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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收征管的成本不容忽视
优化税制理论往往在税收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与增进社会公平之间进行权衡，以寻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税制优化和税收征管是密不可分的，税收征管是保证税收制度有效运行的手段，税收制度目标依赖于税收征管来实现。但税收的课征并不是一种不花钱的活动，相反，税务当局征税要消费资源。与此同时，纳税人奉行税制要付出代价，包括会计师和税务师费，还有纳税人在填写税收申报表和作记录时所花的时间价值。
优化税制应当考虑到税务机关的征管费用和纳税人的依从费用。目前发达国家的税收成本一般是1％～2％，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征管水平较低，因而税收征管成本更高。税收征管成本对优化税制目标的实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影响可能大到足以扭曲优化税制设计时的初衷。
2．税收征管能力制约税制优化
政府征管能力是税制结构选择和调整的重要约束条件。在短期内，一国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总是有限的，税制结构的选择与调整不能超越这个限度。税制模式只有当它与政府征管能力相适应时，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也就是说，税收征管所具备相应的技术手段，征管队伍所具备的相应素质，对税制的实施必不可少。如果一个国家不顾自己的征管能力，片面追求税制优化，反而可能导致税收征管中的税收流失，从而降低税制的可信度，使税制的既定目标落空，最后得不
偿失。因此，在政府征管能力许可限度内选择和调整税制结构才是最切实可行的。
3．税制优化必须考虑税收征管环境
良好的法制环境是税制得以贯彻落实的根本保证，而较强的国民纳税意识则有助于税制的优化。一国如果不考虑自己的法制建设水平，盲目地追求税制的优化，使税制繁琐复杂，结果极有可能适得其反。同样，国民的纳税意识及纳税观念也不容忽视，例如，在一个纳税意识淡薄的国家，实行简便的税制应是明智的选择。
我国是一个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说我国的征税环境并不理想，当然这一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可以改变的，但非一日之功，我国税制优化设计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
二、税制优化有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考虑了政府税收征管能力、税收征管环境等因素影响的优化税制设计，事实上又有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评价税收征管效率既要考察取得定量收入所耗费的征管成本；也要衡量由于政府征管能力不足以及纳税人逃避纳税而造成的税收损失；事实上还应考虑税收征管能够征收多大规模的收入，以满足政府必要支出的需要。过于简化的税制其征管成本肯定很低，纳税人也难以逃税，但集中的收入也有限，显然并不足取。合理的税制结构，既有利于征集到适度规模的税
收收入，又使税收征管部门有能力承担征管任务。同时，合理的税制结构也有利于减轻纳税人的抵触情绪，有利于纳税人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有利于纳税人之间的相互监督，这一切无疑会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1.1税收征管是一种执行性管理
税务人员在征管过程中，只能按既定的税法正确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不得改变税法，也不得放弃税法要求履行的职责。因此，在税收征管过程中遇到税收法规无法执行时，必须通过信息反馈，最终以修订税收法规的形式来解决，在法规未修订之前，只能正确执行。
1.2税收征管应遵循法定程序
税收征管的一切活动都应有法律依据，遵循法定的程序，不得在征管过程中随意变更。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若遇到了税收征管程序方面的问题，也只能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来解决，而不能在征管过程中相机行事。
2对税收筹划认识上的误区
节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背税法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税法中固有的起征点、减免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纳税人对筹资活动、投资活动以及经营活动的巧妙安排，达到少缴或不缴税的目的的行为。
3税收征管筹划的策略
3.1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是税收征管筹划的前提
(1)对税收筹划方案的合法性有明确、统一的认定标准。具体来说，即对逃税、避税筹划以及合法的税收筹划的构成要素和性质明确认定，并明确对合法的税收筹划方案的否定由税务机关负举证责任。
(2)税收筹划的基本方向的原则。规定纳税人必须利用合法的手段来实现其筹划的最终目标，不得与立法精神相违备。
(3)明确税收筹划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对税收筹划方案的受益人同时又是纳税人承担方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对其违规行为所负的法律责任加以明确。
3.2人的筹划是税收征管筹划的关键环节
(1)建立良性的进入机制。
在个人信用方面，美国在招聘、选择和安排公职人员方面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就业平等机会委员会、人事管理总署、劳工部和司法部联合提出了“雇员选择程序统一准则”，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申请表、申请条件、绩效测验、审查、书面测验、领导谈话和领导测验等。个人信用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通过对构成个人信用变量的分析可以预测其以后的行为。如果所预测的行为对社会不利，则要把该人排除在选择之外。一般而言，个人信用越好的候选人，对他行为的预测越趋向良性，被录取的概率就越大。
(2)建立良性的退出机制。
只升不降似乎已成为我国公职机构的铁定规律。美国就设立了公绩制委员会，接受雇员的申诉，维护雇员的权利，这样的机制的存在可使退出机制实现了良性循环，否则退出机制可能被扭曲，有可能成为不良动机的手段。因此，为保持机构的活力，应有进有退，能升能降，对于渎职、失职和舞弊人员毫不留情地给予相应的处罚。
3.3征管程序的筹划是税收征管筹划的中心环节
(1)在对税务登记进行管理时，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在对领取税务登记证的经济主体收取规费时，只收工本费，不收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其次，明确税务登记证的地位，让其发挥类似身份证的作用，确保每个纳税主体都有税务登记证，实行普通纳税申报制度;再次，使税务登记证做到全面性、准确性、低廉性、遵循许可证原则和惩罚性的原则。
(2)账证的管理包括账簿和凭证两大类的管理。账簿管理应做到合法、准确、完整和耐久，记账凭证管理应做到以原始凭证为基础，凭证上的项目应齐全。
(3)纳税申报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网上申报，适用于有限公司等单位纳税人;二是双委托纳税申报，即税务机关委托银行给纳税人开户，由银行定期划款的申报方式，适用于个体工商户纳税人;三是上
论文关键词：蚋税遵从遮税税收流失
1国外对纳税遵从的研究
1.1对纳税遵从理论模型研究
纳税遵从的正式理论研究起始于1972年Allingham＆Sandmo的《所得税逃税：一种理论分析》。他们在“纳税人都是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建立了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即A—S模型)。他们研究认为，纳税人作出纳税遵从或不遵从的决策只是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同时，他们从理论角度论证出罚款率、稽查率与纳税遵从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税率与逃税之间的关系不能确定。A—s模型是第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静态研究模型，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和方向，但也存在若干缺陷。
Aim(1992年)用期望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现实的纳税遵从度高于预期效用理论得出的遵从度。认为人们纳税的可能原因是高估了稽查概率。所以在低概率损失面前，纳税人是风险厌恶型的，所以选择遵从。
Elffers和Hessing(1997年)的实证研究表明-有意提高预扣税款可以提高纳税遵从。因为人们往往将获得税款返还视为一种获得。而将补缴税款视为一种损失。
1.2对纳税道从成本的研究
纳税遵从成本的测量源于1934年，海格(Haig)首次对税收体系的遵从负担进行了正式地估算，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税收流失现象充斥各国，遵从成本问题才开始在国外的研究中凸现出来。当时的代表性的研究就是英国学者锡德里克·桑德福(Sandford)的《税收遵从成本：计量与政策》和《税收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两本著作。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对全都税收或某项税收的遵从成本进行测量。且基本上都是采用的抽象调查的研究方法。美国Slemrod(1989年)的对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遵从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得出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不遵从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即税收遵从成本越高，则税收不遵从程度也越高。
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编写纳税遵从成本的指导年鉴。现代的税收遵从成本研究的重点也不同于最初测量的目的，它不再是对仅整个遵从成本进行测量，更重要的是估计特别税收条款变化的影响。Blumenthal和S|emrod(1995)在《美国的近期税收遵从研究》中就提到，他们的研究目的除了研究纳税遵从成本的规模和组成成分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公司的税收状况与遵从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要了解企业对当时税改方案的态度以及对税改措施的建议等等。
2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
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直接研究纳税遵从的课题不是很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及西方国家。
王火生(1998年)、麻勇爱(2002年)、张文春(2005年)对国外纳税遵从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税收征管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国强(2000年)在借鉴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和不遵从多项分类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更集中的概括；将税收遵从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和忠诚性遵从；将税收不遵从分为自私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和情感性不遵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决定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税收观念、二是税收知识、三是税收制度、四是纳税程序、五是逃税成本。
近十几年，国内学者对税收流失的研究相对密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税收流失规模的测算、成因的探讨以及对策的提出上。马拴友(2001年)、郝春虹(2003年)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应用于税收征纳行为分析中。研究得出纳税人与税务当局的非合作博弈。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分别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稽查和逃税。税收流失表现为征税中存在的纳税人与政府、政府与纳税人以及政府、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三种委托问题。贾绍华(8002年)采用现金比率法和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法，利用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税收收入流失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995—2000年我国的税收流失率均在26％以上。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和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雷根强、沈峰(2002年)介绍了纳税遵从成本的概念和分类、分析其组成要素，提出了在我国应重视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李林木(2004年)对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成果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特别是对纳税遵从成本的评估和构成作了比较详细地介绍。
李林木(8005年)结合我国的实际对纳税遵从同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奉行成本方面，提出了测算我国企业税收奉行成本的系列公式。并通过抽样调查推算了我国企业的税收奉行成本；在税收威慑机制方面，提出了建立我国“第三方税源信息报告”制度、信息化的税源信息比对系统和税务审计选案系统的构思；在税收激励机制方面。研究了提高我国纳税遵从度的诚信激励政策，还研究了国际上旨在激励税收不遵从者改过自新的税收赦免政策，并评估了这一政策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他的研究较为全面，也给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杨得前(2007年)研究了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之间星正相关的关系。作者将税收道德定义为促使纳税人付税的内在动机，是纳税人自觉支付税款的意愿。从关系契约的角度研究指出，公民的税收道德在相当大程度上内生于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税务机关及公民与公民的互动之中。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纳税人的税收道德，主要体现在司法腐败和安全这两个因素上。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性别、年龄及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而收入水平和接受教育的程度对纳税人的道德没有显著影响。作者对税收道德的研究在国内对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中是比较有新意的，拓宽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
现行《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自2001年和2002年修订并实施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已暴露出一些具体问题，有部分法律法规条文的具体设置问题，也有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一、现行税款征收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款征收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欠税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有些纳税人为了逃避追缴欠税，或在欠税清缴之前就已经在其他有关部门注销登记，或采取减资的行为，使得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企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欠税如何处理只有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加收滞纳金和强制执行的规定，但税务机关应当在什么时间内采取这些措施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关于逃避追缴欠税已经明确了法律责任，但前提是“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换言之，如果纳税人不妨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但也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又不“忍心”对其财产进行执行的情况下，纳税人就可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提前征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机关提前征收的规定只局限于“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情况，这一条件本身就很难把握，因为纳税人申报期未到，很难有证据证明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行为。等到税务机关对其采取保全行为时，纳税人的财产已经转移一空。也有纳税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提前缴纳的，但又无法律依据。
第三，“延期纳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延期缴纳税款规定的期限只有3个月，这对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无法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现行法律规定延期缴纳税款需经省级税务机关审批，这一规定存在审批时间长、周转环节多、省级税务机关不了解纳税人具体情况等问题。
2．现行税款征收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加强欠税管理，建议在新法中明确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不得减资及减资的处罚措施；注销税务登记是其他部门注销登记的前提；有关部门不能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转移或设定他项权利；有关部门未按规定执行的法律责任；在纳税人欠税一定时间后税务机关必须进行强制执行，这个时间可以是1个月或2个月。
第二，为使“提前征收”成为切实可行之条款，建议将“提前征收”的前提条件改为“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这一条件可以根据一定的线索判断，比较容易操作。建议扩大提前征收的范围，如纳税义务人于法定征收日期前申请离境者，纳税人自愿的，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因其他特殊原因，经纳税义务人申请后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
第三，建议适当延长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一年甚至于两年或三年，具体执行时间由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因为纳税义务人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经营自救解决实际存在的经营困难，时间较短不足以解决纳税人的实际困难，起不到保护纳税义务人生产经营的作用。由于延期纳税时间延长可能会影响税款均衡入库，所以在征管法修订时也可以规定分期缴纳税款，既可缓解纳税义务人的实际困难，也可以保证税款均衡入库。笔者还建议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应由熟悉纳税人情况的县级税务机关审批为宜。
二、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检查搜查权的问题。《税收征管法》没有赋予税务人员搜查账簿、凭证等证物的权力，也没有规定税务执法人员取证无能时的解决办法。而税务行政案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属于治安问题或刑事案件又不能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实际工作中税务检查取证已经成为税务检查工作的瓶颈，其结果可能是：一是纳税人隐匿、销毁证据，使税务检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二是税务执法人员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违法行政。
第二，关于税务案件退税或补税的问题。如果税务案件发生时间长，加之税务检查的时间也长，那么对纳税人加收的滞纳金就有可能比罚款还多，也可能比应补的税款多。在对税务案件处罚的同时加收滞纳金，就有了双重处罚之嫌。如果因为对税法条文规定的理解不同，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争议而引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因此而滞纳的税款，也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显失公允。税法对纳税人多缴税款的退税还区分不同情况，有的退有的不退，退税时有的支付利息，有的还不支付利息。
第三，关于税务检查相关概念和税务检查过程中强制执行的问题。《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果说税务稽查是税务检查的一部分，税务稽查结果的执行是税务稽查的第四个环节，那么税务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根据此条规定，如果纳税人不存在“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稽查局就无法对被查对象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被查对象也就可以“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但又有人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理解：税务检查只是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所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不适用于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但这种理解又存在征收管理的条款能否在税务检查环节适用的疑义。
2．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解决税务检查取证难的实际困难，建议《税收征管法》适当增加税务检查工作中的搜查权力，但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税务机关的搜查权力严格控制，设定必要的限制条件。例如搜查权一般只适用于生产经营场所，如要对生活场所搜查，必须取得司法许可，并在司法人员的监督下进行等。
第二，建议将税务机关发现的纳税人多缴税款与纳税人发现的多缴税款同等看待，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现的多缴税款纳税人都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支付相应的利息。对于3年的时间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延长至5年为宜，更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对税务案件中纳税人不缴、少缴或扣缴义务人已扣而未缴的税款，按银行的同期利率加收利息，避免滞纳金的处罚嫌疑。
第三，建议《税收征管法》明确在稽查执行阶段可以直接依据税款征收强制执行的条款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修订《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内容，将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由“检查”改为“实施”，或者不明确税务稽查的内部分工，只是原则性地规定税务稽查要实行内部分工制约。另外，还建议明确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抵税财物的范围是否包括“其他财产”。
三、现行税收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1．现行税收法律责任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幅度的问题。现行《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一般只规定处罚的幅度，税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实际工作中各地税务行政机关具体操作不统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比较轻，一般都是按照50％的下限进行税务行政处罚。这就使得税务行政处罚的最高标准形同虚设，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成本很低，不利于遏制不法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曾经下文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做了统一，在该文件中将偷税行为细化为若干种具体情节，并对各具体情节规定了具体的税务行政处罚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很少执行这个文件。
第二，关于在实体法中明确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问题。现行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基本上是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的，实体法中很少有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这使得税务执法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根据各税种的具体情况履行税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力。
第三，关于“一事不二罚款”的问题。现行《行政处罚法》有“一事不二罚款”的规定，但什么是“一事”却很难理解。由此也就增加了税务行政执法的风险，有税务机关曾因此而败诉，对纳税人的一些税务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遏制。例如，2009年全国税务稽查考试教材《税务稽查管理》就有这样的表述：“纳税人对逾期不改正的税收违法行为，如果税务机关先前已对该税收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对该逾期不改正行为不得再予罚款”。在实际工作中如此理解的结果就是该“逾期不改正行为”将持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没有按照规定设置或保管账簿的，只要税务机关对其进行过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违法行为人就可以手持罚款数额为数不多的罚单永远不再设置或保管账簿了。很明显，这种理解不符合《税收征管法》的立法精神，也不是对“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的正确理解。
2．税收法律责任修订建议．
本人认为，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依据国家的税收法规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和扣缴义务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对征税人执法行为和结果依法进行考核、评估、依法查处涉税违法行为，维护国家税收秩序的过程或程序。可以暂且称之为“大稽查”，与原有旧稽查体制以示区别。
稽查是税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收征管的重要环节，是制止偷税、漏税，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重要手段。在新的征管模式下，稽查既是“三位一体”中的执法主体，又是“四大系列”中的一大系列。各地税务稽查组织在外防偷漏、内防不廉、促进征管等发挥了重大作用。稽查在整个税收工作中，乃至在国有宏观经济管理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税务稽查的目的和意义是增强纳税人自觉纳税的观念，最大限度地缩小纳税人应纳税款与实纳税款之间的差额，税务稽查工作成效大小的标准也只应在促进纳税人自觉依法纳税的程度来衡量。只有全面加强税务稽查，形成长期、稳固、有效地查处打击税务违法犯罪机制才能真正为维护税收新秩序提供良好保障。
但是，长期以类，我国的税务稽查一直处于落后、被动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功能不完善，稽查力量不足，稽查机构不适应当前工作需要；稽查制度不统一，运作程序不规范；
稽查经费严重不足，稽查手段落后；法制观念淡薄，稽查执法力度不够；税务稽查的法律保障体系有待完善；
所有这些都说明稽查工作现状与其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称，因此，加强税务稽查工作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笔者认为，在新征管格局下强化税务稽查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全面、科学地确定稽查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以往的税务稽查只是一种反偷漏的手段，总是以查堵税款的数额说明稽查工作的功过。这样就使稽查成了组织收入过程中的一个“蓄水池”平管放任自流，一旦任务“缺口”，即通过稽查取而用之，既完成了税收计划，又突出了稽查成绩，这也许正是造成偷漏欠税年年查、年年补的一个深层原因。
笔者认为，走出误区，首先应是观念更新，所以，在新的征管格局中，应全面科学地确定稽查的目标和任务，势必改变长期以来的“粗放型”征管，“突击性”稽查所含有的水份。衡量稽查工作成效的标准只应是通过稽查是否达到了预防，打击税收违法，优化纳税环境，提高纳税人自觉意识，而不仅仅是查补偷漏税额多少。通过科学、全面的稽查工作，将涉税犯罪控制在最高限度，促使每个纳税人都依法自觉履行纳税义务，是税务稽查的最高境界。
二、建立规范、有效的各项稽查制度
这是做好税务稽查的重要保证，笔者认为全国应尽早制定一套统一的稽查制度，它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推行稽查长负责制和等级制度
将稽查人员聘为稽查长、稽查员、助理稽查员三级。其中稽查长负责稽查事项的实施和处理，稽查员在其领导下负责具体稽查事务，助理稽查员协助稽查员工作。这样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工作风气，也便于在不搞职称评定的情况下，对外开展业务。
2.严格约束机制，促进廉政建设
（1）建立执法守则和回避制度，确保执法行为的合法性；
（2）坚持公开办案，从速处理；
（3）坚持稽查、处理、执行三分离制度，实施稽查须有两人以上，如实稽查，
（4）做到集体定案，处罚到位。
3.建立、健全税务稽查工作具体规程
科学严密的稽查工作规程主要应包括掌握案源、制定检查计划，报告入库、档案管理等环节。笔者认为应将以下几个原则纳入整个稽查规程之中：一是科学严密原则，通过各种渠道将纳税人应税活动置于稽查严密监控下；二是依法办事的原则；三是监督制约原则，四是协调统一原则，稽查组织内部之间，与其它部门之间应互相联系，协调运转。
4.完善执法监察制度
由税政、征管、监察等部门组成执法检查组，定期对稽查人员的文书制作，检查行为、处理决定等进行监督考核，俣证稽查质量。
三、推行科学的稽查办法，提高稽查功率。
1.健全完善信息系统
信息时代的税务稽查各项决策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而且同样需要理性、准确预侧。从这个意义上讲，缺乏完善的信息情报系统导致税务稽查始终无法走出盲目、被动的误区。
由于新税制推行了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制度，反偷打假防骗的任务更加艰巨。“金税工程”的推行，既是税务稽查情报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良好开端。笔者认为，除应尽早实现我国税务稽查电脑联网，这一系统还应包括：
（1）结合电脑管理，建立纳税人纳税情况资料库，制定各个时期重点稽查对象，借以提高稽查针对性。
（2）建立年度重点检查，专项检查的评价筛选体系。
（3）在随机抽查基础上实行全查法，以充分了解税法执行和日常税管情况，强化税务审计。
与此同时，要加强同银行、保险、海关、外贸等部门联系，实行电脑联网，建立深层次情报网络，及时掌握涉税动态；再则，广泛接受群众的举报。总之，通过以上多种途径，全方位、多层次获取案件信息，为准确、及时、有效地开展稽查工作提供目标和重点。
2.讲究科学的稽查技巧
富有经验的稽查专家，主要看纳税人串报及有关税收信息（销售额、购进额等）是否正确，为提高稽查准确性和效率，可建立一套可供选择的稽查参数系列。如经营性质、购进、销售额、年购销率等（反映货物增值税度），凡纳税人串报表中购销率低于同类经济活动纳税人的就应列为稽查对象了。
四、加大处罚力度，完善税务稽查处罚体系
在一些发达国家税务稽查史上，时常可见官高职要者因偷税而被重罚、判刑、他们的罚则是对人身权、财产权、名誉权的剥夺，其严厉程度可见。
而在我国，以补代罚、以罚代刑，造成了违法涉税分子屡查屡犯的被动局面，究其原因，首推现行税法处罚罚则不完善。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现行税务罚则作一些修正，现提出如下建议，以资参考。
1.加大处罚力度，对重复违章应课以重罚，以示与初犯区别；对偷、漏、骗税数额巨大，严重影响税收经济秩序的，可以提高量刑标准；
2.现行税法对涉税违法行为所定处罚弹性过大，有的含义不明，未更多地授予税务稽查机关和人员执法权力和手段，应在立法上予以考虑解决；
3.参照国外成功做法，建立判例法制度，借以起到以案释法，并为公正执行和税务司法提供依据；
（二）代收代付费用的结余款项、手续费收入未申报纳税。物业公司代其他部门收取的水电费、垃圾清运费等，一般挂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但这些代收的费用经常会有结余，实际是收费的手续费，一些物业公司一般会长期挂账而不结转营业收入，导致少申报纳税。
（三）账证不健全，物管区域分散，税务控管力度较弱。一些物管公司存在账证不健全现象，账面难于体现实际经营情况，很多的物业管理公司管理多个小区或单位，其范围广、地点分散、小区的服务功能以及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各不相同，加之不同的楼盘也有不同的入住率。这些情况都导致税务部门控管难度较大，征管力量相对不足。
二、加强物业管理行业税收征管的建议
（一）加强税法宣传力度，提高依法纳税意识。税务机关应组织多种形式的税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物业管理企业的纳税意识。辅导物业公司财会人员规范财务核算，针对物业管理的不同收入项目，严格分清物业管理费收入、物业经营收入等，帮助和引导纳税人自觉按实申报纳税。同时，通过多途径充分宣传,让广大业主主动索取发票，提高他们的协税护税意识，堵住物业管理公司逃税“通道”。
（二）发挥“以票控税”功能，加强发票管理。一方面，对物业管理公司严格要求使用税控机为业主开具机打发票。对公司规模小、未安装税控机的物业管理公司，要求其到主管地税机关为业主代开发票，并转交业主，以达到“以票控税”的目的。同时，对纳税人发票开具是否规范进行定期检理强物业管加的税收征管查，并加大对违规使用自制收据行为的处罚力度。
（三）加强物业信息采集，促进规范管理。一方面以房地产开发项目为抓手，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环节，要求开发企业报送楼盘销售明细以及相关物业入驻的资料等，从源头上准确掌握物业户籍信息和物业公司财产登记信息。另一方面辅导并要求物业公司按期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物管收费标准、所承接管理对象的办公楼、住宅、店面、写字楼和车库车位面积等资料，便于主管税务机关随时掌握物业管理公司的经营情况。
一、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税收征管体系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它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信息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受其影响，企业经营活动也日趋复杂。特别是当前企业的e化经济迅猛发展，生产经营活动大量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这些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税收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迫切要求税收工作提高征管水平，适应形势的发展。而由于税收征管现状与经济形势发展的不对称性，致使税务部门不能及时、全面掌握纳税人信息，造成征管质量低下，重复劳动过多，征管成本加大。而专业化的征管查格局，则以大型数据库和广域网为依托，实现数据的高度集中处理和共享，更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和征管质量，堵塞征管漏洞，提高征管质量，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
（二）实行专业化分类管理是依法治税的需要。
据有关资料表明，1999年我国的税务行政“官司”中，税务机关胜诉率只有15%，败诉率却高达32%，53%则是通过做工作后撤诉的，而败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执法程序不当造成的。这一数字充分说明原征管模式在执法程序的内部监督管理上存在着漏洞，再加上部分税务干部执法素质不高、专业化不强等因素，导致税收执法权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出现执法随意、以权代法、以情代法等现象，而实行专业化分类管理后，一方面可以在内部执法程序上对税收执法权力进行分解制约，加强权力监督，减少执法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税务执法队伍的专业化执法技能，从而推进依法治税的进程。
（三）建立专业化的征管格局是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
我国已经加人WTO，透明度原则是WTO的重要原则之一。税收是国际国内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WTO成员国（方）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也必须符合透明度原则的要求。税收行政的透明度首先取决于税收程序的透明度，它的关键在于对纳税人的税款核定、审计及对税收违法事实的认定和对税收违法行为处罚的程序、依据和标准都应当规范化和确定化，尽量减少和避免税收行政行为的随意性。而专业化的征管格局则正是通过对权力的分解制约和明确岗责划分，来对执法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减少或避免随意执法行为发生的。
（四）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为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提供了技术条件。
专业化征管的前提是岗责划分，形式是专业化分工，需求是部门协作。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则恰好为信息资源的传递和共享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所以只有将岗责划分与现代化科技有效结合起来，贯彻科技加管理的方针，才能充分发挥专业化征管体系的效能。
二、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
建立理想的税收征管模式的目的在于以最小的税收成本实现税收利益的最大化，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使各项税收政策通过征管模式落实到位。所以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的目的是通过实行权力分解和制约，推进依法治税，提高征管质量和水平，降低税收成本。
（二）要求。
1.明确岗责划分，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专业化分工后，必面对征管查三个机构在内部分工和外部协作上明确各个机构及各个岗位的职责，并通过建立责任追究制，增强各岗位人员履行职责的主动性，减少和避免因推诿扯皮而造成的工作脱节和不连贯，进而影响征管质量和水平。
2.实现信息的集中处理和共享。专业化分工后，征管查各成体系，只有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管理手段和网络技术，实现信息数据的集中处理和共享，才能真正建立起专业化的征管格局。
3.收缩机构，精简人员。我国拥有近百万税务大军，素质参差不齐，税收成本较大和不适当性已勿庸讳言。要适应在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征管体系，就应提高人员素质，实行集中征收，收缩机构，精简人员，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4.优化纳税服务，推行多元化申报方式。按照集中征收的要求，大力推行包括电子申报在内的多种申报方式，实现税、银、库联网，减少纳税环节，简化纳税程序，方便税款的申报缴纳入库，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5.提高税源监控能力。专业化征管体系建成后，由于机构收缩，县局是一线征管单位，科室进大厅，撤销了全职能征管机构，甚至县以下的税务所也要撤掉，这样势必要影响到对税源的监控力度。所以在专业化征管格局下，如何提高税源监控力度、减少漏征漏管是摆在改革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
6.提高稽查质量。通过加大稽查力度，提高稽查质量，打击震慑偷税行为，发现、反馈、堵塞征管中的漏洞，使征、管、查协作并进，促进专业化征管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三、建立专业化税收征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基层改革目标不明确。
税务人员对改革的步骤、要求及结果不能准确把握，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工作方法，只能加大工作量，影响改革进程和质量。如现行的征管软件TMSIS，由于在当初设计时不支持多元化申报功能，但为了适应改革进程，尽快推行多元化申报方式，就不得不对TMSIS进行增强补订程序，重新构造功能，这对于市地级以上的国税管理部门而言，只是进行修改程序的编写，而对于县区级以下的税务部门而言，则要面对的是几千户纳税人、多个数据库的整理修改，增加的工作量及因此而增加的税收成本是可想而知的。而即将推行的CTAIS软件本身就具备这种功能，所以能否在CTAIS运行以后再进行多元化申报改革是当前不少基层税务干部存在的疑虑。产生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缺少对改革的前瞻性和预测性，缺少对改革内容的了解和准备。所以建议我们在推行CTAIS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税务人员的培训工作，真正了解什么是CTAIS，具体功能和要求是什么，充分做好CTAIS推行前的准备工作，以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岗位不明，责任不清，工作程序脱节。
成立征、管、查三个专业机构，它的运行保证就是要建立一整套内部各岗位和各专业局之间的岗责体系。我省虽然在改革的初期也制订了过渡期的业务协调方案，但由于对具体工作没有达到最细化，岗位责任划分不清，分工不合理，缺乏考核等监督制约机制，造成内部手续传递混乱，业务繁琐复杂，甚至出现推诿扯皮现象，严重影响改革的进度和效果。
1.发票发售问题。现在基层税务所发售的普通发票必须先与征收局签订代售发票协议，在形式上虽然取消了税务所直接发售发票的权利，但实际上仍然履行发票发售的功能；另外还存在管理局因管理需要，对某纳税人采取停票措施，但由于手续传递或责任不强等问题，该纳税人利用“时间差”仍能从征收局领出发票，造成工作脱节。
2.代开发票问题。目前运行的代开发票的程序是：县局审批，基层税务所缴税和办税服务厅开发票三个环节，手续更加繁琐复杂，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3.金税工程岗位设置问题。金税工程在县局设9个岗位，综合科负责登记岗、发票发售岗、税控设备管理岗；政策法规科负责一般纳税人认定岗和数据采集岗；计划征收科负责认证和报税岗；管理局负责日常稽核岗和税源管理岗。运行的主要程序是计划征收科将认证和报税信息传到政策法规科，进行一般纳税人稽核系统软件的数据采集，然后上传至市局。但政策法规科对数据采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易把握，这样数据采集岗设在政策法规科就形同虚设，极易出现责任不清、推诿扯皮现象。而将数据采集岗划到计划征收科后，认证、报税、数据采集在同一单位，便于业务协调，增强责任心，更能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4.认证、报税与申报之间存在的问题。一是时间及地点问题。目前运行的模式是企业于例征期前先到办税服务厅进行进项发票认证，然后于例征期再到办税服务厅进行销项发票报税，最后回所在税务所进行申报纳税。这种运行方式不但给纳税人增加了负担，大大提高了纳税成本，而且容易产生纳税人利用认证、报税、申报的时间地点不一致、税务机关报税信息不共享的这一弱点，进行虚假申报，产生偷税现象。所以在远程网络申报还未开通的情况下，对于住址在城区或业务量较大的企业可以在例征期前进行认证，而对于边远农村、业务量较小的企业则可将认证、报税、申报三个环节进行合并，统一在例征期由办税服务厅负责受理。二是区间问题。由于抄报税的区间是以自然月为准的，而现在企业的会计核算区间则绝大部分不是以自然月为准的，造成了报税数据采集的时间范围与申报数据的时间范围不一致，加大了征前审核和征后稽核的工作量，特别是将来CTMIS运行后，如何能保证报税与申报数据的一致性，是我们目前应尽快解决的问题。所以建议应由政府进行协调，在全省范围内对会计区间进行修改，统一以自然月为准。
5.办税服务厅管理及权限问题。按省局要求，取消征收局后，县（市）局各业务科室前台人员进入原征收局办税服务厅办公，这一改革措施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问题：（1）办税服务厅的管理方式问题。办税服务厅应由谁负责管理以及如何管理，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如果是县（市）局业务局长直接进入大厅办公，会出现因业务分工不同，权力受限而无法拍板决策的问题；如果指定一名大厅主任或进驻大厅的业务科室负责人轮流管理，更容易出现扯皮现象；（2）办税服务厅的权限没有明确。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县（市）局各科室不具备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但实行新模式后，大厅要面对的直接的税务行政执法及处罚问题，如加收滞纳金等一般性税务违章行为，办税服务厅是否有权作出处理决定，它究竟享受哪一级的权限，建议上级税务机关及时予以明确。
（三）税源监控力度不够。
对税源的监控仅仅停留在表面和静态管理，征管的“死点”和“盲点”仍然较多，漏征漏管户依然存在，这已成为专业化管理的源头障碍。虽然新《征管法》作了在税源管理上与工商和银行两部门进行联控的规定，但由于个体、私营业户的大量存在和逐渐增加，经营方式更加灵活，他们可以储蓄存款或个人名义开设银行帐户来满足其经营业务的需要，规避监控，在未进行税收清算或有欠税的情况下而一走了之，造成税款流失。所以在税源的控管上已不能停留在静态管理的思路上，要采取动静结合的方法，全面实施监控。在静态管理上，要继续落实税源管理责任人制度，明确职责，增强责任心；同时在占有大量的纳税人生产经营数据资料的前提下，全面引入纳税评估制度，对纳税人实施预测性监控，对个体户按照《最低税额标准办法》进行双定征收，对小规模纳税人落实《小规模纳税人评估制度》，对一般纳税人参照涉外企业管理的评税制度进行预测，全面对税源的动态进行预测和分析。在动态管理上，通过政府协调，打破部门信息各自占有、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建立税务机关同工商、银行、民政等职能部门的信息交流体系，实现信息共享，在纳税人进入或退出任何一个渠道时都能得到监控，从而达到动态管理的效果。
（四）多元化申报问题。
多元化申报是指为纳税人提供的自主采用的方便、快捷、准确、低成本的申报方式，它的目的在于降低税收成本，实现集中征收。但我们的改革应着力于适应中国现代经济的“二元”结构，不能让现代化的征管模式超越现实的征管条件和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县城城区采取集中征收、管理、稽查是合理和必须的，但在经济落后的农村，特别是山区、老区，就必须因时、因势、因地制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灵活、多元化的措施进行税收征管，稳步、循序渐进地推进专业化征管改革，切不可操之过急，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摘模式化和一刀切。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由于旧的税收宣传观念的存在，以及受经济发展水平及纳税人素质的影响，社会大众的纳税意识普遍不高，对税法的遵从程度较差。以辉县为例，全县山区面积占2/3，1700余户农村个体纳税人散布在全县20多个乡镇农村，知识结构、文化水平较低，纳税意识不强，即使目前实行的“一元化”的税务所大厅申报，也是在催报催缴的情况下完成的。电话申报和银行网点申报方便、快捷，但其前提是纳税人已在银行存够当月的应纳税款，就目前农村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承受能力而言，很难实现。第一是不容易接受。由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较差，在心理上和行动上不愿意接受，另外，农村纳税人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对电话申报方式来说，因数字较多，不易记忆，操作确有困难。第二，即使纳税人乐于接受，就目前农村的经济状况而言，在税务所进行申报纳税时，又可以同时办理领购发票、税法咨询等涉税事宜，他们何乐而不为呢？在推行多元化申报过程中、由上级要求进度，下级税务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政策变形，片面提高多元化申报比例。据了解已经出现税务所通过验证时机，大量注销那些规模小管理难度大的业户，将之转为临商户进行管理，在数字上片面地达到了多元化申报的比例要求，但实际上却造成了大量的税源、税款的流失，这与我们推行改革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在农村进行多元化申报改革中，应切合实际，加强宣传，循序渐进地稳步推行。
（五）加强稽查管理。
稽查管理上，目前存在着由于岗责不清，分工不明，对信息资料不能实现有效的共享，造成选案准确率低，查案不透，制约机制不力，处罚不重的现象。应进一步完善计算机选案指标，提高准确率，严罚，并分析税源管理、征收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堵塞征管漏洞，促进税收征管水平和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的提高。
（六）关于税收成本问题。
一、建筑行业的经营特点
一是建筑业涉及面广，生产周期长短不一。建筑业就是生产建筑产品过程中涉及的各类活动的集合。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45-2002)，建筑业主要包括房屋和土木工程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业及其他建筑业。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建筑业包括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及其他工程作业。由此可见，建筑业涉及面较广。由于各个分行业间经营内容区别较大，进而导致生产特点差异较大，生产周期长短不一。如房屋和土木工程作业工期长，或跨年度，或时断时续跨越数年；而建筑安装工程作业工期则较短，短则数天即可完成。
二是建筑企业数量庞大，从业人员多，以建筑业尤为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投资司的相关统计报告：到2004年末，我国建筑行业拥有建筑业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建筑户近70万个，从业人员3，270万人，营业收入32，426亿元。建筑行业中的主要力量是建筑业企业，全国近13万家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达2，791万人，拥有资产超过31，600亿元，当年完成施工产值约31，000亿元，实现利税1，830亿元。
三是建筑行业经营规模大小不一，经营地点流动性强。根据国家统计局投资司的相关统计报告：到2004年末，从事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活动的建筑业企业占44%，就业人数占84%，完成建筑业产值占83.8%。从上述数据可见，房屋和土木工程业企业规模相对较大。相应地，从事安装、修缮、装饰及其他工程作业的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完成产值少。此外，建筑业的经营地点就是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地点，其经营内容决定了建筑业经营地点的流动性较强，这些都给日常税收征管工作带来了挑战。
四是建筑行业经营方式多元化。目前，建筑行业竞争激烈，纳税人为规避风险，纷纷采取分包、转包、承包经营等方式。一些资质低的建筑企业或无资质的工程队，甚至通过向有资质的大公司缴纳一定数额管理费后挂靠大公司,以大公司的名义进行投标和签订合同以经营、独立核算。经营方式的多元化，容易混淆建筑业的纳税主体，给税收征管带来一定困难。
二、现行建筑业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建筑行业涉及的营业税及其与增值税征税界限不清。建筑行业涉及面广，较多经营业务与服务业及增值税征税范围划分不清，给基层税收征管造成了一定困难。如根据《营业税税目注释》规定：建筑业——修缮是指对建筑物、构筑物进行修补、加固、养护、改善，使之恢复原来的使用价值或延长其使用期限的工程作业；服务业是指利用设备、工具、场所、信息或技能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业务。可实际情况中，消防设施、电梯、管道设施、通风设施、空调及智能化系统的维修保养是鉴定为营业税——建筑业、营业税—服务业还是增值税就很难把握。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中，修理修配是指受托对损伤和丧失功能的货物进行修复，使其恢复原状和功能的业务。笔者认为：凡属于房产税征收范围内的资产的维修保养应该按照营业税——建筑业——修缮进行纳税鉴定。
二是建筑业营业税应税收入确认难度大。出于建筑行业生产周期长短不一等原因，国税发[1994]159号文件已就建筑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进行了四条规定，其结果就是无论采取何种结算办法，其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均为收到工程结算价款或与发包方进行工程价款结算的当人。但在具体实施中，工程款的结算有多种方式，以上四种规定不能全部涵盖，而大部分都属于规定之外的结算类型，即虽划分形象进度，但采用其他结算方式——不定期结算。这就给营业税应税收入的确认、进而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的确认带来困难。
三是经营方式异变强化企业所得税征管难点。如挂靠提供建筑业劳务的情况，税务部门实行以票控税只能监督其交纳流转税，所得税的上缴缺乏监督，不能保证及时入库，年终汇算清缴时，大公司账上不反映挂靠单位的收入和成木，造成该项所得税税款的流失。
四是税收政策制定层次低，扩大了税负不公平。一般情况下，总局制定框架性税收政策法规，省局进一步细化，各地再根据总局和省局的制定具体的执行办法。由于建筑行业生产经营地点流动性强，这就给政策执行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如，根据国税函[1997]524号文件规定：对异地从事建筑安装业而取得所得的纳税人，原则上在工程作业所在地办理个人所得税事宜。大框架既定后，各省局又纷纷出台相应管理办法，部分省市允许异地从事建筑安装业的纳税人回机构所在地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部分省市对按工程价款的一定比例附征个人所得税，附征的比例又可能各不相同；此外，若附征税款回机构所在地无法抵扣，重复征税现象随即产生。可见，这种地方政策本身的不统一直接造成纳税户之间的税负不公，影响了部分纳税户的纳税积极性。
三、完善建筑业税收征管的举措
一是建议以工程项目为主线，实现营业税信息征管。由于建筑业实行属地管理和属人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某个具体税务机关的管辖范围包括：本地企业在本地承接的建筑（下转第43页）（上接第30页）工程项目、外地企业在本地承接的建筑工程项目以及本地企业在外地承接的建筑工程项目。因此，完整的营业税管辖范围应包括上述三块。对于本地项目，具体建筑项目又存在下述对应关系：
一个建筑项目一个建设单位
一个及以上总包工程一个及以上总包单位
零个以上分包工程零个以上分包单位
工程项目作为建筑行业的基本衡量单位，以其为主线，按照本地工程项目和外地工程项目，本地再按照一个建筑项目对应一个及以上总包工程对应零个以上分包工程的关系，实现建筑业营业税信息征管，将大大提高税收征管工作效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建议以建设单位为源头，优化代扣代缴制度。从上图也可看出，建设单位与工程项目具有惟一对应性，其数量少于总包。同时，建设单位既是工程项目的起始源头，也是工程资金的源头。因此，若改为以建设单位为主体推行代扣代缴制度，一方面可以大大减少税务机关需要面对的纳税人数量，降低税务征管难度，强化税收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强化源头管理力度，减少税款流失。
三是建议以项目信息化管理为基础，强化企业所得税管理。通过项目信息化管理，尤其是本地企业承接异地建筑工程项目的管理，税务机关在实现对管户收入完整管理的同时，就顺利实现了企业所得税管理。
四是建议提高税收政策制定层次。提升税收政策制定层次，可以较好地解决建筑行业经营地点流动性强所带来的税收政策执行难度大、重复征税等问题。由总局统一制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弱化该问题；由某一区域统一制定，可以在该区域弱化该问题；由省局统一制定，则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弱化该问题。
【参考文献】
二、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存在的相关税收问题
目前，我国对businesstocustomer(简称B2C)的电子商务模式征税，而对customertocustomer(简称C2C)模式的电子商务目前并没有出台相应的税收政策，然而我国目前的C2C电商占据总数的大部分。马云表示，截止2013年11月在淘宝天猫上面开店的商家中仅有6%的卖家开始交税③，对B2C电商征税而对C2C电商不征税，这显然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因此对规范电子商务市场的税收征管意义重大，但是由于电子商务的行业特殊性，我国的电子商务税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缺失。C2C电子商务交易的商品数量繁多、商品信息庞杂，其服务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实物商品还包括大量打虚拟商品和服务。我国税法针对不同形式与性质的商品和服务交易规定了不同的税种和征收方式。但是针对电子商务，我国目前尚且没有专门的具体的相关税收立法。因此，税务机关在对电子商务的众多名目的征税对象进行征税时，适用的税收条款不唯一确定，适用条款混乱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
(二)征纳主体难以确定，税源监管难。电子商务的交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跨地区交易异常普遍，甚至跨越国界的交易也是常事，虚拟的网络空间使得货物或者服务的出卖地、消费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电子商务的征税主体难以确定。我国目前对B2C征税但是对C2C并没有征税，但是B2C和C2C在概念上具有模糊性，不同的营运平台上面电商的身份难以准确确定。
(三)常规的以票控税方式不适用。现在我国的税收监管正向以信息管税方面发展，但传统的以票控税仍是我国目前税收监控中最重要的、有效手段。但是电子商务交易中由于消费者的税收意识淡薄很少有人会去索要发票，有些电商使用电子发票，这些都对我国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技术提出了挑战。
三、针对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的建议
(一)加快和完善我国电子商务的立法。电子商务盛行以来各国纷纷对电子商务进行立法，我国也应该加快电子商务的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电子商务的征税对象、纳税人、适用税种、税率以及纳税申报等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电子商务税收适用法律条款混乱的尴尬局面，使我国对电子商务征税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九五”期间，浙江省国税系统紧紧围绕“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新模式建设要求，坚持“探索、实践、创新”的精神，沿着实现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这一主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征管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初步形成了浙江国税的发展优势。进入二十一世纪，按照总局融会贯通地做好依法治税、从严治队、科技加管理的新要求，立足浙江国税实际，再次提出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建立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税收征管体制建设的新目标，积极、稳妥地开展试点和探索。
一、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简要回顾
在“九五”期间的后三年，浙江省国税系统全面开展了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为主要特征，以规范税收执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税收成本、优化干部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征管改革，构建了具有浙江国税特色的“一项制度、四大体系”税收征管格局，在县市范围内基本实现了总局提出的征管新模式的要求。
1.建立了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基本实现了由税务机关上门收税向全面实行以纳税人上门申报、邮寄申报、电子申报、电话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组成的自行申报转变。在税款缴库方式上，基本实现以预储账户纳税为主的纳税方式。2001年，全省68万户纳税人中，采用电子申报的纳税人已达189524户，其中使用网络申报78472户，电话申报111052户；通过“税银联网、实时扣款”方式缴库的纳税人已达553194户。
2.建立了“一体两翼”的集中征收体系浙江省国税系统在县市区域内撤并了所有的基层税务所（分局），建立征收、管理、稽查局。统一设置办税服务厅（或少数延伸办税服务窗口），全省、国税基层征收机构（场所）已从1995年的748个，减少到2001年的79个（其中征收局58个，延伸申报点21个）。系统人均征收税款从1996年的88万元上升到2001年的228万元。
3.建立了监督机制健全的一级税务稽查体系全省各级稽查局专职稽查人员已占干部总人数的30%.实现税务稽查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个环节的内、外分离，即选案由选案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征管部门）为主，涉税案件审理实行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法规部门）和稽查部门两级审理。规范了税务稽查行为，加大了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
4.建立了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税收监控体系实现县市为单位的集中征收，计算机依托作用得到加强。省、市、县三级DDN主干网全面建成。浙江国税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简称ZT97）全面推广，“金程工程”稳定运行，提高了税收征管的监控能力和干部的计算机应用水平。
5.建立了税务机关和社会中介组织相结合的税收服务体系通过脱钩、整顿改制税务中介机构，完善税务机关和社会中介组织相结合的税收服务体系。2001年，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申报已达112547户，纳税人满意，社会中介组织也得到了发展。按照总局文明办税八公开的要求，在全系统统一推行政务公开，建立税前、税中、税后的义务纳税辅导与服务体系。
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的改革，实现了浙江国税税收征管改革的“第一次跨跃”，为我省国税系统“依法治税、从严治队”提供了体制和机制上的保障。
二、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探索
浙江国税系统在全面实现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以后，针对主要税源集中在县市城区、基层征收机构相对集中、税收征管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实际，在提高税收征收集中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试点
1.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提出。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的税收征管形式，与以往征管体制相比优越性明显，是跨越式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在总结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所取得成效的同时，展望当今世界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展望未来的国税征管工作，特别是与总局新时期工作要求相比，仍有不少缺陷。这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制约税收征管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县市局需根据数据量配置不同档次的小型机、服务器，投入较大，电子申报、银税联网以及跨部门采集信息的接口比较分散，系统与数据的安全性不容乐观，在征收能力和纳税评估方面缺乏可比性，公平税负的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二是税务行政效率有待提高。实行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以后，基本形成了小机关、大基层的格局，但由于受传统管理思维的影响，基层征收局、管理局和稽查局的内设机构、工作流程和服务窗口设置带有机关化的趋向。工作环节从经办人、征收或管理局工作部门、局长，到县市局机关科室、县市局长等，职能迭加，制约了税务行政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三是税务行政管理有待规范。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征收，税收执法基本得到规范。但税收行政管理信息化程度不够高，人、财、物的管理仍相对独立和分散，且信息不够透明，有待进一步完善。四是纳税服务有待加强。需要统一规范和简化办税程序，同时在网络支持下，征收管理工作如何拓展服务领域、深化和完善管理措施，达到服务优化、管理强化的目的，在树立国税新形象等方面需要努力和完善。
2.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试点和改革方案的形成。按照省局提出的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思路，2001年初，衢州市局、丽水市局根据经济薄弱地区税源相对集中在县城的特点，率先开展了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试点。2001年7月省局在衢州市召开全省国税系统市地局长会议，对试点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交流，围绕在市地范围内实行税款集中征收、信息集中处理、人财物集中统一管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肯定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扩大试点范围的部署。会后，嘉兴市局以试点单位的经验为基础，结合本地国税工作的实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市局、县局机构设置、职能分工、人员配备以及征收、管理、稽查工作协调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方案。2001年10月，湖州、金华、舟山等市局也着手进行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准备工作。2001年12月，省局再次召开由省局领导班子成员、部分市地局主要领导、省局有关处室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专题研究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有关问题。通过认真的讨论和分析，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对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方案中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职能调整、权限划分、人财物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证，提出了全面建立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新型税收征管和行政管理体系总体目标，从而为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税收征管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主要内容
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征管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以市地为单位“信息数据集中处理，税款集中征收，稽查相对集中以及人、财、物集中统一管理”的新型税收征管和行政管理体系。
1.在集中征收上，按照“税收监控在省局、税款征收和纳税信息处理在市地局、税收管理在县市局”的要求，市地局设一个征收局，负责全市地税收征收业务的管理和指导，在各县市局设办税服务厅。县市局按管理为主的功能调整内设机构，负责办理所属纳税人的有关涉税事项。
2.在信息化建设上，采用以市地为单位数据集中分布模式，数据库建在市地局，全市各单位在一个数据库下开展税收征管业务处理工作。
3.在干部的管理上，县市局局长、党组书记的任免、新增人员录用和外系统人员调入应报经省局同意，县市局中层正职干部的任免应报经市地局同意；同时为体现集中征收、分类管理、重点稽查的要求，管理、稽查、征收系列人员大致按基层干部的5：3：2比例配置。
4.在财务管理上，市地局实行财务统一管理，总账建在市地局，各县市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核算，统一工资标准，奖金分档核定。全市地固定资产由市地局统一协调管理和调剂使用，其登记、建账、核算、管理由县市局负责，大宗物品由市地局公开招标、集中采购。
5.税务稽查的相对集中。市地局稽查局负责组织实施专项检查及市地局以上收到的举报案件的查处，对县市局查处涉税金额超过规定标准的案件派员参与查处，并负责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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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层征管机构设置
1.市地局机构设置市地局设1个征收局、1个稽查局，按建制区设管理局，市局内设机构按总局关于机构改革的要求设置。
2.县市局机构设置县市局内设机构调整为：办公室、税政法规科（股）、管理科（股）、计统征收科（股）、人事教育科（股）、监察室；直属机构调整为：稽查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分局（根据条件设立）、涉外税收管理分局（根据条件设立）；事业单位为：信息中心、机关服务中心（根据条件设立）。
3.县市局内设机构的主要职能
（1）办公室：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及长远发展规划；处理局机关日常政务，起草和审核有关文件和报告；编制税务经费的年度预、决算和全局的财务管理。
（2）税政法规科（股）：负责贯彻执行上级制定的各项税收政策、法规；负责增值税、消费税、金融保险业营业税和中央企业所得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税政业务；负责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税控系统实施和管理工作；负责对税收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过错责任追究，办理税务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县局案件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
（3）管理科（股）：负责对所辖区域内纳税人的专业管理工作。组织实施综合性税收征管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研究制定有关税收征管制度和办法；指导税务登记、征管质量考核、纳税申报和税收资料的管理；负责纳税人税务登记的认定和管理、核定申报方式和纳税定额、纳税评估、发票管理、减免抵缓退税审批、零散税收征管。
（4）计统征收科（股）：负责贯彻落实税收计划；负责汇总、编制税收计划、会计、统计数据；负责税收票证的管理工作；负责申报受理、税款的征收、解缴、入库和计划会计、统计分析；负责办税服务厅的各项涉税事宜。
（5）人事教育科（股）：负责执行人事管理制度；负责机构、编制、任免、调配、劳动工资、专业技术职务等干部人事管理工作；负责机关党务、思想政治工作、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负责教育培训管理和组织实施；负责离退休干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6）监察室：负责本系统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查处干部职工违法违纪案件。
（四）CTAIS的全面应用，为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提供了技术支撑
根据总局关于加速信息化建设推进征管改革的意见和税务管理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的要求，从2001年6月份开始，全省国税系统集中人、财、物推广CTAIS，历时四个月，至2001年9月底，全省国税系统所有市地局CTAIS全部成功上线运行。启用申报征收、管理服务、发票管理等十二个CTAIS主要功能模块，成功办理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票开具和税收计会统等多项业务，系统运行基本平稳。在推广CTAIS的过程中，我们把数据库建在市地局，县市局所有的税收业务通过宽带网与市地局小型机相连接，从而实现以市地为单位信息的集中处理，也为全面推行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的征管改革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实现了浙江国税税收征管改革的“第二次跨跃”。
三、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改革的成效
通过一年半的试点和推广，到2002年6月底，全省10个市地局已全面实行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从目前的情况看运行基本正常，成效也比较明显。
（一）进一步实现了税收执法权的上收、分解、制约和规范实行以市地为单位的集中征收，市地局征收局负责全市税收征收业务的管理和指导。市地局执行上级各项税收征收管理措施时，加强了协调和指导，确保了业务流程、操作规程的统一，以及与CTAIS的有效衔接。在全市地范围内统一实行征收和专项检查，纳税人属地管理，基层税收管理的执法权全部上收到县市局，征收和检查等执法权限逐步上收到市地局，执法主体的数量大大减少，实现了以市地为单位税收执法权的分解和制约。随着市地局CTAIS操作权限的统一设置，征管业务流程的逐步统一，税收征管措施的统一落实，大要案案件检查的统一安排、统一实施、统一处罚标准，使得税收政策、执法口径、操作程序在一个市地范围内基本统一和规范，执法的随意性得到有效遏止。同时，规范执法也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我省国税系统税收收入在“九五”期间1997年、1999年以及2000年跨上200亿元、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四个台阶，2002年又跨上了600亿元的台阶，全省国税共组织收入688.17亿元。加上海关代征和车辆购置税，全省国税总收入达到869亿元。
（二）为税收征管信息一体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实行以市地为单位的集中征收，将信息处理的主机集中到市地局，并按双机备份的网络安全要求配置硬件设备，实现了以市地为单位的数据集中分布模式。同时对全省的网络进行增容改造，省局完成了到杭州市局100兆、到其他各市地局8兆的网络传输能力，市地局完成了到县市局2兆的网络传输能力，以满足以市地为单位数据集中和各地与省局交换数据的需要。这一数据分布模式，把信息处理的支点放在市地局，一方面统一在市地局设置电子申报、银税联网以及跨部门采集信息的接口，系统与数据的安全性大为改善；另一方面使系统现有的物质、人力资源得到合理调配，也为将来把信息处理的支点放到省局提供了经验和准备，而且与总局提出的税收征管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基本吻合。
（二）《公约》对跨境文书送达提供法律支持随着跨境交易事项的不断增多，纳税人的收入、资产以及机构所在地有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向境外纳税人传递税务文书成为跨境税收管理的一项内容。《公约》明确了协议签署国之间文书送达的协助义务，搭建了与境外纳税人进行联络的桥梁。文书送达的协助义务不仅方便各国税务机关对税款的追缴，也是对纳税人的服务手段，通过事先的送达通知，通知境外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避免对那些因疏忽或不了解税收政策的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的不良影响。
二、《公约》对我国税收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公约》确定的情报交换、税收追索协助、文书送达法律义务，需要我国国内法律制度的支持。我国应当以《公约》签署为契机，适时完善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水平。
（一）情报交换法律制度我国开展情报交换工作的法律基础包括税收协定情报交换条款、税收情报交换专项协定，以及涉及情报交换的国内其他法律制度，如《税收征管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以及金融行业的一些政策法规等。经过30年的情报交换工作实践，我国情报交换相关制度逐渐规范，2012年我国顺利通过全球税收论坛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同行审议，说明我国在情报交换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可。尽管如此，《公约》的签署将使我国在情报交换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情报交换内容更加丰富，也对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按照情报交换条款的规定，应签约方请求搜集相关信息时，如我国掌握的税收资料不能满足情报交换请求，我国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提供对方所要求提供的情报。但按照我国《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税务机关对信息的搜集仅限于纳税申报期间以及立案调查期间取得的纳税人信息。无法为情报交换需要要求纳税人或其他组织提供相关信息。此外，尽管在情报交换协议以及《公约》中都明确规定，签约方不能因为情报由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所持有而拒绝提供情报，但在国内法的执行中没有规定金融机构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人涉税信息的义务，税务机关很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纳税人的金融资产、资金往来等方面信息，完成自动情报交换、专项情报请求的执行成本较高。
（二）跨境税收追缴协助的法律制度跨境税收追缴协助首先要明确的基本问题是追缴业务在我国是否存在类似的政策规定。在存在类似政策规定情况下比较容易执行，如涉及企业所得税税款的追缴。但是，如果涉及我国没有的税种或者我国的政策规定与要求追缴国的政策具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如何实施税收追缴就比较复杂了。从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体系来看，有些政策规定与其他国家还存在较大差异，如个人所得税制度，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综合税制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主要通过纳税申报实现征收。而我国实行的则是分类税制，按照个人所得的性质分项目征收所得税，并且基本是通过代扣代缴方法征收的。因此，对境内外居民个人所得的追缴将涉及较高的执行成本。实施跨境税收追缴还应当考虑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公约》对跨境税收追缴协助有一些限制性规定，如税收主张是否存在争议、税收主张的执行期限、税收主张的中断执行、税收保全措施等事项。而我国《税收征管法》中并未对境外所得协助征收做出专门规定，税款征收、保全等措施都是针对在我国具有纳税义务的实体以及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在具体实践中所涉及的文书、征管流程以及征管系统也都是针对我国纳税事项。因此，对于跨境税款追缴事项，首先需要我国《税收征管法》或有关法律文件中明确税收追缴协助的法律程序，包括适用的法律文书、追缴措施、追缴时限、税款的支付等内容。对于我国向境外要求协助追缴的事项时，也应当明确相关执行程序，使其为我国的税收征管服务。
（三）文书送达的法律制度很多国家都明确规定了文书送达的法律制度，如文书送达的方式、签收的格式、时间要求等，并且也明确规定，如果纳税人居住境外或无法知晓纳税人的地址等原因无法送达税务文书，仍然会追缴税款。因此，文书是否能够送达并不构成执法的障碍，仍然可以要求对方国家协助征缴税款。尽管如此，加入“文书送达”规定实际上是给予纳税人额外的保护，可能会提高税款的征缴效率，纳税人有可能按照文书的要求缴纳税款，不需要征缴协助程序。通常来说，文书送达最简单的方式是通过直接向境外纳税人邮寄文书。但是很多国家不允许这种送达方式，认为这是对国家的一种侵犯。我国签署《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的公约》(即《海牙送达公约》)时，出于维护我国国家的考量，对于直接邮寄送达文书提出了保留，外国的司法文书不能够直接邮寄送达给身在我国境内的当事人。因此，如何实现送达还需要通过国内法律制度予以明确。从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来看，除《刑法》对境内外协助送达文书具有相应的规定外，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并未对此加以明确，因此，一旦承担文书送达义务，我国在国内法律方面将会遇到障碍。
三、以《公约》签署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制度，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水平
（一）加快修订《税收征管法》，赋予税务机关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与更强的税收征管手段《税收征管法》的修订，不仅要立足于完善国内信息的搜集管理，更要站在国际视角，加强对跨国公司、“走出去”企业的信息管理。应要求纳税人对境内外收入、资产等进行全面申报；加强对银行信息的披露要求，明确税务机关对银行账户的监管权利，尤其是对离岸账户信息的监管权利。建立银行、外汇管理局等金融部门与税务机关的信息交换制度，提高对纳税人收入、资产、往来等信息的监控。建立纳税人信息档案库，对于存在不遵从行为的纳税人从适用优惠政策、协定待遇等方面予以限制。
（二）完善税收政策体系，以《公约》为桥梁，实现对跨国税源的有效监管修改完善个人所得税政策，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定义中国居民个人标准，结合税收协定的内容，增加以重要利益中心的居民标准。完善对来源境外所得的政策规定，增设特别纳税调整条款，减少通过居民个人进行税收筹划的避税空间。完善反避税制度。加强对受控外国企业管理、一般反避税调查、成本分摊协议的修改。
（三）完善《公约》执行法律制度，保证《公约》的顺利实施1．按照《公约》要求完善情报交换法律制度。修订《情报交换工作规程》，对专项情报请求、自报交换、境外税务检查的内容以及具体流程、文书等进行细化，有效利用情报交换手段，助推国内的税收基层实践。《税收情报交换工作规程》中的许多内容与《公约》中信息交换的内容具有一致性，但也有一些内容没有满足《公约》执行的要求，如关于情报交换涉及的税种范围、境外税务检查的执行方式与程序、自报交换的内容、专项情报交换的条件等，需要进一步明确。2．完善文书送达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送达行政执法文书，必须以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境外文书能否按照《公约》要求依法送达，不仅是履行法定义务，同时也是我国税收征管工作效率水平的体现。我国在税收征管稽查程序以及刑法的执行程序中都有关于文书送达的法律规定，但是针对境外文书的送达，有其特殊的方面，如对境外送达文书内容的审核、境外文书的送达方式、文书的语言、送达时间等，应当通过专门的法律制度予以明确。
四、为《公约》有效实施搭建技术平台，有效提高我国税收征管现代化水平
