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课程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关于课程实施中异变现象的专门探讨，但在对课程实施的探讨中，异变问题实际上已或隐或现地存在了。
一般而言，“异”是“不同”“另外的”“别的”的意思，“变”是“性质、状态或情形跟原来不同”的意思。“异变”就是事物的性质、状态或情形变成了与原来不同的东西。可以说，课程实施中的异变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课程理想或预期目标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使真正在实践层面实施的课程在性质、状态或情形上不同于改革前所预先设计的那样。
在课程实施取向的研究上，辛德（J.Snyder,1992）等人将课程实施取向归纳为忠实、相互调适和缔造（Enactment）三种取向。忠实取向把课程实施过程看成是忠实地执行课程方案的过程，强调课程实施者应“忠实”地反映课程设计者的意图，按照课程设计者建立的程序和方法将课程计划付诸实践，检测课程实施成功与否的标准是预期方案的实现程度。相互调适取向强调课程实施过程本身的变化，认为实施过程是课程规划者与课程实践者之间的相互适应的过程，是课程计划与班级或学校实际情境在目标、内容、方法、组织模式等方面的相互调整、改变与适应过程，一方面既定的课程计划会发生变化，以适应各种具体实践情境和特殊需要，另一方面既有的课程实践会发生变化，以适应课程变革计划的要求。缔造取向认为，真正的课程是教师与学生联合创造的教育经验，课程实施本质上上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创生新的教育经验的过程，既有的课程计划只是提供这个经验的创生过程的工具而已，它仅仅是一种课程资源，借助这种资源，教师和学生不断变化和发展，课程本身也不断进步。
忠实取向把课程实施看作忠实执行课程方案的过程，理论上无视异变的存在的。相互调适取向强调课程实施本身是一个变化过程，它已意识到课程实施中存在异变，而且本质上也肯定了异变的价值。缔造取向认为，课程实施是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创造新的教育经验的过程，这不仅承认了异变的存在，而且必将逻辑地将其视为课程实施的本质，从而把异变的地位推向极致。
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末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失败后，传统课程研究体现的“工具理性”的技术导向和追求“效率”“控制”的课程开发范式就一直为很多学者所诟病，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在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范式下确立的传统课程开发模式，最终导致课程研究陷入困境。70年代以来，课程研究开始脱离科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支配，而转向现象学、诠释学、知识学会学、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等多元视角，以图超越实证主义范式的窠臼，重建新的课程理论。课程研究的诠释学取向逐渐成为课程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这种范式超越了目标取向，以过程取向为特色。而课程一旦作为过程，它就意味着进程、运动和变化。这实际上已为认识课程实施中的异变铺垫了理论平台。
二、超越与衰减—课程实施中的两种异变
总的来说，人们对待异变有两种态度，一是否认异变；一是推崇异变。否认异变的理论假设是，用科学、严密的程序设计的课程体系能够而且应该原封不动地、忠实地被执行，并最终达到预期的目标。本质上这种观点认为异变只会给课程改革带来阻碍。后一种观点是推崇异变的。从杜威的“做中学”到施瓦布的实践性课程理论，再到斯腾豪斯的过程课程理论，都强调课程不是预先设计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学生与情境的交互作用形成的。既然课程是在变化与发展中形成的，那么本质上这种观点必然推崇异变，它看到了异变的积极面。
（一）超越性异变
超越性异变是指异变可以带来创新、适应和完善，异变使课程实施过程成为不断完善并超越预设课程的过程。
异变会引发创新，使课程在实施中不断提升和完善。课程实施不可能是对预设课程原封不动地机械执行，而是伴随着各种异变现象而出现的对预设课程的创造性实施，是对预设课程的创新与超越。异变孕育着创造，孕育着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为新课程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提供思想启迪和动力源泉。决策由上而下制定，新思想新行动则由下而上产生。
异变会带来适应，使理想课程更加切实地实施。我国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异非常大，尽管新课程已预先考虑了各地差异，但这种考虑不可能完全和充分。一般来说，新课程主要是在专家层面设计的，往往比较理想化，容易形成相对于旧课程来说的另一个极端，一到实践中就可能会出现脱离实际的情况。本次课程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行，时间短，有些东西还来不及论证就大面积推行了，更容易出现不适应。此时，预设的课程必然会发生异变，也应该发生异变，异变就是调适，异变将使新课程真正成为本地本校的课程，异变使在每个地方每所学校推行的新课程都不再是预设意义上的新课程，而是新的特定的富有个性可课程。异变就是实践者自觉不自觉地对预设可趁个的创造性修正，旨在超越预设课程，使之更切实际。
异变会促进发展，使稳定的课程紧跟时代步伐。任何课程变革都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时代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课程计划一旦被制定，就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不可能处于经常的大变化中。于是教育者在实施课程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时展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引入课程，使正在实施的课程发生异变。异变在客观上促使相对稳定的课程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
同时，也有人认为，异变是课程实施的阻碍因素，因为它极有可能导致课程实施远离预期目标，随意性太大。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异变的消极面。
（二）衰减性异变
衰减性异变是指异变可以使实施中的课程偏离甚至背离课程改革的预期目标，导致课程改革预期效果不断衰减，使课程实施过程成为预期效果不断衰减的过程。
异变会引起课程“变质”。由于传统观念的阻碍、人们习惯的惰性以及新课程的挑战性，往往会引起新课程一定程度上“变只量”——偏离课程预期目标、回归到旧课程的本质。名为实施新课程，实际上仍用老一套，使新课程被架空，旧课程的某些东西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在学校。这种情况下，异变会阻碍课程改革的深入，使课程改革预期效果不断衰减。
异变会导致课程失真。异变现象的普遍存在会使预先设计的课程在实施中出现很大程度的失真，导致预设的课程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如果这种失真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实施中的课程完全背离新课程的初衷。
三、异变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课程本身的特点
1．预设课程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课程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三个维度：（1）课程职能倾向维度，主要有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两种取向；（2）课程内容的遴选和组织维度，主要有知识本位、能力本位和观念本位三种取向；（3）课程设计和开发主体维度，主要有教师本位和学生本位两种取向。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设计的课程就会有不同的特点。如果课程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知识本位、教师本位的，那么，预设的课程就会注重确定具体的课程目标，把整个课程设计成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课程实施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学生对知识掌握与否。现代课程的价值取向越来越趋向于个体本位、能力本位和学生本位，注重学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选择性，强调“在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实施过程中，将学校、教师、学生作为改革的主体，赋予其更多的自来实施变革，并且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课程价值取向，课程改革会更多地注重课程的弹性并留有创造空间，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异变可能性就相对较大。
2．新课程的可行性。新课程的制定不仅要考虑未来社会的发展，还应考虑现实社会的要求，只有与社会需求和公众的认识相吻合，新课程才能被人们接受。每一个课程方案的可行性是不一样的。可行性大的课程方案在实施中的异变要小些，而可行性小的课程方案在实施中的异变会很大。
3．课程计划的弹性。近年来，由于人的主体价值的凸显，各国课程改革的倾向都是使课程更具有弹性，强调给学校、教师和学生更多的主动性，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弹性大的课程在实施中异变也就大。
（二）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影响
1．课程设计者与课程实施者的异质性。课程实施是把一项课程变革付诸实践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环节：一是教材编著者理解课程标准并据此编写各具特色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二上教师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选用教科书，并对教科书进行个性化的理解、接受并传授；三是学生理解、接受教科书，理解、接受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授的课程。这些环节涉及不同层级的不同主体，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异质性，他们接受的基础性框架或思想基点（海德格尔所谓的“理解的前结构”）是不同的，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也有差别，甚至不同的主体当时的特定心情与环境，都会影响其对课程的理解。这将导致课程实施中三次比较大的异变。这方面笔者已有系统分析，这里不再展开。
2．课程实施过程中主体沟通障碍。课程从设计到实施涉及的人员很多，包括设计课程目标与标准的专家，编写教材的专家，各级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等。如前所述，从课程的提出到实施要经历一系列环节，各个环节要涉及不同的主体，各主体之间依次沟通获取相关信息。主体之间沟通的状况制约着课程实施中异变的程度。
（1）信息沟通环节带来的异变。研究表明，当信息连续通过五个人时，多达80%的信息在沟通中丢失。沟通渠道越长，中间环节越多，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就越容易被损耗、失真、走样。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从最初改革设想的提出，到课程理念的确立、课程标准的制订、教材的编写、教师的讲授、学生的接受，这是一个多环节的复杂沟通过程，预设课程的信息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耗或丢失，导致课程的异变。
（2）选择性知觉造成的异变。选择性知觉是指人们在某一时刻只是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需要、习惯等去主动地选择乃至搜寻知觉的内容，而其他的信息则退为背景，不可被我们意识清晰地加工。这种情况会造成各层级主体之间在沟通时信息的限制性或筛选性获取。这样，经过多个环节的沟通、传递，异变程度就很大了。
（3）语言理解导致的异变。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一座遍布歧路的迷宫，语言可以定义事物，也可以或这或那地改变事物。现代传播学研究证明，人无法用象征符号系统完全表达自己意欲表达的意义，人的表达过程部分地是一个“自我异化”过程。在课程改革中，标准的制订、教材的编写、教师的教学，表述者的语词实际表现的意义与意欲表述的意义必定有所差异，有所偏离。可以毫不隐瞒地说，语言文字不可能完全同一地表达表述者意欲表达的意义，关于内容的语言对内容的涵义总是不完全对等的。
3．课程实施者的素质。狭义来讲，课程实施者主要指教师。教师的素质会影响课程实施中异变的程度和性质。本次课程改革倡导一种课程共建的文化，教师再也不是教科书的忠实执行者，而是与专家、学生共同建构新课程的合作者；教师再也不是只知“教书”的匠人，而是拥有正确观念、懂得反思技术、善于合作的探究者。正是由于新课程给了教师更多的创新空间，所以教师也就有了异变课程的更大可能（当然，我们希望是超越性异变）。
四、对待异变的基本策略
（一）更新教育观念，正确对待课程实施中的异变
我们既要承认课程实施中异变存在的必然性，又不能完全把课程实施等同于异变。完全否认异变的存在，就会导致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完全视课程实施为异变则会导致毫无目标的虚无主义。课程实施者要树立课程是“过程性的”“课程之外并没有特定的客观性目标”的理念，在过程中，目标是暂时的，在教师和学生的相互作用中随时变化和修正的，不要把过程视为达成外在目的的工具，要追求课程实施目标的不断被实现又不断被发展和被超越，而不能以预先设定的目标作为课程实施中必须严格遵循的天经地义的准则，也不能纯粹把预定目标的实现程度作为课程改革成败的标准。当然，目标的生成不等于无目标，课程实施总要依据一定的目标来确保课程在一定范围的波动性统一。
（二）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超越性异变的产生
1．全面提高教师素质。课程实施虽然涉及很多相关人员，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教师，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要执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课程最终都是通过教师而得到实施的。要采取以校本培训为主的多种培训方式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要积极鼓励教师开展以学校为本的行动研究，增强教师解决课程实施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鼓励教师积极投身于课程改革之中，提高教师素质的最好办法是让教师自觉主动地参与改革实践，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发展。换言之，课程改革需要高素质的教师，但高素质的教师不能来源改革之外和改革之前，课程改革实践是提高教师素质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2．综合运用不同的课程实施策略。课程实施策略大致可分为从上到下的策略和从下到上的策略，还有中间策略—从中间向上的策略。从上至下的策略是以国家和地区为中心的，要求学校中的其他因素要与改革相一致。这种策略在实施那些目标明确而一致、设计精确清晰的课程计划时是非常有效的，但它不太关注学校的具体情境和教师的能力和看法，降低了课程的适应性，容易引起课程的不良“异变”。从下至上策略的典型模式是综合发展模式策略。它是以当地或以教师所关心的问题为起点来进行变革的。这种策略首先要帮助教师识别问题，然后帮助教师分析引起困难的原因，以便使教师在行动上来面对改革。综合发展策略以教师为课程实施的主体，以教师关注的问题为起点来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教师参与课程实施的欲望和热情，但它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很高；二是需要教师之间进行大量的沟通和互动，使教师的工作负担加重；三是对改革者的要求很高，只有具备大量的将理论与实际改革情境中所出现的问题相联系的专门知识，才能掌握改革的大局。从中间向上的策略上基于对前两种策略的扬弃产生的，该策略认为学校是改革最适当单位，要使学校成为课程实施的主体，一方面要着眼于学校整体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要聚焦于学校的核心组成部分—教师，通过为教师创造条件，推动并协助教师参与变革。这种策略主要是以学校作为课程实施的基本单位，通过学校制定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本校的课程实施，同时促进新思想的普及和推广，从而形成一个大范围的课程变革。课程实施的策略要注意调动学校、教师、学生的积极参与，能使课程实施更加注意地区、学校、教师、学生的差异，增强可行性。
虽然在课程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关于课程实施中异变现象的专门探讨，但在对课程实施的探讨中，异变问题实际上已或隐或现地存在了。
一般而言，“异”是“不同”“另外的”“别的”的意思，“变”是“性质、状态或情形跟原来不同”的意思。“异变”就是事物的性质、状态或情形变成了与原来不同的东西。可以说，课程实施中的异变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课程理想或预期目标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使真正在实践层面实施的课程在性质、状态或情形上不同于改革前所预先设计的那样。
在课程实施取向的研究上，辛德（J.Snyder,1992）等人将课程实施取向归纳为忠实、相互调适和缔造（Enactment）三种取向。忠实取向把课程实施过程看成是忠实地执行课程方案的过程，强调课程实施者应“忠实”地反映课程设计者的意图，按照课程设计者建立的程序和方法将课程计划付诸实践，检测课程实施成功与否的标准是预期方案的实现程度。相互调适取向强调课程实施过程本身的变化，认为实施过程是课程规划者与课程实践者之间的相互适应的过程，是课程计划与班级或学校实际情境在目标、内容、方法、组织模式等方面的相互调整、改变与适应过程，一方面既定的课程计划会发生变化，以适应各种具体实践情境和特殊需要，另一方面既有的课程实践会发生变化，以适应课程变革计划的要求。缔造取向认为，真正的课程是教师与学生联合创造的教育经验，课程实施本质上上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创生新的教育经验的过程，既有的课程计划只是提供这个经验的创生过程的工具而已，它仅仅是一种课程资源，借助这种资源，教师和学生不断变化和发展，课程本身也不断进步。
忠实取向把课程实施看作忠实执行课程方案的过程，理论上无视异变的存在的。相互调适取向强调课程实施本身是一个变化过程，它已意识到课程实施中存在异变，而且本质上也肯定了异变的价值。缔造取向认为，课程实施是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创造新的教育经验的过程，这不仅承认了异变的存在，而且必将逻辑地将其视为课程实施的本质，从而把异变的地位推向极致。
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末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失败后，传统课程研究体现的“工具理性”的技术导向和追求“效率”“控制”的课程开发范式就一直为很多学者所诟病，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在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范式下确立的传统课程开发模式，最终导致课程研究陷入困境。70年代以来，课程研究开始脱离科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支配，而转向现象学、诠释学、知识学会学、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等多元视角，以图超越实证主义范式的窠臼，重建新的课程理论。课程研究的诠释学取向逐渐成为课程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这种范式超越了目标取向，以过程取向为特色。而课程一旦作为过程，它就意味着进程、运动和变化。这实际上已为认识课程实施中的异变铺垫了理论平台。
二、超越与衰减—课程实施中的两种异变
总的来说，人们对待异变有两种态度，一是否认异变；一是推崇异变。否认异变的理论假设是，用科学、严密的程序设计的课程体系能够而且应该原封不动地、忠实地被执行，并最终达到预期的目标。本质上这种观点认为异变只会给课程改革带来阻碍。后一种观点是推崇异变的。从杜威的“做中学”到施瓦布的实践性课程理论，再到斯腾豪斯的过程课程理论，都强调课程不是预先设计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学生与情境的交互作用形成的。既然课程是在变化与发展中形成的，那么本质上这种观点必然推崇异变，它看到了异变的积极面。
（一）超越性异变
超越性异变是指异变可以带来创新、适应和完善，异变使课程实施过程成为不断完善并超越预设课程的过程。
异变会引发创新，使课程在实施中不断提升和完善。课程实施不可能是对预设课程原封不动地机械执行，而是伴随着各种异变现象而出现的对预设课程的创造性实施，是对预设课程的创新与超越。异变孕育着创造，孕育着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为新课程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提供思想启迪和动力源泉。决策由上而下制定，新思想新行动则由下而上产生。
异变会带来适应，使理想课程更加切实地实施。我国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异非常大，尽管新课程已预先考虑了各地差异，但这种考虑不可能完全和充分。一般来说，新课程主要是在专家层面设计的，往往比较理想化，容易形成相对于旧课程来说的另一个极端，一到实践中就可能会出现脱离实际的情况。本次课程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行，时间短，有些东西还来不及论证就大面积推行了，更容易出现不适应。此时，预设的课程必然会发生异变，也应该发生异变，异变就是调适，异变将使新课程真正成为本地本校的课程，异变使在每个地方每所学校推行的新课程都不再是预设意义上的新课程，而是新的特定的富有个性可课程。异变就是实践者自觉不自觉地对预设可趁个的创造性修正，旨在超越预设课程，使之更切实际。
异变会促进发展，使稳定的课程紧跟时代步伐。任何课程变革都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时代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课程计划一旦被制定，就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不可能处于经常的大变化中。于是教育者在实施课程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时展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引入课程，使正在实施的课程发生异变。异变在客观上促使相对稳定的课程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
同时，也有人认为，异变是课程实施的阻碍因素，因为它极有可能导致课程实施远离预期目标，随意性太大。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异变的消极面。
（二）衰减性异变
衰减性异变是指异变可以使实施中的课程偏离甚至背离课程改革的预期目标，导致课程改革预期效果不断衰减，使课程实施过程成为预期效果不断衰减的过程。
异变会引起课程“变质”。由于传统观念的阻碍、人们习惯的惰性以及新课程的挑战性，往往会引起新课程一定程度上“变只量”——偏离课程预期目标、回归到旧课程的本质。名为实施新课程，实际上仍用老一套，使新课程被架空，旧课程的某些东西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在学校。这种情况下，异变会阻碍课程改革的深入，使课程改革预期效果不断衰减。
异变会导致课程失真。异变现象的普遍存在会使预先设计的课程在实施中出现很大程度的失真，导致预设的课程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如果这种失真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实施中的课程完全背离新课程的初衷。
三、异变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课程本身的特点
1．预设课程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课程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三个维度：（1）课程职能倾向维度，主要有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两种取向；（2）课程内容的遴选和组织维度，主要有知识本位、能力本位和观念本位三种取向；（3）课程设计和开发主体维度，主要有教师本位和学生本位两种取向。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设计的课程就会有不同的特点。如果课程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知识本位、教师本位的，那么，预设的课程就会注重确定具体的课程目标，把整个课程设计成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课程实施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学生对知识掌握与否。现代课程的价值取向越来越趋向于个体本位、能力本位和学生本位，注重学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选择性，强调“在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实施过程中，将学校、教师、学生作为改革的主体，赋予其更多的自来实施变革，并且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课程价值取向，课程改革会更多地注重课程的弹性并留有创造空间，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异变可能性就相对较大。
2．新课程的可行性。新课程的制定不仅要考虑未来社会的发展，还应考虑现实社会的要求，只有与社会需求和公众的认识相吻合，新课程才能被人们接受。每一个课程方案的可行性是不一样的。可行性大的课程方案在实施中的异变要小些，而可行性小的课程方案在实施中的异变会很大。
3．课程计划的弹性。近年来，由于人的主体价值的凸显，各国课程改革的倾向都是使课程更具有弹性，强调给学校、教师和学生更多的主动性，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弹性大的课程在实施中异变也就大。
（二）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影响
1．课程设计者与课程实施者的异质性。课程实施是把一项课程变革付诸实践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环节：一是教材编著者理解课程标准并据此编写各具特色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二上教师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选用教科书，并对教科书进行个性化的理解、接受并传授；三是学生理解、接受教科书，理解、接受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授的课程。这些环节涉及不同层级的不同主体，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异质性，他们接受的基础性框架或思想基点（海德格尔所谓的“理解的前结构”）是不同的，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也有差别，甚至不同的主体当时的特定心情与环境，都会影响其对课程的理解。这将导致课程实施中三次比较大的异变。这方面笔者已有系统分析，这里不再展开。
2．课程实施过程中主体沟通障碍。课程从设计到实施涉及的人员很多，包括设计课程目标与标准的专家，编写教材的专家，各级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等。如前所述，从课程的提出到实施要经历一系列环节，各个环节要涉及不同的主体，各主体之间依次沟通获取相关信息。主体之间沟通的状况制约着课程实施中异变的程度。
（1）信息沟通环节带来的异变。研究表明，当信息连续通过五个人时，多达80%的信息在沟通中丢失。沟通渠道越长，中间环节越多，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就越容易被损耗、失真、走样。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从最初改革设想的提出，到课程理念的确立、课程标准的制订、教材的编写、教师的讲授、学生的接受，这是一个多环节的复杂沟通过程，预设课程的信息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耗或丢失，导致课程的异变。
（2）选择性知觉造成的异变。选择性知觉是指人们在某一时刻只是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需要、习惯等去主动地选择乃至搜寻知觉的内容，而其他的信息则退为背景，不可被我们意识清晰地加工。这种情况会造成各层级主体之间在沟通时信息的限制性或筛选性获取。这样，经过多个环节的沟通、传递，异变程度就很大了。
（3）语言理解导致的异变。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一座遍布歧路的迷宫，语言可以定义事物，也可以或这或那地改变事物。现代传播学研究证明，人无法用象征符号系统完全表达自己意欲表达的意义，人的表达过程部分地是一个“自我异化”过程。在课程改革中，标准的制订、教材的编写、教师的教学，表述者的语词实际表现的意义与意欲表述的意义必定有所差异，有所偏离。可以毫不隐瞒地说，语言文字不可能完全同一地表达表述者意欲表达的意义，关于内容的语言对内容的涵义总是不完全对等的。
3．课程实施者的素质。狭义来讲，课程实施者主要指教师。教师的素质会影响课程实施中异变的程度和性质。本次课程改革倡导一种课程共建的文化，教师再也不是教科书的忠实执行者，而是与专家、学生共同建构新课程的合作者；教师再也不是只知“教书”的匠人，而是拥有正确观念、懂得反思技术、善于合作的探究者。正是由于新课程给了教师更多的创新空间，所以教师也就有了异变课程的更大可能（当然，我们希望是超越性异变）。
四、对待异变的基本策略
（一）更新教育观念，正确对待课程实施中的异变
我们既要承认课程实施中异变存在的必然性，又不能完全把课程实施等同于异变。完全否认异变的存在，就会导致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完全视课程实施为异变则会导致毫无目标的虚无主义。课程实施者要树立课程是“过程性的”“课程之外并没有特定的客观性目标”的理念，在过程中，目标是暂时的，在教师和学生的相互作用中随时变化和修正的，不要把过程视为达成外在目的的工具，要追求课程实施目标的不断被实现又不断被发展和被超越，而不能以预先设定的目标作为课程实施中必须严格遵循的天经地义的准则，也不能纯粹把预定目标的实现程度作为课程改革成败的标准。当然，目标的生成不等于无目标，课程实施总要依据一定的目标来确保课程在一定范围的波动性统一。
（二）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超越性异变的产生
1．全面提高教师素质。课程实施虽然涉及很多相关人员，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教师，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要执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课程最终都是通过教师而得到实施的。要采取以校本培训为主的多种培训方式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要积极鼓励教师开展以学校为本的行动研究，增强教师解决课程实施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鼓励教师积极投身于课程改革之中，提高教师素质的最好办法是让教师自觉主动地参与改革实践，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发展。换言之，课程改革需要高素质的教师，但高素质的教师不能来源改革之外和改革之前，课程改革实践是提高教师素质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2．综合运用不同的课程实施策略。课程实施策略大致可分为从上到下的策略和从下到上的策略，还有中间策略—从中间向上的策略。从上至下的策略是以国家和地区为中心的，要求学校中的其他因素要与改革相一致。这种策略在实施那些目标明确而一致、设计精确清晰的课程计划时是非常有效的，但它不太关注学校的具体情境和教师的能力和看法，降低了课程的适应性，容易引起课程的不良“异变”。从下至上策略的典型模式是综合发展模式策略。它是以当地或以教师所关心的问题为起点来进行变革的。这种策略首先要帮助教师识别问题，然后帮助教师分析引起困难的原因，以便使教师在行动上来面对改革。综合发展策略以教师为课程实施的主体，以教师关注的问题为起点来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教师参与课程实施的欲望和热情，但它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很高；二是需要教师之间进行大量的沟通和互动，使教师的工作负担加重；三是对改革者的要求很高，只有具备大量的将理论与实际改革情境中所出现的问题相联系的专门知识，才能掌握改革的大局。从中间向上的策略上基于对前两种策略的扬弃产生的，该策略认为学校是改革最适当单位，要使学校成为课程实施的主体，一方面要着眼于学校整体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要聚焦于学校的核心组成部分—教师，通过为教师创造条件，推动并协助教师参与变革。这种策略主要是以学校作为课程实施的基本单位，通过学校制定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本校的课程实施，同时促进新思想的普及和推广，从而形成一个大范围的课程变革。课程实施的策略要注意调动学校、教师、学生的积极参与，能使课程实施更加注意地区、学校、教师、学生的差异，增强可行性。
问题的提出
中国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下设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1年3月公布了一个勇气可嘉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以行政省级为单位预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认为，上海将最早进入现代化，时间为2015年；最晚进入现代化，时间为2090年；其余各省、直辖市将在这个期间先后现代化。[1]本文无意质疑这一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只是十分困惑其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难到报告中的全部数据足以表达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显然，报告"忽略"了现代化的其它重要参数。
透视世界各国现代化给定的全真信息发现，除了各种刚性的经济数据外，一套重要甚至至为重要的指标体系亦被纳入其中，这就是制度现代化。[2]可以认为，没有制度的现代化，很难说这个国家达成了现代化--目前，已经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无一例外地诠释着现代化的这一内含。如果单从制度角度审视现代化，这样几个方面的制度设置及其逻辑顺序具有普遍性：产权个人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截至目前，还没有个案否证这一制度现代化的经典概念。
今天，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范式界定中国，没有谁否认中国物质层面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但人们认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社会演进并不正常，并且比照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演进路径，这种不正常似乎太过离奇，离奇得拒绝按照制度现代化的一般轨迹演变--不要忘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缘于政府的发动，但仍然是由各国现代化共同采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推动的。既然由市场经济推动，那幺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所规定的制度在中国的演进，不可能悖逆其固有的规律。所以，我们必须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探析中国制度现代化演进之所以如此离奇的主要障碍。
然而，当我们从市场经济视角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我们即能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几乎所有国家，无论它们的文化与历史差异多幺巨大，都是在个人产权自然演变的基础上开始物质与制度的双重现代化历程的，唯独中国是在政府全面控制产权的基础上开始经济的市场化发展的。已有的全部材料证强劲地证明，恰恰是这种产权的政府所有，作为绝无仅有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演进初始基础的不同，导致中国的制度演变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扭曲与畸形。现实已经正告我们，作为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变的核心障碍，产权的政府所有几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的一切主要制度缺陷存在关联。经验和事实给出的判断十分确定，没有产权制度的到位，中国目前市场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制度演变仍将是扭曲和变异的。中国最负责任感的学者之一，吴敬琏先生针对中国的现状警告说，中国正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并认为中?quot;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我们正在过大关"。[3]也许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决定中国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大关另有所指，但本人的指向即是产权关。直面产权，应当成为国人的共识。
一、产权政府所有：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进的主要障碍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成就不仅纵向比较巨大，而且横向比较令人羡慕。但是，同样是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却并发出如此之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简直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尖锐并存的现实，尽管人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4]但本文认为，其直接原因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没有同步生成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核心障碍则是产权的政府所有--政府所有产权通过障碍中国现代制度的正当建构和演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丛生。
之一：政治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市场力量即是民主力量，现代民主政治缘于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5]他明确阐释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意义。在由市场力量构成的民主力量中，主导力量是所有者力量，所有者力量强大民主力量即强大，反之即弱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6]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现，当经济市场化发展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时，许多国家不是已经民主化就是由市场力量转换或支撑的民主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发现不了民主力量的存在。[7]原因何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所有者群体总体上不合格，中国的市场力量难以成为现代民主力量。
首先，中国以产权政府所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二十年来虽然一直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同步形成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所有者大多由党政官员直接充任，或是由与政府建立了直接和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经营管理者们担任--他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要面向市场，更要面向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绝对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政府通过产权控制了企业及其决策者，企业当然成为主要听命于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由于以政府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不是完全的市场力量，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力量。
其次，二十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经济体的所有者相当部分是靠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从政府获得优惠的政策和物质（如货款、批地）资源致富的。他们从一开始即与政府形成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行为上公开、直接诉求民主，因为一旦在民主的压迫下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一是他们会牵连出来受到追究，二是他们失去了特殊的体制保护。现阶段的中国，这部分民营经济虽然可以归之于完全的市场力量，但他们并非纯粹的市场力量，也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民主力量。至于真正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发展起来的部分民营企业，一是分散，二是总体力量小，三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少即与政府联姻而演变成为变了质的民营经济。这类民营经济作为民主力量是弱小而内含缺陷的。
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力量构成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市场力量总体上是受政府直接、间接支配与控制的经济力量，它不可能成为迫使政府转变职能、厘清权力界线、强制约束权力行为的民主力量，中国的"经济精英最喜观的是钱而不是民主"。[8]因为与民主制度相比，他们从现行制度中谋取利润更为容易和快捷。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中所有者主体的基本不合格和真正民间力量的弱小，致使各市场主体缺少中坚力量自组织各类民间团体，并以组织化的市场力量采用民主的方式与政府博弈。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民主扩展的障碍。"[9]
论文产权改革的理性路径：梯度变革产权来自免费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存在庞大有产者群体但没有强大民主力量的国家，他们绝大部分的不合格与完全的分散状态，宣告了中国难以形成实力强大的民主运动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有人认为，这是政治集权或强权所致，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倒置了本末。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今天的政府不控制数额庞大的资产，那幺主要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强大而独立的市场力量，马上就是令政府无法支配的民主力量。作为民主力量，只要政府为所欲为，他们就会自主结成同盟予以抑制；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要联合起来控束政府。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成为中国今天健康而强大的市场力量难以形成的主要障碍，成为中国民主力量不能随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扩张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成为目前的政治集权难以削弱的主要原因。
之二，经济
稍有经济学常识和理性的人，都有可能对运行中的中国经济做出矛盾的评价：经济发展很快，问题扩张很快。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10]对于中国经济与问题的双向同步发展，本文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很快在于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持续地调动着人们的积极性，问题扩张很快在于人们的积极性往往以扭曲和非正当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对于人们的积极性之所以能够非正常的释放，也许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早期的混乱阶段许多制度没有及时到位有关，但政府控制产权要承担主要责任。
1.财务管理的网域维护
一方面，信息时代企业的很多商业交易在互联网上进行，双方互不见面，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相互认证，保证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而传统的财务管理软件一般采用口令来确认身份，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口令。口令维护工作将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显然这种身份验证技术已不适合基于互联网的财务管理。另一方面，互联网体系使用的是开放式的TCP/IP协议，它以广播的形式进行传播，易于拦截侦听、口令试探和窃取、身份假冒，给网络安全带来极大威胁。而传统的财务管理大多采用基于单机或者内部网的财务软件，没有考虑到来自互联网的安全威胁，特别是企业的财务数据属重大商业机密，如遭破坏或泄密，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与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不配套
在网络环境下，企业的原料采购、产品生产、需求与销售、银行汇兑、保险、货物托运及申报等过程均可通过计算机网络完成，无须人工干预。因此，它要求财务管理从管理方式上，能够实现业务协同、远程处理、在线管理、集中式管理模式。然而，传统的财务管理使用基于内部网的财务软件，企业可以通过内部网实现在线管理，但是它不能真正打破时空的限制，使企业财务管理变得即时和迅速。
3.难以满足电子商务的要求
电子商务的贸易双方从贸易磋商、签订合同到支付等均通过互联网完成，使整个交易远程化、实时化、虚拟化。这些变化，首先对财务管理方法的及时性、适应性、弹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财务管理没有实现网络在线办公、电子支付、电子货币等手段，使得财务预测、计划、决策等各个环节工作的时间相对较长，不能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再者，分散的财务管理模式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
二、信息时代财务管理的变革方向
（一）财务管理理念的更新
1.财务管理目标多元化。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客户目标、业务流程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共享性和可转移性的信息资本将占主导地位。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必须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不仅能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注重企业的预期成长效益和未来增加值，还要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信息时代，财务管理者可以在离开办公室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实时查询到全集团的资金信息和分支机构财务状况，在线监督客户及供应商的资金往来情况，实时监督往来款余额。企业集团内外以及与银行、税务、保险、海关等社会资源之间的业务往来，均在互联网上进行，将会大大加快各种报表的处理速度，这也是管理方式创新的目的之所在。
2.财务管理软件的更新。传统的财务软件功能相对独立，数据不能共享，企业在人、财、物和产、供、销管理中难以实现一体化。运用Web数据库开发技术，研制基于互联网的财务及企业管理应用软件，可实现远程报表、远程查账、网上支付、网上信息查询等，支持网上银行提供网上询价、网上采购等多种服务。
（二）建立并完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
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将建立在Internet、Extranet和Intranet基础之上。会计信息传递模式将变为“报告主体—信息通道—信息使用者”。网络方式从企业内部财务信息“孤岛”直接转向客户、供应商、政府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而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则以价值形式综合反映企业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运动的事前、事中、事后控制与实际生产经营过程及其业绩的全部信息。
（三）建立健全财务信息安全防范体系
完善的内部控制可有效减轻由于内部人员道德风险、系统资源风险和计算机病毒所造成的危害。从软硬件管理和维护控制、组织机构和人员的管理和控制、系统环境和操作的管理和控制、文档资料的保护和控制、计算机病毒的预防与消除等各个方面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财务网络系统的安全运行。在技术上对整个财务网络系统的各个层次（通信平台、网络平台、操作系统平台、应用平台）都要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和规则，建立综合的多层次的安全体系，在财务软件中提供周到、强力的数据安全保护。
三、信息时代的财务管理模式
1.各分、子公司把原始信息通过计算机互联网传递到总公司或总部的计算机上。主计算机收到原始信息后，把需要核对的数据凭证等发送到互联网上，向有关方面（如税务、银行、工商等部门，债权债务人等）核对。
2.对不需要核对的和已核对相符的原始数据，计算中心的主计算机自动编制记账凭证，并根据记账凭证登记汇总总账、分户日记账和分户明细账，并随时将各类账户进行核对。
3.计算中心的主计算机根据各种账簿编制各类会计报表并上网，各信息使用者可以上互联网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四、财务管理技术方法的创新
1.网络财务管理
企业运用网络来实现财务管理职能。并将网络技术应用于财务管理中，从而实现解决一系列目前的财务活动无法解决的问题，如跨地区财务数据传递、会计报表合并、动态分析财务及资源状况等，便形成一种全新的财务管理体系。
2.财务柔性管理
网络时代中企业为了增强在不可预见的、多变的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必须实行企业柔性管理，推出新产品和个性化的产品，以适应动态的、持续创新的网络经济需求。企业柔性管理包括生产、人员、信息等各方面的管理，财务的柔性管理是从财务的核算、计划、控制、分析角度，通过网络技术实现财务信息资源优化，核心和目的是使企业信息资源具有柔性，以促使企业提高各种财务信息资源以多种方式被使用的程度，从而促进企业全面的经营管理。
3.财务虚拟管理
凡是以电子商务为基础的虚拟企业都要实施财务虚拟管理。这是一种动态的短期的战略同盟，由几个有共同目标和合作协议的公司组成。以网络为依托，虚拟企业突破了企业的有形界限，虽然表面上有着生产、营销、设计、财务等功能，但企业内部却没有执行这些功能的组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取得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企业只掌握核心功能，即把企业知识和技术依赖性强的高增值部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把其他低增值部门虚拟化。财务虚拟管理就是以企业的核心功能为财务管理的中心，对各虚拟化的职能部门进行集中协调性的财务管理。虚拟企业的中层经理的监督与协调功能被计算机网络所取代，企业的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财务虚拟管理是与之相适应的一种横向管理，可去掉很多中间环节，使价值的产生与确认直接相对应。财务虚拟管理还包括对通过网络进行的虚拟经营、虚拟交易所产生的财务信息及其他信息的管理。财务虚拟管理是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全面创新的，以实现财务信息资源优化的一种财务管理策略，所以又是财务柔性管理，财务再生管理和网络财务管理等技术方法的综合。
参考文献：
[1]温兴琦，王哲.网络环境下的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4，（1）.
[2]刘军.网络经济下的财务管理创新[J].世界经理人周刊，2003，（12）.
内容摘要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模式即治道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府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乐。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变革的过程：从过去什么事情都管的无限政府走向专心致志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管理的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以专政和权力统治为基础的政府走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政府走向地方越来越有自身权限的多中心运作的政府，从高度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允许公民多渠道参与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这一过程既是宏观上全面系统推进的结果，但更是具体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创新、积累并推动宏观变革的结果。 本文以江苏和武汉新近实施的公共管理创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为例，说明了公共管理创新对于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治道变革 200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有很多创新的举措，比如江苏省废除了有关严禁没有婚姻证的男女混住，武汉市用新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禁止麻木难的问题。在中央层次，全国人大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 这些新的公共管理举措，和新的国家法律法规，具有很大的治道变革意义。认真总结与分析这些新举措和新法律法规所包含的治道变革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通过管理与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 一、江苏省公共管理创新的治道变革意义 过去，江苏省人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严禁没有婚姻证的男女混住。最近，江苏省废除了这一规定，因为这一规定没有国家法律依据，国家法律并没有规定没有婚姻证的男女不可以混住。 这一举措受到了传统媒体和新闻网站的关注。大家一片叫好。认为，这是法治原则的体现。法治原则要求，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国家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的事情，省级政府没有权力制定法律性规定实施禁止。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男女同居，只要不涉及货币化的性交易，就不属于违法。更有法学家认为，这实际上体现了公权尊重私权的精神。其实，公权与私权是有明确界限的，未经正当司法程序，公权不得侵犯私权。男女同居，属于私权的范围，即使国家有法律规定，这样的法律也属于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是需要修改的。 在笔者看来，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体现了法治精神，有利于青年男女的自由而快乐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步： 从审批治国走向依法治国。过去，凡是政府没有明确允许的事情，都属于禁止之列，所有的事情，包括公民个人的私生活，都需要政府的允许，才是合法的，严重的时候，连思想都要与政府想的一致，不允许想政府不让想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凡是政府没有用法律明确禁止的事情，都属于允许之列，公民可以自行行事，即使违背一般人的道德准则，但只要不违反法律，都不受处罚。 从道德治国走向依法治国。过去，政府往往依据道德原则来治国，认为法律是道德的体现。只要违反道德风俗，就应该严厉禁止，受到严厉处罚。根据这样的治国原则，未婚同居是不道德的，需要禁止，并受到处罚。现在，政府根据法律原则来治国，法律是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任何私人行为，都是个人的权利，都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道德原则，是一个人的修养的问题，主要依靠个人自己的道德修养、社会舆论等进行约束。 从行政集权走向政治集权。中国政府的特征是，在 行政上是高度集权的。具体事务，都需要中央来决定，即使是一个小区应该收多少物业管理费来进行物业管理，一个村庄应该有多少提留来提供公共服务，都由中央来决定。其结果是，中央管了很多不该管的行政性的具体事务，但是像个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利、生命权利和各种各样的基本自由权利，却没有得到中央法律和政策的明确保护，地方政府和单位，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规定加以限制和侵害。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行政高度集权但政治高度分权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出现行政事务虽然高度集权，但由于高层监督负担过重，往往是各地各单位各自为政；由于中央忙于各种各样的行政杂务，反而没有精力去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致使各级地方政府、基层政权，以及事业单位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法规和规定。江苏省主动根据政治集权的原则，放弃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性规定，有利于中国政府从行政集权走向政治集权，让各种各样的私人事务，交给个人决定和处理；让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事务，交给地方政府处理。但是，当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等政治性事务的时候，则应该由中央政府亲自处理，各级地方政府和单位，都不得出台限制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法规和政策。 这一举措还有公共管理的价值意义，这就是从尊重政府权力走向尊重公民权利。限制公民权利，实际上都是为了政府权力的运作方便而设定的。就拿这个案例来说，政府规定，禁止嫖娼**，也就是禁止任何货币化的性交易。为了有效实施这一政策，必须鉴别一对男女在从事性活动时是否存在货币交接行为。要证明这一点，有些情况是比较容易鉴别的。比如，有结婚证明的男女，其同居和性行为，就可以被看作是不存在货币性交易，虽然事实上可能存在，但因为有婚姻，其财产属于婚内共同财产，只是从一个兜掏到另外一个兜。这时，结婚证成了性活动不可能存在货币化行为的替代指标，有了结婚证，不需要进一步取证的信息。但是，对于没有结婚证的男女来说，要识别是否存在货币化的性交易，是两情相悦同居还是非法货币化性交易，则需要更多的信息。由于这些信息具有隐秘性，除非当场抓住货币交接，否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很难认定，这对于执法的人员来说，是一个难题。一般来说，对于难以鉴别的事情，政府的天然倾向是全部禁止，因为这样有利于政府权力的有效运作，可以减少更多的麻烦。但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尊重权力甚于尊重权利的恶果，很容易导致很多冤假错案：有些属于情人约会，有些属于婚前同居，但由于在短时间里很难识别，再加上抓住**嫖娼可以依法处罚5000元，执法部门有很高的收入驱动，就往往屈打成招，本来是两情相悦的事情，因执法权力的介入，变成**嫖娼行为，本来是件十分快乐的事情，最后变成了悲剧。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关键不是公民是否约束自己，要小心谨慎，而在于政府应该实施治道变革，约束自己，不要为了权力的方便而任意侵害公民的权利。对此，江苏省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 二、武汉市公共管理创新的治道变革意义 从权力行政走向权利行政，是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变革路径。这一路径也可以表述为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最近武汉市禁止“麻木”的实践，可以说是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之治道变革的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大城市交通面貌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为拥有一辆自行车而感到自豪，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摩托车，进入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 在这一转变过 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武汉市面临的问题是，19 89年以来，武汉城市道路上挤满了正三轮摩托车和人力三轮车。这些交通工具在武汉俗称“麻木”，其特点是价格便宜，适应普通百姓交通的需要，但也影响武汉的交通，污染武汉的环境，尤其是严重影响了武汉的城市形象。 由于这一原因，1993年开始，武汉两会出现了多达上百件的解决“麻木”问题的建议、提案和意见。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禁止“麻木”，但14年的整治始终是“治了乱，乱了治”。其中1997年，武汉市政府痛下决心，全城“禁马”。但是，“麻木”司机竭力反对。武汉的交警在政治行动中也经常遭到麻木司机的围攻，有的甚至留下了终身残疾。自然，“禁麻行动”也就屡战屡败。一直到2003年3月之前，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2003年3月底开始，武汉市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经过85天的努力，困扰武汉多年的“麻木”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为什么过去花了14年时间依然难以得到解决的“麻木”问题，到了现在花了85天就解决了呢？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过去“禁麻”行政的失败，主要在于采取的手段过分依赖强制执行权，没有充分考虑“麻木”司机的利益，没有考虑到普通百姓的交通需求。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禁麻”是正确的，但是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如果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行政就不得不依赖强制权，通过惩罚的办法“禁麻”。此次“禁麻”成功，关键原因在于武汉市政府充分考虑到了“禁麻”过程中有关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利益： 充分考虑禁麻对麻木司机可能造成的损失，由市政府出资，收购麻木。从4月1日开始，首先收购无证“麻木”，在4月份一个月内，一共有16511辆无证“麻木”司机主动交车。然后5月20日武汉市政府“禁麻”通告，收购有证“麻木”，有证“麻木”回收在6天时间全部完成，2232台车辆回收。 充分考虑“麻木”禁止之后“麻木”司机的再就业问题。市政府一方面鼓励“麻木”司机自我就业，与此同时市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帮助“麻木”司机就业。 在解决“麻木”司机后顾之忧的同时，市政府还充分考虑到了普通百姓的交通需求。改革出租车价格政策，出租车起步价格从7元下降到3元。 这些方法应该并不复杂，但过去的市政府为什么没有想到，而现在的市政府却想到了呢？这与武汉市新一届政府科学决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打好“禁麻”战役，2003年春节刚过就召集工商、城管、民政、残联、公安等部门成立了取缔“麻木”工作班子，他们总结十余年的整治经验和教训，邀请专家科学论证，修改《武汉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若干规定》，出台配套措施，补偿车主利益。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武汉市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实施民主行政。市民警、社区、民政、残联等部门工作人员一起组成一千余个工作组，对全市“麻木”车主逐人逐户上门调查，宣传政策、了解今后的工作愿望等，基本掌握了34870名“麻木”车主的家庭状况、经济收入、详细住址和车辆类型等情况。 这些行动，不仅解决了“麻木”司机的后顾之忧，而且还解决了“麻木”司机心理上的障碍，对“禁麻”政策顺利实施，营造了一个认知共同体，各个方面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在利益上没有冲突对抗的基础。自然，“禁麻”行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取得了胜利。 武汉市政府“禁麻”成功的经验表明，政府改变观念，实施治道变革，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尽可能让利益相关人有更多的参与机会，让其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利益，在制定过程中可能有很多麻烦，但一旦政策制定出来，各个利益相关方面有了共识，就不会导致大的意见和利益冲突，公共问题就能够得到顺利解决。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都能够这样做，那么可以想象，我们所面临的绝大多数公共问题，都能够摆脱过去的“治乱循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到妥善的解决。 > 三、婚姻登记条例的治道变革意义 最近若干年，中国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层出不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治道。在中央层次，这样的变革往往以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出现。最近国务院出台的《婚姻登记条例》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一条例的治道变革意义是显然的：从方便管理到方便公民；从加强管理到走向提供服务，体现了服务政府的理念。 在过去，一对年轻人经过热烈的恋爱，终于觉得难分难舍，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另外一半，想要结婚。但是，烦恼也即刻来临了，他们发现，结婚原来不是想结就结的，还要过五关斩六将，过好多关卡，忍受好多难看的脸，还要交很多不该交的钱，还可能被卡不许结婚： 他们必须到单位去开介绍信，要单位出具婚姻状况证明。虽然很多人拿着一包要结婚的喜糖给负责开证明盖章的人，就可以如愿以偿，但也有一些人发现，原来单位有各种各样的规定：有的规定，男方必须到25岁女方必须到23岁才能结婚，有的更规定男女双方的年龄加在一起必须够50岁才可以结婚，否则不给开证明。有的单位则更因一些莫须有的原因拒绝开介绍信。这使得要结婚的人一波三折。 即使好不容易拿到了单位介绍信，在结婚之前还必须去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接受体检，并向婚姻登记机构出具其开设的医学证明。在这一过程中，要结婚的人不仅要出一点血，也就是要交体检费，而且其隐私也往往得不到保障，有的医疗保健机构往往干涉隐私，检查与结婚无关的项目，比如对女性的处女膜是否完整也做检查，并对检查结果公开。有些女性先天处女膜不完整，往往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失去了男友的信任，有的结不成婚，有的即使结婚了也给婚姻带来了阴影，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爱情悲剧。 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看，这些麻烦其实都是工作单位和医疗机构违法管理、侵害个人婚姻自由权利的结果。因为《婚姻法》规定，男22岁、女20岁就有权利结婚，这一权利是得到法律保护的，男性一旦到了22岁，女性一旦到了20岁，就有了结婚的权利，任何不正当的干预，都是违法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单位敢于这样做呢？它们也有法律依据，这就是1994年制定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结婚登记必须持单位介绍信，持单位开具的有关其婚姻状况的证明。而医疗保健机构之所以能够借此机会，不仅收取高额的各种类型的体检费，而且对不必要的项目进行检查，并公开人的隐私，破坏年轻人的爱情，损人不利己，其原因也在于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结婚登记必须有医学证明。 从理论上来说，婚姻登记本来是应该由公共权力机构管理的公共事务，不能随意授予非公共权力机关。一般来说，公共权力机构的行政行为，不仅会得到内部行政监督，如果违法不作为，公民还可以对人民法院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这样的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较少。但如果把公共权力交给工作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那样的群众自治组织管辖，就婚姻登记来说，一方面不必要，在婚姻登记过程中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个人的婚姻状况凭户口本完全可以得到证明，即使有假，在跳槽换单位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其单位提供的证明也未必完全真实可靠。另一方面，给非公共权力机构以公共权力，反而给其提供了很多违法 的机会，事实上，的确有很多单位就利用这一权力，制定很多土办法，根据本单位控制员工的工作需要，甚至是发泄人际私愤，任意提高结婚的门槛，违法干涉公民的婚姻自由。而对一这样的违法行为，不仅拥有行政监督权力的行政机关很难对其进行监督，而且由于其不是行政机关，公民也很难 利用行政诉讼途径对其进行监督。即使公民要提出异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结婚权利，也往往因不得不担心自己的饭碗问题而作罢。很多有情人难成眷属，有种种原因，不体谅民意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制造了不少。 2003年10月1日开始，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2003年夏天国务院温家宝总理签署的国务院令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该条例没有要求结婚双方所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有关其婚姻状况的证明。该条例也没有要求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法律没有要求，就等于是取消了。所以，有专家预料，2003年的9月，将是一个缓婚期，很多人将等到10月1日之后再去申请婚姻登记。因为在那天之后，很多复杂的手续都将取消，可以节约很多麻烦，节约很多时间，更可以省一笔资金。最近记者的调查也表明，婚检医疗机构原来每天婚检70多对的现在只有两三对了。对此，媒体都齐声欢呼，结婚将因此而真正变成快乐的事情，政府也因此而得到了发展，从便于管理走向方便公民。这显然是很大的进步。 不过，新的《婚姻登记条例》的变化还不仅仅这两项。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变成了《婚姻登记条例》，省去了管理两字。这虽然只是省去了两个字，实际上却是政府职能部门观念的大变化：把自己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为公民登记服务的角色，充分体现服务性政府的理念。 服务性政府理念具体表现之一是，政府给个人提供更多的空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过去需要单位来证明的事情改为个人签名声明对自己的状况负责：结婚双方必须签署一份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也就是单身和非近亲声明书。 服务性政府理念具体表现之二是，离婚申请当场发证：原来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必须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对符合离婚条件的，才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新条例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 服务性政府理念的表现之三是，对于分散的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了整理，婚姻登记机关由行政部门以及乡镇政府统一负责，不再由街道办事处负责；涉外婚姻登记由省级政府的民政部门管辖。这就解决了婚姻登记管辖过于分散，在基层民主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有些婚姻登记机关利用婚姻登记滥收费的问题，也便于对婚姻登记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地行政监督。 不过，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也不是没有问题，在笔者看来，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缺陷，需要完善： 缺陷之一是，一方面，《婚姻登记条例》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但另一方面，在条例里又不要求进行婚检，实际上很难执行。对此，民政部有关人员的解释是，因为婚姻法规定的“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一直未能明确，结果就是在婚姻登记实践中，婚姻登记机关根据婚检机构出具的检查结果无法认定当事人是否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是否可以办理登记。结婚需要体检，没有实际作用，却增加了公民的负担。因此，取消了婚姻登记需要体检证明的要求。不过，在技术上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在法律上进行实体性的明确规定，但又在程序上不做要求，显然不合逻辑，有损法律的严谨性。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修改规定，建议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的，公民可以不申请结婚，而不是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另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实际上只是说明了医学上不应当生孩子，因为不适合生孩子而剥夺公民结婚的权利，其实质是想从控制婚姻来实现优生优育的政策目标，虽然政府多了一项管理的工具，却牺牲了公民的权利。这还是管 理型的政府，没有真正转变为服务性的政府。 缺陷之二是，《婚姻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受胁迫结婚的婚姻，宣告结婚证作废，但条件是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其实，受胁迫结婚，就是婚姻不自由，应该无条件宣布其无效，至于可能涉及的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则应该另案处理。如果以涉及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为由，承认受胁迫婚姻，只能迫使受胁迫者在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上作出无限制的让步。这实际上是保护了胁迫者，牺牲了受胁迫者的婚姻自由权利。这一规定，也只是方便了管理，而没有考虑到受胁迫者的权利。需要进一步改革。 四、行政许可法的治道变革意义 《婚姻登记条例》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婚姻登记领域的治道变革，具有局部的意义。2003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由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公布、2011年7月1日实施。这一法律对于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来说，则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这一法律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范围，也规定了不许设置行政许可的事项；规定行政许可除非由法律规定，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行政许可必须有时间限制，不得无限期拖延；只有法律和法规才能设置行政许可，部门规章和一般性文件不得设置行政许可；行政许可一旦批准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必须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的利益，并且给公民和组织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禁止行政许可转让；严禁资格考试强制培训和购买指定教材等等。 这些内容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因为这些规定，非常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很多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与政府打交道跑行政审批时所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而且也针对性地控制了行政机关设租、企业寻租、权钱交易的腐败空间，确立了从源头根除腐败的制度基础。可见行政许可法的意义非凡。不过，《行政许可法》的最重要的意义，恐怕还在于其对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意义： 使中国政府有限政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的权力有了法律的边界。过去，有关政府权力的法律，一般只是笼统地列举若干类别，说政府负责国防、外交、治安、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而没有具体规定其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其结果就是政府的权力往往是没有边界的，可大可小，没有标准，在逻辑上就是无限政府，可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天气”。《行政许可法》不仅从肯定的角度规定了哪些事项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而且还从否定的角度，规定了四类事项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这不仅为公民个人、法人和社会自治等组织，市场经济和中介组织留足了足够的空间，为公民个人自由、社会自治、市场经济竞争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还为政府的行政许可权力设定了法律的边界，政府的行政权力终 于进入了有限政府的境界。 使中国政府的依法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终于开始依法规范自己。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过去主要强调政府治理整顿市场经济、管治公民行为、规范社会组织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丰富和发展了依法行政内容，依法行政，首先是政府行政权力的设定、运作需要有法律依据。依法行政，首先是政府要依法规范自己，然后才是依法去管理社会。 使中国政府的民主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主行政进入了程序民主的时代。过去 ，民主行政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为人民服务，在实际操作中，为人民服务往往变成了高度管制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使得民主行政的内涵增添了新的内容，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的设立，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必须听证的行政许可行为必须公开听证，而且费用由政府机关负责，等等。这些规定，都体现了民主行政的新内涵。这表明，民主行政不仅是在目的上要为人民服务，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上要让人民参与行政权力的设定和运作，民主行政进入了程序民主的阶段。 使中国政府的权力配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间权力配置得到了法律化、清晰化。在现有的宪法和相关组织法规定中，往往只有原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各级政府之间有关权力划分的规定，往往比较模糊，只有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这样原则性的规定。行政许可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立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法规只有在法律尚未制定的时候才可设定行政许可。国务院决定设定行政许可只限在必要的时候，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之外，国务院应当提请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个部门不能以行政规章的形式设定行政许可。在没有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时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法规，急需时省级政府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一年后若要继续实行，必须提请当地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规章不得设定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资格、自制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并且禁止为地方保护主义、分裂统一市场设定行政许可。这些规定明确界定了立法机关、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在行政许可设立方面的权力划分，使得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入了法律化、清晰化的阶段。 使中国政府的政务公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务信息公开有了具体的法律要求，而且政府需要根据公民的要求公开信息并作出解释。由于战争年代秘密行政的传统影响，以及计划经济时代长期运动性行政的惯性，中国各级政府的政务公开状况一直不如人意。政务公开只是作为一种要求，而不是政府的法律义务。所以，往往是上级要求一下，领导重视一下，政务就公开一些，时过境迁，又回到秘密行政的做法。其关键是政务信息公开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框架，也没有法律要求。今年SARS危机时期制定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政府必须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的法律义务以及相关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在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在行政许可领域公开政务信息的义务以及具体做法，并且还必须提供公民要求提供的信息和解释：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式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这又把中国政务信息公开推进了一大步。 使中国政府的服务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人民服务进入了制度设计和保障阶段。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施政原则，中南海新华门就写着“为人民服务”，但在具体行政领域，服务原则往往缺乏制度化、法律化的保障，便民服务往往停留在口头上，行政机关往往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让公民和企业社会组织疲于奔命。《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使得服务行政终于进入了制度化的阶段：比如，在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阶段，规定行政机关应立即告知申请人为什么不受理，当场告知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其申请材料的错误。在审查与界定阶段，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应当场作出书面行政许可决定，不能当场作决定则限期作决定；政府一致对待申请者，无论上下级关系、还是不同部门的关系，都是 政府内部的事情，申请人只跟一个政府部门打交道，而不必挨个儿自己跑政府部门。在涉及第三方利益的时候，政府还必须告知第三方利益相关人，并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当然，行政许可法要到2011年7月1日才正式生效，各级立法机关和政府机关在未来还需要根据行政许可法在未来的10个月里面全面清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在行政许可法真正生效之前，对其意义的探讨应该说还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阶段。但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法律，毕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只要从现在开始艰苦努力，中国政府也可以很快实现治道变革，真正成为廉洁、高效、公正、公开、公平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模式即治道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府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乐。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变革的过程：从过去什么事情都管的无限政府走向专心致志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管理的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以专政和权力统治为基础的政府走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政府走向地方越来越有自身权限的多中心运作的政府，从高度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允许公民多渠道参与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这一过程既是宏观上全面系统推进的结果，但更是具体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创新、积累并推动宏观变革的结果。 为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发展，政府的发展至关重要。江苏和武汉的经验表明，政府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具体的公共管理的改革和创新，在很多具体的层面，促进政府的治道变革。《婚姻登记条例》和《行政许可法》的经验表明，政府发展需要在积累日常具体公共管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修改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出台新的法律和法规，在制度层面，促进治道变革。只有在操作层面与制度层面一起努力，才有可能把新的政府治道变革落实在具体的公共管理上，才有可能稳步推进政府的治道变革，才有可能让新的法律与法规，有现实的可行基础，而不会变成一个写在纸上的文字，没有实际作用。
公务员制度是由一系列制度构成的，具体包括:招考、录用、培训、评估、奖励、晋升、退休等。本文将主要从公务员的进出制度、培训考核制度、薪酬激励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入手，来探讨新公共管理是如何改造了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
(一)公务员的进入和退出制度
1．在职位分类方面，实行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优势互补。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各有优缺点，在西方国家的公务员改革中有逐渐将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英国1968年文官制度改革，中低级文官通过竞考也能担任高级行政职务，1971年开始实行带有职位分类特征的新的品位分类制。美国在1978年文官制度改革后，设立高级文官班子，高级文官级随人走，不受职位分类制限制，更多实行品位分类。〔5〕
2．推行聘任制和合同雇佣制，打破公务员常任制。1996年4月，英国梅杰政府所进行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中，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所有公务员都要与政府部门签订目标管理合同书，国家公务员不再是终身制;在澳大利亚，1997年5月，公务员委员会颁布了合同协议的指导性政策，除15%的老公务员是固定制的，其他均实行合同制，一般公务员一年一签;新西兰1991年颁布了雇佣合同法，公务员也实行合同制，一般公务员一年一签，高级公务员五年一签。〔6〕
(二)公务员培训和考核制度
1．培训制度化。英国议会在1964年通过了《工业训练法》，1973年又颁布《就业与训练法》，专门规定了文官培训的法规。美国国会于1958年通过《政府雇员培训法》。法国于1977年颁布《继续教育法令》，公务员在职培训的终身化、系列化与制度化已成为西方文官改革的趋势。〔7〕日本目前每年培训公务员约占总数的1/5，美国的公务员培训率则达到每年的1/3。法国推行以就职前的入门培训为主的方针，入门培训约占70%。〔8〕
2．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制度。英国1983年成立效率小组，1984年创立国家审计办公室，并启用大量私人顾问在广泛的公共服务领域进行评估;美国普遍实行绩效评估和全面质量管理，强调以服务顾客为目标取向，以公众满意程度为评估绩效的主要标准，形成重工作结果而不是过程的高效率的工作机制。〔9〕在英国，导致了“评估性国家”的出现，即以经济、效率、效益为标准，监督政府政策与管理，在医疗、科学、教育、技术、环境、监狱等各个领域发生的“审计爆炸”现象。〔10〕
3．采用科学的绩效评估方法。西方国家在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广泛采用了现代企业制度中采用的绩效考核方式，如目标管理法、360°考核和绩效薪酬设计等。绩效管理正在西方一些国家蓬勃兴起，其特点和趋势可概括为:绩效管理与组织战略规划紧密相连，个人生涯规划与组织发展目标紧密相连;重视任前规定明确的绩效标准;绩效考核与工资和晋升等挂钩;重视引入企业的绩效考核方法。〔11〕
(三)公务员薪酬和激励制度
1．实行绩效工资制以及灵活的付薪制度。英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绩效工资制度，主要运用于首席执行官和高级别的政府雇员之中。后来，这一制度逐渐得到推广。到1989年，在政府5815万名雇员中，40万人工资中的一部分通过绩效考核来决定。〔12〕以绩效评估为主、实行绩效工资制和灵活性的工资奖励制度成为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普遍常用的措施。如丹麦设立灵活的工资制度，配置更多的资金;荷兰发展灵活的工资体制;葡萄牙使工资体制更合理化;土耳其建立业绩奖励制度等。〔13〕
2．允许通过双方谈判的方式来保障自身权益，激发公务员的主体性。新公共管理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双方相互平等的契约关系。如美国1994年成立了“国家合作伙伴关系委员会”，允许和鼓励公职部门及其职工就公务员制度改革、工资、劳动争议、工会权力等问题进行谈判。英、澳、荷、葡等国政府表示允许与公务员工会谈判。公务员工会力量不断增加，工会之间联系也日益增多，就公务员结社、劳动合同等问题广泛磋商及与政府谈判。〔14〕
(四)公务员管理制度
1．以效率为导向，进行成本控制。盖•彼得斯认为，政府无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对管理层进行预先控制的内部机制和规则的数量太多，它们包括人事规则、僵化的付酬制度、预算规则、具有约束性的采购法规以及许多别的规则，如果公共组织能够清除这些清规戒律，它就能更加富有灵活性和效率。〔15〕为此西方各国在进行政府改革时都提出了消除复杂的规则、减少繁文缛节以及办事拖拉等措施。
2．实行分权与授权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在分权方面，将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到地方政府以及半公共组织中，在政府上下级关系的调整方面，实行决策与执行分离;在授权方面，鼓励让底层工作人员和公民更多地参与政府决策。同时，实行弹性化管理。
3．大规模裁员，政府“瘦身”。伴随雇佣方式转变的是政府大规模缩减机构和裁员，在英国，1979年公务员数目是752000人，到1994年减少到533350;在美国，从1993年到1998年实际裁员35．1万人，消减财政开支1370亿美元;在其它国家，如荷兰、新西兰、新加坡和日本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裁员和消减政府机构的改革。〔16〕上述所评述的只是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一些主要方面，难免忽视一些其他的制度改革，比如说公务员的监督制度等。但总体来说，通过前面的总结，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这次改革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有人将改革后的公务员制度称之为“后文官制度”〔17〕。西方这场轰轰烈烈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也波及到了我国，对我国的行政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影响更是如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新公共管理理论浸润着中国行政改革的诸多领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便是尤为典型的领域。”〔18〕
中国案例: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
我国传统公务员管理模式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待遇与行政职务级别挂钩，由于受到机构规格和职数的限制，基层公务员晋升空间狭小，从而导致“千军万马往上挤”的局面。而且不少单位也以各种理由分拆、增设机构、提高规格以相应增加领导职数来解决干部待遇，进而又加剧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等弊端。为解决这些问题，2005年国家颁布的《公务员法》里，明确将分类管理确定为公务员管理的基本原则，同时要求在适当范围内实施公务员聘任制。2008年8月，新成立的国家公务员局将全国唯一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的任务交给了深圳。2010年2月3日，深圳市政府下发了《深圳市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深圳市行政机关公务员将被划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除综合管理类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外，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公务员都将实行聘任制，且晋升渠道独立、待遇与行政职务级别脱钩。行政执法类将被划分为7个职级，各个职级均为非领导职务，互相之间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职务序列从高至低设置主任、主管、助理等职务。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职级晋升将与个人年功积累和工作业绩，以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条件建立联系。从现在起，深圳每年将新增1000名左右的聘任制公务员，拟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一改革。深圳市此次改革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采用聘任制的招入模式，可以打破职位常任，形成一种能进能出的人才流动模式。其二，“官”“兵”分流，行政执法和专业技术类均为非领导职务，有利于破除官本位思想。其三，待遇与年资和工作业绩挂钩，能激发基层公务员的积极性。其四，通过协议的方式有利于吸收高层次人才参与政府管理。“对于特殊的职位，高层次的人才可以通过协议，给予更高的待遇。”〔19〕然而，对于深圳市这次改革，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反对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认为深圳对新招入的公务员给予的薪酬待遇过高，〔20〕有违收入分配原则。这一改革，既不符合当前改变全社会分配不公的大形势要求，也不符合真正的公务员分类管理的本质要求，是一个典型的当权者为自己扩大既得利益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丑恶行为，也是扩大社会矛盾的危险行径。〔21〕其二，认为深圳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与现行法律相违背。有学者指出深圳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与《警察法》、《公务员法》不符，且与我国现行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背道而驰。〔22〕对于深圳的公务员制度改革能否破除“官本位”产生质疑。〔23〕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现实的差异及超越
西方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指导下的制度创新，而中国深圳的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也深深地带有着新公共管理的烙印。然而，任何具体的制度设置都必须考虑到具体的制度背景，也即政治现实。因此，首先必须看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现实政治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超越。
1．新公共管理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利己和自私的，因此制度设计必须从这个假设出发，来设计规制人性恶的制度。但是，这一假设有两个缺陷:一是这个假设将人性“自利”的一面夸张放大到了一个极端，是具有片面性的，它忽略了人性善的一面;二是在复杂的公共管理过程中，试图对公共管理者所有行为作出完备无缺的细致规定是不可能做到的。
2．中国行政体制中的“党管干部原则”和强调“为人民服务”原则
中央在全国农村全面取消农业税整整三年，它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已成为政府和学界强烈关注的问题，在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干群关系改善、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上意义重大，但同时也使县乡村三级特别是乡村两级收人大幅度减少，给乡镇行政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基层政府如何适应取消农业税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在本级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切实改善广大农村群众的民生现状，保障农民享受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在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认真反思，只有顺应改革发展趋势，把握内在规律，才能在农村真正建设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服务型政府。
一、全面取消农业税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内动力
建国后，从农村汲取发展资源的思路使农村“养”的负担十分沉重。国家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也使国家工业化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剩余。这样，“以农养政”和“以农补工”的格局，形成了整个国家的资源输送渠道和模式。“以农养政”的模式以公共权力的强制性为基础，在有的农村地区导致了乡镇干部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紧张。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多轮行政体制改革，但是在乡镇一级成效并不明显，其难点是职能转变和人员分流，而根本原因是缺乏内在动力，尤其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以农养政”的模式一直延续至2006年1月1日从制度上全面取消农业税。全面免征农业税使我国实行了2600年的农业税告结，作为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取消农业税是建国以来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村改革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对农村上层建筑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完善，以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必然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取消农业税使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农村发展的方面显现出来，给基层政府改革提供了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它促成农村行政管理必须以“善政养民”为政府唯一合法的目标，即基层政府必须顺应对农产品收益进行的重新分配，通过自身改革，提高行政效能，改善农业生产的宏观环境，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政府由原来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者转变为服务者，围绕提供廉价优质的公共物品和进行高效的社会管理来再造服务型和责任型政府，是对农村行政管理角色的回归。这种对“善政养民式”的政府合法性追求，为转换基层政府职能，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创造了条件。
二、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的严峻挑战
1、县乡财政收入减少，乡村债务化解难度加大，组织功能弱化，公益事业发展困难。这是取消农业税后最直接和首先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不取消农业税，由财政困难导致组织功能弱化的问题依然会产生，这是基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必然结果，取消农业税无非加速了这一结果的到来，它迫使乡镇思考今后的政府改革问题。从乡镇财权与事权的状况分析，“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使农村基层政府承担了过多的事务，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治安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和成本比过去增加；而财政收入上移，支出责任下放的分配，却使乡镇财政收入与事权的扩大不同步，乡镇财政状况十分拮据，甚至逐渐大面积地发生赤字。因为取消农业税基本切断了过去农村基层社会事业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至使乡级财政形势严峻，旧账不能归还，新的赤字还在发生，财政难以为继。值得一提的是，废除农业税，被取消的不仅仅是农业税本身，还有和农业税有关的“搭车”收费。按照财政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的统计，这笔资金起码在1600—1800亿元左右，至少是农业税的3倍。财政困难导致农村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弱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能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无力为公共事务如社会治安、水利设施等投入基本的力量，无法满足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公共服务的质量与人们的期望有相当的差距。
2、乡镇机构设置不合理，人员难分流，运转效率低。乡级财政紧张，直接结果是养不起人，发不出工资，在取消农业税后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只有中央、省、县三级政府，而我国却有中央、省、地(市)、县、乡(镇)五级政府。乡镇一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共青团、妇联、人武部等各种组织一应俱全。此外，还有财政所、民政所、司法所、派出所、农经站、农技站、农机站、水管站、土管站、乡镇企业办公室、文化站、广播电视站等七站八所。“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使农村行政管理机构的正常运转发生困难。为减少乡镇行政支出成本，许多地方开始了乡镇合并，但是，合并后的乡镇又不得不面临另一难题，就是乡镇管辖区域面积扩大，在贫困山区由于路远和交通不便，客观上损害了农民获得公共资源的机会，读书和看病的困难短时间内难以完全解决。人员分流是乡镇机构改革中最难的，一方面无处分流，另一方面即使能够分流，由于乡镇财政拮据也难于补偿，人员不愿走、政府补不起的问题不解决，农村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无法深入。
3、乡镇工作人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取消农业税后，传统的农村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干部思想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旧的工作内容已经改变，新的工作方式尚未形成，面对新形势，不少乡村干部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在“以农养政”时代，乡镇人员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收取税费、催收粮款。取消农业税后，政府致力于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服务主体的乡镇干部必须具备一技之长和过硬的富民本领，才可能提供满足农民需求的服务，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贫困地区的乡镇干部大多能力欠缺，普遍感到“管理无门、服务无路、引导无方、工作无劲”，不知道今后“乡镇应该干什么?怎么干?”无论思维方式还是工作方式都显得力不从心。
三、深化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
要解决全面取消农业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释放农业生产发展潜力，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深入推进，对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整体性制度创新，增强行政管理职能的服务性、责任性和参号陛，这是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的要求。事实上，也只有通过上层建筑的适应性调整才能巩固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经济基础变革的成果，从制度上为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1、以农村经济发展为支撑，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夯实物质基础。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政府自身具有较强的整合社会资源和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因为政府是责无旁贷的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要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农村群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乡镇政府如何才能履行好这些职能呢?
农村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我国当前的一个基本国情。乡镇政府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已经进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只有加快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政府职能的履行才能落到实处。基于此，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农村的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寻找农村经济发展的切人点和生长点，尤其要通过产业政策、区域规划、科技示范，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等多种方式来引导结构调整，加快农村城镇化、工业化的步伐，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水平以及农村科技水平，拓宽农民增收的空间，挖掘农民增收的潜力，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
2、深化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2000年3月2H，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后，政府和学界就轰轰烈烈地讨论农村行政体制改革，可至今从实际情况看，乡镇机构改革仍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全面推进。取消农业税是农村分配关系和经济利益的调整，也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力。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按照建立服务型、责任型和参与型政府的要求，重新界定乡镇政府职能，从发展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注重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注重农村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确立，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和效率，以及农村社会预警和应急机制的建立等，削弱、淡化、转移、合并那些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职能，处理好国家、市场、农民的关系。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二是优化政府机构。要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严守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积极稳妥地推进机构改革，切实加强行政管理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创新乡镇事业站所的运行机制，妥善安排分流人员，解决高成本、低效能的问题。三是提高乡镇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从“以农养政”时代向农民收取税费的角色，转变为“善政养民”时代服务者的角色，需要提高乡镇公职人员的服务能力，为此，应完善对公职人员的选任和考核评价机制，推行上级考核和社会公众评议的双重机制，让农民拥有按法定、民主的程序选举和评价公职人员的权利，使考评对象始终“对下负责”，服务于农民，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人和维护人。
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落实国家政策、严格依法行政、做好市场监管、发展乡村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应借助取消农业税带来的改革助推力，推进职能转变，全面提高政府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知识资源已逐步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会计的变革。
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必将迈上一个新的目标，工业时代的一些观念和理论体系也将发生变化。管理会计原有的一些理论、方法难以适应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管理会计面临的环境，观念，以及其研究内容都将受到巨大的挑战，本文着重就以上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具体探讨。
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在工业时代，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相对稳定，产品生产表现为大批量、标准化、需求周期较长、个性化特征较少，竞争主要体现在市场占有率高低方面。与此相适应，传统管理会计把重点聚集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与动作上，注重通过控制产品生产成本来完成管理会计的目标，并以产品成本作为定价的基本依据。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由于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经济环境变化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企业产品和生产设备很快就过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或边际利润顷刻间被竞争对手抢走，产品寿命周期大大缩短。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逐渐提高，市场需求将呈现小批量、多品种、易交易的特点。当今的世界正处于历史性转变的时期，即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时期，知识经济阶段是工业经济阶段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以人类高度发展的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关键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这一转变使管理会计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将对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管理会计在会计体系中的重要性将增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会计己发展成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重要领域。一般认为，管理会计不同于财务会计，在于它主要不是适应企业外部有关方面的需要，而是侧重于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服务，它丰富、发展了传统的会计职能，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和手段，为企业管理部门正确进行最优管理决策和有效经营提供有用的资料，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下，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今天的经济发展，已从劳动经济阶段、资源(自然资源)经济阶段向智力经济阶段发展，今天的世界竞争，也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从自然资源的竞争，推向人才智力资源的竞争。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会计的变革。
管理会计的起源，一般认为是20世纪初西方工业革命及管理学的产物。我国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晚，约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短短20年时间，管理会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很多事实证明我国管理会计已逐步从数量、定额管理过渡到成本、价值的管理，从项目、部门管理演变为全面管理、战略管理。随着理论研究的拓展和实践经验的积累，现代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呈现出日趋融合之态势，人们的目光已从过去转向现在和未来，开始用全局的观点、战略的眼光进行财务活动管理。管理会计的发展对于指导和改进我国经营管理、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管理会计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时间毕竟不长。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我国管理会计尚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研究范围、实践应用等方面更待完善和充实，还存在较大的发展余地。此外，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脱钩现象较严重。从本质上来说，管理会计是为内部管理服务的，不注重管理会计的应用，很难说其管理工作会有多大成效。管理会计理论的实践化，在我国还存在一些脱节。
一、管理会计在我国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管理会计从西方引入我国虽然已达二三十年，但其实际应用状况却不甚理想。总的看来，管理会计的实际应用大体上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1缺乏一套严密而又行之有效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相关科学诸如行为科学、理论、信息经济学等的研究成果相继引入管理会计，拓宽了管理会计领域，修正了管理会计某些不合理的假设。可是，相关科学的引入并不全面系统，只是对管理会计的某些假设进行个别的修正。许多只是处于定性的分析阶段，缺乏实际应用价值。在实务中，决策者往往无法准确计量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从而无法进行信息的成本效益分析。
1.2管理会计的方法在实务中的运用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由于传统管理会计的理论是依据特定的经济环境而建立起来的，它所确定的定量模型和假设在变化着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并不能成立，人们很难运用这些理论和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投资决策分析中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问题，所有教材都是沿用西方国家的复利制计算利息，而我国则普遍应用单利制计算利息。这种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方法影响了它的实际应用，以至出现了“长期投资经营决策和长期投资敏感分析几乎没有企业在实际中予以应用”的情况。此外，追求高深莫测的理论与数学模型，有的将一些本来比较简单的方法加以复杂化，使其不易掌握，可操作性差。
1.3实务界缺乏对管理会计的重视和系统应用。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从西方引进管理会计知识体系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及国外和港台的会计学者所做的各项调查结果表明，迄今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中仍未得到广泛重视和系统应用。目前管理会计的应用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外资企业，而西部、内地应用极少。这主要是因为管理会计的基层教育滞后，普及率低，很多企业领导根本不懂管理会计，对其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没有清楚认识。会计人员素质低是制约管理会计推广应用的关键，而我国管理会计应用软件开发滞后是制约其推广的重要因素。
1.4管理会计应用经验亟待系统总结和提高。管理会计学现已成为许多高等院校会计专业的必修课程，我国学术界对管理会计的研究也已具有一定的深度。从实践上看，我国部分企业已有了一些开展管理会计的成功经验，如20世纪70年代大庆油田开展的内部结算、80年代吉林省开展的厂内银行、90年代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推行的“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邯钢经验等。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会计界对实践中已有的一些典型成功案例明显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归纳总结，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案例得到了系统的研究与总结。缺乏具有示范性或样板性的典型案例研究报告，是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未能得到有效普及和推广应用的重要原因。
1.5缺乏职业化的管理会计师队伍。在我国企业，管理会计的任务和职能基本上由财务部门和成本核算部门承担，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承担其任务和履行其职责，无管理会计师专业队伍，全国也无此类技术资格考试。由于企业把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放在会计循环上，只考虑会计实务是否符合会计惯例，而不去考虑是否有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致使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发展不平衡，从而制约了它的推广和运用。
二、管理会计的变革
管理会计的现状已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忧虑，它将如何发展也引起了理论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因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探索比较可行的出路。
2.1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要理论联系实际。管理会计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推广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及时地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整理、推广，形成示范效应。及时总结我国开展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以全面推进企业的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内容上重新整合。在我国，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是两门并行的学科。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割裂开来，管理会计的定位就很难。可以将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合并成一门成本管理会计，其研究的对象是成本的核算、规划和控制，研究的内容是原有成本会计的内容加上管理会计中与成本管理相关的内容，如成本性态分析、变动成本法、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标准成本、责任成本等内容。
2.3调整拓展管理会计内容，大力发展战略管理会计。将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成本会计教材中内容重复交叉的部分进行适当删减，将应用性较强的作业成本法等内容纳入管理会计，突出管理会计的特点。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我国应加紧进行战略管理会计理论与应用研究，将成本管理重心由制造成本逐步转移到战略总成本上，由成本控制转移到成本计划上；使业绩评价紧紧围绕企业价值最大化及员工价值最大化目标，体现企业的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兼顾，实现企业的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有机结合；将物力资本向知识资本转化，坚持以人为本，充分挖掘和使用知识资本，将提供的会计信息与知识资本结合起来。
2.4努力提高企业决策者和会计人员的素质。企业经营决策者对管理会计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普遍应用，因此有必要提高企业领导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并把懂管理会计作为企业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有了懂管理的领导队伍还不够，企业还要有精明强干的管理会计专业人员，进而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这样能使管理会计在企业中得到有效的应用和推广。:
2.5大力开发管理会计软件，使管理会计逐步向电算化方向发展。管理会计要运用一些比较复杂的计算分析方法，采用计算机可保证运算的准确性，可减少大量的工作量，使管理会计人员能够准确、及时地为企业领导者提供预测、决策等方面的信息，满足企业领导者决策的需要；同时可以扩大管理会计的应用范围。管理会计的推广与应用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参与与努力，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加入WTO，应用管理会计必将成为我国企业的内在需求。21世纪的竞争将是全球化的竞争，随着我国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国际化企业的不断涌现，企业组织结构及环境的变化，必须以竞争力为导向，构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此相适应，管理会计会呈现出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管理会计必将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玉环.论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运行机构的重构[J].会计研究，2004（2）.
论文摘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进行了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推动这场变革的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原因是原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形式已无法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因此，破除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结构已然成为美国制造业变革的基点。由于这场变革涉及面宽广，本文选取了若干角度对此进行探讨，如缩减规模、赋予权力、团队精神、职业培训。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 规模 精神 权力 竞争力 战略 关系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逐渐失去原先的优势，国际市场份额大为缩减。198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业生产率委员会，通过近4年的深入走访调查，于1994年出版了研究报告《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报告深刻地分析了美国制造业体系存在的六个弊端。其中一条便是美国制造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忽视。该报告迅即在美国制造业界中引起强烈反响。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场波及整个制造业界的人力资源管理变革拉开了序幕。各个企业公司纷纷出台了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革新政策。这些政策融入了诸多的元素，如促进信任、加强灵活性、团队精神和经济风险分担。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从中可以归纳出美国制造业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几个显著的特征： 一、缩减员工规模 在20世纪90年代得美国制造业公司里，大规模地裁减人员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通过这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美国制造业所遭遇的境况。但必须承认的是，“缩减规模”（Downsizing）的确称得上是美国制造业人力资源调整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举措。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紧缩成本是每个企业应付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压力的重要手段。而裁减人员无疑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企业的裁员不仅力度大，而且速度快。在2001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制造业企业一口气裁减员工40万，其中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宣布裁员26000人，摩托罗拉的裁员规模为9370人并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增加了裁减人员的数字。与此相对照，拉美国家裁员超过10万，欧盟企业裁员数量为7.5万，日本是3万。美国制造业裁员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仔细分析美国制造业公司的裁减员工的成分，从中可以看出，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来自企业的管理层。而管理层的缩减正是90年代美国制造业组织内部革新的核心主题。8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臃肿不堪的“金字塔”型的组织机构已经严重威胁到制造业的生存。这一时期，美国前500家大公司所的经理与秘书的比例高达1:2，经理与工人之比则为1:3.4；生产人员开销比重仅占公司全部开销的20％！(P190～191)而管理机构的庞杂意味着人浮于事和官僚主义的盛行。正如美国吕叶公司董事长奥尼尔指出的那样：“美国企业必须首先革除传统的带有官僚主义气息的指挥和命令式的美国经营方式”。因此，削减盘根错结和纷繁复杂的管理组织成为美国制造业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重心和前提。组织结构大量的缩减，带来的是整个企业高效率的运转。通用电器公司为了削减层级繁多且森严的管理机构，以提高管理效率，一下子裁减员工近35％。在正确的领导下，通用公司转变了管理观念，压缩了管理层次，减少了无效管理，将一个官僚主义严重、劳动密集型企业变成运转灵活迅速、结构简洁并且充满活力的组织。 对比原先美国制造业在企业规模扩大时增加管理层次的做法，能够清晰地发现如今的企业采取的有效措施是提高管理幅度。当管理层次减少而管理幅度提高时，原先金字塔状的组织结构就被扁平化了。一言以蔽之，美国制造业就是要精简管理层，充实基层。毋庸置疑，企业规模缩减是美国制造业为了实现振兴所付出的最昂贵的代价。但是，从长远效应来看，制造业的人员缩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首先，规模缩编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作出了贡献。因为制造业公司革除了机构庞大效率低下的弊端，而这个弊端正是阻止这些公司提升竞争力的一大障
论文摘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进行了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推动这场变革的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原因是原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形式已无法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因此，破除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结构已然成为美国制造业变革的基点。由于这场变革涉及面宽广，本文选取了若干角度对此进行探讨，如缩减规模、赋予权力、团队精神、职业培训。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 规模 精神 权力 竞争力 战略 关系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逐渐失去原先的优势，国际市场份额大为缩减。198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业生产率委员会，通过近4年的深入走访调查，于1994年出版了研究报告《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报告深刻地分析了美国制造业体系存在的六个弊端。其中一条便是美国制造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忽视。该报告迅即在美国制造业界中引起强烈反响。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场波及整个制造业界的人力资源管理变革拉开了序幕。各个企业公司纷纷出台了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革新政策。这些政策融入了诸多的元素，如促进信任、加强灵活性、团队精神和经济风险分担。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从中可以归纳出美国制造业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几个显著的特征： 一、缩减员工规模 在20世纪90年代得美国制造业公司里，大规模地裁减人员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通过这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美国制造业所遭遇的境况。但必须承认的是，“缩减规模”（Downsizing）的确称得上是美国制造业人力资源调整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举措。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紧缩成本是每个企业应付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压力的重要手段。而裁减人员无疑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企业的裁员不仅力度大，而且速度快。在2001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制造业企业一口气裁减员工40万，其中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宣布裁员26000人，摩托罗拉的裁员规模为9370人并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增加了裁减人员的数字。与此相对照，拉美国家裁员超过10万，欧盟企业裁员数量为7.5万，日本是3万。美国制造业裁员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仔细分析美国制造业公司的裁减员工的成分，从中可以看出，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来自企业的管理层。而管理层的缩减正是90年代美国制造业组织内部革新的核心主题。8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臃肿不堪的“金字塔”型的组织机构已经严重威胁到制造业的生存。这一时期，美国前500家大公司所的经理与秘书的比例高达1:2，经理与工人之比则为1:3.4；生产人员开销比重仅占公司全部开销的20％！(P190～191)而管理机构的庞杂意味着人浮于事和官僚主义的盛行。正如美国吕叶公司董事长奥尼尔指出的那样：“美国企业必须首先革除传统的带有官僚主义气息的指挥和命令式的美国经营方式”。因此，削减盘根错结和纷繁复杂的管理组织成为美国制造业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重心和前提。组织结构大量的缩减，带来的是整个企业高效率的运转。通用电器公司为了削减层级繁多且森严的管理机构，以提高管理效率，一下子裁减员工近35％。在正确的领导下，通用公司转变了管理观念，压缩了管理层次，减少了无效管理，将一个官僚主义严重、劳动密集型企业变成运转灵活迅速、结构简洁并且充满活力的组织。 对比原先美国制造业在企业规模扩大时增加管理层次的做法，能够清晰地发现如今的企业采取的有效措施是提高管理幅度。当管理层次减少而管理幅度提高时，原先金字塔状的组织结构就被扁平化了。一言以蔽之，美国制造业就是要精简管理层，充实基层。毋庸置疑，企业规模缩减是美国制造业为了实现振兴所付出的最昂贵的代价。但是，从长远效应来看，制造业的人员缩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首先，规模缩编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作出了贡献。因为制造业公司革除了机构庞大效率低下的弊端，而这个弊端正是阻止这些公司提升竞争力的一大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