基等人的学说,这些学说对当时我国学前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学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幼儿园及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教材建设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我们形成的一些有关学前教育的基本观点,如强调教育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强调系统知识对儿童智能发展的影响,主张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学前教育,采用分科教育模式,重视集体教育等,直到现在依然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学前教育实践。
改革开放后,对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反思和超越,对国外教育理论的引进、吸收和改造等,推动着我国学前教育思想体系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前教育工作者一方面重新审视传统的幼教理论,另一方面又不断引进与吸收国外的先进教育思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大量先进的儿童心理学理论、教育学理论不断涌现并被我国学前教育工作者引进,从而对我国学前教育思想体系的构建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等,都对我国学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纵观我国学前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对西方先进理论的引进、吸收和改造一直是我们作出的一项重要努力。我们的先辈曾为此付出过种种努力。例如,在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中国之时,陶行知、陈鹤琴等人试图在杜威学说的基础上构建有我们自己民族特色的学前教育理论,并积极开展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学前教育实践。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强调重视西方的先进教育思想,吸收外来理论的精髓,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学前教育思想体系。应该说,无论是构建学前教育思想体系,还是开展学前教育实践,重视吸收西方学前教育的理论精髓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学前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二
事实上,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交流并不深入,我们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也不够深入。凭着以往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经验,我们秉承着“洋为中用”的信条,“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1〕然而,如何“批判地吸收”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即使是目前我们处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好像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学习与引入国外先进理论越来越便利了,但是如何鉴别、吸收和批判依然是我们在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
表面上看,我国的学前教育界一直热热闹闹,各种西方先进教育理论不断被引进。今天学蒙台梭利教育法,一大批蒙台梭利实验幼儿园应运而生;明天学瑞吉欧,主题网络式课程遍及大江南北……然而,近年来我们在引入西方先进教育理论时大多只学表面形式,而非内容精髓。在长时间与国外先进教育思想隔绝之后,突然接触到如潮水般涌来的各种教育理论,我们难免会有眼花缭乱之感。在没办法全面消化吸收的情况下,在对待各种教育理论时,许多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开始强调理论的实际效用,对似乎没有实际效用的理论则加以排斥或批判。例如,在引进蒙台梭利教育法时,大多只强调引进和开发蒙台梭利教具,通过举办一两次培训班来教会教师如何使用蒙台梭利教具,随后就大面积开展所谓的蒙台梭利教育实践,却对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实质不求甚解。可以说,我们在“洋为中用”上陷入了片面追求功利目的、只学表面形式的误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缺乏真正了解世界的内在动机,对世界文化难以作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另一方面是我们深受功利主义思想影响,根据自己的一时价值取向随意“剪裁”国外教育理论,对外来理论只作形式借鉴而非本质学习。事实上,这不仅无助于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反而让自己对外来文化的曲解误读暴露无遗。
任何一种先进的儿童教育理论都根植于自己的文化土壤。即使是再时新的教育理论,如果仔细考察,也能找到它承继的源头。片面强调理论的实际效用,是对理论本身的误读。真正的教育理论不只是一份实践操作指南,更是一份精神引领。理论要体现现实与时代的需要,但并不意味着要围绕时下的问题打转。理论应该站得更高,要站在现实问题之上,有利于人们思考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更有利于人们把握现实问题的脉络。正如刘铁芳所说,“理论研究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同时还应保持适当的距离,有距离才可能有宽广的视界,才可能既入于实际又出于实际,既能深入其中又可超越其上……真正的理论植根于实际又高于实际,既有鲜明的现实性与时代性,又有对现实与时代的超越性和理想性”。〔2〕面对根植于西方文明的各种教育理论,如果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把它简化为具体的操作模式,那么此理论已经不是原来的理论了。何况,不是所有理论都可以被直接转化为实践操作模式的,有些理论本身只是一种教育精神。比如对儿童的理解、对教育的理解、对集体教学的理解等就属于观念、思想层面的理论,不可能被具化成标准化的操作模式。
因此,对待理论,特别是对待一些根植于西方文化土壤的幼教理论,研究者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对理论的接受能力,以便在将国外先进理论应用于我国学前教育实践时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理论的原有精髓。
三
在当今我国学前教育的变革与发展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引入各种国外理论的同时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科学与人文、东方与西方、借鉴与创新之间寻找构建中国当代学前教育思想体系的立足点。我们尤其不要疲于应付各种现实问题,而忽视了对理论本身的深入理解。
本着这样的态度,笔者认为,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不是简单地去排斥或接受某种西方的先进教育理论,而是需要补上最重要的一课,即循着西方近现代儿童教育理论的发展轨迹,找到我们文化中应有的对待儿童的基本立场。
在西方,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是以“人的发现”为前提,以“儿童的发现”为开端的。从卢梭1762年发表《爱弥儿》开始,200多年来,儿童被当作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个体被充分认识,儿童教育思想逐渐成为现代教育思想的内核。循着这一理论发展轨迹,我们在学前教育变革与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思我们对待儿童的立场和态度。
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是将儿童当作成人或“小大人”来对待的,认为儿童是为未来、为成人生活的。很多时候,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儿童被鼓励像成人一样做事,像成人一样说话。“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逼迫着儿童迅速成长。儿童仓促地走进了成人社会,在儿童的能力与成人的愿望发生冲突的时候,充斥着灌输、劝导、威胁和训斥的“物化教育”随之而来。可见,在我国学前教育变革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中确立正确的童年观念,进而接受儿童中心论的思想。“儿童中心论的立场,是儿童教育思想现代化过程中的主线和基本立场,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接受这一立场,中国儿童教育理论研究就无法与人类的儿童教育思想宝库相对接,就无法从这一宝库中获得珍贵的思想资源进行教育的现代化建设。”〔3〕这是我们幼教工作者共同面临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这个立场一天不确立,我们在对待国外先进教育理论时就很难持有正确的态度。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培育引入国外先进教育理论的肥沃土壤。一方面,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既要自觉扩展自己的理论视野,向相邻学科乃至全部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习,同时也需要致力于提高实践工作者的理论素养,提高他们积极接纳、吸收先进理论的意识和能力,使他们免于成为被动的行为模式的模仿者,而是在提高理论素养的过程中能主动、积极地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建立起学前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在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继承与创新,形成属于学前教育学科的理论话语体系,以便在我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大声地发出我们的声音。
虽然我们一直致力于在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尝试建立体现时代精神、民族特色、现代科学水平、与世界同步的当代中国学前教育思想体系,但是当前我们依然需要重新审视已有的认识成果,继续处理好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文化继承和文化创新间的关系,从而使我国的学前教育思想体系构建从主要依靠模仿和引进走向扎根于本土化实践的生成与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1〕.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984.
〔2〕刘铁芳.守望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3.
〔3〕庞丽娟.中国教育改革三十年:学前教育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8.
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and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Hou Limin
所谓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框架下的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问题。因此，要探讨社会变革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必须弄清以下两对关系：一是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二是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
从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高等教育发展总是与社会变革(包括社会危机，变革与危机常常是相关联的，危机中常常预示着变革，而变革往往也是充满着风险甚至危机)密切相关，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是从“适应论”的角度来看，一种社会变革往往会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新需求，它要求高等教育发展适应这种变革；二是从“引领论”的角度来说，今天高等教育发展愈来愈具有对社会变革的引领功能，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促使社会变革，这种“促使”，不仅指高等教育发展可能引起社会变革，更是要主动、自觉地引领社会变革。尤其是当高等教育走向“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日益彰显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对社会变革的这种“引领”功能正愈加显著。
对于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般意义来认识，即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源泉，理论引导实践的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引导作用并不一样。比如，在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相对贫乏的时代，如欧洲中世纪大学早期，大学的发展实践基本是自发的，很难谈得上有明确的发展理论的指导。所以，人们常常认为早期的中世纪大学的创建和发展是“实践在先、理论在后”。真正的“理论在先、实践在后”则是在19世纪以后，尤其是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从一开始便有了明确的办学思想或理念。进入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现代高等教育逐渐进入“社会的中心”，高等院校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高等教育发展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得愈来愈重要，而且高等教育无论是自身的运作，还是服务的对象，都日益复杂和多样，这就使得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先导作用愈加彰显。一个国家和地区有没有正确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至关重要。同样，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有没有正确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直接关系到这个高等教育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这也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重视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重要缘由。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实际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一次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大讨论，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级官员季米特里・别里泽所言：“这次会议也将因此成为‘地球村’新大学的‘思想实验室’”。事实证明，这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给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影响，从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对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可见一斑，尽管这种影响未必都是积极的，甚至也出现过由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误读而导致某些实践的误区。
正是以上两种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变革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即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通过引领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以适应社会变革甚或引领社会变革；而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丰富和创新。
上个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较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如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本一戴维的“学术中心论”，阿什比的“遗传环境论”，克拉克・克尔的“高等教育论”及天野郁夫的“高等教育制度类型论”等理论，也都是因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起的高等教育大变革、大发展而产生的。如二战后世界各国都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社会变革既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要求和机遇，又使高等教育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和危机。比如，这一时期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迅猛，集中表现在规模迅速扩大，数量增长显著，同时又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大学的所有方面如管理、经营、财经、课程、教师录用及培养、学生选拔、科研资助、师生关系等都充满着矛盾，都等待教育来一个质的变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特罗论述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普遍趋势和规律，阐明了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并指出了高等教育阶段转移时必然出现的矛盾及必须解决的问题；本一戴维告诉人们世界学术中心是不断变化的，伴随着这种学术中心的转移，是各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变化，大学教育实际上引导着这一转移，学术中心国家的大学模式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大学模式；阿什比则用比较生态学的方法通过研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提出了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从大学发展动力的角度阐述了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以及科技革命与大学教育变革的关系；克尔则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各种大学观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提出了面对社会变革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天野郁夫提出了高等教育的阶级结构、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三种结构论”、日本高等教育的“二元二质结构”、“高等教育制度类型论”。
值得注意的是，重大的社会变革常常意味着认识论及方法论的大发展、大突破，这种大发展、大突破往往具有普适意义，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如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如何确立适宜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时期发展提供理论引领?近年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包容性增长作为新的发展观，无疑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中国发展可以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引。
二、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
面对新时期的社会变革和转型，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亟需创新。
1.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创新应当重视引领社会变革，从“高等教育适应论”视角，到“高等教育引领论”视角
如果说以往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更多的是回应社会变革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需求，呈现出明显的“适应性”特征，那么，在新时期，随着高等教育日益进入“社会的中心”和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作用日益彰显，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应充分发挥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引导作用，并通过这一引导作用进而对社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引领功能。
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是一个历史范畴，正如克尔所认为的“高等教育的漫长的历史，包括一个从少数职能到很多职能的延续几个世纪的运动，最初缓缓地增加，但是比较新近，迅速地增加”。今天的高等学校，除了人才培养、发展科学和直
接为社会服务三大社会职能外，还应承担起促进甚至一定意义上引领社会变革的社会职能。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高等学校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四个必须”，其中包括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所谓“文化创新”，实际上提出了高等学校促进和引领文化变革与发展这一重要问题，应当说这是对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的新认识和新发展。引领社会变革的高等教育，迫切需要能够正确引导高等教育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也是通过引导高等教育发展，进而引领社会变革。其典型案例是印度的“人才外储”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正是在这一发展理论的引导下，印度实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尤其是加强信息产业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从而有效引领了印度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怎样使高校培养的大学毕业生不仅成为现有工作岗位的“求职者”，而且要使他们成为未来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这就有赖于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适应与创新的统一。在我国，从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是一种“求职者”的教育，到今天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不仅是“求职者”的教育，更是“创业者”的教育。高等教育的这一重要转变实际上表征着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正从单纯的“高等教育适应论”视角向“高等教育引领论”视角转变的趋势。
2.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创新应当避免理论的“依附”，从发展理论的借鉴与移植，到“高等教育化”的改造与创新
历史上曾有过三种不同的教育理论建构模式，即“经验一理论”模式、“心理理论一教育理论”模式以及“相关学科理论一教育理论”模式，显然，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应属于第三种模式，即通过对相关学科有关理论(主要是发展理论)的“借鉴”或“移植”而形成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但“借鉴”或“移植”容易形成“依附”，一旦形成“依附”，则是理论发展的误区。如何避免这一误区，“高等教育化”的改造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发展理论，它所确立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概念或术语等，是否仍适用于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比如，不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或世界体系理论，它们所确立的分析框架诸如“传统-现代”、“中心-边陲”、“中心-半边陲-边陲”等，以及诸如“先发内生型”、“后发外生型”等概念或术语，是否能合理地被运用于对高等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着重从研究对象和内容与理论分析框架的关系角度来考察，由于研究对象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和术语，这就需要考察运用发展理论所研究的社会发展问题与运用发展理论所研究的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不尽相同，因而有必要从时间和国(地)别这两个维度及其相关联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众所周知，教育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而人类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进程，是由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内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当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总体上说是呈现一种正向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教育发展对社会发展是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社会发展反过来也推动着教育的发展，这也是从教育学原理的角度可以获得的一种认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发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和水平，教育也必然就处在同样或类似的发展状态和水平呢?我们似乎还很难简单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而必须依据具体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就需要一种比较教育学(发展教育)的视角。比如，对于早期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其教育却可能是后发内生型的，甚至是先发内生型的。德国通常被认为是后发外生型国家，但其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先发内生型的。另有研究数据表明教育规模扩大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多大联系。这一从比较教育学(发展教育)角度获得的结论或认识与从教育学原理角度得出的认识似乎并不一致。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普遍与特殊、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即教育学原理角度的“深度”更多的是揭示教育发展的普遍性，而比较教育学角度的“宽度”则时常反映的是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而特殊性可以是普遍性的个案，通常包括个案归纳出来的普遍性和普遍性演绎出来的个案；也可以是普遍性的例外，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又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地方。普遍性通常反映的是教育发展的本质，而作为普遍性例外的特殊性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这种特殊性可能是教育发展的一种现象，深究其本质，与普遍性所反映的教育发展的本质并无二致；二是这种特殊性也可能反映的就是教育发展的本质。不论是何种情形，我们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正是在教育的发展研究中把教育学原理角度与比较教育学角度相联系、相结合的关键所在，也应是发展理论的“高等教育化”改造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在探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应当关注从单一的线性关系到多维的非线性关系，力求避免发展理论的传统分析框架或术语的运用“简单化倾向”。高等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它不同于自然事物之组合那样单纯、机械，可以用化学分析去解释，揭示它的因素构成，社会现象中的事物，其促成它的因素都不是单一的，不是线性因果的联系”，而是多种历史力量交互作用的合力的结果。而以往的发展理论如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依附理论的“边缘一中心”的分析框架，以及“后发外生型”、“先发内生型”概念术语的使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简单化倾向。诺亚和埃克斯坦对世界体系理论及其分析框架进行过抨击，认为世界体系分析这种方法源于依附理论，它是“新的简单化”(newsimplicitude)。所以，探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时运用何种发展理论或如何运用某种发展理论，以及综合运用发展理论的问题，这本身就有一个选择、修正和扬弃的问题，而这里的“选择”、“修正”和“扬弃”，实际上就是一个“高等教育化”的创新过程。
3.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创新应当倡导理论发展的多样性，从寻求普适性的发展理论，到主张发展理论的特殊性和多元发展理论的兼容
任何一种发展理论运用于探讨发展问题，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和不足的地方，没有哪种发展理论是十全十美的，而且它还受到具体国家的国情的制约。比如海霍就认为，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也是如此，每当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出现以后，都经历了不断反思、修正和遭受质疑的过程，这里既包括来自于理论创立者本人的反思、修正，也有其他人的质疑。如特罗在1978年的文章《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美国模式与欧洲现实》中，反复强调国家间的差异，尤其是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的不同。不仅如此，在后来论及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的时候，他又强调，大众化理论反映的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般问题，它“并不打
算描述和解释具体社会在特定阶段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因为每个国家的发展必然“反映着这一社会独特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特性”。在这篇文章中，特罗进一步阐述了其“阶段论”十一个方面的“量变”与“质变”的不平衡性，修正了早先关于量变和质变的划一性的观点。1998年5月31日，特罗教授参加了日本广岛召开的“日本高等教育研究学会学术研讨会”，在其提交的论文《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中，对自己早先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中的“普及教育”的内涵作了新的解说，他认为大众高等教育与普及高等教育的区别不再是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各种各样的学校学习，今后普及高等教育不在于注册人数，而在于参与和分享，即与社会大部分人，几乎包括在家里或在工作单位的全体成年人，密切相连的“继续教育”；法格林兰和沙哈在《教育与国家发展――个比较的观点》一书中认为二战后的教育发展经历了“天真时期(ageofinnocence)”和“怀疑主义时代”，也经历了人力资本理论、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三个理论范式，每个理论范式都是试图在对先前理论范式的反思过程中进行修正；天野郁夫针对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提出了“高等教育制度类型论”，在他看来，一国高等教育能够顺利发展，是否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阶段，关键取决于该国高等教育创办时期形成的“原型结构”，由于原型不同，各国规模发展具有不同的道路。美国有美国的道路，欧洲有欧洲的道路，因此，要说明以前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进一步要预测今后的方向时，需要提出“制度类型论”，即“相应其类型的不同，设定阶段转移的多重道路”。应当说，这些反思、修正或质疑，除了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本身的不完善外，实际上也有人们对发展理论的普适期待使然的因素。
劳丹认为，理论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一组比较特殊的学说，可用特殊的实验进行检验，可用来做实验方面的预测并解释自然现象；另一种是由比较普遍、不易受检验的各种学说或假说组成的，它们涉及的不是某一理论，而是一系列理论，是理论的整个谱系。他将后一种理论称为“研究传统”。在他看来，每一门学科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如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等，这些研究传统都有共同的特征：一是都有许多特殊理论，有的是同时代的，有的是前后相继的，可以用来说明并构成这一传统；二是都有某些区别于其他研究传统的形而上学规定和方法论规定；三是都经历过许多不同的、表述往往相互矛盾的、长期的发展形式。研究传统为发展特殊理论提供了一套指导方针和合适的研究方法。根据劳丹“研究传统”的概念，白玫博士把二战后出现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划分为五个研究传统：注重高等教育发展内在逻辑的进化论范型、注重高等教育功能的结构功能范型、注重量与质互动的结构历史范型、注重冲突的依附论范型、注重高等教育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范型。而这些研究传统时常冲突和对立，在发展过程中也此消彼长，比如，“进化论范型对于大学内在逻辑的坚决捍卫和结构功能论对于摧毁大学传统的决心之间始终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也使得寻求发展理论的普适性变得并不容易，而基于发展理论的特殊性所主张的多元发展理论的兼容似乎更加符合实际。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家的目的不在于发现绝对的确定性，而在于发现越来越好的理论”。
4.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创新应当不断拓展自身的问题域，从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理性，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理性的追寻
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发展是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问题不仅构成了科学发现的起点，而且还构成了科学发展运行的轨迹。二战以后，由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问题，这时人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而教育不过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已。所以发展教育理论更多的是从工具意义上关注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及其在这一关系框架下的教育发展问题。后来一些发展理论也开始关注人的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英克尔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与任何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与行为上都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现代的人格，现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与文化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具有人格的现代性，这个社会才能成为现代社会。但是，不可否认，人的现代化在英克尔斯的理论中仍然处于为社会现代化服务的“工具性”地位，而不是现代化的目的，即其理论逻辑是“人的现代化――机械现代化――国家(社会)现代化模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发展理论从社会发展观开始向人的发展观的转变，“人的发展”也逐渐成为整个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问题域。如1985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一次国际圆桌会议上，各国代表指出，忽视人的发展的状况日趋严重。会议声明提醒人们，“人的发展”正处在危机之中，应当使各国和全世界都意识到这种危机，意识到忽视“人的发展”的代价和危险，意识到在“人的发展”方面还有采取行动的机会，并呼吁各国学者要从各个方面对“人的发展”进行研究。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的教育主体性才得以确立，在新发展教育理论看来，教育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它是为人本身服务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求2-；教育不仅仅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发展的核心。同时，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教育在社会文化的再生产、社会流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保护等等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时，教育系统的发展才真正被人们所认识。因此，“人的发展”和教育的系统发展成为发展教育理论的重要问题域。
如同其他发展理论一样，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一开始也是以工具意义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问题域，同样也存在忽略人的发展的问题。及至今天，一些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仍不是从人的角度而更多是从经济、政治等角度来探讨。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解读往往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理论上的偏颇或误读必然带来实践上的偏差。比如，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指导理论。但不能不注意到，特罗的理论经常被误读，如把数量规模增长(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表征。这一理论误读的结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误区，如在许多地方，高等教育的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成为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甚至唯一指标，使高等教育发展脱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可能也就远离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价值。出现以上问题，究其原因，与发展理论的价值预设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在发展理论看来，发展一定是“良性”的，而所谓的“良性”，实际上表明了一种价值预设。正是在这一价值预设下，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意义，而疏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追问，即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发展才是良性的?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发展?
当今社会变革使得高等教育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高等教育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一样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它不能保证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缺少它持续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高等教育无可争议地成为教育发展的重点。”作为引导高等教育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应当不断地拓展“问题域”，不仅要关注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而且更要关注高等教育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并将两个关系密切联系起来。近几年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对大学素质教育、高等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科技教育人文化，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良性与发展的代价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表明人们已开始重视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中人的发展问题，重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的重新思考，由此也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问题域正从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理性，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理性的追寻的一种时代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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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音乐教育主要是学校以外的文艺单位团体或个人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音乐教育活动，是国家整个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的滥觞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的私学里对于“六艺”中的“乐”的教学，在经历了2000多年缓慢的发展，终于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它的兴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国民文化程度标志之一的音乐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的进展，社会音乐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其覆盖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家庭的重视。对社会音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拟对1990年以来关于社会音乐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做综合的归纳与分析，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只求从中看出对社会音乐教育的渐进认识和研究渐渐深入的理论历程，有利于今后的研究。
一、社会音乐教育宏观性的理论研究———专论部分
孙继南的《社会音乐教育———中国音乐教育40年之三》［2］是对建国40年来中国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个综述，对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学习意义。文章从介绍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角度论述了建国40年来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与见解。作者把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分为两大类:由政府有关部门主办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和由学校、社会团体主办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分别论述了这些教育机构的发展现状和它们对于活跃社会音乐生活，提高人们群众音乐文化素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为培养专门音乐人才铺垫基础等方面产生的十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作者对于这两类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发展和作用是持十分肯定和积极态度的。而对于他在文末提及的空前兴盛的个体性家庭私人教学，一方面肯定了此类教学在培养音乐幼苗和向专业音乐院校输送人才方面的不容低估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其是一种很值得提倡和推广的社会音乐教学方式;一方面又认为此类教学因目前尚无一定的审核批准条件和规范要求，在教学质量方面尚存有一定问题。最后作者认为1989年末中国音协决定成立全国业余乐器考级演奏委员会，以逐步试行定期考级制的战略性措施，对今后社会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无疑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当下社会音乐教育的现状来看，作者近20年前的看法和见解是很有见地和前瞻性的。舒泽池的《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3］敏锐地捕捉到了世纪之交将带给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契机。作者首先概括了20世纪后20年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特点:蓬勃中有混乱，追求中有迷茫，基本上是作为专业音乐教育的附庸和学校音乐教育的补充，缺乏理论的思索和独立的品格。而后用主要的篇幅论述社会音乐教育将以怎样的发展态势来达到21世纪对人的发展的新要求:将音乐与人的素质的成长紧密的、有意识的结合。众所周知，20世纪后20年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正是忽视了对于人的素质方面的培养，更多的是对功利性的追求，例如考级带给学生升学的加分等等。作者针对当今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创新能力的素质要求，重新做出了社会音乐教育是作为素质教育的音系教育的定位，并提出当下社会音乐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和增进人的音乐感知能力。文章的研究宗旨和意义对上述孙继南一文有一定的承接性，一定程度上为进入21世纪的社会音乐教育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目标，提供了理论上比较可行性的方法和途径。陈雅先的《社会音乐教育实践的着眼点》［4］一文阐述的观点与舒文相比较，可以说也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作者也认识到社会音乐教育应该是一种注重人的全面音乐综合素养发展的实践尝试，使受教育者获得较高的人文修养，在本质上应该是对“教育本体功能”，也就是对人的关注的回归，并采取了实践作为着眼点来进行阐述。作者首先分析评价了目前的社会音乐教育实际情况及总体效果:目标正确，方法有误。作者认为导致“方法有误”这种局面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二是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从而得出结论:观念的转变，是社会音乐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实践上的可行性措施:社会音乐教育教学应从培养目标的具体把握和教学内容的选择入手，将专业音乐教学的课程结构加以改造和扩展……作者认为，唯有这样:转变观念，理论结合实践，循序渐进，才能培养出面向全社会在人文本质上真正超越前人的人。这种人不但能适应未来社会，还能改造、丰富、发展社会。当社会音乐教育能培养出这样迥然区别于前人的“新人”时，那么新世纪的社会音乐教育则步入了恢宏的理想境界，履行着自身的崇高使命。因为文章以“实践”为着眼点，所以更凸显了它的实用价值，对之后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操作无疑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意义。关于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专门性论述还有:如曹理的《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与创造意识培养》着重论述了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对孩子的音乐学习要注意创造意识的培养，而创造意识培养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良好的环境。陈明大的《对社会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5］从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宏观视角出发，对社会音乐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社会音乐教育者的素质要求进行了讨论。李家回的《我对社会音乐教育的认识》［6］从教与学的双向选择、教学方式的随意性、社会音乐教育是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遍学校音乐教育的有益补充，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音乐教育的特点。王亚军、董晓光的《关于社会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7］具体论及对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一些要求:如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良好的示范是乐器教学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明确地告诫学习器乐或声乐的学生们音乐素养的学习要尽量和器乐或声乐的学习同步以及学费的问题等。这些文章选取的视角虽然相对都比较窄，但也是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
二、社会音乐教育宏观性的理论研究———兼论部分
樊祖荫在《李凌的国民音乐教育观》［8］一文中介绍了:1.李凌对国民音乐教育所包含内容的概括:国民音乐教育，包括大、中、小、幼及城市、乡村，工人、农民及街道的音乐教育，即除了专业音乐教育之外的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及师范音乐教育。2.李凌专论《音乐教育需要立法》中，就国民音乐教育的方针、任务、政策、体制、内容、规格及教材、教法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的详尽的阐述，并从培养目标，从教学的规模、规格、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等方面论证了国民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的共性和区别。文章最后总结:李凌同志的音乐教育思想，尤其是国民音乐教育理论，无疑会对我国音乐事业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齐易、史丽欣的《跨入21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9］在它的第一部分:对20世纪末音乐教育的回顾中论及了社会音乐教育方兴未艾的成就和社会音乐教育呈现的无序状态，在对学生的培养上重技轻艺上所面临的问题。在它的第二部分: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中，论及了社会音乐教育在21世纪的发展中对于管理混乱的问题，各管理部门应加强相互协调;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对私人授课教师进行制度化的考核，私人授课教师也要凭证施教;对于音乐考级的问题，作者认为我国的文化部门应该按照国家文化部已于2002年5月17日起正式颁布和实施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的规定，认真负责地管理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等。朱则平在他的《建立中国普通音乐教育体系之我见》［10］中论及到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音乐教育。作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充分挖掘潜力，投入更多的力量到社会音乐教育中，音乐院校、音乐团体、群艺馆、文化馆、图书馆以及戏曲曲艺团体都应设立社会音乐教育机构，长培、短训、义演相结合，发挥青少年宫的重要作用;凡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设立艺术教育中心，师资来源于社会各方面等。冯效刚的《试论专业音乐教育与其他类音乐教育协同发展》［11］在论及社会音乐教育的部分认为:社会音乐教育面向的对象是当今社会的主体，放弃了社会音乐教育，就失去了音乐活动的主要对象;专业音乐教育和学校音乐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主动关心社会音乐教育，并建设一支强大的社会音乐教育队伍;只有学校、师范、社会音乐教育都兴旺发达起来，专业音乐教育才会有基础，才会有氛围，才能有广大的同盟军。尹红红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与社会形成合力》［12］论述的观点与冯文可谓异曲同工。作者认为，社会音乐教育应与学校音乐教育形成合力。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有效的、规范化的社会音乐教育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灵活多样的实施方式，如广大媒体、各种社会公共设施、机构和社区与家庭等对社会音乐教育发挥的积极作用对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进力。刘新丛的《音乐教育的社会新需求》［13］一文，分析了新时代对社会音乐教育综合需求的5个方面:1.与音乐教育相关联的传媒日益增多，专业采、编、播人才的总量需求较大;2.各级各类学校的合唱团、军乐团、管弦乐团相继建立，对音乐教育人才产生了新的需求;3.企业、社区的群众性音乐表演活动日趋活跃，需要包括指挥、演唱、演奏不同特长的专业音乐人才;4.演出中介组织增多，对外音乐交流活动频繁，需要综合音乐素质较高的人才;5．具有音乐含量或功能的商业行业和经营行为增量较大，电子通讯、信息、旅游、出版、广告、服装演示等行业都有大量音乐策划、制作的人才需求。王萍的《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的音乐教育》［14］一文，从定义、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活动的参与者身份、教育管理的角度、从工作成绩的性质等多方面对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社会的音乐教育寓教育与活动之中，并不向活动参与者提出在活动以外的“某种外加的遥远的目的”。作者还认为，在我国，当这两种音乐教育并存于普通大学里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混淆，尽管混淆的程度不同，但可能会带来管理层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干扰的后果。上述列举的文章虽然都是在全文中兼及论述到社会音乐教育，所占篇幅也不多，但是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了一些实践性、实用性较强的看法和见解，无疑也是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样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作为人才孵化器的高等学校，不仅应加强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的传授，也要重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既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课堂。要准确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结合点，积极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融会贯通，促进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
一、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大意义
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指通过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培养，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人文修养，进而深化和固化人文精神，从根本上提升大学生全面人文素质的系统教育活动。[1]（P3）在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迈向“大众化”，正昂首阔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今天，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十报告明确把“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对教育工作的新要求。就高等教育来说，落实“立德树人”，最根本的是坚持一切从培养创新人才出发，把科学精神、思想品德、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着力增强大学生服务祖国和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大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在提升大学生专业素质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帮助他们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人生“总开关”问题，并不断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唯有如此，培养的人才才能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竞争的要求。为此，高校必须顺应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树立人文素质教育理念，用人文精神来引导科学教育，使高等教育回归其本质，从而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充分履行高校的社会职能并不断提升其竞争力和影响力。
2.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人的才能和社会关系多方面的、充分的、和谐的、自由的发展。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曾多次指出，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P530）。必须实现教育现代化，才能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文素质教育之所以能够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主要是由其功效决定的。第一，人文素质教育能强化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强化。第二，人文素质教育能唤起大学生的生命价值感。拥有较强的生命价值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第三，人文素质教育为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生成人的要素、明辨慎思的前提和切问笃行的基础。
3.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现实选择。《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教学实效性仍然不强，亟待提高。究其原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相脱节、不协调是一个重要因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注重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功能的基础上，需相应地突出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良性互动，满足国家、社会和大学生个人的三重需要。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充分挖掘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想文化资源，不仅有利于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视野和内涵，而且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和途径的更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促进人文素质教育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交融，已成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选择。
二、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在联系
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人文素质教育的价值导向，是人文素质教育实施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人文素质教育既相互区别，又内在统一，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即帮助受教育者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着眼于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大学生人文学科的教育、文化教育和人类意识教育，使其掌握有关人文社会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形成完善的人格，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使之成为具有较高人文素质和高尚人格的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坚持科学性和方向性的统一，以马克主义为指导，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因此，从培养目标来看，两者都是要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全面实现提供人才保障。
2.内容上具有融合性。就学科分类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属于人文素质教育课，其教学内容虽然不能涵盖所有人文科学教育，但却是人文素质教育内容中的精华和主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然也应该是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精华。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还大量涉及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等多方面的理论知识，是融历史和现实、当代与未来、思想教育和人文教育于一体的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最重要载体。丰富的人文科学素材，是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础。当前，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的重要作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融入到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中，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深度融合。
3.方法上具有互借性。无论是人文素质教育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都要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搞好实践教学。人文素质绝不是坐在象牙塔中饱读诗书所能成就，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经世致用，学习的目的是造福社会。唯有让大学生走出校门投身社会实践，让各种人文知识积淀接受社会现实的经验和磨砺，才能内化到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促进其人文素质外化为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进”目标，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三贴近”原则。引导大学生积极面对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改革和生活，让大学生身临其境感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从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途径，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方法。
4.功能上具有相通性。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在于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自觉追求崇高理想，塑造完美人格；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自觉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对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经验的总结和继承以及对人的价值和精神的尊重。[3]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功能在于使大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使之成长为担当进取、自主自信、向善向上的“完整的人”，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互相贯通、互相渗透的。
三、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促进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策略
1.革新教育观念，确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融合并行的教育理念。鉴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内容上具有融合性、方法上具有互借性、功能上具有相通性，因此，必须革新教育观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牢固确立人文素质教育理念，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贯彻人文素质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是密切联系、内在统一的。思想政治素质是人文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而人文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教育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必须确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融合并行的教育理念，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同时，引领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提升。[4]
2.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文素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育教学，教师是主导。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主导作用，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文素养，这也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关键之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认识到学科教学中充满着人文因素，并能潜移默化地在教学中用这种人文精神感染和熏陶学生，既为经师，更为人师。为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广泛阅读，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史、哲、艺方面的经典原著，扩大知识面，拓展知识领域，优化知识结构；要真正将教书与育人统一于教学全过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努力成为学生的灵魂导师，积极影响学生的思想和心灵。各高校要严格实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准入制度，通过提高待遇、优先职称评聘等条件将那些既具知识魅力、又具人格魅力的教师充实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中。引入竞争机制，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挂牌选课制度，增加人文素质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评价中的比重，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从事人文素质教育的积极性与学生进行人文学习的主动性。
3.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品味，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品位，既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感染力，提升教学效果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相融合，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的必然要求。要挖掘、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蕴涵的丰富文化因素，突出其教化功能，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含量。以文化人和育人，引导大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坚定理想信念，塑造健全人格，培育高尚情操和审美情趣。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功能。为此，要积极创新教学方法，综合运用“互动式”“讨论式”“启发式”等教学方式以及“专题教学法”“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运用多种现代传媒教学手段，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5]（P219）尊重并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的主体性，使之主动、自愿地接受知识的熏陶、思想的启迪和精神的感悟，使之在充满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教育氛围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
4.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环节，在实践中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为贯彻意见精神，近年来各高校都纷纷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教学，将其作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近年来，笔者所在的海南大学就成功地探索出了“一主三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为各高校提供一些参考。“一主”，就是指以“课堂实践教学”为主，“三辅”，是指以校园实践、网络实践和社会实践教学为辅。其中，“课堂实践教学”指的是在课堂上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可采取“读书交流”“难点解析”“热点透视”“道德观察”等形式；“校园实践教学”指的是在学校范围内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主要形式有“校园实践教学大讲堂”和“理论知识竞赛”等；“网络实践教学”指的是以网络为平台构建的实践教学活动，可采取“网上阅读”“网上观影”“网上讨论”“网上答疑”等形式；“社会实践教学”指的是将学生带出校园，直接感知社会的实践教学活动，主要是以参观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并辅以“现场教学”“红歌演唱”“入户调查”“班级汇报”等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通过实施“一主三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我们发现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满意度明显提升，教学效果明显变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对当今社会的现状有了一个理性的认识，了解了国情、社情、民情，吸取了时代精神的养料，批判更新了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马明华，涂争鸣.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论[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李芳.人文素质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D].武汉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5.
长期以来，教育“外铄论”与“内发论”的争论延绵不断。新形势下，随着后现念对人性的张扬，一系列蕴含着“生成”理念的教育问题，如课程与教学生成、知识发生、态度养成、价值观形成等，伴随改革再次受到关注。社会变迁和教育改革的现实，呼唤着对于“生成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一、生成教育的缘起：背景与意义
生成教育的提出，基于现代教育的局限与困境。众所周知，随着人类社会、人类生活朝着制度化和科层化的方向发展，现代教育因其现实功利性而陷入现实性与理想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等诸多矛盾之中，这使得教育本身日益发生异化，而愈来愈成为生活于其中的作为主体的人的不可承受之重。这一点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多时候，学校教育忽视人特别是受教育者作为人的存在，教育内容远离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教育活动在既定的、划一的和认知主义的轨道上循环重复，学校生活愈益呈现出阻抑智慧、束缚个性和消蚀朴素性灵的病态，学习生活不仅不能令学习者赏心悦目、兴趣盎然乃至激情洋溢，反而越发束缚人的思想、压抑人的智慧、剥夺人的权利、限制人的自由……教育过程变成了阻碍人性张扬与成长的过程。正是这样的态势催生了生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生成教育理念对教育思想、观念、制度、行为规范、行为过程、行为方式、评价诸方面进行全新的诠释与解读，表达一种向往未来、超越自我、关怀人的当下生活的诉求。这一自觉追求和坚定信仰，赋予教育中人以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生成教育旨在通过教育的生成实现人的生成，这种追求并不在于为人生确立一个具体目标并教导人们为这个目标不断努力，而在于为人生建立一种信仰，即生命的体验是人的自我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及其结果，惟有通过主体的创造性在实践过程中淋漓尽致的发挥，方能得以实现。总之，对生成教育的研究和探索，将为我们考察和解决现代教育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一套具有发展意义的理论系统、一种具有创新取向的实践体系和一个具有方法论价值的分析框架。
在当下教育研究的话语系统中，“生成”是一个高频和热门词语。然而，对相关文献进行认真梳理、分析与概括后，我们发现言说者往往在不同层面、从不同角度使用这一概念，存在彼此交织而又互相矛盾的情况。有论者指出，目前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应用存在着泛化、浅化、偏化和窄化的现象。所谓“泛化”现象，如由于对“生成”内涵的认识含混不清，缺乏明晰的一致性看法，导致研究中概念使用的混乱和实践中认识的混乱。所谓“浅化”现象，即对生成的理论基础、内在机制、基本特征等，缺少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理论基础不实、认识浅层泛化。所谓“偏化”现象，即间接的相关研究多（如杜威、皮亚杰等），直接的“正面”研究少；实践层面的研究多，理论层面的研究少（就“正面”的直接研究而言）。所谓“窄化”现象，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研究视野和研究手段上。如内容尚存在许多研究空白点（如对生成的本质、机制的研究）；视野不够宽广，未能从与此相关的多学科的角度展开深入的探索，如混沌理论、非线性科学等；方法较为单一，已有研究大都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缺乏课堂观察、访谈调查等研究方法的运用，等等。[1]以上诸问题的存在，构成了对生成教育本质、理论基础、内在机制、基本特征以及研究内容、视野和方法，做深入系统的研究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
概而言之，生成教育的理论价值，主要表现在能够有效地推动以关系性思维、生成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为特征的新教育思维的形成，为新课程背景下教育改革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方法论指导。其实践价值，则主要在于通过树立并推广一种生成的、演化的、历史的教育观、教学观和人文发展观，促成学校从观念到行动的创新与变革，提升学校教育的理性层次、智慧水平和生命形态。
二、生成教育的含义：基本概念与核心理念
（一）生成教育的基本概念
1.预成
在教育领域内，预成即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当下身心状态和未来发展成就的假设和先定。一系列基于历史经验的人为假设和先定，造成了教育者对传统教育方法和手段的偏执乃至迷信——在预成论的教育观下，教育就是遵循预先设计的、标准化的、可重复操作的程序和步骤，使学生获得、掌握、记忆客观知识；教育者循着以往的成功经验和思想足迹，按照预设的规格、标准，通过传递历史经验的方式培养未来人才；教育的过程，也就是预设结果的实现过程。由于以机械论哲学为形而上学基础，预成论教育哲学必然地使受教育者“物化”，失去其可能性的未来，从而丧失其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一理论的前设和旨归与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日益冲突，其所持的教育目的观、过程观及人才观，应该在时代精神的框架下受到深度的检视与批判。
2.养成
养成是一种着重情境熏陶和行动体验的发展机制。养成教育延续和拓宽了教育的时空界域和主体担当——由他主设计的“预成”开始转向自主体验和自我校正的“养成”，从而使得终身教育成为可能。因此，在行动中养成，在养成中发展，成为教育中人（包括教师和学生）发展和成熟的必由之路。
然而，养成机制仍不能体现教育的全部内涵。教育的促进人与文化双重建构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的发展终须依循生成之路——在养成机制形成的经验、体验、感悟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反思、辩护与合理性证明的过程，不断形成新的意义，不断建构新的自我，不断创造新的生涯和历史。这是一种在更大程度上张扬主体性的机制，是一条通向受教育者作为、成为可持续的自我发展主体的生涯发展之路。
3.生成
生成是对“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本质主义思维和近代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否定。此种世界观把世界视为某种外在的、与人无关的、可精确计算的、本质既定的存在。人只是“这个客观世界的伟大而又渺小的旁观者”。而“现代生活世界观所蕴含的则是‘一切将成’的生成性思维。”[2]在这种世界观下，“宇宙是生成的”。“生成是宇宙最本质的特征。有了生成的能力，才有无数新事物的产生。”[3]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在哲学范畴中“生成”反映的是事物的发生、变化与消亡。在生成哲学中，它还指涉一种思维方式。在教学意义上，“生成”与“预成”相对；在心理学意义上，“生成”与“接受”相对；在教育的意义上，“生成”以“遗传”“潜能”“准备”为基础，与“成长”“发展”相应。
4.生成教育
生成教育，是以追求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及真善美的统一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主体的、对称的、和谐的关系中，通过真实的实践、交往、体验与理解的机制，让学生充满生命活力、懂得生活意义、实现文化生成的教育。作为一种观念、一种理想，生成教育是对教育理论的释义与观照；作为一种机制、一种思维方式，是对教育实践的引导与规范。生成教育中的“生成”包含两方面的意蕴：功能性教育本身的生成——具有某种特定功能取向的教育本身在一定条件下的发生和演化；教育的特定功能的现实生成——作为教育的对外影响和作用的特定的功能的发生与形成。5.教育的生成
作为一种人为的存在，教育从根本上不是天然的、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创造的。教育过程是人的现实的关系、心理、文化的建构过程，而不是某些活动的简单叠加，或某种活动的单纯重复。教育亦非简单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在于它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所凝结的意义——即文化——内化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能够在实践中实现人格的生成。因此，教育的生成，在于强调一种历史的或过程的、心理的或精神的、发生的或建构的、资源的或条件的、人为的或能动的教育意识、教育思想、教育行动、教育效应。一句话，即教育存在。
6.人的（文化）生成
人是文化的动物。马克思认为，人及其世界并无先定本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自我生成的自由活动，是一个创造性过程。[5]在经过认识论洗礼的现代哲学家们看来，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不可能预设于先，未来不可能完全预存于现在。未来的不可预知性就意味着实践过程及关系的创造性。而随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种潜在的创造性也就得以在实践中获得其现实性。我们认为，人与文化皆处于生成之中，人的生成与文化的生成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整体地说就是人的文化生成。因而，兼有人为与为人双重性质的教育亦具有生成性，生成的、过程的、实践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观点，应该成为看待教育问题的基本观点。没有教育的真实发生和现实生成，就没有人、教学与文化的一体生成。
（二）生成教育的核心理念
1.人与文化皆处于生成之中
不同于动物生命的线性成长，人的生命是创生的，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独特而新奇的，是生成的；一定社会的文化，无不随着历史的进程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变化而发展，没有绝对封闭、停滞不前的文化，除非是已经消亡了的文化。人和文化总是现实地生成着的。
2.教育具有生成性，应以生成的眼光看待教育中的人和事
教育中的个体通过教学掌握社会历史经验，在此过程中合目的的主体化、个性化、社会化，即文化；文化通过教学而内化于个体，同样合目的的个体化、个人化（或特殊化）、活化，即人化。人与文化互为手段与目的，通过教育这一中介，两者更为有效地实现着相互同化、相互建构，促进着以具有特定社会文化特质与内涵为基本表征的新人的文化生成，即学生的“生命个体总体生成”。据此我们有理由提出，生成性实乃教育自在之属性，惟有认识并把握这一属性，才能真正实现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继而实现其所应有的社会职能。
3.教育的价值在于促进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
“建构”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发展，它为人与文化的进步提供了动力。相应地，所谓的“双重”，也就不只是文化对人的建构、使人的发展得到促进，还包括人对文化进化的推动。总之，当代社会对人的特别关注，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看到，原本隐藏其中的教育活动对文化的创造性推动作用这一核心价值的实现，是以文化对具有创造性的人的建构为前提的。因此，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是教育中的一切现象的最终归宿。
三、生成教育的探索：现实与未来
生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着哲学、心理学、教育人类学、教育哲学等多学科、多方面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杜威的生活教育观等所包含或体现出来的丰富的生成思想，特别是生成教育的思想，以及发生学的方法论，一方面为生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厚的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开展对生成教育的深入系统的研究，留下甚至可以说是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和创造发挥的空间。
教育史上有着丰富的体现生成理念的典型研究。如以往关于儿童行为习惯养成的理论与实践，在国内外历来积累深厚；关于主体教育的实验研究，对学生主体性的存在结构、影响条件与基本实现方式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提出活动和交往是主体性发展的基本途径；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关于课程和教学生成理论的研究，关于学习方式变革的探索，关于教师反思性教学的研究，特别是主要在操作层面上展开的“生成”与“预成”关系问题的讨论和实践，均直接关乎改革实践的价值取向和操作策略；国内外关于合作学习、问题解决学习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交往教学论的研究和实践探索，普遍重视学习情境的生成、学生学习素养的生成及师生良好教学关系的生成。这些研究和实践，蕴含着大量的生成教育的经验和理念。
对生成教育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就是要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进一步整合提炼中外学者的相关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历史积淀，借助“生成教育”这一全新的主题概念构建研究的理论框架，尝试构建起一种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特色的新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在理论层面，应该达成对生成教育、人的文化生成等基本概念、一般问题和基本原理的深刻解读、系统表述与合理论证，建立起生成教育的基本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应该展开生成教育的探索与行动，达到学生乐学、教师乐业的“双乐境界”，即
学生：
学（会）——“素质与成绩双高”
会（学）——“成长和愉悦并进”
乐（学）——“意义跟生命同在”
教师：
敬（业）——“理解与尊重相依”
勤（业）——“责任和奉献互动”
创（业）——“继承同创新并举”
乐（业）——“分享与体验共存”
在研究内容方面，下列领域在当前是比较重要并值得深入探讨的：
生成教育的重要理论问题：生成教育的理论基础；生成教育的理论体系和重要范畴；课程与教学生成的基本理论问题；交往哲学视野下师生关系生成问题；生成教育的精神动力机制研究，等等。
生成教育的实践形态和存在形式：多元学习方式和生成性教学方式；有效课堂及生成性课堂文化建设；校园内良好人际关系的生成研究；生成性校园文化建设；个人品德与和谐人格的生成研究；生涯教育视野中教师发展的内容、途径和取向；生成教育视野中的智慧、情感、意志及其一体化问题，等等。
在研究方法方面，有关探索应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自身的优势；课堂观察、访谈调查等研究方法，以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寻求真实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经验总结法，以梳理汇总教师和学校的相关经验，为理论分析与批判提供感性素材；个案研究法，以深度剖析生成教育的成功案例，在整体的意义上把握生成教育的精神实质。
总之，按照上述思路与框架，有关生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方法论上应该具有演绎与归纳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多学科视野与教育学立场统一的鲜明特点；在研究内容上应具有基础性、整体性、本土性和现实性。前述基本的理论主张应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修正，形成系统的教学创新理论体系，在研究成果上方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增添新的思想成分，并为形成整体化、本土化和创新型的基础教育实践体系提供新的尝试。
[参考文献]
[1]李祎.生成性教学研究述评[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8)：19-23.
[2]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4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