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校思政课中民族教育的困境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民族教育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要内容,民族教育的好坏已经关系到我国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局,但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缺乏系统完整的民族理论教育民族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完整的民族理论教育体系,让广大学生认识到各民族团结互助的重大意义,形成各民族之间团结友爱的氛围。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已经针对学生的情况,在不同年龄阶段设置了不同的民族教育内容,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内容。如从1994年起,教育部在全国中小学普遍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并针对学生年龄和认知特点,增加相应的课堂教学内容,培养学生树立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的民族观念,增强广大学生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性[4]。在一些民族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理论教育安排也比较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是在一些非民族类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安排中,民族教育的内容却是非常分散地散落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中,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
(二)缺乏差异性民族教育课程设置现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的省份、自治区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都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作为一门必修的政治理论课,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少数民族学生,使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观点,划清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资产阶级民族观的界限,增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5]。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内容设置仍然缺乏差异性。虽然我们从宏观上注意到民族地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中民族教育内容设置与其他地区民族教育内容设置的区别,但是随着我国流动人口的增强,许多非民族高校也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求学,也有越来越多的汉族学生到一些民族院校求学,这就给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根据各民族学生的民族差异性来有效开展相应的课程设置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三)缺乏多样化的民族教育方式当前为了满足各民族大学生对民族教育的需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这一必修课程来加强当前高校民族教育的效果和水平,就成为一项好的选择。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民族教育的主阵地优势仍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单一的教学方式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民族教育缺乏吸引力,当前思想政治理论在突出和统一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功效自不用言说,但是在实现民族教育的过程中,往往只是注重理论的灌输,而缺乏网络资源、社会实践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在非民族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也缺乏高屋建瓴式的系统安排,对民族教育的意义认识不够深刻,在校园范围内难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外结合,从而提高民族教育的实效性。
三、促进高校民族教育的对策
为了有效推动民族教育在大学中的有效开展,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水平,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在高校思政课中构建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需要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首先,应该更加注重民族教育内容的系统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民族教育不仅针对民族高校,也应针对普通高校。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内容也需要进一步改进,增加民族教育的内容,形成民族史观、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教育内容的完整体系。其次,更加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理论的衔接性。民族教育的内容不能仅仅靠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来完成,在小学、中学阶段都应该有相关的民族教育内容,并且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来设置相应的课程内容,从而使民族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相结合,形成完整并相互衔接的体系。再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民族教育内容要更具有系统性。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必修课中,每门课关于民族教育的侧重点不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适当介绍民族团结革命的历史,让学生了解各民族人民团结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历史;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民族政策部分扩展细化;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则可以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问题。
(二)在高校思政课中设置差异化的民族教育课程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关于民族教育的课程设置,要充分考虑到各民族的特点,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制定民族教育有关方针、政策和措施的重要依据[6],也是少数民族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中关于民族教育问题设置的重要依据。其次,在非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设置合理的民族教育内容。非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关于民族教育的内容往往更多的是关于民族政策的相关内容,但是对民族团结的必要性、民族知识的了解并不多。在一些汉族和民族学生混合的院校,也缺乏针对不同民族学生而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最后,除了一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外,还需要对大学生加强民族观、宗教观、国家观、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法律等方面的教育,还可以通过分类进行专题讲座的形式,从他们进校伊始,就明白国家概念,民族概念。
(三)继续巩固高校思政课的主阵地作用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途径和作用,民族教育并不是通过专门设置相关的课程才能有效,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的必修课程,是各民族大学生学习和掌握民族理论和知识的有效渠道。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建设需要大量的具有完善学科背景的优秀教师的加入,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效果,与教师的素质也密切相关。最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的建设也需要多种平台的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目的要实现好,离不开其他教学途径,如民族教育基地的建设。通过建立民族教育基地建设的形式,来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内容,提高民族教育的实效性。
本体观是指学科之“存在”，反映了学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在实践层面上的意义。苏格拉底引导式的追问，单凭对话的方式获取本体性知识存在着片面性，唯经验性的归纳是不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则以超经验的世界树立“理念”为本体性知识的内在依然存在偏激。毫无疑问，民族教育学科应探索出内在发展的研究逻辑，以此作为起点来实现学科的应然价值。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命题来说，存在着三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应该做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这三个问题可以衍生出其他细小的问题，诸如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问题、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本体观作为突破口，遵循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方可挖掘出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创新点，完善其本体性知识。
(二)对象观
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可通过“目的－手段”关系发现其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这也是凸显民族教育学功能最富有成效的维度。“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每一个领域的对象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正是这两个‘特殊’，决定了各学科之间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应当以民族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小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具体;而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则应当以教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比较偏好将大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应从教育的微观领域去把握，探讨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教育现象。它以不同民族群体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阐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教育规律，学科体系包含一切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宁夏回族教育的研究，一方面特指宁夏区域内的回族教育，另一方面也“包括回族地区各民族的教育，不仅限于宁夏回族的教育”，既要着眼于民族教育的共性，又要研究其个性特征。
(三)价值观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要以专业化的努力实现学科内在的价值，完成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广义的民族教育学指的是全国人民的教育;从狭义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教育，比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中等教育等，表明民族教育学科层次清晰。这些学科的分类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民族课程的实施，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传统，繁荣民族发展。民族教育学科一定要有科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学科研究的内在逻辑，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践性难题。现代社会情境下，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都是通过互动方式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认同的一部分，而民族教育提供给民族个体整合的机制以期望达到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民族教育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由内在的“为己”意识转向为外在的“为他”情怀，传承共同民族文化和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适应性。
二、多元化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实践的根基
方法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共通的桥梁。民族教育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走向民族实践，丰富民族生活。在研究方法上，兼通民族学或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国学者苏国勋指出:“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民族教育学理应拥有多学科的属性，因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涉及到多门学科。所有的社会研究必然包含文化的、民族志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民族教育学坚守来源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田野考察法和教育研究中诸多方法的综合使用。比如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法和实物收集与整理，这些方法强调现场的进入与观察，“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多维度地展现民族教育的现实和民族共同体真实的教育生活。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田野”二字被解读为本义上的原初、自然、本真和真实的再现;从民族学角度来看，“田野”则是指研究者进入现场，后来聚焦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教育场域，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走进教育的“田野”，意味着走向教育实践、体验教育生活的本真，开展真实的民族文化实践研究。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法实际上具有既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体验生活，又强调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构架，秉承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的学术传统，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行为。当然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除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教育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比如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考量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诸如教育叙事研究、比较研究法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不断走向实践、趋向成熟。
三、民族教育学科的实践模式
(一)功能建设
如前所述，民族教育学的一大功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寻民族教育生活的过程和规律，注重文化性、区域性和多元性特点。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价值。为什么需要民族教育学?在理论层面，民族教育学要树立学科自信，追寻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于多元化需求、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差异化发展等因素，民族教育学理应破解个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遵从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实践层面，民族教育学坚持文化多样性，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教育活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民族地区建立文化学习交流中心、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民族优秀的文化，增强民族的包容性;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作品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民族共同体在融入现代社会情境中彰显民族特色。一门学科的价值，当站在为人类全面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角度去考量时才能获得对学科价值更科学的解释。民族教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始终以民族教育发展为己任，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构化整合;始终以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目的，自觉深入民族地区教育的内涵、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加强与多学科的共同合作研究，为民族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建议，它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育民族认同感，发展民族族群自身;另一方面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水平。通过多元化的路径，民族教育学研究不断自觉地介入民族地区，促进民族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建设
学术生产力的创造来源于良好的制度建设。民族教育学科的生产力一方面来源于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提高学术成果的转化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实践成果的理论回归，以便科学地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这两方面都需要规范的制度来支撑，促使民族教育学研究工作常态化、自觉化。民族地区高校应尝试成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制定研究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开展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不断与民族定点地区学校实施一系列的深度合作研究，加强与民族基础教育的联系和互动。不间断地深入民族农村地区，贴近民族教育的现实，探究民族教育前沿性课题。总之，制定好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民族教育的相关论坛、培养好学术研究梯队，加强国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推动学科实践的科学化。
(三)创新建设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区域化的综合性研究。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滋生的土壤。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以民族文化为基因。教育因文化的发展而产生，而文化又因教育而得以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构成民族教育特色的客观基础。教育就是一种天然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民族教育的过程。因此，民族教育学的文化创新建设是其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旨在鼓励学生利用民族文化知识、先前的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建立与学习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民族文化学习的有效性。可以合理设置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比如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和体育、民族风俗等课程;创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校园环境，在积极渗透民族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民族教育学科的创新要立身于民族文化，注重学科的顶层设计，使学科拥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融合的视域。同时关注民族教育学微观方面的实践，例如双语教育有效性的探索等，都离不开创新性实践模式的导引。
(四)人才培养
第一，人才培养要兼顾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培养方案，做到人才培养模式相互补充和互动，这样有利于学科领域的拓宽。两种培养方案的结合既能够使民族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特色更加鲜明，又能使人才培养结构多样化。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厚重的民族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教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人才的培养过程要做到教育阶段的相互衔接，据此来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厘清培养机制的基本技术路线，掌握人才培养的现状，整合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社会发展的内在目标，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化和应用性。第二，人才培养要坚持多元文化理念，开发多元文化课程。富有民族特色、内容丰富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的教育需求。积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实践，形成正确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多元化教学目标，一方面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正确审视文化多样性，关注学生的情感和技能的发展，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另外，整合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基础课和选修课，进一步探索、优化课程资源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在执行国家课程计划的同时，突出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特色，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整合到相应的课程中。第三，学校职能部门制定出具体的保障措施。譬如人才培养目标、结构、评价等体系，通过相关的管理制度来监控、评估、反馈，产生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协调增益”之效。通过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机制化管理，做到不断优化整合和反思改进学科教学，从而科学地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水平，要加强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个过程是一个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绩效考核以及培养质量改进等因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和再改进的循环性过程。
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第二层含义上，即在讨论少数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上，只注重有形的文化与少数民族教育的结合，而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自然之道”和“意义之道”。因此，在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上，我们应还原文化形成的“本原之道”。正如谢松龄先生所说的，“人类的文化创造，是意显现为象，象著明为言的过程。……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人’，他们的创造历程，都是意象言;在此，意是体，象、言是用。———人类总是先有了某种体验，或某种意，才去创造表达无形的意(体验)的、有形的象和言，使意(体验)得以显现。象、言是显现意体之用。”［3］此外，在注重文化的“意”体的同时，理应考虑“意”形成的条件即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自然环境中所蕴涵的各种关系。总之，少数民族文化由自然、社会、人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存在系统，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要与文化整体发生共生关系，在发挥少数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少数民族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也要关注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过程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方式、习俗、制度、艺术”等等文化表象，更应关注文化表象背后的意义体验或心理关怀。
二、民族教育的“符号系统”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成员在与天地万物并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以其超强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围绕着“文化”而展开，这种“文化”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将人描述为是符号的动物，人借助于各种符号与外界环境发生联系。换句话说，人创造了符号或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创造了人。在教育活动中，符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教育过程以符号为纽带而展开，符号成了教育活动的重要媒介。卡西尔认为，符号是人的本性的提示，人通过符号化的过程展开其生活的全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形成了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等等符号系统，不同的符号系统反映了人类对特定发展阶段中周围世界的“解释”，是其“体验或意义”的外化。因此，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探求人类生活形式的“根源”必须从符号(文化)入手。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教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必然离不开符号系统的支撑。不同的符号系统，需要作为教育主体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加以理解，只有符合特定符号系统运行的方式来实施教育，才可能发挥出教育对符号系统的功效。
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承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对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持批判的态度，而批判其这一观点的最好的武器也是卡西尔本人的“人是符号的动物”的“符号理论”。虽然，我们并不否认科学文化所给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物质生产发展所带来的极大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变成符号的“权威”，可以凌驾于所有的“符号系统”之上。从人类社会纵向发展来看，符号系统可能会发生不断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号系统的唯一性，仅仅可能的是新的符号系统与人们生活中的某些部分联系得更紧密。但从人类社会生活横向来看，人类生活的展开离不开多种符号系统的参与，不同符号系统或不同符号系统组成的符号系统整体才能诠释人类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意义整体”。因此，少数民族教育在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文化的系统性，而不仅仅将教育局限于文化系统中的某一方面。可以这么说，文化系统决定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
三、民族教育特征之分析
从上述少数民族教育与文化之“道”和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教育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宗教、民俗、生产劳动、语言、服饰、建筑等等形成的文化系统中，文化系统整体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呈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并且，少数民族文化系统在整体地影响少数民族教育的同时，文化系统中的每一子系统也从特定方面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从而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在具有民族文化特征之外，又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
(一)少数民族教育类型的多样性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教育存在，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教育从广义来讲，应该囊括人类的一切教育实践活动［4］，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用［5］。可以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教育形式或教育实践活动，它们对人类的生产生活起重要的影响作用。同理，少数民族教育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和各种不同的社会教育形式，如家庭教育、生产劳动教育、宗教活动教育、礼俗活动教育等等。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不同的教育类型中，获得适应少数民族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种思想、知识、能力，积极投入改造和发展民族地区的生活中。
(二)少数民族教育价值的双重性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的良好发展。因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要加快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提高本民族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关注民族文化的传承。所以，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价值选择的两重性，少数民族价值取向必须统一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来说同样重要，作为生存保障的经济发展来说，给民族社会成员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是必须的，而从民族文化角度来说，代表一个民族特征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民族发展的重任。为此，少数民族教育价值取向理应关注这两个方面。
2．为民族地区提供法律实务人才。限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滞后的现状，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律人才也相对不足，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法律实务人才的不足也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施行。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仅应当立足与培养合格、优秀的法学研究人才，同时要注重为民族地区输送大量的优质法律实务人才，法学研究得出的理论成果终究是要运用到司法实务中去的，大量先进的理论、法律文本施行的效果好坏是由战斗在第一线的法律实务工作者的素质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颁行、修订了大量的法律，这些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也需要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来执行。在法学的人才体系中，研究型人才始终属于金字塔的上端，人数相比实务型人才要少得多，因此，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学活动中必须紧抓实务人才培养这一重要工作目标，将目前稍显“瘦弱”的金字塔补全、补强。
3．为民族地区提供法律普及人才。民族地区对于法律的认识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民事实践过程中，民间法、习惯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推行国家法这项工程的进展过程中更需要的是法律普及工作者，单纯依靠法学研究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普及的效果不大，我们看到，在每年的公务员招考名录中，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甚至是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街道委员会都开始招收法科毕业生，这从侧面反映了法律普及工作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制的进步不能够仅仅依靠法律文本的完善和司法机构的健全，更需要的是社会对于法律的崇尚，对于法律权威的信仰，而这才是法律能够得以蓬勃发展的土壤。
4．为民族地区提供先进的文化传播者。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于发达地区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法科毕业生肩负的不应当只是法律的传播、普及工作，而应当也是现代文化的传播者。这就要求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能仅仅着眼于法学素养的塑造，而应当是全方位但有重点的入手。优秀的法科毕业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对周边人群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既能够传播先进的法律知识，同时也能够成为民族地区群众与先进文化的纽带和桥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一员。
二、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学教学体系
前文提到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主要的四个使命，那么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对现有的教学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培养出来的法科毕业生更为适应民族地区的工作，能够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的法制发展、经济建设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设置适应民族地区特点的法学精品课程。在法科学生培养过程中，课程设置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素质，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法科学生基本法学素养的培养，同时应该注重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学精品课程，精品课程的作用不应该仅仅是立足于优化本身的教学水平，而应当是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注重教学深度的挖掘和广度的拓展，使学院的法学教学工作真正扎根于民族地区，吸收民族地区的文化养分，为了培养具有民族地区特色法科学生提供重要的社会资源，为特色法学教学提供重要的课程体系保障。从教学角度来看，要发挥精品课程的带动作用首先必须强化精品课程本身，只有精品课程本身得到了完善和进步，其对相关课程的牵引作用才会得以发挥，因此，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尤其应当注重本身的强化和提升，在师资引进过程中应当注重引进更为优秀和全面的教学人才，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教学团队，以优秀的教学团队来带动和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树立精品课程的“品牌吸引力”。与此同时，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应当注重教材的重要作用，应当引进一些实用且符合民族地区特殊情况的优秀法学教材，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自主编订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法学教材，从而更为贴近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为法科学生提供更为贴切和真实的学习资料，为教学工作提供重要的指引。在教学过程中，师资和教材两者的重要作用对于精品课程建设而言是不可忽视的，只有在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引进等多方面的因素以后，精品课程的重要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发挥，进而带动民族地区法学院校的发展。
2．建立更为贴近民族地区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按照统一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显然不能够更好地培养适应民族地区法制状况的法科毕业生，那么就应该在教学实践中构建真正适应民族地区情况的人才培养模式。笔者认为，在民族地区开展法学教育更应该关注的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更加强调法科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这与民族地区迫切需要大量的法律事务人才的愿望是相统一的，在教学过程中，欲更好地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可以考虑采用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必须注重理论课程的设置。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不是片面强调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忽视理论知识的教授，相反，若想培养出优秀的法律应用型人才，扎实的理论功底是必不可少的，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是法科毕业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重要基石，一旦具有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法科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将能够更为娴熟地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法律的理性和严谨要求我们的实践活动必须也是理性的、严谨的，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法科毕业生必须是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的同时还具备较强的法律实务能力的，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对于理论课程的设置必须要重视。第二，强化实践课程的设置。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既拥有理论功底同时又有实务能力的法科毕业生，那么，如何能够培养出学生的实务能力呢?笔者认为，最直接的途径仍然是在课程的设置方面进行调整，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保证必须的理论课程以外，应当强化实务课程的设置，为法科学生提供足够的实务课程学习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够仅仅将教学活动局限于学校的课堂之中，而应当大胆地让学生走向社会，走进法律实务的第一线，法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从书本走向实务的过程必须要有实践过程来完成。在实务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可通过例如实务性课程设置、模拟性教学课程等校内手段，也可采用诸如设置校外法律实习基地、延长实习时间等校外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给予法科学生更多接触法律实务的机会，使学生能够在学校的关注下更为健康和稳定地适应法律实务工作，感受我国法律实践工作的气息。第三，注重引进实务型的教学人才。我国高校乃至法科院校中的教学团队更多的是倾向于理论研究型的，这对于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来说是不足的，要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引进一定量的实务型教学人才，这样能够更为直接地将实务性的知识、技能传授给法科学生，减少了接受知识到消化知识再到运用知识的时间。同时，可以考虑聘请在司法实务一线工作的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人员作为外聘教师。
3．为法科学生开拓“第二课堂”“文化素质课堂”。前文提到，民族地区的法科学生同样肩负着为民族地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使命，日常的理论教学以及实践性教学很难灌输给学生课堂以外的知识，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笔者认为，可以吸收其他学科在教学课程中开设“第二课堂”的做法，积极地为法科学生开设“法学第二课堂”，法学本身是一门应用型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知识不仅要依靠扎实的实践知识作为支撑，同时也需要一定的其它学科知识作为补充，这也是美国法学院校的法学教育直接定位在硕士阶层的原因，丰富的其他学科知识对于法律文本的执行和操作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具有转换和生成功能的知识，这种知识能使专业知识与整体世界融会贯通，它是开放的体系，能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汲取能量和信息，从而保持不断生长的活力。［3］“第二课堂”的一大目标就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弥补和缩小各学科之间的差异，使学生的知识面拓展，使本科毕业生在毕业时能够掌握跟多的知识，文化素质等能力也得到相应提高。要提高法科学生的文化素养，就应当重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通识教育作为大学基础与核心教育，奠定学生学习的基础，并拓展学习的视野，是提升大学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对于发展国际一流大学理应扮演关键性角色。但是，遗憾的是，不仅是法学教育界，甚至是中国的教育界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仍然有待提高，从现状来看，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缺乏严谨的课程体系，虽然国内部分高校都开设有通识教育课程，但是就其体系来看仍然是不够严谨的;其次，用于通识教育的教学设施也有待改进，虽然部分学校建立了大学生人文素质基地等设施，但是从全国的整体来说，通识教育设施的数量还是不够的。强化法科法学的文化首先应当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有足够的重视，不仅要灌输给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同时，针对民族地区这一特色，还要适当的对学生传授民族地区的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地区文化素质，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到民族地区的文化特点和内涵，能够理解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这对于学生走上司法实务岗位以后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应当积极为学生建立、建设文化素质培养平台，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应当积极参与学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中，为本学院学生争取更多的文化素质教育机会;第三，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引进教师时也应当注意考核新进教师的文化素养，使本身的教学人才团队教授文化素质课程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文化素质学习条件。现代的大学生走向社会承担着各项使命，民族地区的法学毕业生同样如此，学生在毕业走向社会后不仅是国家法律的宣传和普及者，同时又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丰富的文化素质有助于学生承担这以历史使命。
前言
北京奥运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内外华人期盼已久的体育盛事，更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的盛事。我们应以开放的意识和胸襟，和全世界人民一道，共襄盛举，办好本届奥运会。历史已经告诉世界：中华民族是重友谊、讲和谐的民族，更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当北京奥运圣火在世界传递，受到了世界上热爱和平人们的热烈欢迎时。却在某些国家出现借****集团分裂国家、策划组织烧暴力事件进行干扰和攻击。有人心怀叵测故意制造事端，试图把北京奥运会当作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政治筹码。中国人民出于热爱祖国的诚挚感情，对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表达了强烈的愤慨，特别是当代大学生，表现出空前广泛的爱国热情。
爱国热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而当理性的因素注入爱国热情之中，爱国的热情非但不会冷却反而会由浅入深地走向思考、比较、判断，从而提升为一种理性的力量。把炽热的情感转化为理性的认识高度，既能够化解面临的各种不利因素，也能充分凝聚和展现内在爱国力量。这种建立在民族自信、自尊和自豪基础上的，空前广泛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更加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爱国情感的理性力量。
一、多措并举，不断丰富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途径
（一）利用课堂教学的主要方式，进行大学生民族精神的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承担着弘扬和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责任。应坚持用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教导大学生，用优秀历史文化教育学生，要进步挖掘课程中的民族精神教育资源，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教学方法，形象、生动、活泼地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结合实际宣传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的贡献，讲授改革开放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等等。要为学生设置新奇、解惑、充满情趣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因“疑”生趣，用“疑”生奇，活跃大学生学习氛围，使大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领悟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博大思想，以此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培育大学生博大的民族精神。
（二）利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激发大学生民族精神
高校要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吸引力强的思想政治、文娱体育等校园文化活动，把弘扬民族精神融入到活动之中，使大学生在各项活动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让学生作为校园文化活动主导者，辅导老师从讲台走下来，从“中心位置”“退居二线”，放手让学生组织利用“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纪念日、“十一”国庆节、“一二.九”运动纪念日等重大节庆日和纪念日，开展以民族精神教育为内容的主题教育活动，唱响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三）开展社会实践教育，弘扬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
重视实践活动，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实践活动空间。积极开展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环节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北京奥运为契机，组织大学生通过专题讲座、文艺演出、宣传板报、图片展、奥运知识读本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深入社区、乡镇、农村，面向基层群众大力开展“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奥运理念和奥运精神的宣传活动；组织大学生参加“祥云圣火”的传递活动，使其感受民族精神的宏大；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奥运、心系奥运、喜迎奥运的良好氛围，增强广大青年参与奥运、奉献奥运、服务奥运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充分让学生接触社会、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口说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让大学生感受到改革开放后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教育和自我教育过程。另外，通过实践活动，大学生参与社会服务，还知识于人民，更加深和巩固了所学知识，本身也是传承民族精神的最好体现。
（四）建立与时代脉搏合拍，凸显针对性和实效性，使网络成为弘扬和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
开辟网上民族精神教育新阵地，奏响网络爱国主旋律。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说：“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整个世界。”******主席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建设主题教育网站，正是高校积极占领网络思想舆论阵地的重要手段。通过高校主题教育网站，在网上积极的真实信息，进行广泛讨论，从而达到掌握网上教育主动权，培育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宣传舆论氛围的目的。
当代大学生热衷于网络，善于从网络中获取信息，而目前的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很多信息会对大学生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因此，高校要重视加强网络信息的监管和建设力度，要建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特色网站，把民族文化传统、艺术作品、文化艺术科研成果和历史文物等制成数字化产品，实现网络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此外，还要加强大学生的网络文明公约教育，鼓励和引导大学生文明上网，获取积极健康的网络信息。
二、贴近实际，当前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
（一）大学生要传承民族精神，正确地、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
当代大学生是建设祖国的人才，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他们心怀远大理想，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弘扬民族文化的实践者和促进派，做时代的先锋。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那场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其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是一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它又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直接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开展，五四伟大的爱国精神直接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在共同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时代，大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抗日进入新高潮，通过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华民族开始了复兴的征程。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站在时代的前沿，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他们心怀远大理想，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弘扬民族文化的实践者和促进派，做时代的先锋。
当代青年大学生要传承五四精神，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稳定和发展、繁荣和富强作贡献。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共青团组织应当组织好、引导好广大青年学生，正确地、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
（二）大学生应通过努力学习汇聚成对繁荣祖国、振兴中华的贡献
祥云火炬传递，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爱国热情，无论是看到海外华人租用飞机悬挂爱国标语的画面，还是看到人们举着的欢迎圣火传递的五星红旗，还有针对敌对势力的攻击，网友们群情激愤的声讨和谴责，这股强大的中国力量鼓舞人心，为国增辉，也给了敌对势力强有力的回击，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不可欺、不可辱。爱国需要激情，但是更要理性，因为单靠一味地愤怒和抵制无法有效回击敌对势力的攻击，弄不好还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趁火打劫、弄出点乱子，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影响我们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北京奥运会，我们要迎接四面八方的客人，展示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
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秩序，必须有一个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这是我们搞建设、谋发展、办好奥运会的重要条件。因此大学生要适应时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奥运为契机，增强爱国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抓好感恩教育的基点是重新审视其深刻内涵
我们应当明确，感恩的前提应当是识恩和知恩，行为载体是报恩，而施恩是在报恩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换言之，在知恩的基础上，有明确对象的恩惠回馈行为是报恩；之前无关系而实施的公德行为就是施恩。只有真正理解了这种逻辑关系才可以谈得上“把握住了感恩教育的关键”。但在我们的现实中，所有的未成年人由于文化来源、信息渠道、素质基础、生活阅历等千差万别，对于感恩的认识也莫衷一是，甚至有相当部分的群体根本无法识恩，又何谈知恩报恩？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感恩教育的范围也应当有所拓展，不应该仅仅限制在未成年公民之中或教育行业内，而是积极拓展到社会各方面、各领域和各层次。其客体应当包括社会各阶层和各个年龄段的所有公民；其内容设计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各有侧重；其内涵上不仅要包括“感恩、知恩、报恩”等核心内容，还应当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等基本准则、“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道德规范、“为国工作、为党奉献”等社会主义义利观、“古代二十四孝、知恩图报”等传统感恩文化和“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包括进去；其文化归属既属于全社会道德体系建设的范畴，也属于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组成部分；其过程更应当将“丰富”和“有效”作为基准要求，绝不能简单地看成“各级政府的任务”和“教育单位的表面文章”。同时，感恩教育的工作目标、实现途径、方式方法、理论构架、工作机制和实践探索诸方面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此为基点，全面深入地推进该项工作。
2云南省民族教育政策及教育现状
结合云南省实际，政府出台《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1992年11月25日公布施行)、《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若干规定》(2005年9月26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正)，以及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的决定》，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多项政策发展当地的民族教育。[3]此外，云南为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还实行对少数民族学生降分录取、各高校根据各自需要招收一定比列的少数民族学生等优惠政策。
3云南少数民族教育面临的问题
3．1经济制约了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教育的发展受经济的制约。云南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民生活总体水平低，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较低层次。
3．2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基础差
云南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正规学校教育起步较晚，基础较差，虽然现在民族教育成为了云南教育发展的的重点之一，但并未完全解决师资匮乏等现实问题，整个云南少数民族教育质量仍旧不高。
3．3云南少数民族居住分散，增加了办学困难
云南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自然条件较为艰苦的地区，且居住较为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造成了学校布点分散，师资不足、现代教学资源缺乏等现实问题，增加了办学的困难。
3．4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多使教学存在一定困难
由于民族较多，语言、文字也纷繁复杂，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在教学上存在一定困难。云南少数民族中，22个少数民族共使用28种语言。其中颇族2种：景颇语、载瓦语；瑶族2种：勉语、布努语；怒族3种：怒苏语、阿依语、柔诺语。这些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汉藏语系包括藏缅语族的17种民族语言，壮侗语族的4种民族语言，苗瑶语族的3种民族语言。[1]
3．5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受宗教的影响
云南25个少数民族中，有17个信仰世界性的几大宗教，其中全民信教或绝大多数信教的是回族、藏族、傣族、傈僳族等民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景颇族、怒族等民族中信教人口比例也较大。［4］历史上由于各民族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学校教育，使宗教具有了教育的功能。到今天，学校教育虽然已经成为主流教育，但宗教教育对民族现代教育仍有影响。例如傣族有“升和尚”的习俗，男孩子七、八岁时，要出家入寺当和尚，他们普遍认为，男子只有到佛寺接受教育才具备进入民族社会人格。[5]云南信教群众多，发展教育应当处理好宗教与教育的关系。
3．6少数民族固有观念对教育产生负面影响
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接受教育的意识和态度。例如，云南楚雄彝族传统观念认为“命由天注定，各有各的命。”彝族听天由命的生活态度，使家长和学生对教育没有信心，不利于教育的开展。独龙、怒、傈僳、佤、拉祜等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由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传统观念认为“读书当不得饭吃”、“要吃饭还得下地劳动”，在有的民族村寨中甚至还蔓延着“读书无用论”思想，父亲宁愿经常喝4元一瓶的清酒，也不愿意每年花20元钱让孩子上学，致使孩子失学在家。[6]
高校公共环境教育是指高等院校针对非环境专业学生开设的环境教育课程。我国从1995年开始，要求高校非环境专业开设环保公共选修课或必修课，作为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素质教育组成部分。但高校对公共环境教育课程普遍不够重视，在公共基础课的教学中很少安排对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生态环境教育课程。据统计，21世纪初，我国高校中仅有10%左右的院校在非环境专业中开设了环境科学方面的课程,而其中民族地区的高校更少。目前，虽然绝大多数高校认识到开设公共环境教育课的必要性，并且75%以上的院校初步开设了必修或选修课程，但由于各专业课学时紧张,特别是政治理论课学时比重较大,难以压缩,选修课实际开的并不多[3]。民族地区的高校环境教育更加薄弱。云南大学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通过学校开设的有关课程来获取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大学生仅占37.6%[4]。由于缺乏明确的发展规划，没有相应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使得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开设缺乏规范性和约束力，随意性很大。
学校对公共环境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也没有具体要求，缺乏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因此，加强民族地区高校公共环境教育，首先要结合实际，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详细的教学大纲和计划，确立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确定发展目标、任务及具体手段措施，明确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性质、地位及特征，规定教学目标、内容、学时和学分等内容，使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开设规范化、科学化。具体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设置，要体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结合，要加强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环境评价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特点和需要开设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相关课程。第一层次为公共必修课与限选课，为所有非环境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系统介绍环境生态问题、环境与发展战略以及环境治理等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和科学发展观，使学生初步具有评估和处理有关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的能力。第二层次为选修课，为部分非环境专业学生结合个人兴趣选择学习的课程。要结合特点，丰富多样，强化学科间联系渗透。第三层次为实践课，为理论课的必要补充。因为环境教育的实践性很强，没有一定的课外环保实践活动，就会使理论脱离实际，而这也是当前公共环境教育的薄弱环节。实践课教学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如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建立实践基地、组织野外考察、组织学生参观城市污水处理厂、人工湿地，开展环保社团活动等。
大力加强师资建设，设立公共环境教育教研室
师资缺乏是我国高校环境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5]，而民族地区由于环境教育发展滞后，表现尤甚，这成为制约高校公共环境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配备一定数量的优秀专职教师。可以设立专门的公共环境教育教研室，由教研室统一负责学校的公共环境教育课程教学。以教研室为核心，吸引环境和其他专业的优秀教师到公共环境教育的教学、管理一线。要制定实施培训计划，采取多种方式，使教师得到有效培训，如参加进修班、学术研讨会，到发达地区做访问学者，出国进修、学习，提高公共环境教育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施教能力。其中，对环境专业的教师着重于进行教育理论、实践的培训，对从其他专业抽调来的任课教师着重于进行系统的环境理论、实践的培训。
挖掘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加强学科渗透教育
我国民族地区不仅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环境，而且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既反映在民族传统法令和乡规民约中，也体现在民族和文学艺术里，还贯穿于民族禁忌习俗中，并成为少数民族人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是民族地区高校环境教育独有的优势资源。“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蕴涵着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如民歌民谣可以陶冶学生的环境情操;地方风物传说可以激发学生热爱家乡;人类起源神话可以使学生感悟自然之恩;民间信仰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环境观;生产生活过程中环境保护习俗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历史故事可以启发学生积极参加家乡环境建设等。开发富含乡土知识的校本课程可以为环境教育立足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化提供较为开阔的田地,具有很高的环境教育价值”[6]。“数千年形成的本土知识传统中包含着真正的生存智慧”,“本土知识对于解决本土问题来说,是一种真正有效的知识”[7]。因此，民族地区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一方面在民族法学、民族宗教、民族习俗、民族文学艺术中深入挖掘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价值观念，并在公共环境教育中加以借鉴吸收，使公共环境教育更能为学生接受，同时也继承、弘扬了各民族优秀生态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把公共环境教育渗透在民族法学、民族宗教、民族习俗、民族文学艺术的教研中，加强课程间的联系和渗透。通过这样的环境教育，可以促进民族传统生态观念向现代环境意识的嬗变，推进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环境评价学、环境经济学等环境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动环境保护的开展。“这种通过吸收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层稳态观念知识来进行现代生态与环境教育的做法在客观上并不亚于现代法律等外在社会控制机制的效用”[8]。
关注现实问题，提高环境教育实效
（二）强烈的民族意识影响新疆的少数民族由于居住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艰苦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使少数民族在严酷的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产生了对本民族的很强的认同感和依赖感。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就可能不利于接受新事物；不利于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学习；不利于吸收发达地区先进的东西，克服自身不足；更不利于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系，最终成为民族进步和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师生语言成为瓶颈少数民族民语教师自身的汉语表达能力差，水平低，无法教出高质量的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依然是少数民族教师的一块短板，因为少数民族教师汉语水平差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其自身知识面的拓宽、知识更新以及理论研究的深入。学生汉语起步较晚，特别是南疆的学生，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他们对课本知识的学习而且影响他们进入更高的学府接受更好的学习。少数民族学生家长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并且不具备较高的汉语水平，因此没有给学生营造一个汉语氛围，也没有给孩子灌输学习汉语，接受先进知识的必要性的意识。因此双语教学在新疆实施了多年，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与城市差距大，缺乏语言环境仍使得学生学习汉语吃力，造成了课程学习的障碍。
二、对提高新疆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几点建议
少数民族教育在新疆的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加快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也关系到整个新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坚持立足新疆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努力推动经济发展在教育投入上，虽然新疆采取了许多措施，做了很多工作，但仍然满足不了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中央财政每年拨给民族教育的专项经费，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专项下拨，专款专用，充分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此外，要积极改善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集中资金，大力支持“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①，切实解决少数民族教育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解决交通车，寄宿制学校等最迫切问题。
（二）增强新疆教师队伍的建设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教师素质。名师出高徒，只有建立我国新时期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一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英才。因此要对基础教育的民语学校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定期检查和督导，特别是课堂的教学质量。以培训和检查、督导、业务考核等多管齐下的方式，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从而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基础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
(一)样本家庭基本情况1．样本家庭民族分类由于本调查地区处于民族地区，样本中少数民族比例占到了78%，为301户;而汉族家庭为22%，为86户。2．样本家庭父母的基本特征从表1可以看出父母的年龄多集中在36岁至5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父亲的年收入多在1万到3万之间，母亲的年收入集中在5千元以下及1万元至3万元两个区间。3．家庭子女基本情况样本家庭中拥有两个子女的家庭超过总家庭数量的一半，为216户，占有56%比例;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数为39户，比例为10%;拥有子女数量为3个、4个和4个以上的家庭数比例分别为18%、3%和13%，可见，样本地区农户家庭仍然拥有较多的子女。在这些家庭中，有一个子女正在上学的家庭数为178户，占总数的46%;有两个子女正在上学的家庭数为182户，占总数的47%，由此可见，样本地区农户家庭中93%的上学子女家中只有一个或两个就读学生;3个子女同时就读的家庭、4个子女同时就读的家庭比例分别为6%和1%;超过4个子女一起上学的家庭数为零。
(二)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现状1．家庭教育投资动机通常来说，能够引发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家庭的荣誉、子女或者家庭自我价值的实现、身份地位的改变以及生活更加稳定等。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农户在进行家庭教育投资的所有动机中，认为子女上学读书是为了多学知识，以后可以多赚钱的农户家庭数量最多，占总数的41%;认为是为了子女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的农户家庭数量占30%，位列第二;而认为是因为子女自己愿意上学的农户家庭数量只占7%，说明农户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并不是主要凭借子女的上学读书欲望;作为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其他选项:国家政策好、可以免费上学，子女年龄小、不上学没有事情做和其他的理由的家庭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9%、12%和1%。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次序情况如表2所示，265户被调查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第一动机是:子女多学知识，为了以后可以多赚钱;312户调查家庭中有145户家庭的教育投资第二动机则认为子女上学的理由是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而农户家庭因国家政策好，可以免费上学，从而支持子女读书的投资动机并不显著。2．家庭教育投资需求农户的家庭教育投资需求与农村家庭经济收入以及农村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农户认为子女至少受到的教育水平和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水平两项指标来比较家庭的教育投资需求。统计数据显示，认为子女至少受到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分别为3户、52户、177户、146户和9户，而期望子女受到的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分别为5户、5户、20户、162户和195户。显而易见，大部分农户家庭认为子女至少应该受到高中、大学的教育，并且期望子女能够受到大学、研究生及以上的教育。3．家庭教育投资负担我们调查了农户家庭中目前用于子女教育的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情况。在被调查的农户家庭中，66%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只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小部分;20%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13%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大部分;1%的家庭则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已经超过了家庭总收入。总体上看，除了个别家庭以外，样本地区农户家庭所承受的家庭教育投资压力不是很大，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国家与地区的民族扶持政策起到了较好的作用。4．家庭教育投资承受能力在国家与地区的扶持政策下，农户家庭子女的基础教育负担并不显著，而随着子女进入大学等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资负担则将不断加大。那么，农户家庭所能承受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农户家庭愿意并且能够承受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分布较为均匀，其中，25%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20%以内，30%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20%～30%，28%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30%～50%，17%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50%～70%，可见，家庭愿意，并且能够承担的教育投资支出总体水平较高。由上可知，目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情况远远低于农户家庭所能承受的教育投资支出，说明样本地区农户家庭目前仍具有较高的家庭教育投资期望。5．家庭教育筹资途径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农户家庭都是凭借家庭收入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那么当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子女的学习费用时，农户家庭会选择什么途径来筹集孩子的学习费用呢?调查数据显示，77%的家庭会选择向银行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们借款，1%农户选择借高利贷来筹集子女的上学费用，4%的农户家庭为了筹集子女的上学费用会变卖家里的房子以及土地等资产，而18%的家庭选择其他途径来筹集孩子的上学费用。由于选择向银行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们借款的人数众多，我们继续调查了家庭的贷款能力，其中，只有26%的农户家庭能够向银行进行贷款，而74%的农户家庭并没有向银行贷款的能力，那么，就只能向亲戚朋友们借款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在能够向银行贷款的家庭中，67%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5万元以内的贷款，19%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5万～10万元的贷款，13%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10万～50万元的贷款，仅有1%的农户家庭能够向银行贷款50万元以上。在依靠其他途径来筹集孩子上学费用的家庭中，父母表现出了极强的支付意愿，主要的方式是“宁愿自己出去打工，尽量多赚钱，努力承担子女教育责任”。
二、家庭教育投资模型
本研究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假定:家庭做出教育投资决策是为了收益最大化，即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投资的多少或与否主要取决于未来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我们将家庭教育投资分为向学校缴纳的费用(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和在校外所花费的费用(文具费、课外书、课外辅导费等);假定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包括:民族因素、家庭收入、教育成本、父母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自身状况等。
IE指家庭所有教育投资;为家庭收入;LF指家庭的借贷能力，家庭收入越多，借贷能力越强，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越多;CE为某年的教育成本，即子女某年的教育成本是一定的，无差别的，教育成本越高，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减少;N为受教育年限;HP为父母的健康状况;EF为少数民族家庭，一般认为汉族家庭教育投资高于少数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资;EP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学历的父母由于所接受的教育使其对子女教育的认识程度不同，从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成本增加;R代表子女完成教育后对家庭的贡献率(由子女的数量、性别及未来取得的成就所决定)，即R=(1/NC，SC，CC);NC表示家庭子女数量;SC为子女性别;CC为子女在未来所取得的成就;PP为子女对家庭的贡献中父母所占到的份额，PP由子女的性别及子女的成就决定，即PP=(SC，CC)，一般认为，在农村地区女孩达到一定的年龄就会出嫁，而父母会跟随男孩养老，所以我们认为男孩对家庭的贡献父母占的份额较大。
三、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本研究的假设，我们将家庭教育投资作为因变量，将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各因素作为自变量，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家庭教育因素与教育投资的关系进行分析。由于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预测观测量相对于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要求建立的模型必须保证因变量的取值为1或0，即当家庭有投资意愿时用1表示，否则为0。因此本研究选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见(表3)，在各项变量中，只有子女的教育成本与教育投资存在负相关，说明子女的教育成本越高，家长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的降低。另外，家庭借贷能力、父亲健康状况、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教育成本、子女学习成绩等5个变量在0.1水平值上均呈显著特征，其他变量未呈显著特征;从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程度看，依次是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成绩、父亲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成本、家庭借贷能力，其中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成绩、父亲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成本4项的Exp(B)值都大于1，说明当这些变量变化时，家庭教育投资发生的几率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一)家庭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从分析结果看，家庭收入、民族因素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很小，这与以往诸多学者认为家庭收入与教育投入呈正相关关系的研究经验不同。造成此结果可能缘于以下因素。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这些地区的投入越来越多，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的收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经济差距也越来越小;第二，本研究所调查的地区靠近黄河岸边，农业、水利资源、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地区经济实力较强。在家庭收入较高的情况下，家庭的借贷能力就成为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一个因素。从表3可以看出，家庭借贷能力与家庭教育投资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当一个家庭预测如果在将来为了子女教育能够承担借贷压力时，这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增加，即认为在将来子女教育的收益上会很乐观。
(二)父母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由于在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多为父母，因此父母因素对子女的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表3中可以看出父亲的健康状况与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母亲的健康状况对教育投资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由于在农村地区，父亲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其良好的身体素质可以为家庭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即父亲的身体越是健康，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增加;而母亲作为家庭收入的替代者，对家庭的贡献只起到补充作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有明显的相关性，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子女接受教育重要性的觉悟就会越高，从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越大。其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影响更为明显，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她在家中所承担的角色就会越重要，对家庭教育投资的主动性就越强，对子女的影响就会越大，甚至会超过父亲;反之，母亲受教育程度越低，对家庭教育投资越不利，也就是说，如果具有高学历的母亲在一个家庭中具有主要的决策地位，就会提高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
(三)子女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目前，在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中承担主要角色的还是子女，因为子女是接受教育的主体。如果子女本身对教育不感兴趣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厌学、辍学，父母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减少。从表3可以看出，子女的教育成本与父母的教育投资成负相关关系，教育成本过高会增加父母教育投资的压力，如果家庭不能得到预期的高回报，会使父母减少教育投资，甚至使子女无学可上。子女的性别与教育投资已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已没有明显的教育性别歧视。从以上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子女的学习成绩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最明显。目前在农村地区，虽然家庭的生活不是特别富裕，但是大多数家庭已基本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如果子女的学习成绩较优秀，父母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甚至不惜借贷，这也是子女的学习状况与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
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主要就是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教育性。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是民族教育过程中所涉及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语言、社区、、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而民族教育学的教育性就是指民族教育过程中在教育学上的特点反映。民族教育学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必须要“两面适应”、“两面兼顾”、“两手准备”。在此，笔者把民族教育学具有的这种特有的特点，称之为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总之，双重性在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多个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从总体上讲，我国在民族教育学的实践中较好地把握住了双重性。尤其在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上方面，双重性坚持得较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民族教育的过程中，怎么样合理把握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民族教育过程中如何坚持双重性，特别是如何有机统一起来开展民族教育学，显得十分重要。
二、民族教育学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要了解和把握好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特点，就必须得从民教育学的形成说起。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着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①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着。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①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着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着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同时也包含了教育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性。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民族教育学既具有民族性，同时也具有教育性，伟大的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不是曾说过：“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一致性在人类领域里可能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是极其有害的。”于无形处也说明了民族性在教育的领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如何对待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及民族科学双重性
如何对待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不仅仅要体现在民族教育学课程的设计和实践上，还要在相关的政策上作出一定的倾斜。民族性和教育性在民族教育学的地位中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它们既有相同的共性特征，又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问题上，要持科学全面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